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期刊网 精选范文 经济学博士论文范文

经济学博士论文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经济学博士论文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经济学博士论文

第1篇:经济学博士论文范文

一、绪论

应用型普通本科院校培养目标定位是培养专业基础扎实、知识结构合理、创新实践能力较强、潜心服务基层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高素质的会计类专业人才则需要应用型普通本科院校的高端培养。在课程知识传授过程中,注重采用探索促进学生发展的多种评价方式,考试评价的作用是有组织地提供调节教学活动所需要的信息的过程。分析会计类专业学生在微观经济学课程中实施动态评价考试的效果,是实践性强的课程讲授急需教学改革的创新方式,能满足专业的实习实训与教学研究能力培养的需求。同时近五年,我校先后组织人员到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等十余家省内外高校、深圳中联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等十余家大型公司进行专业考察学习和走访调查,邀请邵阳市财政局、审计局、税务局以及部分大中型企业、会计师事务所召开两次考试评价方案专家座谈会,针对会计类专业学生的特点提出了优化动态考试评价方式的改进途径,达到会计类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基本要求。微观经济学是会计类专业的学科基础课,包含了政治经济学、会计学、西方经济学和高等数学等各方面的基础知识。应用型普通本科院校微观经济学课程的教学评价仍主要采用考勤10%、作业10%、课堂提问10%、期末成绩70%,实质上是将期末卷面总分作为学生学习该门课程的总评分情况,评分结果过于静态和片面。然而,微观经济学课程是运用相应的经济学理论知识解释当前的政治社会文化现象的应用性极强的课程,若仍采取过往的静态评价方式,将使得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二、理论基础和研究现状

动态评价过程中,教师通过与学生上课,了解学生的动态认知过程和随时的认知变化,进行适当干预和互动,推动学生进步。Lantolf&Poehner认为,动态评价模式可分为干预式模式和互动式模式(2004)。动态评价在心理学、中小学教育、高等外语教育等领域研究硕果累累,彭湃,周兰兰(2016)发现学生反馈和自我评价是研究最多的主题,其次是评价方法以及教育测量等主题,而且更多聚焦于微观教学过程中。在经济管理类教学评价大多集中在实验教学中。张夏(2016)通过学生评价、教师评价和同行评价达到经管类实验教学互动、师生互动的目的,而对于微观会计类理论课程教学研究并不多。有鉴于此,本研究尝试建构微观经济学课程动态评价模式,对该课程过程性动态评价设计方案、设计方式进行探讨和应用。

三、微观经济学课程教学评价模式建构

本经济学博士论文针对应用型普通本科院校会计类学生的特点,在微观经济学课程教学中,以动态评价为理论指导,通过建立“课程学习档案袋”,运用按照预先准备的案例教学设计的干预式模式,同时课程设计和答辩的互动式模式,教师评价学生,学生互评、学生自评和教师的三位评价的全方位评价,建构微观经济学课程动态评价模式,以提高课程教学效果。

(一)建立课程学习档案

课程学习档案记录的是学生的基本信息和该课程的每次课的学习情况,包括课前学习、课堂学习、课后评价,以及这门课的课程评价、自我反思。另外一方面,也记录着老师对学生的学习情况的干预和课程反思等。

(二)干预式模式———案例教学设计

干预式教学模式可运用案例教学的方式进行。一般操作程序是:“教师课前选编典型案例→学生自主解读案例→师生就案例进行课堂讨论→教师总结理论提升→学生交流推广”的思路展开研究。在案例教学中,教师以学生为主体设计案例,教学全过程师生应该是全程参与的。案例教学的优点是一箭双雕的,不仅满足了教学大纲和教学内容,而且提升了学生的各方面的应用能力。但是案例教学中的“案例”是需要根据学生的自身理解能力和课堂大纲共同决定的,需要将这三个因素有效的融合在一起,才能发挥教学案例置于为教学目的服务作用,若应用不当,案例教学就会像“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味。

(三)互动式模式———课程设计和答辩

互动式动态评价模式强调学习是教师、学生和学习任务三者之间不断相互影响的过程;教师根据教学大纲和内容有意图的安排和设计相关知识点,适度放开教学范围,唤起学习者的求真意识和追求知识的想法,教师在学生自主学习的情况下进行多方面的评价和指导,最终实现学生学习潜能的评价,使学生在获得专业知识的基础上,获得专业能力,拥有人文、科学和专业素质。

(四)全方位评价

(1)教师评价学生。微观经济学课程动态评价过程中运用干预式模式时,每章节的主要知识点,教师在网络社交平台通过在线测试的形式或在上课的时候通过课堂测试和课后作业的方式,了解该课程的运用情况和学习效果。运用互动式模式评价时候,适度给学生设置积分奖励,锻炼学生的各方面的应用能力。(2)学生互评。微观经济学课程动态评价过程中运用互动式教学模式,将一个班分成若干3人左右的小组,小组之间的合作与互相学习是以学习任务为主题开展的。以PPT或WORD的方式向教师和其他同学进行答辩。在这些课前讨论和课堂答辩的过程中,学生不再仅仅是学生,更是合作伙伴。学生在伙伴式互动学习中内化知识结构的同时可以进行打分。学生合作撰写课程论文或PPT答辩是打分的主要依据,学生在与其同学交流的过程中,可以注重各类专业知识的积累、专注相关知识,同时培养自己团队合作的精神。(3)学生自评。从学生的角度结合制度建设、学习内容及课程收获等多个因素进行调查问卷,设计评价教学效果的指标,培养学生反思学习的能力和自学的意识。学生自评过高或过低都将引起师生的重视。(4)教师的三位评价。在严格执行学校教学质量监控的各种规章制度基础上,学校坚持“评教”、“评学”与“评管”“三位一体”的工作方针,建立本科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在学校领导和督导听课查课的同时,学院领导听课、教师同行评教、学生网上评教已经实现了常态化,学校每年公布评教结果,加强课程主讲教师的被评价效果。

四、微观经济学课程教学评价模式应用

(一)每个学生建立课程学习档案

作者选取了本校会计学院17级会计1班和会计2班共计99人,运用了动态评价法作为动态评估的推行对象。17级会计3班和4班作为参照组,仍采取过往的考试评价方法。本校教师让实验班学生登记好课程学习档案的基础资料,并让学委统一汇总。在参照组仍让传统的教学方式进行,结果表明,建立了课程学习档案组的班级学习效果更佳,师生互动效果更好。

