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研究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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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保险研究论文范文

从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国家就把工伤保险的立足点放在预防上面，通过法律、规章制度等强化预防工作，强调把工伤保险与事故预防、职业康复相结合，甚至把预防工作放在首位，强调康复和重返工作岗位。到20世纪末，工伤社会保险不仅从人道主义出发，而且以保障公民人权为原则，形成了包括工伤预防、经济补偿和职业康复三大环节在内的职业伤害社会保险体系。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西方国家早就形成了一套极为健全并且执行得很好的工伤保险制度，无论从立法原则、具体内容与精神理念上还是执法力度、管理细节与技术措施上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有益之处。

在工伤保险立法上，曾经长期存在有制度而没有法制的时代，大量的行政性红头文件取代了法律法规。从工伤保险法规本身来说，2003年4月7日颁布的《工伤保险条例》里面没有关于工伤事故与职业病预防的规定，存在着制度漏洞。我们很多人还习惯上把“工伤”理解为工作中的人身伤害这种不规范、不准确的片面看法，缺乏工伤保险方面的常识性知识。这些法规对当今涉及社会底层民众的生存威胁与生存危机问题避重就轻，因为工伤不但是一种职业伤害，而且还是一种负外部效应极强的社会风险和社会问题。回避现实生活中民众的生存问题，从长远来看这种现象并不是学术界的福音。

学术论文关于工伤保险研究的国际比较

我国目前对国外工伤保险的情况介绍与研究，从数量上看极为稀少，从地域与国别分布上看，涉及的国家与地区极为有限与集中，主要限于欧美等极少数几个国家，其中德国相对突出一些。对这几个国家以外的其他100多个国家工伤保险介绍完全是空白。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关于国外情况的介绍与分析比较起来，工伤保险的国外情况介绍与研究是最薄弱的、最落后、最为忽略的。这种极为落后的状况反映了对工伤保险在西方国家的发展史以及先进经验的极端漠视，而且对于发达国家完善的工伤保险制度经验的漠视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当今矿难频发及其引起的严重社会问题也许可以从这里窥见一些社会思想与文化矛盾根源。

从时间上看，我国对工伤保险的探讨起步非常晚，从实质上说，是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出现的，并且有明显的时间分界点，特别是2003年是工伤保险研究的一个突出分水岭，即在2003年以前研究从文献数量上都非常稀少，在2003年以后有较为显著的增加。从内容上看，2003年以前在研究质量上处于极为低级的初始状态，在研究范围上比较狭窄，根本无系统性、整体性可言，这种状况在2003年以后有比较明显的改观。从时间变化过程来看，2003年以前变化不明显，或者说简直没什么变化，在2003年以后变化显著，而且这种变化的趋势很可能还会延续下去。从学位论文方面来看，博士论文很少。在硕士论文方面，在数量上几乎没什么差别，数量都很少。从时间上看，都是2003年以后的毕业学位论文，说明这方面的研究时间非常晚。从内容上看，关于工伤保险法律制度、赔偿等方面的内容稍多，探讨的范围都很狭窄，研究水平基本上处于较低层次，缺乏系统性与理论深度。从专业分布角度看，法学、社会保障专业稍多一点。在学校分布上，都比较零散，这方面研究没有非常突出的高校，其中武汉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稍多一点。这些都反映了我国工伤保险研究的落后状况。

从文献主要内容来看，属于基础知识方面的内容占据的比例太大，而研究性、理论性方面的内容太少。在这部分文献数量比较少的制度性、理论性研究方面，没有像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研究那样具体明显的不平衡性特点，没有特别突出的方面，即没有出现畸轻畸重的现象。对国外工伤保险情况的介绍与研究基本上是空白，对于发达国家特别是对于他们注重工伤事故预防，强调把工伤保险与事故预防、职业康复相结合等目前为我国极为缺失的方面介绍得极为不够。对于本国的工伤保险研究处于边缘化状态，特别是对于事故受害者的权益维护、储备金问题、风险防范、意识培育等基础性、迫切性问题几乎没有述及，不管这种现状是研究者的一种主观上的故意回避还是思想意识上的原初缺失，这种现状与工伤事故成为当前中国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并且亟待解决的迫切要求极不相称，远远落后于当今的社会现实，更谈不上为工伤保险制度的发展提供先导性思想指导了。

今后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

第2篇：保险研究论文范文

[关键词]存款保险投保形式融资方式赔付方式

存款保险制度自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来，越来越受到金融界的普遍关注。在我国，由于资本市场处于发展初期，金融改革也刚刚起始，存款保险制度在我国还是个新生事物。但是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暴发虽然对我国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的影响有限，还不足以令存款保险制度直接发挥作用，但是西方国家的金融机构面临的破产危机已经给我们足够的警示：我国要发展和完善金融，必须正视存款保险制度，将这一制度逐步列入金融改革的范畴。

存款保险制度是指为存款类金融机构建立专门的保险机构，投保成员机构定期向保险机构缴纳保费，当投保成员机构面临危机或倒闭时，由专门保险机构向其提供流动性资助或者代替倒闭机构在一定限度内对存款人予以赔付的制度。作为保险的一个特殊品种，这一制度包括投保形式、赔付方式、融资方式等多个内容。作为我国金融新领域，我们有必要在这些方面逐个分析。

一、我国存款保险投保形式选择

存款保险的投保形式有两种：强制性与自愿性。强制性存款保险方案的优点在于它使所有存款人都可获得一定金额的保护，所以比其他保险方案更能够保护公众的利益；但是它剥夺了银行自由选择是否投保的权力，同时存款人不能自由选择投保的数量。在两种方案的取舍上，首要考虑的是存款保险制度建立的目标，由于自愿性方案不是所有的银行都参加保险，使得那些偏好风险因而风险更大的银行更愿意参保，而且为了避免其他银行“搭便车”，投保银行总是有动力增大资产风险，这种逆向选择反而不利于金融市场的稳定，不利于保护存款人利益，因此，在我国，采取强制性的存款保险方案更为妥当。

二、我国存款保险的融资方式选择

存款保险制度的资金来源一般有两方面：一是政府或央行建立的风险准备金，二是存款保险机构收取的保费收入。关于保费收入的收取方式有两种：

第一，设立存款保险基金，采用存款保险基金方式，需要通过保险费率来计算保费。要求投保银行按规定缴纳一定的保费以备索赔之需，保费通过保险费率来计算。保险费率的设计有固定费率和差别费率两种方式。这两种方式各有利弊：固定费率操作简便，而且避免了实行差别费率可能产生的金融机构间“存款大搬家”，因为对一个金融机构收取高费率就在向金融市场传递其经营管理不善、存在安全隐患的信息，但这种模式漠视了各家金融机构在经营管理水平、资本实力、风险程度等方而的差异，是一种欠公平制度安排，会助长经营较差的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而差别费率方式避免这种弊端的出现，但差别费率向市场传递的金融机构的管理质量、风险程度等信息，存款人可能会因此而转移存款，造成社会转账成本增加。

第二，采取非基金方式，即只有小额的初始资金，当有银行倒闭后需要额外资金时，各成员共同支付。这种方式由于其实行事后核算和资金融通的方式，融资成本可能会随着金融机构的破产而导致融资困难，最终将风险转嫁给政府。这一模式将逐渐被淘汰。总体上看，存款保险机构通过收取保费方法实行事前融资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在存款保险制度成立之初，由财政或人民银行再贷款建立金融危机准备基金形成存款保险机构的创始资金是必不可少的。在保险机构设立后，由保险机构再通过设立存款保险基金的方式向各吸收存款金融机构收取保费作为机构日常经营费用和保障基金。在保费收取方式上，应在选用差别费率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修正。因为我国大型国有银行管理水平和资本充足率大大高于民营银行、地方性商业银行,以及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而后者恰恰是我国金融业发展的弱者，需要国家政府的扶持，因此，在保费收取方式上不可采用一刀切的方式，而在采用差别费率的基础上，对后者要有适当的补贴或政策上的扶持，即采用修正的差别费率方式。

三、我国存款保险赔付方式选择

理论上讲，存款保险机构对存款人的赔偿方式有全额赔偿和部分赔偿两种。但是由于实行全额赔偿不但需要筹措大额资金，由于风险几乎全部由存款保险机构承担，存款机构由此会降低风险控制而产生严重的道德风险，反而不利于金融市场的稳定，因此这种赔付方式已逐渐被淘汰。

