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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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世界历史论文范文

【摘要题】理论与方法

【英文摘要】InMarx’sworldtheory,theworldisasystem.Hisresearchandanalysisonthedevelopmentrulesofhumansocietyalsocontainhissystemthinking.Usingthemethodofsystematicanalysis,thispapergivesaoriginalexplanationtoMarx’sworldhistorytheory.TheauthorthinksthatMarx’sworldhistorytheoryhasthreecharacteristics:entirety,correlativityanddynamics.Theconflictamongsystemfactorscanbereducedtothedisequilibriumbetweenthedevelopmentsofeasterncivilizationandwesterncivilization.Theworldhistorydevelopmentispushedforwardbydisequilibrium.

【关键词】马克思/世界历史/系统分析/Marx/Worldhistory/Systematicanalysis

【正文】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目前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从整体上系统地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方法。系统论表明：世界上的任何事物，或大或小，或物质或精神，无不以系统的方式存在，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世界是系统的世界，我们所涉及的对象，都可以作为一个系统而加以讨论和研究，找出其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揭示一般规律，从而达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本文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贯穿着系统论的基本思想，因此，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进行系统分析，将有助于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解读马克思的历史观。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系统的基本特征

如果我们从系统论的角度审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便不难发现，马克思在探讨世界历史的发展变化规律过程中，是把“世界历史”看作一个系统来分析和研究的。“世界历史”理论集中表现出了系统的整体性、相关性和动态性。

1.“世界历史”的系统整体性

“世界历史”的系统整体性是说，对世界历史必须给予全面的整体的系统的把握，立足于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的关系来考察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对于世界历史的考察，恰恰是遵循了系统的整体性原则。马克思不仅从某一侧面、某一角度对世界历史进行了审视，而且将其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整体的、全面的考察。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的出现，并不仅仅意味着各个国家、民族经济联系的加强，而实质上反映了16世纪以来尤其是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在世界整体范围内出现的以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为动力所引起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巨大转变，以及由此所引起的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和新的文明的创立。世界历史从其形成的时候起，所显示的意义是社会生活的整体变革。世界历史固然是由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但世界历史并不仅仅标志着一场“技术革命”、“工业革命”，而是包含社会生活全面变革的“社会革命”，是“市民社会中的全面变革”(P281)。在世界历史条件下，不仅生产、消费具有世界性，而且精神、文化的发展也具有世界性，就连人的发展也成为世界历史作用的结果，“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P86)。世界历史体现了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世界历史的形成便意味着整个世界成为一个相联相依的系统。因此，必须从世界历史的系统整体出发，才能真正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2.“世界历史”的系统相关性

“世界历史”的系统相关性是说，如果把世界历史从整体上作为一个系统来考察，那么，构成它的子系统便是民族和国家。系统的相关性集中体现了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而马克思在研究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时，重点探讨了不同文明尤其是东方文明和西文文明之间的冲突。马克思在谈到世界历史条件下的文明关系时，讲得最直接、最明快的是近几年学者们经常引用的那段话：“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这里，马克思从“三个从属于”的角度揭示了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系统内基本要素之间的相关性特征，真实地反映了世界历史条件下不同文明之间的真实关系。马克思认为，这种关系的形成，主要原因是资产阶级为增殖资本而拼命扩展的结果。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P276)。应当说，马克思当年所揭示的这种文明间的关系及其产生的原因至今依然存在着，而且有着继续强化的趋势。

3.“世界历史”的系统动态性

“世界历史”的系统动态性是说，世界历史从整体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每时每刻都处在运动、变化之中，静止的、不变的事物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恩格斯曾明确提出，在人类历史上，“除了变化本身之外没有任何不变化的东西”(P37)。他在另一个地方，把世界历史的动态性描述如下：“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P417)现代科学还告诉我们，对于动态事物的认识，必须从时空相关性和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入手才能够实现。由于整体就是部分与部分之间以及整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构成的，因此，事物只能从整体上才能够被理解，也只有从整体的角度才能得到对事物的真实认识。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世界历史的实际过程为依据，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时空表现及其有序性给予了深刻揭示。社会发展规律是一个特定的动态的过程，这一过程通过不同的世界历史阶段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表现出来。作为特定动态过程的社会发展规律在世界历史时代的范围内必然表现为世界历史过程发展的有序性或阶段性。目前，学术界对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的“五阶段式”或“三阶段式”问题有着热烈的讨论，但是，一个共同的认识就在于普遍承认世界历史过程和发展过程的有序性或阶段性。而这种有序性或阶段性恰恰是世界历史的系统动态性的展现。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系统的发展图式

第2篇：世界历史论文范文

这样的结构模式的提出有两个理论依据：一、它符合人们认识事物的一般规律。认识的规律认为，我们认识事物一般总是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这样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从初步感知诗歌大意，到深入理解诗句，再到体味诗歌的艺术境界，符合人们的认识过程。二、它符合语文阅读教学一般过程，即“从初读课文整体感知到局部讲读加深理解，最后到总结课文整体研读”。因而这种教学结构更符合语文阅读教学的规律，更具有科学性，在教学过程中更能收到好的效果。

一、知诗意。这是古诗教学的第一步，教师着眼全诗，引导学生通过多种方式获取全诗有关的概略性信息，初步地感知诗意。

1.从插图入手感知诗意。现行小语教材中，几乎每首古诗都配有插图，这些图往往从某些角度揭示了诗意，教师必须充分地利用“图资源”。教学时，可先指导学生观察图画，在观图中让学生了解诗歌大意。如《游园不值》的插图是诗人在春日去访友没碰上，却见友人院内已是春色满园，一枝红杏探出院墙。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观察图画，明确：图中画的是谁？什么季节？他在干什么？看到了什么？这些问题有机地联系起来，就是这首诗要表现的基本内容。

2.从诗题入手感知诗意。有的诗题就揭示了诗的基本内容，学生只要懂得了诗题的意思，就能初步感知全诗内容。如《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一诗，可引导学生先弄清“九月九日”、“山东”、“忆”等词语所指的意思，这首诗的内容大体上就了解了。

3.从旧知入手感知诗意。学生学习过一段时间古诗后，就会逐步储备积累一些古诗的知识，这时教师就可以调动学生已有的旧知，促进对新授诗的感知。教师要善于寻找到恰当的“知识停靠点”，如教学《泊船瓜洲》时，让学生在初读的基础上，引导他们回忆以往学过的古诗，哪些诗的诗题与此诗相似，如《宿建德江》，这样的诗一般是写什么的？猜想一下，要学的这首诗可能是写什么的？

对于小学生来说，初步感知诗意是学习一首古诗的起始，因而，其认识是粗浅的、表层的、概略的。这时教师应该允许“不求甚解”，不必提过高的要求，甚至对某些认识上的偏差，教师也可以暂时放一放，而在以下几个环节的学习中再来解决。

二、解诗句。学生对全诗大意有了整体上的感知后，接下来可以指导学生学习诗歌的词语和句子，通过对诗歌词、句的进一步理解，深化对全诗的理解，纠正初步感知时可能出现的偏差，为体味诗情、进入诗歌意境做好准备。

解释诗句要围绕阅读目标进行，因而首先必须明确阅读目标。抓住诗歌大意，教师指导学生思维发散，引导学生提出疑问，最后师生共同确立阅读目标。如《泊船瓜洲》的诗歌大意是诗人瓜洲夜泊时的所见所思，那么当时诗人看见的是什么呢？想到的又是什么呢？这样一疑一思，诗歌的基本阅读目标就明确了。

接着，教师就应该启发学生在字里行间寻找答案。具体可以通过以下一些操作来完成：

1.再现形象。诗歌其实是以形象来说话的，读诗也就是要把握住诗人创造的形象，再现于自己的头脑之中。基本方法就是教师指导学生抓住关键词句，通过想象实现语言符号到脑屏形象的转化，如“一枝红杏出墙来”、“草色遥看近却无”等，可以要求学生用自己的语言描绘诗句表现的形象。

2.填补丰富。诗歌语言是凝炼的、含蓄的、富有跳跃性的，诗人也往往只撷取生活中美丽的“碎片”加工成诗，因而要再现诗歌形象，就要求读者作必要的补充丰富。教师要指导学生调动自己的生活知识，把一些隐含在字里行间的内容挖掘出来，把“碎片”还原成完整的形象。如“松下问童子”，问的是什么？再如“独钓寒江雪”，应是老翁独自一人，在满天雪中，在凄寒的江上垂钓，理解时需要作调整和补充。

3.联想深化。联想是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地进行理解的一种很好的方法。诗歌中的弦外之音、象外之旨就可以通过联想读到。如学生想象“四海无闲田”的景象后，接着引导他们联想，按诗歌所描写的，农夫们照理应该怎样？按常理，农夫应丰衣足食，但诗歌最后却写“农夫犹饿死”，启发学生通过对比，思考深化。

三、悟诗情。在逐一理解诗句的基础上，学生的认识又较初步感知阶段深化了。这时，教师应该及时地把学生带回到全诗的把握上来，着重体会诗人所表现的思想感情或明确诗歌所表明的道理。例如，为什么诗人在泊船瓜洲时会在内心问自己：“明月何时照我还？”这是怎样的一种感情？为什么看到庐山千变万幻的峰峦，诗人就会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他讲了一个什么样的道理？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探究，引导学生悟情明理，把古诗读懂读好读活。具体可采用以下方法：

1.依“象”悟情。即引导学生以第二环节通过诗句的想象形象为基础，进一步体验象中之意、象中之情。学了“一枝红杏出墙来”，教师可以让学生体会，诗人为什么要特别描写一枝红杏？诗人看到这一枝出墙来的红杏，是怎样的心情？

2.读诵深化。学生有了情感体验后，立即趁热打铁，有感情地朗读、甚至背诵诗歌，加深对诗人情感的体味。

四、入诗境。读诗的最高境界是进入诗歌意境。这对于小学中高年级的学生是可以做到的，但教学中往往难以达到，这就直接影响了古诗教学的效果。进入意境就是引导学生真切地体验诗人所创造的那个景象和情感水融的艺术境界，为之动情。如诗人为什么看到“春风又绿江南岸”，就会产生“明月何时照我还”的动情发问呢？进一步探究诗人眼前所见之景，和由此而产生的情是怎样自然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让学生体验，这是怎样的一个天地啊。在入诗境中我们可以借助以下一些方法：

1.朗读入境。即借助朗读想象悟情入境。

第3篇：世界历史论文范文

    作为徐州独特的节日习俗和文化现象,伏羊节承载了悠久的历史意蕴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不论是彭祖时已经流传的吃羊传统,还是以徐州为地理依托的地域色彩,都在不同方面加深了“伏羊节”的文化意义,从而使得这一“民俗文化节日”大放光彩。

    1.1食羊文化传统

    羊,作为最早被人类成功驯养的家畜种类之一,人的贡献在衣食住行乃至祭祀方面都有着突出体现,而最重要的应属饮食方面。食羊的传统古来已有,先民们很早就捕猎野羊为食物,羊被驯养为家畜之后,更是为人们提供了稳定的食物来源。《周礼?天官》中有记载:“春行羔豚,膳膏香”;《礼记?月令》也记有:“仲春之月”,“食麦与羊”;“医食同源”是中国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传统,先人们在用羊来满足口腹之需的同时,也不断发掘出了羊肉的药用功效。东汉名医张仲景在其《伤寒杂病论》中记有“当归羊肉生姜汤”能治疗血虚寒疝等疾病;明代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称“羊肉甘热无毒。食之肥软益人,治冷劳山岗疾痢,妇人赤白带下,疗筋骨急强,虚劳益气,利产妇”。羊肉的祛风驱寒功效看似与三伏天的暑热格格不入,实际上夏日候湿热,人们食欲减退,体内积热,在这样的时候吃上一碗香辣美味的羊肉,不仅使人胃口大开增强食欲,同时也能促人发汗,以热制热,驱散体内湿毒,补虚健体,对提高人的身体素质及高温天抗病能力十分有益。“伏羊节”食羊,既是对羊肉本身鲜美味道的追求,同时也是对羊肉药用功效的充分利用。

    1.2地域文化内涵

    虽然中国人食羊传统悠久,但在三伏天大碗吃羊肉喝羊汤,并将这一习俗其发展成为全民参与的盛大节日,却只有在徐州得以实现,这与徐州的地域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徐州无论从地理位置上还是气候环境上,都体现出鲜明的南北交界地带特色,其风俗传统和文化氛围也呈现出受南北各地共同影响、兼收并蓄的特点。以饮食文化为例,齐鲁菜系的红烧类与酱类菜点的风味、川菜的麻辣鲜香,在徐州饮食上都有所体现。总体来说,徐州菜五味俱全,以咸鲜为主。因此羊对徐州人来说,是地地道道的美味佳肴,人们通常在烹饪羊肉时极力除去的膻味,在徐州人看来正是“鲜”的体现。当地人用大锅清水熬制羊肉羊汤,只在最后加几味简单佐料,辣椒放足便可大快朵颐。这样烹制出的膳食虽不精致,但鲜香味浓,经济实惠,吃起来十分过瘾。淳朴的民风和豪爽不拘小节的个性使得当地人能够适应并喜欢吃伏羊,将在炎炎夏日大口吃肉大碗喝汤的习俗一直保存了下来。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徐州当地的历史文化传统。几千年前,注重饮食和养生的彭祖便推崇羊肉;后又有沛县汉高祖刘邦喜吃羊肉,据《史记》中记载刘邦年轻时曾杀羊设酒宴客。另外徐州是汉代画像石出土最多的地区之一,在铜山县汉王镇出土的一块《庖厨图》上便画有庖厨用羊肉烹制食物的图景。徐州的伏羊节,从一方面来说是对当地祖先饮食传统的一种顺理成章的继承,从另一方面来说也表达了一种对先人的怀念和对汉风古韵的向往,是一种历史的沉淀和对民族感情的承载。

