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伯伦的诗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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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纪伯伦的诗范文

[关键词] 管理层收购 激励和约束 管理效率

一、MBO概述

MBO是Management Buy-out的缩写，意为管理层收购，主要是指公司的经理层利用借贷所融资本或股权交易收购本公司的一种行为。通过收购使企业的经营者变成了企业的所有者。MBO是企业制度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因为其追求的是一种所有权和经营权的集中。这种集中不是向古典企业的简单回归，而是对古典企业的超越。古典企业的产权模式是单一主体模式，而MBO后企业的产权模式是多元主体合一的模式。

对中国企业而言，MBO最大的魅力在于能理清企业产权，实现所有者回归，建立企业的长期激励机制，这是中国MBO最具鲜明的特色。从来看，国内进行MBO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解决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问题，促进国企产权体制改革；二是帮助国有资本从非竞争性行业中逐步退出，国有企业的改革要遵从“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即从比较成熟的行业变现退出，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于国家的弱势行业与朝阳行业，而民间资本代替国有资本进入竞争性行业，提高国家的产业竞争力，如此反复循环，以实现国有经济的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三是激励和约束企业经营者的管理，减少成本，解决在原有激励制度下严重被低估的企业家价值，进而使资产集中到高效率的所有者手中。四是改变原来低效的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解决国企原来存在的内部人控制、预算软约束等问题，改善公司内部的纵向、横向监督。由此可见，对于MBO这样的一种解决国有资产产权转移、保值增值的有效手段，不是应不应当使用的问题，而是如何规范的问题。

二、实践调研

江苏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进行是比较早的，效果也是比较明显的。江苏恒盛化肥股份有限公司和嘉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原为国有独资企业，1997年进行了第一次改制，实行全员持股;2001年进行第二次改制，国有股退出，股权向管理层集中，至此MBO完成。

第2篇：纪伯伦的诗范文

首先，楚簡「流字《上博（二）‧容成氏》24作 、《郭店‧性自命出》31作 、〈性自命出〉46作 、《上博（一）‧性情論》19作 、〈性情論〉38作 。關於「流字的構形，目前有三說：李零先生以為楚簡「流字所從「 即「蟲字，所以「流字從「蟲得聲，[6]沈培先生從聲韵觀點贊同其說。[7]其次，何琳儀、劉釗、李天虹、曾憲通等先生以為右旁的「 是由甲骨文「毓右旁所從倒子之形演變而來，演變過程如下：[8]

（《甲》1760，「毓所從）Ú （毓且丁卣，「毓所從）Ú （中山王 壺，「流所從）Ú （〈性情論〉19，「流所從）Ú （〈性自命出〉31，「流所從）

另一說是龍宇純先生所主張的，其曰：

流字所要表示的在水，所以人首朝下，象人從水而下以表示水之流。孟子說：「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這一個流字古義，不啻為流字結構的注解。人游於水中前進時，頭髮應該是緊貼著頭向後披拂的，流字 下的 應該不是髮形，而是水的樣子，說即是川字也無不可。所以 字實在是人正面從水而下的樣子，左右與前方都是水。小篆省作流，文字偏旁逕省作 ，也都是人從水而下的樣子。[9]

後二說之別在於何琳儀等先生以為「 象倒「子，其下為「羊水；龍先生則以為象「人上伸兩手順流而下之形，其下象「川之形。至於李零先生之說是根據楚簡常見的楚先公「祝融的「融作 而來，但是釋「流為從「 ，對中間所從的「形並無法說明，況且 可能不從「 （詳下）。李天虹先生注意到「流、「融偏旁形體相近的現象，她以為：「值得注意的是，楚簡『 將子旁頭部省略後的形體與『 混同，如望山和包山簡中『祝融之『融均 ，就分別作 （望簡一二三）和 （包簡二三七）。所以這樣的形體究竟應該隸作『 還是『 ，應當充分考慮文義。[10]此說似稍可保留，新出《葛陵》甲三：188、甲三：197、零：560、522、554「融字偏旁從「 。[11]值得注意的是乙一：22、乙一：24、零：288「融字皆作 ，偏旁從「 ，可見舊說認為「 右旁從「 似可商。「融（余冬）應該釋為從「 （毓）（余覺），二者雙聲，韻部陽入對轉。換言之，「融字字形變化的過程由 Ú ，如同上引「流字。所以上述李天虹先生所提「融、「流二字偏旁寫法的分別可能是不存在的。

另外，《包山》217「 禱楚先：老童、祝融、 ，「 字，學者分析為從「女「蟲省聲，釋為「鬻，連下字「 讀作「鬻熊[12]；或分析為從二「虫從「女聲，以為是《山海經‧大荒西經》「長琴，也就是「穴熊。[13]二說何者為是呢？《葛陵》甲三：188、197「 禱楚先：老童、祝融、 ，[14] 字可分析為右旁從「 （毓），陳偉先生讀作「鬻，即見於典籍的「鬻熊應可信，[15]因為「鬻、「毓二字古音同為余紐覺部。由字形來看， 字應可與《包山》 字相對應，換言之， 本亦是從「 。也就是說《包山》「 應釋為「鬻熊。此可與《史記‧楚世家》記楚君熊通說「吾先鬻熊相對應。《左傳‧僖公二十六年》：「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亦是一證。至於「穴熊，《葛陵簡》乙一：22「有祟見於司命、老童、祝融、 （穴） 、乙一：24「融、 （穴） 各一 ，何琳儀先生分析為「原篆下從『土，上從『穴。乃『穴之繁文當無疑義。[16]李家浩先生分析為從「穴「土聲，恐不可從。[17]換言之，就《葛陵簡》而言，「 、「 所指應該是不同一人。

第3篇：纪伯伦的诗范文

关键词:传播技巧;体育评论;符号能力

体育评论员代表着所供职的媒体，面对赛场，他们有着极其广泛的话语权——可以对球员、教练、裁判甚至观众的表现进行评论，或褒或贬、或扬或抑。在当今体育传播全球化和商业化的背景之下，电视体育评论员的“传播

技巧”发生了不同于以往传统模式的变化。

一、早期:20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末，“广播体”传播，代表人物:张之、宋世雄

注重受众群体研究分析和意见反馈是老一代体育评论员的优点，同时他们积累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经验。研究每场转播的比赛看点，最大多数观众的欣赏口味、观众对比赛项目的了解水平。这是由张之老师开创的，宋世雄、王泰兴等发扬光大的早期中国体育转播解说风格。他们是主要运用有声语言向受众、传达、介绍体育节目的传播者。它的首要任务是传声达义，让受众了解信息、增长知识。遵循播音传播规律，掌握播音基础理论，语言规范、准确、清晰、流畅。对情景再现、内在语、对象感、重音、语气、节奏等基本的内、外部语言表达技巧运用得当。另外，不能忽略对体育运动的关注、了解和兴趣的培养。毋庸置疑的是体育节目播音员第一位的是有声语言的表达水准，而非其它。

