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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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环境污染论文范文

以单独的省或直辖市为研究对象的研究，结论也有较大的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既有选取的时间范围方面的原因，也有各个地区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原因。除此之外，还有数据方面的原因，比如各个地区数据统计口径可能存在差距，甚至同一地区不同年份统计口径都可能存在差异。所以统计范围过大，可能会造成数据质量的损失，以全国为研究对象明显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基于此，本文将以西部具有代表性的城市重庆为研究对象，研究重庆市在西部大开发进程中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重庆市作为研究对象的主要原因有:一是因为重庆市作为西部大开发的代表城市，可以大致评判西部大开发进程中经济增长与环境的关系，研究成果对西部大开发的其他城市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二是因为西部的其他城市或省份数据不全，对全面研究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造成一定的困难，而重庆市的数据相对来说更加全面、更容易获取，所以选择重庆市而不是整个西部地区作为研究对象。

二、数据说明及描述

(一)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1995－2012年重庆市经济与环境污染指标的数据，选用工业废水排放量(water)、工业废气排放总量(air)、工业二氧化硫排放总量(so2)、工业烟(粉)尘排放量(dust)以及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solid)等五类环境污染指标数据。由于统计年鉴中国知网上没有直接给出1995年重庆市人口的数据，本文使用重庆市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和201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的平均数近似替代重庆市1995年总人口。以上的经济、环境、人口数据均来源于重庆市统计年鉴。

(二)数据描述

通过观察五类污染指标的1995－2012年间的时间变化趋势，笔者发现:

(1)在2000年之前重庆市的工业废气排放总量维持在较低的水平，然而在2000年之后，重庆市工业废气排放总量快速增加，一直到2009年达到顶峰，之后逐渐减少;

(2)二氧化硫污染物总体上呈现先减后增的“N形”趋势，二氧化硫污染物总量在2002年之前一直呈减少之势，之后一直增加，直到2006年又呈减少之势;(3)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烟(粉)尘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就总量而言，除个别年份之外基本呈递减的趋势。生的污染物的排放量，更能体现经济增长的效率和环境代价，可体现经济增长的质量，所以本文使用该指标来分析重庆市经发展经济过程中付出的环境成本。单位GDP所产生的二氧化硫、工业粉尘、固体废弃物、废水、废气呈递减的趋势，说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环境成本在逐步减小。每万元GDP产生的五类污染物逐年下降有，可能是因为GDP的增长速度快于污染物排放量的增长速度造成的。

三、计量模型与实证结果

根据以上的回归模型，可以看出重庆市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会使重庆市工业废气增加约0．91个百分点，工业粉尘的排放量减少约1．65个百分点，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减少约3．91个百分点，固体废弃物排放减少约0．53个百分点，废水的排放量减少约1．74个百分点。这表明随着西部大开发的逐步深入，外来投资的增加使得重庆市的环境有所改善，主要体现在经济的增长使得重庆市的工业粉尘、二氧化硫、固体废弃物、废水排放量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降低;相反，经济的增长使得重庆市工业废废气的排放量较大的增加。另外，本文通过利用五类环境污染指标与GDP关系图的分析可以得出:

(1)重庆市废气排放量与经济增长呈倒U形关系，并且在人均GDP达到24000元时，废气排放量达到最大值，超过24000元，废气排放量逐渐减少;

(2)重庆市工业粉尘排放量与经济增长大致呈U形的关系，并且在人均GDP为28000元时达到最低的，超过该值，粉尘排放量则逐渐增加;

(3)重庆市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大致呈N形的关系，并且分别在人均GDP为9000元和15000元时，工业二氧化硫的人均排放量分别达到极小值和极大值;

(4)重庆市人均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和人均废水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呈反向变动，即随着人均GDP值的增大，人均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和人均废水排放量逐渐减少。

四、结论

本文运用重庆市1995－2012年间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数据，通过建立计量模型，研究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本文得到如下结论:

(1)重庆市在发展经济的进程中，经济增长的质量不断提高，即每万元GDP产生的五类污染物的数量逐渐降低;

(2)重庆市经济增长会使得工业粉尘、工业二氧化硫、固体废弃物的、废水的人均排放量在不同程度上下降，但是会使得工业废气的人均排放量增加;

第2篇：环境污染论文范文

1.1农村环境污染客观成因

1.1.1农业生产污染也叫农业面源污染。农业的迅猛发展，农药、化肥、农膜的不合理使用，种植业复种指数较高，大棚等设施栽培不断扩大，使土地板结，有机质减少，土壤肥力下降。畜禽粪便、养殖场污水得不到彻底处理就排放水体；秸秆综合利用率不高，农村劳力逐步缺乏，部分地方焚烧秸秆或堆扔入沟河，使河流富营养化程度变高。农用残膜散落在田间地头、树枝、随风飘扬，秸秆、畜禽粪便堆放在房前屋后、路边，不但造成对土壤、水源等自然生态的污染，可能的细菌、微生物繁衍传播，影响城乡广大居民的身心健康，也严重丑化着农村整体形象。

1.1.2人居生活污染主要来自于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造成的农村环境污染广大农村地区厨房炊事用水、沐浴、洗涤用水等这些用水分散，目前没有任何收集处理的设施，基本是随着雨水的冲刷，随着地表流入河流、湖泊、沟渠、池塘、水库等地表水体、土壤水和地下水体，对于农村水环境造成了很大的污染，也对村内生活环境造成一定的污染。农村生活污水造成的环境污染不仅是农村水源地潜在的安全隐患，还会加剧淡水资源的危机，使耕地灌溉得不到有效保障，危害农民的生存发展。生活垃圾多数地方没有处理或者处理效率低。除政府投资试点的垃圾集中清运村能够实现使用垃圾池对瓜果皮、烂菜叶、纸屑、包装袋（盒）等日常生活垃圾集中进行存放集中处理外，大多数村依然存在生活垃圾和废弃杂物随手倒在自家门口、村沿街沟渠、河湾、池塘等，乱堆乱放现象严重。一到起风的日子垃圾到处乱飞，造成河流污染、苍蝇乱飞、臭气熏天的恶性反应，严重影响村容村貌及村民生活健康。

1.1.3工商业污染随着经济发展，广大农村地区逐步出现了一些淀粉、面粉、造纸等加工企业，个别地方还有采矿业、冶炼业、水泥生产，一些污染较大的企业从大中城市迁移到农村。铁矿企业的废石和尾矿砂已成为影响农村地区生态环境的主要因素；同时，工业烟尘、粉尘的排放严重影响了周围村庄的生活环境。一些地方采矿过度、经营粗放，造成矿区地表塌陷、水土流失，严重破坏了农村生态环境。一些工业行业、企业的各类废弃物、垃圾和污水形成了新的农村环境污染。

1.2农村环境污染的主观成因1）农村居住环境改善缓慢，村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规模小、配臵不均、经济性差，偏远乡镇的村卫生厕所普及率几乎为零，排水、污水处理等设施基本空白。一句话，政府给予农村的关注和投入还远远不够，农村行路难、用水难、环境差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2）从农村居民自身来讲，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进步与生态环境建设的滞后存在着较大距离。农村比较富裕的物质生活同农民生活质量、居住环境存在距离。传统的圈厕、畜禽放养“、三大堆”等，对群众生活质量、居住环境造成直接的影响，同富裕的物质生活不相符。旧的陈规陋习与日益发展的现代生活气息之间存在反差。经济观念的转变同某些方面一些道德失衡之间存在距离。经济的发展与经济观念相互促进，但某些方面经济失衡，甚至自家门前雪也要别人来扫，而屋内却窗明几净。

2甘肃农村环境污染凸显上升趋势

2.1人居污染直线上升据统计，甘肃农村每年产生生活污水约10多亿t，而96%的村庄没有排水渠道和污水处理系统，生活污水随意排放。农村生活污水有以下特征：①面广、分散。村庄分散的地理分布特征造成污水分散，难于收集。②来源多。除了来自人粪便、厨房产生的污水外，还有家庭清洁、生活垃圾堆放渗滤而产生的污水。③增长快。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农村生活方式的改变，生活污水的产生量也随之增长。④处理率低。据调查，每个农民年均产生约220kg生活垃圾、500kg粪尿和1.3t生活污水，由于很少有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污水随意排放，滋生蚊蝇，传染疾病。人居垃圾以生活垃圾和厨房垃圾为主。据估计，人均生活垃圾产量0.86kg/d（湿基）。甘肃省多数农村所有垃圾未经分类收集，少数村虽有垃圾池，但是垃圾收运转运体系尚未建立，收运转运严重滞后，生活垃圾弃置在路边、房前屋后的空地、洼地、池塘边、河岸边。进入垃圾池的垃圾收运转运不及时，普遍存在池满溢出现象。一些村庄已基本处于垃圾的包围之中，给当地村民的生活及健康带来极大的影响。随着农村生活条件改善，人居垃圾种类数量直线上升。

