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研究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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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保险研究论文范文

从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国家就把工伤保险的立足点放在预防上面，通过法律、规章制度等强化预防工作，强调把工伤保险与事故预防、职业康复相结合，甚至把预防工作放在首位，强调康复和重返工作岗位。到20世纪末，工伤社会保险不仅从人道主义出发，而且以保障公民人权为原则，形成了包括工伤预防、经济补偿和职业康复三大环节在内的职业伤害社会保险体系。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西方国家早就形成了一套极为健全并且执行得很好的工伤保险制度，无论从立法原则、具体内容与精神理念上还是执法力度、管理细节与技术措施上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有益之处。

在工伤保险立法上，曾经长期存在有制度而没有法制的时代，大量的行政性红头文件取代了法律法规。从工伤保险法规本身来说，2003年4月7日颁布的《工伤保险条例》里面没有关于工伤事故与职业病预防的规定，存在着制度漏洞。我们很多人还习惯上把“工伤”理解为工作中的人身伤害这种不规范、不准确的片面看法，缺乏工伤保险方面的常识性知识。这些法规对当今涉及社会底层民众的生存威胁与生存危机问题避重就轻，因为工伤不但是一种职业伤害，而且还是一种负外部效应极强的社会风险和社会问题。回避现实生活中民众的生存问题，从长远来看这种现象并不是学术界的福音。

学术论文关于工伤保险研究的国际比较

我国目前对国外工伤保险的情况介绍与研究，从数量上看极为稀少，从地域与国别分布上看，涉及的国家与地区极为有限与集中，主要限于欧美等极少数几个国家，其中德国相对突出一些。对这几个国家以外的其他100多个国家工伤保险介绍完全是空白。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关于国外情况的介绍与分析比较起来，工伤保险的国外情况介绍与研究是最薄弱的、最落后、最为忽略的。这种极为落后的状况反映了对工伤保险在西方国家的发展史以及先进经验的极端漠视，而且对于发达国家完善的工伤保险制度经验的漠视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当今矿难频发及其引起的严重社会问题也许可以从这里窥见一些社会思想与文化矛盾根源。

从时间上看，我国对工伤保险的探讨起步非常晚，从实质上说，是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出现的，并且有明显的时间分界点，特别是2003年是工伤保险研究的一个突出分水岭，即在2003年以前研究从文献数量上都非常稀少，在2003年以后有较为显著的增加。从内容上看，2003年以前在研究质量上处于极为低级的初始状态，在研究范围上比较狭窄，根本无系统性、整体性可言，这种状况在2003年以后有比较明显的改观。从时间变化过程来看，2003年以前变化不明显，或者说简直没什么变化，在2003年以后变化显著，而且这种变化的趋势很可能还会延续下去。从学位论文方面来看，博士论文很少。在硕士论文方面，在数量上几乎没什么差别，数量都很少。从时间上看，都是2003年以后的毕业学位论文，说明这方面的研究时间非常晚。从内容上看，关于工伤保险法律制度、赔偿等方面的内容稍多，探讨的范围都很狭窄，研究水平基本上处于较低层次，缺乏系统性与理论深度。从专业分布角度看，法学、社会保障专业稍多一点。在学校分布上，都比较零散，这方面研究没有非常突出的高校，其中武汉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稍多一点。这些都反映了我国工伤保险研究的落后状况。

从文献主要内容来看，属于基础知识方面的内容占据的比例太大，而研究性、理论性方面的内容太少。在这部分文献数量比较少的制度性、理论性研究方面，没有像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研究那样具体明显的不平衡性特点，没有特别突出的方面，即没有出现畸轻畸重的现象。对国外工伤保险情况的介绍与研究基本上是空白，对于发达国家特别是对于他们注重工伤事故预防，强调把工伤保险与事故预防、职业康复相结合等目前为我国极为缺失的方面介绍得极为不够。对于本国的工伤保险研究处于边缘化状态，特别是对于事故受害者的权益维护、储备金问题、风险防范、意识培育等基础性、迫切性问题几乎没有述及，不管这种现状是研究者的一种主观上的故意回避还是思想意识上的原初缺失，这种现状与工伤事故成为当前中国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并且亟待解决的迫切要求极不相称，远远落后于当今的社会现实，更谈不上为工伤保险制度的发展提供先导性思想指导了。

今后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

第2篇：保险研究论文范文

旅游是一种户外行为，人数多，流动性强，除乘机、乘车、乘船等存在风险以外，特别是——些新型旅游项目推出后，旅游的风险因素加大，如蹦极、攀岩、漂流、骑马、峡谷探险、雪山滑行、高空缆车等风险。对此，旅行社很难控制，加之社会治安形势严峻，旅游风险增多，由此产生的投诉案件和旅游纠纷居高不下。

旅游保险叫好不叫座

怎样规避旅途中的种种不测和意外风险，减轻因旅游风险给旅游者本人家庭及旅行社带来的严重经济和心理负担？专家认为，建立风险分摊机制，即利用少量的保费支出来转嫁旅途中难以预料的风险，是国际通行的一种有效的手段。

其实旅游保险在我国已开办多年，出门旅游一趟，个人花几十元钱买数份保险应不成问题，但这项业务目前推广起来十分缓慢。以2002年为例，国内外旅游近8亿人次，若以国内一般旅行社规定的每个旅游者30元保险计算，一年的旅游保险费收入应该在240亿元左右，但当年的实际旅游保险费收入仅10亿左右。

这一巨大反差，问题在哪里？业内普遍认为，一是游客的保险意识弱化。大多数旅游者认为外出旅游就那么几天时间，没必要花钱买保险。二是随团出行，景点门票中含有保险，即使出险也有旅行社兜着。其实，随着旅行社责任保险制度的实施，旅行社只对发生在行程内的保险事故负责，旅行者一旦游离规定的旅行时间或线路而遭遇风险，后果还得自负。三是保险公司不重视对旅游保险的宣传和营销，认为旅游保险收费量小，工作量大，难以达到规模经营，因此吸引力不大。四是在国内旅游市场上除强制推行的旅行社责任保险外，为游客提供保险的品种看来很多，但真正深受游客欢迎的很少，特别是难以满足不同层次游客的多样化需求，因旅游包含着相当多的风险因素，除旅途意外伤害外，还有旅游盗抢、自然灾害、天气突变和出游后家庭财产安全以及随身携带的物品等都面临损失的可能，而现有的保险品种又无法满足游客的上述需求。五是险种不配套。在我国由于人身险和财产险业务属分离经营，旅客需要分别到经营寿险的公司和经营产险的公司咨询和投保，并且，国内保险公司目前只为通过旅行社组团游客的随身财物上保险，而没有为散客自助旅行财产上保险的业务，更没有经营包括人身、财物和游客家庭财产在内的旅游综合保险项目。六是投保渠道狭窄。目前主要是旅行社、机票销售点代售、网上投保三种形式。因旅游保险保费少，佣金低，旅游公司、机票销售点对销售的热情不高，而网上买保险对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还相当陌生，游客一般选择到保险公司网点去购买，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大家购买保险的积极性。此外，大多数保险公司只售团体保险，而将自助旅游者拒之门外，有限的承保方式和陕窄的投保渠道，不仅使自助、半自助式的脖客享受不到保险保障的权益，也使保险公司失去一块相当大的保险市场。

据资料显示，我国目前旅游的人群中约80％选择自助游。此外，如十分流行的探险、蹦极、攀崖、漂流、滑雪等一些刺激性较强的新兴高风险旅游项目都属个人行为，一般都不在保险责任之内，使绝大多数散客只能选择与保险“再见”。

出行前备把“保险伞”

2001年国家旅游局了14号令，全面施行《旅行社投保责任保险规定》，该规定要求，凡境内从事旅游业务经营活动的所有旅行社，都必须投保旅行社责任保险。

旅行社责任保险的实施，理顺了保险各方和现行保险法规的关系，使其更具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即由旅行社根据保险合同的规定向保险公司支付相应的保险费，旅游期间一旦发生事故，则由保险公司代表旅行社为游客承担经济赔偿责任。

实行旅行社责任保险以后，因组团旅行社和当地接待旅行社均已投保，可避免“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现象，发生事故后各方都不会互相推诿，能使旅客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可行的保障。加之旅行社责任险所承担的责任范围宽泛，不仅负担游客在旅游期间的人身安全责任，同时还负责游客携带的首饰、现金，摄像机、照像机、衣物等随身物品和财产以及旅客因病所支出的交通费、医疗费等等。按照旅行社责任保险规定，国内旅客既使自己不掏钱也能获得一份8万元、出入境游客16万元最低基本保险保障。14号令还同时规定，对未投保旅行社责任保险并在限期内不改正的旅游企业，将受到责令停业整顿15天至30天，并处5000元至2万元的罚款。旅行社责任保险的实施，无疑维护了旅游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但是，由国家强制推行的旅行社责任保险只承担因旅行社的疏忽或过失而造成旅游者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给予的经济补偿，这只是转嫁了旅行社的责任风险，而游客在旅行途中因自身过失而造成的伤害和损失，只能由旅游者自己承担。《旅行社投保旅行责任保险规定》同时强调，由于旅游者自身疾病、个人过错以及在个人活动时间内发生的人身、财产损害，旅行社不承担责任，这就意味着旅游者并不能因为有了旅行社责任保险而高枕无忧，有些风险仍然需要游客通过购买旅游保险来加以分散。这样才能获得更加可靠的保险保障。

近年来，随着我国旅游市场的扩大，各家保险公司都在旅游保险产品的开发、宣传、营销、后期服务等方面做文章。

——将重点放在旅游意外险，游客住宿人身保险。旅游责任险、旅游救助保险这几类主要产品的开发上。比如某公司推出的“团体旅游求援保险”，境内5日游仅用5元钱即可获得5万元的保障，而且保险责任涵盖范围比较广泛，如24小时中文求援热线电话、安排就医、转院治疗，转运回原居住地、后事安排、给付医疗费用等等。还有的公司推出了被称为“海陆空”一卡通的“世纪行差旅出行保障卡”，这是一种专门为经常旅游和出差人士定做的一款低保费、高保障的综合人身保险。该产品一年只需支付50元，即可获得总计40万元的风险保障，包括航空、火车、轮船、汽车人身意外保障，并可享受全国40个城市免费急难救助。