第3篇：保险研究论文范文

关键词:监管模式偿付能力破产概率监管效率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美国保险业曾出现过较大规模的偿付能力危机,90年代后期,日本保险业也出现大规模的倒闭现象。虽然近20余年,我国保险业得到迅速发展,但是由于外部经营环境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保险业正面临着巨大的潜在风险。尤其是巨额利差损的出现和保险业整体投资收益率的下降,严重地影响了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水平。加强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监管,日益成为业内关注的焦点。保险偿付能力是指,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公司对被保险人履行赔偿责任的能力。对这种履约能力的监管即构成偿付能力监管。

我国保险监管模式的演进

我国保险监管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我国保险市场的起步阶段。保险业经历了独家垄断(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到三足鼎立(中保/平安/太保),到以完全垄断为主、寡头竞争为辅的多元市场结构。这一时期,保险市场得到充分发展,市场的主体日趋增加,但存在市场行为不规范的问题,尤其是在分支机构的设立方面,因此保险监管在审批方面花费较多精力。

第二阶段,是我国保险市场初步发展阶段。在1995年《保险法》颁布之后,一批股份制保险公司及中外合资保险公司相继成立,保险市场连年保持两位数增幅,但市场存在粗放经营问题,出现了大量违法违规行为,如:擅自开办新业务、擅自降低费率、抬高手续费,因此这一时期的监管以市场行为监管为主。

第三阶段,是我国保险市场规范化的阶段。1998年保监会成立之后,监管部门提出了“市场行为监管和偿付能力监管并重”的监管模式。这种模式的提出是与当时国内保险市场的背景相关的。由于连续降息,寿险公司普遍出现巨额“利差损”,严重影响了公司的偿付能力,偿付能力监管由此提上日程;但是考虑到保险市场还存在大量违规现象,市场行为监管还不能完全放弃。

第四阶段,是我国保险市场走向开放的成熟的阶段。为适应保险市场扩大开放和保险业加快发展的需要,我国从2003年开始在继续坚持市场行为监管和偿付能力监管并重的前提下,逐步向以偿付能力监管为核心的过渡。市场行为和偿付能力双重监管具有较高的监管成本,并且,市场行为监管所可能引致的“寻租行为”都使以偿付能力为核心的监管成为必然。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清晰看到,我国保险的监管经历了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用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说,经历了“审批还是监管”到实施“行为监管”,再到实施“以偿付能力为核心的监管”的制度变迁。

监管模式的制度特征比较

目前,国际保险业的自由化与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伴随这一趋势许多国家都在放松对市场行为的监管,而转为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和风险资本的监控。市场行为监管和偿付能力监管是保险监管中最主要的两种模式,一般而言,监管模式的选择是与各国保险市场的成熟程度相匹配的,对于市场成熟度较高的国家,偿付能力监管能够体现出优于市场行为监管的几项制度特征:

从监管成本上说,偿付能力监管的成本较低。在对保险监管的模式进行取舍的时候,监管的成本和效率是最重要的权衡原则。与行为监管相比,偿付能力监管显然能够节约监管成本,因为它需要的监管人员及机构较少。

从监管效率上说,偿付能力监管对市场竞争的伤害较小。在行为监管中,保险公司的费率厘定、保单条款的设计等都受到监管部门的严格限定,不利于险种的多样化和个性化发展,损害了市场竞争的效率。而偿付能力监管一般是通过设立偿付能力指标体系进行监控,对于偿付能力指标符合监管规定范畴的公司,保监会并不干预其正常经营。

从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上说,偿付能力监管的效果优于行为监管。众所周知,与保险消费者的利益最为密切的是,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公司承担赔偿和给付责任的能力,因此,监管机构通过对偿付能力的直接监管,抓住了保险经营的核心,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更为直接有效。

监管模式效率比较的模型分析

保险业有效监管的基点是:在保险公司的收益和风险之间进行平衡,维持保险业整体的稳定性和可持续经营性。由于任何监管都是有成本的,保险监管必然会对保险公司的经营产生影响。例如,限制保险公司对某些风险过大项目的承保,这使保险公司风险水平下降的同时也使相应的期望收益下降。

根据一般的保险公司破产概率模型

P=αδ(r)-βE(r)

P:表示保险公司的破产概率

α,β是相关参数,且α,β>0

E(r)是保险公司资产的期望收益

δ(r)是保险公司收益的标准差

当保险资产的期望收益E(r)上升,则破产概率P下降,另一方面,当保险资产的风险上升,保险公司的破产概率上升。保险监管结构可以对δ(r)的下限做出规定,即限定保险公司经营的最低风险额度。根据保险的一般破产概率公式,有效边界曲线如图1所示。

假定保险监管机构采用严厉的监管方式,这有利于使保险的经营风险降到尽可能低的水平。例如,与偿付能力监管方式相比较,市场行为监管方式是更为严格的监管,因为它对保险公司的各个方面从经营管理到费率厘定都进行一定程度的监管。假定它由此导致更低的方差δ(r),市场行为监管的均衡点如图点L所示。考虑一种极限情况,如果监管设定的δ(r)接近极限值,则对应的保险公司的期望收益也急剧下降。这是因为过度的市场行为监管严重影响保险公司正常经营,导致保险公司利润的下降,从无限区界来看,没有利润的保险经营最终将破产,即偿付能力危机。而偿付能力监管则较为灵活,放松对保险公司具体环节的管制,因此对应更高的δ(r),均衡点为M。可以看出,偿付能力监管的均衡点M比市场行为监管的均衡点L具有更高期望收益E(r)水平。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市场行为监管和偿付能力监管是保险监管中各有优劣的两种模式。对于市场成熟度较高,保险公司有自身风险管理约束机制的情况下,偿付能力监管优于市场行为监管:从监管成本上说,偿付能力监管的成本较低;从监管效率上说,偿付能力监管对市场竞争的伤害较小。

监管模式的选择是与各国保险市场的成熟程度相匹配的。在对保险监管的模式进行取舍的时候,监管的成本和效率是最重要的权衡原则。有效的保险监管是在控制保险偿付能力风险与提高保险公司竞争能力之间的平衡。具体地说,是在控制保险公司经营风险额度的基础上,提高保险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可持续经营性。

参考文献:

1.《现代运用数学手册》编委会.概率统计与随机过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2.成世学.破产论研究综述[J].数学进展,2002

3.(挪威)博尔奇.保险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4.(美)N.L.Bewere.风险理论[M].郑韫瑜,余跃年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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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保险研究论文范文

一、保险公司对资本的需求与筹资方式的选择

保险公司同其它企业一样，为了保证经营的安全性而需要一定量的资本。保险公司与其它企业所不同的是，它所经营的是风险。因此，保险公司承担的风险金额越大，其所需的资本金也就越多。我国《保险法》规定：“保险公司应当具有与其业务规模相适应的最低偿付能力。保险公司的实际资产减去实际负债的差额不得低于金融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数额：低于规定数额的，应当增加资本金，补足差额。”“经营财产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当年自留保险费，不得超过其实有资本金加公积金总和的四倍。”《保险公司管理规定》第7条也规定：“在全国范围内经营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实收货币资本金不低于人民币五亿元：在特定区域内经营的保险公司，实收货币资本金不低于人民币二亿元。”《保险公司管理规定》第13条还规定：“保险公司每申请增设一家分公司或省级以上分支机构，应当增加资本金至少人民币五千万元。”由此可见，保险公司的业务规模必须与其资本保持匹配，并应随着保险公司的发展和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而追加其资本。由于一个完整的保险市场中存在着直接保险和再保险市场，因此，往往可以通过再保险市场的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直接保险公司的资本不足。然而，再保险公司同样也要受到政府的监管，也必须符合政府的最低资本要求。因此，保险公司虽然通过再保险安排可以扩大其业务规模，弥补其资本的不足，但必须以再保险市场的资本要求下的承保能力为限。

