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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微博对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作用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历来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在当前网络文化浪潮冲击下越发显得力不从心,落后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当前快速发挥发展的社会节奏和文化潮流,局限性越来越多。面对当前这种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心理健康教育的弱势发展,微博的介人应用成功为其拓展沟通渠道、提升心理教育效果提供了新的探索途径。微博作为近年来新兴网络载体平台,已经被众多学者论证其在教育领域应用的多重积极作用和巨大的潜在能量,可以说,微博的出现和微博文化的流行为教育改革、探索提供了新角度、新理念和新方式。对于当前稍显落后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而言,积极应用微博这种平台工具进行教育探索与改革,已经成为必然。应用微博介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已经成了当前教育事业发展高目标、多元化趋势的必然。这种新型教育辅助工具的出现与传统单一的、平面的、封闭的教育模式形成对比,通过将当前微博平台上所能调动的一切具有教育功能的资源进行综合利用形成立体化的教育网络,从多个角度、多个途径实现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施加全方位影响。这也是未来很长时间内教育领域所可能应用的最主要、最典型的教育模式之一[]l。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当前的中国社会处于经济、社会、文化的激烈转型与动荡时期,无论从近些年来国内外国际环境变化还是国内政经社探索、改革来看,我们国家无疑都经历着异常剧烈的思想动荡,各种各样的思想文化在这块土地上碰撞,大学生作为处在学校与社会思想碰撞最为频繁领域的重要群体,思想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方面都承受了越来越巨大的压力[2]。纵观近些年有关新闻报道情况来看,不少学生因为思想偏激、心理健康问题等走上了错误的道路,这些状况的出现无疑说明了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严峻性和紧迫性。对大学生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实施正确的思考引导,是确保他们正确看待各种问题、处理各种事件的保障,是他们重要人生阶段的启明星,所以,应用微博这种当前最贴近大学生实际生活、拥有强大影响力的社交工具展开心理健康教育是必须也是必然。大学传统心理健康教育本身带有不少弊端,与学生心理脱节、与社会现实契合度低,学生不感兴趣充满抗拒,都直接影响了心理健康教育的效果,所以,改革当前教学模式,引人微博促使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改革,以一种更加优秀、平易近人的方式将心理健康教育深人到学生们生活学习的方方面面,有助于更好的引导他们形成健康的思想与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也是微博介人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现实意义与重要价值。微博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应用,能够在当前多元文化价值观冲击的情况下,抵御各种消极网络文化和信息对学生们思想的消极影响,让他们在充满困惑、矛盾的时候不至于走上偏激的道路。高校通过经营微博账号对关注学生推送有关心理健康方面的相关知识能够更好地促进资料的共享,通过介绍相关的心理论坛、网站或优秀电视电影作品等提升学生接受度,让学生自主动手寻找和应用,通过总结学生们时常在微博上发表的各类心情、牢骚和压力来源等组织相关心理专题,了解学生心理动态变化并给予专业化的建议,引导学生积极向上。微博作为大学生表达自己观念的新载体,越来越多的与他们的生活状况挂钩,他们在这个平台上能够自由发挥,在内心出现问题时有可供发泄的途径、可供求助的渠道,对于高校来说也能够通过这个平台加强交流,更好地展开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对于高校师生来说都是很好的尝试途径3]。
二、微博应用价值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发挥
微博介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突破了传统教育空间与时间上的局限性,不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与局限,通过分析这些问题与局限从多种途径强化微博积极作用的发挥、提升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水平是当前主要实践方向。微博介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时间还较短,从目前实践实践情况来看,其具体存在以下三个问题,分别是内容狭窄、互动交流频率低、更新速度缓慢。以内容来说,不少高校的微博平台直接被作为学校官方网站的延伸,在运作模式上还偏向新闻化、固定化,缺乏吸引力,显得僵化落后,内容上也较为狭窄,多数为一些专业的心理测试,学生们简单看过就算,很少能够保持长期兴趣进行关注,可以说得不偿失,并未充分发挥微博平台的功用。互动交流频繁带来的乐趣是微博文化之所以深人人心吸引众多用户群的一大优势特点,微博平台沟通中各种图文并茂充满乐趣的语言是高校的融化剂,对于高校经营微博来说,以风趣生动充满幽默的语言来推送心理健康教育相关内容需要高超的微博管理、运营技巧,目前不少高校在这方面的尝试成绩还是不太理想的。微博作为信息更新节奏更快的平台来说,对信息的更新有着非一般的要求,不少高校微博心理教育无论内容还是与时下新鲜新闻的契合度都十分低,因而无法吸引眼球,使得学生失去兴趣,这些不和谐因素的存在都会影响甚至限制微博能量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发挥4。针对当前微博在大学生心理教育中应用的局限性,应该多策并举以应对微时代背景下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要搭建专门展开心理教育的微博服务平台,在管理模式和方法上与时俱进,应用高超的微博管理、运行技巧,打造充满趣味、吸引人的微博心理文化,吸引大学生们的关注度和参与兴趣。针对大学生心理需求和心里特点,在内容上进行精选,比如自我认知方面的知识、情绪的调控、人际关系的经营、心理健康测试等,以春风化雨的方式贴近大学生生活,渗透他们学习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通过微博上学生们反馈的心理健康测试信息来完成学生资料的收集,以此为基础展开相应专题教育指导。针对多数大学生不喜欢面对面心理沟通交流的情况提供微博私信沟通渠道,让他们敢于积极抒发内心问题,针对学生所提出的各类问题进行专业解答,并且不断收集相关资料,整理成通稿,借由虚拟案例形式完成推送和教育,在解决大多数学生面临的共同问题过程中减少人力物力与财力的消耗,对于特殊个案展开特殊帮扶。微博作为特殊的运营服务平台,经营团队工作人员的选拔也要具有微时代意识,能够做到对微博资源的物尽其用,配合微博经营需求培养专业化、高素质的工作人员,经常与在校师生展开趣味互动,提升辨识度和亲和力,强化对这一新型媒介的高校运用,并配合校内心理健康讲座、课程与专业咨询中心服务共同完成心理健康教育。同时校方要积极重视微博上信息的监督与管理,在做好日常维护的基础上,避免出现误导性信息或者不当信息引发学生反感或抗议等,以一种成熟的方式做好心理教育的推广与专业化服务阎。针对学生们的留言与反馈及时在微博经营方面进行灵活调整,满足学生们心理需求的同时针对互联网上大量流行信息进行针对性鉴别和普及,在展开心理健康教育的同时兼顾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负面信息严禁传播的同时也可参与辟谣等活动,充分体现高校文化的包容性与进步性,以获得学生认同与喜爱。总之,微博作为当前流行的网络交流服务工具与平台已经对当代大学生的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应用微博的这种影响力介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有助于更好地展开各项工作,提升学生对心理健康教育的认同度,以一种更加平易近人的方式为学生们提供心理健康咨询服务。
作者:王小宁工作单位:平顶山学院
关键词:大学生就业,心理问题,合理情绪疗法