第4篇：世界历史论文范文

[关键词]《士兵突击》此者他者

2007年的暑假，有一部军旅题材的影片引起了犹如“超女”般的追捧——《士兵突击》是一部记载了普通士兵的心路历程，讲述一个中国军人的传奇故事，构造出一个纯“爷们”的感情世界。这边没有美女(甚至连一个女性角色都没有)、没有爱情、没有明星的“三无”电视剧一下子冲进了人们的视野，并成为观众所热爱的电视剧，多少有点出人意外。更有这样的评论：男人看了折服，这才是真汉子；女人看了失色，这才是完美男人。这部电视剧热播之后，很多观众成为了这部片子的忠实“粉丝”，并称自己为“兵迷”，其中不乏众多年轻的“女兵迷”。在日韩剧流行、港台剧泛滥的言情电视世界中，为什么一部关于士兵的电视剧会引起这么大的效应呢?本文尝试用女性主义的他者视角来分析。

“此者”是相对于“他者”而言，更多的研究者所思考的是相对性的研究。且学界对于“此者”的研究很多，但是这种提法却很少，主要是基于女性主义的“他者”视角。对于他者内涵的探讨，较早出之波伏娃的《第二性》“他是主体，是绝对，而她则是他者。”此后的研究中认可了女性作为他者是相对男性作为此者而言，两者之间虽有相互性，但并不是他者在把本身界定为此者的过程中树立了他者。这也就是说，他者是被此者界定的。而《士兵突击》这部影视作品所构造出来了一个纯“此者”的世界，而在众多“他者”眼中，“此者”又是被“他者”所建构。也这是这样一种两者互相建构的过程中，《士兵突击》取得了成功。两种气质(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常会相提并论，而且具有内涵往往也是两者相对而言。女性气质指由社会文化所建构的女性形象特质(如：被动、依赖、柔弱等)，这些特质包括了对男性的性吸引力。而男性气质则指社会文化中男性被界定应有的生理和行为特质(如：强壮、勇猛、刚强等)。这二元观不但是社会关系的结构，也会影响个人心理的发展(如：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是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并非永恒不变和各地皆然，而是在不同的地方、时间，有不同的内容。《士兵突击》在剧情上，又紧紧扣住一个最为关键的因子——气质，剧中都为男性，男性所具有的刚毅和坚强等气质特征被展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不乏柔弱和敏感等女性气质因素的一面。正是这种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碰击，并且被赋予在传统的强者——士兵身上则更是一种升华。

剧中所描述的是“此者”的军旅生活《士兵突击》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一个叫许三多的农村“傻”孩子被父亲逼迫参军，成了一位“钢七连”的兵，然后在魔鬼般的残酷艰苦训练中出尽洋相，逐渐磨练成全团的尖子兵，并成为兵梦寐以求的“老A”。但是在一次执行任务中失手杀了人，他迷失了方向，此后又在连队里找回了自我。其实故事不仅仅就是许三多一个人故事，而是在他周围一群兵的故事。在许三多成长的过程中，每一位曾经给予他帮助的兵，都展示出“此者的女性气质”一面。

整个电视剧一直以部队为场景，描述了一群当兵人的故事，虽然故事的主角是一个“中国阿甘”式的人物，但是所展示出来的却是柔情似水的战友情。特别是在钢七连解散、善良的史班长、真男人伍六一以及硬汉袁朗的身上，看出的是那种本不该是男性所具有，但是却又着实让人感动的气质——阴性气质。

如果说钢七连解散时，和别的连搭伙的连长和三多执着的吼着钢七连的歌时是将男人的阳刚与无奈发挥到了极致，那么史班长对许三多父亲般的教导则是一种真挚的善良，他所代表的是军营里最温情最善良的部分。善良到面对许三多这样一个呆头呆脑死不开窍的家伙，他生生的得罪了全连的人：善良到为了一个承诺，他能陪上自己的前途。他是一个永远都会为别人着想，可却将微笑之后的苦楚独自扛下的人。复员前长安街的车里，他在连长的怀里放声大哭，像个孩子一样，哭出了他所有的苦楚和对军营的眷恋，也哭痛了所有人的心。这似乎本不该作为一部军旅题材的电视剧所应该展示出来的，可是《士兵突击》却真实地展示了那份柔情，并且博得了众多观众的心。

伍六一和袁朗在剧中所要体现的正是男性所具备的完美气质，刚毅、硬朗、坚强、勇敢，似乎他们都是男人中完美的典范。伍六一的感动在为了帮许三多劝他爹回家，无悔的背负起军旅生涯中唯一的一次记过处分：在于老A选拔的最后关头达到，瘸了一条腿的伍六一不愿被同情，不愿成为负累，在挣脱不了许三多的时候，毅然拉开了求救弹，在弥漫的黄烟里，竟如胜利般狂笑：“跑不动了!弃权了!”摔倒在地的他将求救弹扔向已经惊呆了的许三多：“跑!你看我已经被你逼成什么样子了!跑啊!”当许三多顺利到达，躺在担架上被抬走的伍班副向许三多招着手，脸上的笑却是那样纯那样美。

第5篇：世界历史论文范文

关键词：关联理论；明说；隐含；交际失误

我们知道，言语交际具有两方面的特性：一方面，它是直显性的，而另一方面，它又是推理性的。交际中语言的使用使其成为明示直显的，通过对语言的处理，听话人能够意识到说话人有以话语方式来传达其信息意图的意图。如果语言是完美的交际手段，语言交际是且仅是一种特殊的交际方式，即明示交际。然而说话人传达的信息多于他所表达的内容，语言交际的明示性唯有通过认知推理过程才能得以补充完整，也就是说，听话方必须从说话方所表达的内容及其他可获得的信息（语境）中推论出其意图。

一、交际中的明说和隐含

通过上面的讨论，成功的交际意味着听话方能够尽可能接近的理解说话方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与此相关的另外两个重要概念就是交际中的明说和隐含。明说指的是说话人的话语与他要示意的意图之间有系统的联系，听话人只要能理解说话人话语的命题形式就能明白的字面意义。明说意义源于逻辑形式的丰富，即话语的命题形式。一个命题式是一个完整的命题，通过解码，消除歧义和明确指称而得以丰富，这是基本的明示。说话人意图的明示部分由于高层次的明示而得以完整，借助部分语境即可完成和丰富，这包括明确话语的施为用意及其命题态度。

在关联理论中，隐含指的是语境隐含，指说话人的话语和意图之间没有系统的联系，也就是说，隐含是对说话人意义的间接表达，是说话人示意的话语加上语境知识的基础上推理而得出的。关联是指导听话人明确隐含的唯一准则。因为隐含是说话人说出明显关联的话语时明确希望听话人能够理解的语境假设及含义。隐含分为隐含前提和隐含结论两种。隐含前提是听话人从记忆中提取或通过发展其记忆中的假设图式而来，隐含结论则是从话语的明示含义及语境的相互作用中演绎而来。涉及到隐含，有一个隐含力度的概念值得注意。从某假设出发可推导出众多力度强弱不同的隐含，其中完全确定无疑的前提和结论的力度最强，说话人对此复完全责任，而听话人必须找到该含义才能使其理解符合关联原则。弱隐含指的是它有助于理解，但并非是必要的，因为说话人暗示了其可能有一系列相似的弱隐含，听话人对此负责。

二、话语理解的认知过程

综上所述，可以说我们的话语理解是从作为语码的句子意义开始的，这种句子的意义在和语境的作用中以各种方式得以充实和完整，只有这样，听话人才能理解说话人的意义。听话人首先是理解作为语码的句子意义，然后以最少的努力在明说的层面上对这个句子意义加以充实，在隐含的层面上对它加以补充，最后使得理解符合自己所期待的关联为止。因此，为了获得说话人的意图，听话人必须经历几个阶段，包括确定明说（基本明说和高级明说）、调用隐含前提和处理隐含（得出强/弱隐含结论）。

我们用下面的这个例子来说明Peter是如何理解Mary的回答的。

Peter:DidJohnpaybackthemoneyheowedyou?

Mary:No.Heforgottogotothebank.

一是Peter进行话语的解码，同时明确he的指代对象，消除bank可能具有的歧义，由于这是Mary针对Peter之前的提问做出的回答，Peter有理由认为这一回答是具有明示直显性和关联性的，可以明确he指代的就是John,bank的一个歧义RiverBankRestaurant(餐厅)也可以排除掉，而是指银行。这样以来，话语的基本命题形式得以确立，明白了句子的字面意义，句子的明说含义得以理解，即，John忘了去银行。二是根据个人的百科知识调用相关的隐含前提，Peter理解到没去银行意味着无钱还款，这个隐含的前提和明说含义相结合，Peter就可以推论出John忘了去银行，所以无法还钱的强隐含含义。三是结合个人的背景知识，Peter还有可能推论出John下次去银行时就会还钱的弱隐含结论。

对话语理解过程的了解，对进一步理解分析认知层面上的交际失误有较强的指导意义。一方面，它指出了交际失败可出现于明说含义的理解、隐含前提的调用以及隐含含义的推论的任何一个阶段，另一方面也确定了交际成功的最低条件。可以这样说，明说含义的确定是复原说话人信息意图的最低条件，是理解说话人交际意图的基本前提，是交际成功的基础，而根据话语的相关明示性，听话方调整认知语境，调用恰当的隐含前提，对话语进行推理，是理解说话人交际意图的关键所在，一旦隐含前提有所偏差，交际失误将在所难免。

三、关联理论对交际的启示

通过上文对认知角度下的交际实质的讨论，我们了解到交际实质上是一种“明示－推理行为”，明示行为的承担者是说话方，他需要通过说话或其他的任何非言语手段引起听话方的注意，传递他的信息意图，同时他还通过这句话向对方表达更深层次的目的，或者说他的交际意图，这是体现在说话方的示意行为。而听话方的任务是调用结合相关的认知语境，对说话方的话语做出尽可能符合对方意图的推理。话语的理解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包括话语明说含义的确立，隐含前提的调用，以及隐含结论的推导，在此过程中的任一阶段的误差都将导致交际失误的产生，而整个过程都离不开交际双方共同的协作努力。下面，我们将从交际主体为出发点，谈一谈避免交际失误的可能性。

第一，从说话者角度看避免交际失误的可能性。作为说话者，应尽可能地以足够相关明示的行为传递他的意图。在交际的实际活动中，说话方需要考虑到交际对象的语言水平、认知能力、文化背景以及诸如性格特征等这些社会个人因素，主动调整言语行为，确保话语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能以足够相关明示的方式传递给对方。这一点在跨文化交际活动中尤为重要。具体来说，在语言方面，说话方应尽可能地使用与对方的能力和背景相符的语言，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听话方在获取明说含义的解码、确定指称和消除歧义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障碍，为听话方的进一步的信息加工、提取说话方的交际意图提供基本的保障。如果说话方能够注意到自己在交际中语言运用的模糊性，避免使用不确定的语言，那么也就可以避免交际失误的产生。另外，在语言运用方面，说话方也不能忽略对方的认知能力、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应最大可能地使自己话语的隐含前提与对方调用的隐含前提相一致。也就是说，尽管双方在认识语境上的不同是必然的，说话方应该尽可能地建构处于同一情景中的交际双方的认知环境的重叠部分，这样才有可能避免听话方在推理过程中调用错误的隐含前提而导致的话语隐含意义和交际意图的错误理解。

第二，从听话者角度看避免交际失误的可能性。听话方，是交际行为最终能否实现的关键所在。如果说对于说话方来说，重点关注的是“明示性”问题，那么，“推理”就是听话方的任务所在了。由于具体演演算过程中的法则是演绎法，从一前提到相对应的结论，不与逻辑向背，因此推理过程是必然的。但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推理话语意图的前提存在着差异，同一话语未必能推理出同一结论，这就是交际失误出现的根本所在。推理的正确与否，取决与听者能否准确的获取对方话语的基本明说含义，在此基础上，从认知语境中调用合适的隐含前提加以推理，得出话语的隐含含义而得以了解对方的交际意图。因此，作为听话方，为了能够尽可能的避免理解失误，在语言方面，必须具备足够准确丰富的语言知识，以避免在理解话语明说含义的解码阶段可能出现的障碍，为话语的进一步推理理解提供基本的保障。这一点在跨文化交流中尤为重要。交际失误的原因就在于语言知识的欠缺。在语言运用方面，在交际活动中，听话方应加强自己的语用敏感性，充分调动主观能动因素积极的去识别与对方话语可能相关的一切信息，这包括交际双方的社会文化背景、认知结构能力、甚至年龄性格特征等，调整自己的认知语境以扩大与对方认知语境的交叉之处，调用正确的隐含前提推理出与对方话语尽可能相符的隐含含义，了解对方话语的交际意图。

总之，交际活动中的话语理解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通过对这一过程的了解，有助于我们正确对待由于话语理解误差而导致的交际失误，同时有助于帮助我们尽可能避免交际中失误的产生。作为语言的使用者，我们应该尽可能丰富自己的语言知识，提高对语言的驾驭能力，这一点在跨文化跨语言的交际中尤为重要；其次，我们应该以各种渠道充实个人的社会百科知识，扩大个人的语境储备，丰富个人的认知环境；另外，作为交际者，我们应该注意提高个人的语用敏感性，充分接触、了解并熟悉使用中的语言的特殊的动态的特性，为我们进行有效的言语交际活动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1］Blackmore,D.LinguisticFormandPragmaticInterpretation:theExplicitandtheImplicit［A］.InLeoHickey(ed.)ThePragmaticsofStyle［C］.NY:Routledge,1989.