对于保险公司经营所需资本以及追加资本的筹集渠道，我国《保险公司财务制度》第7条规定：“公司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可以采取国家投资、各方集资或者发行股票等方式筹集资本。”而追加资本则可以通过自我积累、增资扩股、引进外资和发行上市等各种途径。自我积累方式虽然具有成本最小的优势，但是通过自我积累很难在短时期内获取大量的发展所需的资本金；而增资扩股、引进外资也只是权宜之计。相比之下，上市融资虽然具有较高的筹资费用以及支付红利或股息的压力，而且还必须考虑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较高交易成本和双重纳税的税收成本，但是，在我国现有经济体制和市场条件下，保险公司的上市融资不仅可以使保险公司永久性地占有这一部分资金，无须还本，而且还具有其它方式所不具备的优势。

二、保险公司上市是最佳选择

在开放的充分竞争的保险市场环境中，保险公司上市具有较大的制度优势。表现在：

1、可以提高上市保险公司的承保能力。上市保险公司多元化的资本供给机制，既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集中大规模社会资本，改变资本短缺的被动局面，又可以将保险市场的经营风险分散到资本市场、商品市场及至整个市场体系中去，为保险业的稳健经营和可持续发展准备基础性的制度条件。

2、可以提高上市保险公司的国际竞争能力和抗风险能力。目前民族保险业的资本总额只有200亿人民币，而最早进入中国的美国国际集团，其股东权益是271亿美元，至于在中国设立合资保险公司的德国安联和法国安盛公司，其股东权益分别是261亿美元和150亿美元，实力悬殊可见一斑。面临对外开放的巨大压力，股份制保险公司必须知难而上，利用上市方式筹资，可以使上市保险公司迅速增强资本实力，提高资本充足率，增强其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主动迎接“入世”所带来的挑战。

3、可以提高上市保险公司经营活动的透明度，强化外部监管。保险公司上市后，要受到来自各方面的监督，如各种投资咨询机构和证券分析员的监督，审计、会计和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监督，证券交易所以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督等等。在广泛的监督下，任何一个重大失误都会立即导致公司股价下跌，减少公司价值，任何一次违规操作，都会随时有可能被发现和公开，给公司造成巨大损失，甚至被驱逐出证券市场。公司必须加强管理，以减少各种浪费和成本，通过科学决策认真分析产品市场，评估投资风险，公司还必须注重财务结构，保持利润稳定增长，保持企业的稳健经营。同时，理性的保险公司也将会更加关注保险监管机构的各项政策规定和调控干预，这将大大提高保险监管机构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促进宏观调控经济手段的运用。上市还有利于保险公司本身商誉的提高，使客户对保险公司的知名度有所认可，有利于上市保险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扩展业务范围，取得更多的市场份额。

4、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和企业财产形式，有利于提高资本运作效率。保险企业上市实现了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分离，产权关系明晰、权责清楚，使企业在市场中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竞争主体；上市保险公司通过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可以独立行使各种企业管理权限，排除政府部门不当干预造成的战略失败和滞后效应。大型商业性保险公司的交叉持股结构，有利于抵消经营环境急剧变化而造成的冲击效应；通过兼并、收购、退出等股本变更行为进行金融企业的有效整合，实现低成本的快速扩张，提高企业经营规模和资本运作效率。

三、保险公司上市的现实条件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保险公司上市将成为我国保险公司产权制度改革的方向，且就目前的情况看，也已初步具备了上市的条件。

1、宏观环境条件。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我国经济得以不断发展，特别是1996年我国经济实现软着陆，低通胀高发展的状况表明我国经济运行势态良好，2000年的GDP首次超过一万亿美元。GDP的稳定增长无疑为保险公司上市融资起到了关键作用。虽然国家并没有明确表示允许保险公司上市，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保险公司上市是与我国的战略转变方向一致的。

2、资本市场条件。虽然我国的资本市场尚处于发展的初期，还存在着市场规模较小、流动性差和市场主体行为不规范等问题。但是，以股票市场为代表的国内证券交易市场自创立运作以来，按照“法制、监管、自律、规范”的，出台了《证券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使得我国的证券市场建设日趋规范。到2001年底我国境内外上市公司市价总值占GDP的比重也超过了45%.保险公司的上市，一方面有利于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完善，从而实现保险公司与资本市场的双赢。

3、保险公司自身条件。上市公司是证券市场的基石，而企业自身条件的好坏是公司能否顺利上市的关键。我国产险公司的经营利润一直较好，寿险公司受到降息的影响，盈利状况不甚理想，但是随着保险基金运用渠道的逐步放开，市场占有份额潜力的挖掘，将使拥有大量资金的寿险公司的盈利能力大大提高。因此，我国保险公司上市的前景看好。

综上所述，我国保险公司不仅具有上市的需求，而且已基本具备了上市的条件。但是，决不能因此而“一哄而上”，保险公司上市必须满足国家《公司法》、《证券法》、《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等有关规定。同时，根据上市程序，国有保险公司应该先进行股份制改造，明晰产权，为上市创造条件；而依据现代公司模式组建的股份制保险公司，经营状况良好的，可以先行申请上市。因此，保险公司的上市之路并不平坦。目前，保险公司上市迫切需要解决以下问题：

1、所有者缺位问题。目前，股份制保险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的选派多为行政任命，与股东几乎没有资本联系。从制度安排上看，由行政安排董事长和总经理，在对行政负责和对投资者负责两者之间往往会产生矛盾。

要解决所有者缺位问题，关键在于政府必须按市场规则依法办事，彻底消除官本位思想，消除对企业行政控制的习惯作法，利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管理企业，使企业按《公司法》规范人事任免行为，使公司法人真正受到法律、市场、资本、绩效以及股东大会的约束，从制度上形成董事会向股东大会负责、董事长向董事会负责、总经理向董事长负责的机制。同时，在国有资本控股的前提下，可以采取多种渠道充实和不断增强资本实力，改善公司权力结构。权力主体的增加必然产生权力的制约，其他非国有股东可以依法行使权力抵制国有股东的行政干预，从根本上保证公司的独立法人地位。

2、组织设计问题。组织设计即公司内部管理机制的策划、设置和实施。其内在实质是明确权责，表现形式则是组织机构的设立。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于1999年5月的大会上通过了“OECD公司治理原则”，成为目前世界上先进管理原则的集中代表，获得一致公认。该原则包括以下主要内容：（1）治理结构框架应保护股东的利益；（2）治理结构框架应确保所有股东的平等待遇：（3）治理结构框架应确认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利，并且鼓动公司和利益相关者在各方面密切合作：（4）应保证及时准确地披露与公司有关的任何重大问题，包括财务状况、经营状况、所有权状况的消息；（5）确保董事会对公司的战略性指导和对管理人员的有效监督，并确保董事会对公司股东负责。我国的《公司法》与这些原则的要求大致相同。公司的所有权和重大事宜的决定权在股东会，经营权则由董事会和经理实施。董事会的经营活动直接对股东会负责，并受监事会的监督。但是，我国在法人治理结构上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如我国的公司经理虽然有了一定的权利制约，但人治色彩仍然很重，管理者经常凌驾于公司章程之上，甚至有些公司出现了公司经理架空董事会的局面，严重损害了公司的权力平衡，影响了公司的管理效率。要使保险公司顺利上市，就必须依法制司，在公司章程的制约下，充分发挥管理者的聪明才智。此外，在组织设计上，我国也还存在一些问题，表现如下：

一是在组织机构的设置上。目前我国的保险公司多按险种划分部门，同时设有部分职能部门，但是职能部门的设立缺乏计划性和完整性，且与业务部门的关系也不协调。职能部门应为业务部门提供技术支持，业务部门应接受和配合职能部门的决定和计划安排。这两者之间不存在上下级的关系，而是应分别服从各自主管经理的管理，由经理去协调部门之间的矛盾。

二是在公司扩展规模的方式选择上。目前我国公司都是按照行政区域以分公司的形式扩展业务规模。这虽然符合国内保险业务发展的现状和传统的经营模式，但束缚了保险业务发展多元化的需要。因此，可以按照地区经济、人口、社会的统计特征设置分支机构，这也体现出世界金融业发展的潮流。同时，也可建立网络式、扁平式公司结构以适应混业经营的需要。网络式公司结构通过保险公司与其它大型企业（集团）以及金融机构之间的相互渗透，可以以更快的速度、更少的耗费、更佳的效果传递信息。扁平式公司结构的主要特点是“一司两制”，即总分公司式和母子公司式同时并行。改革现行的总分公司式管理体制，成立一定数量的全资、合资的子公司，强化总公司的管理职能，弱化省市级分公司的职能，总公司直接管理地市级分公司，地市分公司以下只设展业、办事机构，以减少中间管理层次。新型的母子公司管理模式可以突破任何形式的行业和地域方面的限制，实行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综合经营。可以肯定，加入WTO以后我国的保险公司将发展成以保险业为主、跨行业经营、综合性、大型的跨国公司。