——开通电子商务网站，实现在线投保。随着一些大中城市家用电脑的增加，通过网络购买保险已成为一种便利、时尚的生活方式。目前旅游保险业务各保险公司基本上都能实现网上在线投保。居民只要在网上输人相应保险公司的名字，很快就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旅游保险险种。

——开通24小时服务热线电话，方便出行者及时快捷投保。如95511、95522、95500、95518、95519、95567等等。这些专线电话简单易记。

一一增加服务附加值，实行延伸服务。如某国有人寿保险公司与国际求援中心（SOS）推出的商务旅游计划，就保证了被保险人在旅游期间通过拨打专线电话，就可获得旅游咨询和行李、物品、旅游证件遗失援助等多项服务，从而增加了人性化服务色彩，使游客在旅途中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开采旅游保险“富矿”

在我国旅游业属于朝阳产业。据有关人士分析，2004年我国入境人数将达9790万人次，国际旅游外汇收入205亿美元，国内旅游人数8.8亿人次，国内旅游收入3900亿元，国际国内旅游业总收入将达5600亿元。

另据国家旅游局预测：随着我国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举办及奥运经济的开发，未来20年，既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性的历史阶段，也是我国旅游业发展的关键性时期。旅游业有望在21世纪前10年成为多数地方的支柱产业，并进一步成为国家的支柱产业。我国在过去的20年已经实现了从旅游资源大国到亚洲旅游大国的历史性跨越。再用20年左右时间，我国将跻身世界旅游强国的行列。

有关资料显示，到2020年，我国入境旅游人数将达到2.1至3亿人次，国际旅游外汇收入580至820亿美元，国内旅游收入2.1至3万亿元人民币，届时，旅游业总收入将超过3.6万亿人民币，相当于占当时国内生产总值的11％。由此可见，旅游业在我国的确是一项大有开发前途的新兴产业。

随着旅游资源的不断开发，旅游保险如何做大？首先是扩大宣传，提高认识，让人们认识旅游风险。应通过媒体和社会力量扩大对旅游保险的宣传，如在旅游景点设立宣传牌、旅游车上播放宣传片、景点门票提示旅游保险等，让游客认识旅途风险，自觉参加保险。

第3篇：保险研究论文范文

关键词:监管模式偿付能力破产概率监管效率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美国保险业曾出现过较大规模的偿付能力危机,90年代后期,日本保险业也出现大规模的倒闭现象。虽然近20余年,我国保险业得到迅速发展,但是由于外部经营环境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保险业正面临着巨大的潜在风险。尤其是巨额利差损的出现和保险业整体投资收益率的下降,严重地影响了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水平。加强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监管,日益成为业内关注的焦点。保险偿付能力是指,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公司对被保险人履行赔偿责任的能力。对这种履约能力的监管即构成偿付能力监管。

我国保险监管模式的演进

我国保险监管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我国保险市场的起步阶段。保险业经历了独家垄断(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到三足鼎立(中保/平安/太保),到以完全垄断为主、寡头竞争为辅的多元市场结构。这一时期,保险市场得到充分发展,市场的主体日趋增加,但存在市场行为不规范的问题,尤其是在分支机构的设立方面,因此保险监管在审批方面花费较多精力。

第二阶段,是我国保险市场初步发展阶段。在1995年《保险法》颁布之后,一批股份制保险公司及中外合资保险公司相继成立,保险市场连年保持两位数增幅,但市场存在粗放经营问题,出现了大量违法违规行为,如:擅自开办新业务、擅自降低费率、抬高手续费,因此这一时期的监管以市场行为监管为主。

第三阶段,是我国保险市场规范化的阶段。1998年保监会成立之后,监管部门提出了“市场行为监管和偿付能力监管并重”的监管模式。这种模式的提出是与当时国内保险市场的背景相关的。由于连续降息,寿险公司普遍出现巨额“利差损”,严重影响了公司的偿付能力,偿付能力监管由此提上日程;但是考虑到保险市场还存在大量违规现象,市场行为监管还不能完全放弃。

第四阶段,是我国保险市场走向开放的成熟的阶段。为适应保险市场扩大开放和保险业加快发展的需要,我国从2003年开始在继续坚持市场行为监管和偿付能力监管并重的前提下,逐步向以偿付能力监管为核心的过渡。市场行为和偿付能力双重监管具有较高的监管成本,并且,市场行为监管所可能引致的“寻租行为”都使以偿付能力为核心的监管成为必然。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清晰看到,我国保险的监管经历了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用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说,经历了“审批还是监管”到实施“行为监管”,再到实施“以偿付能力为核心的监管”的制度变迁。

监管模式的制度特征比较

目前,国际保险业的自由化与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伴随这一趋势许多国家都在放松对市场行为的监管,而转为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和风险资本的监控。市场行为监管和偿付能力监管是保险监管中最主要的两种模式,一般而言,监管模式的选择是与各国保险市场的成熟程度相匹配的,对于市场成熟度较高的国家,偿付能力监管能够体现出优于市场行为监管的几项制度特征:

从监管成本上说,偿付能力监管的成本较低。在对保险监管的模式进行取舍的时候,监管的成本和效率是最重要的权衡原则。与行为监管相比,偿付能力监管显然能够节约监管成本,因为它需要的监管人员及机构较少。

从监管效率上说,偿付能力监管对市场竞争的伤害较小。在行为监管中,保险公司的费率厘定、保单条款的设计等都受到监管部门的严格限定,不利于险种的多样化和个性化发展,损害了市场竞争的效率。而偿付能力监管一般是通过设立偿付能力指标体系进行监控,对于偿付能力指标符合监管规定范畴的公司,保监会并不干预其正常经营。

从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上说,偿付能力监管的效果优于行为监管。众所周知,与保险消费者的利益最为密切的是,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公司承担赔偿和给付责任的能力,因此,监管机构通过对偿付能力的直接监管,抓住了保险经营的核心,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更为直接有效。

监管模式效率比较的模型分析

保险业有效监管的基点是:在保险公司的收益和风险之间进行平衡,维持保险业整体的稳定性和可持续经营性。由于任何监管都是有成本的,保险监管必然会对保险公司的经营产生影响。例如,限制保险公司对某些风险过大项目的承保,这使保险公司风险水平下降的同时也使相应的期望收益下降。

根据一般的保险公司破产概率模型

P=αδ(r)-βE(r)

P:表示保险公司的破产概率

α,β是相关参数,且α,β>0

E(r)是保险公司资产的期望收益

δ(r)是保险公司收益的标准差

当保险资产的期望收益E(r)上升,则破产概率P下降,另一方面,当保险资产的风险上升,保险公司的破产概率上升。保险监管结构可以对δ(r)的下限做出规定,即限定保险公司经营的最低风险额度。根据保险的一般破产概率公式,有效边界曲线如图1所示。

假定保险监管机构采用严厉的监管方式,这有利于使保险的经营风险降到尽可能低的水平。例如,与偿付能力监管方式相比较,市场行为监管方式是更为严格的监管,因为它对保险公司的各个方面从经营管理到费率厘定都进行一定程度的监管。假定它由此导致更低的方差δ(r),市场行为监管的均衡点如图点L所示。考虑一种极限情况,如果监管设定的δ(r)接近极限值,则对应的保险公司的期望收益也急剧下降。这是因为过度的市场行为监管严重影响保险公司正常经营,导致保险公司利润的下降,从无限区界来看,没有利润的保险经营最终将破产,即偿付能力危机。而偿付能力监管则较为灵活,放松对保险公司具体环节的管制,因此对应更高的δ(r),均衡点为M。可以看出,偿付能力监管的均衡点M比市场行为监管的均衡点L具有更高期望收益E(r)水平。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市场行为监管和偿付能力监管是保险监管中各有优劣的两种模式。对于市场成熟度较高,保险公司有自身风险管理约束机制的情况下,偿付能力监管优于市场行为监管:从监管成本上说,偿付能力监管的成本较低;从监管效率上说,偿付能力监管对市场竞争的伤害较小。

监管模式的选择是与各国保险市场的成熟程度相匹配的。在对保险监管的模式进行取舍的时候,监管的成本和效率是最重要的权衡原则。有效的保险监管是在控制保险偿付能力风险与提高保险公司竞争能力之间的平衡。具体地说,是在控制保险公司经营风险额度的基础上,提高保险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可持续经营性。

参考文献:

1.《现代运用数学手册》编委会.概率统计与随机过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2.成世学.破产论研究综述[J].数学进展,2002

3.(挪威)博尔奇.保险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4.(美)N.L.Bewere.风险理论[M].郑韫瑜,余跃年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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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保险研究论文范文

一、保险公司对资本的需求与筹资方式的选择

保险公司同其它企业一样，为了保证经营的安全性而需要一定量的资本。保险公司与其它企业所不同的是，它所经营的是风险。因此，保险公司承担的风险金额越大，其所需的资本金也就越多。我国《保险法》规定：“保险公司应当具有与其业务规模相适应的最低偿付能力。保险公司的实际资产减去实际负债的差额不得低于金融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数额：低于规定数额的，应当增加资本金，补足差额。”“经营财产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当年自留保险费，不得超过其实有资本金加公积金总和的四倍。”《保险公司管理规定》第7条也规定：“在全国范围内经营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实收货币资本金不低于人民币五亿元：在特定区域内经营的保险公司，实收货币资本金不低于人民币二亿元。”《保险公司管理规定》第13条还规定：“保险公司每申请增设一家分公司或省级以上分支机构，应当增加资本金至少人民币五千万元。”由此可见，保险公司的业务规模必须与其资本保持匹配，并应随着保险公司的发展和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而追加其资本。由于一个完整的保险市场中存在着直接保险和再保险市场，因此，往往可以通过再保险市场的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直接保险公司的资本不足。然而，再保险公司同样也要受到政府的监管，也必须符合政府的最低资本要求。因此，保险公司虽然通过再保险安排可以扩大其业务规模，弥补其资本的不足，但必须以再保险市场的资本要求下的承保能力为限。

对于保险公司经营所需资本以及追加资本的筹集渠道，我国《保险公司财务制度》第7条规定：“公司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可以采取国家投资、各方集资或者发行股票等方式筹集资本。”而追加资本则可以通过自我积累、增资扩股、引进外资和发行上市等各种途径。自我积累方式虽然具有成本最小的优势，但是通过自我积累很难在短时期内获取大量的发展所需的资本金；而增资扩股、引进外资也只是权宜之计。相比之下，上市融资虽然具有较高的筹资费用以及支付红利或股息的压力，而且还必须考虑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较高交易成本和双重纳税的税收成本，但是，在我国现有经济体制和市场条件下，保险公司的上市融资不仅可以使保险公司永久性地占有这一部分资金，无须还本，而且还具有其它方式所不具备的优势。