2.2畜禽养殖污染处理不够甘肃省畜禽粪便年产量约4400万t，由于多数养殖场没有综合利用的粪便污水处理设施，堆放的粪便、污水不仅污染了空气和水体，而且传播病菌、危害农田生态。大部分畜禽养殖户没有较为标准的粪污处理设施，生产的粪污多用编织袋装袋后堆放在道路两旁或其他公共场所，或直接堆放于任意空地；部分养殖户生产污水随意排放，并没有做到有效、合理利用，反倒影响了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周围群众对此反响强烈。此现象，在甘肃省中东部人口相对密集地区尤为明显。

2.3农业面源污染日趋加重有关监测资料显示，甘肃省遭受各类污染的农田面积已超过86.67万hm2，每年因此造成经济损失2600多万元，而全国因耕地污染每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农业面源污染不仅造成有害物质在农作物中累积，威胁着城乡群众的身体健康，而且制约着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随着近年来农业集约化程度的提高，化肥、农药、地膜的使用量逐年加大，大量的有毒、有害物质进入农业生态系统，造成一些地方农业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日趋加重。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导致部分农产品中农药残留量、重金属和硝酸盐等有害物质超标；地膜的广泛应用带来的“白色污染”给农业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另外农作物秸秆和畜禽粪便等农业生产残留物综合利用水平不高，秸秆的焚烧和粪便随意排放，不仅浪费了大量宝贵的生物资源，而且造成了空气、土壤和地下水等的污染。据了解，在甘肃省农村，除一些企业固定排放污染物带来点源污染之外，农民、农业自身带来的生活垃圾，种养业、化肥农药等面源污染，通过地表径流和农田渗漏，严重影响了耕地质量。

3农村环境与生态农业的辩证关系

生态农业是农村环境综合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生态农业能最大程度地从源头上减少农业生产带来的各种环境污染，包括对秸秆的循环再利用，减少化肥、农药等外来无机质的投入，对畜禽粪便的处理再利用等。但不能彻底根除这种污染，如农用残膜、难以开展生态农业生产的分散农户的种养业都会持续带来农业污染。关于农业生产造成的污染，要立足于发展高效农业的同时，通过开展生态农业建设是控制其污染的有效途径。通过加大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科研攻关力度，积极推广先进的耕作技术，实现农业产业结构合理化、生产技术生态化、生产过程清洁化、生产产品无害化。大力发展农村循环经济，推行清洁生产，积极推动乡镇企业结构调整，鼓励发展技术含量高、物耗少、污染轻、效益好的产业和产品，把产业结构调整和推广清洁生产工艺、实用治理技术、发展环保产业结合起来。

4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开启农业环境污染治理之旅

4.1生态农业内涵生态农业，简称ECO（eco-agriculture的缩写），是按照生态学原理和生态经济规律，因地制宜地设计、组装、调整和管理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系统工程体系。它也是农、林、牧、副、渔各业综合起来的大农业，又是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综合起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现代农业。

4.2生态农业模式2002年，农业部向全国征集到了370种生态农业模式或技术体系，通过专家反复研讨，遴选出经过一定实践运行检验、具有代表性的十大类型生态模式。根据甘肃省的实际，草地生态恢复与持续利用生态模式及配套技术、生态种植模式及配套技术、生态畜牧业生产模式及配套技术、设施生态农业模式及配套技术4种模式适合于甘肃省示范推广，其中以循环生态农业模式更适合当下推广。而目前比较常用的有复合生物系统循环模式，秸秆直接还田循环利用模式，种养结合循环生产模式，农业废弃物再生循环利用模式，本文在此进行介绍和推介。

4.2.1种养模式利用玉米秸秆开展养畜，主要采取将玉米摘除棒穗后进行黄贮或连带棒穗进行田间收获玉米秸秆，粉碎后用作青贮饲料；或将玉米秸秆进行塑料袋青贮和窖式青贮，成为青鲜的饲料；或将玉米秸秆加工压缩成营养成分高的“畜饼干”。通过“饲料—养殖—沼气”模式，“过腹”还田。目前全省建成青贮氨化池4万多个，建设秸秆养畜示范县10个、示范村77个、示范户1.5万户。秸秆养畜加强了种植业与养殖业的结合，实现了农业生态系统内的物质循环利用，促进了畜牧业增效和农民增收。4.2.2畜禽粪污循环利用模式将畜禽粪污处理再利用，集能源、环保、资源为一体的畜牧循环经济模式。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探索建立循环经济生态园，以肉牛、肉羊良种繁育、科学种植养殖示范、生态能源循环利用示范为主，通过“向农民收秸秆做牛羊饲料，用牛羊的粪便制沼气，再用沼气池产生的沼液沼渣当有机肥料，在阳光联栋温室里种植食用菌、反季节蔬菜和花卉”的循环生产，实现“节能、环保、无污染、零排放”的循环生态平衡。生态园一年向周围农民收购5000多t秸秆，仅这一项，为周边农民增收100多万元。

4.2.3生态保护型发展模式把现代化技术与传统农业通过合理的投入，使农业生态系统维持在理想的状态并能保持良好的物质能量循环，从而达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如千亩果园清洁生产生态化模式，重点抓生产无害化和废弃物资源化两个关键环节，以点面结合防治面源污染。通过推广生态肥、配方肥、有机肥和病虫草生态控制、秸秆资源化利用技术，优选农业投入品，修建农业投入品废弃物收集池，将农作物秸秆、有机垃圾等混合发酵生产有机肥，从而解决农业投入品和秸秆废弃物造成的污染问题。又如“一池六改”，即：沼气池、改厕、改圈、改厨、改院、改水、改路为主的家园清洁模式处理人畜粪便；以联户污水处理系统和垃圾物业管理为模式，解决垃圾、污水污染问题，实现了家园清洁，提高了农民生活质量。

4.2.4秸秆多项利用近年来，随着中部广大地区地膜双垄沟播技术推广，秸秆数量直线上升，除为养殖业提供饲料以外，还造成了农村环境的大面积污染，房前屋后、道路两旁堆积如山，甚至焚烧，烟雾缭绕。秸秆的再利用和处理是当务之急。利用处理主要有4个方面。1）秸秆饲料化。通过青贮、黄贮、秸秆加工压缩、氨化和微贮等技术处理，让秸秆过腹还田。2011年，全省饲料化利用秸秆量750.77万t，约占秸秆资源总量的45.97%。河西、中部、东部、南部饲料化利用率分别为60.03%、39.83%、35.94%、41.66％。秸秆处理技术推广多年、也相当成熟，但由于农村生产关系变革、劳动力变得越来越短缺的情况下，具体实施起来困难不少。关键还是要实行订单农业、发展农业合作社、疏通销售渠道、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找到有效处理利用的切入点，做到处理全覆盖、不留死角。2）秸秆肥料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生产有机肥，以生物发酵和无公害化处理的有机物质为基础，配以各种作物所需的营养元素和生物菌剂，经科学配伍，制成具有农药效果的多功能新型肥料。通过引进秸秆有机肥生产工艺，建立加工企业，对秸秆进行肥料化处理。二是秸秆粉碎直接还田，也是近年现代农业研究出来的一项新成果，要不断示范推广，完善机械处理工艺。秸秆肥料化不但能让废弃秸秆变废为宝，还可有效降低化肥的使用量。3）秸秆新能源化。近年秸秆沼气、气化、固化成型、高效炉灶炕等利用得到较快示范推广，秸秆能源化利用在综合利用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显现。笔者认为，通过引进秸秆固化生产工艺，加工生产固化秸秆新能源、替代煤炭等农村传统能源有较大的发展前景，也有生态价值。4）秸秆还可作为食用菌基料、工业原料（造纸、板材、建材）等多种用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引进和研发。

4.3其他农业污染的生态治理

4.3.1农膜农膜的使用量逐渐上升，但废弃农膜的污染也相当严重，农膜的回收利用是农村环境治理工作的热点问题。残膜治理工作有两个方面，一是建立社区残膜回收站，组织人员对农用残膜进行收集并及时上交加工场进行处理；二是加大对可回收利用农膜的研制开发和对废弃农膜的再加工利用研发工作。

4.3.2尾菜尾菜是一些自然条件相对较好农业生产区域的重要农业污染源，道路两旁、田间地头到处有尾菜，有些地方污染还相当严重，如不及时处理，还会造成连锁污染。处理方式主要通过回收、建立尾菜处理厂进行集中处理。

