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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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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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宋体二号、不超过20个字)

作者姓名宋体四号

(单位全名部门全名，市(或直辖市)邮政编码)宋体小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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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宋体四号：摘要内容宋体小四号

关键词宋体四号：内容宋体小四号

三、引言部分：宋体小四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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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标题部分：

1一级标题宋体三号标题1

1.1二级标题宋体四号标题2

1.1.1三级标题宋体小四号标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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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宋体五号

①注释1宋体小五号

②注释2宋体小五号

[参考文献]宋体五号

[1]参考文献1宋体小五号

[2]参考文献2宋体小五号

日语文学论文范文欣赏：

《浅析日本文学在日语学习中的作用章明》

[摘要]文学与语言是不可分割的，正如日本语言学家森田良行先生在《日本语的视点》一书中指出的，“语言正是社会文化的产物，离开文化的视点考虑语言就无法看到真正的语言”，而文学正是社会文化的集中体现，每一阶段的社会文化都会衍生出不同风格的文学作品，因而对于文学的学习，在高年级的日语教学中就格外的重要。对于有一定日语基础的高年级学生，为了更好的进一步提高日语学习的水平，不仅仅需要加强文法知识的学习，同时还需要加强对日本文学的学习与理解。

[关键词]日本文学；日本文化；语言学；思维方式

当前，在高校日语本科教育阶段高年级，大部分学校都开设了日本文学这一课程。教学内容多为日本文学史简介和日本文学作品的选读。然而在实际的教学调研中，却发现不少学生对这类课程的兴趣不高，认为文学史和文学作品的学习对于日语的学习没有太大的帮助，因而忽视了这门课的学习。以下通过对日本文学在日语学习中的作用的研究，希望能对今后的日语学习者起到一定的指导意义。

众所周知，语言是社会文化的产物，离开文化的视点考虑语言就无法看到真正的语言。正如瑞士的语言学家索旭尔所说，语言是人们所进行的普遍的言语活动，其中又可以分为社会的侧面ラング和个人的侧面パロール。然而世界上的所有国家的语言却不尽相同，其中最大的原因便是每个国家的社会的侧面，即所谓的“ラング”是不同的。具体到日语来说，如同桥本进吉博士说的那样，“日本民族使用的语言是日语，作为日本民族自身的语言来说，只能是日语。正因为如此，日语可以理解为日本民族的语言”。上田万年也曾说“国语是帝国的藩屏”。那么日语作为国家的语言，自然就伴随着日本人的主观感情，带有排外的情绪。可见，日语语言的学习离不开对日本民族，日本社会的了解。而文学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它民族性。日本文学反映的只能是日本民族的社会生活特点和民族的文化传统等，因而日语的学习离不开文化的学习，而文学就恰是架在语言和文化间的桥梁。

首先来了解日本文学和文化间的关系。日本社会从有文字记载以来，经历了奈良，平安，镰仓，室町，安土桃山，江户，一直到发展到近现代。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特色的文化，这一点通过文学史方面可以清楚的得知。经历了不同时代的日本，每个时代的文化烙印都在日本文学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从朴素的上代文学，到纤细优美的中古王朝文学，再到中世的武家文学，近世的町人平民文学，进而到受西方文学影响深远的百家争鸣的近现代日本文坛。换言之，日本文学史从某个角度来说，是一部浓缩的日本历史和日本文化史，日本文学以其特有的各种方式记载了这一文化变迁与发展。在今天的日语学习中，大家都不难发现日语中有大量的汉字繁体字和变体字的存在，当然这些字中有同形同义的，也有同形异义的，甚至还出现了一类特有“和制汉字”。然而日语中的汉字的用法和意义和汉语不尽相同，要学好这些词单靠机械的记忆肯定是不行的。学习的过程中，大家如果结合日本文学来学习，就会变得简单很多。

日本上代文学的产生就始于奈良时代汉文的传入，日本社会才从口承文学走向记载文学，也才有日本历史上的第一部著作《古事记》最初日本没有自己的文字，对汉字的使用只是照搬式的借用。随着朴素的《万叶集》的问世，出现了日本今天假名的雏形——万叶假名。日本人对汉字的使用开始了初探。然而随着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日语也开始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从最初的和歌到中古的物语，日记，到中世的随笔，近世的俳谐，近现代的小说等形式多样的文学发展，日语也经历从汉文，到万叶假名，和汉混淆文，再到假名，和制汉字等，在文学中都可以找到它们的发展踪迹。由此可见，日本文学的学习有利于加强对日本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才能更好的学习日语。

此外，从日文文学中也可以了解日本人的思维习惯和思维方式。要想学习好日语，必须要了解日本人的思维习惯和思维心理，否则很容易将文法用错场合，或听不懂日本人隐藏在言语中的真实意图。在这举出一个教学中的例子，“土を踏む”一文，描写两位从山口县来到东京的学生在东京生活了2—3天后的感觉，即没有脚踏土地的感觉。很多学生学习这篇文章后觉得内容很可笑，纷纷会有这样的疑惑，“没有脚踏土地，难道天天是飘在空中的么”，“难道天天不用走路么？”等等。有这样的疑惑的产生，是对日本人的思维习惯和思维方式的一种误解。其实没有脚踏土地的实感，只是日本人对于处于喧闹繁杂的大都市的一种压抑的感情的表达。然而，日本人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压抑感呢？这与日本人的亲植物性的心理和纤细敏感的思维习惯是分不开的。

早在《古今和歌集》里，就有很多通过对植物的描写来表达人物感情的和歌。因而不少的枕词和季语都是源自大自然的植物，有表示春天季语的“馬酔木の花、タンポポ、菫、”，表示夏天的“青嵐、紫陽花、”表示秋天的“無花果、蘭、”和冬天的“梅”等。可见日本人的对植物和自然的亲近与喜好。日本名著《源氏物语》中的很多章节，紫式部也用了植物的名称来命名，比如桐壶，帚木，夕颜等。芳贺失一先生曾这样说过：“将

人事和自然比较的话，从人生很容易联想到自然，而自然也能更直接的表达对人生的思念。”正因为日本人自古以来就有这样强烈的亲自然性和亲植物性，才会有今天的“不能脚踏土地”的苦闷，在东京这样高楼林立的大都市中，接触自然接触植物的机会少之又少，满眼望去的都是现代化都市的建筑，没有了自然的实感的一种苦闷心情的表达。毫不夸张的说，日本文学是日本人思维习惯与思维方式的一部活的辞书。

再次，日本文学的学习与日语语言学的学习和研究同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语言学的学习研究简要说来，大致可以概括为两类：一是词汇的变化发展，而是文法的变化与发展。今天当我们要对日语词汇或者文法本身的用法意义进行研究的时候，就需要大量真实有效的材料，一般可以从朝日新闻或青空文库等地方搜集资料。所谓的青空文库，便是集合了文坛大家的从古至今的文学作品文库。能被人广泛的传诵阅读的文学作品，无论思想上还是语言的运用上都是经过了无数次修改提炼后考究的语言，因而，无论是作为日语学习者的示例，或是作为日语研究者的语料，都是相当具有价值的。例如，对格助词“が”的学习中，对于在现代文中既可以来提示主格，又可以提示所有格的助词，很多日语学习者对这个很难理解，因为在中文中的所有格“的”和主格助词“是”之间是不能互用。然而日语的主格助词“が”在一些场合可以和所属格助词“の”通用。比如，“わが校”就等于“私の学校”，“私の好きなもの”等于“私が好きなもの”，而“私のやったことは正しい”则可以用“私がやったことは正しい”来代替。对于这样特殊的情况，很多日语学习者颇感疑惑，但如果有学过日本文学的学生，应该就可以知道，在日本最早的上代文学中，《万叶集》里的很多和歌里的“が”并不是作为主格助词出现的，而是作为所有格助词出现的。紧接的平安文学的早期，日本文学中第一部物语《竹取物语》和日本文学第一部日记《土佐日记》中，“が”的用法基本都是所有格助词，直到平安的中后期，在《源氏物语》等作品中“が”才有了作为主格助词的用法，至此慢慢发展演变为今天的主格助词，但也还保留了其作为所有格助词的一些用法。

综上所述，大家不难看出日本文学在日语学习中的重要作用，不仅在于学生更加形象生动的理解日本社会和日本文化，而且对于了解日语本身用法和意义的演变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一言以蔽之，为了要提高日语学习的精准度，就必须要对日本文学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

参考文献：

[1]日本文学选集，赵晓玻，应杰，陶振孝编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

[2]新総合国語便覧，三好行雄，稲賀敬二，小尾郊一编著，第一学習社，1998年.

[3]20世纪日本文学史——以小说为中心，谢志宇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

[4]平安日本，茂吕美耶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第2篇：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日本视角；新视野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7-0181-02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中外文化相互融合和交流过程中发生和发展起来，并逐步融入世界文学格局之中的，但是，很长一个历史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却处于封闭的相对独立的研究状态之中，对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缺乏足够的重视与借鉴，然而，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今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日益呈现出一种世界性的多元发展的格局。在一种新的开放的文化语境中，文学研究再也不能仅仅依据一种文化眼光、一种传统理念，来阐释和评价文学了，封闭性的研究正面临着各种外来视角的冲击，越来越体现为多种文化与文学的融会贯通的跨界活动，而“日本视角”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巨大而独特的思想资源和参照坐标，正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但是，尽管如此，整个学界对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缺乏全面而系统的学术研究。以往对日本研究成果主要以介绍为主，研究的比较少，多是零散的文章和局部研究，也多集中在竹内好研究上，系统性和整体性不够，而且理论性不强。在这种背景下，刘伟的《“日本视角”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一书的出版，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这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专著，也是近年来研究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新探索。这部著作主要体现为如下几方面特点：

首先，这部著作在国内外第一次提出了“日本视角”的概念，并将其纳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范畴中，这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日本，都尚属开拓性工作。《“日本视角”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选题表现出宽广宏阔的国际视野，具有显著的创新意义。论文既有“日本视角”历史脉络的梳理，又有竹内好、伊藤虎丸、木山英雄三个代表性学者的典型剖析，这是有难度的选择，三位日本人的精神高度至今为中国学人弗及。论文抓住了重点，又不放过细节，通过对竹内好、伊藤虎丸和木山英雄的个案分析，深刻揭示出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独特视角成功经验。

在世界范围内，没有哪个国家像日本如此关注中国现代文学。从最初的作家、作品的译介和文学活动的报道，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文学研究会”成立所肇始的学术研究，再到一直延续到战后以反省日本近代化为目的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活动的深入发展，经过一个世纪漫长的历史考验和学术积淀，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至今已形成了悠久的学术传统与宏大的研究规模。在这过程中，涌现出了大批成就卓著的学者，其中，竹内好、伊藤虎丸、木山英雄等学者是其中具有标识性的代表人物。

竹内好是日本鲁迅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开创者，由他创建的“中国文学研究会”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他关于鲁迅研究所阐发的思想和研究的方法论，被日本学术界习惯上称之为“竹内鲁迅”，但是，这一理论体系在后来者的继承和被挑战中，不断得以突破和发展。伊藤虎丸就是在竹内好的影响下，走上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道路，并在继承和超越竹内好的过程中建构了自己的研究体系，因而有“伊藤鲁迅”之称。相比之下，木山英雄表现出独有的思想与行为，不仅突破了日本学界的“政治与文学”的惯性思维，而且找到了别于中国智慧的表达方式，在鲁迅和周作人研究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虽然，以鲁迅及中国现代文学为媒介对日本近代化进行深刻的反省与批判，构成了竹内好等这批战时和战后知识者基本的思维方式和研究视角，但是，相异的思想资源、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又使他们的研究视角各具不同特征。像竹内好关注鲁迅矛盾而复杂的精神结构，从哲学视角加以“玄学”探究；伊藤虎丸则从思想史的视角追溯鲁迅与明治末年日本文化背景的关系，探讨鲁迅的个性思想原点，并立足于大正日本同时代的视角，展开创造社的研究；木山英雄充满哲思意味的《野草》研究和“相对化”视角的鲁迅周作人并行研究，显示出与众不同的个性与魅力。刘伟的《“日本视角”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过置入于20世纪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流程中的竹内好、伊藤虎丸和木山英雄的个案分析，考察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过程，总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日本视角”的独特个性与内在规律，并对两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关系与影响进行一次历史总结和深刻认识，为深化和促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动力和理论参照。

其次，这部著作对三个主要学者的基本情况的把握深切到位，显示了良好的学术感觉与理论穿透力，可以说是相当准确把握了对象的实质——不仅揭示了各自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独立特质，而且深入挖掘了各自的思想渊源——包括与日本思想的内在联系与中国学术的关系。本著作是对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进行全面整合和重新认识，融入了哲学、思想史理论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具有一定学术价值和方法论的实践意义。

