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七夕的古诗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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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关于七夕的古诗范文

事故经过近期发生在某电网的几起电容器故障导致跳闸案例

并联电容器（又称移相电容器）用于提高电力设备或系统的功率因数，广泛用于我局10kV-35kV系统中。某近期发生了三起并联电容器击穿导致开关跳闸故障，其中5月10日变电站14313电容器从热备转运行时，C相电容器单元击穿，导致C相差压动作跳闸，初步分析与系统负荷谐波有关；6月18日某变电站11533电容器运行时，B相电容器单元击穿，导致三相不平衡电压动作跳闸，初步分析与电容器质量有关；6月29日某变518电容器热备转运行时，C相电容器单元击穿，导致三相不平衡电压动作跳闸，初步分析与系统负荷谐波有关。

故障原因分析

1、某变电站518电容器C相故障

变电站518电容器在从热备转运行时，电容器C相击穿。首先当时10kV系统分列运行，10kVⅠ段系统所带主要负荷512鄂化线、513明盛线、515马碱线、517北干渠线、514电容器、518电容器，主要负荷512鄂化线、513明盛线都属于高耗能电弧炉，系统中含有高次谐波（有待测量），在投切518电容器时，电抗器（6%Xc）无法抑制谐波涌流，导致518电容器C相电容器单元击穿；第二、518真空断路器合闸同期不满足要求，造成操作过电压，引起电容器击穿。

2、某变电站11533电容器B相故障

变电站10kVⅢ段主要带11531所变、11532电容器、11533电容器，首先运行中单纯的11533电容器内部故障，而11532电容器正常运行，说明11533电容器故障在内部；第二、当时环境温度在32℃左右，11533电容器本体温度大于40度，对运行极为不利；第三、11533电容器运行年限长，操作频繁，很有可能是内部电容器小单元绝缘强度降低，极易造成电容器单元击穿。

3、某变电站14313电容器C相故障

变电站14313电容器在从热备转运行时，电容器C相击穿。首先当时关帝变35kVⅠ段Ⅱ段并列运行，所带负荷包括14311化肥线、14314众源线、14317关化渠线、14319天源线、14325嘉盛冶金线、14327兴泰线、14329关泵线，其中14314众源线、14319天源线、14325嘉盛冶金线、14327兴泰线都是高耗能用户，由于电弧炉所产生的高次谐波，在操作时，电抗器（1%Xc）无法抑制谐波涌流，导致电容器单元击穿；第二、14313真空断路器合闸同期不满足要求，造成的操作过电压，引起的电容器击穿故障。第三、电容器与电抗器不匹配，造成合闸涌流，而电抗器无法抑制合闸涌流，导致电容器过压过流。

建议及采取措施

1、按电容器有关技术条件规定，电容器的工作环境温度一般以40℃为上限。电容器允许温升（是指运行温度减去环境温度）45℃，电容器工作时，其内部介质的温度应低于65℃，最高不得超过70℃，否则会引起热击穿，或是引起鼓肚现象。电容器外壳的温度是在介质温度与环境温度之间，一般为50～60℃，不得超过60℃。但11533电容器6月18日当天电容器内部温度远高于40℃，绝缘强度会降低，系统电压稍有升高，电容器单元很容易被击穿。其次，该站110kV所带负荷为高耗能及电铁负荷，谐波的影响也较为严重，必须采取限制谐波的措施。另外，该站10kVⅢ、Ⅳ安装并联补偿电容器为1998年产品，已运行达10年之久，而且电容器投退操作频繁，内部单元绝缘强度明显下降。建议运行人员加强设备巡视，如温度异常，应及时将电容器组退出系统。

2、电抗器与电容器匹配程度有待核实，而现在我们又无法测量系统谐波，希望能聘请工程院系统室开展系统谐波测试工作，以便确定我局现用电抗器电抗值是否符合要求。14313电容器串联电抗器为1%电抗，对3、5、7次谐波没有抑制作用，反而起到放大作用，建议对该站14313电抗器进行更换，更换为12%电抗的电抗器。

3、核实系统所带负荷性质，特别是高耗能电弧炉，所产生的高次谐波，必须针对性地采取措施限制高次谐波对系统的影响。

4、电容器组投入时环境温度不能低于-40℃，运行时环境温度1小时，平均不超过+40℃，2小时平均不得超过+30℃，及一年平均不得超过+20℃。如超过时，应采用人工冷却(安装风扇)或将电容器组与电网断开，运行人员加强设备巡视。

谐波对电力电容器的影响

由于电力电容器主要表现为容性特征，其容抗随着频率的增加而减小，所以电力电容器具有吸收高次谐波的功能，高次谐波电流流入电容器，使电容器的温度增大和损耗增加，从而影响电容器的使用寿命。由于电容器的容性特征，加之线路或变压器的感性特征，电容器很容易与系统在某一特征频率下产生谐振，进而更加放大了谐波电压和谐波电流，会使电容器因过电压或过电流而烧毁。

操作过电压与电容器

高压断路器在电力系统中操作并联电容器组时会引起过电压。操作过电压的幅值与电力系统的参数特别是断路器特性以及关合和开断的相角有很大的关系。在不利的相位角合闸时所引起的过电压倍数会很大，甚至会危及到电力系统的稳定。在不同的回路中对相位控制高压断路器的要求不同。例如在空载长线和并联电容器组的回路中，比较严重的情况是断路器的合闸操作。此时相位控制的目的是尽可能地减小回路中的电压突变，即需要尽可能地减小断路器断口上的预击穿电压。

相位控制高压断路器由相位控制单元和高压断路器组成。对高压断路器，为了取得准确的合闸或分闸相位，要求断路器每次操作的分散性必须很小。即要求断路器操动机构的性能很稳定。每次的分合闸时间必须相等或相差0.5ms以下。即使操作电压波动时也要满足以上要求。

对应用于并联电容器回路的SF6断路器，为了获得最佳的合闸性能，（即操作过电压最低，）要求断路器两相首先合闸后，经过90°相位角后最后一相再合闸。即对50Hz的电网这一时延为5ms。

运行中的电容器的维护和保养

1、电容器应有值班人员做好设备运行情况记录。

2、对运行的电容器组的外观巡视检查，应按规程规定每天都要进行，如发现箱壳膨胀应停止使用，以免发生故障。

3、检查电容器组每相负荷可用安培表进行。

4、电容器组投入时环境温度不能低于-40℃，运行时环境温度1小时，平均不超过+40℃，2小时平均不得超过+30℃，及一年平均不得超过+20℃。如超过时，应采用人工冷却(安装风扇)或将电容器组与电网断开。

5、安装地点的温度检查和电容器外壳上最热点温度的检查可以通过水银温度计等进行，并且做好温度记录(特别是夏季)。

6、电容器的工作电压和电流，在使用时不得超过1.1倍额定电压和1.3倍额定电流。

7、接上电容器后，将引起电网电压升高，特别是负荷较轻时，在此种情况下，应将部分电容器或全部电容器从电网中断开。

8、电容器套管和支持绝缘子表面应清洁、无破损、无放电痕迹，电容器外壳应清洁、不变形、无渗油，电容器和铁架子上面不应积满灰尘和其他脏东西。

9、必须仔细地注意接有电容器组的电气线路上所有接触处(通电汇流排、接地线、断路器、熔断器、开关等)的可靠性。因为在线路上一个接触处出了故障，甚至螺母旋得不紧，都可能使电容器早期损坏和使整个设备发生事故。

10、如果电容器在运行一段时间后，需要进行耐压试验，则应按规定值进行试验。

11、对电容器电容和熔丝的检查，每个月不得少于一次。在一年内要测电容器的tg 2～3次，目的是检查电容器的可靠情况，每次测量都应在额定电压下或近于额定值的条件下进行。

12、由于继电器动作而使电容器组的断路器跳开，此时在未找出跳开的原因之前，不得重新合上。

第2篇：关于七夕的古诗范文

关键词:股指期货市场;现货市场;风险管理;交易机制;信息传播

中图分类号:F83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9)07-0049-05

此次金融危机中股指期货市场的表现再次证明,如果说现货市场的主要功能是融资和定价,那么股指期货等衍生品市场的主要功能则是风险管理,管理的风险正是现货市场的风险｡因为股指期货等金融期货原本就是出于风险管理的目的,将商品期货的经验成功移植到金融领域的成果｡尽管股指期货已经成为全球使用最广泛､效果最显著的风险管理工具之一,但目前在我国仍存在对于期现货市场关系进而股指期货功能作用的误解和疑惑｡本文希望通过梳理有关研究结果,进一步厘清期现货市场关系,进而深化对于股指期货功能作用的认识｡

一､股指期货成功复制现货交易,双轨结构增加了市场稳定性

股指期货的定价由现货指数价格决定,在到期日存在强制收敛,因此股指期货交易实际上复制了指数现货交易,股指期货市场成为了现货市场的“影子市场”｡影子市场的出现,使得原本单轨市场结构变为双轨结构,可以增强市场稳定性｡两条腿比一条腿走路要更加稳定,通过这个高度复制､严格管理､有效运转的“影子市场”,可以实现对现货市场风险的分割､转移和化解,实现管理现货市场风险､服务现货市场发展的最终目的｡

(一)现货市场的风险有了转嫁的媒介和疏通的渠道

出现股指期货市场之后,投资者可以通过卖出股指期货完成套期保值交易来对冲现货头寸风险,这可以进一步健全避险机制｡其结果,一是提高了投资者长期持股意愿,避免了现货市场上的频繁买卖,提高了市场的交易稳定性;二是将现货市场的敞口风险转移到了期货市场,即通过套期保值交易,将自身原本的现货头寸风险转移给了期货对手方,在风险不能根本消除的前提下优化了风险的结构配置,从而将风险从不愿承担者转移到了愿意承担者,提高了市场风险承担结构的稳定性 ;三是使得现货市场抛压得到了有效的分流,由股指期货市场进行承接,避免现货市场出现更大的跌幅,拓展了风险释放渠道,这种效果在危机状况下的极端行情中表现得更为显著,2008年金融海啸中全球祭出“禁空令”的初衷就在于此 ｡总的来看,股指期货不能避免危机的发生,不能改变市场的根本走势,但是,如果没有股指期货的稳定运行和充分发挥功能,股市跌幅可能更大､跌势可能更凶,后果可能更加严重｡正如雍志强(2008)所指出,此次金融海啸中,股指期货“有助于减缓美国股市的崩盘式下跌” ｡杨再斌(2008)统计了30个市场自美国次级贷危机爆发以来的最大跌幅,结果表明22个已经推出股指期货国家股票现货平均跌幅为46.91%,8个没有推出股指期货国家现货指数平均跌幅高达63.15%,巴西､墨西哥､印度､马来西亚､泰国5个新兴市场现货指数跌幅仅为47.1%｡他也由此认为,“此次危机中,有股指期货的市场,现货市场的波动幅度要远远小于没有股指期货的市场” ｡

(二)现货市场出现偏差时将受到期货市场的约束

股指期货市场的存在,使得现货市场存在了一个对照和比较的标准｡一旦现货市场出现异常情况,都会有来自期货和现货市场的力量自发纠正这种异常,使市场产生自身平衡机制,形成一种对现货市场的约束和牵制力量｡其中,最显著的就是期现货价格之间的套利机制｡比如,当现货价格过高时,市场上伺机而动的套利力量就会倾巢而出,卖出现货､买入期货,从而缩小期现货价差,维持一个市场合理的定价水平;当现货价格过低时,则会买入现货､卖出期货,缩小期现货价差,维持市场合理的定价水平｡套利机制的形成,使得期货价格进一步向现货价格收敛,强化了双轨市场结构的一致性,提高了定价有效性和市场稳定性｡

