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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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环境污染论文范文

以单独的省或直辖市为研究对象的研究，结论也有较大的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既有选取的时间范围方面的原因，也有各个地区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原因。除此之外，还有数据方面的原因，比如各个地区数据统计口径可能存在差距，甚至同一地区不同年份统计口径都可能存在差异。所以统计范围过大，可能会造成数据质量的损失，以全国为研究对象明显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基于此，本文将以西部具有代表性的城市重庆为研究对象，研究重庆市在西部大开发进程中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重庆市作为研究对象的主要原因有:一是因为重庆市作为西部大开发的代表城市，可以大致评判西部大开发进程中经济增长与环境的关系，研究成果对西部大开发的其他城市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二是因为西部的其他城市或省份数据不全，对全面研究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造成一定的困难，而重庆市的数据相对来说更加全面、更容易获取，所以选择重庆市而不是整个西部地区作为研究对象。

二、数据说明及描述

(一)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1995－2012年重庆市经济与环境污染指标的数据，选用工业废水排放量(water)、工业废气排放总量(air)、工业二氧化硫排放总量(so2)、工业烟(粉)尘排放量(dust)以及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solid)等五类环境污染指标数据。由于统计年鉴中国知网上没有直接给出1995年重庆市人口的数据，本文使用重庆市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和201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的平均数近似替代重庆市1995年总人口。以上的经济、环境、人口数据均来源于重庆市统计年鉴。

(二)数据描述

通过观察五类污染指标的1995－2012年间的时间变化趋势，笔者发现:

(1)在2000年之前重庆市的工业废气排放总量维持在较低的水平，然而在2000年之后，重庆市工业废气排放总量快速增加，一直到2009年达到顶峰，之后逐渐减少;

(2)二氧化硫污染物总体上呈现先减后增的“N形”趋势，二氧化硫污染物总量在2002年之前一直呈减少之势，之后一直增加，直到2006年又呈减少之势;(3)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烟(粉)尘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就总量而言，除个别年份之外基本呈递减的趋势。生的污染物的排放量，更能体现经济增长的效率和环境代价，可体现经济增长的质量，所以本文使用该指标来分析重庆市经发展经济过程中付出的环境成本。单位GDP所产生的二氧化硫、工业粉尘、固体废弃物、废水、废气呈递减的趋势，说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环境成本在逐步减小。每万元GDP产生的五类污染物逐年下降有，可能是因为GDP的增长速度快于污染物排放量的增长速度造成的。

三、计量模型与实证结果

根据以上的回归模型，可以看出重庆市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会使重庆市工业废气增加约0．91个百分点，工业粉尘的排放量减少约1．65个百分点，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减少约3．91个百分点，固体废弃物排放减少约0．53个百分点，废水的排放量减少约1．74个百分点。这表明随着西部大开发的逐步深入，外来投资的增加使得重庆市的环境有所改善，主要体现在经济的增长使得重庆市的工业粉尘、二氧化硫、固体废弃物、废水排放量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降低;相反，经济的增长使得重庆市工业废废气的排放量较大的增加。另外，本文通过利用五类环境污染指标与GDP关系图的分析可以得出:

(1)重庆市废气排放量与经济增长呈倒U形关系，并且在人均GDP达到24000元时，废气排放量达到最大值，超过24000元，废气排放量逐渐减少;

(2)重庆市工业粉尘排放量与经济增长大致呈U形的关系，并且在人均GDP为28000元时达到最低的，超过该值，粉尘排放量则逐渐增加;

(3)重庆市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大致呈N形的关系，并且分别在人均GDP为9000元和15000元时，工业二氧化硫的人均排放量分别达到极小值和极大值;

(4)重庆市人均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和人均废水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呈反向变动，即随着人均GDP值的增大，人均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和人均废水排放量逐渐减少。

四、结论

本文运用重庆市1995－2012年间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数据，通过建立计量模型，研究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本文得到如下结论:

(1)重庆市在发展经济的进程中，经济增长的质量不断提高，即每万元GDP产生的五类污染物的数量逐渐降低;

(2)重庆市经济增长会使得工业粉尘、工业二氧化硫、固体废弃物的、废水的人均排放量在不同程度上下降，但是会使得工业废气的人均排放量增加;

第2篇：环境污染论文范文

1.1农村环境污染客观成因

1.1.1农业生产污染也叫农业面源污染。农业的迅猛发展，农药、化肥、农膜的不合理使用，种植业复种指数较高，大棚等设施栽培不断扩大，使土地板结，有机质减少，土壤肥力下降。畜禽粪便、养殖场污水得不到彻底处理就排放水体；秸秆综合利用率不高，农村劳力逐步缺乏，部分地方焚烧秸秆或堆扔入沟河，使河流富营养化程度变高。农用残膜散落在田间地头、树枝、随风飘扬，秸秆、畜禽粪便堆放在房前屋后、路边，不但造成对土壤、水源等自然生态的污染，可能的细菌、微生物繁衍传播，影响城乡广大居民的身心健康，也严重丑化着农村整体形象。

1.1.2人居生活污染主要来自于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造成的农村环境污染广大农村地区厨房炊事用水、沐浴、洗涤用水等这些用水分散，目前没有任何收集处理的设施，基本是随着雨水的冲刷，随着地表流入河流、湖泊、沟渠、池塘、水库等地表水体、土壤水和地下水体，对于农村水环境造成了很大的污染，也对村内生活环境造成一定的污染。农村生活污水造成的环境污染不仅是农村水源地潜在的安全隐患，还会加剧淡水资源的危机，使耕地灌溉得不到有效保障，危害农民的生存发展。生活垃圾多数地方没有处理或者处理效率低。除政府投资试点的垃圾集中清运村能够实现使用垃圾池对瓜果皮、烂菜叶、纸屑、包装袋（盒）等日常生活垃圾集中进行存放集中处理外，大多数村依然存在生活垃圾和废弃杂物随手倒在自家门口、村沿街沟渠、河湾、池塘等，乱堆乱放现象严重。一到起风的日子垃圾到处乱飞，造成河流污染、苍蝇乱飞、臭气熏天的恶性反应，严重影响村容村貌及村民生活健康。

1.1.3工商业污染随着经济发展，广大农村地区逐步出现了一些淀粉、面粉、造纸等加工企业，个别地方还有采矿业、冶炼业、水泥生产，一些污染较大的企业从大中城市迁移到农村。铁矿企业的废石和尾矿砂已成为影响农村地区生态环境的主要因素；同时，工业烟尘、粉尘的排放严重影响了周围村庄的生活环境。一些地方采矿过度、经营粗放，造成矿区地表塌陷、水土流失，严重破坏了农村生态环境。一些工业行业、企业的各类废弃物、垃圾和污水形成了新的农村环境污染。

1.2农村环境污染的主观成因1）农村居住环境改善缓慢，村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规模小、配臵不均、经济性差，偏远乡镇的村卫生厕所普及率几乎为零，排水、污水处理等设施基本空白。一句话，政府给予农村的关注和投入还远远不够，农村行路难、用水难、环境差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2）从农村居民自身来讲，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进步与生态环境建设的滞后存在着较大距离。农村比较富裕的物质生活同农民生活质量、居住环境存在距离。传统的圈厕、畜禽放养“、三大堆”等，对群众生活质量、居住环境造成直接的影响，同富裕的物质生活不相符。旧的陈规陋习与日益发展的现代生活气息之间存在反差。经济观念的转变同某些方面一些道德失衡之间存在距离。经济的发展与经济观念相互促进，但某些方面经济失衡，甚至自家门前雪也要别人来扫，而屋内却窗明几净。

2甘肃农村环境污染凸显上升趋势

2.1人居污染直线上升据统计，甘肃农村每年产生生活污水约10多亿t，而96%的村庄没有排水渠道和污水处理系统，生活污水随意排放。农村生活污水有以下特征：①面广、分散。村庄分散的地理分布特征造成污水分散，难于收集。②来源多。除了来自人粪便、厨房产生的污水外，还有家庭清洁、生活垃圾堆放渗滤而产生的污水。③增长快。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农村生活方式的改变，生活污水的产生量也随之增长。④处理率低。据调查，每个农民年均产生约220kg生活垃圾、500kg粪尿和1.3t生活污水，由于很少有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污水随意排放，滋生蚊蝇，传染疾病。人居垃圾以生活垃圾和厨房垃圾为主。据估计，人均生活垃圾产量0.86kg/d（湿基）。甘肃省多数农村所有垃圾未经分类收集，少数村虽有垃圾池，但是垃圾收运转运体系尚未建立，收运转运严重滞后，生活垃圾弃置在路边、房前屋后的空地、洼地、池塘边、河岸边。进入垃圾池的垃圾收运转运不及时，普遍存在池满溢出现象。一些村庄已基本处于垃圾的包围之中，给当地村民的生活及健康带来极大的影响。随着农村生活条件改善，人居垃圾种类数量直线上升。

2.2畜禽养殖污染处理不够甘肃省畜禽粪便年产量约4400万t，由于多数养殖场没有综合利用的粪便污水处理设施，堆放的粪便、污水不仅污染了空气和水体，而且传播病菌、危害农田生态。大部分畜禽养殖户没有较为标准的粪污处理设施，生产的粪污多用编织袋装袋后堆放在道路两旁或其他公共场所，或直接堆放于任意空地；部分养殖户生产污水随意排放，并没有做到有效、合理利用，反倒影响了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周围群众对此反响强烈。此现象，在甘肃省中东部人口相对密集地区尤为明显。

