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法律制度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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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保险法律制度论文范文

一、工伤保险的覆盖范围

（一）我国现行工伤保险法律制度在覆盖人员范围上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的工伤保险制度基本上是“全民企业执行”、“集体企业参照执行”。改革开放后，涌现出大量的乡镇企业、“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在这些企业中，有不少企业劳动条件较差，不重视安全管理，工伤事故及职业病的发生率较高，而国家又没有及时出台相应的劳动保护法规，在“预防”上予以强制及约束，也没有相应的工伤保险法规强制对职工进行工伤保险，甚至出现有些企业与劳动者签订只发工资、不管伤亡的“生死合同”现象。

工人为了赚钱与雇主签订“生死合同”，一旦发生伤亡事故，一切损失由工人自己负责。虽然法律明确规定此种免责条款是无效的，但是如果没有强制的工伤保险作为后盾，赔偿也是不可期待的。即使很多劳动者没有签订所谓的“生死合同”，用人单位也往往是在出现工伤事故后，草率处理或仅付给受伤害者医疗费用，或索性与受伤害者“解除合同”，将其踢出单位大门，对于死者的赔偿也不一致。尤其是在三资、私营、乡镇企业中的职工中缺乏劳动保护，发生工伤后，以双方“私了”方式对工伤职工只支付极低补偿金的现象仍大量存在。由于工伤保险没有立法，大部分外资、港澳台及私营企业不愿参保，严重制约了工伤保险的发展速度。

（二）必须进行改革以扩大工伤保险的覆盖面

工伤保险是我国目前政府文件唯一提出在“中国境内”实行的社会保险项目，范围比较广泛，但目前社会化工伤保险的覆盖范围较低。工伤保险范围的扩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和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它保证社会公平原则的贯彻和社会成员的安全，并保证企业机会均等、效率优先的竞争原则得以实施。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伤保险制度要逐步覆盖所有用人单位。在我国，当务之急是通过立法尽快把乡镇企业、私营企业等纳入到工伤保险范围中来。这些企业安全生产意识差、设备陈旧，发生工伤事故的数量已占全国工伤事故的一半。只有实行工伤保险的“广覆盖”，才能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减轻企业的负担，保证职工发生工伤时得到公平合理的保险待遇。如果没有一种社会统筹的工伤保险机制，一旦发生事故或意外，企业就要单独承担全部风险，这无疑会增加企业的负担，不利于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实行工伤保险就是要通过社会共济，达到风险分担的目的，免去企业的后顾之忧，从而改善整个投资环境。深圳市在全市范围内建立了工伤保险制度，受到了企业的欢迎，更保障了劳动者的权益。国外一些国家的工伤保险社会化程度都是很高的，职工和企业双方面都得利。当然“广覆盖”是一个滚动发展逐步推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参加工伤保险，权利义务应该是对等的，不能少缴费甚至不缴费也享受同等待遇。

二、工伤的认定标准问题

（一）我国工伤认定的标准及其存在问题

1.现行制度中工伤的认定标准

在工伤保险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对于工伤的认定问题，因为工伤保险制度建立的目的，就在于给予因工伤亡者优于非因工伤亡和疾病受害人的待遇。我国目前对于工伤的认定，立法主要采用列举的方法，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明确、具体。但是，其最大的弊端就是，可能使应当按照工伤处理的工伤伤亡被排斥在工伤范围之外。

我国现行工伤认定的依据是劳动部1996年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对工伤的认定，规定了10条界定标准，对全国企业统一工伤标准和认定工伤，起到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使大量的工伤得到工伤保险的认可和法律的保护。但实际中仍有一些工伤事件按10条标准难以界定，例如，职工在工作中遭受他人蓄意伤害是否应当认定为工伤？职工于深夜在办公室被害可否认定为工伤？职工值班期间外出用餐突发疾病能否认定为工伤？

2.现行工伤认定的10条标准存在着词汇界定不明晰的问题

《办法》界定工伤的标准表达含混，很多词汇的含义难以界定。例如，“履行职责”的范围有多大？如果包括了职工正常上班从事本职工作的行为，为何上班时间遭人蓄意伤害却得不到工伤认定；因“公”与因“工”又该作如何划分？

笔者认为，可对“履行职责”作扩大理解，在正常生产工作中遭受的不法侵害导致的人身伤、残、亡，也应划入工伤范围。只要劳动者在工作生产的时间和区域内从事正常工作生产，遭遇来自他人的伤害，就应认定为工伤，给予工伤保险待遇。至于因“工”作为工伤，应该是无可非议的。目前难以把握的主要就是因“公”。公与私相对，因“公”是为了区分因“私”，由于个人私事而造成的伤害不属工伤范围。这也许就是因工与因公这两个词同时出现在工伤保险法规中的原因。但是因“公”的尺度较难把握，因“公”与因“私”某些时候不能完全的区分。目前，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劳社厅函[2000]4号文件规定，职工在工作中遭受他人蓄意伤害是否认定工伤的问题，应该根据具体情况规定。因履行职责遭致人身损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对暂时缺乏证据，无法判定受伤害原因是因公还是因私的，可先按照疾病和非因工负伤、死亡待遇处理，待伤害原因确定后，再按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笔者以为，从保护劳动者角度出发，此规定对受伤害的弱势劳动者的保护不利。应当先认定为工伤，使受伤害的劳动者能尽快康复和恢复劳动能力，若确认不是工伤，则可向劳动者追偿。

3.不认定为工伤的6种情况

《办法》中还规定职工由于下列情况造成负伤、致残、死亡的不应认定为工伤：（1）犯罪或违法；（2）自杀或自残；（3）斗殴；（4）酗酒；（5）蓄意违章；（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工伤保险中的一个主要原则就是“无过失责任”原则。所谓无过失责任是指劳动者在各种伤害事故中只要不是受害者本人故意行为所致，就应当按照规定标准对其作出伤害赔偿。在这个原则中排除了受害的劳动者本人的故意行为，也就是说，如果劳动者故意实施的行为导致自身的致伤、残或致死，用人单位及雇主可免责。工伤保险制度源于近代私法中的雇工赔偿制度。最初，劳动者只要存在过失或过错，雇主即可免除责任。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对劳动者权利的保护不断加强，发展到现在，劳动者的严重故意才能构成雇主免责的要件。

我国的劳动法律规范中没有明确限定雇主免责的要件，但基于对劳动者权利的倾斜保护，笔者以为也应该对用人单位及雇主的免责条件进行严格限制。而《办法》中的6条内容规定不明确，存在着难界定、尺度难把握的问题。如果一概不认定为工伤，不利于对劳动者权利的保护。比如蓄意违章，蓄意与故意的尺度如何把握？在工作过程中明知是违反工作纪律的，仍然故意违章，这是否算蓄意违章？目前还缺乏对蓄意违章的权威的解释。有学者认为，蓄意违章，一般是指职工凭主观臆断，故意制造事故以达到个人目的；或因违章行为发生事故，但不采取任何措施遏制事故，任其扩大；或经常违章作业屡教不改的。劳动者及其家人蒙受着巨大的不幸，因此要朝有利于劳动者的方向倾斜。而且相对于受伤害的劳动者而言，单位取证要容易一些。但是，如果所有的举证责任都由单位一方承担，又会过度加重单位的责任，所以劳动者一方也应承担部分举证责任。在西方国家，没有独立的劳动法律部门，劳动法包含于民商法之内，而民商法一般都涉及平等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我国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也是平等的法律关系，劳动者虽然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但用人单位的强势地位还无法也不可能达到与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同等的地位，因此不可能由用人单位单方面承担所有的举证责任。简单地说，如果用人单位否认劳动者的伤亡属于工伤，举证责任的分担就是“谁主张，谁举证”，用人单位主张不属于工伤，就要由用人单位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

三、工伤保险的待遇问题

（一）我国目前工伤保险待遇制度存在的缺陷

我国目前工伤保险的待遇构成还是比较合理的，但待遇标准和水平均偏低。现行的工伤伤残待遇和死亡待遇都是按本人标准工资计发的，基本上还是五六十年代的标准。改革开放后职工收入提高了，工伤待遇标准与工资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再加上待遇没有正常的调整机制，伤残待遇及死亡抚恤就显得更低。伤残职工及死亡者遗属本来就属于社会最困难的群体，在此情况下，他们的基本生活难以得到保障。

1.待遇项目不完全，缺乏明确的、专门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规定。职工无论轻伤、重伤或死亡，只有医疗免费及勉强维持最低生活的待遇，死亡待遇和残疾待遇都过低；没有一次性抚恤待遇的制度，不能适当弥补职工及其家属突然遭受不幸所造成的损失；劳动者自身劳动价值得不到承认，工伤职工在心理上失衡，损失得不到适量的弥补，这是社会对具有不同风险等级的行业、企业的价值不予承认的表现。工伤保险待遇项目中没有明确规定各项目随工资或物价水平的增长而变动，使工残职工生活水平相对降低。由于待遇长期不作调整，全残退休职工基本生活难以保障。

2.现行制度中待遇水平未体现“伤残程度越重，补偿越优”的原则，没有在待遇水平方面形成合理的阶梯结构。医疗停止后的伤残待遇明显低于医疗期的水平，致使伤残职工拖延医疗期，不愿意办理退休手续。现行体制不能很好体现赔偿原则，达不到赔偿的目的，而且伤残退休人员与正常退休人员一样领取退休费，亦未体现“赔偿”的意义。

3.按我国目前的规定，并未提及职工致残后的残疾用具的更替费用，只规定残疾用具按普及型标准配给。职工既然残疾，就是无法恢复正常的状态了，也就是说残疾职工的后半生生活必须得依靠残疾用具，而残疾用具就象其它任何的用具一样，会折旧、损坏和丧失其原有的功能。我国工伤保险法律制度中没有规定残疾用具的更替费用，也就说更替费用需要伤残的劳动者自己负担，笔者以为这对残疾的劳动者极不公平。残疾用具是工伤保险待遇的项目之一，劳动者致残后无收入来源，无力承担这一本不该由自己支付的费用。因此，笔者认为应该改革工伤待遇制度，加入残疾用具的更替费用，按残疾用具一般的折旧年限，规定每几年发一次。

（二）工伤待遇制度的改革

1.调整待遇结构，提高待遇水平。从试点地区的经济补偿来看，不仅调整了定期抚恤待遇，而且增加了一次性经济补偿，劳动部《试行办法》吸纳了各地经验，实行保障基本生活与适当经济补偿相结合，有了明确的具体标准，体现了工伤保险补偿的发展方向。待遇计发基数把现行的以标准工资为基数改为以本人工资收入为基数，并且为排除偶然因素以职工本人工伤或工亡前一年内的月平均工资为基数，扩大基数等于相对提高了保险待遇。同时考虑到公平原则，对高工资者有所限制，对低工资者给予保护。

2.伤残待遇水平和死亡待遇标准的改革。现行制度只规定对全残职工发给退休费，大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职工除由企业安排工作外，没有伤残补偿，这是很不合理的。伤残待遇水平应取决于本人工资和致残程度。依据致残程度确定待遇水平才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现行制度中死亡待遇包括丧葬费和遗属定期抚恤金，属于保障性质，而未能体现赔偿性质。

