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周记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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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上海周记范文
1、最终结局：牧云笙和穆如寒江都成为了皇帝。牧云笙对皇位并不是那么在意，不管谁当皇帝对他而言都可以，只是他的帝王命不是说改就能改的，当然穆如寒江亦是如此。
2、牧云寒和牧云陆战死，只有牧云合戈和牧云笙其中一人能登上皇位，然而牧云合戈被人刺杀身亡，所以牧云笙成为了大端的皇上。
3、可牧云栾并不甘心，于是和牧云德联手攻打天启城，但最后还是不败而亡，另一边穆如寒江也回到中州，盼兮走了牧云笙也无心朝政，于是把皇位传给了牧云涣。
4、当牧云笙走后大端分裂变成了东端和西端，东端依然是牧云氏的地盘，而穆如寒江则在西端称帝，所以说牧云笙和穆如寒江都当了皇上。
（来源：文章屋网 ）
第2篇：上海周记范文
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质子重离子中心，地处上海浦东新区国际医学园区内，是国内第一家、全球少数几家同时拥有质子和重离子放射治疗技术的医疗机构，在中国的医疗科技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质子重离子何以被媒体称为“治癌利器”？医院如何确保质子重离子的医疗质量安全？在质子重离子医院开业一周年之际，记者带着这些问题走进了这家高科技医院。
设备“高精尖”
近年来，恶性肿瘤发病率在我国呈持续上升趋势，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早在1998年，上海市委、市政府就已开始关注国际医疗界“粒子放射治疗肿瘤”这一前沿技术，并于2003年开展了引进相关设备的调研及论证等工作。在经过大量缜密的考察和科学严谨的论证基础上，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项目于2009年正式开工建设，并于2012年1月顺利完成基建工程。此后的三年中，医院陆续开展了设备调试、运行检测、临床试验等各项准备工作，最终于2015年5月份正式开业运营，质子重离子治疗技术投入临床应用。
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院长郭小毛告诉记者，目前国内肿瘤放射治疗采用的是光子放疗技术，相较于传统的光子放疗，质子重离子治疗具有毒副作用轻微、肿瘤控制率高及适应证范围广三大特点，因而被誉为“治癌利器”。凭借质子重离子射线所独有的放射物理学（布拉格峰）及放射生物学特性，能够对肿瘤病灶进行精准照射，在对肿瘤细胞产生强大的杀灭效应的同时，有效减少对病灶前后正常组织的损害。
据介绍，医院的核心设备是一套高精尖的质子重离子系统。该套设备由离子源、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治疗室等部分组成，并配备笔形扫描技术和呼吸门控技术，可以分别产生质子和重离子两种不同的射线，针对运动肿瘤的照射能做到精准治疗。
离子源是一种使中性原子或分子电离，从中引出离子束流的装置，例如可以分别从氢气和二氧化碳中分离出氢离子和碳离子；直线加速器是提供给离子巨大初始速度和能量的装置；直径21米的同步加速器是整套设备中最为核心的部分，这是一种在特定环形轨道上，用高频电场加速电子或离子的环形加速器装置，在这一设备中，质子和重离子最终将被加速到光速的70%，而后被导出到治疗室内，应用于患者治疗。这套设备共配备四间质子重离子治疗室，其中三间为水平束流治疗室，一间为斜45度治疗室。
郭小毛表示，根据国外同类机构数据，质子重离子对治疗早期实体肿瘤疗效显著。且由于其无创性的特点，对于年龄较大、不耐受手术或是肿瘤病灶部位毗邻重要脏器、手术难度较大的患者，采用质子或重离子治疗也具有较好的疗效。
通过对35例临床试验患者的观察和随访发现：经质子重离子治疗后，患者在肿瘤退缩、症状改善等方面都有较好体现。其中一例肝细胞肝癌患者，经40GyE/4次的重离子照射后七个月随访显示，肿瘤已完全退缩，病灶处纤维化，患者目前已开始从事工作；另一例脊索瘤患者，肿瘤病灶压迫视神经，导致患者双眼视力下降，且右眼睑下垂伴有头痛，经70GyE/35次质子照射后，目前患者症状缓解，双眼睁开且视力恢复至1.0。
术业有专攻
在新设备、新技术投入临床使用的初期，医疗质量和安全是对临床工作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要求，无论诊断还是治疗都要一丝不苟。质子重离子医院本着“对患者负责、对社会负责”的态度，将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作为临床工作的核心要求。
为此，医院成立了临床技术委员会，对现阶段开展质子重离子临床治疗的收治病种、收治流程和适应证，严格按照诊治程序进行规范，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临床诊疗体系。同时，委员会严格执行医疗质量管理核心制度，实行院、科、组三级质量管理，由委员会主任、放疗科主任、诊疗组长分别担任质量负责人，通过医院的信息化系统，对诊疗全流程进行远程监控。
郭小毛表示，鉴于质子重离子治疗技术在国内尚无成熟经验，遵循肿瘤诊治的多学科综合协作原则，对于确定使用质子重离子治疗的肿瘤患者，医院将组织放射治疗科、放射物理科、核医学科、影像诊断科、门诊部、护理部的专家，根据患者具体病情、病症，如患者肿瘤生长位置、肿瘤体积以及对危及器官的侵蚀程度等，综合探讨研究是否适用质子重离子治疗。然后再根据讨论的结果，为每名患者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并由相关科室或多学科联合执行治疗方案。在治疗结束后，医务人员也将定期对患者进行随访，仔细询问并观察患者的治疗效果和不良反应，对患者进行康复指导，如遇到问题第一时间做出处理。
质子重离子系统及相关配套医疗设备的稳定运行，直接关系到医疗质量和患者治疗结果。为保障各医疗设备正常工作，医院与设备供应商组建了一支涵盖暖通、电力、工艺冷却水、放射物理、辐射防护等领域的专业维护团队，对该套系统设备的运行进行 24小时监控及实时维护。
第3篇：上海周记范文
关键词:人工浮岛 生态功能 水质净化
中图分类号:P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2)04(b)-0130-02
人工浮岛是一种可为多种野生生物提供生物环境的飘浮结构,由植被基(人工浮岛平台)、植物和固定系统组成。由于采用漂浮的平台支撑植被生长,所以能随水位波动上下左右移动,从而可用于在一个水位波动的系统里恢复人类喜爱的湖滨植被。人工浮岛的水质净化是针对富营养化的水质,利用生态工程学原理,降解水中的COD、氮、磷的含量。
作为水边的环境保护技术:人工浮岛,20年前是由德国的BESTMAN公司提出来的。近年来世界上已有许多湖泊、池塘和河流采用了这一技术。如在日本的琵琶湖,作为鱼类用的产卵床的人工浮岛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实施[1～2]。中国也已有许多生态浮岛的工程实例,如北京罗道庄河、杭州南应加河、无锡五里湖和北京什杀海等[3～6],均获得很好的应用效果。
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及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许多内陆湖泊、河流被污染。以上海母亲河:苏州河为例,虽然20世纪市委、市政府花费巨大人力物力进行河道整治,使苏州河的黑臭现象得到根本治理,但近些年随着两岸住居人群及外来人口的增多,生活污水的排放已成为苏州河水质变坏的主要原因,不仅影响环境,而且对上海黄浦江的水质产生影响,进而使上海的饮用水质变差。鉴于人工浮岛因具有净化水质、创造生物的生息空间、改善景观、消波等综合。本文以上海苏州河水域为对象,设计人工浮岛,并对人工浮岛的生态效应进行分析,为苏州河治污提供一种新的参考方法。
1 苏州河人工浮岛设计
人工浮岛设计要根据实际的应用对象,从浮岛类型、植物选择、材料选择、大小形状、水下固定及布设规模等方面可虑,设计出既适合实际应用对象特点,兼顾应用功能、景观功能和合理造价的人工浮岛。
人工浮岛可分为干式和湿式两种。水和植物接触的为湿式,不接触的为干式。干式浮岛因植物与水不接触,可以栽培大型的木本、园艺植物,通过不同木本的组合,构成良好的鸟类生息场所同时也美化了景观。但这种浮岛对水质没有净化作用。对苏州河人工浮岛来说,主要是水质净化,因此,我们采用水和植物接触的湿式人工浮岛。
1.1 植物选择与栽培
针对湖泊、河流等自然水体的不同特征,由于水体动力学和更新周期对富营养化有密切的关系[7],以下将富营养化水体分为静态水体及动态水体两种情况进行介绍分析。
对静态水体,杜佳沐、张饮江等人[8]采用高密度聚乙烯树脂(HDPE)制成的边长50cm的正方形人工浮岛对上海市白莲泾河道进行治理。使用PVC防水布围隔,形成与河道分离的一个试验水体。所选植物为花叶芦竹。实验表明,在风浪小于5级,强风暴雨暴晒的不利条件下,该人工浮岛系统对白莲泾河道富营养化水体具有较好的净化效果,其中对总氮的平均去除率为81.79%,对总磷的平均去除率为55.88%。
对动态水体受到复杂的水力环境及其它干扰的限制,不利于进行定量研究。李希、铁柏清[9]使用恒流泵及其他设备模拟一定水体交换时间的动态水体。试验水体为生活污水,选择美人蕉、灯心草、菖蒲为浮岛植物,聚苯乙烯发泡沫板为浮岛平台。 实验表明:在动态试验条件下,人工浮岛工作后2天内水体透明度提高,改善水体观感效果。从原水样的发黑、发臭、混浊,到开始变清,臭味消除。该人工浮岛对TN和TP去除率随水体交换时间的增加而增加,7d时TN去除率为59.5%,TP去除率为77.4%,COD的平均去除率48.4%。
