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募基金论文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公募基金论文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公募基金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IPO募集资金，投向变更，公司特征

 

一、引言

IPO的成功发行对企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可以使公司筹集大量资金投资新项目，扩大经营规模，实现公司战略目标，且有助于改善公司资本结构和公司治理，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从而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的目标。上市公司募股功能的发挥，对促进上市公司快速发展金融论文，提升上市公司的社会贡献水平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其发展也存在诸多问题和弊病有待解决，IPO上市公司变更募股资金投向就是其中的问题之一。这是因为上市公司发行新股时的《招股说明书》，实际上都是对投资者的一种承诺，投资者据此做出投资与否的判断。如果投资者决定投资，就等于与上市公司签订以招股说明书为内容的投资合同，约定投资人出资，公司方面负责经营管理。所以IPO上市公司变更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实际是一种违约行为，这不仅直接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也严重影响了证券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而近年来,中国IPO募集资金投向变更行为越来越频繁，其用途变更已引起了各方人士的高度关注论文参考文献格式。因此，本文拟在股权分置改革背景下，通过采用公司特征作为主要研究变量，对IPO募集资金投向变更进行了实证研究，试图从中找出某些规律，为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和推动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提供一些帮助和建议。

二、文献综述

国外理论界对于证券市场和上市公司的研究已经非常成熟和深入，但是由于国外的股票市场比较健全，监管得当金融论文，几乎没有随意变更IPO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现象，所以国外文献对此的研究也很少，未发现西方关于募资投向变更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国外的大量研究都集中在融资的资本结构、成本、融资顺序等方面。但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国内对此问题的研究也始于1997年后，市场上出现大量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现象之后。

关于国内对IPO募集资金投向变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我国上市公司募集资金投向变更的原因进行分析，并从客观因素和非客观因素两个方面进行分析论证。

2、研究上市公司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与变更前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以此分析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变更是“善意”还是“恶意”以及募集资金投向变更对公司业绩影响是积极还是消极的。

3、分析了上市公司募集资金投向变更引起的市场反应，检验公众对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变更的反应以及影响这种反应的因素有哪些，并对不同种类募集资金变更的显著影响因素是否不同进行对比分析。

4、从战略与绩效的视角对我国上市公司募集资金投向的多元化与变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分析募集资金投向的多元化程度与变更程度相关关系。

5、对上市公司面对的制度约束分析的较多，缺乏对这些制度约束的形成机制及其历史演变进行分析。

三、研究假设

张为国、翟春燕（2005）得出了因主观因素发生募集资金投向变更的比例大于因客观因素变更的比例。并进一步说明上市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和现实因素所造成的。要改变目前这种现状，需要改变我国“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完善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论文参考文献格式。2005年4月29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证监会向各上市公司及其股东、保荐机构、沪、深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下发了《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宣布正式启动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股权分置改革的实行使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手中的股票价值与小股东一样伴随着二级市场的价格波动，大小股东的利益基础一致，这必然促使大股东关心公司二级市场的表现。段特奇(2003)认为上市公司发出的募集资金变更投向公告会在证券市场上产生传导效应金融论文，引起该公司股价下跌。据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一：IPO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呈正相关。

如何防止内部人控制及大股东操纵、完善董事会的职能与结构，从而重树投资者的信心，成为全球范围内企业所关注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于是，人们开始意识到引入独立董事会制度以强化董事会的职能，确保董事会运作的公正、透明的必要性。从股东投资者层面来看，独立董事制度有利于制衡控股股东，监督经营者。独立董事有助于保持董事会独立性，维护所有股东利益，增加股东价值。董事会中的独立董事能为董事会提供知识、客观性、判断和平衡，从全体股东利益出发监督和监控公司管理层。因此，独立董事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IPO募集资金投向变更行为的发生，我们提出下面假设：

假设二：IPO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与独立董事比例呈负相关。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投向变更现象非常普遍。但在所有发生变更的行业中，以传统制造业所占比例最大，这是由于传统制造业处于完全竞争状态和微利状态，该行业主营业务利润率较低，如果把募集的资金用于主业金融论文，给企业带来的利润会很小，受高额利润的驱使，这就使得这些上市公司纷纷放弃原来拟投资项目，而改投其他收益率更高的项目或转向非实业投资领域以期获得高利润。而对于新兴行业来说本身主营业务具有很好的前景，公司处于高速发展时期，没有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动机。因此，可以得出以下假设：

假设三：IPO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与行业具有相关性论文参考文献格式。

募集资金变更实际上是对IPO公司《招股说明书》中可行性项目的否定，这是上市公司投资决策的失误，从实质上反映了我国上市公司普遍没有建立起细致有效的投资决策程序和规范。但这种规范化的决策程序的建立与公司规模是具有相关性的，我们知道公司规模越大，其公司治理结构越完善，也会有科学的规范投资决策机制为其提供支持，对可行性项目的论证相应的较充分。另外，公司规模越大，其受到各项监管也越多，所以不会轻易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据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四：IPO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与公司规模呈负相关。

如果上市公司负债较多金融论文，很可能会盲目的拼凑一些项目，来解决资金短缺的燃眉之急，募集资金到手后，又找各种理由来说明原来的项目效益差，另外的项目好等来变更募集资金投向。同时，债较多、财务状况较恶劣的公司在遇到其他投资项目或是应对公司发展的其他需要时，没有其他渠道获得资金，只好使用募集来的资金。也就是说为了“圈钱”欺骗广大投资者。根据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五：IPO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与公司资产负债率呈正相关。

从以上假设定义本文的变量，如下表：

变量定义

 

变量

代码

变量说明

预计符号

因变量

1

发生募集资金投向变更

 

  0

没有发生募集资金投向变更

解

释

变

量

FS

变更年末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

DS

变更年末独立董事比例

―

INS

传统行业为1，新兴行业为0

  LnTA

变更年末资产总额对数

―

DA

第2篇：公募基金论文范文

本论文主要是阐述我国私募基金现阶段的运作状况及其合法化的研究，分别从五个部分来分析。第一部分，通过与公募基金的对比来分析私募基金的特点及运作优势，从而显示私募基金的重要地位；第二部分，从私募基金在我国发展历程的角度来分析其产生的客观背景，从而说明私募基金是市场自发创新的产物；第三部分，从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趋势及私募基金的特点和优势，来分析我国发展私募基金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第四部分，从私募基金的利益保障和违规操作，来分析我国私募基金需要合法化；第五部分，从金融监管的角度来分析我国私募基金要如何合法化。

关键词:私募基金运作优势合法化

Abstract:Theemergenceofprivateenlistingfundinourcountryisnotonlyinaccordancewiththemacroeconomicsbackgroundofinhabitants’increasingfortune,butalsosatisfyingthoseinhabitantswholookforthewayofreproducingtheirfortune.Thiskindoffundwithstrongmarketfeatureshasgonethroughafrom-bottom-to-topway,whichdiffersfromthepublicenlistingfund.Hence,whenwedealwithsomeso-called“privateenlistingfund”incurrentmarket,weshouldtakeanattitudeofdeferringtorealismandhistory,tonormalizethosesothattheshocktothemarketcanbereduced.

第3篇：公募基金论文范文

关键词：非营利组织；税收优惠；捐赠制度

文章编号：1008-4355（2011）02-0010-07

收稿日期：2010-02-16

基金项目：2010年贵州省教育厅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项目“完善我国税收优惠制度研究――基于非营利组织视角的分析”（10JD20）

作者简介：李玉娟（1977-），女，贵州遵义人，贵州省教育厅经济学发展与应用研究中心研究员，贵州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DF43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1.02.02

中国非营利组织税收优惠制度的发展以2008年作为一个分水岭，就在这一年，旨在促进非营利组织发展的税收优惠法律政策相继出台。2008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企业所得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同时生效实施；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下简称《个人所得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也同时生效实施；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民政部同年联合下发《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自2008年1月1日起执行。2009年3月10日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基金会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审核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2010年11月28日财政部印发了《公益事业捐赠票据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如此密集的法律措施，与之前已经实施的法律法规存在哪些区别？这些措施会对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实践中这些措施还存在怎样的问题？本文将在对新旧法规对比的基础上，结合非政府组织的具体实践，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解答，希望能为促进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略尽绵薄之力。

一、我国非政府组织税收优惠制度的最新发展

非政府组织的税收优惠问题属于非政府组织理论研究的传统内容。在2008年之前，早已有学界前辈进行过研究。最早的经典论著当属1999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苏力等人的著作《规制与发展――第三部门的法律环境》，但这本书涉及第三部门的整个法律环境，并不局限于税收领域；紧接其后，张守文教授于2000年在《法学评论》发表了《略论对第三部门的税法规制》一文，专门讨论第三部门的税法环境。这篇文章可以称得上该领域的奠基之作，后来的研究者几乎或多或少都受其影响。之后随着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迅猛发展，对该领域进行研究的人越来越多，但受到当时中国法律现状的制约，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介绍国外的相关理论和实践及中国存在的差距。代表性的译著有:贝尔,布查尔特,艾德勒,等.通行规则：美国慈善法指南［M］.金锦萍,等,译.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代表性论文有：安体富，王海勇.非营利组织税收制度：国际比较与改革取向［J］.地方财政研究，2005,（12）；代表性硕士论文有：陈丽.我国非营利组织税制问题研究［D］.苏州大学,2007。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专门成立课题组在《税务研究》2004年第12期发表文章《非营利组织税收制度研究》。从一般意义上讲，国家对非营利组织的税收优惠从大的方面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对非营利组织本身的税收优惠，第二层次是对向非营利组织捐赠的企业和个人实行的税收优惠。本文对2008年新法规的剖析也将从这两个方面结合法规的具体规定而展开：

