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风险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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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道德风险论文范文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和全球性经济衰退仍在蔓延之中，至今仍深禾见底，从表面上看是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引发了次贷危机的爆友，但从本质上分析，次级抵押贷款证券化、衍生化和虚拟化过程中各参与主体的道德风险行为才是引发危机的真正根源、正是不断虚拟化所引发的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加剧为各环节的金融中介提供了道德风险行为的空间；而金融中介道德风险行为的加剧和叠加则增加了金融市场的脆弱性，提高了金融市场的系统风险，最终导致危机的全面爆发。

关键词：次贷危机；虚拟化；道德风险

美国次贷危机自2007年5月爆发以来已经给世界各国的金融体系和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全球经济更是陷入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更令人担忧的是这场金融海啸的“破坏力”至今还未完全释放，全球经济衰退也远未见底。此外，美国应对金融海啸和防止经济衰退所采取的降息和弱势美元政策也给全球经济带来诸多消极影响和不确定性因素，甚至可能再次埋下未来危机的种子。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不同，中国不但难以在这场危机中独善其身，而是遭受着巨大的损失和多方的压力。危机爆发以来，国内外学界和业界都在积极评估危机可能的影响和分析引发危机的原因。从表面上看是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引发了次贷危机，但从本质上分析，金融衍生化各环节中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行为才是引发危机的真正根源。从某种意义上讲，金融市场是一个信息的市场，信息不对称是市场的常态。而信息不对称容易引发各层级市场参与者的道德风险行为——可以是某些金融从业人员的道德风险行为，也可以是某些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行为，甚至可以是整个金融部门的道德风险行为。早在1998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Krugman就指出正是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引发了亚洲金融危机，并提出了解释金融危机的第三代模型，分析了道德风险对金融危机的影响。但一直以来，学术界关于金融市场道德风险问题的研究还只能算是零星而稀少，缺乏足够的关注。而次贷危机的爆发，可以理解为金融部门道德风险行为累积的又一次爆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次源于金融中介道德风险行为的危机却是发生在号称金融体系最完善，金融市场最成熟，金融监管最严密，金融创新最活跃的美国。由次贷危机的爆发和恶化，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了：随着金融创新的日新月异，金融衍生工具的创新在提高风险管理效率的同时也为市场增添了不少难以评估和预测的风险，这使得金融市场的运行机制和风险管理并不是越来越清晰可控，而是变得越来越复杂而难以把握。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过度衍生化和虚拟化使得各个市场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实际上是加剧了，在监管水平没能跟上创新步伐的情况下，这又容易诱发市场参与主体的道德风险行为，引发金融危机。由此本文认为，正是过度的金融虚拟化和滞后的金融监管诱发了各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问题，进而引发危机的爆发。

一、次级抵押贷款的衍生化

从表面上看，次贷危机爆发的最直接原因是美元利率的走高刺破了美国房地产泡沫。我们知道：2001年以来，在美联储低利率政策下，美国的房地产价格在国内和国际的流动性泛滥中不断走高，日益泡沫化。房地产泡沫的滋生和膨胀使得美国房地产市场空前繁荣，也使得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

1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的发展

美国的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级别：优级贷款、Alt—A贷款和次级抵押贷款。其中，次级抵押贷款的对象为信用分数较差的个人，尤其是消费者信用评分(FICO)分数低于620、月供占收入比例较高或信用记录欠佳以及那些首付低于20％的贷款人，而在以往，这些贷款人在一般情况下是很难获得住房抵押贷款的。但随着美国房地产市场的火爆、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竞争的加剧，以及中介机构“证券化”的金融创新，催生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上“次级抵押贷款”这一高风险的信贷品种。2000年以来，次级抵押贷款在美国增长迅速，在全部住房抵押贷款市场中的比例达到12％，约12000亿美元。

2美国住房抵押贷款的证券化和进一步衍生化

与优质贷款相比，次级抵押贷款收益率高、风险大，也缺乏足够的流动性。但如果将次级抵押贷款证券化并进行出售则可以起到转移风险和分散风险的作用。当次级抵押贷款经由证券化形成MBS进而出售给市场投资者时，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房屋抵押贷款机构可以提前收回现金流，而与该MBS相关的抵押资产池的所有收益和风险都转移给市场投资者。但由于次级抵押贷款信用较差，其证券化后的证券品种很难获得较高的信用评级，这会限制共同基金、保险基金等偏好固定收益类证券产品的机构投资者对其进行购买。为了提高次级抵押贷款MBS的信用等级，房屋抵押贷款机构在投资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的帮助下，将次级抵押贷款重新打包，成为发行的资产支持型抵押债务权益(ABSCDOs)的抵押品。

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将次级抵押贷款进行再证券化(进一步虚拟化)，形成资产支持债券型抵押债务权益(ABsCDOs)。标准普尔和穆迪等信用评级公司再根据贷款人的资质、获得现金流和承担违约损失顺序的先后将不同按揭产品CDOs进行评级划分：AAA级的为优先级(seniorClass)，AA和A级的为中间级(MezzanineClass)，其它更低的BBB到B级为低层级(subordinateClass)，而另有平均仅约5％债权为无评级的最低的权益级(EquityClass)，用来最先承受违约损失(Firstlosspiece)。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种分割后再分割的“金融创新”甚至还可能不止一次，于是就创造出了CD02，CD03，…CDOn这样的多层衍生产品。通过上述巧妙的金融创新过程，抵押贷款公司可以迅速回收现金流，而次级贷款的风险则被分摊到购买各级CDO的投资者身上。

3次级贷款的证券化反过来加剧了美国的房地产泡沫

正如我们上文所分析的，美国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催生了次级抵押贷款及其衍生品的繁荣。而次级抵押贷款、房屋按揭抵押支持债券(MBS)和资产支持型抵押债务权益(ABsCDOs)等信贷金融创新产品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房价的非理性上涨，但显然，这种利用金融信贷创新导致房价上涨脱离了美国实际居民消费能力的基本面支持。而在房价上升周期内，次级抵押贷款的隐患也被市场大大的低估，随着美国利率在2005年后不断走高，美国房地产价格终于在2006年见顶并开始回落。而随着房价的下跌和违约率的上升，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房屋被收回(foreclosure)后推入市场再销售，增大了供给；另一方面，由于信贷金融创新产品的风险大增、流动性骤降，导致各类按揭贷款和证券化发行活动陷于停止，这又大大地减少了市场的需求，供求关系的逆转进一步加速了房价的下跌。这种恶性循环使得整个按揭信贷和资产支持证券市场陷入混乱和流动性枯竭，次贷危机爆发并愈演愈烈。

二、次级抵押贷款衍生化过程中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

次级抵押贷款的证券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层层衍生化是一个复杂的金融创新过程，需要各类金融中介机构的参与：抵押贷款机构发放次级贷款，投资银行进行次级贷款的“包装”和承销，评级机构进行信用评级……。各类金融中介彼此分工且相互合作，每个环节他们都收取相应的佣金和费用，但显然没有哪一个金融中介对整个衍生化过程的风险控制负责。在次级抵押贷款的衍生化链条上，作为理性经济人，每类市场主体所追求的都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道德风险问题。而这些道德风险行为的叠加则引起整个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风险积累和风险放大，最后导致危机的爆发。

1贷款机构的道德风险行为

通过证券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层层叠加的衍生化，按揭贷款的最终的信用风险不再由次级按揭贷款机构承担，而是由购买各级CDO的投资者承担。在过去没有“证券化”等金融创新的日子里，贷款机构非常关注贷款的质量、借款者的财务状况并与借款者保持一种长期稳定的关系，他们的这种审慎可以有效地减少这个市场的整体信用风险。而现在由于证券化而带来的风险转移和风险分散，贷款机构就不再那么在意借款者将来是否能够按时还款。贷款机构过去以收取贷款利息为主，而现在则依靠回收贷款的初始费用及在二级市场销售贷款来获取利润；这个市场另一重要的参与者——按揭经纪人赚取的佣金及费用，他们更多考虑的是贷款利率、种类、规模，而不是贷款的逾期率和违约率①。

事实上，资产证券化不仅为抵押贷款机构提供了冒险的动机，也为抵押贷款机构提供了冒险的能力。抵押贷款机构通过发行MBS、ABS、CDO等一系列证券化产品，将风险通转移给投资者，贷款占用的资本得到释放，回收的资金可以继续进行放贷，这相当于在同样的风险准备金和自有资本下，贷款机构可以提供更多的贷款。随着贷款机构流动性的增强，传统模式下更多原本不可能得到贷款的次级按揭贷款的客户也成为了重要的贷款对象。

2投资银行的道德风险行为

华尔街的投资银行是次级抵押贷款证券化和进一步衍生化的主要设计者，他们帮助贷款机构将流动性弱的次级按揭贷款包装成MBS(抵押担保证券)以增加流动性。但以次级按揭贷款为抵押品的MBS债券评级还达不到最低投资等级BBB，于是投资银行又将MBS债券按照可能出现违约的几率分割成不同等级，打包成CDO(债务抵押凭证)，某些CDO甚至可以获得与美国政府证券评级相同的AAA评级。需要在这里特别强调的是，但不管其评级有多高，其原生产品的高风险都并没有消除，只是被转嫁和分散了。

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华尔街的投资银行为了获得更多的佣金和手续费收入，不断创造出更多、更复杂的衍生产品。其中许多CDO债券的日常交易量都很小，有些甚至是他们为某些客户量身定制的，所以其流动性极差，其定价必须依靠于复杂的数学模型和主观假设，这便进一步引入了模型风险和主观判断风险。特别地，当市场出现恐慌时，这些极度缺乏流动性的产品更容易出现单边行情，价格便会出现暴跌。这一切都为日后的危机爆发和恶化埋下伏笔。

3信用评级机构的道德风险

次级抵押贷款的证券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层层衍生化使得信用关系高度复杂化，对于众多的投资者(包括部分机构投资者)而言，很难理清各类金融产品之间的关系，信息不对称伴随着金融虚拟化链条的延伸而变得更为严重，这就导致金融产品定价更加依赖于信用评级机构。而对于信用评级机构而言，它们自身也面临着巨大的利益诱惑：一般来说，评级机构会对每笔业务收取约7个基点的评估费。而且要指出的是：信用评级机构不仅评估信用风险，而且还参与这一结构性融资产品的构建过程。一般来讲，发行方会征求信用评级机构的建议或者至少能运用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模型进行预构建(Pre—structure)。这意味着信用评级公司一方面收取咨询手续费，另一方面又对这些产品进行评级，显然存在利益冲突的可能性，很难保证其独立性和客观性。有资料显示：评级机构90％的收入来自发行方支付的评级费用，美国三大评级公司对结构性融资产品的评级明显高于传统的公司评级。从爆出的越来越大的次按相关损失和计提中看，评级机构对这些衍生信贷产品的评级模型和标准存在着重大偏差，对于同一个产品，不但这些机构彼此之间存在的重大的评级差异，甚至这些机构内部不同部门给出的评级结果也是各不相同。

自次贷危机爆发以来，标准普尔和穆迪等评级机构备受质疑，有学者认为正是这些评级机构使得次贷危机恶化。在次贷危机爆发前，评级机构给予了次贷相关债券高信用评级，使得这些债券可以轻而易举地在市场上销售；次贷危机爆发后，这些曾经的高评级债券价值大幅缩水，评级机构不得不迅速调低评级，而当原本所依赖的评级被不断大幅调降，信用评级体系本身的信用也趋于崩溃，而投资者又缺乏对自身投资的这些创新产品的了解，因而产生的风险厌恶和离场情绪导致了价格更深的下跌，甚至是无市场价格可询的。显然，就在贷款机构、投资银行和评级公司赚取不菲利润的同时，风险却在市场中累积起来，并由整个市场承担。