(二)采用案例教学方式加强干预式模式

由于本校是武陵山片区的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生源质量以及学校品牌效应较东部地区和省会城市高校较低,学生理解力不强,干预式模式的应用要注重不要设置的太复杂深奥,因此,在讲授第三章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概念和应用这一节时,课前选取了与学生日常生活相互融通的“请客吃饭”案例教学,让干预式评价更接“地气”,学生更容易理解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教师要求学生对该案例进行衍生和拓展,上课时该小节的内容是由一名学生讲授,5名学生代表进行点评,使得学生明白了效用的不同计量方式和方法,若讲课学生讲的不够好,则要求其他的学生进行补充和解释。最后,教师对学生自己讲授的内容和方式进行打分,明确学生的不足和优点,并将学生自评的部分计入到个人课程学习档案。

(三)采用课程设计和答辩加强互动式模式

微观经济学课程教师根据不同的学习情境进行课程设计和答辩。在讲授第二章供应和需求理论时,课前在社交平台上组织学生明白该章节的知识结构图,因为该章节比较特殊,属于学生过往已经学过的内容和知识,因此,在具体问题的探讨和理解时,就会鼓励每个学生积极参与讨论。在讲授第九章市场失灵的时候,该章节的内容从未讲过的陌生章节,有些学生由于理解力较差或个人原因对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不太明白,因此就会针对性的先鼓励成绩优异的学生和表现一般的学生组成项目小组,在教师的指导下探索感兴趣的微观经济学的专题,主动查阅资料和搜索信息撰写课程论文和进行答辩。答辩的时候,每个人就自己各自所作的工作和内容进行阐述,教师将根据答辩内容计入到个人课程学习档案。微观经济学课程的教学评价评分准则现在调整为考勤10%、作业10%、课堂提问10%、课程设计40%,期末考试30%。

(四)扎实推进全过程评价,教学评价全覆盖

在学校质量监控处的统一领导下,学校建立学校督导、二级学院督导、教研室三级教学督查制度。会计学院建立了由教学副院长牵头、各专业教研室主任、实验室主任、教务秘书、学管秘书、教师代表组成的教学质量保障工作小组,对教学中的质量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保证制度的顺利执行。会计学院对教案、教学文件、课程PPT、学生课程档案进行检查。在学校领导和督导听课查课的同时,会计学院领导听课、教师同行评教、学生网上评教,作者讲授的微观经济学公布评教结果时,评教等级达到优秀,学生对动态评价方式反应较好。

【经济学博士论文参考文献】

[1]彭湃,周兰兰.高等教育教学评价研究的进展与热点追踪———对AEHE期刊2011-2015年发文的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16(8):60-69.

第2篇:经济学博士论文范文

林毅夫1952年10月出生于台湾宜兰县。1971肄业于台湾大学农业工程系,1978在台湾政治大学获企业管理硕士学位。1982年在北京大学获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学位之后,他远渡重洋,来到现代经济学的大本营――美国芝加哥大学,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舒尔茨,学习农业经济,1986年获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舒尔茨教授誉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随后,他又在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做了一年博士后研究工作。

1987年,林毅夫回到中国,成为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位从西方学成归来的经济学博士。回国后,他历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与城乡协调发展研究部副部长。1994年至2008年,一直担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如今,该中心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大本营。从1994年开始,他参与了国家几乎所有重大经济决策的讨论,尤其对农村经济和国企改革等领域的政策,极具影响力。

林毅夫是中国经济学界“海归”派的代表人物,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推动者之一,是用西方主流经济学规范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学较为成功的学者之一。他努力推进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并强调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规范化和一致性,以及用实证方法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和市场化进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他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作出了严谨的经济学模型。他主张中国充分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用较低的成本引进先进技术,加快技术变迁,加速资本积累,实现中国的产业升级。他还认为国有企业改革是继续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关键,改革国有企业才能够给民营经济提供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林毅夫一直以来都对中国经济保持乐观,认为在拥有和平稳定发展机会的环境下,到2030年,中国有望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是林毅夫在研究了20世纪后半叶世界经济,尤其是东亚经济的基础上建立的,已为世界经济学界推崇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流派,是中国经济学家对世界的贡献。

林毅夫是从研究中国农业问题开始走上经济学研究之路的,并以此奠定了他在国际经济学界的学术地位。1990年,他关于1959~1961年中国的论文《集体化与中国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在国际顶级经济学杂志之一的《政治经济学期刊》上发表,引起了强烈反响。1992年,他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中国的农村改革及农业增长》一文,成为一段时间发表于国际经济学界刊物上被同行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之一,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为其颁发了经典引文奖。此外,他的主要著作《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1993年还荣获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一些欧美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视其为中国农业经济与社会问题的权威,屡次邀请他出国访问研究。对于当前的“三农”问题,林毅夫认为城乡差距的问题将长期存在,只有依靠长期的经济发展,不断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在城市里的就业机会和条件,才能逐步解决问题。

第3篇:经济学博士论文范文

“点名他们会没面子”

去年12月12日,被任命为安徽代省长的第二天,李斌前往凤阳县指导小岗村党委创先争优群众评议活动,由此开启16个地市的调研行程。《安徽日报》记者胡旭回忆,到小岗村的困难家庭访问后,李斌叮嘱,新闻稿里不要点被访户的名字。李斌解释:“条件艰难的,谁也不愿意被点名。点名之后,他们会没面子的。”

写了数年的领导慰问稿,胡旭还是第一次遇到有领导注意到这个细节。

有时在会议上,李斌也会嘘寒问暖。今年安徽省两会期间,李斌参加淮北代表团分组讨论。一名代表致歉说感冒嗓子哑了,李斌接过话茬说,“嗓子哑了要好好休息,多吃点砀山梨。我尝过了,味道不错嘛。”

在李斌身边的人看来,李斌这话还有另一层意思。前些天,李斌看见报纸上说砀山梨滞销,她在会上这么说,是侧面帮砀山梨推广。

“短点,再短点”

接近李斌的人士称,每天,宣传干部出身的李斌都会看报纸,也会网上浏览。去地方调研时,她会针对网上看到的舆情发问。

她还使用网络语言。在今年致安徽网友的新年贺词中,李斌用到了“给力”,“hold住幸福!hold住未来!”