3.因工伤残者及因工死亡者的遗属应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精神损害是难以用精确的金钱额度进行计算的。精神损害的金钱上救济，是为了补偿、抚慰受害人受到伤害的心灵或精神，使其从极度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因工残废，在劳动者一方没有过失的情况下，在伤残补助金之外，还应当根据伤残程度支付一次性赔偿费，以弥补劳动者因残废而造成的肉体和精神痛苦。对于职业病患者也应比照这一原则处理。

工伤保险的精神损害赔偿与普通侵权行为的精神损害赔偿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企业本身无过错。普通侵权行为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对侵权人而言具有惩罚性赔偿的性质。精神损害具有无形性和抽象性的特点。在侵权行为中，获得精神损害赔偿比较易于理解。而在工伤保险中，没有特定的侵权人存在，要无过错的企业承担精神损害赔偿的责任无疑是不公平的，因而各国基本上都没有规定对工伤受害者给予精神损害赔偿。

但是工伤保险既带有社会保障的性质，也带有责任保险的性质，在职工因工死亡的情况下，其遗属会因此而受到巨大的精神痛苦，这种痛苦尽管不能完全通过金钱补偿来消除，但是，适当的金钱补偿仍然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为了适当弥补职工家庭因突遭不幸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精神痛苦、心理失衡等，在死亡待遇中，在丧葬费和抚恤费以外，给予一定金额的补助金是完全必要的。当然，在工伤保险中给予精神损害赔偿要严格把握人身伤亡造成精神损害的事实，并且精神损害赔偿必须适合我国国情。如果以工伤造成的人身伤亡来盲目要求高额的精神损害赔偿金，这显然是不可取的。

四、关于“过劳死”的问题

（一）“过劳死”一词的出现

“过劳死”（karosi）一词缘自日本，最早出现于日本七八十年代经济繁荣时期，属于社会医学范畴。在日本它被定义为由于过度的工作负担（诱因），导致高血压等基础疾病恶化，进而引发脑血管或心血管疾病等急性循环器官障碍，使患者陷入死亡状态。二战以后日本经济发展迅速，但过劳死现象也日益增多。日本政府计划修改过劳死的相应法规，使死者家属在追究赔偿时得到更大的胜诉把握。按照现行规定，劳工部在判断雇员是否因工作过度而死亡时，只考察雇员死前一周的工作情况，新规定则将考察时段延长到死前的6个月。此外，新规定还在过劳死的原因列表中加入“工作中日积月累的疲劳和紧张”这一项。研究过劳死的专家认为，雇员在生命的最后1个月里加班超过100小时很可能导致过劳死；在最后的2到6个月里每月加班超过80小时也很容易导致过劳死。专家们还建议劳工部在判断雇员是否过劳死时，把工作时间的规律性、出差的次数、办公场所的温度状况和噪音作为关键指标考虑在内。

（二）中国首例过劳死案件带来的法律争议

2000年10月16日在上海静安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中国首例过劳死引发的案件。对于死者死亡是否因为“过劳”，原被告双方观点分歧较大。

我国目前法律上的确没有关于过劳死的明确规定，但是，《劳动法》及其配套法规对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允许加班的最长时间等都做了明确的规定和限制。当然我国的劳动立法在对待“过度劳动”的问题上也存在一些疏漏，如《劳动法》第90条仅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的，由劳动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并可以处以罚款”，虽然第91条也提到用人单位拒不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工资报酬的可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其“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经济补偿，并可以责令支付赔偿金”，但对于虽然支付了相应的工资报酬，但其行为已经违反劳动法关于工作时间的限制规定且客观上造成劳动者因“过度劳动”而死亡这种情况的处理没有明确规定。

1.过劳死是否能成为一个法律概念

过劳死既没有法律定义，也没有劳动卫生科学上的界定。因为，第一，致死的因素很多，“过劳”只是原因之一，不是惟一的，“过劳”不一定就死，因“过劳”而致死的因果关系难以确定。第二，“过劳”的标准很难量化。《劳动法》中有对体力劳动强度的分级，但脑力劳动无法量化。第三，过劳死必须发生在生产劳动过程中，而绝不是一种未老先衰、猝然死亡的生命现象。给过劳死下定义很困难，比如在生产劳动过程中，除了劳动者固有疾病之外，超负荷工作致心脏停止跳动就叫过劳死，但“超负荷”很难界定，同样的“超负荷”劳动强度，对有的人可能致死，有的人又不一定致死。因此，既然过劳死法律定义很难确定，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不宜采用过劳死的概念。

但过劳死的现象又确实存在，它属于自然死亡范畴，但有其特殊性，可称为特殊的自然死亡。过劳死的原因就是工作节奏加快，精神压力增大，长期超负荷工作，超过人的体力、脑力所能承受的限度，积劳成疾。虽然立法上确定过劳死这一法律概念还较困难，但至少应当规定过劳死的构成要件。笔者认为确认过劳死必须符合三个条件，一是“过劳”的事实，它主要指劳动者长期超过《劳动法》规定的强度、时间或工作压力极大、环境恶劣；二是没有明显原因的突然猝死；三是通过尸检排除突发疾病引起的死亡，即“过劳”与死亡有因果关系。过劳死实质上是掠夺性使用劳动力或超过劳动力正常生理限度而带来的恶果。这种因果关系能够通过技术手段测定，或者通过技术手段排除其他死因进行推定。

2.过劳死是否属于工伤，责任应由谁来承担

《劳动法》对工伤的认定主要有四个因素，一是完成工作任务或执行公务造成的；二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三是从事与本单位或本职工作有密切联系的工作；四是从事有利于国家和社会活动造成的，只要符合其中一条就可以认定为工伤。但如果死亡是由劳动者自身原因造成的，比如酗酒、自杀、自身疾病造成的，由于与工作不具有因果关系，很难认定为工伤。

如果过劳死一律定为职业病，享受工伤待遇，会使企业和社会保险机构不堪重负。因为过劳死的死亡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虽然最主要原因是劳动，但还有其它的如竞争压力、心理因素等原因。但如果所有的过劳死都不享受工伤待遇，就会使企业的侵权行为得不到有效的遏制，所以笔者认为对于企业严重损害劳动者生命权、健康权和休息权而导致的过劳死可以适用工伤待遇。如果劳动者是由于加班加点过度劳累死亡，单位不仅应承担工伤责任，还要承担侵权责任；如果劳动者死亡被认定为工伤，单位就不承担赔偿责任，而只承担《劳动法》中关于工伤保险的补偿责任。在工伤情况下，由单位过错造成的工伤，单位承担的是民事赔偿责任或补偿责任；相反单位无过错造成工伤，那么单位只承担补偿责任而不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是被雇佣方自身原因造成死亡，单位不承担责任。

3.对于过劳死的认定程序

可以比照适用工伤认定的程序，但还应有特别规定。这个特别规定主要是：（1）认定机构的设置和组成。鉴于过劳死的鉴定要求高、技术性强，这类认定机构只能在地（市）级以上设立，它应该由工会、用人单位、政府和专家四方面的代表组成，受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领导。（2）认定机构的表决规则。是否过劳死的认定决定，一般应当遵循认定机构成员过半数通过原则；但其中技术性结论应以专家认定为主。（3）认定过程中的技术手段。对过劳死的认定，认定机构应当委托有条件的医疗卫生机构或者聘请具有认定资格的医生组成专家组进行，也可以通过设立过劳死认定检查中心实施。

第2篇：保险法律制度论文范文

关键词：民法善意保护民事主体

善意保护制度，作为近代以来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民法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学界认为，其渊源于古日耳曼法的“HandsmussHandwahren”即“以手护手”原则。善意保护制度是近代以来为适应交易安全、便捷的需要，吸纳罗马法的善意要件而逐渐生成发展起来的。目前，善意保护制度已经成为各国民法的一项基本制度，为大多数国家民法所明文规定。善意保护即通过保护善意的当事人，维护社会交易安全和社会秩序。它在民法体系的物权领域、债权领域和民事行为领域都有具体的体现。那么，民法为什么要对善意加以保护?善意应如何认定？体现善意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有哪些？本文针对这三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善意保护制度存在的价值

善意保护制度，是协调民事主体间利益，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一项法律制度，其存在的必要性具体表现为：

(一)承认善意保护制度，是民法扬善立法思想的体现和要求

无论什么性质的或属于什么部门的法律，都有两个共同的价值取向，就是追求公平与效率。相比较于其他部门法，民法除了追求公平与效率之外，还极为注重保护善意。民法上的善意是与恶意相对应的法概念，民法的价值取向是“抑恶扬善”：在抑恶方面，恶意磋商、恶意串通、恶意占有、不当得利、虚假告知、隐瞒实情、欺诈、乘人之危等，在民法中处处受到遏制;在扬善方面，善意(善意取得、善意占有、善意第三人)、善良(善良风俗、善良管理)、好意施惠、无因管理等，在民法中得到崇尚和褒扬。正是由于民法极为注重保护善意，“扬善抑恶”，所以许多道德准则都被纳入民法，成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如诚实信用、不违背公序良俗、恪守社会公德等。民法为保护善意，创设了众多体现善意保护的具体制度，可以说众多的民事法律制度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保护“善意”的体系。善意保护制度即是民法扬善思想的体现。

(二)承认善意保护制度，符合公示公信的物权变动原则

众所周知，物权是一种对抗世人的权利，这种对抗是以对方知情为前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即无对抗效力。因此，物权必须具有向世人公开的手段，该手段便是占有和登记。人们往往通过占有或登记的情形判断所有者是谁，虽然当今社会的发展使得事实上物的支配与所有权发生分离，正如学者提出占有表征所有权的命题在近代已经受到严重的挑战，发生了动摇。但占有和登记更符合公示公信原则，因为第三人信赖占有和登记的公信力，所以他们是善意的，不能因为向世人公开的信息与事实有冲突而否认交易的事实，这样会给市场带来很大的冲击。所以，承认善意保护制度是占有和登记的公示力和因为第三人的信赖而产生的公信力的具体要求。

(三)善意保护有利于维护商品交易的正常秩序，促进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

一旦不保护交易安全，则任何一个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的民事主体，在购买财产或取得财产上设定权利时，都需对财产的来源情况进行详尽确实的调查，以排除从无权处分人处取得财产及相应权利的可能。这无疑会滞缓交易进程，影响社会经济效益。另外，民事主体将要为调查所支出的交易费用也将使其望而却步，这就有可能从根本上破坏市场经济的存在基础。假设民事主体未进行这种交易前的调查，则一旦其购得财产，难免要时时提防会有人行使所有物的返还请求权，影响其对物的有效利用。以上种种都有悖于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四)善意保护有利于维护无过失的交易者的利益

在现实生活中，除了少数物品外，大多数物品都可以从市场上获取其替代品。在这一背景下，与其保护静的安全，摧毁已存的法律关系的效力，以牺牲业已形成的稳定的社会秩序为代价来保护原权利人的利益，不如保护动的安全，使善意受让人取得物品的所有权或其他权利，而由原权利人向无权处分人主张不当得利返还或民事责任的承担，从而补救其损失更为妥当。