2.3农业面源污染日趋加重有关监测资料显示，甘肃省遭受各类污染的农田面积已超过86.67万hm2，每年因此造成经济损失2600多万元，而全国因耕地污染每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农业面源污染不仅造成有害物质在农作物中累积，威胁着城乡群众的身体健康，而且制约着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随着近年来农业集约化程度的提高，化肥、农药、地膜的使用量逐年加大，大量的有毒、有害物质进入农业生态系统，造成一些地方农业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日趋加重。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导致部分农产品中农药残留量、重金属和硝酸盐等有害物质超标；地膜的广泛应用带来的“白色污染”给农业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另外农作物秸秆和畜禽粪便等农业生产残留物综合利用水平不高，秸秆的焚烧和粪便随意排放，不仅浪费了大量宝贵的生物资源，而且造成了空气、土壤和地下水等的污染。据了解，在甘肃省农村，除一些企业固定排放污染物带来点源污染之外，农民、农业自身带来的生活垃圾，种养业、化肥农药等面源污染，通过地表径流和农田渗漏，严重影响了耕地质量。

3农村环境与生态农业的辩证关系

生态农业是农村环境综合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生态农业能最大程度地从源头上减少农业生产带来的各种环境污染，包括对秸秆的循环再利用，减少化肥、农药等外来无机质的投入，对畜禽粪便的处理再利用等。但不能彻底根除这种污染，如农用残膜、难以开展生态农业生产的分散农户的种养业都会持续带来农业污染。关于农业生产造成的污染，要立足于发展高效农业的同时，通过开展生态农业建设是控制其污染的有效途径。通过加大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科研攻关力度，积极推广先进的耕作技术，实现农业产业结构合理化、生产技术生态化、生产过程清洁化、生产产品无害化。大力发展农村循环经济，推行清洁生产，积极推动乡镇企业结构调整，鼓励发展技术含量高、物耗少、污染轻、效益好的产业和产品，把产业结构调整和推广清洁生产工艺、实用治理技术、发展环保产业结合起来。

4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开启农业环境污染治理之旅

4.1生态农业内涵生态农业，简称ECO（eco-agriculture的缩写），是按照生态学原理和生态经济规律，因地制宜地设计、组装、调整和管理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系统工程体系。它也是农、林、牧、副、渔各业综合起来的大农业，又是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综合起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现代农业。

4.2生态农业模式2002年，农业部向全国征集到了370种生态农业模式或技术体系，通过专家反复研讨，遴选出经过一定实践运行检验、具有代表性的十大类型生态模式。根据甘肃省的实际，草地生态恢复与持续利用生态模式及配套技术、生态种植模式及配套技术、生态畜牧业生产模式及配套技术、设施生态农业模式及配套技术4种模式适合于甘肃省示范推广，其中以循环生态农业模式更适合当下推广。而目前比较常用的有复合生物系统循环模式，秸秆直接还田循环利用模式，种养结合循环生产模式，农业废弃物再生循环利用模式，本文在此进行介绍和推介。

4.2.1种养模式利用玉米秸秆开展养畜，主要采取将玉米摘除棒穗后进行黄贮或连带棒穗进行田间收获玉米秸秆，粉碎后用作青贮饲料；或将玉米秸秆进行塑料袋青贮和窖式青贮，成为青鲜的饲料；或将玉米秸秆加工压缩成营养成分高的“畜饼干”。通过“饲料—养殖—沼气”模式，“过腹”还田。目前全省建成青贮氨化池4万多个，建设秸秆养畜示范县10个、示范村77个、示范户1.5万户。秸秆养畜加强了种植业与养殖业的结合，实现了农业生态系统内的物质循环利用，促进了畜牧业增效和农民增收。4.2.2畜禽粪污循环利用模式将畜禽粪污处理再利用，集能源、环保、资源为一体的畜牧循环经济模式。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探索建立循环经济生态园，以肉牛、肉羊良种繁育、科学种植养殖示范、生态能源循环利用示范为主，通过“向农民收秸秆做牛羊饲料，用牛羊的粪便制沼气，再用沼气池产生的沼液沼渣当有机肥料，在阳光联栋温室里种植食用菌、反季节蔬菜和花卉”的循环生产，实现“节能、环保、无污染、零排放”的循环生态平衡。生态园一年向周围农民收购5000多t秸秆，仅这一项，为周边农民增收100多万元。

4.2.3生态保护型发展模式把现代化技术与传统农业通过合理的投入，使农业生态系统维持在理想的状态并能保持良好的物质能量循环，从而达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如千亩果园清洁生产生态化模式，重点抓生产无害化和废弃物资源化两个关键环节，以点面结合防治面源污染。通过推广生态肥、配方肥、有机肥和病虫草生态控制、秸秆资源化利用技术，优选农业投入品，修建农业投入品废弃物收集池，将农作物秸秆、有机垃圾等混合发酵生产有机肥，从而解决农业投入品和秸秆废弃物造成的污染问题。又如“一池六改”，即：沼气池、改厕、改圈、改厨、改院、改水、改路为主的家园清洁模式处理人畜粪便；以联户污水处理系统和垃圾物业管理为模式，解决垃圾、污水污染问题，实现了家园清洁，提高了农民生活质量。

4.2.4秸秆多项利用近年来，随着中部广大地区地膜双垄沟播技术推广，秸秆数量直线上升，除为养殖业提供饲料以外，还造成了农村环境的大面积污染，房前屋后、道路两旁堆积如山，甚至焚烧，烟雾缭绕。秸秆的再利用和处理是当务之急。利用处理主要有4个方面。1）秸秆饲料化。通过青贮、黄贮、秸秆加工压缩、氨化和微贮等技术处理，让秸秆过腹还田。2011年，全省饲料化利用秸秆量750.77万t，约占秸秆资源总量的45.97%。河西、中部、东部、南部饲料化利用率分别为60.03%、39.83%、35.94%、41.66％。秸秆处理技术推广多年、也相当成熟，但由于农村生产关系变革、劳动力变得越来越短缺的情况下，具体实施起来困难不少。关键还是要实行订单农业、发展农业合作社、疏通销售渠道、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找到有效处理利用的切入点，做到处理全覆盖、不留死角。2）秸秆肥料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生产有机肥，以生物发酵和无公害化处理的有机物质为基础，配以各种作物所需的营养元素和生物菌剂，经科学配伍，制成具有农药效果的多功能新型肥料。通过引进秸秆有机肥生产工艺，建立加工企业，对秸秆进行肥料化处理。二是秸秆粉碎直接还田，也是近年现代农业研究出来的一项新成果，要不断示范推广，完善机械处理工艺。秸秆肥料化不但能让废弃秸秆变废为宝，还可有效降低化肥的使用量。3）秸秆新能源化。近年秸秆沼气、气化、固化成型、高效炉灶炕等利用得到较快示范推广，秸秆能源化利用在综合利用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显现。笔者认为，通过引进秸秆固化生产工艺，加工生产固化秸秆新能源、替代煤炭等农村传统能源有较大的发展前景，也有生态价值。4）秸秆还可作为食用菌基料、工业原料（造纸、板材、建材）等多种用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引进和研发。

4.3其他农业污染的生态治理

4.3.1农膜农膜的使用量逐渐上升，但废弃农膜的污染也相当严重，农膜的回收利用是农村环境治理工作的热点问题。残膜治理工作有两个方面，一是建立社区残膜回收站，组织人员对农用残膜进行收集并及时上交加工场进行处理；二是加大对可回收利用农膜的研制开发和对废弃农膜的再加工利用研发工作。

4.3.2尾菜尾菜是一些自然条件相对较好农业生产区域的重要农业污染源，道路两旁、田间地头到处有尾菜，有些地方污染还相当严重，如不及时处理，还会造成连锁污染。处理方式主要通过回收、建立尾菜处理厂进行集中处理。

第3篇：环境污染论文范文

国内外学者关于对外贸易对环境污染影响的研究成果已经非常丰富，但是很少关注腐败对于一国对外贸易环境污染效应的影响，更多地是关注腐败对环境的影响(Coleetal．，2010)，例如，Rehmanetal．(2007)以南亚四国为样本，实证研究贸易、腐败对环境的影响，发现腐败上升直接抑制了贸易对环境的改善作用。本文将首先分析腐败作用于对外贸易环境污染效应的影响机理，然后基于1992～2009年省级动态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克服内生性问题，实证研究不同程度腐败对于地区对外贸易的环境污染效应有何影响。

二、腐败作用于对外贸易环境污染效应的影响机理分析

1．腐败通过作用于规模效应改变对外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当腐败水平较低时，收入差距较小，这有助于拉动国内消费需求，但不利于出口规模的扩大，在改善当地环境的同时扩大了进口品的需求，从而进一步改善了当地环境;反之，腐败水平上升会导致收入差距拉大，致使国内内需不足，促使企业扩大出口规模从而恶化了当地环境，同时，内需不足一方面会直接减少国内市场对进口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使得国内市场竞争更为激烈，促使一国采取贸易保护而减少进口，进而恶化了当地环境。

2．腐败通过作用于结构效应改变对外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当腐败水平较低时，收入差距较小，伴随人们收入的增加，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会整体优化，这有助于提高出口商品的结构，减少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产品的出口，从而改善了当地环境;反之，腐败水平上升会导致收入差距拉大，广大低收入群体的存在不利于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进而致使出口商品结构低下，出口商品技术含量较低，附加值较低，从而恶化了当地环境。