二、保险公司上市是最佳选择

在开放的充分竞争的保险市场环境中，保险公司上市具有较大的制度优势。表现在：

1、可以提高上市保险公司的承保能力。上市保险公司多元化的资本供给机制，既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集中大规模社会资本，改变资本短缺的被动局面，又可以将保险市场的经营风险分散到资本市场、商品市场及至整个市场体系中去，为保险业的稳健经营和可持续发展准备基础性的制度条件。

2、可以提高上市保险公司的国际竞争能力和抗风险能力。目前民族保险业的资本总额只有200亿人民币，而最早进入中国的美国国际集团，其股东权益是271亿美元，至于在中国设立合资保险公司的德国安联和法国安盛公司，其股东权益分别是261亿美元和150亿美元，实力悬殊可见一斑。面临对外开放的巨大压力，股份制保险公司必须知难而上，利用上市方式筹资，可以使上市保险公司迅速增强资本实力，提高资本充足率，增强其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主动迎接“入世”所带来的挑战。

3、可以提高上市保险公司经营活动的透明度，强化外部监管。保险公司上市后，要受到来自各方面的监督，如各种投资咨询机构和证券分析员的监督，审计、会计和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监督，证券交易所以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督等等。在广泛的监督下，任何一个重大失误都会立即导致公司股价下跌，减少公司价值，任何一次违规操作，都会随时有可能被发现和公开，给公司造成巨大损失，甚至被驱逐出证券市场。公司必须加强管理，以减少各种浪费和成本，通过科学决策认真分析产品市场，评估投资风险，公司还必须注重财务结构，保持利润稳定增长，保持企业的稳健经营。同时，理性的保险公司也将会更加关注保险监管机构的各项政策规定和调控干预，这将大大提高保险监管机构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促进宏观调控经济手段的运用。上市还有利于保险公司本身商誉的提高，使客户对保险公司的知名度有所认可，有利于上市保险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扩展业务范围，取得更多的市场份额。

4、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和企业财产形式，有利于提高资本运作效率。保险企业上市实现了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分离，产权关系明晰、权责清楚，使企业在市场中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竞争主体；上市保险公司通过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可以独立行使各种企业管理权限，排除政府部门不当干预造成的战略失败和滞后效应。大型商业性保险公司的交叉持股结构，有利于抵消经营环境急剧变化而造成的冲击效应；通过兼并、收购、退出等股本变更行为进行金融企业的有效整合，实现低成本的快速扩张，提高企业经营规模和资本运作效率。

三、保险公司上市的现实条件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保险公司上市将成为我国保险公司产权制度改革的方向，且就目前的情况看，也已初步具备了上市的条件。

1、宏观环境条件。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我国经济得以不断发展，特别是1996年我国经济实现软着陆，低通胀高发展的状况表明我国经济运行势态良好，2000年的GDP首次超过一万亿美元。GDP的稳定增长无疑为保险公司上市融资起到了关键作用。虽然国家并没有明确表示允许保险公司上市，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保险公司上市是与我国的战略转变方向一致的。

2、资本市场条件。虽然我国的资本市场尚处于发展的初期，还存在着市场规模较小、流动性差和市场主体行为不规范等问题。但是，以股票市场为代表的国内证券交易市场自创立运作以来，按照“法制、监管、自律、规范”的，出台了《证券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使得我国的证券市场建设日趋规范。到2001年底我国境内外上市公司市价总值占GDP的比重也超过了45%.保险公司的上市，一方面有利于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完善，从而实现保险公司与资本市场的双赢。

3、保险公司自身条件。上市公司是证券市场的基石，而企业自身条件的好坏是公司能否顺利上市的关键。我国产险公司的经营利润一直较好，寿险公司受到降息的影响，盈利状况不甚理想，但是随着保险基金运用渠道的逐步放开，市场占有份额潜力的挖掘，将使拥有大量资金的寿险公司的盈利能力大大提高。因此，我国保险公司上市的前景看好。

综上所述，我国保险公司不仅具有上市的需求，而且已基本具备了上市的条件。但是，决不能因此而“一哄而上”，保险公司上市必须满足国家《公司法》、《证券法》、《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等有关规定。同时，根据上市程序，国有保险公司应该先进行股份制改造，明晰产权，为上市创造条件；而依据现代公司模式组建的股份制保险公司，经营状况良好的，可以先行申请上市。因此，保险公司的上市之路并不平坦。目前，保险公司上市迫切需要解决以下问题：

1、所有者缺位问题。目前，股份制保险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的选派多为行政任命，与股东几乎没有资本联系。从制度安排上看，由行政安排董事长和总经理，在对行政负责和对投资者负责两者之间往往会产生矛盾。

要解决所有者缺位问题，关键在于政府必须按市场规则依法办事，彻底消除官本位思想，消除对企业行政控制的习惯作法，利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管理企业，使企业按《公司法》规范人事任免行为，使公司法人真正受到法律、市场、资本、绩效以及股东大会的约束，从制度上形成董事会向股东大会负责、董事长向董事会负责、总经理向董事长负责的机制。同时，在国有资本控股的前提下，可以采取多种渠道充实和不断增强资本实力，改善公司权力结构。权力主体的增加必然产生权力的制约，其他非国有股东可以依法行使权力抵制国有股东的行政干预，从根本上保证公司的独立法人地位。

2、组织设计问题。组织设计即公司内部管理机制的策划、设置和实施。其内在实质是明确权责，表现形式则是组织机构的设立。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于1999年5月的大会上通过了“OECD公司治理原则”，成为目前世界上先进管理原则的集中代表，获得一致公认。该原则包括以下主要内容：（1）治理结构框架应保护股东的利益；（2）治理结构框架应确保所有股东的平等待遇：（3）治理结构框架应确认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利，并且鼓动公司和利益相关者在各方面密切合作：（4）应保证及时准确地披露与公司有关的任何重大问题，包括财务状况、经营状况、所有权状况的消息；（5）确保董事会对公司的战略性指导和对管理人员的有效监督，并确保董事会对公司股东负责。我国的《公司法》与这些原则的要求大致相同。公司的所有权和重大事宜的决定权在股东会，经营权则由董事会和经理实施。董事会的经营活动直接对股东会负责，并受监事会的监督。但是，我国在法人治理结构上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如我国的公司经理虽然有了一定的权利制约，但人治色彩仍然很重，管理者经常凌驾于公司章程之上，甚至有些公司出现了公司经理架空董事会的局面，严重损害了公司的权力平衡，影响了公司的管理效率。要使保险公司顺利上市，就必须依法制司，在公司章程的制约下，充分发挥管理者的聪明才智。此外，在组织设计上，我国也还存在一些问题，表现如下：

一是在组织机构的设置上。目前我国的保险公司多按险种划分部门，同时设有部分职能部门，但是职能部门的设立缺乏计划性和完整性，且与业务部门的关系也不协调。职能部门应为业务部门提供技术支持，业务部门应接受和配合职能部门的决定和计划安排。这两者之间不存在上下级的关系，而是应分别服从各自主管经理的管理，由经理去协调部门之间的矛盾。

二是在公司扩展规模的方式选择上。目前我国公司都是按照行政区域以分公司的形式扩展业务规模。这虽然符合国内保险业务发展的现状和传统的经营模式，但束缚了保险业务发展多元化的需要。因此，可以按照地区经济、人口、社会的统计特征设置分支机构，这也体现出世界金融业发展的潮流。同时，也可建立网络式、扁平式公司结构以适应混业经营的需要。网络式公司结构通过保险公司与其它大型企业（集团）以及金融机构之间的相互渗透，可以以更快的速度、更少的耗费、更佳的效果传递信息。扁平式公司结构的主要特点是“一司两制”，即总分公司式和母子公司式同时并行。改革现行的总分公司式管理体制，成立一定数量的全资、合资的子公司，强化总公司的管理职能，弱化省市级分公司的职能，总公司直接管理地市级分公司，地市分公司以下只设展业、办事机构，以减少中间管理层次。新型的母子公司管理模式可以突破任何形式的行业和地域方面的限制，实行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综合经营。可以肯定，加入WTO以后我国的保险公司将发展成以保险业为主、跨行业经营、综合性、大型的跨国公司。

3、保险企业市场退出机制的建立。保险公司上市从某种角度讲，不仅意味着机会，还面临着挑战。保险公司既然成为上市公司，在其企业化的动作中，就存在破产的可能。我国《公司法》、《保险法》和《保险公司管理规定》虽然对保险公司破产问题有规定，但所做的规定比较笼统，在保险合同转移方面只谈到寿险，并且含有强制意味，缺乏实际操作性。因此，首先应健全保险企业被接管、整顿、终止、兼并、破产及债务处理等方面的法规和管理办法，增加法规的可操作性：其次，政府部门应转变对市场退出的观念，减轻自身对保险企业破产所负的责任，改变目前对保险公司业务及财务状况采取保密的做法，实行某种程度的公开，接受社会的监督，使投保人和社会各界对保险公司经营的市场监督成为可能，并承担一定的风险责任：再次，建立危机处理机构及其配套机制，准备若干种可选择的操作模式，以便在危机发生时，监管者能够迅速采取措施进行挽救和治理：此外，还应建立市场退出后的保障机制。保险企业退出市场后最大的后顾之忧是对广大客户的负债，这也是目前监管部门不敢对保险企业轻言退出的一个原因。因此，对于保险企业的市场退出不能完全依靠市场的力量，还需要借助官方监管者的力量，做好市场退出后的保障工作，使个别公司因倒闭所造成的影响最小。在具体操作上，可由中国保监会作为保险管理人，各保险公司按规定提存保险保障基金作为援助资金，实行公开兑标的方式，使多家公司参与竞争并找到最优转移方向。

「参考文献

1.黄瑞峰《金融企业上市箭在弦上》金融与保险2001年第8期

2.江生忠、祝向军《保险公司上市问题的理论分析》保险研究2001年第3期

3.余洋《关于股份制保险公司上市的思考》金融时报2000年6月22日

4.鲁蔚《尽快建立保险公司企业市场退出机制》金融时报2000年6月8日

第5篇：保险研究论文范文

【关键词】养老保险现状困境选择

【正文】

一、现状：

（一）、制度“盲区”：保险对象游离于制度之外

在学术界，中国城市养老保险体系的涵盖对象被分为两部分：非正规和正规就业人群。那么，什么样的人才属于城市非正规就业人群？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刘贵平的定义是：非正规就业人群不仅包括近年来的下岗职工，还包括在城市的农民工、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以及自由职业者。在非正规就业人群中，有一半以上游离于养老保险制度之外。也就是说，中国整个养老保险体系在其覆盖面上十分有限。①