(五)善意保护有利于证据的收集，及时解决民事纠纷

当无权处分人处分他人财产以后，时间一长，标的物很可能在多个当事人之间转手，因此，使得证据难以收集。若不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而允许原所有人向现在的占有人追夺原物，势必将现有的秩序，使大量的人力、物力、财产陷入无休止的举证之中，使大量的民事纠纷不能及时解决，浪费有限的司法资源。

二、善意的界定

(一)什么是善意

如何界定第三人的善意，理论上有两种观点，即“消极观念说”和“积极观念说”。“消极观念说”认为，第三人的善意，就是第三人在取得财产时，根据客观情况和第三人的交易经验等考察，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出让人无权处分该财产。第三人的善意以接受出让人交付时为准，至于受领财产后是否知道出让人的无权处分，并不影响他对财产善意取得所有权。而“积极观念说”则认为，第三人必须具有将出让人视为原权利人，即根据出让人的权利外像而信赖其有权利实像的认识，也就是说第三人必须认为其所为的民事行为合法或行为的相对人依法享有权利。由于“积极观念说”对第三人要求过于苛刻，也不利于交易的实现，有悖于鼓励交易的原则，并且要对第三人的主观心理加以考察，缺乏可操作性标准，执行起来较为困难。因此，现在世界各国大多不采用此学说。而“消极观念说”由于能减轻第三人的义务，更有利于交易的实现，符合现代鼓励交易的立法趋向，并且具有客观性，容易把握，对第三人善意的判断比“积极观念说”要简单易行得多，因而世界各国大多采用“消极观念说”。我国学者大多也持此观点。另外，也有学者提出，在确定善意时，应将这两种主张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消极观念说”为原则，以“积极观念说”为补充，即只要行为人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无法知道其行为缺乏法律根据或行为相对人没有权利，就推定其主观上认为其行为合法或相对人享有权利，为善意。但是若能证明行为人主观上根本就不认为占有人行为合法或享有权利的，则不能认定为善意。之所以以“积极观念说”为补充，是因为善意只是行为人的一种主观心理状态，它存在于人们的内心理念之中，往往很难为外人所知晓和证明，但是又不能完全排除能够证明的情形存在。

由上可知，善意是一种主观心理状态，民法上的善意应为不知道或不可能知道行为相对方不具备做出某行为的资格而与之建立相关民事法律关系。而民法对恶意认定为明知对方不具备做出某行为的资格还与之建立相关民事法律关系。所以善意与恶意的区别在于第三人是否知道行为相对人不具备做出某行为的资格。同时，基于这种区别，法律对待善意第三人与恶意第三人的态度也不同。法律基于公平、正义原则，在保护善意行为的同时，惩治恶意的行为。

(二)善意的认定

在通常情况下，判断是否善意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

第一，第三人有无法定了解的义务。对于标的物，第三人没有法定义务了解物权归属及处分人是否有处分权，且无恶意则其为善意;若第三人由于职业需要或特殊情况，对权利转让人及物权归属有法定了解义务而未了解的，则不能认定为善意。

第二，财产转让时的价格情况。在进行转让时，转让物品品质非常好，无正当理由，第三人受让物品的价格与同类物品的当地市场价、习惯交易价相比较，过于低廉，则可根据具体情况确定第三人为恶意购买;反之，正常情况下，第三人受让物品的价格与同类物品的当地市场价、习惯交易价相比较，价格相当，则为善意。

第三，第三人的专业及文化知识水平。依第三人的专业及文化知识水平，对交易的情况尽到最低注意义务，就可作出正确判断而未注意的为恶意；反之，依第三人的专业及文化知识水平，对交易情况已尽到最大注意义务而未能认别的，则为善意。

第四，第三人对出让人的熟悉和了解程度。依第三人对出让人的熟悉和了解程度，能轻易识破其为非法转让民事行为的，为恶意；反之，则为善意。

第五，交易场所的综合因素。例如是否在同类物品交易场所，交易人身份是否可疑，交易时交易人行踪是否可疑等，结合这些因素，来判断善意和恶意。

第六，第三人与出让人的关系以及其对出让人的态度。第三人与出让人之间关系密切，如近亲属、朋友等有恶意串通可能的或者第三人和出让人有其他非正常关系，有损害权利人利益可能的，应结合具体情况认定为非善意；反之，则为善意。

第七，其他需要考虑的情形。当然，在实践中，判断是否善意，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上面提到的也不能适用于所有情况。要想正确地把握是否善意，应紧密结合具体的客观情况，因时、因地、因人、因事具体分析。

三、体现善意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

(一)善意保护在物权领域中的体现

1.善意取得制度

善意取得制度作为善意保护制度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已经正式列入《物权法》中。我国《物权法》第106条规定“符合以下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1)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动产时是善意的；(2)以合理价格转让;(3)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

所谓善意取得，是指无权处分他人财产的占有人，在不法将财产以合理价格转让给第三人以后，如果受让人在取得该财产时出于善意，就可依法取得对该财产所有权，原所有人不得要求受让人返还财产。

善意取得是适应商品交换的需要而产生的一项法律制度。在广泛的商品交换中，从事交换的当事人往往并不知道对方是否有权处分财产，也很难对市场出售的商品逐一调查。如果受让人善意取得财产后，根据转让人的无权处分行为而使交易无效，并让受让人返还财产，则不仅要已经形成的财产关系，而且使当事人在从事交易活动时随时担心买到的商品可能要退还。这样就会造成当事人在交易时的不安全感，也不利于商品秩序的稳定。可见善意取得制度虽然限制了所有权之上的追及权的效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所有人的权益，但是它通过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起到了维护商品交换的安全和良好秩序的作用。

2.善意占有与恶意占有

所谓占有，是对物品在事实上的占领、控制。而依据占有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即占有人是否知道其无占有的权利，可分为善意占有与恶意占有。根据《物权法》第19章的占有制度规定可知，善意占有与恶意占有的区别主要体现在责任承担上：(1)占有人因使用占有物，致使该财产受到损害的，恶意占有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而善意占有人不用承担赔偿责任;(2)权利人可以请求占有人返还占有物及其孳息，但应当支付善意占有人因维护该财产时支出的必要费用，但对于恶意占有人，权利人不用支付该费用;(3)占有物毁损、灭失，权利人请求赔偿的，占有人应当将因毁损、灭失取得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返还给权利人。当权利人的损害未得到足够弥补的，恶意占有人还应当赔偿损失，而善意占有人不必赔偿。

由上可知，善意保护通过对善意占有人的合法利益进行保护和惩治恶意占有人等方面来体现其保护善意的价值。

(二)善意保护在民事行为领域中的体现

1.善意保护在意思表示中的体现

意思表示系当事人向外部表明意欲发生一定私法上法律效果之意思的行为。内心之意思与外在之表示不一致的情形下，效力如何?罗马法以来，关于意思表示解释的最基本规则是“探求真意”规则，但这一规则受到了挑战，现代民法中确立了“注重相对人了解”的意思表示的解释规则。因为在当事人进行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时，不能仅为满足保护表意人而忽视保护相对人。为平衡当事人的利益，应尊重交易惯例与诚信原则，一方面，表意人表示其意思时，应顾及相对人的了解，故对不同于交易惯例的情事应事先加以说明;另一方面，相对人应尽必要注意去正确了解表意人之意欲。所以在解释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时，应特别斟酌相对人明知或可知的事实。“注重相对人了解”的意思表示的解释规则，有利于保护相对人。相对人的“不了解”恰恰说明相对人在认识上处于善意。因而“注重相对人了解”的解释规则体现了对善意的保护。

2.表见中的善意保护

表见制度，本属于无权，但因本人与无权人之间的关系，具有外表授权的特征，致使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权而与其进行民事法律行为，法律使之发生与有权相同的法律效果。表见的构成要件中必须具备外表授权的因素。在司法实践中，行为人持有本人发出的证明文件，如本人的介绍信、盖有合同专用章或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有本人向相对人所作的授权通知或公告。这些证明文件构成认定表见的客观依据。同时在这些情况下，第三人是善意的状态。法律通过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利益，即通过赋予表见有效的形式来体现善意保护制度的价值。民法通过强制承认表见的有权的法律效力，使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生效，从而能够很好地维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利益，维护市场的交易安全，协调善意当事人静的安全与社会动的安全。

(三)善意保护在合同领域中的体现

1.缔约过失责任制度

根据《合同法》第42条的规定，缔约过失责任是指在合同缔结过程中，一方当事人违反了以诚实信用原则为基础的先契约义务，因自己的故意或过失给缔约相对方造成信赖利益的损失时，依法应当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

缔约过失责任，是因当事人一方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为基础的先契约义务而引起的债权责任，这一制度的设立是为了保护还未正式达成合同而处于缔约过程中的当事人的合理的信赖利益。因为在缔约过程中，当事人已由原来的一般关系进入到特殊的信赖关系，双方当事人的联系很密切，因而任何一方的不注意都容易给对方造成伤害。为了使当事人都树立责任感，法律对他们引入较高的注意要求，要求其承担协助、互相照顾、互通情况、保护对方等义务。所以缔约过失责任的设定，能够很好地警示缔约当事人，预防当事人一方对另一方的损害，引导双方沿着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合理行使权利。

2.双务合同中的不安抗辩权制度

不安抗辩权，是指先给付义务人在有证据证明后给付义务人的经营状况恶化，或者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或者谎称有履行能力的欺诈行为，以及其他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情况时，可中止自己的履行，后给付义务人接收到中止履行的通知后，合理期限内未恢复履行能力或者未提供适当担保的，先给付义务人可以解除合同。

由上可知，不安抗辩权是以保护先给付义务人合法利益为目的而设立的制度。在双务合同中，如果后给付义务人出现无履行能力时，该制度通过允许先给付义务人中止履行义务的行为，使后给付义务人提供担保或在合理期限内恢复履行能力，如果未提供担保或恢复履行能力则先给付义务人可以解除合同，如此可以防止合同继续履行的不必要浪费和麻烦，节约司法资源，同时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3.预期违约制度

我国《合同法》第108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这就是预期违约制度的规定。

预期违约可分为明示预期违约和默示预期违约。明示预期违约是指在合同有效成立后到合同约定的履行期届满前，一方当事人明确肯定地向另一方当事人明示其将不按约定履行合同义务。而默示预期违约是指在履行其到来之前，一方当事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对方将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合同义务，而对方当事人又不愿提供必要的担保。预期违约作为违约行为的形态之一，是善意保护制度在债权法中的具体体现，当事人一方通过预期违约方式造成违约后果的发生，使债权关系提前结束，有利于避免债权关系继续维持而浪费相关的人力、物力和司法资源等。

综上所述，民法通过对善意保护的各项制度规定，强调其扬善的立法价值取向，为人们展示了民法的利民、便民原则，并引导人们以一种正确合法的方式行使权利，维护民事主体之间的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和谐。

参考文献：

[1]谢在全.民法物权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263.

[2]高富平.物权法原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831.

