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茶文化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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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禅茶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 中国禅宗；日本茶道文化

禅宗和茶道曾在日本文化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当今的日本社会生活中，其深刻的内涵和特征依然是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表征，并继续对日本社会文化和生活产生影响。研究发现，不论从内容、形式到社会作用来看，中国禅宗和日本茶道之间有着很深远的历史渊源关系，有着某些相似之处。日本茶道文化研究者武野绍鸥所提出的“茶禅一体”，正是二者关系的精辟阐述。探究和分析中国禅宗思想和日本茶道文化精神的融合，对于进一步了解中国禅宗文化和日本茶道文化的精髓，促进中日两国文化的深入交流和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

1. 中国禅宗的基本精神

传说南北朝梁武帝时期，印度菩提达摩传法于中国。菩提达摩始成为中国禅宗的初祖。之后宗派林立，枝叶茂盛，盛唐时得以定型。这期间主要由唐代六祖慧能所确立的南宗禅盛行，其宗旨为“以心传心，不立文字”，并以其“不离世间，明心见性”的修行理念和庄子哲学思想相互融合，成为中国禅宗的主流。南宗对禅的修行方法和教义进行了简化，主张“顿悟”的空无观，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主张“相对论”，这种近似道家的阴阳转换思想；认为佛在“心内”，提倡修行不必苦修身心，也不必出家坐禅，只要在日常生活起居中保持一种心灵境界的超凡脱俗，做到无心不动念就是成佛。这种中国化的教义和修行理念很快被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熏陶的中国老百姓接纳并盛行起来，慧能的“顿悟成佛”之说也就成为了禅宗正法中的核心思想。到了晚唐几乎垄断了整个中国佛坛。唐末五代时期，南宗一系分流，发展为五个流派。临济宗是其较大流派，临济宗在北宋中期又分成杨岐派、黄龙派。南宋以后最为盛行的流派是南宗五派中的临济宗和曹洞宗。

定型于盛唐的禅宗是佛教中国化进程中两种不同文化间的变异和同化并进而形成的另一种佛教宗派形态。它是中国历史上大规模接纳和认同外来文化的革新运动，是东方文化的一朵奇葩。因为，从印度传教过来的佛教只有禅而没有禅宗，禅宗是典型的中国文化精品。它融合了中国的道家、儒家以及印度的佛教精华，成为最适合中国士大夫另一种口味的宗教形式，是中国化的佛教，是中国哲学思想与印度佛教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它道以修心达成真人，儒以诚心修成圣人，佛以明心见性成佛，其思辩性和思想性对于中国乃至日本等亚洲国家的思想、艺术、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将产生巨大影响。

约公元1192―1333年，日本镰仓时代，贵族佛教和国家佛教逐渐丧失统治地位，这时注重内心信仰的人们，对禅的钟情和强烈兴趣开始重新唤起。与此同时，荣西明庵（公元1141―1215年）传中国临济禅于日本，道元 （公元1200―1253 年）传中国曹洞禅于日本，并由此形成日本禅宗两大流派。荣西明庵和道元两位禅师成为最先将中国禅宗传入日本的佛教大师。他们将中国禅宗发扬光大，在吸收中国南宗的同时，将其运用到日本生活及茶道、武士道等诸多领域，使其成为日本禅宗文化的思想主流。

2. 日本茶道的文化内涵

纵观日本茶道的发展史，我们知道茶道并不是日本传统文化所固有的，而是由中国传入并演绎发展起来的。中国是世界上种茶、制茶、饮茶最早的国度。据战国时代《神农本草》记载，早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期，中国就已发掘和开始利用野生茶树了；从宋代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可知，人工种植茶树的最早记录是在我国西汉。唐代肃宗乾元元年，陆羽的《茶经》深刻论述了当时中国的种茶、制茶和饮茶理论并初具规模和体系。

唐德宗贞元年间（公元785年―805年），日本高僧最澄为学习中国的佛法，来到中国浙江的天台山国清寺拜道邃禅师为师，贞元21年，学成回国，将中国的茶树种子携带回了日本，种植在日本的近江（即贺滋县）台麓山上。这是中国茶种最早传向海外的文字记载。日本茶祖荣西禅师（公元1141―1215）两次来中国研究和学习临济佛法，他不仅对中国寺庙的点茶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对禅院里罗汉贡茶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和研究。后来，他将中国不同种类的茶籽和全套的茶具都带回日本，并完成了对日本茶道形成产生巨大影响的巨著《吃茶养生记》。宋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日本高僧南浦昭明来到浙江余杭径山寺，拜师于虚堂和尚，学成后，把著名的佛教径山的吃茶、斗茶、茶宴等中国文化茶习俗也带回了日本。

传入日本后的中国茶文化，历经几代日本茶人的潜心研究、不懈努力和改革创新，将日常这种简单的饮茶活动升华到了极具内在美和形式美的艺术高度。这种独具特性和审美价值的日本茶道是中国禅宗日本化后孕育出来的一种高度讲究的文化修养，一种新型的文化式样。它在吸取中国禅宗精华的同时，结合了本民族特色，最终形成了体系完整、独具魅力的文化思想，即日本茶道。提出“茶道”一说的村田珠光和尚在参禅中将禅法融入饮茶之中，悟出“佛法存于茶汤”之道，而把茶道技艺提升为艺术的高度，是受中国佛教禅宗思想影响的日本茶道宗师千利休体味了吃茶的“本心”，使吃茶摆脱了外界物质因素的束缚，进而提出了“和、敬、清、寂”茶道“四谛”思想。