传播技巧:广播体，较弱的符号能力

符号能力是特定的传者或受者使用一定符号的熟练程度、水平或特色等。传者的符号能力越强，越能对受者产生作用和效果。 早期的体育解说员从其解说对受众产生的作用和效果来看，无疑是比较弱的。当时的体育解说，是一种不讲求传受双方互动的“灌输式”解说。我国体育评论的开山鼻祖张之是广播体育转播的解说员。将中国体育转播风格发扬光大的宋世雄也在中央人民电台工作了20多年。其间从改革开放初期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月七八年左右的时间是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共同转播。由于中央级广电传媒的示范作用，反映在全国电视体育界说的形式上是一片高频男声，每分钟超过300字的语速;内容上是嘴跟着球跑，应用大量形象的语言去描述观众已经看到的比赛过程。例如1990年北京亚运会上宋世雄对一场足球比赛的解说:“伊朗队的4号队员在禁区线上将球断了下来，马上发动快速反击，4号将球传给8号中场队员，8号带球快速通过中场，8号传给11号，11号一脚远射，球进了!”由此可见我国电视体育转播评论工作受广播转播解说的影响极大。张之的解说特点是“打机关枪”，京腔京味、音频高、语速快。体现出了中国传统体育转播的解说风格，在语言面貌上是积极向上的、充满创作激情的。是用圆润的声音、清晰灵动的口齿来传情达义的。宋世雄1997年就体育界说问题接受《中国体育报道》节目采访时说:“体育界说声音要高一点，为什么?现场乱，声音高了穿透力就强，观众就能听清。语速要快一些，为什么?只有快一点才能跟上比赛节奏，说话慢就不能当一个好的评论员。”

传播效果:体育解说员仅仅充当了受众的眼睛，而没能充当受众的大脑。

从他们身上，受众满足的是对体育竞技场上瞬息万变的动态把握，在大多数人无法详细观赏体育比赛的时候，让受众满意的就是他们那种极快的解说语速。那个时候由于电视节目的时效性差，受众习惯于将张之、宋世雄等解说员看成是绝对的权威。但是，从提高受众体育欣赏水平的角度来说，早期的这种“广播体”解说方式显然不能满足这一要求，解说员只是充当了受众的眼睛，将受众看得到的和看不到的图像信息及时传递给受众，而没有能够帮助受众对比赛进行深层次的、专业性的思考，在介绍比赛相关背景知识，拓展受众视野和推动体育运动发展方面还存在着极大的不足。

二、中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中期，“幽默语录”体传播，代表人物:韩乔生、孙正平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中央电视台成名的体育转播解说员是韩乔生和孙正平。他们解说风格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由模仿到形成，由自发到自为的过程。最初的韩乔生、孙正平几乎是张之、宋世雄的翻版，刻意的继承与模仿前人，他们成名于“打机关枪、看图说话”的传播方式，也没落于这种传播方式。可以说，他们处在早期“广播体”解说方式和后期“专业体”解说方式的过渡期，在他们后期的体育转播中可以看出想要摆脱前人影响，加入“评论”成分的痕迹。但是，专业知识的贫乏和个人特点的缺失使得这种主观上的努力最终以失败收场。韩乔生留给受众的是一连串“解说口误”的记忆，这种早期的无意识口误发展到了后期成为一种有意为之的尝试，甚至发展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被称为“韩乔生语录”。

传播技巧:幽默语录体，影响日渐深入

在受众欣赏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之下，以韩乔生为代表的体育节目解说员仍然沿袭前人的解说风格，但是，专业知识的贫乏让逐渐专业的球迷嘲笑声不断。更令人遗憾的是口误连连，例如“35公里之外的一脚远射”“……随着守门员一声哨响，比赛结束了……”“某某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打入一球” ①等等，不一而足。受众最初对这种韩乔生式口误的反应是深恶痛绝、避之唯恐不及，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地可以以一种宽容的心态去看待这种解说上的失误，因为受众发现，这种超低级的失误和自己逐渐专业的欣赏水平之间能够摩擦出一种幽默的火花，令人忍俊不禁，受众越是专业，这种幽默所产生的效果就越发强烈。于是网络上，媒体上关于韩乔生幽默语录的文字越来越多，韩乔生本人也开始在转播过程中有意“犯错”，博观众一笑。这一点在2005年4月体育频道的一期《韩乔语录》栏目中得到了韩乔生本人的承认。

传播效果:幽默的语录甚至超越了体育的范畴，但缺乏专业的知识

各路媒体中有关韩乔生语录的文字甚嚣尘上，很多学者甚至把韩乔生语录的风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看待，这也着实让韩乔生“火”了一把，尽管人们对这一现象褒贬不一，但各种类型的幽默语录还是纷纷浮出水面，有很多甚至超越了体育的范畴。体育评论员被受众认可的根本标准还是其对体育比赛的分析解读能力，是以丰富的专业知识、精辟的分析评论为受众释疑解惑的能力。当受众对这种“幽默语录”体的传播方式逐渐厌倦的时候，韩乔生也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三、后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专业”体传播，代表人物:黄健翔、张路

近几年来我们的体育播音事业突飞猛进地发展，一大批年轻的评论员走上了转播台，他们以宽泛的知识结构、新颖的思维方式受到了年轻观众的欢迎。如果说，播音员以出色的外形、嗓音和语言功底赢得观众，那么体育评论员则是以丰富的专业知识、精辟的分析评论、高超的预见性，为体育节目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解说、评论员必须是某一领域的精深者，不仅能够讲得清、说得明，更要评得精、论得合情合理。因此，评论员需要精深的专业理论或实践，并且，应该是这一领域的佼佼者。贝利，做过足球评论员，拳王阿里是重大拳赛转播的座上客，张路，本身就研究足球理论。这些都说明，观众看体育节目不单是一般的外行看热闹，而是需要更深层次，具有权威性的分析和点评。相对于早期的体育节目“播音员”，体育评论员观点的个人色彩非常突出，它鲜明、准确、有理有据，令人心服口服。