这部著作指出了研究“日本视角”和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意义，解明了以竹内好、伊藤虎丸和木山英雄为中心进行个案分析的标识性和代表性，并对中国学界对上述三位日本学者研究的情况作了概括性的描述。著作考察了日本战前、战中和战后，以及近三十年来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并在对日本鲁迅研究历史比较细致地梳理的基础上，揭示竹内好鲁迅研究的特点与意义，探讨了“竹内鲁迅”的内涵、《鲁迅》中的“竹内视角”和“文学主义”，以及在学术基础上与李长之的《鲁迅批判》和西田几多郎哲学的精神联系。这部著作在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的比较研究语境中，凸显伊藤虎丸对于鲁迅和创造社与日本文学关系研究的特征与意义，重点讨论了“伊藤鲁迅”的形成、伊藤虎丸对于鲁迅“原点”的思考和以“文化的观点”对鲁迅“个”的思想的揭示，以及与作为其“思想资源”的竹内好和丸山真男的关系。在梳理日本周作人研究的基础上，这部著作考察了木山英雄的研究特点，重点突出木山英雄与众不同的研究视角、学术立场和个性特色，以及思想文化背景里的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及其对竹内好“政治与文学”框架的突破。在此基础上，著作还进一步总结了“日本视角”和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给予我们的启示与借鉴，以及借助沟口雄三思想对其进行反思和批判。应当说，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具有与中国的研究迥异的特性，为我们提供了别样的思想资源和学术空间。刘伟的著作将这种这种源于中国文化、文学的深刻理解与认识，又源于对西方思想与理论的接受和影响的研究，从日本的视角进行重新解读，并将其转换成一种全新的认识，为我们重新而深入认识和理解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思想空间。

再次，这部著作的文献功夫相当出色，作者搜集了大量材料，并且对这些材料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思考，在此基础之上，比较从容地展开了自己的论述，结构严谨，逻辑清晰，表现出严谨的学风与良好的辨析能力，观点富于说服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本论文不是关于日本学术史的孤立总结，其中充满了对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发展的参照目的。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在不断与外来文化的对话和交流之中，逐步走向成熟的，在这一过程中，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成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今天，中国现代文学则越来越成为多元视角下的研究对象。面对众多的不同视角，对其进行反观和思考，已经成为当今形势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必然选择和应有之义。从这一点出发，这部著作深入考察了“日本视角”与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探究在其视角和研究的背后所坚持的学术思想、理论背景，对其个性特点和研究规律进行历史总结和理论阐发，试图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坐标，这是一种充满学术智慧和现实忧患的学术态度，值得肯定。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走过了近一个世纪艰难曲折的道路，其间虽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辉煌，但也遭遇了90年代以来的冷落。在21世纪的今天，正面临着来自不同方面的种种挑战，如何超越自我、如何创新、如何为这一学科的发展注入生机与活力，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而借鉴和吸取包括日本在内的国外研究成果，反观我们自身，寻求新的突破，则是促进和推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途径。对“日本视角”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进行历史梳理和理论总结，实际上，就是从另一个视角，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重新认识。反观他们的研究，不仅使我们获得一种独特的感受和深刻的启示，而且可以发现“中国视角”或其他视角看不到的研究死角或盲点，有利于打破趋于格式化的思维定式和观念模型，促发自我反观和自我否定。历史表明，正是通过对“日本视角”的吸收与借鉴，中国的现代文学研究实现了新时期以来的突破与创新。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学界注意到了日本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独特个性和创新之处，一些学者借鉴其研究成果，或受其启示加以发挥，在鲁迅、周作人和创造社等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突破或较大的进展。作为重要的精神资源，促进和推动了中国的现代文学研究，它充分表明了中外文化开放与交流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今天，中国现代文学正在寻求新的生机与突破，吸收和借鉴包括“日本视角”在内的一切国外研究成果正是其自身的需要，也是推动中国的现代文学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刘伟的《“日本视角”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和深厚的理论思辨的的基础上，通过独特的研究视角和具体的个案分析，深刻揭示出“日本视角”的基本特征与内在规律，不仅对于中日现代文学研究之研究，而且对于推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拓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空间，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参照价值和方法论的实践意义。

第3篇：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范文

东亚地区建筑文化历史悠久、遗产丰富、体系独特并且长期相互交流接触。随着全球化的现代化进程，亚洲城市和建筑在急剧发展过程中，东亚建筑遗产的保护与发展既面临着新的机遇，也存在着新的矛盾与问题，吸引了全世界范围内的众多学者、建筑师从各种角度进行研究。随着21世纪东亚在世界地位上的日益突出，东亚建筑文化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对东亚文化的研究也正日益显其重要。

1999年，以中国东南大学郭湖生、华南理工大学陆元鼎、韩国成均馆大学李相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Joseph Rykwert、泰国Thammasat大学Vimmolsiddhi Horayangkura等建筑历史界著名学者为主要发起人，1999年在香港召开东亚建筑文化座谈会，并于2000年1O月在中国深圳举办了首届东亚建筑文化国际研讨会，并宣布每两年一次在亚洲国家和地区轮流举办。2002年，以“现代亚洲的传统建筑”(“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in ModernAsian”)为主题，由韩国建筑历史学会主办、韩国各高校联合承办的2002东亚建筑文化国际研讨会在韩国国立汉城大学召开。2004年以“东亚建筑遗产的过去和未来”(“History&Future ofArchitectural Heritage in East Asia”)为主题的第三届研讨会，在中国东南大学召开。

本次是第四届东亚建筑文化国际研讨会。会议日程安排紧凑，除大会主题发言外，共设立了15个分会场进行交流与讨论。面对许多东亚城市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中出现的问题及应对措施，大会提供了一个国际化的和跨学科研究的平台，鼓励相关整个东亚地区的讨论交流和通力合作。主题发言分为三个版块：版块1“都城论”，东亚各国首都，历史上一直承担着京都的功能，现在从都市市民的视角透视城市的历史和未来以及私有化等诸多问题：版块2和3则试图超越任何国家的历史局限来检验城市和建筑的文化和历史教育，以一个新颖的框架来探讨这些问题。下面将三个版块的研究内容大致介绍如下

一，东亚“古都”论：在权力与私有化之间

主持人：青井哲人(AOI Akihito人间环境大学，日本)

包慕萍(东京大学生产技术研究所，日本)

亚洲著名文化古都西安、南京、北京、京都、汉城等，具有明显的中华模式，表现出一整套命名体系以及形态学和意识形态上的一系列的鲜明特征，例如：里坊制、整齐划一的城市规划、相应的防御体系、皇家宫殿和祭祀坛庙、严格的商业规定以及著名的风水地理学观念等等。

从各方面的历史信息中可以看出，公众权力和礼制在建构这几个大城市中起到的作用是明显的，但是单独看公共权力一项无法确定这些城市以及任何其他城市的构成和发展，必须从存在私人个体和利益团体方面进行考虑，例如：流动商贩、商业店铺是如何进入里坊的？特别是在公众权力既存在又不明显的情况下，这些实体是如何相互作用以适应和重组社会城市空间的？“私有化”这一词汇在这里使用，不仅是指从公众部分向私人部分转换财富和责任，也是指私人力量上升以后对城市形态的要求。

当然，从已有论文中也能看出，这里对公众和私有力量在进行概念规定时，有一系列理论上的局限，事实上，它们通常是完整的、不可割裂的统一整体，只有通过调查存在于两种力量之间的社会、政治、商业机构才能使我们分析出潜在的、全面的理论。

无论如何应该注意的是，假设这些城市保留着同样的“宇宙中心”模式，以往从权力观念上理解亚洲都城的相似性和不同点上投入了巨大努力，而忽略掉了同时要考虑“私有制”在某一特定地区和城市中的实际作用。

参加演讲的研究者都是在都市“私有化”方面非常知名的东亚学者，从各自的论文中透视“私有化”现象。其中有东亚都城总体研究王权弱化、市民经商活动加强，古代的都城结构因此转换，古老的封闭呆板的道路变成中古时代开放的富有活力的街道，街道两旁店铺林立。马路转变成有商业空间的街道，这是最好的私有化的例证。中国古都北京，提供了新的动力来考虑城市的行为。北京商业活动的兴起深刻影响着城市空间形态的转变，使得突破城的南部边界构筑外城。韩国汉城地位独一无二，因为在朝鲜时代，街道两边发展出一种尚未明确的店铺房原型。中国台南，作为地区的政治中心，被描述成为一个官方的政府机器与非官方的当地社会政治结构相互紧密作用的地方。

这里不打算强调中华模式的核心是由国家权力给予的，宁可试图强调从“私有化”这点上，寻找重新评价东亚都城历史的可能性，也没有设定划分历史时期的规范。总之，目的是产生建设性的学术交流以求得出所谓“都城论”的内涵。

斯波义信SHIBA Yoshinobu(东洋文库，日本)：东亚大都市政府机构的存在和都市化过程中私有化趋势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陈薇(东南大学，中国)：南部商业结束皇朝统治：嘉庆32年(1553)前后北京外城商业活动和城市形态；

包慕萍(东京大学生产技术研究所，日本)：从蒙古王都到商贸集镇：呼和浩特城市空间结构转换；

宋寅豪SONG Inho(首尔大学，韩国)：地形学和庭院1800年代地图和绘画中的汉阳：

徐明福HSU Min-Fu(国立成功大学，中国台湾)：一个未被束缚的和被束缚的城市，台湾城市转型(1661～1875)：

高桥康夫TAKAHASHI Yasuo(京都大学，日本)：东亚中古时期的“都城”。

二、相关东亚城市和建筑在建筑学上的词汇

主持人：清水重敦(sHIMIZUShigeatsu奈良文化财研究所，日本)徐苏斌(东京大学生产技术研究所。日本；天津大学，中国)

这一部分目标是通过建筑历史的脉络，比较亚洲城市和地区中的命名体系，检验对城市和它们的建筑学的认识。

在东亚国家，以往表示城市和建筑的词可以通过汉字的象形文字字型表现出来，如“都市、城市”，“建筑”。这些词从古至今都在用，然而它们现在却又是从西方系统中翻译过来的当代词汇。

词是发展变化着的，以日语的“都

市”和“建筑”为例。“都市”一词是这样产生的首先，它是“都”和“市、街市”的并置：其次，它是从西方著作翻译过来的作为“city”又不同于原有的都市一词“町”的汉字，以示与以往都市概念的区别。从“都市”一词的形式变化过程来看，可以见证日语当代词汇是由日语传统的命名体系、西方概念和汉语命名系统三者混合在一起构成的。

同样“建筑”一词在19世纪中叶作为“architecture”的翻译，其形成过程与“城市”一词类似。首先在翻译西方著作的出版物中出现过，相当于“房子building”本身，不是“建筑学”。日本公共工程部造出“造家”一词用在建筑师教育中，但是感觉上由于过于强调物质性而使得应用范围并不广。相反，“建筑”一词使用频繁广泛，甚至到19世纪末把“建筑学”作为“艺术Art”的意思使用时已习以为常。1900年前后，“造家”一词被“建筑”取代，“Architecture：建筑”的概念建立了。1900年以后，随着中国建筑学学科的出现，“建筑”一词作为“architecture”的翻译又从日本返传到中国，显然这与中国历史上原有的“建筑”一词在含义上变化很大。

可见词汇的构成一方面是从西方概念中翻译过来，另一方面又基于汉语中已有的词汇，通过理解传统词汇和与西方概念中的相同和不同，在它们之间调整得到的新词或新含义。关于城市和建筑学的名词解释，可以说它们由三部分特征混合在一起构成的汉字、每一地区的文化传统和西方概念。因此，与“都市、建筑”有关的名词概念的形成过程，每个亚洲国家或地区都是相互关联的。

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必须认识到使用汉字词汇的意义和起源在国家和地区间变化非常大。这不仅适用于基本概念“都市”和“建筑”，也适用于具体的地方，如镇、街道、小巷等等。指出相同和不同可以直接反映出东亚及其他地区城市和建筑的某些特质。

这一版块的目的是在讨论有关城市和建筑研究时的名词概念背后的历史的和地理的决定因素，试图通过寻求词汇及其含义的核心要素的解释以期对研究东亚城市和建筑有一个基础性的重新认识。

伊藤毅ITO Takeshi(东京大学，日本)：日本在现代以前与城市形态相关的词汇；

田凤熙JEON BongHee(国立汉城大学，韩国)在韩语中相关建筑学和城市化词汇的冲突和调和：

朱光亚(东南大学，中国) 在中国城市史研究中几个关键词之解读建筑学、规划、广场、景观和自然。

三．东亚城市和建筑历史拓展

主持人中谷礼仁(NAKATANINorihito，大阪市立大学，日本)禹东善(WOO Don-Son韩国艺术综合学校，韩国)

建筑历史研究一般会紧紧跟在已经建立的而且受当代国家政治因素影响的历史叙事的后面，尽管事实上城市和建筑能轻而易举引领当前的政治秩序。建筑历史超越地理和政治。如果能从这点看问题，我们就能得到相当丰富的对建筑学重要性的理解。

