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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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鲁迅杂文范文

水是生命之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人类是怎样对待“生命之源”的？

人类对海洋的直接影响——对水产品的不合利、或过度捕捞，其对海洋生态系统的破坏力是不可估量的。

现在，人们对鲨鱼的鱼翅需求量越来越大。渔民们不再像过去那样捕杀鲨鱼再取鱼翅了——他们“仁慈”地直接割掉鲨鱼的鳍，再把它们放回大海。可是这样，鲨鱼失去了鳍，无法掌控游速、方向，曾经的海中霸王丧失了捕猎的能力。鲨鱼在长出新鳍之前就受饥饿的折磨而痛苦地死去。鲨鱼作为海洋生态系统的高层消费者，如果其数量大量减少，低层消费者的数量大量增加，从而造成食物短缺，威胁到海洋生态系统的平衡，进而影响一些重要经济鱼类的生存 。现在，大规模工业化捕捞正使鲨鱼数量急剧下降，某些品种的鲨鱼数量已经减少了90％。一些非法捕捞者甚至把网撒向了国际海洋保护区，例如哥斯达黎加的加拉帕哥斯群岛和科科岛。

去年的8月7日，西班牙海域来了一群神秘的不速之客——海蛰。这些攻击性强、毒性大的海洋生物向人类发起了猛烈袭击。西班牙政府虽然已经采取了应对措施，但海蜇危机并没有得到遏制。相反，这些淡紫色的有刺生物正以惊人的速度侵占整个海洋……

不但有大量的旅客被蛰伤，西班牙的经济也开始受到影响。7、8、9月是西班牙的旅游旺季，但大批海蛰的光顾使政府不得不关闭一些海滨浴场。仅安达卢西亚地区就可能因此损失数亿欧元。为了将危害和损失降到最低点，西班牙环境部在海蜇泛滥海域雇用渔民捕捞海蜇，并设置全新的海蜇警告系统。

然而，这些方法并没有阻止海蜇的“攻势”。上个月，一大团海蜇阻塞了日本核电厂的海水冷却系统，迫使该核电厂局部关闭；中国大连几个浴场相继出现海蜇伤人事件；美国从夏威夷到科德角湾到处都是海蜇，且种类繁多。这让很多游泳爱好者避之不及；韩国出现一种三英尺宽的毒海蜇。另外，法国、挪威、克罗地亚、北非等许多沿海地区也相继出现海蜇危机。这些可怕的小毒物让很多国家感到束手无策。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小小的海蛰如此猖狂？这是有人为因素的。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全球气温变暖，海水连着一起变得非常温暖，浮游生物也大量滋生，正好为海蛰提供了适宜的生存环境，于是大量繁殖。然而最重要的原因是，海洋生态系统遭破坏，人类对海洋鱼类过度捕捞，如海龟、金枪鱼这些海蜇的天敌大量减少。天敌少了，海蜇自然会泛滥成灾。

这仅仅是海洋生态系统遭到破坏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中的少许。

由于河流上越来越多的大坝截断或明显减少了流入海洋的水量，从而减少了自然水流中生物物种的交换，许多河流中的鱼、虾、蟹、藻类、微生物、植物减少或消失，多起来的是海潮难以冲击的污染物。全世界每年海上运输的30%是原油，油船慢性泄漏和海上运输的排污、海底石油管道的持续泄漏，对于海底世界都是灾难。在亚得里亚海有100个钻井平台，这些平台本身不是问题，但采完油后这些垃圾钢架将怎样处理？拖出海洋运回陆地要花不少钱。但留在海上显然也不是“海洋土著”们所欢迎的。

常常有一些人在海边度假回来后，发现自己患上了奇怪的病。刚开始，人们并没把它与海洋污染联系在一起。总有人以为海洋是无限大的垃圾桶。从陆地河流中输送到海洋里的垃圾里的无数致病的病原菌和病毒泛滥开来，它们的种类和存在形式越来越多，生命力越来越强。一种附在小虾身上的水生霍乱病毒，生在水中长在水中，也可附着在其他浮游生物上。当人呛了海水或喝了海水，甚至通过皮肤也能感染。

过多地被送进海洋中的重金属同样是危险的。这不仅对海洋中的生命，对人类也很危险。这些重金属被藻类和海洋植物吸收，小虾吃了藻类，鱼吃了小虾，人又吃了鱼。最终遭殃的是排放污染的人类。即使每公斤鱼肉中有1微克的含量也是很可怕的。

现在，许多渔民有了“更先进”的捕鱼技术——用炸药来炸鱼。这样，炸药所产生的爆炸力往往使热带浅海鱼赖以生存的珊瑚礁被炸得粉碎，几十年都难以恢复。同时产生的硫磺、硝酸等污染物也严重污染海洋。