苏州河水体主要是生活污水,富营养化水质,而且为动态水体。主要降解水中化学需氧量(COD)、总氮(TN)、总磷(TP)。因此,我们选用美人蕉、菖蒲作为人工浮岛植物。
美人蕉,能吸收二氧化硫、氯化氢,以及二氧化碳等有害物质,抗性较好,叶片虽易受害,但在受害后又重新长出新叶,很快恢复生长。由于它的叶片易受害,反应敏感,可以监视污染环境的有害气体。具有净化空气、保护环境作用。
灯心草:是多年生草本水生植物,适用于水面景观种植。
菖蒲:其叶丛翠绿,端庄秀丽,具有香气,适宜水景岸边及水体绿化。也可盆栽观赏或作布景用。叶、花序还可以作插花材料。可栽于浅水中,或作湿地植物。是水景园中主要的观叶植物。
1.2 人工浮岛的材料
人工浮岛所用材料的选择范围很广泛,只要浮力效果好、不污染都可以成为备选材料。但是考虑到施工工艺和造价,目前,所用的材料大部分为竹子、泡沫、木头、废旧轮胎。其中竹子、泡沫应用最广泛。以浮力效果好、结实、耐水浸等优点,竹子广泛地使用于实践。泡沫板的突出优点在于:造价低,浮力打、易加工、耐水浸。使用的一般方法是在一块平整的板上均匀地打一些孔洞,然后再把装有植物的镂空杯子放入其中。固定植物的方法常用海绵包起其根部塞入杯中。
对苏州河人工浮岛来说,可以选择聚苯乙烯发泡沫板:规格长40cm,宽40cm,厚2.5cm,在板上打孔,孔间距根据美人蕉、灯心草、菖蒲的适宜的种植密度而定,整板可以漂浮于水面。
1.3 大小和形状
第4篇：上海周记范文
[关键词] 旅游集散中心；自助旅游；运营模式
[中图分类号] F59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7)11-0101-04
[作者简介] 连 漪，桂林工学院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战略管理与市场营销管理；
梁健爱，桂林工学院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市场营销管理和营销传播。(广西 桂林 541004)
一、引言
旅游集散中心作为一个集旅游交通集散、旅游信息咨询和旅游服务于一体的城市旅游公共服务平台，通常以经营一日游为主，配有区域内短途旅游线路，经营景点门票、火车票、飞机票，提供酒店订房、旅游咨询等服务。旅游集散中心往往有多条短途旅游线路定时集中出团，使得游客尤其是自助旅游者出游非常便利。而且，游客可以在旅游集散中心任意选择、组合旅游线路，自主安排旅游行程，真正享受到自助旅游的乐趣。旅游集散中心是对零散游客进行“集聚――扩散”的枢纽。
旅游集散中心最早源于西方发达国家面向自助旅游者旅游市场的短线旅游服务中心。据有关资料显示，国际上许多旅游城市，如：巴黎、伦敦、东京、日内瓦、慕尼黑、法兰克福、米兰、威尼斯、纽约、鹿特丹等，都为自助旅游者提供短线旅游服务中心。旅游服务中心提供接待、车辆、导游等项目服务。每个游客进到中心都可获得一份城市旅游指南资料，内容既有景点、景观介绍，还有每个景观游览所需的时间，以及告示中心提供车辆服务的停靠区和其他服务内容、收费标准等，很受自助旅游者和市民的欢迎。在日本，既有交通机关与旅游景区联合的旅游集散中心，也有各种交通机关之间的联合的旅游集散中心。如：日本鸽子巴士公司推出“一票到底”服务，采用了类似的规模化经营模式，在各地设有站点，通过巴士运营把各地的游客集中起来，统一送往相同的目的地。
二、国内旅游集散中心发展的背景分析
伴随国内旅游业的迅猛发展，国内许多省市先后采用不同的方式组建旅游集散中心。自1998年国内第一家旅游集散中心在上海成立以来，目前，北京、南京、杭州、苏州、洛阳、深圳等旅游中心城市已经设立了旅游集散中心。促使国内旅游集散中心发展的动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内自助游市场迅猛发展。自从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将我国旅游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来培育后，全国目前已经有28个省、市、自治区明确将旅游产业定位于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或第三产业的主导产业。我国入境旅游就从位居世界第41位跃升到前5位，旅游业的地位在国内外得到空前的巩固和提高。由于旅游者个性化需求日益凸现，寻求与众不同的旅游体验，以及与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等因素共同驱动，近年国内自助游市场发展迅猛。国内旅游市场游客的结构发生显著变化，自助旅游者已占我国旅游客源市场近半壁江山，并还处于上升的趋势。国内自助游市场的迅速发展，带动了与之相配套的服务体系与设施的健全和完善。
(二)传统的旅游接待服务难以满足现代游客的需求。随着国内旅游市场的日趋成熟，游客自主意识增强，他们在选择目的地和旅游方式时更注重个人的自主意识，他们往往希望通过旅游消费能得到人性化和个性化的感受。而传统的规范化的旅游模式恰恰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旅游者在这方面的要求。比如：旅行社包价组团旅游方式存在着包价过死，浏览项目、路线限制过多，游客缺乏活动自由的缺陷。个别旅行社还为了追逐经济利益，而将旅游项目安排过于集中，使游客对景点只能走马观花，处处赶时间，无法尽兴，从而使传统的包价旅游接待方式越来越失去游客的兴趣。现代旅游市场需求的新发展、特别是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散客旅游在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下，自助游的市场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预计21世纪里，散客旅游将成为世界旅游市场的主角。
(三)应建立国内旅游城市持续竞争优势。目前国内旅游城市之间竞争日趋激烈，竞争内容已从传统的旅游产品竞争转向了旅游服务的竞争、旅游品牌的竞争，抢占服务品牌的制高点是旅游目的地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如何实现旅游地从可持续发展到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构建，打造面向自助旅游市场的城市旅游公共服务平台，已成为国内许多旅游目的地持续发展、不断强化旅游品牌形象的策略选择。
三、上海、杭州和苏州旅游集散中心运营模式比较研究
笔者从组建方式、服务对象、运营方式和经营成效等方面对上海、杭州和苏州旅游集散中心经营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如表1)。
(一)上海旅游集散中心运营模式。上海旅游集散中心建于1998年5月，是上海市旅游事业管理委员会直接管理的为旅游者提供自助旅游服务的事业单位。至2006年，上海旅游集散中心共接待游客超过2800万人次，已成为上海市民中短途出游的首选。通过8年多的运作，上海旅游集散中心已摸索出一套成功的发展模式，并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1.组建方式。上海旅游集散中心作为上海市政府实事项目，由上海市旅游事业管理委员会牵头，交通、公安等政府部门参与，以服务好2010年的世博会为目标。组建初期，上海旅游集散中心得到政府大力支持，政府投入1800万资金，给予100辆车的牌照。上海旅游集散中心下设旅游集散站和“上海一日”旅行社两个企业化经营实体，彼此分工协作。除上海体育场内的旅游集散中心总部外，上海旅游集散中心在东北区的虹口足球场、西北区的闸北马戏城、北区的杨浦体育场、东南区的南浦大桥浦西圆盘引桥下设置了集散分中心和发车点。
2.运营方式。上海旅游集散中心承担对零散游客进行“集聚――扩散”的枢纽功能，利用“旅游专线车”从上海向周边地区集散。上海市旅游事业管理委员会负责上海市层面上各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上海各区、县、镇政府负责旅游设施和服务保障，运营单位管理旅游线路经营，旅游集散中心负责设计、开发、宣传旅游产品和线路以及旅游投诉处理，旅游车辆经营通过市场招标确定经营单位。
3.经营定位。上海是国内最大的旅游客源地之一。截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上海在旅行社业务上，是以组织上海市民出国旅游和国内长线旅游为主；对来上海的零散外地游客，无论购物或观光，旅行社都没有开展组织业务。上海旅游集散中心的成立是立足于吸引千万人游上海，搭建旅游服务平台，规范旅游市场，解决上海市民出游问题。针对当时上海本地市民及外地游客进行自助旅游的不便以及上海郊县一日游的市场空白点，上海旅游集散中心将市场定位于满足和方便本市及外地来沪各年龄层次和消费档次游客的短线出游需求。
在运营初期，上海旅游集散中心业务以上海市内十条旅游线为主，主要是方便本地和外来游客都市观光、购物。目前上海旅游集散中心业务从单一的都市观光游衍生为多个主题，现已拓展至100多条旅游线(包括市内十条旅游线和周边线，季节性线路)，几乎覆盖上海及长三角区域的所有自然和人文景观。
4.经营特色
(1)上海旅游集散中心以“班次频、线路广、景点多、购票便、车况好、服务优、价格惠”和毋须预约、随到随走的自助旅游形式为特点立足于上海旅游市场。设立的“上海一日＂旅行社，作为旅游集散中心自助旅游线路的补充，为旅游者提供全程导游服务。
(2)借鉴日本鸽子巴士公司的“一票到底”服务，上海旅游集散中心推出了旅游套票模式，即集散中心提供包括旅游来回车票、景点门票、住宿及用餐、导游服务等全部或部分服务内容以及导游费用的套票，供游客选择。
