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与文化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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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中国社会与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 家庭伦理剧;大众文化;社会恐慌;关系

一、家庭伦理剧导致形成社会恐慌的原因

1、电视节目的社会化作用

施拉姆曾提到“所有的电视节目都有教育意义，唯一的差别是它在教什么”。例如，在2009年有一部电视剧叫《蜗居》，剧中的女主角海藻大学毕业后，与公司职员小贝相恋，两人也感受到攒钱买房的辛酸。因为工作关系，海藻结识了市长秘书宋思明，宋对她一见倾心，如有神助般化解了海藻各种难题。最后由于生活的种种波折，海藻最终爱上了宋思明成了他的情人。此电视剧多处传达出来的大众文化中，无可避免提及了社会敏感话题“小三”、“房价”等问题。

许多家庭伦理剧传达出来的不是真善美，而是社会的假恶丑。就例如《蜗居》，女主角不堪重负，被有背景的宋思明拿钱拿权砸昏了头，抛弃了相恋多年的穷小子。这些电视剧虽然也都来源与生活，但这样的文化传播无疑也将对社会价值观有所影响。电视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存在的，《蜗居》让我们看到，“小三”也是被逼的，“小三”也是有真爱的。然而这样为“小三”摇旗呐喊的电视剧真的好么？“小三”的行为需要抵制，在电视剧中，更应该减少这样对于“小三”的刻画，这些坐享其成的社会风气，不应该在电视剧里一而再再而三的播出，虽然这样的电视剧大众喜欢看，但是这样潜移默化的影响，很有可能会使更多“小三”找出更多道德上说服自己的理由。

电视对于大众文化形成的影响，问题不在于是否引起社会恐慌，而在于让人们看到的是世界以及生活与其中的人民的哪一种景象？让他们效仿的是什么样的榜样？鼓励他们期待的是什么样的工作与生活条件？我们没理由担心电视让人们看到一个暴力的世界，因为我们知道世界本身就充满着暴力。我们应当关注的是他们是否会看到或经常看到暴力受到奖赏，犯罪者逍遥法外。[1]

2、拟态环境下的真实缺失

美国传播学者李普曼在《公共舆论》一书中论及拟态环境问题，拟态环境包括外层的媒介环境与内层的心理环境。一方面，拟态环境不是现实环境“镜子式”的摹写，不是“真”的客观环境，或多或少与现实环境存在偏离。另一方面，拟态环境并非与现实环境完全割裂，而是以现实环境为原始蓝本。[2]家庭伦理剧对于现实生活中个案的提取，在电视荧屏上放大、夸张、以艺术的姿态形成虚拟的现实生活。这样的拟态环境，可以使看电视的人身处其中，同时拿电视中的生活与自己的现实生活比较，甚至有些人会沉沦于电视剧情中，认为电视中的刻画是真实存在的，把编剧描绘的电视世界当成自己的现实生活。

电视剧中营造的虚拟场景，夺取了许多心智不成熟的青少年的生命。电视剧营造的环境，让人完全背离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所有一切生活的好与坏都是由自己决定的，跟有没有嫁给一个“高富帅”毫无关系。电视剧中的“高富帅”总是那么优秀，所有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让许多少女痴迷不已。然而现实生活离不开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平淡日子，即使就像童话故事里王子和公主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然而之后如何幸福还是要靠个人。

“拟态环境”是把双刃剑，与现实契合部分可以帮助受众认知环境，而与现实偏离部分则可能误导大众。电视剧中描绘的拟态环境，可以让受众陷入痴迷，也可让大众产生普遍恐慌，减少的方法一是在于传者本身，二是在于受传者自己。

二、大众文化与社会恐慌的关系

1、权力的规训

福柯的观点认为，大众文化应该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规训工具之一。当代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在社会大众实际生活中的渗透性以及它与人的身体和生命活动的紧密关系。由于大众文化的无所不在性，使现代人身体的各部位及其实际活动，无不笼罩在大众文化的游戏网络之中。[3]

家庭伦理剧的大量投放，其中蕴含的是权利需要我们认同的社会秩序，比如我们的生活需要有车有房，婆媳生活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人婆婆、媳妇、小姑之间的复杂关系和纠结，甚至都成为中国独有的大众文化，这些文化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之中，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这些再由电视剧表现出来，在看电视剧的同时我们很容易就会联想到我们的实际生活，带入到情景当中，让我们对自己的家庭生活产生恐慌。

再如电视剧中一而再再而三的表现出，对于高富帅的追捧，以及没有房是万万不能的这样的理念。这样的理念何尝又不是现如今中国人人感受到的贫富差异。电视剧让我们感觉没有房的儿子难娶媳妇，没有钱的情侣生活困难。这些电视剧中的情况很容易就会影响到人们的判断。

2、心理控制

洛塔尔文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文化工业的控制就是反向的精神分析”。精神分析借助催眠、自由联想等疗法使精神病患者被压抑在心理底层的无意识内容释放出来，从而达到解除心理障碍的目的。文化工业的心理控制则反其道而行之，它鼓励人们把外在的社会规则内化为超我人格，然后借助这个超我的力量把那些为社会秩序所不允许的欲求和愿望压抑到无意识的深层，并对它们时时进行管束。这样，大众文化就成为社会统治的帮凶。[4]

电视剧作为文化工业的一部分，在大众文化鼓励把外在的社会规则变化为超我人格时，仅仅是靠灌输和说教很难达到说服的效果，因此它需要采用一种平易近人的方式，让我们欣然接受。家庭伦理剧的主人公，和生活中的我们很像，让我们存在心理上的角色接近性。他让我们做梦，让我们感觉我们和主人公一样是个普通人，有一天我们也会灰姑娘变成公主，只要遇到一个帅气多金的男主人公。这种隐含在电视剧中的拜金心理，逐渐影响我们的超我人格，把社会中的有钱人有权地位越抬越高，才会形成现如今有钱人有权人自持甚高的局面。

阿多尔诺认为，正是这种平易近人的可自居性使大众文化对大众来说变得魅力无比，文化工业也是利用大众的自居心理来控制和左右大众。

三、总结与展望

根据上述分析，电视剧将升华为一种社会现象，被一再的夸张、夸大，最终深深的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所代表的意思就是这种文化是广泛的且可以传播的。大众文化与社会恐慌是相生的，正确的大众文化可以洗涤心灵，端正价值观。当然不良的大众文化，将会把文化工业的触角深入到我们的思想当中，成为超我人格，渗透到我们的情绪和生活中。

文化工业控制下的个体不仅在文化消费中是无力的，而且在社会生活中，人们无法形成自己的权戚，就只好依附于外在的权威，并在对权威的自居中获得。他惧怕权威对他的抛弃，甘愿受权威的支配、控制甚至虐待。

【参考文献】

[1] 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第二版）.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62.