一、合理情绪疗法的基本原理
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认知因素在情绪产生中起关键作用,情绪是环境刺激、生理激活和认知三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认识是决定情绪性质的关键性因素。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阿诺德认为,刺激环境并不是直接决定情绪的性质,而必须通过认知认定才能引发一定情绪。情绪产生的基本过程是:刺激环境-评估-情绪,也就是说,大脑皮层对外界刺激的认知评定是产生情绪的关键。免费论文参考网。
理性情绪治疗(rational-emotivepsychotherapy) 是一种以认知重建为核心内容的认知行为治疗方法。 认知行为治疗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原理:认知,也即我们的思想和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情感。很多痛苦的情绪(愤像怒、焦虑、抑郁、自责和自卑等)都是由于自我挫败、不切实际的认知造成的。艾利斯提出的著名的产生心理障碍的“ABC”理论 可用于解释这一心理现象,他用“A” 代表“前因”,指是引绪情感有关的激发事件,,“B”代表观念, 指个体对激发事件的观点,“C”代表结果指对激发事件的反应结果,即情绪和行为 。艾利斯用“非理性观念”来形容那些造成情绪不安的认知活动,艾利斯认为,来自外界的刺激事件,是否会引起情绪后果? 引起什么样的情绪后果?在这里, 起决定作用的是认识与信念系统是否符合现实与理性 。对于情绪障碍的发生来说 ,起决定作用的是非理性非现实的认识系统。非理性信念可能是“妄下结论” 和 “个人引申 ”在没有事实根据的情况下武断的下结论;另一方面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把外界事物联系到自己身上。心理治疗的要义就在于抓住认识与信念这个关键有的放矢进行说服教育,变非理性信念为理性信念艾里斯进一步提出所有的心理问题是由“ 非理性 ”想法引起的。解决心理问题便需要改变思想 由 “非理性” 转为 “理性”。
二、大学生就业的主要的情绪问题
心理专家认为,大学生择业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心理心理变化过程,体现在认知心理、情绪心理和社会心理等不同的维度。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面对众多的竞争对手,需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才能以最好的竞技状态,才能取得择业的成功,进行职业生涯的开始。从情绪的维度看,普遍体现为悲观情绪心理、不满情绪心理、焦虑情绪心理等。这些负面的情绪如果得不到理性的控制,就会破坏人的心理平衡,损害人的认知功能,使得无法正确的评价和反应周遭的环境或者事件,甚至有可能引发身体、心理疾病以及需要及时进行干预的自杀等危机事件的出现。
基于情绪感染理论,处在社会互动中的人与人,尤其是近距离接触中的人与人,会相互模仿的彼此的情绪和行为,是一个双向的过程。而且模仿不是情绪感染的重点,而且会使得被感染者产生相应的情绪。情绪感染不仅包括正向的过程,即正面情绪对对方的感染;相比而言,负向感染即负向情绪对近距离接触的互动双方的情绪影响也是非常显著的。大学毕业生是一个群体,在这个群体中往往以宿舍、班级等组织形式相互影响,在毕业生中存在的悲观情绪心理、不满情绪心理和焦虑情绪心理等负面情绪,如果没有妥当的管理,在群体中肆意蔓延,也将极大的影响到整个群体的健康成长。
三、合理情绪疗法在大学生就业情绪调适中的实施步骤
合理情绪疗法的所关注的焦点是形成实事求是的认识,从而尽量减少我们的不安情绪。质疑那些是大学生在就业中感到难受的想法和观念是直接的途径;也可以通过改变某些影响和强化消极认知的行为的作为间接途径。合理情绪疗法的目标,不是消除所有的痛苦情绪,而是帮助我们对可能引起的痛苦的情绪做出适当的反应。
著名的心理学家安德尔说过:“人类最奇妙的特质之一就是,能把负面的东西变成正面。”我们的某种缺陷往往也可以变成我们的优势。
(一)引导个体矫正自我的认知偏差
情绪性质主要取决于个体的认知,认知不同,即使情境刺激相同,情绪也不同。这就启示我们,情绪问题或者认知障碍可能是由个体的认知错误造成的。治疗情绪问题的关键是改变个体的认知错误,而要改变认知错误,主要是依赖于个体自己。
埃利斯在“ABC”理论中引入“D”,“D”代表辩驳,埃利斯用“辩驳”一词描述我们自己质疑自己思维方式的过程。一旦弄清了使得自己难过的想法和观念,下一步就是辩驳它们。例如为了辩驳我们“我应该有一份好工作”的期望和“在就业面试中屡战屡败”的现实的重大落差使得自己觉得焦虑时,我们可以告诉自己:“过去的经验告诉我,虽然好像都是失败,但是大部分就业的人都不是一次就成功的。如果在失败中能发现自我的不足,并且不断积累经验,总会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虽然面试都失败,但是没有必要弄的像世界末日一般。”
用这种方式来辩驳我们的观念,有助于体验到更恰当的情绪:放松,而非高度的焦虑。这种辩驳还会使得我们行为得当,比如在这个避免面试焦虑的例子中,可以避免消极不作为。对于无益的想法和观念进行辩驳,是合理情绪疗法中最重要的方面。学会辩驳,从而最终改变使得我们感到难受的认知,是避免和释放很多不安情绪关键。然而,这样做之前,我们的需要识别那些在我们的大学生的就业过程中制造不安情绪的观念和思维模式。
埃利斯观察到,人们天生就倾向于用不合理的、挫败自我的方式来思考。如果我们的思考违背了我们追求生存和幸福的内在欲求,它就是不合理的。在大学生就业过程中,常见的不合理信念如下:“世界应该提供我需要的东西。生活过的舒舒服服。我不应该遭罪,不应该遇到麻烦”、“事情如果没有按照我喜欢的方式发展,就太糟糕”、“面对问题、处理问题,还不如逃避问题那么容易。”、“心情是由生活境遇决定的;当事情进展的不顺利,我就不可能开心。”
不合理信念,它们的一个共同点是它们是专制的,是绝对的。认为事情“应该这样”或者“必须那样”,而不仅仅希望或者是倾向于事情怎么样。“我的生活应该无忧无虑。”、“我是受到的待遇应该是公平的。”、“我应该有一份好工作”等绝对化的要求、僵硬化的程度都是一些导致大学生就业过程中心情糟糕的观念。把事情的某个方面绝对化,以致产生心理或行为问题。
(二)恰当的进行归因和认知训练
斯多斯和尼斯柏特曾用患失眠症的病人作了这样一个实验说明了可利用归因来治疗某些心理和行为问题,典型的就是适应性情绪问题。正如上述实验所说明的,我们可以恰当利用个体的归因或重新归因作为一种心理治疗措施或手段,如在治疗自卑问题时,可以引导个体把成功归因于能力等内因,而把失败和挫折归因于运气不佳、条件恶劣等外因,以增强其信心。
蒙田说:“我们的生活就像是世界的协奏曲,由不同的音调组成,夹杂着不和谐音。这些音调既有甜美的,也有刺耳的;既有尖刻的,也有舒缓的;既有轻柔的,也有舒缓的。如果音乐家只喜欢其中的一部分,他如何谱写出最好的乐曲?”事物和事情都有两面性,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塞翁失马”作为中国很著名的一则寓言故事,语出《淮南子·人间训》。比喻一时虽然受到损失,也许反而因此能得到好处。也指坏事在一定条件下可变为好事。它是为阐述老子“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祸福倚伏观服务的。东汉班固的《通幽赋》,有一句“北叟颇知其倚伏”的话,也提示了它的寓意。免费论文参考网。因此,遇到任何事情时,既要看到其消极的方面,更要看到其积极的方面,这样便可保持良好的心态,遇到失败与挫折时不气馁不懊悔,获得成功时不沾沾自喜、骄傲自满。因此预防心理与行为问题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进行积极归因,必要时不免用一些调节,即找一些合理的理由来自我安慰。
在求职过程中遇到挫折时,要用冷静和坦然的态度对待之,客观的分析自己失败的原因,进行正确的归因。首先,在市场经济背景的就业市场化、金融危机形势下的需求形势不佳,名牌大学的毕业生高学历毕业生比例剧增的就业竞争激烈的条件下,出现求职的失败是难免的,不能期望自己每次求职都是成功的。求职失败能力不行不是唯一的绝对的原因,还有选择的求职意向不适合自己,企业的文化与自我的价值观等偶然等因素。要正确分析自己的额原因,及时调整自己的就业策略。
著名的心理学家安德尔说过:“人类最奇妙的特质之一就是,能把负面的东西变成正面。免费论文参考网。”我们的某种缺陷往往也可以变成我们的优势。进行积极的自我心理暗示,积极的自我肯定和寻求社会支持系统的支持等都是进行就业心理调适的良好方法。以自我肯定为例:用肯定的陈述来帮助自己巩固可信的信念。假如面试一份工作,可惜没有发挥好,感到心情抑郁。其实可以这样自我安慰自己:“这算不上一场灾难”,“每一次的经历都是一次都是学习的经历”,“罗马不是一天完工的”。类似的自我肯定的成熟会对自我的良好情绪的持续有极大的助益。
参考文献:
(1)(澳)埃德尔曼著;黄志强,殷明译.思维改变生活[M].上海:华东大学出版社,2007:14.
(2)李成才,谭群英.大学生的就业心理问题分析.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院学报,2007,24(1) :14.