前苏联，工厂和城市每年向湖中倾泻6000多万立方米的污水，致使600多中水生物完全灭绝。印度，每天有多达6000万多升污水排放到恒河中，当地人有90％以上得过肠胃传染病。中国，每天工业排放的污水达7000万吨。1979年，全国受到污染的河流多达850条，有些城市几乎全城无净水……

第2篇：鲁迅杂文范文

那时不过十来岁，读的是寄宿学校，读什么书，父母无从干预，所以除去课本，择书很杂。学校的校长是位大学生，员，北平解放就接管了这所中学。他喜欢文学，周会上常常讲着讲着就背诵起刚出版的新书中的一些格言、警句。譬如，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那段关于生命应当怎样度过的名言，又比如伏契克《绞刑架下的报告》中的“幕布拉开了，生活中是没有观众的”；“人们，我爱你们，但你们要警惕啊！”等等。讲话很有感染力的校长，不知不觉把他的爱好传递给了学生，所以我们不少同学阅读课外书的兴趣更甚于比较枯燥的课文。晚自习把不多的习题做完，便三五同好叽叽喳喳地读起了吸引我们的书籍。

记得那时读得最多的是鲁迅。年少无知，并不很懂，但却十分带劲。我们也有比较：郭沫若的诗热烈但觉空洞，朱自清的散文优雅但过于沉静，梁实秋的文字有点做作，林语堂的小说离我们太远，惟有鲁迅的作品，让我们激动，促我们思索，即便是似懂非懂，也能感觉到他的热烈、深刻，余味无穷。

开始写杂文是在“”之前。那时涉世未深，许多事看不明白，所谓杂文，跟风多，识见少，现在重读，颇感赧颜。真正把杂文当作写作的重点，是在改革开放之时。经过了一场“”，经历了斗人、挨斗、希望、失望、受骗、醒悟，终于觉得这世界离理想的境界实在太远。我们建设的并不是我们希望的，我们曾经以为是真理的，其实离真理甚远。回头再读鲁迅，才开始有点懂得，鲁迅那一代人梦寐以求的，恐怕仍是今天需要争取的。

现在不少人以否定“五四”、批判鲁迅来显示高明。其实他们对中国的了解程度远在鲁迅之下。“五四”时期那一代思想先驱反对读经，是因为他们读过经，深知读经的弊端。今天大倡读经的，多半没有读过经，或根本读不懂经。“五四”那一代思想先驱大呼民主、科学，因为他们深知专制、迷信之害。今天不分好歹大颂古老文明的，是因为深中专制、迷信之毒。鲁迅一辈人，也有失错，也有偏激，也有误信，但大致的方向不曾错。后来我们建立的并非我们理想的，只是因为迷误了这个方向，以新的包装承袭了老的酿造。

在有了这番经历之后，再写杂文，起初只是希望借此表达对社会现状的一点观感，并没有太大的奢望。在中国，文字的力量，尤其是一介平民的文字的力量，是微乎其微的，有时甚至激不起一丝涟漪。但这一个人的独语如果能够引起几个人的认同，至少也把一种思索放大了几倍。发出这样独语的人多了，个人的思索就可以成为社会的话题。社会的话题得到更多人的认同，就有了改进的希望。就这样，一发而不可收，至今已有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我像一个巡医在社会的密林中游走，不断挑剔着这社会的弊病。有人问我，难道你眼中只有弊病么？当然不是。如果一个社会都是弊端，早就无法生存了。但是我们这个社会，从古到今多的是颂歌。唱颂歌的一向生活得十分滋润，因为他投合了在上者的心意，而挑剔弊端的则多半结局凄凉。今天已经是民主的时代，但千百年的习惯势力仍旧使许多人善于迎合，避谈缺失。既然已经有太多的颂歌，何不拾遗补缺呢。总要有耐得住寂寞的人来做这些未必讨人喜欢的事吧。

写杂文，我以为总要有三个条件。

一是要有比较广博的见闻。这种见闻既来自书本，也来自社会。有了比较广博的见闻，遇事才能产生由此及彼的联想，对事情的理解才会较为深入，读者也会从中得到一些藉以比较的知识和观察问题的方法。东坡有言：“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触类旁通，就事论事的文字，恐怕也算不得杂文。可惜报刊杂文版上，这类非杂文的杂文并不鲜见。