到安徽的前两个月,李斌在调研时喜欢到各地市的广场上散步。这种场合,她不带随行记者,也不让当地领导安排。

1月14日,李斌到马鞍山调研。《马鞍山日报》记者王贤俊发现,李斌出行没有警车开道。车队遇到红灯就停下,整条车队被阻隔得歪歪扭扭。

王贤俊打听后知道,“不让警车开道”,是李斌明确提出的要求。她所调研的其他地市也遵从这样的规定。

到安徽后,李斌在多个场合强调:“要做到‘干’字当头、共谋发展,紧紧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

“开短会,讲短话,写短文。”这是她上任之初提出的三点鲜明要求。

据此,安徽省两会期间,省政协联组会议上,会议主持人使用手机现场计时,要求委员发言不得超过7分钟。

记者胡旭也按要求写短文。李斌在六安调研时,他写了1300多字的新闻稿。次日,李斌说,短点,再短点。

让全省领导干部记忆深刻的是,安徽省两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只有28页,往年是四十多页。不少干部拿到《政府工作报告》后交头接耳:“是不是印少了,怎么这么薄?”

“乘凉也不行,那是懒汉”

政治经济学博士出身的李斌,被认为有很强综合概括能力,并且其语言能一下抓住事物本质。

李斌的博士学历背景也备受瞩目。

作为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1982年,李斌从吉林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本科毕业。

2000年9月,她以吉林省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的身份,师从吉林大学张维达教授,在职攻读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读博一年后,李斌从省长助理擢升为副省长。

“李斌的博士生是认真读出来的。”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魏益华是李斌的博士研究生同学。她记得,李斌不缺课,哲学课、外语课也都会去。“我每次上课,基本都能看见她”。

李斌的博士论文《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模式及运行问题研究》,与其当时的分管领域紧密相关。李斌任吉林省副省长的几年正是吉林老工业基地振兴及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而她分管的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人口计生、民政等是重点工作。

在216页的博士论文中,李斌重点阐述国外各种社会保障理论,介绍了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性质、特征和内容。在结论部分,李斌提出展望:社会保障制度模式建设任重道远,理论和实践都需要与时俱进。

此外,她还相继出版和发表了《社会主义分配通论》、《中国区域分配格局研究》、《关注民生——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模式及运行》等书籍和文章。

到马鞍山调研时,在讲到马鞍山紧邻南京的地理位置时,李斌比喻“不要总讲大树底下不长草。说不长草是悲观的。乘凉也不行,那是懒汉”,借此鼓励马鞍山向昆山学习,主动开放,招商引资。

“李斌的综合概括能力很强。”在安徽两会上,旁听分组审议的记者称,原本14个人发言,后来又有8个人抢话筒发言。在这个过程中,李斌凭借记忆力逐条总结了22个人的发言,并进行点评。

据媒体报道,在吉林时,李斌不仅自己学习,还经常布置题目,领着大家研究。她要求分管部门的领导要当“政策通”。为了完善养老金计发办法,她带领相关部门制订了多套方案,反复测算,从中选优。

“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

李斌在政府工作报告里说,“经济越发展,越要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

早在吉林任副省长时,李斌就被称为“民生省长”。她提出的“创业促就业”的再就业模式,人口计生“三结合五关爱”等吉林经验受到关注。

在今年安徽省两会期间,李斌在84分钟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用语平实,其中有关改善民生的施政新思路备受外界关注。

“民生连着民心、连着发展,体现社会公平,经济越发展,越要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李斌称,在教育、就业增收、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等多个方面,安徽省今年均新设有硬性指标。

诸如,实施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新建、改扩建公办幼儿园656所,城镇新增就业60万人,新增保障性安居工程40万套。此外,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五保户供养补助和重度残疾人生活救助等三项标准均提高10%以上。

第4篇:经济学博士论文范文

奥巴马的母亲一生中用过四个不同的名字,每个名字都代表着她的一段特殊人生。

斯坦利•安•邓汉姆拥有男孩名字的安静女孩

她出生于1942年,比希拉里大5岁,

父亲特别希望生个儿子,所以给她取了个男孩名字“斯坦利”。从幼儿园到中学,每次自我介绍时,她都会用略带歉意的声音,强调自己并不是男孩,尽管为此受到不少奚落,开朗的她并不在意――多年后,她的儿子奥巴马也不介意被人称为“黑鬼”和“胖子”。

她不断随父母迁移――从堪萨斯到加利福尼亚,从得克萨斯到华盛顿。因为她的父亲是家具商人,哪里有生意就要举家搬过去,她不愿意安定下来的性格也许正是从那时养成的。斯坦利的高中是在华盛顿州度过的,她的朋友伯克斯回忆,“她是个非常聪明和安静的女孩,只对她的朋友圈感兴趣”,她很早就收到了芝加哥大学的录取通知,但父亲认为她还太小,不让她去。

高中毕业时,她又搬家了,这次搬到了刚刚建州的夏威夷,成了夏威夷大学的新生。

巴拉克•奥巴马太太一个黑白混血儿的年轻妈妈

在夏威夷大学,斯坦利把名字改成了女性化的“安”,还遇到了老巴拉克•奥巴马。老巴拉克是夏威夷大学的第一个非洲学生,因此吸引了不少好奇的目光。他的朋友阿伯克罗比说;“他有巨大的吸引力。”老巴拉克经常发表演讲,多次接受报刊采访,成为当之无愧的焦点人物。“我们一起喝啤酒吃比萨,谈论越战和政治,每个人都爱听巴拉克发表高见,”校友奥博克隆比说,安成了老巴拉克的“超级粉丝”,老巴拉克的朋友们很快知道他在和白人女孩约会,但没人在意,因为那是在夏威夷――一个种族的大熔炉。

不过那个熔炉主要是由白人与亚裔人士组成,当时,19%的白人女性与华人结婚,而黑人仅占夏威夷州人口的1%,当时,在美国的一些州,不同种族之间通婚是非法的。

1961年2月2日,相识几个月之后,奥巴马的父母结婚了。当时安已怀孕三个月。他们的朋友都是后来才知道的,没有人被邀请参加婚礼。甚至对奥巴马本人而言,父母的婚约也充满神秘感“我从没问过母亲详细情况。他们结婚是不是因为她怀孕了?或者是因为父亲以传统方式求婚了?如果她去世不是那么早的话,我可能会问她更多细节。”

她退了学,朋友们都很震惊。即使按1961年的标准,她结婚时也太年轻了。

奥巴马差不多1岁时,老巴拉克前往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纽约一所大学为老巴拉克提供了数额可观的奖学金,足够让他带着家人一起过去。但他选择了哈佛,他对安说:“我怎么可以放弃最好的教育?”