3．腐败通过作用于技术效应改变对外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一方面，当腐败水平较低时，用于进口技术和设备的资金就较多，这有利于促进当地环境技术的提升，进而有助于对外贸易通过技术效应改善环境;反之，随着腐败水平的上升，用于进口技术和设备的资金就会减少，这不利于促进当地环境技术的提升，进而阻碍了对外贸易通过技术效应改善环境。另一方面二是当腐败水平较低时，用于研发支出、教育支出、健康卫生支出、社会保障支出的资金就较多，也有助于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这些有利于促进研发水平、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吸收对外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进而有助于对外贸易通过技术效应改善环境;反之，腐败水平的上升会降低用于研发支出、教育支出、健康卫生支出、社会保障支出的资金，也不利于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阻碍了研发水平、人力资本、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不利于对外贸易通过技术效应改善环境。

4．腐败通过作用于环境规制改变对外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伴随着人们收入的提高，人们对于环境规制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当腐败水平较低时，外贸企业所面临的激烈市场竞争会促使政府通过提高环境规制而提升社会福利，并且通过行贿以左右政府降低环境规制的概率较低，这些有利于对外贸易改善环境。相反，当腐败水平较高时，外贸污染企业会加大行贿力度，提高政府降低环境规制的概率，因而不利于对外贸易改善环境。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当一个地区腐败水平较低时，对外贸易会改善当地环境质量，当腐败达到一定水平后，对外贸易会加剧当地环境污染。

三、实证研究

1．模型设定、变量测度和数据说明

对于环境污染水平的测度，现有文献一般用单一或几个环境污染指标或综合环境污染指数来衡量，多数文献是采用单一或几个环境污染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本文借鉴多数学者的做法，采用人均工业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排放量来测度。对于经济规模的测度，本文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环境库茨涅茨曲线(EKC)假说认为，当一个国家经济规模较低时，环境污染的程度较轻，但是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环境污染由低趋高，环境恶化程度随经济规模的增加而加剧;当经济规模达到一定水平后，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又由高趋低，其环境污染的程度逐渐减缓，环境质量逐渐得到改善，即环境污染和经济规模之间呈倒U形关系，因此，为了验证该假说，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平方。对于产业结构的测度，本文用第二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一般理论认为，在一国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工业化往往需要利用大量的资源，消耗大量的能源，加剧了环境污染，但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时，经济增长方式会逐渐转向集约型增长，产业结构也会升级，此时第二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会趋于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会迅速提升，从而会改善环境质量。对于技术进步的测度，本文借鉴许和连和邓玉萍(2012)的做法，采用资本劳动比来衡量技术进步。资本劳动比较高意味着技术效率较高，能够提高技术进步速度和减污技术能力;并且，资本劳动比上升往往意味着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产品的资本技术含量也将随之增加。一般理论认为技术进步使得企业采用清洁生产技术进行生产成为可能，因此会减少污染排放量，改善环境。这里需要对资本进行计算，我们使用“永续盘存法”①。劳动力投入量用各地区年末就业人数来衡量。对于环境规制的测度，本文采用环境污染治理投入和排污费收入之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一般理论认为，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政府也将提高环境规制，加大环境污染的治理力度和惩罚力度，进而改善环境质量。对于对外贸易的测度，本文采用进出口总额来衡量。一方面，对外贸易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使发展中国家了解国际环境标准和国别标准以及国外消费者的环境偏好，当这些被发展中国家消化吸收后可以改进其自身的生产方式，推动改善环境管理，加强环境措施和提高环境标准。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一般有着比较低的环境规制，对外贸易会使发展中国家成为“污染避难所”，促使发展中国家降低环境规制以维持或增强国际竞争力，出现所谓向底线赛跑的情形，从而恶化了环境。总之，对外贸易会通过规模、结构、技术和规制等多种渠道对环境污染产生影响，是否改善或恶化环境取决于这些渠道作用的综合结果。对于腐败的测度，本文采用每十万地区总人口中贪污贿赂和渎职侵权人数来衡量。腐败往往会通过扭曲一国环境政策、降低环境管制力度、阻碍环境治理投入、减少环境技术的研发投入和引进投入等渠道加剧一国环境污染。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测度，本文采用各地区的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一方面，外资流入把“绿色”节能技术或“清洁”技术传播到发展中国家，并通过技术示范和溢出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生产率，节约要素资源禀赋投入并改善环境质量，即外资的技术效应降低了环境污染;另一方面，外资看重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程度高的加工制造业，且发展中国家地方政府竞相降低环境规制吸引外资致使环境恶化，即外资的结构效应和环境规制效应加剧了环境污染。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的影响尚不能确定。上述变量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各地区的统计年鉴和《中国检察年鉴》。

2．内生性问题

如果这里直接对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可能会因解释变量的“内生性”而导致估计偏差，内生性来源于几种因素:一是引入了被解释变量一阶滞后项作为动态项，该项易和随机误差项存在相关关系;二是各地区往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高速增长，即更多的环境污染通常会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又能够进一步吸引外资流入，并且经济增长也能够带来更高的贸易开放度，因此，更多的外资流入和更高的贸易开放度可能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可见，即使回归结果表明外资、对外贸易与环境污染关系显著，也不能断言两者对后者有加剧作用，这里最小二乘法已经不能一致和无偏地估计系数，因此本文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进行实证分析。

3．实证结果分析

腐败对于地区对外贸易环境污染效应的影响见表1。从表1可知，模型1的回归结果表明，没有引入腐败变量时，对外贸易加剧了环境污染，但并不显著。在模型2中引入了腐败这一变量，回归结果显示腐败通过扭曲环境政策、降低环境管制力度、阻碍环境治理投入、减少环境技术的研发投入和引进投入等渠道加剧了环境污染。在模型3中进一步引入了对外贸易和腐败的交互变量，发现该交互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腐败水平的增加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环境规制加剧了对外贸易的环境污染，这也说明对外贸易恶化环境是有条件的，而其中一个条件是腐败水平较高。从模型3中的回归结果还可知，由于加入了对外贸易和腐败的交互变量，对外贸易的回归系数由不显著的正数变为显著的负数，这说明控制腐败对对外贸易的环境污染效应后，对外贸易改善了环境质量。这可能是由于中国货物出口和服务出口商品结构的升级，货物出口中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和服务出口中的新兴服务出口比重均大幅增加，2009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和新兴服务出口比重分别为31．%和3．3%，出口商品结构升级降低了环境污染;还可能是由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每年平均花费一百多亿美元进口了大量的技术和设备，促进了技术进步，加上中国的研发水平提高、人力资本增加和金融发展，提高了对外贸易技术外溢的吸收能力从而进一步改善了环境质量;并且还可能是由于对外贸易增加了中国的就业人数，提高了人均收入，从而致使人们对清洁环境的需求增加，促使中国环境标准提高，导致环境污染下降;最后还可能是由于国外绿色壁垒、技术性贸易壁垒等因素，使中国污染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所占的比重很小(2009年仅为2．72%)，并且仍有下降的趋势，从而致使环境污染下降。上述这些效应超过了出口增加所引起的环境污染规模效应。模型3中的回归结果显示对外贸易的回归系数为负数，对外贸易和腐败交互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数，两者方向相反，所以对外贸易对环境污染是否加剧将取决于腐败水平。本文依据回归系数计算出对外贸易加剧环境污染的腐败水平临界值约为2．97①，也就是说当腐败水平低于2．97时，对外贸易会降低环境污染，改善环境质量，对比2009年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腐败水平可以发现只有北京、上海、河北、江苏、安徽、江西、山东、广东和四川的腐败水平低于临界值，对于这9个省市而言，对外贸易改善了环境质量，而全国其他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腐败水平均高于临界值，这意味着这些省市的对外贸易加剧了环境污染。这也证实了本文的假设，即腐败水平较低时，对外贸易改善了当地环境质量，而当腐败达到一定水平时，对外贸易加剧了当地环境污染。进一步从区域角度来看，2009年东部地区的平均腐败水平约为2．89，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平均腐败水平分别约为3．6和3．91，说明在我国三大区域中只有东部地区的对外贸易改善了环境质量，而中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加剧了环境污染。下面会进行稳健性检验，即分别基于东中西部地区数据进一步验证该结论②。从表1还可知其他变量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经济规模与环境污染成倒U型曲线，说明EKC假说在中国成立，符合预期;产业结构降低了环境污染，这可能是由于第二产业内部行业结构调整在由粗加工向精加工转变，在由污染产品向清洁产品的方向转变，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已初见成效;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变量均改善了环境质量;而外商直接投资可能由于结构效应和环境规制效应大于技术效应，致使其加剧了环境污染，但这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是因为本文采用实际利用外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外商直接投资，而中国各地区的实际利用外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均太小，2009年最高的地区也低于10%，各地区平均值仅为3%。