二是要有比较深入的思考。罗列现象不算杂文。杂文总要有自己的思考。这种思考愈是个性化愈是能够引起读者的兴趣。因为它提供了观察问题的新的角度和新的材料。当然，故作惊人之论，毫无根据地口吐狂言、不讲道理的破口谩骂，并不是深入的思考，只能叫哗众取宠。它或许能得到一时的轰动，但终究要归于湮灭。

三是要有文采。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文采并不是雕章琢句，更不是堆砌辞藻。文采应当包括文体、文气、文辞、文韵。杂文最忌单调、平板、枯涩、不耐咀嚼。

第3篇：鲁迅杂文范文

好的杂文常于常规思维处有重大突破，唤醒人们在日常思维之中发现“异样”的存在，进而以这种发现为契机，实现对回归“常识”的呐喊，对普通民众的启蒙。

《一种默契》即是如此。

作者察觉到当时的一种特别的现象――商店“号召顾客的策略现在居然用‘关店’的恶名来做幌子了”，“并不关店的也要冒着关店的恶名”，甚至，不惜“附一个律师代表清算的广告表明他们是真的关店了”，对于商家这样十分坦然毫不难为情的把戏，人们是如何反应的呢？“看的人也认为很寻常”，“并没什么不该”，“彼此之间自然而然地发生了一种默契了”。原来“默契”竟是这样产生的！国人向来喜热闹，乐得做看客，然而与这种强烈的好奇心形成鲜明反差的，是热闹过后那种“见怪不怪”的心理，无论是怎样的事情，用不了多久，国人都能与之产生一种“默契”。乃至“大学生毕业了没事做”、“工人突然失业了”、“房租好几个月付不出”等等，人们都觉得那样稀松平常，理所应当，自然而然，一向如此，以致认为这就是“现世的实况”，从而达成“默契”！这与其说是一种默契，毋宁说是一种沉疴！

于是在今天，我们还能看见商店以“开业大酬宾”、“几周年纪念”、“迎××节低至×折”、“零利润亏本回馈顾客”种种美名来做廉价的借口时，“全民疯抢”的局面一次次火爆上演。我们还能看见如芙蓉姐姐、凤姐之流一轮轮炒作兴起时，人们一面口诛笔伐骂声一片，一面乐此不疲津津乐道地进行着一轮又一轮的“审丑”。普通民众面对一路飙升的房价，首先想到的也不是房价何以大涨，而是如何勒紧裤带，克服自己生活中的种种不便与困顿，先争取交上首付，然后再成为房奴……由此，我们发现，国人面对“被制造的需求”，“被陷入的困境”，“被安排的命运”等等，通通能迅速地形成一种“默契”，一种十分强悍的耐受力。面对国民性中的此种顽疾，作者的心情是沉重的，以致在文章末尾不无隐忧地写道：“从来的道德，习惯等等，在这种默契之下，恐将不再维持它本来的面目了。”这就深深地表达出作者对于此种“默契”之下的国民性格和国民心理的一种焦虑与关切。

第4篇：鲁迅杂文范文

一、品味语言，感悟杂文语言特色

杂文以短小精悍的讽刺幽默为主来鞭挞丑恶时弊，用求索真理来诠释人生。因此，通过语言视角，能精准地把握文章主旨以及文本情感。语言是杂文的情感语言之一，有言外之意也有无穷意味，是生动概括的“意”。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就是以生动活泼的语言来衬托具有明显战斗力的讽刺。语文教学的核心就是语言，它要求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必须自主参与到语言实践之中，要用自己的语言活动来表达对文本的感悟。因此，品味语言是个性化阅读、感悟文本的第一步。

作为经典杂文，《拿来主义》犀利风趣的言语中所蕴藏的就是独到的艺术性和独特的思想性。如果将教参的要求强加给学生，就会造成一味的灌输行为，教师滔滔不绝地讲，学生却没有丝毫的兴趣听。而以杂文语言特点为切入点，倡导个性化阅读就会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自主论证中主动接受知识，学生也会情不自禁地融入到文本中，在探究文本的过程中品味语言，完成与文本、作者之间的亲密接触。这既体现了课堂的民主性，也增强了学生思维创新的能力。

教师在课前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让学生带着疑问阅读文本：“众所周知，鲁迅的杂文一直被冠以具有标枪、匕首般的力量，在文中有哪些句子能感受到这种力量？为什么鲁迅先生的杂文会有如此大的力量呢？请同学们自读课文，各抒己见。”在阅读完课文后，有的学生说：“送古董送活人一直到什么都送光了，说的是堕落与倒退，不是讲进步，这是典型的反话。而不知后事如何恰恰说明了这是一种数落，讽刺那些人热脸贴了冷屁股，甚至是不受欢迎。”有的学生说：“数量有限的几张画，却挂了数个国家，这根本不是发扬国光，恰恰是民族的耻辱，这也是在讽刺。当时国力衰竭国库空虚得可怜，根本就是在打肿脸充胖子，一味的送和败家子没什么区别。”还有的学生说：“作为当时时尚词语的‘摩登’，恰恰说明了当时‘送去主义’已经变成了一种流行趋势，其实质就是卖国求荣、崇洋。作者用了‘摩登’一词，正是在诠释对比‘拿来主义’和‘送去主义’，这两种主义的错误态度是相同的，谁是谁非不言自明。”由此可见，阅读后的对话是理解的重要组成部分。