[2] [美]李普曼.公众舆论[M].阎克文，江红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第2篇：中国社会与文化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 清代 习惯法 制定法 社会与国家

《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以下简称《清代习惯法》）是梁治平先生的著作，该书是他的一项关于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研究课题结束之后的扩展之作，并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形是论古，实则喻今。法律可以是由本土自然发生的，也可以是外来构建的，但是任何一种方式的有效性都有一定的局限。笔者对《清代习惯法》一书的体察暂列如下：

一、作者简介

梁治平：“主要从事法律史及法律社会学等领域之研究，著作八、九种，文章数十篇，主编法学类丛书两种，编辑社科类书刊一种，组织学术活动逾百；曾游学欧美，讲学港台，足迹至于海外，略为人知。

以读书为乐，以学术为业，研究涉乎古今，比较及于中西，惟古文不精，西文欠通，学术碍难专精。虽然，每著一书，每撰一文，必苦心孤诣，力求发人所未发。立言不求传世，但求无愧己心，不负读者。

尝追随法儒孟德斯鸠，以文化阐释法律，以法律阐释文化，创为法律之文化解释。自法学出，然素尚史学之视界广博，哲学之分析精微，群学之方法贯通，尤喜人类学之观察细致，反思深刻。治学不拘一格，凡有用之材料，可行之方法，尽皆援用，而少受制于学科界分；重意义世界、俗民生活、自生秩序；运思在史学与哲学之间；惯以解释立场，求理解之可能。

学重说理，文尚简约。善倾听，不因人废言，唯公是听，唯理是从。不变于己，无改于人。有所为，有所不为。行事在可为可不为之间。无意于事功，尤不以改造世界为务。入学界数十载，先执教鞭于大学，后专著述于研究院，以发表之文字计，年不过数万言，若以申领课题之数量论，则一无可陈。惟平生所为，率皆无违乎己心，故亦足自满也。”

二、本书概要

《清代习惯法》由法律社会学立场出发，依据清代官府档案，民间契约和民国初期的司法调查等第一手材料，在前人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清代习惯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究，其讨论的范围，涉及清代习惯法的渊源，背景、流变、直至习惯法的性质，形态、功用、以及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关系和习惯法研究在社会理论上的意义等等。

全书正文有十部分组成，包括：“导言”，“问题”、“民间法、习惯和习惯法”、“材料、概念与方法”、“习惯法起源举例”、“习惯法制度考略”、“习惯法与国家法”、“再论习惯与习惯法”、“习惯法与社会”、“余论”，其中，所占比例最重的是“导言”和“习惯法制度考略”这两部分。从内容上看，作者的重点是在于厘清“习惯法”这一概念，试图在国家法之外，寻找到针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新的解释途径。

三、启示

只要是人聚居的地方，就会产生社会控制，就会形成规则，不论古今中外，习惯法的存在都有一定的绝对性。然而，不同的国家地区习惯法的发展有着不同的命运。英国的习惯法经过上百年的沉淀，迄今仍然是主导生活的“法律”之一。他国的法律是在他国的历史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舶来之法真能在中国长势良好，枝繁叶茂？八十年代以来的司法实践证明了一个问题，脱离现实的法律是难以实施的，只是被架空的一纸虚无，外来的“法律帝国”如果不加以调整难免水土不服。本文接下来试着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对《清代习惯法》的感悟：

（一）清代习惯法和国家法

《清代习惯法》指出在清代，习惯法是民间法中的一种：习惯法是诸多非正式法源——民族法，宗族法、宗教法、行会、帮会法中的一种，表现为婚姻、析产、继承、买卖、租佃、抵押、借贷等等“乡例”，是一定范围内的社会组织或地域范围内流传、认可、通行的规则或规范。并特别指出，习惯法是狭义上的自成统系，不能将所有非国家法—民间法都算入习惯法的范畴。

习惯法的概念在理论界与人们通常的话语中是纷繁芜杂的，常常与民间法、活法等混同，几乎成了非国家法都是习惯法的现状。对于研究对象到底是什么如果都是混沌的，将难以使习惯法的研究上升到能与国家制定法研究同等对话的层面。因此，区分，为进一步比较习惯法和国家法提供了可能。区分习惯与习惯法提出的问题是：习惯必须要通过某个中介环节，某种制度化途径才能上升为法律，那么，这种中介环节究竟是什么？与这种中介环节相关的习惯法与国家法的联系和互动又是怎样的？延续这个问题，《清代习惯法》展开了探究清代社会形态的旅程。

习惯法与习惯不同。后者相对于前者，不仅具有强制性、官方权威和常规性，更重要的是确定了关系双方可以期待的义务和权利关系。习惯必须通过某个中介环节，通过某种制度化途径，才能上升为法律，尽管这种法律仍然是以一种区别于国家制定法的形态出现。梁治平将习惯与习惯法的区分标准设定为：一是习惯法关系到权利和义务的分配关系到彼此利益冲突的调整；二是习惯法相对习惯而言更具确定性和操作性也更适于裁判。