(3)上海旅游集散中心采用灵活多样售票方式，方便游客购买。如：一是通过上海旅游集散中心各发车点的柜台销售旅游票；二是与上海美亚音像连锁店、世纪联华超市、旅行社合作售票和185邮政送票系统售票；三是通过网上售票，游客可通过上海旅游集散中心网、上海旅游网、省略订购旅游票；四是与杭州、南京、苏州等地的旅游集散中心票务系统进行了网络连接，合作销售旅游票。
(4)上海旅游集散中心注重营销传播投入，积极培育旅游服务品牌。一方面，通过上海市旅游事业管理委员会在上海市3星级以上的饭店发放上海旅游集散中心宣传单；另一方面，在大众传媒上做广告，每年用于做广告费用超过200万，最高达到400万。
(二)杭州旅游集散中心运营模式。2003年4月杭州旅游集散中心有限公司注册登记，2003年11月杭州旅游集散中心试运行。杭州旅游集散中心是杭州市委、市政府为民办实事，打响“游在杭州”品牌、方便中外游客出游而设立的自助旅游者自助旅游集散地。目前，杭州旅游集散中心已累计接待游客150余万人，其中短途旅游自助旅游者20余万人，观光巴士游客50余万人，旅游咨询60万人，旅游换乘20万人。
1.组建方式。杭州旅游集散中心是由旅游局牵头，政府和企业共同组建，杭州旅游集团控股、运输单位长途客运集团和公交公司出资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从2003年开始，杭州市政府连续三年每年投入200万资金扶持杭州旅游集散中心，同时给予50辆车的指标。对于杭州旅游集散中心承担的旅游集散换乘中心和旅游咨询服务中心职能，杭州市政府每年有专项财政资金支持。
2.运营方式。杭州旅游集散中心采取“政府主导、行业支持、企业化运作”的模式运营。作为面向自助旅游者为主的旅游机构，杭州旅游集散中心是杭州地区集自助旅游者自助旅游、客房预订、票务预订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旅游超市”。此外，杭州旅游集散中心以旅游集散中心为平台，整合了旅游集散换乘中心和旅游咨询服务中心。
3.经营定位。杭州旅游集散中心的成立是打响“游在杭州”品牌的一项重要旅游工程，是为把杭州建设成为现代化国际风景旅游城市，提高知名度，推进“旅游西进”战略，参与长三角合作服务而设立的一个旅游公共服务平台。杭州旅游集散中心主动接轨上海，将自己定位为接待型的旅游集散中心，主要满足中外来杭游客的短线出游需求。
4.经营特色
(1)杭州旅游集散中心基于车流、信息流带来客流的思想来运作旅游集散中心，除了经营观光巴士线路、空港巴士和旅游专线外，还有效整合了旅游集散换乘中心和旅游咨询服务中心的业务。其中，旅游集散换乘中心业务(即车辆免费停旅游集散中心，花2-5元坐旅游集散中心观光巴士到杭州景点)给其来良好声誉。
(2)杭州旅游集散中心除了参照上海旅游集散中心旅游模式经营外，还积极吸引旅行社产品进入旅游集散中心，大力发展旅行社成为自己的商。
(三)苏州旅游集散中心运营模式。苏州旅游集散中心于2004年9月21日正式成立，旅游集散中心主中心设在汽车北站，并在火车站、汽车南站、轮船码头设有分中心。它集旅游交通、旅游信息咨询及旅游服务功能于一体，为来苏旅游者特别是自助游游客及市民提供了方便的旅游公共服务平台，是苏州旅游对外服务与形象的窗口。
1.组建方式。苏州旅游集散中心是由苏州旅游局和苏州交通局共同牵头，政府实施工程立项，苏州汽车客运有限公司控股经营，苏州国旅、苏州旅行社和苏州导游服务中心共同出资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苏州旅游集散中心完全按市场化运作，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不靠政府财政支持。
2.运营方式。苏州旅游集散中心运营方式是按照“政府给政策，市场化运作”的模式运营。苏州政府对于苏州旅游集散中心运营没有投入任何财政资金，只给予政策层面的支持，如：旅游集散中心享受公交车待遇，在站点设置、景点门票方面给予优惠等。苏州旅游集散中心充分整合股东单位原有资源，尤其是充分利用大股东――苏州汽车客运有限公司营运线路的优势，采取旅游集散站和旅游车分离方式运营，运用公开招标方式选择旅游车运营单位的模式进行经营。
3.经营定位。苏州旅游集散中心主要经营苏州古城河水上旅游、市内旅游专线、市郊旅游专线和周边城市旅游专线。苏州旅游集散中心服务对象确定为：外地来苏游客、苏州本地市民、旅游企业和交通企业等相关利益群体。苏州旅游集散中心定位为“旅游交通专业站场”，起到“旅游交通超市”的作用，即进入苏州旅游集散中心的游客不仅可以坐上驶往苏州市范围内各个景区的车辆，也可以乘坐中长途车辆前往周边省市的旅游景区，中心还提供导游、景区门票、旅游安排及食宿等服务。
4.经营特色
(1)苏州旅游集散中心将营业部设立在车站，使旅游集散中心具备汇集各地来苏和本地出行游客能力。游客在旅游集散中心就地换乘后通过旅游专线到达旅游目的地；将公路、铁路、水上旅游、公交等交通方式有机衔接，实现游客在各种交通方式间的零距离、无缝隙转换。
(2)苏州旅游集散中心充分发挥控股股东――苏州汽车客运有限公司的客运网络优势，整合客运站场资源，采取发售联票等方式组织苏州全市及周边地区自助旅游者来苏州旅游。
(3)苏州旅游集散中心采取旅游集散站和旅游车分离方式经营，从而使运营成本最小化。另外，通过拍卖旅游线路专营权等方式，调动资本参与交通工具的改进和运营，并注重完善各种配套服务。
四、上海、杭州和苏州旅游集散中心运营经验借鉴
1.市场机制与政府引导双管齐下。作为新兴旅游业态，旅游集散中心的成功运营需要市场机制与政府引导双管齐下。特别在旅游集散中心成立初期，更需要政府引导，从财政、政策等各方面大力支持。从上海、杭州、苏州已建的旅游集散中心情况看，各地旅游集散中心均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此外，旅游集散中心应走市场化运作之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不能光靠政府财政支持，要有适应市场竞争的能力。
2.政府要加强监督管理，理顺各部门间关系。旅游业是关联性很强的产业，具有很强的综合性。旅游集散中心管理往往涉及多个政府部门。实证研究表明：实行政府主管部门“一元化”或建立权威性的协调机构，有利于提高办事效率，减少无效益的社会成本。比如：在上海，旅游事业管理委员会负责上海市层面上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各区、县、镇政府负责旅游设施和服务保障的协调，这种方式效果也较好。
3.明确服务对象，选择合适的组建方式。旅游集散中心应着眼于本地实际情况和旅游需求特点，明确自己服务对象，选择适合自己的组建方式。服务对象不同、市场定位不同，旅游集散中心组建方式、经营选址等就会有差异。例如：上海旅游集散中心服务对象主要是上海市民，为此其将运营地址选择在上海市民聚集地――体育馆。苏州旅游集散中心立足于服务外地游客，这样，就由苏州汽车客运有限公司控股经营，借助大股东资源将运营地址选择在火车站、汽车站、轮船码头等外地游客聚集地，将公路、铁路、水上旅游、公交等交通方式有机衔接，实现外地游客在各种交通方式间的零距离、无缝隙转换。而杭州旅游集散中心在刚组建时主要是学习上海旅游集散中心的经验，没有考虑彼此服务对象的差异，也将运营地址选在体育馆。后来，杭州旅游集散中心在运营中发现：体育馆不是自己主要目标顾客――外地游客的聚集地，将旅游集散中心设在体育馆影响自己招徕外地游客的能力，目前正考虑调整。
4.因地制宜选择运营机制，突出本地特色。旅游集散中心应着眼于本地实际情况和旅游需求特点，选择适合自己的运营机制，突出本地特色。例如：西湖景区是杭州丰度最高、品质最优旅游资源。随着自驾车兴起，黄金周西湖停车难问题日益突出，杭州旅游集散中心应政府要求从2004年5月1日在运营旅游专线基础上开始运营节假日游客换乘。杭州政府给予集散中心专项财政资金支持，集散中心适当收费，目前开展这项业务的社会和经济效果都较好。而苏州旅游集散中心完全实行市场化运作，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不靠政府财政支持。为了实现企业经营的好业绩，苏州旅游集散中心采取旅游集散站和旅游车分离方式经营，以使运营成本最小化；另外，通过拍卖旅游线路专营权等方式，调动资本参与交通工具的改进和运营，并注重完善各种配套服务提高服务品质。
5.着眼于目标游客需求，开发旅游线路。旅游集散中心应以目标顾客群的旅游需要为中心，因地制宜开发旅游产品。开发旅游产品的关键是要符合当地实际，为发展本地的旅游业服务。旅游集散中心可以从旅游六要素角度，联合餐饮、酒店住宿、交通、旅游景区、娱乐场所、购物商店等服务行业提供“立体型”的旅游优惠服务。例如：上海旅游集散中心从最初单一的都市观光游衍生为多个主题，现已拓展至100多条短线旅游线。目前上海正针对市民需要，加大了对二日、三日游产品的开发。
6.注重营销传播投入，积极培育旅游服务品牌。旅游集散中心建设需要注重营销传播投入，积极培育旅游服务品牌。通过对国内主要旅游集散中心进行实证研究，笔者发现：营销传播投入直接影响经营成效。例如：上海旅游集散中心既通过上海市旅游事业管理委员会在上海市3星级以上的饭店发放上海旅游集散中心宣传单，又每年拿出不少于200万经费在大众传媒上做广告，这些举措使上海旅游集散中心逐渐提高了知名度，日益获得上海市民和外地游客的认可，成为了上海旅游市场重要旅游服务品牌。
7.合作共存，共同培育市场。在竞争中谋求合作，在合作中提升竞争档次，是旅游发展的基本理念。旅游集散中心应引导和促进旅行社、旅游交通企业等相关企业的联合互动，共同开拓客源市场，共同培育居民的出游意识，共享旅游信息。旅游集散中心之间应结成战略联盟，通过资源共享、信息互通、优势互补、客源互流，共同推动区域旅游发展。例如：上海、杭州、苏州三地的旅游集散中心正按照“资源共享、线路共建、市场开拓、信息互通、双方互利、多方共赢”的原则在互为宣传、互送客源、延伸服务、网络互通、集团采购、应急救援、信息交流等方面开展合作。
参考文献：
[1]连漪，梁健爱.桂林旅游集散中心建设研究报告[R].桂林市旅游局，2006.