教师充当的是引导者，学生是解决问题的实践者，自主个性化的阅读是学生探究式学习的重要步骤。只有学生精准地把握文本语言，才能在品味中理解讽刺幽默的独特效果，也间接掌握了文本的深意。

二、品味语言，探究杂文人物形象

众所周知，杂文中的人物是一类人一群人，而非一个单独存在的个体，因此，杂文对人物的刻画是最生动传神的。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提出第二个问题：“以往大家读过的小说中，都是通过外貌描写和肢体语言等形态描写来刻画人物形象的，那杂文是不是也是如此呢？请大家带着思考继续阅读课文。”这个问题一提出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因为分析杂文人物形象的教师少之又少，但是学生还是很有兴趣地去分析语言，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有的学生说：“闭关让国力衰竭却还硬撑着说不让别人来，其实已经无法阻止别人来了，这种闭关主义者的可怜与无奈把‘自己不去还不许别人来’写得淋漓尽致，一个‘捧’字恰恰说明了奴才狗腿子不知廉耻的丑恶嘴脸。”有的学生说：“文章的第三段，尼采疯了，中国疯了，这正是说明送去主义者不仅是掩耳盗铃的疯子，也是地地道道的败家子。‘徘徊’更是说明了这帮胆小懦弱的疯子在极度愚蠢在外强内干中洋洋自得。”有的学生说：“拿来主义者是自私的，他们只与所谓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分享自己的东西，借此来说自己宽容有礼，其实这正是值得同情的地方，摇尾乞怜的亡国奴不仅行为懦弱可怜，更是主观思想行动上的矮子，拿来‘废物’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奢侈地生活。这里正是说明了作者的勇敢和拿来主义的勇猛。”

没想到一个问题会引来这么大的反响，教师切实地体会到了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教学效果。学生的回答和思考多数都是教科书上没有的，正说明学生已经找到了个性化解读作品的钥匙。同时，也说明文本解读应从文本主体出发，只有走进文本的精神世界才能完成对作者的心灵解读。精神上的对话就是对文本内容和思想情感的探究，只有感悟文本，灵魂才能触碰到作者的精神世界。正如王尚文先生说的那样：课文只是学生与作者内心对话的桥梁，只有将文本主体变成自身感悟，才能完成心灵与心灵融合的微妙境界，才是语文素养融入人文素养的过程。

三、品味语言，把握情感走向

个性化阅读不能背离作者，作者的精神世界会完全体现在文本之中。同时，个性化阅读不是复制作者思想的过程，而是一种实际性的创造过程，要实现作者精神世界与学生精神世界的对接，首先要充分开发学生的精神创新和思维活跃能力。针对这个目标教师可以设计第三个问题：“找到文本中的情感倾向与打动内心的句子，并加以阐述。”通过学生对语言的反复咀嚼，不拘泥于旧说，大胆说出各自的看法，不仅在品读中感受到了杂文的独特魅力，也精准掌握了作者的情感倾向，逐渐形成了属于学生自己的阅读情感。

同时，在追寻情感走向的基础上，教师应引导学生探究文章的主题和主旨，如鲁迅创作《拿来主义》的目的是什么。教师同时展示作品的创作背景，然后让学生思考：“拿来要怎样拿？拿来的根本意义是什么？”学生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批判错误思潮，提倡拿来主义，用脑髓放飞眼光自己拿来。作者不仅是在呼唤拿来主义，更重要的是指导我们在外国文化和旧文化面前要懂得吸收和集成。”

第5篇：鲁迅杂文范文

我很少责备学生。责备也未必有用。他也许收起了书，但那颗心却未必收得回来。——与其让他心有不甘地作“认真”状，不如让他快意地读几篇鲁迅的杂文。再说，学生上课去读其他书，原因可能比较复杂；在我，则要反思，何以这几节课对他没有吸引力。

这位学生上课不听讲，悄悄读鲁迅，会有哪些原因呢?——实在是太喜欢鲁迅的作品了，觉得胜过语文教科书；高一年级规定的必读书目里有鲁迅杂文，他没来得及读完，上课继续看；他也许认为近期语文课内容浅了；他可能对我的教学暂时没有兴趣，或不适应我的教学方式；他的阅读和写作能力超出了同龄人，常规的课程让他有饥饿感……

