社会治理现代化概念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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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会治理现代化概念范文

最近这几年，经常听到有人提，中国治理难在哪里？比如有人说，中国治理难在治官。这也促使我思考，究竟中国治理难在何处？我认为中国治理最难的问题之一就是：中国现在在治理上要面对现代化、后现代化叠加的问题，就是说，既要面对现代化的问题，又要面对后现代化的问题。

实际上，从治理的角度，现代化阶段主要解决的是管理问题；后现代化阶段主要解决的是服务的问题，大体上相当于我们现在讲的服务型政府和公共服务的概念。这两个阶段的焦点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是不赞同要从管理型政府或者治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这个说法的。这个说法并不严谨，中国现在要建立的应该是一个管理服务型政府，因为管理提升的任务并没有完成，如果单纯地讲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容易发出错误的信号。

“两化叠加”条件下的治理难在何处

一是致使达成社会共识的过程更为复杂和艰难。比如说可能会出现用后现代化的眼光看待关于现代化的努力，说这种努力“标准太低”“太滞后了”；另一方面，你做的关于后现代化的努力同样会有人说，“太超前”。比如，高速公路天天堵，说你滞后；高速公路修完了没有几辆车，又觉得你太超前。

其实，我们既有现代化的任务还没完成，又拉到了后现代化的阶段，如果我们思路更清晰一些有助于达成共识，但是现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并不是很清楚，还常常用后现代化的眼光看待关于现代化的努力，或者用与现代化阶段相匹配的手段处理后现代化的课题，所以无论是从宏观决策层面还是微观的角度，难度都很大。当然原因不止这一个，但这是很大的原因。

二是导致政府发展理念上错位。由于处于“两化叠加”的时期，政府的发展应该是面临着双重的任务，所以现在简单地强调从管理（管制）型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显得有点急。中国历史上积累下来的统治经验比较丰富，但在管理社会，特别是管理城市方面，缺乏足够的理论和经验积累，治理的理念才刚刚进入。当然，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的时候，地方政府忙招商引资，当时正常的情况应该是要向服务型政府方向转变的，2003年以来一直也要求地方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但是由于从上到下思路并不清晰，确实出现了在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同时，地方政府开始把招商引资的热情转向开发房地产。可见这个思路还不是很清楚。

三是不利于正确认识当前社会发展中客观存在的某些差距。我可能偏保守一点，我认为很多差距在短时间内是难以避免的，但是思路应该更清楚一点。比如现在的地区差距、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后者实际上最主要的成分还是城乡差距。比如说有一次我和西部省会的朋友聊天，他抱怨地区差距，我就问他：“你吃的穿的比我差吗？住房比我差吗？开的车比我差吗？”不差，甚至比我的都还好。那么差在哪儿？实际上不是差在个人，是差在西部整个社会结构、经济活动当中，农民、农村比例比东部高很多。如果不做细致的分析，只是不加以区分地对比，一会儿拿现代化跟后现代化对比，一会儿反过来拿后现代化跟现代化对比，就会给人以“乱”、“矛盾多”的印象，同时会不切实际地抬高要求，进而带来更多难题。

如何应对“两化叠加”的双重压力

作为一个政治学和公共管理的研究者，我要特别强调，我们要继续强化管理因素，我们的管理还要继续补课，目前重点应强调“管理-服务型”政府，逐步形成完全意义上的服务型政府，即兼顾加强管理与提升服务，“现代化”阶段的主要任务侧重强化管理，“后现代”阶段的主要任务重在扩大服务。同时，注意强化细节管理和流程管理，改变“重体制轻机制”的习惯。

加快城市化进程。虽然城市化的过程中出现了种种问题，包括土地、财政等等问题，但是当我见到媒体贬损城市化，心情总是不愉快。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还是要靠城市化解决。就像你跟西部的朋友对比，他们个人的生活可能并不比你差，差是差在农村和农民的问题上。西部农村和农民的比例比较高。这些问题还是要用后段加速，而不是降速的办法解决，中国就得有速度，中国没速度不行。要用融合而不是划界的办法，推动城市化健康提速与“精准扶贫”相结合，去积极弥补“两化叠加”所导致的社会压力和“社会断裂”现象。

在各种政府的说法当中，相对而言，我还是比较赞成“有为政府”，也就是一个偏强和积极一些的政府。但是我说的偏强和积极一些的政府，不是比现在的政府更强，比现在的还是要相对的偏弱一点，但是和其他国家的政府比起来，它还是要相对偏强一些。它的特点我个人的理解就是：职责优化、行政主导、注重绩效、规模适度、制约有力、敏捷灵活。

这里面我强调两点，一是要坚持注重绩效，虽然我不赞成搞成企业型政府，但是中国政府比较讲绩效，它拿绩效管着你，还是有效果的。另外一个是敏捷灵活，我接触国外一些同行时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经济学教授对中国地方政府的评价要好于政治学教授，尽管他们的角度也不一定全面。我就问他们对中国地方政府的好评根据是什么。他们就说中国政府很积极，做事积极想办法，反应快，很敏捷，这就可以了嘛。

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考虑公共政策整体平衡问题，避免政策指导思想的不平衡、不统一所可能带来的治理困难。看事不能只看这一个事，要考虑整体平衡，既要考虑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当中的几个主要方面的平衡问题，也要考虑纵向平衡，就是中国现在正处在现代化和后现代化几乎同步推进的这么一个历史阶段。中国发展得快，主要靠的就是这两个阶段同步推进。它是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

现在有一个说法，好像中国基础设施不能再投了，再投就过了。其实不是的，比如中国的高速公路还是没灯的，但我去过的发达国家，大多数高速公路都是有灯的。中国城市马路上的路灯也不算太亮，还有我们自来水的水平还比较低，等等。这些小事对整个平衡问题的解决很重要。

（作者为南开大学副校长）

第2篇：社会治理现代化概念范文

法制现代化模式选择法制多样

法制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发展现象，但是世界各地又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发展模式。研究法制现代化的模式，对现代化进程进行总结，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回顾发达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进程历史，更重要的是能够为我国正在进行的法制现代化提供经验和教训。从而更好的推动我国的社会变革和法制变革，更快的实现我国的现代化。我国许多学者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大量富有见地的论述，将法制现代化道路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了分类。吕世伦教授借鉴我国现代化学者对现代化道路的分类将法制现代化模式分为内源的法制现代化和外源的法制现代化。夏锦文教授在此基础上以法制现代化的动力来源为标准，将法制现代化划分为内发型法制现代化模式、外发型法制现代化模式和混合型法制现代化模式。

一、法制现代化的概述

（一）法制现代化的概念

一个社会的法制从传统人治型法律规范价值体系向现代法治型法律规范价值体系的转型变革过程。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第一从横向来看，包括法律制度的现代化和法律观念的现代化，观念现代化了，才是现代化真正实现了。第二从纵向来看，包括立法现代化、执法现代化、司法现代化、守法现代化和法律监督现代化。

（二）法制现代化的特征

法制现代化是一个历史变更的概念。法制现代化是人类法律文明的成长与跃进过程。这种历史性跃进，导致整个法律文明价值体系的巨大创新，法的现象绝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条件的发展变化而不断运动的社会现象。

法制现代化是一个民族性的概念。法制现代化这样一个普遍性的进程总是要在一个国家具体进行，在不同的国家所呈现的特点和样式并不一样，每个国家都会有体现自己民族特色的法制现代化特征。因此，法制现代化是一个具有特定民族精神的概念，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是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统一。

法制现代化是法律的理想目标和现实进程的统一。法制现代化作为一个过程体现时间的连续性和历史的承接性。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就是现代型法治社会的建构及其在生活中的实现，以现代法治国家的形成作为其终点。第四，法制现代化是法律的工具价值与目的价值的统一。法律的工具价值体现在运用现代化的法律来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社会，通过法律的治理实现法治。法治国家的形成也就是法制现代化的目的所在。

二、法制现代化的模式

（一）内发型法制现代化模式

1、内发型法制现代化的定义

内发型法制现代化是指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法制因内部诸条件的成熟而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性跃进过程。这种法制现代化模式以英国、法国等西欧国家和美国为典型。从动力来源上看，内发型法制现代化模式的动力主要来自社会内部，是因社会内部经济因素的增长和生产方式的发展所导致的社会进步对法律变革的需求。