这个版块试图讨论城市和建筑的研究方法和写作方式以期达到一个标准的、跨区域的叙述，目标是考虑建筑史在东亚实践过程中的未来发展。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东亚不同国家和地区间在研究建筑和城市问题中曾经相互影响。当把东亚建筑和城市化放在地球村里的时候，什么样的研究是一个恰当的研究？通过全球历史来探讨东亚建筑和城市历史，可能得到什么样的观点和方法？在这部分，我们寻找这些观点、方法和含义，在全球文脉下看东亚建筑和城市化的重要性。如此，是作为相关我们日常生活的地理和政治中的较大的部分来描述城市和建筑学。

村松伸Shin Mttramatsu(东京大学，日本)：我们现代――我们怀疑和我们实践――建筑史研究起的角色；

Johannes WIDODO(国立新加坡大学，新加坡)：华侨和早期东南亚城市形态的形成：

Christophe POTTIER(法国远东学院，柬埔寨)：早期吴哥城市居民：

Roxana WATERSON(国立新加坡大学，新加坡)：环太平洋中南部诸岛和日本的木屋建筑传统关系、相似性和连续性。

建筑史学科多受到时间、空间和学科这三方面的局限，针对这个问题，村松伸认为必须以一个新的视角，即超越某个具体国家之空间、过去之时间、建筑史之学问领域这三个障碍并提出具体的实践方法。他召集构建的亚洲近代建筑网络平台(mAAN)，旨在打破地区国家的限制，以东亚地区为研究对象，或者以儒教文化圈为研究对象，甚至跨越儒教文化圈，以打破当前的时间、空间和学科界限，进行广泛的建筑方面的成果交流。考察自己周边地区，建立脱中心的曼陀罗的组织形态，自律分散。研究――实践――理论化，“评价、保存、再生、教育”。发动群众，关注周边环境，在网络的支持下，共建研究信息库，对自己周边的建筑进行记录研究和分析这显然是对近代建筑最好的研究方法。

建筑史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总结中外建筑文化成果，传承中国建筑文化，为创造有中国特色和时代气息的现代化城市和建筑提供历史的和理论的借鉴。当前史学研究方向主要包括东亚建筑文化、城市史研究、建筑史研究、园林研究、近现代建筑史、建筑师和工匠、大木体系与工艺、城市化进程中的建筑遗产保护策略、传统建筑的现代调适与保存等诸多方面。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中国建筑史学研究随之蓬勃发展，中国大陆面临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也最多，理论上的繁荣与严峻的现实挑战是中国当前建筑史学界的现状。例如在传统建筑的保护中问题就极为突出，保护意识欠缺，保护法规不健全，建设性破坏有目共睹，无法抑制，保护的技术和手段不合规范等等；西部地区发展过程中如何保护建筑文化遗产以避免大城市走过的弯路也是问题，无论从制度法规上还是在公众意识上都有待加强。

中国大陆论文的数量大幅度增加，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超乎以往，但也存在一定问题，在写作规范和写作深度上仍有待提高。日本学者在研究领域上多有明确的研究方向和继承性，自始至终，前仆后继，虽然研究面相对狭窄，但是在各个专题上能够细致深入：中国学者研究领域宽泛，研究方向常有变换，不利于学术纵深发展。

总之，东亚各国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面临着相同或相似的问题，交流活动可以促进与其他各国建筑史学研究者的沟通、合作与相互。

欢迎仪式上代表们观摩了日本传统的建筑开工仪式，这也表明对传统建筑工艺、匠人和风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在世界范围内正在逐步加强。会后代表们参观了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金阁寺、平等院凤凰堂、日野药师寺、醍醐寺、二条城、伏见桃山城，并且参观了大德寺、东本愿寺、知恩院及唐招提寺的修复现场，日本对传统建筑文化不遗余力地保护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第4篇：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儒家文化；数字广告；传播途径

杨善群在《孙子评传》中提及孔子与朝鲜、日本乃至西方国家的关系；李启谦、姜林祥主编的《孔子思想与当代社会》中论述了孔子思想对国内外的影响；姜林祥的《儒学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分析了孔子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历程与所产生的影响，资料较翔实，分析到位；崔英辰的《韩国儒学思想研究》被称为“系统研究韩国儒学思想发展的扛鼎之作”，不仅对孔子儒学的思想本质有所分析，而且重点对孔子文化在韩国的发展进行详细论述；韩国儒学者柳承国在《韩国儒学与现代精神》中探究韩国儒学思想形成的渊源、韩国儒学的特性与社会功能及韩国思想的现展等。这些研究成果一方面便于人们了解儒学的海外传播状况；另一方面为当前研究孔子文化怎样走向世界提供了历史依据。儒家文化引起了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其对东亚诸国文化的影响有目共睹。四川师范大学政教学院的蔡方鹿教授通过考察儒家文化在中、日、韩交流与发展的历史指出，儒家文化作为东方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主导了起源国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对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法国孔子文化研究在欧洲具有重要的地位，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翻译了《史记》，并对《礼记》《周礼》等颇有研究。他曾来华周游齐鲁故地，瞻仰了孔孟庙堂，凭吊了太史公陵墓。德国一些学者也对孔子文化研究兴趣浓厚，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几位著名的汉学家卫礼贤、佛尔克、福兰阁等所研究的中国哲学史都包含孔子思想。1964年，德国出版了施唐格翻译的《论语》。此外，德国大学选读课中有《孟子》。英国学者和学术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也比较活跃，牛津大学偏重于中国古典文献的研究，公共课科目为《左传》《孟子》中的篇章，选修课为《孝经》和唐宋传奇等，诗词主要讲《诗经》和唐诗。此外，英国还有讲授中国文化史等方面的专著，这些著作也涉及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的内容。在美国，除了传教士热心于翻译和传播孔子文化以外，政府和很多学者也对儒家文化在世界文化发展与传播中的地位达成了共识，充分肯定了儒家文化对世界文化发展的贡献和儒学的现代价值。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在各领域的传播，是当今国内研究者需要站在一定高度审视和思考的重要研究课题，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一、儒家文化的传承

儒家“天人合一”世界观的传承。中国人一直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世界观，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敬畏和保护自然。“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儒家思想提倡由家庭之爱推及社会之爱、天下之爱直至对世间万物之爱。贯穿仁的精神的儒家思想具有生生不息的生机活力，贯穿于人的整个生命过程，使人具有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礼”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该思想在当今中国对外策略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儒家文化在数字广告中的传承意义深远。其一，通过系统研究数字广告语言、传播渠道和传播策略的创新方式，以儒家文化为源泉，根据历史变迁打造当前社会所需的广告风格和特点。其二，以儒家文化为创作背景，为中国创意产业经济发展模式提供参考，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广告领域的理论建设，积累创意产业的发展经验，为我国数字广告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优秀范本，这对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二、儒家文化思想价值导向

在传播学、广告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的指导下，以儒家思想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社会成员养成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的内在品质和行为习惯，积极继承儒家思想重德行、重社会规范的理念和思想，与时代接轨。通过数字广告的有力传播，使民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一心。儒家文化在数字广告中的应用价值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开展儒家文化与数字广告产业的研究，既符合党和国家对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精神的要求，又增强了广告传播的艺术性和文化性。其二，儒家文化通过数字广告的广泛传播，拓展了中国文化的传播途径，培养了人们的人文情怀。其三，中国文化对世界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利于提升我国的文化影响力。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应该坚守我国的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中华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便是儒家文化的思想价值导向。

三、数字广告的传播途径

数字媒介促使广告界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现象。其一，广告传播信息的方式发生了改变。如，网络广告使用电脑制作，通过互联网在线传播的方式各类广告，向全球范围输送图像和文本。网络广告把文字、动画、视频等结合在一起，表现形式多样化，并且功能完备，受众可以在网络上发表评论、进行互动等，极易被具有趣味性的广告吸引。其二，数字技术促成的互动广告，可以使目标客户与生产商实时互动，产生一对一的营销效果。目前，基于数字技术的手机电影、手机电视、手机动漫、手机音乐等艺术形式十分常见。数字广告在网络媒体发展背景下形成了手机广告、游戏植入式广告、富媒体广告、网络广告等形式。其中，网络数字广告还包含关键词搜索广告、横幅广告、分类广告、富媒体广告、赞助式广告和电子邮件广告等形式。数字广告通过应用多媒体制作技术，对文字、图片进行编排、嵌入，最终形成数字广告传播文件，使儒家文化的传播途径越来越多。

四、儒家文化在数字广告中应用的具体策略

我国中央电视台通过公益广告宣传以诚实守信、尊老爱幼、遵纪守法、爱岗敬业等核心思想为主题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使广告传播取得了可视性、科学性、有效性的效果。商业数字广告紧跟时代需求，传播效果不错。如，五粮液的数字广告在中央电视台播映后，给人们留下了唯美的深刻印象。该广告选择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纸扇、竹筏、水车等，再现了酿造五粮液的工艺，传达了如梦似幻、充满诗情的广告画面。广告中突出了青山碧水、翠竹林海、青衣飘飘、唯美柔和的古典之美，荧幕上的片片竹叶仿佛透出醇厚的酒香，突出了五粮液的回味悠长，更蕴藏着中华数千年的酒文化。这则数字广告以人、情、景三者交融的方式体现出儒家文化中的礼让、和谐精神，更凸显了酿酒的精湛工艺。日本近年来重视旅游经济的发展，所拍摄制作的旅游宣传片中包含了浓郁的日本文化，如相扑、富士山、佛寺、北海道等，拍摄取景极具传统特色，配以轻快的音乐节奏和编舞，展现日本的旅游资源，以此提升日本的形象，吸引游客前来观光。日本旅游宣传片中体现出了日本文化深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如中国的碑刻、建筑、园林、民间艺术等都是儒家文化的物质载体。很多国家利用各种渠道宣传极具代表性的旅游资源，如通过数字化影像传播，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如，一些东南亚国家以本国文化为数字广告的创作根基，进行数字化广告创作与传播。我国文化复兴之路任重而道远。我国数字广告传播者需要仔细分析中西方文化差异表现，从价值观念、艺术审美、、风俗习惯、语言符号和法律制度六个方面，深刻而透彻地阐释文化因素对数字广告传播的影响，立足于儒家文化特征，对本土性和国际化进行考量，总结出独特的中国数字广告传播策略，不断创作出含有儒家文化的数字广告，并促进其在全世界的传播，以提升我国的综合实力。

参考文献：

[1]丁成际.论儒家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契合与相通.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2]刘舒.儒家文化与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研究.中国化研究.沈阳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3]徐惠.社会转型视域中儒家文化及其当代价值.新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4]范晓雪.儒家修身思想与高校文化育人关系的研究.北京化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5]吴南.儒家文化在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作用.山东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6]史永亮.中国国家形象广告片的跨文化传播策略研究.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7]廖秉宜.大数据时代数字广告产业的发展模式与战略.广告大观（理论版），2015（4）.

第5篇：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 西方现代主义； 东方文化； 文学批评； 东西交融

一、“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的关系

在某种程度上，西方现代主义可以说是东西方文化交流达到一定程度后结出的艺术硕果。作为“对西方艺术乃至对整个西方文化某些传统的有意和彻底的决裂”［1］167 ,西方现代主义作品频频出现描写东方物品和人物、表现东方诗学和宗教、借鉴东方艺术形式和技巧的现象，说明导致现代主义与传统“决裂”的思想不仅源于马克思、弗洛伊德、尼采、弗雷泽等西方思想家对自身文明的反思和质疑，也源于传入欧美诸国的东方物品和典籍所带来的直观启示和思想冲击。王尔德笔下的“庄子”、庞德诗歌中的“观世音”、普鲁斯特小说中的“中国瓷器”、T.S.艾略特诗作中的印度佛教“箴言”和“中国花瓶”、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诗歌中的“五绝七律”形式、乔伊斯小说中的“汉字书写”模式、弗吉尼亚・伍尔夫创作中的“观物取象”实践、本雅明思想中的“犹太教卡巴拉传统”、苏珊・桑塔格美学观念中的“静默”、雷克思罗斯诗歌中的“禅意”、玛丽安・摩尔诗歌中的“中国绘画”之道……所有这一切都昭示了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对东方文化的自觉意识、主动汲取和积极融合。

西方现代主义作品对东方文化的表现主要有两种方式。其一，瓷器、丝绸、帷幔、水墨画、茶叶、扇子、家具等富有东方情调的物品或简笔勾勒的东方人物随处出现在作品之中，有意无意地描写想象中的东方意象和东方形象，营造出浪漫虚幻的意境或意犹未尽的神秘氛围；其二，基于创作者对中国哲学、文化、社会制度、艺术形式的了解，作品的整体构思自觉透射出东方思想，通过形式技巧、叙述视角、人物风格、主题意境等多个创作层面，或隐或显地表现出基于东西方艺术交融之上的全新创意。这两种表现方式的差异主要源于对东方文化的观察视角的不同。前者立足于对东方物质文化的直观感知，其作品侧重以意象方式隐喻对东方文化的想象，比如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后者根植于对东方精神文化的内在领悟，其作品从多个方面表现中西文化的创造性相融，比如庞德的诗歌。当然，两种表现形式的界线并非十分清晰，很多时候它们是模糊的、共存的。