随着社会发展与传播手段的日益现代化,传受双方更需要交互式沟通。一些学者在上世纪末先后提出过构建我国传播心理学的设想。在这次会议上,广西大学新闻系虞达文教授提出了积极的建议:新闻学是大众传播学的分支;大众传播学又是传播学的分支。似乎不宜一步到位直接建立传播心理学,可先建立与新闻关系更密切的大众传播心理学。要构建一门学科的理论框架,必须先弄清它的学科从属、领域范畴。传播心理学属于心理学分支,从领域来看,它是传播学的边缘学科,应以社会心理学、普通心理学、认知心理学、思维心理学等相关原理作为主线;作为传播学的边缘学科,它应以大众传播研究的五个层次:传者―信息―传媒―受众―效果,作为横向的基本构架。
华中理工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申凡教授认为,我国对传播心理学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80年代末,主要以新闻心理研究的形式呈现出来的,虽然研究方法单一,但是它研究的传者(记者、编辑)心理、受众心理,研究的采访、写作、编辑活动中的心理规律,在当时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对新闻学研究起到补充、拓展领域的作用;第二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直接以传播心理学的形式展开的,虽然研究方法日益严密与科学,但是内容要么与传播学理论重复、重叠,要么是对传播中的心理术语简单解释,这些研究尚不能达到补充传播学与拓展传播学研究空间的作用。申凡教授建议,可以从对传播学研究拾缺补漏的地方入手,开拓自己的领域;也可以把传播学中已有的心理研究作为起点,再向纵深方向研究。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再逐步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与理论框架。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林之达研究员发表了对传播心理学建构革新的想法。他认为:用普通心理学理论框架中的原理来观察、解释传播(包括传播的各外延)领域中的心理现象,结果把这些领域中有机联系的心理系统切割成互不联系的零碎心理现象。本研究采取另一种思路:第一步,考察、揭示了传播系统与心理系统原来是人类精神生产流水线上紧紧相扣、不可分离的工序,传播的天职就是为心理系统输送精神能源材料,心理系统的使命就是把传播系统送来的信息,通过一系列心理反应,转化成与信息异质的心理能,心理能外化为人的行为,行为做功,便产生了传播的社会效果;第二步,沿着传播领域各心理系统本来有机联系着的脉络建构传播心理学(包括新闻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宣传心理学在内的各分支学科)的理论框架。
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陈卫星教授的发言,从帕洛・阿尔托学派的基本原理出发,探讨传播心理的建构过程。帕洛・阿尔托学派的语用学理论是要把传播作为一个被整合的社会现象来考察,把人际关系与社会关系结合起来考虑,从元传播入手,从非传播的模态找出传播的可能性。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周庆元教授认为,整个20世纪,对于新闻与传播心理研究对象的认知历程可归纳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孕育期,可称为“采访对象说”,这是20世纪初期关于新闻心理学研究对象的基本认识,代表人物是邵飘萍等;第二阶段是萌生期,可称为“受众心理说”,进入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新闻学者提出要对受众心理进行研究,代表人物是安岗、陈朗等;第三阶段是草创期,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张骏德、刘海贵合著的《新闻心理学》正式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新闻心理学专著,尽管不成熟不完善,然而它初步提出了新闻心理学的框架结构,开创了新闻心理学研究的崭新时代。这一时期的汪新源先生提出了“记者为主说”;第四阶段是发展期,可称为“认识主体说”,酝酿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成熟于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主要代表有刘京林等。
对于传播心理学与新闻心理学的关系问题,与会代表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传播心理学包括、涵盖了新闻心理学,目前是新闻心理学向传播心理学方向发展;另一种认为两者相互关联又相互独立,不存在种属关系。北京广播学院刘京林教授过去认为传播心理学涵盖新闻心理学,现在则认为两者不存在种属关系,而是并列关系。她解释说:“按照完形理论的观点,被整合之后的对象不能再分解为构成它的最基本的元素。同理,虽然新闻学、心理学等学科曾经是传播学的前身与源头,但是传播学一旦形成独立的学科之后,便可以与新闻学、心理学平起平坐,相互之间不存在归属关系。以此类推,传播心理学和新闻心理学也不存在归属关系,而是相互交叉、相互渗透、又各自独立的学科。”
互联网心理问题是当今时代遇到的全新课题,引起了与会代表热烈讨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张骏德、刘海贵教授向会议提交了论文《试论网络传播对传受者的心理影响》认为,网络传播实际上突破了传统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方式,包含着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两种传播方式。在网络传播中,传者与受者的界线变得模糊,传受者可以为同一个人。在这种传播模式下,传受者(或称网民)的平等意识、独立意识、参与意识被空前激活;传受者的“超媒体思维”、移情心理、以虚拟身份娱乐人生心理等激增。互联网是一个多媒体、超文本的巨大信息库,网民得到了通信迅速便捷、查询信息与检索资料十分便利等好处,同时也带来了负面影响,网民中出现了网络犯罪行为、青少年中出现了“网瘾”患者。我国已从1996年2月起陆续颁布了有关互联网管理的法规,正在严格执行中,同时也有专家提议,运用心理干预法治疗青少年的“网瘾”病。
【关键词】信任 高等教育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项目(2013JK036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咸阳师范学院校级项目(11XSYK33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既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人们的一种基本交往方式;既是人们社会关系的基本纽带,也是人们合作关系得以建立的前提。在学术界,研究者从不同学科对信任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文在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归纳了高等教育领域内对信任问题的研究成果。
高等教育信任的理解
信任研究往往被局限于心理学领域中,人们把信任看成是存在于个人内部的性格特质,或一种经过社会化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人格特征。罗特尔指出,“信任是个体对另一个人的言词、承诺以及口头或书面的陈述之可靠性的一般性的期望,即信任是对他人言行和品质方面可靠性的信任”。心理学家萨贝尔对信任的研究则取得了较大的突破,因为他将信任的研究引向了从关系结构来理解。萨贝尔认为,“信任是交往双方共同持有的并对于双方都不会利用对方之弱点的信心”。而卢曼从新功能主义的视角出发,将信任看作一种社会关系结构,信任不仅仅只是心理学意义上微观的“人际信任”,而是宏观的“系统信任”,是建立在法律、制度等预防性和惩戒性的措施和机制的基础之上。这种认识不仅突破了以往信任研究中存在的局限,而且为信任研究提供了一种经典性范式。此后的研究者基本都是沿袭着卢曼的思路,从社会关系结构和非单纯人际角度理解信任。当前,政治学理论中提出的“政府信任”则是对信任问题的开拓性理解。对政府信任的研究显然是一种对机构与组织的信任,这既是方法论上的突破,也是对信任客体视野的开拓。高等教育机构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和政府监管下的事业机构理应是公共信任的客体,人们则站在主体立场上审视和研判高等教育并在此基础上考虑是否信任它。
国外高等教育领域研究信任问题的路向
国外高等教育领域的信任研究自20世纪后期兴盛起来,相对于上述研究成果来说,高等教育领域内的信任研究大多是应用性研究,即将其他学科就信任问题的一般理论运用到教育活动中,用以解释信任对教育机构的日常活动以及与教育相关的诸多关系的意义。依照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和研究视角来梳理,可以归纳为三类。
1.从关注大学发展的视角探讨信任对于大学内部管理的意义