[2]薛莹.论上海旅游集散中心的形成与发展[J].旅游科学，2004，(6).
第5篇：上海周记范文
关键词：服务业结构 Moore值
引言
我国经济发展在总量规模扩张的同时，正面临着严峻的结构性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随着全球服务业趋势的不断加剧，服务业内部发生了显著的结构性变化，服务业结构升级已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服务业相对于工业来说，无疑是投入少、消耗低、产出高的绿色环保产业，加快发展服务业，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也是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的有效途径。服务业内部结构的优化不仅是影响服务业总量增长的因素，也是影响GDP增长的重要因素，研究服务业内部结构比例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近年来北京、上海、广州服务业结构及调整演化的比较研究，为进一步合理规划服务业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服务业结构比较研究
（一）服务业结构现状
北京、上海、广州服务业结构由于统计口径不同，其构成项目也有差异。从2003年起，服务业构成项目基本一致，主要由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十四项构成。为了便于统计与比较研究，以2003年至2010年期间的统计数据为基础，通过计算得到北京、上海、广州服务业内部结构比例，见表1所示。
（二）服务业结构比较
为了比较北京、上海、广州服务业内部结构，按算术平均法计算了2003-2010年间，服务业内部结构各项年均比例，如表2所示。
通过表2，发现北京、上海、广州服务业内部结构有以下特征：
第一，服务业内部结构中，住宿和餐饮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项目占服务业的比例都比较小，虽有差异，但比较接近。住宿和餐饮业方面，广州最高为4.7%，北京、上海比较接近；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方面，北京、上海、广州比较接近；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方面，广州最高为2.7%，其次是上海，北京最低；教育方面，所占比例北京、上海、广州比较接近，北京略高，为5.4%；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方面，广州最高为3.2%，其次是上海，北京最低；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方面，北京最高为3.2%，其次是广州，最低是上海；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方面，广州最高为5.2%，其次是北京，上海最低。
第二，最具传统服务业特点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广州所占比例超过北京、上海。北京、上海、广州该两项比例合计分别为23.1%、30.3%、34.5%。说明广州传统服务业的比重过大，广州高于北京近12个百分点，高于上海近5个百分点。
第三，具有现代服务业特征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方面，北京所占比例超过上海、广州。北京、上海、广州该五项比例合计分别为55.7%、49.5%、41.7%。说明北京市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力度大，北京高于上海近7个百分点，高于广州近14个百分点。
服务业结构调整演化比较研究
（一）结构调整演化模型选择
服务业内部结构的变化是一个动态调整演化过程，验证它们的同时性或时差，需要选择合适的调整演化指标，需要选择恰当模型和计算方法。本文拟利用Moore值作为分析服务业结构调整演化过程的具体指标。该方法运用空间向量测定方法，以向量空间中夹角为基础来反映服务业内部结构调整演化程度。将个行业视为一组维向量，当其中某一行业在服务业中份额发生变化时，它与其它行业的向量夹角就会发生变化，把所有矢量累加起来，即可以得到不同时期的结构变化情况。因此，可以把不同时期两组向量间的夹角作为表征服务业结构调整演化程度的指标，该指标称为Moore调整演化值，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Wi，t1为t1期第i项所占比重，Wi，t2为t2期第i项所占比重。e越大，则表明结构调整演化幅度越大。
（二）服务业结构调整演化
在服务业内部结构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等五项内容在服务业总量中所占比例不仅很大，而且变化大、差异大。以2010年为例，北京、上海、广州该五项比例合计占服务业的比例分别达到63.1%、71.8%、60.7%。因此，服务业结构调整演化的影响维度主要考虑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其他行业（服务业剩余各项合计）等六维向量。利用Moore调整演化值计算公式，可以计算出北京、上海、广州2003-2010年服务业结构调整演化的程度及趋势，如表3、表4、表5所示。
通过表3、表4、表5，可以看出：北京市服务业结构调整幅度最大的是2009年，Moore值达到3.0217，调整幅度最小的是2004年，其Moore值为1.5640；上海市服务业结构调整幅度最大的是2008年，Moore值达到14.1288，调整幅度最小的是2005年，其Moore值为2.5535；广州市服务业结构调整幅度最大的是2006年，Moore值达到6.0600，调整幅度最小的是2003年，其Moore值为1.0736。
（三）服务业结构调整演化幅度及态势比较
为了便于比较北京、上海、广州同年度服务业结构调整演化幅度及态势，根据表3、表4、表5的Moore值，可得到表6和图1。
通过表6、图1，可以发现：
第一，北京、上海、广州服务业结构调整演化呈周期变化，其周期为4年左右，这与我国五年规划息息相关。
第二，2003-2010年期间，上海市服务业结构调整演化平均Moore值为6.0767，北京市服务业结构调整演化平均Moore值为2.2296，广州市服务业结构调整演化平均Moore值为2.7345。表明上海市服务业结构调整演化力度最大，北京市与广州市服务业结构调整演化比较接近，广州市略高于北京市。
对策与建议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调整服务业内部结构，是实现服务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有效途径，也是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的有效途径。本文通过对北京、上海、广州服务业结构及调整演化比较研究，提出以下对策与建议：
第一，加大产业结构软化力度，提高服务业比例。以2010年为例，北京市服务业（第三产业）的比例为75.1%，上海市服务业比例为57.3%，广州市服务业比例为61.0%。北京市服务业比例已逐渐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但仍然需要进一步提高服务业比例；上海、广州服务业比例远远落后北京，当地政府应加大力度提高服务业比例，加大产业结构软化的力度。如果按经济学中的“二八原理”作为产业结构的优化标准（即第一二产业比例为20%左右，第三产业比例为80%左右），从2010年到2020年，北京、上海、广州服务业比例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了0.63%、3.39%、2.75%。
第二，优化服务业内部结构，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现代服务业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如金融业、会展业、物流业、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商务服务业、外包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总部经济和旅游业等行业，优化资源配置，构建现代服务业集聚区，以实现服务业内部结构优化升级。
第三，以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赢得新的发展空间。高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在三次产业中的广泛应用，使趋于衰退的传统产业（农业与制造业）发生逆向回归。事实证明，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工业，不但使已失去竞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业、服装业、建筑业正在转变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而且使钢铁、汽车、化工等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变成技术密集型产业。
第四，重视引导高新技术向传统服务业渗透，改造提升国际服务贸易的基础性产业，建立适应市场竞争的运行机制，不断提高传统服务业的经营效率和效益。