（一）对非营利组织本身的税收优惠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26条第4项的规定，“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是免税收入，但并未给出具体标准。《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回答了“什么是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这个问题。根据该条例第84条的规定，所谓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是指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组织：依法履行非营利组织登记手续；从事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活动；取得的收入除用于与该组织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外，全部用于登记核定或者章程规定的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事业；财产及其孳息不用于分配；按照登记核定或者章程规定，该组织注销后的剩余财产用于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目的，或者由登记管理机关转赠给与该组织性质、宗旨相同的组织，并向社会公告；投入人对投入该组织的财产不保留或者享有任何财产权利；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开支控制在规定的比例内，不变相分配该组织的财产。

条例第85条回答了第二个问题：“什么是符合条件的收入”。非营利组织获得的国家财政拨款、捐赠收入、银行存款利息以及社会团体所收取的会费免征企业所得税，但非营利法人从事营利性活动，无论是否与其宗旨相关，所获得的收益都将被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对向非营利组织捐赠的企业和个人实行的税收优惠

1.企业进行公益捐赠税前扣除比例大幅度提高

1993年颁布的《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规定纳税人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在年度应纳税所得额3%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而《企业所得税法》第9条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从3%到12%，提高幅度之大，远超过许多业内人士的预计，这样规定可以更好地激励企业进行公益捐赠。

2.企业进行公益捐赠税前扣除税基发生变化

《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规定的税基是“应纳税所得额”，而《企业所得税》规定的税基是年度利润总额。这两个概念有什么区别呢？《企业所得税法》第5条规定：企业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各项扣除以及允许弥补的以前年度亏损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简单地说，应纳税所得额为收入总额减去各项扣除。收入总额为以货币形式和非货币形式，利用各种来源取得的收入，包括：销售货物收入；提供劳务收入；转让财产收入；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利息收入；租金收入；特许权使用费收入；接受捐赠收入；其他收入。那么，何为年度利润总额呢？《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53条规定：年度利润总额，是指企业依照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规定计算的年度会计利润。年度利润总额是年度收入总额减去年度总成本，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盈利。年度利润总额是年度收入总额减去年度总成本。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为年度收入额减去成本，还减去允许的各项扣除。也就是说，在年度收入总额一定的情况下，年度利润总额大于至少是等于年度应纳税所得额。这样，在比例一定的情况下，以利润总额为基数计算扣除，一般都大于至少是等于以应纳税所得额为基数计算的扣除，但都是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也就是说，以利润为基数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的扣除，表明对企业公益性捐赠的税收优惠力度在增大。

3.对个人进行公益捐赠时的税前扣除比例予以明确

《个人所得税法》第6条第2款规定：“个人将其所得对教育事业和其他公益事业捐赠的部分，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从应纳税所得中扣除。”《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24条规定：“捐赠额未超过纳税义务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可以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

（三）明确申请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条件

非营利组织要鼓励更多的企业和个人向其捐赠，前提条件就是要享有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这种资格的申请条件在《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52条中表述为公益性社会团体的条件，它包括：（1）依法登记，具有法人资格；（2）以发展公益事业为宗旨，且不以营利为目的；（3）全部支持及其增值为该法人所有；（4）收益和营运结语主要用于符合该法人设立目的的事业；（5）终止后的剩余财产不归属任何个人或者营利组织；（6）不经营与其设立目的无关的业务；（7）有健全的财物会计制度；（8）捐赠者不以任何形式参与社会团体财产的分配；（9）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民政部等登记管理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针对第9项的兜底性条款，《通知》第4条作出了概括性界定：（1）符合《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第（1）项到第（8）项规定的条件；（2）申请前3年内未受到行政处罚；（3）基金会在民政部依法登记3年以上（含3年）的，应当在申请前连续2年年度检查合格，或最近1年年度检查合格且社会组织评估登记在3A以上（含3A），登记3年以下1年以上（含1年）的，应当在申请前1年度检查合格，或最近1年年度检查合格且社会组织评估登记在3A以上（含3A），登记1年以下的基金会具备本款第（1）项、第（2）项规定的条件；（4）公益性社会团体（不含基金会）在民政部依法登记3年以上，净资产不低于登记的活动资金数额，申请前连续2年年度检查合格，或最近1年年度检查合格且社会组织评估等级在3A以上（含3A），申请前连续3年每年用于公益活动的支出不低于上年总收入的70%（含70%），同时需达到当年总支出的50%以上（含50%）。《通知》的界定非常具体，将指标进行量化，具有可操作性，避免了过去行政审查的随意性。同时，资格的申请和民政部的年检挂钩，资格的获得不是一劳永逸的；当年检不合格、达不到上述条件时，资格将被取消，这种动态的监管方式更有利于鞭策非营利组织的发展。

（四）申请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程序日益完善

2008年前国家税务总局根据当时的法律法规陆续授予特定基金会和社会团体捐赠人税前扣除资格，共有20个左右的基金会和社会团体获得其捐赠人的税前全额扣除资格，50个左右的基金会和社会团体获得税前按比例扣除的资格。但由于这些税前扣除的资格都是国家税务总局逐个审查通过，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程度的行政随意性，并且因为税收优惠在程度上的人为差异，导致慈善资源向个别非营利组织过度集中的不公平现象［1］。但《通知》明确规定了申请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程序：（1）由中央机构编制部门直接管理其机构编制的群众团体，向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提出申请；（2）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机构编制部门直接管理其机构编制的群众团体，向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财政、税务部门提出申请；（3）对符合条件的公益性群众团体，按照上述管理权限，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税务部门分别每年联合公布名单。名单应当包括继续获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和新获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群众团体，企业和个人在名单所属年度内向名单内的群众团体进行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可以按规定进行税前扣除。同时提交下列材料：（1）申请报告；（2）登记证书正本、副本复印件；（3）组织章程；（4）申请前相应年度的受赠资金来源、使用情况，财务报告，公益活动的明细，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报告或注册税务师的鉴证报告；（5）申请前相应年度的年检结论、评估结论。

二、现行税收优惠制度存在的问题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尽管与2008年前的无序状态相比较，目前关于非营利组织的税收优惠制度已经基本形成体系，既有对非营利组织本身的税收优惠，也有对向非营利组织捐赠的企业或个人的税收优惠；既有法律层面的宏观把握，也有行政法规的具体细化。这种变化一方面是我国法制建设不断完善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我国非营利组织自身建设不断完善的结果。然而，从非营利组织的具体实践来看，还存在着以下问题：

（一）税收优惠仅仅涉及所得税，其他税种尚未完善

现在政府开征的税种有21个之多，但由于非营利组织的业务大都比较单一，日常真正要交纳的税种大概只有6、7个。除了企业所得税外，主要有：第一，增值税。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第16条的规定,对直接用于科学研究、科学实验和教学的进口仪器、设备，由残疾人组织直接进口供残疾人专用的物品免征增值税。该规定显然是针对科研、教育机构和残疾人福利组织的。第二，营业税。对非营利组织的优惠较多,主要体现在《营业税暂行条例》第6条。该条规定免征营业税的项目主要有:托儿所、幼儿园、养老院、残疾人福利机构提供的育养服务、婚姻介绍、殡葬服务;医院、诊所和其他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提供的教育劳务;纪念馆、博物馆、文化馆、美术馆、展览馆、书画院、图书馆、文物保护单位举办文化活动的门票收入,宗教场所举办文化、宗教活动的门票收入等［2］。第三，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对老年服务机构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和《关于医疗卫生机构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的规定,对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个人等社会力量投资兴办的福利性、非营利性的老年服务机构,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以及老年服务机构自用房产、土地、车船的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税;对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自用的房产、土地、车船,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车船税。从中可以看出，除了企业所得税外，其他税种的优惠都还停留在行政法规的层面，法律位阶较低，分布散乱，有一定的执行难度。

（二）享受税收优惠的主体依然是依法登记的非营利组织，未考虑大量的草根非营利组织

从本文第一部分介绍的法条来看，现阶段我国对非营利组织实行的税收优惠，无论是对非营利组织本身的优惠还是对向非营利组织捐赠的企业或个人实施的优惠，都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必须是在民政部依法登记的非营利组织。换句话讲，那些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众所周知的原因即是我国目前对非营利组织实行的“双重登记管理体系”，为避免冲淡主题，笔者在这里不再累述该制度的缺陷，相关的论述已经非常多。未能在民政部登记的非营利组织，尽管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尽管在各自的领域内运作得有声有色，甚至在国外也有一定的影响力，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享受这样的税收优惠。为了能够享受政策优惠，很多优秀的非营利组织不得不另辟蹊径。早在2007年，借势中国红十字会，著名影星李连杰就成立了“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就在第二年10月，非公募机制的上海李连杰壹基金公益基金在上海民政局注册成立。为什么李连杰在拥有了公募基金身份的“壹基金计划”外，还要注册一个非公募基金呢？原因就在于“壹基金计划”只是红十字会下的一个计划，不是法人实体，没有注册登记，无法获得法律上的合法身份，很多活动都不能开展，包括申请税前扣除资格。与国内著名基金会合作，借用它们的账户，是不少草根民间组织的折中之举。比如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合作，接受捐赠就合法了，但花钱的时候必须经他们同意，还要交5%-10%的管理费［3］。这些规定极大地制约了草根非营利组织的发展。

