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哲学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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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学哲学论文范文

【正文】

哲学的经济学和经济学的哲学概括，是马克思中极其重要的，体现出丰富的方法论思想。认真清理和这些思想，无论对于我们建构当代经济哲学还是分析现实经济，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一、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既非单纯经济学也非纯粹哲学，而是在融合两者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质。这种“新质”，就在于它打破了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察经济问题的方法：或者从主观概念、理性原则出发剪裁、套用客观经济现实，否认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观经济现象的表层，否认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实践的能动创造性。前者是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后者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

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经济哲学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经济哲学研究成果《哲学的贫困》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他批评蒲鲁东从普遍理性出发建构经济学的哲学体系，把经济范畴视作“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先验的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而他关于经济学要能够真正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本质和，就必须跳出哲学的圈子研究经济现象的思想，则蕴含着从经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的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同时，对庸俗经济学思想的反思，使马克思意识到，经济哲学要走出“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的误区，就必须突破以往的理论，在面对现实的同时发挥主体能动性，冲破思想障碍，敢于进行理论创新。

集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之大成的《资本论》，既与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现实，从现象分析中揭开资本主义结构、关系、运行机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谜底”有关，又与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当时的经济学、哲学思维成果基础上，善于走出哲学和经济学各自的理论藩篱，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不无联系。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最终实现了其哲学与经济学成果——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的有机统一。

纵观马克思一生的经济哲学研究，他不是躲进书斋给自己设定纯抽象思辨的命题，在主观玄想中构造体系，而是立足经济现实，捕捉提出的重大问题；不囿于“现存”和既有的方法、结论，而是让“思想的闪电”在划破理论的迷雾中，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真谛。

今天，虽然时代的巨变使经济哲学研究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马克思那个时代有了极大差异，但马克思当年从客观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角度研究经济哲学的思路和方法，仍能为我们从事当代经济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在此，不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经济哲学要想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同时，要充分发挥主体特有的能动性，破除陈旧的传统观念，解放思想，敢于创新，与时俱进。

二、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科学性与人文性，分别从物与人的角度，体现了人类对世界的两种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前者强调客观性和事实评价，后者强调主体性和人文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对象，无疑是“现实的人”。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又是能动的、有价值、理想追求的主体。因此，经济哲学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应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这种辩证统一，体现得尤为彻底。

马克思既反对从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单纯的技术理性、经济模式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撇开主体的人和缺乏对人的价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体现、愿望的人文关怀的理论，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单纯“经济人”；同时，又反对从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义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抛弃客观的物和缺乏对客体分析的“人文关怀”，只能使人成为虚假的主体和片面的“道德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或哲学不同，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时，把它们视为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和中介的合规律的过程，强调无产阶级解放之路的寻求，首先必须深入到客观的经济底层，同时，又关注现实的人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地位、处境、命运和出路，认为自己的理论就是为“倍受压迫”的那个阶级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因此，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对“人”的探讨既以对客观事实的科学研究为基础，又以对人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要求为目的；对“物”的探讨既以人的价值取向为参照，又注重从物的基础、本源角度探究人文关怀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鉴马克思科学性与人文性辩证统一的方法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有助于我们关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转型、变化、发展的现状、历史和未来趋势，立足科学的实证经济学，从人化了的客观世界中认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基质及其本质规律，为理解和满足人的价值需求、人生的现实性、时代的变易性、社会生活的真伪性，以及准确定位与之相应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观依据；同时，也关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现自身价值、发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运用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人的价值要求的客观范围和内在层次，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质世界中看到自己的价值，体现生存的意义，感到人生的温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体言之，经济哲学要研究宏观的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三者间的关系，研究微观的诸如经济发展、转型引发的利益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与经济、与经济、与经济乃至社会心理与经济等等之间的关系问题。

三、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

决定性与选择性则侧重于从实践角度表述主客关系。决定性即承认人类及其运动是有自身可循的历史过程；选择性即承认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又是历史主体的人有目的的活动过程。前者肯定客观世界和其规律的必然性及其对人的制约性，后者肯定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一身兼任“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双重身份。因此，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运动的规律，是通过现实的人的有选择的能动性活动而得以实现的。人的实践是联接两者的中介，正是在实践基础上，两者达到了辩证的统一。经济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对经济现实的理性考察，为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提供根据，因此它应当从决定与选择的统一角度，研究作为客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这种统一在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中，同样得到了体现。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陷入纯实证经济论和蒲鲁东陷入纯思辨的经济论，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离开历史的主客体关系来考察经济，没有看到客观经济规律既是人的能动实践的结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无策；但经济事实作为既定产物又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制约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随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确认识经济活动中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关系，导致他们或者陷于机械决定论，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永恒之手”，完全制约着人的活动；或者陷于唯心能动论，视个体理性、“社会天才”的自由意志为解决经济矛盾的灵丹妙药。与他们不同，马克思一方面认为社会的、历史的物质活动是人类生产实践、经济生活的根本，生产力是在人类从事生产的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中积累、创造的物质力量，而不是自身无前提的先验假设；同时又认为人类生产实践是主体的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生产力是人的实践能力的物化，生产关系是人为适应生产力而创造的结果。这样，马克思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作为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的基础和中介，地预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活动，是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统一。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考察当代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和制订新世纪化战略决策，有助于我们走出“超越论”和“循序论”的两极，既立足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研究诸如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联系与交往中，经济的调整、重组、改革、开放等关系；又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创造性，在历史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交错点上“抓住机遇”，切实把我们的事情做好。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态和可持续等问题，有助于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或“生态决定论”的两极，进而深入研究诸如经济增长与自然成本和生产效率、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社会发展中的物质生产、人口生产与精神生产，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与自然可再生性发展等等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四、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

共时性与历时性，是分别从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维度考察社会结构及其形态的视角。前者侧重于以特定社会经济运动的系统以及系统中要素间相互关系为基础，把握社会结构；后者侧重于以社会经济运动的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基础，把握社会形态。运动通过静止表现出来，相对静止中有永恒的运动。因此，共时性与历时性两者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

上述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具体体现为他的“有中介的社会生产体系”观：社会就其静态存在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就其动态展开看，是生产力发展改变生产关系及其一切社会关系。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既为生产力所决定又决定生产关系，既具生产力功能又具生产关系价值，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人类社会特定结构及其整个历史运动，既是一个以生产方式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系统，又是一个由生产方式运动推动的过程。因此，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统一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生产方式。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观点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助于我们既从历史的、现实的国情出发，又把它置于“世界历史”、“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中；既从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又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总趋势，从而既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并互通互补，生产的技术层面构成生产方式的基础，经济体系以它为坐标系，经济形态的依次演进从根本上决定所有制形态的一般发展，因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不可超越，中国必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又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中介性必然与一定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结合，生产关系的社会层面决定社会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态可以反映相同的经济形态。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国实行的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应该而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

五、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

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论思想。它体现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不仅从经济现实出发，在研究经济现实中进行哲理的推论，并从中引出世界观、方法论的结论，而不是止步于实证归纳；而且在对经济现象进行哲理的分析与揭示中，融入经济的实证使之有根有据，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绎。

还在马克思创立经济哲学之初，他就批判地审视了当时的经济理论，既反对蒲鲁东用先验原则、抽象哲学理念投射经济现实，认为这只能导致“可笑的哲学”；[9]又批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停留于纯粹经济事实的肤浅表述和实证归纳，认为其不从经济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考察、深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导致了他们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固定永恒的规律的唯心史观结论。而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则是他融合经济学实证性与哲学思辨性的结晶。虽然这部研究资本主义的巨著侧重于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但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从而使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任何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或单纯的哲学著作。纵观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其哲学与经济学在相互交融基础上达到了辩证统一。如同劳动、分工、生产力、生产关系既是经济学又是哲学的基本范畴一样，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既是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经济学，又是经济的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哲学理性思考和经济学实证分析统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必须做到：一方面，在探讨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等具体问题时，必须运用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论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经济范式、技术模式、操作手段等经济学的表层。另一方面，在深化诸如的社会结构论、形态论、本质论、动力论等基本理论时，必须结合和依据世界、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现状和趋势，以及新革命、信息革命等问题加以经验证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两者特征的基础上，创建出既不因满足于繁荣表象而对自身功能产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对自身功能产生怀疑的，既适合又能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的经济哲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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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0，149.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466-46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第2篇：经济学哲学论文范文

法律观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法律只不过是经济关系的记载和表述，是直接将经济关系翻译为法律原则。这是一种经济法律观。我们要坚持，但更要与时俱进地发展，这才是更好地坚持。其实，并非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是自然资源环境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为相对于经济来说，自然资源环境更为基础，它是经济基础的基础，对经济基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自然资源环境是体，经济是用，经济只不过是对自然资源环境的占有、开发、转化和利用。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自然资源环境就有什么样的经济，没有自然资源环境作基础，经济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发展经济就犹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人们应深刻地认识到自然资源环境这一终极基础对于上层建筑包括法律等的决定作用，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念变革为自然资源环境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种经济法律观，片面地强调经济对法律的决定作用。它把自然资源环境简化为经济，把经济视为唯一尺度，目中无它。只有具有经济价值的自然资源环境才值得考虑，舍此，都是毫无经济价值的东西而不屑一顾。如此势利地看待自然资源环境，具有极大的盲目性和短视性，因为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无价值的自然资源环境，自然资源环境并非人们认为其没有经济价值就真的没有经济价值，也并非它们在当下没有经济价值就永远没有经济价值。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歧视破坏了自然资源环境的整体性和和谐性，破坏了生态系统，使其不能内在平衡、生生不息。这种经济观貌似经济其实很不经济，是竭泽而渔、釜底抽薪，严重地损毁了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根源。

由于现代经济主要是市场经济，所以现代经济法律观主要是市场经济法律观。市场经济是一种逐利经济，它追逐利润的极大化，极大化的普遍方式常常是对自然资源环境只索取不保护，或者采取排污等方式把成本转嫁给自然资源环境。市场经济使人更加见钱眼开、利令智昏，更加无视自然资源环境。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经济，在优胜劣汰的铁律下，不进则退，它迫使人们永不知足、永不停歇地去开辟市场、创造市场，商品不断地更新换代，有的是“换汤不换药”，导致物事频仍，快速折旧，未尽其用，如电子产品等就是如此。这不仅很不经济，而且严重地危害自然资源环境，既浪费自然资源环境，又污染自然资源环境。市场经济是一种效率经济，它使人大干快上、急功近利、甚至揠苗助长。市场经济的发展速度超越了自然资源环境的自然进程，超过了自然资源环境的承载程度和修复能力，直接导致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环境之间的对立和矛盾。这种经济效率导致自然资源环境的衰退、枯竭，看似效率实乃速朽。市场经济是一种科技经济，与农业经济、手工业经济和简单商品经济等相比，它最具科技含量，也最有威力征服和改造自然资源环境，它对自然资源环境的影响和破坏前所未有，自然力量已不敌科技力量。严格说来，自然资源环境的破坏就是从工业革命、科技进步开始的。

这种无视、破坏自然资源环境的经济观，与生态观是严重对立的，不但很不经济，而且从根本上侵蚀了经济的基础，使经济发展不但不可持续，而且前功尽弃。必须实现从经济观向生态观的变革。生态观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且提供了持续的源泉。目前，人们不仅认为“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而且认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随着人们的世界观从经济观向生态观的变革，相应地也要从经济法律观向生态法律观变革，对法律制度不仅甚至主要不是经济分析和效率追求，而是生态评价和生态预防，为此需要对法律制度进行全面和重大的变革，让法律制度生态化，用清新空气驱逐法律身上的铜臭气味。不是经济观而是生态观才是科学的法律世界观。