西方现代主义对东方文化的表现得益于“东学西渐”的进程。以“中学西渐”为例，几千年中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西渐催生并促进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一方面，自秦汉开始，中国的陶鼎、陶鬲、青铜剑、丝绸、服饰、瓷器、茶叶等物质文化产品通过商品贸易和文化交往活动传入世界其他国家。在17、18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VOC)的全球贸易活动的推动下，中国的瓷器、绘画等文化产品开始大量进入欧洲市场。中国物品不再是欧洲皇宫贵族手中的珍稀宝物，更多的欧洲市民有机会欣赏、珍藏、模仿中国艺术。那时正是欧洲现代美学形成的前期阶段，在中国文化成为欧洲人生活的一部分的氛围中，中国瓷器、绘画直观呈现的生命理念、思维方式和艺术手法激发了欧洲人的想象力，荷兰乃至整个欧美的艺术开始吸收中国意象和思维，而这种新的艺术形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得到了欧美艺术界的广泛认同，于是便有了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东方意象不断出现的现象。

另一方面，自元代开始，随着海陆交通逐渐便利，元朝上都开始聚集来自阿拉伯、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等世界各地的使节、商人、旅游者和传教士，有学识的欧洲人撰写了在华游记，从政治、社会、人文、地理、贸易、风俗等诸多方面向本国民众介绍中国文化思想。16世纪之后，大量欧洲耶稣会会士往来于中西之间，在向中国传播基督教思想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向欧洲介绍中国文化。他们不仅撰写介绍和研究中国文化的书籍，而且翻译重要的中国典籍。就像利玛窦、金尼阁、柏应理、冯秉正等传教士所翻译的四书五经、《通鉴纲目》等以各种方式影响了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等西方哲学家一样，理雅各、翟理斯、阿瑟・韦利、欧内斯特・费诺洛萨、劳伦斯・宾扬等传教士和汉学家所著的有关中国的书籍和所翻译的中国经典深深影响了奥斯卡・王尔德、埃兹拉・庞德、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詹姆斯・乔伊斯、玛丽安・摩尔等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他们从中国文化中获得了深刻感悟，要么借中国思想之剑表达自己对西方弊病或缺失的批判(比如王尔德)，要么借中国艺术之形全面创新西方艺术(比如庞德、威廉斯)。总之，在经历漫长的中西文化交往后，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出现了一种融中西文化为一体的创作倾向。

二、“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的研究进展

然而，在整个20世纪的西方现代主义研究中，“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之间的关系较少引起欧美学术界的关注。学者们对现代主义的内在研究主要集中在性质、术语、背景、思潮、作家、作品以及欧美国别研究等议题上［2］,外在研究则集中在现代主义与哲学、现代主义与文化经济、现代主义与文化政治、现代主义与性别、现代主义与视觉艺术、现代主义与电影等跨学科审视上［3］。西方批评界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核心共识基本锁定在艾布拉姆斯在《文学术语汇编》中对该术语所作的界定，即西方现代主义思想和形式上的剧变源于尼采、马克思、弗洛伊德等西方思想家对支撑西方社会结构、宗教、道德、自我的传统理念的确定性的质疑［1］167-168。也就是说，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现代主义者们的全球性开放视野和胸怀并没有获得20世纪西方批评家的关注，西方现代主义研究大都限定在西方主流研究方法和理论视野之中。

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批评界开始有学者自觉研究东方文化与西方现代主义的关系，不仅翔实论证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曾受到东方文化的影响”的事实，而且在反思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开启了东西方研究的新视角。美国新奥尔良大学钱兆明的专著《东方主义与现代主义》(1995)是研究初期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他在序言中将自己的研究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作了比较，揭示了“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的基本特性：

对萨义德而言，东方特指穆斯林的东方。对我而言，东方指称远东，特别是指中国。如果说直到19世纪初期，东方“只确切指称印度和圣经之地”(萨义德)，那么到20世纪初期，东方则指称中国和日本。的确，对重要现代主义者叶芝、庞德、艾略特、威廉斯、斯蒂文斯和摩尔而言，他们的文学模板的丰富源泉来自远东而不是近东。因此，研究远东对现代主义的影响无疑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对萨义德而言，“东方主义是一种文化和政治事实……”。因此他的研究涵盖了多维度的复杂体系。对我而言，它只是一种文学研究。我所理解的文学东方主义不是一个抽象的术语，而是指具体的中国诗人――屈原、陶潜、李白、王维和白居易……现代主义作家庞德、威廉斯通过费诺洛萨、翟理斯和阿瑟・韦利与中国伟大诗人进行了对话。对萨义德而言，“东方几乎是欧洲人的杜撰”，是西方用以界定自身的重要他者文化……然而考虑到庞德和威廉斯对中国的热诚，我认为这一思维模式是有局限的。首先，庞德与威廉斯并不相信西方文化至上。其次，东方之所以吸引两位诗人是因为东方带给他们的是亲和力而非差异性……在本研究中，中国和日本不是被视为西方的陪衬，而是现代主义者实现自身的确切例证。［4］1-2

这段话阐明了“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的三个主要特性：第一，研究范畴上，重点揭示中国、日本等远东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第二，研究焦点上，重在文学研究而不是作政治文化论辩，聚焦于远东文化中具体的诗人、作品、技巧对西方现代派个体作家的影响及影响途径。第三，研究立场上，重在揭示“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之间借助西方传教士、汉学家的书籍而展开的文学对话，以及该对话在创作中的表现。

如果说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旨在以东方人的目光反观西方文化，对西方的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进行宏观的文化政治批判，那么，“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通过揭示真实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在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的微观表现，旨在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创新作出新的阐释。前者从社会、历史、政治、种族等多维视角出发，揭示西方对东方的话语建构性，以及这种建构性背后的文化霸权机制和所导致的问题、困境；后者以东西文化实际交往的史料为证，阐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亲和力，重在论证并揭示东西方对话的积极作用。从某种角度上说，后者是对前者的一种推进，昭示着东西方研究从问题走向对话的发展趋势。

这一时期，西方批评界的“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充分体现了聚焦远东、探讨创作影响和文学对话的三大特性。除了钱兆明的《东方主义与现代主义》翔实论证屈原、王维、道家思想对庞德的影响和李白、白居易以及传统的汉诗技巧对威廉斯的影响外［4］，其他有影响力的专著在此前后陆续出版。威廉・贝维斯的《冬天的心境：华莱士・斯蒂文斯、禅定与文学》(1988)，探讨了佛教对现代主义作家斯蒂文斯的影响［5］。钱兆明的《现代主义与中国美术》(2003)以英美博物馆的展品和文献证明庞德、华莱士・斯蒂文斯、玛丽安・摩尔等西方现代派作家接触东方文化始于中国古字画、青铜器、瓷器等，他们在文学创新中借鉴了中国美学思想与创作技巧［6］。帕特里夏・劳伦斯的《丽莉・布里斯科的中国眼睛：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现代主义与中国》(2003)探讨了英国“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与中国“新月派”之间的影响关系和文学对话［7］。钱兆明的《庞德的中国朋友》(2008)以翔实文献证明庞德一生所结识的大量中国教育家、哲学家、汉学家、诗人朋友曾参与他涉及中国文化的诗歌创作［8］。在萨比娜・斯尔克等人主编的《美国诗人与诗学中的东方和东方主义》(2009)中，15位西方学者研究了19至20世纪美国诗歌和诗学中的中国、印度、犹太等东方文化元素和思想［9］。另外还包括罗伯特・克恩的《东方主义、现代主义和美国诗歌》(1996)［10］、玛丽・佩特森・屈德尔的《庞德的儒家翻译》(1997)［11］、辛西娅・斯坦梅的《玛丽安・摩尔与中国》(1999)［12］和钱兆明的《庞德与中国》(2003)［13］等。用具体的史料进行翔实的论证是这些专著的基本特点，东方文化曾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影响的事实得到了扎实的论定。

同一时期，随着论著的出版，专题性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相继召开。“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分别在美国耶鲁大学(1996)和英国剑桥大学(2004)召开，引发国际学术界对本专题的广泛关注。耶鲁研讨会宣读的论文论题包括：日本翻译者费诺洛萨对中国诗歌的翻译、美国诗人斯蒂文斯与中国艺术、英国诗人叶芝与日本戏剧、英国现代主义作家斯特恩与中国、英国诗人庞德与中国等。参会的学者约三十余位，来自美国耶鲁大学、德国贝鲁斯大学等。剑桥研讨会宣读的论文论题包括：伯格森与老子、研究、美国诗人庞德与Paul Fang、梅兰芳在美国、徐志摩和萧乾与朱利安・贝尔、鲁迅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等。参会的教授和学者约五十余位，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美国纽约城市大学、中国香港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等。在这两次研讨会上，远东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以及东西方文学的对话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在中国批评界，比较文学领域最先开展中西文学对比和“中国形象”研究。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出现以主题形式比较为主要特征的中外文学对比研究。以伍尔夫研究为例，伍尔夫与萧红、伍尔夫与张爱玲、伍尔夫与丁玲等平行比较曾得到探讨，但研究的力度和影响力较弱［14］88-89。伴随着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盛行，多元文化、文化对话、文化形象等议题引发人们的关注比如“文化对话与文化误读”国际学术研讨会(1995)在北京大学召开，随后出版的会议论文集《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乐黛云、张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中发表了三十余位中外学者的文章，探讨“文化相对主义与多元文化”、“文化对话与文化误读”、“文学形象与文学翻译”、“后现代与文化身份”等议题。，欧洲的“形象学”理论被翻译引进［15］。这一切推动了外国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研究，它依循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以及法国理论家莫哈和巴柔的形象学理论，重点探讨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的想象性和建构性比如周宁的《永远的乌托邦――西方的中国形象》(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着重探讨几千年来西方的“中国形象”不是天堂就是地狱的虚构性，指出“中国形象”只是映照西方价值观的一面镜子。另有八卷本“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丛书，葛桂录、钱林森、卫茂平、汪介之等分别出版了英、法、德、俄国作家与中国文化等方面的专著。，尝试从文学作品直接描绘或间接涉及中国的片段中推导出西方对中国的“总体认识”［15］17，154。所发表的论文或笼统阐发美、英、法等国别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或细致剖析谭恩美、汤婷婷等海外华裔作家作品中的中国形象，或探讨赛珍珠的作品，也探讨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平托等人的游记中的中国形象，对西方作家的探讨则更多关注他们对中国的“想象”，对毛姆、索尔・贝娄、杰克・伦敦、笛福等都有涉及。这些研究为“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的展开奠定了基础。

自觉的“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可追溯到1999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召开的“第18届庞德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庞德与东方”。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德国、瑞士、英国、意大利、丹麦等国的63位国际学者和17位中国学者研讨了“庞德对中国文化的解读”、“中国古诗词对庞德的影响”、“庞德与孔子”、“庞德与日本”等议题［16］127。

2009年，“首届中国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召开，开启了本专题在中国境内的第一次大规模研讨。来自中国、美国等28所高校的近80位专家学者研讨了“美国现代派诗人与中国”、“庞德与中国诗歌”、“卡夫卡与中国”、“伍尔夫与中国”、 “艾略特与佛教”、“贝克特与中国音乐”等议题，涉及文学、文化、哲学、宗教、音乐、美术等多个领域［17］47。

2010年，“第三届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召开。作为耶鲁大学和剑桥大学研讨会的延续，本次学术会议在国际范围内进一步推进了本专题研究。来自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意大利、日本、韩国、中国等12个东西方国家90余所高校的13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议题包括：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与东方、文化交融中的东方与西方、东西方作品对比研究、西方作品中的中国和印度、西方现代主义与日本、西方现代主义的东方式阅读、美国诗歌中的佛教和儒教等，涉及文学、音乐、美术、哲学、建筑、宗教、诗学等多个领域参见彭发胜《“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载《外国文学评论》2010年第3期，第237-239页。［Peng Fasheng，″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Modernism and the Orient′，″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No.3(2010)，pp.237-239.］2010年国际研讨会上国际学者的英文版论文将发表于钱兆明主编的Modernism and the Orient， 新奥尔良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2009年国内研讨会和2010年国际研讨会上的中文版论文将发表于高奋主编的《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在上述几次会议上，中外学者宣读了多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部分于Modernism/Modernity、《外国文学》等国际国内重要学术期刊上。在保持原有特点的基础上，当前研究在方法、意识、重心和境界上得到拓展，值得总结和分析。

三、“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的当前研究特征及未来趋势

在全球化语境下，中西学术界越来越关注东方文化在现代思想体系中的作用欧美学者已经广泛意识到以往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倾向，日益重视在研究中涵盖东方文化和东方文学，比如“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与文学史”等项目的设立与投入便是极好的例证。参见宋达《当代北欧学界重构世界文学图景中的现代东方文学》，载《外国文学评论》2011年第4期，第223-227页。［Song Da，″Contemporary Nordic Academic Reconstruction of Oriental Literature in the Realm of World Literature，″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No.4(2011)，pp.223-227.］，具有二十年学术积淀的“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日益获得中西学者的广泛关注。当前研究在方法和思想上表现出值得关注的特征，预示了未来的研究趋势。