2、内发型法制现代化的特征

内发型法制现代化是一个由社会自身条件成熟而发展起来的自发的、渐进的法制变革过程。西方法律伴随着教皇革命、宗教改革运动、罗马法复兴运动不断演进；同时，也伴随着英国光荣革命、美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逐渐成熟。从不成文法到成文法、由宪法典到民法典进而到其他部门法典，西方法律的形式化运动蔚为大观。正是在这样的进程中，西方法制逐渐展开了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内发型现代化的历史画面。

（二）外发型法制现代化模式

1.外发型的法制现代化的定义

外发型法制现代化主要是指在一国内部社会需求软弱或不足的情况下，由于一个较为先进的法律系统的剧烈冲击和强大压力，而被迫对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所实行的突变性的改革。

2、外发型法制现代化的特征

外发型法制现代化的特征在政府的目标指导下设计形成的，人为设计和建构出来的。即以国家强制力为支撑通过加强立法来人为地、有计划地创造一种现代化的社会秩序。

（三）混合型法制现代化模式

1、混合型法制现代化模式

是指因各种内外部因素相互影响形成的合力所推动的一国法律体系从传统型人治走向现代化法治的革命性变革。

2、混合型法制现代化模式特征

这种模式中存在着两方面的动力，即域外法律文化的冲击和该社会内部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方面因素的作用。并且需要内部因素和外来影响相互作用，其中，社会内部存在着的处于变化状态中的经济、政治、文化基础和条件是推动法制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根源。

通过对法制现代化概念和发展模式的阐述，我们发现，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模式，对于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其最终结果是要诞生体现中国特质的中国法律。这是一种反映了中国法律人一个多世纪的不懈追求和当代中国法制理想的中国法律，这是一种在中国法律文化与世界法律文化相交融的基础上能够与世界法律文化平等对话的中国法律。参考文献：

[1]陈如男，过曦岚.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模式探析[J].中国商界，2009（08）.

[2]张光剑.清末修律与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D].吉林大学，2008.

[3]夏锦文.论法制现代化的多样化模式[J].法学研究，1997（06）.

第3篇：社会治理现代化概念范文

论文摘要: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现代教育技术水平，纠正教育思想意识偏差，乃是当前加强高校政治理论课现代教育技术建设的首要问题，对此，必须从教育主体的现代化抓起，通过建构主义学习思想的实践教学应用，以及采取相应的发展信息化的有效措施，最终推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水平的现代化。

一、问题的提出与应用误区的分析

目前，现代教育技术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运用有了迅速发展，但是也存在有问题和误区，其主要表现为:第一，教育理念存在偏颇。传统的教育观念强调以教师为中心。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之以合作学习为中心的多种虚拟学习环境和教学模式的出现，新的集成化教育系统为人们提供了更为直接和高效的现代化教育技术手段，而人们的理念尚没有及时实现更新和转换。第二，应用网络教室和校园网的目的不明确。许多高校把网络教室这种现代化教育技术仅仅看作是一个教学手段的现代化，而没有看到有此所带来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的改革和教学方法的更新，以及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实现学习的多元化、主体化和社会化。第三，在课程信息化建设方面，技术性思维被忽视。各高校远程联机系统中，有关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数据库资源比较贫乏。

二、建构主义学习思想的借鉴和应用

建构主义的学习观认为，知识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景即文化背景下，借助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利用有意义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法获得。这里建构主义所强调的是学生对知识的主动探索、主动发现和对所学习知识的建构。诸如把多媒体网络等现代化教育技术手段运用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教学，就比较利于实现建构主义的学习环境。因为现代化信息资源和技术的应用，不仅能够极大地丰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情景，有效地促进学生该课程认知结构的形成和发展，而且也会促进现代信息技术和学科课程的整合，逐步实现教师和学生的教与学互动方式的改革。

从高校的现代教育技术发展来看，近几年来，多媒体教学已成为各个高校教学改革的热点和发展大势，它以图文并茂、声像结合、动静相宜的表现形式和非凡的视觉冲击力、表现力，能把人们对事物及其发展过程的认识引人了一个新境界。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抽象的理论概念较多，如果采取传统的方式教学不仅枯燥乏味，且有时也很难阐释清楚，而一旦采用多媒体技术辅之以图片、动画和视频传导，就会起到很好的效果。因此，借鉴并应用现代教育技术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信息化教育改革，势在必行。而作为信息化教育改革，必然会给传统教育模式下师生的思想行为带来巨大变革。一方面，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热爱网络和谙熟相关技术，能在正确把握教学信息真意的条件下，有效地对各种信息进行主体意义的加工，并通过网络技术进行有效和传递。这一过程既包括了对传统教学方式和手段的改善和改造，又包括了从学生的可接受性和学习需要出发，进行教学特色的创意设计和提高教学的效能。另一方面，作为学生，要确立在现代网络化环境中自主、自觉学习的新理念，根据自己的实际水平和学习方式自主地选择性学习，锻炼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构建智能导师系统寻求教学帮助，或通过网络对学习进行反馈，培养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正确获取和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推进高校政治理论课信息化的有效措施

(一)统一规划，逐步形成工作系统

要建立由主管部门统一规划组织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软件设计开发系统。首先，设计开发软件必须走规模化大兵团作战之路，集中资金、人力和物力，克服和纠正各自为战、效益低下的局面;其次，要根据教育教学改革的需要，制订有针对性的、目的明确的科学开发规划，克服随意性;再次，要采用以系统为中心的开发模式，组建一支由政治理论课的学科专家、教师、教学媒体专家、教育心理学家、教育软件制作者等多方面专家组成的研发团队;另外，要注意引进和培育市场，有机地吸收大公司或企业的资金和技术，给教育软件发展注人活力。

(二)建设数字化教育信息资源库

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信息工程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要建设数字化教育信息资源库和建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信息网络中心。一方面开发数字化网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信息资源，开展多媒体教学和网络教育服务，以解决可能制约高校网络化教育发展的“瓶颈”问题。另一方面建设现代化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验中心，为信息化课程的开发和教学实验提供技术支撑，同时也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提供快捷的信息化服务。

(三)聚合各种资源，创建学习资源中心

在信息社会里，随着多种教学媒体的发展与应用.学习资源已由单一的图书馆扩展到多种多样的媒体形式，而对于这种多种媒体存储的资源中心，我们通常称之为学习资源中心。这样的中心不是单纯的某种设备或资料，而是各种媒体、资料的集合存放和使用，需要进行一种全新的系统设计。因此，要大力挖掘和汇聚各种信息资源，如建立与校外相连接的校园网络系统、开展高校之间的合作交流、打造现代技术信息的教育联盟等等。

第4篇：社会治理现代化概念范文

关键词：社会转型;转型风险;风险治理;复合治理模式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7-0031-03

当下，中国正处于快速转型期，也是转型的深水期，中国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其复杂性是难以想象的。社会结构转型和体制转轨引发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全面转型，社会难以适应，出现社会转型病症，结果便是风险共生的局面，严重影响社会的良性运行。风险倒逼改革，从社会转型的国情出发，准确诊断我国转型风险的成因及特点，建构关于风险的全方位的现代化复合治理模式已迫在眉睫。

一、社会转型与社会风险的概念界定

社会变迁是人类社会的内在特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式之一。而每一次大的社会变迁都是一次社会转型。因此，转型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具有普遍性。事物发生转型必将导致事物的运行方式、内在结构发生变化，“转型是指事物从一种运动型式向另一种运动型式过渡的过程。转型既包括事物结构的转换，也包括事物运动机制的转换。”[1]所谓社会转型是“指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机制从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转型”[1]。从社会转型的定义可以看出，每一社会在发生深刻社会变迁时，都将面临社会转型。本文所指的社会转型是中国现代化的社会转型过程。从广义上讲，中国现代化的社会转型过程从1840年即已开始，到目前为止，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840年――1949年的探索阶段，这一阶段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阶段是1949年――1978年的慢速转型阶段，为快速转型奠定了一定基础;第三阶段是1978年至今的快速转型阶段，实现了中华民族的迅速腾飞。本文所指的社会转型主要是指第三阶段的社会转型，是指从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总体性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多元社会的转型，是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的转变过程，即“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2]。中国社会转型的加速制造了大量的转型风险，而当下正是风险变为现实问题的“矛盾凸显期”。