其一,探讨大学自身问题所导致大众对大学失去信任的情况。前斯坦福大学校长唐纳德・肯尼迪在《学术责任》一书中分析大学存在社会信任危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大学中出现的学术不端、行为失范等现象导致大众对大学信任迟疑;二是由于大学专业性运作造成外界对大学认知的不足,这种信息不充分危害了大学向外界作出解释其运行的绩效的能力,从而导致日益高涨的大众对大学的不信任。为此,他指出大学一方面通过进一步完善大学内部管理机制来遏制学术不端行为的出现,另一方面大学人要养成诚实品质来重新赢得信任。Wayne A. Jones探讨了大学组织模式与教工向其领导者供给信任水平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关系这样的问题,用于为大学领导者改善其领导实践提供帮助,同时也为大学能很好地进行管理决策提供理论支持。
其二,研究教育机构中的人际信任问题。如Regina Dawn Woods在其博士论文中探讨大学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人际信任问题,提出了改善双方信任水平的策略模式。德国著名教育学家马丁・K・W・施威厄多年来致力于研究教育领域的信任问题。他将信任的研究重心放在教育组织中的人际信任问题,并深究信任对于教育机构、对于班级建设和对于学生个人成长的意义,他指出“师生之间的信任是教育成功的基石,在人对人的信赖之中蕴含着学校日常生活正常运转的巨大机遇。师生间的信任能够帮助他们及早地认识问题并共同建设性地解决问题,信任可以创造一个积极的班级与学校氛围”。美国学者斯蒂芬・D・布鲁克菲尔德以同样的视角探讨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人际信任,并将其作为大学教师进行有效教学的策略与技能来看待。
2.从宏观的高等教育管理过程探究信任的功用问题
Lesley Le Grange撰文探讨社会信任对南非和澳大利亚两国高等教育机构交流合作和发展学术事业的重要作用。Mike Bottery在其文章中探究政府与大学教师之间的信任问题,以发现造成政府和教师间愈演愈烈的不信任的原因,他认为这是由哈耶克指称的福利国家权威主义过分滋生以及弗里德曼的市场化喧嚣所造成的,这些因素极大地影响到教育管理机构对大学和教师的态度,进而影响到对他们的聘任与留用问题。在考察英国高等教育时,马丁・特罗曾提出英国历届政府对大学信任的逐步下降,并与此紧密联系的政府对大学的持续敌意。当政府对大学的信任度呈现出下降趋势时,大学的自我改进就得不到外部的理解与支持,而那些用外部力量来推动大学改革的观点便叫嚣尘上。由此可见,信任对于大学发展具有显著的外部意义。
3.研究学生(大众)与教育机构之间的信任问题
社会学家科尔曼注意到早在1966年美国第一份全国性的研究报告就显现出大众对学校的信任呈现下降的趋势,该报告披露了美国公立学校在实施教育的机会均等等一系列政策时显露出的低效和无能。他还指出学校失去大众信任的后果,那就是政府计划发行教育债券和增收教育税的议案屡遭否决,因而极大地限制了学校的教学能力。又如俄亥俄州立大学Amit K. Ghosh, Thomas W. Whipple和 Glenn A. Bryan三人认为大学要对专业程度、互动效率、合作意向、释疑能力、利好取向、守约状况、信息交流机制和道德理性这八个方面采取相应策略精心重塑,才能赢得学生的信任,大学也方能在竞争中得到更多的生源和教育财政的支持。在信任研究问题上,他们总结有两个路向可以深入下去,其一为在组织层面分别研究政府教育管理层与学校管理层、政府教育管理层与校长、学生与学校、家长与学校之间的信任关系。其二是在组织内部研究教师之间、学生之间的人际信任关系。
塞浦路斯的Paul T. Gibbs从哲学视界撰文认为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大学为赢得财政支持和迎合社会的需要将更多地提供技术性产品,这势必造成大学以牺牲自我为手段来顺从社会要求和实现自我私欲的膨胀从而舍弃自己本身所具有的审思、致学和反思的本性。他还指出,“教育并不是要去猎寻各种社会资本,而在于构建学习共同体,在这一过程中应唤起学生和老师热切地探寻智慧并且能理智地行事”。为此,他倡导学生与老师应通过创建广阔的学习共同体并在其中培植信任作为大学生活的追求,将信任作为学生和老师的一种存在方式。
国内高等教育领域信任问题的研究路向
在国内,目前对高等教育领域的信任问题的研究,只有较多的学术论文针对教育机构(组织)内部的信任问题以及教育机构与其他要素间的信任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综合起来说,这些成果的研究视角大都集中在以下两方面。
1.研究教育机构内的人际信任关系
这些研究往往从工具主义角度来理解信任,即探讨如何在教育机构内主体之间培植与运用信任以提高学校管理效率和课堂教学效度。石艳基于对人际信任的关注来探讨教育领域中的信任危机、信任类型和信任机制的建立等问题。王福友则探讨学术组织中的信任问题,其研究立场也是基于学术组织中的人际信任。在此基础上他分别探讨了学术组织中的信任的来源、信任的实现条件以及信任对于学术组织的意义等问题。与此类似,向东春则聚集于当代大学内部学术人员和行政人员之间的信任关系,指出改善中国大学组织中的信任状况必须培养学术归属感、建立信任机制和实现分工决策制度化。李晔的博士论文《师生信任及其对学生的影响》则以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师生之间的人际信任问题。他认为“信任是增加师生沟通、联系师生关系的桥梁,是进行有效教育的基础”。王平也主要探讨如何在教学中建构“信任机制”问题。他在研究中所指称的信任是“学生如何建立起对教学活动的内心期望以及对教师的专业技能、责任和义务的期待”。从研究视角来看,他既研究师生间的人际信任,也对教学活动的信任问题显示出了关切,这就意味着他对教育领域中的信任对象稍作了扩展,除了将教育领域中的置信对象放置在与教育活动相关的主体外,还将教育活动本身作为信任对象来对待,这便突破了仅囿于教育领域中的人际信任研究传统。曹正善的研究则从另一方面对传统的人际信任研究作出了拓展,他通过探索信任之于教育的意义以及信任之于教育所具有的价值,并认为“信任对教育的意义在于信任是一种独特的教育智慧”。
2.研究外部群体对大学的信任
这一视角将研究立场放置在大学外部,从社会大众的视角来探讨人们对大学的信任问题。新近有关高等教育问责与大学信任关系的研究成为这一路向的显著反映。柳亮认为从更宽泛的社会视角来看,大众对整个社会组织都在下降,这其间当然包括大学。“当失望成为公立高等教育系统、市场驱动的高等教育系统以及所有二者相互结合系统的一个重要问题,问责的必要就突现出来了”。通过探讨问责在何种程度上破坏(或建设)高等教育系统信任的两难问题,他指出,问责制对于大学信任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它通过工具性手段可以使大学教育对学生的可测量指标更为清晰,同时它又会带来潜在的破坏性,在满足大众的短期的功利性要求方面,也容易让大学偏离其公共性,长此以往反而会动摇人们对大学的终极信任,影响到人们与大学的合作关系。另有研究者以选取局部地区的乡村人为代表来探讨我国大众对大学信任的问题,通过社会调查研究来说明当前我国大众与大学合作动力减弱、学生放弃大学教育等现象。
参考文献:
[1]转引自郑也夫.信任论[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16,17.
[2]转引自董才生.社会信任的基础:一种制度的解释[D].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04:20.
[3]Wayne Jones.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of Butler’ Conditions of Trust to Birnbaum’s Organizational Models: Implications for Leaders in Higher Education [J].Journal of Leadership studies, Vol.8, No.3, 2002:10-11.
智商诞生初期,只是基于把一些智力缺乏的儿童与智力正常的儿童区分出来的一种工具,没想到智力测量的发展走向了与其初衷相反的道路,成为在正常人群中挑选智力超群之人的工具。
19世末20世纪初,法国教育部长找到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比奈,请他设计一种方法,以便早期确定那些可能从常规课堂之外受益的儿童。比奈的方法经过几轮更新和修正,最后发展成为比较成熟的智力测量标准。现在最常见的是斯坦福-比奈智力量表(其实就是比奈测验的美国版)。其实心理学家加德纳提出的八种智力中已经包含了有关情商的部分内容。他认为人的智力可分为音乐智力(比如小提琴家梅纽因在3岁时对音乐的感受)、身体运动智力(舞蹈演员和运动员以及外科医生比较擅长的那种)、逻辑数学智力、语言智力、空间视觉智力(美术家和建筑学家所突出的部分)、人际交往智力、自我认知智力和自然观察智力八种,其中第六种人际交往智力,就是指与他人互动的技能,如对他人的心情、气质、动机和意图的敏感性。
就像一种药物的流行标志着某种疾病的流行一样,后来“情商”的概念随着一本畅销书的行销而铺天盖地。其实这反映了社会趋势和价值观的变化。在人们心目中,智商的遗传因素多,而情商是可以训练出来的。按道理,中国人不应缺乏情商,中国传统哲学基本上是一种修身和人际关系的学问,讲究“仁”、讲究“和”,但现实的情况并不是这样。
出版: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6月
【评委评语】
作为一本学术会议的论文集,《旅行的图像与文本》中的“摄影作为信息和方法”单元,集中展现了当代中国学研究的新取向,即在现代中文语境中,通过对于摄影图像与文学文本之间的跨媒介互动,来发现摄影在型塑“中国性”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摄影和文学互动所激发出来的对于文本释读的新的可能性。同时,这些论文(并不限于这个单元)也体现了这一领域里的最新学术成果,并且可以为正在兴起的当代摄影学术研究提供成熟的规范借鉴。
―顾铮
