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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教育差异调查报告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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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教育差异调查报告

第1篇:城乡教育差异调查报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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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经济热点问题探讨

        (1)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本质特征和量化测评 郝文武

        (7)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基础教育公平:体制性障碍及改革路径探索 李淼

        (12)发行高等教育债券:若干思考与对策 杨继瑞 孟宪芮

        国家教育经济重大课题研究专栏

        (16)大学财政治理结构中的政府作用 郑磊

        (19)西部农村初中效率的测算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的研究 梁文艳 胡咏梅

        (25)社会资本对新疆受援高校成长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蔡文伯 刘姣

        教育经济调查报告

        (30)论农村学前教育投入的底线标准——对湖北省y县的实证调查 雷万鹏 张婧梅 文璠

        (34)家庭教育支出平等性的实证研究 迟巍 钱晓烨 吴斌珍

        (38)国家助学金评选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郭昕 田辉玉

        教育经济学基本理论研究

        (41)提高劳动收入占比政策:教育何所作为? 张学敏 田晓伟

        (45)产业关联与高校毕业生就业效应分析 耿献辉 刘志民

        (52)高校成本管理的价值链分析 王勇

        外国教育经济研究

        (57)日本高等教育机会的地区差异研究 窦心浩

第2篇:城乡教育差异调查报告范文

关键词:区别保护;法定人出席;社会调查;审前羁押;缓刑适用

一、 权利缺失:区别保护

本文选择的翔安区法院因区划调整,成立于2003年,下辖四镇一街,户籍总人口32万人。翔安区成立9年以来,借助明显的区位优势和优越的地理环境,经济迅猛腾飞,逐步由经济落后的岛外农村地区成长为厦门市经济发展最快、最具活力和发展潜力的新城区。伴随着城区的发展,外来人口也在短时间内迅速增长,外来未成年人数量急剧上升。著名的社会学家杜尔凯姆认为,犯罪是社会变迁的代价。他认为在社会变迁明显时,很容易出现“社会失范”的现象,从而导致违法犯罪行为的增多。特别是青少年,正处于身心尚未发展成熟阶段,面对这种变化,极易产生心理上的迷茫。经济、社会结构的巨大转型导致翔安区未成年人犯罪数也逐年上升,研究该区的未成年人刑事犯罪平等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

下表为2011年—2012年该区法院在本地与外来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中适用司法保护措施的对比图:

户 籍 地刑事司法措施本地外来法定人出席率85%50%社会调查报告详尽基本无审前羁押率45%87%缓刑适用率70%32%分析上表,我们可以看出:

1、在法定人出席率方面,外来未成年人明显低于本地未成年人。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不少未成年被告人的父母及其他亲人均在外地打工,并且工作地点分散,给通知到场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其次,有些办案人员缺乏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意识,使通知外来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流于形式。针对此,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270条明确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法定人必须出席,增加了未成年人的法定人到场的例外情形,规定了法定人不能到场的替代“合适成年人到场”。

2、本地未成年被告人大多有社会调查报告,而外来未成年被告人却很少有。这是因为:第一,本地未成年被告人进行社会调查的条件比较便利,社会调查报告对于法官全面认清案情、公正审理案件具有一定的帮助,本地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会积极、主动帮助法院获取社会调查报告;第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一般都是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审理期限相对比较紧张。亲临其地去深入调查其成长背景、家庭状况时间长、成本大,不具有现实操作性。而法院依程序寄出的要求外来未成年被告人成长地相关部门填写的社会调查报告常常因为有关部门的相互推诿而得不到回复。第三,目前我国法律没有对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制度做出明确的规定,调查机构种类繁多、调查人员专业素质不高。

3、在审前阶段,外来未成年被告人被提请逮捕的人数是本地未成年被告人的2倍左右。对外来未成年被告人普遍使用审前羁押的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从替代措施上看,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只有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这两种羁押的替代措施。因“监视居住”成本高昂,所以鲜有使用,故本质上只留下取保候审一条。而外来未成年人流动性强,居无定所,若是用取保候审替代羁押可能会影响诉讼的正常进行;二是从经济条件上看,涉嫌犯罪的外来未成年人大多家庭经济困难,且其本身又没有固定的收入,根本无力交纳几千元的保证金;三是从执法角度上看,由于执法环境不合理,各地公安机关有效配合难度大,再加上法律援助律师参差不齐等原因,对一些无逮捕必要的外来未成年被告人适用强制逮捕措施常常成为无奈之举[1]。

4、本异地户籍身份的不同使本地和外来未成年罪犯在缓刑适用率上明显不平等。原因主要有:第一,缓刑执行机构职责不清,难以形成监管合力。对于被遣送回家乡的外来未成年罪犯,依然很难保证缓刑监督、帮教和考察的落实,对其是否会重新犯罪,是否会对社会再产生危害,法官都心存疑虑[2];第二,法律无明文规定,难以很好执行。对外来未成年缓刑犯如何遣送、如何进行监督、帮教和考察,法院与公安机关如何协调等问题均需要有立法的明确规定;第三,部分法官思想过于保守,难以贯彻挽救、教育为主的审判宗旨。由于自身对缓刑认识不到位,思想过于保守,担心外来未成年罪犯缓刑适用的效果不明显,因而在审判实践中有意减少缓刑的适用。

二、权利的救济:平等保护的意义

“无救济则无权利”又作“救济先于权利”(Remedy Precedes Rights)或“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权利”(A right without remedy is not right)。这一为英美法国家家喻户晓的法律格言所强调的是,救济对于权利实现的重要作用。如果人们关注权利的实现,就必须关注权利的救济。

(一)法理学角度

先贤亚里士多德将平等视为正义的尺度,提出了正义的平等观。他认为“正义是某些事物‘平等’(均等)观念”,即正义寓于某种平等之中,平等是公平正义的基本内容。平等,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这样的基本权利不应当因为未成年人的前面加了“外来”二字就受到不平等的待遇。正如J·罗尔斯在其著作《正义论》中的经典表述:“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和废除。”在外来未成年被告人刑事保护措施的适用上,如何改变这种不平等的现状成为亟需解决的一道难题。

(二)经济学角度

传统观点认为,刑罚是犯罪“易感触”的力量,无论是自由刑还是罚金刑,都能够抗衡犯罪人头脑里的强烈私欲。犯罪经济学却认为,刑罚可作为调整犯罪成本和收益的有效手段加以利用。在经济学家们看来,犯罪与刑罚只是一个成本/收益或者说风险/收益的对比而已。任何一个犯罪人都是一个“理性”的计算者,在实施犯罪行为之前,他会将犯罪的预期成本与预期犯罪收益进行比较,从而决定是否从事具有风险的犯罪行为[3]。著名的刑法经济学家波斯纳将犯罪成本归纳为“机会成本、查获几率、惩罚的严厉性和其他相关变量”。对于本地未成年罪犯而言,司法实践中,由于在审前羁押与缓刑适用等方面相较于外来未成年罪犯犯罪成本更低,这是否会变相鼓励本地未成年罪犯继续犯罪?如果对本地未成年罪犯更注重对其刑事司法措施的保护,本地未成年犯罪就会不在乎,滋生侥幸心理,认为犯罪有利可图,即使受到刑罚处罚,也还有赚头。相反地,外来未成年罪犯的相关合法权益被轻视了,他们可能就会产生横竖横的心理,服刑时百般抵触,释放后变本加厉地实施犯罪。

(三)社会学角度

刑事司法保护措施适用的区别对待,尤其是对外来未成年人审前羁押率高、缓刑适用率低,都严重影响外来未成年罪犯的再社会化。再社会化是指用补偿教育或强制方式对个人实行与其原有的社会化过程不同的再教化过程。未成年时期最大的特点是身体的成长和心理的成熟,而心理的成熟是在社会化、再社会化的过程中完成的。在某种情况下,未成年罪犯通过再社会化,可以帮助他们忘掉旧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重新塑造出新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是生命中具有转折意义的阶段。如果仅仅是因为户籍制度的差异就抹杀外来未成年人刑事犯罪平等保护的权利,那么实际上就是对于他们行为的消极反应,这非常不利于他们的再社会化改造,更严重的是,他们可能因此再次走上犯罪的道路。