从形式上来讲，以“茶汤”为主要形式的日本茶道实际上是一种仪式化的、供奉客人的饮茶之事，是有关饮茶和沏茶的礼仪，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社交手段，只不过经过几代茶人的创新和发展，演变成了以品茶为主的特殊文化现象了。其本质是通过程式化的形式，体现修身养性之品行，增进情谊之目的，研习礼法之效果，并以善心去济度人世。体现日本艺术结晶和文化象征的茶道，它在反映日本人生活起居和准则的同时，也反映了日本的国民性。时至今日，这种方式都在影响着日本国民的日常起居和文化生活。

3. 中国禅宗主张与日本茶道精神的内在联系

日本茶道随着与本土文化，特别是本土皇道文化、神道文化和武士文化的渗透和融合，不论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殊异于中国茶道，蕴含大量“禅”的元素，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成为宗教性质的禅门茶道文化。这就是日本茶道所体现出的“茶禅一味”思想。这也充分体现了日本的“茶道宗教”理念以及有异于中国茶文化的本质属性。

3.1“和”与禅

茶道“四谛”中的“和”是指在整个茶事进行过程中内心情感的一种和悦、具体形式的一种和谐。这是日本茶道整个过程中重要的支配力量。它包括主与客之间的和睦、客与客相处的和悦以及人与自然环境间的和谐。不管是侧重于形式的和谐，还是侧重于内在情感表露的和悦，“和”的精神氛围始终是茶室里的主旋律。从茶事中茶碗的手感、茶室中茶内的熏香以及茶具的摆设看，既要与茶事的目的和氛围相一致，又要与室内的布置相协调，还要与季节的变化相适应。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地位差别和不平等十分鲜明，这就对人的交流相处造成了一定的拘谨和阻碍，只有在茶室中，这种封建等级观念的束缚全都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平等的沟通和交流，赏心的愉悦和自然，这就是中国禅的精神追求和体现。中国禅法提倡地位的人人平等，体现出的是“我心即佛”、“不生憎爱、亦无取舍、不念利益”的真谛，追求的是“和”的境界。这也正与以原始“神道”为根基的日本本土文化相吻合，与日本茶道之“和”相吻合。茶道不仅是禅宗自然观外化的艺术形式，还是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减少纷争，实现内心的宁静与平和，促进社会和谐和稳定的剂。

3.2“敬”与禅

“敬”指的是在茶事过程中相互有礼有节、谦卑恭敬、真诚交往。既体现主客之间的相互谦恭和尊敬，又体现客与客之间的恭敬坦诚。

如，为表达恭敬之意，主人将茶碗端出来给客人喝，只能正面对着客人来把茶端出，客人为表谢意，也尽量避免从正面饮茶带来不恭。茶事中原有的“贵人入口”一律取消，不分贵贱，所有的客人都必须从同一出口自由进出，就连武士的佩刀也不准带入茶室，必须放在室外。客人进茶室后得先对茶室内悬挂了体现茶会主题的字画行礼，来表达客人对主人的尊敬和谢意。日本茶道中，“敬”体现的是“心佛平等”的禅意，是平等敬爱之心，实际上与中国禅宗汉传佛教所倡导的“二部四众、平等互重”的主张是一致的，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皇权贵族，在真如面前，人人都得到尊敬和爱护。禅宗认为人的一切欲望和杂念皆源自“我执”与“自我主心”。要想成佛，就得超越自我，达到无意识的内心自悟。日本茶道它吸取了中国南宗的“心佛平等”主张，融入了“心佛归一”的精神，并加以提炼和升华，促成了“敬”的思想情感的形成。由此可见，在追求人的平和敬爱方面，中国禅宗和日本茶道的主张是一致的。查阅日本茶道文化史，我们可以看到“一座建立”，指的就是茶事活动中，人人平等，相互尊重，共创和谐茶室的理念和氛围。

3.3“清”与禅

“清”指的是茶事活动中茶室茶具的整洁和干净。它既是对茶室内部装饰物品的描述，也是对茶室外部自然环境的表达，同时也是对饮茶者心灵纯净的要求。茶室庭院茶人经常要清扫，保持整洁干净。而茶室内部更要窗明几净，一尘不染。室外环境鸟语花香、清幽逼人。室内环境娴静幽美、朴素典雅。茶人们心灵恬静，无私心杂念，面对滚烫的茶水，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茶事表演。由此洗净身外的污浊，实现心灵的纯净和美丽。这种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它既是日本茶道通禅的一种化境，也是禅宗自然观的一种体验，同时也是茶道特有的审美情趣。一代宗师千利休在他的《南方录》中写道：“茶道就是要在茶室中实现清净无垢的基础上，创造出一个理想的社会。”千利休所说的“清”，实际上是指人该“拂去浮世俗尘”之意。既要清除人身上的尘埃，还应洗涤心灵的尘埃。日本茶道的“清”体现的是用独特文化式样所表现出来的“物我合一”的禅宗意境。禅宗的“禅”意为“静虑”，可见“清静”是禅宗空无观最明显的特点之一。禅宗认为只有“本心清静”，才能“物我两忘”，只有清除干扰、清心静虑，才能 “梵我一如”。