三、金融衍生化过程中道德风险与金融危机

由上文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金融市场中介的道德风险行为充斥着次级抵押贷款的各个环节。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整个次级贷款证券化和衍生化过程中，真正受益人是诸如发行商和承销商这些收取佣金的中间人(Middleman)。这也是这些投资银行、贷款机构乐此不疲地创造各种结构性金融产品的真正利益驱动所在。严格地讲，评级机构和政府也是这样的中间人。评级机构收取平均7个基点的评估费，而政府则获得大量的房产交易税以及跟随房价上涨的物业税，就这点而言，这场危机的爆发是美国“系统性金融共谋共犯”的恶果(白钦先，2008)。一个由中间人利益推动而产生的泡沫房市的破灭，遭受损失的却是普通的购房者和信贷债券市场投资人。

1金融衍生化加剧市场的信息不对称

从本质上讲，各类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行为源于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当然，由于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的存在，从事交易活动的市场主体对交易对象以及环境状态的认识是很难相同的，信息不对称是现实经济活动中的普遍现象。但过度的模型化和衍生化则人为地加剧了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我们知道，在次级抵押贷款的证券化和衍生化过程中，涉及到对抵押贷款池进行复杂的切分，并且只能用金融计算模型来估计未来CDOs债券的现金流状况，而模型之复杂、评估之繁琐使得即便同为专业机构的贷款机构和投资银行之间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信息不对称。而他们彼此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容易诱发信息占优一方的道德风险行为。随着新产品一层层被衍生出来，原生产品的高风险并没有被消除，反而不断积累和放大。随着衍生产品创新链的不断延伸，产品的结构越来越复杂，最终的投资者与最初的次级抵押贷款人问的“距离”也越拉越远，信息不对称程度越来越大，从而无法有效地对风险做出正确的评估。

投资者在市场上交易着诸如“MBS”、“CDO”、“CDS”的金融衍生品，但相当一部分投资者并不清楚

2金融创新、道德风险与金融危机

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衍生化所引发的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加剧为那些积极推进证券化、衍生化的金融中介提供了道德风险行为的空间；而金融中介道德风险行为的加剧和叠加则增加了金融市场的脆弱性，提高了金融市场的系统风险。事实上，由于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行为引发的金融危机并非在这次的次贷危机中才凸显出来。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体持续的高通胀、高利率，利率汇率的频繁波动，使得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定，同时也给国际金融市场上资金借贷双方带来巨大的金融风险。也在这一时期，各国放松本国的金融管制，推行金融自由化政策，金融机构开始积极进行金融创新以满足自身和客户的风险管理需求。随着金融理论和信息技术的发展，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也呈现出日益模型化、工程化、衍生化的趋势。但正如我们上文所分析的，金融创新在市场信息不对称且监管不力的情况下，容易诱发金融从业人员、金融机构、甚至整个金融业三个层面的道德风险行为，进而引发金融危机。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储贷危机从本质上讲也是由于储贷协会这一类型的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行为而引发的——美国存款保险制度一方面容易使存款人放松了对储贷协会的监督，另一方面也诱发了储贷协会本身的冒险行为，最终引发储贷危机的爆发。与这次的次贷危机不同，储贷危机是属于金融中介这一层面的危机，集中爆发于储蓄贷款协会和商业银行这两类金融中介，危机的影响也仅限于美国本土。但同样由于道德风险引发的次贷危机，则是一场金融市场层面上的危机，波及抵押贷款公司、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评级机构以及各类机构投资者等金融中介，并伴随着金融全球化浪潮，将危机传递至国外，造成全球金融体系的动荡，而我们中国也是最大的受害者之一。

3金融监管跟不上金融创新步伐导致金融中介道德风险行为失控

随着金融虚拟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众多金融市场乃至整个金融体系日益成为一个联系紧密的整体，牵一发而动全身。从理论上讲，证券化和衍生化可以将风险转移给市场上的投资者，但风险只是被转移或者被分散，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正如我们上文所一再强调的，资产证券化和衍生化所形成的风险转移和风险分散机制加剧了抵押贷款机构的道德风险，次级贷款层层衍生化后带来的市场流动性模糊了风险承担主体的界限。而正是通过这种证券化和层层衍生化，次级抵押贷款的风险可以迅速在各个市场和各类型金融中介中传递，使其更具破坏性。在衍生化的各个环节中，抵押贷款机构和投资银行之间、投资银行和评级机构之间、投资银行和机构投资者之间等，每个市场主体都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每个环节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信息不对称。在市场监管不力的情况下，每个环节都可能产生道德风险行为而得不到有效地制约和监控。没有哪个市场主体有激励且有能力对整个衍生化过程中的道德风险行为进行评估和监管，而作为市场的监管者却表现为“心有余而力不足”，金融创新已经超越了他们的监管能力。在这种情况下，风险不断积累，危机的爆发只需要一个导火索和一点火花。

四、结论和启示

第2篇：道德风险论文范文

关键词：新经济；供应链企业；委托；道德风险

一、引言

委托(Principal—Agent)概念的最早提出是为了研究现代公司的治理结构问题。自1932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伯利和米恩斯在《现代公司与私有产权》一书提出著名的“管理权与控制权相分离”的命题以来，委托问题成为公司治理理论研究的重点。在现代公司条件下，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公司的经理阶层代表股东行使经营管理职权。由于股东和经理层在利益上往往会不一致，而且经理比股东拥有更多的关于公司的信息，因此经理可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做出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问题就是研究委托人如何进行机制设计，使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动中，最大程度地实现委托人的利益。而委托问题主要是由当事人各方的信息不对称引起的。所谓信息不对称，是指一方拥有另一方所没有的信息或比对方更具信息优势，拥有信息或具有信息优势的一方称为人(A．gent)，缺乏信息或不具有信息优势的一方称为委托人(Prinei．pa1)。信息不对称可以从时间和内容上划分。从非对称发生的时间看，非对称可能发生在当事人签约之前，也可能发生在签约之后；从非对称的内容上看，非对称可以是某些参与人的行动，也可能指某些参与人的信息或知识。委托问题在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只要当事人双方在拥有的信息上具有不对称性即存在委托关系问题，如服务型政府与纳税人之间、公司和员工之间、市场上买方和卖方之间等都存在着这样的关系。

企业供应链合作关系在当今以知识经济、网络经济和信息经济为主要表现形态的新经济条件下普遍存在，它指的是供应商一制造(supplier—manufacturer)关系或制造商一经销商(manufacturer—seller)等之间的关系，即他们之间在一定的时期内的共享信息、共担风险、共同获利的契约协议关系。供应商和顾客之间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容易引发委托问题，一般而言，供应商比顾客更了解自身产品的质量，而顾客只能根据供应商所提供的形如广告之类的宣传工具来了解有关商品的特征，而在这样一系列的宣传造势过程中容易出现供应商欺骗顾客的行为，从而产生问题。国外有关专家学者对这一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Nelson(1970)研究认为，许多产品和服务具有经验属性其质量只有在购买之后才能被发现。由于顾客通常不能够正确地辨别产品的质量，这可能会产生两个问题：第一，供应商不具备提供某种质量水平产品或服务的能力，而可能做出错误的质量承诺，顾客不能正确辨认供应商的能力由此产生了逆向选择(AdverseSdection)N题(Akerlof，1970)。第二，供应商可能在签约后采取欺骗行为，我们称之为道德风险(MoralHazard)问题(Holmstrom，1979)。DebiPrasads}Ⅱa(1998)指出，逆向选择问题通常可以采用信号传递理论的方法解决，利用某种信号来揭示参与者的私有信息。例如在汽车修理市场上，供应商可以通过进行某些不可回收的投资如标志等，来显示其拥有较高的质量。因为低质量的供应商不愿意进行这方面的投资(Kelein＆1．effer1981)，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把高质量的供应商和低质量的供应商区分开来。道德风险问题则可以通过采用激励机制(如价格补偿)，来约束供应商的欺骗行为。

二、供应链企业间的委托问题

1．供应链企业间存在着委托问题

根据供应链管理的概念，供应链的活动是其中不同企业的采购、制造、组装、分销、零售、物流等过程将原材料转换成产品到达最终用户的过程，它是一个包括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物流服务提供商、直到最终用户的更大范围、更为系统的概念。由原材料、半成品、在制品、存货、产成品构成的物流和企业间数据信息组成的信息流在供应链上流动。上游企业向下游企业提品(这里的产品可能是原材料、半成品、零部件或产成品)，下游企业再向它的下游企业提品，由此构成了以物流为中心的一条供应链。在供应链中，位于上游的提品(或零部件)的企业叫做供应商(suppber)，位于下游的购买产品(或零部件)的企业叫做采购商(Purchaser)。

供应链企业间的供应商和采购商由于所拥有的信息不对称，也就存在着委托问题。供应链上的企业虽然是以最终用户的满意为目标，协同组织生产。但是与纵向一体化不同，供应链上的企业都是独立的法人实体，因而具有自利性的法人必然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向企业的投资者负责(其实这中间也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问题，在此不再深究)。企业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为了获得更有利的竞争地位，供应链上企业的行为也可能会损害其它企业的利益。根据波特(Porter)的竞争战略理论，企业与其供应商和采购商存在着竞争关系，为了在谈判中获得优势，企业往往会保留私有信息，如原料或产品的成本、产品质量、企业的生产能力等。因此，供应链企业问的信息不对称就引发出了委托问题。根据张维迎的有关理论，我们可以从供应商一采购商的供求关系出发，将委托问题可以分为两类：由于事前信息不对称起的逆向选择问题(AdverseSelection)和由于事后隐藏行动或信息的道德风险问题(MoralHazard)，我们在后面将祥细论述这两种形式的委托问题。

2．供应链企业问委托问题的特征

供应链企业存在着由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委托问题，但是由于供应链的一些特有的性质，供应链企业间的委托问题具有以下的特征：

(1)供应链的企业间是一种“合作竞争”的关系。供应链的本质强调处于供应链上的企业间的合作，强调企业集中资源发展其核心业务和核心竞争力，而对非核心业务则往往通过外包等与其它企业以协作的形式来完成。供应链的思想与传统企业模式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它改变了对供应链上的其它企业的看法，供应链企业不再把它们看作是竞争对手而是当作合作伙伴，为实现最终顾客满意的目标而进行协同生产，生产活动按整个供应链实行优化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仅仅考虑本企业的利益。供应链企业间虽然强调合作，但是利益冲突也是存在的，企业之间为分配合作带来的利益会展开竞争。因此说，供应链企业的基础和目标是合作，但是它们由于利益主体的不同也存在竞争。研究供应链企业间的委托关系，就是希望在通过分析其理论基础上，通过企业间的制度安排和设计实现利益分享和风险分担。

(2)供应链企业间的委托问题是多阶段动态模型。从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出，供应链企业问的合作强调建立一种持久稳定的关系，这与传统的委托模型有所不同。例如：在一般的商品交换市场上，买卖双方之间就构成一种传统意义上的委托关系，一般而言，卖者对商品的信息掌握的比买者多，买者是委托人，卖者是人。买卖双方的交换关系是一次性的、暂时的，买卖双方会采用各种手段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卖方会尽可能以次品或抬高价格等方式来实现利润最大化，而买方作为消费者则会想方设法与卖方讨价还价，以达到消费者效用的最大化。但供应链企业间的关系与一次换关系不同，企业需要进行长期交易，道德风险的问题相对而言不是很严重。企业或许可以从短期的欺骗中获得好处，但是从长期看，这是不可取的，因为企业会发现短期的欺骗虽然得到了好处，但是合作关系也会随之终结，而维持长期的合作关系所带来的收益的贴现值会远远大于短期利益。因此，供应链企业间的委托问题是多阶段的、长期的动态博弈关系，也正因为如此，制度设计和激励才显得更为重要。