比之高中语文课上的另几种状态，我倒宁愿他这样偷偷读鲁迅。同事也常说道：有些高一学生不知受什么影响，语文课公然在做“有用”的理科习题；负担太重，困倦至极，或昏昏欲睡，或强打精神；从不读文学作品，只读教辅；自觉地将课堂分成两部分——应试与非应试，对前者聚精会神，对后者自动屏蔽。

而这位上课读鲁迅杂文的学生，语文能力并不低，我听过他富有激情的朗诵，他的作文总有自己的见解，表达也有特色；他按时交作业，也能顺利通过考试；他课外活动很丰富，他的摄影和绘画都“有两下子”；更重要的，是他上课看课外书从没妨碍他人……我也记得，在我的课上，他也曾聚精会神，倾听我和同学们的交流，也曾提出过有价值的问题。学生的这种学习状态，不正是我期待的吗?作为任课教师，我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语文学习的天地很广，方式很多，一名高中生如果已经具备了自主学习和探究问题的意识与能力，完全可以选择对他更适合和有效的方式。他可以读鲁迅，可以读《红楼梦》，可以读普希金；他可以到田野中去感悟自然，也可以在星空下思考人生；他可以在宁静的书斋里“声声入耳”，更可以对社会百态“事事关心”。

如果教师认为只有通过自己的课堂，学生才能学好语文，是可笑的自负。我的教学会比阅读鲁迅作品更有价值?我的教学必定是最有效的?有位学生曾在作文中坦陈：初中所学的议论文，统统比不上王小波、柏杨、龙应台所教给她的；而她那些受到老师称赞的作文，无一不是课后“翻闲书”、“乱读”有了灵感的。——而如果离开了我的课堂，学生就不会或不愿学语文，没有了阅读的热情，那恰恰说明我教学的失败。从某种角度看，班上多几个不听讲而痴迷于鲁迅的学生，更让我自豪，那可能正说明我的教学成功：如果学生只肯听讲、背书，只想习得一堆应试技巧，却不爱阅读，没有求知欲和思考力，那种教学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

第6篇：鲁迅杂文范文

而所谓“杂文作家”，其实算不上作家——他“杂”而有之，“家”则弗如。不仅他自惭形秽，旁人更不拿他当根葱。这旁人包括闲杂人等，更含有作家之“家”——作协衙门里诸君子。去中国作协瞅瞅，它设有各种文学样式十个“专门委员会”，唯独不见“杂文委员会”。“鲁迅文学奖”好歹有个“散文杂文奖”；到作协，在“专门”“散文委员会”里，杂文连“附属”也难一“附”，悄悄儿被灭啦。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门”之乌有，何以为“家”啊！？

所以，本人虽一时虚荣贸然混入作协，后瞧这阵势，便不往“作家”堆里凑，自我定位“写零碎的”——日前召开中国作协“”，作协机关有人通知我当“代表候选人”参选，本人自认无格而敬谢不敏，连选举会也不参加，去蜀南竹海了。

初写杂文就事论事，深感自身眼光短浅、腹笥空泛和知识结构的缺陷，于是加紧读书补课——当然，这乃是一辈子的事。到今天，二三十年过去，我杂文没多大长进，而我在杂文界也属于边缘人。唯我对杂文有一个一以贯之的追求，即“杂文须有杂文味”。杂文之为杂文，正因其中浸着“杂文味”，犹如男人要有男人味一样。男儿身上若弥漫着浓重的女人味，或风姿绰约，或发嗲，这样的“伪娘”，是算不上男子汉，或曰“真正男子汉”的。

第7篇：鲁迅杂文范文

沉寂中的生机――《2003中国年度最佳杂文》代序(节选)

王　芳

2003年的杂文对我国的、世界的、当今的、历史的社会档案进行梳理与分析、比较与反思，那真真切切、明明白白的是与非、白与黑一一进入杂文家视野。

杂文是有社会功效的，但它既不能兴邦也不能丧国。杂文家曾以“傻子”自喻，以“说了白说，白说也说”自嘲，这些都正视了杂文既干预生活、作用又极为有限的事实。但杂文家们仍以其胆识，按照历史与社会的发展规律坚守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考，摆脱舆论一律的束缚，冲破了话语霸权的坚固樊篱，执著地发出另类声音，2003年这种另类声音日渐清晰，从而使杂文的社会效果愈见其大，这成为杂坛的一大生机，我想，这种另类声音，无疑会愈来愈多。