服务业结构及调整演化与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息息相关。文中提到产业结构“二八”优化模型，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与验证；服务业内部适度结构比例、优化模型等，也需要做进一步实证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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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上海周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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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上海周记范文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中国政府设立在上海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园区，位于浦东境内，属于中国自由贸易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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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何亮亮. 大西洋自贸区遏华上海自贸区具战略意义. 中国集体经济[J]. 2013（35）：35-36
[6] 钟建林. 近水楼台对接上海自贸区. 浙江经济[J]. 2014（1）：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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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上海周记范文
馨源楼中餐厅，坐落于瑞金洲际酒店主楼旁的一栋红砖洋房里，是一处时光积淀出的世外桃源。它建于1920年，曾是以日式花园美景轰动一时的“三井花园”原址，设计借鉴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特色，糅合法式建筑风格，典雅之余亦彰显不凡韵味。如今经由Kokai Studios的修复，馨源楼环抱着浪漫与经典，演绎着真正藏而不露的“精致私房公馆”中餐。
“家”是馨源楼所系的神韵所在，它将西式细节巧妙糅合进中式设计之中。仿照家的设置，一楼溢香廊营造为“会客厅”的氛围，透过巨幅落地玻璃幕，昔日“三井花园”的辽阔美景可无阻挡地透射入内。客人可在此享用醇香浓郁的咖啡或茶，以及花园观景主题下午茶点。二楼睦融阁以不同图案、线条的新中式移门屏风，灵活分割不同大小的“卧室”，不论是4间雅致的中式传统包间，或顶层的5间尊享包房，都力求为客人带去浪漫雅致的静享空间。而且这里更是有180度景观位收揽园内交错有致的风、光、水、影之美景。
馨源楼由屡获殊荣的中餐行政总厨范达祥先生执掌，通过对沪上美食、历史与文化的独到见解，形成“清鲜淡雅，淳和隽永”的风味特色。这里的菜肴相当精致，上及宫廷肴馔谱录，下采民间风味小吃，外及世界各国风味，内及国内菜系，广采博取，撷英集精，早在几十年前就被国内外贵宾亲切得称为“瑞金菜”，至今依旧秉持着“不时不食”的养生理念，用当季时令食材料理出国宴级的菜品。更加值得一提的是，前瑞金宾馆传奇国宴点心大师龚惠英的“关门弟子”陆春凤女士将20余年的白案技艺，凝聚于一个个手工点心之中，她最拿手起酥，捏出的莲花酥总是让人不忍动箸。
放眼望去，与精巧出品相得益彰的是馨源楼专注于细节的讲究。刀叉亦是选择来自以奢华细节和卓越品质著称的法国顶尖品牌Christofle；水晶酒杯则是被公认为全世界鉴赏葡萄酒与烈酒所必备的Riedel；餐瓷则启用法国两大造瓷家族齐力推出的“如意”系列，而这一切的细腻搭配亦与馨源楼强调历史经典的设计理念不谋而合。修复、重建后的馨源楼中餐厅，将秉承着积淀了百年的沉稳与气魄，演绎不凡的美食之享。
第9篇：上海周记范文
关键词：内卷 发展 大分岔 中西比较 18世纪
彭慕兰认为，欧洲的发展与中国内卷之间的“大分岔”（the great pergence）是在1800年以后才出现的。在此之前，中国在人口、农业、手工业、收入及消费等方面都与欧洲了无差异。易言之，与过去20年来的学术研究让我们相信的情况相比，1800年以前欧洲的发展要远为低下，同期的中国也更少内卷化。彭慕兰选择的例证是英国和长江三角洲，前者是欧洲最发达的部分，后者是中国最先进的地区。在他看来，这两个地方之所以到19世纪才开始分道扬镳，主要是因为英国非常偶然而幸运地获得了易开发的煤炭以及来自新大陆的其他原料材料。
彭的观点与以往的认识迥然有别，但他的讨论颇有吸引力。它似乎基于这样一个很合理的问题：即不仅要质疑为什么中国没能像欧洲那样发展这种欧洲中心论的观点，也要追问为什么欧洲没有循随中国那样的密集化一内卷的趋向。对许多人来说，它蕴涵了“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欧洲这一很有吸引力的诉求，这种诉求不仅针对欧洲的“启蒙现代性”，也针对我们或可称之为“启蒙经济”的东西。对中国专家来说，它还附加了将前近代中国置于与欧洲同等地位这样一种有相当吸引力的论点。在一些中国学者中间，它甚至可能引起某种民族主义的情感共鸣：近展过程中欧洲的胜利与中国的失败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归咎于欧洲的扩张，而非欧洲内在的某种特性。此外，诸如欧洲如何以及为何得以发展之类问题的探讨，在提示偶变性——而非现代化理论主张的单线必然性——方面，似乎也彰显出其方法论上的力度。
然而，我们不能只是出于某种意识形态或情感的原因就简单地接纳这样的观点。我们必须追问：有关证据能否以证明这一观点起码可能是正确的？
彭著的证据基础很难评估。该书并非基于第一手研究，而主要是依赖二手的学术文献写成。要对这本书做系统的评估尤其困难，因为它跨度极大：不仅讨论中国，而且涉及印度、日本以至东南亚；不仅利用了有关英国（或者西北欧）的研究，而且论及法国、德国乃至东欧。此外，该书还囊括了覆盖面很广的许多论题。
乍看起来，彭慕兰展示的证据似乎颇值得赞赏。他跨越了两大不同学术体的边界。对中国专家而言，该书显示了作者对欧洲研究令人敬畏的熟悉。那些认为彭著有关中国的观点有误的中国研究学者，对他使用的欧洲文献可能会感到不知所措；而认为彭著有关欧洲的论述不确的欧洲专家，则可能原谅该书在有关欧洲方面证据的薄弱，因为该书毕竟不是出自欧洲专家而是一位中国研究学者之手，而这位学者似乎充分掌握了中国研究那个仍然相当孤立领域的十分困难的语言和材料。如此一来，这本书很可能既得不到欧洲专家也不得不到中国研究学者的严格评估。本文不准备对该书进行面面俱到的评论，而是集中探讨它的核心经验论证，即它涉及英国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论证。 这是彭慕兰这本书立足的基石所在。
英国的农业革命
彭慕兰认为1800年时英国和长江三角洲的农业水平大致相当，无论哪一方都不比对方发达或内卷。他的主要经验基础涉及农业资本投入和人口转变动力。笔者将会讨论这两方面的论题。但是首先必须扼要地回顾一下18世纪英国农业革命的有关研究和证据，这些正是彭著所完全忽视的。
正如安东尼·瑞格里的研究所示，英格兰在17——18世纪的二百年间总人口增长了110%（从411万万增至866万），而农业人口所占比例却缩减了近一半，从70%减少到36.52%。换言之，到1800年时占总数1/3强的人口有能力为另外2/3的人口提供粮食。考虑到当时食物进口相对较少，[3] 这就意味着在18世纪“每单位农业劳动力产出”至少增长了3/4。[4]
罗伯特·艾伦在更为直接的证据基础之上得出基本一致的结论。基于庄园调查以及当时诸如阿瑟·杨(Arthur Young)——他于18世纪60年代游历英格兰，记录了几百个农场的详细资料——等人的观察，艾伦提出18世纪期间农业劳动人数保持稳定，而农业产出（包括谷物与家畜）却提高了不止一倍。这场的“农业革命”是在单位土地上的劳动投入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完成的。艾伦甚至估计单位土地上的劳动投入由于较多的牲畜使用以及规模效益而降低了5%。[5]
瑞格里鲜明地区分开总产出的增长与单位劳动产出的增长：“我考虑的是那些在实质上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无论按小时还是年度来衡量——的变化。”[6] 瑞格里这里所讲的正是拙著中称作的“发展”（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区别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内卷”（指单位劳动的边际报酬递减）以及“密集化”（指单位土地上劳动投入的增加）。[7] 瑞格里以如此的问题作为结束，即英国农业“在一个久已充分定居的地区上”何以能够摆脱“李嘉图定律”，即单位劳动与资本投入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8]
埃里克·琼斯、艾伦和马克·欧维顿（Mark Overton）关于18世纪农业的论述给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的解答，同时也刻画出与长江三角洲地区鲜明的对照。在圈地运动之前，种植业与畜牧业是分开的。前者在私人土地上运作，后者则在共有土地上展开。17—18世纪圈地的拓展，使生产者得以把种植与畜牧业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系统地结合起来。在典型诺福克(Norfolk)式小麦—芜菁—大麦—三叶草轮作体制（该制度在阿瑟·杨18世纪60年代从事调查报告时已成为英国农业的普遍模式）中，粮食作物（小麦、大麦）与牧畜以及其他牲畜饲料作物（芜菁、三叶草）交替种植。[9] 这一制度首先提高了牲畜产量。据艾伦估计，18世纪期间牲畜（除耕马以外）增长了73%。[10] 另据琼斯计算，从1760年到1800年，耕畜以及其他牲畜均有增长，其中耕马增长了69%，其他牲畜则增长了35%。[11] 此类增长也意味着农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主要是因为畜肥、畜力使用的增加以及饲料作物的固氮作用对土壤肥力的提高。[12] 最后，诺福克制度下的耕地可以和牧场轮流交替，形成“转换型牲畜饲养”(convertible husbandry)，从而恢复或提高地力。[13] 当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有其他原因，包括种子改良，新牲畜品种、宰牲方法的改进、规模效益等等。但与长江三角洲相比，所凸显出来的变化乃是或可称为单位农场劳动的“资本化”，亦即畜力畜肥使用的增加。