(三)现货市场得到拓展,产生了显著的协同效应

有了股指期货之后,不是简单地增加了一个市场,而是产生了“1+1>2”的协同效果｡一是交易策略､金融产品和交易工具更加丰富｡基于期现货交易策略的组合使用,出现了一些更为多样的选择和效果,投资组合保险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基于这些新策略的产品就更为丰富,纷纷以基金､集合理财､信托产品､银行理财产品等形式展现出来｡而对快速执行程序化交易以及指数化套利等策略的需要,促进了交易工具的发展,如美国改进了指定指令转换系统(Designated Order Turnaround,DOT) ｡二是投资者结构得到完善｡与现货市场原本较为单一的投资者结构相比,股指期货市场投资者结构更为丰富,不但有投机者,而且还有套保者､套利者等,丰富的投资者结构形成了多元化的交易结构,也增强了市场稳定性｡三是市场流动性得到改善｡避险工具的出现提高了资金安全性,吸引了更多资金入市,使得现货市场的流动性得到进一步改善｡Grossman和Miller(1988)指出,股指期货市场的建立吸引了更多的交易商及新资本加入到以股票为基础的证券交易中,这额外增加的流动性使得股市能方便地承接更大宗的交易,而不会引发股价的巨大波动[1]｡Kling(1986)认为做市商风险的降低,也会导致现货市场买卖价差的降低[2]｡同时,Kuserk和Locke(1994)发现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量因为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临时性关闭而萎缩,而且下降幅度超过了指数套利的影响,也证明期货市场对活跃现货市场的重要性｡四是增加了市场的有效性｡期货产品的引入,拓展了原本只有股票债券产品的资本市场的有效边界,即在风险一定的情况下提高了潜在收益,或在收益一定的情况下降低了对应的风险程度,有效地增进了市场的有效性,导致整个社会福利的增加｡例如Ross(1976)认为,期货期权市场的出现有助于完善市场,从不完全市场转变为完全市场将导致整个社会福利的增加[3]｡

特别是对不存在卖空机制的现货市场来说,上述效果将更为显著和有效｡目前,许多市场还没有推出卖空机制,只能做多不能做空,单边刚性运行,更容易出现大起大落大波动的局面｡我国市场就是这样 ,波动情况非常典型｡在这种环境中,推出股指期货对市场所带来结构完善和机制健全效果更加显著,市场需求也更为迫切｡

二､期货交易方式提升了股指期货的市场交易效率

股指期货市场不是对现货市场的简单复制,而是以期货交易方式对现货市场的有效复制｡期货交易方式的采用,并经过二十多年全球实践的积累和完善,使得股指期货市场在微观结构上比现货市场具有更多的交易特点,有助于提升市场交易效率｡

(一)股指期货具有速度快､交易成本低､采取保证金杠杆交易等特点

这些基本特点使得股指期货能够迅速反应,低成本､高效､及时地成交,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锁定并化解风险｡Fleming等(1996)认为知情交易者倾向于选择交易成本最低的市场交易[4];Kawaller等(1987)认为知情交易者选择期货市场进行交易还因为杠杆作用的存在[5]｡因此,在坏消息突然来临时,投资者倾向于第一时间在期货市场做风险对冲,这主要是因为期货交易成交快､成本低 ､资金占用少､使用效率高｡

(二)股指期货市场流动性更好

目前,全球股指期货与现货市场的成交金额比较接近｡但股指期货市场交易品种明显比现货市场少得多,表明股指期货市场的交易深度要好得多｡肖辉(2006)也认为,由于两个市场微观结构的不同,股指期货市场的流动性比股指现货市场的流动性要好[6]｡金融市场是具有流动性吸引的特点,通常一个流动性好的市场将会吸引更多的交易,因此,流动性更好的期货市场对投资者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三)股指期货具有便捷的双向交易机制

股指期货是双向交易的品种,相比股票卖空机制,成本更低､效率更高｡股票也可以卖空,但不是在所有市场都可以卖空,而且即便可以卖空其效率也显著不如股指期货,在保证金比例､期限､数额和数量等条款上都更为严格,一般还存在提价交易规则(Up-tick Rule)的限制｡相比之下,股指期货定价效率高､交易规模大､流动性好､抗操纵性强,更是能够提供做空机制并且安全可控的产品[7] ｡

(四)股指期货在交易时间上具有跨度大的特点

股指期货能够更为及时地根据市场最新信息做出必要反映｡股指期货一般都比相应现货市场早开盘一段时间,晚收盘一段时间,甚至有些交易所的部分品种已经在电子盘上实行24小时连续交易｡这就使得股指期货的交易时段可以完全覆盖现货交易时段,还能在其它时段也提供交易｡其结果,一是股指期货在早开盘和晚收盘时段更多地吸收了市场信息的冲击,从而降低了市场信息对开盘后的现货市场的冲击,提高了现货市场的稳定性;二是在现货价格不存在或尚未完全反应市场信息的情况下,期货市场为现货市场提供了价格指示和参考｡

(五)股指期货市场风控手段更为完备

相比股票市场,股指期货市场风险控制手段更齐备,除了涨跌停板､暂停交易等基础措施外,还有提高保证金比例､熔断､强平､强减等措施,能够做到市场风险可控可测｡严格有效的风险防控措施,能够保障股指期货市场在极端市场行情下平稳运行｡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尽管股指期货随着全球股市大幅波动出现同步剧烈震荡走势,交易量､持仓量大幅增加,风险管理压力倍增,但截至目前,全球32个国家与地区的43家交易所上市的389种股指期货产品 ,均较平稳地经受住了危机中极端行情的考验｡没有一个市场因股指期货和期权出现风险问题,也没有一个交易所因为股指期货及期权出现结算会员大面积违约现象｡稳定运行的股指期货市场,为功能充分发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股指期货价格包含了更多内容,促进了市场信息的扩散

股指期货复制了现货交易,并以期货交易方式提高了交易执行效率,最终使得股指期货价格比现货价格包含了更多的内容｡股指期货在信息揭示和传导上有着更加独特的作用,有效地促进了信息在市场中的传播,使得市场能够及时地化解风险冲击,通过日常小幅波动化解刚性运行中的大幅波动,提高了市场效率和稳定性｡

(一)股指期货价格具有一定的价格发现功能

前面提到了在现货价格缺失或信息反映尚不充分的情况下期货价格的存在意义｡实际上,大部分研究认为,即使在期现货价格同时正常存在的情况下,由于期货交易的迅速､高效､便捷,期货价格也要比现货价格更快地反映新信息,具有一定的价格发现功能｡

一是股指期货市场相比现货市场对信息发现的贡献度更高｡Froot和Perold(1995)认为由于标普500指数期货上市后更好地发挥了价格发现功能,使得股票价格更加迅速地反映市场层面的消息,使得标普500指数15分钟收益率的一阶序列相关系数从1983年的0.35下降到1987年的-0.05[8]｡Tse(1999)分析1997-1998年道•琼斯指数1分钟收益率,结果发现道指期货对价格发现的贡献度为88%,为指数仅为12%[9]｡Kurov和Lasser(2004)以及Ates和Wang(2005)还分别对标普500指数以及纳斯达克100指数的期货及电子交易的小型期货在价格发现方面进行研究,一致发现小型期货合约由于流动性更好､交易成本更低,具有更高的信息贡献度[10][11]｡

二是信息由期货市场传播到现货市场,期货价格存在比较明显的领先关系,领先时间大约为5-45分钟｡例如,Chou和Chung(2004)研究2000-2001年标普500指数､道•琼斯指数以及纳斯达克100指数的小型期货合约以及指数对应的ETF的5分钟收益率,结果发现每个指数的期货价格都要比现货价格领先30分钟[12]｡同时也必须强调,股指期货市场的所谓价格发现,只是基于交易机制的优势,在信息反映上快于现货市场,而不是发现了现货市场不能发现的信息,更不会因此而改变现货市场的基本功能和基本走势｡

(二)股指期货价格反映了一定期限结构的现货价格

股指期货市场以期货方式对现货市场进行复制的同时,在时间维度上也对现货价格进行了梳理､拓展和判断,形成了一个期货价格序列,反映着具有一定期限结构的现货价格预期,有助于提高现货市场的可预期性,进而提高市场的有效性｡一是类似于利率期限结构,股指期货市场上产生多个价格,形成了具有一定期限结构的现货价格的反映,展示着市场对于未来一段时间内现货价格的判断｡简单来看,它可以被用来判断未来价格走势,如果远期价格远远低于指数价格,可能说明市场强烈看空后市,反之亦然｡二是假设市场十分有效,套利十分充分,期货价格将是以指数价格为基础对未来无风险利率以及红利率进行调整后的结果｡这样,期货价格所揭示的期限结构曲线形状也将反映出市场对红利率以及无风险利率的变化判断｡三是股指期货市场不仅通过近月合约产生了对市场近期价格的判断,同时也通过远月合约产生了对市场远期价格的判断,提示了未来情况,有助于稳定预期｡这在危机中显得更为重要,危机中的人们恐慌情绪严重,普遍对未来失去信心,习惯性地过于悲观｡而现货市场只有一个当前价格,集中地反映了危机中全部负面信息以及对未来的全部恐惧情绪,难免出现超调;相比而言,期货市场远月合约价格则会把危机的持续时间等其他因素考虑进来,避免受到危机中恐慌情绪的过度影响,相比现货价格走势更加稳健,有利于稳定市场信心 ｡

四､股指期货更适合在危机条件下发挥避险和稳定作用

当现货市场出现风险的时候,股指期货的交易量､持仓量越是增加｡随着2008年9月14日雷曼公司倒闭等负面消息的传出,全球市场剧烈动荡,风险加剧｡CME的E-Mini标普500指数期货､欧洲期货交易所(Eruex)Stoxx50指数期货和英国国际金融期货交易所(Liffe)FT100指数期货9月份成交量环比分别增长了110.70%､133.51%和148.51%,9月份的持仓量则环比分别增长了8.41%､6.93%和5.13%｡实际上,每逢市场出现波动时都是如此｡体现了股指期货作为风险管理工具的功能与作用｡

(一)危机中的风险结构特征适合股指期货发挥作用

正常市场条件下,系统风险较小而个股风险比重更大,基本的信息链条是:个股风险个股价格变化指数价格变化/系统性风险期货价格变化｡股指期货复制的是指数现货,通过直接跟踪指数变化,反映系统风险变化,而反映并化解个股风险的成本要更高,效果也相对不显著｡但在危机情况下,系统性风险成为主要风险,这时的信息链条是:系统性风险/指数价格股指期货价格变化｡股指期货在反映和化解系统风险的作用与效果更显著,成本更低,在信息传播中主动性更强｡对此,Miller(1990)､肖辉(2006)等都有相关论述[13]｡

(二)危机中的成交要求适合股指期货发挥作用

从交易执行上看,价格和时间是两个基本的追求要素｡一般情况下价格更为重要,而在紧急情况下时间即速度更为关键｡金融危机中,信息瞬间万变､机会稍纵即逝,这种环境要求投资者尽快做出决策,并尽快达成交易｡前面已经提到,相比股票,股指期货在交易上具有速度快､成本低､保证金杠杆性质等特点,能够更加满足这种环境下的交易要求｡因此,越是在危机情况下,对于股指期货的交易关注度越高｡

(三)危机期间股指期货市场仍能保持充沛的流动性

丧失流动性的市场,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市场动荡时期,现货市场流动性会萎缩,而期货等衍生品市场流动性却会提高｡究其原因,一是危机中投资者关注并使用股指期货这一风险管理工具的兴趣和可能性更大,因而股指期货能够比股票等现货市场品种有着更好的交易表现;二是股指期货市场交易模式比较丰富,不但有投机,而且还有套保､套利等交易｡尤其是套利交易,通过主动积极地捕捉市场机会,为市场提供了流动性｡Fremault(1991)就指出,套利增加了期现货市场的流动性以及风险承受能力｡危机期间充沛的流动性,使得股指期货的作用和功能得以充分发挥[14]｡

五､总结与建议

本文从完善市场结构､提高交易执行效率和促进市场信息传播三个方面,由浅入深地展开了期现货市场关系的梳理和分析｡股指期货市场的出现,一是使得原本现货市场单轨运行的市场结构变为了期现货市场双轨运行的新结构,增加了市场稳定性;二是依托期货交易方式的独特机制,大大提高了交易执行效率;三是期货价格也因此包含了更多内容,促进了市场信息的传播与扩散｡同时,股指期货的独特设计使得其非常适合在危机条件下保持正常运行,充分发挥功能,是一个重要的风险管理工具｡股指期货市场对于现货市场的补充､完善和服务的功能定位十分明确,规避风险和稳定市场的作用十分突出,已经成为现代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性的内在稳定机制｡

本文认为,全球股指期货市场已经在此次金融海啸中以出色的表现生动地诠释了一个风险管理工具的功能和作用｡相反,我国缺乏股指期货等避险机制,投资者在大灾之前束手无策,一些股票型基金甚至不得不维持60%的最低仓位,损失十分惨重,被动局面可想而知｡简单来看,没有股指期货,股票市场就是在“裸奔”｡并且,随着股票市场规模的增大,市场大起大落所带来的影响越来越大,进一步完善市场运行机制,提高市场运行质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越来越显著｡为了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有必要尽快上市股指期货[15]｡

参考文献:

[1]Grossman,S.J.&Miller,M.H.,1988,Liquidity and market structure, Journal of Fianance,43(3),pp.141-166.