其一，在研究方法上，学者们更注重从东学西渐的历史背景入手，对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的东方元素进行全面而充分的文化研究，文学解读的广度和深度大大提高。

比如，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纳达尔的论文《现代主义书页：乔伊斯与汉字书写的图形设计》在“东学西渐”这一悠久而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揭示了现代主义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小说页面与汉字印刷视觉形式相似的缘由。论文详尽论证了乔伊斯了解中国的多种途径：乔伊斯所接受的耶稣会教育体系与中国古典教育体系相似，他曾阅读传教士的中国游记，他所处的西方流行文化充满中国的建筑、陶瓷、书画、丝绸等，他所居的城市对东方文化充满迷恋和兴趣。论文追溯了几代欧洲人对汉字表意性的兴趣和研究及其对乔伊斯的影响。立足于这一开阔的文化交融平台，论文最终论证并阐明汉字独特的印制方式和视觉效果帮助乔伊斯确立了他的文本观和图像式页面［18］。美国西北大学克里斯汀・弗洛拉教授的论文《普鲁斯特的中国》，以普鲁斯特笔下的人物临终前凝视着17世纪荷兰画家维梅尔的著名画作这一场景为解读对象，层层剖析，揭示了普鲁斯特心目中的中国的重要价值。论文指出，这一场景折射出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曾将大量中国瓷器和画作运往荷兰的历史，以及中国艺术曾对维梅尔等画家乃至对欧洲现代美学产生影响的事实。透过这一场景，论文不仅揭示东西方文化艺术的联结是在世界贸易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且证明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在追寻新的历史感时曾对17世纪以来欧美文艺作品中的中国元素给予了特别关注。论文通过这一场景昭示了东西方文化杂糅、同化、创造性改写与本土化的交往和接纳过程C.Froula，″Prousts China，″ Modernism/Modernity,No.2(2012)，该文即将发表。。

上述两篇论文的研究对象都很细微，前者解读《尤利西斯》中页面设计的内涵，后者探讨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中某个场景的意蕴。然而它们所做的文化研究较为透彻，因而结论深刻。前者追溯了16世纪欧洲耶稣会会士进入中国之后，中国文化西渐融入欧洲人的生活和思想的历史进程，从教育、书籍、文化、生活、文字、印刷术等多个层面揭示乔伊斯小说页面的东西文化交融特性及其深层历史内涵；后者首先追溯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全球化贸易带给欧洲的东方文化冲击，接着又从20世纪的西方对17世纪西方艺术中的中国元素的认同和接纳出发，回溯东方文化被西方本土化的文化交融过程和思想催生过程。基于东学西渐的文化史平台，两篇论文透视文学形式与场景，不仅还原了东西文化思想交往和融合的全过程，而且揭示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产生过程和内在本质。

当前，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界正在积极呼唤“文化转向”［19］，欧美现代主义研究则日益重视对东方文化的解读在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作品研究中，越来越多的著作开始涵盖对作家作品的东方文化解读。比如在Ira B.Nadel的Ezra Pound in Context(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中出现从东方、孔子视角切入的研究。 ,在这一发展态势下，对西方现代主义作品的东方文化解读将会获得进一步的推进。

其二，在研究意识上，学者们注重揭示现代主义诗学思想背后的东西文化交融特性，阐明东西思想碰撞正是催生新诗学的途径。

比如香港城市大学的张隆溪在《选择性亲和力?――王尔德读庄子》一文中，透过奥斯卡・王尔德对翟理斯所翻译的《庄子》的解读，剖析王尔德批评论文中诸多关于庄子的评述的真实用意，不仅阐明了王尔德的文化批判思想乃英国乌托邦思想与中国庄子思想的结合的事实，而且指出王尔德意在用庄子的思想批判自己那个时代的英国中产阶级价值观和现代政治体制［20］。中国人民大学郭军的论文《本雅明的“两面神”精神之价值与意义》揭示了本雅明思想范式的“两面神”特性，即犹太教卡巴拉传统与的结合，阐明本雅明思想的东西文化交融特性。浙江大学高奋的论文《中西诗学观照下的伍尔夫“现实观”》探讨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现实观”融主体精神与客观实在物为一体的本质，阐明其内质与中国传统诗学的“感物说”和“观物取象”相通［21］。云南师范大学郝桂莲的论文《禅话“静默”》从禅宗视角解读了苏珊・桑塔格的“静默”思想的内涵，剖析了桑塔格静默思想的禅宗意味 郭军和郝桂莲的论文均将发表于高奋主编的《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这些论文将研究聚焦于揭示西方现代诗学的东西兼容背景，采用整体观照研究方法，自觉认识到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在研究过程中坚持从感到悟的兼容和洞见，而不是用理性去判断、取舍或规约，因而能够揭示出思想产生过程中的中西对话互动特性。“在物质主义、规约主义、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都受到严重的批评”［22］36 的当代研究取向中，这一基于感知的综合研究意识将日益成为更多学者的自觉意识。

其三，在研究重心上，学者们重点关注现代主义作品在形式、技巧、主题上东西兼容的重构特性。

比如，钱兆明在《威廉斯的诗体探索与他的中国情结》中探讨了美国现代派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在新诗体探索过程中对李白、白居易的五绝和七律的借鉴，用大量文献论证了中国古体诗与威廉斯“立体短诗”之间的渊源关系［23］。中国人民大学孙宏的论文《论庞德对中国诗歌的误读与重构》指出，庞德在汉诗英译的过程中不拘泥于词句与语法，而是力求传达中国诗歌的神韵，其译作是对中国古典作品的重构［24］。北京外国语大学张剑的论文《艾略特与印度：〈荒原〉和〈四个四重奏〉中的佛教、印度教思想》指出，在艾略特的《荒原》中，基督教、佛教、希腊神话、东方生殖崇拜、渔王神话等多种思想融合在一起，构成其诗歌隐喻；在艾略特的后期诗作中，则更多地用佛教和印度教阐释基督教的教义［25］。

上述论文的共性在于揭示现代派创作中东西兼容的重构特性。不论是对威廉斯“立体短诗”的形式探源，还是为庞德的创造性翻译正名，抑或对艾略特诗歌中多元思想融合特性的揭示，这些论文不仅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东西方对话特性，而且揭示了创造性重构对文学作品形神兼备的意义和价值。略有欠缺的是，目前对现代主义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庞德、艾略特等重要作家作品上，更多作家作品的创意需要去关注和揭示，这也正是本专题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

其四，在研究境界上，学者们对东方意象和思想的解读表现出现代主义作品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心境。

比如，牛津大学罗纳德・布什的论文《20世纪西方与中国的同化：美国诗人庞德〈比萨诗章〉中的“观音”想象》着重探讨了庞德《比萨诗章》中“观世音”意象的内涵。论文追踪庞德的观世音意象的最初来源(即汉学家宾扬和费诺洛萨的著作)，剖析庞德未发表的战时意大利手稿将观世音与圣母玛利亚合一的意蕴，解读庞德《比萨诗章》的手稿笔记中观世音的“柳枝”的“治愈力”内涵，最终阐明庞德的观世音象征着“上天的慈悲情怀和自然的治愈能力”［26］。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刘燕的论文《渴慕、猎奇与同情：〈尤利西斯〉中的中国形象》用形象学研究理论分析乔伊斯作品中的中国形象，指出主人公布卢姆对中国的浓厚兴趣与奇异想象、同情和渴慕，体现他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倡导和平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全球视野和普世情怀［27］。

上述论文的共性在于揭示西方现代派作品的超越意境。无论是揭示庞德的“观世音”融基督教与佛教为一体，还是阐明乔伊斯作品中中国形象的正面定位，均说明批评家已充分感应并认同现代主义作品超越二元对立的心境，体现中西批评界旨在实现东西方融合及人与自然融合的积极取向。

第6篇：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其本身也是文化的一种形式，它必然会折射出一定的社会文化内容。文化中的一些特点、时代特征、背景，或一种文化中所重视的一些方面，也可以从语言的词汇体现出来，而人名则是一种特殊的语言词汇。从文化语言学的角度浅析1912年到2005年的日本男子名字，可以解析其所隐含的时代、文化信息。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与文化密不可分。而人名则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是人类所特有的社会现象，是社会成员相互区别的符号。这种语言现象的产生、发展与其所处的自然、社会、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它隐含着一个民族语言、历史、地理、宗教和阶级状况的信息。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一个民族的人名也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日本的人名多采用汉字。汉字起名，在日本可要“过五关斩六将”。所谓五关，指的是孩子的名字必须符合“五格”，即总格—昭示一生的吉利;人格—反映期待的性格才能，并要求可以克制凶运;地格—符合对健康、平安等的追求;天格—不得和祖先的宿命冲突;外格—与所处外界环境和谐。“六将”就是若干辅助规则，比如若干汉字因为各种原因是不能用在名字里的，像伶、逸、稀等。近年来随着对外交流的增加，又使日本一些传统吉利的名字带有了不吉利的意思，比如“涌大”本来是很有气势的名字，但读音让英语国家的人听来就是“You Die"(去死吧)等等。由此看来，日本人名不仅直接反映出了命名者的文化素养，还可以折射出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价值观。本文依据日本明治安田保险公司对每年参保的新生儿人气名字前十名的统计( meijiyasuda. co. jp)，从1912年到2005年的日本男子名字人手，试图分析出其背后所隐含的文化信息。

根据1912年到2005年的日本男子名字特点，将其分成5个阶段，依次是:1912一1925年、1926一1936年、1937一1945年、1946一1988年、1989一2005年。如下:

作为“儒教文化圈”之一的日本，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颇深，其影响从他们的名字中可见一斑。

(1)儒家思想主张长幼有序，上下有别。“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论语·礼记》)。在日本的男子名字中常出现O+数字或数字+O型。如表1，1912年一1925年大正时期，多出现正一、正二、三郎等名字。

(2)儒家思想主张诚信为立身行事之本。“诚者，自诚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中庸》)。如表ms，在日本男子名字中多出现“清(正派)、正(正直)、诚(真诚)、淳(诚实)”等字。

(3)儒家思想主张以和为贵。“礼之用，和为贵” (《论语·学而》)。“和”的基本精神是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关系。化解人间的冲突和紧张，消除彼此的相争，通过共同的理想和相互沟通，达到同心同德、协力合作。如表1 - 5，在日本的男子名字中多出现“和夫、和也、和彦”等。

(4)儒家思想主张“修己以安人”(《论语·宪问》)。所谓“修己”即自我的涵养，“安人”则是社会整体的稳定和发展。道德关系上的自我完善(“为己”)，最终是为了实现广义的社会价值(群体的稳定和发展)。名字中带有“修(修身)”则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5)儒家思想主张“刚毅木呐近仁”(《论语·子路》)。刚毅即坚定性，有志有德的人，行事应该刚毅。此外，“刚健中正，纯粹精也”(《易传》)。刚健而中正，即不妄行，不走极端，能够坚持原则，以中正的态度来立身行事，才能有所收获。在日本男子名字中多带有“刚(刚健、刚毅)、健(强健)、勇(勇敢)、选(前进)、异(提高)、捻、美(这两字均为“有成绩，结果实”之意)、勉(努力)”等字。

(6)儒家思想主张“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即读书人心胸不可以不宽大，志气不可以不坚强，因为他要担负重责大任，而且要走很远的路。在这个句子中，“弘”是心胸宽大的意思。名字中带有“弘(广大)、博(多、大)、浩(多、盛大)、茂(茂盛)、隆(兴盛)、矍(丰富，多)”，多体现了儒家的这种思想。

在之前，为了适应对侵略战争的需要，日本政府加强了对国内民众的思想控制，积极推行军国主义教育，鼓吹“显扬八洪一宇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极力美化侵略战争，把对外侵略说成是“神圣事业”，力图使国内民众对其所发起的侵略战争全力认同。在表3与表2的名字中，“勇(勇敢)、腾(胜利)、腾利(胜利)、功(功绩)、 (功勋)”等字出现频率之高，可见当时的日本民众对侵略战争采取的是盲目支持、追随、容忍的态度，其受军国主义影响可见一斑。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不仅宣告近代天皇制、法西斯军国主义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彻底破产和失败，也宣告了其在思想文化上的彻底破产。随后，美军占领了日本，并在占领军的主导下推行了民主化改革，饱受战争之苦的广大人民也希望放弃战争走和平道路，和平民主思想成为了当时日本社会思潮的主旋律。

日本因发动战争而遭到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战后日本经济凋敝，人民生活困苦，百废待兴，恢复经济成为整个社会最为关注的问题，因而发展经济成了战后日本社会的主流。表4的名字多出现“诚、清、修、刚、隆”等较为平和心态的字眼。