老巴拉克有自己的计划:回去改造贫困落后的祖国肯尼亚。他希望带着妻儿同行,但他在老家还有另外一个家庭,那是一段可能不合法的婚姻。最后,安决定不和他一起去。阿伯克罗比说:“她没有抱什么幻想,她知道他的情况非常特殊。”

1964年1月,奥巴马的父母离婚了。

父母分手后,在听说父亲1982年在肯尼亚死于车祸前,奥巴马只见过父亲一次。

安做了她那个年代大部分女子不会做的事情――嫁给一个非洲男人、生下他的孩子并且离婚。在那种情况下,她的生活可能会变得更加艰难,但事实并非如此。

安•邓汉姆•素托罗一个印尼人的妻子

奥巴马两岁时,安重返校园。在家人的资助下,她用了4年完成学业。在大学,她遇到了另一位外国学生;来自印度尼西亚的罗罗•素托罗。1967年,素托罗向安求婚了。

安和奥巴马随素托罗到了印尼。在那之前,母子俩都没有离开过美国。

素托罗的家在雅加达郊区。那里尚未通电,道路泥泞不堪,通货膨胀超过600%,物资极端匮乏。除了安和奥巴马,那一带没有别的外国人,胖胖的奥巴马总是坐在院子的围墙上,摇晃着双臂扮作大鸟,惹来孩子们一片嬉笑,很快他们就在一起玩耍了。奥巴马和当地的孩子吃同样的食物,玩同样的游戏,一点不介意被其他孩子叫“黑鬼”。

随着时间推移,安逐渐融入到当地的生活中,而素托罗却越来越西化了。她喜欢印尼文化,他却一心赚钱,在一家美国的石油公司一路晋升,把家搬进了高档社区。她厌倦了他要求她参加的晚宴――在那种晚宴上,男人们谈论高尔夫球,主妇们抱怨着印尼仆人。两个人的距离越来越远。

安找了一份教英语的工作。另外,每天早上四点钟,她就开始教儿子学习英语课程。她希望奥巴马不要忘记自己黑人的根,因此经常带民权运动的书籍、美国著名女黑人福音歌手马哈利娅•杰克逊的录音,以及马丁•路德•金的讲稿回家,这一切给奥巴马留下深刻印象,“她相信,人们虽然拥有不同肤色,但本质是一样的,人人生来平等”。

安的小女儿玛雅出生于1970年,她还记得自己儿时的玩具,“妈妈给了我很多玩偶,有黑人小姑娘,有因纽特人,有穿木屐的荷兰男孩,看起来就像个小联合国”。玛雅现在是夏威夷大学的教授.

1971年,10岁的奥巴马被母亲送回夏威夷。他进入一所很好的学校,在外祖父帮助下还拿到了奖学金,一年后,安也回到了夏威夷,在夏威夷大学学习人类学,研究方向是印尼文化。

素托罗偶尔也到夏威夷探望妻女,但一家人再也没有长期生活在一起。1980年,安提出了离婚。与对奥巴马的生父一样,她一直跟素托罗保持联系,而且没有索要赡养费,

“她并非盲目乐观的人,她也有对我们抱怨的时候,”她的女儿玛雅说,“但离婚绝对不会让她感到悲观。”从每段失败的婚姻中,她都得到一个孩子,同时也得到了一个国家。

安•邓汉姆•素托罗她自己

带着儿女在火奴鲁鲁的一个窄小公寓里生活了3年后,安决定重返印尼,为写博土论文进行田野调查,14岁的奥巴马坚持留在夏威夷,他厌倦了进入新环境,一切从头开始,而且他很喜欢和外祖父母在一起的自由生活。安曾对朋友们开玩笑说,她这个儿子似乎只对篮球感兴趣。她的同事回忆说,她曾为儿子缺乏社会责任感而失望。

安带着玛雅回到了印尼。她改名为“安•邓汉姆•素托罗”,成为一名自由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她在福特基金会工作过,参与协助穷人的小额贷款计划,还当过美国国际开发署的顾问,到过加纳、印度、泰国、尼泊尔和孟加拉从事乡村开发。

同时,奥巴马在一万多公里外的芝加哥社区也做着类似的事情。安的朋友们说,安对奥巴马的职业前景感到欣慰,跟朋友们谈话时总是提及自己孩子的最新进展。“我们所有人都知道他有多么聪明。”安的朋友说。

在上世纪80年代的亚洲外国人社区中,单亲母亲并不常见。而印尼恰好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国家。安的朋友祖布•陈说:“像安这样的人在这里如鱼得水。”

1992年,安终于完成了她的博士论文。

第5篇:经济学博士论文范文

关键词 资本结构 公司治理 股权与资本结构 上市公司

0引言

公司的资本结构问题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同时它还是一个十分经典的问题。资本结构是上市公司一定时期内通过各种筹资模式进行筹资组合而得到的结果,资本结构的最优化对于企业的长远发展来说十分必要。西方经济学对公司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大多都是开始于1958 年由 Modigliani 和 Miller所提出的十分经典的 MM 理论。并且在随后的理论研究中,公司资本结构理论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理论,已经有大量的有关国外资本市场的理论研究和相关实证研究。同时在对文献的梳理过程中可以看到这些影响公司资本结构的因素的现实观察的背景尤其是国外的相关理论都是基于欧美国家比较成熟的资本市场,而中国资本市场是新兴的发展迅速的很多地方并不是很成熟和完善,从而不同理论观察的视角更应该结合中国市场的特殊性来进行考虑。

第二部分,运用前一部分综述的理论并结合中国上市公司的具体情况对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样本进行梳理。与国外成熟的资本市场相比,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时间要短一些,但却是规模最大、发展速度最快的新兴资本市场,同时中国的银行信贷体制和上市公司的产权性质本身与国外市场中上市公司都有很大的不同,因此中国上市公司在进行财务决策时面临的税收、财务困境成本、成本等情况均可能不同于国外资本市场,从而在资本结构选择模式上也可能存在很大差异。为此,该部分所做的是结合国情和国外资本结构理论,因地制宜的对中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进行分析总结,并提出未来研究方向。