传播技巧:专业评论，极强的符号能力

毫无疑问，黄健翔最擅长的符号是“语言”，而且他拥有极强的话语能力——他是真正的靠话语取胜的解说员。他没有花哨的肢体语言，学不会矫揉造作的煽情，更没有和球迷套近乎的本事，甚至有些时候他让人产生距离感和敬畏感，但这都不妨碍球迷喜欢他。因为球迷在乎的是他的学识和机智，也就是他解说中体现出的专业和深刻，这正是他相对于宋世雄的僵化、孙正平的刻板、韩乔生的无知而在诸多体育解说员中最与众不同的地方。从历史战绩到教练风格、从球员特点到场上形势，黄健翔总能娓娓到来。夹叙夹议中，他还能结合精彩之处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使球迷在欣赏一场比赛的时候能达到“广纳博收”的效果。例如1998年法国世界杯英格兰与阿根廷队比赛开始之前黄健翔在介绍比赛背景时的一段解说:“潘帕斯草原的风让阿根廷人把热情奔放的性格融入到了极富创造性的足球技术之中，他们的进攻能力足以让世界上任何一支对手胆寒;英格兰人是盎格鲁-萨克逊人的后裔，他们是古代日耳曼人的一支，钢铁般的意志背后是他们对胜利的无限渴望。而1981年英格兰人与阿根廷人爆发的那场马岛战争也让全世界的人们都对17年后的这场比赛无比关注。”而且，对于场上的异样情况，他是唯一敢直言不讳地进行剖析和批判的解说员，观点鲜明、见解独到，发人深省。毫不夸张的说，黄健翔丰富的足球解说知识使他成为集“理论家”、“历史学家”、“批判家”和“艺术家”于一身的大成者。

传播效果:促进和推广体育文化的普及与发展

黄健翔1993年进入中央电视台体育部，至今已经在电视体育节目行业从业十年。在他从业的这十年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因为他的出现和存在，改变了整个中国电视体育节目的播音解说风格，开创了崭新的体育界的评论局面，提高了数以千万计的电视观众的体育欣赏水平及对体育文化的理解，是一个时代的缔造者和代表人物。 他的专业精深的分析评论与激情洋溢又轻松幽默的解说风格一样早已为广大球迷所接受。甚至有这样的一种说法:是黄健翔的解说培养了一大批新生代高水平的球迷，对足球运动在中国的普及、足球文化的推广和深入，起了特定时期的特定的作用。②

结论:通过对中国新老三代电视体育评论员“传播技巧”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在向受众传播信息的过程中，他们的符号能力是逐渐增强的。早期的体育节目解说员，尽管他们驾驭“语言”能力是比较强的，但是从对受众产生的影响来看来看，并没有获得与之相对应的效果，因此他们运用“语言”这一传播符号的能力又是比较弱的，符具和符义在很多时候是重合的。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电视行业发展速度慢，在早期实力比较薄弱的时候，电视体育评论受广播的影响比较多，没能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形成自己独有的风格。到了中后期，发展环境的逐渐优良使得体育评论员的符号能力得到不断增强，符具和符义更多的表现出一种关联性，而非早期的完全重合。体育评论员作为传播者，对于手中产生的影响也日益深入。从三代电视体育评论员“传播技巧”的沿革之中可以窥探出中国电视体育评论几十年的发展轨迹。

注释:

①《恐韩:韩乔生语录》，第8页

②《影响未来:中国传媒三十人》之《黄健翔:球场小世界大》，宋 悦 曹红蓓 杨雪梅 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参考文献

①《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 著，华夏出版社

②《论信息产业中的大众传播》，蔡玮 著，津图学刊

第4篇：纪伯伦的诗范文

论文关键词：会计信息失真，博弈

 

会计信息是为信息使用者提供相关决策服务的，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是保证信息使用者作出正确决策的基本保证。而会计信息造假的存在，极大地损害了信息使用者的利益，也扰乱了资本市场

一、博弈论的基本

博弈论是研究决策主体行为在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决策的均衡问题。当人们的利益存在冲突时，每个人所获得的利益不仅取决于自己所采取的行动，还有赖于其他人采取的行动，因此，每个人都需要针对对方的行为选择作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反应。一个完整的博弈模型包括局中人、行动、信息、策略、

（一）会计行为博弈的假设1.假定政府、投资者和其他利益

2.博弈的双方对信息的了解程度是不对称的?乙方是企业的经营者毕业论文格式，对企业的经营情况有充分透彻的了解,甲方作为外部

3.假设会计行为的双方博弈为完全信息静态博弈?静态博弈指博弈中参与人同时选择行动或虽非同时选择行动但后行动者并不知道前行动者采取了什么具体行动；即，在静态博弈中，所有的参与人都是同时行动的, 没有任何人能获得他人行动的信息。

(二)经营者与监管部门之

假设C1（假设为30）为管理当局提供真实信息的收益,C2 （假设为50）为管理当局提供假信息而没被查出的收益,- C3 （假设为-50）为管理当局提供假信息而被查出的收益,C4 （假设为-60）为监管者监管严格的成本,C5（假设为40）为监管者监管不严格的成本?其中C1,C2,C3,C4 

单位 监管者

 

严格

 

不严格

 

提供真信息

 

C1，-C4（30，-60）

 

C1，-C5（30，-40）

 

提供假信息

 

-C3，-C4（-50，-60）

 

C2，-C5（50，-40）

假设管理当局提供真信息,在此情况下监管者会选择监管不严格,因为C5＜C4?当管理当局提供假信息时,监管者也会选择监管不严格?假设当监管者选择监管严格时,管理当局会选择提供真的信息,应为C1＞-C3&

（三）投资者与经营

我们假设经理有两种战略选择，且必须选择其中一种。我们把第一种选择称为提供真信息，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为了保持一个非常健全的内控系统并提供相关可靠的财务报表。第二种战略

表二 经理人员与投资者

投资者 单位

提供真信息

提供假信息

购买

60，40

20，80

拒绝购买

第5篇：纪伯伦的诗范文

目前，要使电视新闻有新鲜感，不断满足观众增加的需求，唯有创新。创新能提高电视新闻的竞争实力，获得广阔的生存空间。电视新闻不创新发展，不仅难以胜任宜传任务、发挥喉舌功能，而且会在激烈的竞争中失去观众，失去阵地，失去实力。电视新闻追求尽可能大的新闻信息量，追求尽可能多的新闻流通量，追求尽可能高的新闻价值，强化喉舌功能，提高收视率，才能获得健康快速发展。

编辑工作的性质、意义、任务以及编辑专业的岗位职责，要求编辑必须有多方面的才能和素质。编辑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是以杂家、评论家、信息的传播者的身份出现的，随着大众传播模式的转变，媒介制作者队伍中的编辑也应重新定位。因为编辑工作是以编辑学为基础的，而编辑学所反映的内容，已跨越、渗透到各学科领域，所有学科的内容以及科学的形成、发展与完善，无不与编辑实践密切相关。编辑学是研究范围最广阔的一门横断学科。因此，编辑工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转变传统的编辑模式，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需求。一名编辑应该具有较强的敏感性和洞察力，建立多学科，全方位，立体型，多维网状的知识体系，同时还要与时俱进，不断获取相关的新知识，并且能够消化、吸收新知识。