第3篇：保险法律制度论文范文

当前社会各行业中危险行业比例不断增加，而这些行业又在经济活动中必不可少，易受侵害的第三人的利益亟待保护。和其他国家相比，强制责任保险在我国还是一个新兴的领域，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务上都还有很多问题处于研究阶段，相关立法和制度建构起步较晚。文将通过对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研究，以期探求强制保险制度的立法目的，并将目前经验推广到其他强制责任保险领域。

【关键词】 强制 责任保险 政府干预

一、 强制责任保险概述

在对强制责任保险法律制度进行研究前，我们必须明确强制责任保险的法律内涵，以及是对谁强制、如何强制；强制责任保险的特点和与一般保险的区别；强制责任保险的基本种类等问题。

通观我国相关立法和论文专著，我国学术界尚未对强制责任保险达成统一的定义。首先可以明确的是，我国《保险法》第49条第2款对强制责任保险的上位概念作出了规定，强制保险则又称为法定保险，是由法律规定的股和条件的当事人必须参加的保险，其最主要特征是强制性。其次，在一些具体险种上规定了强制责任保险。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3条规定了交强险，在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不包括本车人员和被保险人）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时，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内对受害人予以赔偿。[1]

由此可以归纳出强制责任保险的定义：强制责任保险是指法律法规规定的，在某些特殊的群体或行业对其可能承担的风险责任,不管当事人愿意与否,都必须参加的责任保险。在我国，强制责任保险主要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环境责任强制保险、雇主责任强制保险和旅游业

二、国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现状

（一）我国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立法现状

虽然我国责任保险起步较晚，但国家队责任保险的发展还是较为重视。尤其是在近十几年，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之外，1995年国务院办公厅（1995）11号文件，公安部《公共娱乐长多消防安全管理规定》中都已明确规定，“重要企业、易燃易爆危险品场所和大型商场、游乐园、宾馆、饭店、影剧院、歌舞厅、娱乐休闲等公共场所都必须参加火灾和公众责任保险”。 但是，由于中国长期受计划经济的影响，社会不重视保险，以致中国的强制保险在立法、覆盖范围、险种开发、监管制度等方面相对较为落后。依据中国保险法规定，只有法律、行政法规有权规定强制保险。

（二）我国强制责任保险的立法缺陷

法律是责任保险来意存在的基础，如果没有法律规定和约束，责任保险所承保的法律责任就无从谈起。从法律环境来看，目前我国责任保险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在与国家保护民事责任受害方合法权益的法律制度还不够完善，特别是对民事赔偿责任的法律界定也有待进一步完善。

1、立法数量少，规则不够细化

我国的强制责任保险在社会生活的很多领域还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造成实际生活中许多损害责任认定不清，责任保险的开展尚不具备必要的法制条件。责任保险保障的是被保险人由于自身的疏忽、过失行为而导致他人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根据法律应成安的经济赔偿责任。而在我国，截至目前为止有关强制责任保险的法律法规相当有限，已有法律法规涉及的责任保险覆盖面窄，从投保到监管都缺乏可操作的条款[2]。因此对企业和公民来说，当法律么有明确界定什么样的情况下应该承担多大责任时，当然不会向保险公司需求寻求责任风险的转嫁，也不可能产生对责任保险的需求。[3]尽管我国《保险法》第五十、五十一、九十二条从法律层面上给责任保险提供了法律框架，但是其他的法律中，对强制责任保险的界定仍不够清晰、充分，内容也多为笼统性规定，，未对具体操作进行进一步阐述。[4]

2、立法覆盖面窄，危害大、涉及面广的领域未纳入强制责任保险范围

如雇主责任强制保险仅适用于井下作业的煤矿工人，而未将同样属于高危行业的劳动者考虑在内，这明显是不合理的；同时，涉及各行业的相关行业法律法规也还很不完善，虽然有些行业通过立法部门本部了航路也的法律法规，但其处罚力度和执法水平相当地下；一些伤亡重大、易损害巨大公共利益的事故如公共场所的火灾事故也危纳入强制责任保险范畴；在国外受到普遍强烈重视的医疗责任保险未在我国得到有效开展和普及，“看病难”已成为关系我国民生的重大问题，建立医疗责任强制保险有利于缓解医疗纠纷、解决看病难问题，有助于社会和谐，应得到足够重视。[5]

3、上下位立法存在冲突

我国《保险法》第11条第2款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保险的以外，保险公司和其他单位不得强制他人订立保险合同”。这一规定限制了强制责任保险的立法主体即只能是法律和行政法规才可以制定强制责任保险的有关法律。但存在着地方政府根据当地特点出台相应的地方法规或振幅规章 指定强制责任保险种类的情况，虽然对强制责任保险的推广和实施具有积极作用，但因违反上位法《保险法》第11条的规定而无效。《保险法》第11条的规定使大部分关于强制责任保险的规则失去法律依据，限制了它的发展，扰乱了它的立法。

二、强制责任保险法律制度之完善

（一）放宽立法限制

保险法第11条第2款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保险的以外，保险公司和其他单位不得强制他人订立保险合同。这一规定明确了只有法律、行政法规有权确定强制保险。该规定出台的背景是，当时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不高，全国保险业只有3家公司，没有形成市场竞争格局，保险公司不注重市场营销和提高服务质量，而是通过公关和利益分配，由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发文以行政手段推销商业保险，以至于有些地方将保险列为变相乱摊派、乱收费的一种，予以清理。正是针对这种现象，保险法严格限制了强制保险的权限，这对抑制利用行政手段推销商业保险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但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保险业发生了巨大变化，现有中外资保险公司约100家，保险市场竞争激烈，特别是随着保险在处理突发事件、稳定社会和促进构建和谐社会作用越来越突出，仅法律、行政法规有权确定强制保险显得过于严格，而且在具体的运作中已经被突破。鉴于中国目前各地和各行业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情况，可以考虑把确定强制保险权授予保险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或政府部门联合规章。[6]

（二）理顺监管体制

由于一些法规没有得到及时修改，社会对有的强制保险存在一定的疑虑，有的甚至引起行政诉讼。如目前仍在执行的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火车票中含有 2%的强制保险费，其依据是1951年4月24日政务院财经委的《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保险金额为2万元。依据保险法规定，只有行政法规有权确定强制保险，强制保险的条款和费率由保险监管部门审批。据铁道部介绍，由于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的提高，2万元的保险金额已远远达不到受害人的赔偿要求，这一强制保险的条款、费率、保险金额等应尽快作全面修改。此外，有的地方法规和政府规章越权规定了强制保险，有的是在办事程序中通过必须出具保险凭证，形成了事实上的强制保险。对此，应加强研究分析，及时清理和修改。

（三）加强监管

加强对强制保险条款和费率的审批。中国保险法规定，保险监管机构在审批强制保险时，应遵循保护社会公众利益和防止不正当竞争原则。因此，在审批强制保险条款和费率时，应当特别注重条款的公正性，非盈利性，保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因为在强制保险中，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处于被动地位，对条款的公正、费率的高低等均无选择权和谈判权，特别是强制保险中的被保险人往往是不特定的第三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前，没有特定的利益主体关心被保险人的权益。20__年3月国务院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规定，保监会按照总体不盈利、不亏本的原则审批保险费率。

这一规定为以后审批强制保险费率树立了典范。推动强制保险的目的，是利用保险的市场手段帮助政府处理事故和突发事件，维护社会稳定，从而服务构建和谐社会，而并非帮助保险公司扩大业务范围或盈利。因此，在审批费率时，应当扣除盈利因素和部分展业成本，要特别注意程序公开，原则上开听证会，聘请有关专家参加，将精算数据公开，支持媒体报道，来年再对强制保险业务情况进行核查，用程序的公正保证实体的公正.

参考文献：

1. 邹海林著：《责任保险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2. 乔卫兵、陈光著：《高危行业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研究》，中国财经经济出版社20__年版。

3、郭锋、胡晓珂：《强制责任保险研究》，《法学》20__年第5期。

4、张卉芳：《 强制责任保险制度法律问题研究》，河北大学，20__年学位论文。

5、/view/38324.htm 强制保险

[1] /view/38324.htm，2013年4月3日访问。

[2] 郭锋、胡晓珂：《强制责任保险研究》，《法学》20__年第5期。

[3] 郭颂平主编：《责任保险》，南开大学出版社20__年版，第18页。

第4篇：保险法律制度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 保险代位求偿权 债权让与 诉讼时效

保险代位求偿权制度之保险法之中的重要制度，对于被保险人、保险人以及第三人的利益保护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我国目前的关于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法律规定并不多，且有限的法律规定也并不统一。面对这样的法律现状，当事人常常无所适从。所以，本文拟对我国的保险代位求偿权制度进行初步探讨，以期为这种局面的改变提供一份力量。

一、保险代位求偿权制度概述

（一）保险代位求偿权之概念

按照我国《保险法》的规定，保险代位求偿权制度指的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实施了相关侵害行为，保险人得享有的被保险人对第三者所拥有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求偿范围是被保险人对第三人所拥有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额度。保险代位求偿制度又称“权益转让”，简称“代位（subrogation）”，是保险法上的重要的制度。基于这一权利而引发的案例，最早可追溯至1782年的“马森诉森茨勃”案。从此案例之后，保险代位求偿权制度获得长远的发展。

保险代位求偿制度对保险人来讲，主要包括两种内容的权利。第一，保险人在对被保险人赔付之后，可以以被保险人的名义行使对损害实施者的第三方的起诉之权或者是获得其损害赔偿的权力。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权利基础在于被保险人对于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是由第三者的损害赔偿行为所造成的。在被保险人获得赔付之后，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自然而然的就转移给了保险人。保险人以被保险人的名义向第三方进行追偿，故有人又将其称为“保险代位追偿权”；第二，如果第三人就自己的损害行为已经对被保险人进行了赔偿，且此时被保险人已经从保险人之处获得了相关保险赔付，那么在此种情况之下，保险人享有在其赔付被保险人的额度范围之内对其所取得的第三人给付的赔偿具有请求返还的权利。

（二）保险代位求偿权之特征

1.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求偿范围原则上仅限于财产保险合同

关于保险代位求偿权的范围是适用于所有保险合同还是仅仅适用于其中的一部分，在其发展历史上存在过争议。随着时间的进行，保险代位求偿权只适用于财产保险的认识确定了下来，主要理由是关于财产损失的补偿大多数是以被保险人实际所遭受到的损失为限，没有收到损害的或者是不在损害的范围之内的不计入最后的赔偿金额。即便是投保人善意的进行重复投保，那么赔付结果也只能是在保险价值范围之内，并不能多于实际损失额度的赔付。这也是民法公平原则的要求，也是保险法上的实际损失补偿原则的要求。但是，与财产保险相比，人身保险的赔付大多体现出储蓄性而不是补偿性。因为，财产可以用确定的金额或者是一定的其他物品来进行补偿，但是人的生命、健康以及其他的人格利益是无法用金钱来进行衡量的，对其进行投保之后，一旦发生损害，在约定的最大限度内进行补偿和赔付是符合“生命无价”这类普世原则的。这种赔付和补偿不限于实际的损害金额，因为这种损害金额的具体数额根本无法进行核算。所以，这也就排除了保险代位求偿权的适用。在人身保险之中，被保险人从保险人之处获得赔偿之后，仍然可以向实施损害行为的第三人进行索赔，此时，保险人不能实施保险代位求偿权。但这并不意味着保险代位求偿权就完全没有适用于人身保险方面的可能性。有学者就认为“对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医疗保险的代位求偿采取的原则是一般不适用，除非保险合同个别约定了适用”。由此可见，在一定的情况下保险代位求偿权制度还是可以应用于人身保险合同的。

