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学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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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近代文学论文范文

（一）不确定性

与相关的其它学科相比，金融学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如何解决不确定性带来的问题，也可以说，所有不确定的问题都能通过金融学的准则解决，这使得金融学的研究和运用范围逐渐加大，在与金融学没有联系的问题上，例如，在市场波动大的情况下，企业应当采取何种措施去应对市场价格、产品需求、客户的要求，在环境保护方面，国家应当采取何种措施解决环境污染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等等，都可以通过金融学的思维去合理的解决问题。

（二）时间价值

这是金融学不同于其它学科的重要之处，在不同时间里，不能够把相同的产品进行比较，一定要把资产带来的风险和补偿考虑其中，事实上，这是一个资源的时间配置过程，在资源配置上，金融学能够具体的解释其原则，并且能够强化个体在风险与收益之间存在的不同能力，即在同等盈利的情况下，最大限度的降低风险，以及在同等风险水平的基础之上，如何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以使企业更好、更快的向前发展。

（三）能力

能力问题是金融学家非常关心的问题，但是，金融学家对于能力概念的理解与经济学家不一样，能力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开拓市场、研发技术、更新设备，金融学家认为能力主要从两方面确定：一方面是获取、创造信息的能力，在金融学的研究领域里，很多都是以信息拓展开的，所以，最具体体现的代表就是信息的创造；一方面是资产头寸的关系，充分合理的头寸关系使得个体能够克服以后的不确定性，这是导致企业兼并的基础，而且也在实践中得以验证。

二、均衡的分析

在经济学里，均衡是问题研究的重要方面，但是金融学里的均衡和经济学里的均衡有着很大的不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价格均衡问题，在经济学里，主要的标志是供求均衡，金融学里，主要是以风险和收益的均衡为主，这两者的意义完全不一样。在研究对象方面，经济学以商品，而金融学以资产，商品和资产的不同就是，商品主要是以满足消费者为目的，资产是以持有者具有的增长价值空间为目的，这使得价格均衡力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供求关系直接影响着商品的价格均衡，风险影响着资产的价格均衡，但是，在这方面，很多学者没有提高重视程度，局限的运用经济学中的价格均衡原理以此解答现实中的问题，典型的例子就是房地产的膨胀问题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1]。2002年过后，央行不断上调房贷利息，企业想通过此种方式控制极具上涨的房价，最后控制投资房地产的热潮，但是结果却与央行的最终目的相反，这一调整政策没能达到想要的结果，反而促使房价不断的上涨，使房地产业进一步发展，所以，在以往的经济学思维方式下的调整政策，但是却败给了现实。事实上，利用金融学的思维方式去解释此种现象，很容易找到原因，对于金融学的思维方式而言，资产的价值不完全取决于供求关系的均衡，而主要是预期和风险的均衡，提高房产的利率，对于买房的消费者，的确控制了需求，但是对于投资房产的人就不同了，主要原因是，商品的价格均衡主要以供求关系为主，但是商品的资产价格主要以投资的预期和风险为主，导致现在房地产市场不断上涨的原因不是消费者，而是房产的开发和投资商，控制供求关系不能从本质上解决问题，要想使问题得到解决，应当控制房产开发商，所以对于中央银行的调整政策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也就有了充分合理的解释。

三、市场的分析

经济学领域里，市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样的，金融学也是如此，但是金融学和经济学所关注的方向完全不同，主要表现在角度、依赖程度方面。

（一）角度的不同

经济学主要倾向于市场的一些基本特征，依据此特征，把市场分为完全竞争化的市场、垄断市场和垄断竞争市场，这种分析模式没有从市场的不断波动划分，而是静止的分析。不确定性是金融学的主要因素之一，主要研究和探讨在不确定的条件下，合理的进行资源的配置，所以更加关注对于资源配置的信息来源和效率程度。因此金融学的研究范围主要是信息化市场对于资产价格的影响，以此为划分标准，金融机构将市场划分为弱式、半强式、强式有效市场，金融学的此种划分，能够使人们深入的了解市场的不断变化，也能表现出金融学对于市场波动的体系进行完整的研究。虽然人们对于有效市场理论仍存在很多的疑问，而且还没有支撑的依据，但是它的存在仍然是金融学里不可缺少的，并且为金融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此外，由于金融学具有不确定性的金融价值，也能够及时关注市场环境的外部变化，以此为基础，形成了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两个重要的研究体系。

（二）依赖程度不同

在这里，依赖主要指的是市场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科研成果，虽然，经济学也依赖市场，但是同金融学相比，经济学的依赖程度要小很多，主要是微观金融学，原因是其关注的问题主要是资产的定价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是通过市场的信息确定的，虽然，有效市场理论仍然不能准确的反映当前的金融市场，但是投资者们更相信市场的真实性，这些足以表明金融学的研究与发展对于市场的依赖。虽然，大部分企业能够掌握主观的定价模式，并且能脱离市场，但是，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模型的建立主要依据市场环境的变化，所以，也在暗示市场对金融学发展的重要性。

四、理性的分析

在经济学里，理性是其研究的一项基本内容，经济学给予理性的定义是：当收益高于成本时，个体所表现的行为就是理性的。但是这个定义有一个前提，在确定个体的行为是不是理性之前，金融学领域是指导此种做法的，同时，也把现行的成本作为成本的将来价值。但是，利用金融学的角度去分析此前提，很容易发现此前提忽视了金融学所讲的不确定性，因此也同时忽视了收益和成本的时间价值，事实上，在收益度量上，金融学都是以预期效益为理论基础。在对于理性的解释上，金融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观点大不相同，金融学家会将不确定性、时间价值、个体能力等因素纳入考虑的范围内，使得理性的定义更全面、科学的显现出来，这对于金融学和个体本身都很重要。

五、企业的经营目标

在企业经营目标上，金融学家打破了以往经济学家的理念，虽然分歧依旧存在，但是更加科学和具体化了。以往的金融学家认为，企业追求的经营目标应当是“最大程度的开发企业的市场价值”，但是它也存在自身的局限性，在财务结构影响市场评估上缺乏理论性的指导。此外，管理者和所有者对于最大程度的开发企业的市场价值也存在着争议，管理者对于新的股票发行和市场价值不关心，关心的是公司的财富和融资，所有者关心的是股票所具有的价值，对于管理者感兴趣的持反对态度。总之，在不确定的条件下，最大程度的开发企业的市场价值是金融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大突破。

六、金融学思维的发展

科学的发展是无止境的，虽然金融学在科研领域里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金融学的发展会随着时代的不同而逐步突破新的技术，在此，金融学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打破以往新古典经济学的思维模式。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和牛顿力学在经济学里的位置同等重要，它把时间的逆转性作为基础，运用观察、假设和推理的思维模式，使得复杂化的经济领域转化为形象的数理化模型，而且，在经济领域出现的一些问题，通过认真分析与研究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法，这使得传统的经济学家十分认同。但是这个看起来完美的思维范式自身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使其严重影响着金融学的发展。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看起来合理的数理化模型，它是以和现实遥远的假设为基础的，例如阿罗—德不鲁—麦其模型的基础就是资产定价理论，但是这个模型以脱离实际的假设为基础，与实际状况相差甚远，这样一个脱离实际的假设做基础，得出的结论不能真实的反映现实世界的状况，例如有效市场的理论，投资者是客观理性的、投资者的预期相同、投资者可以找到替代品等等这些假设都是与现实不同的，而且，在理论上，也同样没有支撑的条件，所以，怎样正确的运用数理化的模型手段，是金融学以后必须面对的问题。另一方面，时间的逆转性理论虽然很有说服力，但是却不实用，以典型的布莱克—斯科尔斯方程为例，为了能够更好的和现实相接近，准确的描述变化量的分布形式，他们引入一个非常重要的量——标价值波动率。从数学的角度分析，这个量的引入很好，其促使结果有一定的准确性，这一观点在实际上也得到了证实，但是这个堪称完美的量使得波动率无法正常运用，因为波动率所呈现的是标的价值将来的变化情况，但是标的信息却不能使我们提前预知未来的变动，提前确认标以后价值的波动，以此也就不能够依据此模型确认某一个标的所期待的未来价值了。虽然一些学者认为，标的未来价值波动率可以依据历史的数据进行推算，但是，此种做法恰好违背了他们方程的建立基础——有效市场理论与无套利原则，在有效市场理论中，对于弱势的有效市场的假设，企业的投资人不能通过以往的历史数据去分析当前的价格，未来的价格就更不可能了。布莱克—斯科尔斯方程遇到的困难又一次警醒人们“时间的可逆性”原则对金融学领域的损害，虽然还是有人执着的对模型进一步改进，以此打破前人遇到的困境，但是不管怎样的新模型，假使不能够打破原有的思维模式里的“时间可逆性”原则，对于所存在的困境，仍不会有太大的突破。在人们的争议下，牛顿主义范式将会被达尔文主义范式所取代，达尔文范式主要强调的是时间的不可逆转性，它和金融学所倡导的时间价值的观点是一样的，这种想法并不是不能够实现，它非常有可能在金融学领域里率先实现，因为其不确定性的原则和金融学倡导的原则一致。例如，在一些已经开始的行业里的改革，例如金融理论的改革已经开始注重研究对象和思想行为的多样性，其研究领域与达尔文的进化论所倡导的精神是一致的，在将来，金融学能否完成达尔文范式的思想，是不能够预知的，但是对于在金融领域里面工作的每一位员工来讲，都是有所期待的。

七、结论

第2篇：近代文学论文范文

（一）教学管理系统与高校实际情况不符

在高校教学管理中，学校相关领导对现代化信息教育管理技术比较重视，也逐渐开始关注教学管理信息系统的研发，但是由于高校教学管理系统往往由校外软件公司进行设计和开发，程序人员没有高效教学管理的经验，缺乏对管理工作的认识，在设计教学管理系统时，不能考虑到系统的全面性和实用性，使得教学管理系统与高效教学管理实际情况不符，很难适应高效教学管理的需求。

（二）落后的管理体制

传统教学管理模式中，学校教务处掌握了绝大部分的教学资源信息，导致院系二级管理存在诸多问题，直接抑制了教学信息化管理水平。在这样的条件下，学生和教师在资源调度时，流程多而复杂，使教学管理者将大量的时间浪费在重复的工作中，为学生的学习和教师的教学带来很多麻烦，教学管理工作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中，大大降低了高校教学管理水平和质量。另外，各教学管理岗位相对较独立，教学资源、数据和信息没有实现共享，这些重复数据由不同管理岗位发放和使用，难以确保数据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直接阻碍了教学信息的有效处理。