（三）相关法律法规的行政执行效率较低，导致实践中非营利组织积怨较大

2008年密集的法律法规的出台，让长期压抑的非营利组织受到极大鼓舞，他们对新法的实施曾经寄予了很高的期望，甚至有媒体预言：这标志着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春天终于到来了。然而，由于长期积累的官僚作风和官僚习气，这些曾被寄予厚望的措施并没有如想象中那般鼓舞人心。相反，由于预期过高，部分非营利组织甚至感觉到比过去更苛刻。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青基会）是中国成立较早、声誉较好、影响力较大的公募基金会。它成立于1989年，早在21年前即发起实施了具有广泛声誉和影响的民间公益事业――“希望工程”。但在2008年底它却收到了税务机关开出的5500万元的天价税单。这笔税来源于2008年汶川地震期间青基会接受的4亿元捐款，其中2亿元被拨付灾区，结余款仍有2亿元，按2008年实施的《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25%的税率计征，青基会就要掏出5500万元缴付国库。当然青基会早就申请了免税资格认定，但认定过程之复杂远远超过他们的预期。从2008年底三部委联合《通知》以来，一直到2009年8月20日，三部委才公布“2008年度第一批获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公益性社会团体名单” ，全国共有66家非营利组织获得资格，同期也公布了“2009年度第一批获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公益性社会团体名单”，只有3家非营利组织榜上有名。在此期间，青基会为了免交这笔天价税单，联合国内另外几家有类似遭遇的基金会联名进行抗议。具体的案例，参见：章剑锋.中国公益基金会“抗税”实录［EB/OL］.［2010-12-11］.省略/articles/1942/single.这种抗议活动不仅不利于非营利组织的健康发展，更不利于我们建立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

（四）对非营利组织的营利性收入征税令人困惑

新法明文规定非营利组织的营利性收入应当按规定征税。根据目前的法律，公益性基金会每年用于公益事业的总支出额必须达到上一年净资产余额的8%。现实的情况是很多基金会如果把当年的收入扣除25%的所得税后，达不到8%的公益支出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动用本金，将导致本金趋于减少，增值收入不能持续，基金会规模将日益萎缩。私募基金会的日子更不好过。因为私募基金会不像公募基金会可以通过广告进行公募，他们要募款本身就很困难，要将慈善公益金进行保值增值又陷入困境：放在银行里，看似保险，却是负利息，本金不少，但不能跟CPI（居民价格消费指数）竞争……买股票、买基金等看似受益高的领域又冒大风险。“运气好的靠投资挣到了些钱，但统统又得先上交25%的税，而一旦投资失败，基金亏空，那就自己哭天喊地去吧。”目前国内私募基金会的领军人物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就面临同样的问题。2009年友成增值3000多万元，按照现行政策规定，要上交750万的所得税。这极大地挫伤企业办大型基金会的积极性，对于企业出资设立的非公募基金会来说，把原始基金控制在最小，花多少注资多少倒是最省心的运作模式了。北京万通基金会是第一个吃螃蟹的机构。2008年4月注册成立时，原始基金数额为400万元人民币。到了2009年，已经变更为200万元。作为全国原始基金数额最高的非公募基金会，华民慈善基金会2008年3月注册成立时原始基金是2亿元，曾经信心勃勃地宣称要在10年内做成百亿元的基金会，但现在却积极主张把基金会的原始基金缩小到法律允许的最低限度――在中央政府有关机构登记的以2000万元为限，在地方政府有关机构登记的以200万元为限［4］。不少基金会对此问题都很困惑，他们认为既然是非营利组织，所有的收入不能用于分配，那么无论收入是营利性还是非营利性，只能用于公益事业，为什么还要对营利性收入征税呢？

三、促进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转变观念，放水养鱼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非营利组织还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美国联邦税务局免税司2008年11月的年度报告称，美国全国享有联邦免税待遇的组织大约有180万个，它们拥有的总资产超过3.4万亿美元，雇佣的工作人员达到940万人，约占美国总就业人数的7.2%［5］。根据中国社会组织网公布的统计数据，截止2008年底，全国共有民间组织413660个，职工4758332人，远远低于美国水平；同时，作为接受捐赠的主力军，中国的基金会规模更不能适应当前中国捐赠事业的发展。截止2008年底，全国共有基金会1597家，其中公募基金会943家，非公募基金会643家，境外基金代表机构11家，当年捐赠现金收入535983.6万元，实物折价171102.7万元。上述数据是笔者根据中国社会组织网（chinanpo.省略/web/index.do）公布的统计数据计算而得。根据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的统计，2009年中国所有基金会的资本规模，包括政府拨款、会员费用和捐赠，共有1800多亿元，远远不如美国盖茨基金会一家的资本规模［3］。非营利组织目前的状况和当年民营企业的状况非常相似，不同的是，为了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从上到下都给予了很多扶持，但对于起步阶段的中国非营利组织而言，其发展环境就困难了许多。因此，解决上述问题的首要前提还是要转变观念。调查表明，目前在政府层面真正意识到非营利组织的重要性并予以扶持的并不多，而且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同样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应。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对非营利组织的政策环境越宽松，该地区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势头越好。以2008年为例，我国基金会数量排名全国前五位的省份依次是：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北京。资料来源：《2008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

（二）对营利收入不应进行征税，而应通过信息公开，加强监管

从通常的法律分析角度看，非营利组织也是特殊企业，就像不事经营的事业单位一样，当他们取得了应税收入时，就要交税。有的法律专家认为，免税收入只限于非营利组织的非营利收入，发生了营利性收入，自然属于应税范畴，否则社会上所有饭店开业前都先找非营利组织合作，或者先成立非营利组织，再以此名义开饭店，就很方便避税了。站在法律的角度看，这样的观点无可厚非，但持这种观点的人显然对非营利组织的具体实践并不了解。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对非营利组织的营利收入征税的不利后果。笔者的观点是：对这一块收入不是不应该监管，而是监管的方式不对。应通过信息公开，加强对非营利组织的监管。2010年7月8日，基金会中心网（省略.cn）在北京宣布启动，全国1858家公、私募基金会的基本信息在这一天正式向全社会公开。然而，在所有基金会中，仅有620家公布了财务信息，而公开项目信息的只有24家。《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近日公布的“捐款透明度公众调查结果”显示，“透明度”是当下中国公众对受捐机构的首要要求；对目前公益机构的信任度表示“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公众占到31.9%。针对这项调查，零点研究调查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表示，此项数据是通过网络调查而来，更全面的数据恐怕会更不乐观。在基金会中心网上，网友可以通过关键词和地理位置找到自己关注的基金会。目前网上可以看到的信息包括名称、地址、电话、负责人姓名、业务范围等，在基本信息外，网友还可以看到部分基金会的财务报告、项目运作情况［6］。因此，与其通过征税的办法进行监管，不如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所有公、私募基金会必须通过网站公布其财务信息，毕竟“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

（三）加强非营利组织自身的建设

无论税收的政策如何优惠，都仅仅是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外部环境，要促进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健康发展，最根本的还是应该加强非营利组织的自身建设。如果非营利组织自身的问题太多，外部的政策再优惠也无济于事。关于非营利组织的治理问题，本身也是一个大的话题。笔者在这里只能简单地进行分析。首先应加强非营利组织专业化建设。在2008年汶川地震中，许多非营利组织的积极参与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非营利组织建设的进程，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过程中也暴露出中国非营利组织的稚嫩。在巨大的灾难面前，许多非营利组织普遍表现出经验和专业知识不足，无法提供及时救助和支持；很多非营利组织在成立之初仅凭发起人的一腔热血，缺乏发展规划和明确的工作目标，工作随意性加大。其次应加强非营利组织人才建设。目前非营利组织中的人员结构呈现出“两头高中间低”的特征，即低龄和老龄人员较多，低龄主要是在校学生，高龄主要是一些离退休人员，中年人较少。这当然与中年人工作、家庭负担较重有关，但也与整个社会对非营利组织的认可、支持不够有关。中年人往往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在智力、财力、人生阅历方面都占有优势。今后非营利组织的建设要更加重视人力资源建设，通过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制度保障，鼓励更多的社会精英投身于非营利组织。

参考文献：

［1］ 金锦萍.论我国非营利组织所得税优惠政策及其法理基础［J］.求是学刊,2009,（1）:91.

［2］ 陈风,张万洪.非营利组织税法规制论纲――观念更新与制度设计［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 2009,（5）:610.

［3 ］曾言.麦田基金会诞生记［J］.南风窗,2010,（23）:33.

［4］ 张本兰.非公募基金会原始基金缩水［EB/OL］.［2010-11-17］.省略.cn/newsview.php？id

2676.

［5］ 徐彤武.美国民间组织：身份、事业和运行环境［G］//黄晓勇.中国民间组织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95-198.

［6］ 黄英男.基金会中心网开启公示之旅,完全透明仍任重道远［EB/OL］.［2010-07-12］. epaper.省略/html/2010-07/12/content_567697.htm.

The Newly Development of NPO in China aboutTax Allowance and Existing Problem Analysis

LI Yu-juan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Development & Application of Marxist Economics, Guizhou Provincial Educational Bureau, Guiyang 550025, China）

第4篇：公募基金论文范文

摘要：本文从国外私募基金的运作机制入手，对比国外私募基金，从法律、政策、金融手段、信用制度等几个方面分析了我国私募基金发展现阶段所面临的风险，并且提出相应的风险监控措施。

关键词：私募基金运作机制风险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已成为亚洲最为活跃的潜力巨大的私募股权投资市场之一。我国私募基金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其雏形是以政府为主导，主要为高科技企业融资的风险投资基金，真正意义上的私募基金发展滞后。20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以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为代表的非正规私募基金发展迅速，先期进行风险投资的公司也有相当部分转为私募证券基金。

一、国外私募基金运行机制

(一)设立程序与组织结构

私募基金一般由两类合伙人组成。第一类称一般合伙人(GeneralPartner)，相当于基金经理，指的是创设基金的个人或团体。一般合伙人处理私募基金的所有交易活动及日常管理。第二类是受限合伙人(LimitedPartner)。受限合伙人提供大部分资金但不参与基金的投资活动。在筹划设立私募基金时，一般合伙人通过与受限合伙人签订《合伙人协议》来规定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私募基金的一般合伙人在前期准备就绪后，就可以出售基金单位了，美国法律对私募基金出售的规定非常严格，不允许私募基金进行任何的广告宣传。投资者一般通过四种方式参与投资：(1)依据上流社会的所谓可靠信息；(2)直接认识某个基金的经理人员；(3)通过其他的基金转入；(4)由投资银行、证券中介公司或投资咨询公司的特别介绍。一般合伙人向事先确定的每—个潜在的投资者送交私人募集的买卖契约文件(包括《合伙人协议》)，向他们提供与有经验的投资者进行面谈的机会，或者提供投资咨询。最后，与投资者签署《合伙人协议》，吸纳投资者的资金。这样，一家私募基金便宣告成立。