2.保险代位求偿权的范围不能超过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赔付金额

《保险法》明确规定了保险人所享有的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求偿范围是其对被保险人所“赔偿金额范围”。这种范围的限制是保险代位求偿权的制度设计的需要。这种制度以“补偿性”为原则，不允许被保险人在损失之外还能获得额外的赔付。如果获得额外的赔付，将会与保险法的社会补质相违背。故而，世界各国保险法就对此中情况设立了保险代位求偿制度。被获得保险人的赔付之后，其对于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就转移到保险人之处。

3.保险赔偿请求权的取得必须以保险人赔付义务的履行为前提

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公民由于过错而致使国家、集体或者是他人的合法的财产、人身受到损害的，其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所以，当被保险人因第三人的原因而遭受损失时，按照民法关于侵权的相关原理，作为被侵害人的被保险人有权对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进行追偿。同时，依照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保险合同的约定，保险人此时应该对被保险人所遭受的侵害进行赔付。由于公平原则的考虑，被保险人不能获得双重赔付，此时保险代位求偿权作为一座桥梁，桥梁的起点就是被保险人对保险人的赔偿请求权，而其所联通的终点就是对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只不过，在桥梁联通之时，其享有主体为保险人。所以，当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赔付义务没有履行之时，这座桥梁就架设不畅，保险赔偿请求权就无从谈起。故而，保险赔偿请求权的取得必须以保险人赔付义务的履行为前提。

二、我国保险代位请求权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关于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法律规定不统一，存在立法差异

我国《保险法》与《海商法》的立法差异，导致我国审判理论与实践中对于确定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的范围出现分歧。《保险法》规定保险人在对被保险人进行赔付之后，可以对被保险人对第三人享有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进行代位求偿，只不过这种代位要在其赔付范围之内。但《海商法》对此却有不同规定，即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享有的请求赔偿的权利，自保险人赔付之日起，要全部转移给保险人。此处的转移为一种权利的“概括性”转移，权利一次性的转移给保险人，不存在数额的多少。而《保险法》所规定的保险代位求偿规定的转移为一种限制性的转移，其转移范围只是在保险人赔付范围之内进行转移。这两项立法的不统一，容易造成时间上执行的混乱。

（二）关于保险代位求偿权的行使主体规定不明

学界对于保险代位求偿权的行使主体的归属一直有争议。有学者认为代位求偿权的行使主体应当为保险人，保险人可以以自己的名义行使；有的学者就认为保险代位求偿权本质上是对被保险人的代位权，其本身的主体应当为被保险人，保险人只不过是代位行使此项权利。反映在立法上就是不同的立法例。具体到我国，则《保险法》则对此问题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这并不是说我国对此项问题没有规定，我国的《海诉法》对此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海诉法》第九十四条和第九十五条规定：保险人行使代位请求权利时，被保险人未向造成保险事故的第三人提起诉讼的，保险人应当以自己的名义向该第三人提起诉讼。被保险人已经向造成保险事故的第三人提起诉讼的，保险人可以向受理该案的法院提出变更当事人的请求，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人请求赔偿的权利。但这只是在《海诉法》之中的规定，毕竟在《保险法》等保险基本部门法之中，对此问题还是没有规定，只是我们似乎可以看出我国倾向于把保险代位求偿权的行使名义定为保险人。但是，倾向只是倾向，并没有明确的进行规定，立法稍显粗糙。

（三）关于保险代位求偿权的诉讼时效不明

我国现阶段法律对于保险方面的时效的规定不多，仅仅散见于几个法律条文之中。《保险法》第26条、《海商法》第264条规定中规定了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是自其知道了保险事故之日起往后的两年之内，如果不行使则为消灭。但这些规定不足以使我们推断出保险代位求偿权的诉讼时效是多少，法律对其没有进行明确的规定。这一却为状态在实践中已经造成了相当程度的混乱。由于诉讼时效不明，在相关的保险实践业务之中，保险人在诉讼时效之外才行驶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情况时有发生，使得实施损害的第三者逃脱法律的制裁。

三、我国保险代位求偿制度的完善措施

（一）加强立法统筹工作，从立法上完善保险代位求偿制度

我国当前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律体系的一大特点就是其自身的统一性。体系所含的条文含义应该一致，不能够出现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规定。所以，为了要完善我国保险代位求偿制度，首先就是将我国现行法律之中所含的不同规定统一起来。具体来讲，《保险法》的规定、《海商法》的规定以及其他的相关法律条文都要统筹起来。明确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求偿范围，改变当前《保险法》和《海商法》之间存在的分歧。建议，适用《保险法》之中关于保险代位求偿权范围的规定，明确的将其范围定位为“保险人赔付的范围之内”。

（二）明确保险人的保险代位求偿的行使名义

在保险发展的早期，《保险法》对与保险代位求偿的行使主体——保险人的行使名义都规定为以被保险人的名义，但是“随着保险业的不断发展和各国保险法律制度的完善，各国司法实践中，已普遍承认保险人取得代位权后，既可以以被保险人的名义，也可以保险人自己的名义向有责任的第三人追偿”。而我国，只有《海诉法》第九十四条对此作出了明文规定，规定保险人可以以自己名义对第三人提起保险代位求偿权。我国《保险法》对此并没有明文作出规定。从另外一种角度讲，保险代位求偿权债权让与的性质也决定了保险人的债权受让人的地位，所以，其应该要以自己的名义行使保险代位求偿权。

第5篇：保险法律制度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保险利益原则是保险合同订立的前提条件，也是保险合同生效和在存续期间保持效力的前提条件，其最早是由《1746年英国海上保险法》以法律形式确立的，并在英美经数世纪的判例演变而进一步发展。本文通过对英美等国保险利益原则理论发展历史的追溯，并将其同我国人身保险保险利益原则的实践与运用相比较，对我国保险利益制度进行评析与反思。

一、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原则概述

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二条规定：“人身保险的投保人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对被保险人应当具有保险利益；人身保险是以人的身体和寿命为保险标的的保险；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法律上承认的利益。”然而并非投保人对保险标的的任何利益都可以构成保险利益，必须是合法的、确定的（已经确定和能够确定）、经济上的利益才能构成保险利益。

二、各国保险利益原则

各国关于保险利益原则在人身保险中的运用中可以大致归纳出以下两个特征：（1）保险利益原则的确立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道德风险的发生。（2）保险利益原则的确立有利于区分保险与赌博的标准。

三、保险利益原则在我国人身保险中的运用与问题分析

1．利益与同意相结合原则的机械性。同意原则在一定程度上赋予被保险人自主权，以其理性判断赋予他人投保资格；而利益原则体现了保险的宗旨在于对不确定性事件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补偿这一宗旨，单纯的强调利益原则，首先是限制了投保人的范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能只具有经济利益，还有感情、血缘、道义，若一味的强调经济利益，则被保险人就会失去对自己没有经济厉害关系但出于善意投保人的保护，并限制了保险业的发展；同意原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但也存在着它不容忽视的缺陷，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原则有助于确定保险最高限额、防止被保险人获得额外利益，而人身保险保险利益的原则功能不仅限于此，更重要的是其能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被保险人的生命安全。

2．保险利益主体的不合理性。我国人身保险合同和财产保险一样，都规定投保人在保险合同订立之时必须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而对受益人却没有要求。若受益人与投保人为同一人，则无讨论的必要。但现实生活中更常见的是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为同一人，即投保人以自己的生命为标的订立保险，以达到保障受益人利益的目的，正如我国保险法第十二条采用列举法的形式指出“本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一样。将投保人确定为保险利益的主体，看似合情合理，但却有它致命的缺陷——保险事故一旦发生，保险金的给付对象是受益人，而不是投保人；人身保险中保险利益原则的最大功能是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既然保险金的给付都与自己无关，那投保人也就没有危害被保险人的动机；因而将投保人单一的确定为保险利益的主体是不恰当的。

3．保险利益范围的确定中存在的问题。（1）范围过于狭窄。从我国保险法中可看出，人身保险合同中具有保险利益的人有五种：本人，父母、配偶、子女，有抚养、赡养、扶养关系的家庭成员，由劳动雇佣关系的人，经被保险人同意的人。（2）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保险利益问题。我国保险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保险合同无效。父母为其未成年子女投保人身保险的，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限制。”这无疑大大放松了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订立死亡保险的限制。从逻辑上讲，未成年的子女无任何收入来源，几乎不能够（特殊情况除外）为父母带来任何经济方面的利益，未成年子女的死亡只会给父母带来精神上的痛苦，而不是经济上的损失；而未成年子女对父母的生命是具有保险利益的，特别是在我国这样一个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健全的国家——儿童的抚养主要依靠其监护人的物质资源、人力资源的投入来完成，所以对父母为未成年人子女订立死亡保险合同不加任何限制是不合逻辑的。

4．保险合同当事人间地位不对等问题。我国保险法规定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必须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保险利益的存在直接决定着合同效力的有无，因而在合同订立之时，合同双方均有确定保险利益是否存在的义务，即投保人应履行将重要事实如实告知的义务，保险人应履行审核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的相关情况的义务。但现实生活中的情况却是，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并未对保险利益的存在与否进行积极审查，究其原因，无非是当事人之间地位不对等造成的。

参考文献：

[1]邓成明．《中外保险法律制度比较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2（11）

第6篇：保险法律制度论文范文

什么是“法学方法论”呢?要分析“法学方法论”的内涵，笔者认为，必须先弄清“方法论”的概念。许多权威词典，对方法论的概念，作出类似的定义:在朗内斯特1983年所编的《哲学词典》中“方法论”指的是“对那些总是指导着科学探索的推理和实验原理及过程的一种系统分析和组织……也称之为科学的方法，因而，方法论是作为每一门科学的特殊方法的一种总称”;1977年出版的《韦伯斯特大学词典》则将方法论定义为“一门学科所使用的主要方法、规则和基本原理;……对特定领域中关于探索的原则与程序的一种分析”。梁慧星教授在论及“法学方法论”时，也提及了关于“方法论”的定义，他认为:方法论的任务是说明这样一种方法，凭借这种方法，从我们想象和认识的某一给定对象出发，应用天然供我们使用的思维活动，就能够完全地即通过完全确定的概念和得到完善论证的判断，来达到人类思维为自己树立的目的;方法论与人的活动有关，它给人以某种行动的批示，说明人应该怎样树立自己的认识目的，应该使用哪些辅助手段，以便能够有效地获得科学认识。从而，笔者认为可以将“方法论”理解为一种指导研究，统领分析，认识世界的工具。正如德国卡尔•拉伦茨在其名著的《法学方法论》中所言:“法学之成为科学，在于其能发展及应用其固有之方法”，法学也具有其固有的方法论。对于“法学方法论”的定义更是莫衷一是，引用比较权威的说法，卡尔•拉伦茨教授是这样定义其的:“法学方法论是以诠释学的眼光对法学作自我反省。自我反省指的不是对法律决定过程的心理分析，虽然这种分析亦自有益，但是于此所指的是发掘出法学中的方法及思考形式，并对之作诠释学上的判断”。简而言之，法学方法论就是为法学问题提供思路与观念和对于法学问题提供解决方法的理论和手段。