第3篇：环境污染论文范文

国内外学者关于对外贸易对环境污染影响的研究成果已经非常丰富，但是很少关注腐败对于一国对外贸易环境污染效应的影响，更多地是关注腐败对环境的影响(Coleetal．，2010)，例如，Rehmanetal．(2007)以南亚四国为样本，实证研究贸易、腐败对环境的影响，发现腐败上升直接抑制了贸易对环境的改善作用。本文将首先分析腐败作用于对外贸易环境污染效应的影响机理，然后基于1992～2009年省级动态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克服内生性问题，实证研究不同程度腐败对于地区对外贸易的环境污染效应有何影响。

二、腐败作用于对外贸易环境污染效应的影响机理分析

1．腐败通过作用于规模效应改变对外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当腐败水平较低时，收入差距较小，这有助于拉动国内消费需求，但不利于出口规模的扩大，在改善当地环境的同时扩大了进口品的需求，从而进一步改善了当地环境;反之，腐败水平上升会导致收入差距拉大，致使国内内需不足，促使企业扩大出口规模从而恶化了当地环境，同时，内需不足一方面会直接减少国内市场对进口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使得国内市场竞争更为激烈，促使一国采取贸易保护而减少进口，进而恶化了当地环境。

2．腐败通过作用于结构效应改变对外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当腐败水平较低时，收入差距较小，伴随人们收入的增加，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会整体优化，这有助于提高出口商品的结构，减少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产品的出口，从而改善了当地环境;反之，腐败水平上升会导致收入差距拉大，广大低收入群体的存在不利于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进而致使出口商品结构低下，出口商品技术含量较低，附加值较低，从而恶化了当地环境。

3．腐败通过作用于技术效应改变对外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一方面，当腐败水平较低时，用于进口技术和设备的资金就较多，这有利于促进当地环境技术的提升，进而有助于对外贸易通过技术效应改善环境;反之，随着腐败水平的上升，用于进口技术和设备的资金就会减少，这不利于促进当地环境技术的提升，进而阻碍了对外贸易通过技术效应改善环境。另一方面二是当腐败水平较低时，用于研发支出、教育支出、健康卫生支出、社会保障支出的资金就较多，也有助于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这些有利于促进研发水平、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吸收对外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进而有助于对外贸易通过技术效应改善环境;反之，腐败水平的上升会降低用于研发支出、教育支出、健康卫生支出、社会保障支出的资金，也不利于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阻碍了研发水平、人力资本、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不利于对外贸易通过技术效应改善环境。

4．腐败通过作用于环境规制改变对外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伴随着人们收入的提高，人们对于环境规制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当腐败水平较低时，外贸企业所面临的激烈市场竞争会促使政府通过提高环境规制而提升社会福利，并且通过行贿以左右政府降低环境规制的概率较低，这些有利于对外贸易改善环境。相反，当腐败水平较高时，外贸污染企业会加大行贿力度，提高政府降低环境规制的概率，因而不利于对外贸易改善环境。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当一个地区腐败水平较低时，对外贸易会改善当地环境质量，当腐败达到一定水平后，对外贸易会加剧当地环境污染。

三、实证研究

1．模型设定、变量测度和数据说明

对于环境污染水平的测度，现有文献一般用单一或几个环境污染指标或综合环境污染指数来衡量，多数文献是采用单一或几个环境污染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本文借鉴多数学者的做法，采用人均工业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排放量来测度。对于经济规模的测度，本文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环境库茨涅茨曲线(EKC)假说认为，当一个国家经济规模较低时，环境污染的程度较轻，但是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环境污染由低趋高，环境恶化程度随经济规模的增加而加剧;当经济规模达到一定水平后，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又由高趋低，其环境污染的程度逐渐减缓，环境质量逐渐得到改善，即环境污染和经济规模之间呈倒U形关系，因此，为了验证该假说，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平方。对于产业结构的测度，本文用第二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一般理论认为，在一国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工业化往往需要利用大量的资源，消耗大量的能源，加剧了环境污染，但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时，经济增长方式会逐渐转向集约型增长，产业结构也会升级，此时第二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会趋于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会迅速提升，从而会改善环境质量。对于技术进步的测度，本文借鉴许和连和邓玉萍(2012)的做法，采用资本劳动比来衡量技术进步。资本劳动比较高意味着技术效率较高，能够提高技术进步速度和减污技术能力;并且，资本劳动比上升往往意味着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产品的资本技术含量也将随之增加。一般理论认为技术进步使得企业采用清洁生产技术进行生产成为可能，因此会减少污染排放量，改善环境。这里需要对资本进行计算，我们使用“永续盘存法”①。劳动力投入量用各地区年末就业人数来衡量。对于环境规制的测度，本文采用环境污染治理投入和排污费收入之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一般理论认为，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政府也将提高环境规制，加大环境污染的治理力度和惩罚力度，进而改善环境质量。对于对外贸易的测度，本文采用进出口总额来衡量。一方面，对外贸易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使发展中国家了解国际环境标准和国别标准以及国外消费者的环境偏好，当这些被发展中国家消化吸收后可以改进其自身的生产方式，推动改善环境管理，加强环境措施和提高环境标准。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一般有着比较低的环境规制，对外贸易会使发展中国家成为“污染避难所”，促使发展中国家降低环境规制以维持或增强国际竞争力，出现所谓向底线赛跑的情形，从而恶化了环境。总之，对外贸易会通过规模、结构、技术和规制等多种渠道对环境污染产生影响，是否改善或恶化环境取决于这些渠道作用的综合结果。对于腐败的测度，本文采用每十万地区总人口中贪污贿赂和渎职侵权人数来衡量。腐败往往会通过扭曲一国环境政策、降低环境管制力度、阻碍环境治理投入、减少环境技术的研发投入和引进投入等渠道加剧一国环境污染。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测度，本文采用各地区的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一方面，外资流入把“绿色”节能技术或“清洁”技术传播到发展中国家，并通过技术示范和溢出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生产率，节约要素资源禀赋投入并改善环境质量，即外资的技术效应降低了环境污染;另一方面，外资看重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程度高的加工制造业，且发展中国家地方政府竞相降低环境规制吸引外资致使环境恶化，即外资的结构效应和环境规制效应加剧了环境污染。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的影响尚不能确定。上述变量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各地区的统计年鉴和《中国检察年鉴》。

2．内生性问题

如果这里直接对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可能会因解释变量的“内生性”而导致估计偏差，内生性来源于几种因素:一是引入了被解释变量一阶滞后项作为动态项，该项易和随机误差项存在相关关系;二是各地区往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高速增长，即更多的环境污染通常会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又能够进一步吸引外资流入，并且经济增长也能够带来更高的贸易开放度，因此，更多的外资流入和更高的贸易开放度可能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可见，即使回归结果表明外资、对外贸易与环境污染关系显著，也不能断言两者对后者有加剧作用，这里最小二乘法已经不能一致和无偏地估计系数，因此本文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进行实证分析。