2 电视新闻节目质量的现状

我们知道，电视新闻节目是声画结合的艺术，一则优秀的电视新闻节目离不开解说、同期声与画面的有机搭配组合。然而，我们每天看到的电视新闻节目在声画结合上却时常有缺陷，削弱了应有的宣传效果，比如，有的电视新闻节目解说词滔滔不绝，节奏很快，而画面却在慢悠悠地推拉摇移；有的画面出什么解说词就说什么，造成严重的声画重复，使观众得不到更多的信息，没有新鲜感；还有的是声画严重脱节，解说与画面各走各的路，使观众不知所以然；也有的是画面与解说都不按自身规律运行，画面支离破碎，前后重复，解说就事说事，无主题无重点。更有甚者，画面胡拼乱凑，没有主体，解说结构混乱，语病百出……除去这些具体问题之外，有时电视新闻节目在整体编排上还有疏误，如缺乏整体性、板块性，没能使各档新闻节目按新闻规律规范地采用不同序列进行科学合理地编排，整体宣传效果自然下降。上述这些在电视新闻节目中经常出现的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究其原由，编辑工作薄弱是主要因素。这就要求我们，重采轻编的路子不能再走下去了，必须认真审视编辑工作的重要地位及其工作内涵，尽快增强编辑意识，强化编辑工作。

编辑活动本身是社会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是文化生产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也是精神产品生产的最后阶段。精神产品的生产是有计划、有组织的，这不仅需要作者（记者）要有自觉意识，更需要编辑在这个生产过程的最后阶段严格把关。因而，编辑这个“守门员”的权力主要表现在审稿、选稿和修改加工上。电视新闻编辑，就是在电视大众传播这一专业活动中，使用文字和电子技术的独特的符号系统，对记者发来的稿件和画面进行删改、取舍、剪辑、加工、整理等创造性的优化处理，使其在单个性画面的基础上构架成完整的系统的声画结合的电视节目的物化劳动的过程。可以说，前期拍摄和稿件的不足还可以通过后期编辑来修改补救，而后期的编辑工作如果不到位，则会使前期的一切努力都徒劳无益。因此，电视新闻编辑对电视新闻节目来说至关重要。

首先，各级电视台要真正重视新闻编辑工作。这就要求电视台，特别是基层市（地）、县电视台，真正把新闻编辑工作摆到重要位置，改变重采轻编的做法。这就要选用新闻理论扎实、新闻编辑业务过硬、具有事业心和敬业精神的人员作编辑工作，并相应地提高他们的地位和待遇，给他们创造学习与提高的条件，不但在电视台内部而且要在全社会树立编辑高于记者的思想观念。其次，编辑人员要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编辑要养成善于学习、善于钻研的良好习惯，不断地学习掌握党的方针政策，不断地学习掌握党关于新闻宣传的新要求、新课题，不断地学习掌握新闻专业特别是电视新闻的新理论、新观点、新技能，还要不断地学习掌握与新闻宣传相关的其他行业的知识，尽快提高自己的业务本领，完善自己的编辑知识结构，尽快从“为人作嫁”的编辑中解脱出来，成为编辑学家。编辑在审阅和修改稿件时，要把科学性与思想性结合起来，就是说新闻宣传应该是有灵魂的，灵魂就是思想、观点、路线、方针等，每一则新闻稿件也是应该有一个新闻核的，要宣传什么，就首先要运用科学态度来分析、观察和处理，并有所取舍，就是要尽可能地把客观事物及其所体现的思想要求和当前形势结合起来。如果只有新闻事实而没有思想，新闻就缺少核，缺少灵魂。这就要求编辑工作始终离不开创造性思维，只有运用创造性与超前性思维，编辑才能发现并揭示稿件中新闻事实的本质及内在联系，并产生新的独创的思维成果，从而把一则普通的新闻稿件修改加工成优秀电视新闻作品。

一是要准确定位。广大的电视编辑要充分认识到，电视节目不仅要提高收视率，更要注重发挥电视节目的积极的引导作用。广大的电视编辑要始终坚持，高唱主旋律，要坚持正确的社会价值观，要通过编辑电视节目，引导广大的电视受众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要促进道德风尚和社会风气的转变。作为电视编辑要身体力行，要不断增强电视节目的时代性、艺术性和政治性，要严把电视节目的质量关，要坚决抵制那种单纯片面的追求收视率，而放弃艺术性和时代性的错误作法，切实发挥自身的舆论引导作用。二是提升创新能力。广大电视编辑要冷静地分析和研究当前电视节目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更要进一步认识到自身业务能力与电视传播要求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进一步提升电视编辑的能力和水平，要根据电视媒体发展的要求和电视节目制作的需求，有针对性的提高自身素质和创新能力。要增强自己导演策划电视节目的能力，提高自己的文字表达能力和导演策划能力，要多多选取那些受众易于接受，能够引起受众兴奋点和关注度的电视节目形式，不断促进自身创新能力的发展和提高。

综上所述，编辑应当对自己的角色有明确的定位，对于记者反馈的信息要有敏锐的洞察力，运用自己的审美意识将更好的电视节目呈现给观众，传播社会主义主流文化。为了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编辑要进行自主创新转变，将自己培养成从优秀编辑到“全能型”专业编辑的转变，为电视节目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与记者一起，共同为受众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积极、向上的电视节目，营造健康向上的良好氛围。

参考文献

[1]陈辉.信息时代期刊编辑角色与编辑模式的转变.江苏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4.

[2]张小丹.电视台编辑角色的定位及其转变分析.中国传媒科技，2012，18.

第6篇：纪伯伦的诗范文

一、转基因食品政策

转基因技术突破了自然资源的限制，大幅度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带来了全球农业的深刻变革。我国决心在转基因技术领域占领制高点，2001年5月23日，国务院出台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是我国对转基因的核心法规，后期相继出台了《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等法令，以保障转基因作物的合法流通。目前对于转基因政策争论的焦点就是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所谓转基因食品是利用现代分子生物技术，将某些生物的基因转移到其他物种中去，改造生物的遗传物质，使其在性状、营养品质、消费品质等方面向人们所需要的目标转变的食品。转基因生物直接食用，或者作为加工原料生产的食品，统称为转基因食品。也就是说，转基因生物被应用于食品加工过程的任何阶段所生产出来的食品都称之为转基因食品。也意味着目前的转基因大豆、转基因玉米等是否具有危害直接关系到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

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报告显示，目前世界主要转基因作物的绝对种植面积在持续增长，可以预计这将是未来几年的一个发展趋势。并且，所占该种作物种植面积的比例也有所上升，转基因大豆的种植面积保持5%左右的增长，转基因玉米种植面积增长率保持在10%以上。我国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也在逐渐增长，2011年达390万公顷。之前中国对转基因农业技术的研究、应用、管理和信息，还处在粗放和不透明的阶段，直到韩长赋非常明确地表达了中国政府对转基因技术的政策取向，概言之为“加快研究、推进应用，规范管理、科学发展”打破了之前的僵局，有学者认为这将迎来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作物的高速发展期，但我国目前转基因食品政策存在种种“硬伤”，不完善现行政策的情况下推行转基因食品政策，必将迎来消费者和国内非转基因作物从业者的质疑与反对。