［2］Sperber,D.&D.Wilson.Relevance:CommunicationandCognition［M］.Oxford:BasilBlackwell,1stedition,1986.

［3］Sperber,D.&D.Wilson.Relevance:CommunicationandCognition.［M］.Oxford:BasilBlackwell,2ndedition,1995.

［4］Thomas,J..MeaninginInteraction:AnIntroductiontoPragmatics［M］.Longman,London,1995.

［5］Wilson,D.&D.Sperber.RelevanceTheory［A］.InLaurenceR.H.&G.Ward(eds.),HandbookofPragmatics［C］.Oxford:Blackwell,2003.

［6］黄清贵.话语误解与关联理论－交际中“话语误解”现象的实例分析及其现实意义［J］

福建外语，2001，(02)

［7］曲卫国.也评“关联理论”［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3，(02).

第6篇：世界历史论文范文

关键词：文学理论；解释学；逻辑模式

解释、理解的目的在于促成“意见一致”，并从而达成对话和交往的顺利进行。哈贝马斯认为：“传统语境的武断不仅一般地受语言客体性的支配，而且也受种种抑制力量的支配，也就是这些抑制力量使同意本身的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变形，并一贯地歪曲日常交往。”“真理只能以那种意见一致来保证，即它是在没有控制、不受限制和理想化的交往条件下取得的，而且能够长久保持下去。”{1}阿佩尔也指出，解释学的理解同时也能导致批判地探明真理，只要它遵循这一调整原则：设法在解释者不受限制的共同体的框架内建立普遍的意见一致。{2}走向没有控制的意见一致是解释的目的，也是批判的目的，批判为理想化的解释趋向开辟道路。

在我国20世纪文学理论话语体系中，许多理论范畴没有达到一种较为理想化的“意见一致”，我想，其中重要原因可能在于两个方面：其一，是理论没有自觉其为理论，有些人没有能够自觉地按照理论自身的逻辑来看待、来思考、来理解理论，理解主体没有和理论主体一起站在理论的平台上进行有机地沟通和对话，有机的主体之间的联系没有真正确立起来；其二，是理论的解释者或应用者对理论的理解被某种“目的”或“利益”所局限或控制，从而使“意见一致”成为某个倾向集团（或利益团体）的“意见一致”，而非普遍的“意见一致”。因此，我们要达到理想化的“意见一致”，一方面要做到理论的自觉，即知道自己是在探讨或思考理论问题，要自觉按照理论自身的方式来理解理论；另一方面要尽量排除外在于理论的种种功利目的因素对解释主体的控制，以使对理论的解释大体建立在不受限制的基础之上。

一、理论与理论的解释

什么是理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我们将对理论的解释与对其他类型对象的解释剥离开来的基础。乔纳森·卡勒在探讨“理论究竟是什么”时得出四点结论：“1.理论是跨学科的——是一种具有超出某一原始学科的作用的话语。2.理论是分析和话语——它试图找出我们称为性，或语言，或文字，或意义，或主体中包含了些什么。3.理论是对常识的批评，是对被认定为自然的观念的批评。4.理论具有反射性，是关于思维的思维，我们用它向文学和其他话语实践中创造意义的范畴提出质疑。”{1}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这四点，即理论是一种对现象所进行的综合性、反射性（即反思性）和超越性的解释的话语。

综合性即是指理论的“跨学科”性，理论不可能单纯依靠某一学科来完成，也不可能只就某一单纯对象来完成，借鉴与综合是建构理论的必由途径。文学理论的建构也是如此，它必然地要借鉴、综合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等方面的知识，其对象也必然不会仅仅局限于文学作品，而是会扩展到社会、文化、心理、语言以及其他艺术形式等等。所谓“反射性（即反思性）”，也就是卡勒所说的理论“是关于思维的思维”，是对一种思维现象进行的再思考，对于话语实践来说，它则是解释其意义或概括出某种普遍性原则的“工具”，用卡勒的话说就是理论能够“提供非同寻常的、可供人们在思考其他问题时使用的‘思路’”{2}。超越性是指理论对常识的超越以及理论话语对日常话语或话语的日常意义的超越，当然也是指理论化解释对日常化解释的超越。理论话语不象日常话语那样，“它不能一望即知；在诸多因素中，它涉及一种系统的错综关系”，其“主要效果是批驳‘常识’”，“理论常常是常识性观点的好斗的批评家。并且，它总是力图证明那些我们认为理应如此的常识实际上只是一种历史的建构，是一种看来似乎已经很自然的理论，自然到我们甚至不认为它是理论的程度了”③。理论话语的深刻性、错综性体现了理论思维的抽象层次较高的特征。

对“理论”这一范畴的理解是理论的解释的基础，理论的上述规定也规定着对理论进行解释的原则或维度，即综合性原则、反射性原则和超越性原则。首先，我们不能把理论局限在单一学科与单一对象上来理解，理论是通过借鉴与综合而逐步建构起来的，我们也只有由多个层面、多个视角来观照才可能会看得比较清晰全面。而如果只从某一个方面或某一个角度来理解理论，就必然会陷入片面性解释的误区。其次，就理论所具有的“反射性”来看，理论就是“再思维”，就是解释的一种实现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对理论的解释也就成了“解释的解释”。对于“解释的解释”而言，揭示意义（或内涵）已经不再成为解释的主要目的，而对原解释得以确立或形成的语境、条件、逻辑与规则的揭示则开始居于主导地位，它不仅要考察理论内涵形成或变异的历史，而且还要考察使这一理论得以存在或实现的时空场域特征。这样，很明显“解释的解释”的实践性追求更为增强了。再次，理论的超越性也要求对理论的解释要本着超越性的原则，这种超越主要体现在对日常化理解的超越，或者是对仅从字面来解释的超越。比如对“反映”的理解就是如此，字面上看，或由日常经验来看，“反映”就是“照镜子”，而从哲学的层面来理解就迥非如此了。理论解释的超越性原则其实就是要使理论回到理论的层面，也就是要站在理论的层面上来探讨理论问题（简单地说，也就是要求讲“内行”话），这样就可能避免在不同的解释层面来解释理论所带来的歧异。

对文学理论的解释与对其他学科理论（比如“法”）的解释一样是要凭借“逻辑分析的方法”和“经验事实的验证方法”来达到对于解释对象的客观性认识的{4}，对这两个方面考察也同样可以发现作为解释的理论本身所达到的客观化程度。理论也带有主体性特征，理论主体的目的性、功利性常常内在地决定着理论判断，当然理论主体性的特点也决定于主体性形成的客观的社会环境，所以主体性是从微观来讲的，宏观上看主体性也是有条件的，是客观化了的。就我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发展来看，理论的主体性由膨胀走向式微、客观性由边缘走入中心是一条基本的发展脉络。文学理论中“反映”概念意义的变迁就表明了这一点，为了强化文学对于社会、对于现实的影响力、对于民众的启蒙效果，20世纪初的知识分子大力张扬“文学是时代（或现实、生活）的反映”这一理论命题；20世纪中叶，出于革命的热情而把“真实反映”的观念转移至“正确反映”的维度，由强调“真实与否”转向强调“正确与否”；20世纪的80、90年代，人们对“反映”概念的讨论使“逻辑分析的方法”和“经验事实的验证方法”发挥了主导的作用，人们对“反映”概念的认识的客观性大大增强了。我国20世纪文学理论中，对“文学与政治之关系”的认识也是如此：由目的、功利或价值主导逐步转向由逻辑分析与经验验证为主导。文学理论为何生成、怎样生成、生成什么样态是对文学理论进行解释的中心环节和问题。通过这种解释使文学理论找到恢复自身理论面目的途径，最终使理论成其为理论。

在我国现论界，常常见到“泛理论话语”的现象，这里所谓的“泛理论话语”是指学科理论话语的使用或理解越出规范的限度。比如“反映”作为哲学范畴可以运用到学科理论的“理性的根据和开端”层面，它解决的是文学理论中属于哲学的部分；所以把“反映”运用到“实证”的方面就是“泛理论话语”了。说“文学是现实的反映”是在“理性的根据和开端”层面，而说“《西厢记》反映了封建社会中青年男女为争取爱情自由对礼教观念和门阀制度的斗争”，“《威尼斯商 人》……反映了西欧上升期资产阶级对封建势力的斗争”{1}则是在“实证”方面使用“反映”概念了，也就是说，在这里“反映”概念成了“泛理论话语”，其实这里的“反映”一词如果用“体现”、“描写”、“显现”甚至“表现”来代替，则更符合文学作品的具体实际情况。“泛理论话语”的存在严重败坏了“理论话语”的纯洁性，这是“理论话语”理论性淡化，“理论话语”走向“日常话语”的症结所在。我们要做的理论的解释就是使理论回到理论自身层面，从而使理论的探讨真正成为可能，使“意见一致”向理想化状态迈进。

这里，值得一提的还有理论和对象（或现象）的关系问题，在这组“我（理论）—你（对象）—它（对象）”对话中，作为“我”的理论和既作为“你”同时又作为“它”的对象（或现象）应该是处于一种互释（或“互文”）关系，理论是对对象的“你”、“它”双视角的理解或解释，即既重视对象与“我”的共时存在关系，又重视对象与“我”的历时存在关系。比如，“我”阅读一部文学作品，被其中的意蕴深厚的意境或触及灵魂的情节所感动，从而与之发生了强烈的共鸣，这种“共鸣”性的理解就显现了“我—你”的共时性存在关系；而如果“我”对这部文学作品的写作时间和所由发生的主客观语境进行考察，从而理解到文学作品所要传达的原初命意，这样的理解或解释就体现了“我—它”的历时性存在关系。对文学理论文本的解释也大致是如此。

在作为解释的文学理论对于对象的作用或功能问题上，需要注意的是，文学理论一般并不直接帮助创作，所以要求理论直接对创作有“用”或者要求以理论指导创作也都是不十分确切的观点，也都是在某种程度上对理论的误解。理论对创作起作用要通过“文学批评”的中介。这也是我们真确理解理论所必须注意到的。我们可以由理论的角度来理解“反映”概念，而不应该从“现象”自身去理解。因此，“反映”应该只用在本质层的探讨中，在文学理论体系的具体“创作论”或具体“作品论”环节也使用“反映”去描述或说明就常常是不恰当的。严格说来，只有“本质论”才是真正的理论；“创作论”和“作品论”中可以称为理论的内容的，其实都是文学“本质”的要素，都是在不同方面对文学本质的探讨和补充。“创作论”与“作品论”中更多的具体方面其实可以归属于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对于其对象来说的主要功能是“知”，而非“行”，强调前者文学理论才会获得一种理性的逻辑分析系统，才会具有理论性；而如果过于强调后者，那么，其内在的主观欲望和道德激情也就不会得到适当的控制，从而，使文学理论的理性和独立性的生长可能受到不应有的局限，乃至于泯灭或丧失。

二、解释的秩序与日常思维阻碍

秩序意味着稳定性和已完成的体制，意味着权威和规则的控制；稳定性和已完成的体制是体现，权威和规则则是秩序内在的支持因素。权威和规则一方面是目的性的规定，一方面则是逻辑性的规定；因此，解释或理解的秩序也一方面是目的性的，一方面是逻辑性的。{1}目的性和逻辑性之间有一种控制与被控制的纠结关系，当目的性控制逻辑性时，就会导致价值取向主导的秩序生成，当逻辑性控制目的性时，科学性主导的秩序就可能产生。理想状态的“意见一致”应当是目的性和逻辑性、价值取向和科学性的契合与统一。其发展的过程或趋势大体上是由价值取向主导发展到科学性主导再到二者的契合与统一，当然，这一过程实际的情形是相当复杂而曲折的。