3.4“寂”与禅

“寂”是日本茶道最高美学境界，也是日本茶道最根本的精神内涵，它要求茶人们摈弃欲望和凝神沉思，达到一种宁静、幽闲和幽雅。它鼓励茶人们将世间欲望和凡尘俗世统统抛开，保持思维的独立和完整，获得更多拓宽想象的空间和新的启迪。在梵语中，“寂”为“静寂”、“和平”、“静稳”之意。在佛典中，“寂”为“死”、“无”、“涅般木”之意，可以理解茶人或禅者在人死后，自然而然地进入无色无声的“皆无之域”之境界。这里没有色彩、没有声音，甚至无我。“死”是“无”的世界，同时，也是“有”的根本和源头。人世间那种凤凰涅的希望其实它源于佛教的轮回思想。就像坡先生所云：“无一物中无尽藏，有花有月有楼台”。“寂”是“四谛”中体现出的最高层面的禅宗法则。它倡导人们无论世间如何纷乱都要秉持一种谦虚做人、坦荡无私的心寂。如果心有杂念人生既不会圆满，也不会闲寂。这和中国禅宗的“物我两忘”同出一辙，所表达的情感是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禅境。正是基于这种禅境的空寂体悟，茶人们和禅僧才能将有色的大千世界悟至枯淡闲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达到一种清静无我的境界。禅宗和“四谛”是日本茶道统一的精神所在，“禅”的精神境界与“四谛”的精神内涵一脉相通，浸润着禅宗出世思想的茶道文化已成为人们追求精神超脱和心境恬静不可或缺的心灵寄托与媒介。

4.结束语

日本茶道文化从一开始就与中国的佛教禅宗有着不解之缘。中国茶文化和禅宗文化传入日本后，经过日本民族多元文化的相

互交融、演绎、发展，禅宗成为了日本民族的生命哲学，茶道成为了日本民族的生活艺术，正是有了中日禅僧对中国饮茶之风的发现、引进和发展，才有了日本的茶道文化，才使得中国禅宗与日本国民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息息相关而历久不衰。正因为日本茶道吸取、融汇了中国禅宗的精髓，才形成了日本茶道文化“和、敬、清、寂”的精神内涵和独特的审美价值文化，才有了“茶禅一味”的日本茶文化现象，才使日本茶道有了生命的支撑，有了艺术的高度。日本茶道与中国禅宗密不可分。

[参考文献]

[1]李红.和敬清寂 茶禅一味[J].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13（2）：132―136.

[2]焦毓芳.论日本“茶禅一心”的必然性[J].日语学习与研究，2014（1）：89―95.

[3]蔡荷.茶道中的哲学意味[J].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4）：36―39.

[4]陈文华.人心需静，以茶通禅，由禅悟道[J]. 农业考古，2014（2）：235―238.

第2篇：禅茶文化论文范文

茶文化如茶道、茶艺、茶俗、茶礼之类清新淡雅的片断是人类悠久流长历史中沉淀下的一朵瑰宝，大唐盛世在政治经济文化的推动下，茶文化在社会发展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论文主要从茶的起源、发展及文化的形成过程和内容，研究其作为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内涵及对其他领域的连带作用，引起人们以对本民族文化的共鸣。唐朝是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最鼎盛的时期，因而对茶饮文化发展有强大的推动作用。继而出现的陆羽《茶经》等文字著作是对茶文化发展从饮食到文化的高度总结和精神文化的集中体现，茶叶的种植、采摘、加工、烹煮、品饮乃至于茶具、习俗，使茶文化从纯技艺升华为精神文化，并集中体现在茶道文化这一次生的文化形式，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流芳全世界。

关键词：

唐代；茶文化；茶经

1.绪论

茶文化广义上包括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即茶具、茶馆、运茶、制茶、茶道、茶政、茶礼、茶艺等等，而狭义的茶文化则是指其人文科学内容。而本论文则从广义的方向入手来研究中国唐代社会经济对茶文化的推动以及茶文化对后世之影响。从茶物质开始，在延伸至与其相关的人文精神素养。“茶文化是茶的物质产生和饮品利用过程的物质、记忆以及形成精神的成果的总和，其内容包含物质层面，技艺层面和精神层面。”[1]随着唐代疆域的扩大，饮茶文化也逐渐从南方传播开来。直至边疆地区，对后世在经济、文化、名俗乃至于民族融合上影响深远。如唐代有言：“自邹、齐、沧、隶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2]可见，饮茶、贩茶在唐之前已经广为流传与普及。饮茶的起源可追溯到夏商周时期乃至上古，唐代以前并无“茶”字，只有“荼”的记载。茶圣陆羽首先提出了茶的起源是“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而至于全民品茶，论茶，斗茶，将茶发展出其专属的文化品位，则源自于唐朝，它起到了加强经济、融合文化、丰富艺术、促进交流、开源国库的作用，有着无法预计的社会提升作用和效果。

2.唐代社会经济对茶文化的推动

秦汉之际，中华民族的祖先饮茶始于药用。有言“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3]“荼”即古代的“茶”（《尔雅》记载）。南北朝时佛教兴起为茶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随着文人饮茶之兴起，有关茶的诗词歌赋日渐问世，茶已经脱离作为一般形态的饮食而走入文化圈，起着一定的精神、社会作用。到了唐代，随着国力、经济的大力发展，中西方交流日益增多促成了茶文化的发展条件。安史之乱后，虽然经济有所动荡，但茶文化的发展趋势仍未受到影响。正是在这种多元的文化氛围下，茶饮文化正式的开始了发展和壮大。由此，茶叶贸易，贡茶制度，茶书著作，茶禅联系都蓬勃发展起来。