如果说从手抄本到印刷本是书籍史、阅读史上划时代的变化的话,那照相术毫无疑问是近世信息传播领域里一场天翻地覆的技术革命。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媒介即信息”的著名观点。“信息”在此并不仅仅是知识,而是指“对人的组合与行动的尺度和形态”,媒介发挥了塑造和控制的作用。照片、影像,以其巨大的复制、传播的功能,随着全球资本市场的兴起,彻底地改造了现代人感知世界、情感交流的模式。海德格尔前瞻性地预言说,“世界被把握为图像”。视觉性,就如同语言,成为现代人把握世界、表达自我的基本方式。本书收入的第二组四篇论文,既是对中国早期摄影史的补白,更是思考摄影新媒介,作为“人的任何延伸”,在近代中国的技术传播中引发的感知与改造主体性的革命。
芮哲非(Christopher A.Reed)在其专著《谷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一书中指出,照相技术与武器制造、铁路一样,成为清末推动革新的重要推动因素。收入本书的论文勾勒了照相术早期在上海传播的概貌,指出石印技术在19世纪后期仍占主导地位,照片直到20世纪初才开始普及。该文对石印技术、摄影术作为两种同时进入中国印刷业的技术进行比较研究,兼及讨论技术性的图像与潜在观者、受众之间的关系。通过对信息交流模式(图像生产过程)与信息网络(体现在图像中的受众群体的构成)的研究,他提出一种假说:石印图片中淡化中国人,不见洋人;而工业照片中却时时可见西洋管理者的身影。作为清末中国工业化过程中信息交流模式的视觉呈现,《媒体即信息:中国早期工业照片和 石印图片及其观者之比较》一文认为照片为研究中国工业生产网络、重构受众群体提供了直观的证据。作者亦是在此意义上使用媒体(照片)即信息(工业生产网络的参与者)的说法。
法国学者狄瑞景(Régine Thiriez)长期致力于中国早期摄影史的研究、照片的收藏与整理工作。收入本书的论文《威廉・桑德斯镜头下的旧上海风情》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历史图像文献,即1862年到1870年间威廉・桑德斯(William Saunders)在上海开设森泰照相馆时拍摄的民俗照片。这类摄影多为摆拍,展现东方奇观,无论是待砍头的国人、蝴蝶发髻的女子、流动的食摊、沿街叫卖的小贩,还是披枷带锁的囚犯。这些来自文化他者的凝视、技巧、构图,推动了中国本土摄影业的发展,上海耀华照相馆等即有模仿桑德斯的作品。桑德斯通过摆拍、修饰的策略对文化“类型与风俗”的镜头捕捉,为在世界范围内的印刷品的流通传播提供了一份意义含混的中国影像。这份对历史“永恒”的记录,也提醒后世的研究者反思“图像反映真实”这一迷思。
吴盛青与徐兰君的文章,都是利用视觉材料来讨论新的观视技术对感性主体的型塑作用。吴盛青的文章《相思之影:清末明初照相文化中的情感地图》通过对19世纪末20世纪早期的诗歌与人物肖像照的对读,展示新旧杂糅的时代里旧诗与新影像的交锋对峙以及融合。摄影从传入中国之初起就与性别化的凝视与想象女性的视觉政治与文化表演彼此缠绕、互相牵连。题照诗,发扬题美人画的传统,是对“女性”照片的想象上的意义的增值与添加。该文关注以苏曼殊、柳亚子为中心的文人圈子,追溯照片作为礼物、信物题咏、流播的轨迹,讨论情与物的关系,尤其是新媒介对男性文人情感的主体间性的塑造作用。文章《照相术与现代中国“儿童相”的谱系学研究》是对“儿童相”知识考古学的梳理,徐兰君认檎障嗍踉凇胺⑾帧毕执儿童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晚清传教士何德兰的《孺子歌图》《中国男孩与女孩》,借用照片和儿歌的翻译以及游戏,从人类学的视角向世界介绍中国儿童。照片作为辅助媒介,召唤在儿歌的文字翻译中丢失了的中国性,唤起的是富于象征意味的中国形象。现代心理学先驱人物陈鹤琴,记录儿童日常生活中的面部表情、行为动作,进一步倡导童年生活中“趣味”的概念。该文提出一系列关键性的思考:影像如何发挥作用?与现代学科建设(如文化人类学、心理学)与大众媒体(如《良友》画报)之间有何种关系?影像如何对现代人的身心建构、人格型塑起到“规训”的作用?
一、“媒介现实”作为一种建构的社会现实
“媒介建构现实”之所以成为共识,是因为人们意识到媒介化语境下的现实只是一种“建构”的媒介现实。“建构”一词来自英语“Construct”,具有构造、建筑、创造、生产、结构等意义。也就是说,媒介所建构的现实与我们亲身体验的现实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复制关系,而是再度创造或生产的关系。
媒介建构的现实有别于日常生活中身体力行的现实世界,它是一种高度依赖个体经验的意义世界。媒介建构论者认为这是一种以“虚拟”为特征的社会现实。沃尔特·李普曼( Walt Lipp-mann) ( 1922 ) 很早就注意到了媒介现实的虚拟性。他认为,新闻媒介对现场事件的表达经常是错误的: 它所创建的形象经常是误导的、歪曲的,也错误地描画了我们头脑中对外部世界的形象。
他同时又认为,人们经常不是按照实际的事实与事件来作出决定,而是按照他们从新闻媒体中感知到的他们自认为真实的环境中发生的一切来做决定[1]。李普曼所提到的新闻媒体所构建的环境就是媒介现实。C 怀特·米尔斯( C Wright·Mills ) ( 1967) 提出了“二手世界”的概念。他认为,“理解人类处境的第一条原则就是人们生活在一个二手世界中。……他们关于世界以及自身的印象是由他们从来不曾遇见将来也不会遇见的众多的目击者所给予的……”[2]。
不管是媒介现实,还是二手世界,虚拟性构成了它们的根本属性。在这个虚拟世界中,媒介活动的参与者把亲身体验到的生活事件编码为媒介符号,而媒介上呈现的现实往往以新闻故事、戏剧寓言、新 闻 报 道、图 片 或 音 乐 等 形 式 出 现。
Weimann Gabriel ( 2000 ) 认为媒介现实同社会现实相比,更为戏剧化,更为丰富多彩,更为激烈,更为积极,也比现实生活变的更快。这样的世界之所以能让很多人迷恋而放弃真实生活,就在于能让参与者获得一种超乎寻常的“在场感”[3]。“在场( Presence) ”是一种主观体验,并非客观实在。
James J Gibson ( 1979) 指出,“在场感”可以被理解为一个人对其物理环境的体验。它不是指社会个体所生活的物理世界中的周围环境,而是对那些环境所产生的一种感觉与意识,而这种周围环境是作为自动控制的精神过程的一种中介而存在[4]。W·托马斯也对此有过论述,认为在环境刺激与人的反应之间存在一个主观定义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所谓的“情境定义”。这种情境判断完全是主观的,可能与客观实际相符合,也可能不相符合。但是,如果人们把一种情境定义为真实的,那么它们在这些人看来就是真实的[5]。因此,所谓的“现实”实际上就是社会个体对自身所处环境所定义的一种在场意识。从这个角度而言,媒介现实虽然有别于身体力行的客观现实,但是因为能够给参与媒介活动的社会个体一种“在场感”或“在场”意识,从而具有一种高度的真实性,也比大量的物理世界更吸引人,更迷人,因而也被参与者当成一种社会现实。
二、媒介建构现实的三种研究范式
有关媒介建构现实的研究,一般被看作是与实证主义相对立的一种研究思路。费斯克( Fisk)在批评以信息运输为目的的媒介工具论的同时,给予了强调意义生产的媒介建构论以“符号学派”的 地 位[6]。汉 诺 · 哈 特 ( Hanno Hardt)( 1992) 也明确把关注意义问题的建构主义媒介研究思想称为文化批评学派[7]。在我国,邓理峰也开始把建构主义媒介观当作与媒介工具论( 或者媒介实在论) 并驾齐驱的媒介研究范式[8]。即便如此,学者们并没有在媒介建构论的基础上再往前走一步,对媒介建构现实的不同倾向作进一步的探讨。
媒介现实的虚拟性告诉我们,它不仅与经验世界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而且还与媒介活动参与者的个体心理紧密相关,媒介—个体—社会三者共同构成了一种互为因果的三角关系,由此也形成了三种有关媒介建构研究的基本范式: 关注媒介文本的符号学范式,关注社会现实层面的社会学范式,以及关注个体心理的社会心理学范式。
下面就理论来源、研究对象、研究问题等几个方面作进一步阐述。
( 一) 符号学范式
在媒介建构现实的研究中,来自语言文化领域的学者常常把目光放在媒介语言的具体体现———文字、图象、声音等媒介文本上面,一般采用内容分析或者符号学方法,通过研究话语的修辞与内容变化来研究语言符号的意义及其生产过程,这种思路可以被称为符号学范式。
这种范式起源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来源于我们共享的文化符码。这种语言符号的概念意义( 所指) 随着历史变化而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就是借助语言符号来思考和区分其所生活的世界的。因此,我们正是通过语言符号这种媒介,把我们的现实世界与社会历史文化建立起了联系。
罗兰·巴尔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符号学中的意指思想[9],正式把历史文化纬度引入符号学研究领域。他认为符号能指与所指两个层面之间的连接关系是一种意指关系,其中有两个核心序列 : 第一个序列是语言学意义上的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揭示的意义称为明示意,也是符号的常识性意义; 第二个序列引进了文化纬度,关心的是符号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在第二序列中,第一层面的符号成为第二层面符号的能指,而这能指又重新获得意义项所指层。这一层面的意义称为隐含意( 文化义) 。这样就把意指的触角伸向了社会现实与文化领域。巴尔特认为,文化层面与神话一样具有虚拟的特性,因而也称之为神话层。
正是因为有了“意指”过程,意义丰富的文化系统成为了神话学的所指层面。符号学也完成了从语言符号学到神话符号学的蜕变。从第一系统的语言学到第二系统的神话学,与人发生关系的现实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在第一系统中,我们面对的是物的世界,有赖于我们的实践活动来体验。感觉到的世界也是实实在在的物理世界,有时间和空间的规定性。到了第二系统,物理世界完全变成符号世界,或者说变成神话的世界。