“中国社会没有群、己（社会与个人）的明确界限，因此也缺乏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普遍性的道德”“社会缺乏阶级对立，以至国家和社会界限不清，国家消融于社会，社会与国家相混融。”科举考试为普通百姓提供了通往仕途的机会，这种形式上的公平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知识分子是以皇帝为代表的皇权统治的“棋子”之一，又是一个难以控制的工具。以国为家能够最大程度上吸收知识分子的能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国一体”，“一表三千里等是整个社会相对统一的道德观念。家即是国、国即是家。百姓是子民，官员是父母。“孝悌”竟然成为了国家举贤纳德的重要的标准。所以，作为西方法学、政治学基础的二元对立社会结构论在中国并不完全适用。社会与国家界限的消融，也意味着，对民间纠纷的解决在一定程度是按照儒家道德标准为标杆。儒家道德标准要求人们以君子自省，民间的事务，只要大家都象君子一样谦让有礼，尊卑有序，就没有什么纠纷或者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纠纷。于是，国家根本就没有必要再陷入民间的具体纠纷之中，以至于“国家法鲜有户婚田土钱债”之类的内容，然而，普通老百姓多不是君子，纠纷频繁，这就为习惯法的发展和生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清代习惯法》得出结论：总之，习惯法与国家法之间既有相互配合乃至模糊不清的一面，也有分工甚至断裂的一面。对于国家而言，主要是从外部统摄，而缺乏对习惯的内在机理的衡量和应用；对于民间社会而言，道德的实施以及其他生活中的行为规范基本上是靠同一机制得以实施。如此，国家法和习惯法出现了一种深深的断裂。这种裂痕使得清代缺乏关于习惯性的说明性学理，缺乏对于从事这种探究和说明工作的群体。

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作为所谓民间社会秩序的自发显现，习惯法的每一步发展都与实际社会生活与社会组织的变化有着密切关联，清代习惯法的发展是明清两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习惯法不仅反映社会现实及变化，同时也是社会发展中的积极因素。它规范着乡民的行为，为民间社会提供秩序，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也正因为有了清代习惯法和国家法所构建的一种特殊的秩序，清代社会生活才会如此多样又井然有序，明清两代的中国人才可能在面对巨大的人口压力时创造出新的经济手段，一方面弥补资源上的匮乏，实现经济增长，一方面增强固有体制的弹性，使不至于在人口和资源的压力下崩溃。⑩清代民事习惯法是发达的，这种发达是因为统治者的“心有余而力不足”，也因为习惯法的好处（追逐利益；规避法律；杜绝隐患；寻求保障）。时至今日，社会环境发生巨变，可有些历史的东西仍未改变。

（二）当代中国习惯法和国家法

首先，传统观念的延续。“家国天下”的观念虽然在语言学中仍有显现，但是把家视为国，把自己当成被管理的子民这样的观念已经在逐步转变。如果说我们的社会在历史上并非二元对立的，这种对立是否被我们建构出来了？当今中国社会，国和家之间、公私之间要做到泾渭分明，谈何容易。面子文化、关系文化，不但在古代社会发达，现代社会一样兴旺。虽然，变化调试是存在的。

其次，习惯法的现实意义。那些强调国家法制高度统一，否认习惯法存在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就英美法系而言，在经历上百年的沉淀后，习惯法始终有其存在的空间，不断有新的习惯法产生。因为社会的流变是绝对的，制定法不是万能的，尤其是我们这样一个面积大、人口众，民族多的国家，“习惯法乃是所谓‘小传统’。它们是更接近字面意义上的‘地方性知识’。它们为一个地方的民众所创造、拥有和信奉，他们构成这一或那一小社会的秩序。”豘《清代习惯法》指出，清代习惯法“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的一部分，它所调整的关系相当复杂，它的许多制度也已经非常成熟，”豙这表明，习惯法作为传统社会的产物，并不是法律发展的低级阶段，而是众多法律体系中的一种，于清代，它已经相当发达了。在当代，它仍然有存在的空间。梁治平开篇批判了黄宗智先生的观点，认为他没有从西方“国家·社会”的二元模式中摆脱出来，直接将西方的经验生搬硬套到中国的现实中来。

第3篇：中国社会与文化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在对沈从文进行深入的阐释与研究中，他笔下的“湘西”世界无疑是人们最为关注的重心。与整个沈从文研究的发展相应，人们对“湘西”世界的认识与理解也呈现出一个不断深入与丰富，多元与复杂的状态。

沈从文研究从其创作伊始到21世纪的今天，可谓几经曲折变化。时至今日，沈从文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日渐成为了一门显学。沈从文研究呈现出日渐完备成熟，多元丰富，不断推进的良性状态……

而在对沈从文进行深入的阐释与研究中，他笔下的“湘西”世界无疑是人们最为关注的重心。具体而言，对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的认识呈现出几种这样的态势。建国前，人们多注重肯定其湘西世界所特有的朴质自然、和谐优美的人生情趣与牧歌风味。同时，也注意到湘西世界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建国后到新时期，其湘西世界与沈从文整个创作一块归于另类而湮没无闻。新时期以来，随着沈从文热的悄然而起，人们对“湘西”的认识与理解、阐释与发掘则呈现出多元丰富，不断深入的状态。首先，是沈从文创作中“湘西”与都市相对而在的意义与价值的发现。凌宇的《从边城走向世界》作为国内第一部对沈从文创作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就将湘西作为与“沉落的都市”而对立存在的“生命多方的乡村世界”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对沈从文创作的总体框架和基本特点做了整体性的把握，并充分认识到了“湘西”世界构成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他认为，那里不仅“跃动着的原始生命活力”，而且呈现了“与世沉浮的乡村灵魂”；不仅悲悯着“巨压下的性格变异”的苦难，而且也在积极地“向生命的神性凝目”。同时，凌宇还从广阔的文化背景与生存视阈中，对湘西世界中所独有的苗族文化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特殊语境中所具有的意义与价值进行了发掘与精辟的分析。与对沈从文文学创作中“湘西世界”的生活构成进行分析不同，文学评论.1986年第6期中赵园的《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不仅将“湘西世界”予以特别抽取，将其视为一种文学现象，而且对其“湘西世界”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化意义与审美价值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认为“湘西世界”呈现出三个层面的意义与价值：一是“展示着健全的生命形态的湘西”，二是“体现着文化批判倾向的湘西”，三是“包含着重建民族的愿望的湘西”。论述有着独特的价值理念与较为完整的层次体系，但这只是对其可能价值的一种静态分析与共时性审视，对其可能的负面因子与其演变的具体进程缺乏应有的把握。随后，对沈从文笔下湘西世界的“优美、健康、自然，不悖乎人性的生命形式”进行论述的文章不计其数，或说其中的人性人情之美，或说其中的风俗民情之美，或叙述其中的自然风光之美，但从其所达到的深度与所涉及的层面来看，都无法超越上述两者所进行的建构。与对沈从文进行整体的共时态把握不同，王晓明把沈从文文体的变化与其创作心态进行了一种历时性把握，认为文体的变化源自创作主体心态的变化。与之相应，“湘西世界”也呈现出一种变化的状态。并认为以1935年为界，前期以散文笔调歌咏纯朴的湘西风情，后期牧歌情调则被现实阴影所代替。文章极富新意，但却并未将湘西世界作为考察的重心，虽然提到，但湘西世界只是文体的辅证而已，难于游离其应有的主旨作纵深的分析。