二、从见人不见物到见人亦见物

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分析经济关系时见物不见人。①但庸俗的者反其道而行之，不仅在分析经济关系时，甚至在分析一切问题时都见人不见物，以为只有这样才能抓住问题的根本、人的根本，才是深刻入理。但任何极端都是片面的，真理往往在两极中间，分析问题的真确方法是见人亦见物。因为人是一种物质性存在，根本就没有无物之人和无物之人与人的关系，人的独立平等、权利自由等都建立在物的基础之上。物之如何直接决定着人之如何，物之不存，人将焉附？物之不见，焉能见人？不见物，就不能见人。由于见人不见物，目中无物，人所生活的世界是一个无物的世界，只剩孤零零、光秃秃的人，不依于物的人；人是万物之主宰，自然资源环境只是人所主宰的对象；一切为了人，为了人，高山低头，河水让路，人定胜天。但“物极必反”，人怎样对待物，反过来物就怎样对待人。人们没有把自然资源环境放在眼里，自然资源环境又怎么可能把人融入其中？人不尊重和保护自然资源环境，自然资源环境又怎么可能尊重和保护人？可以说，目前自然资源环境的破坏以及它对人类的报复，正是源于长期以来的见人不见物、对自然资源环境的极端漠视。

要尊重和保护自然资源环境，就必须实现从见人不见物到见人亦见物的重大变革。物是人之所依，物是人与人之间的牵线人和黏合剂，人与人的关系，几乎都是以物为媒介的社会关系，在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如此，几乎没有无物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是随着物的丰富发展而丰富发展的，由于自然经济条件下的物不同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物，这直接导致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不同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后者之物远比前者之物丰富复杂，从而决定了后者之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远比前者之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丰富复杂。要认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不能就人论人，而应透过物去看人，以物度人。物是人类认识自己的一个基本视角，一面镜子，见物以见人，这也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的物不是一般的物，而是自然资源环境，自然资源环境是人类的栖身家园、衣食父母、生存基础和发展前提。自然资源环境的上述性质决定了，一切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都是在自然资源环境中得丧变更的，立足其中才有客观真实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人类根本不可能无视自然资源环境，充其量只是对它熟视无睹。无视、破坏自然资源环境，人类就会迷失家园而无家可归，就会无处安身立命，就不能生存发展。自然资源环境不是一般的物，它不仅是先决性、客观性的存在，而且是拟人化、意志化的存在，因此人们不能像对待一般的物那样对待自然资源环境。人怎样对待自然资源环境，反过来自然资源环境就怎样对待人，这种反作用力使得理性的人不敢慢待自然资源环境。自然资源环境是人类认识自己和检讨自己的一面镜子，人怎样对待自然资源环境是人性、人的德性的试金石，自然资源环境演化史构成了人类的道德谱系。自然资源环境教育了人，教育人类必须善待自然资源环境，善待自然资源环境正是善待人类自己。人们正是在不断改善对自然资源环境的态度和关系上不断地发展完善自己的，如从“天人相参”到“天人相斥”，再到“天人相睦”，最后实现“天人合一”。①在这些演进过程中，人才真正成之为人。见人亦见物，才能实现自然资源环境法的最终目标———天人合一。

三、从部门法到基础法

自然资源环境法作为一个部门法的出现，是相当晚近的事情。在我国直到不久前才刚刚将其忝列为十六门核心课中的最后一门，这还得益于我国把“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为我国的“五大建设”之一的基本国策。长期以来，在人们的观念中，自然资源环境法仅仅是一个法律部门，并且是一个新兴的、一直处于边缘状态、只是随着自然资源环境问题严重起来才日益受到重视的一个法律部门。这是对自然资源环境法的极大误解。其实，自然资源环境法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部门，它还孕育着、体现为一套与传统法律部门及其所构成的法律体系大有不同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调整原则，集中地说就是生态观。哲学的意义在于其普遍性，法哲学的意义在于其普适性，自然资源环境法哲学的意义在于它为其他法律部门及其法律体系提供了值得广泛借鉴和普遍遵循的生态观。生态观体现了人类对自身所面临的自然资源环境困境的理性反思、时代精神和必由之路。生态观已成为当代人最重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一，也应是当代法律部门及其法律体系最重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一。正因为自然资源环境法为其他法律部门及其法律体系提供了生态观，为其他法律部门及其法律体系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成为许多法律部门及其法律体系的共同基础，所以自然资源环境法已由部门法升华为基础法。

第3篇：经济学哲学论文范文

马克思以其极其敏锐而深刻的哲学判断力，从认识论悖论入手指出了这种“客体世界观”的根本缺陷。“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作为人类存在方式的实践，是人类直接生存于其中的客观物质活动。人类只能通过实践活动中确证世界的存在。由此发展出完全不同于“唯客体”的形而上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人以生产劳动的方式存在，人类的实践活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过程。因此，物质生产劳动成为人与自然界的内在联系过程。而生产劳动需要人的实践活动作用于客体之上，人与客体都不是独立存在的，人需要依据自身的生命需求用一种特殊的实践方式即生产劳动创造出劳动产品，而这些劳动产品是自然与人相互联系的纽带，是事物客体在人生命中的体现，表现为人维持生命的物质与意识的反映。因此，人以实践的方式与客观事物并存，也因为实践与客观事物相互渗透，并通过对方来表现自身的存在方式，形成了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马克思得出结论：事物是普遍、内在联系的，客体就是凝固了的内在联系的过程，事物的本源是过程，主客体联系的过程，也就是矛盾的过程。一切矛盾就是过去一切联系结果与现在一切联系结果斗争的过程。辩证唯物主义为虚拟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积极的理论支持：

1、全球经济处于普遍联系中，中国经济只有在不断的和世界经济紧密融合的过程中，才能不断催生新的经济能量，经济才能充满活力。而真正能与世界经济紧密融合的便是虚拟经济。换言之，虚拟经济是中国真正融入世界经济的钥匙，是中国不断获得经济发展动能的重要动力源之一。凯恩斯对新古典经济学最大的超越在于看到了“流量”的重要性，虽然凯恩斯未能解释货币———资本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关系———社会权力，但毕竟已经认识到流动性在经济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只有“存量”没有“流量”的经济是一潭死水，虚拟经济在促进流动性方面则有着巨大的优势。当然，虚拟经济的发展会带来负面影响，甚至相当强烈。一方面，虚拟经济的膨胀会增加实体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易创造出双重价格体系；另一方面，可能对资源配置产生误导，影响国家经济安全。但不能因为惧怕虚拟经济带来的风险性和负能量就割裂了中国资本市场与世界资本市场的联系，割裂了联系就等于割裂了中国经济发展发动机上的纽带。能量有正负之分，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高度融合后必然波及到中国，这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只能在实践中勇敢的面对并加以解决。世界本身就是一个二律背反，害怕和回避矛盾的后果是陷入更大的矛盾。观察经济社会发展要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进行审视，经济发展就是在正负能量不断对冲的矛盾中螺旋式的前进，每次大的波动后正能量都会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带动世界经济螺旋式的发展。从这个角度说，虚拟经济本身也是一个二律背反，矛盾是动力的源泉。

2、虚拟经济非常灵活，把全社会的资金都吸纳进来，事实上，当今社会每个人都被编织到金融网络中，即使没有投资股票证券，也难以逃脱，如社保金、医保金等，都与虚拟经济有联系。虚拟资本是系统性权力，弥漫于整个社会，形成支配全社会的金融权力，既不定型又弥漫在每个人身上。

3、应正确看待经济稳定性。经济的稳定性一直是各国关注的焦点，通常根据一些经济指标来衡量，例如通货膨胀率，存贷款利率差、实际汇率波动指标、政府财政赤字等等。另外，人们的心理预期也是衡量经济稳定性的重要指标之一。辩证法认为，事物的稳定是相对的，事物的稳定性恰恰建立在不确定的基础上，稳定有一个范围，在这个范围内对事物的稳定无影响，不确定的范围确定确定性，这是辩证法认识对深层世界的认识，与旧唯物主义追求绝对的精确性相对立。把辩证法用于经济发展中我们就能认识到，这种不确定性即风险性，应当允许并重视经济发展中的正常波动，波动带来了风险性，但波动正是稳定的载体，波动代表机体内部新生力量的动力在突破旧势力的桎梏，是矛盾运动的表现。辩证法认为，每个层次要引起下个层次的变化，能量是不同的，所以每个层次的变化只能引起一个层次的变化，对其他层次无影响，各层次是相互绝缘的。08年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海啸，其破坏范围广，穿透力强让人们难以预料，关于金融危机为何破坏力如此巨大，下文将做专门阐述，总而言之，是由于没能正确对待虚拟经济造成的。

4、经济发展是个综合性过程，是在物质化社会系统整体性推进发展中同时发展的。无论是研究实体经济还虚拟经济，都不能只从经济学科角度去观察，应用政治学、经济学、哲学三种学科综合思索。当今中国，政治哲学强调人民性的重要性，经济发展的最终受益者是不是人民，是判断某个经济政策的重要评判标准。所以，在制定某项经济政策时，首先应把人民的利益考虑进去，还要综合考虑社会、文化、国际环境等诸多因素，中国资本市场发育的20多年，虽然问题和矛盾频现，但总体上国家和广大人民通过资本市场获得了巨大财富，国家资本不断增值，这是符合辩证法事物发展规律的。

5、提倡发展虚拟经济并不是忽略和否认实体经济的重要性，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石，物质生产和交换永远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坚实的物质生产基础是虚拟经济得以持续发展的保证。

二、辩证的看待两个问题

关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虚拟经济的经济安全性和风险性等问题，需要借助辩证唯物主义原则进行解析。

（一）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

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是西方国家在经历了长时间资本市场泡沫积聚后的一次负能量的猛烈释放，是在虚拟经济畸形发展，攫取大量虚幻财富在西方人心里生成的“幻象”破灭后的集中爆发。把虚拟经济看成虚幻经济，游戏经济，完全脱离其现实存在的根基，任意创设虚拟的金融衍生产品，其本质已经完全脱离了唯物主义所坚持的世界观，当时的华尔街金融体系推崇‘游戏经济’，金融衍生品成为锻炼人的意志与想象力的工具。从马克思唯物主义本体论上理解，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不能理解为一种“直观对象”的存在关系，而是一种感性互动的存在方式，是在社会经济系统中彼此独立而又统一的子系统。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应该存在一种张力，这种张力就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互动的过程，虚拟经济需要实体经济作为基础，实体经济也需要虚拟经济加以激活，正常情况下，张力内的经济的波动可以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与此相对立的“原像—镜像”关系实际上割裂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联系，导致虚拟经济从应该坚持事物发展规律引向唯心主义的危险行为，当张力被强行拉伸，虚拟经济本身的风险性就会因为过度的投机行为加深，不确定性变得难以被认识，这势必产生极其惨烈的后果，“作为财富的社会形式的信用，排挤货币，并篡夺它的位置。正是由于对生产社会性质的信任，才使得产品的货币形式表现为某种转瞬即逝的观念的东西，表现为单纯想象的东西。但是，一当信用发生动摇———而这个阶段总是必然地在现代产业周期中出现，———一切现实的财富就都会要求现实的、突然地转化为货币，转化为金和银。”实体经济以实物或服务的流动作为其运行的形式，而这些形式都是以资金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在虚拟经济中，资金是以膨胀的信用化形态出现的，如果资金的信用化膨胀进入到实体经济中的生产循环，则就形成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紧密互动。由于这种虚拟的信用资金弱化了实体经济所需要资金的作用，因此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互动增加了实体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虚拟经济的膨胀及波动促成了金融泡沫的生产，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因此，发展虚拟经济，并不是否认实体经济的重要性，不是忽略社会因素任意虚设，更不能完全脱离实体经济跨越发展。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虚拟经济就其本质而言有它存在的物质基础，“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既然把虚拟经济放在唯物主义视野中考察，就应承认它与实体经济的联系，承认其的现实基础，完全脱离现实基础的“虚拟经济”就其本身而言不是虚拟经济，是游戏经济和虚幻经济。虚拟经济是对现实基础的抽象和放大，且放大的比例应该在一定限度之内。承认虚拟经济的现实基础是实体经济，也就承认了虚拟经济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都是社会经济领域内的问题，二者之间联系密切，既具有矛盾的普遍性又有矛盾的特殊性，在对待二者关系上，尤其应注意研究特殊性，特殊性是事物的本质，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特殊原因，是事物之间区别彼此的根据。既不能用发展实体经济的经验发展虚拟经济、评判虚拟经济，也不能因为虚拟经济的特长就否认实体经济的存在意义，忽视其存在的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就是一种崭新的制度，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事物，在中国，无论虚拟经济还是实体经济，都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发展的，在发展中必然碰到许多问题，对于这些带有特殊性的问题，不能简单地用国外的或过去的经验去套，唯物史观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要把所有问题都放在我们所处时代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全面把握，中国社会是一个有机体，所有问题都应该在这个有机体中通过实践加以分析解决。或许，哲学的“贫困”在于它无法为所有学科提供该学科本身解决问题的方法，但哲学的魅力正在于它可以对所有学科进行批判和衡量，提供解决问题的正确思维和道路。