我们接触的世界是一个超越了物理时空环境的心理世界。在那里,一切的经验不再依赖于我们的身体实践,而我们的文化想象力赋予了多种多样的符号( 文字、图片和声音等) 以形形的意义,这是理解、解释的结果。大众媒介( 既包括传统的报纸、电视、广播和杂志等,也包括以网络为纽带的新媒介) 建构的世界,就是一个第二系统意义上的符号世界。这个世界,是媒介从业人员借助一系列的图象、文字和声音符号建构而成的,并以新闻、广告与娱乐节目的形式出现。
学者们正是以符号学理论为依据,以媒介文本为研究对象,而解释与揭示符号世界的意义呈现就成了学者们努力的目标。诺曼·费尔克拉夫( Norman Fairclough) 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话语与社会变迁》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包括话语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在内的话语分析框架[10]。文本纬度的分析包括“词汇”( 主要涉及个体语词) 、“语法”( 涉及与分句和句子连在一起的语词) 、“连贯性”( 涉及分句与句子如何被连接在一起) 一直到“文本结构”( 涉及文本的大范围的组织属性) 层面; 第二个向度话语实践,牵涉到文本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过程; 第三个向度作为社会实践的话语,主要是在与意识形态和权力的关系中讨论话语。这三个向度具有递升特征,最后指向以政治、意识形态等形式体现出来的社会实践层面。这个模式虽然以社会实践为最高层次,但是始终围绕媒介文本而展开,重点是解释媒介符号多层面的意义,因而就社会实践层面而言还是不够彻底的。
( 二) 社会学范式
社会学范式重点关注媒介建构现实过程中社会现实或社会结构在其中的作用,以及在社会现实与媒介现实的互动影响过程中知识的生产与消费问题。
社会学范式的理论来源以彼得·伯格( PeterBerger) 和托马斯·卢克曼( Thomas Luckmann) 的知识社会学为主。他们改变了古典哲学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从形而上的逻辑世界转到我们身体力行的日常生活世界。他们认为这种世界蕴含的日常生活现实因为具有高度的真实性而“成为最重要的现实”,它们“以一个互为主观的世界,也是一个我与他人共享的世界,呈现在我面前”[11]。
也就是说,日常生活现实是一个主体间性的世界,具有最高实在的价值。这个世界只有通过行动者的社会互动才能建构完成。伯格和卢克曼认为,社会生活中任何一个实在的建构,都只能是社会地建构,即通过社会活动和社会生活本身来建构。
而基本的建构程序为制度化、合法化和社会化,正是通过这些过程,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称为主观与客观融合在一起的社会实在。
伯格和卢克曼的知识社会学,主要探讨了个体是如何通过语言的社会互动来建构主观实在与客观实在交错存在的日常生活世界,以及如何使社会实在与符号实在沟通连接起来。Hanna Ado-ni 等学者( 1984) 认为这个理论之所以能被应用于媒介建构研究,是因为“大众媒介( 新闻和娱乐) 在惯习化过程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以及它对制度,既而稳定社会体系所提供的支持”[12]。
说到底,该理论解决了媒介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以及媒介在建构社会现实中的重要地位等问题。
由于社会学范式的研究重心在社会结构、社会化等社会一端,因而来探讨这种研究范式的研究问题时,我们会发现,文本意义或观念等文化范畴不是它的核心问题,相反,常识性的“知识”更适合成为媒介建构研究中社会学范式的研究主题。更确切地说,“知识”构成了各种意义的结构,离开它们,任何社会都无法存在。而且,在媒介建构研究中,知识不是固有的,它是社会互动的结果,与社会互动密不可分。知识与社会结构、社会互动等共同构成了最为重要的研究命题。
( 三) 社会心理学范式
社会心理学范式认为,媒介现实的建构是媒介活动参与者对媒介符号的接受、理解与阐释的过程,也是媒介活动参与者自我认同的过程。故媒介活动中参与者的心理及相关外在化就成了关键问题。该研究范式主要来源于符号互动论。
符号互动论发端于乔治·赫伯特·米德( Mead George Herbert) ,完成于赫伯特·布鲁默( Herbert Blumer) 。布鲁默认为符号互动论有三个基本前提: 人们对事物所作出的行动是建立在意义基础上的,而这事物是因为意义而存在的; 这些事物的意义来自于一个人与他的同伴之间的社会互动; 这些意义通过一个解释的过程得到处理或调整,而这个解释过程是人们在处理他所面对的事物的时候采用的途径。布鲁默进一步把它们概括为五个核心内容: 自我( the self) 、行为( theact) 、社会互动( social interaction) 、物体( objects)和集合的行为( joint action)[13]。
那么,符号互动论为何会成为重要的媒介建构研究范式? 符号互动论虽然是一种心理学理论,但是它与传统的心理学理论不同,它的研究重点在于个体的符号互动。而媒介世界是典型的符号世界,受众接受与处理媒介信息的过程恰是典型的符号互动,而且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研究媒介建构又很好地填补了个体心理这一重要纬度,因此符号互动论就被运用到了媒介建构的研究中。
传统的心理学来自于西方的实证思想,在研究思维与方法上倾向于定量实证。但是符号互动理论关注的是符号的互动,倾向于阐释法,例如生活史、自传、个案研究、非结构性访问以及参与式观察等。而研究的社会问题也与传统心理学大相径庭。J M Charon( 1998) 特别列举了多个研究例子。如在种族问题上,可以把关注的焦点放在社会互动、传播、文化等策略上来理解种族主义和种族冲突; 就性别差异问题而言,符号互动主义者所要努力理解的性别差异,就包括个体是怎样被社会化的,我们是怎样逐渐地接受我们的身份和界定该做什么等问题上[14]。国内学者毛晓光认为,当前用符号互动理论来研究的社会问题包括社会越轨、两性符号命名、校园人群互动机制和移民的心理社会适应性等一系列问题[15]。
三、对三种研究范式的分析
在媒介建构现实的研究过程中,符号学范式、社会学范式和社会心理学范式依靠自身的理论特色,发挥出了自身的独特作用 :
从以上分析可见,这三种范式由于来自不同的理论学科,虽然共属媒介建构范式,然而在理论来源、关注对象以及研究问题等方面还是表现出了不同特点。总体来说,符号学范式从媒介文本入手,侧重于媒介符号的意义生产以及媒介内容的叙事结构等问题; 社会学范式从社会结构入手,侧重于社会结构与媒介现实之间的互动建构关系; 而社会心理学范式着眼于接受者个体心理,侧重于接受者是如何接受媒介现实的理论问题。
这种差异点也在学者们具体研究媒介建构时得到体现。笔者以《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国际新闻界》和《当代传播》等四本国内学术期刊,以及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Quarterly ( JMCQ )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JOC)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JOBEM) 和 Communication Research 等 SSCI 期刊为研究对象,搜索了几十篇有关媒介建构研究的理论论文,阅读分析之后发现,符号学范式主要研究对象有: 媒介话语的修辞,媒介内容的文本结构以及基本的叙事模式。
另有少量论文研究了传媒形象或媒介身份等。从中可以发现,坚持符号学范式的学者比较倾向于把媒介建构当作一种话语建构,而研究媒介话语的结构规律以及媒介文本的文化意义显然是其首要任务; 社会学范式虽然把研究重心转移到了媒介的建构过程,然而在具体研究时,还是具有浓厚的社会学色彩。这些学者大部分认为在媒介现实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各种社会因素,在媒介现实对人的社会化过程以及社会现实对媒介内容选择等一系列问题上起着重要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个体经验、媒介惯例、组织部门和意识形态等等,它们共同构成动态的结构关系。而这一切的影响又往往是通过新闻监管、条例、谈话等一系列话语的形式得以实现的;而社会心理学范式则把重点放在受众纬度。这些学术论文高度重视受众在理解解释媒介内容过程中自身日常生活经验,尤其是常识的作用。他们经常研究网络社区中的人际互动,以及相关的身份建构、意义交流等相关问题。
虽然这三种媒介建构的研究范式具有自身的独特性,然而在具体的研究中,我们同时发现了融合的趋势。例如欧文·戈夫曼( Erving Goffman)是大家比较认可的媒介建构论者。他早期倾向于研究新闻媒介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着力发掘在新闻媒介表达现实世界的过程中各种社会结构因素的作用,具有宏观建构的研究色彩; 后来他把注意点转向媒介受众,研究了人们形成媒介印象的过程中怎样使用与事件有关的信息以及如何表现的特点,强调了媒介活动参与者的主动性。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随着媒介建构研究的深入,融合的特征也将表现的更为显着和成熟。
参考文献:
[1]沃尔特·李普曼. 舆论学[M]. 北京: 华夏出版社,1989. 10-18.