1990年代以来，人们对“湘西世界”的关注在前一时期研究的整体框架内不断填充和丰富。具体来看，有四种不同的走向：一是从主体的创作心理出发去分析湘西在沈从文创作中所具有的意义与价值。杨洪承在《民族品格的重造与审美品格的追求——论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中指出，湘西世界是沈从文以“被动式、逆向型思维方式”对自然人性的爱，同时也是以“防御性心理机制”表达了他对现代都市扭曲人性的憎。罗成琰也认为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实际上是其对抗都市而建立的一个平衡自卑心理的世界，在将自己作为“乡下人”的心理劣势转化为一种精神道德与文化心理的优势。二是从文学史意义上去认识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对中国形象塑造所具有的意义。 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刘洪涛的论文《〈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在该文中，刘洪涛认为，沈从文的湘西世界，不仅巩固和深化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抒情模式，而且继鲁迅的《阿Q正传》后，重新塑造了中国形象。三是从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出发，去分析与认识湘西世界的独特性所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刘洪涛的《沈从文小说新论》，刘洪涛在著作中认为，沈从文对自我苗族族属的公开，是民族身份的自我认同，是在借助苗族资源。但后来，这种民族身份意识逐渐被国家认同感所取消。向成国的《追寻历史与回归自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则对沈从文与湘西社会与文化的种种关系进行较为全面的考察。周仁政的《巫觋人文——沈从文与巫楚文化》，则从文化人类学出发，探讨了湘西巫楚文化与沈从文文学视野中的“自然”、“神”、“人”的关系。四是从其散文创作来看其笔下的湘西世界。对于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早在1930年代，刘西渭就曾论述其小说中的湘西世界与散文《湘西》、《湘行散记》中的湘西的不同形态与景观，认为作者在此处“人在里面活着，他不隐瞒，好坏全有份，湘西像一个人”，其创作动机在于“透破乡土的囿见，促成民主的精神的团结”。

新时期以来，于永祥《一轴色彩斑驳的湘西历史生活画卷——萍沈从文描写湘西社会生活散文的思想倾向》（《湘潭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王继志《论沈从文的〈湘行散记〉和〈湘西〉》（《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都是较早力图从新的视角与思维方式对沈从文散文中的湘西世界进行认识和把握。但却很少讲散文中的湘西与小说中的湘西进行相应的比较，更没有对两者之间的区别所呈现的复杂原因进行应有的分析。

可以说，湘西不仅是沈从文生命的起点，而且是其文化精神与审美心理构成的源头；不仅是其文学世界得以建构的依托，而且是其自然人性赖以建基的根本；不仅是其文学创作意义与价值得以生发的根本场域，而且是重塑中国社会与民族根性的希望与可能，对其进行深入的认识与把握，不仅是理解沈从文文学世界与艺术创作的重要内容与根本契机，而且是了解整个现代文学发展的复杂多元与丰富多样的重要组成。但综观近六十年的沈从文研究，人们虽多关注沈从文笔下湘西世界的特殊性与丰富性，但人们很少将沈从文笔下湘西世界放置于作家创作的整个流变中进行具体把握，也很少对其不同时期的具体形态进行应有的甄别；不仅没有对湘西世界的生成情境进行细致的分析，也对湘西世界在主体生存境遇中所具有的意义与价值缺乏相应的阐释；不仅对湘西世界的凸显、消隐与解构缺少深入的理解，也对湘西世界中所出现的矛盾与冲突，复杂与多元的内在根由缺少实质性的认识。

参考文献

[1] 叶德政. 从凝固走向开放——对于国内现代文学史教材有关沈从文评论的嬗变轨迹的述评[J]. 吉首大学学报， 1989(1).

[2] 苏雪林. 沈从文论[J]. 文学， 1996，3.

[3] 凌宇. 从边城走向世界[M]. 北京: 三联书店， 1985.

[4] 王晓明. “乡下人”的文体和城里人的理想——论沈从文的小说创作[J].文学评论， 1986，6.

[5] 杨洪承. 民族品格的重造与审美品格的追求——论沈从文的小说创作[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1990，4.

第4篇：中国社会与文化论文范文

同一时期，中国的社会学家也关注城市社会问题，并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如沪江大学对广东凤凰村和沈家行的调查，李景汉对北京人力车夫生活费的调查。调查成果有影响力的如李景汉的《北平郊外至乡村调查》、陶孟和的《北京生活费之分析》、杨西孟的《北平生活费指数》和《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林颂和的《塘沽工人调查》、施裕寿等人的《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等。上述调查大多是针对某一个城市进行的，但也有学者对多个城市进行调查，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严景耀指导学生采用人类学实地调查方法对北京、天津、上海等20多个城市进行犯罪调查并写成《中国监狱问题》等专著。总的看来，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在目的上侧重于社会改良的现实性目标，而忽视了以社会结构为考量的学术型目标;在方法上过于注重经验型的社会事实，而忽视了理论的指导作用和理论建构;在内容上往往集中于某一群体或某一方面的调查，而忽视了城市综合性社会问题的研究。