此外，战败也使得日本民众对传统的日本思想道德体系丧失了信心，为重新构建日本人自己的道德体系，许多民间道德教育组织纷纷创立，希望为战败后的日本人民提供精神支柱，指明新的人生道路，而丸山敏雄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他在深入探讨日本古典道德思想和宗教道德的基础上，通过对旧道德束缚人的思想、压抑人性、脱离平民生活等弊端的批判，形成了自己的以“纯情”为基本原则，以“明朗”“爱和”“喜劳”为道德准则的纯粹伦理，并创立伦理研究所，重点在东京、关西、九洲等人口密集地区开展实证、实践伦理的活动。因此，表4的名字出现了“亮、明、撤”等字。

第7篇：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范文

1981年，李尤白完成了《梨园考论》一文的撰写工作，他认为唐代开元、天宝年间的梨园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规模完备的国立皇家音乐、舞蹈、戏曲学院。此说不仅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强烈反应，在国际上也引起了热烈反响。

作为一名职业戏曲理论工作者，我一直在研究梨园。我认为，梨园研究不仅在于学术本身，而且也将为世界各国研究我国戏剧文化的学者、旅游部门另辟蹊径，开拓一个新的精神世界，任其上下探索，纵横翱翔。

1985年12月23日，李尤白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说：

东明：

望你将岸边、田边、戴维、胡继熙夫妇情况一并按页码补入“总库”。

李先生信中所提到的“总库”，即李尤白先生在梨园研究过程中，偶有收获进展，或私人信件来往，一有所得，即和我联系，并抄录或者复印给我，所以很多史实和珍贵资料只有我知道，比如关于日本音乐史的研究通信。

唐代传日的两面琵琶

中日两国在音乐方面的交流，早在隋唐时就开始了，唐代日本从五位上行扫部头朝臣、美作椽兼遣唐使准判官藤原贞敏来长安拜刘二郎为师学弹琵琶的故事，就是唐代中日音乐家交流的梨园佳话。

唐宣宗大中年间，日本贵族藤原贞敏来长安弹琵琶，拜梨园乐师刘二郎为师，堪称尊师爱徒，藤原最后做了刘二郎的乘龙陕婿。藤原学成回国时，刘二郎以青山、玄象凉面琵琶相赠。

清末诗人黄宗宪（1848-1905）曾作诗记其事道：“檀腹琵琶出锦囊，冰弦风拨杂官商。王公子弟争猿乐，傅粉调朱各上场。”后来，他在修订《日本杂事诗》时，改为：

檀腹琵琶出锦囊，曾偕羯鼓谱霓裳。

大唐法曲今谁读，空记当年刘二郎。

琵琶不仅使藤原贞敏与刘二郎结下师生之隋，与刘二郎之女结下夫妻姻缘，也使中日晒人民在音乐界结下千年友谊。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留学日本，并在中国左联东京分联任干事，曾出版散文集《扶桑杂技》、译诗集《日本古典俳句选》的林林，在1963年明随中国艺术团访日时，曾到日本名流田边尚雄家做客。田边尚雄先生为艺术团举行了一次琵琶交流会。他请来东京的几位琵琶演奏能手进行演奏，中方刘德海也演奏了《十面埋伏》等曲子，轻部岳瑞先生还用日语演唱了《浔阳曲》。有感于此，林林写了一首《琵琶会》的诗：

宾主琵琶出锦囊，心声合奏韵悠长。

至今犹唱《浔阳曲》，又忆当年刘二郎。

关于这段史实，1935年出版的张鹏一《唐代日人来往长安考》有记载：

日本有唐乐乐器，据《日本国志-礼俗篇》曰：“日本由唐时传授乐曲有《万岁乐》《回波乐》《鸟歌》《承和乐》《河水乐》《菩萨破》《武德乐》《兰陵王》《安盐乐》《三台盐》《甘州胡》《渭州庆云乐》《想夫怜》《夜半乐》《扶南小娘子》《越大乐》《林歌》《孔子琴操》《王昭君》《折杨柳》《春庭乐》《柳花池》《赤白桃花李》《喜春莺》《平蛮乐》等。然传其谱，不能传其辞。乐器则唐时藤原贞敏，学琵琶于唐人刘二郎，二郎妻以女，赠以紫檀、紫藤琵琶各一面，归为朝廷重器，今犹存。”

但藤原贞敏由中国唐代带回日本的两面琵琶“归为朝廷重器，今犹存”不知“今犹存”在何处？构造如何？千余年来在日本的影响和历朝嬗递传授情况怎样？唐代梨园研究专家李尤白先生为探究竟，曾于1985年3月6日致函日本国立艺术大学校长，该校音乐学部日本音乐史研究者田边史郎于同年11月8日给李尤白先生回信：

李尤白先生，

拜读了您三月六日的来信，以下就自己至今调查到的事项作以答复。

日本平安时代有一位名叫藤原贞敏的贵族，远渡中国（唐）学琵琶回国的时候，带着师傅赠送的两面琵琶回来这件事，在日本的文献中也有记载，即日本正史《日本三代实录》贞观九年（公元867年）十月四日条中说：“从五位上行扫部头，藤原贞敏卒。贞敏者……少耽音乐，好学鼓琴，尤善弹琵琶。承和二年（公元845年）为美作椽遣唐使准-判官。五年到大唐，达上都，逢能弹琵琶者刘二郎，……明年聘礼即毕，解缆皈乡，临别，二郎设祖宴，赠紫檀、紫藤琵琶各一面，是岁大唐大中元年，本朝承和六年也。……卒时年六十一。贞敏无他才艺，以能弹琵琶，历仕三代。虽无殊宠，声价稍商焉。”

上述的紫檀、紫藤琵琶各一面，确为您信中所提及的琵琶，“为朝庭重器”，虽然在正史中没有记载，但从当时的习惯来看，确是事实。

这两面紫檀琵琶和紫藤琵琶，分别刻有“玄象”和“青山”字样。日本江户时代的乐人安倍季尚所著的《乐家录》第四十一卷，有以下记载：“青山，仁明天皇御物紫藤之槽也。旧记日，承和二年扫部头藤原贞敏蒙敕宣渡唐，竭于廉承武，习琵琶之秘曲，而得琵琶二，玄象，青山是也。廉承武传曲于贞敏之时，自青山绿梢天人降翻回雪之袖，自是名之青山也。”“玄象，仁明天皇御物也。紫檀槽一枚，泼面画黑象，是大唐琵琶也。祥述之青山下。”

此外，关于这个“玄象”“青山”现代的日本音乐史研究有以下的结论：“青山是日本有名的琵琶。……原来是仁明天皇的尊物。藤原贞敏根据承和二年（公元835）年，敕命远渡大唐。跟廉承武学习琵琶的秘曲，这个琵琶是和玄象的琵琶一起带回的……长期流传于宫中，后来传到仁和寺宫，虽然送给了平经正，但因经正担心在战场上丢失，所以退还给了仁和寺宫，可是到了源氏时代，似乎消失了……”，以上引至“平凡社”《音乐事典》。

这是关于“青山”的记载，总而言之，藤原贞敏带回的乐器没有现存。另外，在嘉历四年（公元1329年）七月八日，根据文献所记载的最早的“青山”模仿制作了一把新的“青山”，现在虽然据说还在宫中，但我不能确认。详细情况，我劝您还是向日本国内厅书陵部询问。

即使关于“玄象”，如果根据同样的《音乐事典》的记述的话，则是，“虽然1376年（正和六年）被盗贼盗走了，但经过几个人之后，又回到了西园寺家之手，并再次回到了宫中。此后，因在内裹（注：天皇平时居住的场所）时被火烧了，故未能留传到现代。”

也就是得出这样的结论：“青山”和“玄象”现在都不存在。对于先生的热情，我不能不遗憾地告诉您所不想期待的结果。

这两面不一样的琵琶，作为名器，好像被珍藏着。关于这些有很多说法。此外，文学（《源平盛衰记》等）、戏剧音乐（能《弦上》等）以此作为题材的也不少。

我作为日本音乐史的研究者之一，特别关心日中音乐文化的交流，并且确信您的来信也寄予着在这个领域内的两国友谊。

十一月八日 合掌礼拜

东京艺术大学音乐学部乐理科

助手田边史郎

至此，中国最早传到日本的两面琵琶及其在日本历朝辗转传授、受人珍视之状，水落石出，中日音乐史上一个长期难以猜解的谜被解开了。

我觉得，田边史郎学风严谨，他以十分负责的态度帮助李尤白弄清了从唐朝传往日本方面琵琶千余年来的传授情况，这不仅是他们两人之间的私事，而且是值得载人中日两国音乐领域史册的事。

曾任陕西省文化局副局长的赵谭冰为此专门写了一首《两面琵琶》的诗：

青山玄象渡东洋，一曲琵琶颂大唐。

御前乐舞起欢声，宫内嫔妃笑态狂。

藤子负笈长安路，刘郎琴韵播邻邦。

《三代实录》纪盛事，睦邻友好万年长。

西安市九十二中高级教师刘占先也为此写了一首《琵琶情》：

一衣带水两邻邦，藤原学艺渡重洋。

琵琶声声师徒谊，琴瑟切切儿女肠。

玄象含情送艺果，青山着意化桥梁。

今日梨园传佳话，皆因不忘刘二郎。

另外，日本奈良市正仓院至今还保存着奈良朝传写过去的许多唐代梨园中的乐谱。李尤白先生1985年春曾致函奈良市长，通过奈良市长转给正仓院长一封信，希望正仓院提供有助于他梨园研究工作的相关资料。不久就接到正仓院事务所长桥本义彦4月5日给他寄来的日本奈良朝天平十九年以前由长安传往日本去的黄钟调《番假崇》琵琶谱。这是日本现存最早的由唐代传去的琵琶谱。

岸边成雄与梨园研究

岸边成雄（1912年6月16日至2005年1月4日）是日本著名的音乐学家、中国音乐学界的良师益友，他的一生是辛勤耕耘、硕果累累的一生。据《九十大寿纪念岸边成雄博士业绩目录》的统计，岸边成雄的主要成果有：著书（含译著）二十三册，论文一百三十七篇，短论、报告、解说一百六十七篇，监修、编辑、参与撰写条目的辞典、讲座六十四部，监修、编辑、撰写解说的唱片七十六套，书评七十九篇，唱片评论十三篇，演奏会节目单解说一百二十七篇，随想等一百六十七篇，被翻译为英文的著作一种，被翻译为中文的著作、论文四十一种……

其中《唐代音乐史的研究》一书是岸边成雄先生的代表性论著之一，在学术界影响巨大。繁盛N烂的唐代音乐举世瞩目，是中国和世界音乐史上的一大奇观。它上承秦汉以来歌舞音乐的繁荣，使之发展至极盛阶段；下启宋元戏曲、说唱等市民阶层音乐生活的巨大变革，为歌舞音乐向戏曲音乐型态转化、发展奠定了雄厚基础，其影响所及在亚洲各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巨大作用。

在岸边成雄先生的学术生涯中，唐代音乐史研究是一个宏大的贯穿性主题。1936年，他在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的毕业论文《隋唐俗乐调的研究――龟兹琵琶七声五旦与俗乐二十八调》就是有关唐代音乐史研究的题目。1960、1961年出版的《唐代音乐史的研究》（乐制编，上、下卷），奠定了他作为唐代音乐研究学科带头人的地位。制度对音乐文化的生成与发展确实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新的思路。

1982年第5期《人文杂志》发表了李尤白的《梨园考论》简稿。这篇论文让远在日本的岸边成雄看到了，他1985年明21日致函西安音乐学院蒋咏荷教授谓：

李尤白先生《梨园考论》有非常高的参考价值。先生将中日近代学者有关梨园著作部加以引用，唯我的《唐代音乐史的研究》未被提及。

蒋咏荷教授把岸边成雄给他的这封信让李尤白看了，李尤白立即给我来信：

东明：

蒋咏荷教授接到岸边成雄的信。岸边对拙作《梨园考论》奖饰过分，使我惶愧。滋将其原函及咏荷先生托我院译信寄你。岸边年逾古稀，是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日本著名音乐家，著作甚富。从此信中也可看出，岸边似乎嫌我在《梨园考论》中没有引用他《唐代音乐史的研究》中谈梨园的部分。这要在以后补入。

尤白

1985年12月23日

其实李尤白在写《梨园考论》的时候并不知道日本有个岸边成雄，岸边成雄有一本《唐代音乐史的研究》。李尤白看到岸边成雄的信后，立即通过蒋咏荷给岸边成雄去信，说明非不引用，实未见其书。岸边成雄接李尤白信后就直接给李尤白来信：李尤白先生大鉴：