[2]C Wright Mills. Power,politics,and people: The collected es-says of C Wright Mill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 405-406.
关键词:拉斯韦尔,精英主义,政治思想
1.精英的特征
1.1阶级
拉斯韦尔所定义的精英人物即占有安全、尊重、收入等特定价值的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权势人物。那么,如何对这些权势人物分类,如何来描述他们的特征,是接下来我所要探究的。
精英人物的特征主要可以用四个词汇加以描述,即阶级、技能、人格和态度。
首先看阶级。阶级就是具有类似的职能、地位与观点的重要社会集团[1]。拉斯韦尔更关注的是造成精英在阶级构成上改变的原因,或者说阶级是如何成为标志精英的一个特征。他认为,革命造成了精英在阶级构成上的改变。他用两次耳熟能详的革命被拿来举例。一次是十八世纪末发生在法国的一系列革命,另外一次是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一次改变的是资产阶级,一次则是无产阶级。
1.2技能
技能就是某种能教授和学到的作业方法,它包括使用事物或事物象征的技术(手工工人或工程师的技术),运用仪式象征的技术以及暴力、议价、宣传、分析等技术。[2]
在拉斯韦尔看来,拥有专门从事对物的管理技能的人,与拥有专门从事对人的管理技能的人相比,显然后者更有资格成为精英。这些拥有专门对人管理技能的人是:主持礼仪的人、使用暴力的专家、拥有讨价还价技能的人、拥有辩护技能的人、拥有对人事关系分析技能的人。使用暴力的专家们常常在一个国家处于危机的时刻才受到尊崇,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与将军们都是如此,而在和平时期则有可能被人淡忘。讨价还价的技能在商界和外交界都很重要;所谓辩护的技能就是类似律师、广告商和新闻广告等职业;而对人事关系分析的技能则掌握在一些人文学者的手里,这些人是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等等。
1.3人格和态度
如果说技能这一特征与政治关联性较小,那么作为精英第三个重要特征——人格,则被拉斯韦尔更多地以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方式做分析。分析一下曾经征服整个欧洲的拿破仑,会发现,由于拿破仑五岁的时候进了一所女校,那里只有他一个男孩,而父母和兄弟姐妹又对他十分宠爱,导致他在不受约束的环境里,养成了一种倾向于使用专横暴力的人格。在历史上,大多数的鼓动家在性格形成时期是被极度纵容和迁就的,但又常常因为所处环境的变化而中断这种纵容,比如说家庭中父母关系的不稳定,这样就使得这类孩子比别人更懂得怎样对变化不定的人类态度做出敏感的反应。
最后,所谓态度,是相继出现的精英和精英集团的政治态度对社会生活所具有的意义。在某个时候占优势的态度可能是“地方性的”、“区域性的”、“国家性的”,而在另一个时候,占统治地位的态度可能是对“阶级”或对“技能”的忠诚。精英们的态度总是在不断变化之中的。
2.精英的手段
2.1象征的手段
在初步探究完拉斯韦尔的精英主义特点之后,接下来所要关注的是精英们的统治手段,精英是如何利用象征、暴力、物资与实际措施等手段来达到特定的目标。
首先,第一个重要的手段是象征。“任何精英都以共同命运的象征作为旗号来为自己辩护和维护自己的利益。”[3]我们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个人从降生的那一刻起,就接受着个人主义的教育,个人成就与个人奋斗紧密相连,以至所有人都坚信:只要你付出了足够的努力,你就会成功。包括电影、小说等在内的宣传手段都在提醒人们,个人对成功与失败负全部责任,而在这一切背后,掩盖了国家与社会对个人的就业或生活应负的责任。相反的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集体责任的观点却渗透到了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包括在国家的象征方面,每一个听到国歌响起,看到国旗飘扬,庄严肃穆的军队行进在国旗下场景的人,都会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我是某某国家的一员。
2.2物资和实际措施
精英运用物资进行攻击和防卫时所采取的形式是毁坏、扣留、摊派。论文参考网。“很明显,一个精英如果不能使自己与经济繁荣联系在一起,他是要受到内部攻击的。”[4]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社会化大生产,精英们的安全已经与物资和价格的波动紧紧相连,所以作为统治者,精英们必须掌控物资和服务的流动。这主要有两种形式——配给制和价格制。
最后,精英治国仍然需要一些具体的政策和管理办法,这就是所谓的实际措施。具体来说,一个国家的宪法、法律、制度等都可以被精英用来保护自己和统治大众。在近代以来的西方国家,统治者不断推进教育和民主化改革,在拉斯韦尔看来,是为了将大众的注意力从对财富的分配不均上转移到其他问题上,让人们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慢慢消失在争取普遍选举权、更好的教育制度之中。[5]
3.结语
拉斯韦尔的精英主义从现实的角度出发,以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多种学科的方法来研究政治现象和政治人物,体现了精英主义研究问题的科学态度。他倾向于将民主作为一种方法,这种理念也直接影响到许多现代民主理论家的思想,如达尔、亨廷顿等。论文参考网。论文参考网。初探拉斯韦尔的精英主义思想之后,我想,尽管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精英的确推动了文明的进步。但是如果没有占人口多数的大中阶层从事基本的生产服务,精英们就没有余力去发展文明。
参考文献
[1]参见【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著,杨昌裕 译:《政治学》,第91页。
[2]参见【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著,杨昌裕 译:《政治学》,第77页。
[3]参见【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著,杨昌裕 译:《政治学》,第19页。
[4]参见【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著,杨昌裕 译:《政治学》,第47页。
[5]参见【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著,杨昌裕 译:《政治学》,第62页
关键词:人才测评心理测验
管理环境管理人才的测评和其它专业人才的测评很不同。专业技术工作结构比较清晰,毕业论文对人才要求较具体,因而测评一个专业技术人才所需的指标比较明确,操作上也较容易,相对来说,管理工作是复杂的,涉及的面比较广,因而测评管理人员的指标比较多,过程也比较复杂。传统的管理人才测评指标包括学历、职称、专业、履历、业绩成就等,应用这些指标进行管理人才测评有很多不足,例如,就业绩成就而言,它是管理人才测评的一个主要指标,但一个工作很出色的中层管理者在被提拔到高层管理工作岗位后未必很成功,因为新岗位所需要管理者的特点和以往的工作所需的特点可能关系不大。传统测评方法中最保险的是考察试用,但面对快速、高效发展的当今社会,它已经不太适应了。21世纪的竞争是知识的竞争,人才的竞争,为了能够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建立科学的管理人才测评系统势在必行。笔者将就科学的管理人才测评的概念、理论方法及相关实践进行介绍和探讨。
1管理人才测评的概念和内容
(1)测评的概念管理人员的科学化测评是心理学和管理学研究成果的综合应用[1]。物质世界千奇百怪,但硕士论文其基本元素是有限的,同样,人有很多特性,但其基本特性是有限的。人的基本特性是通过心理学的研究确定的,结合管理学的研究成果,就可以确定哪些特性和管理的绩效有关。传统的人才测评所采用的特性指标是凭经验得到的,定义比较模糊,评分标准也不确定,常常是测评者将自己的理解加进去,而这些理解可能与实际本身有很大的出入,结果是得分多少更多地代表了测评者本身的判断,而非被测评者本身的素质。心理学测评经过科学的研究,确定了人的基本特性,给予了明确的定义,同时在测评程序方面做到了结构化、标准化,例如,在纸笔心理测验中,所有的被测评人都采用相同的测验题目,所有的测评者都按标准打分,因而心理学测评结果是客观的。科学的人才测评就是运用心理学、管理学及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通过心理测量、考试(包括笔试、面试)、生理测试等手段对管理人才进行测量和评价。