是什么原因造成城市养老保险体系在这一环节出现“盲区”？“这些人要么是老板没有为他们缴纳部分养老保险金，要么是没有老板为他们办理养老保险事宜，这就使得他们不仅失去了雇主缴纳所带来的那一部分经济利益，而且还必须自行承担制度风险，因此导致这部分人群在可能的情况下宁可选择个人储蓄和人寿保险，也不愿选择社会养老保险。”

造成这一结果的制度原因是中国的养老保险体系成本昂贵并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的扭曲。企业应缴的养老保险缴费率高达薪金的20%，而雇员本人还需再缴纳8%。再加上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其他缴费，企业和员工的全部缴费高达薪金的40%多，在有些地区，实际缴费率甚至更高。这一缴费水平高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和瑞典、美国等发达国家。如此高昂的劳动成本不利于鼓励雇主为员工利益买单。

为进城农民工办理社会养老保险确实体现了政策的人文关怀，但一波又一波农民工退保潮让决策者感到尴尬。率先在全国推广农民工保险的广东省频现退保高峰，退保率竟高达95%以上。仅深圳市每年退保的人数就高达12万以上，该市甚至还出现过一天600多名农民工排队退保的“热闹”场面。是农民工不领政府的情，还是和政府开玩笑？按照现行养老保险制度，城市农民工每月上缴的养老金占到工资的8%，而且需要连续缴纳15年才能受益。每个城市的工资标准不一样，但养老保险缴费的标准整齐划一：8%，很大程度上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能力。由于缴费期限固定不变且难转移和农民工的流动性。所以，对这些人来说，把钱拿在手里更妥当。

（二）、制度有效性缺失：已入保群体“悬”在问题中

对于城市正规就业人群来说，基本上不存在“8%”的缴付压力和15年年限的制约，但是，他们的养老保险问题也很“悬”。

养老保险制度提供给投保者的养老待遇过低。国有企业老职工退休后所能拿到的养老金平均只有三四百元，有些甚至不能保证基本的生活。而一般职工也只能拿到退休前工资的60%，对于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来说，差距则更大。这种状况已经成为一个全国性的问题。

目前实行的养老保险是省级统筹，但一些地方连省级统筹也没有做到，造成不同地区保障水平差异很大，富裕地区不愿意为从穷地区转移来的人负责，再加上各个地区因管理机制不统一，不能做到很好地衔接。同时，制度体现在，由于国家公务员的养老保险与企业社会养老保障分属不同体系，前者的待遇水平要远远高于后者，造成流动困难。另外，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虽然由劳动保障部门负责，但保险体系没有改革，没有与企业保险统一起来，也表现为前者的保障水平大大高于后者，使得许多人因此不敢轻易跳槽。

另一个关于养老金风险的问题却让入保者不得不忧心。已入保的职工每个月都在为自己的养老保险帐户“充钱”，但自己的帐户却是空的。因为这笔从在岗“年轻人”手中收来的钱被用来支付给当年已退休的“老年人”了。这种名义上的个人帐户，仅仅只能作为一种记帐单位，没有任何基金积累，究其实质，仍属于现收现付的筹资模式，体现为政府强制力主导下的代际间的收入再分配。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自我积累、自我保障，仍是政府主导下的代际赡养。体现了养老成本在代际间的分担，因此这种制度设计在实践中会遇到较大阻力，逃避缴费的企业和个人会增多。为什么要设立个人帐户？其吸引人之处是由个人帐户中的钱形成的储蓄基金可以通过投资来保值增值，在投保人退休后，他可以以年金的形式领取其本人投入的本金再加上可观的利息来安度晚年，如果社保基金不能保值增值，个人帐户也就毫无意义了。当下养老保险制度的尴尬就在于：一方面坚持搞个人帐户；一方面却对基金的保值增值苦无良策。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人口结构的改变，这种“空帐”运行状况难以得到缓解。因为现行的筹资模式是建立在人口结构相对稳定的基础上。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称：“中国养老体系面临严峻考验，未来养老金缺口高达9.15万亿。”对于这一巨额赤字，如果仅靠提高缴费来弥补，个人缴费率将不得不提高到缴费工资的37%，是现在个人缴费的4倍多。③

按现行的养老保险体制，处于中国人口出生高峰期的70、80年代生人，在30年后大部分均处于或接近于退休年龄，当这些人都面临退休的时候，他们的下一代由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即1：4的家庭结构的出现，又如何能负担得起这样庞大的养老金支出？而且目前，人口老龄化趋势已日趋明显。这笔钱会不会由后来的投保者来出？我们明天会不会无钱养老？即便最终由国家买单，投保者也要担负货币贬值的风险。对于养老基金保值、增值问题，目前国家还没有相关的保障措施。（就目前情况看，所缴的养老基金）明的是增加了，但因为物价、宏观经济及

金融环境等因素影响，实际是贬值的。即便最终由国家来填补养老金缺口，付出的改革成本是不是过于巨大？

二、困境：

1、法律介入缺失或微弱。当下立法层面主要表现为一些法规、规章或通知、地方条例等形式。养老保险基本法尚未出台，而且由于这些立法形式政策性较强，经常变动，且存在明显的地方差异，缺乏法律规范应有的严肃性、规范性及权威性，且不利于中央宏观调控及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征收工作缺乏法律依据，仅靠行政手段，对单位或个人缺乏约束力。

2、缴费主体疲软。对于缴费主体企业来说，由于亏损等原因，一方面使越来越多的企业无力缴纳正常的保险费，欠、逃费现象严重；另一方面，为了维持制度的运行，退休基金供款率需要不断上升，有些地方的供款率已达到工资总额的30%左右。这样，高费率，高逃费率，再提高费率已在一些地方形成恶性循环。

3、政府责任缺位。由于退休金保障制度的法制和资本市场不成熟，基金被挪用、滥用现象时有发生，基金安全问题凸显政府监管缺位。一个负责任、有决心的政府不可能因为财力的限制而承担不起人民基本生存费用，尤其是在成就了二十多年高速增长的中国，更没有理由拒绝通过充分参与和全民社保来彻底解决民生问题，造成财政缺口的不是经济落后，而是政策、管理滞后，贪污渎职等等。谁都算不清巨额的资产流失和浪费的黑洞有多大。不是没钱，是钱被花在了不应该花的地方或被少数人掠夺。而且，由于现有的制度是以城市为单位，由政府社会保障部门来管理基金，管理的手段被严格限制于银行存款、国债投资等，保值增值困难，致使广大应保未保人员处于制度的边缘地位。滞纳金制度形同虚设，而且提供了“寻租”的可能。

4、相关制度供给的缺陷。面对日趋严重的结构性失业、科技的发展和产业的升级，以及国企改制的推进，失业率逐年飙升。由于失业保障和救济制度滞后，转换机制困难，深化改革受到约束，已成为国企改革的制度“瓶颈”。现行的统筹政策分为城市和行业，起不到对新旧城市、不同行业、垄断行业和竞争性行业等之间的收入再分配作用，而且经济效益好的行业从各地社会保险制度中游离出去，影响了再分配的功能，弱化了社会保险的安全作用。由于企、事业单位的差距较大，且难以消弥，一些人便想方设法往行政事业单位挤，在这样的制度惯性下，企业领导在退休的时候要求个行政级别、复员军人不愿到企业，也在客观上造成了行政事业单位机构膨胀。而所有这些目前仍没有一部相关的统一的法律来规范，各地都是从现有经济条件出发，制定相应条例并按各自的条例执行，有差别也就不足为奇了，正是这种各自为政的状况限制了地区和人员之间的正常流动和养老保险的转移，从而共济难以实现。当前，在企业改制中，对40、50人员实行退养，并对退休及这部分退养人员的养老金实行预留10年的政策。但大部分国企在改制过程中面临成本高、缺口大的问题。致使改制难以进行，很多地方政府为了甩包袱，使改制进行得下去，对这部分养老金实行只计不提的办法，这样，当一部分在改制时尚未来得及退休的40、50人员在真正面临退休时由于重组或改制后企业未缴足该部分钱而无法按正常程序办理养老保险手续。从而积发了新的社会矛盾。

5、改变现有模式困难

5•1、我国目前的养老体系模式是从1995年开始由原来的“现收现付”转换为现在的“部分积累”模式。把当年从没退休的人手里收上来的钱给已经退休的人发养老金就是现收现付。部分积累就是适当提高国家、企业和个人的缴费标准，以便滚雪球样的慢慢积累一部分基金，来适应人口结构变动的需要。在此意义上，部分积累制确实是一个较好的政策选择。但由于目前养老保险基金绝大部分用于当年养老金发放，我国的养老保障体系实质上仍然是“拆东墙补西墙”的现收现付模式。而且基金管理的经济成本和机会成本很大，不少地方甚至悄悄打起了这部分积累基金的主意而任意挤占挪用，贪污。

5•2、在农村，我国养老保险体制实际上已处于停滞状态，而在城市，有很大一部分应保对象游离于该体制之外，而占全国人口总数2/3的农村人口，这一制度的覆盖范围实际上已经小得可怜，据资料：目前，我国公共养老保障体系的覆盖面只占人口总数的15%，低于世界劳工组织确定的20%的国际最低标准。就制度惠及主体的城镇各类就业人员而言，现有的养老保障制度也仅仅覆盖城镇职工的55%。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村人口基本上只能依靠土地和家庭养老，仍游离于社会化和共济性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在此意义上，社会保障作为一种公共服务表现为供给严重不足。这也正符合当下我国由生存型向发展型社会转变过程中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不到位、公共产品严重短缺之间的矛盾。按照社会正义的需要原则，社会保障应重视由于其大量需要而离常态最远的那些人。②即通过“社会统筹”的功能尽可能更大范围地实现社会公平，以最大可能地化解社会风险。

5•3、尽管面临当前的改革困局，现有养老模式将难以改变。除了制度的惯性外，还有一个巨大的转换成本问题。10年前我国养老体系转换为现在的部分积累模式后，国家付出了几万亿甚至几十万亿的改革成本，如果再次转换模式，同样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养老保险制度因在改革之初就存在着巨大的设计缺陷，导致现在的问题较多。