在“观点”和“方法”的提出及学科建设方面，一些社会学家在城市社会学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建构方面进行了尝试，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当属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和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这是两部系统性较强的城市社会学著作①，对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吴景超先后获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学士、芝加哥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25年至1928年期间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社会学，随派克等学者从事都市社会学原理的研究，必定深得“芝加哥学派”的真传。其192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唐人街:共生与同化》，从中国人移民美国的历史讲起，研究了唐人街的社会结构、文化冲突及家庭生活等，同时对唐人街的生活组织、帮会、通婚、同化、边际人等进行了深刻而细致的分析。吴景超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研究都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博士论文正是他作为“中国现代都市社会学研究开创者”的奠基之作。1928至1931年，吴景超任南京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其间出版《都市社会学》。

该书是中国最早的都市社会学研究著作。全书共计四章84页，篇幅虽小，但内容充实。首先，深刻地探讨了两个关系，一是都市与附庸的关系，都市离不开它的附庸，都市及其附庸构成了都市区域，都市区域是研究都市经济的基本单位。都市繁荣的标志是看它的附庸的富饶程度及工业化水平。都市与附庸的关系不是看两者的远近，而是看两者之间的交通，交通是沟通都市与附庸的“唯一妙法”。吴景超还对居民在都市中的“自觉观念”进行了论述，他指出，“都市居民应该有一种自觉的都市观念，时时刻刻去研究如何发展他们的都市，如何保有他们的附庸，如何发展他们的商业势力到别的都市的附庸中去”。二是都市间是互助与竞争的关系，从互助关系看，都市之间应常通有无、货物流通，这样才能达成“共赢”。从竞争关系看，都市间存在贸易竞争，这种竞争是国际性的也是局部性的。

其次，富有洞见地分析都市人口增长、人口质量及城市化问题。吴景超认为，都市人口增长的方法有三种:人口的自然增长、移民(人口流入城市)、扩充市区(把附近市镇和乡村划归都市)。可以说，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研究渗透着深刻的城市化理念，他认为，中国有大约75%的农业人口，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生产率极其低下，最经济的办法就是发展工业，“发展中国实业，创造中国的都市，使附庸中可怜的农民，以及一切游手好闲的人，到都市中去寻生活，乃是救济中国人口过剩问题的一个好办法”［8］。中国人口集中到都市，是大势所趋。第三，提出了都市问题的研究方法。要找出都市病态产生的原因，才能找出恰当的对策。寻找都市病态原因的方法是实地调查研究，有“靠得住的事实”作根据，然后才可以谈都市改良，谈都市控制。都市中各区域的环境不同，人们的行为也不尽相同，产生的社会问题也不同，因此，研究都市问题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是“暗射地图”，把社会问题的分布情况标注在地图上，然后再根据地图开展实地调查。①研究都市问题的另一个工具是都市区域发展史研究。

此外，芝加哥学派在都市研究中综合统计法、个案法、自传法，以此弥补各种方法存在的缺点。最后，强调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他认为，都市社会约束人类的力量还比不上乡村社会，这是社会学要关注的问题，因为社会学的中心问题便是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交往紧密，每个人的行为都受乡村“舆论”的监督，宗族、家族、家庭等因素都是约束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而都市社会是一个陌生社会，人们互不相识，“舆论”的约束力较小，个人行为的自由度较大，没有完备的约束手段。除了“舆论的制裁”之外，人们的行为还需“良心的制裁”。都市社会较之乡村社会，以道德律令为根源的“良心的制裁”要明显薄弱许多。因而既要重视道德、宗教、舆论、良心等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也要重视法律等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

应该说，吴景超在《都市社会学》中提出的观点、思想和方法是对现代文明都市发展的深刻思考，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仅具有较强的学术意义，更具有重大的社会现实价值，在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现实背景中，其意义更加凸显。与吴景超作为知名社会学家的身份不同的是，邱致中虽然获得过社会学博士学位，但更多是以市政规划专家的身份示人。1933年从暨南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期间也在上海江南学院讲授“都市社会学”课程，因资料匮乏，故自制讲义，先作《实用都市社会学》，后著《都市社会学原理》。1934年，两本著作相继出版。《实用都市社会学》共15讲，详细论述了都市的形成、意义、公共建筑、工业区域、商业区域、住宅区域、市政交通、卫生、金融机构、文化、人口、政治组织、行政、政党、职业团体、流荡与寄生阶层等。该书仅仅是对都市构成要件的分类概述，在应用社会学视角方面却有所欠缺。《都市社会学原理》恰好对此进行了弥补。

《都市社会学原理》共10章，首先对城市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学科定位、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都市社会学是阐明都市社会的组织，并科学地论究它的发生、发展、变化和消灭，而理论地探寻其构成及进化的内在的必然关系的科学。都市社会学研究对象，不仅仅是都市的物理形态，更主要的是基于物理形态条件下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广义的都市社会学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即都市社会历史学、都市社会构造学、都市社会政策学。而狭义的都市社会学仅指都市社会构造学，范围包括都市社会经济构造、社会构造、政治构造、文化构造。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学的方法和伦理的方法，哲学的方法主要是不带成见地观察事物、收集资料、观察事物之间的关系，伦理的方法则是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准确而非谬误的解释并作出推论。

其次论述了都市社会的起源、分类、进化、环境、构造、人口、政策、发展趋势等内容。其中论述最为深刻的当属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的关系。邱致中先生认为，都市社会存在于社会整体之中，都市社会是从农村社会发展而来的，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和农村社会相互影响。在不同历史阶段，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物物交换的时代，都市社会附属于农村社会，都市内部还带着农村的性质;在以货币为媒介的社会中，两者的关系从交换形式上，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从交换的性质上看，又是相互对立的。从人口变化来看，都市人口因都市经济的发展而增多，农业的落后使农村人口减少，集中于都市。都市社会吸收农村人口，不仅从数量上吸收，还从质量上吸收，一切农村里的优秀分子都被城市的文化所吸引，离开落后的农村，集中到进步的都市去。再从政治文化看，资本主义一切政治与文化，都支配着整个农村社会。现代农村与都市之间交互影响，或者说是一个矛盾的循环，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兴盛，这是矛盾的一面;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恐慌和文化畸形，这是矛盾的另一面。