(3)供应链企业间的委托是多任务委托。传统的企业间的购买策略是以价格为基础而展开的竞争，企业通过在众多供应商之间通过价格竞争来获得最低价格的产品。然而随着竞争全球化、产品需求多元化、技术创新加快，市场对产品质量、服务、交货期的要求越来越高，企业不可能单凭价格获得竞争优势。同样，供应链企业间的供应商不仅仅是提供价格低廉的产品，而且还要在技术创新、质量改进、缩短产品周期、提供服务等方面做出响应。供应商在采取行动时可能会产生冲突，如降低成本与质量改进、提高服务。因此，在有限的经济资源和时问资源约束下，供应商需要在多目标问作出权衡。而采购商的评价和报酬标准则是供应商决策的依据。例如，如果采购商把价格作为最重要的决策因素，那么供应商将会对技术创新和改进质量等方面缺乏积极性，因此采购商对供应商的绩效评价和报酬激励应该具有综合性。

(4)供应链企业问的委托是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两类问题并存。供应链企业的合作关系客观上要求减少供应商的数目，建立稳定的供应体系。对供应商的选择和评价涉及到逆向选择问题，如果供应商希望加入供应链那么它就要通过一定的方式向采购商传达信号，采购商根据这些信号对供应商的资格进行甄别。这就是逆向选择问题。道德风险问题也是客观存在的，由于供应商与采购商目标的不一致，供应商会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来谋求利益，这在客观上会一定程度地损害采购商的利益，因此，订立最优激励合约的对供应商和采购商双方来说都有必要。

三、供应链企业委托机制设计

信息不对称引起供应链企业问的委托问题，在合作协议的框架下，对供应商一采购商的关系进行管理并设计最优的机制，以解决双方的委托问题，文章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讨论供应链企业的委托机制设计问题

1．供应链企业问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

根据上面的介绍可知，事前信息不对称包括逆向选择、信息甄别和信号传递等方面。实际上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信息甄别和信号传递同逆向选择是一回事，因此我们用逆向选择总括这三种模型。所谓逆向选择是指在委托问题中，人完全了解自己的信息，知道自己的类型(如是高能者还是低能者)，委托人不了解人的信息。为了显示自己的类型，人选择发出某种信号，委托人根据观察到的人的信号并据此判定人的类型并与其签订合同；或者是委托人提供多个合同供人选择，人根据自己的类型选择适合自己的合同，并根据合同采取行动。在供应链企业间，逆向选择是供应商将自己所具有的私人信息向采购商传递。

道德风险是指由于事后的信息和行动不对称，委托人无法观察到人的行为，人可能做出有损委托人利益的行为。道德风险问题在供应链企业问也是存在的，当供应商按自身利益行动时，有时会给采购商带来损失，如供应商采用低劣的原材料以获得成本降低的好处。特别的是产品存在经验属性，产品的质量在短期内难以辨别时供应商更有可能采取这种方式；供应商不愿意加班而采取延迟交货，因为加班可能增加额外的成本；在供不应求时供应商故意隐藏其技术和质量水平，不愿意为改进质量做出努力。Kelein和Leffer(1981)在研究汽车修理商和顾客的委托行为后提出，道德风险可以通过顾客给予修理商一定的价格补偿(Premium)来解决。对供应链企业，由于联系更加紧密，减少道德风险可以通过更多的方式，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2．不确定性和供应链企业的风险分担

由于市场需求变化，产品生命周期缩短，企业面临着更大的经营风险。从来源上划分，供应链企业的风险有两个方面：来自供应链源头的供应风险和来自顾客最终需求的风险。在供应链上，企业之间以订单的方式进行生产的委托。以“订单”形式的信息传递会引起信息的扭曲，特别的是，订单的变动程度往往大于销售量的变动，扭曲趋势随信息向上游的移动而扩大，这种现象称为“放大效应”，当上游企业以订单为需求信息时，会误导上游企业的生产和库存决策。需求变动会影响供应商和采购商的决策，为了消除不确定因素企业之问必须分担风险。

3．采购商对供应商的激励机制

在供应链企业问，采购商为了鼓励供应商，应该采取一些合理的机制，激励供应商的行为。从理论上讲，一个好的激励机制要具有激励兼容或者是自我强化的特征，也就是说即使在没有外在强制力的条件下，供应商也愿意自觉实施，因为它能够符合供应商的利益最大化。采购商可以采用的激励机制有：①供应合同的设计。供应合同是供应商和采购商为进行产品交易而签订的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的书面协议，供应合同具有法律效力。通过合同条款的设计，以书面的形式规定了各自的责任，利益的分配，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及处理方式，风险的分担。②由于产品需求的顾客化、多样化，供应链企业不能靠单的产品在市场上竞争，产品差别化(Differentiation)构成企业竞争优势。③优惠激励。供应链企业也可以采用传统企业激励方式，如增加定货数量、给予更优惠的价格和更灵活的支付方式、增加对供应商的投资、在技术更新和人员培训方面对供应商进行援助等。

第3篇：道德风险论文范文

摘要:在食品安全的决策与实践中,利益主体未受伦理的约束而使食品产生危害社会等伦理负效应,出现食品安全的伦理风险。食品安全风险分析是风险分析在食品安全领域的应用,食品安全伦理风险评估具有明显的价值判断和综合性,如何进行伦理决策是预防和化解食品安全伦理风险的重要举措,食品安全伦理决策矩阵和决策方案筛选模式为人们提供了降低食品安全伦理风险的定性分析的输出机制。

关键词:食品安全;伦理风险;伦理决策

目前,食品安全问题日益增多,引起广大消费者和社会各界对生产厂家、卫生监管部门,以及各级政府的不满和不信任。即使有些企业不会以牺牲经济利益为代价损害社会利益,也应该把未来世代的利益与风险承担作为一个重要方面加以伦理审视,有效降低伦理风险。所以,有必要对食品安全进行价值评估,审视食品安全对社会可能带来的直接或潜在影响,建立食品安全伦理风险的预防机制与反馈机制,降低食品安全问题对社会所产生的负效应。

一、食品安全风险和风险评估

就风险而言,由于人们关注的视角不同,对其所作的阐释也不尽相同。Covello和Merkhofer(1994)把风险定义为“不良后果的可能性,发生的不确定性,时间的先后安排,不良后果的严重性”。美国项目管理学会(PMI)对风险的定义是“正面或负面影响项目内容的不确定事件或条件”,选择性风险被描述成“一个事件可能发生的概率并对实现目标的不利影响”。食品危害是指食品中可能导致对健康不良影响的生物、化学或者物理因素或状态,食品安全风险可定义为“对健康的不利影响的概率和这种不利影响的严重程度,由此导致的食品危害的一个函数”(EC,1997)。以转基因食品为例,转基因食品的风险主要是由于科学认识的局限造成的对技术后果的不可预知性,并不是说它一定会对人体或者环境带来危害。

食品安全风险分析是风险分析在食品安全领域的应用,通过对影响食品安全质量的各种生物、物理和化学危害进行评估,对风险特征进行定性或定量描述,在参考各种相关因素后提出和实施风险管理措施,并对有关情况进行交流的过程,以保证消费者在食品安全风险方面处于可接受的水平。风险分析包括三部分: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风险沟通。风险评估是理解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发生的后果的科学。风险评估是整个风险分析体系的核心和基础,也是食品安全今后工作的重点。欧盟委员会确定风险评估由四部分组成:(1)危害识别:识别可能产生对健康不利并且可能存在于某种或某类特别食品中的生物、化学和物理因素;(2)危害描述:对与食品中可能存在的生物、化学和物理因素有关的健康不良效果的性质的定性和/或定量评价。(3)暴露评估:对于通过食品的可能摄入和其他有关途径暴露的生物、化学和物理因素的定性和/或定量评价。对于短期急性暴露和长期慢性暴露是不同的。对于急性暴露(如病原菌)引起敏感人群疾病的病原菌水平这一数据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慢性危害,如可能引起积累损害的,寿命平均暴露是重要的。(4)风险描述:基于上述三个方面和危害有关的风险评估,其中包括伴随的不确定性。

风险管理是按照风险评估的结果,对被选政策进行权衡,实施适当控制风险的政策选择机制,必须以科学为基础,以食品安全目标为决策依据。风险管理的首要目标是通过选择和实施适当的措施,尽可能有效地控制食品风险,从而保障公众健康。Sobyetal(1993)开发了一种风险管理循环模型,通过风险沟通研究其相关关系,主要集中在与食品相关的风险。这个模型认识到对利益相关者的关注,包括每一阶段的风险管理过程中需要被发现和被承认的那些公众需要。风险管理可以分为四个部分:风险评价、风险管理选择评估、执行管理决定、以及监控和审查。风险管理措施包括制定最高限量、制定食品标签标准、实施公众教育计划、通过使用其它物质或者改善农业或生产规范以减少某些化学物质的使用等。

风险沟通被定义为“在风险评估人员、风险经理人、消费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关于风险的信息和观点的互动交流。风险水平的有效沟通对于食物安全来说至关重要,使食品安全信息通过一定的方式在整个供应链中传递,尤其是消费者,以便使消费者在购买食物时能做出有效信息的决定(ManningandBaines,2004a)。有效沟通原则既要求能提供清晰的信息又要求与所提供的信息有关的交流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二、食品安全伦理风险的内涵与影响因素

随着社会的进步,在科技理性不断发展的同时,人的自身价值也不断受到重视,出现了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科技理性与以人的价值和尊严维护为核心的价值理性,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都是人类理性的重要内容。在人文主义的视野里,科学知识尽管逻辑严密、系统有序,但它并不能给人以思想和价值的判断,科学只能助长人的趋利性与工具性。过分强调科技理性或价值理性都是有失偏颇的,这种分离不仅会带来两种文化主体的知识缺失,还可能产生伦理风险。

伦理风险(也称道德风险)是20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一个经济伦理范畴的概念,一般是指自利的个人或组织受某种因素的引诱,违反有关诚实、维护公众利益等一般道德准则所产生的不确定的伦理负效应,诸如伦理关系失调、社会失序、机制失控、人们行为失范、心理失衡等等,是人类为获得“道德合法性”或“存在正当性”的不确定性要素和事件的组合。一旦产生上述负效应,将会给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为环境允许他们这样做而不会遭受社会惩罚。可以这么说,只要市场经济存在,伦理风险就不可避免。

食品安全的伦理风险是指在食品安全的决策与运行中,有关利益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由于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可能使食品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伦理关系方面产生不确定事件或条件,未受伦理的约束而使食品产生危害社会等伦理负效应的可能性。食品安全伦理风险的研究突破了传统食品安全风险研究的“科学——技术”的研究模式,为处于风险社会的人们提供了食品安全风险管理的一个新的视野和决策焦点。2002年在南部非洲发生了转基因食品援助危机,一些国家出于社会经济方面的考虑不允许接受转基因食品援助,世界卫生组织因此建议对转基因食品进行全盘评估,并扩大对转基因食品的评估,使之包括对社会、文化和伦理方面的考虑。这说明国际社会对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已注重考虑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因素。

伦理与道德风险评估与以科技为基础的风险评估是完全不同的活动,以科学为基础的风险评估以认知为主导,以事实判断为核心;伦理与道德评估是以价值为基础的评估,以人的价值为主导。在这种价值理性的思维视角之下,以人的价值完善为向度,给人以思想和价值判断的尺度,对行为主体在实现目的的过程中进行成败得失的判断。Slovic(2000)认为对风险的感知和接受根源于社会和文化因素,食品安全伦理评估具有明显的价值判断和综合性。Nestle(2003)认为安全食品是“一个不超过可接受风险的水平,并且可以被基于科学或者是基于价值的风险评估的商品。”她进一步指出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不仅仅指健康问题,也可以是“以生理文化和社会因素为基础的个人信仰和价值观的立场”。