4．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东部地区的对外贸易改善了环境质量，而中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加剧了环境污染的结论，本文构建以下模型:lnEPit=C+β0lnEPit－1+β1lnVGit+β2lnVG2it+β3lnISit+βlnTEit+β5lnEIit+β6lnTit+β7lnCOit+β8lnFit+μit该模型中的变量含义与上述模型相同，我们分别基于东中西部地区的动态面板数据，利用系统广义矩估计克服内生性，运用Stata11．0软件进行回归，结果见表2。从表2可知，东部地区的对外贸易改善了环境质量，在10%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原因可能有以下几方面:一是东部地区的出口贸易中高新技术产品和新兴服务出口比重高，出口商品结构升级降低了环境污染;二是东部地区的研发水平、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水平高使得东部地区进口的技术得到了较好的消化和吸收，使得进口的设备得到了较好的利用，进而促进了技术进步，并且也使得该地区较好地吸收了对外贸易的技术外溢，进一步改善了环境质量;三是较高比例的东部地区生活、生产所需的一些污染严重的产品是通过进口非本地区生产满足需求，这降低了环境污染;四是东部地区通过对外贸易大幅提高了该地区的人均收入，致使当地人们对环境质量要求增加，促使该地区制定更高的环境标准，导致环境质量改善。上述这些效应超过了东部地区出口增加所引起的环境污染规模效应。中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加剧了环境污染，也在10%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原因可能有以下几方面:一是中西部地区承接了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由于自身的产业结构水平不高致使中西部地区的出口贸易中高耗能、高排放产品和传统服务出口比重高，出口商品结构水平低下从而加剧了环境污染;二是中西部地区虽然也进口了不少技术和设备，但由于研发水平、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水平较低，这些技术和设备并没有得到好的消化、吸收和利用，并且也使得对外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吸收有限，致使对外贸易通过技术效应改善环境质量的作用很有限;三是中西部地区生活从而生产所需的一些污染严重的产品并不是通过进口满足需求，而主要是本地区生产，这加剧了环境污染;四是中西部地区通过对外贸易提高人均收入的程度有限，当地政府更多着眼于通过对外贸易增加国内生产总值，当地的人们更多地希望在进出口企业就业以增加收入，对于环境质量的要求普遍不高，环保意识低于东部地区，促使中西部地区制定的环境标准低于东部地区，进而使环境质量改善有限，这也使东部地区的一些无法满足该地区环境标准的企业搬迁到中西部地区，更加剧了环境污染;五是中西部地区出口贸易增加所引起的规模效应也加剧了环境污染。综合上述分析，中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加剧了环境污染。从表2可知，腐败等解释变量以及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的符号和显著性与表1的回归结果相同，而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符号与表1的回归结果相反，即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加剧了环境污染。这说明中西部第二产业内部行业结构依然是以粗加工为主，更多地是劳动密集型的产品，这些产品往往附加值低，能耗高，污染高，可见中西部地区要实现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新型工业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以改善环境质量。

四、相关政策建议

第4篇：环境污染论文范文

1.1入海河口海水水质超标现象严重

近年来，河流携带入海的污染物量比重越来越大，2007年，河流携带入海的污染物量为4.2万t，占总入海量的比例大约为65%；2008～2012年，河流携带入海的污染物量大约在3.9～9.4万t不等，占比逐步由79%升至91%左右。入海河流水质对海水水质产生较大影响，如钦江、茅岭江注入的茅尾海海域，南流江、大风江注入的廉州湾海域，COD、氮、磷浓度相比高于其它海域，特别是茅尾海海域，无机氮普遍超标。2012年，在广西9条入海河流的11个水质监测断面中，南流江携带入海污染物为36425t，钦江为15693t，茅岭江为8189t，北仑河为6008t，防城河为5967t，大风江为3801t，白沙河为2670t，西门江为1062t，南康江为969t。入海河流携带的入海污染物，如高锰酸盐、总氮、总磷、石油类、重金属等均比以前年份明显增加。除茅岭江入海河口水质多年来基本能达《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Ⅲ类标准外，其余监测断面的水质均不同程度出现超标，甚至有V类、劣V类水质情况出现，超标因子主要有氨氮、总磷、化学需氧量等。

1.2海域沉积物重金属污染物含量增加

随着港口码头的开发建设以及临海钢铁工业的发展，重金属污染物开始在海洋沉积物中累积富集，造成铁山港、廉州湾、防城港、珍珠港等海域铬金属含量呈有显著性上升趋势，珍珠港海域沉积物中铜含量也有显著增加的现象。重金属污染物含量增加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城镇入海排污口未达标废水排放。据调查，2012年，所监测的17个广西沿海城镇排污口中，仅有1个排污口的废水达标排放，达标率仅5.9%，其余16个排污口的废水未达标排放。未达标排放超标因子主要为磷酸盐、生化需氧量、化学需氧量、氨氮等；二是工业企业污染物排放。2012年，广西沿海钦州、北海、防城港三市共有废水外排的工业企业276家，年排工业污水量7763.76万t，化学需氧量22060.96t，氨氮748.81t，石油类66.14t，重金属1306.6kg。大量的工业污水排放使附近海域各类沉积物因子产生明显变化，而这些因子对广西近岸海湾沉积物环境质量产生一定影响，造成锌、有机碳、石油类、铅、砷、铜、镉、硫化物和总铬等沉积物因子超标现象。2002～2012年，广西近岸海域中锌的超标率为4.8%，有机碳、石油类和铅超标率为2.4%，砷和铜超标率为1.7%，镉超标率为0.7%，硫化物和总铬超标率为0.3%。不同海湾中的沉积物因子均出现严重的超标现象，例如，廉州湾，锌超标率为20.0%，石油类和有机碳的超标率分别为11.4%、5.7%；茅尾海，砷和铜超标率为6.5%；防城港湾，锌和铅超标率分别为8.6%、6.7%；珍珠湾，锌超标率为10.0%。反映出广西沿岸海湾沉积物重金属污染有加重的变化趋势，此外，生活污水、规模养殖、港口船舶等不同途径排放入海的污染物及其废水、污水也会造成海岸带重金属污染趋势的加重。

2海岸带海洋环境污染风险影响分析

广西北部湾海岸带海洋环境污染风险影响主要来源于临岸石化工业企业污染、有色金属重金属污染、港口码头船舶溢油污染等。广西沿海钦州、北海、防城港三市现有石油开采炼制及石油产品加工企业5家、油类贮存库12家、涉油港口及码头8个,其中规模最大的为中石油广西石化钦州1000万t炼油项目、中石化北海炼化项目（20万t/年聚丙烯）项目。除海上石油开采位于涠洲岛西南方约30km的海域外，其它石油炼制企业分别位于铁山港、钦州港经济开发区。这些石油开采及加工企业每年都将向近岸海域排放大量的工业废水，对近海海域环境质量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此外，涉油港口及码头船舶溢油污染，也是海岸带污染风险主要来源之一。

2.1石化工业企业污染风险影响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发展“十二五”规划》，“十二五”期间，广西依托两大炼油、石化项目，将建成沿海大型储油工程，原油和成品油码头，深度开发石油化工后续产品，发展乙烯、丙烯腈、芳烃、合成树脂、合成橡胶、合成纤维、重交沥青等，原油加工能力规划达到2600万t，乙烯100万t，芳烃100万t。其中，钦州港、涠洲岛将建成30万t级原油码头及其配套工程，钦州港将建成2000万t原油储备库等工程。这些石化工业企业主要分布在铁山港湾口西侧啄罗作业区，涠洲岛西北部及西南部，钦州港经济开发区的三墩及金鼓江口沿岸，防城港东湾、企沙半岛西部海域。根据规划布局及潜在环境风险分析，涠洲岛西南部油田区是溢油和石化有机物污染的易发区域，存在溢油事故和石化有机物泄露的环境污染风险。

2.2有色金属重金属污染风险影响

广西工业与信息化“十二五”规划指出：要充分利用广西地缘及沿海港口优势，引进国外红土镍矿资源，采用国内外先进适用冶炼技术，积极发展镍、铬合金及其精深加工不锈钢产品，延伸不锈钢产业链，开发不锈钢制品。沿海三市工业与信息化“十二五”规划对镍铬合金及其精深加工产业发展也有了明确目标，规划建设的项目分布在沿海工业园区，原料主要来自海外，采取先进生产工艺和完善的污水、雨水收集处理设施后，废水可以做到不外排，生产厂区废水对海域的影响不大，但是，来自海外的原料矿山地质环境复杂，部分原料含有重铬、镉等金属，装卸过程中如果撒落在码头前沿水域，直接造成港口附近海域水体和沉积物铬、镉重金属含量升高；进港的红土镍矿等原料在码头露天堆放，目前大部分堆场没有完善的雨水、渗滤液收集处理设施，遇到降雨，码头区初期雨水、堆场渗滤液收集不完全处理不达标，直接从码头前沿排入海域，造成港口码头附近海域水质、沉积物重金属含量升高。从2000～2012年水质监测结果看，广西近岸海域水质重金属污染指标的变化明显，重金属含量很低，2008年以来污染指数基本维持稳定状态（小于0.15），从检出率分析，汞、镉的检出率有上升的趋势；2002年，广西近岸海域表层沉积物重金属污染指数有上升趋势。由此可见，随着“十二五”沿海有色金属冶炼项目的增加，势必会影响到沉积物重金属含量升高的可能。

2.3港口码头船舶溢油污染风险影响

随着广西沿海地区港口建设快速发展，每年进出港的船舶数量快速增加，自2001年至2009年，广西沿海各港口进出港船舶数量增加5倍；2001～2012年，广西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增长10倍，说明进出港船舶大型化趋势明显，船舶装载燃油数量及燃油仓单仓燃油量增加，一旦发生船身损坏的溢油事故，将会产生较大溢油量的溢油事故风险影响。特别是钦州港，自2009年以来，货物吞吐量年均增长约1000万t，进出港船舶大型化更加明显，除布置了原油码头外同时还有海上原油过驳装卸作业，成为我国沿海港口海上原油过驳的第一大港，发生溢油事故的风险的可能性更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