去年12月25日玉笔芳信、1986年1月5日详函及《地方戏艺术》中王东明先生的文章、《光明日报》特写均拜读。因事务繁忙，回信较迟，深感抱歉。

我从今日（18日）到3月4日要去欧洲旅行，所以只能匆匆先写这封短信。

（一）首先，就先生您对梨园研究的热情，我深表敬意；

（二）衷心祝贺“唐代梨园纪念馆”的筹建及“中华梨园学研究会”的成立；

（三）先生国际视野之开阔，使我铭感难忘，在先生所言及的外国学者中，还有一些人是我所不知道不认识的；

（四）佐野彦和、田边史郎二君在东京艺术大学读书时，我曾教过他们；

（五）拙著《唐代音乐史的研究》（台湾中华书局汉文版），我也曾寄赠过中国音乐家协会陕西分会和西安音乐学院；

（六）在上书梨园章节中，与任半塘教授的《唐戏弄》意见有所歧异；

（七）唐代梨园，除梨园本院外，在东宫宜春院北还有别院。

想和您探讨的问题很多，但因欧洲旅行之发生在即，只能暂且住笔，希鉴谅。6月22日及27日有可能于西安重晤。祝您春安！

岸边成雄

1986年2月18日东京

及期，岸边成雄果然与日本创明音乐社社长小野卫等十余人到达西安，由中旅社石家庄分社韩连华翻译，岸边成雄和李尤白在西安人民大厦见了面。语及中华梨园学研究会筹组事，岸边提问：“不知贵会接纳外国会员否？”李尤白答：“学问无国籍，您以七十七岁高龄，对唐代音乐又有专著，理应欢迎。”岸边继问：“我在学会可干些什么？”李尤白答：“可聘为顾问。”岸边闻而喜曰：“我很荣幸，也很感谢。”

当晚共应西安音乐学院刘大冬、鲁日融及蒋咏荷之邀，一起在西安音乐学院观看了鼓乐演奏。看完鼓乐后，岸边成雄说，长安古乐和日本的雅乐一样，是“国宝”：“长安古乐与日本雅乐的流传时间都在一千年以上。据历史记载或民间传说，它们部是来源于唐代的俗乐。只不过长安古乐―直流传在长安，而日本雅乐却是通过唐代中日文化交流传入日本，在日本一直保存到了今天。日本对雅乐的保护很重视，雅乐多是政府出资养着，政府会挑出专业人才，国家养起来，乐手多为公务员待遇。日本雅乐的根在中国，在西安。”

岸边回国后，于1986年7月11日给李尤白来信，同时给李尤白寄来了梁在平、黄志炯译，台湾中华书局版《唐代音乐史的研究》上、下两册，其中对梨园遗址的看法和李尤白基本相同。随后，李尤白立即把岸边成雄关于唐代梨园遗址的论点补充到他的《梨园考论》中作为他的论据：

梨园本院系梨园弟子重要集居之，而梨园则系禁苑内之著名果园。按《唐两京成坊考》卷一对此曾有另一见解，其“所谓梨园者在光化门北”所注“商宗纪，仪凤六年八月，停南北中尚梨园作坊，中宗纪、景龙四年二月，令五品以上并学士，自芳林门入集梨园，即此梨园也。至明皇置梨园弟子，乃在蓬莱宫侧，非此梨园。主张梨园弟子在大明宫之蓬莱宫，此说似系沿袭《通鉴》景云元年条续文“开元二年，玄宗置教坊于蓬莱宫，上自教法曲，谓之梨园弟子。至天宝中，即东宫置宜春北苑。命宫女数百人，为梨园弟子，即是梨园者按乐之地，而预教者名为弟子耳。凡蓬莱宫、宜春院，皆不在梨园之内也”。按蓬莱宫之教坊（内教坊）与梨园弟子，原系无关。《通鉴》将两者混同使用，恐系错误；就现有史料研究，蓬莱官之近傍，似不可能有梨园也。

之后李尤白还专门写了一首《赠岸边成雄先生兼题

扶桑有学人，遐龄访中华。

溽暑来长安，相晤于大厦。

讨论梨园学，议论互激发。

音院同观乐，记问精神佳。

撰著唐乐史，征引何博雅。

涉及梨园址，与吾见无差。

台湾汉文版，译笔妙生花。

隔海遥相赠，隆谊溢芳札。

中日文化史，盛开一妍葩。

第8篇：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范文

Seminar一词源于德语，翻译为“研讨小组，讨论交流会”等中文。1737年，德国著名学者格斯那在德国哥延根大学开设哲学Seminar，从而把Seminar教学法引入大学中。后被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广泛采用，现已成为世界很多大学课程教学的主要模式之一。日本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将其称之为“演习”，或音译为“ゼミ”、“セミナ”。

有别于传统的以教师讲授为主的教学方式，“演习”教学模式是在教师指导下，以学生的主题发表为中心，通过质疑，答疑，教师、学生共同探讨的教学路径，充分挖掘课程参与者（教师、学生）的学理潜能，最大限度地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认识互动，从而深化对某一主题的认识，实现学术交流的最佳效果，真正达到“学有所获、教学相长、日学日进”的教学效果。

在演习教学模式中，为了最终以讲演的形式在课堂上进行发表，学生需要围绕主题，事先查阅大量相关文献资料，结合先行研究找出自己的观点。这种方式不同于传统的学生被动学习的模式，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从而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沟通能力。

二.演习模式在《近代日本文学选读》课程中的应用

1.演习模式在《近代日本文学选读》课程中的可行性

演习教学模式适用学科广泛，就日语专业的教学来讲，首先，在演习教学模式中，需要学生具备良好的日语表达能力。《近代日本文学选读》课程的授课对象为日语专业三、四年级的学生。经过一、二年级阶段的学习，高年级学生普遍具备相应的听、说能力和一定的词汇量，更容易实现演习教学模式中要求的日语口头发表和用日语提问、交流。而且，经过一二年级的磨合，学生之间互相熟悉，消除了彼此间的陌生感和胆怯心理，当众发表能够更加自信。

另一方面，有别于基础课程注重培养学生听、说、读、写、译等方面的能力，《近代日本文学选读》课程旨在传承语言背后所蕴含的文学常识，以及对一些有必要知道的人文知识的补充，进而使学生对日本文学，乃至其所涉及的文化领域的常识，都有所了解。传统的教学，是教师以课本为中心向学生传授基本理论知识，类似于满堂灌的方式，学生处于被动、机械的学习状态，很难提起学习兴趣。而且，一周一次的课时安排，往往造成学生带着书本来上课，下课合上书本便不再翻开这样的局面。浩瀚深邃的文学世界，在学生的大学生活里，却只是蜻蜓点水般的模糊记忆，这不仅是教师和学生的遗憾，也与本科阶段的教学培养目标相去甚远。演习教学模式的基本形式是每个学生就一个主题进行充分准备，包括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准备发表的讲稿和可能被提出问题的相应回答，学生将自己准备好的讲稿进行陈述，接受教师和其他学生的提问并进行答疑和解释。学生不仅成为整个教学过程的主体，而且学生需要就发表主题查寻大量的相关资料，这样的准备过程使学生除了教科书，还能接触到更加深入、广泛的文学知识，无形中延伸了文学课堂，增加了学生自主学习的时间。

而且，全日语进行的演习教学，不仅要求学生能够听得懂，读得懂，同时要求学生要讲得清，写得对，不仅是对学生既有知识的复习和运用，也能在这样的外语交流环境中，促进听说读写译的各项技能，提高学生对日语的实际操作能力。

2.《近代日本文学选读》课程中的演习教学实践

课程准备。学期开始的第一节课时，按照班级人数将全班学生分成几个小组，每组选定一名组长。并将每组的发表任务进行分配，组长负责安排、组织成员的具体任务。在新内容开始前一周，教师根据课本涉及内容，拟定相关主题，引导担当的学生提前阅读教材，搜寻相关文献资料，鼓励学生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得出自己的观点。

例如，2014-2015学年第一学期使用的是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王志松、林涛编著的《日本近代文学选读》教材。教材由日本近代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家及作品，共计十五篇构成。在进行第一课《吾?は猫である》之前，教师会引导学生从作家生涯、作品内容、作家流派及其他作品介绍、文学史地位、感想文等几个方面进行准备。要求学生将查阅的资料进行梳理、汇总，形成口头发表文字，并鼓励学生插入图片、动画、音乐，下载视频等，结合PPT进行展示。

课程教学。课堂教学分为学生发表、提问交流、教师讲解补充等三个步骤进行。首先，教师就本次课程的内容进行简单介绍，引导学生进入即将发表讨论的主题。然后报告组成员根据分工上台发表自己担当的内容。鼓励学生使用日语进行发表，大胆阐述自己的观点。班级的其他学生聆听报告组成员的发表，配合提问，并做好笔记。发表告一段落后，教师组织学生提问，并就发表内容展开讨论和辩论。问题不论大小，鼓励每个学生都积极参与进来。最后由教师从发表规范、资料运用、完整程度等方面进行比较全面的总结。并根据学生发表的内容，结合文学史知识对具体作家作品进行讲解补充，引导学生从宏观上正确把握作家、作品。

课程考查。学生在完成课堂发表之后，根据讨论辩论的结果和教师的建议，在原有发表资料的基础上整理出正式的书面报告提交，教师结合学生的课堂表现，给出相应的平时成绩。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学生机械地学习此课程，只是出于应付考试而去死记硬背那些文学知识，期末学生在学期发表内容的基础上，选取自己感兴趣的主题，以小论文的形式提交一份研究报告，以此来替代传统的卷面考试。总之，让学生积极参与进来，发挥学生的主动性，鼓励学生个人对作家、作品以及文学史的方方面面进行深入、富于个性化的理解和思考，强化学生的科研和探索精神，是《近代日本文学选读》课程的最终培养目标。

三.关于《近代日本文学选读》课程中演习教学模式的思考

第9篇：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黎族古籍 古籍流散 再生性回归

中图分类号：G2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38（2010）03-0152-004

The Diffusing Track and Reproducible Regression Strategy Research of Li People Ancient Literature

Zhao HongChen Xiuyun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Library，Haikou，Hainan， 571158)

Abstract：The establishment of Li subject research is faced with the shortage of available research data， for most Li ancient documents have been diffused in various places， scattered among the classics and the collection system is not perfect. As a result， Li subject researchers find it difficult to continue their studies. Therefore， it has become an imminent task to make clear the diffusing track of Li ancient documents and ensure their reproducible regression. This thesis studies and discusses the ways of establishing the smooth domestic return channels and thos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s well as the method and strategy of facilitating the earlier return of Li ancient documents.

Key words：Li ancient literature， ancient documents diffusion， reproducible regression

CLC number：G253 Document code：A Article ID：1003-6938（2010）03-0152-004

黎族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商周之际已在海南岛生息繁衍，是世居民族中最早在海南定居的民族。黎族悠久的历史为人们留下了十分丰富的古籍文献，这些古籍文献生动而真实地记录了黎族的发展进程，是黎族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黎族有语言没有文字，历史和文化主要记录和保存在浩繁的汉文古籍和外文民族古籍中，因而，黎族古籍文献十分分散和庞杂，且大部分流散海外，这给人们了解黎族、研究黎族带来极大的不便，不利于黎族文化的弘扬和传承。对现有黎族古籍文献进行妥善保护、合理开发和利用，摸清黎族古籍文献流散轨迹，原生性和再生性回归黎族古籍文献，已是迫在眉睫的一项工作。本文就如何建立畅通的国内回归渠道和国际合作渠道，促成流失海外黎族古籍文献早日回归故土的方法和策略进行了探讨。

1 黎族古籍文献的年代界定

黎族古籍时间范畴与普通汉文古籍一样，应以1911年为下限，但考虑到黎族的社会历史特点和黎族古籍存世的情况，一是黎族古籍文献较为稀少；二是海南岛腹地的黎族习俗在建国前一直得到较为完整的保存，所以，就其民族社会风俗大规模变迁的历史进程而言，有关专家将国内、台湾和国外出版的黎族古籍界定于1949年10月之前，海南岛出版的黎族古籍后延至海南岛解放的1950年5月。

2 海南省现存黎族古籍文献的数量

黎族古籍文献内容丰富，文种多样，数量稀少，收藏分散，有些古籍文献尚未整理，对其数量进行统计相当困难，只能从有关文献记载和一些收藏出版情况中了解和估测。

海南岛在相当一段历史阶段里，归属广东省管辖，本地区没有专业图书馆，大部分有价值的、国内能收集到的黎族古籍文献都收藏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岛内现存的黎族古籍文献都是散藏在民间和书院里。1988年建省后，海南师范学院图书馆（后升格为海南师范大学）主动承担起了海南地方文献的收集和整理工作。从目前发现的黎族古籍图书、论文条目来看，海南省内收藏有600多种，占现存黎族古籍文献总数的40%左右。国外发现约1500多种黎族古籍图书、论文条目，其中专门著述黎情的图书如明代顾可久的《琼管山海图说》、清代陈坤的《治黎辑要》、德国史图博的《海南岛民族志》及日本小叶田淳的《海南岛史》等著作等30种左右，仅为总量的2%，除少量的专著外，大部分的文献散藏于各类史书、期刊中，包括二十五史、各类政书、方志、杂记、民国期刊、民国报纸等。［1 ］

3 黎族古籍文献的特点

黎族古籍文献因内容庞杂、范围广泛、界线模糊，具有以下特点。

3.1 语言文字的多种性

黎族古籍文献语言文种多样，有中文、日文、英文、法文、德文等多国文字著述的文献。记载黎族资料最多的是地方志，海南之有地方志，始于晋代，但早已散佚，现存最早的是明代的海南地方志。自明代至民国，保存至今的海南岛州志、府志、县志、乡土志以及研究性论文都是用汉文记载和论述的。