1国外相关资本结构理论回顾

1.1早期的资本结构理论

总的来看,公司资本结构理论主要包括三个部分,首先是早期以杜兰特(Durand,1952)为代表的传统资本结构理论学派。他系统地总结了早期公司资本结构理论的三种观点,净收益理论、净营运收益理论和传统理论。总的来说,早期的资本结构理论有着共同的特点,即都是在企业和个人所得税为零的条件下提出的,同时考虑了融资结构对公司资本成本和公司价值的双重影响。但是这三个理论都只是从直观观察的视角来提出,既没有严谨的理论逻辑模型,也没有运用数学方法来严密推导,同时缺乏充分的经验事实和统计数据分析做支持。

1.2资本结构的经典理:MM理论

MM 定理现代公司资本结构理论的核心和开端。Molidiglianni和Miller 教授在1958 年的经典文章奠定了公司金融理论中最重要的基石,他们的理论被称为MM 的资本结构理论(capital structure theory of Molidiglianni and Miller,1958),通常称之为MM定理。MM定理对公司资本结构理论的意义在于提出了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来对公司资本结构问题进行研究。框架是建立在完美市场的假设之上的,在一个完美市场中,没有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信息是对称的(symmetric information)、市场是完全竞争的(perfectly competitive market)、无破产成本(no bankruptcy costs)和无成本(no agents costs)。这个完美市场的假设实际上和物理学中无摩擦力的假设很相像。虽然 MM定理是建立在完美市场的假设基础之上的,但是经济社会本身是有摩擦的、是不完美的,从而这些经济摩擦成为了随后公司资本结构理论研究中的主题,许多学者分别扩展MM定理中的假设使之更接近现实中的经济抹茶,所以MM 定理的意义更在于提出一个理论框架。

这个后续的研究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以 Modigliani&Miller(1963)、Farrar(1967)、Shavell(1966)和 Brennan(1978)等为代表的税差学派,关注公司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的税率与公司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主要是以Warner(1977)、Betker(1978)、Altman(1968)等人为主的破产成本学派,关注企业财务困境成本(financial distress costs)对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最后经Robichek(1967)、Mayers(1984)、Scott(1976)等人进行总结和归纳为权衡理论(trade off theory),他们认为公司的最优资本结构决定于公司各种税收收益与公司所面临的破产成本之间的权衡,在这个理论中借债的好处是可以减税,坏处是会产生财务困境成本,一个公司的最优负债比率应该是对这两种因素的权衡(trade off)。最后是由于 1970 年代以来委托理论的发展和博弈论的广泛运用,许多学者开始从许多不同的视角来观察公司的资本结构问题,提出各种新的观点,例如融资啄序理论(Myers & Majluf(1984))、成本理论(Jensen & Mckling(1976)、Jensen(1986))、控制权理论(Harris & Raviv(1988)等)、信号理论(Ross(1977)等)

1.3现代公司的资本结构理论

这个阶段主要分为:权衡理论、资本结构的委托理论、非对称信息下的资本结构、控制权理论、以产业组织为基础的公司资本结构理论、行为金融学视角的公司资本结构理论。

2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研究

2.1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特点

现阶段,我国上市公司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结构,其筹资模式和筹资偏好往往相悖于西方经典的筹资理论。上市公司的资本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内源融资,而是外源融资。外源融资又包括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债务融资在西方还是比较受欢迎与认可的,而且市场也对其表示出一种信任。西方国家这种先考虑内部资金、再选择负债,最后以股票为权宜之计与我国的认知恰巧倒转了过来,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在资本结构调整时更加偏向于股权融资,存在较多的股权再融资行为(配股和增发),差异非常显著。其中债务融资部分,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在有I资需求时,仍然会首先选择银行贷款方式,银行贷款长期以来占据着上市公司筹资方式选择的首要位置,即使银行贷款的难度逐渐加大。

2.2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形成原因

现阶段,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现状的主要成因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其一,现阶段,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的借款比率与股票风险在某种情况下往往呈现负相关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上市公司在筹资时更加倾向于银行贷款,这也直接导致我国上市公司存在较高的负债率;其二,现阶段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的管理水平相抵较低,内部治理体制并不健全,在筹资融资时"内部人为控制"的现象还是普遍存在的,"内部人员"往往会选择约束较少、成本较低的股权融资,这是我国上市公司在外部融资时偏好股权融资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三,我国资本市场起步相较西方发达国家来说较晚,现阶段我国资本市场体系并不健全,债券市场的发展严重滞后,而股票市场基本处于供不应求的发展现状,相对来说,债券筹资的风险较大、成本较高,这也是我国上市公司往往更加偏好于股权筹资的重要原因之一。

2.3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优劣势分析

一方面,该资本结构符合我国国情,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灵活性高,融资成本低,可以降低信息处理成本。通过股权融资的方式筹得的资金具有长期性,不需要定期偿还,可以有效保障上市公司的经营需求。另外,通过股权融资的筹资模式可以有效提升上市公司的知名度,有利于上市公司的外部文化建设。

另一方面,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不合理影响企业价值,上市公司的资本融资绩效下降,债务融资引起上市公司财务风险。银行贷款筹资模式的适用范围还是相对有限的;最后,近些年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上市公司银行贷款的难度和成本显著增加。

2.4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

其影响因素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不可量化的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的干预;一类是可量化因素,盈利能力和成长机会的影响非常显著。另外,投资周期、负债水平、政治关联性都会对资本结构产生影响。

3研究结论

对于中国的上市公司来说,融资的来源其实就包括这样三个部分:内部融资(公司收益留存)、银行、股权再融资(配股和增发)。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是跟市场行情和证监会的行政规定等有直接关系的,公司再融资行为(增发和配股)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中国证监会的允许;同时我国独特的银行体系和发展不足的债券市场对资本结构也有重要的影响。

目前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也存在一些问题,公司治理结构或者是股权控制结构使得这证券市场发现价值的功能大大减弱,尤其体现在已经有很多国有上市公司尽管已经上市,但其背后的控股股东(集团股东或者国资委)利用上市公司这一途径进行"关联交易",同时民营企业职业经理人制度的不完善,这就使得投资者很难认清上市公司的实际价值,资本结构的作用无法得到充分的发挥。

因此,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选择要有灵活性,兼顾融资方式的影响、管理者监督等因素,避免市场化融资导致企业过度举债,完善资本市场资源配置,避免圈钱现象;使公司治理结构合理化,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形成制衡体制。

4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研究文献分析,在资本结构同企业绩效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关系上研究不足,值得深入探讨来进一步完善资本结构。同时,从在宏观方面入手,面对发展水平较低的资本市场和政府的干预的实际情况,进行细致分析,努力探索,完善公司治理的理论框架。

参考文献

[1] 王皎.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研究[D].辽宁大学西方经济学博士论文,2011.