二、转基因政策博弈过程

（一）转基因政策中利益相关者

在转基因政策中涉及到很多的利益相关者，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基于自己的利益对政策有不同的反应并且都试图通过一定的方式影响政策，在分析转基因政策博弈过程时，仅将对政策产生同等或类似影响的利益相关者归为一类。以转基因政策为中心，主要的利益相关者有中央及地方政府、消费者及从事非转基因工作者、专家学者、媒体等。

中央及地方政府：政府在转基因政策中具有双重身份，既是转基因政策的制定者，同时也是博弈过程的核心参与者。2001年5月23日，国务院出台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是我国对转基因的核心法规，后期相继出台了《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等法令，我国对于转基因的整体态度是：支持转基因技术研究，严格管理转基因动植物的生产。并且粮食自给水平下降，以及补贴政策带来的财政压力，引发了中国高层的担心。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追求的另一个主要经济目标――城镇化，则面临着土地供应不足的瓶颈。这三个因素使中国寻求高产农业技术的需求变得日益迫切。2014年两会后，农业部副部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态“转基因农业生物技术是高新技术，全世界都重视，中国人一定要重视，我们一定要占领这个农业生物技术的制高点”；决心通过“国家重大专项”研究，在转基因农业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可以看出在这个博弈过程中，政府站在国家利益和国际地位的角度，在逐步推进转基因。

消费者及从事非转基因工作：之所以将消费者与从事非转基因工作者归之于一类，是因为在这个博弈过程中，这两者受到政策影响最大，其中从事非转基因工作者包括生产者、销售者。首先是消费者，中国对转基因农业技术的研究、应用、管理和信息，还处在粗放和不透明的阶段，加上中国传统依靠农业的特点，将转基因技术应用于食品、进口转基因大豆等作物对于消费者的冲击很大，因为无论转基因技术是否直接应用于食品上，只要在食品的任何环节应用转基因技术，就等于食用“转基因食品”，消费者对于转基因食品应该享有知情权、选择权和健康权，应该有权利不选择转基因食品；从事非转基因工作者是受转基因政策影响最大的群体，国家政策倾斜于转基因作物就意味着，非转基因将失去市场甚至是退出市场，相关公司面临破产和转型，而对于种植非转基因作物的本国的种植者来说，必须寻找更高产和抗虫害能力更强的种子，才能与国际市场上高产低价的转基因产品竞争。换句话说，只要粮食作物市场是开放的，种子市场终究有一天要开放。不然，本国的种植者就会纷纷破产，所以这部分利益相关者关注的是自身的发展与温饱问题。

媒体：媒体在这场转基因之战中本应处于中立位置，发挥传播信息、引导舆论、服务社会的基本功能，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媒体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一些媒体为了商业利益，失去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另外媒体自身出现了多元化发展，需要满足社会各种内容的传播，也容易致使社会责任的缺失，在转基因食品方面，一些媒体对转基因技术进行了歪曲的报道，通过夸大、杜撰转基因食品存在安全隐患来吸引公众眼球，谋取利益，这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科学家关于转基因食品的发言权，因为一旦有专家支持转基因食品，就会被贴上“汉奸”的标签。媒体的社会责任可以分为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政治责任体现在“客观报道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明多样化”，要想真正发挥媒体的作用，必须要担当社会责任，遵循“真实、准确、全面、客观”的新闻规律，在推动经济发展、引导人民思想、促进社会和谐等各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

专家学者：关于转基因技术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专家学者，无论是从技术方面还是从政策制定方面，目前国内专家学者关于转基因问题也是呈两派：一派认为科学上暂时没有发现转基因食品存在安全问题，就推定为是安全的、可以放心使用的；另外一派的观点正好相反，目前并没有检测出转基因食品对人体有害并不代表就是没有危害，很可能这个危害过程很漫长，需要几代人以后才能显现，所以主张慎用转基因技术到食品上。尽管专家学者就转基因问题没有达成一致的看法，但专家学者的立场相对中立和客观，因为目前没有检测到转基因对人体有害是事实，至于到底是否有害则属于个人推论。

（二）转基因政策中消费者与政府博弈过程

在转基因政策中，不同利益相关者处在不同的位置，都有自己的考量，因此在转基因政策上所持观点与态度大相径庭是可以被理解的。转基因政策中涉及到多方博弈，其中消费者与政府的博弈结果对政策影响较大。根据囚徒困境绘制了转基因政策中消费者与政府的博弈矩阵，如表1。

表1 消费者与政府博弈矩阵

政府合作 政府不合作

消费者合作 5，5 5，-5

消费者不合作 -5，5 -5，-5

表1将消费者和政府在转基因政策中的博弈简单化，将政府对消费者意见的重视与忽视定义为“合作”和“不合作”，将消费者对政府解决方案的满意与否定义为“合作”与“不合作”，从矩阵中可以看出，只有政府和消费者合作即政府重视消费者意见并加以解决、消费者积极配合才能够达到“双赢”，而政府忽视消费者的质疑一意孤行、消费者使用极端手段表示抗议只会“两败俱伤”。表现在具体的实践中，政府制定、执行转基因政策时，必须积极听取消费者意见，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良好沟通渠道，保障消费者基本的知情权、选择权、健康权，在取得消费者信任的同时，不断完善转基因政策；消费者必须积极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表达自己意见，主张自己合法权益，促进政策调整，这是最为理想的“双赢”状态。但在实际博弈过程中，双方信息不对称、力量相差悬殊等原因致使政府往往处于优势地位，并且利用自身优势地位强制推行政策，而忽视消费者的声音；政府对转基因政策的不透明管理和研究，导致尽管制定相关法律规范转基因作物生产，却没能严格执行，目前非法种植转基因作物、非法买卖转基因作物种子现象频发。以上种种原因致使在转基因政策中，政府和消费者处于“敌对”状态。

第7篇：纪伯伦的诗范文

关键词：会计信用 政府 企业 中介机构

一、会计信用体系

会计信用是信用概念在会计领域中的延伸，主要是指会计行为主体按照适用的会计准则，对其经济活动所产生的信息进行会计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等处理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诚实守信的思想观念和践约行为。会计信用是现代资本市场能够有效运作的媒介，其在资本市场上主要发挥两方面的作用，一是价值作用，另一个是对经济关系的调整作用。价值作用表现在货币流通和资金交换过程中，会计信用作为一种社会资本，一种特殊商品而存在，可以通过提供诸如商业信用等具体信用的使用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进而体现会计信用的价值。而会计信用的调整作用，是由于会计信息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分配社会财富的依据、配置经济资源的基础、评价管理当局业绩的标准和管理当局受聘、解脱委托责任的手段，会计信息质量与会计信用紧密相关，会计信用以会计信息真实性为依托，指导和规范从事会计活动的各个主体间的相互信任关系，从而起到维护信用活动双方利益和会计市场秩序的作用。