三、基于现有模式层面的政策选择：

1、推迟退休年龄。老龄化是目前一个政策两难的命题：推迟退休年龄会立即加剧已有的就业困难；不推迟又使养老金储备不堪重负。但迫于就业压力而放慢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产业升级的速度，对迫切需要经济独立、安全的中国，实属下策。何况，劳动密集型的生产衰落是大势所趋。因此，政策选择的一个方向是适当推迟退休年龄尤其是持推迟女性的退休年龄。退休年龄是

影响赡养率的重要因素，由于生活质量的提高、医疗水平的发展等原因，人口的平均寿命得以增长，为推迟退休年龄提供了可能，退休年龄规定得较高，则在职职工人数增加，退休人数相应减少，赡养率就较低；反之，赡养率就较高；同时，可提高基金积累数额、减少养老金的支出年限，化解“空帐”风险。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从防止资源浪费的角度，适当推迟女性退休年龄值得考虑。

2、强化政府责任。政府为什么要把教育和房地产做成产业，是因为内需不足，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老百姓没有保障不敢花钱，把钱都存银行里了，如果社会保障到位了，老百姓是敢于消费的，老百姓敢于消费就会拉动投资的增长。所以加大财政投入，实行全民社保。对于不同行业、不同性质单位养老金差额实行补足的政策。给予一些特殊人群如复员军人、企业领导等按贡献给以不同程度的养老金补足，以缩小行业间、部门间、以及企业和事业单位之间差距过大现象。同时，克服各部门、各地区利益对社会保障体制所造成的分割局面，在全国范畴内协调养老金的公共帐户，在地区之间、行业之间进行共济。全国统一的社保体制不仅具有再分配个人收入的功能，而且具有缩小地区和产业差别的功能，而且可真正实现“东部支持西部”。

3、降低缴费比率。多渠道地适当降低缴费率以拓宽养老金制度覆盖面，从公有制部门扩大到私营部门及城市流动人口、农民工等弱势群体。通过覆盖面的扩大和全社会的统筹来分散成本和社会风险、扶贫济困并强化其共济功能，化解隐性社会保障债务问题。并确保企业在改制后必须缴清所有预留保险费。同时，拓宽筹资渠道，可将个人所得税及遗产税作为筹资的主渠道之一。由于个人所得税开征点已提高，而目前收入差距正日益拉大，开征遗产税的条件已成熟。开征这两种税可以平抑企业的缴费率，又可以吸引更多的企业参与到养老体系中来，降低了经营成本。更强化了政府的再分配和资源配置功能，既提高了效率又实现了公平！另一方面，可发行社会保障福利彩票。在当前，财政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发行社会福利彩票筹资也是不错的选择。

4、让基金保值增值。把个人帐户实行企业化经营，与资本市场对接，由投资公司经营管理，可投资于国家长线重点工程项目如重大水利设施、高速公路等。政府加强监管。对于养老金等普惠性基金，可考虑在人大设立专门的监督机构，定期监管，可以控制政府消费倾向的扩张，完善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

5、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立法。政府应该用强力作为的形象去管理社保基金。形成一部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基本法。明确缴费的权利义务关系，把养老金作为一条高压线，人民法院对社会保障领域里发生的违法、犯罪案件要依法及时审理，对拒不缴纳法定的社会保险费，不适当使用保险基金、贪污挪用、侵占保险基金的行为人，要从重从严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

6、征收社会保障税。改按比例征收养老保险费为按比例征收社会保障税，由于国企改制的推进，国退民进成为事实，而且现在很多县、市已基本不存在国有企业。因此，改征社会保障税具有现实意义。且有利于解决地区之间、企业之间、行业之间的保额差距问题，同时，有利于财税部门介入，有利于加强基金的监管。

结语：

制度出生产力。其实任何制度的配套使用效用均会大于其单独之效用。提高政策的配套功能，充分发挥其整体效应，是决策者的应有之义。同样，单纯依靠某一项制度显然难以解决养老保险问题的困境。中国的改革——哪怕移动一张桌子，也会引起全身的反应。在现今各方都不甚完善尤其是相关法律缺失的条件下，多管齐下，或许是应对养老保险命题的理性选择。

参考文献：

①刘贵平养老保险的人口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1999

第6篇：保险研究论文范文

[关键词]诉讼保险，诉讼费用，法律援助

诉讼保险制度，其具体含义是指投保人通过购买确定险种(诉讼险)，在自己与他人发生民事诉讼时，由保险公司通过理赔方式向投保人支付诉讼费用的保险制度。具体而言，即公民预料到自己将来有介入到诉讼纠纷中的可能，在尚未发生诉讼纠纷之前，每月或者每年预先支付一定数额的诉讼保险费用，一旦将来发生诉讼事项，便可通知保险公司，由保险公司代为支付包括聘请律师费用在内的一切诉讼费用。在诉讼保险的法律关系中，保险公司实际上承担了解决法律援助律师费用及其他诉讼费用的责任(即保险公司成为法律援助资金的相对承担者)，从而减轻国家负担。

一、诉讼保险制度的功能与缺陷

1.诉讼保险制度能够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权，实现接近正义的客观需要

现代国家强调法治主义，民事纠纷的最终解决是靠采用排除自力救济的民事诉讼制度。但是，公民利用民事诉讼制度实现权益的前提是必须支付民事司法运作的经济成本。目前，各国普遍规定对公民的民事诉讼采用收费制，从到上诉，从案件受理费到律师费，还有如鉴定费、证人费、差旅费等众多的其他诉讼费用，这对当事人而言已经是一种沉重的经济负担。然而，通过设立诉讼保险制度，可以使民众通过购买保险的方式将自身的诉讼费用风险融人商业保险的运作中，从而降低和减少诉讼所带来的费用风险，在此基础上获得接近正义的保障。

2.诉讼保险制度能够缓解法律援助的压力

由于我国国情，加上政府财政经费有限，导致现实中法律援助制度的涵盖范围极为有限，法律援助的作用也始终无法达到保障所有需要援助的公民都能充分利用诉讼救济自己权益的程度。如果设立了诉讼保险制度，使一部分有一定经济基础的民众从对法律援助的期望转向投入与回报相均衡的诉讼保险中来，这样既不会影响法律援助对贫困者维权的救济，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中等收入民众维权的可行性，从而实现法律救济的合理化和最大化。

3.诉讼保险制度能够稳定律师收入，提高律师业服务水平

引进诉讼保险制度，当事人会因经济压力的缓解而积极地利用诉讼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且，诉讼保险保障了当事人能够自由选择由保险公司付费的律师，这样当事人会更积极地聘请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的律师帮助自己进行诉讼。从律师的角度来看，提供诉讼保险的保险公司为当事人提供侯选律师的做法不仅使律师诉讼案件的机会增多，而且律师为了能够诉讼保险公司投保人的诉讼，必然会通过提高其自身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的方法来同其他律师竞争，从而最终促进律师业的健康发展。

4.诉讼保险制度可以使诉讼风险在社会上得到最大程度地分散，并促使当事人通过司法救济的手段来积极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最终提高公民的维权意识与法治观念

投保人通过购买确定的险种(诉讼险)，在自己与他人发生民事诉讼时，由保险公司按照诉讼保险合同的规定向投保人支付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的诉讼费用。保险公司根据大数法则和数理统计的理论集合大量诉讼保险标的，让所有参加诉讼保险的投保人来分化某一具体的投保人的诉讼风险，并且通过再保险和保险资金多渠道投资，从而最终使诉讼风险在社会上得到最大程度地分散。同时，诉讼保险制度还能解决民众对诉讼的顾虑。当事人只需交纳一定的保险费来购买诉讼保险，则由保险公司来替当事人承担诉讼时间和诉讼费用上的风险，从而使当事人通过司法救济的手段来积极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增强公民的法治观念。

不可否认，诉讼保险制度也具有以下先天不足之处。一是它的覆盖面比较窄。该制度基本上只适用于那些感到自己很有可能介入法律纠纷的中等收人阶层，事实上无法满足真正贫民的法律要求。因此，从筹集法律援助资金的意义上看，诉讼保险并不是一条最佳途径。二是诉讼保险制度使得律师依赖于保险公司来获得报酬，容易造成保险公司操纵诉讼的不良后果。三是设立诉讼保险制度会大大降低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从而导致当事人滥诉现象的出现。四是诉讼保险的实行通常具有一定条件的限制。如果被保险人有资格获得法律援助，他就应当去申请援助，保险公司将不补偿应由法律援助支付的那部分费用。只有当因经济理由申请免费诉讼被拒绝时，诉讼保险才可以使用。

二、我国建立诉讼保险制度的障碍

1.观念的落后

由于我国国民的诉讼意识和保险意识都欠发达，所以国民对接受诉讼保险制度缺乏足够的观念上与思想上的准备，这会严重影响诉讼保险需求的形成和规模。可是，如果诉讼保险需求达不到一定的量，相应的诉讼保险供给也不会产生，这是我国当前建立诉讼保险制度的最大障碍。

2.移植诉讼保险制度缺乏相配套的必要的法律规范与保险技术

首先，在我国，还没有任何有关由第三人来支付诉讼费用的法律规范，诉讼保险制度还缺乏相应的法规支持。再：者，由于我国保险业目前对诉讼保险制度尚未予以关注，因而缺乏技术层面的经验与知识，更不用说相应的保险法律规范了。

3.目前我国律师收费在计算土存在着一些不确定因素、这对于引进诉讼保险制度也存在极大的困难

诉讼保险制度的良性运作是以当事人、保险公司以及律师之间的良性互动为保障的。如果律师收费不确定，那么就会导致当事人认为保险公司为了节约费用而向当事人提供素质差的律师，保险公司也会因律师收费不明确而担心自己的盈利状况，从而潜意识地从降低成本方面考虑聘请收费低廉的律师，而律师为了招揽业务，不惜降低费用，引发律师业内部的不正当竞争。

4.制裁当事人滥诉制度的缺失，也是诉讼保险制度移植的障碍之一

由于部分公民因一些小事而大肆兴讼，不仅导致了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使司法机关不堪重负，无法集中精力处理重大案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我国法律缺乏制裁当事人滥用诉讼制度的规范。如果移植诉讼保险制度，滥诉问题势必将同样困扰保险公司。