时评与杂文打架可看作是本年度杂文界的另一大事。这次时评与杂文的孰是孰非、孰高孰低、孰优孰劣的论争，是由于时评近年来的兴盛与杂文的衰颓引发的，论者大多抑时(评)而扬杂(文)，这是有依据、有道理的。

一般的时评都是速制品，社会上发生了一件事，立马写出“评论”，像球场上的裁判。“据报载”。下结论“一二三”，没有文学性，没有艺术构思，更来不及冷却、推敲，这样的时评不仅缺乏感染力，更由于是突击写作，难以精雕细刻，从而很难有深度，其思想价值与艺术魅力无法与优秀杂文比肩。

杂文创作，我们倡导要题材新、角度新、构思新、语言新、结构新、题旨新，这种创作取向受到众多杂文作家、作者的认同。

为什么粗劣的时评式杂文在2003年形成铺天盖地之势?我以为一是有些作家、作者的浮躁情绪使然，是一种急功近利在作祟，君不见有些作家、作者可以批量生产杂文吗?二是有些新他们尚未掌握杂文的创作要领，把写时评、杂感等混同于杂文创作。时评是新闻家族的子弟，靠“快”、靠信息量生存；而杂文则是文学的一支，靠思想性、艺术性取胜，优秀的上乘之作具有旺盛的艺术生命；两者区别明显，功能各有所长。

多年来，杂文界井水不犯河水，缺少思想的碰撞与争鸣。这场时评与杂文的论争为当代杂文史所鲜见，不仅可以廓清时评与杂文的概念、内涵，促进杂文创作品位的提升，还可以扶掖大批杂文新秀不断成长、成熟。

2003年的杂坛沉寂中显现生机，还表现在大量新面孔成批量地走上杂坛，取代了老中年杂文家，这也是不动声色的一大变化。

第8篇：鲁迅杂文范文

关键词：文学批评史写作　批评立场　批评角度　新型批评模式

白以来，有关文学批评的作品愈来愈多，文学批评这一文体也渐趋发展成熟。文学批评，不仅仅是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和批评，在现代文学三十年里，他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可以说，是文学批评引导着主流文坛的走向。历史进入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现代文学批评试图做一番总结性的思考，重新进行归纳、估价这三十年的义学批评思想，大量批评史著作相继出版。

在学界影响较大的有：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礼1993年版)、许道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周海波《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另外，笔者还对照参阅了美国学者夏志清著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以便审视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对现代文学、现代文学批评的评价。

这四本书虽然面对的是同一个对象，即是现代文学三十年的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但他们结论却有很大的反差，主要归因于相异的批评立场和批评角度；这些立场和角度有其优点，亦有其缺憾。鉴于现有批评史写作存有的缺憾，笔者想重构一种新型批评史写作模式。

一、不同的批评立场和批评角度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一部文学史，侧重对作家和作品的分析、定位，尤其关注作品的艺术价值在文学史中的意义，和其他三本的写作对象有所区别自不待言。然而其他三本在写作文学批评史时的角度和理念上也有很大的不同。

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侧重于对单个批评家理论的深入分析，对当时该批评话语所产生的语境略有介绍。作者明确指出：“批评史不等同于文学史，也不等同于思想史，虽然彼此有关联，批评史应有自己的研究视角，它所关注的是对文学的认知活动与历程，是对文学本质、文学发展、文学创作的不断阐解与探讨。”在该著作中，作者详细论述了十四位批评家，分析他们各自的理论在文学审美特性上的建构及其理论意义。这样以批评家为重点的阐述模式和高扬文学批评的审美特征，在当今的批评史写作中是具有别开一面的创新意义的。这是该书最大的优点，但也造成了它的缺陷，即缺乏对二三十年的文学批评进行整体性、逻辑性的历史梳理。

许道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新编》弥补了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一书的不足。该书每一章既有对当时文学批评背景的总体性介绍，又有对单个批评家批评思想的评价，叙述上给人以完整性和逻辑性，有真正的“史”的意识。但该著作在处理批评史和思想史的关系上，有过分倚重思想史之嫌，对文学批评的独立品性关注不够。

周海波《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采用的体式和许道明的论著一样，都是先概括每一个时期的整体风貌，然后再举出代表性作家进行详细分析，但二者在构建批评史的思路上有很大的不同。周只是在透过批评文本来建构“文学批评”这一文体是如何酝酿、如何发展，分析文学批评的结构类型和语言形态，将对现代文学批评文体自觉性的研究纳入视野。该书不单是对现代文学三十年的文学批评进行思考，当代文学批评的风貌也被纳入其考察的范围。概而言之，该书是在梳理“文学批评”这一具有独立审美意义的现代文体在中国近一个世纪的流变风貌，这是卜分具有意义的。