而对于都市社会问题，主要有人口问题、劳动问题、妇女问题、儿童问题、妓问题、犯罪问题、卫生问题等。这些社会问题是由社会内部矛盾所产生的，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因而解决都市社会问题就要找出并改革蕴藏在社会内部的制度性矛盾。最后，作者还从四个方面讨论了都市社会学史等，即美国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的产生背景、研究旨趣及主要的研究内容;都市社会学的雏形及其发展;都市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都市社会学发展现状。

总的来讲，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呈现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新观点和较为科学的新方法，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则在学科发展史、研究对象、理论、方法、发展趋势等方面有所建树。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晚于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以下简称“吴文”)5年出版，期间并未出现中国学者撰写的城市社会学著作。因而邱致中编写《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时候，参考资料极为匮乏，必然会对吴过深入的研读和思考。于是，在《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最后一章里，邱致中结合孙本文对吴文的评价，进一步阐述了其贡献和不足。在贡献方面，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注重社会学的观点，二是注意研究方法。在不足方面，吴氏仅仅介绍了都市研究的大体内容(都市的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以及中国的都市研究，并没有在学科意义上探讨都市社会学之所以成为学的根据。

第5篇：中国社会与文化论文范文

从单维度转向多维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谈谈十六大以来行政管理学研究取得了哪些成就。

高小平：概括地说，行政管理学研究在三个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一是基础理论的创新，加强了对公共管理、公共政策、公共服务理论的研究，为建立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学、完善行政管理学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二是政府管理实践问题的研究，加大了行政改革、应急管理、社会管理和政府服务等方面的研究力度，为推进政府改革、提高行政能力、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作出了贡献。三是行政管理技术与方法的创新，更加重视实证研究、案例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为政府引入绩效管理、目标管理、质量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网络管理的方法提供了理论与技术咨询服务。

《中国社会科学报》：十年来，行政管理学的成就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取得的？有哪些鲜明的特点？

高小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调整、发展历程，可以从改革和创新两个维度来分析，并划分为两大阶段。从1978年到2002年，是以改革为引领、创新蕴涵其中的时期，重点放在改革计划经济下形成的传统行政管理体制、职能和组织结构；2002年之后，进入到改革和创新并重、创新引领的时期，重点是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转变职能，创新行政流程、工作方式和运行机制。WWW.133229.COm近十年正处于第二个阶段的开始期，或者说是两个阶段的转换期。我们分析行政管理学研究取得的成果不能离开这个背景。

通过回顾可以发现，十年来我国行政管理学从研究改革为主向改革与创新并举发展，从研究实践为主向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发展，从通过个别问题的拓延性研究为主向系统化研究指导下的对策研究为主发展。行政管理学研究从以往的单维度研究（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转向多维度、全景式、精细化研究，在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大体系相协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语境中建立行政管理研究的新坐标。

借鉴国际成果 打造中国特色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行政管理学发展进程中，国际学术流派和中国传统行政管理思想产生过重要影响？

高小平：对。人类关于管理和治理的研究是一个开放的领域，其知识体系呈现交叉性、辐射性和融合性。我国行政管理学研究不断深入，得益于学科的分化整合过程与国际化“生态”的有机结合。行政管理学是综合性学科，科际整合特征比较明显，研究行政管理学必须研究行政生态，即行政的经济生态、政治生态、社会生态以及学科生态，才能获得“生态动力”。

中国行政管理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借鉴国际上的研究成果。国内多家学术研究机构和学者翻译了一大批国外行政管理学领域的经典著作、教材，向国内学术界和实务界介绍西方行政管理学理论和实践的最新发展动态，举办或参加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从2005年至今，由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发起，电子科技大学与国际知名学术机构共同主办的公共管理国际会议连续举办了五届。

与此同时，我国学者注重行政管理学的中国化，打造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其在学科和理论上的影响力已超越了行政管理学自身的范围，成为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把行政管理学科的基础打造得更加牢固，我国行政管理学研究者不断加强对行政管理基础理论和深层次问题的研究，展开了行政哲学、行政方法论、公共性思想、行政战略、行政伦理等内容的思考，十分关注中国传统行政管理思想对现代化的意义。2003年4月，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与南京财经大学联合召开“全国行政哲学研讨会”， 此后每年或两年召开一次行政哲学研讨会，聚集了国内行政哲学研究的力量，涌现了一批有较高质量的论文，深化了对行政哲学本身及相关问题的研究。这对于运用传统行政管理思想去研究和解决全球化背景下行政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探索行政活动的本质和规律，建立学术理性规范，具有重要意义。

积极为政府管理改革建言献策

《中国社会科学报》：行政管理学是一门应用性学科，请您谈谈这十年来行政管理学研究是如何为政府改进行政管理发挥作用的。

第6篇：中国社会与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城市化 都市化 文化研究 都市文化研究

一、都市文化研究的基本理念

席卷全球的城市化进程正对当今世界产生至为重要、深刻与全面的影响。从学理上讲，社会学一直将城市化定义为一种城市居民增长的人口现象。另一方面，尽管城市化包括城镇化、城市化与特大城市（都市）化三种形式，但依托于规模巨大的人口与空间、富可敌国的经济生产总量、发达的交通与信息服务系统而出现的国际化大都市或世界级都市群，无疑代表着当代城市化进程的最高环节，对人类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当代城市化进程称之为“都市化进程”（metropolitanization advancement）。

如同国际化大都市或世界级都市群日渐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枢纽与中心一样，依托于其上而出现的不同于农村、城镇、中小城市的都市文化模式，对当代人类社会的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同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首先，大都市不仅是经济、金融、商业、信息技术的中心，在精神文化的生产、传播与消费等方面同样具有霸权地位，并主导着当今世界文化市场的消长与盛衰。其次，依附于大都市而产生的新的生活方式与观念，从其一出现就是全球性的主流话语，并迅速地淹没了不同国家、地区固有的也许已延续了上千年的地方经验与价值传统。正如斯宾格勒说“世界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1] （p353） 一样，对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当代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而言，完全可以将之引申为“当代世界文化，即是国际化大都市的文化”。作为人类城市文化发展的最高代表，都市文化本身即是人类文明与文化发展的最高环节，在它内部已摄含了前此各低级阶段如乡村、城镇、中小城市文化的要素与精华，因此当代国际化大都市为我们在更高的历史阶段、更全面的整体视角及更深刻的本质层次上研究城市文化提供了现实对象。在当代，不是一般地研究城市文化——历史上的城市文化或当代普通城市的文化，而是只有把研究对象放在作为中心及最高环节的大都市文化模式上，才能在深刻的思想意义与直接的现实意义上把握住人类文化发展的本质与规律。这是在当代研究都市文化的重要性所在。