2.1唐代茶叶贸易的盛行。

白居易《琵琶行》有言：“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浮梁是唐朝疆域里最东南的一个集散地，经济交易十分频繁。唐中叶以后，由于交易的经一步推进，使得茶叶文化从南向北扩散，呈网状结构覆盖全国。陆羽在《茶经》中更是罗列了无数的产茶州县，现阶段已经明确知道的茶业产区已有四川、陕西、湖北、云南、广西、贵州、湖南、江西、江苏、浙江、安徽、河南等十四个省区，覆盖大江南北。这样的网状结构，在唐代这样的广泛交流时代，为茶叶的传播和茶风的普遍化提供有利条件。

2.2贡茶制度的施行。

由唐代开始，朝廷开始在名茶产区设立贡茶院，由官府监督。当时最著名的贡茶院设在湖州、常州以及顾渚山等地。每年清明前，都需将上好的明前茶上贡至朝廷。贡茶制度劳民伤财，每次运输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时间，有其负面性。但另一方面该制度确实对茶叶质量的提升意义非凡。皇家饮茶习惯的发展带动民间饮茶消费，当时宫廷里产生的许多新兴茶饮模式成为民间习俗的风向标。自唐代开元以来对茶的需求量不断增加，甚至在产茶地设下御用制茶场。此外，唐代朝廷增收茶叶税加以立法管理，也促成了茶文化的蓬勃发展。

2.3茶书发展及流传。

唐代社会经济推动茶文化发展的标志性产性—茶书兴盛，对茶文化系统理论性研究愈加广泛。自公元七六〇年左右茶圣陆羽所著《茶经》问世以来，陆续撰写了《茶记》、《顾渚山记》等卷，系统介绍采茶、制茶、煎茶、饮茶之法并分列等级[4]。《新唐书-陆羽传》记载：“羽嗜茶，着经三篇，言茶之源、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以。”[5]另外诗僧皎然、张又新、温庭筠等著作《茶诀》、《煎茶水记》、《采茶录》、《十六汤品》、《茶述》、《茶学大典》、《茶谱》等较为著名。这些茶书将饮茶学问详细地论述，更加推动茶经济贸易的发展。

2.4茶禅关系的发展。

由于茶味先苦后甘，与禅境十分相像，故自东晋后，饮茶便被列入禅规之中[6]。僧徒行踪遍布全国，也使南方饮茶之风传播到北方。茶对于僧人而言，其妙用在于精神层面，茶道所言清雅、宁静、和谐、自由俭德等精神领悟与佛法之六度五戒暗暗相合。喝茶既可以通晓茶品、体验自然、又可以通过观茶色品茶味，识解佛性。总而言之，其共同特点在于，领悟自然的神妙。[7]同时，寺庙因为其清幽雅致、古朴无华的环境，成为了文人墨客与僧人进行儒释文化交流的绝佳之地。这些活动与交往，扩大了茶文化的传播。[8]

3.茶文化对饮茶物品贸易的带动

《茶经》对采茶天气、制茶工序、煮茶用水、品茶方法等的详细说明，[9]明确了茶文化除茶叶贸易外，还存在饮茶物品的交易。其中所列的饮茶器具总共有二十八种，并称为茶器。而采茶所用器具则称为茶具。唐代茶器可分为两类，一种是陆羽所言，乃文人学士所用。二是在陕西出土的金银、秘色瓷、琉璃茶器，乃是皇室王孙贵族和宫廷所用。比如风炉、水方、碗、札等，平时并不一定要用全套茶器，但最好还是备齐全套，否则，“茶废矣”。

4.结论

在唐以前一千多年里，茶饮文化经过了漫长的孕育期，在唐朝国富力强的时代以空前的速度发展起来，极大的影响了后世经济、政治、文化、艺术，甚至人民的想观念和意识形态，除了与饮茶实物的贸易外，茶文化在茶馆、家庭消费等奠定了不容忽视的基础，迄今不衰。茶饮已逐渐艺术化，国际化。

作者：光梓宜 汪翔 单位：西安交大附中 安徽大学

参考文献：

[1]《论茶文化的理论与实践》，郑永球

[2]《封氏闻见录》，[唐]封演著，《雅雨堂丛书》本

[3]《茶经》，[宋]陆羽著，1956，百部丛书集成，艺文印书馆出版

[4]《神农本草经》，作者不详，约成书于秦汉时期

[5]《新唐书-陆羽传》北宋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等合撰

[6]《饮茶与禅修》，沈柏村，国立国父纪念馆馆刊，2000.5

[7]《中国唐宋茶道》，梁子著，1997，陕西人民出版社

第3篇：禅茶文化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茶饮”史话

 

茶与可可、咖啡并称为世界三大饮料。在这三大饮料中，只有茶的故乡在中国。种茶、制茶和饮茶都起源于中国。但茶叶在中国成为一种普遍的饮料，并进而走向世界却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历史岁月。

中国对茶的饮用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神农氏时代。相传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先祖神农氏创立了医学。为了帮助人们战胜疾病，他通过遍尝百草来识别和了解药性，寻找治病的药草。有的草会含有毒性。据说有一日他尝了72种毒草，中毒72次。但是他都通过饮用一种神奇的药草而化险为夷。这种神草名叫“荼”。“荼”就是后来的茶。茶在古代还被称为“茗”，“皋芦木”。从这个传说看，中国人开始认识茶树及其药用功能已经有5000余年的历史了。

从文字记载的历史来看，我国先民发现茶也有二、三千年的历史了。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