（二）虚拟经济的经济安全性和风险性

乌尔里希•贝克曾说过：“风险和不确定性是一种经济行为的‘准自然的’组成要素。”因此，虚拟经济也具有高风险性，这是由其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虚拟经济并不包括物质生产活动，因此其本身并不能创造财富，但却可以对实体经济创造出的财富进行再分配，这也是其虚拟性的表现之一。随着虚拟经济的规模不断地扩大，势必会增加整个市场经济体系的风险。我国现在的市场经济中的也面临着微观性、不确定性与盲目性等消极因素。“作为虚拟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金融资产，包括期货、期权、掉期等衍生工具的价值，具有规避风险和发现价格的功能”，因此虚拟经济对经济系统中出现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性能够有效地予以克服或减少，并由此为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切实保障，对于现代化风险投资和规模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虚拟经济的健康发展成为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有三点原因：

1、随着经济虚拟化程度的加深，实体经济对虚拟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弱，虚拟经济的价值系统逐渐取得相对独立，不再依附于实体经济，但是虚拟经济的价值系统由于对整个市场经济体系产生影响，从而对实体经济的价值系统的影响却越来越强。

2、实体经济的价格主要受自然资源的制约，呈现出稳定的态势。但是，虚拟经济交易的载体是虚拟资本，而虚拟资本以资本化定价为基础，其价格主要受到人为心理因素的影响。因此，虚拟经济极容易产生频率较高的波动性。3、虚拟经济的重要功能体现在资本证券化和金融衍生工具提供的风险定价和交易机制，并提供了一个降低了交易费用的稳定环境，从而使得经济得以稳定增长。虚拟经济既增加了实体经济运行的风险性，又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并对现代经济增长起到了相当大的贡献，这实际上加强了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异化”。基于以上原因，现代经济的危机发生主要并首先来自于虚拟经济领域，虚拟经济导致虚拟资本的过度膨胀，从而增加了实体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因此经济系统的稳定运行以及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是虚拟经济的安全。虚拟经济的安全运行能有效地抵御来自内部及外部的系统风险，确保国家的经济和国民财产的持续稳定的增长。当我们还在庆幸08年金融危机没有大规模波及中国的同时，一些经济学者把这些庆幸归功于中国尚未融入国际资本市场，人民币自由兑换没有打开等因素，但这种庆幸不能成为束缚虚拟经济发展的理由。虚拟经济本身就是二律背反，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消极因素，当前很多经济学者热衷于从如何消除这些消极因素进行研究，这在哲学上是否犯了蒲鲁东式的错误？“任何经济范畴都有好坏两个方面……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益处和害处加起来就构成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应当解决的问题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马克思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问题，就是立即切断了辩证运动。”由此可见，正确认识虚拟经济的消极因素及其可能带来的对市场经济体系的风险，建立起虚拟经济的风险预警系统对于问题的处理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如何在日后避免金融危机对国家经济的影响，从哲学角度考虑，那就是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背景下如何引导、转化、控制这些消极因素所带来的负能量，把它的破坏力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使负能量带来的冲击做到最小化，从而降低风险，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不要企图消除它，消除了消极因素，就消除了虚拟经济本身。

三、基于历史哲学维度的审视

第4篇：经济学哲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经济学；实证研究；经验研究；规范研究；科学哲学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9)06－0015－06

一、问题的提出

实证研究(Positive Research)和经验研究(Empirical Research)是经济学研究中两种重要的研究方法，且经济学界对这两种研究方法均作出了明确的界定。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相对应，是分析经济现象“是怎样”，即对经济现象进行描述与解释的方法，实证研究的目标被认为是对可以被检验或被驳倒的、以经验为依据的假设的系统表述；规范研究(Normatlve Research)是指分析经济现象“应该怎样”，即关于价值判断的分析，规范研究致力于对实证研究的应用，其目的就是实际问题，包括对公共政策问题提出建议(约翰・伊特韦尔等，1996)。经验研究与理论研究(Theoretical Research)相对应，是指运用已有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模型来讨论某一个具体问题，讨论中往往运用了统计分析的方法，也可以视作是对已有理论和模型的检验(钱颖一，2002)；而理论研究则是指理论创新，即在对前人的观点进行吸收与评价的基础上，提出对新经济现象的解释或对早期经济现象提出更新的解释(杨小凯，1998)。

从我国经济学期刊所发表的学术论文来看，我国经济学界也越来越注重用主流经济学方法进行研究。从1993年开始，在我国经济学期刊所发表的学术论文中，既有用计量方法对中国经济进行的经验(实证)分析，也有用各种数理方法进行的理论演绎推理，甚至还有数理的演绎推理加计量的经验实证(杜两省，2002)。利用经济计量学的方法对已有理论和模型进行检验，或通过定量研究发现新问题并建立新理论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在通常情况下，我国经济学界将这一研究方法称为“实证研究”。这一研究方法与杨小凯(1998)和钱颖一(2002)所界定的经验研究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相一致，因而上述“实证研究”似乎命名为“经验研究”更准确。

在此，本文提出并要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在理论上对实证研究和经验研究已经作出了明确的定义和界定，但在实际应用中却仍然存在混淆?本文以科学哲学对现代经济学思想和研究方法的影响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对上面提出的问题作出回答。

二、科学哲学的发展历程

科学哲学是当代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是对科学及其演化过程中最基本问题所作的系统的哲学思考。20世纪是西方科学哲学迅速发展和成熟的时期，它以科学知识为研究对象，经历了实证主义、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哲学、库恩的“范式”，以及以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等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钟群英，2003)。这些哲学思想的发展对现代经济学思想和研究方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厘清科学哲学的发展脉络，将有助于分析其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影响以及对本文所提出问题的解决。

(一)早期的科学哲学理论

1.亚里士多德的归纳一演绎法

亚里士多德认为，科学研究应由观察上升到一般原理，然后再返回到观察。他主张，科学家应该从要解释的现象中归纳出解释性原理，然后再从包含这些原理的前提中，演绎出关于现象的陈述。科学研究从有关事件发生或某些性质同时存在的知识开始，只有当关于这些事件或性质的陈述从解释性原理被演绎出来时，科学解释才得以完成(约翰・洛西，1982)。

2.牛顿的公理方法

牛顿认为，尽管从试验和观察出发的归纳论证并不能证明一般性的结论，但它依然是事物的本性所容许的论证方法。他一贯强调，通过综合演绎出的推断需要用试验确认，并强调演绎出的推断要超出原来归纳证据的价值。

(二)归纳主义与科学的假说－演绎观

1.约翰・司徒尔特・穆勒的归纳主义

归纳主义是关于发现的前后关系和证明的前后关系的理论。关于发现的前后关系，归纳主义认为，科学研究是从观察和试验作出归纳概括的问题。关于证明的前后关系，归纳主义则认为，一个科学定律或理论仅当有利于它的证据时，才被证明是正确的。

穆勒勾画出了三阶段的演绎法：(1)提出一组定律；(2)从这些定律的特定组合中演绎出组合结果的陈述；(3)证实。穆勒认为，每个定律都是从单独起作用的有关原因的研究中归纳出来，但是，也允许使用不是从现象归纳出来的假说。假说是科学家在归纳各个定律行不通时可以接受的关于原因的推测。

穆勒认为，如果假说的演绎推断与观察一致，则假说的使用就被证明是正确的。可是，穆勒对假说的完全证实提出了十分严格的要求，他要求一个已证实的假说，不仅它的演绎推断要与观察相一致，而且没有别的假说蕴涵那些应予以解释的事实。穆勒坚决主张，假说的完全证实要求排除所有可能存在的其他假说(约翰・洛西，1982)。

2.杰文斯的假说－演绎观

杰文斯认为，证明一个假说，人们必须做两件事情：一是必须证明它与其他一些得到充分确证的定律没有矛盾；二是必须证明它的一些推断与所观察到的相一致。但是，要证明一个假说具有与所观察到的一致的推断，必须利用演绎论证(约翰-洛西，1982)。

(三)实证主义

实证主义(Positivism)创始人孔德认为，实证一词有“实在”、“有用”、“确实”、“精确”等意思。所以，他认为哲学应以实证自然科学为根据，以可以观察和实验的经验事实和知识为内容，排斥了他所认为的虚妄、无用、不精的神学和形而上学，进而建立以近代实验科学为依据的一种“科学的哲学”，即实证哲学。所谓实在、有用等的实证知识，指的是关于现象范围之内的知识。他认为，一切科学知识必须建立在来自观察和实验的经验事实的基础上。经验事实是知识的唯一来源与基础，因而一切科学知识就必须局限在经验的范围之内，不能超出经验之外。否则，知识既失去了根据，又没有可能(朱成全，2005)。

在古典实证主义发展中，另一个重要人物是物理学家厄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他提出了一种理论的“虚构家”观点。科学的理论是有用的记忆法，但科学的进步只是发生在这种有用的虚构被只包含观察

条件的陈述所取代时。尽管孔德和马赫对经济学家的著述有一些影响，但他们主要影响了20世纪的科学哲学家，即逻辑实证主义者的思想。

1.逻辑实证主义

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的主要原则是由20世纪20年代的莫里茨・施利克(Moritz Schlick)、赫伯特・费格尔(Herbert Feid)、库尔特・古德尔(Kun Godd)、汉斯・哈恩(Hans Hahn)、奥托・诺拉斯(Ottn Neurath)、弗里德里希・魏斯曼(Ffiedfich Waismann)、鲁道夫・卡纳普(Rudoff Carnap)以及著名的维也纳学派的其他成员所创建。逻辑实证主义是一种激进的经验主义哲学实证，它标志着哲学探索的一个新开端。从此以后，全部哲学分析的目标不过是实证的、经验的、科学的知识所要求的逻辑分析，即符号的、逻辑的实证主义(刘大椿，2006)。