3海岸带海洋环境污染面临的问题

3.1临海工业企业布局部分重叠

广西沿海城区/县城工业园规划整合度低，不利于资源优化配置及产业链延伸。广西沿海三市临海工业园以重化工业布局外，沿海的有些市县也根据本地现有企业情况和资源禀赋出发，规划建设了多个工业区，而工业区的产业规划导向趋同。此外，除了临海工业区外，沿海的市县也设置了多个城区产业园。市县间、城区内的产业园主导产业也多有同构化倾向，如北海市工业园、北海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北海市出口加工区、钦州中国-马来西亚产业园、钦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灵山县工业区、防城港市大西南临港工业区等。从整个北部湾经济区来看，沿海三市的临海工业区、各市县的产业园规划的主导产业部分重叠，造成了资源及环境容量的争夺，不利于污染物的综合治理。北部湾经济区应整体全面规划各个产业园区的导向及其定位，城市之间要整合资源，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实施错位的发展战略，在重大项目和重大产业布局上，充分考虑各个城市的资源环境优势与限制因子，避免雷同、重复建设。按照《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要求，防城企沙工业园区主导产业为钢铁业，而根据2012年环境统计，沿海三市的铁合金冶炼及有色金属制造共有29家，其中钦州市辖区多个工业园就分布27家，而产值较大的铁合金冶炼企业则建于北海铁山港；在磷化工布置方面，根据《广西北部湾经济发展规划》，钦州港工业区应布置磷化工，然而目前防城港的磷化工企业的产值占了广西沿海三市产值的88.2%。此类现象反映了各地在产业园区的规划建设上缺乏协调性，产业的布局与《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要求存在明显矛盾。临海工业企业布局重叠，不但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且工业企业都存在污染环境问题，尤其是重化工业。重复建设，就是意味着污染潜在风险加大，对人口、环境、资源的影响就会更加严重。

3.2环境风险污染物种类多样化

随着《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发展“十二五”规划》的实施，一批依托原油炼制企业副产品为原料的石化企业将建成投产，这些石化企业除溢油风险外，将增加甲醇、苯类、酯类、丙烯腈等石化有机污染物泄露风险。除之此外，临港工业园区的生产项目中，污染物种类产生多样化，许多含有风险项目，存在潜在的环境污染风险，如磷酸泄漏会造成极大的环境风险。“十二五”期间，广西还将依托炼油、石化两大项目，将建成沿海大型储油工程，原油和成品油码头，深度开发石油化工后续产品，发展乙烯、丙烯腈、芳烃、合成树脂、合成橡胶、合成纤维、重交沥青等。此外，根据北部湾港总体规划，考虑到广西沿海临港工业的大发展，将形成吞吐量突变，加之西部大开发对广西港口需求，广西北部湾港2015年、2020年货物吞吐量将分别增加到2亿t、3.5亿t。防城港渔澫港区、钦州港金鼓港区、大榄坪港区和铁山西港区将兼顾石油和化工类接卸，这些港区要逐步实行分工承接不同类型的货物种类，例如，液体化学品主要由金谷港区的鹰岭作业区和金鼓江作业区承担接卸。主要危险品主要类别有：石油制品及其他散装液体化学品，其中后者主要包括甲醇、乙醇、硫酸、农药和磷酸等；石化危险品主要由防城港渔澫港作业区承担接卸，主要危险品主要类别有：燃料油、汽油、柴油、甲醇、乙醇、石脑油等。这些石化品种不但种类多样，而且还有毒及易燃，一旦发生事故灾害，就会危及人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同时还造成环境污染风险。

3.3应对海上溢油污染风险处置能力不足

广西沿海海上溢油污染风险处置能力主要集中于海事部门，但设备的配置及使用存在如下问题。一是：作为区域性的溢油应急处置中心主要是以钦州溢油应急反应基地为主的区域溢油应急处置中心，设备包括“海特191”中型溢油应急回收船和国家中型应急设备库，其中“海特191”中型溢油应急回收船可一次性回收中高粘度浮油640m3，收油效率每小时可达200m3，国家中型应急设备库具备一次控制500t溢油综合清除能力。其功能主要为钦州港及周边海域应急服务，特别是防止溢油向茅尾海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和海洋公园漂移，降低溢油进入茅尾海和污染茅尾海内生态敏感区的风险。设备库选址位于勒沟作业区，北海及防城港目前还没有溢油应急处置基地，应对海上溢油污染风险处置能力明显不足；二是：目前广西沿海溢油应急设备大部分分散储存于企业的应急设备库中，由于目前港区内各企业没有签订联防联控协议，一旦其他海域发生较大的溢油事故，不能及时将各企业的应急设备调往现场处置溢油事故；三是：广西沿海三市港区现已建成的码头业主还有相当部分没有进行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风险评估，正在生产的码头、港口大部分没有按照《港口码头溢油应急设备配备要求》配备相应的防治污染设备和器材。另外，溢油应急设备主要用于油类等难溶于水的物品收集处置，难以处置易溶于水的化学物品。由此可见，随着广西沿海工业发展及港口码头船舶的增多，环境污染的风险增大，应对海上溢油污染风险处置能力不足。

4海岸带海洋环境污染防治对策

4.1工业企业污染防治对策

积极贯彻《循环经济促进法》和《清洁生产促进法》，以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为手段，加强工业园区和工业企业的物质综合利用和循环利用，节约能源，减少污染物排放。坚持自愿性清洁生产审核与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相结合的原则，积极推进清洁生产实施，从源头和全过程控制污染物产生和排放，重点开发研究节能、节水、污染防治和资源综合利用技术，制定和颁布实施排放入海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管理办法，减少污染物的入海排放。加强沿海地区各市工业企业和入海直排口的环境监管和达标考核，确保实现达标排放。新建排污口选址必须充分考虑海域水质保护需求，设置不合理的排污口要予以调整或取缔。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布局，逐步形成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工业体系。加强工业企业准入机制建设，严格限制资源消耗型、环境污染型企业在沿海地区的布局。加强工业企业园区化建设，实施工业园区集中排污、废水集中处理、限制零星向海排放的制度，采取综合治理措施，减轻海洋环境污染。

4.2船舶和港口污染防治对策

强化船舶和港口污染防治管控，实施船舶及其相关活动的污染物零排放计划。加强船舶污染物接收处置设施建设，规范船舶污染物接收处理行为，完善主要港口船舶污染物接收处置设施建设，配备油污水回收船，对港口船舶油污水压载水、洗舱水集中处理，达标排放；加强渔港渔船的监督管理，新建渔港要同步建设废水、废油、废渣回收与处理装置，中心渔港和一级渔港要安装废水、废油、废渣回收处理装置，满足渔船油污水等的接收处理要求，并依法办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禁止随意向渔港和渔业水域倾倒垃圾、废旧鱼箱等废弃物，要设置渔港生活垃圾接收处理设施和设备，实现集中统一处理，防止垃圾污染。在近岸海域航行的船舶实施含油污水“铅封”，实现近岸海域船舶含油污水“零排放”。在远洋船舶和沿海外贸港口中配置船舶压载水和沉积物灭活设备的设施，防止外来生物入侵。在煤炭、矿石运输量较大的港口新建雨污水应急系统，满足暴雨时收集初期雨水的需要。

4.3城镇生活污染防治对策

沿海城镇生活污水的排放给近岸海域环境造成直接的污染。所以，一要加快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和配套管网建设，坚持“厂网并举，管网先行”，与城市道路、旧城改造、小区建设等工程统筹考虑、协调实施的措施，减少城镇生活污水的污染；二要强化城镇生活垃圾污染控制，加快建立合理的生活垃圾收运、处理处置体系，统筹城乡生活垃圾处理与管理，推进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向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发展。合理布局和建设生活垃圾处理设施，促进不同区域城市的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协调发展。进一步提升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和处理水平，配套完善城市垃圾转运设施。大力推进县城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重点建立和完善县城生活垃圾收运体系。进一步推进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完善生活垃圾处理市场竞争机制，推动生活垃圾处理产业化发展；三要加快完善城镇污泥处置及污水再生利用工程，积极鼓励污水再生利用工程建设，建立健全污水再生利用产业政策，加强新工艺新技术的开发利用，提高污水再生利用水平，合理处置污水处理厂污泥，鼓励污泥的无害化综合利用。

4.4海水养殖污染防治对策

大力发展生态渔业，减少氮磷污染物排放。加大对海洋水产养殖项目的管理，根据环境容量，合理调整养殖布局，科学确定养殖密度，优化养殖生产结构。加快推进养殖池塘标准化改造，改进排水系统，配备水质净化设备，推广应用节水、节能、减排型水产养殖技术和模式，大力发展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推广高效安全配合饲料，减少养殖污染排放。禁止直接向海投放肥料，改善养殖环境和生产条件。加强标准化海水养殖示范场（区）的建设，对新建的养殖场要严格执行“三同时”环保验收的制度。逐步推行养殖废水弃物处理与利用技术，严格控制养殖污水的排放，对养殖废水污染的管理要纳入总量控制，在相对集中的规模化养殖场或养殖小区，建设废水处理利用设施，有效治理养殖集中区的污染，减轻海水养殖业的污染，发展生态健康养殖。