二、加强现代信息技术进程中教学管理的思考

（一）更新教学管理理念

若想有效地推进教学管理信息化建设，就必须转变和更新传统的教学管理理念、管理方法和内容，树立先进的现代教育理念，以现代教育理论为指导，实现管理理念的创新。因此学校相关管理部门应更新教学管理理论，健全教学管理制度，使学校领导、教师和学生认识到现代化信息教学管理的重要性，为其创设出一个人人都会用的管理氛围，促进我国教育技术现代化的教学管理工作，实现高效、科学的教学管理目标。

（二）转变教学管理职能和制度

在传统教学管理体制中，教学基层单位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加上教务部门忙于日常事务性工作中，大大降低了教学管理质量与水平。因此，应建立以院系管理为主的教学管理体制，将教学资源、信息数据等管理权限下放到各基层中，扩大院系部教学和管理的自，完善相关教学管理制度，提高日常教学活动信息的反应和监控能力。通过教学管理职能的转变，教学管理部门从原来全方位、全程式计划管理转变到宏观调控上来，大大提高了教学管理水平。

（三）建立教学管理系统和信息化平台

近年来，我国高校规模不断扩大，加上计算机信息技术日新月异，高校深刻地认识到了信息化教学管理是高校发展，提高教学管理水平和效率的必然之势。因此学校应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以学校教学信息管理网站为基础，从教学信息管理平台出发，扩展应用功能，建立教学管理系统和信息化校园平台，提高管理的信息化水平。在管理方式方面，利用计算机软件处理、保存、传递等功能代替传统笔写纸记的落后管理模式。同时分配设置多级用户模板使用权限，真正实现学校和学院的二次管理，以便教师和学生能及时获取教学的动态信息。

（四）提高教学管理人员信息处理能力

在现代化高校教学管理中，教学管理人员面临着更高的要求，不仅需要懂信息技术和现代教育思想，还要求具备丰富的管理经验和创新能力，这是确保教学管理信息化系统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因此学校应加强教学管理人员的培训力度，抓好管理人才队伍的建设，定期组织他们进行系统操作、系统管理、系统维护等知识的培训，对教职工和学生进行系统操作指导，编制和印发系统使用手册，重视教学管理人才的引进，确保管理机构反应灵敏、工作高效，提高高校教学管理工作的质量与效率。

三、总结

第3篇：近代文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数学；现代经济；分析

中图分类号：F0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6-0006-03

引言

数学方法的引入成为推动现代经济分析的重要力量。作为现代经济分析对象的社会经济行为与经济现象很难在人为控制的实验环境中重复进行，它受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表现出较大的复杂性和动态演变性。数学在现代经济分析中的应用面临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数学工具的滥用和误用反而影响了现代经济分析的科学性和准确性。需要对现代经济分析中的数学应用进行不断的改进和完善。对现代经济分析中数学方法应用存在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并有相关文献发表。已有文献注意到现代经济分析中的数学化问题，甚至有文献从诺贝尔奖获得者角度分析数据在现代经济分析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学者指出计量经济模型存在误区，有学者强调数学在现代经济多元化分析方法中存在的不同极端化问题，还有文献关注数学方法在不同经济学分支中的作用，也有学者在分析现代经济分析方法中关注数学方法应用问题。本文以现有文献为基础，探讨数学在现代经济分析中作用、存在的主要问题与改进方向。

一、数学在现代经济分析中的作用

现代经济分析的形成和发展与数学方法的引入密不可分，没有数学方法的引入和应用就没有现代经济分析方法。数学在现代经济分析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大量数理分析模型的构建和计量经济学方法的应用，从理论框架与实证检验两个方面推动着现代经济分析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具体而言，数学在现代经济分析中发挥着如下五个方面的作用。

第一，数学方法的引入使得现代经济分析能够简化研究对象，抓住复杂社会经济现象中的关键因素和关键变量，进而探讨关键因素与关键变量之间的因果联系和相关关系。数学方法在简化现代经济分析方面发挥了三方面作用：一是抓住关键变量，忽略次要变量，简化变量种类和数量，使得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与因果分析变的可能和简便；二是通过观察关键变量的变化分析社会经济运行总体特征和规律，能够排除次要因素的干扰和消极影响；三是抓住人类经济活动与社会经济现象的主要特征，分析人类经济活动与社会经济现象变化的主要特征与规律。

第二，数学方法的引入有利于现代经济分析方法的统一和完善，解释现代经济分析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数学方法具有严密性和逻辑性强的特点，能够完善经济分析方法，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规范现代经济分析的基本工具，使得各种研究工具和方法之间具有可比性、可选择性和可转换性，促进各种经济分析方法之间的分工合作、相互补充、相互配合与相互促进；二是准确定义现代经济分析中基本概念特别是核心概念例如需求（demand）、供给（supply）、偏好(preference)、效用（utility）等的界定，使得学术界在使用这些概念时能够取得共识，避免歧义的产生和无效的学术论争；三是能够对现代经济分析的基本原理进行科学阐释、论证与说明，明确界定原理的应用范围和边界，例如对供求原理（law of demand and supply）、萨伊定理（Say’s law）、凯恩斯定理（Keynesian law）等进行规范化与形式化。

第三，数学方法的引入可以在特定假设条件下对现代经济分析中的相关命题和结论进行逻辑证明，既可以证实也可以证伪。现代经济分析需要借助一定的数学工具，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逻辑一致性地得出相关命题、引理与定理。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数学工具特别是数学方程对设定的经济环境进行精确描述，排除各种模糊状态，界定各种变量及其相互关系；二是利用数学工具从假设条件逻辑一致性地推导出相应结论，能够检验推理过程的逻辑性和准确性，从而对推理过程证实或者证伪；三是对现代经济分析结论进行逻辑检验，分析特定结论或者命题成立的前提条件，对结论或者命题进行证实与证伪。

第四，数学方法的引入可以对现代经济分析得出的各种定理、命题、原理进行实证检验，考察现代经济分析是否与现实人类经济活动或者社会经济实际相吻合。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数学方法来选择合适的样本数据或者典型案例，为实证分析提供科学、合理、可靠、准确的经验证据；二是构建计量经济分析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分析理论模型与现实数据之间相互拟合的程度；三是利用数学方法对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进行理论解释与政策分析，对经济分析结论、命题和原理进行评价，探讨改进的可能方向。任何现代经济理论、结论、定理和命题都必须对现实的人类经济活动或者社会经济现象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如果不具有解释力，则必然丧失理论价值。

第五，数学方法的引入还可以拓展现代经济分析的思路与框架，对人类经济活动及相关社会经济现象进行科学描述，减少模糊性和误差。这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弥补定性研究或者描述性研究在准确性和精确性方面的不足，提高其解释力和准确性；二是把原来没有纳入或者难以纳入的人类经济活动及相关社会经济现象纳入到现有的现代经济分析框架之中，扩大现有理论或者分析框架的解释范围；三是建立新的理论或者解释框架，对已有理论进行拓展和创新，对新出现的人类经济或者及相关社会经济现象进行科学解释；四是对不同的理论及分析框架进行比较和综合，推动现代经济分析理论不断进步和演化；五是为各种经济活动主体特别是消费者、企业和政府决策提供方法论工具，减少决策的误差和不确定性。

简言之，数学在现代经济分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果没有现代数学的引入，则现代经济分析技术不可能进步如此迅速，也不可能在诸多社会科学门类中保持持续的领先地位。

二、数学在现代经济分析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第一，数学方法的引入也可能导致现代经济分析对象的复杂化或者简单化，弱化了现代经济分析能力。除了社会经济现象中的关键因素和关键变量，还存在大量的非关键变量和次要变量，但这些变量也处于不断演化之中，也有可能转化为关键因素或者关键变量，变量的演化和转化也可能对已有的现代经济分析方法产生冲击和消极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抓关键变量和忽略次要变量的方法有可能产生遗漏，简化变量种类和数量有可能使得分析简单化，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与因果分析结论可能远离现实；二是通过观察关键变量的变化分析社会经济运行总体特征和规律时可能忽略次要变量转化为关键变量的可能性，使得分析结论难以经受实践检验；三是在抓人类经济活动与社会经济现象的主要特征的同时，可能忽略了一些虽然表面次要，实际上且发挥了关键性影响的特征，使得经济分析产生误差与偏差。

第二，数学方法的引入虽然可能有利于现代经济分析方法的统一和完善，也可能导致简单化和教条化，使得发展出的诸多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脱离人类经济活动及相关社会经济现象的实际。数学方法在发挥严密性和逻辑性强特点的同时，也可能对其他科学研究方法产生排挤效应，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虽然各种研究工具和方法之间具有某种可比性、可选择性和可转换性的特征与可能性，但各种分析工具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冲突、不协调和相互排挤现象，有可能导致研究思路的混乱；二是虽然现代数学方法在准确定义现代经济分析中基本概念特别是核心概念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但不同的数学方法之间也可能导致混乱和模糊，不仅不能够达成共识，反而可能导致歧义的产生和成本较高的学术沟通障碍；三是虽然能够对现代经济分析的基本原理进行科学阐释、论证与说明并明确界定原理的应用范围和边界，但也可能导致学术研究的僵化和教条化，出现现代经济分析中“洋八股”与“土八股”现象，阻碍学术进步。

第三，数学方法的引入虽然可能在特定假设条件下对现代经济分析中的相关命题和结论进行逻辑证明，但也存在既不能够证实也不能够证伪的可能性和现象。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通过数学工具特别是数学方程对设定的经济环境进行描述过程中，不同的学者或者学派采取不同的描述方法，导致各种描述方法和变量分析的不统一与不规范，产生较大歧义；二是在利用数学工具从假设条件逻辑一致性地推导出相应结论的过程中也可能出现各种错误和失误，进而产生各种谬误并影响经济活动主体的相关决策，产生误导甚至带来各种冲突、成本与损害；三是应用数学方法对现代经济分析结论进行逻辑检验的过程中可能面临数学工具不足或者偏差太大的可能性，限制了思想的进步。

第四，数学方法的引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现代经济分析得出的各种定理、命题、原理进行实证检验，但受到样本数据收集成本与技术手段的限制，这种检验也只具有相对准确性，还需要不断完善与改进。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数学方法不一定能够选择合适的样本数据或者典型案例，也并不一定就能够为实证分析提供科学、合理、可靠、准确的经验证据，还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不断的调整和完善，这些都需要数学工具的不断进步和完善，也需要必要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条件；二是在构建计量经济分析模型并进行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过程中，因为采取不同的估计和检验方法，得出的结论有可能出现较大偏差，导致分析结论的多样性和多重均衡性，影响到相关判断和评价；三是虽然可以利用数学方法对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进行理论解释与政策分析，但不同的分析者或者决策者对相同的结论可能产生不同的解读方法与视角，可能丧失科学研究的客观性与公正性。