以科学为基础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通过计算分析住院治疗、死亡等疾病严重程度,亦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来降低风险成本,是一种针对成本与收益的平衡风险。以价值为基础的食品安全评估主要评价食品安全风险是自愿的还是强制的,是看得见的还是隐藏的,是熟悉的还是未知的,是常见的还是违背常规的,是自然的还是技术方面的,是可控还是不可控的,是和缓的还是严重的,是公平的分配还是不公平的分配。以价值为基础的食品安全评估是一种针对担忧和使社会震惊的行为的平衡风险,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模糊性、综合性和复杂性。

Handler(1979年)认为风险评估是一个科学问题,在某一特定风险的可接受水平是一个在政治领域上确定的政治问题。科学与不确定性及其所带来的治理与信任的问题在2002年欧洲疯牛病事件中极大地凸显出来,许多人对包括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在内的科学领域所带来的巨大机会深感不安,因为其进展往往远远超出人们的意识所及和承受程度。欧洲疯牛病事件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在如何处理潜在危害的问题结论是:疯牛病事件的关键是如何处理风险的问题:一个对牛而言已知的危险和对人类而言未知的危险,政府的责任是采取措施解决双方的危险。每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和人文情况不同,人们对食品安全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一般而言,影响食品安全的因素来自多个方面,如经济的、技术的、政治的、社会的和伦理等方面的因素,其中经济因素是影响食品安全最重要的因素。伦理因素是指食品决策方案在伦理上的是非问题,其判断的依据是一些基本的伦理准则,包括公正原则、人道原则、安全原则等。组织或个人的风险决策和沟通不仅仅基于风险评估,也需要进行价值判断。食品企业必须认识到公众一般都希望食品科学和风险发生的概率,与非理性或感性的价值观念同等重要,否则就会对政府或食品企业产生猜疑和不信任。因此,对食品安全进行伦理风险评估,首先应该确立一个基本的道德立场。

国家和地区政府在立法时可能被许多利益集团游说,这种游说可能不是基于科学判断,而是为了促成对自己有利的立法通过。这可能导致政府做出一个“政治”政策的决定,而不是采取一个以科学为基础的决策目标。因此,一个国家的食品立法是以科学为基础的风险评估和基于价值的风险评估的综合平衡。CAC(2003)和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1989)区分了这两个因素,并指出这两个因素需要在风险沟通中被考虑进来。也就是说,尽管对风险的科学判断不会变化,但对风险的感知可能会发生变化,对风险的感知由风险沟通决定。

有很多因素影响以价值观为准则的风险感知和风险评估(Covello,1998),例如对于潜在灾难和风险,在时间和空间上是聚集还是离散的,是确定的还是随意的,是熟悉的风险还是不熟悉的风险,是积极主动还是消极被动披露风险,是科学可控的已知风险还是科学无法控制的未知风险,是缺少理解还是可以理解的机制和程序,对儿童有危险还是没有危险的风险,风险具有滞后效应还是马上显现,风险受害者是可以确认的个人(组织)还是不能够确认风险受害者,是带来恐惧的风险还是没有恐惧的风险,风险造成的损失是可恢复的还是不可恢复的,是缺乏信任的机构还是充满信任的机构,媒体是大力关注还是很少关注的风险,风险是由于自身活动失误引起的还是由天灾人祸引起的。上述因素都会影响公众对风险的感知和风险评估,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它是公众对这些综合因素的整合反应,并最终影响以价值为基础的食品安全伦理风险。

三、食品安全风险伦理决策

如何进行伦理决策是预防和化解食品安全伦理风险的重要举措。Bommer等人将伦理决策看作是一个收集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过程,伦理决策的对象是伦理问题,伦理决策的结果是伦理行为。决策者是具有自主意识的伦理主体,对伦理问题能够做出判断和实施行动,决策者可以对决策结果做出“合乎伦理”和“不合伦理”的判定。合乎伦理的决策是指合法的、在道义上为社会上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决策,不合伦理的决策是指非法的、在道义上为社会上大多数人所不能接受的决策。伦理决策的着眼点在于通过对伦理决策进行全过程的控制,对可供选择的方案进行道德评价,对于道德冲突中所涉及的各种价值观进行描述、判断、推理、以及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商,使行为主体能够对决策行为可能涉及的伦理问题进行全面思考,解决在决策过程中出现的道德冲突。

(一)食品安全风险伦理决策过程

食品安全风险伦理决策是根据食品安全伦理风险评估的不确定性、模糊性、综合性和复杂性等特点,依据人们对食品安全道德合法性认可程度的不同,所做出的一系列道德判断与选择。西方企业伦理决策的主要模型有伦理检查模型、遭擅决策树模型、“九问式”模型等,这些伦理决策模型可分为过程模型和问题模型。过程模型是决策者主要从动机、手段、后果等方面全面地评估一项决策的道德性;问题模型是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通过系统地提出和回答一系列的问题,达到伦理决策的效果。

食品安全风险伦理决策机制的实施需要建立起合理的伦理风险决策流程,道德冲突是进行伦理决策的原因,决策者有时需要在两难的价值准则之间做出选择,伦理决策受许多因素影响,包括遵守法律规范、不同国家的伦理标准、组织文化以及在供应链上不同的组织文化的相互影响等因素。经济因素是产生道德冲突的主要诱因,但不是唯一的诱因,其他非经济因素如理想、安全、偏爱、恐惧等都可能引起道德冲突。确认一种情况是否属于道德冲突,取决于角色的道德要求,角色的道德要求又取决于道德判断,而道德判断的依据是道德理论,例如义务论、结果论等价值判断范式。

人们首先要分清道德冲突的内涵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发生道德冲突。当在同一价值体系范围内选择了按照某种道德准则的要求去实现一定的道德价值时,就不得不放弃按照其他道德准则的要求去实现另外的道德价值,由此使决策主体陷入了一种道德选择上的两难境地时,就产生了道德冲突。另外,决策方案的道德状态对决策结果具有重要的影响,琼斯(Jones)认为行为所产生的危害和利益的结果,社会对行为是好是坏的认同程度,危害和利益实际出现的可能性,行为后果出现之前的时间长短,决策者与行为受益者之间的社会、文化、心理或生理亲近程度,受行为影响的人的范围等因素都会对伦理决策结果产生影响。

(二)伦理决策的价值判断依据和影响因子

在伦理决策过程中,需要有基本的价值判断依据和影响因子。一般说来,从操作的角度来看,可从伦理决策的价值判断标准、决策时个人权益的保护、决策后被影响的对象、决策后的效果等方面来考虑。为了让伦理因素嵌入食品安全决策中,决策者必须能够理解和评价道德争论,考虑到感知到的风险是基于价值判断还是科学判断,从而做出合理的伦理决策。为了使食品安全风险伦理决策是有效和可持续的,它需要人们在一定的商业环境下评判什么是“好”还是“公平”。

Belmont提出的伦理基本原则包括尊重个人,应将个人看成是能自主的主体,让行为人自己选择,对那些自主力受限制的人应加以保护;自主即理解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自愿性即不受他人控制和影响的自由;善行提醒人们要尽量减少伤害,增加利益;公正要求人们应公平、待人。可持续发展原则以道德表现为基础,给企业提供了一套伦理决策的指南,使企业能够通过有效地应对并满足由于社会环境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挑战。英国政府制定的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主要有(Defra,2002):(1)生产健康、安全的食品,以满足市场需求;(2)支持农村和城市经济和社区的生存能力和多样性;(3)通过市场和公共利益补偿实施可持续土地管理,确保能养活的生计;(4)在自然资源(尤其是土地、水和生物多样性)的生物学限制下运营;(5)通过减少能源消耗,降低资源使用,尽可能使用可再生资源,取得持续的高环境绩效标准;(6)确保食品供应链中所有员工的安全、卫生的工作环境,良好的社会福利和培训;(7)持续获得高水准的动物健康和福利;(8)为确保需求不断增长的食品并提供其他公共利益,保持可利用的资源,尤其是可选择的土地使用是满足社会其他需求所必须的。上述道德原则有助于指导我们进行恰当的食品安全风险伦理决策。

食品伦理理事会(2001)通过剖析四个利益相关者的福利、自治和公正的道德原则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伦理决策,这四个利益相关者包括在食品供应链上工作的个人和组织(如农民、农业供应商、食品制造商、零售商、贸易人员和餐饮人员);一般公众和利益相关者(如社会上的消费者和参与者);农场牲畜和环境。“利益相关者”和“道德原则”这两个维度相互作用形成一个伦理决策矩阵,在伦理决策矩阵的12个独立单元中,福利、自治和公正的原则分别适合农业和食品行业的人员、公众、农场动物和生态系统的利益相关者权益。该伦理决策矩阵提供了在食品安全风险伦理决策中涉及到的利益相关者和道德原则之间相互作用的关键要素,涉及伦理的基本准则,如动物福利、保护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等。该伦理决策矩阵确定了食品安全风险伦理决策的问题和争议的焦点,把伦理决策从问题和人们的感觉中梳理出来,使人们能在更广的范围内讨论问题,能有效帮助食品安全风险伦理决策进行价值判断并确立影响因子;它提供了一个对食品伦理决策和个人选择的详细分析,但没有对组织伦理决策进行定量分析或组织之间的定量比较。

(三)伦理决策方案筛选机制

食品企业在进行伦理决策时,要根据各种伦理道德原则对企业的重要性对伦理决策方案进行排序。福利、自治和公正这三项原则中的每一项都应具有相等的道德重要性,这意味着在有些情况下这三项原则会互相冲突。某一项原则的重要性不会总是超过另一项原则的重要性。企业应该根据具体情况,权衡后决定什么是合乎所有三项道德原则。可接受的伦理风险标准是以伦理政策、伦理目标和伦理指标为基础的指南。伦理目标是组织设立的目标,与企业社会责任政策一致;伦理指标是组织详细的可实施的伦理绩效标准,是伦理目标的具体分解。企业通过筛选伦理道德各方面对企业的影响,按照伦理重要性和伦理绩效标准就可以进行伦理决策,管理食品安全的伦理风险。世界上许多知名企业已建立了以“道德过滤器”为中心的决策流程,把拟定的行动方案与社会的道德规范和企业的道德原则进行对照,不符合道德要求的方案就被剔除。在对食品安全进行伦理风险与收益评估时,必须尽可能优化方案来增加收益、减少危害,必须禁止风险几率大于收益的方案。

食品安全风险伦理决策矩阵和伦理决策方案筛选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食品安全伦理风险决策过程中,在伦理道德影响方面的优先权排序,对可供选择的方案进行道德评价,使利润动机符合伦理的要求,是有效降低食品安全伦理风险的一个定性的输出机制,帮助管理者做出正确的抉择。

四、结语

道德指南是企业经营的基本伦理原则,也是企业化解伦理风险的基本保障。食品企业应把伦理风险问题纳入其高层决策系统和食品安全风险管理中,遵守道德指南,制定食品安全伦理决策的原则,充分考虑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企业所拥有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问题,从而使伦理风险的管理更具有全局性、前瞻性,保证社会和伦理的要素不会迷失在企业竞争之中,有效化解食品安全伦理风险。

参考文献:

[1]阎俊,常亚平.西方商业伦理决策理论及模型[J].企业文明,2005(3).

[2]葛晓春.从三鹿奶粉事件谈中国食品危机管理[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8(12).

[3]贾玉娇.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透视及反思—风险社会视角下的社会学思考[J].兰州学刊,2008(4).

[4]郑锐洪.食品安全危机的伦理分析与解决[J].管理观察,2008(7).