(二)运作特点

1．严格限制投资者的范围

私募基金的投资者主要是一些大的机构投资者和一些富有人群，比如美国法律规定：投资于私募基金的投资者必须是“有资格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必须拥有500万美元以上的证券资产，并且最近两年的年收均入高于20万美元，或包括配偶的收入高于30万美元，如以法人机构的名义进行投资，则净资产至少在100万美元以上。

2．封闭式的合伙基金

私募基金大多是封闭式的合伙基金，不上市流通，在基金封闭期间，合伙投资人不能随意抽资，封闭期限一般为5年或10年。

3．黑箱操作，投资策略高度保密

私募基金基本上都是黑箱操作，投资策略高度保密，私募基金无须像公募基金一样在监管机构登记、报告、披露信息，私募基金的经理人在与投资者签订的协议中一般要求有极大的操作自由度，对投资组合和操作方式也不透露，外界很难获得私募基金的系统性信息。

4．主要投资于金融衍生市场，投机性强。

私募基金的背后一般没有实物资产支撑，专门在金融市场从事各种买空、卖空交易，并从中获取高额的投资收益。尽管私募基金的投资方式不尽相同，但是私募基金大多雇用专业人士负责基金管理，采用精确的数量模型，对投资交易实行所谓的程序化投资决策管理。

二、我国私募基金风险

对比国外私募基金的运作，由于我国相关法律、政策、金融市场以及信用制度种种因素的不健全，是我国私募基金的发展面临更大的风险。

(一)法律与政策风险

私募基金是指不采用公开方式，而通过私下与特定的投资人或债务人商谈，以招标等方式筹集资金，其实质是一种私募融资。我国基金发行的主体只能是金融机构，而这样的私募基金没有合法的投资主体资格，也就是说它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出现了纠纷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我国对私募基金的政策处于调整和规范中，在这一过程中如果管理层对某些私募基金进行取缔或关闭，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目前私募基金的投资人主要是上市公司、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个人富豪，一旦规范化之后，将有很大一部分灰色投资将被迫撤出，尤其是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的资金会受到约束。

(二)市场风险

私募基金的操作手段是利用金融衍生工具进行对冲，在控制风险的同时，也加大了风险。在目前中国期权、期货等金融衍生工具不完善甚至不存在、基金管理人素质不高的条件下，私募基金主要依靠在证券市场上“做庄”或跟庄获取收益，既影响了证券市场的稳定性，也使其面临的风险扩大。

(三)信用风险

目前私募基金的运作机制，一方面是靠管理人必须持有较高的股份(10％～30％)，以进行利益捆绑，另一方面，是靠管理者良好的个人信用和盈利记录。但环境是不断变化的，任何合同都是不完备的、不充分的，任何信用都是有限度的。如果客户与管理人中的某一方不遵守合同，从而给另一方造成损失，受损的一方缺乏有效的保护手段．可能会以不规范的方式解决不规范的问题，导致出现严重的后果。

三、对于我国私募基金风险监控措施

(一)推广有限合伙型私募基金

投资者能够以有限合伙人身份投入资金并承担有限责任，而基金管理人则以少量资金介入成为普通合伙人并承担无限责任，基金管理人具体负责投入资金的运作，并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收取管理费。在资本市场中，设置有限合伙制度，建立有限合伙企业，可以解决困扰已久的不少问题。例如，由于保底分成条款引起的委托理财纠纷，在有限合伙制度下，可使所谓的扰乱金融市场秩序与保障契约自由之争成为伪问题；

(二)大力加强投资者的风险教育

西方的证券监管机构之所以认为，私募基金不必像公募基金那样进行严格的信息披露和监管，主要是私募基金投资者成熟、有理性，能够承担风险，自己具备了对基金经理人的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监督的能力。

第5篇：公募基金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新《公司法》和《证券法》顺应了迅速发展的经济，初步形成了我国证券私募制度的基本框架。但是我国的证券私募制度刚刚起步，整个规范机制尚不健全、不成熟，有许多的规范需要进一步完善。本文阐述了私募发行的概念，分析了我国私募发行制度的现状，提出了我国证券私募发行法律制度的构建措施。

目前银行对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金融支持极为有限，不仅是由于企业性质的限制，而且存在融资担保等问题，这些都阻碍了企业从银行间接融资，而通过证券市场公开发行进行直接融资的条件十分严格且成本很高。这就迫使无法通过现行证券市场和银行进行融资的企业不得不考虑其它的融资渠道。私募发行是相对于公募发行而言的，二者皆为资本市场中的融资渠道，能够满足不同的投融资需求，作用相互补充。随着证券金融市场进一步自由化与国际化，私募发行在经济领域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一、证券及证券私募发行概述

我国新修订《证券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股票、公司债券和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的发行和交易，适用本法；本法未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政府债券、证券投资基金份额的上市交易，适用本法：其他法律、行政法规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证券衍生品种发行、交易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依照本法的原则规定。”修订后的《证券法》对于其所调整证券的范围与修订前相比有所扩大，将政府债券、证券投资基金份额的上市交易纳入了调整范畴，但其发行与非上市交易适用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在美国法中，私募发行属于注册豁免的一种，是对证券公募发行的有益的补充。发行对象和发行范围的不同，是证券私募和公募的最大不同点，也是二者制度设计迥异的最终归结点。我国此次新修订的《证券法》对公开发行的概念进行了相对明确的界定，对以往国内学者的观点有所突破，从而为区分公开发行和非公开发行有了便于操作的法律规定。我国此次新修订的《证券法》对公开发行的概念进行了相对明确的界定，对以往国内学者的观点有所突破，从而为区分公开发行和非公开发行有了便于操作的法律规定。根据我国新修订的《证券法》中对证券公募的界定可推知，向不超过200人的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的行为即为证券私募，这一规定为我国证券私募行为确立了法律依据。

二、证券私募发行的特点

证券私募发行一般具有以下特点：

1．证券私募不同于证券公募的最大特点就在于私募是免于核准或注册，也不需要像公募那样进行全面、详细的信息披露。这些正是私募的根本价值所在。

2．私募发行的对象是特定的相对于公募而言，私募发行所针对的对象必须是特定范围内的特定对象，并且有人数上的限定。从我国此次新修订的《证券法》可以看出，我国证券市场上的非公开发行即私募所面对必须是200人以下的特定投资者。

3．私募发行所面对的特定投资者必须具备法律规定的资格。比如，对投资主体的风险抵抗能力、商业经验、财富、获取信息的能力等有特定的要求，这就意味着投资主体必须是机构投资者、商业经验丰富的商人、富人等这一类特殊群体。

4．私募发行的方式受限制。各国的法律一股都规定，私募发行不能公开通过广告、募集说明书等形式来推销证券和募集资金，包括不得采用公告、广告、广播、电视、网络、信函、电话、拜访、询问、发表会、说明会及其他形式，从而限制了即使出现违法行为时其对公众利益造成影响的程度和范围。私募过程中发行人一般同投资者直接协商并出售证券，不通过承销商的承销活动。

5．私募发行的规模和数量受限制。私募发行免于注册的主要原因是该发行“对公众的利益过分遥远并且对证券法的适用没有实际必要”，同时其所面向的投资者数量有限，因此，其发行规模，包括发行证券的数量和发行总价不可能很大，通常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6．私募证券的转售受限制。私募发行的证券的转售受法律限制，该类证券属于“受限制证券”。在发行当时法律往往要求发行人对其私募发行的证券的再转让采取合理的注意。实践中私募发行人的通常的做法是要求所有购买人签署一份“投资函”，保证他们在购买证券时没有向公众转售证券的意图。

三、我国证券私募发行法律制度的构建

(一)我国证券私募发行标准的界定

1．发行人的资格问题

证券私募发行的发行人是指发行或者准备发行任何证券的人，在我国现阶段，笔者认为，发行人应为依法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包括亏损的公司，因为我国法律并没有明文禁止，根据“法无禁止即许可”应该允许亏损的公司作为发行人。同时，对于正在设立中的股份公司，其依发起方式设立也可以通过私募的方式进行。而对于非公司形式的企业，则应不考虑赋予其发行人主体资格。对于发行人的资格问题，我国的《公司法》与《证券法》都没有规定，《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7条规定：股票发行人必须是具有股票发行资格的股份有限公司。前款所称股份有限公司，包括已经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和经批准拟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且该暂行条例的第8、9、10、ll条规定了股份公司申请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但是对于何时、何种条件下股份公司的发行人的资格受到影响并没有规定。笔者认为，在认定发行人的资格时可以借鉴美国的“坏男孩排除标准”。

2．私募发行的界定

在对证券的私募发行进行界定时，不仅仅强调证券非公开发行，还从募集对象的人数方面来限定投资者的范围，这与证券的非公开发行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1)私募人数的确定。笔者认为，应严格限定募集对象的人数，在确定人数时，既要考虑受要约人数、资格，又要考虑实际购买者的人数与资格问题。在限定募集对象的人数宜少不宜多，人数的限定主要是对于非机构投资者的法人及自然人人数进行限制，而非针对机构投资者。在对自然人及非机构投资者的人数以不超过35人为限，这与美国的数字是一致的。(2)发行方式的认定。私募发行是以非公开方式向特定人进行的发行，所谓“非公开方式”就是指不能以广告或一般劝诱方式向特定人以外的人进行宣传，防止发行人向与自己无既存关系的公众投资者进行私募。笔者认为，对证券私募发行进行界定时应当明确例如私募发行禁止使用的方式，规定私募发行不得使用广告、广播电视等方式，同时，规定募集的对象是与发行人具有一定的关系并且符合投资者资格的人，即使是对这些对象募集也得采取非公开的方式，否则也会被认为是公开发行的。