逻辑实证主义者所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规定知识的构成，他们的办法是分析判断的逻辑形式。只有分析的(如概念)或综合的(可验证的判断)判断才富有认识上的意义。所有其他的判断都缺乏认识的意义：他们是意义贫乏、形而上学和非科学的。为了实施他们的理论，逻辑实证主义者需要有认识意义的客观标准，从无意义的判断中区分综合判断。一个早期的结论是可验证原理：只有在可验证的情况下，一个判断才具有意义。

2.逻辑经验主义

逻辑经验主义(Logical Empiricism)一方面像实证主义那样强调经验证实，另一方面又像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人那样强调逻辑和语义分析。逻辑经验主义认为，复杂命题可以还原为简单命题的逻辑函数，而简单命题的真假需要经验证实。简单命题是由词组成的，一个词的意义是通过实指定义由经验确定的。

除了强调逻辑和语义分析，逻辑经验主义和马赫以及马赫以前的旧实证主义还存在其他的不同。旧实证主义允许用以证实的经验是个人的，而逻辑经验主义要求用以证实的经验是公认的。旧实证主义认为物理学中原子、能量等概念仅仅是假设，为的是经济地把许多感觉经验或要素联系起来；而逻辑经验主义认为原子、能量等真实地存在，因为他们可以通过经验证实。旧实证主义认为形而上学命题是错的，而逻辑经验主义认为形而上学命题是无意义的；哲学的任务就是澄清语言用法，从而排除无意义的命题。

逻辑经验主义确实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他们是通过语言来陈述哲学基本问题的，假如语言或者构成语句的词语的自身含义不清甚至混乱，那么我们怎么能期望得到有意义的结论?如果我们用以争论的词，如“物质”、“颜色”，不是按照公认的方式定义的，那么，我们怎么能期望争论会得出一致的结论?所以，厘清语言或词的公认定义或字面定义是非常重要的。

逻辑经验主义代表人物施利克在《意义和证实》一文中写到：“没有一种理解意义的办法不需要最终涉及实指定义，这就是说，显然全部都要涉及‘经验’或‘证实的可能性”’(洪谦，1982)。

(四)证伪主义

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实证主义在科学哲学领域内的影响大大降低，而波普尔的证伪主义逐渐受到了学者的重视。

证伪主义是由奥地利籍英国著名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创立，后经匈牙利籍英国著名哲学家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在波普尔看来，他的证伪主义哲学就是认识论。波普尔和拉卡托斯都曾任伦敦经济学院教授，他们所创立的证伪主义，通过教学和著作，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经验证伪原则是证伪主义的核心，科学理论并不是观察的汇总，而是我们的编造。对于这种编造的东西，当然要采取证伪、反驳的方法(马涛，吴桂英，2006)。科学的理论或命题不能被经验证实，而只能被经验证伪。波普尔所采用的证伪的逻辑方法是演绎法，或称演绎检验法、试错法、批判法。波普尔的演绎方法论包含两个环节：一个是猜测、假设、猜想；另一个是反驳、批判、证伪。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波普尔将他的证伪主义方法称作“试错法”、“批判法”，并明确地指出：“衡量一种理论的科学地位是他的可证伪性、可反驳性或可检验性”，衡量一种陈述是科学的还是伪科学的，是一个“分界问题”，而“可证伪性标准就是解决这个划分界线问题的一种办法，因为他说那些陈述或者陈述系统要够得上科学，就必须同可能的观察或想象得到的观察发生矛盾才行”。波普尔证伪主义的科学发展观的特点是，把一切科学理论都看作是推测、假设性的，因而科学也就只能在被证伪中前进。在他看来，就是观察和实验也只是证伪的一种手段而已，可以看作是对理论的批判性讨论或尝试性反驳。

(五)库恩的“范式”

对于证伪主义者所提出的“科学家要勇敢面对带有验证结果的个别理论，如果发生冲突就抛弃理论”的观点，库恩提出了质疑和批评： “正如以往反复强调的，没有哪种理论能解决在某一给定时间内所面对的所有问题。而且已经取得的解决方式也常常是不完满的。相反，在任何时候，正是现存理论一致性的不完善和不完美才解释了作为常规科学性特征的许多困惑。如果任何及每一次关于一致性的失败都是理论被抛弃的理由，那么所有的理论都应该被抛弃”(马克・布劳格，2002)。

库恩认为，理论、证据与涉及如何对明显的证伪做出反应的方法论之间的关系是由学科的范式所决定的。他提出任何科学理论都是处于一定的范式之中，而任何范式的形成和摒弃都决定于科学共同体的集体信念。波普尔的“经验证伪原则”仅注重理性分析，忽略了社会、历史和人的心理因素在科学划界中的作用。理论的检验和划界的过程，实质上是科学共同体面对相互竞争的理论和范式进行选择的过程。因此，他认为“证伪主义”理论存在严重的不足。

库恩这里所提出的“范式”，是指在某一学科内被人们所共同接受、使用并作为交流思想的共同的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库恩认为，任何一门科学知识的历史发展过程都是一个演化与革命、积累与创新、连续与间断交替发生的过程，典型的形态是受某个既定的哲学范式支配的积累性常规研究与突破旧范式的创新性非常规研究交替出现的历史进程。“范式”作为一门系统的科学知识的概念体系和分析的哲学方法，对该门科学的历史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从事正规科学研究的人们形成了一个看不见的团体(科学共同体)，他们在哪些问题需要解决和解决问题应该采取的一般形式方面具有一致的意见。更有甚者，在对问题和解决方法的规定中，只有团体成员们的判断才被认为是贴切的，其结果是正规科学变成了在共同的分析框架中解决难题的自立的和积累的过程。当正规科学被打破的时候，各种理论早已扩散，方法论的争论早已出现了。新的分析框架提供了迄今为止所忽略的解决难题的方法，当我们回顾过去时就会发现，我们早已认

识到这种方法，但是以前被忽视了。新旧两代人相互之间把过去当作在旧的分析框架中未解决的难题来谈论，这种现象成为新的分析框架得到巩固的例证。

(六)历史主义

历史学派抛弃了逻辑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抽象的、形式化的方法论准则和理论评价标准，引入了历史分析、时间因素、不确定性和不可逆性，强调案例和史实研究，强调新旧理论与经验之间复杂的多边关系和经验证据的相对性，强调科学家本人的心理因素、不确定因素和非理性因素。

通过对科学哲学的发展历程的回顾与分析，可以得出：从亚里士多德的归纳一演绎法、牛顿的公理方法、科学的假说一演绎观、归纳主义和实证主义，一直到证伪主义，归纳－演绎法一直是哲学家们所认为的人类进行科学研究所应遵循的基本程序，只是在哲学的发展过程中，科学哲学家们对归纳一演绎法不断提出了新的认识，并在其完善的过程中提出了上述科学哲学观。亚里士多德认为，科学研究从经验观察开始上升为解释性原理，然后再从包含这些解释性原理的前提中，演绎出关于现象的陈述。牛顿则更进一步提出，通过演绎得出的推断，需要试验加以确证。穆勒的归纳主义则要求假说应从现象归纳得出，且只有假说的演绎推断与观察一致时，假说才能被证明是正确的。实证主义则倡导科学理论的公理化，它要求从公理出发来演绎推导出理论中的全部陈述，或从基本概念出发来逐步推导出所有概念，这就是所谓符号的、逻辑的实证主义。与此同时，实证主义的证实原则要求从理论外部来检验理论的优劣和可接受性。而证伪主义则更进一步提出，任何理论只有具备了“可证伪性”，该理论才获得了科学的资格。

三、科学哲学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影响

(一)实证主义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影响

逻辑实证主义对科学理论构成的影响表现为科学理论的公理化。理论公理化要求从公理出发来演绎推导出理论中的全部陈述，或从基本概念出发来逐步推导出所有概念。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原则要求从理论外部来检验理论的优劣和可接受性，它要求对构成理论的前提和理论的推论结果进行经验检验(张高荣，2007)。

自从1938年哈奇森把实证主义引入到经济学方法中之后，人们开始用实证主义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的观点来解说经济学的方法论框架和基本结构。逻辑实证主义的引入，使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更多地采用实证化、数量化和形式化的研究方法。逻辑实证主义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科学理论的构成对经济学形式化的影响，体现为数理经济学的发展；二是实证原则对经济学可检验性的要求，体现为计量经济学的发展(朱成全，2001)。

由于逻辑实证主义要求理论的公理化，而数量经济学把各种经济事务的数量及其相互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用数学推理代替文字分析，完全以经济现象的函数关系来构建整个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数理经济学利用数学符号来叙述自己的问题，而借助已知的数学定理来进行经济学理论建立和推导。由于数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符合逻辑实证主义对理论构建要求，因此，它在20世纪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由于逻辑实证主义要求从理论外部来检验该理论的优劣和可接受性，因此，经济学迫切需要一种可以用于检验经济理论的技术。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理论的特殊性，表现在对经济现象及其规律的描述总是建立在一定假设前提条件下，对它的检验判断不能通过有控制的实验方法进行，而只能利用历史资料和统计资料对理论所涉及的有关变量进行相关的回归分析。实证原则对经济学的可检验性要求，就使得一种经济理论的评价总是围绕着经济计量学的检验结果进行，从而促进了经济计量学的发展。

(二)证伪主义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影响

英国经济学家哈奇森最早运用波普尔的方法论批判西方经济学的先验主义方法论，非常重视对经济理论的逻辑结构分析。在1938年他出版发表的《经济理论的意义及基本假定》一书中，首次把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引入到经济学。他认为，任何经济学要想取得科学的资格，都必须经受经验检验(傅耀，2002)。㈣“可检验的”一般是经济理论的假定，而不是经济理论的预见，而对所有的假定都要根据从感性观察所得到的资料一一加以检验。哈奇森认为，要获得科学地位的经济学命题，无论是同义反复命题还是经验命题，都必须接受一种以经验为依据的检验，以检验的陈述来表达。他认为，经济学作为一门经验科学，其自身有不少缺陷，经济学的前提和基本假设是同义反复。

为了保持经济理论的科学性，哈奇森要求所有的命题在经验上是可以证伪的。他特别强调了经验研究(Empifiel Research)在经济学中的突出作用，这表现在：(1)他把法则定义为经验的概括，且把它当作是“科学所要发现的主要对象”；(2)他把经验规律看作是预测的基础，且是纯理论能够应用于现实的前提；(3)希望获得科学地位的经济学命题必须至少在可以想象的程度上，经受一种以经验为依据的检验。哈奇森认为，只有波普尔的可证伪性，才能规定经济学命题的科学性(朱成全，2001)。

(三)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对经济学研究方法最重要的影响一――经济学的数学化

现代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都大量地使用数学和统计学的工具。理论研究借助数学模型有三个方面优势：一是前提假定用数学语言描述得一清二楚；二是逻辑推理严密精确，可以防止漏洞和谬误；三是可以应用已有的数学模型或数学定理推导新的结果，得到仅凭直觉无法或不易得出的结论。

经验研究使用数学和统计方法有三个方面优势：一是以经济理论的数学模型为基础而发展出可用于定性和定量分析的计量经济模型；二是证据的数量化使得经验研究具有一般性和系统性；三是使用精致复杂的统计方法，让研究者从已有的数据中最大程度地汲取有用的信息。因此，运用数学和统计方法做经济学的经验研究，可以把经验研究的分析建立在理论的基础上，并从系统的数据中定量地检验理论假说和估计参数的数值，这就可减少经验性分析中的表面化和偶然性，可得出定量性结论，并分别确定它在统计和经济意义下的显著程度(钱颖一，2002)。