第4篇：道德风险论文范文

[摘要]从《可可西里》中可以看到中国当代新一代导演在艺术成就上超越老一代导演的地方，他们的作品有着厚重的现实主义风格，表现出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展现出原生态的人性和民族化的精神。他们的成功绝非偶然。他们的作品也存在着一些缺憾。

总的说来，中国当代电影呈现多格局的发展趋势，在以张艺谋、陈凯歌和冯小刚等人为代表的老一代导演之后，陆川、贾樟柯等新一代导演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他们的作品不仅在国际上频频得奖，而且在国内也受到了观众们的肯定。本文试以陆川的《可可西里》为例，分析中国当代新一代导演的艺术追求。

一、厚重的现实主义风格

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既要有票房，又要不失去其艺术性，即要制作出叫好又叫座的影片，这就需要导演有高超的本领和坚守的毅力。张艺谋等人曾经拍出多部优秀的影片，但他们却也未能免于迷失在经济大潮之中了。纵观近几年来张艺谋等人的作品，一味地追求票房，大成本制作，商业化操作，让他们的作品惨不忍睹。当他们编织出一部部远离现实的虚无飘渺的故事时，陆川等人却深入偏远地区，关注贫困地区人们的生存状况。

1.对现实生活的关注

影片《可可西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可可西里无人区，这里空气稀薄，活跃着珍贵的藏羚羊。盗猎者的出现，打破了这里的宁静。为保护濒临灭绝的藏羚羊，保卫自己的家园，一些当地的藏民组成了巡山队，与盗猎者展开了追捕。影片取材于“野牦牛队”的真实故事，反映的是真实的生活。影片通过盗猎者马占林之口，诉说着生存的艰难：以前他放羊放牛，草地一天天减少，改放骆驼，后来土地也没了，只有沙地和雪山，骆驼也不能放了，为了生存，带着三个儿子跟着盗猎老板剥藏羚羊皮挣钱。植被破坏，土地沙化的现象在我国西部地区比较严重。以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为例，全县天然牧场中至少七成以上已属重度沙化。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没了，当地又没有其他的挣钱渠道，一部分人为了生存便选择了盗猎之路。事实上，对野生动物的猎杀在青海以前就有：解放初，野生动物皮毛是青海重要的外贸出口物资；六十年代初，自然灾害导致粮荒，群众大量猎捕野生动物果腹；期间，生活水平不高，各单位几乎都成立了打猎队以改善伙食；八十年代至今，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驱使下，偷猎者对野生动物实施全方位的疯狂捕杀。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捕杀，昔日茫茫高原上数万只藏羚羊一起奔跑的壮观景象，如今再也见不到了。

2.原生态的人性展现

影片模糊了以往影片中英雄人物与非英雄人物的界限，人物的处理上运用写实的手法，反映出原生态的人性。以队长日泰为首的巡山队员们是影片刻画的正面人物，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藏族人民不畏艰难，不图回报的优秀品质，他们有着简单而坚定的信念：保护藏羚羊，追捕盗猎者。导演并没有运用恢宏的场面和激昂的语言把他们塑造成一群高大的形象。他们话很少，情绪也很少起波澜，他们身上更多的体现的是个人行为。比如，为了筹措维持生存的经费，他们也曾卖过缴获来的藏羚羊皮；对追捕上的盗猎者，他们拳脚相加；因粮油不够抛弃盗猎者，因汽车抛锚而抛弃自己的队员；甚至队员刘栋也会为了生理需求而去找。但是，这些缺点并不影响人们对他们的尊敬，反而正是有了这些缺点，才使人物形象避免了模式化，而具有了生动性和真实性。反面人物马占林帮盗猎的老板剥藏羚羊皮，仅仅是为了生存，他的身上有狡猾的一面，却也有善良的一面，如对生病的巡山队员，他伸出了援手。非职业演员的选用，也为表现原生态的人性起了极大的作用。陆川认为：影片《可可西里》更讲求质感，更讲求真实性，如果请大腕来演，他们城市化和类型化的表演，会破坏这种质感。也正是这群真正的藏族人展现出了藏族人特有的气质和魅力，他们纯朴的笑容，简朴的语言、黑亮的脸、破旧的衣服征服了观众。

3.民族化的精神

陆川认为：我不敢相信这是所谓的环保，可能那里的情况，他们潜意识想扞卫自己的家园。藏族是一个与汉族很不一样的民族，他们有着笃厚的。他们相信神的存在，对天地间的万物怀有虔诚的态度。藏羚羊是可可西里这片美丽的土地上的精灵，别人伤害它们，日泰等人就要去保护它们。从影片中可以看到，在巡山过程中，只要遇到藏羚羊的尸体，他们即使再累再忙也要把它们收拾好，并且虔诚地念经默哀。“你杀了我的羊子”，日泰这句话简单纯朴，却道出了他们所有行为的动机，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崇高的环保理想。在这物欲横流的年代，也只有在这片净土上才能发现这种不计回报，不计得失的行为。

二、成功的原因

相比起老一代的导演们，陆川等人显然是幸运的一代他们的成长环境要优越得多，他们接受的教育也更正规化系统化，当然他们的成功与他们个人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

1.扎实的教育

张艺谋等人接受教育的时候正是中国文化刚刚从封闭式状态解放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的电影发展还很落后。而到r陆川这一代时，中国的电影飞速发展，无论是理论还是技术的发展都已经相当成熟了。因此，当张艺谋等人还在热衷于特技镜头、电脑制作这种种的电影制作形式时陆川等人却早已厌倦了这些外在形式上的探索，开始寻找一种返璞归真的表现形式，力图用原生态的方式真实地展现故事情节。在《可可两里》中，我们看不到电脑特技和漫天飞舞的人物，而是运用类似于纪录片的方式，平实地记录。

2.八十年代的文学积淀

陆川的父亲是着名作家陆天明，父亲伏案写作的背影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这种勤奋刻苦的精神也给他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从小在父亲的影响下背《论语》、《诗经》等古文长大后，因父亲是作家的缘故，家里有很多的文学期刊，因此在八十年代中国文学蓬勃发展的时期，从王蒙、张贤亮、张承志到张炜、莫言、余华、格非、马原、王安忆、王晓鹰等，所有这些人在那个10年中写的所有小说他都看过。从陆川的作品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文学的发展轨迹，《寻枪》中所呈现出的非逻辑性的生活状况具有很鲜明的先锋派的风格，而《可可西里》则受新写实主义小说的影响，开始把视角转向现实的人生，试图纯粹客观地对生活本态进行还原。

3.个人的努力

陆川在青少年时期就表现出了对电影的浓厚兴趣，大学进入国际关系学院学习，在学校经常参与校园舞剧、话剧的编剧和表演。工作后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的研究生，在三年的学习巾，从不会制作电影到成为一个导演，巾间付出了很多的努力。毕业后进人北影厂做副导演，从几位优秀的导演身上学到很多的东西。在拍摄《可可西里》时，经历常人难以忍受的高原反应，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制造出了撼人心的作品。

三、存在的缺憾

当然，《可可西里》与国际上优秀的影视作品相比还有定的差距，影片还存在着一些不足的地方。

1.受市场的约束

《可可西里》首先是一部商业片，投资方在决定投资的候会考虑到票房问题。要有票房，就要有吸引人眼球的方。比如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富于冲击力的视觉效果，及对人性的刻画与思索等等。在拍摄之前，剧本几经修改陆川本人觉得过于复杂的故事会破坏影片的意义，可是没有复杂的故事他还拍不了，他说服不了投资方。因此陆川也做出了妥协，通过记者的视角叙事，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运用不少的镜头表现了西部广阔的草原和皑皑的雪山，再加上枪战追击的场面，给观众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天葬镜头满足了观众的猎奇心理。对日泰等人物的刻画也给观众带来了新鲜感。

2.作品透露出无情与冷漠

影片创作采用类似新写实主义的零度创作的方法，对剧中的人和事不做任何评判，只是作冷静的描述。这种创作方法让观众更接近了真实，但也失去了热情的温度，透露出冷漠与无情。影片有太多的死亡描述，有追捕中被打死的，有缺氧而死的。刘栋是在救援战友的路上陷人了流沙，周围没有任何人烟，观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一点一点地被吞没，他绝望的表情让人难忘。日泰的死也很简单，追上盗猎者，被击中一枪，倒下，抽搐，再中一枪，便死了。没有大义凛然，没有英雄壮举，什么都没有，甚至连一句话都没有留下就死了。在这片残酷的土地上，人的生命是如此的脆弱，如此的不堪一击。

从《可可西里》中可以看到中国当代新一代导演在艺术成就上超越老一代导演的地方，他们的作品有着厚重的现实主义风格，表现出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展现出原生态的人性和民族化的精神。他们的作品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与国际上优秀的影视作品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他们仍需努力不懈。

注释：

[1]董峻.美丽却很脆弱——初探可可西里见闻.新华网，2002，7，2

[2]李皓.情系可可西里——访着名青年导演陆川[J]柴达木开发研究，2004，1

第5篇：道德风险论文范文

关键词：贫困生； 认定； 道德风险。

1 贫困生认定中道德风险的释义和特点。

1. 1 贫困生认定中道德风险的定义。

道德风险并不等同于道德败坏。道德风险是20 世纪 80 年代西方经济学论文" target="_blank">经济学家提出的一个经济哲学范畴的概念，即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的同时做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

道德风险亦称道德危机。贫困生认定中道德风险指高校在开展贫困生认定工作过程中，部分家庭经济条件不符合贫困生认定标准的学生通过开据相关证明，积极申请贫困生资格，试图通过贫困生的认定获得国家或者学校资助的行为。

1. 2 贫困生认定中道德风险的特点。

根据我国贫困生资助政策的性质和目标，高校贫困生认定中道德风险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是风险的破坏性。道德风险发生以后，一方面由于家庭经济条件不困难的同学挤占了国家和学校的助学资源，使得家庭真正困难的同学得不到应有的资助； 另一方面道德风险产生以后会对其他同学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甚至有可能产生“传染效应”，使国家助学政策大打折扣，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

二是风险控制的长期性。高校贫困生资助问题自 1994 年以来就已经成为教育论文" target="_blank">高等教育界的研究热点，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我国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已经完全构建起来。然而在贫困生认定方面，尽管各高校都在不断完善工作方法和认定程序，但在实际工作中，还没有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贫困生认定制度与办法，无法避免道德风险的产生。

2 道德风险产生的原因。

2. 1 学校和学生之间信息不对称是道德风险发生的前提。

随着招生规模的扩大，高校贫困生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在贫困生认定过程中，高校主要依靠与学生谈话，审阅学生个人申请、相关民政部门出具的学生家庭贫困证明，班级同学和班委反映的情况进行一个综合的了解。特别是对学生家庭成员以及家庭收入等信息无法一一进行核实，只能以民政部门开具的证明为准。学校与学生之间存在的严重信息不对称，容易诱使学生通过开取虚假证明骗取贫困生资助。

2. 2 民政部门不作为为道德风险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尽管目前各高校贫困生认定的方式不尽相同，但都主要包括以下程序： ①由学生本人报告家庭经济情况； ②县民政局、乡镇政府、村委会、街道居委会出具贫困家庭证明； ③班委、同学、室友反映情况； ④高校学生管理人员通过调查学生消费情况来了解学生生活水平。其中硬性条件就是必须有民政部门出具的家庭贫困证明。一些民政部门责任意识不强，对学生家庭经济情况完全不审核或者仅进行形式上的审核，只要学生申请就盖章就盖章，不作为、乱作为现象严重，使家庭贫困证明的可信度降低。

2. 3 宽泛的认定标准为道德风险发生提供了可能。

确定大学生贫困标准是开展学生资助工作的首要问题。在贫困生认定过程中，可以通过一些硬性标准，比如孤儿、单亲、残疾、低保户、兄弟姐妹上学多、山区等，来认定特别困难和比较困难的同学。但对一般贫困生的认定缺乏量化指标，更多地依靠高校学生管理人员、同学等的主观评价来予以认定。一些学生在利益的诱惑下产生机会主义倾向，通过开具虚假证明、夸大家庭贫困状况等来获取贫困生资格。另外由于区域经济状况和生活水平差异很大，各地对贫困家庭的认定标准也不统一，这种差异在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更加明显，造成了贫困程度认定标准的不确定性。