4.5流域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对策

第5篇：环境污染论文范文

1.环境污染侵害由私法救济到社会化救济

由于当代社会环境侵权行为的特殊性，不论是侵权行为法遇到的理论困境还是现实问题，都导致在解决纠纷、填补利益的过程中面临诸多问题，要摆脱上述困境，就必须超出“损害要么由加害者承担，要么由受害人自担”的狭隘眼界，构筑环境损害赔偿社会化制度，即环境侵权所产生的赔偿责任不再由加害人独自承担，而是还要由国家、社会、法人组织或者社会上不特定的多数人来分担赔偿责任，使“传统的自己责任、个人责任原则下的损失转移转化为现代的社会责任原则下的损失分配、损失分散”[1]，将环境侵权行为所生损害与责任保险、社会安全体制等密切衔接，从而使环境侵权损害的填补不再是单纯的私法救济，既及时、充分地救助环境受害人，又避免环境加害人因赔偿负担过重而破产。

2.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贯彻

可持续发展实际上需要有效地解决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冲突。国家通过环境法来为环境污染或环境破坏设定可以容忍的限度，其目的即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对经济效益的追求。然而在追求经济、促进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环境污染的发生不仅频繁而且后果严重。单个污染企业承担责任的能力有限，致使污染受害者和公共环境损害往往得不到应有的赔偿。为分散企业环境污染赔偿责任，最大限度地保护受害者。尽量减少社会和国家的损失，有必要探索建立我国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实现更加抽象的社会正义。

3.和谐社会实现的保障

发展保险业是完善社会保障体制，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谐社会的构建着眼于方方面面，对于民生的基本保障和实现是其追求基本价值之一。如前所述，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就是对复杂的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的一种合理机制。这一制度的构建不仅可以分摊污染者的赔偿责任，避免他们因无力赔偿而即将面临的悲惨命运，而且可以使被害人在损害一发生时就及时向保险人提出请求，迅速获得理赔，以填补其遭受的损失。这样既节省时间和金钱，又避免了求偿无门的情形，还能减轻司法诉讼量，及时解决法律纠纷，从而实现高效诉讼的价值目标，最终达到双赢的局面。

二、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承保范围需明确的问题

（一）关于持续性环境污染事故能否纳入承保范围

目前在各国理论和实务中，对于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属于承保范围已成定论。难点在于对于渐进性或累积性污染事故是否应该承保的问题。

1.从理论上探讨对于持续性污染是否属于可保风险的问题。

依照我国保险法律和保险实务，“可保风险”以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为其根本特征。持续性污染，从无限制的长期来讲，污染积累到一定程度，污染事故必然爆发，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合同与一般的保险合同一样，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会在合同中约定保险责任期间。在该期间保险事故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危险的发生并非保险人和投保人在订立合同时完全可以确认的必然事情，因此，符合“危险的发生存在可能”的特征。同时，累积性污染事故发生的时间也是不确定的、事故造成的后果严重性程度也是不确定的，这符合可保风险的偶然性特征。

2.实务中将累积性污染事故纳入中国环境责任保险的范畴是否可行

当然，将所有的环境侵权行为都纳入责任保险的范畴无疑是最理想的。但一项法律制度的实际效果，既与其法律规范的完善程度有关，更与其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程度，以及在程序上的可执行程度有关。考虑到中国目前环境责任保险所依托的相关法律规范并不完善，而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实施和完善也需要一定的进程，再加之中国保险业特别是责任保险还很不发达的情况下，将累积性污染事故纳入环境责任保险的范畴条件尚不具备。

（二）关于生态损失是否应纳入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所涉及的损失赔付范围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所涉及的损失赔付范围有以下几种：第一，因环境污染而造成的第三人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坏、灭失而产生的损失；第二，因环境污染事故而产生的救助费用和诉讼支出，以及为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第三，由于环境污染而导致被保险人的财物损失；第四，因环境污染而导致的生态破坏而引起的损失。一般来说，对于第一种损失列入损失赔付的范围是毫无疑义的。从我国保险法的相关规定来看，对于第二种损失列入损失赔付范围也是有法律依据的。我国《保险法》第42条第2款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保险标的的损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该法第49条规定：“保险人、被保险人为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该法第51条还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因给第三者造成损害的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除合同另有约定外，由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者诉讼费用以及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但是，对于第三、第四中损失是非应当乃如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范围呢，目前尚未有定论。

三、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范围的思考

（一）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的思考

环境污染的发生形态有突发性和持续型两种。突发性的环境污染在发生前没有明显的征兆，一旦发生损害立刻显现，受害人的受损程度的认定也较为容易。持续性环境污染事故侵权持续时间长，侵权原因复杂，往往是多种因素复合累积的结果。受害人对侵权行为的存在往往缺乏深刻的认识，以至对侵权行为何时发生、侵权人为何人都不知晓。因此，对持续性的环境污染事故造成的损害进行救济是较为困难的。

环境责任保险作为对环境污染损害的救济方式，将所有环境污染损害都纳入环境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无疑是最为理想的。但鉴于我国保险业的发展水平、环境污染的现状及相关民事法律的完善程度，目前仅将突发性的环境污染事故纳入环境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是较为适宜可行的。待条件成熟后，再将持续性的环境污染事故纳入承保范围[5]。这类似于法国“分步走”的做法。当然，扩大承保范围是大势所趋。但这势必会增加保险公司的风险，使它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有可能不愿承保。所以为了避免和鼓励保险公司承保持续性的环境污染事故，就需要政府在政策上予以扶持，对此中国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可以采取以下几种做法：（1）注入保险基金；（2）由政府主持成立由多家保险公司组成环境责任保险集团以分担承保的风险；（3）效仿法国的做法，成立一个专门负责环境责任保险的机构；（4）建立一个法定的环保监测部门，专门从事对有关环境责任保险承保范围内的环境侵权行为的监测，分担保险公司在辨别、确定理赔范围时所花费的时间、费用及人力等资源，减轻保险公司的业务负担，使其成为保险公司的一个隶属部门专为环境责任保险这项保险业务服务，发挥其良好的补充减负之功效。

（二）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赔付范围的思考

对于前面所提到的“第三种损失”，笔者认为，根据责任保险的特征原则上应该属于除外责任，比如因污染而引起的被保险人自己所有或照管的财物损失，以及由于环境事故而导致工厂全部或部分停产而引起的损失，被保险人自己的损失不是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可以从企业财产保险的险种设计上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但对于自有场地污染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立法实践及其环境责任保险的发展历程纳入到损失赔付范围之内。美国的判例一般认为公众的健康与安全较保险单的任何明示约定更为重要，当被保险人污染了场地而又无力治理时，损害的又会是公众环境权益了，所以从环境法的公益性出发应该将自有场地污染纳入到环境责任的赔付范围当中。

至于生态损失，笔者认为目前尚不宜纳入损失赔付范畴。当然，随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在法律体系的渗透，以及人类对于生物多样性、环境权的日益关注，生态损失的赔付将会成为法律所无法回避的一个难题。当然考虑到我国目前环境责任保险才刚刚起步，不顾及实际情况将所有损失不加区分都纳入赔付范围很容易引发保险人因资金缺乏而无力支付巨额赔款的支付机制恶化，这不仅使环境责任保险无以为序，而且也极容易引起保险市场乃至整个金融市场的混乱。所以对于生态损失的保险赔付要依托于相关理论的进展，法律制度的完善以及高度发达的保险业。

参考文献：

[1]周珂,杨子蛟.论环境侵权损害填补综合协调机制[J].法学评论,2003,(6).

[2]CodeofFederalRegulation,Title40,Chapter1-EnvironmentalProtectionAgency,SubchapterI-SolidWaste,264.140.

[3]汪劲.环境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柯泽东.环境法论(二)[M].台北:台湾大学丛书编委会,1988:107.

第6篇：环境污染论文范文

环境损失计量是企业根据环境污染状态进行环境损失的实物量化与货币化，并对货币化的环境损失按照会计的要求进行确认与记录的过程。

环境损失计量应以环保部门公布的环境监测数据和企业从环境交易或事项中取得的环境状态数据为基础，其概念构架包括四类变量：环境污染状态、环境污染导致的实物型损失、实物型损失的货币化、实物型损失的确认与计量。以这四类变量为基础，逐渐形成三个计算过程：①根据环境污染状态计算环境污染导致的实物型损失；②将实物型损失货币化；③对货币化损失进行确认与计量。需要指出的是，这四个变量和三个计算过程均具有时变性，即：环境损失的发生时间及其计量过程具有时序性与动态性特征，发生空间、表现形式与计量方法具有多样性与变化性特征。

二、环境污染计量的四类变量

1.环境污染状态。①以污染物排放量形式表现的变量，如厂区的二氧化硫和其他有害气体的浓度、污染物产生速度等；②企业权责范围内的污染物排放量，如“三废”的排放量等；③企业权责范围边界的污染物流出量与流入量，如环境责任主体因污染破坏造成的影响程度。污染状态变量决定了企业因为环境污染导致的实物型损失变量的大小与权责份额，是环境损失计量的起点。

2.环境污染导致的实物型损失。①急性实物型损失，如有毒液体的排放导致的森林树木毁坏、有毒气体的排放导致的人员伤亡和野生动物灭绝等；②慢性实物型损失，如浓度较低的有害气体和液体，由于长时间的排放导致的水土流失、气候恶化、土质改变等；③尚未完全确认的实物型损失，如地表下陷、气候恶化等导致历史文物的毁损和风景资源的破坏等。其中①、②类大多是具有可视性或者是可测性的显形损失，能够而且必须计量；③类是可视性和可测性较低或很低的隐性损失，不容易准确计量。