三、 制度的完善:如何平等保护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限制,刑事司法保护措施的适用在外来未成年人与本地未成年人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别,然而法律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其根本意义在于平等保护每个公民的合法权益,故如何平等保护外来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至关重要,值得深入研究与探讨。

(一) 法定人——不可或缺之人

外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人出席率低的原因众多,在当前的模式下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恰好是医治此症结的良方。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是英国1972年创设的,后经引申发展其基本含义为:在审理涉及未成年被告人的刑事案件时,由合适成年人参与开庭审理,协助未成年被告人与司法机关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之间的沟通,缓解未成年被告人的疑惧、不安、紧张等情绪,促进实施程序正当化,提升审理教育功能,以保障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并增进社会安宁。我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香港等国家和地区都有关于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立法。

关于合适成年人的选任,笔者建议:在外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适成年人选任上可以考虑律师到场制度。一方面,律师作为国家认可的法律从业人员,同时具备法律专业者和合适成年人身份,其在场可以避免未成年人陷入孤立境地,从而更有效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而其自身权利的行使也受到《律师法》的保障;另一方面,与一般的合适成年人不同,律师作为法律执业者不仅需要遵循刑事诉讼法的要求,还受到律师法等法律、律师协会、司法行政机构等规章的约束,这从反方向确保了律师能够忠实、勤勉履行其职能[4]。

(二)社会调查制度——必不可少之事

法国著名刑法学家安赛尔认为:为了正确处理案件,法官必须了解他负责审理的犯罪人,为此,必须对犯罪人的人格进行调查,调查应从“社会、医学和心理”等方面进行。社会调查制度体现了刑罚个别化原则的要求,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理中实施全面的社会调查制度,了解未成年罪犯的情况,有利于贯彻刑罚个别化的要求,对我国法治建设具有深远的影响。笔者仔细分析各国社会调查制度,发觉德国少年法院的社会调查工作已日臻成熟,是值得学习的模板[5]。在我国的外来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报告制作中,笔者认为可效仿德国制度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完善:立法上,首先要肯定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地位,明确其必要性。不允许以任何借口搪塞、拒绝为外来未成年被告人制作社会调查报告,这是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必经程序;其次要赋予调查报告证据效力,规范其证明程序。社会调查的价值目标就是保障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在法律条文规定不明的情况下应尽可能地朝着有利于未成年被告人利益的角度理解。故笔者认为调查员应当在法庭上接受询问、客观说明调查报告的制作过程以保证其证明力;司法上,一是建议在各地的司法行政机关下属设立独立的调查机构来负责社会调查报告的制作。二是建议规范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通过对未成年被告人个人的家庭、学习、工作情况做细致、充分的了解(必要的时候可以访问被告人的家长或是学校的老师等)并形成一个有固定格式内容的表格,再由调查员根据表格的资料撰写调查报告的主文;三是严格限定报告制作的期限。对于委托出具社会调查报告的时间要有明确的规定,建议在扣除报告在途时间外给予10天进行调查及报告撰写工作,规定超期或是违规出具社会调查报告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考虑赋予法院一定的监督权。

(三)审前羁押适用率高——不可不改之病

审前羁押是限制或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非常严厉的强制措施。现代法治社会奉行羁押是例外的原则,这是无罪推定和人权保障原则的内在要求。对于未成年被告人,更应当尽量适用能达到羁押的预期目的,又更为轻缓、对其侵犯更小的非羁押强制措施,即审前羁押的替代措施。美国特色的审前服务制度值得学习与借鉴。但是盲目抄袭发达国家的做法不见得有效果,必须摸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审前服务制度:首先,确定执行主体。由从事社会调查的专门调查机构在侦查终结之前提供未成年被告人的相关背景信息与个人具结等非财产性保释条件的危险评估报告能有效地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同时,该专门机构的调查员还要对那些附加不同释放条件而予以释放在外的被追诉人根据其释放条件情况制定相应的报告与执行计划,以便监督确保被追诉人履行由法院决定的释放条件;其次,明确决策主体。侦查机关将调查员制作的危险评估报告附在相关的卷宗材料中移送审查,由法官根据危险评估报告做出是否审前释放的决定。对于法官的决定不服时,外来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可要求召开听证会或是向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提出抗议;再次,增加替代措施。如侦查机关加强监控、以社会调查官观护的方式代替羁押,让社会调查机构发挥枢纽性作用等,形成多渠道的监控网络与合力机制,从而尽量避免出现审前释放在外的犯罪嫌疑人失控的风险。

(四)缓刑适用难——不可不变之题

对于未成年罪犯,适用缓刑具有特殊的意义:(1)有利于调动未成年罪犯自我改造的积极性;(2)有利于预防和减少未成年罪犯再犯罪;(3)有利于防止其身份“标签化”,便于社会各方接纳未成年罪犯,培养其社会性,创造条件使之重返社会[6]。因此,笔者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入手规范未成年人缓刑适用制度:一是规范相关法律规定,做到缓刑执行有法可依。针对现行制度的不足,法律应当对未成年缓刑犯的考察主体、考察内容、考察方式做出具体的规定,可以考虑建立外来未成年罪犯缓刑帮教办公室,专门负责缓刑考察机关在外地的缓刑犯交接问题;二是统一缓刑执行场所,避免外来未成年缓刑犯执行难。探索建立集中、统一的未成年缓刑犯监督、帮教和考察基地,选择具有一定规模、发展相对稳定的企业为依托,为未成年缓刑犯提供一些对技术和专业要求不高的普通工作岗位;三是增加缓刑听证程序,减少法官自主裁量权。法院在法庭审理查明未成年罪犯犯罪事实的情况下,另行安排一次听证会,组织相关人员作为听证参加人,对于外来未成年罪犯是否能适用缓刑进行广泛地交流、核实和论证并允许外来未成年人的合适成年人、律师对听证结果提出异议;四是扩充缓刑制度的类型,增强缓刑适用力度。 对于罪刑较轻的外来未成年被告人考虑暂缓,同时配合使用缓刑保证金制度,若他们仍留在法院地生活则可要求他们定期向社会调查机构的调查员汇报生活、工作情况,以保证执行的效果。

早在100多年前美国宪法制定中,先贤就提出“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虽然我国刑事法律表面上并没有直接歧视涉罪外来未成年人的规定,但是必须看到,法律在实施过程中产生事实上的不平等,使得对涉罪外来未成年人的平等保护难以真正得到落实。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写作,能够让外来未成年被告人的平等权益得到重视,滴水穿石,当全社会都形成对外来未成年被告人权益平等保护的风气,平等也就指日可待了。

注释:

[1]张臻.重庆沙坪坝:外来未成年“非监禁化改革”[J].检察风云,2011年第11期:21.

[2]王金炳.试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缓刑制度之完善——以福建省石狮市法院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数据为例[D].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4:21.

[3]徐爱国.评析波斯纳的《刑法经济学理论》[J].政法论坛,2007-9(5):173.

[4]汪建成.论未成年人犯罪诉讼程序的建立和完善[J].(法学)专题研究,2012-1.

[5]黄河.少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初论——以德国少年司法实践为视角[J].研究生法学,2011-2月(1):180.