[2] 王楠.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分析[J].管理学报,2015(6).

[3] 郑洪满,唐文萍.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6(5).

[4] 袁正安.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优劣分析[J].证券投资.2016(18).

[5] 惠祥军.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优劣分析[J].投资理财.2016(16).

[6] 甘丽凝,武洪熙,牛芙蓉,张鸣.大型投资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J].会计研究,2015(09).

第6篇:经济学博士论文范文

关键词:创新投入;产业结构;经济增长;面板LA-VAR模型

作者简介:李政,男,经济学博士,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国有经济与创新经济学研究;杨思莹,男,吉林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从事国有经济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编号:NCET-12-024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我国创新集群培育的机制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3CJY053;吉林大学“985工程项目”

中图分类号:F1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5)04-0061-07

引 言

面对我国经济下行压力,继续不遗余力地保增长、调结构,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扭转我国经济增速下滑、防止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创新投入,2013年我国研发经费为11906亿元,比上年增长15.6%,占GDP比重为2.09%,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缩小。研究显示,我国研发创新效率仍处于较低水平,但逐年不断提高[1]。研发是创新过程中的重要环节,研发投入在质和量上逐年提高,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任务。各地区通过增加研发投入保障,合理配置研发创新资源,促进地区创新水平的提高,对地区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十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创新不仅可以直接转化为生产力,而且可以通过扩散效应提高各生产要素使用效率,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

与不断加大的研发投入相比,我国产业结构调整速度却相对缓慢。1978年第一、二、三产业比重分别为28.2:47.9:23.9,而2013年第一、二、三产业比重为10.1:43.9:46.1。1虽然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第三产业比重大幅上升,但是第二产业占比相对于发达国家依然较大,并且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中低端,资源消耗大、利润低,并由此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传统的以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为代价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此外,中国是制造业大国,但一直是“创新小国”“供应链小国”“品牌小国”。产业结构水平受科技水平、创新水平限制,调整速度缓慢,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经济增长。创新能够不断更新产业所依赖的特定的知识基础,提高产业基础技术水平,带动产业发展,并推动上下游产业的科技创新,催生新的相关服务性产业。创新资源在不同产业之间合理配置,可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

此外,虽然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但是我国人口众多,人均国民总收入较一些发达国家仍有差距。2011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为4940美元,大约是韩国的五分之一,英国的七分之一,日本的九分之一,美国的十分之一。2012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排在第94位,与韩国(第39位)、英国(第27位)、日本(第17位)和美国(第14位)等发达国家差距较大。从增速来看,相对于其他四国,2011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增长幅度最高,为15.96%,其次是日本(7.24%)、韩国(4.93%)、美国(2.32%),英国出现了负增长。因此,抓住机遇,继续保持经济快速增长,是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重要保证。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阶段,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加大,如何找到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的平衡,是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又一重要课题。

产业结构优化的目标是资源配置最优化和宏观经济效益最大化,即实现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合理化,最终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加快形成经济发展新方式,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率先发展,就必须处理好创新、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最主要的是靠创新推动,创新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最主要的推动力。技术进步创造出新工艺、新产品,并发展成新的生产部门和行业。这些新的生产部门凭借自身的技术优势,能够迅速积聚各种资源,规模不断扩张,市场势力迅速膨胀,甚至垄断市场。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二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话题,以库兹涅茨为代表的观点认为经济增长是一个总量过程,总量增长引起部门结构变化;以罗斯托为代表的观点认为经济增长本质上是一个部门的过程,部门结构变动推动总量增长。[2]经济增长阶段论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一个结构转换过程,一定的经济增长阶段与一定的产业结构相对应。[3]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并且对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随着科技发展,创新和技术进步必然会影响各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的重新配置,引起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资源使用效率得到提高,由此促进了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相互促进,一个高度发达的经济体需要一个高度化的产业结构与之相适应。因此,产业结构必然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合理化影响着经济增长的速度。

然而,大部分研究都只注重创新投入、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某两者之间的关系,而没有从三者整体联系的角度去分析三者之间的关系。当前中国正处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初级阶段,面临经济增速下行、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如何把握三者之间的联系,完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合理配置创新资源,稳定经济增速,解决这些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在研发创新效率较低、研发投入不断加大的条件下,创新是否真正推动了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否会促进创新投入的增加?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其中不断增加的创新投入、不断优化的产业结构对经济的高增长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经济增长是否会反过来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创新投入的增加?三者之间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动态变化过程?这些问题仍需进一步讨论。

一、包含产业结构变动的创新驱动增长理论

创新在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会通过两种机制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一种是需求增长,另一种是创新网络。新需求的出现会产生一种产品创新动机,推动产业结构的演进。不同的需求规模、需求结构以及市场分割状况都会影响市场结构,导致产品或服务的更新,从而推动产业结构演进。此外,由于知识、能力和专业的不同,产业之间知识技术通过溢出效应相互扩散,这种联动效应会通过知识、能力和专业的整合互补,影响创新和产业演进。不同研发部门间知识溢出是影响创新和产业演进的重要因素。

Sengupta(2014)在分析创新与经济最优增长时指出,创新使经济持续增长成为可能,即经济达到均衡是以 的速度增长。[4]由此可见,若经济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实现长期增长,增长率依赖于一些行为参数,例如储蓄率、劳动力增长率。一旦技术水平提高,那么长期资本增长率会更高。根据熊彼特的观点,最终产出设定为 ,其投入包括人力投入和中间投入品组合,生产函数为:

(1)

表示中间投入品i的投入效率,中间产品生产函数为:

(2)

表示用于生产产品i的资本合计。将在

(3)

条件下最大化得出 的最优状态,即

(4)

B为平均生产率水平,K为实物资本的集合。因此,产出函数可以写为:

(5)

用 表示 最大水平,即生产可能性边界(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

当创新发生在生产部门i时,它创造了新的中间产品,这些新的中间产品部门经过发展,形成产业部门,改变了原有的产业结构。 为完成创新后达到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假设经济系统创新的频率与研发投入成比例,为βn,β为创新发生的概率分布,服从正的泊松分布[5]。技术边界随知识积累而不断扩大,特别的, 提高与创新频率成比例,即:

σ是创新对技术进步推动作用参数。该模型给出了一个没有限制的增长,即:

(6)

可以看出,随着越来越多的资本积累,σβ和B都不会降低。[6]

二、数据来源、平稳性检验及面板LA-VAR模型构建

(一)指标构建和数据来源

研发经费内部支出是指研究与开发机构当年用于本机构内部的实际支出,包括经常性支出和资产性支出。研发经费内部支出是和创新产出联系最为密切的指标,因此,为了评价地区创新投入强度,选用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占当年GDP比重作为衡量指标(记作INNO)。

产业结构是指经济中不同产业的构成、地位及其相互联系。克拉克、霍夫曼和库兹涅茨等人认为,产业结构随经济增长而不断演进,即一二三产业地位逐步发生变化,出现“二、一、三”、“二、三、一”、“三、二、一”的演进趋势。在此过程中,社会服务化水平不断提高。[7]产业结构高级化是一个动态化的过程,是遵循产业结构演化规律,通过技术进步,产业结构整体素质和效率向更高层次不断演进的趋势和过程,主要表现为三次产业比重沿着第一、二、三产业的顺序不断上升。[2]借鉴吴敬琏(2008)和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2011)等人的研究,为了体现经济结构的服务化发展倾向,我们选用产业结构高级化这一指标作为衡量产业结构的指标,即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记作TS)。[7][8]

国内生产总值(GDP)反映的是一国或一地区在特定时间内所生产的所有最终物品与劳务的总价值,是衡量国家或地区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因此,这里选用各省GDP增长率作为经济增长的衡量指标(记作RGDP)。

本文2002年至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中,研发经费内部支出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各省产业产值及GDP增长率等数据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二)面板单位根检验

首先对模型中所涉及变量的单整性进行检验。根据在检验方程中是否考虑面板截面的相关性这一重要假设,可以将目前的面板单位根检验方法区分为第一代面板单位检验方法(例如LLC检验、IPS检验、Fisher类型检验)和第二代面板单位根检验方法(例如SN检验、PANIC检验、CADF检验和CIPS检验)。O’Connell(1998)指出在面板单位根检验中如果截面独立性假设不成立,则LLC、IPS、ADF-Fisher与PP-Fisher等第一代面板单位根检验方法的功效是极为低下的。[9]所以增加面板单位根检验的准确性,本文先对面板数据中截面单元是否存在截面相关性进行检验。在众多截面相关检验方法中,Pesaran(2004)提出的截面相关一般性诊断检验方法(简称CD检验)是应用较为广泛的一种方法。[10]截面相关CD检验的检验统计量构造如下:

(7)

其中, 是ADF型检验式中残差序列成对相关系数(pair-wis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的样本估计值。在不存在截面相关性的原假设下,CD检验统计量服从双尾标准正态分布。检验结果表明,在不同ADF型回归的滞后阶数下,各CD检验统计量均在10%以下的显著水平下拒绝了面板截面单位相互独立的原假设,这就意味着在后续的单位根检验的检验方程设定中应该考虑到面板截面的自相关性。

Pesaran(2007)在面板ADF检验方程的基础上通过加入截面均值变量及其对应的差分变量,推广为截面ADF检验方程(CADF)。截面ADF检验方程的设定,可以极大地降低由于截面相关性对单位根检验所带来的影响。并且结合截面ADF检验方程的具体形式,Pesaran(2007)分别对IPS检验和Fisher类型检验进行推广,构造出了CIPS检验统计量、CZ检验统计量和CP检验统计量对面板变量是否存在单位根进行检验。Pesaran(2007)利用Monte Carlo模拟研究表明,CIPS检验统计量、CZ检验统计量和CP检验统计量不仅有效地解决截面相关性问题,而且具有较好的小样本性质以及检验效果。[11]因此,考虑到前述面板截面相关性的检验结果,为了保证结论的可靠性,本文分别利用CIPS、CZ以及CP检验方法对模型中所涉及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模型中所涉及的3个变量的水平值的CIPS、CZ以及CP检验结果表明创新投入变量具有一阶单整性,而产业结构、经济增长率变量均为平稳变量,即具有零阶单整性。

由于模型中面板变量的单整阶数并不一致,即出现所谓的“混合面板(mixed panels)”问题[12],如果模型中面板变量的单整阶数一致,则可以利用Kao面板协整检验、McCoskey和Kao面板协整检验、Pedroni面板协整检验以及Groen和Kleibergen基于似然函数的面板协整检验分析面板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但是这些常见的面板协整方法对于混合面板情况,均不具有适用性。Yamada和Toda(1998)指出将模型中单整变量进行差分之后建立VAR模型,也并不是一种合理的建模策略,因为这样做,常常会因为损失变量的长期信息而导致模型的解释能力不足[13]。借鉴Emirmahmutoglu,Kose(2011)的做法,构建面板LA-VAR方法分析地区创新投入、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和动态影响特征[14]。

(三)面板LA-VAR模型构建

令 是包含创新投入、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率的三维面板向量,则本文构建的面板LA-VAR模型设定形式如下:

(8)

首先利用信息准则(AIC、BIC、HQIC)确定模型(2)的最优滞后阶数,检验结果表明,面板LA-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3阶滞后。根据前述面板单位根检验的结果,模型最大的单整阶数为1,即 。Emirmahmutoglu,Kose(2011)建议对模型(2)进行OLS估计。