运用数学模型讨论经济问题，学术争议便可以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或不同意对方前提假设；或找出对方论证错误；或是发现修改原模型假设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运用数学模型做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可以减少无用争论，并让后人较容易在已有的研究工作上继续开拓，也使在深层次上发现似乎不相关的结构之间的关联变成可能。

四、结论

从亚里士多德的归纳一演绎法、牛顿的公理方法、科学的假说一演绎观、归纳主义和实证主义，一直到证伪主义，这些科学哲学理论均要求通过经验观察对理论或结论进行经验验证或证实。而在科学哲学的发展史中，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对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实证主义所要求的科学理论公理化，导致“新古典经济学”中大量借助数学工具来建立理论模型，并利用数学中的公理和定理来对经济模型进行推导。而实证主义所倡导的从外部对理论进行经验验证或证伪，则推动了经济学大量运用经济计量学的方法对理论进行检验。所以，利用经验观察对现有理论或结论进行经验验证或证实的“经验研究”方法，至少在亚里士多德时期便已存在，只是当科学哲学发展至实证主义时，经济学受该理论的影响在研究中大量地使用了数学和统计学的工具。这一方面促进了数理经济学的发展，同时也导致经济计量学在经济学的“经验研究”中被广泛使用。

由于经济计量学是在实证主义科学哲学思想的影响下产生并迅速发展起来，因此，利用经济计量学的方法所进行的“经验研究”被经济学家称为“实证研究”也是合适的。但是，现代经济学中的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相对，主张摆脱价值判断，分析经济现象“是什么”，即对客观物的状况及客观事物之间关系是什么进行事实性陈述的研究。可见，现代经济学中的实证研究与经验研究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研究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应对这两种研究方法进行明确区分。

第5篇：经济学哲学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人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从理性的人经由抽象的人再到现实的人的过程。马克思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以实践为基本范畴，把自己的学说归结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这一学说深刻的揭示了人的本质及其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过程。在他早期的著作中对“现实的人”论述把人从思辨、抽象性的人和自然的人中解放出来，真正赋予了人以现实性，实现了人本质的复归。

马克思的人学思想的形成过程也就是马克思思想逐渐成熟的过程 。马克思从抽象 的人走 向了现实的人 。使得人的自我认识发生计划时代的转向。

一、 “现实的人”思想的提出

“现实的人”思想的萌芽大致在 1843--1844年，体现在马克思所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和在 《德法年鉴》发表的文章中。1843--1844年这一段时期，马克思关于人的存在思想的基调已经 由黑格尔理性主义转向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 ，但“现实的人”的思想已经较明确地提出来了。

黑格尔哲学虽然以思辨的理性主义形式解决了人的“现有”与“应有”之间的矛盾，帮助马克思面向现实使其成为一个理性主义的现实批判主义者，但黑格尔并没有解决实际生活中的人的现实与理想矛盾。马克思在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时，就借用了费尔巴哈人的本质异化的理论。在研究黑格尔法哲学的过程中，马克思发现 ，国家并不像黑格尔认为的那样是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一致的表现 ，私人利益战胜普遍理性的事实表 明，国家只不过是主体政治异化的表现 ，是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矛盾冲突的产物。从主体活动的异化和矛盾的冲突来解释国家现象，标志着马克思已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开始从人学角度考虑现实问题。那么“现实的人”究竟指什么?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人当然是“自然和精神、肉体和灵魂”的统一体，但就其本质而言“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本性 ，而是人的社会特质，而国家的职能等等只不过是人的社会特质的存在和活动方式”。他同时指出，应当把“人的存在的这些社会形式”如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等看 作人的本质的实现，“看作人本质的客体化；” 应当把“人 的活动”“作为家庭和市民社会的成员而存在的那些群体”看作 国家等社会组织的基础，而不是像黑格尔所做的那样，于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应当是“人永远是一切社会组织的本质，但是这些组织也表现人的现实普遍性，因而是一切人所共有的”。 “因此马克思看到，现实的人并不是单个人的存在 ，而是社会的存在，即类存在——人也 只有在 自己的类存在 中，只有作为人们 ，才能是人格的现实理念。

就这样马克思的早期人学理论以现实 的人为出发点展开了。从现实的人 出发，“而且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这正好体现了逻辑与现实的统一 ，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如果说有一个完整的体系的话，那么它的理论必然是这样一个无限展开的形式：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的序言——以现实的人为核心所展开的论证—— 以现实的人的解放为最终归宿的结论。它坚决鄙弃一切宿命论，把现实的人当作历史的主体，当作历史的“尉中人物和剧作者”，从而打开了历史奥秘的大门。

二、“现实的人”思想的发展

马克思人学理论创建的进一步发展，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异化劳动学说中。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只有从人的活动 中才能确证，要研究人就要研究人的活动本性 ，而人的活动则是自由自觉的 ，所谓 自由 自觉的活动，就是指人 的合规律性与合 目的性的活动相统一的活动，就是主体按照 自身的需要、价值取向以及对于客体属性规律性认识所构成的目的而进行的感性物质活动。这种感性的物质活动，就是人的对象性活动，在哲学意义上这种对象性活动就是劳动。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劳动是人的本质。但马克思对人之劳动本质的揭示并不是直接的，而是从劳动的否定形式——异化劳动开始的。马克思首先从当时的经济事实出发进行分析 ，把造成资本 主义社会工人 日益贫 困化 ，造成工人与产品对立的原 因归结为异化劳动。“如果工人不是在生产行为本身 中使 自身异化，那么工人活动的产品怎么会作为相异的东西同工人对立呢?产品不过是活动、生产的总结。因此，如果劳动的产品是外化的，那么生产本身必然是能动的外化，或活动的外化，外化的活动。在劳动对象的异化中不过总结了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外化。”经过这一番分析，马克思不仅揭示出工人贫困的原因是异化劳动，而且提示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劳动不是人的真正本质。既然人的本质不是异化劳动，那就应该是劳动。所以，劳动不仅创造了人，而且使人的生产活动有别于动物的生产，使人在保持自然性的同时，又具有了社会性、能动性 。劳动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方式和内容，是人的本质，“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 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 自己，而是否定 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 自己的体力和智力 ，而是使 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他的劳动不是 自愿的劳动 ，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也就是说，异化劳动是对人本质的摧残和否定——异化劳动阶段是人的发展的否定阶段。异化劳动使工人从劳动的主体变成了客体，使劳动丧失了自主性，使工人沦为机器，劳动成为工人的沉重负担。异化劳动是对人本质的摧残和否定，所以，要达到人的全面发展就必须实现否定之否定，实现从非人到人的复归。要达到人的本质的复归，就必须扬弃私有财产。“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人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扬弃私有财产，就是使人重新占有己经失去的生命活动。这样，在扬弃了一切异化之后，人的生命活动得到肯定和尊重，人获得了本质的复归。

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表述的思想可 以看出，马克思己开始了对人自身活动的分析，并把人的本质归结为“自由自觉的活动”，并以此为基础，从人的本质出发，分析异化劳动的内容和历史发展的过程。从人的现实活动内在本性上去规定人，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对人性的摧残和异化，这表明了马克思的现实人的理论已得到初步确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表明马克思已转到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立场 ，他把劳动规定为人的本质，根据人的本质——人的本质的异化——人的本质的复归的思维逻辑模式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

三、“现实的人”思想的最终形成

真正标志着马克思“现实人”思想成熟的著作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在这里对“现实的人”作了第一次科学的较全面地阐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的人学思想是围绕着“人是什么样的人”而展开论述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的人，现实的人是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也是马克思人学理论的出发点。

(一 )“现实的人 ”的含 义

所谓“现实的人”，是指在一定社会关系中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人。首先 ，“现实的人”是有血有肉、有生命的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 的个人的存在。因此 ，第一个需要确认 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在这里，马克思从历史前提的高度肯定了人的自然存在的意义。人首先是肉体的存在、自然的生命 ，正是这种特殊的自然生命又蕴含着人类全部历史发展演变的基因。其次，“现实的人”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人——这是“现实的人”的最基本的规定性。人是从事活动、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最后，“现实的人”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中的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物质生产关系是现实的人的所有其它规定性的基础。生产一方面表现为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表现为社会关系。这就是说，在生产过程中必然发生与一定的生产力相适应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等等。

(二)“现实的人”的历史作用

马克思早期的人学理论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它把实践引入到历史观，去解决社会问题和人的本质，奠定了人或人的实践活动在哲学中的核心位置，开创了真正的人学理论，实现了哲学的伟大变革。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论述中，马克思把人当作实践的能动的人来理解，就必然要承认人的存在是全部历史发展中的第一个前提。因为人是处在现实生活中，进行现实的生命活动的现实的人，即现实地存在着的实践的个人，他从事的是人的实践活动，而这种活动必然在历史的发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首先，实践活动中现实的人的存在成为全部历史发展的起点。一旦这种个人存在和活动时，即“一旦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 而成其为人，因而“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其次，实践活动中现实的人的存在和生成演化出全部人类历史。个人生产生活资料 的方式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 系和政治关系，社会结构和国家经常从一定个人 的生活过程 中产生。由此演化 出全部人类历史。最后，实践活动中现实的人的存在产生和构造出人类的精神世界。“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 ，……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 “ 由此可见，个人，实践活动中现实的人的存在乃是全部人类历史活动及其发展中第一性的东西 。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论述中，马克思不再像以往那样，抽象地谈人的类存在，更不像 唯心论者那样谈论想象中的人，而是把人理解为“可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定”的“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和“从事活动的人们”，即“现实的人”。马克思通过对现实人的理解 ，从宏观的角度描述了总体性的实践的历史运动过程 ，从而给人类解放的理论提供了总体的基本说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人学理论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 ，他的形成是人类思想史上的革命性变革，它实现了从唯心主义人本学到唯物主义人学的根本转变，实现了人学研究对象的根本变革。

马克思的人学理论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把“现实的人”当作历史的主体。在他早期的著作中对“现实的人”论述把人从思辨抽象性的人和自然性的人中解放 出来 ，真正赋予了人 以现实本性 ，实现了人本质的复归。现实人的理论是马克思早期哲学的中心点 ，把握这一点 ，就理解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

参考文献

第6篇：经济学哲学论文范文

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国内行政哲学研究很少系统地探讨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从近年召开的哲学或行政学研讨会上的发言和已经发表的少量涉及行政哲学的有关论著看，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行政活动”是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行政哲学是“关于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的科学”。事实上，对“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有成效有意义的研究只能属于行政科学研究范围，是理论行政学的研究对象。“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在行政哲学研究中，是终极意义的研究对象，行政哲学不可能也不能够取代行政科学去直接研究行政活动。第二种观点认为，行政哲学是以行政科学、行政理论为研究对象，是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即元行政学。这种基本思路是可取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符合逻辑的，但由于把行政哲学当成了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元行政学），因而存在两个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其一是如果把行政哲学当成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即名曰行政哲学又是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显然就会产生一个学科性质问题。人们必然要产生行政哲学究竟属于哲学学科还是属于行政学科的疑问。虽然行政学家和哲学家是可以而且应该联盟的，但行政学属于社会科学，它与超越科学的哲学在知识性质上有本质的区别，因而行政哲学不可能既是哲学的又是具体科学的。否则，只会产生一种非哲学非科学的怪异知识和学科。目前出现的那种把哲学的概念、术语往现实行政生活贴标签的“研究”，和直接借用哲学的原理、规律构建的种种行政哲学体系的“研究”，无不是受此种观点的影响。其二是把行政哲学当成行政科学的元理论，即元行政学，也不符合国际通行的学科研究规范。行政科学的元理论准确地说应该是“行政学学”或“行政学学理”。行政哲学属于“行政学学”的范畴，但行政哲学不同于“行政学学”，只是其一部分。行政学学或元行政学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对行政科学进行研究，行政哲学则是从哲学角度研究行政科学的行政学，它可以属于元行政学的一部分，但不能等同于整个元行政学。因此，行政科学、行政学学（元行政学）和行政哲学是三个不同的概念。第三种观点认为，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是行政科学，是对行政科学的哲学考察。即，行政哲学以行政科学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就学科性质而言，行政哲学属于部门哲学，是哲学的分支学科。