(二)我国证券私募发行合格投资者的界定

私募发行对象的资格如何界定，在私募发行制度建设中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根据对美国立法的介绍可知，其主要针对对不同类型的投资者规定不同的资格标准。结合我国实践来看，私募发行中的投资者也有多种类型，因此，我国立法亦可借鉴这一做法，对不同类型的投资者分别予以规定。目前，在我国，涉及证券私募发行时，投资者主要包括机构投资者、非机构投资者法人、一部分自然人。在构建私募发行制度时，这几类投资者仍有其存在的基础与环境。综合而言，笔者认为私募发行可针对以下五类投资者进行：一类为金融机构：二类为产业投资公司与基金；三类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四类为公司内部人；五类为富裕并具有相当财经专业只是及投资经验的成熟投资人。。那么这五类人究竟应该各自具备怎样的条件才能成为制度设计所要求的合格投资者，这一问题则需要进一步的思考。总体来说，无论某一投资者属于上述三类中任何一类，若要具备私募发行对象资格，成为合格投资者，其都应当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投资经验与投资分析能力、信息获取能力以及风险承受能力等。

(三)我国证券私募证券转售限制制度的构建

同私募发行程序一样，私募发行证券的转让中也应区分投资者的种类进行人数的限制及信息披露。对于机构投资者没必要进行人数的限制，发行人也没有强制信息披露的义务。对于私募发行公司或其关联企业的董事、监事及管理人员由于他们在信息获取上的先天优势，也没有必要规定发行人对他们的信息披露义务，但有必要对其人数进行限制。而对于非合格投资者，他们是私募发行的“弱势群体”，有必要要求发行人对其披露转售有关的信息，而出让人则豁免了信息披露的义务，因为他们并不是发行人本人，并不一定能获得充分、真实的发行人信息。对于非合格投资者在转售时也有必要进行人数限制，其限制人数与发行时相同。

首先，规定每日可上市流通的股份的数额限制。其次，规定更为严格的信息披露。要求如每出售百分之一就应该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甚至可以采取实时披露。第三，建立报告制度，规定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人出售非公开发行证券预计达到一定数量的应事先报告，其他投资者出售非公开发行证券事后及时报告，以便监管机构能够对其进行有效监督。第四，确定加总原则。我国上市公司父子夫妻共同持股的现象比较普遍，高管的亲属买卖公司股票比较普遍，为防止非公开发行证券转售出现此类弊端，可以借鉴美国法的规定确定加总原则，加总计算其可转售数量的限制。

(四)我国证券私募发行信息披露制度的构建

我国私募发行的信息披露应当遵循以下规则：首先，在私募发行中，由于投资者的种类不同，其信息披露的要求各不相同。对于机构投资者来讲，其实力与获取信息的能力较其他投资者要强一些，因此，这一类投资者无须发行人主动披露信息。对于发行人及其关联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来讲，其信息的获取途径更直接、更方便，因此，也无须发行人主动披露信息。但对于与发行人有业务联系的法人和拥有一定资产实力的自然人来讲，其所处的获取信息的地位与能力较其他两类弱一些，因此，应由发行人主动向其披露信息。

第6篇：公募基金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 证券 私募发行 监管

一、引言

证券私募发行已成为资本市场上主要的融资手段之一，它的发展和完善为世界各国的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现在证券私募发行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它在国际资本市场中占据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私募发行与公募发行相对，是发达国家和地区在资本市场上的重要融资渠道，它的发展完善体现着证券市场自由化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一直存在着类似私募的证券募集活动，有关部门也出台了许多规章试图有效地规范这些行为，但由于诸多原因，证券募集活动始终处于难以监管的境地。因此，我国需要对证券私募发行的有效监管给予更多的关注和重视。我们要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对证券私募发行进行概述，对我国证券私募发行的现状和法律规定进行分析，对我国证券私募发行的法律完善提供相应的立法建议，致力于使该制度更加科学、完善。

二、证券私募发行的概述

（一）证券私募发行的内涵

从我国立法情况来看，我国证券法对公开发行作出了明确规定，分为以下三类：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向特定对象发行累计超过二百人的；法律、行政法规有关公开发行的其他规定。此外，我国证券法还对证券的非公开发行方式作出了规定：不可以采用广告、公开劝诱和变相公开的方式豍。这即通过对公开发行的规定，对私募发行作出了间接定义，并赋予了非公开发行合法地位。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证券私募发行所作出的定义各不相同。有的学者认为证券的私募发行是以与发行者有紧密业务往来的少数投资者作为募集对象而进行的发行。有的学者则更加注重发行的方式，认为应该以是向特定的社会公众发行还是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发行证券作为界定公募和私募的标准。我国的证券私募发行在对先进国家和地区证券私募发行的分析和借鉴的基础上，从发行对象、发行人数、发行方式等方面来进行规定，相对于以上观点概括来说，证券私募发行就是以非公开的方式、对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的行为。

（二）证券私募发行与公募发行

根据证券发行对象的不同，通常把证券发行方式分为：公开发行与私募发行。前者是指采取公开募集的方式，对不特定对象进行证券发行；后者是指发行人在特定法律规范约束下，通过特定方式向特定对象进行的资金募集行为。要明确证券私募发行的概念，就要对证券的私募和公募作出正确的区分。具体来说，证券的公募发行与私募发行有如下不同之处：

l.发行对象不同。公募发行是建立在注册制之上的证券募集行为，允许普通投资者自由参与；私募的核心和本源在于注册豁免，因此私募发行对投资者的参与资格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即只有那些拥有固定的财产和收入、了解发行人的相关信息、具有相应的投资知识、能够自我保护的特定对象，才能成为私募发行的对象。

2.对信息披露的要求不同。公募和私募建立在不同的前提假设之上，因此它们对于信息披露的要求也大不相同。公募的发行对象被假定为需要注册制保护的投资者，因此发行人的信息披露义务较重；而私募的发行对象被假定为有“自我保护能力”的投资者，因此发行人的信息披露义务较轻甚至可以被免除。

3.对转售的要求不同。证券公募发行的转售几乎没有限制，流通性相对较强；而私募的发行对象被假定为有“自我保护能力”的投资者，因此其转售对象也受到限制。

三、我国证券私募发行存在的问题

一直处于事实与规范之间，事实与有效之间的现状，严重制约着我国私募发行的发展，要想使我国的私募发行取得长足进步，就要了解我国私募发行的现状。

（一）对募集方式的约束不足

美国对证券私募发行的规定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公开募集、广告的规劝诱导等行为做出了严格约束，并对上述行为进行了详细列举，包括公告、广播、广告、电话、网络、电视、书信等，范围相当广泛。而我国修订后《证券法》第10条虽新增了原则性条款对此进行限制，但并未对其含义作出严格界定，监管比较粗放，缺乏可操作性。特别是修订后的《合伙企业法》，虽然将“有限合伙企业”作为第三章增加到了该法中，对添补了企业组织形式的空白，明确各成员间的权利和义务都有突出作用，但却没有提及有限合伙人的募集和对它的约束，然而在美国，有限合伙恰好是私募基金的核心载体，对我国日益繁荣的私人股权投资的发展也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些现状都体现出我国在私募制度的规范和健全、完整的证券私募市场的形成过程中需要完善和注意的地方还很多。

（二）我国证券私募发行对象界定不严格

私募证券由于其发行的非公开性，监管难度大，风险也较大，且发行证券不需要登记注册，信息披露的要求也相对较低，这就要求参与私募证券认购的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相关信息、具有相应的投资知识、具有自我保护能力，所以证券私募发行中的特定投资人主要是指拥有固定的财产和大量资金的机构投资者。根据我国证券公司债券发行管理的相关规定，证券公司在发行债券时，经证券管理部门的批准，既可以公开向社会发行，也可以定向对合格的投资者进行发行，但是合格投资者必须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从事债券投资，并且对其资金数额作出了明确要求，即注册资本必须在1000万元以上抑或经审计所得的净资产在2000万元以上。但《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规定合格投资者应符合的条件交由股东大会决议。事实上，“特定对象”就是由公司的管理层来决定的，如此，这个决议就形同虚设了，对证券私募发行对象的界定也是极其不严格的。

（三）我国证券私募发行的信息披露缺乏可操作性

无论是公开发行还是私募发行，知晓发行人的财务和经营状况是投资者作出投资判断的基础。在资本市场中，证券是虚拟的资本物，它的价格取决于其代表的资本价值，同时有其他相关的法律因素的影响。证券私募发行的投资者一般都具有比较好的经济实力，较为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获取与投资有关信息的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也较强，所以，有关信息披露的需求也相对较低。我国证券法对证券非公开发行的方式作出了规定：不得采用广告、公开劝诱和变相公开方式豎。但并没有具体明确“公开劝诱”和“变相公开”，从而使得私募发行的信息披露制度不具有可操作性。

四、我国证券私募发行制度的完善

（一）证券私募发行的审核制度

由于我国欠缺繁荣的金融市场、健全的法律制度、行之有效的投资者保护措施等，我国目前还不具备实行豁免制度的条件，所以我们不能直接把国外的豁免审核制度应用于我国；与此同时也不能照搬与公募发行相同的审核制度，原因在于直接适用与公募发行相同的审核制度会丧失私募发行原有的价值，无法实现节约发行花费、加快资本流通的目的。所以，我国证券私募发行的审核制度应该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相适应，分阶段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目前我们应尽量简化私募发行的核准程序，以实现加快资本流通、方便融资的目的。同时对于那些发行范围较窄、经营规模较小的证券私募发行，可以实行事后申报制度，就是在开展私募发行时，发行人无需提前报请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审核，只需在私募发行完成之日起15日内向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备案即可。