第五，数学方法的引入虽然可以拓展现代经济分析的思路与框架并对人类经济活动及相关社会经济现象进行科学描述，在减少模糊性和误差方面取得一定程度的进步，但也可能超出数学解释应有界限，出现泛数学化、泛模型化的现象，甚至可能出现各种形式的教条化、简单化和过度解读现象，阻碍人类思想进步。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出现泛定量化、泛精确化研究现象，人类经济活动及相关社会经济现象的某些方面并不是可以完全用数学方法进行精确刻画的，过度定量化可能导致出现用定量方法简单裁决现实问题；二在把新社会经济现象纳入到现有的现代经济分析框架过程中出现用理论剪裁现实，出现“削足适履”、“邯郸学步”等怪现象，导致非理性的理论或者分析框架的解释范围的不当扩大，损害科学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三是在建立新的理论或者解释框架并对已有理论进行拓展的过程中出现“伪创新”现象，即通过改头换面的重复论述或者“哗众取宠”式的旧理论导入产生“泡沫学术”，不仅不能够推动科学研究进步，反而阻碍真正的理论创新。

三、现代经济分析中的数学应用的改进方向

第一，提高数学方法应用的科学性、合理性和严谨性，防止各种形式的数学工具的误用和滥用。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准确把握社会经济变量的演变规律，正确区分各种变量的类型，防止误用和滥用变量进行相关性与因果性分析；二是不断完善数学分析工具与手段，反制数学工具的误用与滥用；三是在利用数学工具进行经济分析的同时，也不能够放弃其他科学方法，使数学方法与其他科学研究方法之间相互补充与配合。

第二，在把数学原理应用于现代经济分析时，必须充分了解和认识其局限性和存在的多种不足，防止各种误差和偏差的出现。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充分了解各种数学工具使用的条件和局限性，防止数学工具在其非定义领域使用；二是在定义现代经济分析中基本概念特别是核心概念例时准确而严密，防止歧义，尽可能在学术共同体内部能够达成共识；三是对一些不能用数学工具表述的原理和解释给予尊重，遵循科学研究方法多样化原则。

第三，数学方法必须为分析和研究人类经济活动及相关社会经济现象服务，而不是为了显示某种技能和脱离现实的教条服务。如何经过数学方法形式化了的经济理论、结论、定理和命题都必须对现实的人类经济活动或者社会经济现象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如果因为成为教条或者摆设则必然丧失其解释力和理论应用价值。需要在三个方面进行改进：一是通过数学方法选择样本数据时必须保证样本数据的真实性、可靠性和代表性，同时必须保证案例分析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二是在不到改进计量经济分析模型和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方法，尽可能消除因为数学方法使用的误差和偏差；三是利用数学方法对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进行理论解释与政策分析时，必须从实际出发，不能够简单套用，不断提高政策分析的科学性和应用性。

第四，不断改进和推动数学方法的改进、创新和完善，为现代经济分析提供更为科学和可靠的研究工具，不断拓展现代经济分析的新思路与新框架，不断提高经济学理论的解释力。需要在三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是充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比较优势，相互配合与相互补充，不断改进和提高经济分析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二是在把原来没有纳入或者难以纳入的人类经济活动及相关社会经济现象纳入现代经济分析框架时，需要不断创新并摆脱僵化思想和方法的约束；三是适应现代经济分析的需要，不断开发出新的数学分析工具，不断拓宽数学分析的视野，为消费者、企业和政府决策提供更为科学、更为准确、更为先进的方法论工具。

结论

现代经济分析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分析现代复杂社会经济系统中相关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演变规律与影响效应，进而研究现代经济系统运行的一般规律并为相关决策主体特别是消费者、企业家和政府部门决策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与经验参考。数学在现代经济分析中也面临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数学工具的滥用和误用反而影响了现代经济分析的科学性和准确性。需要对现代经济分析中的数学应用进行不断的改进和完善。现代经济分析的形成和发展与数学方法的引入密不可分，没有数学方法的引入和应用就没有现代经济分析方法。数学在现代经济分析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大量数理分析模型的构建和计量经济学方法的应用，从理论框架与实证检验两个方面推动着现代经济分析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数学在现代经济分析中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制约因素，不仅直接妨碍现代经济分析的进一步发展，也对数学本身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随着现代经济分析中大量数学方法的引入和应用范围的扩展，在充分发挥数学工具严密性、准确性、逻辑性和科学性优势的同时，也必须尽可能避免数学工具误用、泛用与滥用现象的出现。必须不断推进数学方法的进步和创新，为现代经济分析提供更为科学、准确、可靠的研究工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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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近代文学论文范文

本以为这是另一段平静生活的开始，未曾料，由于养父母家庭变迁的缘故，10岁时他又回到亲生父母身边生活。父兄素来对他不喜，对他的志向爱好更是不支持，而一直爱护他的母亲则在他15岁时因病早早离世了。不幸的青少年生活一直延续到19岁，那年他又离家开始在外居住。

到了21岁时，他考入了东京第一高等中学。在此他结识了日后成为俳句运动倡导者的好友正冈子规，并以汉文评论了正冈的诗文集《七草集》。高中时期，他有了自己的救国精神理念，认为当时西化是时代潮流，只有精通英语才能强化国家，跻身社会精英阶层。于是，中学毕业后，他进入了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科就读。由于在校时成绩优秀并不时发表学术论文，大学一毕业，他就在校长的推荐下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同时积极参与正冈子规的俳句革新运动。

两年后他又辗转数家学校任教。在工作之余，他一边刻苦学习，一边积极从事文学创作，发表了不少诗歌俳句。然而，苦读的生涯也严重影响了他的身心健康。27岁时，他患上了当时来说属于严重恶疾的肺结核。为了养病，他只得前往仓圆寺参禅。但病情并未好转，雪上加霜的是后来他又患上了神经衰弱，这让他的身心同时遭受了巨大的折磨。

34岁时，他奉日本教育部之命前往英国留学两年。留学期间，在西方先进国家的见闻让他意识到现实中精通英文根本不足以增强国势，这一发现让他再次遭受精神上的巨大打击，使得一直以来支撑他前行的救国强国理念几乎幻灭。再加上留学经费的不足，亲人间的疏于联系，使得他的神经衰弱进一步加剧。回国后，他的后半生始终为严重的神经衰弱所困。但他并未被病魔击倒，反而更加专注于文学创作，写出了大量经典的传世之作。

他就是在日本有着“国民大作家”之称的夏目漱石。因其在文学方面贡献之大，夏目漱石的头像曾被印在日元1000元的纸钞上。

童年时，颠沛的经历、家人的冷漠没有动摇夏目漱石文学创作的决心。成年后，曾经的救国强国的精神理念的破灭，身心疾病的困扰更没有击垮他，反而使他更加专注于文学创作，从而成为世界公认的日本伟人之一。以至于，他的去世被认为意味着日本近代文学史的终结。

（选自《思维与智慧・上半月》2014年第7期）

第5篇：近代文学论文范文

19-20世纪之交，在西方科学和文明的影响和带动下，中国现代传媒业呈现出兴旺的局面。据不完全统计，从1815年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至“五四”运动前，海内外累计出版的中文报刊约有2000余种；从1872年《申报》创办的第一份文学期刊《瀛寰琐记》至“五四”运动前，至少有388种文学报刊在社会上发行。现代传媒大规模地介入文学的生产，改变了文学固有的版刻书坊业的传播模式，文学从此不再是少数人垄断的专利，而被纳入了公众参与的“公共”舆论空间；现代传媒大规模地介入文学的生产，引发了文学作者、文学观念、文学样式等一系列的变革，加速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

首先，现代传媒促使文学的作者，即中国文人的转型。现代传媒的大量涌现和迅速普及，加剧了报刊业对现有人力资源的开发，即吸收和接纳一批具有相当文化程度、专业知识和创造力的文人加盟。《申报》在创办伊始，便在《申报纸条例》中就拟定了一个对文人富有吸引力的措施：“如有骚人韵士有愿以短什长篇惠教者，如天下各名区竹枝词，及长歌记事之类，概不取值。”这就是说文人可以免费在报纸上发表文学作品。《申报》的这一举措，反响甚为强烈，应征作品更是源源不断，“无量数斗方名士，咸以姓名得缀报尾为荣”。与此同时，申报馆还为文人提供了从事文字编辑和创作的岗位。从美查与王韬的特殊关系，便可以看出申报馆对人才的重视程度。1884年，王韬迁居上海不久，美查便闻其名前往拜访，竭诚邀请其加盟。王韬从始至终亲自参与了申报馆《点石斋画报》的创办工作，并承担了文字方面的写作。王韬在《讼隐漫录·自序》中表达了对美查的知遇之恩。他说：“尊闻阁主人屡请示所作，将以付之剞劂氏……辄复伸纸命笔……尊闻阁主人见之，辄拍案叫绝，延善于丹青者即书中意绘成图幅，出以问世，将陆续成十有二卷，而名之日《讼隐漫录》。”申报馆以《申报》、《瀛寰琐记》、《点石斋画报》等报刊为平台，聚集了一些颇具才华的优秀文人群体。这也是《申报》能够打开局面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

尽管文人最初对新兴的报刊业并没有多大的热情，甚至有些抵触情绪，但是生存环境的变迁，迫使他们不得不改变原来的立场。1906年，延续千余年的中国科举制被废除，从“士”到“官”这一进入仕途的纽带被掐断，文人一时间被抛出了体制外。由封建体制的附庸到边缘化，这种失落的心境是难以用文字描绘的。面对着传统文明的日益衰落和域外文明的传人，这种中与西的矛盾，古与今的纠葛，撕扯着、撞击着这一代文人的心灵，从而使得他们人生的历程充满着炼狱般的煎熬。经历了一个痛苦的灵魂蜕变期后，犹如凤凰般的涅槃，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先进分子，敢于面对现实，重新审视和设计自己的人生坐标，选择了与时俱进的发展道路。而报刊业的兴起，无疑为他们走出困境、谋求新的人生发展道路提供了契机。当时的上海，就聚集着从周边地区前来“淘金”数量可观的文人群体。清末书画名家高邕在《海上墨林·序》中说：“大江南北书画士无量数，其居家高隐者不可知，其橐笔而游闻风而趋者，必于上海。”如清代著名诗人袁枚的孙子袁翔甫离职后既作“海上寓公”，又是多家报纸的自由撰稿人；吴让之、何桂笙、钱昕伯、黄式权等供职于申报馆；戴谱笙主笔上海《沪报》；蔡尔康先任《万国公报》翻译，后主笔《新闻报》、《沪报》，再转入申报馆；孙玉声主笔《新闻报》，后人《申报》、《舆论时事报》；周病鸳任《同文沪报》“消闲录”主任，高太痴主笔《新闻报》、《沪报》等等。实际上，这一代文人已经脱离了中国文人传统的生存轨迹，转变为商业化城市中以文谋生的市民职业者，即近代城市知识分子的先驱。