我国现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也正是如此，20世纪初比较先进（或者说先锋）的文学观念，比如“文学是时代（或现实）的反映”，其目的并非是探讨文学是什么，而是着眼于文学对于时代、社会和人生的作用，着眼于文学实际的功效。对文学理论的实践性质（或者说“有用性”）的过分强调，把理论或知识的范围和要素同现实或实际的范围和要素相混淆，这样，就势必会导致文学理论秩序由价值取向一方来规定。对文学理论概念的理解也是在这一秩序中被规定好了的。逻辑是观念发展成理论的必然要求，也是秩序得以确立的内在质素，在价值取向支持下的理论秩序中，逻辑退居次要地位。所以，20世纪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在对像“反映”这样的理论概念的理解就往往会难以达到逻辑起决定性作用的“学理”化阐释的层面。在这样的语境中，“你—我—它”不再处于“互文”状态，而是以“我”代“你”、以“我”代“它”的“我”中心主义态度。具体表现在很多层面或方面。比如，在“中—西”理论话语间这对阐释关系层面，就有学者曾正确地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意识的形成，并不是所谓的盲目崇拜西方，导致与传统的决裂。崇拜是有的，但是却并不是盲目的，相反，人们对外来文学的注意、理解、阐述和接受，都有着明显的选择性和倾向性。”{2}这种选择和倾向的依据就是“为我所需”，是“有用”。这就形成了类似对“反映”概念的解释（赫胥黎对“进化论”的阐述也是如此）这样的现象，不去从学理上细究理论话语的原义是怎样的，而是根据当下现实的需要来理解，甚至是曲解。这种“我”强行占有“你”，而置“它”于不顾的情况严重地阻碍着理论“自主性”的确立与实现。当然，这里还有问题的另一方面，即在我国的本土知识中已经存在着蕴涵西方理论观念的方面或土壤，“一定社会在科学上也决不是在把它当作这样一个社会来谈论的时候才开始存在的”③，理论观念，甚至是通过翻译产生的理论观念，也都是如此，它在本土文化中必然自在地存在着相关的因子，只有这样，异域的理论观念才有在本土得以成长的可能性。

对理论的研究在学术体用层面的分野上也体现出了这种“逻辑主导”或“价值主导”的倾向，以“体”为目的或以“体”作为“权威”的理论研究是逻辑主导价值的，而以“用”为目的或以“用”作为“权威”的理论研究则是价值主导逻辑。正像“逻辑”不能以“价值”来衡量一样，“体”也不能够以“用”来衡量。在我国现代文学理论语境中，对“反映”概念的研究或解释有不少是在“体”的层面进行的，比如把“反映”观念视为能够强烈促使文学影响现实社会的思想武器就是如此（当然也有人把在文学理论中是否坚持“反映论”看做是是否坚持某种政治倾向，这就是更具体的“用”了），如果这一状态走向极端，就会造成理论话语的失序状态。这是典型的对理论的实用主义的理解。对于这种理解来说，“掌握真理，本身决不是一个目的，而不过是导向其他重要的满足的一个初步手段而已”{1}。而真正对“反映”概念作出深刻理解的则是在完全“学术”的层面上进行的，在这一层面，“掌握真理”本身就是目的。当然，也会有这样的情形，由于长期以来受以“用”的方式理解“反映”概念的影响，使人们对之产生了一种惯性认识，即仿佛一谈“反映”，就是功能化地去理解文学现象，这就会使人们产生逆反心理，这也给恰当而深入地理解“反映”概念含义带来了一定困难。也可以说，这是传统解释对后来者的“前理解”的一种倾向性规约。

真正能够给人们逻辑地理解“反映”概念、逻辑地解释文学理论开辟道路的是人们在主观上摆脱了价值“目标”的控制，在理论研究上更趋于理论自觉或学术自觉的倾向，逻辑开始在理论话语中成为秩序的真正主导性要素。

另一个决定着解释的逻辑秩序的重要方面是思维，作为思维的产物的对象不同，思维方式也就不同，理解它也就必须按照它本身的思维方式来进行，否则思维就不能够真正地进入对象。文学理论作为理论是理论思维的产物，解释或理解文学理论也必须按照理论思维的方式来进行才是可能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谈及“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时认为，理论思维有两种方法{2}：第一种方法，即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所达到的范畴是简单范畴（即“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③）；另一种方法{4}，即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所达到的范畴是具体范畴（即“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5}）。马克思认为：“简单范畴是这样一些关系的表现，在这些关系中，较不发展的具体可以已经实现，而那些通过较具体的范畴在精神上表现出来的较多方面的联系或关系还没有产生，而比较发展的具体则把这个范畴当作一种从属关系保存下来……比较简单的范畴可以表现一个比较不发展的整体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关系或者一个比较发展的整体的从属关系，这些关系在整体向着以一个比较具体的范畴表现出来的方面发展之前，在历史上已经存在。”{6}“比较简单的范畴，虽然在历史上可以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之前存在，但是，它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充分发展恰恰只能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而比较具体的范畴在一个比较不发展的社会形式中有过比较充分的发展。”{7}

“反映”概念在西方的发展也是如此，早期是简单范畴，到黑格尔时展成具体范畴，那么其后在理论上对“反映”概念的理解达到具体范畴的高度才应是充分和深刻的。中国20世纪的理论界（当然包括文学理论界）对“反映”概念的理解也大致经历了一个由简单范畴到具体范畴的发展。然而这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制约这一发展的主要是别种思维方式（即非理论思维方式），尤其是日常思维方式，时常对理论思维方式的阻碍、干扰甚至是取代。马克思在论及理论思维时说道：“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于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1}这里马克思指出了四种思维掌握世界的方式，简言之，也就是四种思维方式，即理论思维、艺术思维、宗教思维和实践思维。上面论及的那种要把理论也当作文学作品来写的想法，其实就是要以艺术思维方式代替理论思维，这必然使理论走向非理论。而就我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发展来看，尤其是就人们对“反映”概念的理解来看，以“实践思维”对“理论思维”的潜在冲击为最大。

“实践思维”也就是“日常思维”，其基本特征是思维附着于日常生活实践经验，它依赖于日常体验和感知，基于此，匈牙利学者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分析了日常思维与科学思维的差异，她说：“日常思维作为日常活动的一种功能，可以被视为不变量。然而，它的结构和内容则各异，它们的变化速度也极其不同。日常思维结构的变化极其缓慢，它包含着完全停滞的方面。它的内涵的变化相对迅速。但是，如果我们把日常思维同科学思维作一比较，甚至日常思维的内容也倾向于保守和具有惰性。”“由于日常思维的内容……植根于基本上是实用的和经济的结构之中，因此，将它们同那些超越纯粹实用性的思维结果相比，在根本上具有惰性。这一对实用性的超越可能发生于科学（哲学）的间接知识（intentio obliqua）之中，即发生于对某些问题情结的发现之中，对这些问题的认识理解，同在日常‘个人’的实用方法和需要或者利益之中获得的以人类为中心的情感背道而驰，不管这一‘个人’是特性的还是个体的。”“就超越日常性的制度化或迄今是异化的其他对象化而言，日常思维的实用主义与这些对象化相对而作为‘天然的常识’，作为正常状态的尺度而出现。然而，就这些对象化代表了与类本质的更深的关联而言，日常思维的内涵是作为成见的体系而出现的；‘常识’获得了否定性的评价印记。”{2}

理论思维是对象的抽象和综合，而日常思维则“从人的日常经验中直接进行推导”③。在我国现代文学理论上，将“反映”视为“镜子”般机械或被动反映的，一提“反映”就想到镜子的，都是以日常思维取论思维的表现。那些要求文学理论要能够具体地帮助创作的，或者以其他方式实用主义地对待理论的，也都是由于没有摆脱掉日常思维的模式所致。“反映”概念发展到黑格尔就已经经历了所有的意识形式，应该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4}，而要把握这一点，离开理论思维是不可想象的。在理论思维过程中不剔除日常思维，其抽象性和超越性就会被严重遮蔽。日常思维的逻辑被日常生活现象所牵引，它的“证明和反驳”，也通常只“与事件的事实有关”{5}，通常的解释或理解方式是打比方——用“镜子”来喻“反映”，以“瓶子和酒”来喻内容和形式等等，这样就不能解释“反映”涵义的复杂性，也不可能理解内容和形式的辩证关系，因为“瓶子是酒”或者“酒是瓶子”这样的命题表述是会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

语言是思维的直接实现，理解首先也是对语言的理解，因此，把握理论语言的性质也是对理论思维的进一步理解，同时也是理解作为话语形式的文学理论的必要前提。我国有学者把科学语言分为三类，即实证科学语言、哲学语言和文学艺术语言，认为实证科学语言是严格的规范语言和正指谓值语言{6}，哲学语言是规范语言{1}和负指谓值语言，而文学艺术语言则是变异语言和负指谓值语言。{2}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包括文学理论）语言显然更接近于哲学语言，因此，人们在理解或解释理论时，就既不能象理解正指谓语言那样机械地为其概念寻找在现实世界的对应物，也不可象理解变异语言那样去发掘其心理或情感的意义或功能。与日常语言相比较，理论语言跟其他科学语言一样是超常语言。由于适用领域的广泛，日常语言往往具有一定的弹性，与日常语言不同，“科学语言符号更加具有规范性，或更加具有变异性；所包含的负指谓值语言符号更少，或所包含的负指谓值语言符号更多”③。就理论语言来看，就是更加具有规范性、所包含的负指谓值语言符号更多。人们在理解上往往更易于从日常语言角度出发来理解理论话语，这样也就往往会步入理论解释的误区，也就是说，理论的超越性和抽象性不仅体现于思维上，也同样体现于作为思维的直接实现的语言上，因此，在解读理论语言过程中批判、剔除日常语言的“当然性”理解也是确当地解释理论话语之重要前提。

三、文学理论解释学的构想

对理论进行有效解释是使理论回归自身，走向理论自觉的重要途径，本文之所以要建构起文学理论解释学，其主要目的就在于探索并最终建立起“理论解释”或者说“理论走向自觉”的有效途径。那么什么是文学理论解释学呢？简单地说，文学理论解释学就是通过对理解或解释文学理论的现象（主要是文本）进行分析和研究，探究影响或决定对文学理论进行恰当解释的诸种因素和条件，从而建立起来的旨在规定如何对文学理论进行有效解释或理解的原则或理论系统。

那么，很显然，依据对文学理论解释学的这一规定，可以看出，本论文中的文学理论解释学在性质上是属于方法论的活动，而非哲学活动。{4}英国理论地理学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对哲学活动和方法论活动做了区分，他说：“前者关心的是理论思索和价值判断，以及什么值得和什么不值得的内心质疑。后者主要关心解释的逻辑，和保证我们的论证是严格的，推论是合理的，以及我们的方法内在联系是前后一贯的。”{5}这样的界定就可以使我们摆脱作为哲学的解释学立场的羁绊，而强调解释学的独立于哲学之外的方法论特性，它可以为持有任何其他哲学立场的研究者所利用。或者可以换句话说，人们也能够在其他的哲学立场上来建构自己的解释学。

建构文学理论解释学的基本设想，笔者认为初步的工作就是确立起文学理论解释学的研究对象，确立起最基本的文学理论的解释原则，并把握到文学理论解释的基本模式（或模型），并在此过程中建立文学理论解释学的一些较基本的概念或范畴。

文学理论解释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文学理论的解释现象，也就是文学理论中的“事”{6}。金岳霖指出，知识的“事”的成分，“一是知者，一是被知者，一是二者底关系”，“假如我们要对得到知识这样的事有所了解，我们不能忽略这三者之中的任何一成分”。{1}同样，文学理论解释学的研究对象具体地说也是这样的三个方面：解释者、被解释者（文学理论）、解释者和被解释者的关系。“知识论要在事中去求理”{2}，文学理论解释学也是要在“事”中求“理”。金岳霖认为，作为知识论的对象的知识的“理”，“是独立于我们底理。独立两字非常之重要；一思想结构或图案给我们的真正感要靠对象的理底独立”。③文学理论的“理”也要求是独立于人的，因此，文学理论解释学在“事”中求“理”的同时，也要求对那些控制“理”、并从而取消“理”的独立性的“事”进行批判。文学理论解释学应该是对于文学理论中的“事”的批判性研究。

围绕对文学理论中的“事”的批判性研究，我们就可以确立起一些文学理论解释的基本原则。

文学理论的解释首先要澄清的是历史和历史性{4}问题，并由此建立起文学理论解释的历史原则。谈历史原则显然离不开，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学派比更注重历史，创始人指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5}“历史”是他们研究或解释任何问题的前提和出发点，恩格斯在解释歌德现象时说：“歌德在德国文学中的出现是由这个历史结构安排好了的。”{6}列宁也强调：“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7}

伽达默尔的看法表面看似乎与的观点相近，比如他也认为：“历史并不隶属于我们，而是我们隶属于历史”{8}，“理解从来就不是一种对于某个被给定的‘对象’的主观行为，而是属于效果历史，这就是说，理解是属于被理解的东西的存在。”{9}人不能超越自己的历史，理解者只能站在传统之内而不能站在其外去思考，理解有赖于前理解，判断有赖于前判断，历史决定着理解的可能性及其限度。{10}按照伽达默尔确立的历史性原则，我们就可以对他所理解的解释的主观性和客观性作出这样的判断：解释的主观性是历史性的主观性，因为解释者本身即是历史性存在，“历史地在先给定的东西……是一切主观见解和主观态度的基础”{11}；解释的客观性也是历史性的客观性，它“只能靠对把认识的主体及客体连在一起的效果历史的语境进行思考才能获得”{1}。

但就理论的实质来看，伽达默尔所建立的解释学的历史原则与的历史原则有着根本的不同。的“历史”是一个“能动的生活过程”，是一个“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它既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2}恩格斯认为，人们可以客观地认识历史，并能够通过对历史的客观认识来理解观念的东西，在他看来，历史是认识的对象，同时，历史也是认识的依据和前提。③而伽达默尔的“历史”则是被理解的“历史”，是文本的“历史”，他说：“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4}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其实是把客观的“历史”变成了主观的“历史性”，他以此来克服历史客观主义和历史主观主义倾向，认为历史是主客的交融和统一。然而，正像伽达默尔所意识到的那样，“这里经常存在一种危险，即在理解中‘同化’他物并因此忽略它的他在性”{5}。对“历史”的这种读解方式，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并不处于这处境的对面，因而也就无从对处境有任何客观性的认识”{6}。伽达默尔的“历史性”只是一种控制因素，它限定了认识或解释本身的客观性，却放弃了它们对于对象来说的客观性，这显然是缺乏现实感的、“半截子”的、很不彻底的历史观。