3、保险企业市场退出机制的建立。保险公司上市从某种角度讲，不仅意味着机会，还面临着挑战。保险公司既然成为上市公司，在其企业化的动作中，就存在破产的可能。我国《公司法》、《保险法》和《保险公司管理规定》虽然对保险公司破产问题有规定，但所做的规定比较笼统，在保险合同转移方面只谈到寿险，并且含有强制意味，缺乏实际操作性。因此，首先应健全保险企业被接管、整顿、终止、兼并、破产及债务处理等方面的法规和管理办法，增加法规的可操作性：其次，政府部门应转变对市场退出的观念，减轻自身对保险企业破产所负的责任，改变目前对保险公司业务及财务状况采取保密的做法，实行某种程度的公开，接受社会的监督，使投保人和社会各界对保险公司经营的市场监督成为可能，并承担一定的风险责任：再次，建立危机处理机构及其配套机制，准备若干种可选择的操作模式，以便在危机发生时，监管者能够迅速采取措施进行挽救和治理：此外，还应建立市场退出后的保障机制。保险企业退出市场后最大的后顾之忧是对广大客户的负债，这也是目前监管部门不敢对保险企业轻言退出的一个原因。因此，对于保险企业的市场退出不能完全依靠市场的力量，还需要借助官方监管者的力量，做好市场退出后的保障工作，使个别公司因倒闭所造成的影响最小。在具体操作上，可由中国保监会作为保险管理人，各保险公司按规定提存保险保障基金作为援助资金，实行公开兑标的方式，使多家公司参与竞争并找到最优转移方向。

「参考文献

1.黄瑞峰《金融企业上市箭在弦上》金融与保险2001年第8期

2.江生忠、祝向军《保险公司上市问题的理论分析》保险研究2001年第3期

3.余洋《关于股份制保险公司上市的思考》金融时报2000年6月22日

4.鲁蔚《尽快建立保险公司企业市场退出机制》金融时报2000年6月8日

第5篇：保险研究论文范文

经济学中竞争性模型的一个重要假设前提是买方和卖方都具有完全的信息。在保险经济模型一般的分析中，我们隐含的假设前提是保险人和投保人相互之间有充分了解，双方都是理性的、善意的。然而在现实中，这些假设很难成立。第一，信息不对称是绝对，买卖双方不可能完全知道对方的底细。潜在的投保人总是比保险人更清楚自己面临哪些危险，危险程度如何，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失。而保险人在这方面的信息劣势是绝对的。第二，虽然保险合同要求投保人遵循最大诚信原则，但投保人作为一个理性的人，其做事以自身经济利益为标准，在不违法的前提下，投保人一定会利用各种可能来为自己牟利。因此，投保人必然会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隐瞒自己真实危险状况，使保险人相信自己是低危险的投保人，从而达到交纳较少的保费转移较大危险损失的目的。这种信息不对称发生在交易之前，是合同前的机会主义,对市场的影响是导致“次品”驱逐“良品”,信息经济学将这种情况称为“逆向选择”。

逆向选择问题普遍存在于保险市场中。现在假设市场上只存在两类投保人，一类遭受损失的可能性较大，假定为H；另一类是后损失的可能性较小，假定为h。如果保险人清楚地知道每一个投保人面临的危险情况，他将对两投保人收取不同的保险费。而实际上保险人很难清楚地了解每一个投保人面临的危险情况，无法区分H和h，那么他将按照平均水平收取保险费，这介于应向H收取的高额保险费和应向h收取的不足额保险费之间，实际上是h补贴了H。显然，H乐于接受这一水平的保险费而h可能灰拒绝，最终可能会出现只有H和保险公司进行交易。保险公司在知道了h可能放弃投保后，自然会提高保险费。而保险费提高后也可能失去部分“中危险者“参保的机会。显然，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逆向选择问题可能会给双方带来经济利益的损失。

与逆向选择发生在交易之前相反，道德危险发生在交易之后。所谓的道德危险是指保险人和投保人双方签订保险合同后，其行为发生变化的倾向，其后果是导致双方收益的减少。无论是投保人还是保险人都存在道德危险的倾向。

对于投保人而言，道德危险有包括事前道德危险和事后道德危险。事前道德危险是指投保人在防损方面行为产生背离。

当然道德危险也会出现在保险人身上。譬如保险公司可能会滥用保险基金进行投机性活动，是保险基金受损的可能性增大。保险公司对投保人的不负责的行为都可以被看成道德危险问题。

从上文分析中不难看出，保险人和投保人的特定行为可能会给双方带来经济利益的损失；而从整个社会角度来看，特定行为的存在既可能增加了风险损失程度又降低了福利水平。而保险中介制度的引入，尤其是规范、完善的保险中介制度的建立，则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这种现状。

二、保险中介制度对提高福利水平的定性分析

1.有利于沟通信息，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经济效益

保险中介在保险市场上作用的发挥，是由其在保险信息沟通、风险管理咨询、专业技术服务等诸方面的功能所决定的。

保险信息沟通功能，是指在信息不对称的保险市场中，建立保险中介制度，并利用其专业优势，为保险合同双方提供信息服务，是加强保险合同双方的信息沟通，协调保险合同双方的关系，促进保险经济关系良性发展的最佳选择。

风险管理咨询功能，是指保险中介公司凭借其专业技术和专家网络优势，为社会公众提供风险评估、防灾防损等风险管理咨询服务，这种特殊性的专业技术优势，使保险中介公司在保险市场中处于不可替代的地位。

专业技术服务功能可分解为三个层面：一是专业技术，在保险中介公司中都具有各自独特的专家技术人员，能够弥补保险公司存在的人员与技术不足的问题；二是保险合同，保险合同是一种专业性较强的经济合同，非一般社会公众所能理解，在保险合同双方发生争议时，由保险中介人出面，不仅能解决专业术语和条款上的疑难问题，而且容易缓解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三是协商洽谈。由于保险合同双方在保险的全过程中存在着利益矛盾，意见分歧在所难免。由于保险中介公司的介入，能够提供具有公正性和权威性的资证，供保险双方或法院裁决时参考，有利于矛盾的化解和消除。

2.有利于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促进交易活动的顺利进行

完善的保险中介制度可以改善保险市场信息不完全、不对称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保险市场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的产生，从而起到抑制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的作用。譬如保险人，可以通过自己所掌握的大量投保人的信息，对投保人加以筛选，从而减少逆向选择给保险公司带来的损失；保险经纪人，通过其为投保人所提供保险咨询、设计投保方案、宣传保险知识等服务，既能够使投保人的风险管理更加科学，使其保险利益得到维护，又能够增强人们的保险意识，从而减少道德风险的产生；而保险公估人，通常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客观地对事故发生原因是否属于保险责任进行评判，以及对保险标的损失范围、损失程度、损失数量等进行计算和确定，并出具保险公估书，然后由保险公司负责审查和赔付，这样就可以杜绝“滥赔”、“少赔”等现象的发生。

可见，保险中介制度,对保险公司而言，可以节省人力物力、缩短理赔时间，促进交易活动的顺利进行；对投保人而言，由第三者参与理赔活动，既公正客观，又准确及时。

3.有利于建立和完善保险公司信誉

众所周知，保险公司信誉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其市场竞争能力的强弱。尽管影响保险公司信誉的因素有诸多，但规范、完善的保险中介制度对其信誉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这是因为，保险人通常代表着保险公司的形象，而规范、完善的人制度可以使保险人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这无形之中可以在人们心中树立良好的保险公司形象；而保险经纪人，则通过自己手中掌握的大量有关保险公司的信息，为保户做出最优化的选择决策，这种通过对保险公司资本实力、产品价格以及服务质量的优选，给保险公司形成了较大的市场压力，使保险公司处于被选择的境地；保险公估人的参与，使得保险事故核实、理赔等客观又及时，也会提高保险公司的可信度。