[2]Kling,A,1986,Futures markets and transactions costs. In Financial Futures and Options in the US Economy: Study by the staff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ed.by M.L.Kwast,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pp.41-54.

[3]Ross,1976,The arbitrage theory of capital asset pricing,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13,pp.341-360.

[4]Fleming and Ostdiek,1996,Trading costs and the relative rates of price discovery in the stock ,futures and options market, Journal of Futures Markets,12,pp.353-387.

[5]Kawaller,Ira G.,Paul D.Koch and Timothy W.Koch,1987,The temporal pric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500 futures prices and the S&P500 index, Journal of Finance,5,pp.1309-1329.

[6]肖辉,刘文财.股票指数现货市场与期货市场关系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

[7]蔡向辉.股指期货与股票卖空机制推出先后关系的国际比较[J].证券市场导报,2007,(1).

[8]Froot,K.A.&Perold,A.F.,1995,New trading practices and short run market efficiency, Journal of Futures Markets, 15(7),pp.731-765.

[9]Tse,Y.K.,1999,Price discovery and volatility spillovers in the DJIA index futures markets, Journal of Futures Markets, 19(8),pp.911-930.

[10]Kurov,A.A.&Lasser,D.J.,2004,Price dynamics in the regular and e-mini futures markets,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39(2),pp.365-384.

[11]Ates,A & Wang,G.H.K.,2005,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in electronic versus open outcry trading system: an analysis of US equity index futures markets, Journal of Futures Markets,25(7),pp.679-715.

[12]Chou,R.K.& Chung,H.,2004,Decimalization,trading costs and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s between ETFs and index futures, Working paper,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at Taiwan.

[13]Miller,M.H.,1990,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US futures exchanges, Journal of Financial Services Research,4(4),pp.387-408.

[14]Fremault,A.,1991,Stock index futures and index arbitrage in a rational expectations model, Journal of Business,64(4),pp.523-547.

[15]蔡向辉.后次贷危机时展我国金融期货市场的五项建议[J].上海投资,2009,(4).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ock Index Future Market and Stock Market

CAI Xiang-hui

(Economical Institut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China)

第3篇：关于七夕的古诗范文

【论文摘要】股权结构是公司所有权的结构安排,决定着公司治理的有效性,进而影响公司业绩。本文以深圳 证券 交易所上市的中小公司为研究对象,对股权集中度和股权性质对公司业绩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现代企业理论研究表明,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产权基础。良好的股权结构能优化公司董事会构成,有效地激励和约束经理人员,促进公司形成相互制衡的治理结构,从而提高公司业绩。一般认为,股权结构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股权集中度,二是股权性质,即各个不同背景的股东集团分别持有多少股份。本文以2006年12月31日以前在深圳上市的中小企业为样本研究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以及不同性质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业绩的关系。

一、理论背景与研究假设

(一)股权集中度与业绩

大股东对公司治理会产生两种相反的效应,即利益趋同效应和利益侵占效应。一方面,大股东具有足够的激励去收集信息并有效监督 管理 层,从而避免股权高度分散情况下的“搭便车”问题,而股价上涨带来的财富使大股东和企业的利益趋于一致;但另一方面,大股东往往也会通过委派自己人的方式直接参与和干涉公司的经营管理,为自己牟取利益,从而侵害公司的利益。正是由于这两种效应的存在,使得大股东对 上市公司 的价值和绩效的影响出现了不一致的结论。对有相对控股股东或其它大股东的公司,股东对经理的监督往往有效,他们因持有相当数量的股份而具有监督动力,不会产生“搭便车”的动机。同时,他们为了自身利益得到保障,对第一大股东的利益侵占效应会起到制衡作用。

实证研究方面,国内学者孙永祥、黄祖辉(1999)发现,有一定集中度,有相对控股股东并且有其他大股东的存在,总体而言最有利于公司治理机制发挥作用,公司业绩也趋于最大。朱小平、陈仲威(2007)以沪深两市55家商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对股权结构与公司业绩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结论表明第一大股东的控制能力对公司业绩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杨 水利 、杨万顺(2008)研究表明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治理绩效显著正相关。张传洲(2008)研究发现中小企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同企业长期经营效率存在不显著负相关关系。张天阳(2008)以2005年以前在我国沪、深两地上市的196家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最终控制人所拥有的控制权比例越大,公司价值越低。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提出假设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业绩负相关。

假设二:股权制衡度与业绩正相关。

(二)股权性质与业绩

不同性质的股东由于治理偏好、治理能力及行为取向的不同,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也不同。

1.自然人股东对业绩的影响

在中小企业中,处于前五大股东中的自然人往往是企业的实际管理和控制者,其所控制的企业大部分属于家族企业。在这类企业中,处于控股地位的自然人股东与企业的利益高度一致,他们对提升企业的业绩有极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证研究方面,孙敬水、俞利峰(2007)以浙江省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发现高管人员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存在正相关。张传洲(2008)以2006年前在深圳中小企业板上市的102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发现中小企业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企业现期经营绩效显著正相关。

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假设三:自然人股东持股比例与业绩正相关。

2.法人股东对对业绩的影响

一方面,因为各个法人拥有自身独立的利益,同时由于法人股所代表的资本有相当一部分是私人资本和集体所有的资本,因此法人股东对企业监控的积极性要高于国家股东(或其委托人),又由于法人股东持有股份数往往都较大,他们比较关注企业的中长期发展情况,对企业的监督比较有效。但另一方面,由于目前我国证券 市场 还不规范,企业上市重筹资的圈钱现象仍较为普遍,不少法人持股的民营上市公司也是通过上市来圈钱,较少关心上市公司的运营状况,致使很多企业上市或配股的目的就是为了筹措权益资本,为其母公司或关联公司解决资金困难,一旦筹措资金得手后,这些资金很快就被其关联公司卷走,很少用于生产经营,因此对上市公司业绩会有不利影响。

实证研究方面,研究发现法人股所占比重与公司业绩显著正相关的有许小年、王燕(2000),张(2000)以及孙菊生、李小俊(2006)等,而林长泉(2004),孙敬水、俞利峰(2007)得出了法人股比例与公司业绩相关关系不显著的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得出假设四:法人股东持股比例与业绩关系不确定。

3.国家股东对业绩的影响

国家股持股主体缺位问题已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国家股东存在着较严重的问题,所有者权能严重弱化。国家作为企业的所有者或股东,自身是没有能力控制企业的,而其所委托的 行政 机关、政府官员也没有真正的积极性去监督企业。因为行政机关与政府官员虽然有剩余控制权,但没有剩余索取权,缺乏足够的动力去有效监督和评价管理者,从而产生内部人控制。陈晓、江东(2000),许小年、王燕(2000),孙菊生、李小俊(2006)等对国有股所占比重与公司业绩的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国有股比重与公司业绩显著负相关。

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假设五:国家股东持股比例与业绩负相关。

二、样本选取、变量的定义与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

本文选取2006年12月31日前在深圳 证券 交易所上市的102家中小 上市公司 ,删除1家st公司和4家在2007年更换第一大股东的公司,共得到97家上市公司作为最终研究样本。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全部来自上市公司对外公布的2007年度报告(数据来源,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计算分析过程利用spss完成。

(二)变量选择

1.业绩变量

衡量上市公司业绩的 经济 指标有很多,roe和tobinq是最常用的两个指标。但是在中国,由于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并不能完全代表公司价值,而且公司资产的重置价值也难以准确估算,因此tobinq并不适合用来衡量中国上市公司的业绩。另外,由于roe是证监会对上市公司进行首次发行、配股和特别处理(st)的考核对象,企业对这一指标进行盈余 管理 的现象也比较严重,这导致roe并不能准确代表公司业绩。所以本文选用不易纵的总资产利润率roa(净利润/总资产)和主营业务利润率cror(主营业务利润/主营业务收入)作为衡量公司业绩的指标。

2.股权集中度变量

对股权集中度的衡量一般有cr指数和z指数。

(1)cr指数:指公司前n位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本文采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cri。

(2)z指数:指公司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比值。z指数越大,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的力量差异越大,第一大股东的优势越明显。

(3)股权制衡度变量:为了考察其他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作用,本文选取第二、三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比值(rsh23/1)作为股权制衡变量。

3.股权属性变量

股权属性变量一般采用国有股、法人股和流通股持股比例表示。由于对公司业绩产生影响的主要是大股东,而且中小企业中自然人股东持股比例较大,因此本文对股权属性变量的衡量采用前五大股东中自然人股东持股数与公司总股数的比值(pa)、前五大股东中法人股东持股数与公司总股数的比值(pl)以及前五大股东中国有股东(包括国有法人股东)持股数与公司总股数的比值(ps)。

4.控制变量

本文选择公司规模和资本结构作为控制变量。公司规模指标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lna表示,资本结构指标采用资产负债率d表示。

(三)回归分析

本文采用线性回归分析方法来 检验 中小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以公司业绩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以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和股权性质指标作为解释变量。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考虑到cr1、z、rsh23/1之间以pa、pl、ps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不能同时使用,笔者分别考察它们对总资产利润率roa和主营业务利润率cror的影响。

三、研究结果分析

(一)对股权集中度与公司业绩回归结果的分析

从表1可以看出,在控制了公司规模和资产负债率的情况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总资产利润率和主营业务利润率均呈显著的负相关,回归系数分别通过5%和1%的置信度检验。z指数,即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的比值,与总资产利润率和主营业务利润率均呈显著负相关,回归系数分别通过1%和10%的置信度检验。假设一成立,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大,公司业绩越差,而且第一大股东对第二大股东的优势越明显越不利于公司业绩提升。表示股权制衡度的指标第二、三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比值与总资产利润率和主营业务利润率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回归系数均通过了1%的置信度检验。假设二成立,即第二、三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作用对公司业绩提升有正面影响。

(二)对股权性质与公司绩效 统计 结果的分析

从表2可以看出,前五大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持股比例与总资产利润率正相关,且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5%的置信度检验。前五大股东中的法人股和国家股持股比例都与总资产利润率负相关,但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当以主营业务利润率为因变量时,自然人股东持股比例与之正相关,法人股东持股比例与之负相关,国家股东持股比例与之正相关,但上述相关关系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上述结果验证了假设三和假设四,即自然人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业绩存在正相关关系,法人股持股比例与公司业绩不存在显著线性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国家股持股比例与公司业绩不存在显著线性关系,假设五没有得到验证。其可能的原因是在中小企业中,国家股所占比重比较小,对公司业绩作用不明显。

四、主要结论

本文对深市中小板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由于中小企业中自然人控股的公司多为家族企业,自然人大股东的利益与企业利益高度一致,因此其持股比例与公司业绩存在显著正相关。法人股东和国有股东持股比例与中小上市公司的业绩不存在显著相关性。对股权集中度与公司业绩的实证分析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业绩存在显著负向关系,即一股独大不利于公司业绩的提升。同时研究结果表明第二、三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作用与公司业绩存在显著正向关系。因此中小上市公司应适当降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通过

大股东间的制衡作用降低 成本 ,提升公司业绩。

【主要参考文献】

[1] 孙永祥,黄祖辉. 上市公司 股权结构与绩效[j]. 经济 研究,1999(12):38.