风险意味着损失的不确定性，是指“具有一定危险的可能性，是没有发生的灾难，预示着可能面临的具有不确定性的危机状态和灾难性危险，这既是人们的一种主观臆测，但是发生后又是一种客观事实”。相较风险而言，社会风险强调的是风险的社会性和制度性，“是指社会系统运行存在潜在的不稳定因素，这些不稳定因素在一定条件下会破坏系统的稳定，导致系统的瓦解，最终形成危机”。①

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的加速期，从国内外形势而言，这一时期既是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又是“矛盾凸显期”。直面风险，在我国现代化的社会转型过程中认识和分析风险，通过建立复合式的现代化风险治理模式，提高我国应对和抵抗风险的能力。

二、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及其风险问题

我国社会的发展与社会转型有内在的联系，转型是中国变革和发展的主线和动力源。中国正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过渡时期，社会各方面无不受到转型力量的影响和塑造，从这一层意义上讲，中国社会是一个转型社会。快速转型的中国社会的鲜明特点是复杂性、两重性、过渡性和不确定性，发展与风险并存，社会转型过程伴随着社会风险。

现代化转型过程的起因及其风险问题。植入式现代化转型过程，意味着我国的社会转型是被动开启的，是受“外扰动”刺激发生的，是非原生型的，所以才有李鸿章“中国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植入式现代化转型过程是我国社会风险的总源泉。具体表现如下，首先会造成一种发展“不适应症”。植入“现代现象”需要中国本土对其适应，但我国具有独特的民族传统、社会文化和价值体系。于是，便有了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西之间的冲突，这两种冲突便是“不适症”的表现。这两种冲突成为当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不同领域中的风险因子，产生了众多的社会问题。其次“植入式”的现代化转型使我国受到外在的“迟发展效应”的影响和制约，使转型风险更具复杂性。这种迟发展效应给我国带来最大的影响是发展道路和战略目标难以选择，赶超心理难以克服，无法按照自然的演进变迁过程制定政策。“迟发展”意味着只能通过“压缩”的发展方式才能实现赶超。这给我国带来的阵痛无法估量，潜在的风险无法预测。另外迟发展效应给中国发展构成了双重制约：一是制度和理念层面的制约;二是话语建构形成的制约。这双重制约为中国在发展的向度上强设了一种规范标准，这种标准意味着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面对的是三个世界的“共时性问题”，即中国所处的“发展中世界”、西方提供的“现实未来”的现代世界和“话语未来”的虚拟世界。这三个世界的问题在中国转型的过程中都要考虑，所以，中国的风险问题比任何一个国家更具复杂性和难预测性。最后植入型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会造成三种转型风险。第一种是由于中西、古今在物质生活方面的巨大差距，会使人们形成强烈反差，造成盲目风险;第二种是社会运行失控风险，由于转型中结构的脆弱性，一旦遇到挫折很容易造成社会运行失控;第三种是连锁反应风险，植入式的现代化转型过程，是一种全面的转型过程，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需要在本土特点的基础上做出适应和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矛盾和问题的连锁反应增加了我国转型的风险。

我国社会转型的主要内涵及其风险问题。我国社会转型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社会结构、社会运行机制以及价值观念体系。一是社会结构转型与经济体制转轨同步启动引发风险共生问题。社会结构主要是指“一个社会中社会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制度化和模式化了的体系。社会结构转型就是不同的地位体系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型”[2]。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发展，最大的特点是社会结构转型与经济体制转轨同步进行。这种双重转型给社会带来的改变短时间内是无法完全协调的。旧的结构体系被打破，但是新的体系和机制无法在短时间内形成，出现社会失范现象，例如贫富差距过大、信任危机、道德失范、环境污染、官民矛盾加剧。

二是社会运行机制的转型及其风险问题。所谓社会运行机制是指“影响社会运行诸因素相互联系的方式，以及这些因素对社会运行产生影响的作用原理和作用过程”[1]。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运行机制会随之改变，缺乏稳定性，同时，不同种类的社会运行机制转型的速度和深度不同，会出现摩擦，进而产生风险。从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总体性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多元分化社会转型之前，社会系统的一切归国家掌管，不存在独立于国家的社会领域，所以缺少产生风险的制度环境，更缺乏产生风险的心理条件。经济体制转轨带动社会结构转型，不同功能领域的社会运行机制开始出现新的动态。社会动力机制由转型前的靠国家动员、成员自觉变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竞争原则;社会整合机制由原来的单位制和身份制变为以利益为准，社会关系市场化、货币化;社会控制机制在转型前主要是靠传统权威和感召权威，人大于法，而在转型期，法理权威开始慢慢登上舞台，但是人治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出现人治与法治共舞的局面，两者的矛盾和冲突不断;经济体制的转轨由经济的核心区域深入教育、医疗、卫生、住房等社会保障领域，社会保障领域的市场化过程把全国人民抛向了市场，受益的大部分是体制内成员，造成现在的官民矛盾。

三是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及其风险问题。价值观念的转变预示着社会转型以深入人心，对整个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起初是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价值观念不断发生变化，但是，已变化的价值观念会对社会转型产生推动或制约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在价值观念方面的转型突出的表现在中西和古今文化的冲突，可谓是“多元并存，新旧交替”。我国犹如一块“压缩饼干”，传统、现代、后现代的文化价值观念呈现一种复合性和共时性的特征。转型过程中，既有传统的、保守的价值观念的继续存在并阻碍新的价值观念的形成，也有伴随着现代化转型过程形成的新的价值观念，同时更大的文化风险在于价值观念的真空，即新旧价值观念并非是无缝对接的，当旧的、传统的价值观念在遭到破坏时，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新的价值观念并未形成，出现价值真空。价值观念在社会转型中的这三种表现以及它们的相互影响成为当下文化风险的主要根源。如果说计划经济时代是以集体观念为中心的总体性社会，那么改革开放以来则是以自我观念为中心的多元化社会，而且这种自我观念更多的是自利观念，这无疑会给整个社会带来风险和威胁。

总之，植入式与外生性的转型起因、社会转型的主要内涵加上转型社会自身具有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脆弱性，造成社会整体的结构性断裂、社会失控，是当下我国风险共生的源头，这为我们科学应对转型风险提供了条件。

三、建构应对中国转型风险的复合治理模式

风险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伴随，有发展就会有风险，无法逃避，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期，转型风险时刻存在。所以，我们应该看到风险的普遍性和两重性，正确认识风险，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之，“减缩社会代价，增促社会发展”。转风险为发展机会，科学的治理风险，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风险态度和意识方面;二是科学的风险管理方面;三是从社会转型入手，以科学的转型发展观化解转型风险。

首先，培养公众面对风险的正确态度，强化公众的风险意识。当对风险进行清晰的考察后，面对风险的态度就成为治理风险的出发点，没有正确的风险态度和意识，就无法制定正确的风险治理策略。面对风险主要有两种心态：一种心态是盲目乐观，很多专家系统持有这样的心态;另一种心态是极度悲观，不能认识风险的实质。上述两种心态都是不正确的，是对正确治理风险的威胁。所以应该加强对公众的风险知识普及，强化风险教育，进而使公众形成积极、健康的风险认知，具有一定的风险预测能力，最终能够培养起公众的风险反思能力。另外，提升公众的风险反思能力还会有一系列的“潜功能”，例如，提升公民的话语权，培养公众共建社会的主人翁意识等等。总之，正确的风险态度与风险意识有利于社会的良好发展和进步。

其次，认识和提升国家在风险管理中的作用，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治理转型风险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认清国情。中国式社会转型是国家推动和主导的，国家力量的存在是社会顺利转型的保障。据此，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国家在治理转型风险中的主体地位，提高国家在治理风险中的有效性。建立起以国家为主体，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风险治理体系。同时，应充分发挥国家在风险分配中的作用，使风险分配更加公平，还应该突破民族―国家的界限，共同合作，应对风险。