由此可见，规范、完善的保险中介制度,不仅促使保险公司极力提高自己的保险产品和服务质量，以增强竞争实力；而且，也为那些服务质量好、可信度高的保险公司向市场发出信号，为其树立良好的社会知名度和认可度。

三、保险中介制度对提高福利水平的定量分析

1.从保险公司角度分析

假设在一般的保险市场中，保险公司由于规范、完善的保险中介机构的加盟所获得的收益为R；由于保险中介机构存在而使得保险公司管理费用的减少为M；保险公司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减少而给获得的赔偿损失的减少为S（这个损失包括核赔、理赔等发生的费用）；保险公司由于改善经营管理等因素所带来的收益为T；由于保险费率下降而导致保险公司收入的下降为r；保险公司支付给保险中介机构的费用为f。则保险公司的收益为：R=M+S+T-r-f。在该公式，我们可以发现收益R的大小取决于M、S、T与r、f的比较。若前三个数值M、S、T数值越大，同时后两个数值r、f越小，则R就会越大。由于保险中介机构的介入，承保费率降低使保险公司保费收入下降（公式中的r），支付给保险中介的佣金（公式中的f）则使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提高。在保险市场比较完善的上海，由于保险中介的存在，使一般财产保险产品的费率都下降了40%~60%，而同期支付给经纪人的佣金比率一般为10%~20%。在保险中介发展的实践过程中，R可能有正有负。也就是说，仅就这方面的收益来说，具有不确定性。但加上T这个因素来看，保险中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客观上有利于保险公司降低经营成本,有利于保险公司长远发展的。

2.从投保人角度分析

从投保人角度看，其直接的收益就是保险费率下降，所缴保费的减少(公式中的r)。北京某卷烟厂，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每年财产保险所交保费约1300万元。现在该厂经过保险经纪人的投保设计后，保费支出下降了60%，近乎同样的保险保障保险费却只需约600万元，少了一半。由此可知，投保人收益甚多。另外，由于投保人保险意识逐步的增强，保险事故的发生率大大降低，以及避免了不必要的索赔，从而节省了时间和精力，获得精神上的效用(公式中的S)。

3.从整个社会角度分析

假如保险公司的人员分流到保险中介机构，则保险公司支付给保险中介机构的费用f可以补偿这部分人的劳动，保险公司由于人员减少而节约的费用可能高于支付给保险中介的佣金。所以保险公司的管理费用M的降低对社会而言就是净收益；由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减少，一些事故的发生就可以避免，减少了损失S，相对而言这也是一种净收益；保险公司保费收入的下降与投保人所缴保费的减少相互抵消，对整个社会而言收益可以看为零。此外，投保人获得的精神上的效用S和促使保险公司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所带来的收益T，这是都潜在的效用。因而，整个社会从这里所获的收益为M+S+T，用这些收益去增加人们的福利，就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

总之,保险中介是保险产业分工与保险组织专业化、市场化发展的产物,是保险人的合作伙伴,客观上能够促进保险市场的繁荣。保险中介制度引入到保险市场之中,可以有效改善保险市场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一定程度上降低保险代价问题,而规范、完善的保险中介制度则是可以提高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

[摘要]保险中介是指介于保险经营机构之间或保险经营机构与投保人之间,专门从事保险业务咨询与招揽、风险管理与安排、价值衡量与评估、损失鉴定与理赔等中介服务活动,并从中依法获取佣金或手续费的单位或个人。而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保险中介普遍存在于发达保险市场之中，这有利于交易双方和整个社会福利的提高。本文从分析保险市场普遍存在的保险代价问题入手,从定性和定量的角度探讨分析了规范、完善的保险中介制度可以提高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

[关键词]保险中介保险代价中介制度社会福利

参考文献：

[1]唐运祥.保险中介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张洪涛，郑功成.保险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3]王德印.保险[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

[4]马鸣家.中国保险市场[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4.

第6篇：保险研究论文范文

关于再保险人有无代位求偿权，学界历来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保险人可以行使代位权。此观点认为，再保险性质上属于责任保险，就再保险人与原保险人的关系而言，再保险人为责任保险的保险人，而原保险人为被保险人。依照《保险法》所规定代位行使的条件考察，原保险人于赔偿被保险人的损失后，再保险人取得代位求偿权。[3]另一种观点认为再保险人无代位求偿权。此种观点主张，基于再保险的特殊性，再保险人代位权的行使，应由原保险人为之，即原保险人以自己名义代位请求全部赔偿金额，并将追偿所得摊还给再保险人。因为原保险人为分散危险的需求，可能依照各种方式安排再保险合同，再保险人可能散布世界各地且人数众多。对再保险人而言，再分别行使代位权，事实上不可能，也不经济；对应负责的人（如侵权行为的加害人）而言，则会因再保险人形式代位权而疲于奔命。为求再保险人的方便，并免第三人应诉之累，代位权的行使权人应限原保险人得为之。至于求偿所得，再由原保险人因自己及各再保险人应负责的部分分摊。[4]

要对再保险合同有无代位求偿权进行定位，先得对再保险合同的性质进行分析。笔者赞同再保险合同的性质为责任保险合同说，这也是学界的通说。所谓责任保险合同，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人依法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并在受赔偿的请求时，保险人应负赔偿责任。责任保险合同以被保险人对第三人应负的民事赔偿责任作为保险标的，是当被保险人造成第三人财产损失或人身伤亡而依法负民事赔偿责任并受该第三人追偿时，由保险人承担这种民事赔偿责任的一种合同。其目的是实现法律责任的转嫁。被保险人将共同承担的法律责任转嫁给了保险人。这种法律责任转嫁的目的，既为维护被保险人自身的利益，避免因承担巨额的赔款责任而陷于困境，又为保障受害的第三人的利益，使其能够获得足够的赔偿。

在理解了再保险合同的性质后来看这两种观点，似乎并不矛盾。第一种观点在逻辑上没有不妥的地方。第二种观点否定再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理由是由再保险人行使该权利可能不便于操作和效率低下。这种分析方法在逻辑上有错误，先假定再保险人存在代位求偿权，而再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将导致诉讼成本过高，而否定在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因此作者认为再保险人具有代位求偿权更符合逻辑，但如果由再保险人来行使代位求偿权的话，确实可能不经济，也不便于操作，所以应该用其他方法来解决。

我国《保险法》第44条第1款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从法条的字面意思来理解，该条款没有赋予再保险人代位求偿权。但是按照保险法的原理来推论，既然再保险合同是一种责任保险合同，那么在这个合同当中的被保险人为原保险人，而保险人为再保险人。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在保险人就可以按照《保险法》第44条的规定行使代位求偿权。

诚然，如有的学者所认为的一样，再保险人享有代位求偿权的确可能不经济，但再保险人享有代位求偿权在某些情况下是有价值的，如当原保险人怠于行使自己的追偿权时，如果不赋予再保险人以追偿权，那么再保险人的合法权益可能受到侵害。有学者主张原保险人怠于行使其代位求偿权时，再保险人可依据民法和合同法的相关规定，直接向责任方行使代位权。但此代位权绝不等同于“代位求偿权”；再保险人也可向法院提讼，向原保险人主张权利。[5]但责任保险的保险金的给付方式有两种形式：一是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支付，但有一限制，即必须在被保险人已向第三者支付赔偿金后，以免发生被保险人取得保险后不向第三者赔偿的情况；二是保险人得到被保险人的通知后，直接向第三者支付保险金。保险人在支付保险金后，在被保险人对其他人有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情况下，保险人可以在其支付赔偿金的限度内行使保险代位权。从责任保险的保险金给付方式上我们也可以看出，责任保险合同的保险人在履行赔偿义务后，对造成损害的其他责任人有保险代位权。而再保险合同是责任保险合同，因此再保险合同的再保险人有代位求偿权。

认为再保险合同具有独立性，因而再保险合同不具有代位求偿权的观点实际上是没有把再保险合同看作责任保险合同。讨论的前提不同，因此得出的结论不同。不过，由再保险人形使代位求偿权，的确可能导致不经济的情况发生。国际上的习惯做法是再保险人代位权皆由保险人行使，并将追偿所得摊回再保险人。[6]笔者认为出了这种方法之外，我国还可以规定约定代位制度，这样再保险人和原保险人可以约定再保险人是否享有代位求偿权，如果约定享有，那么再保险人就可以行使代位求偿权，反之则不享有。限制的目的并不是否认再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而是为了促进效率，这样是符合商事法的立法精神的。