海南岛地处南海，从汉代以来就是中国海上交通的重要枢纽和中西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备受东西方各国所关注。1840年后后，海南岛经济和军事地位凸显。清咸丰八年（1858年），清政府与英、法等国签订《》，琼州被迫开辟为通商口岸，一些传教士、旅行家、学者、商人开始进入黎区传教、考察、经商和收集情报，20世纪上半叶这种活动达到了高峰，并留下大量的文字、图片和影像资料。这些文献资料都是用各国文字撰写的，［3 ］如德国史图博的《海南岛民族志》及日本小叶田淳的《海南岛史》等著作。

3.2 文献体裁的多样性

黎族文献大多隐藏于耳口相传的民间故事、歌谣、图符和文物中，形成口碑文献和简易图符文献。黎学研究者通过采风、田野调查等方式深入琼岛腹地挖掘和整理，用汉文写成的著作和论文中对天文、历法、地理、历史、人文、医药、动物、植物、武器、服饰、饮食、生活、家庭形态、、民族关系、农业、畜牧业等均有记载，是了解黎族古代社会的重要途径。黎族古籍体载的多样性更充分地体现在文学作品上，叙事民歌就歌颂了本民族的历史，歌颂了民族英雄、美好爱情和人间的真善美。故事、谚语、传说、祭词等体裁的文献都以不同的方式记录了黎族文化历史的发展过程。

3.3 文献内容的丰富性

黎族古籍文献内容广泛，包罗万象，历史、政治、哲学、法律、宗教、军事、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地理、天文历算、医药、美术、生产技术等无所不有，无所不包。

德国人类学家史图博的《海南岛黎族志》书中对黎族风俗、社会状况、民族起源等项均有详细的记载，直到今天仍是黎族研究必读的民族学著作。这种多主题现象，在汉文和外文书写的黎族古籍中甚为普遍。

黎族古籍文献，特别是黎族文字古籍文献，大部分是作者身临其境、面临其事的著述。无论作者表现出何等的感彩和政治倾向性，古籍文献所涉及的大部分内容还是表现出相对稳定的客观效果。从信息层次上说，它属于原始信息，所以比较准确可靠。由于黎族古籍文献的这种渊源性，它能起到别的古籍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因此，黎族古籍文献的价值无比珍贵。

3.4 载体形态的复杂性

黎族古籍文献资源有着丰富多样的载体和出版形式，有口碑文献、图符文献、图书、报刊、档案、活页订本、地图、图片、电影胶片、语音磁带等等，随着学术界对黎学研究的重视和深入，海南省内的各类收藏机构已逐步重视对黎族古籍文献资源的多样性收藏。

4 黎族古籍文献的收藏分布与流散轨迹

黎族古籍文献国内外均有收藏，大部分资料分布在海南本土、国内各地、台湾、美国和日本等国。

4.1 海南本省黎族古籍文献收藏状况

从收集整理后的黎族古籍图书、论文条目来看，海南省内收藏有600多种，占总数的40%左右，分别收藏在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海南大学图书馆、琼州学院图书馆、海南省档案馆、海南省博物馆、海南省民族博物馆、民族学研究机构及长期研究黎族的学者私人书库中，资源公开、共享的程度较低，许多学者常常越过本土资源，到广东、北京以及国外等地查阅，造成资源、人力、财力等方面的浪费。

4.2 国内其它地区黎族古籍文献收藏状况

国内收藏海南黎族古籍文献最丰富、最集中的地区为北京和广东两地。

北京地区，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等机构藏有较丰富的黎族古籍文献资源。国家图书馆藏有海南、广东缺藏的资料多达156种，其中不乏重要的资料如《琼管山海图说》、钟用的《粤省民族考原》及王兴瑞、罗香林等人的论文等。

广东地区，大量的有关黎族的文献资料都收藏在省级公共图书馆和各大学图书馆内，尤其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文德分馆藏黎族古籍文献最为丰富，该馆有海南缺藏的海南古籍地方文献多达300多种，与黎族相关的中、外文地图100多种。在这些重要的岭南图书宝藏中，有黎族头人编撰的《琼崖各属黎区调查》，王兴瑞的《海南岛黎人研究》，陈坤的《治黎辑要》及部分日文资料等，都是研究黎族史学的重要资料；［2 ］另外， 447册原私立海南大学图书馆馆长罗斯先生赠送的活页本《海南岛史料》也收藏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其中有十分珍贵的照片、档案、抚黎局印鉴和各国关于海南岛及黎族的文献，《海南岛史料》中还有许多未发现的黎族古籍资料，尚有待于深入发掘。

国内其他地区大多收藏历朝历代由国家及各级政府编纂的含有黎族资料的史书及大型丛书，如二十五史、各类政书、通志等。经过部分书目数据库的调查，南宁、台北、长沙、武汉、辽宁等地均藏有黎族古籍文献。

各级档案馆和博物馆也藏有建国前黎族资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海南省档案馆、台北国史馆、故宫博物院、海南省博物馆、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海南省民族博物馆等均藏有一定数量的黎族古籍资料。

4.3 国外黎族古籍文献收藏状况

国外藏有黎族古籍文献最丰富的是日本，其次是欧美地区的国家。含黎族古籍文献的日文资料有近200种，是研究黎族史较有价值的参考文献，分别藏于日本东京、福冈、冲绳等城市的大学和公共图书馆中。英、法、德文等外文黎族古籍文献共有近100种，分别收藏在各国国家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

4.4 未发现收藏地的黎族古籍文献状况

目前尚未发现收藏地的黎族古籍文献仍有264种，其中有些文献久已佚传，仅在其他古籍中有引用记录，如晋代盖泓的《珠崖传》、明代王佐的《琼台外纪》、《珠崖录》，民国期刊、报纸中部分关于黎族历史、社会生活的文章也尚待查确并搜集。

5 流散海内外黎族古籍文献再生性回归策略

古籍文献的再生性回归途径，是指在原文献实物回归没有可能的情况下，对他国或他省所藏本省已失传的珍本、孤本、善本等，采取拍摄、影印、交换等形式回归的策略。这也是目前黎族古籍文献回归采用最多的办法。

5.1 创建黎学书目数据库以实现准确追踪

实施黎族古籍文献追踪回归工作，应在摸清黎族古籍流布地点、数量、质量信息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分别制定黎族古籍文献追踪回归计划，让黎族古籍文献追索回归工作在有目标、有计划中进行。

首先应加强对流散黎族古籍资源的调查研究，开展有针对性的资源普查，建立海内外黎族古籍资源联合目录。经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收集和整理已出版的黎族书目有：1937年何多源的《海南岛参考书目》、1940年日本人高桥晴贞撰写的《有关海南岛文献目录》、1964年广东省民族研究所出版的《黎族古代历史资料》、1982年刘耀荃的《黎族研究参考资料简目》等。以上书目均为时代所限，不能全面地揭示黎族古籍藏书的书目体系。

其次，在充分调查研究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具有国别、收藏单位、题录、版本类别等多个检索点的书目数据库。海南省已建成海南省民族学会“海南民族文化网”、海南大学“海南黎、苗少数民族多媒体数字资源库”、琼州学院“海南省少数民族数字资源库”及个人创建的“中国黎族网”等相关网站和数据库，取得初步的成果。

再次，与国内外学术机构合作征集目录，充分利用海南是中国最大侨乡的优势，号召和呼吁散居在世界各国的琼籍华人投身到黎族古籍文献回归的公益活动中来，利用一切可以参与的力量。这项工作现已开展起来，获得旅居国外、港、澳、台等地华人华侨的捐献。

5.2 建立馆际间合作关系以达到文献互换

对珍贵民族古籍提倡多余复本的交换，以开拓书源，调整馆藏。［4 ］海南省级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及各高校图书馆应主动承担起追踪回归黎族古籍文献的重任，向已建立友好关系的国内外图书馆调查和索取有关黎族古籍文献的收藏目录，了解其馆藏古籍善本、名人手稿、信札以及近现代有关黎学研究的文献等，有目标地收集流散海内外的黎族古籍文献的原件或复制品。加强与国内外各类图书馆的文献交换、业务交流和人员互访工作。对于需要帮助整理馆藏黎族古籍文献的图书馆，可以派专业人员去帮助开展整理编目等工作。同时，在条件成熟时，开展商谈合作项目或文献互换工作，形成多种黎族古籍文献回归的渠道与路径。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已开始普通黎族古籍复本交换工作，取得不小的收获。我们应该借鉴这一经验，广泛开展复本交换工作，互通有无，达到资源共享。

5.3 实行招标专项课题以复制回流

科研机构及政府有关部门应广泛招标古籍回归方面的科研课题，通过科研经费的重点投入，使流失的黎族古籍文献得以全面系统地回归。2006年2月海南省民族学会启动《黎族藏书》专项课题。《黎族藏书》是一部收录1949年以前汉文黎族古籍和外文黎族古籍的大型丛书，是黎族古籍研究成果的一次全面总汇。课题组组织专人到国内外进行专题文献搜集，经过两年的不懈努力，调查出在世界8个国家和2个地区的40家图书馆收藏着黎族古籍文献。课题组通过缩微、复制、翻录回归了总计700种书目、善本及抄本，影像资料8部。并将调查到的全部缩微文献带回海南后进行校点或影印，形成27册系列复印参考资料《〈黎族藏书〉古籍资料汇编》，使部分流失海内外的黎族古籍文献得以回归。此课题组的黎族古籍文献回归虽然是以再生性形式完成，但收获巨大，是今后开展黎族古籍文献回归值得提倡和效仿的较好方式。

5.4 加强对零散黎族古籍的编辑与制作

由于黎族古籍文献的特殊性，大量的黎族古籍信息分散在正史、丛书文集和各类古籍之中。将这些分散的黎族古籍信息集中起来，按专题加以编辑、复制加工，装订成册，系统入藏，这种民族古籍专题资料汇编除包括资料原文外，还应包括采访、编辑人员撰写的编辑说明，并考虑公开发表和出版。本省出版社与国内外收藏黎族古籍文献机构联合影印出版的方式，是在追索原生态文献实物没有可能的情况下，相对容易进行回归的最好方式。2006年海南省民族学会自启动大型丛书《黎族藏书》专项课题起，就派人去台湾各大图书馆访问，同时协商决定合作出版《 图书馆藏中文黎族古籍文献汇刊》。

5.5 促进黎族古籍数字化以共享回归

从事黎族古籍文献回归的工作者、学者和研究机构，应广泛开展与海内外学术机构和图书馆等的合作，努力将其所藏黎族古籍文献数字化，建设一个黎族古籍文献数字化展示推广平台，通过网络进行利用检索。流散古籍文献的数字化和网络化，是黎族古籍文献由纸质流传方式转为数字信息回流方式，如果这一方法得以实现，将是对传统的典籍文化传播和继承方式的革命，对确立黎族文化在互联网上传播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5.6 深入民间及世界各地收集黎族古籍文献资源

应当深入民间、古旧书店、书摊及世界各地收集黎族古籍文献，在这方面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地方文献部和海南省民族学会做了不少工作。从2006年开始，民族学会组织专家赴国内外搜集1950年前编印出版的黎族资料，发现大批海南未藏资料，仅日文资料就发现300余种。在搜集文字资料的同时，还花重金购买或征集《五指山问黎记》（1928年）、《海南岛》（1935年）、《海南红山之外》（1937年）、《大战海南岛》（1950年）、《海南岛》（1952年）、《黎族》（1958年）、《春满五指山》（1983年）、《黎族民俗考察》（1984年）等一批有关黎族的重要影视资料。近年来还收集到数千张民族文化图片以及大量的语音、歌曲资料，其中有超过百年的老照片。

6 结语

由于历史的原因，黎族古籍文献流失海内外的范围广、时间久、数量多，文献之间的有机联系被人为割裂，造成信息断代或残缺，大量经典文献寄寓国外或国内其他地区而无法加以开发利用，以致黎学学者因研究需要不得不远涉重洋到外地和国外去查阅，极大地限制了基础理论研究的创新与发展，阻碍了黎族文化的传承和研究进程，让黎族文化命脉的保护与传承之路走得无比艰辛。对现有黎族古籍文献尽快进行妥善保护、合理开发和充分利用，是黎族文化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发扬光大的必然要求。 追索回归工作十分艰难复杂，非一人之力、一代之功所能奏效。我们要积极宣传并采取有效措施，让黎族古籍文献回归工作深入人心，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共同寻找与守望黎族古籍文献遗产的家园，让流失海内外的黎族古籍文献有机会重新得到整理出版，以新的面貌重返故园。

参考文献：

［1］陈秀云.海南少数民族文献资料类型分析和开发利用［J］.图书馆学研究，2004，（12）：56-62.

［2］倪俊明.广东省中山图书馆馆藏旧海南地方文献述略［A］.琼粤地方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583-601.

［3］詹长智.海南地方文献形成的历史与分布现状［J］ .图书馆论坛，2008，（6）：228-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