物质生活上的相对稳定和精神上新的追求，使得转型后的文人们不再像其前辈那样寄人篱下，依赖帝王达官、商人地主的施舍来完成文学创作，而是凭借着自己的本事来自食其力。因此，他们开始显示出一种职业作家的独立意识。李伯元、吴趼人都曾谢绝荐举，不愿入仕途，宁可在报刊当编辑或做自由自在的撰稿人。于佑任说：“报馆中人，鄙官而不为者，不知多少也。”他们的心态与中国传统文人读书做官或隐逸山林的心态，已经截然不同了。

其次，现代传媒的大量涌现和迅速普及，不仅改变了中国文人的生存环境，同时也颠覆了“藏山之文”和“经世之笔”旧的文学观念，为东西文化的交流和对话架起了桥梁。“在这一变革中，传统文学的封闭形态被打破，旧的文学观念受到冲击。中外两种文化碰撞、激活，不但引入了域外文化的宏阔视野，使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有了参照系，而且，大量摄入域外文学的新观念、新思想、新风格、新方法，使清末民初的文学产生了‘求新’、‘求变’、‘求实’的试验和冲动。”(吴祖湘等：《中国近代文学鸟

转贴于

瞰——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总序》)1872年，《申报》相继连载了英国小说家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中“小人国”片断和英国小说家欧文的小说《瑞普·凡·温克尔》。1873年，《瀛寰琐记》连载了彝勺居士翻译的英国小说《昕夕闲谈》等。域外小说在中国报刊上的不断连载和广为流传，猛烈地冲击了“小说不登大雅之堂”这种旧的文学观念；而蠡勺居士的《<昕夕闲谈>小叙》则成为现代小说理论的先声。文章指出：“若夫小说，则妆点雕饰，遂成奇观；嬉笑怒骂，无非至文。使人注目视之、倾耳听之，而不觉其津津甚有味，孳孳然而不厌也。则其感人也必易，而其人人也必深矣。谁谓小说为小道哉?”文章不仅为小说正名，还第一次提出了小说“启发良心、惩轫逸志”的教育功能。从1899年开始，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梁启超依次提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口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严复、夏曾佑联名在《国闻报》上发表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是变革小说观念的重量级文章。文章从进化论的角度审视了小说的社会价值。认为小说的主要内容是表现“公性情”，即人性。人性包括英雄之性和自然属性(男女之性)，人的自然属性决定社会属性，而在人类历史上，二者又是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小说，则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具体形态的反映。这就是小说受到读者普遍欢迎的根本原因。文章指出，“夫古人之为小说，或有精微之旨寄于言外，而深隐难求，浅学之人，论胥若此，盖天下不胜其说部之毒，而其益难言矣。”因此要提倡一种“使民开化”的新小说，目的在于改造社会。文章呼吁要以报刊为载体大力发展新小说。

文学观念上的变革与文学理论上的“求新”，引发了清末民初文学创作上的空前繁荣。仅以1907、1908年为例，两年中登载小说的报刊分别有49种和43种；发表小说的数量分别是428部和454部。

第三，现代传媒的大量涌现和迅速普及，催生了适应时代需求，为广大读者欢迎的新的文学样式。报载小说是应对报纸每日发行，面向市民大众的新文体。它虽然从形式上继承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套路，采用章回体的模式，但在操作上却大大简化了传统小说的创作过程，普遍采用边写作边发表方式；它对其固有的表现手法进行了革新，赋予作品新思想、新观念和新内容；它由于受到报纸新闻性的影响，同时具有新闻性和文学性双重特征；它把读者大众视为衣食父母，始终与其保持着近距离的互动关系。报告文学是介于新闻与文学之间的边缘性的文体。新闻性、文学性和论说性成为报告文学的三要素。报告文学的新闻性主要表现在真实性方面，希冀把“严格地忠实实事”视为报告文学的生命。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是以生动的细节描绘、精确的现场感和必要的原始材料形成不可置疑的记实性和感人的形象。在再现新闻事件和新闻人物的过程中，作者可以调动各种文学手段：“可以从诗歌中吸取诗情；可以从散文中吸取意境；可以从小说中吸取人物刻画；可以从戏剧文学中吸取通过人物对话写人；可以从电影文学中吸取‘可视性’和蒙太奇技巧；可以从杂文中吸取形象化议论等等，从而丰富自己的表现手法。”(张宁生《中国报告文学史稿》)报告文学的论说性，表现在作者鲜明的立场和观点，巴克说：“在小说里，人生是反映在人物的意识上。在报告文学里，人生却反映在报告者的意识上。”论说性可以渗透在叙述描写之中，也可以以犀利、深刻的议论直接介入生活、干预生活。

起源于清末报刊“时评”和“谐部”的现代杂文，是直接而迅速地反映社会的文艺性论文。与报纸评论相比较，其共同点是直接而迅速地分析、评议各种社会现象，使读者从中获取某种人生体验或思想启迪。其不同点，报纸评论一般是抓住新近出现的新闻事件进行剖析，借助缜密的逻辑，直截了当地提出作者的观点；现代杂文的取材要比评论宽阔得多，既可以评说新闻事件，也可以谈古论今，大到天文地理、古今中外，小至衣食住行、柴米油盐，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现代杂文把深刻的哲理、尖锐的观点熔化在生动的艺术形象中，借助对比、暗示、取譬、借喻等各种艺术手段，让读者在艺术的享受中受到启迪。由于现代杂文篇幅短小，言简意赅，同时又具有形式多样、记叙灵活、富有杀伤力等其他文体所不具备的特点，因此被报刊广为采用，被视为文艺副刊的“灵魂”。

第6篇：近代文学论文范文

古人云:“名不正,言不顺。”因此,对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学理思考的逻辑起点应从正名,即对“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关键词的意涵辨析开始。

1.“中国文学”之辨。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中,“中国文学”是第一个关键词,辨其意涵,一是确定主体研究对象与内容是“中国文学”,而非其他国别文学,或世界文学、比较文学等;二是确定主体研究对象与内容是通代“中国文学”,而不是中国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这是对中国文学从起源到当今时代的古今贯通。

2.“古今”之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中的第二个关键词“古今”,这本是一个时间概念,是基于对中国文学“古”、“今”两大时段划分,同时又具有“古”、“今”两大时段中的两种不同文学形态———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意义。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分属两个不同学科,治中国古代文学者不知中国文学流向何方;治中国现代文学者不知中国文学源自何处。章培恒先生最初由“重写文学史”倡导开展“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其目的就是为了打破目前这一人为的学科壁垒,融合古今,贯而通之。当然,“古今”又是一个与时俱进的相对概念,今天之“古”曾是昨天之“今”,今天之“今”又将成为明天之“古”,以此类推,以至无穷。换言之,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古今”之别,这只是一个绝对变动中的相对界定。就当今对中国文学的“古今”划分与学科设置而论,则“古今”分别对应于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通常以五四与新文学诞生为界,或由此往前追溯至1840年前后为近代文学,作为“古今”之间的中介与过渡。以此衡量当今“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中的古今贯通、就古论古、就今论今的三种取向,严格地说,只有第一种才真正契合“古今”这一关键词的内在意涵。

3.“演变”之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中的第三个关键词“演变”反映的是一个动态过程,即中国文学由古而今的发展变化过程。但“演变”一词的意涵较之“古今”宽泛得多,因而对其内涵与外延的界定也就困难得多。对此,黄仁生教授新近提出以下三种思路:一是中国文学观念的古今演变;二是中国文学内容的古今演变;三是中国文学形式的古今演变,可以视为对“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中的“演变”这一关键词内在意涵的方向性理解与阐释[1]。需要略加补充的是,在观念、内容、形式之外,还有一类交叉性、综合性、影响性的演变研究,如文学原型研究,即合内容与形式于一体而难分彼此;如有关区域文学的古今演变,同样具有交叉性、综合性特点;如古代文学精神、内容、形式以及某一文学经典对现当代作家作品的影响等;又如文学形态与规律的演变研究,这不仅兼具观念、内容、形式三者,而且更具宏观性、本源性意义。

4.“临界点”与“关联点”之辨。由于“古今”的游动性与“演变”的宽泛性,不同的学者对此多有不同的理解,因而对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意涵辨析,需引入“临界点”与“关联点”这两个概念。“临界点”研究重在探索中国文学由古而今的发展变化过程、形态与规律,葛永海教授的《文学古今演变的临界点之辨》[2]、范伯群教授的《文学语言古今演变的临界点在哪里?》[3]分别从理论范畴与具体形态两个层面对此作了比较精辟的阐述。葛文指出,所谓文学演变的临界点也就是文学古今演变的关键时间点,具体指的是文学体系各要素在由古而今的演进中发生重大改变的转折点,它可能是一个时间点,亦可能是一个时段。“临界点”之于文学演变的意义,譬如江之入海,其境始阔大,铁之淬火,焕然已成钢,在古今贯通的文学视域中,“临界点”的辨析与判定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正是它的存在使文学古今演变的概念被赋予了完整的内涵而获得了合法性的意义,同时具备了方法论的内涵。实际上,“临界点”是从事“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所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从“古今”“演变”研究的游动性与宽泛性概念落到实处的关节点。因此,基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范畴,对临界点研究的内涵特性进行学术层面的界说、解析和提升,使之转化为有效的学理资源,可以为自觉的学术探索提供足够的启示和借鉴。

“关联点”研究重在探索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古今具体作家或作品的某种源流关系。“关联点”之不同于“临界点”,主要在于“临界点”具有明显的时间标志,是指文学体系各要素在由古而今的演进中发生重大改变的转折点,而“关联点”则主要是指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之间的源流关系,并无明显的时间标志。若要探索和研究古代文学精神、内容、形式乃至某一文学经典对现当代作家作品的影响,其前提条件是彼此之间具有内在的关联性,然后才有可能发现和确认彼此的关联点,包括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后者对前者的借鉴,从而有助于彼此之间的意义互释与重释。关联性程度越高,关联点的研究也就越有价值。

5.“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整体意义。概而言之,即是力图打破长期以来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分学科设置的人为壁垒与鸿沟,而对中国文学发展演变作贯通性的研究。因此,它既不能局限于中国古代文学或现当代文学各自演变的研究,也不只是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或加上近代文学的简单连接,而是着重强调在古今贯通中对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内在关系和演变规律的重新审视及探索。从总体上看,“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理论性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其内涵、外延、理论、范式、方法等重要学理问题的研究。二是实体性研究,又可分为两个层面:其一是有关中国文学由古而今的发展变化过程、形态与规律的整体性研究;其二是有关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古今具体作家或作品之间存在的源流关系的研究。