注释：

[1]李玉泉：保险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102。

[2]再保险的性质有原保险合同说和责任保险合同说之分。前者认为再保险合同继承原保险合同而来，两者并无二致。但就再保险合同制度本身的特点来看，作者更倾向于责任保险说。

[3]陈继尧：再保险论-当前趋势与型态研究。台湾三民书局。1993.34。

[4][日]田边康平：保险契约法台湾财团法人保险事业发展中心出版社。1993.115。

第7篇：保险研究论文范文

关键词：存款保险制度；道德风险；博弈

一、存款保险制度中的道德风险问题在我国的现实意义

存款保险制度是指国家为了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和维护金融秩序的稳定，通过法律形式建立的，由经营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按照所吸收存款的一定比例，向特定的保险机构缴纳一定的保险金，当投保金融机构出现支付危机、破产倒闭或者其它经营危机时，由特定的保险机构通过资金援助、赔偿保险金等方式，保证其清偿能力的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

中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实质在于从国家隐性全额担保转换到显性的存款保险制度。存款保险制度中的道德风险问题在我国有着突出的现实意义。我国的商业银行长期以来都是在政府的庇护之下运作。政府的过多保护与干预造成了许多不良的后果，至今难以消除，比如，巨额不良贷款的产生等。如今，我们大刀阔斧地进行金融改革，使商业银行真正成为自负盈亏的企业法人，就是要逐步淡化政府对银行的影响。如果设计的存款保险制度对道德风险问题没有充分重视，无疑将是重回老路，商业银行有了存款保险机构这一变相的“政府保护”，重新具有了进行风险投资的“动力”，化解不良资产将遥遥无期。

二、存款制度中的道德风险的博弈理论分析

(一)模型分析

道德风险模型可细分为：隐藏行动的道德风险。即签约后，人选择行动，“自然”选择“状态”，人的行动和自然状态一起决定某些可观测的结果，委托人只能观测到结果，而不能直接观测到人的行动本身和自然状态本身，因而是不完美信息。比如，投保后，投保银行在贷款发放中审查不仔细，造成贷款不能及时收回，形成不良资产，存款保险机构所能观测到的只是已形成的不良资产，而无法确认银行是否有违规操作。

隐藏信息的道德风险。即签约后，“自然”选择“状态”，人根据观察到的自然状态选择行动。委托人只能观测到人的行动和行动的结果，而不能观测到自然状态，因而是不完美信息。比如，某企业负债率较高，银行己知晓，但出于某些特殊原因，如企业一旦成功，获利颇丰，仍然对其放贷，结果造成贷款沉淀，不良资产形成。存款保险机构可观测到银行的贷款行为，但无法知晓有关企业的信息。

下面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来分析存款保险制度中的道德风险问题。为了分析方便，将金融机构放款给高负债的企业从事风险投资这一过程简化为金融机构自己从事风险投资，并假设：第一，金融机构没有任何自有资本，这使得金融机构本身不会因放款失误而承担任何损失；第二，得到存款保险制度担保的金融机构足够多，它们之间的竞争使得资产价格可以上升到他所有可能实现的价值中的最大值，即盘损值。

考虑一个简单的两期情形。假定有一块土地，它在第1期出售，在第2期实现一个不确定的租金。显然，第1期的土地价格取决于第2期可能产生的租金(由于模型在第2期结束，所以不存在土地在第2期再次出售的问题)。假定租金为100元的概率为2/3，为25元的概率为1/3。假定不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即利率为零，则一个风险中性的投资者愿在第1期支付的土地价格为50元。但是对于“赚了归自己，亏了归别人”的金融机构来说，显然，只要土地价格低于100元，它都有利可图。在假设这样金融机构足够多的情况下，土地的价格就必然被抬到它的盘损值100元，也就是这块土地在最好的情况下的所值。这多出来的50元就是一种资产泡沫。

现在把模型扩展到3期。假定前两期的结构与前面相同。第3期的租金也是有1/3的概率为100，有2/3的概率为25，而且第3期租金分布与第2期是独立的。我们仍不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假定没有担保，则一个风险中性投资者愿意在第1期支付的价格是100元，它等于第2期的预期租金50元加上土地在第2期预期转手价，后者又是由第3期的预期租金决定的，同样为50元(注意，这里土地价格从第1期的100元下降至50元是由模型的结构决定的，并不构成金融危机)。如果有担保，那么，根据前面的推理，土地在第2期的转手价就会被抬到100元，相应的，它在第1期的价格就会被抬到200元。仍然会出现100%的泡沫。

类似地，我们还可把模型扩展到4、5…n期。但是，这各类似地推理隐含着一个前提，即存款保险机构的担保能力是无限的，它有足够的财力弥补金融机构的损失。比如，如果第2期实现的租金只有25元，政府就要拿出75元来偿还债权人；如果第3期的租金也是25元，则政府总共要损失150元。然而，现实中这种前提是不成立的。即使是政府设立的存款保险机构，财力也是有限的。

那么，假设它只能帮助金融机构清偿一次债务，金融机构在第1期则可能面临两种结果：第2期实现的租金为100，存款保险机构无须出面为金融机构清偿债务，从而可以继续为第2期至第3期的债务担保，这样第2期的土地价格就仍能维持在100元，因此，第2期租金收入加上转手价格就是200元；或者第2期实现的租金仅为25元时，存款保险机构就得出面清偿债务，并且无力再为金融机构第2期至第3期的债务提供担保，这样第2期的土地价格就会从它的盘损值100元回落到预期值50元，由此我们看到土地价格出现了暴跌，200元下跌至50元，资产价格暴跌，金融危机爆发。

(二)结论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存款保险机构对金融机构提供的保护越强，造成的激励的扭曲就越严重，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投保银行得以从存款人的监督下解脱出来，而且在单一保险费率下承担的成本不与风险挂钩，投保银行冒险的动机越发强烈。因此，在道德风险问题下，存款保险机构的目标难以达到，而且，当存款保险机构也无力清偿时，还会带来更加严重的后果，轻则使得某家银行资产质量恶化，经营困难，濒临破产，重则引起一国或区域性金融危机，造成金融动荡。

三、应对存款保险制度道德风险的对策

道德风险问题的关键在于它能通过对金融机构提供保护，造成激励的扭曲。一方面，存款保险制度所建立的“安全网”会诱导存款人忽视银行的经营和风险，对存款银行的信誉、实力不作慎重的选择，而更关心哪家银行许诺的利息高。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即使增加经营风险，也不会失去客户，或者即使风险的增加带来成本的增加，但是成本的增加幅度可能远远小于收益的增加幅度。其最终结果是过渡风险偏好的经营方式成为金融机构的理性选择。应对存款保险制度道德风险的对策其实就是纠正扭曲了的激励。

第一，让存款人承担银行经营失败所导致的部分损失。具体而言，存款保险公司可规定一个免赔额或固定比率。这种在保险业中被称为“共保制”(Coinsurance)的制度使储户的切身利益会因银行的倒闭而受到影响，因而刺激了储户对银行风险的了解与选择。

第二，公平地缩小受保护对象的范围。银行受保护的负债越少，它所受的来自债权人的监督就会越大。在信息披露不够充分，广大公众的信息能力普遍不足，选择存在一定盲目性的情况下，存款保险制度以保护小额的居民存款人为目标是可行的，因为这样能通过统一收取保险费而将小额存款者的信息成本转嫁给了存款保险公司，这样能消除公众盲目跟风提款时的“免费搭车”行为。而大额的机构投资者所具备的选择能力使他们不但不应受到存款保险制度的保护，而且应该通过独立分析的自保行为来为监管机关提供一定的决策参考。

第三，更严厉的危机解决方式。对资不抵债的银行的处理方式中，对存款人以及银行打击最大的是破产清算方式，因为它不但使危机银行从此消失，而且使存款人通常难以获得全额存款。然而，正因为这种方式对包括监管机关在内的所有当事方均具有极大威慑力，破产清算应被用于解决多数危机银行。清算完毕后进行索偿时，各债权人索偿的优先等级顺序应依照“投保存款人；无保险存款人；非存款债权人”的渐降优先级顺序来进行。

第四，健全金融监管的约束机制。要消减银行所有者的道德风险，监管机关除确保实施强制性信息披露外，应考虑诸如因操作风险而倒闭的机构的主要所有者成为金融市场的禁入者，以及追究赌博式交易的决策者的法律责任等手段来对金融机构的所有者进行约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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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仲飞.国际银行存款保险制度的国际协调[J].武汉大学学报，2007，(01).