中就有了“采荼薪樗”的诗句了。意思是说农夫们采摘茶叶，砍柴为薪。世界上饮茶，种茶起源于中国，那么中国的茶树栽培和饮用又起源于那里呢？研究表明，它起源于巴蜀地区人文历史论文，即今天的四川一带。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认为：“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东晋《华阳国志·巴志》上记载：“就丹、漆、荼、蜜……皆纳贡之。”意思是说古代四川向中原地区交纳，丹药，油漆、茶叶、蜂蜜等当地特产。从地名学来看，蜀国在古代又称为葭萌郡。葭萌是古蜀人对茶叶的一种称谓。因此葭萌郡的意思是茶郡之意，即生产茶的地方论文服务。历史记载，西汉时巴蜀一带便已经饮茶成风。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茶具出售。茶具的市场化正是茶饮普及化的表现，也是茶饮民间化、群众化的结果。

三国两晋时期，饮茶之风在中国的范围日渐扩大。特别是当时的文人更是把以茶待客作为交往的一种重要方式。正是由于文人们的参与，中国的茶饮很快发展演变成茶艺，并进而形成独特的中国茶文化。到了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盛行，和尚坐禅破睡，饮茶发挥了独特的功效。因此各地的寺院开始大量种茶和饮茶。饮茶之风也就随之盛行开来，当时的人们称“茶佛一味”。唐朝时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顶峰，社会经济的空前繁荣也推动了茶饮之风在世界范围的流行和传播。世界历史上第一部，并且也是最重要的一部有关茶饮的学术专著，陆羽的《茶经》就在这一时期问世。为了纪念陆羽在推动中国茶文化方面的独特贡献，人们把“茶神”的桂冠送给了他，并将他供奉在官府的茶叶库和民间的茶肆之中。自唐以后，茶饮之风不但在中国大行其道，并成了人们一种流行的生活方式，而且随着各国商人，使者纷纷前来唐朝进行商贸和文化交流，而将茶饮之风也带到了世界各地。中国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确切讲来应该称为“丝茶之路”，因为茶叶也是当时商贸交流的重要商品。中国的近邻日本茶道之风更是盛行。据说唐朝时日本高僧最澄来中国求佛，回国时将中国的茶籽带回日本，进行种植并获得成功人文历史论文，从此日本人也开始有了饮茶的习惯，并将中国的茶艺技术发扬光大，形成了在今天仍然风靡全日本的具有大和民族特点的日本茶道文化。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现在中国人饮茶已不但是为了解渴、保健和提神，而是将茶饮当作一项高雅而又精致的艺术生活来看待。茶除了它的实用功效外同时也富有欣赏情趣，可以陶冶一个人的情操。中国人饮茶注重一个“品”字。品茶不但能鉴别茶的优劣，更带有神思遐想和通过茶因所产生的情趣。在百忙之中泡上一壶或浓或淡的茶，择雅静之处自斟自饮，或与朋友对饮，不但能消除疲劳涤烦益思，振奋精神，还可以在细啜慢饮之中，得到美的享受，使精神境界提升到一种高雅艺术境界之中。正因为茶饮的这种功效它特别受到历代文人墨客们的青睐和追捧。也正是他们的参与，使茶饮已变成了国人的一种文化行为。品茶待客成了我们生活中一项高雅的娱乐和社交活动。

第4篇：禅茶文化论文范文

茶，于好茶之人而言，不单是杯中之物。茶可生津，其味芬芳，饮后令人神旺，旧雨新知，亲朋好友，品味香茗，谈兴自浓，可以名副其实地口角生香。这种私人之间的茶话。才是真正的赏心乐事。

Suntea学的是造型设计，也就是一般人所说的学院派。其实，她个人倒是比较学院派的，因为她认为有良好扎实的理论基础才能有更高的审美高度和创造力。上班时，没有太多的野心，和所有的上班族女生一样，梦想着有自己的一个小店，过着挣挣小钱就满足、自由自在而且没有太多压力的生活。小店最好经营自己原创设计创造的东西，有一群和自己审美相似、兴趣相投的好朋友……这个梦想一直到八年前，和先生一起开设原色小茶室之后才得以实现，不过小店设计出售的却不是之前所想的生活用品。而是茶品，以及后来延伸的――茶陶。

和所有爱茶之人一样，玩茶的同时，Suntea也关注和研究茶器。建盏作为茶器的至高审美器皿，且是福建的特色文化，也当然成了她的首选。认识建盏应该是在学生时代，但真正认识它的美，却是在玩茶后的近些年。玩过众多的陶瓷茶具之后，觉得建盏的深遂内敛及精深的文化底蕴吸引着她，它的魅力远远超过其它陶瓷茶具。建盏内敛而朴素的特性很符合茶人，只是现代茶人的心燥了，难以发现它的美。

较之玩茶，Suntea对建盏的痴迷可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迷是在客观的、有自己独立审美及理论基础指导下的。建盏断代近千年。国内几乎找不到与它相关的资料，唯有厦大叶文程老先生的《建窑鉴定与鉴赏》可供参考，但书中说得较多的是对古建窑的认识与欣赏，对于现代建盏的描述较少。要全面了解建盏，Suntea就必须清楚建盏过去的故事、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古人的审美情趣、窑烧条件及窑烧技术。关于古建盏的一切，她都想知道……于是，闲暇之余她远赴建窑古址，找寻宋代建窑古址中的标本。对照着一些专家的陶瓷学术论文，翻出学校时的教科书，让家人从日本买回与建盏相关的资料。这个过程，收获良多，也因此结交了不少和她一样喜爱建盏、喜爱传统的中国茶文化的一群朋友。尽管大家在全国各地，但是网络的便捷使得他们可以无阻碍地交流心得，分享收藏的乐趣。