那么，我们在建构文学理论解释学时如何处理历史和历史性问题呢？本论文认为，我们要以的历史观（即唯物史观）作为我们的哲学基础，作为我们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和指南，而将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作为具体的方法论层面的原则来加以借鉴。这样我们就既可以确立起文学理论解释学的客观性原则、历史原则，同时，又可以确立起具体文本解释过程中的客观的而非主观的“历史性”原则。

文学理论解释学应该确立的第二个原则，就是它还必须具有批判性立场和功能，尤其是意识形态批判的立场和功能。 “意识形态批判”就是“从否定性角度研究意识形态”{7}。文学理论本身是意识形态形式，其意识形态特性或功能往往会造成文学理论的权威化、体制化，当人们由政治立场的层面来看待文学理论中的“反映”概念的时候，即使是对“反映”的极其扭曲的理解也就成为不可摇撼的“真理”了。当作为意识形态权威的理论观念无批判地进入到文学理论教科书中，“教育者使得那些借助于权威而在受教育者头脑中形成的偏见合法化。教育者与榜样的同一性创造了权威；规范可能深入人心，即偏见可以稳定化，借助于这种权威，偏见本身是可能取得的认识的前提”{8}。因此，意识形态批判立场就成为维护解释客观性的不可或缺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文学理论解释的历史性也就是“批判的”历史性，当然，意识形态批判也是“历史性的”批判。

“批判”立场的主要功能是控制，通过“批判”控制解释的非客观化、非科学化的倾向。英国科学哲学家波普尔（Karl Raimund Poper，又译波珀）认为科学陈述的客观性就在于“主体间相互批判”，他说：“科学陈述的客观性就在于它们能被主体间相互检验。”{1}而“主体间相互检验只是主体间相互批判这个更一般的观念，或者换句话说，通过批判性讨论进行相互理性控制观念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2}我国也有学者指出：“在学问之领域，无所谓绝对的权威存在，无不可讨论或批判者。任何主张，任何见解，无不可秉此‘学问上公开’之性格；容许各方讨论或批判，反复辗转为之，始可逐渐提高学问上之认识，以提高其客观性。学问之与‘教条’不同，其理由即在于此。”③我国现代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的“现实主义”的讨论，“形象思维”的讨论，“文艺与政治之关系”的讨论，“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的讨论，以及关于“文学反映”概念的讨论等等无不显示了“批判”在文学理论解释中的重要意义。弗雷格提出的在研究中“要把心理学的东西和逻辑的东西，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明确区别开来”；“要时刻看到观念和对象的区别”，{4}要做到这些，所需要的无异也是“批判”。可以说，如果没有“批判”性的立场，客观主义就可能是形式化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也就可能是虚伪的，真正自觉的文学理论的解释也就根本不可能发生。

当然，应该注意的是，“参加讨论或批判者若不依循‘一定之标准’提出讨论批判，将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无异在不同的层面上各说各话，其结果，客观性之目标仍无由以达”{5}。对于文学理论而言，就是只有在同一的理论话语层面、理论思维层面、理论的方法论层面来探讨问题，才可能产生真正的对话和交流，或者说他们的对话和交流、他们的探讨才是有效的，客观性也才会实现，才会有由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可能。我国文学理论中对于“反映”概念的解释就有着这些方面的诸多问题，有学者从哲学层面来认识，有学者从实证层面来认识，有的从日常经验做判断，有的从心理学角度去解释等等，这样的交错讨论就不会使彼此的观点“相遇”，因而也就是无效的争论，并不能使理解在某一个方向上深化下去。

建构文学理论解释学的第三个原则是要把握文学理论的动态性，把握其运动的特点和性质，从而为文学理论的解释提供原则性参照。

我国文艺理论家杨晦在其《论文艺运动与社会运动》一文中，曾以地球的“公转律”和“自转律”做比况来论述文艺的运动规律及其与社会的关系的，他说：“要是打个比喻来说，文艺好比是地球，社会好比是太阳。我们现在都知道地球有随太阳的公转，也有地球的自转。其实，就是文艺也有公转律和自转律的。文艺发展受社会发展限定，文艺不能不受社会的支配，这中间是有一种文艺跟社会间的公转律存在；同时，文艺本身也有自己的一种发展法则，这就是文艺自转律。”“大概在一个社会正在发展，走着上升路线的时候，文艺活动也就最为活跃；而且是，虽以文艺活动的姿态出现在社会活动里边，实际上，也就等于是一种社会活动。自然，也跟地球的同时有向心力和离心力一样，在文艺活动里，文艺工作者也因为社会关系的不同，有着彼此甚至相反的倾向，同时都在活跃着。不过，这时候的文艺发展和社会发展却是相应的。在一个社会正在急激变革的时期，文艺活动往往为社会活动所淹没或者掩蔽，只剩下一些搁浅在沙滩上的离伍人物，才在那里自弹自唱，或是自鸣得意，或是顾影自怜。”“至于社会发展一时停滞起来，或是在一种社会形态停滞过久了的那种社会里，文艺自然跟社会有了距离，成为一种游离的状态，文艺只是在一种习惯或是传统的支配下，继续它的存在与活动，于是，自然就陷在一种所谓形式主义的框里边去，也就跟哲学上的唯心论结下了不解之缘。就社会说，这是一种危害；就文艺本身说，难免要由空洞而走入枯竭，成为一种衰落的现象。”{1}

文艺的运动有“自转律”、“公转律”，文学理论的运动亦然。文学理论在社会、经济基础的支配下的运动是“公转”，而自己的独特（注意是“独特”而非“独立”）发展则是“自转”；地球可以自转，但离开公转它将不复作为地球存在；而公转当然也不能代替自转。文学理论离开了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同样也将不可能作为文学理论而存在，当然，文学理论自身的运动也决不能够为其对社会和经济基础的某种依赖关系所遮蔽或替换。同地球的运动类似，文学理论的运动也是有“向心力”和“离心力”的，虽然许多作家是一个占支配地位的阶级的代言人，但是伟大的文学却是能够超越某一流行的意识形态之上的。{2}文学理论家也是如此，对于当时的主流社会来说他们往往可能同时具有“向心力”和“离心力”。文学理论所具有的这些运动特性，就要求我们在建构文学理论解释学时，既要注意到那些对文学理论受社会制约的方面（即“公转律”）的理解，又要注意到那些对文学理论自身运动（即“自转律”）所作出解释的方面；既要注意到对文学理论适应、肯定社会现实或观念的一面的理解，还要注意对文学理论批判、否定社会现实或观念的一面的理解。

文学理论的“自转”和“公转”、“向心”和“离心”的运动规律，也表明了文学理论的“界限”。“石头不会思维，因此它的局限性（Beschranktheit）对它说来不是它的界限（Schranke）。但石头也有自己的界限，例如：它如果‘是一种能够发生氧化作用的盐基’，氧化性就是它的界限”。“如果磁石也有意识，它就会认为自己的指向北方是自由的（莱布尼茨）。——不，那时磁石会知道空间的一切方向，并且会认为仅仅一个方向乃是自己的自由的界限、乃是对自己的自由的限制”。③所以，对文学理论来说，宏观来看，文学理论的运动规律也就是它“自主”或“自由”存在的“界限”，对文学理论的解释不能逾越这些规律，否则，它就不会再作为一种意识形式而存在了；微观来看，文学理论自身的规定性就是其“界限”，超越这一“界限”文学理论就不再是文学理论了。

建立或确立起文学理论解释学的基本原则是一个方面，考察文学理论解释的基本逻辑模式（或模型）是建构文学理论解释学的另一方面。

综观我国现代文学理论中的解释话语，主要有如下几种较为基本和较为常见的解释逻辑模式或模型：第一，因果模式。因果原则的一般表述方式是：当且仅当A发生时，B一定因此而产生。大卫·哈维指出，因果概念“深植于语言中”，像“决定”、“支配”、“招致”、“控制”、“产生”、“妨碍”、“引起”等一类词语都“倾向于隐含某种必要的因果联系”。“解释的整个观念本身，常被看成是与‘确定某事物的原因’同义”。{1}因果模式是文学理论的解释中广泛使用的一种模式。“文学是现实的反映”、“文学源于生活”、“诗缘情”等等都是暗含着因果模式的理解，它表明文学一定因“现实”或“生活”而产生。“内容决定形式”的命题（这里我们且不考虑这一命题的真伪），“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命题，从解释模式上看也都是因果式的。因果解释模式的重要特点是其“不可逆性”，即如果由A推出B，那么就不能由B推出A。对于上面的命题来说，也就是文学因现实生活而产生，而现实生活却不是因文学而产生。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往往容易将因果模式和决定论紧密相连，并从而导致对因果模式的怀疑和批判，其实决定论和因果是不同的，“决定论本质上是一种工作假设，它象征着‘一种决定从来不满足于未经解释的变化，而总是力图在较广泛的普遍性角度中取代这类变化’”；而因果则是“一种逻辑结果”，而非一种“普遍的经验假设”，我们在逻辑地讨论因果的时候应该抛弃那些“决定论的一般形而上学问题和常与因果的使用相联系的自由意志”，从而明确“因果是一种重要的逻辑原则，经验分析可依靠它得以实施”。{2}

韦勒克、沃伦在他们的著作《文学理论》③中把文学研究分为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其实文学理论解释的因果逻辑模式也可分为外部因果模式和内部因果模式两个方面。外部的因果模式就是“外在于文学文本的何种因素导致了文学”，比如可以说生活导致了文学，或者说文学家导致了文学，文学是作为“何种因素”的特征性结果而存在的；内部的因果模式则是“文学导致了内在于文学文本的何种因素”，比如按照什克洛夫斯基的看法，文学“使那些已变得惯常的或无意识的东西陌生化”{4}，“何种因素”在这里成了文学的特征性结果（即“陌生化”）。这样从因果模式的视角来重新考察文学的外部和内部研究，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它们各自的话语逻辑特征或策略。

文学理论解释的因果模式还具有发散性，具体体现为“一果多因”或“一因多果”。“一果多因”是指一个结果不是由单一原因引起，而是由多种原因合力推论而出。文学理论著作在分析作家之所以成为一个作家的条件时就常常认为，作家这一“果”是由经验因（作家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情感因（多情善感的心理或气质）、能力因（审美及语言运用的能力）等多个方面促成的。王梦鸥在其《文学概论》中说：“从这原形式上看来，我们可以知道譬喻法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有不同的二个对象，A与C；第二、A与C必须有B使之相牵连；第三、这个B必须是AC共有的某种价值。例如‘有女如花’，‘女’与‘花’是不同的二对象，而二者所以‘如’，是因那‘如’含有二对象所共有的某种价值。”{5}这也是典型“一果多因”、“由果溯因”的因果逻辑模式。而“一因多果”则是由一个原因推出多个结果，与“一果多因”在形式上正好相反，不再赘述。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往往容易将因果模式和决定论紧密相连，并从而导致对因果模式的怀疑和批判，其实决定论和因果是不同的。决定论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假设，它追求的是一种从普遍性角度出发的解释；而因果模式的蕴涵则是一种逻辑结果，并非形而上学的假设，我们在逻辑地讨论因果模式的时候应该抛弃那些决定论的一般形而上学问题和常与因果的使用相联系的自由意志，从而明确因果是一种重要的逻辑原则而非其他。在本文的论阈内，我们只是从逻辑的角度或层面来看待“文学是现实的反映”、“内容决定形式”等文学理论命题，而不是在决定论的意义上来看待这些命题的。

第二，时间模式。时间在这里不是指物理的时间，也不是哲学的时间，而是逻辑上的时间性，它表示逻辑具有一定的顺序和方向，具体表现为“过程”。解释的时间模式也就是指按照一定的顺序和方向对经验所做的理解或描述。在文学理论的解释中把文学视为一种活动，就蕴涵了时间性于其中，就是解释的时间模式。从通常文学理论体系的设置来看，往往是从创作论到作品论再到接受论（或鉴赏、批评论）；用“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来描述整个创作过程；用“言”、“象”、“意”来展示文学接受过程的三个阶段，或者以之来分解文学作品的结构层次，这些都是文学理论解释的时间模式的体现，它们都呈现给人们一种顺序和方向。时间作为“继续”、“流动”、“变化”等的表征，以之为模式的解释很容易勾画出理解过程的运动性、连续性和活性——这是它作为一种文学理论中的基本解释模式的重要特点和优点所在。

和因果模式一样，文学理论解释的时间模式也可分为外部时间模式和内部时间模式两类。美国文学理论家艾布拉姆斯认为，文学作为一种活动总是由作品、作家、世界、读者等四个要素组成的。{1}如果文学理论解释的时间模式存在于作家、世界、读者这三个维度，或者这三个维度与作品的关系中，那么这时间模式就是外部时间模式；只有存在于对于作品本身的理论阐释中的逻辑时间模式才是内部时间模式。就此而言，也就是说，在文学原理、文学概论类著作中，只有作品论部分的时间模式可称为内部时间模式，而其他诸如创作论、鉴赏论等中的时间模式则都是外部时间模式。