会计信用体系是一种社会机制，是一个包括资料收集、加工处理和提供服务三个环节紧紧相扣的庞大信息系统，它旨在建立一个适应会计信息交易发展的市场环境，推进一国的会计市场向信用经济方向转变。这种机制会建立一种新的市场融资规则，使社会资本得以形成，保证一国的会计市场走向成熟，有利于整个资本市场规模的扩大和市场经济的繁荣。简而言之，会计信用体系是社会信用征信机构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及行业准则、制度等，搜集、加工处理并向社会公开提供企业、单位以及相关中介机构的会计信用信息的一个涵盖全社会的操作系统。

会计信用体系框架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以企业为主，通过对各单位和会计人员进行激励约束，切实贯彻“守信者多助，失信者寡助”的信用意识，这一层面是会计信用体系的基础；二是以中介机构为主，通过建立规范的信用评价制度，使会计信用信息的采集、整理、评价及后续的激励约束成为现实，这一层面是会计信用体系的制度保障；三是以政府相关部门为主，各部门有机结合，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制定规划，总体协调，推进信用管理的立法，推进失信惩治机制的建设，加强征信行业的管理，这一层面是会计信用体系的执行。

二、会计信用缺失的原因分析

企业是市场经济中最基本的单元，而会计信用是信用关系中最具生命力的部分，会计信用体系的建立将极大地影响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因此，会计信用体系的构建自然就成为建立社会信用制度的关键。会计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经济管理工作，必须要为会计信息需求者生产、提供和鉴证高质量的会计信息，以消除对方的会计信息劣势，满足其经济决策需要。但在现实中，由于体制、理论、社会环境、政府管理等多种因素，造成会计信用缺失，导致整个会计行业面临严重的信用危机，极大地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会计信用缺失的原因如下：

（一）在失信的社会环境中，会计难以独善其身

当今社会，市场上充斥着各种“欺骗”和“虚假”现象，信用缺失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层面，会计信用的基石摇摇欲坠。毋庸置疑，在这种社会和市场条件下，人们逐渐淡化信用意识，最终形成一种扭曲的社会现象：制假、贩假者可以获得高额回报或者达到某种个人目的，守信者却无法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于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借会计之手来达到造假行骗的目的。会计人员由于受自身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限制，凭自身力量往往很难顶住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压力和干扰，于是， 自然就会发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在此背景下，会计人员难以独善其身也就不难理解了。

为了使企业各项经济业务进行更符合实际的会计处理，使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真实、可靠、有用，会计制度对会计处理留有一定的选择空间，但如何合理选择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会计人员良好的职业判断能力。2006年我国财政部的新会计准则更加注重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水平，会计主体的道德自由空间也因此扩大，这为粉饰会计信息提供了契机。

（二）政府惩治力度不理想，违规成本低是会计信用缺失的动力

我们运用博弈理论，分析会计信用建设中企业、信用中介机构与政府之间的三维博弈关系，看看政府的惩处力度大小是如何影响企业在会计信用方面的战略选择的。

假设我们现在处于一个以政府为主导、信用中介机构和企业共同参与，以信用中介机构科学评价、政府主管部门（权威机构）认定为纽带的会计信用评价体系模式下，企业、政府、信用中介机构是会计信用市场的参与主体。企业需要根据政府规定向信用评估机构提交资料，获得相应的信用等级。政府需要维护整个社会的市场经济秩序，根据信用评估机构做出的评价结果予以处理，并对被评单位进行抽查。而信用评估机构需要对企业做出信用评价，将结果上报政府主管部门。现在有两个博弈参与人：（1）某企业；（2）政府。企业在会计信用方面有两种战略选择：（1）破坏会计信用；（2）改善会计信用。政府也有两种战略选择：（1）检查企业会计信用状况；（2）不检查企业会计信用状况。而这一博弈关系可能处于两种不同的情况下：（1）信用中介机构诚信执业，对企业的真实情况做出客观评价；（2）信用中介机构违反执业道德，受利益的驱使出具虚假评价报告。

假设企业既不改善也不破坏会计信用时，政府的收益为Y1（包括企业业绩改善、市场会计信用改善等），政府因企业破坏会计信用造成的损失为B，政府的检查费用为J1，因将评价工作给信用中介机构做市场化运作而支付的费用为F1。若企业的评价结果为破坏会计信用，政府将要求其承担损失S（SB）。而企业破坏会计信用时的收益为Y2（包括会计造假带来的税收少交、融资便利等）。如果企业改善会计信用，需要付出成本C，此时获得的奖励与收益为Y3，但政府将给予企业奖励V，企业会计信用改善给政府带来收益为Y（YV）。根据以上假设可以建立信用中介机构评估结果为真情形下企业与政府的支付矩阵表（见表1）。

另一种情况，当中介机构受到利益驱使（如与企业的金钱交易、受权利压迫等）对企业的信用状况故意做出虚假判断时，当然这只针对企业试图掩盖自己破坏会计信用的事实，对企业改善会计信用并无影响。假设中介机构因此而获得的额外收益为M，如果政府检查发现中介机构造假，将要求其承担损失P，企业与政府的支付矩阵表见表2。

由此可知，信用中介机构诚信评估条件下，企业的行为选择取决于（Y2-S）与（Y3-C）的大小， 我国目前的状况是Y3很小，S也很小，所以（Y2-S）（Y3-C），也就是说，无论政府检查与否，企业的最优行为是破坏会计信用。当信用中介机构造假时，若政府不检查，企业破坏会计信用的收益最大；若政府检查，企业的行为选择取决于（Y2-S-M）与（Y3-C）的大小，而（Y2-S）（Y3-C），那么最终主要取决于M的大小，中介机构是否会冒险做出虚假评估，则取决于M+F与P的大小。目前我国的P很小，导致评估机构的造假肆无忌惮，企业只需用比（P-F）多一点点的成本就可以更改自己的信用状况，蒙蔽社会。也就是说，破坏会计信用是企业的占优策略。

从近三年我国对经济违规所作出的处罚情况可见，政府的惩处多是在行政方面，经济处罚很少甚至为零，违规所获得的收益远大于违规所付出的成本，这为会计信用的缺失提供了经济利益上的诱惑因素。因此，为了遏制信用中介机构造假和企业破坏会计信用，政府需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惩治力度，提高S与P的处罚限度。

三、结论

通过以上对会计信用缺失的原因分析，我们发现：出现会计信用缺失是企业、政府与中介机构相互博弈的结果。因此，要建立会计信用评价体系，需要三方的共同努力。笔者认为，应建立一个符合我国国情的以政府为主导、信用中介机构和企业共同参与，以信用中介机构科学评价、政府主管部门（权威机构）认定为纽带的会计信用评价体系，从定量、定性两个方面制定会计信用评定考核标准，并依据考核评定结果划分等级，规范会计信用评价程序、评价结果应用、相应后续管理等会计信用评价体系内容，并从培育规范的信用评价机构、优化会计信用法制环境、强化会计信用激励约束机制、完善信息披露公示制度、强化信用意识与信用环境五个方面，为会计信用评价体系的正常运行提供制度保障，并与会计信用评价体系相互渗透，建立完善的会计信用体系。

参考文献：

1.耿菲.会计信用评价体系构建研究[D].青岛理工大学，2010.