二、“国际经济法方法论”的界定

根据笔者的思路，在已知“法学方法论”概念的基础上定义“国际经济法方法论”就要先理清国际经济法的概念与特征。根据王传丽教授在其主编的新版《国际经济法》教材中的诠释，国际经济法是调整国际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即调整国际经济交往中关于商品、技术、资本、服务、在流通结算、信贷、税收等领域跨越国境流通中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的总和。国际经济法作为国际法项下的独立的法律部门，其方法论的概念理应与国际法方法论的概念息息相关。按照《国际公法百科全书》中的经典诠释，国际法的方法论这个概念，既指其广义的概念，即用于获得国际法律体系的科学知识的方法;也指其狭义的、更专门的概念，即用来确定国际法规范或规则的存在的方法。尽管与与其同宗的国际公法，国际私法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国际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有其独有的特点:首先，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与国际公法、国际私法不同，国际经济法调整的对象是国家间、自然人及/或法人间，以及自然人和法人与国家间的经济关系，这种关系不涉及国家间的政治关系，而国际公法调整的一般是国家间的政治、外交、军事等非经济法律关系，国际私法主要调整涉外民商事法律适用问题、外国人的民事法律地位以及国际民事诉讼的规范;其次，国际经济法具有其特殊的法律渊源，国际经济法的渊源除了国际条约外，还包括了作为商人习惯法的国际商务惯例以及相关国内法，而国际公法的主要法律渊源为国际条约及产生于国家间的政治和外交活动的国际惯例，国际私法的主要渊源基本上是各国国内法中的冲突规范以及极少的旨在解决法律冲突的国际条约。因此，根据上述概念与特征，笔者认为可以引用何志勇教授的观点，将国际经济法方法论的定义抽象为:为国际经济法问题提供宏观的观念和对于国际经济法问题提供解析工具的理论和手段。

三、国际经济法的常用研究方法

(一)实证研究法

实证研究的方法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方法，以描述的手段讨论实然问题，采取规范分析、实例分析的方式，对某一领域的问题进行研讨。实证分析大都是同事实相关的分析，关注的问题一般都是“是什么”。这种方法在国际经济法中颇为常用，尤其体现在WTO法中。例如，研究“发展中成员差别与优惠待遇原则”是否是WTO各项协定中的一项比较重要的原则，就要客观审视WTO协定中的相关规定与案例，用以分析该原则是否为WTO比较重要的原则之一。回顾WTO内发展中成员的差别和优惠待遇原则的发展历史，发展中成员差别和优惠待遇作为一项被认可的概念，始于《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及《WTO贸易与发展委员会》，但在《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和《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协定》中体现最多。例如，在《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第12条第4、5款中规定了“各成员认识到，虽然可能存在国际标准、建议和指南，但在其特殊的社会经济和技术条件下，发展中成员采用的某些技术法规、标准或合格评定程序，旨在保护与其发展相适应的本国技术、工艺和生产方法。因此，各成员认识到不应期望发展中成员使用不适合其发展、财政和贸易需要的国际标准作为其技术法规或标准、包括实验方法的依据。”按照此条文的规定，发达成员在采用较高标准的时候，应当考虑到发展中成员出口到其境内的商品不能单单按照发达成员所采用的较高标准，而是应当按照发展中成员国内适用的，符合发展中成员发展水平的标准来提供市场准入。同时，《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协定》第10条规定了要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例如，为保证发展中国家成员能够遵守本协定的规定，应请求，委员会有权，给予这些国家对于本协定项下全部或部分义务的特定的和有时限的例外，同时考虑其财政、贸易和发展的需要。各成员应鼓励和便利发展中国家成员积极参与有关国际组织。上述对于WTO规则的实证分析，都可以说明“发展中成员差别与优惠待遇原则”是WTO各项协定中的一项比较重要的原则。

(二)历史研究法

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历史分析本身就是各门学科所最常用的学科分析工具。对国际经济法学史的研究能够揭示国际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规律。多元的史学研究方法能够为国际经济法解决复杂的国际经济贸易及金融问题提供有效的方法论基础。在对国际贸易术语进行研究时，就要从其历史渊源开始研究，并且研究其演进过程，并且比较每一版本与上一版本的不同与进步。因此，笔者关于国际贸易术语的论文和授课都是以此开头:“国际贸易术语是国际商事惯例的一种，伴随着十八、十九世纪全球范围内商品货物贸易的大规模开展而出现的，用于解决国际贸易问题的，具有实体法性质，是国际贸易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为了避免各国在贸易术语的使用上出现分歧和纠纷，国际商会最早于1936年制定的国际贸易术语，即《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对国际贸易合同中所使用的贸易术语供给一套具有国际性的通则的解释，使从事商业的人们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解释的情况下，能选用确定而统一的解释，其后为了适应不断发展进步的国际贸易，国际商会先后进行了七次修改，Incoterms•2010作为《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历史上的第七次修订，由国际商会于2010年9月27日颁布，2011年1月1日开始生效。”上述都是对于国际贸易术语历史渊源以及演进的研究。在学习研究国际金融法时，历史研究法同样必不可少。笔者硕士时曾经研究中国企业美国上市的相关中美法律制度，其中都涉及到研究我国自1999年7月《关于企业申请境外上市有关问题的通知》的“4、5、6标准”的规定到现在可以用以规制反向并购的《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规定》之间法律的演变与更迭以及美国自1933年《证券法》到2005年的“关于空壳公司使用S－8表，8－K表和20－F表的规定”以至最近立法的一系列金融法规改革内容与其相关背景。在海商法的研究中也是如此，不管是在教学还是学术论文的写作中，每次提到规制“提单运输”的国际规则时，都会从《海牙规则》谈起，再讲到《维斯比规则》对其的演进，之后谈及《汉堡规则》的新变化，以及后来并没有生效的《鹿特丹规则》等有关于多式联运的相关规则。不仅如此，还要追溯其演变的原因与经济，社会历史背景。笔者认为，这都是对于历史研究法的实践。

(三)比较研究法

比较法学研究方法也是国际经济法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在论述经济法学方法论时，有学者认为经济法学研究应当注重不同国家或地区商品经济关系及其法律秩序的异同，对此进行充分的比较分析，既要涉及相同社会制度国家经济秩序的共性，又要涉及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经济秩序的差异性，并给出科学阐释。笔者认为这种论述同样适用于国际经济法。学习，研究国际经济法，一定要熟悉相关国家的政治经济历史背景，以及其之间的异同。比如笔者在学习，研究，讲授《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CISG)，都重视将其与UPICC，PECL以及我国合同法进行比较研究，类比分析其之间异同，并找出其中的背景原因。再例如笔者的博士课题是关于“国际存款保险法律制度研究”的，其中就大篇幅的用到了比较研究的方法，比较几大发达国家，美国，加拿大，日本和发展中经济体台湾的存款保险法律制度及其金融法背景，并以巴塞尔银行监理委员会(BaselCommitteeonBankSupervision;BCBS)及国际存款保险机构协会(InternationalAssociationofDepositInsurer;IADI)于2008年7月决议合作发展国际间所共同接受之核心原则“有效存款保险制度核心原则”以及之前由IADI单独的“有效存款保险制度核心原则”为指引，从而力争提炼出两个主要结论:一是我国是否具备建立显性存款保险法律制度的条件;而是我国的建立该制度之时得以借鉴的国际与国外经验。在此研究中，不论是问题的提出，论证过程还是结论的得出，该比较研究的方法都是不可或缺的。在现阶段的研究中，笔者主要研究美国存款保险法律制度及其改革发展，对其中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并比照我国现实情况，考虑相关制度的法律移植问题，通过对两国及世界金融环境，金融立法的研究，提出适用于我国金融发展水平的存款保险法律制度。在这其中也用到了比较研究方法，比照我国现实情况与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制度建立与屡次改革时的现实情况，金融法制背景。

四、结语

第7篇：保险法律制度论文范文

关键词 董事责任保险 合同 当事人

中图分类号：D922.28 文献标识码：A

董事责任保险（又称董事和高级职员责任保险），是英美等发达国家盛行的一种职业责任保险制度，近两年才被引入我国。2002年1月，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美国丘博保险集团合作推出了中国第一个“董事和高级职员责任保险”。董事责任保险合同，是指以公司董事和高级职员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因不当行为给公司和第三人造成损害而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而订立的保险合同。广义的董事责任保险合同除了包含上述内容外，还包含公司补偿保险合同。豍本文主要探究狭义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当事人。

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是指与保险合同有直接利害关系，直接享有合同权利、承担合同义务的人。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包括保险人和投保人。

一、保险人

从保险法律关系来看，保险人是保险合同的主体之一，是保险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依据我国《保险法》第10条第3款规定：“保险人是指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赔偿或支付保险金责任的保险公司。”董事责任保险属于财产保险的范畴，所以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保险人应当是指具有从事财产保险经营资格的保险公司。

二、投保人

我国《保险法》第10条第2款规定，投保人是指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保险合同要求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人。如果公司董事为自己的利益订立合同，则董事责任保险的投保人应为公司董事。在此种情况下，作为投保人的董事为了化解有可能遭遇的责任风险，分散责任损失，而与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缴纳保险费来获得保险保障，应无异议。依据职业责任保险相关理论的规定，职业责任保险合同一般是由被保险人所在的单位与保险人签订。董事责任保险是职业责任保险的一种，因此，董事责任保险合同也应由被保险董事所在的公司与保险人订立，这也没有异议。不过在董事责任保险的实践中，对于保险费能否由公司支付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应当由被保险董事所在的公司支付。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当由被保险董事个人支付。这两种观点的争议焦点在于关于由公司支付保险费是否违反董事利益相反交易的规则。利益相反交易原则是指公司董事及高级职员违反其对公司的忠实义务，为谋取个人利益，与公司进行自我交易，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豎

有人认为，从法律上的利益相反交易规则的利益相反对象行为来看，董事责任保险是为了董事利益而设立的一种保险。为了签这一保险，董事与公司之间达成一个意向，而这一意向的达成就可以看做是董事的自我交易行为。有人认为，从董事责任保险合同来看，公司将董事作为保险人来缔结保险合同，当然也应该由公司来承担费用。我认为，违反利益相反原则的前提是，董事的自我交易行为使公司利益受损。公司支付董事责任保险的保险费，表面上看是公司利益受损（损失保险费金额）。细分析一下，当董事在经营决策过程因为过失给公司造成财产损失，董事对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但董事个人的财产时有限的无法弥补给公司造成的损失，而此时损失最大的是公司。若公司购买董事责任保险来分散责任损失，对公司来说是受益的，并没有损害公司的利益。再者，由公司支付少额的保险费，可以保证公司拥有充足的董事人才，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就可以放心的去为公司最大利益积极行为，不用害怕因为判断失误、市场形势的变化等正常的商业风险而导致公司蒙受损失。如果没有董事责任保险，则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就会选择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经营管理方式以防范风险的发生，最终会不利于公司的发展。所以我认为由公司公司支付董事责任保险的保险费并没有违反利益相反交易规则。