第3篇:城乡教育差异调查报告范文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安置问题

在珠海新型城镇建设工作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安置问题。在城镇建设的重点地区珠海西部地区,其农业人口占据了珠海市总人口的8%以上。在城镇改造完成后,这些人口中的大部分会成为剩余的劳动力,需要政府部门为其提供工作岗位,保障其基本生活。但是在实际的工作中,这些剩余的劳动人口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这就对政府部门安置城镇改造后的剩余劳动力造成了困难。

(二)新型城镇产业结构建立中的人力资源缺乏问题

在城镇改造完成后,在城镇中新型产业结构的建立中缺乏具有一定技术水平的人力资源。在珠海新型城镇建设工作中,这一问题十分突出。如在珠海西部生态新城的建设工作中,除了高科技产业人才的应用外,对具有一定职业技术水平和专业工作能力的基层人力资源的需求依然很大。但是如果依靠外聘工作人员的方式解决问题的话,其工作成本和资源建设投入都会很大。这就对新型城镇产业结构的建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教育资源的不均衡问题

珠海地区的教育发展一直存在着城乡不平均的问题。在新型城镇的建设工作中,教育资源的建设工作的落后会对整体新型城镇的建设工作产生一定的影响。如在九年制义务教育完成后,部分新型城镇的学生因为高中教学资源的缺少会面临无学可上的问题,进而造成新型城镇中整体的人员素质水平难以提升的问题。

(四)城乡文化差异带来的不稳定问题

在一份《珠海城镇建设调查报告》中显示,有一半以上的市民在接受调查时认为现阶段珠海的城乡差异和城中村情况严重。这一数据表明了,在新型城镇建设工作中,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城乡差异问题,就有可能出现原有的城镇居民和由农民转为的城镇居民之间因为原有的差异而产生的矛盾纠纷,进而产生新的不稳定情况。这种不稳定情况会对新型城镇建设工作带来极大的影响。

二、职业教育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作用分析

在珠海新型城镇建设工作中,如何发挥职业教育的作用,解决新型城镇建设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是珠海新城镇建设工作中的重要问题,也是职业教育工作者的重要研究课题。

(一)职业教育是剩余劳动力转型安置的保障

针对新型城镇建设工作中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安置,职业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职业教育的开展可以很好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型安置工作提供保障。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缺乏职业技能和能力的问题,职业教育可以很好地利用专业的理论和实操教育工作完成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工作能力转型。这种转型工作包括两种类型的转型。一是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工作技能的培养,解决了他们缺乏工作能力的问题,提高了其工作能力。二是保证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对职业工作环境转变的适应,使其可以很好地适应城镇工作环境。

(二)职业教育是新型城镇人力资源培养的基地

职业教育最大的作用就是为社会各项建设提供合格的基层人力资源。在珠海新城镇产业结构建立的过程中,职业教育可以成为城镇基层人力资源培养基地。职业教育工作开展的优势包括以下几点。一是保证了人才培养的效率和质量。在城镇化过程中可以利用职业教育为新城镇产业结构提供人力资源,可以根据产业结构建立的实际情况进行专业培训教育工作,提高培养职业人才的效率和质量。二是人才管理的成本更低。利用本地人力资源进行职业教育工作,为当地的产业结构建立提供人力资源,这种工作办法与外聘人力资源相比人力资源管理的成本更低。

(三)职业教育对教育资源均衡的作用

我国的职业教育一直是整体教育中对专业文化教育的重要补充。在新型城镇建设中,针对教育资源不均衡的问题,职业教育的开展可以成为文化教育重要的补充。在实际的工作中,职业教育可以接受城镇中因为教育资源有限难以接受高中文化教育、但是又希望继续进行学习的义务教育毕业生,避免出现失学的情况。这样,可以很好地促进新城镇教育资源的均衡,同时起到了促进新城镇文化发展的作用。

(四)职业教育对缩小城乡文化差异的作用

对于解决城乡文化差异的问题,职业教育可以起到很好的协调作用。这主要是和职业教育中几项工作的开展有关。首先是文化教学工作。在职业教学中,除了与职业专业相关的教学工作外,文化教学的开展也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工作的开展可以很好地解决农业人口文化素质低的问题,为解决城乡文化差异问题提供保障。其次是在职业环境适应的工作中,农业人口可以切身感受到城镇职业环境的特点,改变自身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可以更好地解决城乡文化差异问题。

三、结语

第4篇:城乡教育差异调查报告范文

[关键词] 互联网农村 特性

一、互联网在中国农村发展现状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于 2009年1月13日的第2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8年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2.98亿人,比2007年增长8800万人。其中,中国农村网民规模达到8460万人,较2007年增长3190万,增长率超过60%。

对比2007年中国网民的城乡结构,2008年中国网民中乡村人口所占比重不断提升,互联网正在不断向农村地区渗透。

农村网民的迅速增长固然可喜,但农村互联网的普及仍远远不够。与我国农村人口远多于城镇人口的现状相反,目前我国农村网民只占了总网民的28.4%,而我国农村人口却占了总人口的55.1%。由此可见,我国农村网民的发展空间很大,未来几年内仍将是我国网民增长的重要力量,农村当然也就会成为政府和电信、互联网企业发力的重要市场。

二、互联网在中国农村发展特性分析

1.互联网是推动农村信息化建设最便捷最经济的途径

我国城乡信息化差距甚大,目前城镇互联网的普及率为35.2%,而农村仅为11.7%。可见我国农村信息化仍比较落后,甚至影响了国家信息化的发展水平。因此,我国政府将大力推进农村信息化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规划到实施,从政策到基础设施,都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由于农村信息化的推广手段及途径尚不完善,信息化在农村的扩散相对较慢。

可喜的是,近两年来我国农村互联网迅速发展。据CNNIC统计数据显示,到2008年底我国农村网民规模达到8460万人,农村网民的年增长速度(60.8%)明显高于全国网民的增长速度(41.9%)。而在2008年中国新增的8800万网民中,新增的农村网民有3190万人,占36%。可见,农村已成为我国互联网发展的重要区域和新网民的重要来源,互联网将是目前我国推动农村信息化化建设最便捷最经济的途径。

2.需求潜力大,农村移动商务市场空间巨大

首先,农村有庞大的潜在用户群

CNNIC的《2008-2009中国农村互联网发展状况调查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底,中国手机上网用户达到1.2亿,城镇手机上网用户7665万人,占城镇网民总体的36.5%。农村手机上网用户约为4010万人,占农村网民总体的47.4%。手机上网在农村地区的普及率普遍高于城镇,为移动电子商务提供了沃土。加之“家电下乡”工程的推进,农村的手机用户规模也在不断增多,并将源源不断的加入到移动网民的行列,契合农村手机网民需求的移动电子商务应用,将拥有一个庞大的并且在不断壮大的潜在用户群。

其次,农村市场需求潜力大

CNNIC的调研数据显示,农村网民近年来在使用网络购物和网络支付两项应用上的比例保持着稳定的增长,但增速明显低于城镇,这一方面表明农村网民对电子商务的需求和认可度在不断提升,另一方面,由于农村上网设备落后、信息化程度低、教育水平不高等因素的限制,农村电子商务与城镇电子商务的差距越来越大。面对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和不平衡的城乡差距,移动电子商务势必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其低成本、“随时随地”的优势,通过打通信息流、物流和资金流等通路,迎合并不断深挖农村市场需求。

3. 农村网吧问题需要关注和治理

(1)农村网吧经济繁荣

目前,家庭和网吧仍然是网民上网的最主要的两个场所。但是,受上述因素影响,城乡网民上网场所的选择侧重有所不同。农村家庭上网的人群比例为68.0%,比城镇低14.3%;而农村的网吧经济较为繁荣,网吧网民比例为54.2%,比城镇高16.2%。对于农村网民而言,网吧与家庭几乎居于同等重要的位置,网吧成为广大农村网民进行网上生活的重要场所,随之也带动了农村网吧经济的繁荣。8460万农村网民中,网吧网民人数已达到了4585万人,年增长率达79.7%。其中,约有787万人只在网吧上网的网民。

(2)农村未成年出入网吧急需规范

未成年人大多处于学龄时期,农村未成年网民中,81.6%都是学生,学生大量进入网吧上网,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学业。加之农村未成年人网吧上网主要以娱乐为主,交友聊天、网络游戏的使用率较高,他们对互联网加深现实人际关系深度方面的作用较为认同,而对网络世界的信任感则较低。

4.青少年成瘾倾向:农村比城镇更普遍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24次调查报告显示, 农村青少年成瘾倾向网民占比高于城镇,农村青少年网民中一天不上网就感觉难受的认同比例达到13.9%,高出城市相应比例0.9个百分点;同时,认为与现实相比,更愿意呆在网上的比例也高于城镇相应水平。

与城镇相比,农村地区上网资源更加有限,网吧上网比例较高;农村地区留守儿童缺乏足够的家庭监管,无约束的上网行为是网络成瘾巨大隐患。农村青少年娱乐活动更为单一,上网的娱乐性高于城镇网民。