作为一种顺序的时间模式，有时是变动的，这体现了人们理解上或者解释观念的变化。比如人们对于文学的社会作用的理解， 1980年代出版的以群的《文学的基本原理》中认为文学有认识作用、教育作用、美感作用。该著认为，思想（即认识作用）是文学作品的灵魂，教育作用和认识作用紧密结合在一起，文学的认识、教育作用通过美感作用来实现。{2}而2000年出版的顾祖钊的《文学原理新释》中则把文学的社会作用叙述为审美作用、认识作用、教育作用。认为文学的审美功能是首要和基本的功能，是文学作品“最早”发挥出来的功能，文学透过对社会生活的审美把握而具有了特殊的认识功能，在审美、认识功能的基础上产生了文学的教育功能。③时间的逻辑模式在这里无疑是受到了作为一种权力的现实需要的制约，也体现了时代的历史变迁——当一个时代以主体人群的物质生存作为首要追求目标时，文学的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就具有了优先的合法性；而一个摆脱了主体人群以物质生存为首要目标、转而重视观照其精神存在的时代，文学的审美作用也就具有了超乎其他功能类别的优先地位。可见，文学理论解释的逻辑模式并非超越社会和权力的“自然史”的模式。

文学理论解释的时间模式往往还是延伸的，它随着人们认识阈的拓展而拓展。就西方文学理论研究对象的变迁——从主要研究作家到主要研究作品再到主要研究读者——来看就是如此，这也可以说是文学理论逻辑模式的历时性展开。而我国20世纪中期以前的文学理论著作也大都关注的是文学与时代（或现实）、文学与作者、文学作品三个方面，很少有关注读者的鉴赏和接受的。1959年出版的巴人的《文学论稿》也只是分为“文学的社会基础”、“文学的特征”、“文学的创造”和“文学的形态”四个部分，其中根本没有读者文学鉴赏和接受的位置。{4}那时，即便有些文学理论著作简略地谈及了文学批评，也不是自觉地、独立地从读者的角度来进行阐发和论述的。{5}在我国，直到1970年代末以后，自觉的、独立的读者角度或领域才被逐步发掘、开拓起来。这一进程显然体现了时间模式所具有的发展状态与延伸性质，并且这种状态或性质本身也呈现着文学理论解释本身的时间模式。

第三，功能模式。功能分析的主要目标是“展示行为模式对于维持和发展它发生于其中的个体或组群所起的作用”。“功能分析寻求认识行为型式或社会文化体制，根据它们把一定系统保持在适当工作秩序中，并因而将其维持为运转着的事物时所起的作用来认识”。{1}所以，功能模式是通过考察或研究作为系统组成的要素在系统中的影响与作用，或者说作为系统组成的诸要素在系统中的相互影响与作用来进行或完成解释的解释模式。比如文本要素系统中，内容和形式的相互作用；文学创作要素系统中，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在接受或阅读要素系统中，读者和作为阅读对象的文本的相互作用等等，都属于功能模式的解释类型。功能模式重在强调要素之间的关系和影响，是把要素作为一种维持某种秩序而起作用的因子来理解或解释。当然，文学理论也可以把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放到社会的大系统中来做功能性的考察和理解，乔纳森·卡勒说：“从历史的角度看，文学作品就享有促成变革的名誉，比如哈丽特·比彻·斯托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在那个时代就是一本畅销书，它促成了一场反对奴隶制的革命，这场革命又引发了美国的内战。”{2}这就是通过文学和社会变革的关系来理解或解释文学了。文学理论史上对文学和政治关系的探讨也是如此。

上文提到杨晦先生曾以地球的“公转律”和“自转律”来论述文艺的运动规律及其与文艺的关系，这里的“公转律”和“自转律”恰到好处地体现了文学理论解释的功能模式，太阳和地球之间的相互功能模式不是作为主观的想象性的存在，而是一种作为客观的逻辑性的存在。文学理论对于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的解释所遵循的也正是这样的一种功能逻辑模式。如果在这里也区分出外部功能模式和内部功能模式的话，那么，显然“公转律”范围的功能模式属于外部功能模式，而“自转律”范围的功能模式则是属于内部功能模式。很明显，在本文论阈内，功能模式的解释仍然是一种逻辑主导的解释，而非价值主导的解释，这一点也许会因为“功能”的字眼而使人们发生误解。价值主导的解释当然也会有自己对对象功能或作用的认知，但它是源自于一种信念或主观目的，而不是源自于逻辑。比如在我国20世纪的不同时期，人们认为“文学是宣传的工具”，“文学从属于政治”，“为人生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等等观念，在当时大都源自于某种信念或主观目的。从功能模式上说，文学当然可以是宣传，但如果称其为宣传的“工具”，就显然是对文学的一种主观利用；同样，文学和政治之间也需要功能模式的阐释，但说文学“从属”于政治，那么，主观信念或目的性就会对正常的功能模式的解释产生扭曲力，逻辑的功能模式就演化为价值的功能模式了。

以上，我们主要探讨了三种文学理论解释的逻辑模式及其各自特征，实际上，文学理论解释的模式不止上述三种，并且，这些模式也根本不是单一地存在于文学理论的解释现象之中的。现实地看，文学理论解释模式或形态更多地是上述诸种模式或形态的综合性存在。随着人们思维的复杂化、细密化和全面化，单一的解释模式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了。董学文、张永刚在其著作《文学原理》中分析环境与人物的关系时说：“环境对人物活动及其性格的形成发展起决定作用，但是人物性格一旦形成，便会对环境施加改造影响，使之按照顺己意愿发展。”③这里就既有时间模式——从最初人物被环境支配到人物性格形成再到人物支配环境；又有功能模式——环境与人物的相互作用；同时也隐含着因果模式——环境支配人物表明环境是人物之因，而人物支配环境则表明人物是环境之因。正是这些逻辑模式的存在决定了文学理论阐释的有效性或可靠性。可以说，逻辑本身的性质决定了逻辑模式的存在是使文学理论解释或推理变得“中立”和客观的重要保证。文学理论解释的价值模式，促成了文学理论的人文性的一面；而文学理论作为“思”的科学性，则主要是在于其解释的逻辑模式的结构与支撑。因此，我们探讨文学理论解释的逻辑模式对于理解文学理论的科学性，并进而建构科学化的文学理论无疑都有着重要意义和价值，今后人们对于这一阐释维度的探索的深入也是可以预期的。

第7篇：世界历史论文范文

韩国是单一的朝鲜民族，通用朝鲜语(亦称韩国语)，信奉佛教、基督教、天主教、道教等多种宗教，风俗习惯独特而有趣。

韩国人待客十分重视礼节，男性见面要相互鞠躬，热情握手，并道“您好”。异性之间一般不握手，通过鞠躬、点头、微笑、道安表示问候。分别时，握手说“再见”，若客人同自己一道离开便对客人说“您好好走”，若客人不离开则对客人说“您好好在这儿”。进门或出席某种场所，要请客人、长辈先行；用餐，请客人、长辈先入席；与客人或长辈递接东西，要先鞠躬，然后再伸双手。

同韩国朋友约会，要事先联系，尽管韩国人对客人不苛求准时，但他们自己是严格遵守时间的，因而客人也应守时，以表示对主人的尊敬。到韩国人家里作客，最好送一束鲜花或者一些小礼物，见面时双手递给主人，感谢主人的盛情接待。进入韩国朋友家里，须事先脱掉鞋子，交谈时，说话要细语轻言，不可大声说笑，女性发笑时用手遮掩住嘴，不要当着众人的面擤鼻涕，吸烟要向主人打招呼，否则会被视为不礼貌，不懂礼节。 韩国人接待经贸业务方面的客人，多在饭店或酒吧举行宴请，而且多以西餐招待。非业务交往，多在家中请客吃饭，用传统膳食招待。韩国人爱吃辣味，主食副食里常常少不了辣椒和大蒜。主食以大米和面食为主，最喜爱的传统面食是辣椒面和冷面。韩国人制作冷面的面条是用荞麦面做的，汤里放入大量辣椒、牛肉片和苹果片等，而且要冰镇，吃起来清凉爽口，但过一会就会周身发热。副食中的名菜有生鱼片、烤牛肉、干烧桂鱼、脆皮乳猪、油泡虾仁、脆皮炸鸡、爽口牛九、软炸子鸡、冷拼盘等。韩国人每顿饭要有一碟酸辣菜，尤以酸辣白菜最为爽口。在正式宴会上，第一道菜是用九折板盛有九种不同食物送上来，其中必须有火锅，随后再上其他的菜；在家中请客，所有的菜一次性上齐。 吃饭时，主人总要请客人品尝传统饮料——低度的浊酒和清酒，浊酒亦称农酒，昔日是农家自酿酒，制作简单，历史悠久，将粮食捣碎下酒曲发酵而成，酒色混浊，但酒精度低，清凉宜人，健胃提神，各商店有售。对于不饮酒的客人，主人多用柿饼汁招待。柿饼汁是一种传统清凉饮料，把柿饼(亦可用梨、桃、桔、石榴等果品)、桂皮粉、松仁、蜂蜜、生姜放在冰中煮沸，待凉后滤去渣皮即可，味道甜辣清凉，家人逢年过节饮用，平时用来招待客人。有的人家还用油煎饼、松饼、油蜜果等传统食品招待远道而来的客人。

此外，韩国拥有许多西餐馆和日本餐馆，汉堡包、炸鸡、热狗等快餐食品受到人们欢迎，使韩国人以鱼、蔬菜和米饭为主的传统膳食结构趋向方便化、快捷化和多样化。在韩国没有收取小费的习惯，客人进餐、购物、住宾馆等不必送小费。

第8篇：世界历史论文范文

电视经济台、经济频道和经济专业栏目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它们在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新形势下如何发挥舆论喉舌的导向作用？在整个新闻宣传系统中如何凸现特性和个性？在市场分工细化导致观众对节目收视需要分流的情况下如何定位和设置栏目？在大众传媒上如何把节目做得既好看又有用？诸如此类的问题需要理论上的研究和实践的探索。令人欣喜的是中央电视台经济部、信息部在上述方面为全国的同行做出了榜样。1997年7月1日，JNTV经济部的全体编导、记者集体收看了CCTV经济部为纪念经济节目改版播出1周年推出的特别节目《第一步》，随后大家又有机会阅读了CCTV经济部一本小册子《经济节目一年间》。前者，真实客观地反映了纷繁多姿经济生活的主流，并以独具匠心的构思和浓重的人文色彩赋予电视经济节目强劲的思辩和审美功能；后者，通过栏目和重点节目创作的回顾与总结，记录了这种开拓性工作过程的艰辛和喜悦，显示了CCTV经济报道记者不凡的前瞻性眼力。通过它们，我们强烈感受到，正是这种清醒的反思意识和不懈的探索努力，

才使中央台的电视经济节目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就成了气候，并带动影响地方台的经济节目不断涌现和提高，形成了全国电视经济节目的大格局和良好的发展态势。

反思是为了创新。现在，JNTV经济部的经济专栏节目已走过了三年的历程，面对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新世纪的到来，打开思路总结研究这类节目的过去、现状和走势，让电视经济节目更好地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和人民大众的经济生活，是电视人特别是从事经济报道编辑记者的重要课题和实践。

电视经济节目定位主要解决的问题是“办给谁看”和“怎么办”的问题，从实际操作上看，定位牵涉的问题却很多很杂，但有两点是很清楚的，即：理念和传通。“理念”是通过比较、抽象和概括的方法，为经济栏目确立一个宗旨。这一点非常重要，栏目无理念便无灵魂，理念陈旧、片面则栏目雷同没有特色；“传通”是要注重传播效果，只“传”不“通”是无效益的劳动。目前，要想传通除了制作节目要有针对性，还应利用电视数字传送的交互功能，使传受双方真正成为视听双向的开放关系，并且是实时的交流。怎样使电视经济节目更科学的定位以便优化其传播效果，本文从三个方面表述了JNTV经济节目的一些理论研究和实践的成果。

定位之一符合：视听并茂

加拿大多伦多传播学教授M．麦克鲁汉将信息划分为视觉空间和听觉空间两个区域。现代知觉听觉的研究已表明：视听同时作用于人脑，相对于受众注意来说，理解的心理介入程度会更高、更深入，因而涉及信息的功能性因素造成的影响也就更大。电视是以图像、声音、文字三者并存的方式作用于人脑的，因而便成为受众接受信息、传递感情、交流思想的“第一传媒”。

从理论上看，电视声像并茂、视听兼容的特性对优化电视经济节目的传播效果应起到好的作用，但实际上我们的电视经济节目却为什么总伴随着“枯燥”和较低的收视率呢？我们当然不能奢望电视经济节目会像影视剧、综艺、体育、纪实性专题片那样拥有最广泛的受众，电视经济节目因专业性和选材的单一性会使受众层相对狭窄，但这不应成为电视经济节目“不好看”的理由：其一，今天已进入经济时代。或者说是消费时代，消费时代的人们更加关注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从简单的生活现象到复杂的经济热点问题，如怎么赚钱、怎么花钱、怎么投资、国企改革、下岗职工再就业、住房货币化、菜蓝子等等，这些都是为大众所普遍关心的问题，经济节目已具备了普通人关注和感兴趣的素材基础与受众接受的心理基