二、“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学科定位

对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而言,如果说“正名”重在辨析其名称之争,那么学科定位则旨在辨析其身份困惑。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究竟是一种研究方法、研究领域还是一个交叉学科,目前学术界尚存在不同看法。然而,既然“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被定位于贯通两个不同学科的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那毫无疑问应该具有某种交叉学科的准学科性质。所谓学科,通常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学术分类体系,即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学科的分类,如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哲学、文学、史学、法学等;二是指高校教学、科研等的功能单位,是对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隶属范围的相对界定,与专业密切相关。目前,高校的本科与研究生教育划分为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等11大门类。在各门类之下,又由88个一级学科、381个二级学科所组成。例如,在文学门类之下再划分为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艺术学等四个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之下再划分为文艺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八个二级学科。有关学科的以上两种含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涉及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两个二级学科,是贯通这两个二级学科的一种交叉性、综合性研究,所以应从一种特定的研究方法、研究领域或研究方向作出跨学科的定位与设计。从一般的学科含义上看,“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偏重于前者,即重在学术研究之意义。自2001年9月起,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于中国古代文学专业中新辟“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这一研究方向,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2003年9月,又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再至2005年,经国家学位办公室批准,终于将“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增列为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平行的二级学科,至此,“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总算在国家学位序列中拥有了与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等二级学科同等地位的“户口”,取得了某种合法身份,同时也因此拥有了学科———包括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的相对完整的意义。

然而,从深层次看,“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身份困惑并没有获得真正解决。一方面,在目前国家学位序列中,“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仅仅是一个临时“户口”,还没有真正确立与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两个二级学科同等的地位,迄今为止,在大部分高校中,古代文学还是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还是现当代文学,要打通彼此的课程、教材都显得十分困难;另一方面,学术界对“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学科归属与定位上还远未达成共识。鉴于现行学科体系中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依然分属两个不同学科的状况,倡导和设立“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打破这种人为壁垒而进行贯通古今的研究,因而,它既不能等同或附属于中国古代文学,也不能等同或附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而是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贯通性研究。那么,其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是否真正确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三分天下格局,或者一并合之为中国文学?的确需要学术界一同思考并作充分的论证,但不管那一种方案,都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结果。

学科定位与建设涉及到学术理念发展、学术分类体系、人才培养体制、学术交流平台以及学术组织形式。学科分类与“身份”确认的负面作用是“画地为牢”,在打破旧的学术壁垒的同时,又可能会制造新的人为壁垒,但其正面意义是对现行学科体制进行重新调整,是对学术资源进行重组和优化。所以,“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独立设置,从总体上说还是有利于其作为一个新兴交叉学科的可持续发展的。

三、“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理论引领

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几个关键问题中,是否具有前沿性、导向性、创新性的理论引领,是一个事关学科能否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事实求是地说,在过去十余年的学术探索过程中,这一核心问题尚未引起学术界应有的重视,整体理论创新不强,直到新近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研究中心黄仁生教授从中国古代文史理论中发掘、重释“通变论”并应用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理论建设[1],才在这个核心问题上取得了重要进展。现以此为基础,一方面参照相关研究成果对“通变论”加以重释;另一方面以“转型论”、“对话论”为辅助,通过与“通变论”三位一体的组合,一同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提供理论支持。

“通变论”可以上溯至《周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西汉司马迁自述编纂《史记》宗旨为“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遂以“通变论”运用于史学研究。南朝时期,以沈约、刘勰等为代表,又以“通变论”运用于文学批评实践与文学理论建构。沈约率先承接和借鉴“通变论”论述文学源流变迁,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首倡“文体三变”说:“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巧为形似之言;二班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论汉魏至晋宋两段文学,文体各有“三变”,实为两个“文体三变说”。

刘勰《文心雕龙》则进而承接和借鉴“通变论”运用于文学理论建构,其第二十九篇经直以“通变”为名,提出“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趋时必果,乘机无怯。忘今制奇,参古定法”。第四十五篇《时序》进而结合时代变迁,论述上古至于当代的文学演变进程与规律,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可以说是对当时自古而今文学演变研究的典范论述,富有理论创新性与历史深邃感。

作为文学“通变论”的一种更为具体的文学史观,由沈约首倡的“文体三变”说在南朝之后,一再得到各代学者的回应和重释,进而演变为中国文学史的一种基本论述模式。比如,梁代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提出“今之文章,作者虽众,总而为论,略有三体”;北周庾信《赵国公集序》提出“自魏建安之末晋太康以来,雕虫篆刻,其体三变”。而后到中唐,梁肃《补阙李君前集序》提出“唐有天下几二百载,而文章三变”的“唐文三变说”。北宋宋祁、欧阳修《新唐书·文艺列传序》提出“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的新“唐文三变说”。北宋杨龟山、南宋刘克庄等提出盛唐、中唐、晚唐的“唐诗三变说”。再到南宋周必大《广昌县学记》、楼钥《北海先生文集序》、元代脱脱《宋史·文苑传序》提出“宋文三变”说;南宋刘克庄《江西诗派序·黄山谷》提出“宋诗三变说”,汪莘《方壶诗余自序》提出“宋词三变说”;元末陈基《孟待制文集序》提出“元文三变”说,杨维桢《玩斋集序》提出“元诗三变”说;明代黄佐《文体三变》提出“明文三变”和“明诗三变”说;清钱谦益《题怀麓堂诗钞》、邓显鹤《岳归堂全集序》亦有“明诗三变”之说。由上可知,沈约的“文体三变说”在其后的一千多年里影响深远,已成为历代文学史的基本论述模式。李定广教授总结由沈约首倡的“文体三变说”的主要理论意义在于:一是开创了中国文学史论述的基本模式,是古代文学史论述最富理论形态、最有方法论意义同时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论述模式。后世的理论家从此掌握了一种最简洁、最有效的文学史研究方法和论述模式,并广泛运用于各个朝代各种文体,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二是开辟并规范了古代文学史论述的基本视角,即从“文体”角度来观照文学史的演变。三是确立了古代文学史论述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即以“变”来观照和研究文学史。《周易》从哲学上强调“变”的精神,有所谓“变化日新说”,唯有“变”才能“久”,是为后世文学新变思想的哲学依据。四是创立了一种推尊某些作家或流派文学成就和文学史地位并使之合法化的基本论述方法,尤其是将某些作家放在第三变上,突出其崇高的文学史地位,从而树立文学偶像和文学经典。这也许是“文体三变说”最重要的理论意义[4]。

明清时代,随着大量区域性文学流派的产生以及诸多区域性文集的问世,区域文学的意识与研究开始受到学术界重视,相继出现了一些总体性或专题性的有关区域文学古今演变的论述。比如,明末清初屈大均在《广东文集序》称:“广东居天下之南,故曰南中,亦曰南裔。火之所房,祝融之墟在焉,天下之文明至斯而极。极故其发之也迟,始然于汉,炽于唐于宋,至有明乃照于四方焉,故今天下言文者必称广东。”是为区域文学的古今通观之论。

“通变论”的核心意旨在于通观古今之变,洞悉和把握文学演进的形态与规律,臻于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这是通中之变与变中之通的互动和结合,积淀着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精神,具有十分丰富的历史蕴涵与重释价值,因而可以作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理论支撑的基石和主轴。

“转型论”的提出,主要基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不仅标示着中国文学从古代延续于现代的不同时段之意义,而且标示着中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转型的不同形态之意义,因而需要“转型论”对“通变论”加以补充和完善。所谓“转型”,是指事物的外部形态与内在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一个过程,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不同转型主体的内质与状态及其与客观环境的适应程度,决定了转型内容和方向的必然性与多样性,“转型论”即是对这一现象和规律的深入思考与研究而形成的系统理论及模型。就“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而论,“转型论”要系统解释和回答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中中国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型的动因与动力、方向与模式、过程与结局、成效与影响等问题,并对其成果与不足、经验与教训加以历史性的反思和总结。

“对话论”的提出,主要基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中的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既有内在的相通性,又有各自相对的独立性,因而需要“对话论”对“通变论”与“转型论”加以补充和完善。“对话论”既源于古老的先哲智慧,更有现代的理论创新意义。现代对话概念的提出与对话理论的发展,是与俄国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马丁·布伯、英国物理学家、思想家戴维·伯姆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巴赫金强调了对话的必然性,认为人类情感的表达、理性的思考乃至任何一种形式的存在都必须以语言或话语的不断沟通———对话为基础,“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意识的对话本质,人类生活本身的对话本质,用话语来表现真正的人类生活,唯一贴切的形式就是未完成的对话”(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

布伯强调了对话的平等性,认为因为原初之词“我—你”和“我—它”是双重的,所以,人们在认识世界时也是持双重的态度,世界也因此变成双重的了。由世界的二重性与人生的二重性,构成了“你”之世界与“它”之世界的对立以及“我—你”与“我—它”人生的对立。“存在”并非“我”自身所具有,“我”只存在于“我—你”或“我—它”之间,个体之“我”不应当把“他者”视为客体而形成“我—它”关系,而是应当建构平等的“我—你”关系,使人与世界、与他人之间构成平等的“相遇”,这种“我—你”关系和敞开心怀便被称之为“对话”(马丁·布伯《我与你》)。伯姆则强调了对话的创造性,认为“对话仿佛是一种流淌于人们之间的意义溪流,它使所有对话者都能够参与和分享这一意义之溪,并因此能够在群体中萌生新的理解和共识”。对话所追求的是“一赢俱赢”,“在对话中,人人都是胜者”(戴维·伯姆《对话论》)。就“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而论,对话的必然性、平等性、创造性意义,对于通过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深度对话而相互走进对方进而发现新的意义,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要之,“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理论引领,应以“通变论”为主轴,以“转型论”、“对话论”为两翼,由此形成三位一体的稳固性结构。这不仅可以进一步夯实“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学科基础,而且对“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范式建构具有导向和启示意义。

四、“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方法整合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方法选择,伴随着研究实践的兴起而兴起,并且日益呈现为多样化趋势和丰富性特点,而从学理上加以探讨,则与其范式建构密切相关。笔者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学科范式的探索与建构》[5]一文中曾简要涉及“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提出就“古代—现代”的第一重维度而言,在方法论上可以从三个层面入手:一是站在古代文学本位立场的从“古”观“今”;二是站在现代文学本位立场的以“今”溯“古”;三是站在“近代文学”本位立场的“古”“今”连通。但其最高境界应是超越以上三个本位立场的古今通观。就此而论,以往有些论文仍局限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或近代文学本身论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实不符合跨学科研究的基本规范。就“西方—本士”的第二重维度而言,在方法论上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入手:一是以现代文学为本位的以“中”溯“西”,接近于比较文学的渊源研究;二是以西方文学为本位的以“西”观“中”,接近于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三是基于平行视点的中西互观,接近于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但其最高境界应是超越以上三个本位立场并与古今通观相交融的中西通观。就此而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既需借鉴于比较文学研究,但彼此有分有合,不能简单等同。就“文学—文化”的第三重维度而言,在方法论上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入手:一是站在文学的本位立场,由文学演绎文化;二是站在文化的本位立场,由文化审视文学,两者都属于交叉研究,其最高境界或最高价值是文学与文化精神脉络的寻绎、复原与重释。现在看来,需要进一步强调和凸显以上“三重维度”中的中介———“近代”、“日本”与“审美”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第7篇：近代文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 杂文学;纯文学;大文学;“沉思翰藻”;“缘情绮靡”;文学传统

    一要编写一部汇通古今的文学史,前提之一是对古今演变中的“文学”范畴作一梳理和辨析,从中提炼出足以贯通全局的质素来;不然的话,古代有古代的论述对象,现代有现代的论述对象,一部历史总不免打成两截.