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城市化水平低，农业文明传统沉重，以及它们作为物质基础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理论、观念、方法、工具等方面的制约与局限，使中国当下的都市文化研究显得相对贫乏，远不能满足中国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需要。目前国内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两大话语谱系。一是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这是由于受西方大都市群理论影响而开辟出的新方向。尽管它好的一面是使都市研究作为一个重要对象进入到社会科学的学术视野，但由于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对都市文化结构及其人文精神层面很少触及到，即使注意到文化要素，它们一般也停留在文化产业等实用与商业层面，对其深层的文化价值重视不够。二是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与前者相反，这些研究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影视、广告、网络、流行文化与时尚等都市的审美外观或文化幻像上，由于缺乏必要的切入都市社会现实的社会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它们往往割裂都市审美文化外观与产生它的经济社会基础的内在联系，因而也不能完成解释都市现实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论与思想任务。

因为国际化大都市不过是晚近五六十年才出现的，而全球性都市文化模式存在的时间还要更短，因而出现上述问题也是非常自然的。可以相信，都市文化研究要想真正成为一门成熟的世界性前沿学科，其道路也必是相当漫长与曲折的。在当下，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首先树立起对都市化进程的理性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当代的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的出现，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变化是全方位的。从主体角度讲，都市的出现使人类在整体上被“都市化”了。尽管一个当代人可能并不直接生活在大都市，可能对城市生活方式激烈地批判与否定，但无论现实中的衣食住行，还是更高层次的文化消费与精神享受，他们都不可能与大都市绝缘。因而，那些激烈反对都市文明的学术与思想，基本上都不是理性的产物。如加拿大学者简·雅各布斯说：“企图从那些节奏缓慢的乡村中，或者是那些单纯的、自然状态尚未消失的地方寻找解救城市的良药或许会让人油然升起一种浪漫情怀，但那只是浪费时间。”[2] （p502） 从对象角度看，都市环境本身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与个体存在的最新空间形态。在都市里固然存在着许多令人苦恼的问题，如社会学家讲的过度城市化、城市危机等，但另一方面，这并不能构成反对城市文明或大都市文化的理由与借口，因为它们不仅是当代人生存最重要、最直接的社会环境，也给个体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随着经济生产与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及世界文化市场的初步形成，国际化大都市文化对人类及其个体的影响更是变得无处不在，要想脱离这个现实背景去谋求更高层次的生存与发展，是不可能有任何现实意义的。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全面发展的个人”是人类社会生产的终极目标，其内涵是“使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局部生产职能的痛苦的承担者”。[3] （p500） 这当然也是当代人在都市化进程中的最高发展理想。但另一方面，正如马克思特别指出的：“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4] （p21） 也就是说，人的全面发展又是不可能在低级的原始和谐状态或不发达的社会关系基础上达成的。把这两方面的要求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得出当代人“全面发展”的理论基础。具体而言，一方面，由于影响人“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由中小城市转移到国际化大都市，另一方面，由于当代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更高阶段与历史的新篇章，因而，如何减少人自身在城市化进程的异化，如何在国际化大都市的社会背景中实现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就成为当代中国都市文化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最深刻的价值理念。在这个意义上，都市文化研究的目的就在于为当代人提供一种理性的方法、观念、理论与解释框架，以便整理他们在都市化进程中混乱的内在生命体验与杂乱的外在都市社会经验，帮助他们在“都市化”了的生命主体与迅速发展的都市现实世界之间建立起真实的关系与联系，实现他们生命的本质力量并在真实的世界中得到全面的发展。这是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二、文学：从文化研究到都市文化研究

当下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各有不尽人意之处。对于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来说，其问题主要是失之于“实”，忽略了都市的文化层面或文化的精神价值内涵，这是作为实证科学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必然表现。而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其问题则在于失之于“虚”，它们掩盖了都市文化繁华表象背后的本质或深层结构，充其量只能生产出各种时尚化了的知识与趣味。由此可以得出两点认识：（一） 尽管两种话语都可以揭示出当代都市文化的某些侧面或局部，但又都是不全面的，因而不可能指望依靠两者之中的任何一者去建立一门具有相对严密的学科形态及较为纯粹的学理价值的都市文化理论；（二） 这也带来积极的启示，即，要想完成解释都市现实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论与思想任务，必须在努力吸收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和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等学术资源的同时，又能够通过理论创新在这两大话语谱系之间建构出一种对话、交流的知识生产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在知识结构与学科框架上为当代都市文化学科的诞生准备好充足的条件、奠定下坚实的基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一座桥梁，以打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在分类框架与学术传统上固有的各种障碍。

从中国当代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实际状况特别是就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具体语境看，我们认为，只有文艺学、美学最适合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桥梁，这可以从原理框架与经验研究两方面加以阐释与论证。