刚刚迷上建盏的Suntea时常独自一人拿着数只建盏在茶室外的小公园里，在大树下独自品赏。阳光透过树叶斑驳地落在盏上，树影随风摇曳，光在变，盏中折射出的光斑也在变……这种美带来的幸福无以言表。细细品赏着不同时期、不同作者的建盏。的确令人着迷：在不同的光线下，建盏多层次的斑会折射出不同的光感。

原色的盏痴们

在原色，你会看到这样一个“怪异”的景象：几乎每个人手上都抱着一二只黑乎乎的小碗，站在茶室外的小公园，对着光，转来转去，交流着，让人觉得神秘兮兮。还是百思不得其解。一只黑乎乎的小碗，在他们眼里全是一样有什么好看的?

原色的盏痴们会告诉你，刚迷恋建盏的人们都有一种强烈的分享欲：觉得好的东西应该与朋友分享，尤其是像建盏这样“藏而不露”的魅力，定要有一位虔诚的布道者。他们的通病就是：时而拉着身边的朋友们一起欣赏，时而给他们讲建盏的故事，时而要公布自己的“重大发现”。当然这样的炽热的行为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捧场的，面对朋友的不理解或是周遭有些异样的眼神，盏痴们总会有一些失落和感叹，但他们最终会明白，一切得随缘，亦终于明白古人为何称建盏是参禅的利器。真要有一颗平静的心，才能发现它的美。这是一种心灵的修为，与茶极其相似。但是否将这种发现传达给更多的茶人，又如何传达?在相继遇见志同道合的茶友之后，他们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美好的东西并不需要刻意的推崇，自己只是很顺便地踏在了茶人与艺人的中间，自然而然地起到了一个桥梁的作用。就如Suntea所说的，有时也觉得自己像翻译，将这种美的语言解释给更多的茶人。

第5篇：禅茶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旅游资源；区域比较；大别山区域

中图分类号：F5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4）05-1235-06

一地的旅游开发很大程度上与周边区域存在密切的空间互动关系，做好区域比较研究，有助于清醒认识旅游发展现状，把握旅游资源总体情况；认识周边地区旅游资源的不同特点，从而对各自区域的旅游发展准确定位；有利于发现自身资源的个性与特色，突出资源开发的重点与亮点[1]；有助于旅游开发区域协作，优势互补，联合发展，这也正是区域比较的最终目的。

近年来，大别山旅游开发及其研究急剧升温，且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据《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指出，大别山以一个整体区域与全国其他10个连片特困地区一起作为今后10年国家扶贫开发的主战场，将获得特殊支持，由国家旅游局牵头编制旅游规划。近三年鄂豫皖三省全国政协委员持续联名提案，呼吁将“大别山区振兴”上升为国家战略。程广华[2]、刘汉成[3]、罗芳等[4]运用区域旅游相关理论，结合大别山区域旅游现实基础分析，提出大别山区域旅游合作与发展的战略对策。李月华[5]、刘宏明[6]、陈丽军等[7]众多学者对大别山区域内的某一县市旅游发展进行研究或对大别山区域内某一种特色旅游资源开发进行研究，均体现出区域协调联动、通力合作开发的思想。大别山过去的独自为政的旅游开发和各抒己见的讨论研究发展到基本定型阶段，目前开展区域旅游资源的比较研究和联动开发更有适用性和针对性。本研究旨在为大别山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选择。

1 大别山区域四市的界定及其基本情况

1.1 大别山区域四市的界定

大别山位于我国东部地区，东西绵延约380 km，南北宽约175 km，是长江和淮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横跨安徽、湖北、河南3省，现有45个县（市、区），总面积约8万多平方公里，总人口3 400多万人。

由于随州隶属于大别山区域的旅游资源等级低、数量少，而黄冈、信阳、安庆、六安四市辖区全部包含在大别山区域内，四市的国土面积69 689 km2，占大别山全域面积的90%左右，四市的人口总量2 933万人，约占大别山全域人口总量的87%，黄冈、信阳、安庆、六安四市是大别山的核心区域，故本文选取此四市进行旅游资源的比较研究，其区域的层次和级别同级，旅游产品同级，具有很强的可比性（表1）。

1.2 大别山区域四市的基本情况

大别山位于南北交界，不仅交通便捷，人文风情独特，而且旅游资源丰富多样，组合度良好。黄冈、信阳、六安、安庆市是大别山最核心的四座城市，风格显著，各具特色。黄冈市地处湖北省东部，位于楚头吴尾和鄂、豫、皖、赣四省交界，与湖北省会武汉山水相连，是武汉城市圈的重要组成部分。信阳市地处河南省南部，区位优越，交通便利，是全国交通枢纽城市，且山川秀美，生态良好，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被誉为“北国江南”，“江南北国”。六安市位于安徽省西部、大别山北麓，为“上古四圣”之一皋陶后裔之封地，是大别山的中心城市，也是我国沿海辐射中原的战略要冲。安庆市位于安徽省西南部，大别山东部，长江下游北岸，是长江沿岸著名的港口城市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有“万里长江此封喉，吴楚分疆第一州”及“八省通津”之美称，素有“文化之邦”、“戏剧之乡”、“禅宗圣地”的美誉。