础；其二，电视声像并茂的特性使得它形象真实、现场感强，可与事件同步，可远距离传播，还由于它兼有美术、音乐、诗歌、舞蹈、戏剧、电影等各种空间艺术和时间艺术的特长，并通过电子手段，进行再加工和再创造，极具灵活性和综合性。这种手段为经济节目由理性走向感性，由枯燥走向丰富和鲜活提供了充分的条件。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怎样才能把深奥的经济理论、枯燥的经济数据，日常的经济现象转化成视听兼容的电视语言，即发挥出电视媒介的优长，在荧屏上展现出经济的同时又是与时代和生活、与受众审美情趣很接近的东西来。

在明白了上述道理之后，JNTV经济部的编导记者在捕捉经济领域里的事件时，开始了新的创作尝试与探索：在形式上使栏目、节目的包装进一步细化、精致，如要有创意新颖、视觉醒目舒服的三维片头，要有片中间奏，要有音乐衬底，要有图文字幕，画面与画面、段落与段落的转接要讲究节奏，要用不同的特技等等；在内容上使经济事件尽可能的故事化、情节化。如要注意捕捉和表现细节，寻找独特的、崭新的角度，要尽可能的用“现在进行时”表现人物的经济活动和经济事件的进程，并体现出“始－中－终”的完整性，有时“始”前要加“引子”，“终”后要续“尾声”；在报道手法上，要求舒展、从容、深入浅出，要求体现出省会台的风格和风范。当我们的编导记者把经济还原到本色而丰富的生活中去以后，并注重用电视手段去表现它们时，电视经济节目开始做得“好看”起来并显得与众不同了。一个最明显的标志是以深度报道为特色的《经济时空》收视率最高达到过“8”，《财经报道》最高为“13&127;”，生活服务专栏《经济大观》也稳定在“4”左右。与此同时，&127;JNTV经济部还收到了大量的观众来信，“3.15”热线电话的铃声不断响起，观众不仅仅是提供新闻线索，还有中肯的评介。更令人高兴的是《从八十到八千》、《养狐人》、《台湾蘑菇大王落户济南》、《下岗女工办起了养犬场》等专题片播出后，很多农民兄弟、下岗职工纷纷来台索要资料，经济部的编导则乐于当“牵线”人，让更多的人通过接受我们的信息走上了脱贫致富、重塑自我的道路。

优化经济节目的传播效果的确让我们尝到了甜头，也为繁荣一方经济做出了贡献。

1997年10月1日，&127;济南经济电视台改呼号为济南电视台二套节目，该频道的主体节目是经济节目。为了更好地突出频道的经济特色，扩大影响力，JNTV经济部决定推出一部大型全景式的专题片《今天》，为电视经济节目的内容和形式的改革探索再加亮色。在这部长达80分钟的专题片里，我们分“观念篇”、“竞争篇”、“道德篇”、“生存篇”四个章节，涉及到国企改革、用人机制、大众投资理财、再就业工程、农村脱贫、行业竞争、消费者权益保护等问题。《今天》的主题是表现改革开放给山东省省会城市济南带来的变化，各行各业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题材丰富、容量巨大，把握不好便会显得冗长和乏味。为此，《今天》的策划小组确定了内容要故事链条环环相扣，营造悬念和起伏，故事性不强或不便于以故事表现的，以“对话”方式突出人物语言的张力以唤起受众的共鸣和交流的渴望；在表现形式上，充分调动和利用电视手段，除了用纪录片式的手法真实表现事件的真实性和进程的戏剧性，还用文学创作手法为专题片注入诗的元素。如在每一章的中间，穿插“都市晨曲”、“桥与灯的联想”、“泉韵之美”、“现代人独白”等电视散文，既舒缓了本片的节奏，亦烘托出浓郁的都市氛围和现代人的心理，本片播出后，大受好评。

电视经济节目欲要优化传播效果，首先应使经济节目的制作传播与电视媒体的特性相符合。电视具有照相式反映生活的本真并且是运动连续画面的特性，就要用摄相机摄取真实的画面表现事件的开始、发展、、结局过程；为了收视审美需要，就要注重画面的新鲜性、对比性和包容性，注重以情节、细节表现生活的质感和波动，注重事件中的矛盾与冲突的发生与解决；注重“事因人生”、“人以事显”的人物的中心地位；电视的现场感强，就要注意音响、同期声让观众身临其境；电视可与事件同步，就要多用“现在进行时”，引发观众探究“后来呢？”、“下一步呢？”的心理活动。另外，电视还兼有美术、音乐、诗歌、戏剧、电影等特长，对其灵活运用可使看电视经济节目“升级”为审美，让观众得到精神上的愉悦与放松，也增加了经济节目的欣赏性和品味感。

艺术直觉的创造力，首先表现在对形式美的发现。电视记者的任务就是要把直觉内容转化为符合电视特性和受众审美情趣的艺术形式。电视经济节目定位首先要解决好的问题就是要运用好电视的表现形式。形式定位准确了，手法娴熟了，才能使电视经济节目的创造力和审美效果得到实实在在的体现。

定位之二符合：栏目特色

一个电视栏目的生存前提是要有鲜明的特色，这种特色表现在：

①鲜明的时代特征；②独特的选材领域和表现风格（包括主持人的个性）；③符合栏目宗旨的内容和专一性。栏目没有特色，会使节目变得无针对性，要么总是与别的栏目撞车，要么脱不掉模仿痕迹，要么屡生无米之炊之患，难以生存下去。

JNTV经济部的四个专栏在定位时均要用两把标尺衡量一下，即特定的内容和特定的表现形式与风格。

《经济焦点》栏目定位：具有强烈思辩性、评论性的经济事件深度报道新闻性栏目，其定位语是：聚焦经济，评说热点。该栏目强调对一个或数个有联系性的经济事件的由表及里的探究，注重记实风格和事件本身矛盾运动形成的张力。对题材的选择限定在重大经济事件和百姓关心的经济话题上，报道手法注意典型性和结论的抽取归纳。在结构上要求以事件的矛盾点为坐标原点切入，采用纵横对比的手法进行背景和主体的分析，力求做到科学、权威、客观、公正。对栏目主持人的要求是庄重冷峻，找“新闻发言人”的感觉。下列题目可窥见该栏目定位之特色：《山东：抓大放小的辩证法》、《再就业冲击旧观念》、《假冒伪劣缘何当原告》、《透视传销》、《住房贷款“卡”在哪儿》、《资产重组1+1>2》、&127;《人本成本，企业管理之本》、《倾斜的“天平”》。这些深度报道尽量体现出矛盾的冲突与解决后带来的启示性，遇有容量大复杂性的题目可作系列、连续性报道。为了增加此类节目的交流感，要求栏目制片人打破以往惯例，把事件的参与者请到演播室与相关嘉宾交流，以便让观众多方位、多角度、多层面的了解事件的相关信息和本质意义。

《经济大观》栏目定位：具有服务特色的经济生活杂志性专栏，下设“生活同期声”、“体验”、“经济人”、“消费调查”、“都市流行色”等小板块。《经济大观》的定位语：展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该栏目强调对经济生活进行展示、分析、预测，从而具有较强的示趋性和权威性，同时，体现对消费者实实在在的服务。杂志性电视专栏的内容丰富，并要求可视性和观众的参与性都要强，这就要求该栏目的编导记者要强化消费者的意识，变换角色进行采访。如在《老三大件新登场》、《今年家电买什么》、《体验夜间服务》、《小家电真的方便吗？》、《美容美发小常识》等片中，记者均以消费者的身份进行暗访和现场式的解说。为了抽取更科学、符合实际的结论，要求该栏目就题目设计问卷，每次最少发100份，统计分析后再请专家评点，融知识性、引导性为一体。由于该栏目涉及的大多是百姓的衣食住行用，所以风格上讲究明快清新，特别强调记者“在现场”和原汁原味地表现对象，强化节目与观众和生活真正的贴近感。

《财经报道》栏目定位：是以报道财经领域最新发展和变化的新闻性栏目，其定位语是：提供经济信息参考，报道重要财经动态。为了区别于一般新闻和经济新闻，我们给财经报道限定的选材领域是：金融证券、物价、工商税收、统计、期货、国家产业政策及动态、交通运输、海关、科技等等，力争使财经报道通过报道上述领域里的信息，为企业和商界提供投资决策参考。基于此点考虑，我们要求财经报道提供的信息必须是实用的，城市化的东西，要有一定的“含金量”。在报道形式上，不象时政新闻那样“板”和“硬”，

也不追求社会新闻的“广普性”，而是追求特色化、专业化、在简洁、明快实用的报道风格中，突出信息的实用性、指导性和波及性。例如《股市点评》小板块除了评点热点冷点，还延伸出一个现场的股市沙龙性节目《谈股论金》，股民、股评人、专栏记者三位一体，收到了很好的传播效果。

《商务时间》栏目定位：是专门为商务人士开办的商品流通、商务服务的电视商业信息专栏，其定位语是：商务时间，帮你把握创造财富的关键时刻。由于该栏目的受众层面相对狭窄，故要求内容必须高度精炼和专业，突出电视商业信息的咨询服务功能，为“白领”和小老板们提供快捷、实用、有效的服务。《商务时间》下设“商情网站”、“商战谋略”、“人才资讯”、“外汇牌价”、“投资指南”、“市场快递”、“货比三家”、“商务话题”等板块，除了画面，还要求配以精确的图表与字幕，并作适当次数的“闪回”，力争运用电视这种现代化媒体手段，服务于商业人士的第一需要，同时也为广大观众提供一个把握市场发展动态和投资方向的信息窗口。在表现形式上，《商务时间》要求主持人儒雅庄重，

口才要好，要有气质。在制作风格上，追求独到的多画面分割和强烈的节奏感，每一个单元一般不超过3分钟，&127;不等商务人士“腻”了就快速切转下一单元，而且是开门见山、直奔主题。

总之，开办电视经济专栏节目一定要体现出它是“这一个”的鲜明特色，要有特定的内容和独到的电视语汇才能使栏目立足、立牢、立得长久。从共性上，尽管经济节目为大众提供的是实用性的服务，但必须通过疏理和分类，“靠”到栏目的宗旨上去，造成不同形态、不同风格的传播效果。

定位之三符和：观众需要

电视经济节目定位是否准确，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有观众、有收视率。值得注意的是电视在进入信息时代后，电话、电脑、有线网络、卫星直播电视、信息高速公路等人际传播手段地发达、普及和相互交融结合，使人类信息的交流更为社会化。新媒介打破了以往电台、报纸、电视三大媒介单向传输信息的格局，使受众拥有了充分利用信息的自主选择权，从而真正实现了交流沟通的本质意义。

前面已经说过，信息的传播必须以“通”为目的，而是否能实现“通”，不仅仅是传者的一厢情愿，还要看受众的需要和满意程度，即传播效果。事实上，在信息传播手段日益发达和丰富的今天，

受众已不是传者随意施加影响的消极客体，而是积极挑选传播内容以适应自己需要的主体了。在“信源－信道－信宿”这个过程中，我们以往重视的是“信源”（信息发出）和“信道”（传播过程）这两个环节，不大重视“信宿”（信息传输的终点、信息的接受者），

在是否传通的问题上，欠缺足够的重视态度和科学周密的工作。今天，这个问题已突出摆在我们面前，不重视“信宿”，实际上就是盲目地传输。没有观众，这种传输、宣传徒劳无益，谁还来给你投资作广告，你又靠什么去办节目生存呢？所以，节目、栏目的定位必须研究并使传播的内容符和观众需要，以便在众多的信息堆中，引起受众注意，凸现电视信息节目的独特功能与价值。

电视经济节目的收视对象相对其它节目来说是比较少的，除了电视的功能主要是家庭的休闲娱乐工具外，和以往经济节目作得比较枯躁、专业也有关系。受众的无意注意欲变成有意注意，起码是对你这个节目、栏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想看”的愿望和能“看下去”的吸引力。怎样才能在大众传媒上把电视经济节目做得好看些，服务性、实用性、针对性强些，制片人、编导和记者必须深入生活、了解广大观众感兴趣的东西和他们对某些经济问题的观点和看法。为了增强节目的受众意识，JNTV经济部在经济节目开播一年后，委托济南广视社会调查咨询中心对自办节目进行了一次综合调查。本次调查共印发问卷1050份，收回914份，&127;调查对象涉及到不同职业、年龄和文化水平的观众。其中，年龄最大的80岁，最小的14岁；文化程度：硕士占4.67％，大学本科占34％，大专占

25.18％，中专占15.48％，高中占19.53％，初中占8.85％，&127;小学及其它占0.74％和2.21％。以下是被调查者对调查问卷上收看电视经济节目动机的结果：

关注经济改革和难点热点：64.74％

指导生活消费：46.81％

了解市场行情：43.61%

了解金融证券信息：35.78％

提供决策投资参考：11.06％

为了专业研究：6.27％

本次调查还在问卷上开列了30多个经济热门话题，观众选择出的前10个话题是：①消费权益保护，②商品物价，③国家经济发展形势，④住房制度改革，⑤城市建设及规划，⑥国有企业改革，⑦下岗职工再就业，⑧劳动保障及社会保险，⑨环境保护，⑩菜蓝子工程。