第8篇：纪伯伦的诗范文

台湾历史博物馆充分认识到博物馆存在危机，不能回避现实中的危机。正视博物馆存在危机是进行危机管理的前提和基础。否则，将难以树立长远的危机意识、形成科学的危机观念，博物馆的危机管理也自然成为天方夜谭。史博馆认识到博物馆存在的危机与其它公共场所的危机并无很大的区别，若无危机意识与危机管理机制，有朝一日大祸临近，势必造成无法弥补的惨痛局面。[4]因此，史博馆认为有效开展危机管理，建立博物馆危机管理机制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一）博物馆危机的来源国立历史博物馆对危机的认识首先是针对博物馆危机的来源及危害对象，将本馆面临的危机分为文物类、人员类、馆舍类、营运类和其他类等五种类型。每一类型中可能出现的危机情形如下表所示。史博馆可能出现的危机情形中，因政治冲突或战争、地震、洪涝、火灾等引发的危机发生的概率较小，但危机发生后对博物馆造成的影响较大。展品损毁或遗失、参观者发生意外伤病、馆内发生的争吵甚至肢体冲突、临时停电、媒体负面报道等对博物馆来说可能是较为常见的危机事件。但由于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机构的特殊性，如果处置不当，极易成为对博物馆带来重大损失或灾害的源头，所以史博馆将其列为常态性的危机项目在危机管理中予以重点关注。

（二）对博物馆危机特征的认识史博馆对博物馆危机特征的认识源于本馆危机管理工作的实际和其它领域危机的特征。对危机的特征作出以下定性描述：博物馆危机具有多源性、突发性、不确定性、威胁性、阶段性、紧迫性、双效性的特征。[6]多源性是指博物馆危机通常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突发性指博物馆危机往往发生于突然之间，发生后常令人措手不及、疲于应对。不确定性一方面指无法准确预测博物馆危机发生的具体时间、地点和危机类型，另一方面指危机发生后的发展演变趋势和最终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威胁性意指危机可能会对博物馆的馆舍、藏品、形象、美誉度和其它资产产生破坏、造成威胁。阶段性指博物馆危机的发生按照危机演变的周期一般会出现潜伏期、爆发期、处理期、善后恢复期四个阶段。紧迫性指危机一旦发生，形势十分紧迫，博物馆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进行处理与应对。双效性是指博物馆危机既可能是真正的危险或灾害，也可能是转机；处理不当可能会产生严重后果，处理得宜可能转化为一次发展机会，给博物馆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由于博物馆危机具备以上特征，史博馆认识到博物馆危机的严重性和对危机进行管理的必要性。同时，也意识到对博物馆危机的管理不能采取正常体制下的管理，而必须诉诸非常手段进行非常态的管理，即需要建立博物馆危机管理机制。

二、台湾历史博物馆的危机管理

史博馆对博物馆的危机管理从理论层面上形成了相对系统的认识，并在实际工作中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危机管理经验。下面分别从博物馆危机的预防与模拟训练、博物馆危机的等级设定、博物馆危机的应对方法与处理程序三个方面对史博馆危机管理的认识与经验进行分析。

（一）博物馆危机的预防中国古代思想家老子曾有“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危”的危机防范思想。史博馆充分认识到危机防范的重要性，强调能够在危机预防阶段通过一定的防范措施将危机止于未发为危机管理的上策。为此，在危机预防阶段通过一系列措施，加强对博物馆危机的预防性管理。具体包括成立博物馆危机管理小组、进行博物馆危机的调查、预测博物馆可能出现的危机、建立危机预警系统、拟定各项应变计划、危机处理的模拟训练。1.成立博物馆危机管理小组：由一位副馆长作为召集人组建危机管理小组，小组成员包括各业务部门主管和安全维护部门的负责人。根据实际需要，小组每年召开一到两次专门会议，审定博物馆危机事项及等级，讨论博物馆运作情形及面临的风险因素。危机管理小组下设警戒组、疏散组、救灾组、通讯组、医护组、公关组几个权责分明的任务编组。其中，警戒组负责安全、现场秩序维护、馆内交通协调；疏散组负责观众及员工疏散等事宜；救灾组负责抢救馆内发生的灾害、防止灾害扩大及物品器材搬运与供应；通讯组负责通报及保障危机信息传递的畅通；医护组负责医疗护理及馆内伤病者的急救；公关组负责对社会公众与媒体进行沟通和危机信息的，重新塑造博物馆形象。2.进行博物馆危机的调查：博物馆各部门按照本部门职责范围对馆内风险因素进行调查，审慎考虑，列举各种可能发生的危机，交危机管理小组进行整合。3.预测博物馆可能出现的危机：危机管理小组就可能发生的危机事项运用头脑风暴法定期分析并作出评估，根据史博馆危机管理等级表预测危机发生的概率及影响程度。4.建立危机预警系统：危机管理小组对可能发生的危机分类逐项拟出预警方法与预警标准，并作成危机预警系统。5.拟定各项应变计划：危机管理小组就可能发生的危机事项逐项讨论，应不厌其烦，依各种发生可能逐项研究，拟定应变方法与计划，形成书面的危机预案。以博物馆发生火灾或爆炸危机为例，史博馆的预案要点及处理程序如下：（1）立即通知相关人员（包括救灾组、保安、现场值班人员）关闭电源，疏散参观者，拨打火警电话，同时自行组织扑救。（2）立即通知博物馆秘书室及相关组室主任，按相关程序向上级领导通报。（3）紧急召开危机处理会议，分组采取危机应变措施，全力展开危机处理。（4）由公关组危机信息，减少社会公众与媒体的揣测和负面评价。各项应变计划和应急预案被写入博物馆危机处理手册中，发放到每一个馆员手中，使一般馆员也能清楚危机应变及处理的要点。此外，史博馆对已拟定的危机应变措施每年评估一次，并进行不断修正，力求周全。6.危机处理的模拟训练：史博馆认为在危机预防中仅有危机应变计划与应急预案是远远不够的。面对危机的突然发生，馆员若缺乏实战状态下的模拟训练，临场必然会手忙脚乱、无所适从。若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只有靠平时的危机处理模拟训练。史博馆在这方面的做法是：（1）每年至少举办一次博物馆危机应变讲座，加强馆员的危机意识与应变处理能力，培养各部门共同参与处理危机的协同性与对相关器材的熟悉度。（2）危机管理小组每年就系统整体或具体某项危机举行讨论会一到两次，讨论内容包括博物馆潜在风险、馆内硬件设备、危机发生后的人员分工、处理程序及方法、沟通渠道等。讨论后结合每年的实际选择项目进行模拟演练，对演练过程进行全程记录，以备改善。（3）由危机管理小组责成硬件总务组人员定期测试馆内设备，对馆内各项设备的运行状况进行检查，保持设备的机动性。（4）模拟演练后认真评估、检讨演练中的不足和出现的问题，逐步对照改进，不断完善，并将成果作成简报，适时报送上级主管部门。