3．实证结果分析

腐败对于地区对外贸易环境污染效应的影响见表1。从表1可知，模型1的回归结果表明，没有引入腐败变量时，对外贸易加剧了环境污染，但并不显著。在模型2中引入了腐败这一变量，回归结果显示腐败通过扭曲环境政策、降低环境管制力度、阻碍环境治理投入、减少环境技术的研发投入和引进投入等渠道加剧了环境污染。在模型3中进一步引入了对外贸易和腐败的交互变量，发现该交互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腐败水平的增加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环境规制加剧了对外贸易的环境污染，这也说明对外贸易恶化环境是有条件的，而其中一个条件是腐败水平较高。从模型3中的回归结果还可知，由于加入了对外贸易和腐败的交互变量，对外贸易的回归系数由不显著的正数变为显著的负数，这说明控制腐败对对外贸易的环境污染效应后，对外贸易改善了环境质量。这可能是由于中国货物出口和服务出口商品结构的升级，货物出口中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和服务出口中的新兴服务出口比重均大幅增加，2009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和新兴服务出口比重分别为31．%和3．3%，出口商品结构升级降低了环境污染;还可能是由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每年平均花费一百多亿美元进口了大量的技术和设备，促进了技术进步，加上中国的研发水平提高、人力资本增加和金融发展，提高了对外贸易技术外溢的吸收能力从而进一步改善了环境质量;并且还可能是由于对外贸易增加了中国的就业人数，提高了人均收入，从而致使人们对清洁环境的需求增加，促使中国环境标准提高，导致环境污染下降;最后还可能是由于国外绿色壁垒、技术性贸易壁垒等因素，使中国污染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所占的比重很小(2009年仅为2．72%)，并且仍有下降的趋势，从而致使环境污染下降。上述这些效应超过了出口增加所引起的环境污染规模效应。模型3中的回归结果显示对外贸易的回归系数为负数，对外贸易和腐败交互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数，两者方向相反，所以对外贸易对环境污染是否加剧将取决于腐败水平。本文依据回归系数计算出对外贸易加剧环境污染的腐败水平临界值约为2．97①，也就是说当腐败水平低于2．97时，对外贸易会降低环境污染，改善环境质量，对比2009年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腐败水平可以发现只有北京、上海、河北、江苏、安徽、江西、山东、广东和四川的腐败水平低于临界值，对于这9个省市而言，对外贸易改善了环境质量，而全国其他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腐败水平均高于临界值，这意味着这些省市的对外贸易加剧了环境污染。这也证实了本文的假设，即腐败水平较低时，对外贸易改善了当地环境质量，而当腐败达到一定水平时，对外贸易加剧了当地环境污染。进一步从区域角度来看，2009年东部地区的平均腐败水平约为2．89，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平均腐败水平分别约为3．6和3．91，说明在我国三大区域中只有东部地区的对外贸易改善了环境质量，而中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加剧了环境污染。下面会进行稳健性检验，即分别基于东中西部地区数据进一步验证该结论②。从表1还可知其他变量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经济规模与环境污染成倒U型曲线，说明EKC假说在中国成立，符合预期;产业结构降低了环境污染，这可能是由于第二产业内部行业结构调整在由粗加工向精加工转变，在由污染产品向清洁产品的方向转变，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已初见成效;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变量均改善了环境质量;而外商直接投资可能由于结构效应和环境规制效应大于技术效应，致使其加剧了环境污染，但这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是因为本文采用实际利用外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外商直接投资，而中国各地区的实际利用外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均太小，2009年最高的地区也低于10%，各地区平均值仅为3%。

4．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东部地区的对外贸易改善了环境质量，而中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加剧了环境污染的结论，本文构建以下模型:lnEPit=C+β0lnEPit－1+β1lnVGit+β2lnVG2it+β3lnISit+βlnTEit+β5lnEIit+β6lnTit+β7lnCOit+β8lnFit+μit该模型中的变量含义与上述模型相同，我们分别基于东中西部地区的动态面板数据，利用系统广义矩估计克服内生性，运用Stata11．0软件进行回归，结果见表2。从表2可知，东部地区的对外贸易改善了环境质量，在10%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原因可能有以下几方面:一是东部地区的出口贸易中高新技术产品和新兴服务出口比重高，出口商品结构升级降低了环境污染;二是东部地区的研发水平、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水平高使得东部地区进口的技术得到了较好的消化和吸收，使得进口的设备得到了较好的利用，进而促进了技术进步，并且也使得该地区较好地吸收了对外贸易的技术外溢，进一步改善了环境质量;三是较高比例的东部地区生活、生产所需的一些污染严重的产品是通过进口非本地区生产满足需求，这降低了环境污染;四是东部地区通过对外贸易大幅提高了该地区的人均收入，致使当地人们对环境质量要求增加，促使该地区制定更高的环境标准，导致环境质量改善。上述这些效应超过了东部地区出口增加所引起的环境污染规模效应。中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加剧了环境污染，也在10%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原因可能有以下几方面:一是中西部地区承接了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由于自身的产业结构水平不高致使中西部地区的出口贸易中高耗能、高排放产品和传统服务出口比重高，出口商品结构水平低下从而加剧了环境污染;二是中西部地区虽然也进口了不少技术和设备，但由于研发水平、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水平较低，这些技术和设备并没有得到好的消化、吸收和利用，并且也使得对外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吸收有限，致使对外贸易通过技术效应改善环境质量的作用很有限;三是中西部地区生活从而生产所需的一些污染严重的产品并不是通过进口满足需求，而主要是本地区生产，这加剧了环境污染;四是中西部地区通过对外贸易提高人均收入的程度有限，当地政府更多着眼于通过对外贸易增加国内生产总值，当地的人们更多地希望在进出口企业就业以增加收入，对于环境质量的要求普遍不高，环保意识低于东部地区，促使中西部地区制定的环境标准低于东部地区，进而使环境质量改善有限，这也使东部地区的一些无法满足该地区环境标准的企业搬迁到中西部地区，更加剧了环境污染;五是中西部地区出口贸易增加所引起的规模效应也加剧了环境污染。综合上述分析，中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加剧了环境污染。从表2可知，腐败等解释变量以及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的符号和显著性与表1的回归结果相同，而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符号与表1的回归结果相反，即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加剧了环境污染。这说明中西部第二产业内部行业结构依然是以粗加工为主，更多地是劳动密集型的产品，这些产品往往附加值低，能耗高，污染高，可见中西部地区要实现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新型工业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以改善环境质量。

四、相关政策建议

第4篇：环境污染论文范文

纳米技术主要是在一定的物质世界范围之内，针对一些特定的研究对象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而运用纳米技术研制出的纳米材料主要由纳米粒子组成，纳米粒子又称超微颗粒，其尺寸一般在一百纳米以下。纳米材料因其物质颗粒的特性而使其具备了一定的效应和性能，换言之，纳米材料因其特性而与传统材料截然不同，其在辐射、吸收等方面具备了新的特性。运用这些新特性，不仅可以研制出自然界本身不存在的新型材料，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2纳米技术在环境污染防治中的应用探讨

2.1在汽车尾气净化方面的应用

在目前汽车尾气处理方面，三效汽车尾气催化转换器运用得最为广泛，而遗憾的是，尽管其在汽车尾气处理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但其在汽车尾气处理方面也存在着诸多缺陷与不足。例如，这种催化转换器在使用时对燃油及发动机的设计有着较为严苛的要求；此外，随着贵金属价格的上涨，这种催化转换器的价格也将进一步上涨，这无疑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厂家的生产成本，进而给厂家带来一定的压力；最后，这种贵金属转换器的使用也将会对环境造成一定的污染，进而给环境带来更大的压力。而要使这种状况得到进一步的改善，我们可以选用通过纳米技术研发的复合稀土化合物粉体作用净化汽车尾气的催化剂。这种纳米粉体较强的氧化还原性能不仅可以更为彻底地解决汽车尾气排放中有害气体对空气环境的污染，同时其在氧化有害气体的同时还能对这些有害气体进行还原，使之最终转化成对环境无害的相关气体再进行排放。另外，与其他催化剂相比，纳米粉体这种催化剂的吸附能力更强。

2.2在燃料脱硫方面的应用

燃料油使用过程中所产生的二氧化硫一直都是造成环境污染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些二氧化硫的排放主要来源于燃料油中的含硫化合物。为此，要进一步降低燃料使用过程中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在石油的提炼过程中我们就应采取一定的措施来降低其含硫比例和数量。而运用纳米技术研制出的纳米钛酸锌等粉体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实现脱硫的目的，可以说，这种粉体是一种较好的石油脱硫催化剂。经过这种纳米粉体的催化作用，燃料油中硫含量将不超过百分之零点零一，也就是说，经过纳米粉体的催化作用之后，燃料油中硫含量将符合相关国际标准。此外，在煤使用过程中，如果其得不到充分的燃烧，不仅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资源的浪费，同时还会产生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进而造成空气环境的污染，而如果在煤燃烧过程中加入相应的纳米助燃催化剂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善这种现状。

2.3在室内空气净化方面的应用

随着房屋装饰的蓬勃发展，室内涂料及油漆的用量越来越多，室内污染也随之越来越严重。为此，近年来，室内污染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及重视。有关调查及研究证实，刚装修过的房屋内的有机物含量远远超过室外有机物含量，更有甚者超过工业区有机物的含量，而这些有机物含量大多数都会对人体造成一定的伤害，甚至一些有机物可能引发癌症的产生。而运用纳米技术研发的合成稀土光催化剂在降解这些有害物质方面则有着较为突出的表现，这其中有些纳米光催化剂可以使有害物质的降解程度达到百分之百。这种纳米光催化剂的运用原理主要是在光照环境下通过对室内有害物质的有效分解进而达到去除有害气体、改善室内空气质量的效果与目的。此外，这种纳米光催化剂的运用不仅可以在保持原有大气状态的前提下去除掉空气所含有的有害物质，同时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室内空气中的含氧量得到一定的提升。

2.4在净化水方面的应用

纳滤技术作为在环境污染水处理中一种较为成熟的技术，其在净化水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功效。纳滤膜因其分离时所达到的渗透压低于发渗透膜，又被称为低压反渗透。纳滤膜使用的优点主要表现在其能够对大分子有机物和多价离子进行有效截留，同时实现小分子有机物和单价离子的顺利通过，这一特性主要得益于其膜表面或膜中间含有一定量的带电基团，进而使得其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荷电膜的相关特性。纳滤膜这些鲜明的特性使其在污水处理中具备了不可多得的优势，为此，其在工业污水处理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说，纳滤膜的研制及使用为环境污染的治理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2.5在固体废弃物处理方面的应用