三、结束语

对于网站和互联网上网服务业而言,广阔的农村市场、八亿的潜在消费者无疑也是一个难得的发展商机。传统农业正在向科技化、文化的方向发展,网络作为新传媒,肩负着信息传播的责任,很多的农业产业链会通过信息搭桥,整合农村地区丰富的资源和巨大的市场,从而给中国农村广阔天地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目前中国农业地区的互联网用户的增长率显著高于全国的网络用户增长率,相信互联网发展的下一个亮点会在农村出现。

参考文献:

第5篇:城乡教育差异调查报告范文

[关键词]基础教育;家庭教育投入;结构失衡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以及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人们对家庭教育的重视度越来越高,家庭教育投入比重也日益增大。基础教育阶段的家庭教育出现了投入结构失衡和扩展性投入结构异化的问题,导致不同地区不同家庭的受教育的程度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这严重影响了基础教育阶段整体教学质量的提升。

一、家庭教育投入、投入结构的内涵及结构分类

(一)家庭教育投入及投入结构

家庭教育投入,是指家庭在孩子教育方面的成本投入,包括资金成本投入和时间成本投入。家庭教育中的资金成本投入,是指孩子在基础教育阶段时,家庭对其在校学习的基本投入和在校外报辅导培训班的资金投入。家庭教育投入结构,是指家庭对孩子在教育上的资金投入的分配比例,投入结构的维度和投入的类别。

(二)家庭教育投入结构分类

目前,家庭在教育方面的投入总体呈快速上涨的趋势,而且在投入结构上正由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化,这表明家庭可选择的教育投入模式越来越多元化。当前许多学者从不同维度对家庭教育投入结构进行分类。魏新和邱黎强将家庭教育支出分为基本教育支出、扩展教育支出、选择性教育支出三类。[1]陈辉根据消费的必要性将义务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投入结构分为必需投入、扩展性投入和选择性投入。北京大学课题组在《2004年中国城镇居民教育与就业情况分析调查报告》中把城镇家庭教育支出分为选择性教育支出和非选择性教育支出。[2]楚红丽把家庭教育支出分为教育类消费支出、生活类支出和机会成本类支出。[3]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支出调查”课题组根据经费投入领域的不同,将家庭教育投入分为校内支出和校外支出。本文主要从消费的必要性这个维度来探讨家庭教育投入结构。根据家庭消费的必要性,家庭教育投入结构分为必需投入、扩展性投入和选择性投入。首先,必需投入是指家庭在孩子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为其支付的最低成本,主要包含孩子上学期间所必须投入的经费,如学费、书本资料费、伙食费、住宿费、校服费以及交通费等。其次,扩展性投入是指家庭除了支付必须投入的经费以外,为了能够让孩子获取更优质的教育资源而额外支付的费用,主要包含课外辅导费、课外书本费。最后,选择性投入则指家庭为使孩子接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承担的择校费,以及临校租住陪读或者购买学区房等产生的间接投入经费。

二、基础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投入结构失衡的倾向

(一)家庭教育投入结构失衡,扩展性投入出现异化倾向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的经济总量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家庭在孩子教育方面有了更高的要求———他们不再满足于学校内的教育,还追求校外教育。除了家庭必需投入外,更多的家庭选择增加扩展性投入和选择性投入来投资人力资本,导致家庭的教育投入结构失衡。主要表现在:家庭在教育上的投入占家庭总消费性投入比例增大,导致家庭经济压力增大。家庭在教育投入结构上的分配比例失衡,主要指家庭在孩子教育扩展性投入上所占的比重远远超过必需投入的比重,其中用于教育培训的投入比重最大,其投入经费也呈逐年攀升的态势。中国教育在线于2015年的《2015年基础教育发展调查报告》对家长每年对孩子教育培训的投入情况进行了数据分析。调查显示,每年对孩子教育培训的投入超过5000元的家庭占50%,其中超过1万元以上的家庭占25%。[4]家长对家庭教育投入观念认识不同,其对孩子教育投入结构也不同。在很多家庭的教育投入结构中,扩展性投入是其家庭教育总投入的主体,并且呈现出异化的趋势。

1.课外辅导费是家庭教育扩展性投入的主体

新浪教育的《2017中国家庭教育消费白皮书》的调查显示:第一,中国家庭非常愿意在教育上花钱,教育支出占家庭年支出的50%以上;第二,K12阶段的家庭,教育支出占家庭年收入的26.39%;第三,81.26%的中小学生上过辅导班,占三成的中小学生每年在辅导班上花费5001~10000元。这说明,辅导班是教育支出的重头戏,43.06%的受访家庭中,辅导班在教育消费的占比最大。[5]

2.艺术兴趣类培训费是家庭教育扩展性投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家长过分注重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花在兴趣班上的教育经费远远超过了家庭教育的必需投入。《2017中国家庭教育消费白皮书》调查数据显示,89.92%的学龄前孩子上过艺术培训辅导班。

3.家长混淆“优质教育”与“优质教育资源”,过分追求“重点”学校

为了让孩子进入“重点”学校,越来越多的家长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交高昂的择校费,经济条件富裕的家庭不惜花重金购买学区房。《2017中国家庭教育消费白皮书》的调查数据显示,在K12阶段,55%的孩子交过择校费,大部分在5001~10000元。这些现象都表明家庭教育投入结构严重失衡,扩展性投入和选择性投入的比重远远超过了必需投入的比重,导致家庭教育扩展投入出现异化的问题。

(二)不同地区和不同阶层家庭之间,家庭教育投入出现两极分化现象

第一,我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与内地经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家庭教育投入差异明显。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大部分家庭,能够提供几十万元的教育资金为孩子选择优质的教育资源;而西藏、云南等地区内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大部分家庭连供孩子完成基础教育都有困难,即便这些经济困难家庭的孩子考上了大学,也会面临辍学的危险。虽然义务教育阶段“两免一补”的政策已经普惠到我国大部分地区,但是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依旧影响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第二,每个家庭的经济收入情况以及教育理念等方面的差异,必然导致每个家庭在教育投入方面存在差异。2015年,家长帮联合好未来教育研究院、艾瑞咨询,面向全国家长进行调查的《2015年中国家庭教育消费者图谱》正式对外公布。调查数据显示:第一,在“60后”“70后”“80后”的家长中,近五成家长每年教育支出超过6000元,29.1%的家长教育投入过万元;第二,月收入5000元以下的家庭,近五成每月支出教育费用不超过300元;第三,月收入15000元以上的家庭,平均每月家庭教育支出超过1000元,教育支出显著增长;第四,月收入超过30000元的家庭对教育更为重视,38%的家庭每月投入超过2000元。[6]综上,高收入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投入比重远远超过低收入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投入比重。家庭教育投入在地区和家庭之间的这种分布,必然会造成地区人口受教育程度的不平衡、地区再生或后续劳动力综合素质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不仅会拉大国民家庭在收入、生活质量等方面的差距,也会加剧两极分化和教育不公的现象。

三、合理规划家庭教育投入结构的对策

(一)通过促进制度创新和优化选拔机制来抑制家庭教育投入的异化

在传统教育的选拔机制下,家长过分看重孩子文化课成绩。对给孩子报各种课外补习班这种做法,很多家长趋之若鹜,这增加了家庭教育的扩展性投入。教育部门要进一步推进体制创新,明确人才推广渠道,优化人才选拔机制,抑制教育本身的异化,更好地引导家庭合理分配在教育上的投入。

1.促进制度创新的重点是抑制教育自身的异化

“如果一个人受到的是异化的教育,它将会片面性地发展经济性和政治性等某一方面的才能,从而导致他丧失全面性和健全性的发展机会。这恰好符合教育异化的本质特征———对教育培养完整、和谐发展的人的教育本质的偏离和背弃。”[7]家庭教育投入的异化倾向与教育自身的异化是相互影响的,教育异化会导致家庭教育投入异化,家庭教育投入异化也会导致教育异化。因此,促进制度的创新和完善是抑制教育异化的先决条件。