三、我国建立诉讼保险制度的前提

1.公民的法治观念与保险意识的培养

引进诉讼保险制度，离不开国民的法治观念与保险意识，而这些是可以通过普法宣传、具体诉讼保险产品的介绍，逐步培养出来的。因此，可以借鉴德国的成功经验，开展大规模的诉讼保险宣传活动，为诉讼保险制度的创立与发展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

2.律师收费标准的明确

目前在我国律师收费标准暂不统一和明确的情况下，保险公司无法比较可靠地预测投保人的诉讼风险以及确定保险责任和保险费，因而投保人也无法根据自己可能承担的诉讼风险的大小决定购买相应的险种。因此，必须加快建立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操作性较强的律师收费标准

3.为了防止当事人的滥诉，必须强化诉讼风险告知制度

近年来，我国不少地方法院都开始推行诉讼风险提示制度，使当事人在立案阶段就能预知案件审理和执行中潜在的风险，此举无疑彰显了法院打造“服务型法院”的服务理念。实际上，律师事务所在接受案件前进行民事诉讼风险告知制度，则更容易为当事人所接受；在设立诉讼保险之后，由保险公司向当事大提供有一定权威的法律专家来对当事人进行事前诉讼风险预测以及风险告知，这样既能便当事人不会盲目地诉讼而加重法院的负担，又可帮助当事人购买合适的诉讼保险，从而推动我国诉讼保险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4.保险公司的充分关注与积极推动

诉讼保险并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其所涉及到的技术问题，只能由保险公司组织力量进行开发研究。可见，如果没有保险公司的积极推动与参与，诉讼保险无疑只是纸上谈兵。

四、我国开办诉讼保险的可行性设计

1.诉讼保险的适用范围与条件

如前所述，西方的诉讼保险一般只应用于民事诉讼领域。那么，在行政诉讼乃至刑事诉讼中，当事人依然不可避免地会发生鉴定费、差旅费等费用。那么，诉讼保险能否及于三大诉讼的范围，值得思考。

解决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需要结合三大诉讼面临的不同风险进行具体分析。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诉讼保险原则上是可以适用于三大诉讼的。德国最初由机动车保险领域把业务拓展到整个民事诉讼领域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也有国家在这方面进行了尝试，比如，瑞典在刑事案件中规定诉讼保险原则上适用于为被控告过失犯罪的人提供辩护，但是其过失不得为严重过失。那么；无论是在民事诉讼还是在行政诉讼中，具有明显胜诉可能的原告一方完全可以通过诉讼保险支付律师费用等。

尽管诉讼保险原则可以适用于三大诉讼，但在案件范围上也都会有一定限制。在具体种类的案件中，保险的范围往往受到不同的限制。如在意大利，保险案件大多用在与机动车事故有关联的或影响不大的方面；在瑞典，与住宅保险紧密相连的诉讼保险对于被保险人有关住宅方面的诉讼是有效的(但离婚除外)。对有关被保险人的职业、房地产或者汽车的诉讼无效，而且保险标的不得低于200瑞典克郎。在丹麦，某些诉讼种类被排除在外，例如以被保险人为清偿债务人的纯托收诉讼，不适用于诉讼保险。

2.诉讼保险的适用形式

国外诉讼保险的形式通常包括单独式、附加式以及合作式诉讼保险等。其中，单独式诉讼保险是指不与其他保险相联系的、独立的诉讼保险。附加式诉讼保险是指在其他险种上附加诉讼保险的诉讼保险，其投保对象主要是房地产诉讼和机动车诉讼。这种诉讼保险并非单独的保险险种，按规定不能单独购买，而是和其他保险一起销售。如在瑞典，诉讼保险常和火灾保险、家庭保险一起销售；在丹麦，诉讼保险被作为其他种类保险如家庭或汽车险的一部分。最常见的种类是与家庭保险相结合，为被保险人个人的诉讼提供保险。合作式诉讼保险是指从事传统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与专营诉讼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以合作方式办理的诉讼保险。相比较而言，在我国公民保险意识与法治意识并不太高的情形下，单独的诉讼保险形式似不可取。附加式诉讼保险也许对普通国民更有吸引力。考虑到刚开始诉讼保险并不普及、聘用律师进行诉讼成本需要预测的情况，由全国各地的大大小小的保险公司分别设立诉讼保险成本过高。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如果引进这一制度，首选的形式应当是采用合作式诉讼保险。这样的好处在于业务集中，专业化比较强，更容易被国民信任。目前我国保险市场上已经出现了专业的保险公司，这也是一个发展趋势，所以，把诉讼保险交由专业的诉讼保险公司与传统保险公司以合作方式办理，诉讼保险更为可取。

3.诉讼保险的承保风险

通常情况下，国外的保险公司承担的诉讼风险包括合作风险与异议风险两种。前者仅涉及利用诉讼的潜在费用，它主要是承保由诉讼进程时间不确定但必须对此进行事先预测而产生的风险。合作风险体现着保险人和投保人双方在设置和选择险种以及收费上的一定的可预测性。因为在合作风险的承保范围内，对将来可能发生的诉讼费用的理赔数额是可以进行预测的，这是根据一国法律对现有的法院体系及案件的适用程序有明确规定而得出的预测。比如保险公司在遗嘱确认案件所适用的法定诉讼程序计算出可能理赔的诉讼费用额，而投保人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决定投保对象和投保额度。总之，合作风险的案件保费相对容易确定。而在异议风险中，诉讼时间和诉讼费用是难以预测的。因为异议风险的案件发生在时间上具有不确定性。比如交通事故、合同违约或者侵权行为，其发生的时间和所需要的诉讼费用是难以预测的。由于异议风险案件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从而有可能导致律师费用、调查取证费用等数额巨大。不过，一般来说，正是因为异议风险的存在，才促使当事人希望通过诉讼保险方式来分化个体的诉讼风险负担。这也是诉讼保险制度得以产生和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因此，可以相信，我国在引进诉讼保险制度之后，异议风险的案件应当是吸引投保人的主要类型。在这方面，保险公司可以通过协商保费或者分阶段收取保费等技术性方法予以调整。

4.诉讼保险的保险责任

第7篇：保险研究论文范文

关键词：存款保险制度；道德风险；博弈

一、存款保险制度中的道德风险问题在我国的现实意义

存款保险制度是指国家为了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和维护金融秩序的稳定，通过法律形式建立的，由经营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按照所吸收存款的一定比例，向特定的保险机构缴纳一定的保险金，当投保金融机构出现支付危机、破产倒闭或者其它经营危机时，由特定的保险机构通过资金援助、赔偿保险金等方式，保证其清偿能力的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

中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实质在于从国家隐性全额担保转换到显性的存款保险制度。存款保险制度中的道德风险问题在我国有着突出的现实意义。我国的商业银行长期以来都是在政府的庇护之下运作。政府的过多保护与干预造成了许多不良的后果，至今难以消除，比如，巨额不良贷款的产生等。如今，我们大刀阔斧地进行金融改革，使商业银行真正成为自负盈亏的企业法人，就是要逐步淡化政府对银行的影响。如果设计的存款保险制度对道德风险问题没有充分重视，无疑将是重回老路，商业银行有了存款保险机构这一变相的“政府保护”，重新具有了进行风险投资的“动力”，化解不良资产将遥遥无期。

二、存款制度中的道德风险的博弈理论分析

(一)模型分析

道德风险模型可细分为：隐藏行动的道德风险。即签约后，人选择行动，“自然”选择“状态”，人的行动和自然状态一起决定某些可观测的结果，委托人只能观测到结果，而不能直接观测到人的行动本身和自然状态本身，因而是不完美信息。比如，投保后，投保银行在贷款发放中审查不仔细，造成贷款不能及时收回，形成不良资产，存款保险机构所能观测到的只是已形成的不良资产，而无法确认银行是否有违规操作。

隐藏信息的道德风险。即签约后，“自然”选择“状态”，人根据观察到的自然状态选择行动。委托人只能观测到人的行动和行动的结果，而不能观测到自然状态，因而是不完美信息。比如，某企业负债率较高，银行己知晓，但出于某些特殊原因，如企业一旦成功，获利颇丰，仍然对其放贷，结果造成贷款沉淀，不良资产形成。存款保险机构可观测到银行的贷款行为，但无法知晓有关企业的信息。

下面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来分析存款保险制度中的道德风险问题。为了分析方便，将金融机构放款给高负债的企业从事风险投资这一过程简化为金融机构自己从事风险投资，并假设：第一，金融机构没有任何自有资本，这使得金融机构本身不会因放款失误而承担任何损失；第二，得到存款保险制度担保的金融机构足够多，它们之间的竞争使得资产价格可以上升到他所有可能实现的价值中的最大值，即盘损值。

考虑一个简单的两期情形。假定有一块土地，它在第1期出售，在第2期实现一个不确定的租金。显然，第1期的土地价格取决于第2期可能产生的租金(由于模型在第2期结束，所以不存在土地在第2期再次出售的问题)。假定租金为100元的概率为2/3，为25元的概率为1/3。假定不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即利率为零，则一个风险中性的投资者愿在第1期支付的土地价格为50元。但是对于“赚了归自己，亏了归别人”的金融机构来说，显然，只要土地价格低于100元，它都有利可图。在假设这样金融机构足够多的情况下，土地的价格就必然被抬到它的盘损值100元，也就是这块土地在最好的情况下的所值。这多出来的50元就是一种资产泡沫。

现在把模型扩展到3期。假定前两期的结构与前面相同。第3期的租金也是有1/3的概率为100，有2/3的概率为25，而且第3期租金分布与第2期是独立的。我们仍不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假定没有担保，则一个风险中性投资者愿意在第1期支付的价格是100元，它等于第2期的预期租金50元加上土地在第2期预期转手价，后者又是由第3期的预期租金决定的，同样为50元(注意，这里土地价格从第1期的100元下降至50元是由模型的结构决定的，并不构成金融危机)。如果有担保，那么，根据前面的推理，土地在第2期的转手价就会被抬到100元，相应的，它在第1期的价格就会被抬到200元。仍然会出现100%的泡沫。

类似地，我们还可把模型扩展到4、5…n期。但是，这各类似地推理隐含着一个前提，即存款保险机构的担保能力是无限的，它有足够的财力弥补金融机构的损失。比如，如果第2期实现的租金只有25元，政府就要拿出75元来偿还债权人；如果第3期的租金也是25元，则政府总共要损失150元。然而，现实中这种前提是不成立的。即使是政府设立的存款保险机构，财力也是有限的。