第8篇：保险研究论文范文

[关键词]保险受益权；受益人；期待利益；保险金请求权

保险受益权是保险合同中受益人的权利，具体而言，它是受益人基于保险合同所享有的保险金的请求权。保险受益权是保险法理论中十分重要的内容，它的范围界定以及产生、变更、消灭均直接关系到受益人的权利维护，关系到投保人和被保险人订立合同目的的实现。由于中国保险法律法规对保险受益权的相关规定较少、较粗，致使实践中产生很多争端。基于此，笔者从保险受益权所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入手进行探析，希望对完善中国保险立法有所帮助。

一、保险受益权的法律性质

对于保险受益权的权利性质，中国保险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学术界对此的理论探讨更是争议不断。大多数学者主张，在保险事故发生前受益人享有的受益权是期待权，在保险事故发生后，这种权利才转变为现实的财产权，①并且此项权利既可继承又可转让；②有的学者虽然承认受益权在保险事故发生前具有期待权的性质，但是认为保险事故发生后，受益权由于不能继承而属于身份权；③有的学者认为在保险事故发生前受益人享有的是一种期待的地位而不是期待权，保险事故发生后，受益人由于取得保险金给付请求权而使受益权具有既得财产权的性质。④可以看出，以上观点的共性是学者们均考虑到保险合同的射悻性而对受益权进行了阶段性的分析，分别对保险事故发生前后的受益权进行定性，只是他们对于受益权在不同阶段的性质有不同的认识。保险受益权不能简单的定性，依据学者们分阶段考察的思路，笔者认为，在保险事故发生前，受益权是受益人的期待权或者期待利益；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受益权是集财产权与非财产权于一体的混合权利。

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在实践中，由于人身保险合同存续期间某些情形发生变动，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有可能希望变更他们所最初指定的保险受益人。基于意思自治原则，法律允许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做这种变更，赋予他们对保险受益人的指定变更权。如果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指定受益人时没有明示放弃指定变更权，那么法律视为其保留变更权，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可以不经过受益人的同意而任意变更受益人。在上述保留指定变更权的情况下，尽管被指定为保险受益人，但是该受益人的地位是不确定的，或者说是极其不安定的，只要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行使了指定变更权，受益人的权利也就立即消亡了。⑤所以，在保险事故发生前，如果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继续保留对受益人的指定变更权，受益人基于保险合同所享有的将仅仅是一种期待利益，这种利益可能随时消失，无法形成法律上的权利。当然，是否保留指定变更权是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自由，如果他们在指定受益人时声明放弃指定变更权，保险受益人的权利也就确定下来，未经受益人同意，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不得单方面改变受益人。此时受益人的受益权即成为一种期待权，成为受法律保护的权利。

保险合同是射悻合同，保险人是否需要支付保险金完全取决于保险合同项下的保险事故是否发生，受益人只有在保险事故发生后，才真正享有受益权的实质内容——请求给付保险金等债权请求。⑥从理论上讲，保险金请求权是一种以金钱上的利益为标的的权利，具有财产价值，所以保险受益权具有财产权性质。这种财产权性质体现在：受益人享有的受益权是一种既得的、确定的权利，包括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在内的任何人不得侵害、剥夺受益人的受益权，只要不存在法律规定的丧失受益权的情形，受益人即可在保险事故发生后领取保险金；如果此时受益人死亡，受益人的继承人可以继承这种权利。但是，保险受益权并非仅仅以保险金请求权等财产权内容为限，在保险合同履行过程中，受益人还享有一定的知情权，例如了解合同当事人、关系人基本情况的权利，了解查阅与保险事故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证明和资料的权利，这种知悉保险合同履行情况的权利使保险受益权具有非财产权的性质。

二、保险受益权的范围界定

(一)保险受益权的适用范围

保险受益权是存在于一切保险形态之中?还是仅存在于人身保险，或者死亡保险之中?从中国保险法律中找不到明确答案，理论界对此也尚无定论。有些学者认为保险受益权仅存在于人身保险中；⑦也有学者认为财产保险中也存在受益权。⑧笔者认为，保险受益权的适用范围取决于保险受益人，因为保险受益权是受益人所享有的权利，哪些险种之中存在受益人，哪些险种便是保险受益权的适用范围。

我们先来考察一下各国法律对受益人的规定：美国保险法将受益人界定为“在被保险人死亡时，由保险单拥有人指定的接受保险金给付的人”；⑨我国台湾保险法规定，受益人是指被保险人或要保人约定享有赔偿请求权之人；中国大陆《保险法》规定，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依据以上规定可以得出，美国保险法对受益人采取狭义理解，仅将受益人规定于死亡保险中；中国台湾保险法对受益人采取广义理解，认为受益人均存在于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中；中国大陆保险法则将受益人规定于人身保险中。

笔者认为，财产保险与一切人身保险中均应有在保险受益人。在被保险人与受益人不是同一人的情况下，受益人并非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他是投保人、被保险人所指定的、在保险事故发生时能够请求保险金给付以及其他权利的权利人。依据民法原理，笔者可以这样理解：受益人是保险合同的第三人，在保险金请求权方面，保险合同是为第三人(受益人)利益而订立的合同。在财产保险中，投保人、被保险人以自己的财产设立保险，保险事故发生后，他们既可以领取保险合同上的利益——保险金请求权；也可以约定由第三人(受益人)领取此利益，对于这种不损害国家、社会、他人利益的私权处分行为，法律不应该干预，并且我们不能排除被保险人不幸在保险事故中同保险财产一起丧身的情况。

⑩依此原理，在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不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中，同样可以存在受益人，只要被保险人意图通过保险合同在自己身体健康遭受损失时给予受益人一份保障。

(二)保险受益权的权利范围

学界普遍认为，保险受益权是指保险金的请求

权。不同法系对此问题的观点不同，大陆法系认为。除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受益权以保险金的请求权为限，而保费返还请求权、保单现金价值返还请求权、利益分配请求权等，原则上应属投保人所有，受益人不能取得。而英美法系认为受益权包括保险金请求权、保费返还请求权、保单质押权等保险合同上的一切权利。⑾

不容置疑，保险金请求权是保险受益权的主要内容，是受益人利益的根本保障。保险事故发生，保险人应当依照保险法的规定或保险合同的约定，向受益人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保险人收到受益人的给付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核定，如果保险人未及时履行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义务，除支付保险金外，还应当赔偿受益人因此而受到的损失。但是，在享有保险金请求权这一财产权外，受益人还应享有一定的知情权以保障保险金请求权的实现，如受益人应享有知道自己成为受益人的权利、知道自己丧失受益权的权利；了解保险合同当事人及其他关系人基本情况的权利；知道保险事故性质、发生原因、时间、地点等基本情况的权利等。

对于受益人而言，保险合同是为第三人利益而订立的合同，受益人不需要履行缴纳保险费的义务就可取得受益权，但是受益人并非不承担任何法律义务。为协助和促使各方当事人履行保险合同，受益人在行使受益权时，也必须履行一些法定的附随义务。如保险事故发生时的通知义务，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有义务及时通知保险人，以防止损失的进一步扩大；再如，保险事故发生时的证明义务，保险事故发生后，受益人请求保险人给付保险金时，有义务提供他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以便于保险人理赔。

三、保险受益权的变动分析

作为一种权利，保险受益权也存在由于某种事实而导致权利产生、变更和消灭的各种运动状态。保险受益人基于其受益人的身份而享有受益权，故受益权变动问题就是受益人身份的变动问题。

(一)保险受益权的产生

理论界认为，受益人可以由指定、推定和法定而产生。中国《保险法》规定：“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投保人指定”，这是受益人的指定产生方式。指定受益人属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单方民事法律行为，行使指定权的主体在指定时只需要通知受益人，而不需要征得受益人的同意。需要注意的是，在这种受益人产生的方式中，为了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⑿中国台湾《保险法》规定，受益人有疑义时，推定要保人为自己利益而订立，⒀这是受益人的推定产生方式，中国保险法律没有确认受益人的推定产生方式。