另外，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是治理风险的重要保障。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应该包括以下三部分：风险监测、评估、预警和报警部门;风险管理部门;风险制度建设。对风险的治理我们应该以规避风险为第一选择，所以建立科学的监测、评估、预警和报警系统在治理风险中至关重要。同时应该成立风险管理部门并提高它们的抗御风险能力，一旦社会风险转化为现实问题，风险管理部门应该做好“善后工作”，以将风险的危害降低到最小。治理风险应该制度化，只有建立起完善的风险治理制度体系才能使社会各方面发挥最大功用，用合理的制度为社会转型保驾护航。

第三，从社会转型过程入手，以科学的转型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的良好发展，从根本上减少风险。从1840年开始的中国社会转型过程，是被动开启的，是植入型的现代化过程。所以，从那时起，摆在中国眼前的任务是分析西方社会为什么比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程度高、找到中国社会落后的原因以及如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以，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一种“赶超转型”，发展主义将主导中国的转型过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使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但是也使“发展”绝对化，偏离了科学发展的轨道，社会被拖着向前走。所以如若从根本上治理风险，就应该转变发展观念，以科学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的同步发展，弥合因不科学的发展带来的结构断裂，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四、结论

中国“植入式”和“压缩式”的现代化转型过程决定了中国转型风险的共时性和复杂性。但是，我们面对转型风险，应该避免盲目悲观和极度乐观的态度，认识其普遍性和双重性，通过转变“经济驱动型”的发展观念，在“社会驱动”的发展观念指导下，进行科学转型，并辅以复合式的风险治理体系，进而由里及表，由内及外，内外结合，从根本上化解转型风险，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第5篇：社会治理现代化概念范文

[论文摘要]实践的需要和理论的推动,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区域行政逐渐向区域公共管理转变,这种嬗变,开启了公共管理研究的新视角。区域公共管理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

著名行政学者理查德·J·斯蒂尔曼二世说:研究公共行政必须研究它的生态问题。按照韦伯斯特词典的解释,生态学是各种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的各种相互关系。J·W·别斯指出生态学这个词源于希腊语oikos,意为房子或家,经济和经济学也有相同的词根,经济学和生态学有许多共同点,但生态学的含义更广泛。它涉及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的全部相互关系。”〔1〕美国著名学者利格斯(FredW·Riggs)1961年就提出了“融合型、棱柱型、衍射型”行政模式,开创行政学研究的一个新途径。我国现阶段的行政环境是制约和影响行政管理的重要因素,同时又是行政管理的改造对象,并为行政管理的实施提供条件。故此,我们应努力使行政管理和行政环境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生态环境的变迁,传统行政学历经了向现代公共管理学范式的重大转变。迈入21世纪,区域行政面对的是一种全新的行政生态环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区域公共管理这种崭新的制度安排应运而生。这种转变很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21世纪中国公共管理面对的最大挑战莫过于区域公共管理的挑战,处理好和解决好了系列区域公共性问题,和谐社会的发展愿景就不再遥远。”〔2〕区域公共管理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作为一个新的理论和实践课题,陈瑞莲认为,在我国有关区域公共管理(行政)研究的著述尚较为零散,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学者社群尚未成形。但是,在当前一个不争的事实: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并研究区域公共管理的相关内容。无疑,加强区域公共管理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有学者说,“研究任何一种理论,都必须首先弄懂它所使用的基本术语。对于了解一种新的学术理论,弄清楚它所使用的新名词的正确含义,就尤为重要了”。〔3〕区域公共管理是个复合概念,其中“区域”和“公共管理”是其两个核心概念。

一、“区域”概念众说纷纭及其公共管理视角的界分

区域(region)是一个多侧面、多层次且相对性极强的概念。人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观察、分析和理解各种不同的区域。研究视角和内容不同,对于区域的界定就有所不同。在社会科学丛林中,最早研究区域的学科是地理学,地理学把区域定义为地球表面的地域单元,这种地域单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内部组成物质的连续性特征与均质性特征来划分。《牛津地理学词典》中,“区域是指地球表面的任何一个单元,它以自然或人文特征而有别于周围的地区”。〔4〕经济学将区域视为由人的经济活动造成的、具有特定地域特征的经济社会综合体。埃德加·M.胡佛说,“所有的定义都把区域概括为一个整体的地理范畴,因而可以从整体上对其进行分析”,“把区域作为一个集合体,……这一集合体对于管理、计划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必须的。最实用的区域划分应当符合行政区划的疆界。”〔5〕政治学把区域看成是国家管理的行政单元,与国界或一国内的省界、县界重合;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者对区域的解读,往往侧重从一种更为宏观视角来讨论区域的内涵和外延。米特尔曼提出三个不同层面“新区域主义”分类法:宏观区域主义、次区域主义和微观区域主义。在“区域”的多种释义中,可以看出:区域有多种分类,系统性或整体性是区域的共同特征;区域的概念是相对的,可以依据不同视角有多种划分;区域是变化的,应以动态的眼光来观察它。实际上区域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很难给出一个公认的定义。本文是从公共管理学科角度来进行研究,基于此视角,区域应如何界定?有学者认为:区域是“一个基于行政区划又超越于国家和行政区划的综合性概念”。〔6〕另外,从四个纬度对区域公共管理要研究的“区域”做类型学上的分析:公共管理意义上的经济区域、行政区域、自然地理区域和公共管理中的“问题区域”和“边缘区域”。〔7〕笔者以为,不论对“区域”进行怎样的界分,从公共管理学科角度看,区域实际上是按照公共物品为标准划分的有限空间范围,是拥有相同一领域或多领域公共物品的域场。在这里区域不是一个地理范畴而是一个以公共物品(或者公共事务、公共问题、公共利益)为标准形成的同质性域场,并不绝对与行政区划相一致。

二、公共管理研究的新视角:区域行政向区域公共管理范式的转变

要讨论区域行政向区域公共管理的转变,首先要了解区域行政的发展背景、内涵等基础知识。区域行政问题与行政区划密切关联。学者刘君德在他主持的《中国行政区划的理论与实践》等论著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行政区经济”概念,并分析我国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在我国的行政学界,宋月红在国内首次使用“区域行政”的概念,作者从行政区划、行政区域与区域行政的关系角度进行研究,但这是一种狭义的或传统意义上的区域行政范畴。〔8〕陈瑞莲、张紧根在《公共行政研究的新视角:区域行政》一文中,正式提出广义的“区域行政”概念。〔9〕随着实践的推动和理论的发展,区域行政向区域公共管理转变。在学界,最早使用过“区域公共管理”概念的只有清华大学的刘锋和中山大学的陈瑞莲,二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进行论述。刘锋运用新公共管理、区域创新系统、区域核心竞争力、支持系统等理论对区域管理进行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研究与本文所关注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有很大的差别,它并不是真正从公共行政学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而是从区域地理学的角度将创新理论引入到区域发展中去。〔10〕陈瑞莲教授是我国研究区域行政和区域公共管理的典型代表,她在此领域的论述,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三、区域公共管理的内涵、理论支撑

区域公共管理是个复合概念,前文已经界分了公共管理视阈中的“区域”。对于公共管理的概念,无论是对其内涵把握还是基本体系的构成,都还在探讨中。王乐夫教授认为,“所谓公共管理,即公共部门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社会活动。具体地说来,是公共管理主体为了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利益,运用公共权力的公共事务施加管理的社会活动。”

〔11〕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不同,公共管理的主体不仅包括行政管理中的政府还包括其它的组织和第三部门组织等。公共管理主体着眼于社会发展长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来开展其基本活动;同时,它更多采取的是多元化和复合型的集体行动,以共同的目标基础,通过协商的方式达成。无庸讳言,现代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综上所述,区域公共管理是区域行政随着实践的需要,在治理范式上不断成熟的产物。笔者认为,所谓区域公共管理,即是指以区域政府组织和区域非政府组织为主的多元主体(区域公共管理部门)为了解决特定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或其它方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区域公共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间交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区域公共管理之所以“应运而生”,从根本上说,区域公共管理发展的动力来自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或者说,除了实践的需要外,理论的发展和推动也是非常重要的。区域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除了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外,还有公民社会理论、现代治理、网络治理理论和善治等理论。公民社会,也被称为市民社会或民间社会。关于公民社会的定义,不同的学者根据不同的研究视角形成了种种不同的公民社会定义。这些定义归纳起来可分为两类:国家与社会二元结构和国家、经济与公民社会的三元结构。关于公民社会的结构要素,不同学者对其强调的重点不同。就中外学者取得的共识来看,公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及其特征主要有以下四个:一是私人领域;二是志愿性社团;三是公共领域。除了公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外,公民社会还具有自己的基本价值原则,大体说来,这些基本的价值原则包括: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公开性、开放性、法治原则。

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引发治理和善治理论的产生。从1989年世界银行首次提出“治理”以来,“治理”概念被广泛使用。在治理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治理有失败的可能,为完善该理论,随后善治进入学者的视野。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最佳关系。善治有如下要素: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区域善治是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中一个战略管理问题。

[参考文献]

〔1〕理查德·J·斯蒂尔曼二世.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26.