第4篇：关于七夕的古诗范文

【关键词】变频器；故障诊断；解决措施；日常维护

一、变频器故障诊断分析

1、表态测试。确定变频器中直流电源的N端或是P端，调整万用表至电阻X10档，红表棒与P连接，黑表棒与T、S、R连接，通常情况下会存在几十欧姆的组织，且较为平衡。再进行相反的操作，即在P端连接黑表棒，T、S、R连接红表棒，此时阻值应接近于无限大。N端连接红表棒，并在此重复上述操作，均应获得相同的阻值。若发生下述情况，则可说明电路发生了故障：第一，三相阻值不平衡，表明整流桥发生故障；第二，P端与红表棒相互连接时，电阻接近无穷大，则可说明发生了启动故障或整流桥故障。

2、动态测试。动态测试是在表态测试结束后进行的一种变频器故障测试方法，该测试技术需要注意下述问题：第一，上电前要检测输入电压是否存在错误，将380V电源与220V级的变频器相互连接会发生炸机现象，包括模块、压敏电阻和电容等。第二，对变频器所有接插口的连接情况进行检查，若连接异常或连接口松动则会造成变频器故障，若故障严重还会发生炸机现象。第三，上电后，对故障提示的内容进行检查，从而对故障发生原因和类型进行初步判断。第四，若未提示故障发生原因，则首先对参数设置情况进行检查，复归所有参数后，在不连接电机的空载状况下将变频器启动，并对W、V、U三相输出电压值进行测试。

3、变频器出现过流、短路的原因有：（1）风机不会正常运转，机内的电源遭到了破坏。（2）如果冲击负载或者传动机构遇到故障，就会导致“卡住”问题，出现在电动机方面，从而突然增大电动机的电流。（3）有短路问题出现于变频器的输出侧，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比如有短路问题存在于输出端到电动机之间的连接线，或者是短路问题存在于电动机内部等等。（4）逆变管（IGBT）损坏。变频器自身不能够正常的工作，比如有异常出现于逆变桥中同一桥臂的两个逆变器件的不断交替工作过程中。在工作的过程中，如果导通了一个逆变管，那么将会直通同一个桥臂的上下器件，这样就会导致短路问题出现于直流电压的正负极，从而产生一系列的故障；比如，因为有着过高的温度，或者是逆变器件使用年限过长等等。（5）如果控制电路或者驱动电路出现了问题，也会导致故障的发生。（6）升速时过电流 当负载的惯性较大，而升速时间又设定的太短时，意味着在升速过程中，变频器的工作频率上升太快，电动机的同步转速迅速上升，而电动机转子的转速因负载惯性较大而跟不上去，结果是升速电流太大。（7）降速中的过电流当负载的惯性较大，而降速时间设定的太短时，也会引起过电流。因为，降速时间太短，同步转速迅速下降，而电动机转子因负载的惯性大，仍维持较高的转速，这时同样可以是转子绕组切割磁力线的速度太大而产生过电流。（8）输出板附着砂轮灰，电路铜箔腐蚀发生打火。

二、变频器故障解决措施的研究分析

1、重故障时，系统立即切断变压电源，保存故障信息，并将系统锁存。系统发出报警信号和故障指示。（1）接口板不通信：监视器与I/O接口板未建立通讯。I/O接口板将每5秒钟复位一次监视器，在三分钟左右仍未建立通讯，将判断为重故障，检查通讯线路是否接好，通讯线是否接好，I/O接口板是否工作正常，尤其是电源。（2）柜温过热：单元柜测温点的温度大于60℃时，系统将柜温保护。（3）变压器过热，变压器温控仪测量温度大于其设置的跳闸温度时，温控仪跳闸触点闭合，系统将变压器过热保护。（4）接口板故障：本地高压分断按钮闭合或I/O接口板上高压分断端子短接时，系统将报接口板故障，此时应检查分断按钮是否按下，高压分断端子是否短路。（5）高压失电：高压电源消失，一般由正常分操操作引起，若出现高压异常分断情况，要检查开关柜分闸回路。（6）变频器过流：检查参数设置加速时间是否太小，转矩提升是否过大，启动频率是否过高，电机或负载机械是否堵转，点击绕组和输出电缆是否损坏，光纤是否插紧，主回路连接螺栓是否紧固，电源电压是否过低，霍尔元件电源是否正常，霍尔元件输出电源是否正确，如果排除了以上原因仍有故障，则更换控制器信号板。（7）电机过流：变频器输出电流大于电机额定电流1―2倍并超过两分钟，检查参数设置电机额定电流设置是否正确，电机或负载机械是否堵转，电机绕组和输出电缆绝缘是否损坏，电源电压是否过低。（8）单元故障：单元故障包括熔断器故障、驱动故障、单元过热、直流母线过压、光纤故障。（9）缺相故障：检测到单元缺相时，报缺相故障，检查是否因为主电源引起，单元的三相进线是否松动，进线熔断器是否完好，若熔断器开路，则更换单元。（10）驱动故障：检查单元检测板是否短路，单元输出端子是否短路，电机绝缘是否良好，负载是否存在机械故障。（11）单元过热：单元内散热器温度超过85℃时，温度继电器常闭点断开输出单元过热故障，检查单元温度继电器故障是否正常，端子有无松动。

2、轻故障时，系统发出报警信号，故障灯闪烁。轻故障包括：变压器超温报警，单元柜超温报警，柜门打开等，系统对轻故障仅做故障指示，系统不停机，故障处理后，报警自动消失。（1）变压器超温报警：变压器温控仪测量温度大于设制的报警温度时，温控仪超温报警触点闭合。此时，因检查变压器柜顶风机或底侧吹风机是否工作正常，测温电阻是否正常，有无断线或线路接触不良，过滤网是否堵塞，是否长期工作于过载状态，环境温度是否过高，单元柜风机控制和保护是否正常。（2）单元柜超温报警：单元柜测量点的温度大于55℃时，系统将柜温超过温报警。此时应检查单元柜风机是否工作正常，过滤网是否堵塞，是否长期工作于过载状态，环境温度是否过高，单元柜风机控制和保护电路是否正常。（3）柜门联锁报警：检查所有柜门是否关闭到位，行程开关是否工作正常。

三、变频器的日常维护方法

变频器的日常维护方法：（1）操作人员必须熟悉变频器的基本工作原理、功能特点，具有电工操作常识。在对变频器日常维护之前，必须保证设备总电源全部切断；并且在变频器显示完全消失的3-30分钟（根据变频器的功率）后再进行。（2）经常检查室内温度、通风情况、维护室内清洁卫生。（3）经常检查变频器是否有异常声音、异味，检查柜体是否发热，排风口是否有异味。（4）经常检查冷却风机是否运转正常，更换或清洗过滤网。（5）变频器投入运行一个月内，将变压器所有进出线电缆、功率单元进出线电缆、控制电缆紧固一遍，以后每半年紧固一遍，并用吸尘器清洗柜内灰尘。（6）定期记录变频器运行情况。

结束语

当前在发展节能、低耗型国家的号召下，电机交流变频调速技术，成为提高产品质量、改善环境、节约能量的主要手段。变频器虽然在工业生产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其作用的发挥不仅取决于其自身技术的优越性，更依赖于日常的维护、保养，因此，加强变频器日常的维护和故障的防治，是发挥其最大作用的必要和关键。

参考文献：

第5篇：关于七夕的古诗范文

1、从长期收益率(5年以上)情况综合来看，我国香港股市的风险投资边际收益最大。将是美国股市、香港股市和沪深股市三个市场中最为理想的投资市场。

2、由于2008年10月份以后的CPI就开始持续保持在4％范围以内。那么，从市场预期的角度出发，从去年底起，至今年的二、三月份期间，大盘很可能已经在构造中国A股市场的中期底部，1664点很可能已经成为历史性的低点!

3、融资融券和股指期货本身并没有特别的利好或利空因素，只是一种市场交易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但融资融券和股指期货推出的先后和时机的不同，却会体现不一样的效果。

4、上海股市和上海楼市之间，原本似乎存在着一种此起彼伏的关系。尽管由投资和消费总需求的萎缩所导致的房价的缓慢下跌仍然不可避免，但由手房地产行业对GDP拉动的重要性以及保证金融系统资产的稳定的要求，房价不会产生过度下跌的市场特征。而目前股市的运行规律由于受国际经济环境和大小非问题以及宽松货币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已经不是单纯的与楼市之间的循环套利关系。影响股市涨跌的因素已经变得更为复杂。

5、股市上涨阶段，大宗商品的价格指数往往处，在较为稳定的时期。而一旦大宗商品价格出现持续上涨，就必定导致通胀压力的增加和利率水平的持续上升，从而使得上市公司的业绩增长预期下降，最终导致股市的下跌。

6、我们把整个股票市场的运行轨迹看作是一种市场价格的波动，而把国内生产总值GDP看作是股票市场必须依据的一种内在的价值。股市的波动是绝对的，而其围绕GDP价值中枢震荡向上的趋势也是绝对的。上证指数在2009年之后的两三年间向GDP的价值区域4000点方向回升是可以预期的。

7、从325点起，上海股市开始运行第1基本上升浪。即：325点～2245点，为第一基本上升浪；而2245点～998点，则属于第2基本调整浪；从998点起的这段升浪很可能只是第3基本上升浪中的一个子浪，其波浪属性属于3－(1)浪的概率非常大。而6124点开始的调整，在波浪属性上就应划为3－(2)浪的性质。1664点起，上证指数很可能已经进入新的上升波段。但因股市基本面不确定的情况仍未完全消除，尽管2009年指数再创1664点新低的可能性极小，但2009年行情仍然还只是为后面几年的主升浪行情进行铺垫的一年。

8、2009年A股市场的基本运行特征：

(1)2009年的低点很难低于1600点；

(2)结构性牛市从去年底就已经开始；

(3)2009年的行情波动将是“N”型。

中国股票市场的运行趋势和股市规律的分析

1、GDP总量与中国股市运行趋势之间的关系。

从宏观研究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把整个股票市场的运行轨迹看作是一种市场价格的波动，而把国内生产总值GDP看作是股票市场必须依据的一种内在的价值。因为只有反映一国生产的所有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的GDP的变动情况，才能以上市公司业绩增长情况预期作为内涵的股票市场的波动的根本依据。

图5－1就是一张笔者制作的中国GDP总量与上证指数月线的关系图。

从这张图中，我们可以看到，自1990年12月19日上海股市开市以来，我国的GDP总量每年都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从1990年底的18668亿元，到2007年底的246619亿元，GDP的总量增长了12.21倍。从GDP增长的速率来看，每年增长的斜率也表现为不断加大的趋势。2008年前三个季度，我国的GDP增长率仍然保持了平均9.9％的增长率。考虑到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长率略有下滑，我估计，2008年全年的GDP增长率应该能够维持在9.5％左右。这样，2008年全年的GDP总量大致为270000亿元。显然，GDP总量的上升趋势仍然不变，只是增长的速度有所减缓而已。图中那条稳定上升的曲线，就代表了GDP总量的趋势状况。

而反映上证指数的年收盘指数的那根曲线则明显要曲折得多，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较大的波动，一次在1993年，一次在2001年。但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上证指数的这根震荡向上的曲线，无论有多么大的摆动率，其围绕着GDP总量曲线震荡向上的基本趋势始终不变。这就以很直观的方式表明了这样一个规律：价格永远围绕着价值进行波动，股市永远追随着GDP的增长而波动。

仔细研究这张GDP与上证指数图的关系图，我们可以得到下面两个非常重要的推论：

其一，股市的波动是绝对的，而其围绕GDP价值中枢震荡向上的趋势也是绝对的。尽管2008年的股市出现大幅下跌，但过度偏离GDP上升趋势的现状必定会得到修正。

其二，尽管上海股市的波幅震荡很大，每次熊市的下跌幅度很深，但股市的中长期收益率在总体上必定超过GDP的增长率。目前股市已经真正具备中长期的投资价值。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同一命题的两个推论：一是，投资股市的中长期收益率必定大于GDP的增长率；二是，既然1700点的指数已经与GDP的增长率接轨，这就意味着2009年的股市必定收在1700点的上方!这就从更高的视野论证了1664点很可能已经成为中国股市的历史性大底!