2.改革教育质量评价体系是优化选拔机制的重要途径

为了减轻学生学习负担和扭转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现象,教育应当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基本标准。这对于教育结果具有导向作用,对于教育过程也有指引作用,使教师不再仅仅为考而教、学生不再仅仅为考而学,而且家长不再为分而投。[8]家庭教育投入,特别是扩展性投入也要以孩子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真正为孩子幸福生活而投资,而不是将孩子培养成学习的机器。因此,改革教育质量评价制度至关重要,只有改革评价制度,才能优化人才选拔机制。政府要引导有关教育部门贯彻落实真正意义上的“素质教育”,鼓励学校采用“创新学分”和“学分银行”来优化教育教学评价机制,抑制教育自身的异化。

(二)鼓励社会资源的投入,规范管理民办教育机构组织

教育资源的差异影响了家庭教育投入的方向和对资源的选择,也影响了家庭教育投入对教育改革和教育有效发展的支持。我国基础教育阶段教育资源的分配存在很大差异。例如,东西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资源利用率不均衡。这些问题导致家庭教育投入差异的增大。同一地区内,家庭收入差距也是导致家庭教育投入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高收入家庭在家庭教育的扩展性投入和选择性投入上都远远超出低收入家庭,这进一步加剧了家庭教育投入结构的两极分化现象。因此,为了实现教育的公平,政府应当鼓励社会资源的投入,规范管理教育机构,合理配置教育资源。

1.倡导社会“帮扶机制”

鼓励高收入家庭帮助贫困家庭的孩子,倡导社会各界人士为贫困家庭的孩子捐助教育基金,以减轻贫困家庭的教育投入负担。

2.鼓励社区开展公益性辅导班

以社区为单位成立公益辅导班,聘请专业教师辅导孩子的课后功课,并且成立各种兴趣活动班,比如棋类班、球类班、艺术班等,以促进孩子的全面发展。社区开展辅导班所需的经费可以由社区和家庭共同承担,这样既可规范管理孩子,又可降低家庭的教育投入成本。

3.规范管理民办教育机构

虽然民办教育机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基础教育的发展,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家庭教育投入的负担,如收费高攀不下的中小学辅导机构。因此,规范管理民间教育机构的行动迫在眉睫。教育部应通过税收杠杆、再分配资源来管理民办教育机构,通过增加民办教育机构的税收来统一规范收费标准,从而抑制家庭教育扩展性投入异化的现象。

(三)增强家庭教育投入意识,合理规划家庭教育投入结构

1.家长要正确认识家庭教育投入的重要性

在教育投入的形式上,家庭教育投入不仅包括教育经费投入,更包括时间上的投入、精神上的投入和情感上的投入。教育经费投入只是家庭教育投入的一种外显形式,而时间投入、精神投入和情感上的投入是家庭教育投入的内隐形式。因此,家长要正确认识家庭教育投入的重要性,在满足孩子物质需求的同时,多花时间、精力和孩子进行精神上和情感上的交流。家长要想培养一个成绩优秀的孩子,就要更加注重孩子身、心两方面的健康成长。在教育投入方面,家长应把教育性作为第一原则。在选择教育投入总量和结构决策方面,家长首先要将孩子的健康成长放在第一位。

2.家长要合理规划家庭教育投入结构,选择合理的教育投入方式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传统观念使得大多数家长不惜一切代价“重视”孩子的教育。大多数家长在孩子教育投入上存在攀比与盲从的心理,并且缺乏对孩子兴趣爱好的培养和对自身教育情况的理性思考。因此,家长应注重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要根据孩子的年龄选择合适的教育模式。家长在家庭教育时一定要避免急功近利的心态,要建立正确的教育价值观,合理规划家庭教育投资结构,营造“促进身心健康,培养全面发展”的良好环境,保障孩子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继而达到使孩子幸福生活的终极目标。家庭教育投入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基础教育阶段。随着我国科技的快速发展和经济总量的增加,教育规模在不断地扩大,基础教育阶段家庭的教育投入发生了很大的偏差。不同家庭收入的差异以及其在教育投入的不平衡,导致教育投入结构的异化、对优质教育资源过度投资等问题,这影响了基础教育阶段整体教学质量的提升。因此,家长要增强家庭教育投入意识,优化家庭教育投入结构,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政府要加大教育投入,促进轨制创新和优化选拔机制,从源头上抑制教育异化的发生。此外,政府还要鼓励社会资源的投入,规范管理民办教育机构组织,从而积极引导家庭教育投入向良性轨道发展,以推动基础教育事业的整体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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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蒋珍妮.中国义务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投入的成本收益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4.

[3]楚红丽.基础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消费支出内容与结构的研究述评[J].教育科学,2007(2):1-4.

  [4]中国教育在线.每年家长对子女教育培训投入调查问卷[EB/OL].[2018-03-02].

[5]新浪教育.2017中国家庭教育消费白皮书[EB/OL].[2018-03-02].

[6]2015年中国家庭教育消费者图谱[EB/OL].[2018-03-02].

[7]万作芳.教育异化:概念及表现[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115-121.

第6篇:城乡教育差异调查报告范文

[关键词] 双维度理论;农村籍大学生;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 G40-0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03-082-3

[基金项目]本文是江西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双维度理论模型下农村籍大学生改善家庭发展状况的意愿与行为研究”(11YB442)

一、概念界定

国际跨文化心理学会主席,加拿大知名教授约翰·贝利(John W. Berry)提出的著名双维度理论模型极具影响,提出保持传统文化和身份的倾向性、与新群体文化交流的倾向性两个维度,并根据个体在这两个维度上的不同表现,区分出四种不同的文化适应策略:整合(integration)、同化(assimilation)、分离(separation)、边缘化(marginalization)。即当文化适应中的个体既重视保持原有文化,也注重与其他群体进行日常的交往时,他们所采用的策略就是“整合”;当个体不愿意保持他们原来的文化身份,而寻求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即“同化”;相反,当这些个体重视自己原有文化,避免与其他群体进行交流时,就是“分离”;当个体既对保持原有文化没有可能性和兴趣(常常是因为被迫的文化),也极少可能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常常是排斥或歧视的原因)时,是“边缘化”。

农村籍大学生是特指这样一群大学生,他们在进入大学之前具有农业户口,在大学毕业前,其生活来源主要依赖于有农村户口的家庭成员。

二、关于农村籍大学生研究回顾

基于双维度理论模型定义范畴,笔者搜集到的现有文献中对“农村大学生”研究内容主要可以分为四类:农村大学生的社会化问题研究,农村大学生的适应性问题研究,农村大学生思想道德价值观教育以及就业教育问题研究,农村大学生的社会学人际关系研究。

(一)农村大学生社会化问题研究

现有研究主要从描述农村大学生的社会化过程,分析其社会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和心理问题以及产生原因,以及解决对策几个方面进行论述。《来自农村的大学新生的适应教育——项关于农村新生再社会化的质的研究》中访谈描述了因城乡文化差异产生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层面上,农村大学生社会角色转换过程中的困惑。《在校农村大学生再社会化问题研究》一文则提出了农村大学生社会化过程中存在问题,如心理素质不高,价值观念转变,行为方式适应等。《文化冲突、和谐校园与农村大学生社会化》中指出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城乡文化的不同,决定了农村大学生和城市大学生在早期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念、生活态度、行为方式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社会转型对农村大学生社会化的影响》一文则提到了作为大众媒介的网络对农村大学生的社会化产生了许多积极和消极的影响。《校园隐性文化对农村大学生的影响及对策的研究》一文中提到校园隐形文化以潜移默化的形式对学生的知识、价值观、行为规范、情感等发生影响,应该充分利用校园隐性文化中的经济援助制度、心理辅导、社团、实践活动、校园网络等来帮助解决农村大学生在社会化过程中在经济、心理、能力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二)农村大学生的适应性问题研究