2. 4 学生资助专管员专职不专加大道德风险产生可能性。

当前多数高校虽然设立了专门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统筹安排学生资助工作，各院系也指定一名老师负责本院系学生资助工作，基本上形成了一整套的管理体系。但在实际运行中，各院系负责学生资助的老师一般为高校学生辅导员，导致学生资助工作专管员专职不专。另一方面，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张，学生的个性特征更加多元。

如何迅速准确了解学生以及他们的家庭情况，在不伤害学生的同时识别学生提供信息的真假，对辅导员来说是一项极大的挑战。学生资助工作专职不专与贫困生认定挑战加大之间日益扩大的矛盾增加了认定道德风险。

2. 5 利益驱使是道德风险产生的主观原因。

有心理学家把人的需要由低级到高级分为 5个层次： 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并认为较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后，人们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自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高校基本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善的资助政策体系，包括“奖、贷、勤、助、免”、绿色通道及师范生免费教育等，对人均国民收入仍偏低的中国大学生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诱惑，不论个人需求状况处于何种阶段，他们都期望通过申请贫困生补助，以使自己的需求得到满足的层次再上一个部分。导致个人理性（ 争相申请贫困生补助） 与国家集体理性（ 仅真正的贫困者才应得到资助） 出现不完全对接情况，使高校的学生资助工作效能大打折扣、偏离预期目标。

3 预防道德风险应该采取的措施。

产生道德风险的同学受益，可能会助长他们的机会主义倾向，并可能引起其他同学的效仿或者对学校助困工作的异议，不利于大学生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因此高校必须采取措施，切实防止贫困生认定过程中道德风险的产生。

3. 1 加大对国家资助政策和学校资助工作的宣传和教育力度。

要通过召开班会、开展讲座、制作宣传栏等多种方式，加大对国家资助政策的宣传教育，使大家充分认识到国家各种资助政策的目的。只有每一位同学都获知国家资助政策的目的和意义，才能真正发挥贫困生资助工作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对申请贫困生认定的同学，要另行开展小范围的再宣传和再教育，让有产生道德风险倾向的同学充分认识自己的行为将会产生怎么的后果。

3. 2 提高民政部门对开具的学生家庭贫困证明作用的认识。

家庭贫困证明但对于学生争取相应资助和高校资助工作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必须使民政部门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作用，积极负责地去核实学生的家庭情况信息并如实出具证明。学校在要求相关民政部门出具贫困证明的同时，还应提供学生家庭成员的年龄、职业、收入来源、健康状况、经济状况及以前受资助的情况的一些证明。另附反映当地居民生活水平的统计指标和社会保障指标。从而有效避免这些学生产生道德风险。

3. 3 加强大学生诚信教育，积极引导学生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

诚信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加强大学生诚信教育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是构建社会主义社会的需要，是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需要，也是避免贫困生认定工作道德风险的必要措施。在加强诚信教育中，要积极引导学生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使大学生在不损害集体利益和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追求个人正当的物质利益。只有把利益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处理恰当了，个人才能真正地服务于社会、才能体现出个人真正的价值、也才能正确获得自身利益。

3. 4 充分发动班干部的“电子眼”作用学生干部来源于学生，对班级同学的性格特点及生活消费习惯有更准确具体的了解。在进行贫困生认定的过程中，可以多听取班干部的意见。班干部也可以对那些产生道德风险倾向的同学进行必要地劝说和阻止，这样不仅避免了道德风险的产生，也会增强班级凝聚力和同学的集体荣誉感。

参考文献：

［1］ 高鸿业。 西方经济学［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第6篇：道德风险论文范文

关键词：道德风险 人力资源 道德缺失

人力资源中的道德问题在现代企业中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课题。从安然事件到2008金融海啸，再到三鹿奶粉事件，都是企业进一步的意识到了一个新的风险，即“道德风险”。人力资源道德风险问题包括所有自利行为，轻微的如有人会将公司汽油私用，可能会用公司电话打长途，严重的如我国发生的银广夏事件和湛江海关走私案，国外的“安然事件”和巴林银行破产案等，几乎都涉及到道德风险的问题。人力资源道德风险行为对公司利润肯定会产生消极影响，有时还会导致公司陷入困境，甚至濒临破产。由此引起了企业界和理论界的广泛关注与思考，人们已经深刻地意识到了人力资源道德风险问题给企业乃至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危害性。

一、国内外对道德风险问题研究的一个简要回顾

对于道德风险的研究，国外学者主要从经济学角度，借助数学模型开展了对经济活动中道德风险问题的定量研究。这类研究在国外大约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其内容在国外经济学者的信息经济学、契约经济学等专著中都有相应的阐述，而且近几年来的国外经济学类学术期刊中也有一些探讨道德风险问题的论文出现。

近年来，特别是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在国内各类学术期刊中也出现了大量将道德风险与经济结合、或应用于具体经济环节进行研究的论题论文，其中大部分以国外经济学领域中的道德风险理论或观点作为研究的基础或启发。张维迎教授可能是我国最早提出道德风险概念的经济学家之一，他认为道德风险是信息非对称性的结果。此后，我国学者就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道德风险问题进行了多方面有意义的研究与探讨。

二、中国现有人力资源管理的道德缺失

人力资源管理的本质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管理活动必须顺乎人性，合乎人道。目前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文化冲突的环境中，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道德意识、道德观念在利益追求的冲击下正趋于瓦解，新的市场体系下的道德观念和精神尚在孕育之中，法律法规远没有西方国家的健全，经济利益最大化仍然是大多数企业追求的目标和信奉的企业文化，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产生人力资源管理道德缺失的问题。

1.公正缺失问题

（1） 利益分配中的不公正、不合理，在企业中，在利益分配方面如果不遵从公平合理原则，也会使员工和企业受到影响。

（2） 用人不公，在我国企业中，人事管理者在所有的雇佣、绩效考评、惩罚和解聘过程中都存在不公平问题。

2.诚信缺失问题

诚信就是诚实守信，能够履行承诺而取得他人信任。市场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信用经济。企业要生存、要发展，要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必须讲求信用，才能赢得市场。但在我国目前很多企业以利润为核心理念，而不是为了做企业，导致存在着诚信缺失的问题。

（1） 管理者的诚信缺失，在签订劳动契约时，双方必须平等自由，诚信无欺。而我国有些企业利用知识、信息优势欺骗员工，合同中只强调员工对企业的义务，却极力推托对员工承担相应的责任。

（2） 员工的诚信缺失，除了管理者以外，员工也在一些方面存在着不诚信因素。比如，一些员工在求职时，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制造和使用假证书、假简历和假证件，抬高自己而贬损他人。在履约过程中，偷窃、泄密、蓄意破坏、损人利己、拉帮结派、等现象时有发生。

三、提高当代中国人力资源管理道德水平的对策

1.吸收优秀人事管理道德的资源

（1）对中国古代传统用人思想精华的吸收：传统用人思想源远流长，广博深遽，深入研究和总结中国历代名家用人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继承和借鉴其理论精华，对于提高当代人力资源管理水平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2）对西方发达国家人才管理精髓的借鉴：西方国家自工业革命开始总结出了行之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形形的管理方法应运而生，在企业管理领域中百花齐放，经过几百年理论探讨，形成了完善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

2.增强道德在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中的作用的途径

（1）增强道德在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建构中的指导作在人力资源管理的思想观念上，要确立人道理念，要具体地、历史地从现实社会关系的角度去认识和理解人性，树立“以人为本”的道德价值取向，完善道德在人力资源管理的体系建构。

（2）建立体现道德观念的规章制度，一个国家及其组织，能够有序的发展，不外乎有两种调解手段在发挥着作用，一个是刚性的制度，一个是柔性的道德。如果把这两者有机的结合到一起，我国的人力资源管理的道德缺陷定会得到很好的解决。例如，实行道德激励机制，建立健全道德监督机制；完善工薪福利和考核评估制度，体现人力资源管理公平与平等的道德原则；健全保障制度，以人的需求为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因素，体现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关怀。

（3）提高管理队伍的整体素质

组织中人力资源管理队伍良好的道德素养和伦理水平是人力资源管理合乎道德的前提和基础。企业对管理人员进行道德培训，使社会道德、企业道德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得以传播，提高管理者的道德认知与道德觉悟，使管理者和员工由被动地遵守企业管理制度转变为出自于自身向善而主动遵守，这是解决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道德问题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四、结论

在企业中，人力资源是核心，但是，人才仅仅有能力是远远不够的，如果能力得不到道德的规范和引导，能力可能就会偏离方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一对人才的理解偏向是很容易发生的，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当然，人才的道德素并不是孤立的素质，更不是与其它素质如科技文化知识素质相对立的，而是与人才的其它素质相辅相成的。因此，提高人才的道德素质与提高人才的其它各种素质，也应是相辅相成的。

参考文献：

[1]邹华，修桂华.人力资源管理原理与实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徐虹，林钟高.基于道德风险管理与控制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创新[J].技术经济，2007，（4）.

[3]胡利琴.试论我国中小企业伦理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及途径们[J].企业管理，2009，（5）.

第7篇：道德风险论文范文

关键词：独立学院 教师道德风险 风险规避

独立学院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大潮推动下，将优质教育资源与社会资本有机结合的新型办学模式。独立学院具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本质属性，这些特点决定了执教于独立学院的教师相对于其他高校教师面临的道德风险在形式、原因和深度上上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探索其表现、成因与对策，对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履行高等院校为社会培养、输送高层次人才的职能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教师道德风险的含义 

道德风险是8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一个经济哲学范畴概念，即“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的同时做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 或者说是：当签约一方不完全承担风险后果时所采取的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自私行为。这里讲的道德风险建立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 

道德风险不仅存在于经济交易中，在教育领域同样存在道德风险问题。教师受聘于独立学院，等同于接受学校的委托，通过授课、考试、实训等完整的教学环节以培养更多优质人才为宗旨投入到执教活动中去。若教师为追求自身利益而与此宗旨相违背，在具体执教环节作出损害学生正当利益的行为，道德风险就会产生。教师的道德风险有些是可以看到的，如上课不够严肃认真、包庇考试作弊、篡改试卷成绩等；有些是隐藏行为，如敬业精神欠缺、执业心理状态消极、决策动机偏袒、执教能力不求长进等。 

二、独立学院教师道德风险产生的独特影响因素 

高校教师是社会人，不可避免“经济人”的质因影响，教师道德风险现象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存在。独立学院教师道德风险产生的与其他高校教师相比更有其独特性。 

1．独立学院的特点 

独立学院经常被定义为普通本科高校按新机制、新模式与社会力量合作举办的本科层次的二级学院。由于我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扩招政策的出发点很大程度上受到经济因素的主导，从而带来大众化的准备不足。独立学院无论是从其产生的背景和过程来看，还是政府政策的导向来看，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这一长期的教育发展战略当中仍然是一种试验的办学模式。 

独立学院的独特属性决定了其以下两个办学上显而易见的特点：（1）经济独立，以市场化以模式运营，以非财政拨款的社会资源为主要经费来源，所以独立学院既要考虑社会效益，也要考虑经济效益，独立学院收费高也就不足为奇了；（2）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家长和学生倾向崇尚传统和权威，而独立学院是1999年以后才开始发展起来的新兴办学模式，被社会认可还是长期的事情，有些家长宁可报考专科也不选择独立学院，因此独立学院存在生源竞争的问题。在办学过程中要遵循学术和市场双重标准。 

2．独立学院学生的特点 

（1）学习动力方面与普通高校的学生相比，独立学院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普遍不高，表现在课堂听课精力不集中、自习室里自习人数较少、课后作业敷衍等方面。学生自主学习动力缺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学习基础方面的原因，通常高考成绩比本二学生低50-60分左右；有学习习惯方面的原因，在学习方面缺乏信心，很少主动思考，很少有自己的见解，不敢质疑书本和老师的观点，许多学生学习没有恒心，常立志却无恒志。有些学生没有正确的学习方法，学习效率不高；还有家长方面的原因，独立学院大部分学生的家庭经济条件好，就业压力小，父母对学生学业期望值低。上述这些原因导致了独立学院部分学生的学习兴趣低，学习动力缺失。 