3.实物型损失的货币化。其在内容上包括伤害型损失、防御型损失等；在价值构成上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在计算方法上可以采用现实市场价格法；在计量模式上可选用名义货币或一般购买力计量单位，选用历史成本、现行成本、现行市价、可变现净值与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等计量属性。

4.实物型损失的确认与计量。实物型损失的确认：要求在企业的环境责任与经济效益范围的基础上，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以及可定义性、可计量性、可靠性与相关性等标准进行初始确认与再确认。实物型损失的计量：要求在对其确认的基础上，选择合理的计量方法与计量模式，按照可定义性、可计量性、准确性、一致性、有用性、可靠性与效益性等标准对引起环境损失的交易或事项进行货币化与分配，它具有间接性、异质性、模糊性、差异性和可验证性的特点。

三、环境污染计量的三个计算过程

1.根据环境污染状态计算实物型损失。污染破坏程度一般是用污染物浓度来反映的。该计算过程的关键是建立污染物浓度与导致各种实物型损失之间的函数关系。这些函数关系的类型取决于环境污染的三种主要形式：①扇式影响，即一种环境污染产生多种影响，使函数表现为叠加型；②链式影响，即一种环境污染产生的影响沿其因果链依次传递，使函数表现为关联型；③网式影响，是扇式影响与链式影响的综合，使函数表现为关联叠加。

2.实物型损失的货币化。实物型损失的合理货币化是保证环境会计信息可靠的又一重要环节。该计算过程应重点考虑污染可能造成的价值损失，如水污染会造成农田污染损失，农田污染又会加剧水污染的损失。实物型损失的货币化函数应用十分广泛。

3.货币化损失的确认与计量。企业应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划分资本性支出和收益性支出等原则的要求对货币化损失进行确认与计量。其日常账务可用待摊方法和预提方法进行处理：①待摊方法。在企业发生污染损失金额较大且受害期较长时，按总损失扣除残料价值、可收回的赔偿款后的金额，借记“待摊费用”或“长期待摊费用”科目，贷记“银行存款”、“应付环保赔偿款”、“应交环保税”等科目；分期摊销时，借记“环境损失-污染损失”科目，贷记“待摊费用”或“长期待摊费用”科目。②预提方法。逐期预提环境损失支出时，借记“环境损失-污染损失”科目，贷记“预提费用”科目；实际支付时，借记“预提费用”、“应付环保赔偿款”、“原材料”等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企业还应在期末或至少每年年终，对环境污染造成的生态资源、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存货等减值计提准备。

四、环境污染计量模型

1.环境污染治理模型——外部负效应分析。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外部负效应是指一个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过程中对另一个经济主体造成了额外的成本。换句话说，如果行为的实施者造成了额外成本，由此产生的就是外部负效应。

假定某社区有一大型重工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了大气污染和水污染，造成该社区居民健康受到损害，医药费用开支增加，如果将这种费用开支的外部负效应计入企业的总成本，它的生产量就会减少，同时污染也会减少。外部负效应产生一个外部边际成本，产品产量越大，造成的污染越严重，外部成本也越大。这时，整个社会为生产该产品所花费的社会边际成本应等于该企业的边际成本与外部边际成本之和。因此，该产品的有效率的均衡产量和均衡价格应由社会边际成本与市场需求状况决定。显然，企业不计算外部负效应时将过度生产，从而造成严重的污染。

2.限制污染排放模型——最优排放量分析。环境污染并不是工业化、城市化的必然结果。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就是为了保持城市的环境目标值，将排入城市环境的主要污染物控制在环境容量所能允许的范围之内。

我们可以用边际分析法来确定污染物的最优排放量。一般来说，各种污染产生的边际损害是递增的，即污染越多，其边际损害也越大，而社会的边际收益则因污染的排放而递减。污染的最优排放量由其边际损害和边际收益变化曲线的交点所确定。当污染排放量低于最优排放量时，社会的边际收益超过边际损害，污染排放就是符合标准的；当污染排放量高于最优排放量时，污染的边际损害大于其边际收益，污染排放则是有害的。

3.环境绿化管理模型——外部正效应分析。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外部正效应就是指一个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对另一个经济主体造成了额外的收益或好处。换句话说，如果行为的实施者造成了额外的收益，使得其他经济主体（厂商或个人）无偿地获得额外的好处，由此产生的就是外部正效应。

第7篇：环境污染论文范文

制度背景、社会经济结构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各国在实践中制定出了各具特色的跨域环境污染治理策略。对我国跨域环境治理进行有针对性的制度设计和安排，除了了解我国的现状及根源之外，了解和学习其他国家和地区地方政府跨域环境治理的实践经验也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一）西澳大利亚

政府在区域综合治理的执行中做出了一些关键决定。首先，执行需要通过对现有机构的各种政策和行动加以协调才能展开。其次，需要建立一个小型秘书处来推进所期望的协调。第三，应该建立优先权。西澳大利亚政府认为体制安排不需要过于复杂，最好利用现有能力安排出更多的管理人员，因此不需要建立新的立法和行政机构。这种协调机制就产生了综合流域管理协调小组，后来由一个称为流域管理办公室的小型秘书处为该小组服务，并且也建立了由具有技术专长的人员组成的技术顾问小组，以便与社区流域小组沟通交流并行工作。

（二）法国

多方参与是法国的环境污染跨域治理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法国强调多方参与，以增强管理的民主化、科学性与透明度。各级流域机构中除了中央及地方代表外，还吸纳用水者、相关专家等作为其组成成员，如《水法》规定：“应当由国家代表建立一个地方水委员会，以便起草、修正和监督水开发和管理规划的执行。此外，在地方政府的职责问题上，规定:“在每个流域，流域委员会总部所在地的地方行政首长应当指导和协调在该地区国家水资源调度和管理方面的政策，以便促进该地区相关部门和地区对中央权利下放后工作的连贯性和协调统一。”

二、实现区域综合治理联动解决环境危机

（一）草拟京津冀环境行政立法，有法可依

现如今，市场经济日益发展，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环境法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发生了显著的变革,传统的环境行政法律关系在主体、客体、内容方面也产生了一些变化,以环境行政法律关系为基础的环境行政责任制度也随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创新和完善。我们本着三方联动的理念共同解决环境恶化，提升经济效益。大力加强环保团队的联动建设，引进三方高端技术人才，深入实地考察，开发新型清洁能源，加大执法力度，打击某些偷排企业，揭发“捉迷藏”把戏，做到有法可依。

（二）建立京津冀环境行政协调工作机制

法国环境法典规定：“为履行其职责，生活质量部长，必要时，可以求助于其他部长领导下的部门和机构。”环境行政协助是我国环境行政权一体化的要求。随着环境法的日益完善和发展，纳入环境法的管理对象越来越庞杂，环境管理部门的分工越来越精巧、细密，职能越来越独立，但环境要素是一体的，不可能把它们截然分开，这就需要环境管理部门在环境管理过程中，更加体现一体化的要求，行政体制是一个组织严密的体系，是一个分工协作的大系统。行政体系内部给机构实体只是一种分工协作的关系，而非对立关系，各机构的总体目标、总体利益是一致的。必须依法建立行政协助关系，并保证行政协助的方便性、目的性、灵活性。

(三)完善环境行政机制

第8篇：环境污染论文范文

公路运输引起的环境污染主要有以下特征:形式多样性:危险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腐蚀品、易燃爆炸等污染事故。发生的突然性:一般环境污染是固定污染源排放引起，而公路运输引发的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是流动的，无固定的污染源和排污方式，事故发生突然，不可预测。发生的不可控性:当前各辖区交通便利，运输发达，每个辖区公路运输线均较长，公路运输中引发的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在长距离的运输线上无法控制。危害的严重性:一般固定环境污染多产生于企业生产过程中，随着生产周期连续或者间断排污，每个企业都有污染处置和应急措施，发生环境污染，可采取停止生产或者应急设施处置。只要采取措施得当，其危害性不会太大。而公路运输中引起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往往在极短时间内一次性大量泄漏环境污染物，短期内无法控制，无相应的污染处置设施，破坏性大，损失严重。处置的困难性:由于事故的事发突发，其污染物又无相应处理设施，所以很难在短时间内加以控制，加之污染面处于交通线中，其复杂的周围环境又给处置带来了困难。

2.公路运输中引发的环境污染应急处置存在的问题

2.1应急联动管理权不确定

应急联动在处理危机事件时基本上实行“按灾种，分部门”、“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管理模式。一方面，各职能部门只对涉及各自领域范围内的突发事件响应处置，当公共危机处于多个领域交叉时，各部门在公共危机的管理权认定往往存在争议，各职能部门谁也不愿意牵头，“三不管”状况时常在应急处置中发生。另一方面，对于事故的预测以及其性质、发展和影响的判断，往往无法马上确定归属于何等级别响应、何等部门职责，也是导致管理权不确定的重要原因。

2.2应急联动不畅

地方各部门实施的“分工负责”制，由于地方党政领导对有关政府职能部门和社会单位的协调督促不够，致使应急联动的各职能部门各自为政，未从全局观出发，只片面应对属于本部门的突发事件，与其他部门配合协调不够。当发生需要多个部门共同应对的“综合性”突发事件时，各部门各自响应、各自为政，互不配合。特别是当部门之间的职责相互交叉时，部门之间相互推诿，以致延误最佳解决突发事件时机。且各部门应急管理资源难以有效调动和利用。以至于出现了“不联不动、联而不动，联而慢动、联而乱动”的局面。