与传统固体废弃物污染处理相比，纳米技术在固体废弃物处理方面的优势显而易见。首先，就分解速度而言，纳米处理剂对于固体废弃物的降解更为迅速，也就是说，运用纳米处理剂对固体废弃物进行分解将更加节约时间。有关实验证明，一些纳米材料降解固体废弃物的速度可以达到传统材料降解固体废弃物速度的十倍，由此可想而知纳米材料在固体废弃物分解方面的巨大优势。此外，运用纳米技术不仅可以将一些固体废弃物的杂质除去，同时还可以将其转换为一些可重复和循环利用的较细粉末。为此可以说，纳米技术在改善固体废弃物给环境造成污染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2.6在控制噪声方面的应用

尽管噪声污染一直不被人们所重视，但有关研究证明，一定的噪声污染将会在很大程度上给人体造成一定的伤害，更为严重地，甚至导致死亡现象。依据噪声污染的来源，我们可以运用纳米技术降低机械设备在运转过程中所产生的摩擦及撞击声。具体而言，我们可以通过对纳米剂的研制及运用使得相关机械设备的表面形成一种较为光滑的保护膜，在机械设备进行运转时发挥一定的作用，进而使得相应的摩擦系数进一步降低，从而达到减少摩擦力、降低噪音的目的，同时还使得相应机械设备的使用寿命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延长。

3结语

第5篇：环境污染论文范文

1.环境污染侵害由私法救济到社会化救济

由于当代社会环境侵权行为的特殊性，不论是侵权行为法遇到的理论困境还是现实问题，都导致在解决纠纷、填补利益的过程中面临诸多问题，要摆脱上述困境，就必须超出“损害要么由加害者承担，要么由受害人自担”的狭隘眼界，构筑环境损害赔偿社会化制度，即环境侵权所产生的赔偿责任不再由加害人独自承担，而是还要由国家、社会、法人组织或者社会上不特定的多数人来分担赔偿责任，使“传统的自己责任、个人责任原则下的损失转移转化为现代的社会责任原则下的损失分配、损失分散”[1]，将环境侵权行为所生损害与责任保险、社会安全体制等密切衔接，从而使环境侵权损害的填补不再是单纯的私法救济，既及时、充分地救助环境受害人，又避免环境加害人因赔偿负担过重而破产。

2.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贯彻

可持续发展实际上需要有效地解决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冲突。国家通过环境法来为环境污染或环境破坏设定可以容忍的限度，其目的即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对经济效益的追求。然而在追求经济、促进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环境污染的发生不仅频繁而且后果严重。单个污染企业承担责任的能力有限，致使污染受害者和公共环境损害往往得不到应有的赔偿。为分散企业环境污染赔偿责任，最大限度地保护受害者。尽量减少社会和国家的损失，有必要探索建立我国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实现更加抽象的社会正义。

3.和谐社会实现的保障

发展保险业是完善社会保障体制，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谐社会的构建着眼于方方面面，对于民生的基本保障和实现是其追求基本价值之一。如前所述，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就是对复杂的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的一种合理机制。这一制度的构建不仅可以分摊污染者的赔偿责任，避免他们因无力赔偿而即将面临的悲惨命运，而且可以使被害人在损害一发生时就及时向保险人提出请求，迅速获得理赔，以填补其遭受的损失。这样既节省时间和金钱，又避免了求偿无门的情形，还能减轻司法诉讼量，及时解决法律纠纷，从而实现高效诉讼的价值目标，最终达到双赢的局面。

二、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承保范围需明确的问题

（一）关于持续性环境污染事故能否纳入承保范围

目前在各国理论和实务中，对于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属于承保范围已成定论。难点在于对于渐进性或累积性污染事故是否应该承保的问题。

1.从理论上探讨对于持续性污染是否属于可保风险的问题。

依照我国保险法律和保险实务，“可保风险”以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为其根本特征。持续性污染，从无限制的长期来讲，污染积累到一定程度，污染事故必然爆发，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合同与一般的保险合同一样，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会在合同中约定保险责任期间。在该期间保险事故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危险的发生并非保险人和投保人在订立合同时完全可以确认的必然事情，因此，符合“危险的发生存在可能”的特征。同时，累积性污染事故发生的时间也是不确定的、事故造成的后果严重性程度也是不确定的，这符合可保风险的偶然性特征。

2.实务中将累积性污染事故纳入中国环境责任保险的范畴是否可行

当然，将所有的环境侵权行为都纳入责任保险的范畴无疑是最理想的。但一项法律制度的实际效果，既与其法律规范的完善程度有关，更与其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程度，以及在程序上的可执行程度有关。考虑到中国目前环境责任保险所依托的相关法律规范并不完善，而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实施和完善也需要一定的进程，再加之中国保险业特别是责任保险还很不发达的情况下，将累积性污染事故纳入环境责任保险的范畴条件尚不具备。

（二）关于生态损失是否应纳入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所涉及的损失赔付范围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所涉及的损失赔付范围有以下几种：第一，因环境污染而造成的第三人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坏、灭失而产生的损失；第二，因环境污染事故而产生的救助费用和诉讼支出，以及为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第三，由于环境污染而导致被保险人的财物损失；第四，因环境污染而导致的生态破坏而引起的损失。一般来说，对于第一种损失列入损失赔付的范围是毫无疑义的。从我国保险法的相关规定来看，对于第二种损失列入损失赔付范围也是有法律依据的。我国《保险法》第42条第2款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保险标的的损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该法第49条规定：“保险人、被保险人为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该法第51条还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因给第三者造成损害的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除合同另有约定外，由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者诉讼费用以及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但是，对于第三、第四中损失是非应当乃如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范围呢，目前尚未有定论。

三、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范围的思考

（一）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的思考

环境污染的发生形态有突发性和持续型两种。突发性的环境污染在发生前没有明显的征兆，一旦发生损害立刻显现，受害人的受损程度的认定也较为容易。持续性环境污染事故侵权持续时间长，侵权原因复杂，往往是多种因素复合累积的结果。受害人对侵权行为的存在往往缺乏深刻的认识，以至对侵权行为何时发生、侵权人为何人都不知晓。因此，对持续性的环境污染事故造成的损害进行救济是较为困难的。

环境责任保险作为对环境污染损害的救济方式，将所有环境污染损害都纳入环境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无疑是最为理想的。但鉴于我国保险业的发展水平、环境污染的现状及相关民事法律的完善程度，目前仅将突发性的环境污染事故纳入环境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是较为适宜可行的。待条件成熟后，再将持续性的环境污染事故纳入承保范围[5]。这类似于法国“分步走”的做法。当然，扩大承保范围是大势所趋。但这势必会增加保险公司的风险，使它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有可能不愿承保。所以为了避免和鼓励保险公司承保持续性的环境污染事故，就需要政府在政策上予以扶持，对此中国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可以采取以下几种做法：（1）注入保险基金；（2）由政府主持成立由多家保险公司组成环境责任保险集团以分担承保的风险；（3）效仿法国的做法，成立一个专门负责环境责任保险的机构；（4）建立一个法定的环保监测部门，专门从事对有关环境责任保险承保范围内的环境侵权行为的监测，分担保险公司在辨别、确定理赔范围时所花费的时间、费用及人力等资源，减轻保险公司的业务负担，使其成为保险公司的一个隶属部门专为环境责任保险这项保险业务服务，发挥其良好的补充减负之功效。

（二）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赔付范围的思考

对于前面所提到的“第三种损失”，笔者认为，根据责任保险的特征原则上应该属于除外责任，比如因污染而引起的被保险人自己所有或照管的财物损失，以及由于环境事故而导致工厂全部或部分停产而引起的损失，被保险人自己的损失不是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可以从企业财产保险的险种设计上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但对于自有场地污染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立法实践及其环境责任保险的发展历程纳入到损失赔付范围之内。美国的判例一般认为公众的健康与安全较保险单的任何明示约定更为重要，当被保险人污染了场地而又无力治理时，损害的又会是公众环境权益了，所以从环境法的公益性出发应该将自有场地污染纳入到环境责任的赔付范围当中。

至于生态损失，笔者认为目前尚不宜纳入损失赔付范畴。当然，随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在法律体系的渗透，以及人类对于生物多样性、环境权的日益关注，生态损失的赔付将会成为法律所无法回避的一个难题。当然考虑到我国目前环境责任保险才刚刚起步，不顾及实际情况将所有损失不加区分都纳入赔付范围很容易引发保险人因资金缺乏而无力支付巨额赔款的支付机制恶化，这不仅使环境责任保险无以为序，而且也极容易引起保险市场乃至整个金融市场的混乱。所以对于生态损失的保险赔付要依托于相关理论的进展，法律制度的完善以及高度发达的保险业。

参考文献：

[1]周珂,杨子蛟.论环境侵权损害填补综合协调机制[J].法学评论,2003,(6).