（2）行为习惯方面独立学院学生思想活跃，潜质较好，可塑性强，能产生许多独特的见解和大胆的设想；但人格结构中认知系统显著发展，而情、意系统明显较差，其发展落后于认知系统，常表现为：思想矛盾多、自律性差、易受外界影响；目的性弱，行为随意，这源自于生活和学习目标的缺失；行为没有规律，爱好广泛、兴趣多变，对专业常常是求通而不求精。 

3．对教师道德风险的影响 

（1）教师道德风险的主观意识普遍高于公办高校 

一方面是出于对学校规章制度的遵守和维护。在资源靠市场配置的机制下，高校间竞争日趋激烈，独立学院大多走差异化办学策略，求特色发展之路，努力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学校为了创造品牌价值，会除制定更加适应学生能力的

发展规划、设置发展能力课程，对教师的指教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保证教学工作运行，相应出台较多的教学制度和惩处制度来规范教师行为。除此以外，还会基于学生的特点和市场化需要，制定一些非常规的规定，比如有的独立院校规定考试不及格率超过20%，教师将承担教学事故的责任等。 

另一方面是出于对个别学生较好的情感。独立学院学生的情意系统落后于认知系统，行为较随意，且学习动力不强。教师在执教过程中，为了较好的教学效果除了采用丰富的教学方式，班级的骨干力量（通常是班级干部）在多种形式的教学活动中往往扮演教学助理的角色，容易与教师建立特殊的关系。也正是这样一个群体，在评优、评奖活动中容易对教师的道德风险发起考验。 

（2）学生对于道德风险的需求普遍高于公办高校 

独立学院的大部分学生家庭经济条件较好，学生对学习的态度不端正。部分学生基础较差，家长、学校、社会过分看重考试分数，把考试成绩作为评价学生优劣的唯一天平，如学生评优、就业等无一不与学生的考试成绩挂钩。其次，有些学生受家长和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认为上大学就是为了谋个学历，工作方面的事情家长早已安排妥当，为此这些学生也就没有了学习动力和压力，平时不努力。学生的学习状况不理想。 

学生一方面对待上大学的态度有较多层次，另一方面消费着较高的学费，对于家长和亲人总要有所交代，每每考试来临或是毕业论文答辩的时候都会有学生到老师那里表达获得良好成绩的愿望。学生对毕业的需求是等同于其他类型学校的，随着对毕业需求的满足，对教师道德风险的需求也就凸显出来。 

三、独立学院教师道德风险的表现 

基于独立学院的发展现状和教师的工作内容，独立学院教师的道德风险主要表现在学生方面的道德风险。

1．教学方面存在的问题——人为提高考核成绩：鉴于学校某些非常规的规定和学生对知识的接受水平，教师保证大多数学生能够获得通过的通常做法就是考试前划定范围。教师提高考核成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大部分独立学院采取学生评教的教师考核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部分教师的任教倾斜。使得少数教师对于学生提出的不合理考核要求不及时予以批评和教育，为赢得学生好感一味地迎合。教师这样做虽然在校方和学生面前都保全了自己，殊不知毁坏的是教师的执业操守和学校的声誉。 

2．学生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与少数同学关系过密：针对学生的特点，许多独立学院采取学生自治管理方式，应该说这不失为一种效果较好的学生管理工作方法。但是这种方法使用不当就会带来负面效应。有些学生功利思想比较严重，特别是个别学生干部，将精力多用于公关、工作，认为与班主任和任课教师搞好关系，就不愁入不了党，不愁拿不到奖学金。在高校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干部的成绩不如人意，他们大学阶段的最大收获莫过于对人际沟通术的谙熟，他们在学生中产生了不良的影响。通常面对协助自己工作的班级骨干提出与考试和入党相关的话题，教师做出的每种决定都是尴尬的。 

四、独立学院教师道德风险的规避 

根据契约理论，只有签订契约双方当事人处于信息对等和完全的地位，才能避免道德风险，这在教育系统的多元委托关系中是不可能的。但这不是说防范和降低教师道德风险是不可能的，针对独立学院及其学生的上述特点，从学院品牌建设、教师教学质量的提高和对学生学习动力的引导增强三方面来规避独立学院教师的道德风险。 

1．打造独立学院自身品牌 

独立学院的品牌建设不是对原母体学校品牌的简单“克隆”与“抄袭”，更不是一时的“速生”，而是需要具有一定的文化积淀和鲜明的时代精神。因此，独立学院要善于挖掘母体学校长期积淀中所形成的具有特色的“品牌”，用现代的发展理念加以总结提高，建设人本主义校园文化，用自己的特色文化来不断积淀，以形成独立学院自身品牌。从教师发展与管理的角度来看，校园文化归根到底是以人为本的文化，即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人本文化，把每一个教职工对事业追求、人生追求与学校的发展目标有机统一起来，为教师教研搭建平台。建设具有人本主义的校园文化需要与学院的环境建设协调发展，包括在学院内部形成良好的政策环境、学术环境、组织生态环境，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确立人本主义管理理念，使教师充分实现其自我价值，施展自己的才华并不断自我完善，给学院教师充分的人文关怀，用良好的校园环境和具有特色的校园文化吸引教师，留住教师，发展教师。 

2．创新教学手段、提高教学水平 

教师的授课方式也相当重要。那些授课形式新颖、授课方式生动活泼的教师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他们的学习

兴趣和动力。独立学院学生的异质性强，对他们的日常管理工作也要应该采用个性化的方式，帮助他们解决习方法、行为习惯以及心理方面存在的障碍，同时积极采用适合独立学院学生特点的授课、管理方法，才能做到因材施教，学生才能真正学到知识，逐渐产生学习动力。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当充分展现自身的价值，以良好的教风感染学生。改变学风，不被不良风气所惑，根据独立学院学生的特点，以翔实的教学内容、精湛的教学艺术、科学合理的教学手段、恰当的方式方法使学生获得最大的利益。 从而令学生钦敬，被学生接受，到课率自然就会提高。 教师在教学安排上要注意精讲多练，讲练结合，在有限的时间内，讲得精彩，讲出精华，可以采用多种教学手段，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以便于提高教学质量。 

3．运用激励理论引导增强学生学习动力 

激励是指为了特定的目的而去影响个体的内在需要和动机，从而强化、引导或改变人们行为的反复过程。针对部分学生学习习惯不好，在学习方面没有自信心；行为习惯不好，自律性差；没有明确的学业、人生目标，或是目标太低，没有追求自我实现的需要的情况，要运用激励理论中的目标设置理论、强化理论和需要层次理论形成正确的引导。 

（1）运用目标设置理论提升学生的学业目标。目标设置理论认为，具体的目标会提高学习成绩。并且，一旦困难的目标被个体接受，将会比容易的目标导致更高的学习绩效。清晰的目标会比泛泛地鼓励更具激励作用。这有助于他们了解自己的学习绩效与自己的目标之间是否存在差异。个体的自我效能感的水平也影响他的努力程度。独立学院的教师应根据学生的特点帮助他们确立清晰的、个性化的学业及人生目标，这样可以有效地引导学生把精力投人到学习中去。 

（2）改革考试模式与评价体系。强化过程考核，注重考试内容综合化、选择化、应用化，教师要根据独立学院实际办学特色和学生的整体综合素质，选择合适的考试内容和方式，多给学生提供探索的机会，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标新立异，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能充分发挥考试功能和实现独立学院教育教学目的的考试制度。加强平时考核记录和测试，实行分项考核，综合评定成绩。加强考后分析，切忌随意评判成绩。 

 

参考文献： 

［1］刘玉娟，蒋光斌.成人高等教育中的道德风险及其规避[j].铜陵学院学报，2006，(1). 

［2］阙海宝，罗昆.独立学院师资队伍建设的分析与对策[j].教育与职业，2008，(6). 

［3］黄浩.防范和降低教育系统的道德风险[j].集美大学学报，2005，(3). 

第8篇：道德风险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从本源上看，股市问题是个伦理问题。股市上的败德行为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引发这两个问题的直接原因在于股票市场上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解决股市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的治标之策是强化信息披露和彻底改变股市的政策市局面，而重构股市道德体系则是治本之法。

按金融伦理学理论，所有金融活动的行为和方式必须符合一定的伦理规则。一般而言，这种行为方式反对自私自利，反对为了自我利益而牺牲他人利益、集体利益或国家利益；强调在公开、公平、公正、仁义及道德的市场环境中战胜对手；不赞成金融市场的短期行为和过度投机，重视理性投资及社会责任投资；倡导财富的获得要通过合理合法的渠道，而不应不择手段；财富的使用和管理也应在力求满足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达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而不是只注重前者而忽视甚至摒弃后者。这伦理规则在金融市场中的具体表现则为金融交易的公平性、诚实守信和遵守道德规范，一旦被践踏，金融市场就会成为一个尔虞我诈 、弱肉强食的场所，其后果是少数人因之谋取了暴利，但社会福利却大量损失。金融伦理对于股票市场而言，则尤其重要。中国股市的基石到底是什么?以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由《证券知识读本》率先提出的：“上市公司质量是证券市场的基石。”我们认为，这一论断虽然从微观架构上指出了市场得以稳定的一个基础，较之于其他各隔靴瘙痒式的表象描述无疑是一大步，但它没有抓准基石本身，上市公司质量充其量只是股票“大厦”得以构建的“砖瓦”，股市参与各方的诚信等基本伦理准则是否切实履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基石之所在。所以，从本源上看，中国股市问题是个伦理问题。但迄今为止，中国股市中的伦理问题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本文从构成股票市场的三要素即 股票发行者、投资者 、交易中介机构的败德行为来剖析中国股市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指正。股市上的败德行为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引发这两个问题的直接原因在于股市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

逆向选择是股票交易进行之前发生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具体表现为股票发行方为引诱投资方购买其股票而采取的欺骗行为。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使普通股票的潜在购买者难以识别有较高预期收益且低风险的优良公司和有较低预期收益且高风险的不良公司。在此情况下，股票购买者只愿意支付发行股票的公司平均质量的价格——这个价格介于不良公司股票的价值与优良公司股票的价值之间。但对于上市公司而言，若是优良公司，它们知道其所发行的股票的价格被低估，因而不愿意按投资者的出价卖出股票。愿意向投资者出售股票的只有不良公司，因为其发行价高于股票本身的价值。如果投资者是理性的，他们就会尽量减少持有或不持有不良公司的股票。发行者和投资者的双重理性导致的结果是：很少有公司能通过发行股票来筹措资金，股票市场就难以正常运行。倘若信息是完全的，逆向选择问题就不会产生。

也就是说，如果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了解与上市公司经理一样充分，他们就能识别优良公司和不良公司，愿意为优 良公司股票支付足额的价值 ，优良上市公司也愿意在市场上推销其股票。这样，股市就会把资金配置到业绩优良的公司，这是股市的一个最基本的功能。问题是，在现实生活中，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了解远远不如融资者，融资者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采取诸如捏造应收账款、忽略坏账、放大主营业务、财务包装 、内线交易、指令匹配等手段夸大业绩，粉饰危机，欺骗投资者，逆向选择问题因之产生。此类事例不胜枚举，如红光产业是成都的一家电子产品制造商，通过与会计师、律师、地方监督官员合谋炮制虚假账目上市，在股市上筹措了4亿元巨资，但该公司连续两年篡改财务报告，把 16 800万元实际亏损篡改为盈利 7 074万元，后证监会暴露了该公司的造假行为，该公司股票直泻，致使 8 000多名中小投资者囚受欺骗而赔钱。