〔2〕刘亚平.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间竞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序言)1.

〔3〕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

〔4〕梅休.牛津地理学词典〔K〕.上海: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2001:354.

〔5〕胡佛,杰莱塔尼.区域经济学导论〔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2:220.

〔6〕陈瑞莲,张紧跟.公共行政研究的新视角:区域公共行政〔J〕.公共行政,2002,(3).

〔7〕陈瑞莲.区域公共管理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5-8.

〔8〕宋月红.行政区划与当代中国行政区域、区域行政类型分析〔J〕.北京大学学报,1999,(4).

〔9〕陈瑞莲,张紧跟.公共行政研究的新视角:区域公共行政〔J〕.公共行政,2002,(3).

第6篇：社会治理现代化概念范文

关键词：现代性；中国语境；本土价值；科学发展

中图分类号：D6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02-0017-03

从大历史和长波段的视角看，现代性作为一种描述社会发展普遍特征的术语，概括和总结了人类社会工业化阶段以工业文明为代表的社会发展形态的基本规定性。对于这一概念演进过程以及内涵的探讨，为现代化的地方性制度实践提供了研判基本问题的基准和尺度，尤其对于当代我国社会发展总体样貌及趋势的探讨，扩展了中国特色现代化实践的一般价值，也为解决本土性困境提供了富有创新意蕴的改革方案。

一、现代性及其言说

现代性是一个“简单却又无比令人困惑的问题”。[1]纵观人类的现代化史 ，“现代性”的言说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1.从历史层面上看，现代性是一个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和时间意识的概念。人们普遍认为现代性起源于西方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它最初是指西欧国家从文艺复兴到大众传媒的崛起这段历史；从欧洲中世纪封建统治结束后延续至今的西方社会形态是典型的现代社会。卡林内斯库认为：“只有在一种特定时间意识，即线性不可逆的、无法阻止地流逝的历史性时间意识的框架中，现代性这个概念才能被构想出来。”[2]25从这个意义上讲，“文艺复兴是一个新的历史周期的开始，它完成了在意识形态上与时间的一种革命性结盟。它的整个时间哲学是基于下述信念：历史有一个特定的方向，它所表现的不是一个超验的、先定的模式，而是内在的各种力之间必然的相互作用。人因而是有意识地参与到未来的创造之中。”[2]337这说明，现代性内蕴着历史的进步性和时间的不可逆性。一方面，现代性表明一个不同于过去的时代，它标志着一个时期的当前性；另一方面，现代性意味着适应现时，因此也带着无可置疑的“新颖性”。

2.从社会层面上看，现代性指社会的一种类型或模式。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指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3]它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与现代化过程密不可分。处在现代性状态的社会被称作现代社会（modern society），一个社会演变成为现代社会的过程就叫现代化（modernization）。就现代化的过程来看，世俗政治权力的确立和合法化、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工业化过程、传统社会秩序的衰落和社会的分化与分工以及宗教的衰微与世俗文化的兴起，都深刻地反映了现代社会的形成。因此，现代性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过程和结果，它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不同层面。社会理论家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滕尼斯、帕森斯及吉登斯等都从不同方面揭示了现代社会的制度性特征，如由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由特殊主义到普遍主义、由礼俗社会到法理型社会以及由宗法等级制向市场制度的转变等等。

3.从文化层面来看，存在一个与社会范畴相对立和分裂的美学的现代性。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对两种对立的现代性，特别是美学现代性的产生、核心和特征作了深刻的揭示。他认为，两种现代性的深刻分裂在于：一个是理性主义的，另一个是强烈批评理性的；一个是富有信心和乐观主义的，另一个是深刻怀疑并致力于对信心和乐观主义进行非神秘化的；一个是世界主义的，另一个是排他主义或民族主义的。总之，社会领域的现代性从社会上讲是进步的、理性的、竞争的、技术的；美学现代性从文化上讲则是批判与自我批判的，它致力于对社会领域现代性的基本价值观念进行非神秘化。

4.就心理层面而言，现代性是指对客观历史巨变的一种特定的体验，即一种关于时间和空间、自我和他人、生活的各种可能和危险的体验。伯曼把这种体验称之为现代性。据此，伯曼将现代性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现代性体验的懵懂阶段（从16世纪初到18世纪末）、现代性体验的矛盾和两分阶段（始于18世纪90年代的大革命浪潮）、现代性体验的世界化和无根阶段（20世纪至今），每个阶段由于体验的不同又有着各自不同的特征。

5.从精神层面来看，现代性是一种精神气质。现代性是对过去的挑战和与传统的决裂，它暗含了否定、怀疑和批判的精神气质。在福柯看来，所谓“现代性”，作为一种哲学的态度而不是时期的概念，恰恰就是那种以反讽的方式将这样的“今天”英雄化与神秘化的精神气质，“它可以被描述为对我们的历史时代的永恒的批判”。[4]因此，作为文化精神的启蒙，现代性就是通过对传统的否定和批判，由启蒙运动确立起一种新的时代意识和社会理想。它树立了人们对理性、知识、科学的信仰，让人们相信理性是衡量一切是非的标准，相信知识和科学的历史进步性。

通过以上对现代性不同层面的描述和解释可以看出，现代性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内容的具有内在张力的总体性概念，它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历史地变化着，它具有多元异质性、开放流动性的特征。可以说，现代性是理论与实践、事实与价值、确定与流变的统一。

二、本土语境与现代性困境

诚然，现代性是一个源于西方的概念，作为一个西方概念，它显然有谈论该问题的西方语境，这似乎与中国有没有现代性并无关系。但是，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任何概念都是某种语境的产物，而这同时也意味着，只要类似的语境出现，相关的概念也会应运而生。”[5]从实践上看，这种源于西方的现代性概念伴随着全球化发展而向全球范围内扩张，但是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当代文化并没有储备起能够解释全球化背景下的人类文化转型的文化理论，即使是当代西方的现代性，本身也存在着一种通过融入非西方文化的创造性转换从而实现从西式的现代性提升为全球现代性的历史性转换。因此，“对于非西方国家特别是中国这样典型的非西方国家来说，实现自身文化的现代性转型，早已被看成全球现代性建设不可离弃的资源，看作是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不断通过文化上的适应性调整而共同推动全球人类文化的当代转型的过程。”[6]

现代性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确立已经成为事实。而人们在享受现代性的成果时，现代性所蕴含的启蒙与野蛮、生存与毁灭的现实悖论也“将我们所有的人都倒进了一个不断崩溃与更新、斗争与冲突、模棱两可与痛苦的大漩涡”。[7]乌尔里希·贝克与吉登斯用“第二次现代性”表达了对现代性困境的自觉反省，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更是通过对现代性的解构和重写来宣布经典现代性的寿终正寝。总之，矛盾重重的现代性正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在此背景下认真反思中国本土的现代性问题，就显得十分必要。

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现代性困境逐渐转显现出来，并呈现出了二律背反式的悖论。一方面，中国必须努力发展经济，没有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物质财富的巨大丰富，就根本谈不上中国的现代性；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在一段历史时期内过于强调经济的增长，而忽视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发展，又使中国的现代性充满了矛盾与分裂。但是，在当代中国，“现代性是现代主体和现代社会根深蒂固的、安身立命的内在支撑”，[8]因此，我们又必须努力完成“现代性方案”。正是这种理性与价值、发展与代价、和谐与冲突的内在悖论，使中国的现代性陷入了难以回避的困境。