    众所周知,在我国古代传统中,并没有今天意义上的“文学”观念;虽有“文学”一词,主要指学术文化①,迥不同于今人心目中的文学创作。约略与今天的“文学”概念相通的,是两汉以后的“文章”之说,它指的是以经、史、子书以外的成篇章的文辞组合(汇集这类篇章的书册因而称作文集,在图书分类上构成集部),同时也标志着那种驾驭文辞以组合成篇章的写作能力(所以有时也将经、史、子书的好文辞阑入),这就是跟今天所谓的文学创作靠近了。但古代的文章毕竟包罗广泛,不仅有诗、赋之类文学作品,亦有论、说、记、传等一般议论文和记叙文,更有章、表、书、奏、碑、诔、箴、铭各类应用文章,通常是不列入文学范围的。古人讲求文体辨析,对各体文章的源流、体制、作法等均有所考述,偏偏不对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作出界定。六朝时期出现过“文笔”之辨,那么一点要将美文同一般实用性文章区划开来的用意,但多停留于“有韵”、“无韵”之别②,未能切中肯綮,且在唐宋古文复兴后已不再受人关注。整个地说,古代的文学传统实际上是在“文章”谱系的笼罩之下衍生和发展起来的,从而导致今人以“杂文学”的称呼加诸其上,用以标示古今文学内涵的差异.

    “杂文学”一词显然是相对于“纯文学”而被创造出来的。据此,则“纯文学”更体现了现代学者的立足点,这跟西方近代文学观念的引进分不开。近代学术的一大特点是学科分流,文、史、哲、政、经、教界限分明,不容混淆。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既不同于其他艺术门类,亦有别于各种非艺术功能的语言文本,于是成了“纯文学”。拿这样一种至“纯”的观念为标尺来衡量古人集子里的文章,自有许多格难合之处,所以嫌它“杂”,嫌它不够“文学”。另一方面,西方的文学观念来自西方文学创作经验的总结,未必全然切合中国的实际。比如说,在西方传统中,叙事文学一向是大宗,于是形成了西方人重视文学想象和虚构的职能,乃至主张通过艺术概括以超越历史实然性的见解,就跟我们民族的传统大异其趣。我国古代戏曲、小说的发展迟晚,抒情诗是主流,情感的要素非常突出,想象和虚构则不占很重要的位置,至于与诗并列的各种文类中,更大多缺乏想象、虚构的成分。一味用西方观念来整合我国的文学事象,必然要大量丢失其中的精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的若干种文学史着作,将叙述的内容局囿在诗歌、小说、戏曲等纯文学样式上,对古代异常发达的散文和骈文传统视而不见,便是显例。即使后来作了调整,在先秦两汉时期收入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魏晋南北朝时期收入某些骈文与骈赋,唐宋时期收入家古文,也远远不能反映古代各体文章流别的完貌,可见“纯文学”观念对我国文学史研究的拘限.

    有鉴于此,便有了“大文学”的口号,“大”相对于“小”而言,当是意在救正“纯文学”观的狭窄和和偏颇.

    但是,“大文学”之“大”,其幅度又该如何掌握呢?考诸史籍,“大文学”的提法实发端于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一书,该书叙论部分将“文学”区分为广狭二义,狭义即指西方的纯文学,广义囊括一切语言文字的文本在内.

    谢着取广义,故名曰“大”,而其实际包涵的内容基本相当于传统意义上的“文章”(吸收了小说、戏曲等俗文学样式),“大文学”也就成了“杂文学”的别名。及至晚近十多年来,“大文学”的呼唤重起,则往往具有另一层涵义,乃是着眼于从更广阔的视野上来观照和讨论文学现象。如傅璇琮主编的《大文学史观丛书》,主张“把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成果引入文学史的研究,打通与文学史相邻学科的间隔”[1]。赵明等主编的《先秦大文学史》和《两汉大文学史》,强调由文化发生学的大背景上来考察文学现象,以拓展文学研究的范围,提示文学文本中的文化内蕴[2]。这种将文学研究提高到文化研究层面上来的努力,跟当前西方学界倡扬的文化诗学的取向,可说是不谋而合。当然,文化研究的落脚点是在深化文学研究,而非消解文学研究(西方某些文化批评即有此弊),所以“大文学”观的核心仍不能脱离对文学性能的确切把握.

    杂文学、纯文学、大文学,从以上三个递进演化的文学观念中,可以引申出什么样的结论来呢?如果说,杂文学体制的缺陷在于混淆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使得近代意义上的文学史学科难于以建立,那么,纯文学观的要害恰恰在于割裂文学与相关事象间的联系,致使大量虽非文学作品却具有相当文学性的文本进不了文学史家的眼界,从而大大削弱乃至扭曲了我国文学的传统精神,造成残缺不全的文学历史景观。要在两难之间寻求折中的大文学史观,除了取宏大的视野以提升文学研究的历史、文化品位之外,还必须在文学文本与可能进入文学史叙述的非文学文本间找到结合点,那就是通常所说的“文学性”,因为只有这种性能才有可能将纯文学与非纯文学绾接起来而又不致陷入“杂”的境地,它突破了纯文学的封闭疆界和狭窄内涵,又能给自己树立起虽开放却非漫无边际的研究范围,这才是“大文学”之所以“大”的合理的归结点.

    二能否从我们的传统中提炼出足以构成中国文学的“文学性”的那种质素来呢?我以为,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两种提法可供选择。一是“沉思翰藻”,再一便是“缘情绮靡”,让我们分别加以探讨.

    “沉思翰藻”一语,出自萧统《文选序》。作为现存最早的文章总集,萧统在书的序言中着重说明了其选编的原则,那就是选取经、史、子书以外的各类好文章,其着眼点不在于“立意”、“记事”,乃在“以能文为本”。这个原则显然是从文章学的角度提出来的。“能文”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呢?萧统未加解说,而“沉思翰藻”即为最好的注脚。“沉思”当指精心构思,“翰藻”谓注重文采,这两点要求本来是针对史书中的赞论序述而发的,但不录史篇而又选录其赞论序述,实际上意味着将这类文字当作文章看待,于是“沉思翰藻”便成了区分史书与文章的标记,也就是“能文”的进一步申说了。后世论者如阮元,在其《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一文中,径以“沉思翰藻”为萧统名“文”的依据,实非出于误读。当然,以“沉思翰藻”界定文章的特质,亦非萧统独创。溯其远源,春秋时代士大夫交往中讲求言辞的修饰,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3],即其肇始。汉以后文章勃兴,言辞的修饰转为文字、篇幅的修饰,重视文采便成为文士的习性.

第8篇：近代文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张裕钊；吴汝纶；文气论；桐城派

“气”原本为上古哲学概念的一种，由自然之节气变化引申至人的精神状态和理想追求。魏晋以降，“气”逐渐进入文学批评的范畴之内，从而形成文气论之说。孟子所论之“气”，如“持其志，无暴其气”、“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仍集中于思想层面。《典论・论文》称“文以气为主”，将文章分为“清”、“浊”两体，作为批评的准绳。{1}延及清代，桐城派承继唐代韩柳及明代唐宋派归有光之余绪，将“气”列为古文要素，从古文创作与文学批评两个层面，深化文气说的演绎和影响。

一、桐城文论对张裕钊的影响

早年张裕钊喜爱南宋曾巩之古文，不好为时文。《清史稿》本传称其“少时，塾师授以制举业，意不乐。家独有《南丰集》，时时窃读之”{2}。故而，在应礼部试时深受赏识。③由于学曾巩文易伤于柔弱，因此建议其从桐城姚鼐之说出发，多读扬雄、韩愈等人文章，参以两汉古赋，以增加文章雄健阳刚之气：

足下为古文，笔力稍患其弱。昔姚惜抱论古文之途，有得于阳与刚之美者，有得于阴与柔之美者，二端判分，画然不谋。余尝数阳刚者约得四家：曰庄子，曰扬雄，曰韩愈、柳宗元。阴柔者约得四家：曰司马迁，曰刘向，曰欧阳修、曾巩。然柔和渊懿之中必有坚劲之质、雄直之气运乎其中，乃有以自立。足下气体近柔，望熟读扬、韩各文，而参以两汉古赋，以救其短，何如？{4}

关于古文分阴阳刚柔之说，姚鼐于《复鲁非书》中所论甚详：“鼐闻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夫文之多变，亦若是已。”{1}阴阳为天地之气，由此自然之道出发，姚氏继而论文章之阳刚与阴柔须判然两端，方可言文。事实上，桐城派诸人的文章自方苞、刘大以来均偏于阴柔，这也是深受当时文人批评之处。

刘大和姚鼐均从学习曾巩文章入门，故其文章气势较为柔缓。刘大提出“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至专以理为主者，则犹未尽其妙也”的主张{2}，这与朱熹主张的“理”为本体、“气”为显现自身媒介的哲学思想颇有契合。刘大所宣称的“气”，仍集中于文章作者的创作动机。为了更好地表现“气”，刘氏强调音节的作用：“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③音节虽是文章细节之处，但可由此见出作品神气之高下，因而有“因声求气”之说。“声”和“气”成为桐城义法中的两个重要概念。

乾隆中，姚鼐承继刘大的文学主张，论文亦强调神气和音节，同时细化并加入新的论文语汇，认为“意”与“气”之结合，因而才有文辞音节之高下，故而有“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哉？”{4}“神”与“意”是文章之根本，音节声律虽为文章末节，但却是“神”赖以存在的载体。两者虽有精粗之别，但均是古文不可或缺的要素。