以上是列四本书整体风貌上的概括，就各书具体而言，他们所选的作家、批评家也各有不同；不仅如此，对同一个作家、评论家做出的评价也有很大的差别。我们现已对鲁迅先生的评价为例，更进一步分析各著者相异的批评角度和批评立场。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鲁迅的总体评价并不高，他对鲁迅的两本小说集《呐喊》《彷徨》都给以很高的评价，而对其杂文，则认为“这些杂文往往有生动不俗的意象或例证，时而有绝妙的语句，也有冷酷狠毒的幽默。但整个来说，这些文章使人有小题大做的感觉”。“作为讽刺民国成立二十年来的坏风恶习来看，鲁迅的杂文非常有娱乐性，但是因为他基本的观点不多——即使是发挥得淋漓尽致——所以他十五本杂文给人的总印象是搬弄是非、哕哕嗦嗦。”在论鲁迅那一章的结句是这样说的：“他自己造成的温隋主义使他不够格跻身于世界名讽刺家——从贺拉斯、本·琼森到赫胥黎——之列。这些名家对于老幼贫富一视同仁，对所有的罪恶均予以攻击。鲁迅特别注意显而易见的传统恶习，但却纵容、甚而后来主动地鼓励粗暴和非理性势力的猖獗。大体上说来，鲁迅为其时代所摆布，而不能算是那个时代的导师和讽刺家。”

而许道明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新编》中是这样评价鲁迅和他的杂文的：“鲁迅是伟大的创作家，也是一个伟大的批评家，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他还是一个本色的批评家。他的小说满贮着批评的意味，而他的更为著名的杂文，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在现代中国，杂文因为他的原因而成为一种战斗的文体。”同样，周海波《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设有专节对鲁迅的批评思想进行阐释，并给予很高的评价。

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根本就没有鲁迅的立足之地，对鲁迅的批评没有给予关注。也许在温儒敏看来，鲁迅根本就算不上是个文学批评家吧。

面对鲁迅和他的杂文，以上的学者为何得出的结论是如此的悬殊?不言而喻，这是由于各自的批评立场和批评视角不同所造成的。夏志清和温儒敏两位学者注重文学的审美价值，对社会价值不予重视。而许道明和周海波两位学者则能在把握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和现代思想文化密切关系的基础上，来建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而鲁迅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个领军人物，其文学批评当然更要予以重点的研究。

但这不禁让我陷入思考：面对三十年的文学批评所产生的历史语境，即启蒙和救亡一直紧紧地缠绕着中国新文学，中国新文学一直以来都担任着重要的政治任务，有时候甚至以文艺的政治价值来取代文艺的审美价值。面对这一复杂的文学现象和文学历史，我们究竟该站在何种立场、采用何种标准来写文学史和批评史?能不能找到一个客观而公正的立场，站在这个立场上来审视、构建我们过去的文学和批评，并且这个立场能较好地处理中国现代文学自身内部包含的二律背反：审美和政治的矛盾关系?

笔者认为，对文学来说，审美价值和社会价值两者都不可偏废，过分关注文本的艺术价值而置文艺的社会价值于不顾是不可取的；同样，过分关注文本的政治道德意义而忽略文本的审美意义，那就已不是文学，更加不可取。那么，面对上述的批评史著作所存有的缺陷，重新建构一种新型的批评史写作模式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新型批评史模式的建构

笔者认为，就已经出版的批评史论著，在总体上都采用像温儒敏和许道明的构建模式，依靠分析、阐释几个重要的批评家来完成批评历史的梳理；当然，还有以

问题为纲、以思潮为纲的批评史写作模式，前者以杜书瀛、钱竞的《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为代表，后者以席扬、吴文华的《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史论》(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为代表。但不论哪种模式，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建构主要是关注批评文本的文艺思想以及批评文本与当时的思想文化史之间的密切关系。可以说，目前已有的批评史著作对批评文本的思想价值及道德价值的研究已经很深人，但这样的批评史写作模式是远远揭示不出文学、艺术自身形式的流变规律以及文学批评与文学艺术的相互影响之态势；更不要说文学批评这一文体自身形式的流变规律了。

笔者认为，文学批评史的内涵是丰富而复杂的，大体可以概括为两大部分：一方面，文学批评史要研究批评文本所体现的审美理想和文化思想；另一方面是要研究文学作品文本和批评文本各自在审美形式方面的变化、发展，并将其放在历史的视点中予以研究，突出其流变过程。目前的批评史写作对前者予以充分的研究，而对后者关注却很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因为，文学批评的对象是文学和艺术的具体文本，而文学和艺术有其自身形式上发展的规律，文学批评必须要予以研究，对其在审美形式上的发展、流变的过程要予以梳理；另外，文学批评作为一种自觉的文体，自身也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的，因而文学批评史也理所当然地去研究文学批评文体自身的艺术形式的特色及其流变。