2、关于上证指数运行轨迹的波浪理论分析。

图5－2是笔者制作的建立在对数数学模型上的上证指数波浪形态划分图。在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上证指数自开市以来，到目前为止，已经历时18年。尽管K线形态复杂多变，看上去似乎毫无规律可言，但用波浪理论来进行划分，指数运行的每个重要波段的波浪属性和整个市场的运行规律就二目了然了。

下面，我们就运用艾略特的波浪理论，来对上海股市自1990年12月19日开市以来的每个重要渡段的波浪属性和整个市场的运行规律进行分析，并对未来的中长期趋势进行某种框架性的预测。

对于上海股市，笔者首选的波浪划分如下：95点～1558点，上涨比例15.4倍。从本质上看。这段升浪属于325点启动的第一基本上升浪的前端延伸浪。但我们目前先不讨论这个上升段的属性，暂且把它看作是上海股市在上升初期的引导浪。在这个上升引导浪之后，上证指数出现了调整，调整的幅度为前面这个引导浪升幅的84％。从325点起。上海股市开始运行第1基本上升浪。即：325点～2245点。为第1基本上升推动浪，上涨幅度为6.91倍；而2245点～998点，则属于第2基本调整浪，它对第1基本上升浪的调整幅度为65％；从998点起，上海股市进入第3基本上升推动浪的运行。按照波浪理论的法则，第3基本上升浪通常是五个上升浪中最具爆发性的一个波浪。因此第3浪的长度通常都要大于第1浪。由于到目前为止，从998点到6124点的上涨幅度只有6.14倍，明显低于第1基本浪的6.91倍的涨幅。因此，从998点起的这段上升浪

很可能只是第3基本上升浪中的一个子浪。其波浪属性属于3－(1)浪的概率非常大。

如果这样的波浪划分最终能够为市场所验证，那么，由2007年10月上证指数6124点开始的调整，在波浪属性上就应划为3－(2)浪的性质。而按照3一(2)浪的调整属性来计算，到目前为止，以1664点来讨算，其对3－(1)浪上升幅度的调整已经高达87％。调整幅度创了上海股市的历史之最。1664点起开始运行新的升浪的可能性是合乎情理的。

理论上，在极端情况下，3－(2)浪的调整允许基本吞噬3－(1)浪的全部，但这种情况极为少见。结合上证指数原始上升趋势线，上证指数在1600点上下3％的允许偏差内得到稳定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而1664点恰好处在这个目标范围内(1664点很可能具有历史性的意义)。而一旦3－(2)浪调整完毕，上海股市就有望进人为时更长的第3基本上升浪的主升段――3－(3)浪的运行。而3－(3)浪的运行，其若干年后的目标，将至少指向10000点以上!

当然，在憧憬3－(3)浪的到来之前，我们仍然不得不考虑到目前股市基本面不确定的情况仍未完全消除，在股市运行新的上升推动浪之前，投资者仍必须先在几年的震荡中锻炼意志和耐心。换言之，尽管2009年指数再创1664点新低的可能性极小，但2009年行情仍然还只是为后面几年的主升浪行情进行铺垫的一年。

对2009年行情的展望以及对于A股市场的投资策略

考虑到篇幅问题，对于2009年行情的展望以及A股市场的投资策略等，我在这里仅作一个框架性的说明。以后再用专文来阐述。

对于2009年股市的运行特征，我的观点非常明确：

1、2009年的低点很难低于1600点；

2、结构性牛市从去年底就已经开始；

3、2009年的行情波动将是“N”型。

我要特别强调：如果投资者思维偏空的话，那就只能参与下半年的那一波指数性行情。而实际上，赚钱效应更明显的恰恰有可能是去年底、今年初以来的目前还在进行着的这个第1波的结构性牛市上涨行情。

第6篇：关于七夕的古诗范文

关键词：企业税务风险；管理绩效；评估理论；体系

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税务风险管理工作都将直接影响企业的健康发展，而相关企业想要保证这一工作的较好展开，就必须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了解市场发展趋势，这样才能够保证企业有效性运营的较好实现，而这些都需要得到企业税务风险管理绩效的评估理论与体系支持。

一、企业税务风险管理理论

（一）企业税务风险的内涵

企业税务风险主要是指涉税过程中企业经营活动出现的一种不确定性，从本质上来讲，企业经营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最大的经济收益，这就使得尽可能降低生产经营活动中可能出现的税务费用，是企业日常经营的最根本追求，而这一追求出现主要是由于企业利润与成本是相对的，在总额不变的情况下，税收越少，盈利数额就越多。对于企业的税收风险来说，管理者的决策直接关系着这一税收风险的高低，企业的经济也很容易受到其影响。而结合我国当下企业税务风险实际与相关文献资料，我们就可以将企业税务风险的内涵概括为两个方面，即一些企业对税务的缴纳日期不是很明确，或出现了因资金周转问题而发生的拖欠情况，影响了税款的纳入；我国相关税务政策有着一定的变动性，一些企业没有及时了解这种情况，从而出现多缴纳税金现象，没有享受到相关的优惠活动，这些对于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实现都能够带来较为负面的影响。[1]。

（二）企业税务风险的特点

企业税务风险的特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潜在性。由于税务风险存在着一定的延伸期，如果企业出现了税法的违反情况，但没有及时的发现，则会使得风险扩大；第二，多变性。我国的相关税务条款会随着形势的不同而变化、依照不同类型的企业划分出相应界限，为此相关企业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调整；第三，损害性。企业的经济收益越高，税收也会越大，相对产生的风险也会增加，而这种税务风险的增加很可能造成相关企业生产经营链条断裂，最终影响企业的稳定经营；第四，可测性。虽然税务风险是不确定的，但企业可以从原有的经验或者其他公司的矛盾中吸取经验，在整体情况真实判断的基础上体现灵活变通性，并以此对税务风险进行防控。第五，可控性。企业可以根据风险的成因进行预防和控制，并根据情况的发展做出风险数据的严格估算[2]。

二、税务风险管理绩效考评体系原则

企业税务风险管理绩效考评体系应该遵守以下几点原则：第一，经济效益评估原则。简单来讲就是在绩效评估的初期，管理人员应该将成本与效益进行对比，确保风险的预估范围小于效益成本；第二，综合性与全面性原则。税务风险的整体目标要在企业发展战略调控的基础上，它不仅能够客观的反映企业的现状，还应该为企业服务质量的提升做铺垫。第三，始终性原则，税辗缦展芾砑ㄐё魑企业评估的重要组成一部分，其本身能够体现成本的花费与收益的获取，所以建立的评价系统也要贯穿到经营的各个环节当中。第四，动态性原则。绩效评估系统之所以有效，体现在它能够根据当前的形势而变化、促进效益的增收的功能，这就使得其本身用于处于动态之中[3]。

三、税务风险管理绩效评估体系的构建措施

（一）建立综合性的纳税评估体系

综合性纳税评估体系的建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所得税进行整体把控与基本评价。企业应该明确应缴纳的所得税费变动率为同期所累积的税费总额除以本期所制定的税费数额乘以百分之百，如果企业的税费出现了变动名情况，则可以将其看做是所得税负担变动率，企业将同期的税务负担基数与所得税负担率进行对比，就能够建立成本预算、收入以及费用的联系报表，并根据报表展开具体的过程管理；第二，绩效的全方面评价。对于综合性的纳税评估体系来说，其本身直接关系着企业的税收，为此相关企业应该对自身的资产负债表、增值税费统计表以及原始纳税数据进行核对，按照企业中的库存量与能够得到的实际收益进行查询，在销售量预估指标的基础上进行进项税额的综合分析，这样才能够为综合性的纳税评估体系顺利建立提供支持；第三，建立特殊的纳税评价指标。由于企业的类型不同，税务的申报以及核算方式也不尽相同，所以管理者应该在库存与产出数量对比的情况下，结合自身企业实际根据税额的配比方法进行税率的科学估算，这样才能较好避免申报数量与总体销售指标不符的现象发生，综合性的纳税评估体系才能够真正为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4]。

（二）完善税务风险控制的基础环境

对于税务风险管理绩效评估体系的构建来说，税务风险基础环境的完善有着较强的必要性，而想要真正实现这一税务风险基础环境的完善，我们就必须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企业要建立相关的税务风险控制部门，以此完善自身税务相关的基础组织结构。从整体的运营情况来讲，企业必须与管理部门实现较好的对接，才能够实现税务风险分辨的较好展开，而在财务部中划分出税务部门就是这一税务风险控制部门建立的必然举措，而这一部门的建立就能够较好实现税务部门与财务部门的较好协作，风险控制预案的制定、涉税管理过程的流通等工作都将实现更好的展开；第二，财务部部长为税务部的核心成员，这样企业的事务部就能够较好实现与其他相关部门的对接，涉税管理过程的流通、涉税管理过程的流通准备等功能都将实现更好的展开；第三，基层工作人员要按照一定的期限缴纳税金，并获取相关的税务凭证，这样才能保证管理绩效评价体系的综合化，真正实现税务风险控制基础环境的完善[5]。

（三）加强税务风险防控

加强税务风险防控是管理绩效评价体系的核心，为此我们需要对其予以高度重视，笔者建议通过两个方面实现税务风险防控的加强。第一，企业应较好掌握国家税务相关政策，这样才能保证自身税务风险的较好防控，而这一过程中企业的经济效益也将实现较好的提升。例如，在新的税收法律中，我国政府规定企业如果能够达到节能节水等要求，税收方面就可以“三免三减半”，而结合这一规定，相关企业就可以鼓励员工开展节能活动，并可以规定哪一部门节约效果明显便o予其适当的经济奖励，这样相关企业就能较好迎合我国当前的税收优惠政策，其自身的税务风险防控水平自然能够实现较好的提升；第二，聘请专业的税务机关转移风险。除了建立相关的税务风险防控部门外，企业还可以聘请中介进行实体调研，根据实际情况签订税务责任承担合同。如果出现了税务风险等状况，则由中介来替代企业承担，这同样属于较为有效的税务风险防控加强措施[6]。

（四）构建税务风险评估模型

税务风险评估模型的建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税务信息系统的建立。在税务信息系统的建立中，相关企业需要将税务风险评估的宣传贯彻到企业内部操作当中，这样就能够保证企业的每个部门都能够实现较好的税务风险评估；第二，采用集成化的数据基础进行库存资源的规划，通过统一性考核标准的建立、以税务的监督数据为目标，就能够制定相对科学的管理报告与数据模型，税务信息的流动与沟通工作也将实现更好的展开；第三，建立重大风险事项的备案机制。在这一机制的建立中，各企业要根据所得税的汇算比例进行资产损失的预估，并加强与税务机关的沟通，这样才能够保证税务相关重大风险的较好消除。

四、结论

在本文就企业税务风险管理绩效的评估理论与体系展开的研究中，笔者详细论述了企业税务风险管理理论、税务风险管理绩效考评体系原则、税务风险管理绩效评估体系的构建措施，希望这一内容能够为相关企业税务风险降低带来一定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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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啸. 基于税源专业化管理模式下的纳税遵从风险管理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13.

第7篇：关于七夕的古诗范文

【关键词】 股权结构； 大股东特征； 投资效率

引言

近年来，我国上市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着以简单的规模化投资、盲目的多元化投资等为特征的非效率投资现象，较为严重地降低了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效率、损害了企业价值，并为大股东攫取利益提供了渠道，这已成为制约上市公司质量提升和长期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公司治理过程中，企业价值的增加从根本上取决于企业的投资决策和投资效率，而所有权结构被认为是企业投资决策和投资效率的主要驱动力。在我国上市公司所有权结构中，股权高度集中的特征非常显著，虽然这种所有权结构特征会给企业的投资效率带来控制权的“激励效应”，但同时也存在“损耗效应”，这两种效应共同存在、相互作用。

在已有的文献中，大股东特征及其治理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与公司价值或绩效的相关性研究，但却远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造成这一现状主要是因为投资是连接股权结构和公司价值或绩效的关键性环节，现有研究大都绕过了投资这一价值创造的环节，而直接检验所有权结构对公司价值或绩效的影响，忽略了所有权结构与企业价值关系的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将着眼于企业的投资行为，探寻我国企业的大股东控制行为及其治理特征对企业投资效率水平的影响关系，对于如何监督和控制我国大股东控制条件下的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提高企业价值创造的有效性，最终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理论背景与研究假设

学术界普遍认为，在企业投资的过程中，大股东不同的逐利动机将导致不同的投资行为。然而，大股东利益目标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股东的控制地位及其治理特征。本文将大股东特征概括为大股东控股比例、大股东股权性质以及大股东受股权制衡的程度等几个方面，关于大股东特征与企业投资效率关系问题的理论分析也分别从以上几个方面展开，并且得出以下的研究假设。

（一）大股东控股比例与投资效率

Shleifer和Vishny认为一定的股权集中度是必要的，因为大股东具有限制管理层以牺牲股东利益来谋取自身利益行为的经济激励及能力，从而既避免了股权高度分散下的“搭便车”问题，又能有效地监督管理层的行为。然而，La Portal却认为，当存在控股股东时，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控股股东可能会以牺牲其他小股东的利益为代价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因此，本文认为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呈现区间特征。当第一大股东的控股比例较低时，控股比例的增加所产生的协同激励效应将激励大股东对管理者的经营活动进行积极的监督，从而能够有效制约管理者的非效率投资行为，提高投资效率。当第一大股东的控股比例增加到一定程度后，掌握足够多控制权的大股东已经可以左右公司管理层的任命和重大投资决策，因而为其攫取控制权私有收益提供了便利条件，受大股东控制的管理者会进行大量有利于大股东而损耗企业整体价值的非效率投资，从而使企业的投资效率下降。