(2)测评的内容管理人才的绩效取定于管理人员个人因素和管理环境因素以及两者的
相互作用[2]。管理者的个人因素主要由能力结构、人格特点、动力系统三方面组成。管理人才测评就是针对这些方面应用科学的手段进行测量。管理能力结构包括管理能力倾向和管理技能两个不同的层次,一般认为管理能力倾向是人们掌握管理性技术、取得管理成功的素质基础,是稳定的不易改变的特性,而管理技能是管理者在有效地执行他们的工作时所表现出来的专门性才能,这种技能是一种可以培养的能力。管理能力倾向的测评有很多成熟的心理测验方法。管理技能的测评应用得比较有效的方法是评价中心技术和情景模拟技术。管理者人格特点是成功管理者所共同具有的人格特征,一般认为医学论文善于管理的人往往具有某些特殊的人格特质。许多管理人员的失败并不是由于能力的缺乏,而是由于人格与工作环境的不和谐。比如,理性的管理者倾向于符合逻辑的思考和行为,无论是做决策还是处理日常事物都会以逻辑和理性为基础,而不太关心人的感情和感受,具有这种个性的管理者在需要人际交流的管理环境中是不适合的。人格测验的应用是相当普遍的,而且被证明是相当有效的。管理者的动力系统包括动机和职业兴趣两项内容。动机是行为的内在原因,它由需要产生,为行为提供能量,也具有目的性。动机有多种形式,和管理关系最密切的有权利动机、成就动机和亲和动机,三者相互影响,共同制约着管理者的有效行为,只有管理者的权利动机、成就动机和亲和动机之间恰当搭配才能取得最佳的管理绩效。例如,亲和动机对于维系团队气氛、鼓励团队合作是有利的,但过度强调亲和性会忽视工作目标和放弃管理原则。成就动机是获得成功的内驱力,但过高的成就欲望会使人降低任务的设置水平和产生回避失败的倾向。职业兴趣使管理者的另一动力成分[3]。管理者的职业兴趣是管理者在管理活动中充满热情、发挥较高的积极性。职业兴趣和工作动机测验在国外已大量使用于管理人员选拔、安排等领域,给组织提供咨询和指导。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对管理者个体某个方面的单一测量并不能有效地预测职业发展。只有把管理能力测验、个性特征测验、职业兴趣测验结合成一个综合工具来应用时,才能准确测评管理者。
(3)管理环境问题除了动力、人格、能力,管理绩效还取决于管理者所处的环境,取决于管理者的动力,人格和能力与管理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因而要正确的评价管理人员,除了要考察管理者本身,其次还要分析管理者和任务结构、管理情景等因素之间的匹配程度[4]。例如,如果管理者所处的管理环境具有短期雇佣、控制明确、个人责任制、成员关系以工作关系为主的特征,那么要求管理者要有较高的个人成就动机,风险承受力,管理风格以工作定向为主,而人际关系在这里显得并不那么重要。相反,如果管理环境是终身雇佣、控制含蓄、集体决策、注重团体关系,工作结构不定,那么要求管理者具有集体价值取向,管理风格以人员定向为主,人际关系在这里显得非常重要。又例如,单件小批量生产的企业需要具有很大的灵活性,能对顾客需求的变化作出迅速的反应,这样,管理者必须亲和性强,善于授权,较少强调确切的工作说明;而产品相当标准化、大批量生产的企业,职称论文需要管理者具有较高的权威性,较强的控制监督能力、亲和性也不应太高。由此可以看出,不同的管理环境对管理者的动力、人格及能力的要求是不一样的,管理环境因素权变地影响着管理者自身因素与管理绩效之间的关系。
2实施方法和实践
(1)实施方法管理人员的测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心理测验法,另一种是评价中心
测验法。心理测验主要是利用心理量表对上述测评内容进行测量,它的优点是方便、快捷,且成本较低。前面提到过管理的成功是管理者个人因素和特定环境因素相作用的结果。目前,管理人才测评越来越注重情景的权变作用,强调管理者与环境的和谐性。知道了管理者的个人因素,只完成测评的一半工作,接下来还要确定管理环境因素,然后才能判定两者是否匹配。评价中心测评法是目前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做法。心理测验法效率高,成本低,但它的测量结果偏于一般性,对于针对性较强的测评要求还不尽人意。评价中心测评方法的中心思想是对具体真实的工作情景进行模拟测验,内容除了心理测验外,加入的一些情景测试。其主要形式有处理公文测验,角色扮演等。这些情景测试是由专家根据具体的管理环境设计的,其程序也是标准化和规范化的,因此在测评特殊性方面比较客观准确,辅之以心理测试的一般性,使测评效果达到了最佳。
(2)管理人员科学测评的实践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在1956年采用人才测评的办法,对几
百名初级管理人员进行测评,然后将测评结果封存起来。8年以后,即1964年,将当时的报告拆封,与这8年里实际的升迁情况进行对比,结果发现,被提升到中级管理岗位的人员中,80%的评选鉴定是正确的,在未被提升的人员中,90%的当时就预料到了。现在美国的很多大公司都采用了科学人才测评的方法,并建立了评价中心,如AT&T、IBM、GE、Ford、Kodak等公司,在美国每年以评价中心选拔的人员达数十万人。西欧一些国家的大型公司也采用了人才测评的方法,如德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专门设立了评价中心,有专人负责管理人员的选拔和发展。改革开放后,我国才逐渐开展了人才测评的工作,但进展是很快的。90年代中期,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在录用副局级干部时分别加入了心理测评的内容,很多外资企业在人员招聘过程中也采用了心理测评的技术。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出现了一些提供人才测评服务的公司、机构。我国人事部考试中心也于1998年年初推出了一套人才测评系统。这些都意味着科学的人才测评在我国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整个铁道部是一个大运输系统,由很多的部门构成,各个部门的性质和任务都有区别,加上改革带来的新情况,使得铁路系统的管理环境十分复杂,因而要想在铁道系统作好管理者测评,要进行很多艰苦细致的工作1作者所在实验室曾对在北方交通大学进修的多期铁路干部班学员进行过测试,英语论文得到很多有意义的结果1例如,曾用国外权威量表对干部进行过测评,其中一项测试题为“追求工作的稳定性和管理成功的关系”,在发达国家,一般管理者对此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而在干部班中基本是否定的1究其原因,我国铁路干部和发达国家管理者对“工作稳定性”的理解是不同的,“工作不稳定”对发达国家的管理者意味着包括解雇在内的一些内容,而我国铁路干部过去还从未面临这样的问题1另一项测评给人印象更为深刻1内容是要求干部班学员对与管理有关的个人品质的重要性打分,这些重要程度划为6个级别,结果是不论从事什么管理工作的人打分结果都很一致,而且对每一项内容的打分都比较高1这些管理者认为每项品质都重要,这说明他们根本不能从自己从事的管理活动出发分清不同品质的主次,不能鉴别出这些品质和管理活动有什么关系1对同样测试,在发达国家从事不同管理活动的管理者对不同品质的打分有很大的区别1上述的例子说明铁道系统干部有自己的特点,进行测评要从他们的特点出发1
3结束语
社会已开始步入知识经济的时代,人是知识的载体,谁能真正做到知人善用、人尽其才,谁就能抓住先机,留学生论文在瞬系万变的剧烈竞争环境中勇往直前。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象今天这样迫切地感到人才选拔的重要。传统的人才测评方法在这样时代面前日见其缺陷和不足,时代需要科学的人才测评。铁道部是国家重要的交通部门,铁路系统管理干部的测评也应顺应时代的要求,赶上时代的步伐,采用科学的人才测评方法。
参考文献
1CurtissPH。PsychologicalAssesment:AResearchLiteratureReview。AHandbookofPsychologicalAssessmentinBusiness,editedbyCurtissPH。&KellyAC1991131~46
2KellyAC。ThePsychologicalAssessmentofMiddleManagers。AHandbookofPsychologicalAssessmentinBusiness,editedbyCurtissPH。&HellyAC1991。112~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