农村大学生适应性社会学心理层面的研究主要指出农村大学生在社会流动和对于社会学校生活适应的过程中首先是不适应的,确实存在并且出现了很多的心理问题,比如心理失衡,出现社交焦虑,产生消极的自我心理体验,自卑与自负以及逆反的心理障碍。造成心理健康的缺失,出现强烈的心理冲突。《分层视野中的社会化分析—关于农村大学生生活方式转型的一种描述》通过访谈的方式描述了农村大学生的生活状态。把农村大学生看作是校园中的亚文化群体。《农村籍大学生大学生活适应调查》采取质的研究方法,通过对9位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在学习、生活及人际关系、情感世界、就业选择等方面的适应情况的电子邮件访谈,全面描述了他们进入大学后表现出的反差、苦恼、不解、焦灼、愤恨、不安情绪等种种不适应状况,涉及学习、生活、人际关系、情感、就业等各方面。《农村大学生弱势群体现状、特征及对策研究—以重庆工学院农村大学生为例》中对于社会地位、权益维护、竞争能力、发展机遇、物质生活条件等一方面或多方面处于劣势(如经济拮据、心理脆弱等)的农村大学生弱势群体进行实证调查。采取小规模座谈,单独访谈,及小范围调查问卷相结合的方式对农村贫困大学生进行包括生活、学习、心理、人格、人际交往、压力状况和自我认识等方面进行了适应性描述。

(三)农村大学生思想道德价值观教育以及就业教育问题研究

农村大学生作为高等教育的培养对象,以及进行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除了在学习和生活上给予关注之外,他们的思想道德状况也得到了教育研究者的关注。在《关于农村大学生政治思想教育的调查报告》中,研究者使用问卷调查与访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针对农村大学生的思想状况特征做了详细描述,指出农村大学生总体上都是理性健康向上的。就业教育问题也是教育者尤其重视的一方面。首先作为从农村流入城市大学的农村大学生,其社会化的过程以及适应性生活大部分还是在校园中完成的,而毕业之后的就业就要真正的融入到城市社会中,甚至拥有城市户口,改变自身的社会身份,或者回归农村,重新熟悉以前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这些对于农村大学生来说都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社会化过程。所以研究者从就业心理层面进行研究。农村大学生的就业心理中同时存在着消极和积极的因素,如果要保证农村大学生的顺利就业,那么就要尽可能的降低消极因素。《关注农村大学生就业心理》中对农村大学生即将离校的心理状态的描述。分为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主体视角从学校教育出发,做出与城镇大学生的比较。目的是协调就业过程中农村大学生群体与城市大学生就业之间的矛盾和压力。《农村籍大学生就业心理剖析》中也指出农村籍大学生的就业心理在国家和个人方面存在积极方面的因素,但是同时也表现出消极心理,比如自卑、功利、怨恨、攀比、听天由命等。消除农村籍大学生的消极就业心理,除了外部调适,更重要的是自我调适。

(四)农村大学生的社会学人际关系研究

这部分的研究视角有所转化,不再仅仅专注于城乡差异所造成的农村大学生的被动适应和社会化,而是把农村大学生看作是社会人际交往中的主体,并且把社会背景纯化为农村,研究角度转向了农村大学生流动的源头。当然农村大学生的社会环境不可能完全把城市和农村完全割裂开,所以在城市校园中与所处城市社会环境的人们进行交往,处理人际关系也是研究者关注的另一方面。《农村大学生人际关系初探》中就指出个人因素诸如个人性格、自信心、社交技能、生活环境差异和社会因素主要是城乡环境差异会导致一些农村大学生对人际关系的认识和态度不同,对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以及学习、生活都有很大的影响。《农村大学生人际交往和人际关系刍议》中则指出农村大学生缺乏自信,对人际交往的必要性缺乏认识,害怕交往挫折。

三、农村籍大学生相关研究评述

综上,现有关于农村大学生的研究比较完整地描述了农村大学生生活及就业等方面的情况,为以后的相关研究做了较好的铺垫。然而,现有相关研究仍然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不足:

1.在研究内容上,正如文献回顾中提到的,现有研究多是关注农村大学生的社会化、适应性、思想道德价值观教育和就业方面,缺乏对于农村大学生改善家庭发展状况的意愿与行为研究。多数农村大学生将考上大学作为跳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的“龙门”,但对于考入大学后如何“跳入龙门”,即如何通过自身努力与实践改善个人与家庭发展状况等相关问题,却鲜有研究。

2.研究视角上,现有研究多采用不平等视角,把农村大学生看作是被动适应的特殊弱势群体,视为需要帮助和教育的对象。事实上,农村大学生在城乡互动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是复杂的。从事农村大学生研究需要把握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把农村大学生摆在研究的主置,从他们的视角和体验出发,深入到他们的生活文化背景中。只有真正的认识了这个群体,才能予以该群体客观的特征描述。研究他们在社会中的个人发展,研究本身才能有很强的实践意义。

3.研究方法上,现有研究多数采用的是个案访谈的方法来收集资料,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与文献法来对农村大学生的心理、就业等方面进行阐述与分析,这只能从个人角度来对问题进行解释,而不能从整体层面来说明农村大学生的现状与行动以及他们在行动过程中遇到的普遍问题。所以,关于农村大学生的研究方法缺乏定量研究。

四、结论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浪潮中,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获得了进入大学深造的机会。农村大学生怀抱着个人与家庭的期望,肩负改变个人与家庭命运的重任进入城市大学学习。然而,他们的大学生涯是否有助于其改善家庭发展状况,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因此,研究农村大学生在大学学习期间,改善家庭发展状况的意愿及其所做出的努力,探讨影响农村大学生改善家庭发展状况意愿的影响因素,探寻促进农村大学生个人发展与家庭发展良性互动的有效路径这一问题,就具有很现实的意义。

第一,有利于促进大学生个人健康成长、全面发展。研究农村大学生改变家庭发展状况的意愿与行为,并分析他们遇到的困难与挫折,探索引导其实现个人发展与家庭发展良性互动的有效路径,有助于促进农村大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第二,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长期以来,我国城乡发展严重失衡,农村大学生是帮助大学生本人及其家庭摆脱贫穷的希望所以,也是未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生力军。通过探索农村大学生改善家庭发展状况行动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境,探寻合理引导农村大学生改变个人命运、改善家庭与家乡发展的意愿与行为的有效路径,有助于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培养和储备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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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城乡教育差异调查报告范文

【关键词】“留守儿童” 教育 城市化 家庭

一、研究背景

1、城市化的历史必然性。从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大规模由农村向城市人口流动,这大批流动人口主要是农村中活跃的劳动力。人口流动的理论支持主要有两种:一是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的经济学理论指出了人口流动原因,认为比较利益差异的存在促使了社会劳动者从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和商业部门。二是经济学家舒尔茨人力资本论,国内或国际迁移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形式。其目的在于获得更好的人力资本配置收益。

2、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制”发展模式。长期的城乡户籍制度安排使得公民权利实现“属地化”特征,农民工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的权利缺乏制度保障。义务教育等公共产品的权利是以地方户籍身份为凭证的,在流动人口大量增加的背景下,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义务教育管理制度已经捉襟见肘。

二、“留守儿童”教育问题表现及其现状

国内研究者对“留守儿童”的关注、研究,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1994年上官子木发表《“留守儿童”问题应引起重视》一文率先提出了“留守儿童”问题。至2013年,据全国妇联当年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 ,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已超过6000万。而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主要表现在家庭教育、学业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安全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

1、家庭教育。虽然从法律意义上,留守儿童拥有完整的家庭,但是实际生活中,他们往往生活在临时的单亲家庭或者隔代家庭中,即拆分型家庭模式。2010 年以来,根据大量的调查表明,家庭关爱不全或破碎、家庭功能的弱化或者缺失等,都会严重地影响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

2、学业教育。由于留守儿童年龄较小还属于他律阶段,自律能力很弱容易养成不良习惯,另一方面学校的教育单一,导致学习较差。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得出留守儿童的教育机会显著偏高,其中与母亲一起留守的孩子,教育机会才得到改善。另外女童教育机会明显低于男孩。段成荣则把教育分成了学前教育阶段、义务教育阶段、高中教育阶段,经过在重庆的调查发现农村留守儿童教育进度滞后、超龄就学现象突出。