作为一个集山区、老区、贫区、传统农业区为一体的特殊地区，大别山区域经济总量较小、基础设施薄弱、经济发展协调性不够，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2012年我国人均GDP为38 852元，四市均低于全国水平。按从高到低的顺序，四市2012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依次为安庆、信阳、黄冈、六安，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依次为安庆、六安、信阳、黄冈，农村人均纯收入依次为信阳、安庆、六安、黄冈，说明安庆和信阳二市经济发展较黄冈和六安好（表2）。

近年来，各级政府对大别山经济社会发展的日益关注，大别山旅游业呈现出健康、持续、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2012年六安市国内旅游人数达到3 100万人次，增长26.7%（全国增速10%），旅游总收入248亿元，比上年增长28.2%（全国增速14%）。全年接待海外游客79 622人次，增长20.7%；其中，旅游外汇收入6 890万美元，增长21.2%。这两项指标全国总体并无增长。大别山旅游业后发优势显著，增速远高于我国当年旅游业总体发展速度。大别山四市2012年国内旅游人数从大到小依次为安庆、六安、信阳、黄冈，而旅游总收入依次为安庆、六安、黄冈、信阳，对于、全年接待海外游客的数量和旅游外汇收入依次为安庆、六安、信阳（由于数据过小，黄冈没有独立统计海外游客数量，黄冈和信阳均为独立统计旅游外汇收入），由此可知，四市中安庆旅游业的发展现状较好，其次为六安，信阳和黄冈则较差。

2 大别山区域四市旅游资源比较

区域比较是地理学一切研究方法的基础，国内外地理学研究采用此法者甚多。旅游资源的区域差异比较在我国的研究已经从经历了单纯的定性描述，到缺少横向可比性的主要旅游资源评价，再到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方法。学者高言铃[8]、张洪等[9]均根据人文类、自然类和综合类三个类别选取研究地内相对较高级别的旅游资源，采用绝对数量、人均密度和地均密度的指数法和位序得分排列法，对研究地的旅游资源丰富程度和竞争力强弱进行比较研究。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大别山区域四市实际，采用以下指标和方法进行研究。

2.1 指标的选取

由于大别山区域四市地域范围较大，旅游资源丰富多彩，单体繁多，资源单体的调查、选取指标体系、建立比较系统难度较大。再考虑到旅游者在大尺度旅游空间决策行为中表现出倾向于选择级别较高旅游点作为旅游目的地，旅游者也大都流向内地的中心城市，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而更多级别较低的旅游景点对游客的吸引力不大[10]。且高级别旅游景区景点依据世界或国家有关规定，按照统一标准，由政府或主管部门审批，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可比性。目前大别山区域四市还没有世界遗产和世界生物保护区等世界级资源。鉴于以上原因，在结合本地资源特点基础上选取自然类、人文类、综合类三个大类以及4A级及以上景区和红色旅游资源两个特殊大类进行比较，共11种主要旅游资源，分别为：国家自然保护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镇）、国家风景名胜区、国家级水利风景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表3）。所选主要旅游资源有不少是重合的，即一种旅游资源多重身份的现象，这种重合是旅游资源品位高和多宜性的客观反映[11]，会对评价结果起到加强的作用。

从五大类来看，四市人文类旅游资源共有54处，数量为五大类之最。全国4批353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四市共有7个，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国两批249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四市就有18个，这跟四市历史悠久且处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不无关系。此外，共49处的4A级及以上景区中4A级就有47处，而5A级仅2处（六安市和安庆市各1处），黄冈市和信阳市目前仍处于空白，可见四市景区的综合吸引力强度仍较弱。将四市独立来看，每个市仍然是人文类旅游资源数量最多。将四市比较而言，自然类和人文类主要旅游资源安庆市最多，综合类和4A级及以上景区六安市最多，红色旅游资源数量最多的是黄冈市，11种主要旅游资源的总数六安最多，信阳最少，安庆和黄冈处于中等且数量相当。与表2旅游经济指标对比可知，资源数量与旅游经济发展无明显正相关。

2.2 比较方法

第一步，为消除面积、人口因素对旅游资源评价产生的误差，先根据四市旅游资源绝对数量、面积和人口，计算出每种旅游资源的地均密度和人均密度。其表达式如下：

ys=T/S（1）

yp=T/P（2）

其中， ys为地均旅游资源密度，yp为人均旅游资源密度，T为旅游资源总量，S为地区总面积，P为地区人口总量。

第二步，为消除量纲，方便比较，利用已计算出的旅游资源的绝对数量、人均密度、地均密度数据，继而采用指数法来求出每大类中每种旅游资源绝对数量指数、地均密度指数和人均密度指数。

δx=[■]×100（3）

δx是指本组中排序第x位的指标指数值，f（no.1）是指该组中排序第一旅游资源量化指标值，f（no.x）为本组中排序第x位的旅游资源量化指标值。

以国家自然保护区为例，信阳市3处，数量最多，设定其数量指数为100，黄冈、六安和安庆均为1处，则计算得数量指数均为33。信阳市国家自然保护区的地均密度为1.59处/万km2，黄冈、六安和安庆每万km2分别为0.57处、0.56处和0.65处，信阳市在各旅游区中国家自然保护区地均密度指标排序第一，地均密度指数100，计算的黄冈、六安和安庆的国家自然保护区地均密度指数分别为36、35、41。其他类型密度指数依此类推。本评价体系共11个主要旅游资源的基本类型，每种旅游资源3个量化指标（数量、地均密度、人均密度），共33组量化指标。指数越大，旅游资源越丰富。