2.3应急联动体系建设落后

公路运输引发的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应急处置体系建设滞后，缺乏专有的协调联动的建设体系。地方应急主管部门都编制了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然而这些预案只从宏观上作了一般指导，具体可操作性不强。而各部门应对的公共综合危机应急预案只从各自领域出发，未从各部门职责相互交叉以及部门分工协调入手，致使各部门预案分布零散，整体性和规范性不强，应急联动协调规定不够具体，相互之间缺乏衔接甚至矛盾的情况，其效力还远远达不到联动效果。

2.4应急处置人员在环境保护意识薄弱

公路运输中发生交通事故后，交警和消防人员一般首先赶到现场，现场应急处置多数采取消防水措施。一些污染物随着消防水流入事故现场附近农田、河流或者饮用水源，造成次级环境污染事件。现场处置人员环保意识薄弱，处置措施单一和粗放，未考虑次级污染后果，往往在处置过程造成更大环境污染。

3.公路运输交通事故环境污染应急处置对策

3.1建立健全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的机制

危险化学品因涉及不同的管理部门，难以采取联合执法查处行动。因此，必须按照国家危险化学品管理规定，各司其职、齐抓共管，使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工作走向法制化、规范化。认真执行国家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制度和危险化学口品运输规定。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是一项重要的环境管理手段，环境部门要将此项工作作为今后管理工作的重点。有关部门必须加强宣传，加大监管的力度，规范危险废物和危险化学品的转移行为。

3.2加强多部门协助处理和应急联动机制

环境污染事故处置工作是全社会共同协助处理的大事情，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环境污染事故处置中紧紧地与安全生产、公安、消防、卫生、气象、国土资源、海洋、渔业、交通、铁路、水利、海事、通讯等部门建立环境污染事故应急反应和处置支援网络，切实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合作。

3.3健全环境污染事故应急处置预案

环保部门根据自身组织指挥、情况处置、车辆保障、通信保障、器材保障和网络建设等方面设有的具体方案，建立多部门协调处置突发性环境事故的应急预案，确保环境污染事故发生后协调一致，一声令下就能迅速行动。

3.4加强信息网络软件和应急设备硬件建设

一是要改进通信手段，进行无线上网，确保信息的及时传递。建立信息基础数据库，为指挥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二是加大对应急监测仪器设备的投入力度，确保在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时快速监测，为负责处置的环境管理部门快速提供决策。

3.5加强学习培训，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应急处置工作人才的培养是完成各项任务的关建。在抓好理论基础知识学习的同时，注重在实战中培养人才，不断总结实战中的经验和教训，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4.结论

第9篇：环境污染论文范文

1.1样品的采集

1.1.1粮食和蔬菜样品采集

在两电镀厂周边1.5km范围内，涉及大孙各庄镇后岭上村、大崔各庄、佟辛庄和薛家庄，以及木林镇陈家坨村、李各庄和业兴庄，采集9-10月份间公共种植、养殖已成熟可供食用或食用原料的产品，同时在1.5km范围外采集相应种类样品作为对照，涉及村庄包括大孙各庄镇的郭家坞村、四福庄、大石各庄、大坝洼庄，木林镇的东沿头村、蒋各庄、魏家店和杨镇的下坡村、二郎庙，以及李桥镇的王家场村。2011-2013年3年间共环境监测样品144件，主要环境监测样本类别为蔬菜（包括白菜、萝卜、玉米、小麦、菜花、油菜、生菜、菠菜和柿子椒）和粮食作物（包括玉米和小麦），其中有19件样品为对照（包括10件蔬菜和9件粮食作物）。

1.1.2土壤样品采集

每一环境监测地区，选取被采集农作物种植的土壤作为采集对象，范围以电镀厂为中心，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各布一个采样点，最远端距离电镀厂1.5公里。同时根据采集土壤上农作物的覆盖率可以增加土壤的采样点，农田土壤环境环境监测采集耕作层土样，一般为0～20cm深土层。为保证样品的代表性，采取对角线法、梅花点法或棋盘式法采集混合样，每个采样区的样品为农田土壤混合样，采样量为1～2kg，对所得混合样反复按四分法弃取，最后留下所需的土量，装入布袋或塑料袋内检测。

1.2检测方法

农产品和土壤中的铬参照GB/T5009.123-2003《食品中铬的测定方法》和《环境环境监测分析方法》进行检测。

1.3质量控制

开展环境监测工作同时参加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的重金属分析质量考核，由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统一提供部分环境监测的关键耗材。在环境监测中出现异常结果时，将样品送到市疾控中心进行复核。检测中同时使用标准参考物质，并保证测定结果在准许范围内。对于没有相应标准参考物质的项目，实验时做样品加标试验，控制加标回收率为80%～120%。每个检测样品进行两次平行测定，平行测定结果满足相应分析方法的误差要求，报告检测结果平均值。

1.4统计学分析

应用SPSS13.0软件对环境监测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组间比较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和方差分析，两两比较用q检验，以α＝0.05为检验水准。富集系数为作物重金属含量与所在土壤重金属含量的比值，他可以用来表示重金属在植物体内的积累特征及迁移难易程度，测出土壤样品及相对应的蔬菜样品中重金属含量后，可计算该地区重金属富集系数，以筛选出该地区适合种植的蔬菜品种。其计算方法为：富集系数＝［作物重金属含量（鲜重）/土壤中重金属含量］×100％。

2环境监测结果与分析

2.1区内部分农作物铬污染整体环境监测情况

2011-2013年对区内采集的部分农作物中铬污染状况进行环境监测，总体合格率为93.8%。虽然两类农作物P50值均低于国家标准限值，但蔬菜P90值0.662mg/kg则高于0.5mg/kg的国家标准限值，说明重金属铬在区内部分蔬菜中存在一定程度的污染。通过对两类农作物铬污染水平进行比较，显示蔬菜被铬污染更严重（F＝11.885，P＝0.001；t＝-2.226，P＝0.029），见表1。

2.2粮食中重金属铬环境监测情况

对各年粮食中铬污染情况进行环境监测，P90值在2011年和2012年分别为0.217mg/kg和0.172mg/kg，较为平稳，但2013年达到0.490mg/kg，呈现上升趋势，见表2、图1。

2.3蔬菜中重金属铬环境监测情况对各年粮食中铬污染情况进行环境监测，整体合格率为87.7%，所有不合格样品均为2013年采集，2013年样品合格率仅为64.0%。P90值由2011年的0.232mg/kg到2012年的0.164mg/kg表现较平稳，但到2013年达到1.44mg/kg，远高于0.5mg/kg的国家标准限值上升趋势明显，提示存在污染。2013年蔬菜中铬含量水平也高于前两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8.904，P＝0.001；q检验两两比较P值均为0.001），见表3、图2。

2.4距电镀厂不同距离农作物铬污染环境监测情况

对两电镀厂所在村（包括大孙各庄镇后岭上村和木林镇陈家坨村）、电镀厂周边1.5km范围内村庄（包括大孙各庄镇的大崔各庄、佟辛庄、薛家庄，以及木林镇的李各庄和业兴庄）、1.5km范围外村庄（包括大孙各庄镇的郭家坞、四福庄、大石各庄、大坝洼庄；木林镇的东沿头、蒋各庄和魏家店；以及杨镇的下坡村、二郎庙和李桥镇的王家场）内农作物铬含量进行比较显示，1.5km范围内村庄采集农作物铬含量高于电镀厂所在村和1.5km范围外村庄，且有统计学意义（F＝4.683，P＝0.011；q检验两两比较，P值分别为0.003和0.039），见表4。图22011-2013年蔬菜中铬污染水平变化趋势2.5不同种类农作物富集系数差异根据农作物铬富集系数含量高低可分为3类，一类为油菜、白菜、菜花，富集系数最高；其次为二类，包括生菜、小麦、玉米；萝卜、菠菜、柿子椒为三类，富集系数最低，其中富集系数最高的农作物是最低的农作物近五倍，见表5。

3结论

通过对顺义区两个重点电镀厂前期进行基本情况调查，两厂主要对金属表面进行耐磨耐腐处理时需要用到镀铬工艺。工厂用水均为自备井水，含铬的废水经过pH值调节、还原反应、混凝反应以及沉淀后，中水在生产中得到重新利用或在厂后河道排放，沉淀后的废渣有专业部门进行集中转运处置。但通过本次对两厂周边1.5km范围内外农作物铬含量进行环境监测比较发现，1.5km范围内农作物尤其是蔬菜依然存在铬污染情况。同时2013年还检测出部分蔬菜铬超过国家标准限值，蔬菜检测合格率仅为64%。顺义区曾在2011年针对重金属污染企业开展过专项检查，但是时隔两年环境监测力度有所下降，势必造成相关企业对工业废水废渣控制不利，导致2013年度铬对部分农作物的污染。同时通过对不同农作物铬污染情况进行比较显示，不同类作物对铬的蓄积作用存在较大差异，本次环境监测发现，油菜、白菜、菜花等农作物更易富集铬，这与2006年宋波等人对北京市蔬菜中白菜富集作用较弱的调查结果不符［3］，出现这样结果不一致的情况可能与采样地点不同、土壤污染情况不同有关。生菜、玉米、小麦富集系数较低；最后萝卜、菠菜、柿子椒富集系数最低，这与韩静等人研究结果相符［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