1.社会的现代性困境。现代性的后果之一就是社会风险。长期以来，我们虽然注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却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人民内部利益矛盾的摩擦和冲突，忽视了对一些社会矛盾的妥善处理，结果陷入了异常复杂的社会风险之中，并导致了政府的治理危机。在我国，社会风险总体上呈现出以下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改革开放后积累已久的传统的社会风险仍旧严重，难以化解。诸如人民深恶痛绝的贫富两极悬殊、官员腐败、干群冲突以及各种食品安全问题等，这些传统的社会风险久难治理，反而呈现出日益扩大化的严重趋势。二是新的突发性社会风险层出不穷，难以预测。从多起反野蛮拆迁的自焚事件，到各种矿难事故频频发生，从幼儿园与小学生安全事件，到近期“公交凶杀案”，这些重大的无一不表明中国官民矛盾、恐怖袭击和劳资冲突等新的社会风险越加普遍且剧烈。更令人忧虑的是，传统的社会风险与新的突发性社会风险相互缠绕，形成了一个混乱的“风险场”，这无疑加大了中国社会风险的治理难度。一旦这些社会风险得不到及时而有效的治理，并且越积越深，就有可能造成社会矛盾的激化和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矛盾的尖锐冲突，并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

2.环境的现代性困境。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人类繁衍和生存发展的绝对前提，没有自然界的馈赠，也就无所谓人的存在与未来。然而，现代社会却以发展经济为由，借助强大的科技力量，通过不断地索取自然资源、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平衡，使自然界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人为破坏，古老的“天人合一”境界成了现代人遥不可及的诗意想象。长久以来，那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使中国的生态环境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正如恩格斯所言，“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9] 2010年年初，中国西南地区百年难遇的严重干旱，同年3月席卷全国21个省区的沙尘暴以及7月松花江污染事件，皆与一些地方为了经济效益而盲目地滥伐、滥牧、滥用水资源和滥占耕地有莫大关联。总之，盲目追求经济发展所造成的自然界对我们的一系列报复，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不能承受之重”。这也预示着，中国要摆脱环境的现代性困境，就必须彻底转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3.个体人的现代性困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和践行，既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革命，又不啻为一场影响深远的人学革命。但是，市场经济对人的发展影响毕竟是双重的：一方面，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使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经典现代性观念日益深入人心，独立自主、敢于创新、锐意进取的现代性精神也被当代中国社会广泛接受；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的人际关系都纳入强调自我利益、自我优先权的模式，而市场经济所造成的经济繁荣，又使人们陷入对物质需求和感官享乐的极度依赖，人成了无可奈何的“经济人”、“功利人”。再者，当代中国在经济层面始终未能摆脱政府权力过度地介入资源配置的状态，这就使中国的市场经济具有一定的权力性、投机性色彩。在此背景下，社会关系变得更加理性和冷酷，裸的利益关系、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丛生。社会关系的普遍物化，使人与人关系的普遍疏离。于是，个人的无意义感，即那种觉得生活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感受，成为根本性的心理问题，这些就是当代中国在个体心灵层面正在遭遇的现代性困境。

三、和谐社会是现代性重构的价值与路径

现代性的三重困境已经迫使人们反思中国现代性的重建问题。在当代中国语境下，所谓现代性重建，就是要建构一种既能享受现代性的成果，又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现代性的风险和代价，并且符合中国国情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在实践上既不同于西方的经典现代性，也有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性模式，但是它又能汲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现代性成果及建设经验。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我们要构建的现代性应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性。

1.“科学发展”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基本准则。传统发展观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注重片面的经济增长，把经济的发展当做医治一切社会矛盾的“灵丹妙药”；二是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把自然界当作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任意掳掠资源的工具，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紧张对立的关系。这样的传统发展观导致我国现代性陷入种种困境。而科学发展观摒弃了落后的传统发展理念，为中国现代性的重建开辟了广阔空间。坚持以人为本，是消除人的现代性困境的根本出路。“以人为本”中的“人”，是既有物质需求又有精神追求的人，因此，坚持以人为本，要求我们既要努力改善民生，尽早实现共同富裕，又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精神上主动关心人，给人以人文关怀。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消除环境的现代性困境的基本要求。科学发展观既强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建设，又坚持生产方式的转变，走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坚持统筹兼顾，是摆脱社会的现代性困境的根本方法。通过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利益，妥善处理好城乡二元对立、贫富两极分化、劳资纠纷等当前突出的社会矛盾，协调好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维护社会的良好秩序。

2.“本土特色”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民族场域。现代性并不等同于西方化，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性是多元的。艾森斯塔特认为，“多元现代性最重要的意义之一是，现代性与西方化是不相同的，西方式的现代性不是唯一‘真实的’现代性。”[10]38正因如此，“现代性的历史应当看成是多种多样的现代性文化方案和多种多样的具有独特品质的制度模式不断发展和形成、建构和重新建构的过程。”[10]91中国特色现代性的提出主要是基于以下三点考虑：一是中国异于西方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政治理念要求中国在社会结构上不能照搬西方经典的现代性模式，而应该开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性发展模式。二是中国异于西方的文化传统、思维习惯和社会理想决定中国在文化心理上不能全盘接受西方具有理性主义传统的现代性，而应该兼容并蓄，塑造出一种融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于一体的新现代性。三是改革开放后，中国遭遇的与西方相类似的现代性问题要求中国既要吸取西方现代性的经验教训，又要独辟蹊径地开创出符合时展潮流、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总之，中国特色现代性的提出，不仅坚持了中国现代性重建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的基本前提，而且彰显了中国超越西方现代性模式的理论自觉和民族信念。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成就，进一步为中国现代性提供新的意义。

3.“和谐社会”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的价值目标。当前，中国正处于严峻的社会矛盾凸显期，来自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诸多领域的风险层出不穷，交织并存，对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构成了巨大威胁。当社会风险成为中国最现实的现代性困境时，与“风险社会”相对应的“和谐社会”的提出，无疑为我们超越风险社会和重建中国现代性明确了理论导向和价值目标。当然，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我们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采取有效的措施使其由可能转变为现实。就中国社会风险现状来看，和谐社会的构建应该重点解决两大社会问题：一是社会主义民生问题。民生问题事关人民的切身利益，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内容。具体说来，就是要努力解决好当前人民最关心的贫富差距、房价调控、医疗改革、教育公平、社会保障等热点民生问题，使人民群众各尽所能、各得其所、人尽其才，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居有其屋、衣食无忧。二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问题。近年来，我国突发性频繁爆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缓慢。一方面，政府官员的权力行使得不到有效监督和制约，官员的“事后寻租”尚未得以根治，官员的“事前寻租”的腐败现象却日渐兴起。另一方面，人民群众的各种意愿除了诉诸互联网和个别媒体，尚缺乏直接畅通的表达渠道，而群众正当的上访、举报等合法的民意表达又常常受到忽视，致使人民群众的许多合理利益诉求得不到有效解决。其结果往往造成官员的腐败现象治标不治本，人民群众的民利难以得到尊重和保障，从而导致官民之间缺乏互信，官民矛盾越积越深。从根源上看，预防和治理风险环生的突发性，离不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只有在高度的民主政治下，扩大人民群众民主的有序的政治参与，维护人民群众的民利和对政府的监督权利，才能规范政府行为，转变政府执政方式，重塑政府与民众以互信为基础的良性互动关系，最终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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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S.N·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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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社会治理现代化概念范文

城市治理需要有新思维。

过去37年中，中国城镇人口从1.7亿上升到7.5亿，城市数量从193个增长到653个，城市发展可谓波澜壮阔。但随之而来的交通拥堵、人口膨胀、房价急升、城市污染等问题日益严重，“城市病”现象困扰着各地城市的发展。

因此，2015年底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套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备受瞩目。而这次会议提出的顶层设计令人耳目一新，亦为未来城市发展指明了方向。