长江三角洲的农业
长江三角洲的中心区域——大约占总面积的一半，在1816年时人口多达1200万，而耕地面积只有1500万亩，即250万英亩（6亩=1英亩）。这与英国不同，后者在1800年时总人口为866万，“农业用地”则为3560万英亩，还有牧场、草地和公共用地。[14] 而且，相对英格兰种植业、畜牧业混合的农业体制而言，长江三角洲几乎是单一的种植业经济，单位劳动的资本化程度也相应较低。对比愈发鲜明的是，当18世纪英格兰的农业资本化不断增长之时，长江三角洲却正往更高的劳动密集化这一相反的方向演变。结果无疑是劳动边际报酬的递减，亦即我所说的内卷。下面逐一检视这些趋势。
（一） 单一种植业农业
英国农业体系中耕地与牧场轮替，其中耕地又轮流种植饲料作物与粮食；而长江三角洲地区则几乎完全种植粮食。典型的长江三角洲农田种植春水稻，然后是冬小麦。[15] 没有种植粮食作物的地方，农田里一般种植棉花或者桑树（下面还有讨论）。只有数量不多的紫云英（红花草）作为冬作物来种植，而且主要是用作绿肥，有时候也会用作家畜饲料（20世纪30年代比较精确的数据表明，在三角洲地区紫云英的种植面积占总播面积的0.9%）。[16] 农户饲养的家畜主要是食泔水的猪，而不像英格兰那样主要是食草的马、羊或者牛。
农业史家都熟知一个基本事实即在既定技术水平下，单位土地上种植农作物较之牧畜（即提供肉、奶以及乳酪）能供养更多的人口。卜凯(John Losing Buck)在其就中国农场经济的宏篇大著中提出，这一比率为6：1中7：1。[17] 这意味着在土地数量既定的前提下，如果缺乏重大的技术变迁，高人口密度将最终将排除畜牧业而使土地利用走向单一的种植业的格局。在英国（及欧洲），其农业产出中庄稼和牲畜部分通常情况下大致相等；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农业，至少从17世纪起就已经基本上只生产粮食。[18] 1952年的精确数据显示，当年牲畜（包括渔业）仅占中国农业总产出的11.8%。[19]
18世纪英国的种植业—畜牧业的混合型农业与中国的以种植业为主的单一型农业的基本差异，也解释了两地人民在饮食方面的基本不同。在英国人的典型膳食中，粮食（面包）和乳酪、黄油、奶、肉所占比例相当。[20] 中国人的食谱则主要由粮食组成，再辅以比重较小的“菜”——对农民而言仅包括蔬菜，特殊场合下也有肉（主要是猪肉，间或有禽、蛋）。
饮食之外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比较衣着。依靠畜产品供养人口的逻辑同样贯穿于衣着方面，例如，为既定数量的人口供应羊毛远较供应棉花所占用的土地为多。而且，种植棉花要比养羊以出产羊毛要求更多的劳动投入。18世纪的英国人主要依靠羊毛裁制冬装，而同时期的中国农民则几乎完全靠棉衣过冬（虽然上层阶级的确消费不少丝绸）。这也展示出两种农业体系中畜牧业所占比例的不同。
在其他条件相等的前提下，种植业与畜牧业相结合的农业显然形成了更为“资本密集”的农业体系，亦即单位劳动更多地使用畜肥和畜力，以及增强土壤肥力的饲料作物。而在单一型的种植业农业经济体系中，土地上的人口压力排挤掉了畜牧业以达到单位土地产出的最大化，但这不可避免地通过单位劳动较少的资本投入从而是较低的单位劳动生产率来实现的。
日本满铁（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学者20世纪30年代的田野调查留下的资料，清晰地展示出这一逻辑。在30年代的华北平原，一个男雇工的工资实际上限制在和驴价相等的水平，仅相当于马或者骡子（可以提供两倍于驴的畜力）价格的一半。这样，一个带驴佣工的人就能得到相当于两个人的工资。这一等值基于如下事实：农忙时节饲养驴的耗费和人相当，而饲养骡子或马的耗费则是人的两倍。在这种情况下，农事中牲畜的使用逐渐降低到尽可能低的水平，即仅仅用于生产周期中那些单靠人力难以完成的环节（主要是犁地）。食用型牲畜（除了猪这种可以喂泔水的家畜以外）饲养也基本被排除。随之，畜肥（除猪粪以外的）使用减少，这进而也意味着必然的低劳动生产率。[21]
琼斯在其有关英国农业的研究中强调了混合型农业体系的重要性。彭慕兰讨论了琼斯的著作及其分析，却声称英国（欧洲）与中国农业在资本投入方面并无差异。他认为英国与旱作的华北平原每英亩的肥料使用“大致相当”（第31—34、302—306页）。这里他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论证逻辑。内卷的要旨在于单位土地上劳动投入的高度密集和单位劳动的边际报酬减少。给定单位面积不同的劳动密集度，再来说单位面积肥料投入在两个地区大致相当，实际上是为中国单位劳动非常低的资本投入事实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彭慕兰在这里及其著作中的其他地方，没有把握住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之间以及单位土地上劳动密集度和单位劳动资本化程度之间的重要区别。
实际上，中国的单一种植业经济采用的肥料本身就与英格兰的混合型经济很不一样。土地的稀缺排除了那些土地需求大的施肥方法，如英格兰的转换型畜牧业所采用的通过退耕还牧来提高地力的方法。即使是绿肥，也由于会占用土地而被压缩到最低限度。因此，紫云英等作物在总播种面积中只占很小的比例。此外，像诺福克体系中的芜菁与三叶草这类可以肥田的家畜饲料作物也甚少得到采用。无论长江三角洲还是华北地区，主要肥料都是由家家户户各自储积的猪（和人）粪（尿）。虽然施这种肥料尤为耗费人力（特别在运送到田间以及施洒过程），但其土地要求却最少（因为猪可以靠家庭圈养）。
18世纪时长江三角洲地区豆饼使用增加——在海禁撤销之后从东北沿岸经海运而来——应该在这一大背景这下来理解。豆饼是大豆榨油后由豆渣制成的副产品，它在三角洲地区逐渐成为猪粪“基肥”施加之后的辅的“追肥”（有时候则是紫云英或河泥，然后猪粪、而后豆饼的第三通肥料）（第98页）[22] 彭慕兰在这点上错误地提出三角洲农民是为了节省劳动而用豆饼取代猪粪。[23] 李伯重曾基于颇具启发性的数据提出，增加投入使用此类肥料未能促成产量的提高。三角洲地区的水稻产量历经明清两代增长微乎其微或根本没有提高，即使在增加肥料投入之后也始终徘徊在1—3石（1石容量等于100公斤，重量上则大致等于160市斤或176磅）之间。李认为这是由于肥料的的效度递减（或土地的肥力递减）所致：1石稻米产出在明代后期需要53斤（1斤=1.1磅）肥料，清代则要115斤，而到20世纪50年代则已增至200斤[24] 。输入的豆饼肥料很快就服从于这一劳动力丰富型经济的逻辑：其价格涨到较穷的农民无力购买或者只能付出高利从商人手中赊购而得的地步（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春耕至秋收间的利率为100%）。[25] 因此，劳动回报很快被压低到该单一种植业经济中流行的一般水准。
（二） 劳动密集化
在前现代的牲畜饲养方面，我们可以设想三个不同层次的劳动密集度。密集度最低的是使用草场，其次为芜菁和三叶草等饲料作物，而劳动密集度最高的则为粮食。18世纪英国农业一般结合使用草场和饲料作物，而长江三角洲地区几乎没有草场，饲料作物也比较少。耕畜一般在家闲时节靠农田“副产”如粮食作物的秸秆和叶子来喂养（亦即“粗饲料”），在农忙时节则辅以粮食这样的“精饲料”。[26] 这意味着耕畜和人在土地生产的有限生存资料上处于直接的竞争状态，亦即今日所谓“人畜同粮”。这是劳动密集型单一种植业经济的一个基本特点。
英格兰与长江三角洲除了畜牧业本身，以及英国畜牧业的发达与中国畜牧业相对缺乏之间的差异外，它们在耕作本身的劳动密集程度上当然也存在着巨大差异。我们可以利用艾伦从托马斯·贝奇勒（Thomas Batchelor）的详细估算中选出的数据，对英国种植业的劳动投入进行初步的估计。那些数据显示，一英亩小麦要求相当于成年男子25.6天的劳动投入，按中国的度量来说是每亩产4.27天。这与长江三角洲每亩7天左右的投入相比较，比率为1：1.6。[27]
在英国农业中，小麦是诺福克小麦—芜菁—大麦—三叶草轮作体系中劳动最为密集的一种作物。根据艾伦对贝奇勒数据的计算，这四种作物所需劳动的比率约为4：3：3：1。[28] 而且如我们所见，在诺福克体系下，耕地常在“转换型牲畜饲养”中更换成劳动密集度更低的草场。也就是说，英格兰单位农业土地的平均劳动投入，要比小麦种植劳动投入低一半还不止。
与此相对，冬小麦在长江三角洲是所有庄稼中劳动密集度最低的作物。在这里，水稻所需劳动约是小麦的1.5倍，或为英国小麦所需劳动的2.4倍。[29] 然而，18世纪典型的长江三角洲农户不能单靠种植水稻或者水稻加小麦维持生存。三角洲的水稻单产（所有粮食中单产最高）在每亩1.5石到3.0石之间。这一水平在苏州府的高产地区早在11世纪就已经达到了。[30] 如果我们取2.25石米作为（不同等级土地的）平均亩产量，一户平均拥有7.5亩土地（见下）的5口之家可收获16.9石米。由于每人年均粮食消费至少是2石，因此如果这户人家只种水稻的话，在交付地租之后（通常是收成的40%到50%），则仅仅能够维持其粮食消费的需要，即使我们不计算其他的生产费用。冬小麦略可补助——每亩总收入增加1石，但稻米辅以小麦仍与充分供应家庭总消费相距尚远。[31] 这就是长江三角洲农民转向棉花与蚕桑这类高劳动密集度高产出作物的缘由所在。
在长江三角洲东部地势较高的松江府，18世纪时大概有一半耕地逐渐种植了棉花（有时继以冬麦或豆类）。三角洲其他地区的植棉区则占耕地的1/5到2/5。[32] 这一状况系棉布长期广泛的传播所致：在1350年至1850年间它几乎成为农民惟一的衣料。在这一过程中，长江三角洲逐渐成为其他地区主要的棉布供应地。从水稻转向棉花——即使就中国而言，乃是密集化加剧的一大步。单位土地上种植棉花的所需劳动一般两倍于种植水稻，即上面提过的每亩20个劳动日与10个劳动日之比。这又在小麦与稻米的差异之上加了1：2的差额。
但这仅仅只是拉开了一个序幕。对于一般的长江三角洲农户来说，棉花的种植不过是他们投入到棉布生产的劳动的一小部分而已。这里的农户一般自己植棉、纺纱、织布，此即众所周知的花—纱—布三位一体的生产体系。一亩棉花一般可出产30斤皮棉，需要共160个左右的劳动日，用来纺纱（91天）、织布（23天）以及弹棉、上浆等（46天），最后生成23匹布（1匹=3.63平方码）。[33] 换言之，如果一家农户将水稻改种为棉花，就需要多投入18倍的劳动。[34] 这与一茬小麦的劳动投入差异达到27：1。