那么，假设它只能帮助金融机构清偿一次债务，金融机构在第1期则可能面临两种结果：第2期实现的租金为100，存款保险机构无须出面为金融机构清偿债务，从而可以继续为第2期至第3期的债务担保，这样第2期的土地价格就仍能维持在100元，因此，第2期租金收入加上转手价格就是200元；或者第2期实现的租金仅为25元时，存款保险机构就得出面清偿债务，并且无力再为金融机构第2期至第3期的债务提供担保，这样第2期的土地价格就会从它的盘损值100元回落到预期值50元，由此我们看到土地价格出现了暴跌，200元下跌至50元，资产价格暴跌，金融危机爆发。

(二)结论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存款保险机构对金融机构提供的保护越强，造成的激励的扭曲就越严重，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投保银行得以从存款人的监督下解脱出来，而且在单一保险费率下承担的成本不与风险挂钩，投保银行冒险的动机越发强烈。因此，在道德风险问题下，存款保险机构的目标难以达到，而且，当存款保险机构也无力清偿时，还会带来更加严重的后果，轻则使得某家银行资产质量恶化，经营困难，濒临破产，重则引起一国或区域性金融危机，造成金融动荡。

三、应对存款保险制度道德风险的对策

道德风险问题的关键在于它能通过对金融机构提供保护，造成激励的扭曲。一方面，存款保险制度所建立的“安全网”会诱导存款人忽视银行的经营和风险，对存款银行的信誉、实力不作慎重的选择，而更关心哪家银行许诺的利息高。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即使增加经营风险，也不会失去客户，或者即使风险的增加带来成本的增加，但是成本的增加幅度可能远远小于收益的增加幅度。其最终结果是过渡风险偏好的经营方式成为金融机构的理性选择。应对存款保险制度道德风险的对策其实就是纠正扭曲了的激励。

第一，让存款人承担银行经营失败所导致的部分损失。具体而言，存款保险公司可规定一个免赔额或固定比率。这种在保险业中被称为“共保制”(Coinsurance)的制度使储户的切身利益会因银行的倒闭而受到影响，因而刺激了储户对银行风险的了解与选择。

第二，公平地缩小受保护对象的范围。银行受保护的负债越少，它所受的来自债权人的监督就会越大。在信息披露不够充分，广大公众的信息能力普遍不足，选择存在一定盲目性的情况下，存款保险制度以保护小额的居民存款人为目标是可行的，因为这样能通过统一收取保险费而将小额存款者的信息成本转嫁给了存款保险公司，这样能消除公众盲目跟风提款时的“免费搭车”行为。而大额的机构投资者所具备的选择能力使他们不但不应受到存款保险制度的保护，而且应该通过独立分析的自保行为来为监管机关提供一定的决策参考。

第三，更严厉的危机解决方式。对资不抵债的银行的处理方式中，对存款人以及银行打击最大的是破产清算方式，因为它不但使危机银行从此消失，而且使存款人通常难以获得全额存款。然而，正因为这种方式对包括监管机关在内的所有当事方均具有极大威慑力，破产清算应被用于解决多数危机银行。清算完毕后进行索偿时，各债权人索偿的优先等级顺序应依照“投保存款人；无保险存款人；非存款债权人”的渐降优先级顺序来进行。

第四，健全金融监管的约束机制。要消减银行所有者的道德风险，监管机关除确保实施强制性信息披露外，应考虑诸如因操作风险而倒闭的机构的主要所有者成为金融市场的禁入者，以及追究赌博式交易的决策者的法律责任等手段来对金融机构的所有者进行约束。

参考文献:

[1]钱小安.存款保险的道德风险、约束条件与制度设计[J].金融研究，2004，(08).

[2]李志军，赵春娜.存款保险制度对我国金融稳定的影响[J].现代管理科学，2007，(02).

[3]周仲飞.国际银行存款保险制度的国际协调[J].武汉大学学报，2007，(01).

第8篇：保险研究论文范文

保险投资在保险公司的经营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目前我国保险公司资金运作现状并不尽如人意，保险公司作为一个商业企业，其根本目的在于追求利润的最大化，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保险公司利润已不能单纯依靠收取的保险费与一定概率下的保险赔付差额，而是越来越倚重于保险投资的有效运营。因为保险与给付之差，其利润率是一定的，而且还有减少的趋势，而保险投资的运营，其预期的利润率却是无限大的，所以只有安全有效地进行各种投资运营才能使保险资金获得长期稳定的增长，使保险公司获得较高的利润。可见有效的资本运营是现代保险业的支柱，是保险经营发展的生命线。

二、我国保险投资的历史和现状

（一）我国保险投资的历史沿革

建国初期，我国保险企业的资金按规定只能存入银行，所得利息全部上缴国家财政，无任何保险投资可言。经过20年的停办以后，我国保险业随着改革开放而获得新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1980年开始恢复办理国内保险业务，并积极发展国外保险业务。

1984年11月，国务院批转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关于加快发展我国保险事业的报告》中指出：“总、分公司收入的保险费扣除赔款、赔偿准备金、费用开支和纳税金后，余下的可以自己运用”。1985年3月国务院颁布的《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又从法规的角度明确了保险企业可以自主运用保险资金。这不仅是我国保险体制改革的一次重大突破，也是增强我国保险业活力的一项战略性措施，对加快我国保险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国保险企业投资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初步发展阶段：1984年至1988年底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取得投资权后，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总公司在北京、江苏等地尝试性地开展投资（包括贷款）业务，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计划单列城市分公司也相继开展保险投资业务。

在这一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对保险企业的投资活动实行严格管理，一是对资金运用规模实行计划控制，例如1986年人行对人保下达2亿元投资额度。二是对资金运用的方式与方向作了严格规定。1986年人保的资金运用被限定为投资地方自筹的固定资产项目。1987年批准试办流动资金贷款业务和购买金融债券。这一阶段的经营效益不大理想，资产运用率和投资收益水平都比较低。以1986年为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国内业务汇总的资产运用率只有9.23%，投资收益率仅为0.83%。

2、调整整顿阶段：1988年底至1990年底

由于面临治理整顿的经济环境和紧缩信贷规模的局面，加之保险业本身经营效益不佳，我国保险投资业务于1988年底进入调整整顿阶段。其内容和措施有：总结前几年资金运用工作的经验和教训，严格执行信贷计划，严肃利率政策，把资金转投到流动资金贷款方面，坚持“十不贷”和注意“重点倾斜”并采取了担保和银行承兑汇票抵押等手段，努力提高资金运用的安全性与收益性。在这一阶段，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工作除办理流动资金贷款业务外，大部分工作放在对原有投资贷款项目的清理的催收上。资金运用的范围被限定为流动资金贷款、企业技术改造贷款、购买金融债券和银行同业拆借。

3、进一步发展阶段：1991年至1995年

经过两年多的调整整顿，加之宏观经济形势的好转，保险投资业务于1991年开始进行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保险投资在保险界得到了普遍认同和重视。两家新成立的全国性保险公司——中国平安保险公司、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先后加入了保险资金运用的行列。保险投资规模不断扩大，1992年底。人保、平保、太保三家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余额达109.46亿元。保险投资的范围有所拓宽，证券投资得到较大发展，保险投资收益得到提高。

4、规范发展阶段：1995年至今

随着1995年《保险法》的出台和实施，各保险公司遵照《保险法》调整业务，以符合《保险法》的要求。《保险法》的实施，为我国保险投资业务的规范与健康发展奠定的基础。

（二）我国保险公司保险投资现状

1、决策机制薄弱

目前许多保险公司尚未建立一套规范有效的决策机制，人保财险公司直到2003年下半年才成立了专门的保险投资公司。决策的盲目性、被动性、随意性十分突出，在仅能投资债券的时期，这类决策机制不会体现任何危机，对于资产规模迅速壮大的保险公司来说，更是掩盖了其决策的弊端：决策机制落后，决策反馈机制尚未建立，在保险公司进入基金市场后会充分暴露出来。

2、保险投资渠道狭窄

1998年以前，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渠道限于：银行存款、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运用形式。2000年3月1日起实行的《保险公司管理规定》，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限于银行存款、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买卖中国保监会指定的中央企业债券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运用形式。而西方国家保险公司资金运用的法定渠道则较广泛。如美国、日本就规定保险公司可进行政府债券、公司债券、股票、抵押贷款、不动产、保单放贷等业务。

3、保险资金利用率低

保险资金的利用率，在国外基本上达到90%，而在我国还不到50%。有限的保险资金主要用于银行存款。据统计，1998年人保、平保和太保三大保险公司保险资金的40%—60%局限于现金和银行存款，保险资金基本上无“运用”可言。截止到1999年底，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率还不到20%。为了保证保险资金的安全，保险公司将大量资金存于银行，由银行进行专业的资金运用，而保险公司只能获得固定的较低的存款利息，银行存款的利息已经远远不能使保险资金保值、增值了，保险公司必须开拓出投资新领域来保证其资金的收益性、安全性。

4、保险投资缺乏相应人才

保险投资涉及到存款、国债、证券等多个领域，因此保险投资人才必须对国家经济发展有远见，对各行业发展有底数，才能有胆略，有灵活性，善于捕获商机，在资本市场上获得丰厚的回报。而我国保险公司由于历史原因，现有员工基本上由干部、金融机构及政府部门调入和正规大学毕业生三部分组成，且前两部分约占公司员工的70%，年龄大都在40周岁以上。这样的人力资源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弊端，即知识结构老化，缺乏创造力。保险公司要想从保险投资中获益，就必须引进相应人才，同时注重公司内部年轻人才的培养。

5、保险公司管理水平落后，影响保险投资收益

由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管理体制落后，投资缺乏科学决策，许多公司在科学决策、内部约束机制方面比较薄弱。由此出现了许多领导项目贷款、人情贷款等。这些项目贷款很多无法收回投资本息，甚至成为呆账、坏账。管理水平的落后，影响了投资收益。

中国的保险公司要生存，保险事业要发展，客观上要求保险资金实现有效运用，但是这并不是说中国马上就完全放开对保险资金运用的限制，还有一些地方需要去完善，还有一些制度需要制定，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三、建立我国保险投资体制的构想

（一）保险投资客观上需要建立有效投资体制

所谓保险投资体制是指保险投资活动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的总称。保险投资机制建立的目的在于提高保险投资的收益，降低投资风险。