“城市治理”的概念首次出现在顶层设计之中，会议明确指出要“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完善城市治理体系，提高城市治理能力，着力解决城市病等突出问题，不断提升城市环境质量、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竞争力，建设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提高新型城镇化水平，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

“尊重城市发展规律”，这显然是有的放矢。之前城市化快速发展中，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开发新城新区，尤以“大广场”、“大社区”最令人诟病，“千城一面”的现象也使地方城市失去了自己的特色。因之，会议着重指出“必须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端正城市发展指导思想，切实做好城市工作。”

除了理念，还有措施。会议从“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统筹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动力”“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系统、清晰地阐释了城市未来建设“以人为本”的思路。

其中，多次指出要尊重市民意见，扩大公众参与环节，比如在规划方面指出要“邀请市民共同参与”，比如在治理方面，更鲜明地提出“要提高市民文明素质，尊重市民对城市发展决策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鼓励企业和市民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城市建设、管理，真正实现城市共治共管、共建共享。”

会议更多次阐释了城市文化：“要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保护好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要结合自己的历史传承、区域文化、时代要求，打造自己的城市精神，对外树立形象，对内凝聚人心”“留住城市特有的地域环境、文化特色、建筑风格等‘基因’”。

第8篇：社会治理现代化概念范文

关键词：城市现代化；社区建设；公共精神

一、现代城市社区建设和公共精神培养的价值关联。

社区是我国城市管理实施“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行政框架内最基层单位，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和户籍制度的改革，地域界限打破，人口可以自由流动，基层单位实体渐渐分化和消解，原来传统的“单位人共同体”“地域人共同体”已渐渐变身为“社区人共同体”。 现代社区共同体是由来自于不同地域环境和行业的具有不同价值观念的差质人口所组成的， 特别是长沙作为省会和中部发展快的城市，吸引了来自于各地、州、市和全国各地的人才定居或参与长沙现代城市的建设，这些不同异质的人共同生活在同一社区，因为个体差异降低了邻里关系情感认同，增加心理上误会和矛盾，其认同危机影响社区共同体建设。加之社区行政化倾向导致居委会工作模式成就、工作方法简单，社区居民大多是在不了解前提上被动性参与社区事务，随意性大，导致居民对社区事务参与意识淡薄，社区公共精神上弱化和忽视，影响社区公共精神提升。

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各级部门越来越受重视社区建设。在城市化进程中，长沙城市化快速发展拆解原有的地域关系纽带，单位集体记忆和情感归属日渐远去，个人与社会关系网络发变化。为适应长沙新形势社区建设需求，培育社区公共精神以促进社区建设与和谐发展，进而提高长沙市基层社区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此课题研究具有重要实际意义。

二、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概况

（一）西方：学术界针对社区研究有的两种不同倾向：

①一种是针对城市社区中邻里关系变化进行研究所形成两种对立的社区消失与继存的理论。以滕尼斯、韦伯等社会学家为代表的社区消亡论和以美国社会学家甘斯、刘易斯为代表的“继存论”；。前者认为社会分化结果是人们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差异增大、社会认同感降低使得传统社区存在基础丧失。后者认为认为传统社区不能完全否定和消亡，在城市化过程中城中村居民生活方式和精神情感与外面的世界并无多大影响。②另一种是社区解放论。费舍尔、费尔曼和雷顿在20纪70年代运用社会人类学网络研究的理论研究城市社区的变化。强调现代城市社区人际关系应从地域局限中解放出来，有应该更广网络，开启了新的网络研究视角。

（一）国内在中国社区概念的研究上：、吴文藻等人创立了“社区”概念和研究社区的范式。对社区研究近年来有几种不同观点：

①，社区共同体包括地域性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精神的共同体，社区精神文化是从生活共同体提升到精神共同体的关键。社区自身就可以实现自我管理、教育、服务、约束来实现社区公共生活有序化。

②公共精神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是社会成员在公共生活中对人们共同生活行为准则、规范的认可，并体现于行动上的遵守和执行。从道德上而言，公共精神是以利他方式关心公共利益的态度和行为方式。有的学者认为它是超越个人狭隘界限和个人直接功利目的关怀公共事务的精神境界和行为态度，它孕育并镶嵌在特定的社会架构和文化土壤当中，并不断地影响、修复、变迁着特定的社会结构。有的学者认为公共精神是孕育于人类公共生活之中的，位于人类内心深处的基本道德和政治秩序观念，态度和行为取向，以公共性作为价值基石，表现为社会成员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关怀和参与，对公共生活的热情融入和，对政治社群的虔诚认同和归属。

综合来看，国内外这些学者的相P研究，对课题组展开社区共同体建设与公共精神培育研究颇具借鉴价值和启发意义。国内著名学者如秦宣、韩庆祥、张雷声、刘书林等近年来也高度关注城市化社会发展、共同体建设和核心价值观提炼与培育等问题，深刻回答了城市化社会发展的诸多重大问题，其观点不仅为此课题开启了研究思路，而且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国内外研究尚存在些许不足和遗憾：①侧重社区共同体或公共精神某一方面的研究，欠缺综合性的研究；②；对应到长沙社区公共精神的培育路径研究还较缺乏；③长沙社区公共精神培育策略的评价指标体系缺乏研究。

三、长沙社区建设中公共精神的现状分析

长沙作为省会和中部发展快的城市，吸引了来自于各地、州、市和全国各地的人才定居或参与长沙现代城市的建设，这些不同异质的人共同生活在同一社区，因为个体差异降低了邻里关系情感认同，增加心理上误会和矛盾，其认同危机影响社区共同体建设。加之社区行政化倾向导致居委会工作模式单一、工作方法简单，社区居民大多是被动性参与社区事务，随意性大，导致居民对社区事务参与意识淡薄，社区公共精神上弱化和忽视，影响社区公共精神提升。

（一）社区公共精神培育包含培养独立人格、民主法治精神、公平正义、社会责任、社会公德、自控自律意识六个方面。但是长沙社区存在公共精神缺乏现状：

首先是社区意识比较单薄，从而存在对社区的认同危机，从1996年至今长沙实行单位住房货币化，原单位的福利房通过房改后成为人们有使用权的私有房，住房都是单位人，后来随着房地产的飞速发展，人么需要换更大更好的房子，所以出现将原有从单位购买的房子进行转手买卖，这样使得原来的单位人集中居住的状况变为各种外来人员杂居的现象，这样彼此因为不同的需求而再生的居民社区成分相对复杂起来。经过对社区居民的100份问卷调查结果分析：其中因为邻里彼此不熟悉，即使门对门也不往来不熟悉的占40%。甚至因为工作的时间不一，有20%的问卷说几个月都没看见邻居。这样一来，因为居民间彼此陌生，对房前屋后和楼道的的公共卫生、共有园林的保护等公共环境也漠不关心，缺乏对居住环境的爱护和维持的公共情怀，乱放乱丢垃圾的现象常见。邻里之间缺乏相互帮扶和相互关照的共同意识，还因为出租房客的成员复杂性，以及其不同的生活习惯，更增加了相互交流和沟通难度。这种复杂情况得邻里相互很难融入在一起，引发了社区共公共精神的认同危机。

其次社区居民公共参与公共活动的自觉度不多，更难得经常性开展。为了增加社区粘合度和凝聚力、增进交流和邻里情感，即使有社区热情发动居民一起参与的社区公共活动，也常出现参与度很少，多数居民抱着看热闹的心理或不理不睬的尴尬局面，收效不大。

再次是社区建设的困境：社区主体、社区自治、社区服务、社区参与、社区文化等困境。

社区主题因为社区主体的结构先对变化，原来有单位管理的变成了社区自治，社区管理机构一般带有政府行政性，社区划分不够合理，管理的区域比较大，人员与管理区域不匹配，加上社区工作人员素质偏低，工作方法简单、宣传较少，基础设施不足，提供的服务还不能满足社区居民的需要，供给缺口大；加之社区机构与政府和住区物业管理理顺不足，一有问题，就是“临时抱佛脚”，解决问题也是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现象。没有形成规范的社区管理机制。城市社区的行政化严重常常限制了社区自制能力的发挥。