中国证监会的《上市公司管理准则》规定：“经股东大会批准，上市公司可以为董事购买责任保险……”。可见，我国法律允许上市公司为其董事购买董事责任保险并支付保险费用。因此上市公司董事可以成为董事责任保险的投保人。但是非上市公司是否可以为其董事购买董事责任保险，成为董事责任保险的投保人？我认为，董事责任作为完善董事责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非上市公司的董事而言同样具有必要性。本质上看，保险合同属于民商事合同，应遵循意思自治原则，所以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也可以依据双方的意思表示订立保险合同。由此可推知，既然法律没有禁止非上市公司为其董事购买董事责任保险的行为，那么非上市公司就有权依据自己的意思，为了公司的利益，替其董事购买该保险产品，并成为董事责任保险的投保人。当然，在公司没有给公司董事购买董事责任保险的情况下，为了分散自己的职业风险，公司董事也可以自行购买董事责任保险。此时，董事责任保险的投保人为被保险董事本人。

董事责任保险制度是分散董事责任的新兴的法律制度。董事责任保险合同作为董事责任保险制度的基础，其当事人应该包括保险人与投保人（董事、公司）。通过分析董事责任保险合同的法律关系，有利于董事责任保险制度的构建。

（作者：山东财经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研究生）

注释：

豍孙宏涛：《购买董事责任保险合同之主体：公司作为投保人之正当性解读》载兰州商学院学报2010年6月

豎刘莎；《董事责任保险研究 》大连海事 硕士论文

参考文献：

第8篇：保险法律制度论文范文

关键词:存款保险制度;道德风险;法律制度

存款保险制度是指由经营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依照规定的费率向专门的存款保险机构缴纳保险费进行投保，当投保金融机构出现支付危机或面临破产时，由该专门保险机构提供资金援助或者直接向储户支付部分或全部存款的保险制度。存款保险制度的根本作用在于保护小额存款者的利益，同时也是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的补充，是构成一个国家金融安全网的三项重要制度之一。

存款保险制度增强了人们对金融体系的信心，维护金融稳定，但是该制度带来的道德风险问题往往会影响其运行成效，减弱其基本作用。所以应认真研究存款保险制度中道德风险产生和存在的根源，从而找到防范道德风险的办法，进而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控制道德风险的法律制度。

一、存款保险制度中的道德风险

（一）存款保险制度和道德风险

1．存款保险制度

一个国家或地区政府为了保护存款人的利益，维护该国金融业的安全与稳定，往往通过法律形式在金融体制中设立专门的存款保险机构。

该制度规定有吸收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必须或自愿按照法定的比例向存款保险机构缴纳保费，存款保险机构对其投保人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将其财务状况限定在相应的范围之内，当投保的金融机构发生支付危机或倒闭时，由存款保险机构向其提供资金援助或向存款人支付部分或全部存款。

存款保险源于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严重影响了金融机构的经营，危害了存款人的利益。所以，1933年美国银行法就明文规定在联邦层面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旨在重振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保护储户利益的同时监督银行的经营。

我国迄今尚未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但是中国人民银行在其公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06》中曾对此作了阐述并肯定了其积极意义。该报告将存款保险制度定义为：存款类金融机构按照规定的标准参加存款保险并缴纳保费，当某个存款类金融机构倒闭或破产时，由管理保费的存款类保险机构按规定向存款人予以赔付。

存款保险制度功能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是保护功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首要的最初的目的就是保护小额储户的利益，在银行破产时免遭损失或减少损失。其次是稳定功能。如果没有存款保险制度，在某一银行破产倒闭的情况下，由于信息不对称，储户不仅对该银行丧失信心而且还会对其他银行也产生疑虑，进而容易出现挤兑，导致危机蔓延。存款保险制度的存在使得储户的损失得到及时的赔付，很大程度上就截断了危机的传导。再次是救助功能。当银行面临支付危机时，存款保险机构可以向投保银行提供支持，帮助投保行度过危机。另外是监管功能。存款保险机构时刻关注投保银行的经营和安全，对银行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监督。

尽管存款保险制度的作用明显，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存款保险制度也不例外，它在发挥作用的同时也会带来道德风险。

2．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的概念源自保险学的研究。它最早是由Arrow（1962）在研究医疗保险问题是提出的。他认为道德风险是指在保险关系中，被保险人利用自己掌握的信息优势，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做出损害被保险人利益的行为，或是在保险关系中，人利用信息优势做出损害被人的行为。

简单的来理解就是从事经济活动的理性人在最大限度的追求自身效益的同时做出不利于他人的行为。道德风险生成的原因在于不恰当的激励机制。

（二）存款保险制度中道德风险的体现

在存款保险制度中，道德风险是指由于信息不对称，存款保险机构对银行提供保护和救助时，改变了存款者、投保银行和存款保险机构甚至金融监管机构所面临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使得各方都有可能产生道德风险。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存款人的道德风险。在没有存款制度的情况下，存款的安全性缺乏保证，因此存款人需要慎重选择银行同时积极的对银行的风险和经营状况进行了解和分析，甚至还会对银行进行适当的监督。但当存款保险制度建立以后，在银行无法支付时将由存款保险机构负责支付存款人的存款，这就导致存款人的监督责任放松，存款人则不在关注银行的经营状况，只是关注哪家银行的利率更高，得到的收益更多。

第二，银行的道德风险。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意味着银行倒闭时存款人可能获得来自存款保险机构的赔偿，这样就解除了银行的顾虑，放松自我风险控制，增大了其经营的风险。

第三，存款保险机构的道德风险。存款保险机构的宗旨是维护中小储户的利益，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但是它的非营利性质也可能会存在管理上不尽责的情况。比如对投保银行的监督审查不到位，形成失误没最后动用保险基金来赔付存款人。

第四，金融监管机构的道德风险。存款保险机构的建立可能使得监管机构对该制度过度依赖，放松自身监管职责，为银行危机的产生埋下隐患。

综合上面四个方面，存款保险制度下相关各方都会产生道德风险。所以，建立相应的法律制度来控制其中的道德风险显得尤为必要。

二、存款保险制度下的道德风险控制法律制度的国际经验

世界上有近百个国家都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来维护本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也都采取了相关措施和办法来防范控制道德风险。世界上存款保险制度运行最为成功的国家是美国和德国，它们对于道德风险的控制封面的成功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借鉴和思考。

（一）美国对于存款保险制度中道德风险的防范控制

1．关于美国存款保险制度的介绍

当今世界上存款保险制度建立最早、运行机制最为完善，当数美国的联邦存款保险制度。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是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制度产生的直接原因。为了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与保护存款人的利益，美国国会于1933年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建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确立了强制性的存款保险制度。

2．道德风险控制的法律制度安排

FDIC是政府存款保险的典型模式。良好的法律制度设计是道德风险控制的前提保障。

第一，确定建立该制度的目标。FDIC的第一要务是保护小额存款人切身利益，维护金融体系稳定运行，从而增强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

第二，监管有针对性。FDIC是美国银行业的忠言监管者，它监管所有被保险的银行。在对参保机构实施非现场检查、定期检查、专项检查，一旦发现问题，就在第一时间实施一系列正式或非正式的强制措施。

第三，法律法规的完善。FDIC自成立以来以及后来实施的改革，这一过程都有法律法规提供强大的支持。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对FDIC的职能和组织结构做了详尽的规定；到了1950年，《联邦存款保险法案》更是赋予了FDIC前所未有的权力；为了加强应付倒闭银行的权力，1982年通过了《加恩－圣－杰尔曼存款机构法》来提供法律支持。

（二）德国对于存款保险制度中道德风险的防范控制

1．关于德国存款保险制度的介绍

德国的存款保险制度是由政府强制性的存款保险体系和非官方自愿存款保险体系构成，以后者为主，其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那时最初出现了一些地区性的存款保险组织。1974年，当时德国最大的私人商业银行赫斯塔特银行由于清偿力不足而被迫关闭，引起了社会大众对金融机构的信任危机，于是其他德国银行集团建立了自己的存款保险体系从而形成了现行的自愿存款保险制度体系。

2．德国对于道德风险控制的法律制度安排

德国作为大陆法系最具代表性的国家，其法律制度环境尤为精良。德国存款保险制度下道德风险控制法律制度的特点尤为鲜明，表现如下：

首先，反破产法和所有权结构形成的法律环境。在德国企业破产被认为是经营者个人的失败，甚至还可能会受到法律制裁。因此，反破产法与存款保险结合起来能防止金融机构冒险，因而降低了金融机构道德风险。

其次，银行部门的所有权结构在降低道德风险上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德国因为很多银行是在管理者而非股东的控制之下，并且不以股权价值最大化为目标，这就降低了银行从事高风险业务的可能。

再次，建立了存款风险公示制度。根据德国相关法律的要求，金融机构需让客户了解该机构加入了何种存款保险机制，以供存户了解存款风险。

最后，金融安全网中各监管部门的密切有效配合也是德国对道德风险控制有效的原因。

三、我国建立道德风险控制法律制度的思考和建议

若我国将来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话，必然也面临道德风险的问题。因此，德国和美国等先进的国家经验是值得我们参考借鉴的。笔者认为这些经验和建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建立有效降低道德风险的外部环境，完善对应的法律法规。最大限度的降低存款保险制度中的道德风险问题，不仅要求合理的设计存款保险体系，同时还要求建立能使存款保险制度高效运行的外部环境。只有存款保险制度运行所处的大环境得到改善，保障存款人利益、构建国家金融安全网、建立有效的银行市场退出机制的作用才能更有效的发挥。

第二，完善商业银行治理结构。推进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完善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将其改造成经营目标明确、运行机制健全、财务状况良好、治理结构完善、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现代金融企业对防范道德风险十分重要。

第三，完善银行风险评级制度。我国也可以成立一家国家级信用评级机构，评估金融机构的信用级别，为我国存款保险机构经营决策提供依据。同时，还要会同有关部门对投保银行依据风险监测的结果进行检查，及时发现财务问题并监督采取相应措施，将风险尽可能消除在萌芽状态，以降低整个金融系统风险。

第四，提高公众风险意识，加强金融安全网的信息共享和协调配合，强化银行审慎监管。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并不能因此而削弱银行监管，更不能代替银行监管。审慎的金融监管以及金融安全网的协调配合，会使得监管更加有效，也就会使存款保险制度真正的发挥作用效，同时也有利于克服了道德风险，维护金融秩序的稳定，实质上也就维护了存款者的利益。

注释：

构成金融安全网三项制度的另外两项分别是银行监管制度和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制度。

《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06》第八章．

李贤．论存款保险制度中的道德风险．山东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6页．

第9篇：保险法律制度论文范文

关键词：保险合同；格式免责条款；说明义务；效力认定

保险纠纷中，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对于保险人的赔付责任及赔付数额往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效力的认定是纠纷双方最为常见的争议焦点。学者曾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08年复查的1 000余件保险纠纷案件为分析样本考察保险纠纷争议焦点的分布情况发现，以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效力为争议焦点的案件占比约为60%。足见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效力认定对于纠纷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影响之卓著。

我国《保险法》有关保险合同格式免责条款效力的认定规则被规定在第17条第2款：“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以上法律规则确立了保险人对于格式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并规定了保险人不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法律后果――“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该条文的立法意旨在于敦促保险人在保险营销中就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内容向投保方进行明确的提示和说明，使作为非格式合同提供方投保人能够充分了解条款内容、在不存在误解的情况下订立保险合同。然而，审判实务中，该条款的法律适用仍存在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有关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与免责条款效力之间的逻辑关系就是其中之一。