（二）博物馆危机的等级设定为明确每类具体危机对博物馆的威胁与影响，以便采取妥善应对政策，博物馆危机管理小组应将所有危机项目在危机压力表上予以标示，制订危机等级。危机压力表是在台湾诸多领域应用较多的评估危机影响值和发生率的方法。该表为以十字形坐标，纵轴代表危机影响值，横轴表示危机发生率。决定危机影响值得因素包括：危机扩大的可能性；危机能否成为公共性问题；影响组织正常运作的情况；危及决策者及组织形象的程度；损害组织利益的程度等。危机发生率可根据发生的可能性分为没有发生的可能性、不常发生到一定发生等几种情况，可分别用数字1到10表示。纵横相交的区域依次以红色、橙色、黄色和绿色标识，以此区分危机的等级。[7]这是台湾社会较为通用的评估压力的方法。据此，史博馆制定了符合本馆实际的危机管理等级表（如下表所示）。以英文字母代表危机影响程度，其中A代表轻微影响，B代表有影响，C代表严重影响，D代表影响非常严重。危机发生率以阿拉伯数字表示，其中1表示很少发生，2表示偶尔发生，3表示常发生，4表示经常发生。[8]不同类型的具体危机按照属性在表中标识其对应位置，并据危机的影响程度和发生率将危机等级标记于危机事件前，作为危机处理时的参考依据。

第9篇：纪伯伦的诗范文

论文关键词：典籍翻译文化传播

1．汉语文化传播的契机

中国经济的腾飞和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为汉语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最佳的机会。北京奥运会的魅力不在于开闭幕式的精彩，也不局限于鸟巢、水立方等建筑，而是多主题、多视角，立体鲜活地展现了传统中国的文化、当代中国的风貌与开放中国的胸襟。对于中国而言，经济腾飞固然重要，文化复兴更加意义深远，后奥运时代我们应更好地落实“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

据统计，全世界有3000万人正在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来学习。全球不断升温的“汉语热”，一方面表明汉语作为一种世界语言和商业语言的重要性正在增加；另一方面，对汉语文化价值的认识也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大。目前，大多数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依然局限在眼界所到的层次，虽然每年到中国的留学生人数不断增加，“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选手的语言能力越来越强，但是对中国五千年的文化积淀能够认知的人并不占多数，大部分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肤浅了解来自有限的影视作品或其他大众传媒。汉语作为文化的有力载体，应当利用全球“汉语热”的契机扭转这一局面。世界范围内，懂汉语的人占很小比例，利用母语了解汉语文化成为中西文化的桥梁，承载中华文明的典籍的翻译影响日益深远。

2．典籍承载的汉语文化

文化的核心是一种文明千百年来形成的价值观念及其独特表达方式。古希腊罗马的文明传统与古犹太教一基督教传统，经现代转型合力打造出了强大无比的现代西方文明。中国文明传统由于近代救亡情势的危急而被拦腰斩断，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被搁置乃至误导，没有文化支撑的文明力量不仅捉襟见肘、后劲乏力且难以持久。

中国文化传统与当代文化潮流的结合点，在于中国儒家尤其是先秦儒家思想中那些至大至刚的人格独立精神与担当社会责任、天下道义的道德负责精神，这种精神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主流，与全球民主自由、个性解放的社会潮流非但不抵触，而是非常合拍。同样，中国道家思想中追求个体自由、生态和谐的精神智慧，佛教众生平等、空明淡泊的生活方式，均与当代环境保护主义、生态神学等人文、宗教思想合拍，同样是参与全球文化对话与交流的文化基点。中国文化向全世界贡献出孔子、老子、墨子、孟子、庄子、司马迁等伟大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和著述家，这些伟大人物不仅与同一历史时期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印度教与犹太教的先知们并驾齐驱，且过之，至今仍是人文智慧和生态智慧不可企及的最高典范。

3．典籍翻译的现状

世界文化交流本该是双向的输人与输出，交流的双方是互为主客体，以双方各自对对方的需要为基础，以双方各自对这种需要的意识为前提。然而，过去的中外文化交流并不是这样。统计数字表明，我国大约有3．5万种古典书籍，但时至今日翻译成外文的只有千分之二左右(黄中习，2007)。21世纪不仅是东西方文化合流的世纪，而且应当是从“以西方文化为主流”转向“以东方文化为主流”的世纪。马祖毅、刘重德、楚至大、许渊冲、黄新渠、汪榕培、郭著章、王宏印、潘文国、卓振英和黄国文等国内学者的有关著作与译著丰富了典籍翻译这一尚未完全开发的领域。然而，典籍翻译依然是我国文化传播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从总体来说，还没有有计划地、系统地、全面地通过我国自己的译者向国外的读者译介。

4．典籍翻译与传播的途径

跨文化传播学可以为典籍翻译提供许多理论的支持，我们在研究接受美学的时候，会讲到“接受视阈”和“前理解”的问题。任何人在接受外来文化的时候，都会基于他们的本土文化的“前理解”。实践证明，总是那些与本土文化相近的外来文化和理论最容易被本土文化所接受，对中国人是如此，对外国人也是如此。

在采用跨文化阐释的方法来阐释中国文本方面，我国的学术前辈严复、梁启超、王国维、、钱钟书等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他们的研究成果完全可以成为我们向世界解说中国文化的理论资源。在向外国人讲授《周易》、《春秋》时，当然可以按照司马迁的解释，说《周易》的写作方法是“本隐之显”，《春秋》的方法是“推见至隐”，但如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地说明，所谓“本隐之显”，就是“外籀”(即演绎法)，“推见至隐”，就是“内籀”(即归纳法)，这样外国友人会更容易理解，有益于中华文化在世界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