最后社区法制建设滞后，与社区配套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社区建设的运行缺乏良好的法制环境。导致社区生活、社区服务、社区公益保障、社区的公共精神的加强缺乏制度保障，公共活动难以开展，居民的公共文化难以普及。

（二）是长沙城市现代化建设中需要加强社区公共精神的构建。

随着长沙城市的发展现代化，长沙市政府确立了“建设国家级中心城市”的宏伟规划，迫切需要加快长沙城市的的现代化建设体系；而作为长沙城市建设的的重要内核构成细胞就是的社区建设，可见社区现代化建设尤为重要。而社区公共精神的缺乏现状与现代化社区建设是极其不协调的，所以加强对社区建设，重点是社区公共精神建设，才能带动公共意识、公共服务、公共设施的完善和公共文化的和谐，构建和谐的现代社区。社区公共精神的建设对策和路径有如下几点：

1、营造浓厚的社区意识，搞好社区服务，增强社区居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建立社区通信录和社区现代QQ群和微信群，加强社区公共活动的广泛性，提高消息发散性和居民知情权，扩大活动的居民参与度；建设齐全社区公共服务设施。

2、理顺社区建设管理体制，加强居民自制组织建设，争取处理好社区自治组织与政府和物业之间关系。加强社区法制建设和立法工作，重视社区制度化建设。争取处理社区和政府行为之间的联系，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选拨优秀的专业社区管理和服务人员，提升社区管理质量，引导居民参与社区的公共事务。

3、社区要加强所辖居民区的物业和业主委员会之间的联系和沟通，通过协同合作加强社区建设，发展社区服务，增强社区服务的多样性、社会化和产业化。

4、推社区管理创新，加强社区民主自治。学习广州和香港等地的社区公共精神建设的经验。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建立社区与非政府组织的物业和业主委员会为主体的社区管理体制，突出政府的服务职能，形成以民生为重点、以服务为导向的公共服务体制，丰富社区建设的服务内容的宽度和广度，构建以儿童入园、一站式医疗服务和康复、学习和生活娱乐健身等多形式的服务体系。按权力下放中心下移原则，制定法律法规，协调社^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

5、建立社情民情表达机制，充分发挥老龄群体对公共精神余热的作用。重视大学生公共精神。充分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彰显社区管理善治理念、构建地域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意义共同体、加强行政性复合与自主性合作、结构异质性与社区凝聚力包容共享致力形成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组织体系和氛围。

6、加强社区的资金和人才投入，设立社区服务基金，大力培养非政府的社会服务组织，形成以“政府投入为主，社会支持”为辅的多元体制。

7、加强社区队伍建设，推进社区人员向职业化和专业化的发展，从而推进社区公共精神建设。充分发挥党和政府引导作用。政府介入方式转变维护和体现了社区共同体及其成员的自主性。培养社区意识，重建公共精神，这也是社区核心和关键。充分发挥居民公共精神与社区意识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建设一个充满尊重、关心和爱护的和谐社区，是解决认同危机的关键。让公共精神成为是社区建设中不可估量的无形资产。

第9篇：社会治理现代化概念范文

关键词：公路；国民经济；问题

中图分类号：F5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12-00-01

一、公路运输现代化内涵概括

我们根据现代化的特征，将公路运输现代化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去概括，即静态和动态条件下公路运输现代化的概念是不同的。

在运输需求一定的情况下（静态），从社会资源最佳配置的角度考虑，公路运输现代化是指通达性与运输效率的一种均衡状态。当这两种效用相同时，公路的社会总成本最低，此时的公路里程就是实现了基本现代化的公路规模，这时公路建设的社会资源配置最合理。

当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运输需求和公路总里程都随时间而变化时（动态），将公路的人口密度和运输强度先后达到极值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达到满足当时工业化、信息化和智能化要求的状态称为公路运输现代化。

二、公路交通运输业与国民经济的关系

“要想富，先修路”是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句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交通运输业有了很大的发展，表现在运输线路长度上和客货运送量上都大幅度增长，与此同时，我国的经济发展也快速发展。二者的同步发展存在着某种联系，即我们猜交通运输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先行作用，也即交通运输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人们进行的交通运输活动是人类经济活动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劳动分工，这种分工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进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交通运输工具的制造活动，一是要进行运输活动即人和物的位移。对交通运输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研究，实际上只是经济学最基本的关于分工问题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个最基本的经济学问题。但实际上如何解释交通运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内在经济机制是一个尚未给出令人满意回答的理论难题。

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将交通运输看作社会间接资本，分析了社会间接资本与直接生产活动之间的关系。并得出结论；交通的发展有降低直接生产活动成本的作用，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从历史上来看，从1843年到1860年期间美国工业化的大飞跃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当时的铁路建设。

三、公路交通运输存在的问题

1.运输生产力水平不高

在营业性客货运输车辆中，中高档客车特别是高档客车和大吨位柴油货车以及集装箱等专用货车所占比例偏低，远不能满足广大旅客和货主的需求。

2.运输站场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由于种种原因，客货运输站场建设进度缓慢，到目前为止，在部分大中城市、相当数量的县城以及大多数乡镇，客货运输站场基础设施仍很短缺且设备简陋，成为制约道路运输发展的薄弱环节，影响了公路基础设施功能和车辆运输效率的充分发挥。

3.运输组织水平和运输效率较低

在部分地区，由于地方保护主义比较严重，存在着地区之间相互排斥、相互封锁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使空驶率提高、运输组织水平降低，对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道路运输市场造成了消极的影响。

4.抽样调查数据不能为政府部门提供有价值的数据信息

作为公路运输抽样调查数据提供者的运输车主和数据利用者的政府管理部门和运输企业，在信息的有效性的认知上，存在着难以弥合的鸿沟。主要表现为：一是数据主观失真。由于抽样调查过程缺乏制约与监督，加上某些车主对抽样调查认识存在着距离，个别车主因逃缴规费而心有余悸，害怕如实填报，会增加费税或者受到超载处罚。实践中，经常会出现如下问题：（1）少报运量，多报燃油消耗。（2）多报运距，少报经济收入。（3）多报车辆停驶日、车辆空载等情况。二是数据适用性不强。抽样调查产生的数据，一方面为政府部门提供全社会公路运输量，是政府统计局测算第三产业的经济效益，测算本地GDP的依据之一。另一方面为运输企业提供运输效益、油耗等指标，是企业改进管理方法的重要依据。实践中，由于抽样调查方案本身的缺陷和调查单位的自身原因，抽样调查数据往往小于实际运行的数据，大大降低了数据的利用价值。

四、加快公路交通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1.加大运输结构调整，做大做强市场主体

在企业组织结构方面，从治理机制入手，以“专、精、特、新”为发展方向，鼓励社会力量大办运输、办大运输。在运输组织结构方面，积极推行高速快客、超长线路实行集团化、公营化；跨区线路、危险货物、现代物流、站场经营公司化；其他线路、维修、检测、驾校等经营方式多元化。在运力结构调整方面，高速公路和国道主干线客运以高级客车为主，城乡客运以中级客车和普通客车为主，货物运输大力发展集装箱车、厢式货车、特种专用车辆，加快普通敞篷货车的厢式化进程。

2.提高运输生产力，加快道路运输发展

采取多元化筹资的方式，鼓励扶持各类经济组织和个人投资建设客货运站场；同时切实做好客运站的规划、选址和建设工作，以适应现代化城市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3.强化运营治理，加强道路运输安全

一是加强安全生产责任治理，严格实行安全生产监督责任检查制度，把安全责任至上而下细化分解，落实到部门、落实到个人。二是加强营运车辆技术治理，坚持和完善运输车辆技术等级评定制度和定期维护制度，切实规范营运汽车综合性能检测站行为。三是加强对客运站的监督治理，切实加强营运客车安全例检和进站车辆经营资格的审查，果断防止超员车辆、“带病”车出站运行。

4.严细市场监管，创造规范运输环境

一是按照“先易后难，分步实施”的原则，逐步解决运力大于运量的问题。二是监督治理机制，全面清理和规范运输行业各类收费项目，大力开展运输专项治理。三是多元经营机制，积极实施运输市场多种准入模式，探索推行主干线、热线客运线路经营权招投标，通过市场化运作，建立良性、公开、公正的运输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