保险公司的承保业务与投资业务是现代保险业的两个重要特征，其中保险投资业务已经成为现代保险公司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手段。一方面，保险投资业务的发展，将扩大保险公司的盈利，增加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和经营和稳定性。同时，保险公司收入的增加，将使保险公司有能力降低保险费率，减轻被保险人的负担，提高保险公司的竞争能力。我国保险业如果没有投资收益作为基础，加入WTO后，在承保业务上很难与国外保险公司进行价格（费率）竞争。另一方面，保险投资业务的发展和获利可以弥补业务上亏损，维持保险公司的生存和发展。如1987年英国两大保险公司保险业务亏损分别为0.64亿英镑和1.08亿英镑，而投资利润为2.04亿英镑和2.49英镑，盈亏相抵后，还有不小的综合盈利。从近期国际保险业的发展特点来看，保险公司的主要收益已经从传统的承保收益逐步转移为投资收益，如美国产险业务自1978年以来连续21年出现承保亏损，主要收益来自于投资收益。

由于保险经营是一种负债经营，因而保险资金的运用除了考虑投资的收益外，还必须保证投资的安全性。因此，市场的开放，投资工具的增加和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客观上需要保险公司进一步加强投资机制的建设，提高化解风险的能力，保证保险资金实现安全性和投资收益的协调。

（二）保险业应尽快建立、健全保险企业的制度和规范

建立和完善中国保险投资体制是一个系统工程。只有保险公司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加强经营管理，才可能为高水平、高效益的保险投资提供根本制度保证。如何加强经营管理，我个人认为可以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加大公司运作的透明度和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运用法律武器，严惩那些损害股东权益的行为，有效地维护股东的权益。

第二、建立和完善对经理层的约束和激励机制，彻底改变旧的用人机制，让市场和竞争来决定经理的选拔，使经理的报酬与公司的业绩直接挂钩。

第三、加强管理创新，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摒弃旧的、传统的管理模式及其相应的管理方工和方法，创建新的管理模式及其相应的方式和方法。

（三）进一步拓宽资金运用渠道

保险资金运用是保险公司稳健经营的基础，是关系到保险公司经营状况的重要因素。

由于我国保险业起步较晚,加之其它种种原因,目前我国保险资金运用存在的问题是证券投资基金规模太小；保险公司无法控制入市资金的风险；在目前封闭式基金占据主流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只能被动的分红，其变现很难实现；保险资金的运用渠道过窄；保险资金中短期严重。

针对这些问题，必须进一步拓宽保险资金的运用渠道，加快资金入市步伐，使我国保险业能够持续快速发展。

1、保险资金入市

（1）保险资金入市可以增强保险公司的盈利能力，如果运用得当，还可有效解决保险公司所面临的“利差损”问题。在《保险法》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投资，仅每年的利差损就有3至6个百分点，这为保险公司的长期发展埋下了巨大隐患。在银行存款的利率为2.25%，国债的买卖收益最多不过6%-7%，在同业拆借市场上，因资金量有限，所以收益率微乎其微。而在2000年保险公司投资证券基金的平均收益达12%。因此，保险资金入市，从长远来看，对保险公司增加盈利能力、解决“利差损”具有重要的意义。

（2）保险资金入市可以有效改善保险公司资产结构。如果允许保险资金按严格的比例进入证券市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资金闲置的压力。因为保险资金进入证券市场是进行股权的交易，在证券市场机制作用下，根据保险资金运用原则，保险公司必然将资金投入到效益好、有成长性的企业中去，这样客观上就使保险资产得到了相应的改善。

（3）从长期来看，保险资金入市对于启动保险消费将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保险资金入市无疑使国家找到一种对资金更有效的配置方法，从而使部分社会资金与证券市场之间形成纽带。在这个纽带的连接过程中，不但可以改变整个社会资金的结构，还可以使经济发展得到更大的保障，以便使国家、企业、个人以及保险公司更好的发展。

（4）保险资金入市，可以增强我国保险公司的国际竞争力。随着我国加入WTO，保险业面临着更大的冲击，承受着更大的压力。保险公司除了用提高服务质量来争取保单，扩大客户群外，其所得到的保费收入如何获取最大的安全收益是关键问题。在发达国家，保险资金的投资渠道较我国畅通的多，除了存入银行和购买国债外，还可涉足证券市场甚至房地产业。所以，保险资金入市，可以增强我国保险公司与国外保险公司的竞争实力，更好地奠定加入WTO后的经济基础。

（5）保险资金入市可有效缓解证券市场中资金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有助于稳定证券市场。随着保险业的不断发展，可入市的保险资金的规模将越来越大，必将会改善证券市场的资金结构，它对证券市场的长期发展所起的作用也会越来越明显。

2、保险资金进入短期拆借市场。

尽管保险公司都有较高的信誉，但上前还不能以信用方式进入短期拆借市场，而须有抵押。如果能直接以信用方式进入短期拆借市场，可以为保险公司提高资金运用效率提供方便。

3、扩大可投资的企业债券范围。

目前保险资金只可购买铁路债券、电力债券和三峡债券，应扩大到其他的企业债券。尽管企业债券质地有好有坏，或者说存在风险，但应相信保险公司有一定的鉴别能力。

4、进行资产委托管理。

资产委托就是保险公司以合同的形式把资金委托给专业的资产管理公司进行运作。它的最大好处是保险公司省心省力，不必事事躬亲，同时由专业公司进行操作，也可确保较高回报。

（四）培育专门资金运用人才

我国加入WTO将使保险业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保险公司如何作好准备，采取措施，搞好投资收益，上面已经从体制和机制创新、拓宽资金运用渠道等多方面进行了探讨，但要确保这些对策措施具有现实的针对性、决策的参考性和实施的可操作性，关键在人，关键取决于目前保险公司干部职工队伍的素质。因此，首先要改变干部队伍年龄老化问题，采取买断工龄、提前内退等方式，分流一批年龄老化的人员，以保证队伍的生机与活力；其次，要从管理入手，通过秘诀革，建设与国际接轨的一流现代化商业保险公司的高效精简的机关管理体制，尽快与国际经济接轨；再次，要注重人才的引进和使用，以及后备干部和后备人才的储备。目前，当务之急是要围绕加快效率的长远目标，建立结构合理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以及培养选拔一批优秀的中青年干部，建立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的后备干部队伍，构建既有长期培养对象，又有近期可以上岗的人才储备库。

参考文献：

第9篇：保险研究论文范文

关键词：保险监管创新开放

加入WTO后，保险业作为金融领域开放力度最大的行业，在3年过渡期结束后取消所有地域限制，其后再保险、产险和寿险业分别全部开放，外资保险公司的数量大幅度增加，这对国内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保护广大被保险人的利益、维护社会稳定、促进保险业健康发展，我们必须趋利避害，主动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在坚持开放的前提下，创新保险监管，不断开创保险开放的新局面。

创新保险监管工作

实现保险监管工作创新,就是根据市场经济规律，按照WTO基本规则的要求，尽量减少制约公司发展的行政审批事项，逐步实现偿付能力监管，确实防范和化解风险，依法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

要与时俱进，创新监管思路。保监会自1998年成立以来，始终把适应发展需要、创新监管思想作为重要工作来抓，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大胆的尝试。加入WTO给保险监管工作带来新的挑战，WTO的基本要求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尽量弱化政府的行政干预，对此，国内保险公司必须进一步转变监管思路，把该管的管住管好，不该管、也管不好的由市场去管，尽量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要充分考虑业务发展、风险控制和社会稳定的需要，不断加强经营管理，逐步提高信息透明度。进一步发挥行业自律的作用，逐步建立公司内控、行业自律、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四位一体”的保险监督体系。

要依法行政，减少监管随意性。依法监管首先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保监会成立以来，一直对《保险法》中与保险业发展实际不相适应的一些条款的修订问题进行反复研究论证；同时，在清理已有法规和规章的基础上，相继出台了《保险公司管理规定》等一系列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我国保险法律法规体系基本框架初步形成。但是，由于我国保险法律法规建设起步较晚，与《保险法》配套的行政法规和规章还不完善。

要逐步实现偿付能力监管。偿付能力是保险机构一切经营活动的综合反映。因此，按国际通行做法，偿付能力是保险监管的核心。保监会成立之初，根据当时保险市场较为混乱的状况，提出了市场行为监管和偿付能力监管并重的方针。目前要在继续抓紧市场行为监管的同时，加大偿付能力监管的力度，积极创造条件，包括健全法制、完善内控、建立信用体系、改善监管手段等，逐步转向以偿付能力为核心的监管方式上来。当前，要在偿付能力监管试运行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偿付能力监管指标体系，逐步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保险风险评价和风险预警系统。开创我国保险业新局面

要认真学习外资公司风险控制、经营管理、产品开发和服务等方面的经验，实现我国保险业的健康发展。自1992年我国保险市场对外开放以来，已有34家外资保险分公司和中外合资保险市场公司获准进入中国市场，有111家外国保险公司在华设立了185个代表处。实践证明，外资保险公司的进入，不仅带来了新的经营理念、营销方式和管理经验，也促进了市场的竞争和业务的发展。仅以寿险营销方式变革为例，个人人营销模式给我国寿险业的销售带来巨大变化。如今这种营销模式已被国内各寿险公司普遍采用，促进了我国寿险业的发展。

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变挑战为机遇，缩短与外资公司间的差距。开放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我国保险业的发展。中、外资公司在很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各有所长，中资公司具有先入优势、地缘文化优势、短期成本优势和后发优势。只要冷静思考，沉着迎战，发挥优势，扬长避短，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借助外力促进发展。当前，要充分利用好即将结束的过渡期，加快体制改革、机制转换步伐，增强企业竞争能力；建立合理客户群体定位，开拓具有潜力的市场，占领有利的细分领域；进行品牌宣传，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扩大公司知名度；完善选人用人机制，广纳人才，做好人才储备，稳定职工队伍。

要利用好过渡期，创造有利的发展环境。过渡期结束，我国保险市场全面开放，外资保险公司将全方位参与竞争。我们要努力做到既按照国际规则办事，又利用这些规则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既严格履行承诺不断提高我国保险业参与国际竞争水平、扩大对外开放的力度，又适应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实际需要、考虑国家金融安全有步骤分层次地扩大开放步伐。我国保险业面对保险市场全球一体化的挑战，这对我国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与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此我国保险业只有积极探索实现保险监管创新，努力学习借鉴国外保险公司的先进经验，才能提高我国保险业的国际竞争力，开创保险开放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