[2]CodeofFederalRegulation,Title40,Chapter1-EnvironmentalProtectionAgency,SubchapterI-SolidWaste,264.140.

[3]汪劲.环境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柯泽东.环境法论(二)[M].台北:台湾大学丛书编委会,1988:107.

第6篇：环境污染论文范文

环境损失计量是企业根据环境污染状态进行环境损失的实物量化与货币化，并对货币化的环境损失按照会计的要求进行确认与记录的过程。

环境损失计量应以环保部门公布的环境监测数据和企业从环境交易或事项中取得的环境状态数据为基础，其概念构架包括四类变量：环境污染状态、环境污染导致的实物型损失、实物型损失的货币化、实物型损失的确认与计量。以这四类变量为基础，逐渐形成三个计算过程：①根据环境污染状态计算环境污染导致的实物型损失；②将实物型损失货币化；③对货币化损失进行确认与计量。需要指出的是，这四个变量和三个计算过程均具有时变性，即：环境损失的发生时间及其计量过程具有时序性与动态性特征，发生空间、表现形式与计量方法具有多样性与变化性特征。

二、环境污染计量的四类变量

1.环境污染状态。①以污染物排放量形式表现的变量，如厂区的二氧化硫和其他有害气体的浓度、污染物产生速度等；②企业权责范围内的污染物排放量，如“三废”的排放量等；③企业权责范围边界的污染物流出量与流入量，如环境责任主体因污染破坏造成的影响程度。污染状态变量决定了企业因为环境污染导致的实物型损失变量的大小与权责份额，是环境损失计量的起点。

2.环境污染导致的实物型损失。①急性实物型损失，如有毒液体的排放导致的森林树木毁坏、有毒气体的排放导致的人员伤亡和野生动物灭绝等；②慢性实物型损失，如浓度较低的有害气体和液体，由于长时间的排放导致的水土流失、气候恶化、土质改变等；③尚未完全确认的实物型损失，如地表下陷、气候恶化等导致历史文物的毁损和风景资源的破坏等。其中①、②类大多是具有可视性或者是可测性的显形损失，能够而且必须计量；③类是可视性和可测性较低或很低的隐性损失，不容易准确计量。

3.实物型损失的货币化。其在内容上包括伤害型损失、防御型损失等；在价值构成上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在计算方法上可以采用现实市场价格法；在计量模式上可选用名义货币或一般购买力计量单位，选用历史成本、现行成本、现行市价、可变现净值与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等计量属性。

4.实物型损失的确认与计量。实物型损失的确认：要求在企业的环境责任与经济效益范围的基础上，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以及可定义性、可计量性、可靠性与相关性等标准进行初始确认与再确认。实物型损失的计量：要求在对其确认的基础上，选择合理的计量方法与计量模式，按照可定义性、可计量性、准确性、一致性、有用性、可靠性与效益性等标准对引起环境损失的交易或事项进行货币化与分配，它具有间接性、异质性、模糊性、差异性和可验证性的特点。

三、环境污染计量的三个计算过程

1.根据环境污染状态计算实物型损失。污染破坏程度一般是用污染物浓度来反映的。该计算过程的关键是建立污染物浓度与导致各种实物型损失之间的函数关系。这些函数关系的类型取决于环境污染的三种主要形式：①扇式影响，即一种环境污染产生多种影响，使函数表现为叠加型；②链式影响，即一种环境污染产生的影响沿其因果链依次传递，使函数表现为关联型；③网式影响，是扇式影响与链式影响的综合，使函数表现为关联叠加。

2.实物型损失的货币化。实物型损失的合理货币化是保证环境会计信息可靠的又一重要环节。该计算过程应重点考虑污染可能造成的价值损失，如水污染会造成农田污染损失，农田污染又会加剧水污染的损失。实物型损失的货币化函数应用十分广泛。

3.货币化损失的确认与计量。企业应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划分资本性支出和收益性支出等原则的要求对货币化损失进行确认与计量。其日常账务可用待摊方法和预提方法进行处理：①待摊方法。在企业发生污染损失金额较大且受害期较长时，按总损失扣除残料价值、可收回的赔偿款后的金额，借记“待摊费用”或“长期待摊费用”科目，贷记“银行存款”、“应付环保赔偿款”、“应交环保税”等科目；分期摊销时，借记“环境损失-污染损失”科目，贷记“待摊费用”或“长期待摊费用”科目。②预提方法。逐期预提环境损失支出时，借记“环境损失-污染损失”科目，贷记“预提费用”科目；实际支付时，借记“预提费用”、“应付环保赔偿款”、“原材料”等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企业还应在期末或至少每年年终，对环境污染造成的生态资源、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存货等减值计提准备。

四、环境污染计量模型

1.环境污染治理模型——外部负效应分析。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外部负效应是指一个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过程中对另一个经济主体造成了额外的成本。换句话说，如果行为的实施者造成了额外成本，由此产生的就是外部负效应。

假定某社区有一大型重工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了大气污染和水污染，造成该社区居民健康受到损害，医药费用开支增加，如果将这种费用开支的外部负效应计入企业的总成本，它的生产量就会减少，同时污染也会减少。外部负效应产生一个外部边际成本，产品产量越大，造成的污染越严重，外部成本也越大。这时，整个社会为生产该产品所花费的社会边际成本应等于该企业的边际成本与外部边际成本之和。因此，该产品的有效率的均衡产量和均衡价格应由社会边际成本与市场需求状况决定。显然，企业不计算外部负效应时将过度生产，从而造成严重的污染。

2.限制污染排放模型——最优排放量分析。环境污染并不是工业化、城市化的必然结果。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就是为了保持城市的环境目标值，将排入城市环境的主要污染物控制在环境容量所能允许的范围之内。

我们可以用边际分析法来确定污染物的最优排放量。一般来说，各种污染产生的边际损害是递增的，即污染越多，其边际损害也越大，而社会的边际收益则因污染的排放而递减。污染的最优排放量由其边际损害和边际收益变化曲线的交点所确定。当污染排放量低于最优排放量时，社会的边际收益超过边际损害，污染排放就是符合标准的；当污染排放量高于最优排放量时，污染的边际损害大于其边际收益，污染排放则是有害的。

3.环境绿化管理模型——外部正效应分析。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外部正效应就是指一个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对另一个经济主体造成了额外的收益或好处。换句话说，如果行为的实施者造成了额外的收益，使得其他经济主体（厂商或个人）无偿地获得额外的好处，由此产生的就是外部正效应。

第7篇：环境污染论文范文

制度背景、社会经济结构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各国在实践中制定出了各具特色的跨域环境污染治理策略。对我国跨域环境治理进行有针对性的制度设计和安排，除了了解我国的现状及根源之外，了解和学习其他国家和地区地方政府跨域环境治理的实践经验也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一）西澳大利亚

政府在区域综合治理的执行中做出了一些关键决定。首先，执行需要通过对现有机构的各种政策和行动加以协调才能展开。其次，需要建立一个小型秘书处来推进所期望的协调。第三，应该建立优先权。西澳大利亚政府认为体制安排不需要过于复杂，最好利用现有能力安排出更多的管理人员，因此不需要建立新的立法和行政机构。这种协调机制就产生了综合流域管理协调小组，后来由一个称为流域管理办公室的小型秘书处为该小组服务，并且也建立了由具有技术专长的人员组成的技术顾问小组，以便与社区流域小组沟通交流并行工作。

（二）法国

多方参与是法国的环境污染跨域治理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法国强调多方参与，以增强管理的民主化、科学性与透明度。各级流域机构中除了中央及地方代表外，还吸纳用水者、相关专家等作为其组成成员，如《水法》规定：“应当由国家代表建立一个地方水委员会，以便起草、修正和监督水开发和管理规划的执行。此外，在地方政府的职责问题上，规定:“在每个流域，流域委员会总部所在地的地方行政首长应当指导和协调在该地区国家水资源调度和管理方面的政策，以便促进该地区相关部门和地区对中央权利下放后工作的连贯性和协调统一。”