在姚鼐的基础上主张调和阴阳之气，以古赋、诸子、韩柳文法补救桐城文阴柔之不足。咸丰九年（1859）八月，在书信中建议张裕钊多读古赋、韩柳之文以救文章气体之后，张裕钊又亲至黄州行署中请教文辞。此后至咸丰十一年（1861），张裕钊与还多次以面谈或书信往还的方式，研讨文章之法。{5}在彼此论文的过程中，极为重视文章之“气”：“张廉卿来，与之论古文之法，全在气字上用工夫。”{6}如要寻找工于古文的途经，“气”是最关键处。对于张裕钊古文的精进亦以“气”之流畅许之：“廉卿之真气流转，奖许之过，期待之厚，诸无以副之。”{7}由此可见，在教授和评价古文时，文章之“气”尤为重要。

对张裕钊文气论的形成影响甚巨。经指点，张裕钊由唐宋文上溯先秦两汉古文，学习汉赋、《史记》中的文字和风格，以增加文章雄直之“气”。《濂亭文集》中读《史记》而作的《书外戚世家后》、《书越世家后》等文章，对于司马迁的辞藻、行文风格及章法有所探究。在论及《史记・萧相国世家》“以帝尝繇咸阳”二句时，张裕钊认为其“紧接上文，一气直下，便随手宕出奇致”{8}。亦以字句为文章行文之“气”的关键。

二、吴汝纶与张裕钊文气论

吴汝纶{9}曾评价张裕钊的文章有恢诡廉劲之风，能继而有所扩者：

桐城诸老，气清体洁，海内所宗，独雄伟瑰玮之境尚少。盖韩公得扬、马之长，字字造出奇崛。欧阳公变为平易，而奇崛乃在平易之中。后儒但能平易，不能奇崛，则才气薄弱，不能复振，此一失也。曾文正公出而矫之，以汉赋之气运之，而文体一变，故卓然为一代大家。近时张廉卿，又独得于《史记》之谲怪，盖文气雄俊不及曾，而意思之恢诡，辞句之廉劲，亦能自成一家。是皆由桐城而推广，以自为开宗之一祖，所谓有所变而后大者也。{1}

桐城吴汝纶与张裕钊同为“曾门四弟子”，二人均为晚清桐城古文大家，被时人并称“张吴”{2}。在接受指点之后，张吴二人二十余年间以谈话和书信的方式讨论古文章法，对张裕钊文气论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同治七年（1868）秋，张裕钊与吴汝纶结识于江宁两江总督府，两人对彼此的古文均十分推崇。张裕钊认为吴汝纶的古文“诚辨博英伟，气逸发不可衔控”③，吴汝纶则谓张裕钊之文“多劲悍生炼，无恬俗之病，近今能手也”{4}。十月，张裕钊与吴汝纶促膝长谈，共同商讨为文之法：“廉卿最爱古人淡远处，其谓气脉即主意贯注处，言最切当，又谓为文大要四事――意、格、辞、气而已。”{5}十月十五日，张裕钊与吴汝纶、方宗诚在深夜畅论经史文章。{6}在友朋来往之际，张裕钊已然提出自己的古文主张。张裕钊所论为文要事之“意”、“格”、“辞”、“气”，最终达到平淡阔远的文风。张裕钊对于四者关系的界定在同治九年（1870）与吴汝纶的论文书中表述得以彰显：

古之论文者曰：文以意为主，而辞欲能副其意，气欲能举其辞。譬之车然，意为之御，辞为之载，而气则所以行也。……盖曰意、曰辞、曰气、曰法之数者，非判然自为一事，常乘乎其机而绲同以凝于一，惟其妙之一出于自然而已。{7}

在文法上，文章须以“意”为主，“词”、“气”、“法”都用来辅助“意”，而文章最终追求的仍是“自然”的风格。“词”是“意”的载体，要想文义畅通，须因声求“气”，有“气”为助，才能行文通畅，一意贯通。“法”即是“格”，是文章字句组织的准绳。文章之“意”是主体，“词”能表达“意”，“气”运转文章之中，是“词”带来的效果。这一切运转文章之“法”，皆一概出于“自然”。

姚鼐论古文有八要素，“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统摄“理”，张裕钊将其总括为“意”；“气”、“味”即文章中纵贯的作者才气和字句周折之间体现出的行文之气；“格”、“律”，是为古文之法度；“声”、“色”更是细化到文章中所用的“辞”的作用。故而，张裕钊所提出的文章四事，实际上是姚鼐古文说的总结。

在坚持义理、考据、词章并重的桐城宗旨的同时{8}，张裕钊又提出学习古文的门径――“为文之要，其始在熟读古人之文”，在读书时参究其“声气”，能够更好地追寻作者的“精神命脉”。{9}因声求气，通过熟读古人之文，可以深刻体会到古文章法和酝酿其中的作者之气。“读”不仅是阅读，还有朗读的方法，“长老所传，刘海峰绝丰伟，日取古人之文纵声读之。姚惜抱则患气羸，然亦不废哦诵，但抑其声使之下耳。”{10}这一方法源自桐城方、姚，张裕钊将其作为独得之秘传诸弟子。

三、古文之“气”的讨论和影响

晚年，张裕钊的文论更加成熟，这在与吴汝纶的通信中有诸多反映。为了更好表现文章之“气”，张裕钊对于“声音之道”的重视远过方、姚等人：

裕钊近看《惜抱文集》及《古文辞类纂》，似姚氏于声音之道，尚未能究极其妙。昔朱子谓韩退之用尽一生精力，全在声响上着工夫。匪独退之，自六经、诸子、《史》、《汉》，以至唐、宋诸大家，无不皆然。近惟我文正师深识此秘耳。{1}

程朱理学是桐城派的思想根源，朱熹论文的主张也是桐城派诸家学习接受的典范。曾氏教导古文，认为应从“气”字入手。张裕钊继承这一主张后，进一步强调发详更细处之“声”，将文章“声音”的重要性由唐宋古文上升至六经。吴汝纶对此说法表示赞赏：

承示姚氏于文未能究极声音之道。弟于此事，更未悟入。……才无论刚柔，苟其气之既昌，则所为抗队、诎折、断续、敛侈、缓急、长短、申缩、抑扬、顿挫之节，一皆循乎机势之自然，非必有意于其间，而故无之而不合，其不合者，必其气之未充者也，执事以为然乎？{2}

作者才气必须通过文章行文来展现时，以往被视为细枝末节的“声音”和由此形成的文章之“气”就成了写作者必须重视的要素。为了文章行文通畅，则须强调声音节奏变化对于气体昌健的重要性。这一要求以唐宋古文的行文技巧为标准和模仿对象，“然果尽得古人音节抗坠抑扬之妙，则其气亦未有不昌者也”③。

在评点吴汝纶著作时，张裕钊均以“气”为文章成败之关键。在张氏看来，文章之“气”不外乎雄奇与平淡，而张裕钊欣赏的古文境界是“平淡”、“自然”。想要达到这一境界，需要“降心下气，遏抑雄怪，归之平淡，一意务为顺成和动之音，则与道大适矣{4}。”平抑文章之“气”，排除“雄怪”，以“平淡”为和顺之“音”，方能成文之大道。由于吴汝纶行文之气稍显躁进，张裕钊认为吴氏未能调和“雄奇”与“平淡”之关系，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要而言之，曰声调而已矣，熟读而已矣{5}。”熟读前辈诸家之文，将前人运筹文字的方法熟稔于心，方能在创作中体会到音节不协调处，才能有所改进。

在张裕钊看来，吴汝纶的文章偏于雄奇之气，在音节上则不甚协调。其文章之立意固然甚高，“所微不足者，音节、气韵未能顺成和动，自然入妙耳”。音节不协，则气韵不顺，如此就会影响文章之“意”的表现。“鄙意宜取欧阳公、苏子瞻及姚惜抱、曾文正诸家最高之文，降心求之，寻其自然之妙”{6}。解决的途径自然是通过熟读欧、苏、姚、曾等人的文章，平抑心中雄奇之气，力求在文章中彰显自然平淡的风格，这样才能更好地表现为文之“意”与“道”。

对于生徒，张裕钊同样重视文章之“气”。通州范当世是张裕钊最得意的弟子之一，初遇范当世，张裕钊便惊讶其文章“辞气诚盛昌不可御”{7}。这在写作古文的实践中是难能可贵的。在张裕钊的文气论中，“气”始终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至范当世将张裕钊“评以为气格逼近昌黎”{8}的评语录于文末，这更显示了张裕钊文气论对生徒的影响。

第9篇：近代文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 日本文学史 教材选取 授课方式 考查机制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z.2016.09.056

A Study on the Teaching of "Japanese Literature History"

in Japanese Undergraduate Course

ZHANG Yongliang

（Japanese Department，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37）

Abstract Japanese Literature History curriculum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However， in teaching exists many problems， based on the present curriculum setup， teaching conditions and other factors， from the teaching material selection， teaching way， examine the mechanism of three of solution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combine their own curriculum and student characteristics， self selection or write a suitable for the needs of their own school textbooks， and through the teaching method of teaching students according to their aptitude， people-oriented， practical examination mechanism， can effectively get rid of the dilemma faced in the Japanese history of literature curriculum teaching.

Key words Japanese Literature History； material selection； teaching methods； examination mechanism

0 引言

日本文学史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可以参见马兴国的《日本文学基本特征及日本文学史研究意义》，①在此不再赘述。如何把如此重要的内容融入到日语本科专业的教学之中，是本文研究的目的。

在日本文学课的教学中，主要存在“师资薄弱、学生兴趣不高、教材编选不当、教法单一等问题”。②针对上述问题，很多学人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比如刘晓芳指出，“日本文学课程在日语专业的课程设置中普遍不大受重视……要进行一系列的教学改革，并首先从教材建设入手。”③本文基于高校目前课程设置、教学条件等因素，主要从教材选取、授课方式、考查机制三个方面来探讨解决方案。

1 教材选取――把握时代脉搏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那个时代的需求，受大众文化的冲击，当今大学生更喜欢接受“碎片化”信息，以引起即时性的，然后如过眼云烟般把这些信息抛到脑后，并不去凝神定气地贯穿和玩味信息相互间的妙处。因此，针对“史”之类的课程，大学生普遍缺乏好感是不言自明的。

另外，近年来高校本科教学改革推出了缩减课时等举措，致使理应培养学生知识系统性、逻辑性、鉴赏性的日本文学课程也受到了影响，目前大多数高校的日本文学史课程只设置了一个学期，并且每周只有2课时。

选取日本文学史教材，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考虑：是窥斑见豹还是全面梳理。由于课程的学时限制，大多数高校采用窥斑见豹的方式，要么选取在各时期罗列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的教材（如崔香兰的《新编日本文学史》，要么选取只有古代文学史（如高汉文的《日本古典文学史》或近现代文学史（如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日本近代文学史（第三版）》的教材。这不免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过却与教育部印发的《高等院校日语专业高年级阶段教学大纲》中“通过日本文学史的教学，使学生初步了解日本文学产生、发展的过程”④的要求有出入，并似乎存在系统性、整体性、全面性等方面的缺憾。对此，丁跃武、宿久高做过专门的研究，⑤本文拟提出一种方案，诚待学人们批评指正。