对行政哲学的研究内容，国内一些学者在涉及到行政哲学的论著中也作了一些简略的描述。如王沪宁认为，行政哲学主要研究和分析一定行政活动和行政关系的性质、行政活动的目的和宗旨、行政活动中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伦理原则等基本理论范畴[1]。薄贵利则将对人性的基本判定、政府的价值取向和现代政府的责任问题作为行政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2]。颜佳华在《行政哲学论》一书中构建了一个行政哲学的研究框架：行政活动论（逻辑起点）、行政主客体论、行政认识论、行政实践论、行政方法论、行政价值论[3]；后来，他又在《行政哲学：一个亟等进一步开拓的领域》一文中，将行政哲学的研究内容界定为：行政哲学导论、行政学对象论、行政学结构论、行政学功能论、行政学评价论、行政学发展论等[4]。

仔细分析国内行政哲学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界定我们不难发现，在我们称之为“行政哲学”的名称背后，实际上存在着两种行政哲学：一种是以行政活动为研究对象的行政哲学，一种则是以行政科学为研究对象的行政哲学。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分别用“行政活动的哲学”（简称为“行政哲学”）与“行政（科）学的哲学”（简称为“行政学哲学”）这两个称谓来标示行政哲学研究的上述两种主题、两个方向。这两种行政哲学，一个涉及“实际的行政活动”领域，一个涉及“理论的行政科学”领域。

行政活动的哲学主要研究行政的本质及其分界、行政的基本假定、行政的目的和宗旨等问题。由此可见，行政活动的哲学是对“行政活动中的问题”或简称“行政问题”做出根本性的寻根究底的反思，以便为行政活动提供一些根本性的实践原则或“行政观”。这些根本性的实践原则不等同于各种具体行政行为的“规范”、“准则”，而是后者的“原理”、“基础”或“根据”具体行政行为的“规范”、“准则”除了要依据于这些原理之外，还要考虑具体实践过程中诸多的内部和外部条件，包括那些隐而不显的“缄默因素”。

行政学哲学则主要研究行政科学发展的模式、行政科学理论评价、行政科学研究方法及其评价、行政科学研究的价值判断等问题。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是对“行政学活动中的问题”或简称“行政学问题”进行根本性的寻根究底的反思，以便为行政学研究提供一些根本性的指导原则或“行政学观”。同样，这些根本性的指导原则也不等同于各门具体的行政科学的研究规范、方式、方法，而是为后者的研究提供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原理”、“基础”或“根据”。

二

行政哲学的上述两个研究主题之间存在着逻辑的与历史的联系：

从逻辑上看，对“行政学问题”的哲学研究是对“行政问题”研究的“次一级”的研究，是对实际的“‘行政问题研究’之研究”，具有元研究的性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对任何行政问题的研究总是先在地包含一个方法论，即总是从某一个特定的角度、立场来研究的。这种角度、立场尽管可能不为研究者自己所知道，但却客观地存在着。而且，这种角度、立场本身就制约着对行政问题的认识结果。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立场出发往往得出不同的结论。要对这些结论的可靠性做出判断，就必须检讨他们的方法论。按照荷兰著名经济学家库普曼（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无论是在自然科学中，或者是在社会科学中，任何系统的理论体系均表现为一个“价值观假定＋逻辑推理”的结构[5]。库氏的这一逻辑式提示，至今尚未遇到有力的挑战。显然，任何行政学理论体系，均是从某种价值观或方法论见解出发的逻辑推理系统，其中的价值观或方法论假定，只能表现为某种行政哲学。因此，任何行政学理论体系都是以某种行政哲学的逻辑展示的，它不能不内含着某种行政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行政学哲学”是以“行政哲学”为思想资料的和最终归属的。我们也只有对行政学的根本问题进行了哲学的研究，才能真正地把行政问题的研究提升到一个自觉的、理性的水平和高度。

从历史上说，对行政活动根本问题的哲学研究是古已有之的事，历史上许多伟大的哲学家、政治家都对此做过深入的论述。而对行政学根本问题的研究则不过是近100年来的事。按照时间顺序，对行政活动的研究先后产生了行政思想、行政理论、行政学说或行政学、行政科学、行政哲学。其中行政思想是先于行政理论的分散的、不系统的、粗浅的行政理论；行政理论则是后生于行政思想的比较完整、系统、深刻的行政思想；行政学说或行政学往往是较为完整、系统的关于行政的知识体系；而行政科学则是更加系统化、科学化了的行政思想、行政理论、行政学说、行政学，是关于行政活动的基本规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学；行政哲学则是对行政理论、行政科学研究活动进行思辩的产物，是行政科学的哲学。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出现了独立的行政科学时才出现的，是行政问题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必然，对行政学活动的哲学思考是人类的行政认识和行政实践从童年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条件。行政学哲学与行政科学研究的问题是显著不同的，各自的任务和目的也是不同的。行政科学是通过对行政活动的考察——这种考察主要包括历史上的各种行政思想、行政理论和行政方法——概括出行政活动的一般原理，形成理论并给出某种行之有效的合目的的行政方法或模式。也可以说，行政科学主要关注的是为实际的行政活动提供一套具有普适性的系统的行政知识、思想、原则和可操作的方法，它的特点即在于它的工具性。行政科学为行政学哲学提供思想，行政学哲学则对行政科学起指导作用。任何时代的行政学哲学，除依据各自的一般的哲学观外，都必须吸收以往的以及现时代的行政科学研究成果。反之，行政科学研究要接受行政学哲学的指导，这不仅体现在任何行政科学研究者都要在一定的行政哲学观的指导下从事研究，而且，行政科学体系的构建、其逻辑分析与论证也要符合哲学方法论的要求。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考察的是行政科学的基础，行政科学的基本问题便是行政学哲学的研究主题。那么，这个基本问题究竟是什么呢？

一般而言，行政科学的基本问题，在正常的或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行政学者以及行政人员较少或不特别考虑的问题。情况也许就是这样，人们通常是在一种没有批判的前提下，追求行政知识的增长，提出概念、形成理论，获得某种高效的行政方法。这一切都是围绕着行政活动的目的而进行的，行政学者为的是行政知识的不断增长，而行政人员则是把行政学者的研究成果，诸如理论、方法、模式等，作为正确的东西应用于行政活动之中。他们的问题常常是一种理论或方法对他们的行政活动是否有效，也即如何使用一种理论或方法才能够达到一种活动的预期目的。人们一般并不考虑一种理论或方法的合理性问题，只是在少数情况下，比如当理论或方法的功用开始减弱或失效的时候。一些人才可能会对已有的关于行政的一些最基本的假定、理论和方法本身进行反思。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他们正在进行着对行政中的某些基本问题的哲学思考或批判。而所谓的对行政科学中的基本问题的研究，就是对关于行政科学元问题的研究。这个元问题就是行政科学中的最基本的核心概念“行政”。行政哲学正是以此作为出发点而展开讨论的，对“行政”这个基本问题的明确和把握，就构成了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

三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行政哲学是对行政本质以及行政科学发展进程进行考察和反思的哲学。行政哲学能否有一个好的发展前景，从根本上为行政科学呈现出实质性的理论进步提供基本性的支持，使实际的行政活动更富有成效和具有合理性。这首先取决于我们对行政哲学本身是否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和把握。如果在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那么，不要说对行政科学的发展不会起到推动和支持的作用，就是行政哲学本身的发展和存在，都将会面临巨大的困难。笔者在本文的讨论中，就是试图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使概念理解得到澄清，消除“行政哲学”这一概念本身及其研究对象上存在的歧义性和含糊性。当然。我们在这里给出的关于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的讨论还只是探索性的和试验性的。但是，只要我们能够真正把握住行政哲学的精神实质，研究主题的问题就不再是一个理论难题了。因为，它将会随着我们研究的深入而不断得到扩展和进一步的完善。

【参考文献】

[1] 王沪宁.行政生态分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

[2] 薄贵利.中国行政学：问题、挑战与对策[J].中国行政管理，1998(12).

[3] 颜佳华.行政哲学论[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第7篇：经济学哲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自然辩证法；哲学；自然科学；科学哲学；理论

[作者简介]张媛媛，吉林大学学院2010级博士研究生，讲师，吉林长春130012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3）01-0001-04

自然辩证法究竟是什么？是一个学科，是一项事业？还是一个学派，是一种理论？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议，这些争议一方面表明了自然辩证法本身的复杂性及人们对其理解上的差异性，同时也给从事自然辩证法教学和研究的人提供了探索的必要和可能。但在笔者看来，这些争议只是表层问题，其深层问题是：如何理解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这才是争议的关键之所在。若认为哲学“凌驾于”科学之上，那是近代哲学的观点；若认为哲学“从属于”科学之下，那是科学哲学的主张；而认为“存在于”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学科，则是自然辩证法。本文拟对这一认识和理解，从自然辩证法的创立、自然辩证法与科学哲学的关系，以及自然辩证法是存在于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理论学科三个方面加以阐释。

一、自然辩证法的产生

自然辩证法的产生，既是自然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更是自然科学和哲学相互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从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在古代，自然科学大都是以自然哲学的形态出现的，其特点是科学和哲学浑然一体，很难区分，习惯上我们将其称为自然哲学。到了近代，欧洲中世纪后期的、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以及近代城市化社会的兴起，为近代科学的诞生创造了必要的外部条件，同时自然科学自身也在为争取自己的独立性而斗争。16世纪中叶，一场酝酿已久的科学革命开始了，近代科学就诞生于这场伟大的革命中，其标志是1543年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发表的《天体运行论》。而牛顿经典力学体系的建立则是这一时期自然科学领域中最辉煌的成就。虽然在这一时期，自然科学的其他部门如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等也有一定的发展，但基本上还是处于襁褓之中。当然，应该承认这一时期的自然科学使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已经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但是由于生产水平和科技水平的限制，当时科学研究方法（实验、解剖、分析、归纳等）养成的习惯，加上社会的、阶级的原因，使得这一时期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不能不打上机械论、形而上学和经验论的烙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宇宙不变”和“物种不变”，代表人物是牛顿和林耐。进入19世纪，自然科学研究的重点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以前主要是搜集经验事实转向对事实材料的综合整理，并将经验材料概括抽象为系统的理论。自然科学也相应地由搜集材料阶段过渡到整理材料阶段，由经验阶段发展到理论阶段，这是自然科学发展的一个大的时代背景。正像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以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人们不得不承认它。”与此同时，19世纪自然科学发展所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特别是天文学领域的康德一拉普拉斯星云假说，地质学领域赖尔的渐变论，物理学领域的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和电磁理论，化学领域的原子论和元素周期律，生物学领域的细胞学说和进化论，一次又一次地打开了形而上学自然观的缺口，揭示出自然界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客观辩证法。这些都为自然辩证法的产生提供了自然科学的前提。恰如马克思所说：“自然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恩格斯则更明确地指出：“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