二、实现区域综合治理联动解决环境危机

（一）草拟京津冀环境行政立法，有法可依

现如今，市场经济日益发展，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环境法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发生了显著的变革,传统的环境行政法律关系在主体、客体、内容方面也产生了一些变化,以环境行政法律关系为基础的环境行政责任制度也随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创新和完善。我们本着三方联动的理念共同解决环境恶化，提升经济效益。大力加强环保团队的联动建设，引进三方高端技术人才，深入实地考察，开发新型清洁能源，加大执法力度，打击某些偷排企业，揭发“捉迷藏”把戏，做到有法可依。

（二）建立京津冀环境行政协调工作机制

法国环境法典规定：“为履行其职责，生活质量部长，必要时，可以求助于其他部长领导下的部门和机构。”环境行政协助是我国环境行政权一体化的要求。随着环境法的日益完善和发展，纳入环境法的管理对象越来越庞杂，环境管理部门的分工越来越精巧、细密，职能越来越独立，但环境要素是一体的，不可能把它们截然分开，这就需要环境管理部门在环境管理过程中，更加体现一体化的要求，行政体制是一个组织严密的体系，是一个分工协作的大系统。行政体系内部给机构实体只是一种分工协作的关系，而非对立关系，各机构的总体目标、总体利益是一致的。必须依法建立行政协助关系，并保证行政协助的方便性、目的性、灵活性。

(三)完善环境行政机制

第8篇：环境污染论文范文

1.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是应对环境挑战的迫切需要

当前深圳正处于深度城市化、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资源能源环境矛盾的集中期，环境需求和压力凸显，新型环境问题不断涌现，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已经进入频发期，据不完全统计，2006-2012年间，由深圳市人居环境委员会牵头处置的突发污染事件达到了40余起。如2006年龙大高速危险品翻车事件、2007年布吉河油污染事件、2008年龙岗河油污染事件、2009年下坪填埋场污泥坑管涌事件、2010年深圳水库清淤船柴油泄漏事件、2012年深圳市空港油料有限公司油库区油料泄漏突发事件等，对我市生态环境、人民健康及社会安全造成极大隐患。近年来，环境污染已成为广泛关注的民生问题，社会各界对环境污染事件造成的损失问题更是高度关注。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赔偿难题将成为导致社会暴发的诱因，影响政府公信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建立环境损害责任制度、建立健全环境损害评估管理制度已刻不容缓。

2.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是优化环境行政管理方式的有效手段

污染事故涉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严重危害着公众的人身财产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现有的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远不能满足环境保护和及时赔偿受害损失的需要。如2008年发生的龙岗河油污染事件，面临责任如何认定，损失该怎样鉴定，赔偿该怎样执行等一系列问题，污染者负担原则又怎样有效落实？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将污染修复与生态恢复费用纳入环境损害赔偿范围，科学、合理确定损害赔偿数额与行政罚款数额，建立以环境损害鉴定为技术支撑，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体的综合环境监管制度，使环境行政处罚与污染者造成的实际环境损害、获取的收益挂钩，更有助于推动环境行政管理从粗放型向精细化转变，有助于推动环境责任保险、绿色信贷、生态补偿等环境经济政策体系的创新，有助于加快环境风险防范、环境应急处置等环境行政管理水平的提升。

3.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是维护合法环境权益的现实需要

随着人们环境权益意识的日益增强，环境争议问题越来越多，社会各界对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的规范化管理投以了极大的关注，迫切需要建立科学、客观的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制度和机制。2013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实施《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细化了对污染环境违法行为的认定，降低了污染伤害定罪条件，有力加大了对污染环境行为的打击力度。在环境污染违法案件的处理中，依法、科学评估污染造成的人身伤害、经济损失和资源损失，同时有效地评估和防范环境风险，为环境污染责任赔偿依据，是保护污染受害者合法权益的重要前提。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研究建立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技术规范和工作机制，可以为司法机关受理、审理和判决环境污染案件提供专业技术支持，建立健全职责明确、机制清晰、运转顺畅的环境司法工作体系，从而明确政府、企业和公众各自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切实维护各方合法环境权益。

二、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的发展现状

1．国外实践经验

发达国家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起步较早，并随着实践和认识的深入而逐渐成熟。美国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已经开始认识并控制污染损害的后果，开展了“自然资源损害评估”（简称：NR-DA）；欧盟在吸收美国经验的基础上，自2004年起实行《欧盟环境责任指令》（简称：ELD）；日本也建立了公害鉴定机制，并颁布了《公害纠纷处理法》。当前，在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制度较为完善、方法较为先进、程序较为成熟的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体系，对石油泄漏、废弃矿场修复、有机化学污染等多种案例进行了鉴定评估，对其环境公益权益保障、生态环境恢复以及环境司法体系完善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国内发展现状

国家环保部通过地方试点，持续推进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相关技术、制度及程序等方面的研究，但由于我国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开展较晚，环境损害评估制度体系在法律法规、技术导则和工作机制方面都面临不足，没有针对环境污染责任的系统立法。在国家首批7个试点省市中，重庆、昆明两市在试点推行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值得借鉴的有益经验。昆明市早在2010年就先行先试，率先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2011年纳入国家试点。近年来，昆明市推动建立了“环境保护执法联席会议制度”，通过建立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制度，初步形成了运用行政和司法手段“双轨制”对环境违法案件进行查处的格局，有效遏制了跨流域、跨地域的环境污染事件。在机构设置和制度建设方面，昆明市依托市环科院成立了昆明市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中心，评估中心获云南省司法厅批准成立昆明环境污染损害司法鉴定中心，取得《司法鉴定许可证》及司法鉴定人执业资格证。昆明市政府成立了“昆明市环境公益诉讼救济专项资金”，推动环境公益诉讼开展。自2009年开展首例环境公益诉讼案例以来，“鉴定评估中心”共处理案件17起，发出鉴定意见书14份。其中，《昆明市环境保护局诉昆明三农农牧、羊甫联合牧业有限公司环境公益诉讼案》，是云南省首例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也是全国2011年度人民法院十大典型案件，被国内有关专家评为“开了行政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先河，开辟了让排污单位承担污染损害责任的一条新途径。”重庆市依照国家环保部试点工作方案，成立专门机构。2012年依照“分工明确、各有侧重、相互支撑”的思路，分别在市环科院、市环境监测中心和市环境工程评估中心成立了环境污染损害司法鉴定中心、环境污染损害鉴定技术中心和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中心，分工合作，建立起内部的信息共享与联动机制以及对外沟通协调机制。2012年4月，重庆市环境污染损害司法鉴定中心取得司法鉴定资质，市环科院25名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也同时被批准在核准范围内开展鉴定评估。重庆市渝北、万州区法院也挂牌成立了环境保护审判庭。2012年重庆市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中心完成了对非法向河流倾倒危险废物等6个环境污染事件的损害鉴定评估工作，通过法庭审判形成了较大社会影响。

三、深圳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面临的主要问题

1.尚未建立专门的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机构

环境事件处理处置中的鉴定评估工作机制没有建立，也没有专门的鉴定评估机构，更没有针对鉴定评估活动的监管措施。

2.缺少可操作性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方法和标准

目前，2011年国家环保部颁布的《环境污染损害数额计算推荐方法（第I版）》，是指导性的，可操作性不强，未结合具体环境污染特征，明确评估对象与内容，环境损害采用的标准主要是环评方面的标准，这类标准与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的要求相差甚远，环境损害评估对人体、生物和环境的短期、中长期影响的作用机理、损害情况等缺乏权威评价方法和标准，对环境污染对人体和环境的损害进行评估。

3.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保障的缺失

首先，缺少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的相关制度保障；其次，缺少技术保障，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需要评估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和监测机构实施有效的应急监测，然而由于应急监测主要是根据环境污染事件的污染特征，对相应污染因子进行监测，这些污染因子往往不是监测机构的常规监测因子。需研究针对新型环境问题的监测技术和评估技术；最后，缺少经费保障。鉴定评估费用尚无收费标准，费用收取来源也尚未明确，再加上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具有公益性，其工作性质及要求决定了损害鉴定评估工作实施过程中的成本相对较高。

4.环境污染损害评估不完善无法与现行司法制度的衔接

借鉴重庆、昆明两市的鉴定评估工作经验来看，即使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机构和相关人员的资质已经得到了司法部门的认可，然而从具体案例来看，评估结果要作为有效的司法证据，往往难以完全达到司法部门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鉴定评估过程的合法性。鉴定评估的应急监测必须适应从单纯的环境监测到从事证据采集工作的转变，工作人员资质、实施流程和操作规范等，都必须按照司法部门要求进行重新整合和规范；其次，鉴定评估方法的合法性。由于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尤其是中长期影响的评估方法和相关规范在国家层面都尚未有权威的标准，评估结果自身的科学性、权威性相对不足；对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尤其是长期性、累积性损害之间的因果联系的认定，难以达到司法机关的要求；最后，环境应急与留取证据的矛盾问题。环境污染应急要求及时对污染泄露进行应急处置，防止损害扩大化，而司法部门对犯罪证据的保留又有相应要求，这就要求鉴定评估必须及时、规范，及时收集证据并且收集的证据可以在法庭上被采纳。