（二）证券私募发行的主体资格

1.证券私募发行人的资格。早期立法中，证券私募发行人只局限在资本丰厚，且具有良好信誉的金融机构和公司。我国证券私募发行人主要是股份有限公司，应当适当放宽其范围，将股份有限公司、政府和金融机构都纳入私募发行的主体当中来。

2.证券私募发行对象的资格。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获取投资信息的能力，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以及较强的自我保护意识是证券私募发行对象应具备的主要条件。由此，我国证券私募发行的对象可以分为三大类：

一是机构投资者，它是指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以证券投资为主要业务的法人机构，主要是指一些金融机构，如银行，保险公司等。二是个人投资者，它是早期证券市场最主要的投资者，是以自然人的身份进行证券投资的证券私募发行对象。三是与发行人相关的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

（三）证券私募发行方式的约束

发行方式非公开性是区分公募和私募的主要标准之一。我国证券法规定：非公开发行证券，不得采用广告、公开劝诱和变相公开方式。对于公开劝诱、变相公开方式，并未对其具体含义做出规定，参照美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先进立法，公开劝诱和变相公开方式应当包括：（1）在报纸、杂志或类似媒体上刊登公告、广告、文章、通知或其他信息传递形态；（2）通过广播、图文电视、网际网络、电传信息、信函、电话等方式传播；（3）以一般性劝诱或公开广告等方式邀请不特定的公众参加发表会、说明会、研讨会等豏。但并不仅限于此。

（四）证券私募发行的信息披露制度

在证券私募发行中，发行人虽然不必向投资者做出详尽的信息披露，但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则：（1）交易双方一般经由面对面的直接接触完成交易。（2）发行人应针对不同的发行对象，履行不同的信息披露义务。（3）发行人应履行持续的信息披露义务。

（五）证券私募发行的法律责任设置

私募发行是一种快速便捷的融资方式，它允许参与者具有较高灵活性，其监管要求也比公开发行宽松，因此，在设置私募发行的法律责任时，应尽可能的系统完备，在预防、惩处违法犯罪的同时，为投资者提供维权的法律依据，更好地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第7篇：公募基金论文范文

关键词：行业定位 被动管理 主动管理 核心价值

中图分类号：F83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4-019-03

一、我国信托行业定位的历史轨迹

我国信托业发展可谓一波三折。最初信托公司成立的目的在于探索引进外资的新渠道。但随着信托公司的职能由对外融资逐渐扩展到国内的资金融通，随着我国信托机构的逐渐快速增加，一些问题也暴露出来，监管机构开始了对信托行业的调整。在调整―发展―问题―调整的循环中，监管机构共进行了6次整顿：

第一次整顿开始于1982年4月，整顿的要点是信托投资业务一律由人民银行或人民银行指定的专业银行办理。经批准办理的信托投资业务，其全部资金活动要纳入国家信贷计划和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目的在于清理非金融机构设立的信托公司，禁止变相的信贷业务。

第二次调整是在1985年9月，人民银行发出通知，决定停止发放新的信托贷款，停止新增信托投资，明确了信托公司的经营范围，并明确框定了信托公司的资金来源渠道。目的在于打击信托公司超范围经营，避免其影响国家的宏观调控。

第三次调整是在1988年10月，依循着撤并信托机构、压缩信托公司的政策方向，基本上是前一次整顿模式的复制。

第四次调整是在1993年到1996年间，监管机构决定信托投资公司与专业银行脱钩，压缩信托投资公司数量，从1995年的392家下降到1996年的244家。目的在于改变信托公司高息揽存、盲目投资、不良资产增多的现象。

第五次调整是在1998年6月，对所有问题严重、地方政府不愿救助或无力救助的信托公司一律实行停业整顿、关闭、撤销，并进入清算程序，而且信托业与证券业彻底分离。

第六次整顿是在2006年12月，对信托业实施分类监管，信托公司或立即更换金融牌照，或进入过渡期。新规下发之后，各大信托公司开始实业清理，争取早日换发新牌照。

以《信托法》、《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和《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的颁布为标志，中国信托业步入规范运行的轨道。信托从以信贷、实业和证券为主营业务和收入来源的模式，转向以“受人之托，代人理财”为主营业务，以收取手续费、佣金和分享信贷收益为主要收入来源的金融机构。2007年1月，银监会修订的《信托公司管理办法》与《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正式出台，“信托新两规”的修订，开宗明义强化信托公司的信托功能，提出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并举。2010年银监会《信托公司净资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信托行业正式进入净资本管理时代。

二、我国信托业发展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一）信托业蓬勃发展

近年来，我国信托行业持续扩容，行业发展景气度大幅提升。从2006年到2010年五年间，中国信托业管理资产规模高速扩张，规模从3000多亿扩张到3万亿，增长达10倍。在信托产品数量上面，2006年全行业共发行534只信托产品，发行规模达到400亿元；而到2010年全行业发行2566只信托产品，发行规模达到2800亿元。

从行业整体盈利情况来看，2006年行业整体净利润为42亿元，至2010年行业整体净利润达到162亿元，增长4倍，信托行业的繁荣活跃了中国的资本市场，也使其逐步缩小与银行、保险和证券之间的发展差距。

从结构上看，截至2011年上半年，单一资金信托仍占据主要地位，占比为72%，集合资金信托以24%位居第二，管理财产类信托仅占4%；从信托资产运用构成来看，融资类信托仍占据主要地位，占比为57%，投资类信托以28%位居第二，事务管理类信托占15%；从信托资产的投向分布变动来看，随着我国对基础产业投入的加大以及2008年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施行，投向实业的信托资产占比由2007年的10%逐步上升到2010年上半年的19%；与此同时，信政合作信托资产占比由2010年的12%下降到2011年年中的8%，银信合作资产占比虽有所下降，但仍维持在50%以上。

从行业集中度上看，截至2010年，以净利润为参考标准，行业共有65家信托公司，排名前5名的信托公司净利润占全行业43%，前10名公司占全行业58%，前15名公司占全行业68%。

（二）持续发展的问题依然严峻

虽然目前信托资产管理规模超过公募基金，信托公司收入和净利润也大幅上升，但我国信托行业发展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这些问题制约着信托的可持续发展。

1.行业定位模糊，信托公司缺乏核心竞争力。在过去的30多年中，信托公司每三五年都要“面临调整”，每次整顿都没有真正回答信托公司的主营业务和盈利模式。虽然银监会多次表示信托公司是“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专业机构，但在专业理财机构的定位下，信托公司仍面临和银行、券商、基金、保险公司的竞争，这些机构都有自己的专营业务。信托公司表面上是金融百货公司，但实际上每一个细分领域都将遭受其他金融机构的强烈竞争。比如，做贷款和银行竞争，做证券投资遭遇券商和基金的竞争，做股权投资遭遇政策红线和私募基金竞争，信托业一直在探索自己的核心业务和核心竞争力，却一直被短期利益所左右陷入迷途。

2.信托公司缺乏独立性，沦为大型机构的政策工具。在信托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地方政府办信托、银行办信托、保险办信托，信政合作、银信合作都曾火爆一时，如今大型央企以“产融结合”为口号大举进入信托业，目前，在总共65家信托公司中，实业类央企控制了16家。这一方面显示出信托业近几年的快速发展，以及其自身灵活性和综合性所孕育的市场价值，引起市场广泛认可；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信托公司缺乏独立性，由于信托缺乏的核心竞争力，但信托牌照又赋予其横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实业类领域的灵活性，很容易使信托公司沦为“工具”，而信托公司也甘于靠牌照获取微薄的“制度红利”，这大大限制了信托公司的创新能力和开展业务的自由度。

3.商业模式上，以融资类、通道类的被动管理为主，经营较为粗放。从商业模式上看，信托公司盈利模式主要依靠融资业务、通道业务等被动管理方式，信托的投资功能和资产管理功能没有充分发挥，这也是信托整体利润水平增速低于信托资产规模增速的原因。项目融资型业务是“先有项目，后有资金”，这种融资属于过渡型业务，缺点是项目太分散，难以形成核心竞争力和规模效益；并且完全依赖手续费或佣金的方式收取信托报酬，无法成为信托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业务模式不具备可持续性。

从具体业务上看，该商业模式主要表现为银信合作的信托贷款和房地产信托业务。在银信合作中，信托公司主要扮演通道角色，获利微薄，且信托资产运用于贷款比例过大影响其发挥“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作用，使信托公司进一步偏离回归主业的轨道。另一方面，银监会颁布72号（2010）文和14号（2011）文进一步规范融资类的银信合作，要求融资类项目将由表外转至表内，以及相应满足150%拨备覆盖率和大银行按11.5%、中小银行10%的资本充足率要求计提资本。受上述规定制约，银信合作业务规模将减少，传统的银信合作不具备可持续性。

房地产信托在2010年第三、第四季度分别占信托资产的13%和12%，目前比例有所降低，但仍保持在9%左右。房地产信托的活跃受益于银根的紧缩和国家对于房地产市场严厉的宏观调控，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和偶然性；而且由于资金面紧张，房地产信托融资成本大幅上升，2011上半年我国房地产信托产品利率普遍在10%~15%左右，个别项目甚至超过25%，项目风险较大。绿城集团旗下房地产信托遭遇调查给该市场带来巨大压力，一旦信托资产违约将会给购买信托产品的投资者造成损失，并给信托公司信誉带来不利影响。银监会还对多家大型信托公司进行窗口指导，要求停发房地产信托。

4.监管当局监管力度过于严格，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信托的良性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多个行业均出现过“不管就乱，一管就死”的局面，信托业在“一法两规”颁布前由于资本市场不完善和监管制度不健全，出现了一系列的违约事件和信托公司破产事件，监管机构处于审慎性考虑，对于创新型极强的信托行业实行了严厉的监管，相继叫停“股权+回购”的信政合作、信托开立证券开户、通道类银信合作、过桥类银信合作、部分房地产信托业务等，监管机构习惯于以“叫停”的方式处理信托行业出现的问题，一步步将信托的生存空间越压越窄。与此同时，银监会强调信托公司“刚性兑付”机制，信托公司不仅要有严格的风控体系，而且对信托项目强调“刚性兑付”以保障投资者利益，这与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风险共担”的模式有所区别，无形中也限制了信托公司业务的拓展和创新的激励。