目前理论争议较大的是受益人的法定产生，有些学者依据中国《保险法》第64条认为被保险人的法定继承人为其法定受益人。⒁但是笔者认为，此条并不是关于法定受益人的规定，原因有二：(1)法定产生是指不需要当事人的约定而由法律直接规定而产生，第64条在语言上并没有明确认定被保险人的继承人就是其法定受益人。(2)依据法理，笔者对第64条作如下理解：如果被保险人死亡，并且无法确定保险合同的受益人时，保险金应当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其继承人继承，那么保险金应当按照继承法的有关规定分配。被保险人的继承人受领保险金后，应当在受领限度内偿还被保险人生前的债务，但是，保险合同的受益人在受领保险金后却没有此项义务。如果把被保险人的继承人当然的认定为受益人，将会引起遗产分配时的纠纷，所以不能把两者简单的等同起来。鉴于现实中确实存在无法确定受益人的情况，笔者建议在保险法中增加关于法定继承人的规定。

(二)保险受益权的变更

受益权的变更是指享有受益权的主体发生变更。在保险合同存续期间，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可能会由于某种原因而意欲改变当初所指定的受益人，法律允许这种变更，但是这种变更仅限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保留变更权的情形。如果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在指定受益人时已经以明示方式放弃此变更权，那么，此时受益人已经成为不可撤销受益人，其权益受法律保护，未经受益人同意，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不能变更受益权的主体。

学界普遍认为变更受益权的权利主体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中国《保险法》也规定，“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可以变更受益人，投保人变更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依照法律规定，笔者认为被保险人才是变更受益人的决定权人，变更受益权的权利主体应限于被保险人。

根据中国现行法律，被保险人或投保人变更受益人时应书面通知保险人，保险人收到变更受益人的书面通知后，应当在保险单上批注。诚然，为保证合同履行，保险人有权利了解保险合同受益人的变动情况，但是在实践中，如果保险人在接到变更通知后未在保险单上做批注，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变更行为还有效。为消除保险业务操作中的混乱，笔者建议删除“保险人应为批注”之规定。

(三)保险受益权的消灭

投保人、被保险人以及受益人自身的原因都有可能导致保险受益权消灭，具体而言，以下5种情形可导致受益权消灭。

1．受益人放弃受益权。受益人因法定或指定权人的指定而取得受益权，对于受益人而言，其权利的取得为当然取得，指定权人无须征得受益人的同意，只须履行通知义务即可。既然是一种权利，受益人就有放弃的自由，受益权于受益人放弃时消灭。受益人可以在保险事故发生后采取明示方式放弃受益权，即受益人以书面形式向保险人明确表示放弃受益权。也有学者认为，受益人也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以不领取保险金的不作为而形成受益权的默示放弃。⒂

2．受益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前死亡。前已论述，在保险事故发生前，受益人所享有的仅仅是一种期待利益或者期待权，这种利益或者权利是由特定身份的主体所享有，不能成为被继承的客体。所以，保险事故未发生时受益人死亡，其受益权随之消灭。

3．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在保险合同中，受益人无须支付任何对价即可享有保险受益权，但是如果受益人从事某种违法行为，其受益权依法丧失。依据中国《保险法》第65条规定受益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伤害行为和故意杀人行为是受益权丧失的法定情形，保险人可以因此而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是，实践证明这条法律规定存在不妥当之处。在被保险人指定数人为受益人时，如果其中之一受益人故意杀害被保险人，保险人往往依其“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而拒绝其余受益人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倘若如此，善意受益人的受益权将因违法受益人的行为而被剥夺，这样既损害了善意受益人的权利，也有悖于被保险人指定受益人的初衷，于法于理皆不公平。为规范现行立法，兼顾保险人与善意受益人的利益，笔者建议对中国《保险法》第65条作如下修改：删除第一款中的“受益人”；将第二款改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的，或者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未遂的，该受益人丧失受益权，保险人对其他受益人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第9篇：保险研究论文范文

关键词：保险监管创新开放

加入WTO后，保险业作为金融领域开放力度最大的行业，在3年过渡期结束后取消所有地域限制，其后再保险、产险和寿险业分别全部开放，外资保险公司的数量大幅度增加，这对国内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保护广大被保险人的利益、维护社会稳定、促进保险业健康发展，我们必须趋利避害，主动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在坚持开放的前提下，创新保险监管，不断开创保险开放的新局面。

创新保险监管工作

实现保险监管工作创新,就是根据市场经济规律，按照WTO基本规则的要求，尽量减少制约公司发展的行政审批事项，逐步实现偿付能力监管，确实防范和化解风险，依法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

要与时俱进，创新监管思路。保监会自1998年成立以来，始终把适应发展需要、创新监管思想作为重要工作来抓，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大胆的尝试。加入WTO给保险监管工作带来新的挑战，WTO的基本要求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尽量弱化政府的行政干预，对此，国内保险公司必须进一步转变监管思路，把该管的管住管好，不该管、也管不好的由市场去管，尽量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要充分考虑业务发展、风险控制和社会稳定的需要，不断加强经营管理，逐步提高信息透明度。进一步发挥行业自律的作用，逐步建立公司内控、行业自律、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四位一体”的保险监督体系。

要依法行政，减少监管随意性。依法监管首先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保监会成立以来，一直对《保险法》中与保险业发展实际不相适应的一些条款的修订问题进行反复研究论证；同时，在清理已有法规和规章的基础上，相继出台了《保险公司管理规定》等一系列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我国保险法律法规体系基本框架初步形成。但是，由于我国保险法律法规建设起步较晚，与《保险法》配套的行政法规和规章还不完善。

要逐步实现偿付能力监管。偿付能力是保险机构一切经营活动的综合反映。因此，按国际通行做法，偿付能力是保险监管的核心。保监会成立之初，根据当时保险市场较为混乱的状况，提出了市场行为监管和偿付能力监管并重的方针。目前要在继续抓紧市场行为监管的同时，加大偿付能力监管的力度，积极创造条件，包括健全法制、完善内控、建立信用体系、改善监管手段等，逐步转向以偿付能力为核心的监管方式上来。当前，要在偿付能力监管试运行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偿付能力监管指标体系，逐步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保险风险评价和风险预警系统。开创我国保险业新局面

要认真学习外资公司风险控制、经营管理、产品开发和服务等方面的经验，实现我国保险业的健康发展。自1992年我国保险市场对外开放以来，已有34家外资保险分公司和中外合资保险市场公司获准进入中国市场，有111家外国保险公司在华设立了185个代表处。实践证明，外资保险公司的进入，不仅带来了新的经营理念、营销方式和管理经验，也促进了市场的竞争和业务的发展。仅以寿险营销方式变革为例，个人人营销模式给我国寿险业的销售带来巨大变化。如今这种营销模式已被国内各寿险公司普遍采用，促进了我国寿险业的发展。

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变挑战为机遇，缩短与外资公司间的差距。开放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我国保险业的发展。中、外资公司在很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各有所长，中资公司具有先入优势、地缘文化优势、短期成本优势和后发优势。只要冷静思考，沉着迎战，发挥优势，扬长避短，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借助外力促进发展。当前，要充分利用好即将结束的过渡期，加快体制改革、机制转换步伐，增强企业竞争能力；建立合理客户群体定位，开拓具有潜力的市场，占领有利的细分领域；进行品牌宣传，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扩大公司知名度；完善选人用人机制，广纳人才，做好人才储备，稳定职工队伍。

要利用好过渡期，创造有利的发展环境。过渡期结束，我国保险市场全面开放，外资保险公司将全方位参与竞争。我们要努力做到既按照国际规则办事，又利用这些规则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既严格履行承诺不断提高我国保险业参与国际竞争水平、扩大对外开放的力度，又适应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实际需要、考虑国家金融安全有步骤分层次地扩大开放步伐。我国保险业面对保险市场全球一体化的挑战，这对我国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与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此我国保险业只有积极探索实现保险监管创新，努力学习借鉴国外保险公司的先进经验，才能提高我国保险业的国际竞争力，开创保险开放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