道德风险是股票交易进行之后发生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表现为股票的发行者通过掩盖信息来侵犯股票购买者权益的一切败德行为。股市道德风险可概括为两个方面：其一，庄家与上市公司联手推动股价上涨，通过“博傻机制”的放大效应欺骗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以“中科创业”为例：吕梁收购康达尔之前，觉察 了康达尔虚假财务报表的黑洞，知道它远非该 业董事长所描述的业绩良好，但 吕梁还是以7亿元巨资收购了康达尔，注册成 “中科创业”，吕梁为什么这么“愚蠢”?其实吕梁压根就没有想过要重组康达尔，利用二级市场上康达尔已经相当集，的流通筹码来炒作圈钱是其真正目的。其二，大股东利用直接借贷、担保贷款、挪用子公司资金等伎俩吞噬小股东权益。以广东科龙为例：该公司是一家 H股公司，曾被《福尔斯》杂志评选为世界 300家最佳中小企业。广东科龙公 司2001年 5月和 6月为其母公司容生集团提供了总计 2．3亿元的担保贷款，不久，容生集团还以广东科龙公司为担保人向中闫农业银行贷款 2．1亿元，更有甚者，容生集团还要求广东科龙公司为其支付根本不存在的广告费用。截至 2001年 l2月，容生集团共欠广东科龙公司约13亿元，广东科龙公词股票，交易因之于2001年底被暂停。

加强信息披露是解决股市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直接办法。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是设立私人信息公司，专门搜集有关卜市公司财务状况的信息，然后卖给证券投资者。在美国，诸如标准普尔公司、穆迪公司和价值线个公司就专门从事此类工作，它们将各种公司的资产负债以及投资活动的信息搜集起来，出版这些数据，并卖给投资者。不过，由于存在搭便车的问题，私人生产和销售信息的系统只能部分解决证券市场上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在搭便车问题使得私人市场不能够生产出足够的信息以消除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情况下，政府干预就必不可少。发达国家的第二个解决办法就是政府对股票市场实施管理，强制市公司披露真实信息，使投资者得以识别上市公司优劣概括起来，发达国家解决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的办法就是把民间力量和政府力量结合起来，各尽所长。发达国家的这条经验，中国完全可以借鉴，在加强证监会监管力度的同时应该鼓励私人信息公司的发展，为投资者提供准确的上市公司信息。不过，中同股市的自身特征决定发达罔家的经验只能部分解决中周股市上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中罔股市有两个不同于发达国家股市的特点：其一，它不足白而上产生的，而是自上而下建立的，或者说 ，它是政府生出来的；其二 ，由于市公司主要是经过改造的罔有企业，政府既是股票的主要供给者又是监管者，因此，政府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这两个特点直接导致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因为政府把股票市场定位为国有企业改制脱贫的工具，使得一些次级国企也取得了发行股票的资格，上市公司良莠不齐，股票市场成为国有企业圈钱的场所。如果政府对上市公亡d实施严格的监管，或许可以减轻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的严重性，但政府本身就是股票的主要供给者，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双重身份使政府下不了决心对 自己实行严厉的监管。本来证监会的主要作用是保护投资苦免受上市公司经理的欺骗，但在实际T作中，证监会本该承担的责任被完全异化。所以，解决中国股市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政府必须从股市淡出，彻底改变目前的政策市局面。

只靠强化信息披露和改变政策市局面等经济手段并不能彻底解决中国股市的伦理问题，重构中国股市道德体系才是治本之策。根据证券市场的行业特征，结合《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基本要求．我们认为，可以从四方面人手来重构中国股市道德体系。其一，构建善恶分明、是非分明和美丑分明的股票市场道德标准，部分个人和机构就有可能在高收益的诱惑下跨越道德界限甚至法律界限去追逐暴利，就会损害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就会扰乱股市正常的运行秩序，而这正是中国股市道德危机的集中体现。重构股票市场道德标准首先要厘定的是多高的收益水平才是正常的，才是健康的，才是道德的；其次要厘定的是获得收益的手段和途径是否符合公原则，是否符号正义精神，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甚至损人利己的行为决不符合新时期股市的道德标准；最后要厘定的是从股市获取的收益的使用是否有利于社会价值的再创造。简言之，重构之后的中国股市的道德标准包括四点：依靠知识和智慧获取公平利润、依靠正直和诚信获取阳光利润、依靠拼搏和创新获取功德利润、依靠人人为我和我为人人获取良心利润。其二，构建既吸取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精华，又发映时代特征、时代精神和世界潮流的股票市场价值取向。中国股票市场不仅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共性，更具有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道德体制的个性。发展中国股票市场，在遵循市场经济的物质利益的原则的同时，还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人生观和道德观，必须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同时不断增强人们的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 、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弘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知难而进的时代精神。其j，构建正义和良知受到全社会尊敬和褒扬，邪恶和无耻受到全社会谴责和鞭挞的股市道德环境。良好的道德环境是弘扬正气铲除邪恶，重构股市正确价值取向和建立理性投资理念的外部充要条件。媒体要大肆报道股市上的败德行为、舆论宣传要坚持正确的导向，为构建良好的股市道德环境作出贡献。其四，以正直诚信、勤勉尽责 、廉洁保密 、自律守法为核心内容，重构证券从业人员职业道德规范。

参考文献

【1】 【美】米什金．货币金融学：第4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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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英】格林．中国股市玩家、制度与未来[M1．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

第9篇：道德风险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卫生经济道德风险

论文摘要：近年来，我国的医疗卫生费用持续增长，个人和国家的负担沉重。医疗卫生服务的特点，使其价格和数量都有增长的内在趋势。控制卫生费用的不合理增长，不仅要控制价格，还要规避保险中供需双方的道德风险。

近年来，伴随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居民的医疗卫生费用持续增长，2007年的卫生总费用达11289．5亿元。卫生总费用的快速增长，既说明人们对健康人力资本的投资和重视，也反映出国家和个人沉重的财政和经济负担。医疗卫生费用增长的原因，除了供求变化因素外，市场机制本身的推动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笔者分别从价格及数量两方面进行阐述，并提出治理医疗卫生费用过快增长的对策。

1医疗卫生服务的特点使其具有价格上涨的内在趋势

1．1较低的需求价格弹性。作为一种引致需求，医疗卫生服务是人们面对疾病风险时的必然选择。通常情况下，基于生命健康和生活质量效用的重要性，人们在购买医疗卫生服务时对其质量信号往往更为关注，而对价格相对并不敏感。供、需方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导致需方无法自主决策，也就无从根据价格信号来进行选择。此外，健康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且具有一定的正外部性，各国通常提供某种形式的医疗保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产品的白付价格，使居民的需求更加缺乏价格弹性。20世纪70年代以来，研究者利用不同资料对医疗服务需求的价格弹性进行了估计，绝大多数结果显示价格弹性在．0．1与一0．7之间。较低的需求价格弹性意味着价格的提高会引起供给者收入的提高，医疗机构或医生有提高价格的内在趋势。如果没有政府的价格规制，市场机制自发决定的医疗服务价格会处于相对比较高的水平。

相对于基本平稳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近年来我国的医疗保健消费价格指数逐年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看病贵”问题的严重程度。

1．2先进诊疗技术的使用。相对于有限的医药卫生资源，人们的健康需求却是无限的。随着支付能力的提高，人们倾向于购买诊断、疗效更确切但价格更为昂贵的高科技产品高科技在医学领域的应用大大提高了服务质量和人的生命价值，但却导致生产成本大幅上升，使医疗卫生的总体价格水平有上涨的内在趋势。此外，病人的争夺也加强了医疗机构间的质量竞争，从而强化了技术对价格上涨的推动作用。如，2002年．2006年间，我国卫生机构拥有的100万元以上的设备从l，7万台逐年增加，分别为2．25、2．46、2．89、4．05万台。

目前，我国对医疗卫生服务实行以成本为依据的政府指导价。在现有定价体系不完善的制度约束下，当产品的人力资本定价太低，无法弥补其生产成本时，医院就倾向于替代或多使用其他物化资本，如药品、大型设备等，不但使患者最需求的高质量的医技服务供给不足，而且造成资源浪费、不合理用药以及医源性疾病的发生等。

1．3产品的非标准化。医疗卫生服务具有非标准化产品的特征，其产品质量除了和医生的专业基础有关，更与其临床实践和经验积累相关。当前，高质量医疗资源供给的相对不足除了会加剧价格上涨的内在动力外，还会因增加患者其他方面的成本(等候时问、红包等)而导致真实价格水平的上涨。

图2为1990年一2006年不同级别医疗机构的门诊病人人均医疗费的发展趋势对比，部属医院最高，省属医院次之，二者均高于县属医院的费用水平。此外，住院医疗费的发展趋势也表现出同样的特点。表1则反映了2006年我国不同级别的医院中常见疾病人均住院费用的不同，‘不同病种的价格水平确实是级别越高的医院费用越多。

2医疗卫生服务的特点使其具有数量增长的内在趋势

2．1较低的需求收入弹性。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增加。如人们的寿命延长，老龄人口的需求增加；生活水平的改善，使疾病谱发生改变，慢性疾病的治疗需求增加等。此外，收入水平的提高也意味着疾病的机会成本更大，人们购买医疗卫生服务的支付意愿更强。因此，医疗卫生服务是一种正常商品(normalgoods)，需求的收入弹性较小。

在实证方面，大量研究也表明：医疗卫生服务是一种低收入弹性的必需商品。如DIMatteoL计算的收入弹性为0．77，Ariste计算的收入弹性为0．88吲，徐伟发现医疗卫生的收入弹性为0．95。低收入弹性的特点使医疗卫生服务具有数量增长的内在趋势。

2．2需方的道德风险。医疗保险能帮助居民更好地抵御疾病风险，最小化疾病可能带来的损失。然而，由于患者与保险方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需方的道德风险使医疗卫生服务具有数量增长的内在趋势。保险的存在会使投保人的行为发生改变，如某些有益的预防疾病险的健康投资减少，特别是投保人经济条件较差时。在我国农村，如果保险只报销疾病诊疗费用而不报销预防保健费用，就会使农民主动进行预防保健的动力不足，一旦患病则花费更高。

此外，由于保险使医疗服务产品的真实价格降低，在特定的收入水平约束下，消费者倾向于消费更多数量的产品，如使用更昂贵的药品、采用更先进的设备进行诊疗、延长住院时问等，具体表现为有医疗保险的人小病大治、住院日延长等。

2．3供方的道德风险。由于医患问的信息不对称，医生具有一定程度诱导患者需求的能力，使其消费大于合意数量的医疗卫生服务，即医疗供给创造医疗需求(supplier-in-duceddemand，SID)。如VictorR．Fuchs研究发现，外科医生数量占人口的比重增加10％，人均利用外科手术增加3％同。还有研究发现，以每年平均就诊次数而言，按服务量计酬的医生组的病患，高于领固定薪水医生组的病患。SmartJ．Peacock运用澳大利亚的医疗卫生数据，发现随着医生供给的增加。变得更有影响力。我国医疗领域的SID也是广泛存在的，如我国每百急、门诊中住院比例从2000年的3．0上升到2005年的3．8。由于住院费用高于门诊费用，医生有诱导病人住院的倾向。

SID的本质是在信息高度不对称的医疗卫生服务市场中，医生作为不完美的人的机会主义倾向。特别是在不恰当的制度下，会加剧医生的这种道德风险。此外，疾病治疗效果的不确定也会影响产品的供给数量。目前，我国疾病发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分担市场缺失，医疗纠纷中的“举证倒置”，使医生面临较大的风险。为了降低风险，避免民事诉讼，医生会通过增加各种检查项目以明确诊断，降低误诊率。这种自卫性医疗(defensivemedicine)客观上也导致了医疗卫生服务消费量的增加。

3治理我国医疗卫生费用过快增涨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