综上所述，我国信托行业虽已初具规模，但发展方式较为粗放，业务类型和资金来源较为单一，经营效率有待提高，缺乏核心竞争力和核心价值，信托难以像银行、保险和证券成为金融市场的核心支柱，信托行业的破茧成蝶还任重道远。

三、信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及发展方向

信托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独立有影响力的支柱，必须明晰自身的定位，在为客户提供专业的金融服务方面发力，要将盈利模式逐渐向财富管理、私人银行等主动管理业务改变。同时信托公司要大力发展金融创新，以创新产品服务并领先市场，从而成为真正的“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专业金融机构。

首先，信托公司应着重于满足客户需求，为客户提供专业的金融服务。财富管理是信托的本质诉求，也将是中国信托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因此，以服务客户为导向的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依托专业人员，为客户量身定制差异化信托产品和服务，是提升信托公司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其次，信托公司应强化自主管理能力。目前，在一些专业领域，信托公司的经验以及经营能力并不占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信托公司以有限合伙形式开展相应的投资业务，是一种值得肯定的方式；通过与实力较强的专业公司开展合作，逐步培养自己的投资队伍。待自身条件具备时，再以信托计划的形式直接开展相应直接投资业务。

最后，信托公司应加强创新能力。信托公司创新能力的提高是信托公司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提升自主管理能力的基础。依托产品创新，信托公司能够为客户提供专门的产品与服务，在产品设计中充分考虑客户的偏好；通过产品创新，在自主管理中信托公司才能敏锐地把握市场的变化。信托公司应进一步加大公司的研发投入和研发力度，大力引进和培养产品研发人才，设立专门的研发机构，组建一支高水平的研发团队，以高质量的信托产品赢得客户满意度和市场份额。

参考文献：

1.柯卡生.中国信托行业的监管与发展.中国金融，2011（16）

2.廖强.制度错位与制度重建:对我国信托业问题的思考.金融研究,2009（2）

3.汪戎，熊俊.中国信托业发展30年评述.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0（1）

4.中国人民大学信托与基金研究所.2009年中国信托公司经营蓝皮书.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

5.招商证券研究所.信托行业专题报告――银信受限促转型.招商证券研究报告

6.中国信托业协会.中国信托业年鉴

7周新花.浅谈我国信托公司与商业银行的合作与发展.科技致富向导，2010（7）

8.王绪祥.中国信托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天津财经学院硕士论文，2004.6.1

9.吴江.论中国信托业的规范发展.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04.6.1

第8篇：公募基金论文范文

关键词：中期票据；中期票据市场；融资方式。

一、国内外关于中期票据的定义。

20世纪80年代早期，在美国等成熟债券市场中，中期票据（Medium-termNotes）作为连接短期商业票据和长期债券之间的“桥梁”性产品出现，其期限通常在2-5年之间。在欧洲货币市场发行的中期票据，称为欧洲中期票据（EMTNs）。随着市场的发展，中期票据逐渐突破了期限的限制，10-30年期限之间的中期票据变得更为普遍，中期票据已成为企业代替中期贷款的又一融资形式。

在我国，所谓银行间债券市场中期票据业务，是继短期融资券之后推出的又一项直接债务融资工具。根据《银行间债券市场中期票据业务指引》（以下简称《指引》），中期票据是指具有法人资格的非金融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经监管当局一次注册批准后，在注册期限内按照计划连续、分期地以公募形式发行的，约定在一定期限还本付息的债务融资工具。

二、中期票据的分类。

中期票据是一种直接融资行为，发行者通过发行票据在资金市场上直接从投资者手中获得资金。由于商业票据的期限较短，流动性较高，因此中期票据的二级市场不发达，交易主要集中于一级市场。参与发行过程的主体，依据其所处的地位不同，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发行者即借款人。在美国市场上，发行者主要是大公司、非银行金融机构，近年银行、政府和政府机构也开始涉足中期票据市场。大型的银行控股公司、企业财务公司发行了大部分的票据。大公司的信誉高，违约风险小，因此他们能够垄断发行市场。在欧洲货币市场上，最开始主要是一些美国企业，他们利用票据筹集低廉的欧洲美元资金为自己的海外子公司融资。此后银行、金融机构、政府纷纷涌人该市场。到19%年3月止，发行在外的欧洲中期票据已达到5000亿美元，远远超过美国市场。

第9篇：公募基金论文范文

关键词：高校教育基金会；资金运作；筹资；投资；运营

基金项目：该论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71302164）、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项目编号：CFA130152）、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项目编号：ADA13082）、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13JGC095）、北京市2013年高校质量工程共建项目 （项目编号：GJ201315）等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法分类号： G64 文献标识码： A

0 引言

在我国，高校扩招逐步夯实了我国的文化教育基础，但是随之而来高校规模急剧扩大与国家财政拨款之间的矛盾也日益突出，成立高校教育基金会，成为缓和该矛盾的途径之一。高校教育基金会作为为高校募集资金、服务高校的非营利性组织，为我国的教育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在加强社会与高校之间的联系，减轻我国教育经费负担等方面起到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高校教育基金会指明了我国高校教育经费紧张的问题的解决方向。

自从1994年，清华大学第一家教育基金会的成立，20多年的时间里，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虽然获得巨大进展，但总体仍处在初级发展水平。特征是起步晚，经验少，规模不大，运行机制不健全，与欧美地区高校教育基金会差距大，存在竞争力过低，发展较为缓慢等表现。

高校教育基金会宗旨是全心全意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服务，任务是为高校发展提供经费支持。在高校教育基金会创立和发展过程中，资金问题是重中之重。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存在的核心问题在高校教育基金会的筹资、投资、运营方面。此背景下，对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的资金运作方面的研究分析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1 高校教育基金会的运作机制

高校教育基金会主要业务范围是筹资、公益支出、投资和运营管理。

高校教育基金会的资金来源包括政府的专项拨款，个人、社会团体的捐赠以及基金会本身的投资收益。其中个人、社会团体的捐赠主要包括慈善捐助、校友捐助和企业捐助等。高校教育基金会资金筹措重点是社会捐赠，获得捐助资金的多少一般与国家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和基金会整体运作状态有关。

在互惠互利的动态过程中，谋取共同的利益，满足彼此的需求，分享发展的成果，是公益机构的公益性质的主要表达形式。高校教育基金会作为公益组织当然也不例外。高校教育基金会资金的支出主要包括：公益资助项目的费用、执行项目的成本以及基金会组织募捐的费用（不包括基金会专职工人员的工资福利基金会日常办公的行政开支）。在公益机构的支出方面，亚太地区比较流行公益支出的最低比例（MAE）。《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非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基金余额的10%”。因此，高校基金会募集资金的用途一般都具有限定性。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募集到的资金主要用于建设和完善学校的设备设施；为学生提供各种形式的奖助学金；为学科和科研项目的建设和发展以及学术交流提供经费支持；引进高水平人才；对在教学和科研中有突出贡献的教职工奖励等等。

《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基金会应当按照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则实现经济的保值、增值。”高校教育基金的保值、增值是指将基金的储存和经营有效结合起来，实现经营收益大于同期通货膨胀率。高校教育基金实现资金的保值是基金会持续发展的基础。通过有效投资使资金获得增值，形成“投资――增值――再投资”的良性循环。由于资金得来不易，因此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采取较为保守的风格，尽量避免高风险投资，以防发生风险造成较大的损失。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大多采取存入银行或购买债券的投资方式。这种方式投资风险小，易于操作。低风险意味着低收益，这种投资方式导致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资金收益率低，基金增值乏力。故而部分高校基金会已经尝试多元化的投资运作，如银行存款、购买国债、股票投资、委托理财和股权投资等[1]。

高校基金会作为一个组织，维持正常运营和发展难免发生支出和费用。大多数国家并没有禁止公益机构在捐款中列支工作成本和运营费用。大部分机构也认为：基金会如果没有足够的运营成本，就根本无法对资金进行合理运用。在美国，公益机构从捐款中直接列支项目运行费用和行政管理经费是一种很普遍的做法。而在我国，国务院1988年颁布施行的基金会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的工资和办公费用，在基金利息等收入中开支。2004年我国《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由此可见我国对高校教育基金会的运营费用和运行成本控制十分严格。

2 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运作中存在的问题

在 2004 年《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实施后，我国高校基金会快速发展，并逐步在资金管理方面形成了各色发展模式。各大高校结合自身特点选用适宜的模式，逐步走向科学化。统计177所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成立时间如下图，可以清晰地看出自高校教育基金会在我国出现以来的发展速度。

尽管在我国越来越多的高校都已经成立基金会，基金会数量迅速增加，规模逐步扩大。但起步晚，成立时间较短，缺乏实际经验，难以形成成熟的运作机制，依旧是较为突出的问题。

2.1 募集资金渠道不宽，规模相对较小

高校教育基金会要实现良性运行并为高校发展提供稳定持续的资金支持，首先要获取一定规模的筹资渠道。发达国家由于高校教育基金会发展较早，因此国外知名大学往往拥有庞大的基金池和多种多样的筹资渠道。以美国举例，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教育经费来源已呈多元化趋势，美国本土大学收入结构发生很大变化，政府拨款比例下降，学校自筹经费比例上升，其中哈佛大学2009年的捐赠已累积达到260亿美元。

我国政府对高校教育基金会的运营费用和运行成本的控制很严苛。2004年我国《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