如果股权集中度进一步提高，当第一大股东的控股比例增加到能够绝对控制公司时，非效率投资将对控制性股东的控制权共享收益带来较大的损害，因此，在“利益趋同效应”的作用下，控制性股东利益主导下的非效率投资行为得到节制，控股比例的增加又将有利于投资效率的提高。

基于上述的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第一大股东的控股比例与企业的投资效率呈现一种“N”型曲线关系。

（二）大股东股权性质与投资效率

已有的大量经验证据表明，股权性质在问题的产生与解决，以及所有权的行使方式上的差异十分显著，对公司投资决策与效率产生的影响也不尽相同。由于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上市公司投资行为受大股东性质影响的治理问题比较复杂。一方面，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存在比较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作为内部人的管理者投资决策缺乏有效监督，在机会主义动机的驱使下容易出现非效率投资行为；另一方面，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受各级政府的行政干预较为严重。地方政府为实现GDP的增长目标、缓解本地的就业压力往往要求国有公司扩大投资，从而可能促使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这加重了公司的负担。

相对说来，非国有控股企业由于相对有效的治理机制，企业的利润动机较强，企业的投资行为具有明显的效率趋向。在竞争的市场上，它会采取追求效率，追求高市场份额的行为，并促进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另外，在非国有控股的企业中，大股东出于保障自身利益的目的，对管理者会进行积极有效的激励和监督，使投资决策更加合理和规范。

因而，提出如下假设：

H2：国有控股上市企业的投资效率低于非国有控股上市企业的投资效率。

（三）股权制衡与投资效率

股权制衡是一种重要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在制衡型所有权结构下，公司投资决策是多个相关大股东讨价还价的利益协调结果。我国上市公司（特别是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问题仍然比较严重，如何制约大股东对小股东的隐性掠夺，成为近来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不少学者指出股权制衡是约束大股东隐性掠夺行为的一条重要途径，即多个大股东同时分享控制权，形成制衡型股权结构时，任何一个大股东都无法单独控制企业的决策，单个大股东对控制权私有收益的追求将受到抑制。Gomes认为，股权制衡的产生将会从两个方面提升企业的投资效率：一是多个大股东的出现，增大了企业决策团体的所有权比例，内部化了更多的控制权私有收益的获取成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控制权私有收益驱动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二是由于受到其他大股东的有效监督或制衡，单个大股东对控制权私有收益的追求将受到抑制，有利于减少单个大股东利益主导下的非效率投资行为。

于是，提出如下假设：

H3：股权制衡度与企业的投资效率正相关。

二、模型设定与研究方法

（一）企业投资效率的测度

1.投资效率测度方法选择

企业投资效率测度是一个多维度的，需要涵盖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类型的多个目标，因此测度方法需要具有系统性和综合性。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是一种以相对效率为基础，对不同决策单元（Decision Making Unit，DMU）进行效率评价的非参数分析方法。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首先，它是一种可以用于评价具有多投入、多产出的决策单位的生产（或经营）效率的方法。由于DEA不需要指定投入―产出的生产函数形态，因此它可以评价具有较复杂生产关系的决策单位的经营效率。其次，它具有单位不变性（unit invariant）的特点，即DEA衡量的决策单位的效率不受投入产出数据所选择单位的影响。再次，DEA模型中投入、产出变量的权重由数学规划根据数据产生，不需要事前设定投入与产出的权重，不受人为主观因素的影响。最后，DEA可以进行差异分析、敏感度分析和效率分析，可以进一步了解决策单位资源使用的情况。故本文将采用DEA方法对上市公司投资效率进行测度。

假设有n个企业，每一个企业可以看作是一个决策单元，即DMU，且每一个DMU有m种类型投资输入和s种类型的投资输出。用Xmj表示DMUj第m项投资输入，ysj表示DMUj的第s项投资输出，则所有DMUj的输入输出向量可以分别表示为Xj=（x1j，x2j，…，xmj）T，Yj=（y1j，y2j，…ysj）T，（j=1，2，…，n）；设输入输出指标的权向量分别为：V=（v1，v2，…，vm）T，U=（u1，u2，…，us）T，则DMUj的投资效率可表示为：

则由n个DMU组成的参考集为T={（X1，Y1）（X2，Y2），…，（Xn，Yn）}，如果对第j0个DMU进行测度，记为DMU0，其投入为X0，产出为Y0，对于面向输入的C2R评价模型生产可能集为：

应用MYDEA1.0.5软件求解上述线性规划模型，可以得到模型中的参数λj、θ值，θ值表示决策单元的投资效率值（IE）。

2.投入产出指标的选择

企业投资效率测度指标体系的确立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既要考虑它的可比性和有效性，又要考虑它的系统性等等。目前，在前沿效率分析法中，对投入、产出的确定主要有生产法、中介法和资产法三种。经过比较分析，并参考有关专家研究的经验，结合我国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现状，本文采用生产法确定投入产出指标，选择固定资产、长期股权投资、在建工程、营运资本作为投入指标，在这里对投资水平通过除以企业年末总资产进行标准化处理，用投资与资本存量之间的相对数作为表示投资规模的变量。产出指标应反映上述投资的直接或间接利用效果，固定资产的增长将形成总资产和净资产的增长，增加长期股权投资及运营资本将会使企业的获利能力提高，在经营上体现为净利润的提高，同时，投资的增加将扩大企业的生产经营能力，表现为营业收入的提高。因此，选取总资产增长率、净资产收益率、每股营业收入作为产出指标。

（二）Tobit回归模型

Tobit回归模型属于因变量受到限制的一种模型，其概念最早是Tobit(1958)提出。如果要分析的数据具有这样的特点：因变量的数值是切割(truncated)或片段(截断)的情况时，那么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的概念就不再适用于估计回归系数，这时遵循最大似然法概念的Tobit模型就成为估计回归系数的一个较好选择。

通过DEA方法得到的上市企业投资效率值，除了由选择的投入产出指标经DEA方法生成之外，还会受到投入产出指标之外的许多因素的影响。为了研究DEA方法评估的投资效率值受哪些因素的影响以及影响的程度和方向，在DEA的分析中就衍生出“两阶段法”(Two-Stage Method)。在这个方法中，第一步，先通过以上讨论的DEA模型评估出决策单位的投资效率值；第二步，以上一步中得出的投资效率值作为被解释变量，以被研究的影响因素作为解释变量建立回归模型。由于DEA方法所估计出的效率值都介于0与1之间，任何一个DMU的效率值最大为1，不可能超过1，如果采用最小二乘法来估计，由于无法完整地呈现数据，将导致估计偏差。因此本文结合Tobit回归模型以及上文对大股东特征与企业投资效率间关系的理论探讨，并且参照国内外已有的研究，将企业投资效率与各影响因素间的模型关系具体表达如下：

回归模型中的变量说明见表1。

三、大股东特征与企业投资效率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由于不同行业的企业投资行为存在一定差别，为控制行业差异对实证结果的影响，本文选取了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企业在2005―2007年间的年度横截面集合数据作为研究的初始样本。选择制造业上市企业的原因在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企业的长期资产投资（包括固定资产、在建工程、长期股权投资等），它们在制造业类型上市企业的资产中比重较大、影响程度较强。

为保证数据的有效性，消除异常样本对研究结论的影响，在初始样本的基础上剔除以下企业：1.剔除处于ST状态的上市企业，为了避免此类企业财务的异常状况对实证结果的影响；2.由于当年的投资支出水平可能出现负数，因此剔除当年投资水平为负的企业；3.由于上市当年的数据不能完全反映上市之后的投资和经营活动而且财务数据可能会产生异常波动，因此剔除当年上市的企业；4.剔除资料不完整和数据异常的上市企业。经过上述筛选，最终得到并确认有效样本有1 579个，其中，2005年543个，2006年483个，2007年553个。样本数据来源是Wind资讯公司提供的上市企业经营数据和中国上市企业资讯网、清华大学金融研究数据库提供的上市企业各年年报数据。

（二）描述性统计

样本企业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从中可以看出：

1.我国制造业上市企业的投资效率平均值（中位数）为0.605（0.645），表明我国制造业上市企业投资效率的现状不容乐观，存在较为严重的非效率投资行为。

2.总体看来，我国制造业上市企业的股权集中度仍然较高，第一大股东在样本期间的平均（中位数）控股比例为38.6%（36.91%），只是还难以判断这种程度的股权集中度对企业投资效率的作用；大股东的国有性质哑变量的均值（中位数）为0.6829（1），充分说明了我国上市企业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特色；同时，前2-10大股东控股比平方和反映了其他股东对第一大股东制衡程度，前2-10大股东控股集中度的均值（中位数）分别为0.0189（0.0065）。

3.控制变量对上市企业投资效率也有非常明显的影响，因此本文选择的一些指标来控制特定因素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效应。企业规模是影响上市企业投资行为和效率的重要因素，上市企业的平均规模为21.4706。财务杠杆反映了负债水平，财务杠杆越高，说明上市通过债务融资获取的资金越多，从而为企业的投资活动提供资金支持，但对上市企业的投资活动也有一定的约束作用，财务杠杆的均值（中位数）分别为0.4954（0.5143）。

（三）回归分析结果

1.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和上市企业投资效率关系的区间特征

为了考察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和上市企业投资效率之间的区间效应，在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和上市企业投资效率之间分别作线性、二次，以及三次拟合分析，由于三次拟合的可决系数R2（0.028）大于线性回归的R2（0.023）和二次拟合的 R2（0.0245），所以三次拟合优于线性和二次拟合。三次拟合的结果见表3。

根据表3曲线拟合分析的结果，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成三次曲线关系，投资效率对于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的三次拟合方程为：

IE=0.412Top13-0.471Top12+0.161Top1+0.563 （3）

三次拟合曲线的一阶倒数为：

IE'=1.236Top12-0.942Top1+0.161 （4）

通过计算得到两个极值点，分别为：25.88%和50.34%

即当Top1?缀（0，25.88%）∪（50.34%，1）时，上市企业投资效率和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正相关，当Top1?缀（25.88%，50.34%）时，上市企业投资效率和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负相关。

曲线的二阶导数为：

IE'' =2.472Top1-0.942 （5）

通过计算可得三次曲线的拐点为38.11%。即表明当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处于（38.11%，50.34%）区间比（25.88%，38.11%）区间的投资效率的下降速度有所减缓。

在拟合分析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考察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在每次回归过程中，依次将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的二次方和三次方引入回归模型，回归结果见表4。

通过模型2和3，可以发现上市企业投资效率与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的二次方显著负相关，而与其三次方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具体来说，随着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的变化，大股东治理产生的两种效应相互作用，对上市企业的投资效率产生综合的影响，当股权较为分散时，即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低于25.88%时，随着控股比例的增加，股东监控能力的增强，上市企业既可避免股权高度分散情况下的“搭便车”问题，又能有效地监督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该阶段主要凸显控制权的“激励效应”。当股权相对集中，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大于25.88%而小于50.34%时，随着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的提高，所有权激励的正效应将被大股东“盗窃”的负效应所淹没，此阶段主要反映大股东治理对上市企业投资效率的“损耗效应”。当股权高度集中时，即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超过50.34%时，第一大股东已掌握了企业的实际控制权，随着其控股比例的提高，所有权激励将极大地降低成本，从而将大大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因此，第一大股东的控股比例与企业的投资效率呈显著的三次曲线关系，且从拟合分析和回归系数的符号可判断它们之间的三次曲线关系呈“N”型。因此假设1得到了经验证据的很好支持。

2.第一大股东股权性质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

从表4中的回归结果可知，上市企业的投资效率与第一大股东的国有性质负相关，且满足10%的显著水平，这说明在国有大股东控制下的上市企业中，过度投资等非效率投资行为造成的负面效应相对非国有上市企业来说更加严重，与本文的理论分析一致，假设2得到验证通过。

3.股权制衡度和企业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

笔者发现前2―10大股东控股比例的赫芬德尔指数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说明股权制衡对企业投资效率具有正向的影响。因此，假设3得到了验证。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模型结论的可靠性，本文进一步按企业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进行分区间的检验。考虑到前文的结论认为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呈“N”型的关系，那么若以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的两个极值点为界将样本分为三个区间，分别对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与企业投资效率进行线性回归，则三个区间的样本中，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的线性关系方向应当为正、负、正。