3、心理健康教育。调查发现留守儿童有一定的性格缺陷和心理障碍,他们不同程度地形成焦虑紧张、自卑内向、自私任性、霸道蛮横、逆反心理重、以自我为中心等极端性格。留守儿童在人际关系紧张与敏感、适应性差、心理不平衡、情绪失调、焦虑、抑郁、敌对、偏执、躯体化等方面有问题的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

4、安全教育。农村留守儿童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由于缺少父母的监督在全国各地,留守儿童溺水、触电、打斗等意外伤亡事件屡见不鲜,甚至被拐卖、被侵犯的恶性案件也常常见诸报端。留守儿童的安全问题主要表现为自我伤害和伤害他人,前者是指留守儿童作为弱势群体自身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后者主要指由于心理扭曲造成的违法犯罪行为,从而伤害他人的现象。实质上后者也是一种自我伤害。

5、思想道德教育。外出打工的父母大多采取“ 物质( 金钱) + 放任”的方式来补偿,从而导致致使子女好逸恶劳、奢侈浪费、摆阔气,产生“ 拜金主义”等思想。调查显示,农村留守儿童因缺乏有效监管,在学校不遵守规章制度,说谎、拉帮结派、打架斗殴、小偷小摸;在家里不听监护人的教导,顶撞祖辈、我行我素、恶语伤人,其行为问题较其他学生要多。

三、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产生原因

范方通过对隆回县实证调查指出“留守儿童”亲子教育的替代导致了家庭环境的恶化;不良的家庭环境引起或诱发了儿童不良人格因素;不良人格因素表现为或导致了儿童行为问题和学业不良,且三者互相影响,恶性循环。

四、政策建议

对“留守儿童”问题的干预不仅要进行行为矫治和心理辅导,而且要整合社区、学校、家庭的力量,改善其家庭环境和心理氛围,为“留守儿童”建构有效的支持系统。在农村抓好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 可以让留守儿童受到更多的监督、照顾与关爱,减少留守儿童受教育的断层与真空;在城市重点解决流动儿童的上学贵和上学难的问题;另外广泛推广解决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成功经验,如在学校建立留守学生档案,开展结对帮扶活动,增加特色课程。在搞好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的同时,充分发挥学校教育的主体作用。积极鼓励城市公办中小学降低入学门槛,尽可能地接纳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子女入学。从学校教育视角要注重留守儿童的心灵关怀,这种关怀在留守儿童的精神世界表现为:闭锁心扉的打开尊重感、平等感的获得感受到生活的乐趣和希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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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城乡教育差异调查报告范文

关键词:新课程改革;问题;改进

中图分类号:G6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2)16-0075-03

自2001年起,新课程改革至今已走过十个年头,这是新世纪一个浩大的教育改革工程。十年来,在教育部的推动下,新课程改革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传播了新的课程理念,建立起符合时代要求的课程体系;教师的教育观念和教学行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学生的学习方式也有很大的转变;考试评价制度取得一定的进步。但是十年的探索也始终伴随着质疑甚至反对的声音。当前,新课程改革已经进入巩固成果、进行深化的新阶段,需要认真审视在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总结经验,以 便在今后的深化过程中对问题加以改进。

一、新课程改革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政策保障不够坚实。从新课程的前期准备到全面推广,以及现阶段的深化改革,国家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保障改革的顺利推进,但在落实到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执行上往往会出现一些问题,在与课程改革息息相关的一些政策配套措施上,十年来也始终没能达到十分完备。

第一,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政策执行能力不足。在新课程推进过程中,一些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不能对自身在推进新课程的角色上进行合理定位,不清楚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推进新课程,无法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出科学合理的课程实施方案。也有些地方受制于经济条件,无法为新课程推进提供足够的政策支撑。

第二,配套保障的不完备。首先表现在没有坚实的理论支撑,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改革中,官方没有详细阐述其理论依据,各种版本的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的解读更是稍显混乱,这引起了一些专家、学者以及一线教师对新课改的质疑、困惑甚至反对。其次表现在经费投入的不足。对这次改革的各阶段评估都可以发现,经费问题始终是改革推进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无论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经费投入上都很不足,农村地区更为明显。再次就是评价机制改革滞后。对中高考政策的改革探索远远落后于新课程推进的速度,导致很多学校都出现穿新鞋走老路的现象。

2.师资培训不能满足新课程推进的要求。新一轮的课程改革对于教师培训相当重视,但是由于推进速度快,培训任务重,新课程师资培训中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影响着培训的质量。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师资培训有形式化倾向。首先,在培训上欠缺持续性。由于新课程的快速推进,每年有数百万中小学教师需要培训,这样就无法保证培训的持续性。在新课程推行的十年里,部分教师仅仅接受了一次常规培训。其次,在培训内容上缺乏针对性。很多培训都停留在对课程纲要和课程标准的解读上,很少涉及到具体学科、具体操作上,教师驾驭新课程的能力得不到实质性的提高。再次,在培训方法上的机械性。在培训中,灌输式的理论学习成为了主要的方法,教师的自主性得不到充分体现。

第二,师资培训体系不完善。在改革之初,教育部就要求除了对中小学教师进行国家级教育培训,各省市要做好省级培训工作,并探索以校为本的教研模式,逐步建立起国家培训、省级培训、校本研修三位一体的培训模式。但是由于新课程实施范围过大以及经费投入的不足,理想的新课程师资培训体系尚未建成,目前的培训还主要是以专家的话语为主导,缺乏专家和一线教师共同的研修活动。

3.课程推进存在不平衡现象。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在全国大范围内推行新课程,必然会导致差异现象的产生,甚至在同一地区,不同学校、不同学段都会产生差异。

第一,城乡差异明显。农村学校、乡镇学校和城市学校相比,在推行新课程上存在先天的劣势,表现在基础条件落后,教学环境较差,师资水平较低,教学理念滞后。农村和乡镇学校在师资上得不到足够的支持,在信息上没有方便通畅的渠道,在硬件上没有足够的资源,因此“明显的趋势是乡村教师对课程改革的认识趋向于消极, 对课程和教材的适应性低, 改革所带来的变化低于其他地区。”

第二,校际差异明显。由于我国各个地区对“重点学校”不遗余力的建设,使得这些学校以高升学率为资本,可以享受到当地政策的倾斜,在招生、校园建设、师资配备、经费拨付上都享有最优待遇。“各个学校具有课程改革的积极性,这是课程改革得以成功的基础。但是,一个发人深省的事实是,这种积极性并不与‘重点’、‘名牌’成正比。”有些一般学校能将新课程搞得有声有色,在课程资源上却得不到足够的支持。

第三,学段差异明显。新课程在小学、初中和高中三个不同学段的推行情况存在着明显的差异。2011年,21世纪教育研究院对新课改的实施现状以及教师们对新课改的评价进行了网络调查,并了《2011年教师评价新课改的网络调查报告》。调查发现“教师们认为小学的新课改开展最好(占48.4%),初中次之(占20%),高中的成效较差(占8%),表明越迫近高考,新课改的实施情况越差。”不同学段在落实新课程的要求上可谓乱象丛生,特别是毕业班,中考和高考依然发挥着指挥棒的作用。

第9篇:城乡教育差异调查报告范文

Abstract: Strategies on communication of teachers in which the paper mentions include that city schools select excellent team of teachers to support rural schools, and backbone teachers who are in rural schools go to city schools to conduct "infiltrating type learning". Adopting "corrugated" interactive mode to bring surface from point, and interact between adjacent city and countryside. To keep the time that teachers exchange withou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until rural teachers are used to new teaching methods and philosophy, and especially keeping the works such as post-service and training are continuous by us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关键词:城乡互动;教师;交流;策略

Key words: interaction between city and countryside;teachers;communication;strategy

中图分类号:G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1)24-0179-02

0引言

城乡互动是解决城乡教育鸿沟的最佳策略,教师交流则是解决城乡互动问题的钥匙,因为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在这里,我们所说的“教师交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听课”、“讨论”,也不是随便地选城市里的几位教师去农村的学校“下乡”几个星期或是几个月,而是一项较为宏观的、有规划的“教师双向交流工程”。