第三步，依据指数得分高低对以上五种类型的旅游资源进行综合排序，对四市的旅游资源进行相对比较。

2.3 比较结果

由表4中大别山区域四市主要旅游资源指数计算结果可知：

黄冈市五大类旅游资源指数累计分值中最高和最低的分别是红色旅游资源（548）、综合类旅游资源（108），表明黄冈市红色旅游资源最丰富，综合类旅游资源最少有。黄冈市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指数小计为300，是本市也是四市中丰富程度最高的。而国家5A级旅游景区、国家风景名胜区指数小计均为0，是黄冈市的空白。

信阳市五大类旅游资源指数累计分值中最高和最低的分别是自然类旅游资源（580）、主要4A级及以上景区（70），表明信阳市自然类旅游资源丰富程度最高，而主要4A级及以上景区最缺少。信阳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指数小计为300，是本市也是四市中丰富程度最高的。而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镇）、国家5A级旅游景区指数小计均为0，是信阳市的空白。

六安市五大类旅游资源指数累计分值中最高者为4A级及以上景区指数累计（560），表明本市旅游资源等级较高，且较高等级者丰富，其他四大类型丰富相差不大。六安市11种主要旅游资源中有三种指数小计均达到300，分别是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国家级水利风景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它们是本市也是四市中丰富程度最高的。国家风景名胜区指数小计为0，是本市的空白。

安庆市自然类旅游资源指数累计720、人文类旅游资源指数累计600，本市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都非常丰富，且自然类更甚，分值远远高于其他三市，可见四市中安庆市旅游资源极为丰富。

安庆市11种旅游资源中有六种指数小计均达到300，分别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镇）、国家地质公园、国家森林公园、国家风景名胜区，这六种在是本市也是四市中丰富程度最高的，再次说明了安庆旅游资源在四市中的绝对丰富地位。安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指数小计为0，说明安庆市旅游资源也存在自身的弱项。

从表5中大别山区域四市主要旅游资源指数得分排序（可知，安庆市总体旅游资源最为丰富，其次为六安市，第三为黄冈市，最后为信阳市。无论是自然类、人文类还是综合类，安庆市指数得分值均排名第一位，这三类旅游资源丰富程度最高的城市都是安庆。安庆市较弱的是4A级及以上景区，最弱为主要红色旅游资源，今后应加强旅游景区的开发和建设。

六安市4A级及以上景区丰富程度最高，黄冈市主要红色旅游资源指数排名第一，说明六安市旅游景区建设方面做得最好，黄冈是大别山红色旅游区中红色旅游资源最为丰富的城市。六安市的人文类、综合类和主要红色旅游资源均排序第二位，最差为自然类资源，四市中排名第四。

信阳市除自然类排序第二以外，黄冈市除排名第一的红色旅游资源外，其他资源排序这二市均排在第三和最末尾，旅游资源总体丰富程度较其余二市差。

3 结论

比较可知，四市旅游资源的总体丰富程度高低依次为安庆市、六安市、黄冈市、信阳市。安庆虽为旅游资源最为丰富的城市，但作为大别山红色旅游区核心城市之一，其特色不足，且景区等级有待提高。六安市旅游总体质量中等，且自然类资源丰富程度最差，然景区建设程度较高，值得借鉴。黄冈市资源丰富程度一般，景区建设程度也不高，却是四市中最“红”的城市。信阳市资源丰富程度和景区建设均最差，自然类旅游资源较为突出。

安庆和信阳二市经济发展较黄冈和六安好，以上结果与四市经济发展情况对比，可知经济发展与旅游资源丰富程度之间的关联性不高。安庆和六安旅游业发展较信阳和黄冈好，四市旅游资源的丰富程度高低排序甚至与四市旅游总收入排序完全一致，可见旅游资源的丰富程度与旅游业发展呈现高度关联。

结果表明，旅游业发展要以旅游资源为基础，大别山连片集中开发已为大势所趋，基于现有旅游资源条件，准确定位旅游资源开发方向和旅游业发展目标，促进区域合作、联动开发是本文进行比较的最终目的。基于大别山四市主要旅游资源比较的实际状况，各城市旅游业发展可采取以下思路：

安庆市在自然、人文和综合三个大类旅游资源上的丰富程度最为平衡且整体竞争力最强，可依托天柱山和黄梅戏两大老品牌的基础上，打造花亭湖等多个新品牌，并与大别山其他地市的品牌产品进行组合，促进复合性旅游目的地的建成；六安市综合类旅游资源，尤其是水利旅游资源及红色旅游资源在四市占有明显优势，因此可集中优势资源树立水利资源品牌和联合四市打造大别山红色旅游品牌旅游区的发展；黄冈应深度挖掘大别山区域各市的相近因素和红色旅游资源的内涵，促进区域联合，力争通过深度联动开发把黄冈建设成全国著名红色旅游品牌，树立大别山红色旅游的龙头；信阳可充分利用自然旅游资源，利用鸡公山和茶文化品牌，发展生态旅游、休闲度假旅游，提高旅游产品的品味，展现信阳山水文化的魅力，将其打造成为成为国内外知名旅游胜地。

总之，大别山区域四市应立足于各自的定位，充分发挥旅游资源优势，以红色文化为纽带，加强区域旅游联合，增强区域整体影响力和竞争力，打造全国著名的大别山旅游品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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