因此，本文以两个极值点为界，按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不同将样本分为三组，即股权分散组（Top1

对于股权制衡度，在股权相对集中组，股权制衡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正向激励效应便最为显著，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其次是股权分散组，其他股东有一定的话语权，能够有效地制衡大股东的行为。不过，对于股权高度集中组，第一大股东的控股比例达到50.34%时，其他股东股权制衡的作用较难以发挥。因此，其回归结果并不显著。

四、结论

投资效率反映了企业价值创造过程的有效性，也是衡量企业内部治理的合理与否的重要指标，从而为研究企业价值的增长提供了内生性依据。本文从价值创造的视角，研究了大股东特征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其结论表明：

第一，我国上市企业投资效率与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之间呈现出一种“N”型的三次曲线关系，即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呈区间效应。因此，在股权改革的过程中要以新的视角看待“一股独大”问题，建立以投资效率为导向的创新所有权安排。

第二，相对于非国有上市企业，国有控股上市企业对投资效率的“损耗效应”更大，非效率投资的现象更严重。

第三，总体来看，股权制衡度与企业投资效率有正向相关性，但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不同，股权制衡的作用程度也不同。其中股权相对集中的上市企业股权制衡的效应最显著，股权高度集中的上市企业股权制衡效应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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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关于七夕的古诗范文

一、 七夕节的传说

传说，七夕是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日子。牛郎原本是个孤儿，住在南阳城的牛家庄，跟着哥哥嫂嫂一起生活。嫂子马氏为人刻薄，经常虐待他，后来，他被迫和哥哥分了家，独自一人靠一头老牛自耕自食。这条老牛很通灵性，有一天，织女和她的仙女姐妹们下凡玩耍，在河里洗澡，老牛劝牛郎偷偷藏起织女留在岸边的灵衣，织女没有了灵衣，上不了岸，不能飞回天宫，便做了牛郎的妻子。婚后，他们男耕女织，生下一儿一女，生活十分美满。不料，王母娘娘知道了这件事，勃然大怒，马上派遣天神将织女捉回天庭问罪。老牛不忍他们妻离子散，于是触断了头上的牛角，将牛角变成一只小船，让牛郎挑着儿女乘船飞上天追赶。眼看就要追上织女了，王母娘娘忽然拔下头上的金钗，在天空划出一条波涛滚滚的银河。牛郎无法过河，只能在河边与织女遥望对泣。他们坚贞的爱情感动了喜鹊，无数喜鹊飞来，用身体搭成一道跨越天河的彩桥，让牛郎织女在天河上相会。或许王母娘娘也被他们的真情感动了，最后允许牛郎织女每年七月七日在鹊桥会面一次。

其实，七夕文化最先起于夏朝的原始宗教崇拜。牵牛星又叫“河鼓”，属二十八宿之一，玄武七宿的第二宿，共包含六颗星；它们与银河另一端的织女星遥遥相望。牵牛星被我们的祖先看作是谷神，织女星则是传说中天帝的女儿桑神。谷神和桑神都是我们华夏民族的祖先极其看重的农耕守护神。

七夕节早在战国时期就已有记载，《物原》上说：“楚怀王初置七夕”。到了秦汉魏晋时期，牵牛织女的故事逐渐演变成优美的传说，经过后来的不断丰富，最终成为中国四大传说之首（其余三个传说分别是《白蛇传》《孟姜女》《梁山伯与祝英台》）。

七夕节是我国最富民族特色、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节日之一，1000多年前就已经传入了日本，影响十分深远。日本第一部和歌集《万叶集》就是一部以七夕为主题的七夕星歌，对日本文学影响深远。

二、 七夕的节物风俗

1. 祭月

在传统文化里，月亮是女子的祥瑞象征。古代女子多有祭拜月亮的风俗，尤其是七夕、中秋这两天晚上，她们常常摆上瓜果等祭品，对月祈愿或倾诉心事。

2. 天河夜话

由于农历的七月七日正当雨季，所以这一天常常下雨，人们都说这是牛郎织女的眼泪。兰夜之时，一些少男少女会躲在长势茂盛的南瓜棚、豆角架或葡萄藤架下，偷听牛郎织女相会时说的悄悄话。据说如能在夜深人静之时听到牛郎织女相会时的悄悄话，日后便能得到一份千年不渝的爱情。

3. 拜织女会

七夕节时女子们进行的聚会，叫做“拜织女会”。女子们会预先斋戒一天，然后和自己的朋友或邻里约好，届时一起去某个主办者家里拜织女。通常她们少则五六人，多则十来人，大家一起在月光下摆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茶、酒、水果、五子（桂圆、红枣、榛子、花生、瓜子）等祭品，另有几朵鲜花、几束红纸插在瓶子里，花瓶前放一小香炉；吉时来临，大家一起在桌前焚香礼拜。然后再围坐桌前，吃着花生、瓜子，在心里朝着织女星默念自己的心事。

4. 化生求子

七夕时，人们还会用蜡塑捏造出各种人物形象如牛郎、织女故事中的人物或秃鹰、鸳鸯等动物，再把它们放在水面上，任其在水中漂流，叫做“水上浮”。其中有一种婴儿人偶，叫做“化生”，一些妇女会买回来亲手放到水面，希望以后能生出儿子。

5. 乞巧

七夕节的夜晚，古代的女子们会虔诚地向天祈求，祈求自己心灵手巧，祝愿自己、家人及朋友幸福。乞巧是七夕节最主要的节俗，源于七夕的爱情婚育文化，而后发展成为最主要的七夕节游艺活动，并分出穿针乞巧、投针验巧、喜蛛应巧、兰夜斗巧等“流派”。宋代时，七夕乞巧相当隆重，京城中还设有专门贩卖乞巧物品的“乞巧市”，非常热闹，人们从初一起就开始前往乞巧市上置办乞巧物品了。

6. 七夕杂俗

七夕还有许多杂俗，如晒书、晒衣裳，制作七菜羹和人形彩帛，“种生”，“泡巧”，供“魔侯罗”泥塑，制作七夕巧果、“花瓜” 、“巧人”、“巧酥”之类的巧食等。在江浙一带，还流行着用脸盆接露水的习俗。传说七夕节时的露水是牛郎织女相会时的眼泪，如果抹在眼上、手上，可使人眼明手快。另外，传说七夕是牛的生日，儿童们会在七夕之日采摘野花挂在牛角上，叫做“贺牛生日”。

三、 关于七夕节的诗歌

古往今来，关于七夕节的诗歌数不胜数，在这里，我们选取了最著名的几首介绍给同学们，一起来感受这美丽动人的七夕文化吧。

迢迢牵牛星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

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

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

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选自《古诗十九首》

秋夕

唐・杜牧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

天街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

乞巧歌

一

乞手巧，乞貌巧； 乞心通，乞颜容； 乞我爹娘千百岁；乞我姊妹千万年。

二

天皇皇地皇皇， 俺请七姐姐下天堂。不图你的针，不图你的线，光学你的七十二样好手段。

三

第9篇：关于七夕的古诗范文

一、引言

围绕股利政策与企业价值关系的研究，近几十年来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但是迄今为止学术界并没有对两者之间的关系形成统一的定论。近年来，中国上市公司中的“铁公鸡”现象又被人们所关注。根据有关媒体报道称，在这些不分红的“铁公鸡”中，不乏一些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影子。那么这些公司不分红到底是出于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的还是另有原因？针对这个问题，本文基于前人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与企业价值研究的基础，针对金融类这一特殊行业的上市公司，探索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寻找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内生关系的证据。并对所得结论进行分析，为完善金融类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和提升企业价值提供理论依据。

二、文献综述

（一）股利政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自1961年美国财务专家米勒（Miller）和莫迪格莱尼（Modigliani）基于完全市场理论的前提下提出“股利无关论”（MM理论）以来，国内外学者纷纷在MM理论的基础之上进行了研究，比较著名的主要有“一鸟在手理论”、“信号传递理论”、“理论”、“税差理论”、“客户效应理论”等，但这些理论都存在自身的缺陷，因此至今为止股利政策与企业价值的关系一直都是学术界讨论的重点。关于股利政策对企业价值影响的观点主要有正相关、负相关、不相关和倒U型。何蕊（2010）研究表明在分配现金股利的条件下，股利支付水平与企业价值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同时也明确股利支付水平增加并不是无限度的。杨汉明（2008）研究表明，现金股利支付率与企业价值负相关、与管理层持股比例负相关。何涛、陈晓（2002）认为股利发放水平的高低并不会影响投资者的决策，也就不会影响企业的价值。何静（2009）研究表明现金股利支付率与公司价值呈倒U型关系，当公司发放现金股利时，由于现金股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成本，从而提高公司价值，但是随着现金股利支付比率的提高，过高比例的派现，会加大其成本，从而降低公司价值。

（二）企业价值对股利政策的影响 在国内外研究文献中有关企业价值是否对股利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的研究，目前成果并不多。国外的研究通常是基于一定的企业规模展开分析，Casey和Dickens（2000）通过研究公司规模的大小与公司支付股利水平的关系，得出大规模的公司倾向于发放较高的现金股利政策的结论。Brogi（2009）通过实证分析认为规模大的上市公司比规模小的公司承受更高的信用风险，因此在没有盈利的情况下仍然会支付较高的股利，目的是规避消极的市场反应。吴平、付杰等（2011）研究表明上市公司存在股权结构代替收益水平成为股利分配政策导向指标的现象。张溪（2006）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的增加或减少受企业经营业绩变化的影响较大，企业净资产收益率、主营业务利润率、每股收益越大，当年派发的现金股利数额越多。在国内外文献中，针对股利政策与企业价值的内在关系的研究并不多，Rousseau， P.L.（2010）得出结论由于企业价值受各个方面的影响，所以股利政策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内在关系并不明显。杨汉明（2008）研究表明就制造企业而言，企业价值与是否支付现金股利正相关，企业价值与股利支付率负相关，股利政策与企业价值之间不存在“内生关系”。综上所述可以发现，股利政策的制定是否适合，将会对企业价值产生影响，反之，企业价值的高低也会对股利分配政策的选择产生作用，可以认为理论上两者之间具有内生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根据由MM最早提出的股利具有信息内涵的思想，管理者比外部投资者占有更多的有关企业发展的内部信息，因此企业管理当局与企业外部投资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当存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企业可以通过支付较高的股利，向投资者传递企业经营状况好的信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价值；当股利支付率高时，企业价值会增大；股利支付率低时，企业价值降低，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1：企业价值与股利政策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随着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两权分离，经理们与股东之间的问题应运而生。理论认为，支付现金股利能降低成本。当企业价值较大时，出于限制经营者可支配现金流降低成本考虑，企业可能更倾向于支付较高的现金股利，因此假设：

假设2：股利政策与企业价值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根据成本理论，企业价值大，会倾向于支付较多股利以减少经营者可以支配的现金流，降低成本，因此当企业价值发生改变会直接影响企业股利支付率水平也就是影响企业股利政策的制定；同时根据信号理论，支付较多的现金股利可以向投资者传递经营业绩良好的信号，提升企业价值，因此股利政策的不同也会反过来影响企业价值，因此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假设3：企业价值与股利政策存在内生关系

（二）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目前金融类上市公司共44家，本文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42家2007年至2011年A股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并对数据做如下处理：剔除企业超常派现和当年不支付现金股利的样本；剔除上市公司中在12月31日缺少收盘价的样本；对公司中一年内多次派现的，将各次派现金额相加求和作为本年度支付的现金股利；剔除企业价值托宾Q被严重高估的样本数据（TBQ>=4）。经过上述筛选，共收集到107个样本数据，数据来源于新浪财经网、沪深证交所统计年鉴和公司的年末报表，数据处理使用Eviews6.0、Stata12.0和SPSS17.0软件。