在1998年“日本文学史课题组首次专题研讨会”上李均洋认为，日本文学史的研究是老课题，又是个新课题。他提出应该从“变体现象”⑥着手研究日本文学的发生、文体的演变、美学观念的嬗变。笔者从中得到了我启发，结合以往多种文学史教材的优点，笔者在本校的教学实践中自行编写了一套讲义。讲义依照文学史课程只有32学时的情况，共安排16讲内容，尽量做到结构合理、知识丰富、逻辑清晰、全面系统。各讲分别是：（1）（2）日本文学的时代概观；（3）史书、祭祀文学、歌谣；（4）说话文学和汉诗文；（5）（6）和歌；（7）连歌、俳谐、川柳、狂歌；（8）近现代诗歌；（9）物语；（10）汉学、国学、宗教文学；（11）日记、随笔、纪行文、剧文学；（12）明治时代前的小说；（13）（14）（15）（16）明治时代后的小说。

要点说明：

（1）前2讲概述日本文学沿历史变迁的时代背景，总领整个日本文学的时代脉络，后14讲编写日本出现的主要文体。总体上是围绕文学自身的“文学性”进行编写，因为“文学史的本质涵义应提升为对‘文学性’的把握，也是对人的存在本身的深入理解的过程”。⑦另外，针对不同的文体在日本文学中的地位，采取或繁或简的方式进行编写，比如和歌和小说在日本文学中的比重较大，所以编写了较多内容。

（2）注重“史”的内涵，梳理出各个文体在自身发展过程中的兴衰变迁。日本文学史不是作品选读，而是对作品发展变化规律的探求，因此，“要在历史的结构框架上，以文学思潮为中轴，纵横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几个相互联系而又不尽相同的环节中展开，并以作家和作品作为切入点，进行多向性的、历史的动态研究，这样才能更好地透过文学现象，深入揭示文学发展的态势和更本质的东西”。 ⑧

（3）站在比较文学的立场，而不只是以我国自身的文学审美视角来选取和整理日本文学史。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文学的眼光，运用比较的方法，对各种文学关系进行的跨文化的研究”（王向远语）。这个“比较”不是做价值判断，孰优孰劣，而是“寻求世界各国文学之间复杂的内在关系”。⑨只有这样的情怀，在编写日本文学史时，才不至于导致素材选取的偏颇。

（4）文本篇幅的长短符合学时的需求。针对本校只有32学时的特点，讲义共有12万余字，分为16讲，以供每周2课时的授课使用，另附28万余字的注释材料，以供扩展知识使用。并且通篇采用日语进行编写。

2 授课方式――激发学习兴趣

针对教法单一、学生兴趣不高的问题，许多学人提出了理论上的可行性。比如要（1）趣味性与知识性相融合；（2）课堂授课与讨论相融合（课堂讨论要注意调动学生积极性和正确引导相结合）；（3）文学史与文学作品相融合；（4）文学史与文化史相融合等等。不过这些都是文学史的外延，讲授起来不但需要大量的时间，而且没有深入到文学史的本质，面对只有32学时的尴尬局面，纵有万般能耐，也会觉得无计可施。如何追求本质，并合理、有效、科学地完成教学任务，恐怕只有“老老实实、中规中矩”讲授日本文学史自身内容这一种形式了。不过我们可以在讲授手段上下些功夫。

2.1 汉语讲授

考虑到要培养日语语言能力和正确掌握日本文学相关名词，讲义采用日语书写。然而，因为“日语表述比汉语拖沓”，⑩如果采用日语讲解，定会延长授课用时，并且增加了学生们的学习负担，对培养学生对文学史的兴趣有害无益。

2.2 趣味性刺激

常言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但兴趣也需要培养，一个新鲜的授课系统，可以成为兴趣的刺激源。日本茶道鼻祖千利休有云：“入道之初心，功成之师匠”。 面对新鲜事物时，我们都有好奇心，想来看看，此时的心态即为“初心”。面对日语专业需要背单词、记语法、诵课文、练听力、学说话等一系列“碎片化”功课的情况下，再把知识庞杂的日本文学知识搞清楚，对于学生来说恐怕是一场灾难。

我们可以蜻蜓点水般讲述日本各文体的发展规律，渐进式梳理文体的产生、发展、繁荣、衰退、革新等阶段，并列举出各阶段代表性的文学事件、思潮、理念、作家、作品等。以此来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星星之火，定能燎原。

2.3 总结文学理念

比起长篇大论来，一个核心词汇也许更深入人心，针对某个文体的发展过程，如果我们掌握了一些核心的“文学理念”，并以此展开的话，掌握起来更为轻松。

下面以和歌为例进行说明。关于和歌的文学理念，我们需要记住这样五组词汇：“ますらをぶり”、“たをやめぶり”、“幽玄”、“平板”、“多性（しらべ・写生 叫び・辘ǎ”，这可以依次对应和歌的发生、发展、繁荣、衰退、革新各阶段。并且可以进一步去关联代表各文学理念的时期、作家、作品等词汇。比如“ますらをぶり”关联“上代、万叶集、大伴家持”等；“たをやめぶり”关联“中古、古今和歌集、纪贯之”等；“幽玄”关联“中世初期、新古今和歌集、藤原定家”等；“平板”关联“中世后期、十三代集”等；“しらべ・写生・叫び・辘ā惫亓“近世～近代、桂园派・正冈子规・伊藤左千夫 长V节”等。其实，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关联下去，篇幅所致，不再多言。

2.4 多媒体教学

肖霞曾提到，“对高校文学课的教学必须打破传统的教学方式和方法，引入多媒体教学，充分利用多媒体的文字、声音、动画、视频、影像等。……教师在讲解过程中，可插入图像、影像、使学生具有‘在场感’”。 多媒体的确为课程教学提供了便捷，也能使学生快速融入其中，可以激发学生对课程的兴趣，不过也不能一味强调感受性，忽略了架构知识理论的必要性，不然就有可能事与愿违。

对此，我们可以按照下列要素来制作多媒体课件：（1）选取和知识本身有密切联系的视频影像，一定要密切相关；（2）尽可能把文字转换成图式来呈现；（3）视频影像等资料不能大于知识本身；（4）多媒体呈现形式不应过于花样翻新，这样容易导致眼花缭乱的感觉。其实，结合多媒体不等于完全依赖多媒体，在授课中偶尔穿插幽默型的语言，也能起到良好的授课效果。

2.5 课外“教学”

教学不仅是课堂上的教学，还应包括课外的“教学”。只要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学习，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和教师互动，乃至达到心灵沟通的程度，学生和教师都可以沉浸其中，玩味享受。

我们可以通过布置作业、网络交流、分组讨论等形式来完成课外“教学”。上述讲义中提到的12万字，是为课堂教学设置的，其余28万余字的注释部分则是为课外“教学”设置的。目前本人在每次课的课外采取的具体“教学”方式主要包括，（1）让学生提炼每一条注释的核心词汇，并相互交流；（2）让学生把自己感兴趣的文学内容制作成课件、甚至是网页，以供在自设的网络平台（如朋友圈、QQ群等）上分享；（3）让学生设置选择题，并给予修改，提高学生的问题意识；（4）让学生针对自己感兴趣的文学课题做初步的调查研究，完成小论文，并择优呈现在课堂上……

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些高校还采用了比如网络课堂辅助教学等更为先进的手段，借助于此可以突破授课时间和学习资源等的限制，从而使之成为“跟踪和指导学生的探究性学习”、“有指导的发现性学习”、“促进协作式学习”。

如此说来，课外“教学”的内容稍显繁多，其实是分组进行的，也不是把所有的课外“教学”方式让同一届学生尝个遍，会因材施教，所以并不给学生制造过多的压力。这虽增加了教师的工作量，不过由于本校日语专业是小班化教学（只有1个班、30人左右），所以并不会占用太多时间。再说教师不只是课堂上的教师，还应该是一生的教师，作为一名教师，我们有职责和义务尽其所能倾注所有心血。

3 考查机制――提高自主意识

我们应该通过课堂出勤、完成作业情况、期末考试等多种形式进行考查。出勤情况占最终成绩的5%，完成作业情况是针对课外“教学”而言的，可占25%，期末考试成绩占70%。

2002年起每年12月份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组织并实施日本专业八级考试，其目的是为了检查《高等院校日语专业高年级阶段教学大纲》的执行情况，其中就包含日本文学史方面的选择题。其实，选择题具有知识密集性的特点，对于知识的掌握也比较牢靠。

本课程期末考试的方式是以选择题为主，共占80分，题目主要来自历年专八真题和历届学生设置的题目，共800余道，剩余20分是主观题，主要考查学生对知识整合的能力、对要点把握的能力、对逻辑分析的能力等。

让学生自己设置的题目出现在期末考试中，不失为一种好的尝试。这定能调动学生参与教学、参与讨论的积极性，提高自身的问题意识；也能对学生在课外“教学”学习中充分发挥潜能，提高自主学习的能力。

4 结语

结合各自学校的课程设置及学生特征，各高校都应自行选取或编写一套适合自己学校需求的教材，并通过以人为本、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切实可行的考查机制，方能有效摆脱日本文学史课程教学中面临的困境，方能促使学生把握时代脉搏，激发学习兴趣，提高自主意识。笔者承担日本文学史课程7年来，一直通过以上方法进行授课，受益颇多，收获也颇丰。

项目基金：本文系南京林业大学2015年“教学质量提升工程”项目“《日本文学史》课程建设”（项目号：163102695）成果

注释

① 马兴国.日本文学基本特征及日本文学史研究意义.日本研究，1998（4）：74-79.

② 孙立春，连永平.高校日本文学课教学现状调查和对策研究.文学教育，2015（1）：126.

③ 刘晓芳.关于日语专业文学课程教学的一些思考.日语教育与日本学，2012（00）：26-35.

④ 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日语组.高等院校日语专业高年级阶段教学大纲.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6.

⑤ 丁跃武，宿久高.国内日本文学教材出版现状与开发策略.出版发行研究，2014（11）：69-71.

⑥ 王纪宴.“日本文学史研讨会”在京召开.外国文学评论，1998（1）：98.

⑦ 孟庆枢.在世界文化场域中的文学史建构：以近代日本文学史的建构为中心兼中日文学史比较研究.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9）：7.

⑧ 叶渭渠.日本文学思潮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4.

⑨ 王向远.比较文学学科论.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7.

⑩ 王向远.日本文学史研究中基本概念的界定与使用.山东社会科学，2013（4）：95.

原文为“その道に 入らんと思ふ 心こそ 我が身ながらの 匠なりけり”，笔者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