从哲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古代的哲学以“知识总汇”的形式而囊括了全部科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呈现为一个简单而庞杂的混合体，哲学研究的重心是本体论问题。近代的哲学则发生了“认识论转向”，把认识论问题置于哲学的中心位置，把人们对于认识的理论考察推向了新的阶段。认识论本身的这些问题虽然不具有本体论的意义，但却受本体论的制约并反过来影响本体论问题的解决。19世纪初，黑格尔批判法国机械唯物主义哲学，集德国古典哲学之大成，提出了系统的辩证法思想，他“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在《自然哲学》中，黑格尔又把自然界看作“是一种由各个阶段组成的体系，其中一个阶段是从另一个阶段必然产生的”，整个自然界的发展过程表现为：无机界向有机界的发展和转化，有机界向生命界的发展和转化。这表明了“自然界自在地是一个活生生的整体”。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黑格尔是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的人，他的著作是一个广博的辩证法纲要；但是，黑格尔的出发点是错误的，因为他认为“精神、思想、观念是本原的东西，而现实世界只是观念的摹写”。因而在黑格尔那里，占统治地位的自然观仍然是：“自然界是一个在狭小的循环中运动的、永远不变的整体，其中有牛顿所说的永恒的天体和林耐所说的不变的有机物种。”所以，恩格斯一再强调：“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

从自然科学和哲学相互关系发展的历史来看。科学和哲学是人类理论思维的两种基本方式，它们是在超越神话和常识的过程中产生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科学以未分化的形态而蕴含在哲学母体之中，哲学则以“知识总汇”的形式而囊括着全部科学。人们常常在“哲学”的意义上使用“科学”这个概念，也在“科学”的意义上使用“哲学”这个概念。然而近代以来科学的迅猛发展和日趋成熟，致使各门科学纷纷从哲学的母体中独立出来，不断地把哲学“驱逐”出其传统的“世袭领地”，自然、社会和思维都成为科学的研究对象。而此时的哲学仍企图以“科学的科学”的姿态而高居于科学之上。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恩格斯指出：“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可见，恩格斯既反对用哲学代替具体科学的“科学之科学”，也反对把哲学“从属于”科学之下、妄图取消哲学的实证主义。

正是19世纪自然科学、哲学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相互关系方面出现的重大进展，为创始人研究和阐述自然界和自然科学的辩证法提供了重要基础，推动了自然辩证法的产生。

二、自然辩证法不同于科学哲学

科学哲学是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哲学学科，它主要研究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科学哲学的产生是自然科学和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获得迅速发展，科学理论层出不穷，尤其是经典物理学的衰落和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创立，非欧几何学的发展，代数、算数的公理化以及命题逻辑的符号化等。这些科学上的重大而根本性的变革自然地唤起人们对科学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另外，还有一些哲学家主张要用科学来改造传统哲学。例如，德国著名学者赖欣巴哈在《科学哲学的兴起》一书中指出：“本书认为，哲学思辨是一种过渡阶段的产物，发生在哲学问题被提出，但还不具备逻辑手段来解答它们的时候。它认为，一种对哲学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不仅现在有，而且一直就有。本书想指出，从这个基础上已经出现了一种科学哲学，这种哲学在我们的时代的科学里已经找到了工具去解决那些在早先只是猜测对象的问题。简言之，写作本书的目的是要指出，哲学已从思辨进展而为科学了。”一般认为，科学哲学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逻辑经验主义形成后，才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

作为一门哲学学科，科学哲学是对科学的概念框架的研究，即是对科学的概念框架的批判与反思。科学概念框架是科学理解的工具，是科学家理解他所探索的世界的基本方式，所以科学哲学是一种理解科学的东西。维也纳学派创始人之一、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菲利普·弗兰克指出：“为了不仅了解科学本身，而且也了解科学在我们文明中的地位，以及它同伦理、政治和宗教的关系，我们就需要一个关于概念和定律的统一体，在这体系中，自然科学以及哲学和人文学科都有它们的地位。这样一种体系可以叫做科学的哲学，也就该是科学和人文之间的‘缺少的环节’。”从这种意义上讲，对科学的人文理解，也就是对科学的哲学理解。具体而言，科学哲学就是要探讨科学的性质，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科学发现与科学证明的逻辑，科学概念和科学理论的提出、论证、检验和评价，科学理论的结构、解释和更替，科学发现的模式，科学思维的形式、要素、特点和作用。同时，在进行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的过程中，科学哲学也不绝对排斥考察科学的社会本质，不绝对排斥对科学的本体论研究。进而，科学哲学强调，新哲学的出路只能是使其变为像科学那样实证，或以实证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改造哲学，把哲学从凌驾于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变成从属于科学之下的“关于科学的哲学”或“科学性的哲学”。

自然辩证法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在我国最早是从1956年开始的。这一年，国务院组织制定了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即“十二年规划”（1956—1967）。在这个既严肃又严谨的规划中，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然辩证法规划草案把自然辩证法定位于“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是在二者之间存在的一门科学。草案说：“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是存在着这样一门科学，正像在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一门历史唯物主义一样。这门学科，我们暂定为‘自然辩证法’，因为它是直接继承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曾进行过的研究。”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规划草案既没有简单地把自然辩证法定位于哲学，也没有把自然辩证法定位于自然科学的分支学科，而是定位在两者之间。

从这个规划草案中我们还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开展科学技术研究是比较早的。但与西方科学哲学学者不同，我们一直是在“自然辩证法”的名义下从事这项工作的，而且始终强调要以为指导，因为“自然辩证法同有着不可分离的密切联系”。正是基于此，龚育之在1996年就已经把“自然辩证法”描述成了“的科学技术论”。

综上，无论从自然辩证法和科学哲学的产生、发展，还是从理论框架、学科定位来看，二者都有明显的不同，尽管它们的研究对象有交叉或重叠之处，即都要对科学技术进行研究。因此，不能把自然辩证法等同于科学哲学。

三、自然辩证法是存在于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理论学科

自然辩证法既然位于“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因而使其具有二重性：哲学性与非哲学性（如科学性）。向哲学靠近，它具有哲学性；向科学靠近，它具有科学性。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在自然辩证法这个“大口袋”里只有大约“不到四分之一”偏重于哲学，偏重于对科学的哲学分析，在这个意义上，自然辩证法理应归属于哲学学科。但是，自然辩证法还确实具有科学性，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是科学技术，科学技术的逻辑与理性特征在自然辩证法中得到充分的体现。那么，自然辩证法与哲学（尤其是哲学）和科学技术之间是何关系呢？我们认为自然辩证法属于哲学与科学技术之间的中间层次，是哲学与科学技术之间联系的桥梁与纽带。哲学、自然辩证法和各门科学技术学科之间是普遍、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因此，一方面，哲学通过自然辩证法为我们认识自然界和进行科研活动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和科学技术方法的革新也通过自然辩证法充实和丰富到哲学理论体系中，使之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因此，自然辩证法具有交叉学科性质。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自然辩证法是以为指导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交叉与相互融合的、广阔的研究领域。”自然辩证法的深入发展，必将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汇流，有助于人们更全面、更深入、更系统地研究自然界、人和人类社会，探索科技与自然、社会的关系，实现人与科技、自然、社会的和谐共存、共荣。我们应该正视并承认“自然辩证法”作为交叉学科的特征，发挥其交叉学科的优势。

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正像于光远所指出的那样：自然辩证法作为一个学科是“具有的特色或色彩的诸科学部门的总称”，带有哲理性质，但“其中包括许多不属于哲学的科学部门”。这不仅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最初创立自然辩证法时，即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观察自然科学，分析自然科学的各种哲学问题，而且还从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考察自然科学的性质、作用及其发展规律，并写下了许多札记、论文和著作；同时也表现在，随着社会实践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也在纵横两个维度上不断深化和扩展，以至其中的许多内容如科学方法论、技术创新论、工程哲学以及STS（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等都是哲学学科涵盖不了的。譬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命题，有人强调它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哲学命题，也有人认为它是一个经济学的命题。”将“自然辩证法”看作哲学的二级学科，势必要用哲学的学科范式规范“自然辩证法”的研究范围和方法，而自然辩证法工作者研究那些不属于哲学的内容，就会被认为“失职”、“不务正业”。哲学学者时常批评从事“自然辩证法”研究和教学的人“搞得太杂”，“专业性不强”，“研究的很多东西不是哲学”，这种批评意见可以理解，但不完全正确，因为“自然辩证法”中的许多内容确实不属于哲学。勉强地将“自然辩证法”的所有内容都说成是哲学，不仅在学术上不严格，学生也很难认可，同时对从事自然辩证法教学与研究的工作者来说也不是很公平。

而把自然辩证法定位于理论学科，就可以把那些不属于哲学的内容也包括其中。这不仅尊重了我们的学术传统，也符合我国自然辩证法学科和学术发展的实际；既凸显了本学科的特色，又体现了本学科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正因为如此，在2004年由黄顺基担任主编的《自然辩证法概论》统编教材中对自然辩证法作了如下的表述：“自然辩证法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是自然界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以及科学技术在社会中的作用。”

总之，自然辩证法是存在于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具有交叉学科性质的理论学科。同时由于自然辩证法目前还是我国高校理工科硕士研究生必修的一门公共理论课。因此，我们强烈呼吁有关部门将自然辩证法纳入到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中，进而使自然辩证法能够在新世纪、在当代中国以至当代世界重振雄风（于光远语）。

[参考文献]

[1]龚育之.自然辩证法在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全国工程硕士政治理论课教材编写组.自然辩证法——在工程中的理论与应用[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7]黑格尔.自然哲学[M].梁志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8]H·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M].伯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9]F·弗兰克.科学的哲学——科学和哲学之间的纽带[M].许良英，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10]朱凤青.科学哲学：对科学的人文理解[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5，（6）.

[11]自龚育之.科学·哲学·社会[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

[12]张纯成.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与发展方向[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

[13]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自然辩证法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14]李桂花，肖爱民.“自然辩证法概论”在“理论课”教学中的定位——兼论它与“基本原理概论”、“现代科技革命与”的关系[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5）.