这次调查显示：观众对电视经济节目的关心程度在不断提高，他们一方面关心国家经济形势动态，同时也更关心发生在身边的与自己切身利益关系十分紧密的经济现象和信息。来自受众的真实信息为JNTV经济节目选择节目素材，确立报道重点，改进报道方式提供了依据。据此调查问卷的综合结论，经济部重新调整了栏目格局，将《经济时空》改为《经济焦点》，每周保证推出一个经济热点的深度报道；加大服务性栏目的播出密度，并使服务节目更加平民化和实用；新开《股市点评》栏目，开通深沪两市独家股评热线电话以更好地为投资者服务；提前策划3.15专题系列节目，与省市消协、技术监督部门联合制作“聚焦3.15”挂牌节目。1997年10月1&127;日，改版后的节目经过局台编委会的审查后正式播出，尽管JNTV的收视率调查方式由手写改为自动仪的记录，但仍然保持了较高的收视率。特别是《经济大观》栏目，自推出“体验”版后，记者深入商场和百姓家庭，以“急消费者所想，解消费者所急”的态度制作节目，在贴近性上做出了实实在在的工作和努力。象“家电售后服务”、“看病有多麻烦”、“仲秋月饼哪家好”、“10元钱买什么”、“专家说存款”、“买房三要点”等选题，都是与百姓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观众看了这样的节目不是无所谓，而是会产生相应的经济行为，经济服务节目的服务性、引导性就这样落到实处了。

JNTV的电视经济节目已走过了三年的历程，如今已进入了一种平台期，开始有了一种惰性。节目也会模式化、程序化。这些局限有来自节目本身的原因，也有来自从业者素质的因素。面对激烈的栏目竞争，电视经济栏目、节目必须在定位问题上进行前瞻性思考：

1、如何进一步加强经济栏目、节目传播的沟通功能？（如在进入电视数字传送阶段后，改变受众被动状态，实现双向实时的制作方式）

2、如何使电视经济节目脱离“贵族化”更好地获得平民化的视角？

3、如何用纪录片的手法，自然真实地记录大众消费时代和经济人？

4、如何使电视经济栏目制作艺术化、专业化，使其接近电视本质？

5、如何提高电视经济节目从业者的素质和职业化程度？

6、栏目专业化怎样带动起相关的产业？问题还有很多，要想保持电视经济节目的活力，从业者就要不断保持高追求、新观念，不断战胜超越自我，不断有更好更多的创新思想。

第9篇：世界历史论文范文

由于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社会性，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一直是文学作品翻译中较难且较易出错的部分; 同时，受限于人的经验（grounded in experience）和社会契约（socialcontracts），文化负载词在跨文化过程中被接受的程度不确定并会存在一定的障碍。因此传统且单一的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无法灵活解决翻译过程中出现的词汇空缺，可译与不可译等翻译现象。20世纪60年代，姚斯、伊索尔提出接受理论（reception theory）批判俄罗斯形式主义，布拉格的结构主义以及英美新批评。不同于传统的“作者中心论”“文本中心论”以及“意义既定论”，接受理论强调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文本的不确定性并主张读者多角度解读文本。接受理论站在读者的角度强调文本意义的传递而文化负载词翻译的重点与难点亦为文本意义的传递，因而，接受理论对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有一定的启示性作用。接受理论有三大支柱理论，分别是：读者期待视域、文本的不确定性以及隐含读者。下面，作者将以《围城》英译本为例，从以上三方面，试论接受理论对文化负载词翻译的启示。

一、读者期待视域（horizon of expectation）。读者期待视域包括定向期待和创造性期待。定向期待由读者所受教育，所有文化，欣赏习惯等构成，是文本中读者熟悉的、已知的内容;创造性期待则以读者不熟悉的、异域元素构成，不同于读者以往的经验，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或重塑读者的期待视域。而融合了定向期待与创造性期待后形成的新观点、新看法、新思想则被称作“视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

（1）完全视域融合（full fusion of horizon）：是指原语词汇和目的语词汇能够实现高度对等或完全对等，即“字对字，词对词”，但只有极少数词语能够实现完全对等。对于原语词汇中能实现高度对等或完全对等的词汇，译者一般采用归化法进行翻译以使译文读者最大程度理解原语意义。在《围城》及其英译本中也有这样高度对等的例子。

例1：那张是七月初的《沪报》，教育消息栏里印着两张小照，铜版模糊，很像乩坛上拍的鬼魂照相。

Translation：It was all early July Shanghai newspaper， with two small photographs in the educational news column.The plates were as blurry as the picture of a ghost taken at the divining altar.

此处，珍妮・凯利和茅国权将“战坛”译为“divining altar”可见两词具有一定的文化共性。“战坛”是典型的中国词汇，即古人讲的“开坛做法”。“战坛”是封建制度的产物，即由道士沟通天地，开坛做法以驱邪避恶;而“diving altar”则指放置于教堂、庙宇里的圣桌，人们通过献祭以求上帝保佑。由此可见，将“战坛”译为“diving altar”能使译文读者清楚的认识到“此事与神灵有关”。虽然，这两个词的词义不尽相同，但究其意义和运用场合，将“战坛”译为“diving altar”更能帮助读者理解文本。

（2）部分视域融合（partial fusion of horizon）：是指在目标语中无法找到与原语相对应的词。在这种情况下，译者往往会采用异化法进行翻译，一方面力求保留原文的风格，另一方面则避免强用归化法造成的歧义与误读。相比于上文提及的完全视域融合，《围城》及其英译本中部分视域融合的情况更为普遍。

例2：董斜川道：“好，好，虽然’马前泼水’.居然’破镜重圆’，慎明兄将来的婚姻一定离合悲欢，大有可观。”

Translation：Tung Hsieh-chuan said， “Well， now. Though ‘water was poured before the horse’ still， the ‘broken mirror was made round again.’ Shen-ming’s future marriage will certainly be full of vicissitudes. It should be worth watching.”

Note：1. From the story of Chu Mai-ch’ell of the Han dynasty， whose wife left him because she could not stand his poverty. Later he rose to a high position through diligent study， and his wife， who was by then destitute， begged to rejoin him， but he replied “If you can pick up spilt water， you may return. She then went away and hanged herself.

2. An expression meaning to retie a loose marriage knot， used to refer to a divorcee who marries the same person again.

“马前泼水”和“破镜重圆”是两个典型的中国词且有深层的含义，在英语中很难找到与之对应的词。“马前泼水”是指“夫妻离异无法挽回”，而英语虽中有“It is no use crying for split water” 或“What is done cannot be undone”，且都有“无法挽回”的意味，但却不是指婚姻的破裂。“破镜重圆”是指“夫妻失散或离婚后重新团聚”，但就作者所学，英语中并无相应的词或词组。

此处，珍妮・凯利和茅国权将“马前泼水”译为“water was poured before the horse”;将“破镜重圆”译为“broken mirror was made round again” 采用了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的方法，但显然收效甚微， 译文读者无法准确理解这两个词语的意思。珍妮・凯利和茅国权还分别为两个词语加了注解以帮助译文读者更好的理解词义。由此可见，仅仅用直译的方法来翻译文化负载词是不可取的，虽然直译鲜少造成误读，但却容易使译文读者感到不知所云。因此，在直译的同时应加上注解，以全其意。

二、文本的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 of the text）。伊索尔认为文学作品（literary work）不等于文学文本（literary text），其间的差异即为文本的不确定性。唯有读者进行主动的、创造性的阅读才能填补文本的不确定性与空白，并赋予文学文本以意义使其成为文学作品。译者作为接受者，一方面需要认真研读文本，了解作者的用意;另一方面需要满足译文读者的期待，这就需要译者拥有扎实的双语能力。然而，文化负载词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社会性，在跨文化的过程中被接受的程度不确定，给翻译带来障碍。在《围城》及其英译本中，一些文化负载词在译者笔下失去了独特的文化特性，有的则出现误读的情况。

例3：天空早起了黑云，漏出疏疏几颗星，风浪像饕餮吞吃的声音……

Translation：Dark clouds had already formed in the sky， disclosing here and there a few stars. The storm sounded like a man greedily gulping his food…

“饕餮”在汉语中指传说中的一种凶恶贪食的猛兽也指贪婪的人。此处的“饕餮”用以形容风浪巨大，风声呼嚎，而珍妮・凯利和茅国权将“饕餮”意译为“a man greedily gulping his food”。虽然这样也能再现风浪的声音，却少了“饕餮”一词所承载的中国文化色彩，失去了原文的意味。

例4：仿佛洋车夫辛辛苦苦把坐车人拉到了饭店，依然拖着空车子吃西风，别想跟他进去吃。

Translation：It was like the rickshaw boy who pulls his passenger up to restaurant after much pain and effort， and then is still left to drag along his empty rickshaw， feeding on the west wind， with never a thought of going in to eat with him.

在中国文化中“西风”多含有绝望、萧索、衰败，悲凉等意，因此“吃西风”即为“喝西北风”，意思是没有东西吃，空着肚子过日子;而在西方文化中，“西风”指希望、变革。正如雪莱《西风颂》中所赞颂的一样，西风意味着改革，意味着美好的未来。而此处珍妮・凯利和茅国权将“吃西风”译为“feeding on the west wind”，并没有“没有东西吃，空着肚子过日子”的意思，会使译文读者混淆文本意义，给人以模糊不清之感。

三、隐含读者（the implied readers）。隐含读者不同于真实读者（real readers），是作者创作之初旨在吸引的特定的读者群体。事实上，在作者的创作之初，作者对读者范围和群体的考量往往会因文化程度、兴趣偏向、社会环境，审美情趣等因素的不同而有别于真实读者群。因此，真实读者和文学文本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被称之为审美距离（aesthetic distance）。审美距离的存在，一方面，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另一方面，使文本特有的文学价值也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得以体现。然而，对译者来说，如何翻译文本使其保有原有的审美距离则是翻译中的难点，正所谓“水至清则无鱼”，译者需要时刻把握翻译的“度”。在《围城》及其英译本中，译者面对类似的问题，根据整体的考量，做出了不同的翻译。

例5：他跟周太太花烛以来，一向就让她。

Translation：From the day the red candles were lit for them， he had always yielded to her every wish.

此处，珍妮・凯利和茅国权将“花烛”译为“red candle”显然有失其意。在中国文化中，“花烛”即“红烛”，用于中国传统婚礼，寓意着一对新人婚姻美满;而在西方文化中，“red candle”只是红色的蜡烛，再无它意。此处仅将“花烛”译为“red candle”不利于译文读者了解原语文化，失去了原作特有的审美情趣。然而，若在此处加上注解，对“red candle”进行简单解释，则有利于帮助译文读者通晓其意。

例6：鸿渐道：“小胖子大诗人曹元朗是不是也请在里面？有他，菜可以省一点;看见他那个四喜丸子的脸，人都饱了。”

Translation：“Is that little fatso and big poet Ts’ao Yuan-lang included？If he is， they can save on the food. Just looking at that meatball face of his will make people feel full，” he said.

此处，珍妮・凯利和茅国权将“四喜丸子”直接译为“meatball”，达意居首位，审美其次。考虑到“四喜丸子”这道菜给人的直观感受即为“meatball”，且此句在原文中所起的作用，译者对“四喜丸子”进行了简化处理，即省译（omission）。

由上文作者列举的例1――例6可见，珍妮・凯利和茅国权在翻译的过程中，并没有刻板的运用归化和异化法对原文进行翻译，而是给予东西方文化交流十分重要的地位并对不同的文化现象采用了灵活的翻译方法，即考虑到读者的接受能力与接受需求，译者根据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不同文化传统，有侧重的满足读者的定向期待与创造性期待。因此，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分析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应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灵活处理翻译过程中遇到的跨文化问题：

1.在熟读原文的基础上，对原文进行严谨的考量与分析，确定文本的大方向。因译者的翻译过程亦是创造性的活动，因此不用逐字翻译，在保有原作完整性的基础上，有轻重、有取舍的翻译文化负载词。

2.在跨文化过程中，面对文化相似度高的词，主要采用归化法或转译（conversion）以使读者准确且完全的理解词义，弱化文化障碍，增进相互理解;面对文化相似度较低，在翻译过程中障碍较大的词，可采用：1.直译+注解（annotation）的方法，既保有原语文化特别的韵味，又帮助译文读者理解词义;2.意译的方法，运用译文读者熟悉的词法、句法来解释原语词汇，能使读者完全理解词义，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向译文读者传递异域文化的机会。

3.在面对较为晦涩，译者无法吃透的部分或相对不重要的部分，适度的省译也不失为一种翻译策略，但译者应慎用省译，在翻译过程中尽可能调动所有感官与知识，做到严复先生所说的“信、达、雅”且将批判思维贯穿翻译的始终。

总而言之，接受理论将读者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要求作者与译者在写作和翻译过程中侧重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与接受需求。在翻译文化负载词的过程中，译者应考虑到视域融合，文本的不确定性以及隐含读者三点对翻译的启示――将读者放在首要的位置的同时传递中西方文化，灵活运用多种翻译方法，如：直译、注解、转译、意译、省译等方法进行翻译。（作者单位：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

参考文献：

[1]Holub， Robert C.（1984）Reception Theory：A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Methuen.

[2]Iser， Wolfgang.（1974）The Implied Reader：Patterns of Communication in Prose Fiction from Bunyan to Beckett. 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3]钱钟书.（2003）.围城.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