这些过于苛责的条件使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基本上都处于零成本和低成本[4]。如果一个组织规模越来越庞大，那在对基金会的宣传筹资、项目评估、行政开支、人员工资和福利方面需要有很大的投入将会越来越多。由此，可以推断出我国这种基本只靠基金增值和专项捐款来解决运营成本的模式具有较大的缺陷。

造成高校基金会运营成本低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国对管理费用的曲解化。一般来说，对基金会这类公益机构，人们普遍认为其受到的慈善捐赠都要用于公益事业，基金会的高层管理人员根本不应该从中取得报酬。而我国高校基金会依附于高校的行政管理模式，管理人员一般从高校抽调，校内编制，在基金会管理人员的工资按照学校编制发放工资，等于说基金会没有给其工作人员发放工资，工作人员都是在自己所在的学校拿工资的，这种想法根深蒂固[5]。高校教育基金会虽然是非营利性组织，但为了高校教育事业的发展，就不能按照中国人惯有的思维，而应借助企业管理的科学手段，打破传统思想的束缚。

过低的运行成本和运营费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对管理人员工作的否定，同时，过低的运营费用和运行成本使得高校基金会无法更好的宣传自己，组建强有力的管理团队，也很难吸引捐赠者的捐款，因而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的规模很难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3 结论与建议

3.1 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从法律层面上建立激励机制

组织的兴起和发展往往会带动国家相关方面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公司的兴起导致公司法的诞生。基金会的兴起在各国也同样引起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

一方面，由于大多数发达国家开始制定法律的时间早，基金会发展也较早，因此拥有较为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美国《统一普通信托基金法》、《美国慈善捐赠法》、《美国非营利法人示范法》等都对基金会的某些工作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不仅保障基金会的发展，使基金会的运作更加规范化，同也为捐赠的个人和企业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同时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促进基金会的自律与他律，基金会的监督机制应当由三方面构成：自律、政府监督和社会监督[6]。我国也于2004年6月1日了《基金会管理条例》，但《条例》的内容大多是对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资金运作方面的限制。并没有很明确的规定基金会权利、义务及其社会作用等，这使得基金会进行活动活动时干预较多，很多活动没有办法实现。

另一方面，我国对社会捐赠的激励力度不够。国内外普遍激励社会捐赠的方式是税收优惠。对比一些西方国家，在我国免税政策的落实十分繁琐和复杂，目前尚没有关于超限额部分可以在以后一定期限内进行继续抵免的规定，而且对于实物捐赠也没有相应的免税政策出台，这使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受捐赠的力度远远不如国外很多名校，抑制了我国高校基金会筹资渠道的拓宽。（陶继东，2013）认为：“捐赠税前扣除法规，制定完善的基金会法、教育捐赠发和慈善法是我国法律完善的趋势和方向，同时，简化申报程序也能调动捐赠者的积极性[7]。”

因此，效仿西方发达国家，我国应逐步建立和健全基金会相关的法律和法规，逐步完善和发展一套适合我国高校基金会发展的法律体系，建立相应的健全的捐赠激励机制使得我国高校基金会能够健康持续的发展，为我国高校注入更多的教育资金，使我国高校取得更加长足的发展。

3.2 注重品牌建设，发挥自身优势，拓宽筹资渠道

在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与其他的慈善机构并无太大区别，一般有捐赠意愿的个人或组织对高校教育基金会的概念可能会很模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打造自己的品牌，树立一个高品质的形象，就能使自己脱颖而出。把握社会公众对品牌的认知度，这会为高校教育基金会拓宽筹资渠道带来较大的机遇。

高校教育基金会应该利用自己的优势结合外部环境设计高质量的项目，逐渐将自己的品牌打响，这样将会吸引更多资金的注入。

同时，高校教育基金会应该对自己进行合理透彻的分析，明确自己的优势并进行合理的发挥和利用，尤其是在重视校友资源的利用。我国高校培养出的人才不计其数，其中有能力进行捐赠的校友也有很多。高校教育基金会完全可以依托高校的校友资源，做好紧密结合高校校友会的工作，不应抱有“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想法，等待校友主动与自己联系，而应积极主动挖掘，做好联络工作，尤其要注重校友毕业返校的机会[8]另外，也要加强自身与企业的联系，可以进行学研结合，与企业建立长期友好的合作关系，这样当企业需要进行捐助时，必然会想到该高校的教育基金会。

陈秀峰（2008）认为：“以多样化的筹资渠道丰富资金结构，预防资金结构的单一化对基金会发展造成的障碍[5]。”积极主动的打造品牌，并结合自身优势充分挖掘资源，一定能够拓宽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的筹资渠道，逐步实现我国高校基金会筹资的多元化，在根源处发展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

3.3 效仿西方高校教育基金会，逐步改变管理模式

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很少设立专业的管理机构，也没有专业的管理人员。这虽然节约了基金会的运行成本，但也极大地限制了基金会的发展，表现形式为：限制基金会筹资能力、投资能力，减少基金会对于资金的增值等。另外，有研究表明，披露服务效果信息能提高捐款人的捐赠意愿[9]。建组建专业团队，强化管理模式，完善披露机制，给予基金会更加有利的发展保证。

张曾莲（2012）认为，高校教育基金会要改变观念，切实发挥基金会的资金投资功能，而不是当作学校的一个机关处室，建立专门的投资机构或者委托基金管理公司对资产进行管理，按照法律规定积极进行基金的保值增值工作；建立专业的投资队伍，可以通过外部聘用专业投资人员或者学校自己培养招聘的方式，而且不仅要有经济、管理方面的人才，还要有法律方面的专业人才，加强对基金投资有关法规的了解和运作方案的风险监督，这样才能有效保障基金投资的安全性。[10]”

因此，效仿西方高校教育基金会设立专门的机构，聘请专业人士，进行矩阵式管理是我国基金会发展的一条必经之路。当然，完善管理机制不等于完全将高校教育基金会从高校中剥离，形成两套完整的管理机构，而应该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两者的相互独立，改变现在高校教育基金会完全依附于高校的现状。分析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现在的生存发展状况，只有逐步转变传统的运营模式，才能更具活力和竞争力，才能逐渐从政府的扶持转变到自力更生。

3.4 加强资金运作，实现基金保值增值

西方高校教育基金会投资广泛涉及股票、债券、房地产、私募股权等领域，其投资收入已经占基金会总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目前我国部分高校教育基金会已经开始进行投资，但投资领域相当有限，大部分仅有银行存款一种方式，有少部分院校涉足国债、企业债券、可转债等领域，也有极少部分大学投资股票市场，但数量很小，投资方式太过单一[11]，收益率极低。

资本市场情况不明朗以及自身的缺陷是造成该种状况的最大原因。因此聘请专业人士或者可以将基金会的资金交给金融理财公司进行投资理财，这样不仅保险性更高，更能够合理分析资本市场，在制定详细投资计划的基础上，实现投资收益的最大化。

同时这样的投资管理模式，有利于形成良性投资机制，对高校教育基金会的资产也能进行良好的增值效果。合理的投资管理、投资模式更能够吸引国内外的捐赠者，使得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不仅能够在投资方面有所进步，也会是筹资规模得到扩大。进而从投资筹资两方面推动基金会的发展。

3.5 打破传统观念，合理提高运营费用和运行成本

传统的观念对于任何活动都具有较大的影响。西方发达国家高校教育基金会的成功不仅是因为其管理模式、运营机制等方面的成熟和完善。其社会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以及对于慈善机构的运行成本的肯定也对教育基金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我国人们对教育的重视程度逐渐增加，也有一部分开始进行捐资助学的社会公益活动。但是人们对于慈善捐款的使用的观念仍旧没有改变。因此打破旧观念，让社会公众承认高校教育基金会的运营费用和运行成本客观存在势在必行。只有人们、社会认可这种运行成本的存在，并且认同从可以捐赠资金中直接列支运营费用的国际上普遍的这种做法，才能使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的运行成本和运营费用达到一个合理的水平，使高校教育基金会有能力进行规模的扩展，进行内部人员的激励，进而最终实现资金运作机制的成熟。

4 结束语

当今，我国围绕教育的各种问题被日益重视，教育基金会被逐渐关注。在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不断发展的进程中，仍然有一些问题严重阻碍其发展。这些问题包括：不具备完善的基金会法律体系，难以建立高效的管理和运作模式等等。

本文从高校教育基金会资金运作方面入手，分析了高校教育基金会筹资、投资、运营发面的问题，最终提出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要建立健全法律法规；注重品牌建设，发挥自身优势，拓宽筹资渠道；效仿西方高校教育基金会，逐步改变管理模式；加强资金运作，实现基金保值增值；打破传统观念，合理提高运营费用和运行成本等方面的建议，希望高校教育基金会在未来有更大的发展。

5 参考文献

[1] 于红. 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投资研究[J]. 经济师. 2011（11）： 118-119.

[2] University Y. Yale Tomorrow Campaign Raises $3.881Billion[EB/OL][Z]. 2011.

[3] Brown W O. Sources of funds and quality effects in higher education[J].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2001， 20（3）： 289-295.

[4] 陈秀峰，郑杭生. 公益与效益的平衡：透视大学教育基金会的资金运作机制[J]. 教育与经济. 2008（01）： 55-59.

[5] 陈秀峰. 当代中国大学教育基金会运行机制研究[C]. 2007.

[6] 魏晓栋. 高校教育基金会实际运作之法律问题分析[J]. 煤炭高等教育. 2011（04）： 18-20.

[7] 陶继东，丁苗苗，刘锐军. 高校基金会激励机制探析[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S1）： 36-39.

[8] 侯华伟，刘亦仓. 高校教育基金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J]. 社团管理研究. 2012（08）： 43-44.

[9] Buchheit S， Parsons L M.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s influence on the individual giving proces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2006， 25（6）： 666-686.

[10] 张曾莲. 高校教育基金会投资管理的国际比较与启示[J]. 教育财会研究. 2012（05）： 37-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