基于以上文学批评史的内涵，那么，文学批评史的写作既要关注到批评史和思想文化史的关系，又要关注到文学自身的审美演变规律；既有艺术价值的考量，又有社会价值的考量。在两者间求得平衡，以这种方式写作，就不会持有将眼光只关注一面，尤其是只关注社会思想价值这一面的片面化立场，对艺术家、批评家将会有一个比较公正而准确的判断和评价，再不会出现像前述对某一作家的评价悬殊较大的情况。

就文学体裁而言，文学可以分为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据此，文学批评的对象就可以分为诗歌批评、小说批评、散文批评、戏剧批评；文学批评史的写作也就同样包括诗歌批评史、小说批评史、散文批评史、戏剧批评史四个部分，另外还有文学批评的批评史这一部分，共五大部分。在每一个部分中，既要分析该文学体裁在历史的长河叶中不同的作家作品所发生的形式和思想两方面的流变及其意义，也要分析某时期应对该体裁而生成的具体的文学批评文本所呈现出的审美倾向和其批评方法和批评特色。这样一来，文学艺术文本就和文学批评文本相互映照，相互凸显，更能体现出各自在历史发展中的样貌特征，具有强烈的逻辑感和历史感，再也不会出现各种义类的批评混在一起的情况了。

当然，这种文学批评史写作是一项非常费力气的工作，它需要大量的细读文本，既有文学文本，也有批评文本，工程是十分浩大的。也许，梳理中国现代诗歌批评史的写作就足以成一本专著，因为其中既要求有具体诗歌文本的思想和审美价值的分析，还要体现诗歌流变的本貌；既有对具体诗歌批评文本的思想和审荚价值的分析，也有阐发批评文本的历史流变过程。只有将这四者融合，才是理想的中国现代批评史写作。其他体裁的梳理亦是如此。

第9篇：鲁迅杂文范文

我现在写的东西通常被人称为“杂文”，而我对从事杂文写作起初并无自觉。无非是偶有所感，便信笔涂鸦，至于属于什么文类，并未顾及。倒是妻子的反应提醒了我。当初我整天耗在河边钓鱼的时候，她固是啧有烦言，然尚能相安；等到我“浪子回头”，整日伏案敲键盘时，她却流露出惶恐的神情。有一回，她说：“你要是因为放的这些屁，被抓起来，别指望我给你送饭！”她又说：“像你放的这些屁，要搁‘’那会儿，早被拉出去枪毙了！”也许就是在这一刻，我才猛省：由于厌弃板正、艰涩的学究文字，我常常会写一些被我戏称为“性情文字”的东西，使文章带上我情绪的印记，带上我情感的体温，如此一来，已使我的文字成为了“杂文”！写了三年杂文的我，还在这个世界上好好地活着，没有被“枪毙”，没有被“抓起来”，甚至没有领导找我谈过话，因此我对我们时代的“伟大”与“进步”毫不怀疑，我对这个世界只有感激！

一个杂文作者经常“遭遇”的夸奖也许是“深刻”。我对此的回答是：我写的，或者说我呼唤的只是常识；如果常识也让人觉得“深刻”，只能说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已经蒙上了一层过深的尘土，只能说明人心已经裹上了一层厚厚的硬壳。掀掉这些尘土，敲碎这些硬壳不正是今天杂文的使命？

一个杂文作者经常遭受的指责或许是“偏激”。我对此的回答是：我写的只是常识，如果常识也让人觉得“偏激”，只能说明这些常识还远没有成为我们生活中的现实。我对于如今这个“伟大时代”没有过高的期待，只是希望我们的社会能离“常识”越来越近；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常识”成为我们生活中的现实，也好让我早点摘掉“偏激”的帽子――戴着这样一顶帽子的滋味真的很不好受！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生活在一个“常识”和“常情”的世界里，到那时我情愿如大家所希望的那样做一个“平和中正”的人，也不去写什么劳什子杂文！

套用女士的一句话，一个杂文作者只是通过自己的文字，向公众揭示“太阳是从东边出来的”这样一些真理。一个大多数人都愿意闭上眼睛相信“太阳是从西边出来的”的世界就是一个背离了“常识”和“常情”的世界。杂文作者是这样的世界里的理想主义者。与这样的世界不合作、不妥协是杂文作者的使命，也是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