四、深圳推进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的建议

1.推动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机构的建设

结合我市实际，参照重庆、昆明等试点省市做法，现阶段以环保系统内部的科研单位、监测机构等为依托，联合组建专门的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机构，明确其职责，接受政府相关部门、社会性及人民法院委托的环境损害评估鉴定任务。同时，按照司法鉴定资质的申请要求，开展专业技术人员司法培训，在条件成熟时，向司法部门进行申请，对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机构实施统一的司法鉴定资质管理，使评估中心成为具有我市和区域内环境损害评估和司法鉴定资质的权威单位。

2.加快推进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体系建设

根据国家试点要求，结合深圳实际，建立完整的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体系，应当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建立环境损害责任认定制度和环境损害鉴定制度，为环境损害赔偿提供技术支持；二是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扩大环境损害追诉主体；三是全面推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有效分担和防控环境风险；四是探索建立环境损害赔偿基金，实施对无法确认责任主体的环境损害社会救济。同时加强与国家、省相关环保部门的工作衔接，建立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上下联动机制；加强与公检法等司法机关的联系协作，推动损害鉴定结论司法化进程。

3.开展环境污染损害相关技术规范和评估方法研究

融合国内外先进经验，在国家环保部指导意见的基础上，结合深圳特点，加快相关技术规范的研究和论证，构建一套科学的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的工作程序、评估方式、认定原则、评估指标体系、方法标准和技术规范，形成完善的损害鉴定评估框架和工作机制。

4.做好相关环境污染案例损害鉴定评估

第9篇：环境污染论文范文

1.1样品的采集

1.1.1粮食和蔬菜样品采集

在两电镀厂周边1.5km范围内，涉及大孙各庄镇后岭上村、大崔各庄、佟辛庄和薛家庄，以及木林镇陈家坨村、李各庄和业兴庄，采集9-10月份间公共种植、养殖已成熟可供食用或食用原料的产品，同时在1.5km范围外采集相应种类样品作为对照，涉及村庄包括大孙各庄镇的郭家坞村、四福庄、大石各庄、大坝洼庄，木林镇的东沿头村、蒋各庄、魏家店和杨镇的下坡村、二郎庙，以及李桥镇的王家场村。2011-2013年3年间共环境监测样品144件，主要环境监测样本类别为蔬菜（包括白菜、萝卜、玉米、小麦、菜花、油菜、生菜、菠菜和柿子椒）和粮食作物（包括玉米和小麦），其中有19件样品为对照（包括10件蔬菜和9件粮食作物）。

1.1.2土壤样品采集

每一环境监测地区，选取被采集农作物种植的土壤作为采集对象，范围以电镀厂为中心，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各布一个采样点，最远端距离电镀厂1.5公里。同时根据采集土壤上农作物的覆盖率可以增加土壤的采样点，农田土壤环境环境监测采集耕作层土样，一般为0～20cm深土层。为保证样品的代表性，采取对角线法、梅花点法或棋盘式法采集混合样，每个采样区的样品为农田土壤混合样，采样量为1～2kg，对所得混合样反复按四分法弃取，最后留下所需的土量，装入布袋或塑料袋内检测。

1.2检测方法

农产品和土壤中的铬参照GB/T5009.123-2003《食品中铬的测定方法》和《环境环境监测分析方法》进行检测。

1.3质量控制

开展环境监测工作同时参加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的重金属分析质量考核，由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统一提供部分环境监测的关键耗材。在环境监测中出现异常结果时，将样品送到市疾控中心进行复核。检测中同时使用标准参考物质，并保证测定结果在准许范围内。对于没有相应标准参考物质的项目，实验时做样品加标试验，控制加标回收率为80%～120%。每个检测样品进行两次平行测定，平行测定结果满足相应分析方法的误差要求，报告检测结果平均值。

1.4统计学分析

应用SPSS13.0软件对环境监测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组间比较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和方差分析，两两比较用q检验，以α＝0.05为检验水准。富集系数为作物重金属含量与所在土壤重金属含量的比值，他可以用来表示重金属在植物体内的积累特征及迁移难易程度，测出土壤样品及相对应的蔬菜样品中重金属含量后，可计算该地区重金属富集系数，以筛选出该地区适合种植的蔬菜品种。其计算方法为：富集系数＝［作物重金属含量（鲜重）/土壤中重金属含量］×100％。

2环境监测结果与分析

2.1区内部分农作物铬污染整体环境监测情况

2011-2013年对区内采集的部分农作物中铬污染状况进行环境监测，总体合格率为93.8%。虽然两类农作物P50值均低于国家标准限值，但蔬菜P90值0.662mg/kg则高于0.5mg/kg的国家标准限值，说明重金属铬在区内部分蔬菜中存在一定程度的污染。通过对两类农作物铬污染水平进行比较，显示蔬菜被铬污染更严重（F＝11.885，P＝0.001；t＝-2.226，P＝0.029），见表1。

2.2粮食中重金属铬环境监测情况

对各年粮食中铬污染情况进行环境监测，P90值在2011年和2012年分别为0.217mg/kg和0.172mg/kg，较为平稳，但2013年达到0.490mg/kg，呈现上升趋势，见表2、图1。

2.3蔬菜中重金属铬环境监测情况对各年粮食中铬污染情况进行环境监测，整体合格率为87.7%，所有不合格样品均为2013年采集，2013年样品合格率仅为64.0%。P90值由2011年的0.232mg/kg到2012年的0.164mg/kg表现较平稳，但到2013年达到1.44mg/kg，远高于0.5mg/kg的国家标准限值上升趋势明显，提示存在污染。2013年蔬菜中铬含量水平也高于前两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8.904，P＝0.001；q检验两两比较P值均为0.001），见表3、图2。

2.4距电镀厂不同距离农作物铬污染环境监测情况

对两电镀厂所在村（包括大孙各庄镇后岭上村和木林镇陈家坨村）、电镀厂周边1.5km范围内村庄（包括大孙各庄镇的大崔各庄、佟辛庄、薛家庄，以及木林镇的李各庄和业兴庄）、1.5km范围外村庄（包括大孙各庄镇的郭家坞、四福庄、大石各庄、大坝洼庄；木林镇的东沿头、蒋各庄和魏家店；以及杨镇的下坡村、二郎庙和李桥镇的王家场）内农作物铬含量进行比较显示，1.5km范围内村庄采集农作物铬含量高于电镀厂所在村和1.5km范围外村庄，且有统计学意义（F＝4.683，P＝0.011；q检验两两比较，P值分别为0.003和0.039），见表4。图22011-2013年蔬菜中铬污染水平变化趋势2.5不同种类农作物富集系数差异根据农作物铬富集系数含量高低可分为3类，一类为油菜、白菜、菜花，富集系数最高；其次为二类，包括生菜、小麦、玉米；萝卜、菠菜、柿子椒为三类，富集系数最低，其中富集系数最高的农作物是最低的农作物近五倍，见表5。

3结论

通过对顺义区两个重点电镀厂前期进行基本情况调查，两厂主要对金属表面进行耐磨耐腐处理时需要用到镀铬工艺。工厂用水均为自备井水，含铬的废水经过pH值调节、还原反应、混凝反应以及沉淀后，中水在生产中得到重新利用或在厂后河道排放，沉淀后的废渣有专业部门进行集中转运处置。但通过本次对两厂周边1.5km范围内外农作物铬含量进行环境监测比较发现，1.5km范围内农作物尤其是蔬菜依然存在铬污染情况。同时2013年还检测出部分蔬菜铬超过国家标准限值，蔬菜检测合格率仅为64%。顺义区曾在2011年针对重金属污染企业开展过专项检查，但是时隔两年环境监测力度有所下降，势必造成相关企业对工业废水废渣控制不利，导致2013年度铬对部分农作物的污染。同时通过对不同农作物铬污染情况进行比较显示，不同类作物对铬的蓄积作用存在较大差异，本次环境监测发现，油菜、白菜、菜花等农作物更易富集铬，这与2006年宋波等人对北京市蔬菜中白菜富集作用较弱的调查结果不符［3］，出现这样结果不一致的情况可能与采样地点不同、土壤污染情况不同有关。生菜、玉米、小麦富集系数较低；最后萝卜、菠菜、柿子椒富集系数最低，这与韩静等人研究结果相符［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