1城市学校选派“名师团队”到农村学校进行“帮扶”工作,农村学校选派骨干教师到城市学校进行“浸润式”学习

1.1 “名师”的“权威性”有利于他们在农村学校开展工作在教育信息化浪潮面前,农村学校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对教育信息化所持的态度”。杨永伦等人对华蓥中学以及周边等10所农村中学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1]上级主管部门对学校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支持、重视程度不够,有71%的被调查对象认为上级主管部门“不太重视”或“很不重视”学校教育信息化建设,只有5%的被调查对象认为“比较重视”,24%的回答是“态度一般”;学校教师对教育信息化的态度也不积极,有44%的被调查对象认为学校教师对学校实施教育信息化的态度“不太积极”或“很不积极”,有36%的被调查对象认为“态度一般”,只有18%的被调查对象认为“比较积极”。

面对一个“不积极”的群体,“说教”不仅不会奏效,而且会让他们厌烦;“强制执行”也不会取得好的效果,只会导致他们的不合作或消极怠工。总之,不能和他们直接对着干,不能强制他们“和我们一道齐步走”,只能让他们先做观众、做评委,什么时候他们愿意了再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但是,我们是到他们的“领地”去表演的,只有他们给我们提供了这个舞台和机会,我们才可以表演;只有他们给我们提供了较好的环境条件,我们才可以表演得更好。――不能强制,不能惹人烦,就只能利用“名师”的权威了。

迷信权威是一种普遍的心理现象。罗森塔尔曾经用“权威性谎言”左右老师对学生能力的评价,名师自然也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威”来影响学校领导的决策和学校教师的教学行为,因为他们比较相信名师,还因为他们也想把教学质量抓好。此外,“尊其实才能信其道”,“名师”的光环效应可以让名师的教学改革更有效,因为学生也会迷信名师。――成功的教学改革实践,共同的追求,名师的 “帮扶”工作自然是可以顺利完成的。

1.2 “登门槛效应”督促名师尽心尽力地开展工作所谓“登门槛效应”,是指一个人接受一个小的要求后,往往愿意接受一个更大的要求,犹如登门槛时要一级台阶、一级台阶地登,这样能更容易、更顺利地登上高处――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现象存在,是因为“人们都希望给别人留下前后一致的好印象,为了保证这种形象一致性,人们有时会做一些理智上难以解释的事情”。[2]

名师被借用到教学条件较差的农村学校,心里难免会有些失落,毕竟每个人都在向着更好的生活目标努力。他们也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本来是盼望着过安稳日子的,结果成了“继续折腾”的起点。高兴、失望、随波逐流等情感可能都会有,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后选择“继续尽心尽力地工作”,因为他们不想辱没自己的名分――这与“登门槛效应”产生的心理基础如出一辙。

1.3 “团队”的智慧可以降低决策失误的风险城乡教育的鸿沟不仅表现在师资力量对比的悬殊,还表现在教学设备、校风校貌等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方面的差异。名师有先进的教学理念、精湛的技术、良好的教学方法,但他所拥有的现成经验仅适用于他在城里的学校,不一定适用于现在他所在的农村的学校。教学是个系统活动,涉及到的要素很多,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改革就会有成败,决策一定有风险。一个人的思路会有局限,会有考虑不周的地方;多个人的思维就会广阔得多――“多人智慧胜一人”嘛。所以,“名师团队”到农村学校进行“帮扶”工作比较好,至少可以降低决策失误的风险。

1.4 “浸润式”学习的速度更快、效果更好“浸润式”学习实际上是一个形象地比喻:少数的农村骨干教师深入到城市的学校中、穿梭在大量的城市教师之间,从而近距离的、全方位的感受城市的教育。《楚人学齐语》这一寓言故事可以很好地预测“浸润式”学习的速度和效果。

农村骨干教师在城市的学校中学习,是学习的过程,也是适应环境的过程。当他们适应了城市学校的环境,也就完成了自己的学习任务。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仅学到了有形的技术、现有的理念,而且还知道了它们的适用范围与方法,而且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它们的魅力。因为人类适应环境的能力是很强的,所以这些农村骨干教师的学习速度和学习效果都会比较理想。

2采用“波纹式”互动方式,从邻近的城乡互动开始

如果把一颗石子投向水平如镜的湖面,那么,水波就从那颗石子的进入点开始向外“晕”,一个水圈接着另一个水圈,从很小的水圈开始,到很大的水圈结束。我们所说的“波纹式”互动方式,就如水圈被激起的过程一样,由点带面、邻近互动。

采用“波纹式”互动方式,从邻近的城乡互动开始,至少可以创造二个有利条件:

2.1 不影响教师正常的生活,为教师安心地工作提供保障正常情况下,人们都会把自己的住处选择在距离工作单位较近的地方,这样不仅有利于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也方便照看家人。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告诉我们,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低层次的需求满足以后,才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工作单位与住处的距离影响的恰恰是低层次的需求。

2.2 地缘近,不仅有利于教师熟悉新的环境,而且有利于教师调用自己单位的资源俗话说“远水解不了近渴”,所以,如果教师借调的单位和原单位的距离太远的话,教师要想充分地调用自己原单位的资源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此外,学校环境的差异与地域的关系比较大,邻近的学校其环境差异不会特别大,而且因为是邻近的兄弟院校,平时或多或少都会有所接触、有所了解,所以如果是邻近学校的教师交流,熟悉环境的工作就会变得简单一些。

3“正式交流”的时间到“习惯养成”为止

真正意义的“城乡互动”是个往复循环、螺旋上升的过程,所以没有终点。这里所说的“正式交流”主要是指城乡教师面对面的、甚至是共同实践的交流,它区别于下文的“非正式交流”――以信息技术手段,尤其是以计算机网络为媒介的交流。

习惯是有惰性的,培养起来不容易,消除掉也不容易。“正式交流”的任务是培养农村学校的领导、教师、学生开展信息化教学的习惯。为了让这个习惯真正地持续下去,不能浅尝辄止,必须使习惯于这种教学方式的师生人数达到一个界限――10%―20%。1962年,美国新墨西哥大学埃弗雷特・罗杰斯(Everett M. Rogers)教授在《创新扩散》(Diffusion of Innovations)一书(第一版)中指出,创新事物在一个社会系统中要继续扩散下去,首先必须有10%―20%人采纳这种创新物,创新扩散比例一旦达临界数量,扩散过程就进入快速扩展阶段,这个过程一直延续,直到系统中有可能采纳创新的人大部分都已采纳创新。[3]

4以“非正式交流”形式出现的后期服务、培训等工作不能间断

在“正式交流”的任务完成以后,城乡的教师都会回到自己的原单位。为了巩固交流的成果,也为了农村学校教育的持续发展,以“非正式交流”形式出现的后期服务、培训等工作不能间断。因为技术在更新换代、理念也层出不穷,所以教师需要不断地学习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但是,学习过程难免遇到问题,如果问题在最需要得到解决的时候得不到有效的解决,那么,教师学习兴趣的丧失是必然结果。在2004年由中欧甘肃基础教育项目办公室委托西北师范大学进行的“送教下乡”活动中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4]教师在培训过程中学习热情很高,但培训结束几个月后还停留在那里,没有发展下去。

5结语

城乡教育鸿沟不仅关乎教育公平,还影响基础教育的质量――农村学校学生少,师资力量薄弱,教学质量自然不够理想;城市学校的班级“超大”,师资力量雄厚也无法正常地发挥效力,教学质量还是不够理想。城乡互动是解决城乡教育鸿沟的最佳策略,但像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全面启动城区名校、强校托管农村完小那样,实现“人、财、物”的基本统一,全区千名农村学生与近百名农村教师享受“同城待遇”[5]――是一项非常复杂、非常难、风险非常大的大工程,很难推广和实施。教师交流则是一项操作简单、风险较小的举措。

参考文献:

[1]杨永伦,鲁代均,丁厚林.农村中学教育信息化现状问卷调查报告[J].新校园(下旬刊),2009,(11):9-10.

[2]李凤娟.班主任应学会“要尺得寸”――“登门槛效应”在班级管理中的应用[J].基础教育,2004,(7):32-34.

[3]赵健.传播理论视野下城乡互动教师专业发展模式[J].电化教育研究,2009,(12):1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