第8篇：经济学哲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异化，美国梦的幻灭，消费主义

 

美国著名作家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被称为“爵士乐时代的代言人”、“爵士乐时代的优秀编年史家”，《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1925)的发表奠定了他在美国文学中的地位。无论在思想意义还是在艺术水平方面，《了不起的盖茨比》都堪称20年代“美国梦”破灭的一首绝唱。小说以盖茨比和美国上流社会的时髦女郎黛茜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并通过严谨的结构布局和崭新的叙述视角，将“美国梦”的幻灭这一主题表现得淋漓尽致，不愧为“爵士时代”的一部巨作。而本文认为，作品最动人心弦的力量还在于，小说中揭示了三种关系的异化：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社会，反映出菲兹杰拉德对现代人处于异化状态的关注。

一、异化

关于“异化(alienation)”概念的起源，各位学者的说法并不一致。有学者认为其起源于基督教的《旧约》，也有认为其是源于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的著作，还有认为其源于佛教、伊斯兰教的教义等等[1]。本文探讨的异化是在近论框架下所产生的概念。法文“aliener”和“alienation”，现在通译成“异化”(前者是动词，后者是名词)，它的本意是“转让”或者“出卖”。

近代，在社会政治学意义上使用异化一词的是卢梭。，卢梭将异化概念加以普泛化，他认为，异化就是人的不自由的状态，即依附。而德文的“异化”被黑格尔运用于其哲学之中才获得了深刻的哲学意义。黑格尔是经典异化理论的真正创始人。黑格尔认为，异化指的是主体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分裂出他的对立面的客体，而客体后来反成为支配主体的力量[2]。

异化在人类历史上的表现就是人与自然、历史与人伦、理性与感性、现实与理想的二元分裂。它所反映的实质内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迥然相异的诠释。卢梭以“社会契约学说”视之，叔本华以“唯意志论”视之，尼采以“超人哲学”视之，黑格尔以“自我意识论”视之。异化观独得其要，马克思是这样定义异化的:“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3] 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在异化活动中，人的能动性丧失了，遭到异己的物质力量或精神力量的奴役。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将其异化理论阐述为四个方面: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本身的异化；人的本质的异化；人与人的异化。[4] 在哲学视野下，这一理论亦可归化为人与自我的异化、人与自然的异化和人与人的关系的异化。“异化”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并逐步成为贯穿西方文学的基本主题。一些现当代严肃作家的著作中，描绘了一幅幅“社会荒原”的凄凉画面。本文正是采用马克思的异化观，对《伟大的盖茨比》中的盖茨比美国梦的幻灭从三个方面，既人与自我，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异化，进行深入的分析。

二、从人的异化到美国梦的幻灭

“美国梦”源起于殖民主义时期，其代表人物为本杰明·弗兰克林，他的一句 “自助者，天助也”概括了美国梦的本质特征。“美国梦”代表着最大化的个人自由，最先进的物质进步和最丰富尤其是最平等的成功机会。换句话说，人人都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获得个人成功，即获取财富。菲茨杰拉德笔下的爵士时代，经济繁荣，许多投机者一夜暴富，成了众人的榜样，因而也赋予了美国梦前所未有的吸引力。然而，这一时代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精神堕落和道德沦丧。人们盲目追求物质生活，享乐主义盛行，财富成为成功的唯一标志。《了不起的盖茨比》这部作品，向读者展示了荒凉的现实世界，这个世界里充斥着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并最终导致了盖茨比梦想的幻灭。

人与自我的异化主要体现为：盖茨比梦想的异化。年轻时的盖茨比怀着最为传统的美国梦，以富兰克林为榜样，试图通过自身的勤勉和努力奋斗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然而，他受到了大富翁丹·科迪的影响，开始不择手段的赚钱。上流社会富有而美丽的女子黛西的出现使盖茨比的美国梦有了具体的化身。为了赢回初恋情人黛西的爱，盖茨比通过非法贩卖私酒，一夜暴富，并期望通过财富使自己重拾过去的好时光，运用物质手段去实现精神梦想正标志着盖茨比美国梦的腐败。而“声音中充满着金钱”[5]的黛西，作为盖茨比美国梦的化身，同时也是上流社会虚荣、世故的代表，将车祸嫁祸于盖茨比。硕士论文，消费主义。当他揭开了“梦”的面纱后，才发现它是如此的空洞和虚幻，生命和爱情的失去标志着盖茨比美国梦的彻底破灭。

人与社会的异化体现为：盖茨比借助“炫耀性浪费”来显示自己的地位，并向上流社会渗透，但是上流社会文化决定了盖茨比最终的失败。硕士论文，消费主义。硕士论文，消费主义。《伟大的盖茨》涉及了“美国梦”主题，美国梦，简而言之就是对成功的追求。硕士论文，消费主义。成功的标志是获得财富和名声，而“到达社会金字塔的顶端便可同时抓住这两者”，因此成功也往往意味着跳脱原有的阶层、跻身于上流社会。硕士论文，消费主义。盖茨比显示了他对上流社会文化的模仿和对自身修养的自卑，而以汤姆为代表的贵族们利用其在教育、教养、审美方面的优势，对欠缺文化修养的暴发户们进行排挤和打击。在当时那个充斥着物质享乐，肤浅和私欲的黑暗世界里，曾经壮志凌云追逐梦想的盖茨比终将以失败而告终。

人与人的关系的异化体现为：人与人之间只有金钱关系，毫无道德准则可言。盖茨比以各种手段炫耀财富，因为他相信金钱可以买到爱情，买回黛西。由于她是只重金钱而本身没有实际价值的人，她是“金色的姑娘”，她不可能是幸福和爱情的化身，也不可能给盖茨比的生活带来意义和满足。他建议用金钱来酬谢尼克为他和黛西安排了约会，却对默特尔的惨死无动于衷。而他身边的人更为残酷：黛西，如此“纯洁”、“美丽”的女子，居然在肇事逃跑后毫不愧疚，无视盖茨比的命运，而去与丈夫度假；汤姆在谈笑间就借威尔逊之手除掉情敌盖茨比，毫无道德准则可言。

三、异化原因分析

通过对这些扭曲灵魂的描写，菲茨杰拉德表达了自己对人类处于异化状态的担忧。人是不能生活在真空状态的，人必然受到社会影响。在上世纪20年代，消费主义大行其道，其基本特征是炫耀性、时尚性和挥霍性。消费主义所带来的伦理后果是人类的生存危机、社会的消费不公和人成为物的奴隶。消费主义使人成为物的奴隶，丧失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追问能力。人不仅有物质的需要，而且还有精神的需要; 人不仅应当追求物质的富足，而且应当追求精神的富有。虽然没有物质的满足，人则无以生存，但没有精神的追求，人的生存则无疑是异化的存在。

消费主义者只关注自己眼前的消费和物欲的满足，而没有对未来的长远筹划，更没有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追求。它割断了自身同未来的肯定性关系，“只留下以关心当前的满足来掩盖的自恋人格”，而“当人们随着丧失对人类未来的信心也丧失从前对任何传统形式的宗教性信仰时，就会陷人及时行乐的境地”。[6]一旦人们过分地沉溺于物质财富的占有和消费之中，则必然是精神的贫乏和心灵的空虚。在物欲主义的洪流中，人们迷失了自我，丧失了对于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追问能力，虽然“我是谁”的呼声不绝于耳，但现代文明所造成的人的孤独、冷漠和人类灵魂的失落，却无法使人找回真正的自我。对于财富的占有和消费，似乎成了人们自我价值确证的惟一形式。硕士论文，消费主义。

总结

综上所述，异化问题是人类发展进程中一个非常难以逾越的痛苦经历，人的价值观、传统的道德观和信仰等缺失。盖茨比美国梦的幻灭的直接原因在于他树立了虚妄的爱情理想，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物质成功来赢得爱情和社会地位，但是在当时那个消费主义大行其道，充物欲横流的黑暗世界里，人的信仰出现了危机，并且产生了三种异化：人与自我，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使天真浪漫的梦想家盖茨比终将以失败而告终，铸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参考文献

[1]陆梅林，程代熙编选.异化问题.上卷[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1.

[2]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38.

[3]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63.

[4]马克思.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02.

[5]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M]．巫宁坤，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209.

[6]格里芬.后现代精神[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0.

第9篇：经济学哲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李凯尔特;历史观;研究情况

在西方国家里，成体系的历史哲学是18世纪以后产生的，任何理论的出现都是与其产生的时代紧密相关的，历史哲学的出现亦是如此，它也是经历了对社会历史基础沉淀的过程而产生，近代的工业的超级繁荣使社会化大生产成了主要的生产方式，以往的社会结构一去不复返，人在社会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人类对于自然的影响和作用的日益深远，能力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使人类对于历史发展的观点发生的新的变化。

西方的的历史哲学像一棵令人欣喜的树苗，到了19世纪开始向两个方向分枝发展，一个是思辨的历史哲学，19世纪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成为了思想家们研究历史哲学的旗帜性经典。黑格尔是以他的“绝对精神”阐明了自己对于历史的必然性的认识。在思辨的历史哲学中对于历史哲学的必然性认识是普遍的，而与思辨的历史哲学相对的就是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了，分析历史哲学的兴起主要得意于分析的哲学日渐成熟，它对于以黑格尔为主要代表的思辨的历史哲学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为分析的哲学为历史哲学提供了有力的论证基石，它们狠狠地批判了以往思辨的哲学方式，他将历史哲学的眼光从对于历史本身的研究引到了对于历史知识的探讨上来，在这个过程中，人的地位得到了突显的提升，人们开始注意到，历史是人对于人类发展过程的理解，认为历史哲学的首要任务并不是解释历史本身，而应该是解释历史知识，随着认识的不断发展。实证主义的出现对于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功不可没，当实证主义将历史当成和自然科学同样的一门学科的时候，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在哲学的土壤里得到了自己需要的那份养料，传统的思辨历史哲学承受不了自然科学的攻击日渐式微，但历史并没有被自然科学湮灭，哲学家们对于历史的独立性作出了很大的努力。而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正是这种努力产生的结果。

文德尔班在其著作《精神科学引论》中曾指出自然研究的是物质，而人文科学则是研究的人的精神，他最早提出了对于历史知识的认识，虽然这只是分析和批判历史哲学的开始，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影响，但时间证明，他的理论对于历史哲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价值，批判的历史哲学以否定历史的必然性为主流，但角度各不相同，有的是从科学分类的角度出发，也有的是从历史认识具有特殊性这一角度出发的，弗赖堡学派的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都是以分析和批判的历史哲学的方法来构建自己的理论的，李凯尔特在历史哲学方面成绩斐然。他的思想与他的老师文德尔班如出一辙，二人都努力想将康德的先验哲学在历史哲学领域展露手脚，李凯尔特将文德尔班的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阐释和理解，使之更加系统和完整。对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的分类是其思想的核心，“一般性”是自然科学的核心思想。而历史哲学则是“个别性”知识。记录的都是特殊的事件和知识，的都是将自然科学与历史哲学对立起来，强调其不同，在他的哲学里，历史就是只出现一次的，不重复的或偶然重复的个别事件，是不能构成科学规律的，这是与自然科学不同的地方，因此也是形成自然科学的界限，自然科学才是规律性的科学。那么，历史究竟有没有规律可循呢？这个在西方历史哲学上被问了千万遍的问题究竟是肯定还是否定呢？如果在卷帙浩繁的哲学资料中寻找答案，无非就是两种对立的观点，而这两种观点正是代表了李凯尔特历史哲学的理论与唯物史观之间的对立。新康德主义对于历史的“个别”论，如果抛开其合理性与否暂不去讨论，它的确在历史哲学的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李凯尔特的历史理论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由于其理论的特殊意义和贡献，国内外对于其理论的研究也产生了很多重要的成果，下面主要介绍李凯尔特历史哲学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对其整体哲学思想的研究报告只作简要概括，以求重点内容的集中和统一。

如：美国布法罗大学教授，著名史学专家，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在他的著作《德国的历史观》中围绕对十九世纪到当代的德国历史观和德国民族史学思想传统进行了讨论，在此书的第六章“历史主义的危机”中对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等的历史哲学理论进行了哲学批判，提出了作者对弗赖堡学派特别是对李凯尔特历史观的认识。并发出了德国的历史研究绝非如德国历史学家们声称的那样科学和客观的感叹。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涂纪亮在翻译了李凯尔特的《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的基础上对李凯尔特的历史理论有深刻的研究，他在《李凯尔特历史哲学批判》中曾指出“否认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存在，攻击历史唯物主义，是李凯尔特历史哲学的最终目的，也是他的历史哲学所负的社会使命”。他的理论为国内李凯尔特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赵修义和童世骏合著的《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西方哲学》的第三篇《科学方法论》及的第二章中及第五篇《价值论》中系统详细的阐述了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将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对立的思想以及李凯尔特对于“价值”在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中的独特解释，并对其理论作出了思考和评价。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韩震教授在他的《历史观念大学读本》下编“西方历史观念”论述了西方的主要历史观念，内容从古希腊西方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历史思考开始，一直论述到福山所谓的历史终结论。第十一章《批判的历史哲学》中对于李凯尔特的历史哲学进行了研究，肯定了李凯尔特在历史哲学研究过程的中地位并对其理论进行了批判和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