植桑同样如此。众所周知，桑树在三角洲南部低湿稻田的圩堤上广泛种植（部分是为了巩固田圩），形成别具一格的稻桑配合格局。此外，晚明以来，长江三角洲养蚕业大幅度发展，以至出现所谓“桑争稻田”的情形。蚕丝生产的劳动需求包括：每亩桑耕作劳动48天，养蚕30天，缫丝15天。这一系列工作一般在农户家庭内部完成，类似于植棉—纺纱—织布（虽然丝织由于其织机昂贵的资本要求而通常在城镇里进行）。如此一来每亩总共就需要93天劳动，而水稻则只需要10天。换言之，对将稻田改作以蚕丝生产为目的的桑田的农户来说，劳动增加了大约9倍。[35] 这与一茬小麦的差异是13.5：1。
综合这些劳动密集度上的差异，我们就能理解18世纪英国和长江三角洲的农场平均规模的差别：英国南部为150英亩，北部为100英亩，[36] 而长江三角洲平均起来仅为0.92 英亩到1.58英亩（即5.5亩到9.5亩）。[37] 如果我们取简单的平均数，则差异为125英亩与1.25英亩，即100：1（如果不是拿长江三角洲与英国比较，而是拿旱作的华北平原的话，差异仍达125英亩比3英亩，即42：1）。[38]
另一种考虑英国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农业差异的方法是比较农业人口的人均农业土地。19世纪初英国为11.3英亩，而长江三角洲为0.25英亩，也就是45：1的差别。[39]
上述劳动密集度、农场规模以及人均农业土地等方面的差异，不仅对农业，而且对农村手工业以及收入和消费各方面的内卷与发展，都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而这些基本的情况，在彭著中是完全没有讨论的。
（三） 内卷
彭慕兰断言长江三角洲地区在1800年并没有经历比英国更为严重的人口/资源困境。但是，在前现代农业的技术条件下，上述密集化程度的差异真的不会带来劳动边际报酬的递减，亦即我所谓的“内卷”吗？显然，作为一个有机体，土地的产出是不会随着劳动投入增加而无限增长的。埃斯特·博塞拉普（Ester Boserup）虽然也强调农业总产如何伴随人口的增长而提高，但他仍然认为增加了的土地产出通常是以劳动时间的不相称增加为代价而获得的[40] 。
由于施行两熟制，长江三角洲耕地面积（区别于播种面积）的单位产出自然高于英国。在长江三角洲，每英亩水稻加冬麦的产量为13.5石米（每亩2.25石）及6石小麦（每亩1石），亦即19.5石的总产出。与之相较，英国每英亩小麦产量为21.5蒲式耳，即大约7.6石（1石=2.84蒲式耳）。用磅来度量，长江三角洲每英亩的产量约为3432磅，而英国则约为1290磅。[41] 这样，长江三角洲与英国单位土地粮食产量的差距约为2.7：1。
但我们已经知道，这个产出差距是靠更大的劳动差异获得的。如果比较劳动生产率而非土地生产率的话，这个比例是会倒过来的。如前所述，英国的小麦是以较少的劳动力（4天，相对于长江三角洲的7天）来获得较高的产量（每亩1.27石，相对于三角洲的1.0石）的，结果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差异就是2：1。
在长江三角洲内部，冬麦的种植和一年一季的水稻相比，本身就意味着内卷。水稻10个工作日的产出是2.25石，亦即每日0.225石，而小麦7个工作日的产出是1.0石，即每日才0.14石。换言之，长江三角洲从一年一季水稻改为稻麦两熟，即已降低了农业单位劳动的报酬。
然而，长江三角洲的内卷主要还不是体现在小麦，而是体现在我们下面要讨论的丝、棉生产当中。我们知道，纺纱——18世纪长江三角洲农户的花—纱—布综合生产体系中最为耗时的环节（160天中的96天）——的收入，仅仅相当于耕作或者织布所得（这两者每劳动日所得大致相同）的1/3到1/2[42] 。这意味着当一家农户从水稻改种劳动更密集的棉花时，是以少于水稻的每劳动日平均报酬来换取单位土地产出的增加的。这正是我在拙著中所说的“内卷”和“内卷型商品化”的部分内容。
同样的逻辑当然也适用于养蚕业，其生产过程中通常由妇女完成的养蚕和缫丝部分的报酬仅为农业劳动的一半。根据李伯重最近的计算，每亩桑田的净利产值为稻田的3.5倍，而总劳动需求如我们所知则是稻田的9倍。[43]
显而易见，内卷及内卷型商品化并不意味着单位土地绝对产出的减少。情形正好相反。拥有一定土地的农户当然可以通过采用内卷的运作方式（棉、丝生产）来提高农场总产，因为这将意味着就家庭劳动而言更多的“就业”和收入，尽管平均每日劳动报酬减少了。此即我所谓没有发展（就劳动生产率而言）的“增长”（就总产而言）。就一个一定规模的农场来说，内卷可以藉使用迄今未得到就业或低度就业的家庭劳力（妇女老幼）从事低报酬劳动来提高家庭的年收入。这一过程我称之为“生产的家庭化”。内卷甚至可能以超越劳动日报酬递减的比例而增加劳动日数来提高每个耕作者的年产出和收入。但诸如此类的提高具有明显的局限，应该与“发展”清晰地区分开来。“发展”意味着通过增加单位劳动的资本投入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即如18世纪英国农业以及现代机械化农业所展示的情形。
正如我在1990年的著作中所澄清的，内卷化农业构成了灿烂的中国传统文明与落后的近代中国经济这一矛盾事实的基础。[44] 在被有限的食物供给所控制的前工业化地域范围内，一个拥有（非内卷的）100万人口以及生存所需30%以上剩余的地区，可以供给一座30万人口的城市（即相当于中世纪伦敦的规模）；而拥有内卷化了的1000万人口以及只有10%剩余的同样面积的地区，则可以供给一座百万人口的城市（即唐代长安鼎盛时的规模）。[45] 这或许就是复杂的城市体系、发达的文化和成熟的国家机器的逻辑基础。然而，鉴于下面即将予以澄清的因素，正是这内卷的经济，意味着对现代节约劳动的农业资本化的抵制和随之而来的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维持，以及由此造成的农村低收入。这就是我的“没有发展的增长”观点的核心所在。
上面已经提到，由于没有对劳动生产率与土地生产率进行区分，彭慕兰误解了我的内卷概念的涵义。他在书中别的地方把内卷等同于一个简单的描述性概念，即在生存界限之下的劳动报酬和简单的贫困化（附录E，第320页）。然后，他进而又坚持用不切实际的纺纱与织布收入来批驳已被错误理解的内卷。他先是错误地幻想生产布匹的7天当中有3天用于报酬较高的织布（第322页），而事实上织布仅占7天中的1天时间，另外4天用于低报酬的纺纱（彭遗漏掉的是弹花及上浆等要花费2天的工作）。然后，通过幻想出一个高度发达的棉纱市场——事实上直至20世纪现代纺织厂出现才真正有了市场化了的商品纱，他又把属于例外情况的只织布而不从事其他生产活动的农民当作典型的农民生产者（第102、322—323页）。正如徐新吾所表明的，迟至1860年，中国所消费的棉纱还只有不到15的份额是从市场上购买的。[46] 对长江三角洲基本生产状况的这些误解，导致彭慕兰得出了他对棉布生产收入的那些不切实际的估计（详后）。转贴于 注释
* 在此我谨向下列同人致以谢意：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斯蒂芬·哈勒尔(Stevan Harrell)、艾仁民(Chris Isett)、李放春、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苏成捷(Matthew Sommer)、张家炎、Jorunal of Asian Studies的三位审稿人（罗威廉[William Rowe]和两位匿名评论人），以及特别是白凯(Kathryn Bernhardt)、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周锡瑞（Joseph Esherick）和夏明方。他们在本文写作过程中为我提供了重要的建议和评论。此文由我的博士生李放春翻译，谨此向他致衷心的感谢。译稿由我自己五次校阅，基本准确。
[1] K.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 ， China， and Making of the Mor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p.31—34.为节约篇幅，以下凡引彭书，只在文中注明页码。
[2] 埃里克·琼斯(E. Jones， Agriculture 1700---780. In F. Roderick， M. Donald (eds)，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00， Volume 1: 1700——1860， Cambridge ，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p.66—86)、罗伯特·艾伦(R.Allen， Agriculture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F.Roderick，M. Donald (eds)，The Economic Histroy of Britain Since 1700， Second Edition， Volume 1: 1700—1860.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p.96—122)以及安东尼·瑞格里(E.Wrigley， Urban Growth and Agricultural Change :England and the Continent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y， xv :4 (Spring 1985); 683—728)均已指出，有关18世纪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数据非常少。大多数关于“英国”的研究主要基于取自英格兰的数据。这里我也按照他们的做法而不试图对英国与英格兰做过分明确的区分。
[3] 据琼斯估计，大约仅占食品消费总量的10%（Jones 前引文，第68页）。
[4] Wrigley前引文，第688、700—723页。
[5] Allen 前引文，pp. 102，104， 107。当然，艾伦在他1992年的著作中讨论了两次农业革命：17世纪的“自耕农革命”和18世纪的“地主革命”（R. Allen， Enclosure and the Yeoman . Oxford : University Press， 1992） 。
[6] Wrigley前引文，第728页，注38。