由估计结果可以看出,首先,滞后前三期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对创新投入强度在10%的置信水平下负相关,但系数非常小。这说明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方向发展对创新投入的提高有负作用。滞后一期、滞后二期和滞后三期的GDP增长速度对创新投入强度作用不显著。其次,创新投入强度各期均在较高的置信水平下对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产生负向影响,说明我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作用第二产业要优于第三产业。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有两种,第一,各省创新投入多集中在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创新投入较低;第二,第三产业创新效率低于第二产业。从创新投入角度来看,如此分配创新资源导致的结果只是产业结构凝固,第二产业比重居高不下。GDP增长速度对产业高级化水平的作用也不显著,因此可以得出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对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的作用不明显。最后,各期的创新投入强度和产业高级化水平均对GDP增长速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创新投入强度系数远大于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系数,因此判断,各省创新投入对经济增长速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创新投入强度的提高能够有效促进各省经济增速的提高。

(四)脉冲响应分析

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对上述构建的面板LA-VAR模型进行结构分析。

从分析结果看,创新投入强度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和GDP增长速度的脉冲响应,可以看出创新投入强度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和经济增长速度冲击的响应非常小,来自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的波动和经济增长速度的外生扰动对创新投入强度影响较小。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水平发展以及经济增速的提高没能有效带动创新投入强度的提高。因此,建立三者之间的联动机制,使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速的提高能够增强创新投入强度,是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创新水平的重要保证。

从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对创新投入强度的冲击响应来看,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对创新投入强度当期冲击响应为正,随后五期响应均为负。说明创新投入强度的外生扰动会引起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的下降,这说明各地区创新投入强度的提高有效促进了第二产业的发展,创新投入强度对第三产业的拉动作用明显低于第二产业。

从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对GDP增长速度的冲击响应来看,对于滞后三期的GDP增速波动响应为负,说明GDP增长速度的外生扰动会降低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从滞后四期的数值来看,GDP增长速度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存在正的滞后影响,虽然这种影响仅为一年,滞后五期这种影响逐渐下降为零。

从GDP增长速度对创新投入强度的冲击响应来看,经济增长速度对创新投入强度的冲击响应当期为负值,往后两期均为正值。说明创新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一年左右的滞后期,并且这种影响能够持续两年。

从GDP增长速度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的冲击反应来看,GDP增长速度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当期冲击为负,滞后两期响应为正向,说明在产业结构向高级化发展会带来经济增速的下滑,这也是我国正面临的产业结构调整阵痛期,但是滞后两期的影响为正,随后逐步收敛为0。

(五)面板Granger因果检验

本文将基于前述所构建的面板LA-VAR模型,进行面板Granger因果检验,从而揭示中国地区创新投入、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影响特征。

从面板Granger因果影响检验结果看:对于不管是高创新投入地区还是低创新投入地区,创新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均是显著的,但是经济增长对地区创新投入的作用并不显著。高创新投入地区的创新投入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但是低创新投入地区的创新投入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不显著。同时不管是高创新投入地区还是低创新投入地区,产业结构对创新投入强度的反馈作用均不显著。最后,不管是高创新投入地区还是低创新投入地区,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均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影响。

三、简要的结论及政策含义

基于2002年到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本文运用面板LA-VAR模型和面板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了中国创新投入、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第一,无论是高创新投入地区,还是低创新投入地区,创新投入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大的拉动作用。因此面对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匮乏、生态环境压力巨大的具体国情,坚定不移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提高创新投入强度,注重培养创新人才,形成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系统,发挥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对提高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是也必须注意到,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未带动创新投入强度的高增长。经济增速的提高对创新投入强度的拉动作用还很小,因此要不断加大创新投入,形成创新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双向促进的联动机制。

第二,创新投入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产业结构和创新之间本应存在的互相促进关系[15],在中国并不存在。创新投入对第二产业的拉动作用优于第三产业。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对创新投入同样具有负向影响。创新投入多以第二产业为主,忽视第三产业创新,这种不合理的创新投入结构导致了产业结构调整速度缓慢,产业结构凝固。因此要调整创新资源分配格局,增加第三产业创新资源投入,发挥创新对第三产业的拉动作用,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第三,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对经济增长速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无论是高创新投入地区,还是低创新投入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的提高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速度的提升。估计系数显示GDP增长速度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不显著的正向作用,而Granger因果检验得出两种投入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和经济增长速度互为因果。因此,在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要进一步发挥第三产业的作用,通过创新手段,提高第三产业技术发展水平和生产效率,增加第三产业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发挥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保证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提高增长质量。

总而言之,中国创新投入、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并没有形成一种通畅的联动机制,这种联动机制的缺乏影响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效果。因此,疏通三者之间相互作用脉络,合理配置各种创新资源,发挥创新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带动作用,同时调整创新投入结构,着力加大第三产业创新投入,形成创新驱动作用下的创新投入合理增长、产业结构向高度化方向发展和经济增速稳步提升的联动机制。

参 考 文 献

[1] 白俊红、江可申、李婧:《应用随机前沿模型评测中国区域研发创新效率》,载《管理世界》2009年第10期.

[2] 付凌晖:《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载《统计研究》2010年第8期.

[3] 林善炜:《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战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4] Aghion,Philipe,Peter Howit.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Cambridge MA:MIT Press,1998.

[5] Sengupta,J. Theory of Innovation a New Paradigm of Growth. Springer press,2014.

[6] 江洪:《自主创新与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文,2008.

[7] 吴敬琏:《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

[8] 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载《经济研究》2011年第5期.

[9] O’Connell,P. G. J. “The Overvaluation of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i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8(44).

[10] Pesaran,M. H. “General Diagnostic Tests for Cross-Section Dependence in Panels”,Working Paper,Trinity College,2004,Cambridge.

[11] Pesaran,M. H. “A Simple Panel Unit Root Test in the Presence of Cross-section Dependence”. in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2007(22).

[12] Zixiong Xie,Shyh-Wei Chen.“Untangling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Budget and Current Account Deficits in OECD Countries: evidence from bootstrap panel Granger causality”. i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14(31).

[13] H.Yamada,H.Y.Toda.“Inference in Possible Integrated Vector Autogressive Models: Some Finite Sample Evidence”. in Journal of Econometrics,1998(86).

[14] Emirmahmutoglu,F.,Kose,N.“Testing for Granger in Heterogeneous Mixed Panels”. in Economic Modelling. 2011(28).

[15] Greunz,L.“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Innovation-evidence from European Regions”,in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2004(5).

Innovation Input,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LI Zheng,YANG Si-ying

(Center for the Study on Chinese National Economy,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