（三）变量设计和模型建立 本文认为企业价值与现金股利之间可能存在着相互影响、彼此制约的现象，因此将企业价值与现金股利作为实证分析的内生变量，综合考虑金融类上市公司的行业特点和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选取如下财务指标作为外生变量。（1）内生变量：企业价值——托宾Q。托宾Q计算方法采用应用最为广泛的李志文、宋衍蘅（2001）和汪辉（2003）研究方法即企业价值等于公司总市值与资本重置成本的比值。计算公式为：（流通股×收盘价+非流通股×每股净资产+负债账面价值） /总资产账面价值。现金股利——现金股利支付率。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政策主要有现金股利和股票股利两种，股票股利又分为送股和转增。基于本文主要研究股利政策与企业价值内在关系的定量研究，而股票股利会因企业股票价格的不同而不易衡量，因此本文只选取发放现金股利的公司以现金股利支付率作为股利政策的替代变量。（2）外生变量。发展能力：本文选取收入增长率（本年收入增量/上年收入总量*100%）衡量企业的发展能力，认为发展能力强的企业，对外需要的资金量大，这类公司的前景好，投资机会多，对外树立的形象也好，企业价值相对较大，同时根据现金流量理论，发展能力强的企业未来需要的现金流大，也会影响企业现金股利支付水平。资本结构：本文选取资产负债率衡量企业的资本结构，金融类上市公司具有高负债的特点，较高的负债水平可以视为企业发展的积极信号，但是同时也会相应增大企业财务风险，可能会引起投资不足，影响企业发展和企业价值。当企业负债较高时，债权人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可能要求企业签订较多的限制性条款，限制企业现金股利政策的制定，因此将资产负债率也作为影响现金股利政策的一个因素。企业规模：本文选取年末每股净资产，反映企业的规模情况，企业追求自身发展的过程也是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规模大的公司具备更丰富的资源持有的现金流量多，更有实力投资有价值的项目，因此股利政策和企业价值会受到公司规模不同的影响。由于金融类上市公司普遍负债率较高，而采用其他行业通常采用的资产总额衡量公司规模并不合理，因此本文选取每股净资产也就是股东权益衡量公司规模。（4）发展阶段：本文选取留存收益率作为企业发展阶段的替代变量，计算公式为期末盈余公积与未分配利润的和除以期末权益资本，表示企业利润的积累占股东权益的比重，企业的发展阶段不同，企业实力不同，因此认为企业积累的留存收益会直接影响企业价值。公司治理：本文选取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比例和独立董事平均工资两个指标作为公司治理的替代变量，其中独立董事工资为工资平均水平的自然对数。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公司需要在企业内部设立一定比例的独立董事，其出发点也是基于提升企业价值的目的，因此认为独立董事的比例和人数都会直接影响企业价值改变。盈利能力：本文选取净资产收益率衡量企业的盈利能力，企业盈利能力的高低对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也是企业追求价值最大化的保障性条件之一，因此将净资产负债率作为影响企业价值的一个控制变量。自由现金流：本文将经营现金净流量与企业总资产的比值作为自由现金流量的替代变量，企业在制定现金股利政策时，会受到企业现金流量情况的影响，因此本文将自由现金流作为影响股利政策的一个因素。股权结构：我国金融类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较为复杂，其中一个主要特点就是股权高度集中，考虑到企业在制定现金股利政策时可能会存在大股东利用控制权，通过现金股利侵占小股东权益的现象，因此本文选取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作为影响企业股利政策的变量之一。具体变量定义见表（1）。根据股利政策和企业价值影响因素的不同，本文分别建立企业价值、股利政策单方程模型，最小二乘法估计变量系数，研究不考虑内生关系情况下，股利政策与企业价值的关系。为了检验股利政策与企业价值是否存在内生关系，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同时利用二阶最小二乘法，通过使用工具变量控制可能存在的内生关系。在结构方程中，Xt表示股利支付率的工具变量，是包含在现金股利模型、企业价值模型中的所有外生变量，Yt表示企业价值的工具变量也是结构方程模型中的所有外生变量。

（1）企业价值单方程模型：TBQt=β1+β2PRt+β3SGRt+β4LEVt+

β5NETt+β6RERt+β7IDPt+β8IDSt+β9ROEt+？滋

（2）现金股利单方程模型：PRt=α1+α2TBQt+α3SGRt+α4LEVt+α5NETt+α6FCFt+α7TOPt+？滋

（3）企业价值与现金股利结构方程模型：TBQt=γ1+γ2PRt +γ2

Xt +ξ；PRt=λ1+λ2TBQt +λ3Yt +δ

四、实证检验分析

（一）企业价值回归结果 在企业价值作为因变量的情况下，利用Eviews单方程模型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从回归结果来看，回归方程的F值在0.01水平显著，模型的拟合优度R2为0.5265，调整后为0.4874，这两者说明模型的拟合情况较好。DW值为1.57接近2，说明模型不存在序列相关性，从SPSS得到的VIF值来看，各个变量的VIF值均小于2，说明模型的参数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本文还对模型回归结果进行了White检验，从表（3）结果来看，nR2值约为83.09，在0.01水平显著，查表发现变量间不存在异方差性。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股利支付率、资产负债率、每股净资产和独立董事持股比例通过模型回归检验，并且在0.01水平显著，净资产收益率在0.1水平显著，其中股利支付率、资产负债率和每股净资产与企业价值托宾Q成负相关，独立董事比例和净资产收益率均与托宾Q成正相关。股利支付率与托宾Q负相关，拒绝假设1。说明企业现金股利支付水平高，企业价值降低，现金股利支付水平低时，企业价值增加。现金股利支付不能起到提升企业价值的目的，这样也解释了为什么上市公司中存在不分红的“铁公鸡”现象，否定了Gugler和Yurtoglu（2004）认为企业通过增加股利支付率减少管理层可支控的资金，可以提高企业的价值的结论。这可能与我国上市公司特殊的股权结构和宏观经济政策有关。收入增长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在金融类公司仅增加收入不能提升企业价值，可能需要综合考虑成本支出以及控制相关费用等方面来提升企业价值。资产负债率与企业价值显著负相关，说明企业存在财务风险过高带来的投资不足问题，为此金融类公司应当充分利用内部融资成本小、风险低的特点，重视利用内部融资来提升企业价值，考虑适当降低负债水平。每股净资产代表企业规模与企业价值负相关，说明并不是投资大规模大的公司企业价值就大。留存收益率与企业价值不相关，说明成长阶段并不影响企业价值。独立董事比例与企业价值显著正相关，说明金融类公司设立的独立董事制度起到了自身的价值，为提升企业价值起到积极的作用。独立董事平均工资 水平没有通过检验，说明可能独立董事在行使本身作用时受报酬影响较少，可能更注重对声誉的影响。净资产收益率在0.1水平与企业价值正相关，说明收益越高企业价值越大，净资产收益率是提升企业价值决定因素之一。

（二）现金股利回归结果 在股利政策作为因变量情况下，单方程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从回归结果来看，模型的F值在P=0.01水平显著，调整后的R2为0.4019，说明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DW值为1.52接近于2，说明模型不存在序列相关性。VIF值均小于2，说明各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根据White检验结果表（5），nR2值约为36.51，查表发现变量间不存在异方差性。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托宾Q、收入增长率、资产负债率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通过模型的显著性检验，均在0.01水平显著。其中，托宾Q、收入增长率和资产负债率与股利支付率成负相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股利支付率成正相关。托宾Q与股利支付率成负相关，拒绝假设2。说明公司制定现金股利政策时，受到企业价值大小的影响，企业价值大的企业，倾向于制定较低的现金股利政策，反过来，企业价值低的企业倾向于制定较高的股利政策。说明我国金融类上市公司在现金股利政策制定方面可能存在超能力派现的问题，实际支付现金股利与企业本身的价值并不相符。收入增长率与股利支付率负相关，说明企业的成长性会影响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制定，可能是因为企业考虑到未来发展需要的资金多而减少现金股利的支付水平。资产负债率与股利支付率负相关，可能是由于金融类公司普遍存在负债率高的现象，债权人会提出约束性条款，要求限制现金股利水平以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每股净资产和经营现金净流量没有通过模型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制定影响不大。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显著影响公司现金股利政策，说明存在大股东利用手中权力谋取自身利益，从而侵犯小股东权益的现象。

（三）企业价值与现金股利结构方程模型检验 为了探究内生关系是否存在，下面利用SPSS二阶最小二乘法对结构方程模型回归分析。（1）根据企业价值2SLS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调整后R2为0.421，F检验值为10.539，在0.01水平显著，说明方程的拟合程度较好。从影响方向来看，股利政策与企业价值负相关，但是影响不显著，资产负债率、每股净资产与企业价值负相关，独立董事比例和净资产收益率与企业价值正相关，这与OLS结果基本一致。从参数估计值来看，股利支付率与企业价值回归系数-0.044，在前面最小二乘法下的系数为-0.856，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同样分析其他变量两个回归方式的估计系数，可以发现均不存在显著差异。（2）利用上述分析方法对股利支付率回归结果分析可以发现，调整后R2为0.330，方程F检验值为9.627，在0.01水平显著，说明回归方程拟合程度一般。同样的，从影响方向来看，托宾Q、收入增长率和资产负债率与股利支付率负相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股利支付率正相关，这与通过OLS回归结果基本一致。从参数估计值来，看各个变量系数之间的差异也并不显著。

（四）稳健性检验 由上述分析可以发现，股利政策与企业价值二阶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与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并不存在统计上的显著差异，因此得出结论企业价值与股利政策不存在内生关系，拒绝假设3。出于严谨性考虑，利用Stata12.0软件进行Hausman两步法检验得出结果，企业价值方程Prob>chi2=1.0000，股利支付率方程Prob>chi2 =0.9978，两个的概率值都大于0.05，说明拒绝原假设，即不存在内生关系，因此也就找到了金融类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与企业价值不存在内生关系的证据。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从资本市场角度分析，企业支付较低的现金股利，意味着企业留存收益增加，对外筹资的规模减少，对外筹资的成本高于留存收益成本，这样企业综合资本成本会降低，同时企业价值得到提升。（2）从企业角度分析，虽然企业通过支付现金股利降低了“成本”，缓解了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内部管理者与外部投资者的矛盾，但是同时企业要承担由于支付现金股利带来的资金短缺问题，从而影响到企业未来的发展。（3）从股东意愿角度分析，对于企业价值大的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好，股东分红意愿低，可能更愿意企业少支付股利，利用留存资金用于企业未来企业业绩或者规模的提升。（4）从经济体制角度分析，企业价值大且发展状况好的公司，可能存在企业为了达到再融资的监管要求而勉强小额分红的现象。通过实证分析，可以发现在单方程模型中现金股利与企业价值的两个变量之间的影响均较为显著，但是单独对这两者之间内生关系研究，却发现它们并不存在内生关系。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有：数据时间窗口选取较短，股利政策与企业价值的相互影响关系可能在一段较长的时期才能观察到；可能与我国经济体制发展不健全有关，股利政策在制定时受到各种规范的约束，不能显示出与企业价值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关系；可能与金融类上市公司发展起步较晚有关，研究发现大部分的金融类上市公司上市时间不长。

本文提出如下建议：规范金融类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从证监会的角度，监管部门应当制定相应的政策，如可以强制上市公司将年末一定比例的净利润分红，这样不仅可以阻止企业价值小的公司存在的超能力派现问题，也可以迫使企业价值大公司适度派现，保护投资者共享利润的权力；或者可以通过规定当企业留存收益达到某一水平时，按照一定的比例分红，还可以仿照我国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在综合考虑其他影响的情况下，制定出一套合理的股利分红表；或可以通过一定的法律如减免现金股利税等，鼓励和引导企业制定长期稳定的股利政策；或加强监管机制和违法惩罚力度，重点关注企业的超额派现和不派现现象。从企业的角度，在综合考虑企业盈利状况、财务状况的情况下，尽量制定长期稳定的股利政策，以期提升企业价值。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增强对企业信息披露的监督作用，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本文存在以下不足：对现金股利政策、企业价值影响指标选择不够全面，可能存在遗漏问题；对具体影响指标没有进行路径分析；没有考虑其他行业，仅就金融类公司研究；没有考虑宏观经济的影响。

参考文献：

[1]何蕊：《我 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与企业价值研究》，《天津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2]杨汉明：《现金股利与企业价值的实证研究——基于A股市场股权结构的分析》，《统计研究》2008年第8期。

[3]何涛、陈晓：《现金股利能否提高企业的市场价值》，《金融研究》2002年第8期。

[4]何静：《我国现金股利政策与企业价值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理论的视角》，《西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5]张溪：《现金股利政策与上市公司业绩关系分析》，《西南财经大学学位论文》2008年。

[6]Brogi M. Capital adequacy and dividend policy： evidence from Italian banks， SSRN Working Papers Series， 2009.

[7]Rousseau P.L. The market for bank stocks and the rise of deposit banking in New York City 1866–1897，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Working Paper，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