一、 问题的提出：如何认定保险人说明义务与免责条款效力的逻辑关系？

根据《保险法》第17条的规定，保险人对于免除其责任的条款未作提示或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在法律适用中，应如何理解“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的含义？是否保险人一旦未尽到明确说明义务，即导致免责条款“无效”；反之，若保险人尽到明确说明义务，是否保险合同免责条款便“有效”？笔者通过考察从北大法意中收集的大量保险纠纷案件裁判文书发现，不仅纠纷双方当事人对于这些问题的理解颇为混乱；司法裁判中，法官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导致相似案情的裁判结果迥异，严重危害司法的公正与权威。保险诉讼中，免责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等同于“无效”的观点频繁地被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提出，无论何种性质的免责条款，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均以保险人未尽明确说明义务而主张免责条款无效。在举证责任由保险人承担的情况下，若保险人无法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已尽到明确说明义务，有些判例便支持被保险人的主张。这导致一些法定免责条款也因为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履行的瑕疵而丧失效力。如在车险合同领域，保险人因未对“投保人醉酒驾车保险人免责的条款”进行明确说明而败诉的报道屡见报端。而在另一些情形下，一些被投保人视为霸王条款的免责条款又经常因为保险人已尽到明确说明义务而被判决有效，如车辆损失险中的“无责不赔”、“高保低赔”等条款。

这些裁判结果不禁引人质疑：法律明文规定的规则仅仅因保险人未进行说明便归于无效，这是否与法律的普遍约束力原则相违背？而另一些显失公平的免责条款仅因为保险人对此充分说明法院即承认其效力，是否又有违法律的公平正义？应如何正确理解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与免责条款效力之间的逻辑关系？对于这些问题的合理答案不仅可为司法裁判提供借鉴，也有助于保护投保人的利益及帮助保险公司规范保险合同条款设计、减少诉累。

二、 2013年《〈保险法〉法释（二）》给出的答案及留下的悬念

2013年3月，最高院出台了《〈保险法〉法释（二）》（以下称“《法释（二）》）”，对这些问题给出了部分答案。《法释（二）》第9条第1款和第2款用正面定义与反向排除相结合的方式界定了“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的范围：“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因投保人、被保险人违反法定或者约定义务，享有解除合同权利的条款，不属于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此外，对于法定免责条款与说明义务的关系问题，《法释（二）》第10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法释（二）》的上述规定为法院对于保险合同格式免责条款效力的认定提供了指引。其一，通过对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的范围进行界定，间接明确了保险人需要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保险合同条款范围。《法释（二）》将保险合同中约定的因投保方违反法定或者约定义务保险人享有解除合同权利的条款排除在第17条第2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的范围之外，意味着保险人签订合同时对于这些条款按照《保险法》第17条第1款对于一般格式条款的要求进行一般性说明即可；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的范围仅限于这些条款之外的格式合同文本中“责任免除条款”及其它具有实质减免保险人责任效果的条款，如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

其二，《法释（二）》明确了法定免责条款不因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而无效。我国《保险法》多个条文明确规定了保险人不承担或减轻保险责任的情形：如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违反出险通知义务致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无法确定等等。只要出现这些法定的免责事由，保险人赔付责任即告解除，不因为保险人未尽说明义务而丧失对抗力。现实中，保险人设计格式合同时通常将《保险法》中规定的保险人责任免除的条款直接纳入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法释（二）》如此规定是因为这些法定免责条款属于强制性法律规范，既不能因当事人协商而改变，也不应因为保险人未尽说明义务而被剥夺法律效力。否则，会产生任何人均可以其对于法律的无知而提出抗辩或法律规则不经向当事人说明就不生效的荒谬后果，甚至会助长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道德风险，与保险的基本功能相悖。

《法释（二）》的上述规定对于法院在司法审判中认定保险合同格式免责条款的效力提供了指引。综合分析《法释（二）》第9条和第10条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保险人未尽明确说明义务的情形下，法定免责条款与合同中约定的因投保方违反法定或者约定义务保险人享有合同解除权的条款不因保险人未尽明确说明义务而无效。但《法释（二）》也留下一些悬念：如，保险人未尽明确说明义务情形下，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是否自动生效？若保险人缔约时对于免责条款未尽说明义务，保险合同期间、保险事故尚未发生时，投保人是否还有其它救济途径？《法释（二）》并未能对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与免责条款之间的逻辑关系问题给出完整的答案。

基于此，本文尝试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结合《保险法》、《法释（二）》以及《合同法》、《民法通则》等一般法的相关规则对于这一问题进行系统性分析。其结论不仅可以为保险司法审判工作提供借鉴、为保险公司拟定合同条款及保险展业提供参考，也可为保险监管部门审查备案的保险合同条款及监督保险人合规经营提供启示。

三、 现有法律框架下保险人说明义务与免责条款效力的逻辑关系分析

对于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效力的司法认定中，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缺一不可、不可偏废。《保险法》对于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的规定是从“程序正义”的角度保护投保人的知情权；而同时《保险法》及《合同法》等一般法也对于合同条款内容的“实质正义”有所要求。因此，本文认为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履行与否并非是认定免责条款能否产生法律效力的最终依据，免责条款的效力应通过对保险人说明义务的履行和对免责条款内容的司法审查相结合的方式来最终确定。

1. 保险人履行说明义务情形下免责条款效力的认定。保险人缔约时若已向投保方就免责条款尽到明确说明义务，应首先采用合同法的“条款订入合同理论”，认定当事人在订约时已经意识到免责条款的存在，并就此达成了协议，免责条款就此成为了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然而，这一认定仅是这些免责条款生效的前提条件，订入合同的免责条款只有经过法院对其内容审查认定有效后，方产生法律约束力；反之，若免责条款的内容属于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则保险人不能以此对抗被保险人。对于免责条款内容公平性的审查是认定免责条款法律效力不可或缺的步骤。对此，《保险法》第19条与《合同法》等一般法规则均可成为认定依据。

（1）适用《保险法》第19条审查条款内容的公平性。《保险法》在第17条规定了保险人说明义务之后，《保险法》第19条又规定，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以及排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格式条款无效。这一条文是审查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效力的重要法源依据。若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内容实质上“免除了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或“加重了被保险人、投保人责任或排除其依法应该享有的权利”，即使保险人缔约时以对此向投保人进行了明确说明，仍不能以该条款对抗被保险人。以《保险法》规定的“保险人先行支付保险赔偿金的义务”为例，保险实务中，很多保险合同将“存在第三者责任”的情况作为免责事由。如车辆损失险合同规定的“无责免赔”的条款“保险车辆方无事故责任的，保险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该条款实质上违背了《保险法》有关保险人应先行给付保险金的规定，属于免除保险人的法定义务，应认定为无效。

（2）适用一般法规则审察条款内容的公正性。除《保险法》第19条之外，认定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效力时，《合同法》、《民法通则》对于合同条款效力的规定也应予以考虑。如《民法通则》第55条规定一项法律行为生效的要件之一是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这是对一般民事法律行为内容的要求，而保险免责条款自然也不得违背这一要求。因此，即便免责条款经保险人明确说明成为保险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但若其内容违反了保险法之外的法律或有损于社会公共利益，也应依法认定为无效条款。此外，《合同法》第52条列举的合同无效的情形中，第5项规定违反法律与行政法规的合同无效。因此，若保险合同免责条款违反强制性法律规范也应认定无效。如《保险法》第26条第1款规定被保险人进行索赔的诉讼期限为2年。本条款属于强制性法律规范。而如果某机动车保险合同规定投保人应在交通事故处理结案起10日内向保险人提供相关单证，否则保险人有权拒赔，则该条款应认定为无效。

2. 保险人未尽明确说明义务情形下免责条款效力的认定。同理，若保险人对于免责条款未尽明确说明义务，这些条款则被视为未订入保险合同，但其规定的内容并非一定无效。而应依据《法释（二）》的精神，依据免责条款的不同类型进行区分。此外，在因保险为未尽明确说明义务而导致投保人谛约时意思表示存在瑕疵的情形下，《保险法》对此未作特别规定，此时应依据一般法规则为纠纷处理依据。

（1）不同类型免责条款效力的认定。如前所述，根据《法释（二）》的规定，如果属于一般的约定免责条款，则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但若保险合同免责条款内容涉及的是对于法定免责条款的重复或是约定的因投保方违反法定或者约定义务保险人享有解除合同权利的条款，这些条款不应因保险人未尽说明义务的程序性瑕疵而丧失法律约束力。

（2）保险事故发生前免责条款效力的认定：一般法规则的适用。以上关于保险人未尽说明义务时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效力的探讨主要针对保险事故已经发生的情形。然而，若保险人缔约时对于免责条款未尽明确说明义务导致投保人存在重大误解，合同期间内保险事故尚未发生时，投保人是否还有其他救济途径？《保险法》对此并未进行规定。此种情形，笔者认为，若保险人违反明确说明义务导致投保人决定缔约的意思表示存在瑕疵，应适用《合同法》第54条与《民法通则》第59条，赋予投保人申请变更或撤销保险合同的权利。

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不仅关涉投保人缔约时的“知情权”，也可能关系到其缔约的“决定权”。在某些情形下，保险人故意不对某些免责条款向投保人进行明确说明，这可能会使投保人对于合同内容存在“重大误解”，而这些因素又对投保人最终缔约起着决定性作用。此时，应认定投保人缔约意思表示存在瑕疵，保险合同的效力处于待定状态，投保人既可要求对合同进行变更、补正使之生效，亦可申请撤销合同。在投保人选择申请撤销保险合同的情况下，投保人除了有权要求保险人退还全部保费外，还可依缔约过失责任保险人。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为先契约义务，因此，在此情形下保险人需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四、 结论

综上，司法审判中，法院在认定保险合同格式免责条款的最终效力时，不仅需要审查保险公司在签订保险合同时是否对这些条款向投保人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还要审查免责条款内容本身是否公平，这两项标准缺一不可。

这一结论也可给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及保险监管部门的监管工作带来若干启示。首先，对于保险人而言，需要遵循公平原则拟定免责条款，并在与投保人缔约时对这些条款进行明确说明；否则，不仅可能因为免责条款无效而承担赔付责任，也有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风险。其次，对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而言，对于保险合同中显失公平的免责条款，可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利益。

再次，对于监管部门而言，在审批保险公司呈交的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时也应加强对其内容公正性的审查。此外，保险法《法释（二）》第10条对于法定免责条款不因保险人未尽说明义务而无效的规定，也可能造成保险公司认为既然将这些法定免责条款纳入保险合同与否均不影响其效力，则没有必要将其写入合同并履行说明义务。但现实中，由于投保人知识水平的差异，并非所有投保人均全面清晰地了解这些法定免责条款的内容。若保险人不将法定免责条款订入合同或者不进行明确说明，将严重影响投保人对其权利义务的认知。对此，保险监管部门应通过行政规章等规范性文件明确规定保险人应将法定免责条款订入合同，以充分保证投保人对于法定免责条款内容的了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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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亚敏.我国保险资金运用问题研究.复旦大学学位论文，2007.

基金项目：2012年度上海市高校青年教师培养资助计划课题项目（项目号：ZZHD2F12006）；华东政法大学2012年度科研课题（项目号：11H2K033）；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项目号：2012M511068）；浦江人才计划资助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