[7] P.Huang， 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350——1988（以下简称Yangzi Delt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00，P.11;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以下简称《长江》），中华书局，2000年第2版，第11页。
[8] Wrigley 前引文，第726页。
[9] Allen 前引书（1992年），第111页；M. Overton，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n Egnland : The Ttransfor-mation of the Agrarian Economy ，1500——1850。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3。
[10] Allen前引文（1994年），第109、113——114页。
[11] Jones前引文，第73页。
[12] 此外，芜菁也有抑制清除杂草的作用(Overton前引书，第3页)。Overton在同书第118页提供了诺福克体系整体效果的定量表述。
[13] Overton前引书，第116——117页。
[14] 这些数字所指包括松江府、苏州府、太仓州及无锡县与江阴县，但不包括其北的通州、其南的嘉兴与湖州府，以及常州府的其余部分。这中间的一半是我1990年的那本著作论述的中心。这里给出的数据采自Huang，Yangzi Delta 附录部分，表B.1，第341——342页、黄宗智《长江》第339——340页。英国人口数字采自Wrigley 前引文第700页。“农业用地”数据指的是英格兰与威尔士，采自Allen 前引文第104页。
[15] Li Bozhong ，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 ，1620——1850(以下简称Jiangnan).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8， pp.39——40，50；参较第6、15页。
[16] （清）姜皋：《浦泖农咨》，上海出版社，1963年，第7页（上、下）；陈恒力、王达编《补农书校释》（即《沈氏农书》（无出版日期），以及张履祥的《补〈沈氏农书〉》），农业出版社1983年，第15页；0.9%的数据来自J.Buck Land Utilization in Chian : Statistics （University of Nanking ，1937）第178页。需要注意的是，紫云英比首蓿更为常用。
[17] J.Buck ，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P.12.
[18] 陈恒力、王达编前引书；姜皋前引书。
[19]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第150页。
[20] J.Drummond ， A. Wilbraham， The Englishman’s Food .London :Jonathan Cape ，1958[1939]，pp.206——210。
[21] P.Huang，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an (以下简称North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第8章，特别是第148页；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以下简称《华北》，中华书局，2000年第2版，第153页。
[22] 参见如姜皋前引书，第7页（上、下）。
[23] 感谢艾仁民提醒我注意到彭慕兰的这一错误。
[24] 李伯重：《明清时期江南水稻生产集约的程度提高》，《中国农史》1984年第1期。
[25] 同李伯重上引文；另参Huang ， Yangzi Delta ， pp. 130——132；黄宗智《长江》第133——134页。为了论证长江三角洲地区较早的发展以及“肥料革命”，李伯重改变了以前的结论。他引用包世臣观察到的每年有“千余万石”“豆麦”从东北运往上海，并主张这一数字采用的是东北的计量单位（关东）石，等于通用（江南）的2.5市石（Li Bozhong ，Jiangnan， p. 114， p. 209n. 35，引自吴承明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55、657页）。因此，他提出18世纪二三十年代每年运往上海的“麦豆”实际应为2500万石。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估计很可能有2000万石左右的大豆留在江南使用，最后得出结论：如果输入的大豆的豆饼全部投入到水稻生产中的话，每年2000万石的豆饼将可以使水稻总产增加4000万石，亦即每亩产出增加1石。此处有一系列很成问题的跳跃性分析。首先，包世臣“千余万石”多半不是关东石。李伯重所借助的吴承明本人在同一观察基础上计量国内长途贸易时就视之为通用的市石（吴承明编前引书，第273页）。其次，该数据并非只指大豆，而是“豆麦”，而其中的大豆多半有相当部分用于制造豆腐和酱油而非豆油与豆饼肥料。第三，即使我们权且接受李的主张，即所有大豆都被用作榨油而出产豆饼，也不能认为所有或者大部分的豆饼被用作了肥料。正如李自己说：豆饼大部分是用作猪饲料（从而只是间接成为猪粪肥料），而没有直接用作肥料（Li Bozhong ， Jiangnan， p. 114）。李伯重在这个新论中没有讨论他本人以前提供的关于肥料回报递减的证据。
[26] 陈恒力、王达编前引书，第86、88页；Huang ， North China ， P. 148；黄宗智：《华北》，第153页。
[27] 这里的英国劳动投入数字系通过艾伦的总劳动耗费除以他的日平均工资数字而得出（Allen前引书，1992年，第158、162页）；参较T. Batchelor ，General View of the Agriculture of the County of Bedord (London : Sherwood ，Neely ， and Jones ， 1813)， p. 582。
[28] Allen前引书，表8——3，第158页。
[29] Huang ， Yangzi Delta ， PP. 84，125；黄宗智：《长江》，第83、127页；J.Buck， 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Statistics ， p.314。
[30] Huang， Yangzi Delta ，p.89；黄宗智：《长江》，第89页。
[31] 关于长江三角洲18世纪时的小麦产出，见姜皋前引书第10页（上）；参较Li Bozhong ， Jiangnan ，p. 124。感谢艾仁民提醒我进一步说明总产与净产的不同。
[32] 见李伯重引叶梦珠17世纪末语（Li Bozhong ， Jiangnan， p. 52）。关于稻麦两熟制，见同上书，第52—53页。20世纪30年代的系统数据表明，松江府超过60%的耕地种植了棉花，太仓为40%—60%，而嘉兴为20%—40%（Huang ， Yangzi Delta ，图4，第26页；黄宗智：《长江》，第25页）。
[33] Huang ， Yangzi Delta， pp. 46，84；黄宗智：《长江》，第46、84—85页；吴承明编前引书，第390页；徐新吾：《江南土布史》（以下简称《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53页。
[34] 如果我们把伴随水稻耕种的副业生产（主要是用稻秆搓制草绳）所需劳动——每新加坡需要8天也考虑进来对这一数字加以修正，比率将仍然达10：1（Huang ， Yangzi Delta， p. 84；黄宗智：《长江》，第84页）。
[35] Li Bozhong ， Jiangnan ， pp. 9095，148；Huang ，Yangzi Delta ， p. 79；黄宗智：《长江》，第79页。或5：1，如果我们将草绳制作算入的话。
[36] Allen 前引文，第99页。
[37] Huang ， Yangzi Delta，附录的表B.2，第342页；黄宗智：《长江》，第340页。
[38] Huang ， North China，附录的表B.1，第322页和表C.1，第327页；黄宗智：《华北》，第330——331、337页。
[39] 英国的数字基于瑞格里的314万“农业人口”的数字和艾伦的356万英亩“总农业用地”的数字(Wrigley前引文，第700页；Allen前引文，第104页)。长江三角洲的数字系由1.25英亩的平均农场规模除以5口人的平均家庭人数得出。或者，如果我们估计1200万总人口中1000万人为农业人口，而使用的耕地总面积为250万英亩的话，可以得到同样的数字。
[40] E. Boserup， The Conditions of Agricultural Growth ：The Economics of Agrarian Change Under Population Pressure . Chicago: Aldine ， 1965，第4、5章。
[41] 英国的小麦产出采自Allen 前引文（1994）表达式5.7，第112页。这里的18世纪英国温彻斯特（Winchester）蒲式耳（35.238公升，不是相当于36.3678公升的帝国蒲式耳）与中国的石（100公斤）——二者均为容量单位——之间的等量重量磅数当然只是大约数字。英国史学家一般采纳1蒲式耳小麦相当于60磅重量，亦即每石170.4 磅；这与中国1石稻米的重量（160市斤或者176磅）相当接近。我感谢罗伯特·艾伦为我澄清了英国的度量单位。
[42] Huang ， Yangzi Delta，pp. 84——85；黄宗智：《长江》，第85页。
[43] Li Bozhong ， Jiangnan ，pp. 95，148；另参Huang ， Yangzi Delta，p.54；黄宗智：《长江》，第53页。尽管李伯重自己提供了证据，但他不认为存在内卷。
[44] Huang ， Yangzi Delta，pp.332——333；黄宗智：《长江》，第331——33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