从原理框架的角度，其原因主要有二。首先，中国文艺学从一开始就不是只关涉原理与知识生产的纯学术，它的一个具有理论基础性质的命题即“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尽管初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但如果从逻辑上严格考究，则直接混淆了“文学”与“人学”在本体存在、知识谱系与学科形态上的重要差异，以是之故，在文艺学近百年的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中，与“文学”关系最密切的形式、审美、文学语言、文本结构等纯粹学术问题是相当边缘化的，相反却是作为“人学”在文学艺术领域中直接表现的阶级性、社会性、意识形态、生产与消费等外部研究一直是主流话语。对此中是非尽管难以一概而论，但这种学科形态与学术传统，给中国文艺学赋予了相当浓厚的社会科学属性与功能，则是无须做更多论述的。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是，在文艺学与经济学、社会学之间并没有过于森严的学科壁垒。在当代都市化的背景下，由于“文学”之“文”已发展为“都市文学”或“都市文化”，而“人学”之“人”也摇身一变为与农夫、小家碧玉等传统生命主体很不相同的“都市人”，因而从中推出“都市文化学是研究都市人的学问”，也是不存在学理障碍的。其次，从美学学科的原型结构看，在康德哲学体系中，审美（判断力）一直是知识（纯粹理性）与伦理（实践理性）之间的桥梁。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的序言中，也把这个“判断力原理”称为“谜样的东西”。对此正如劳承万的阐释：“构成谜的是矛盾的双方。一方面，判断力是一个‘先验原理’，它能够‘运用于对世界本体的认识’，‘同时开示着对实践理性有利的展望’，这似是逻辑理性之类的东西；另一方面，它又能对主体产生‘愉快及不快情绪’，尽管不是直接的关系。康德补充说，‘从这些概念（即认识中的诸概念——引者）永不能引申出一个对于愉快及不愉快情绪的直接结论来’。……这就构成了审美判断的特殊性质。”[5] （p123） 引申一下，如果说纯粹理性是一切社会科学最必要的主体条件，实践理性是一切人文学科最深刻的价值基础，就不难推出，以判断力为学术对象与起点的美学研究——它一方面与认识论的概念、逻辑等有联系，另一方面又与伦理学的欲求、价值等相牵连——正是关注主体价值建构的人文学科与注重经验事实阐释的社会科学之间最具合法性的中介与桥梁。从学理上讲，以文艺学、美学为中介，正可以使文艺学固有的“社会—人生”意向与美学固有的“悟性—理性”意向，在当代都市化进程中开拓出新的知识境界与前沿学科形态。进一步说，以文艺学、美学为中介，在都市文化的学理架构中实现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学科交叉建设，在充分保留前者的人文价值与后者的科学精神的基础上实现两者的互动，既有助于社会科学摆脱其僵硬的实证本性而变得灵动，也可为人文学科飘邈的审美天性提供真实可靠的地基。在这个新的学术空间中，实现科学性、人文性、审美性的良性循环与互动，催生出一门以当代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为研究对象的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的人文社会科学来，其现实意义也是自不待言的。

从经验研究的角度看，中国文艺学、美学与都市文化研究的学科亲缘性，不仅不偶然，相反还是以相当深厚与为数众多的经验研究为根基的。从学科背景上讲，中国都市文化研究与西方有很大不同，西方都市文化研究主要隶属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在中国，尽管在学科分类上都市文化研究最应纳入的是社会学之下的文化社会学或其他学科下的艺术设计、城市建筑等，但由于中国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的特殊性，从一开始它就与中国文学、特别是其文学批评、文艺学、美学等结下不解之缘。一些西方的社会学家、城市规划学者，之所以对中国文学学者研究都市文化想不通，原因大概就在这里。

都市文化研究与中国文学的学科渊源，可追溯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文化研究思潮。在某种意义上讲，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运动，是中国文学从自身分化出文化研究的直接原因。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 它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学创作，对寻根文学的阐释与评论直接导致了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的话语转型。由于文化批评更关注文学文本背后与外部的东西，如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人种与民族、深层心理结构、性本能等，因而极大地拓展了文学批评的理论思维空间。而对当时以时代背景、思想内容、艺术形式为三项指标的文学批评模式的反感，同时又不满于简单运用西方文艺观念与审美尺度解释中国文学现象，也是造成文艺批评方式发生变革的重要原因。（二） 在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观念与话语引导下，文艺学、美学研究者不再满足于做基本理论与纯粹学术研究，而是将有关理论成果直接运用于迅速发展变化着的现实世界，于是，非文本的影视网络、非文学的大众文化、非艺术的审美文化、非学理的文化消费与文化娱乐、非书斋的日常生活与超级市场，以及与经济学等密切相关的文化产业、旅游文化等，就或隐或显、或多或少地成为文艺学、美学的研究对象。在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思潮中，文艺学、美学既是其始作俑者，又是其学术重镇，既掀起了巨大的学术波澜，也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举其要者，如王岳川、王宁、徐贲等人的后现代文化研究，高小康、王德胜、肖鹰等人的大众文化研究，陶东风、姚文放、王纪仁等人的当代文化研究，吴中杰、陈炎、周宪、李西建等人的审美文化研究，王一川、尹鸿、戴锦华等人的影视文化研究，金元浦、花建等人的文化产业研究，也包括一些新的边缘学术方向的建设，如童庆炳、李春青等人的文化诗学研究，胡经之的文化美学研究，刘士林的中国诗性文化及江南美学与文化研究，王杰等人的审美人类学研究等。从文艺学、美学学科发展出来的文化研究，在扩展文艺学、美学研究的对象与空间的同时，也使自身的传统研究方式与评判尺度发生了重要变化。对此中是非尽管至今仍有争论，但在某种意义上，由于它直接呼应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中国当代历史进程在中国学术研究范式与思潮上的具体反映，因而在生命力与影响力两方面都是不容忽视的。（三） 它还具体体现为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方向。作为中国文学研究的大本营，古典文学研究向以老成持重、传承有序乃至相对保守为特色。但受“文化学转向”影响，特别是由于引进了西方文化人类学、现代民俗学等新思维与新方法，在这个原本平静的领域中也引起了不小的波澜，以叶舒宪、肖兵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当代文学人类学派，在“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的总名目下，对许多中国古代典籍作了全新的阐释与评估。尽管其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打破古典文学相对封闭的学术框架、丰富人们的学术观念与研究的技术手段等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其实，受“文化学转向”学术思潮的影响，文学的文化研究并不局限在上述二级学科，如当代文学界对都市文学题材的研究，现代文学界对海派、京派文学的研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界对上海与巴黎或其他国际化大都市文学（文化）的比较研究等，尽管道术各有不同，但都殊途同归于都市。对都市文化研究而言这些也都应予以充分关注与思考。

三、当前都市文化研究的特点与学术渊源

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也进入到全面发展的新时期。首先，中国现代化的核心更明确地定位在城市化与城市发展上。与此同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不仅像北京、上海、广州等近现代大都市日新月异，一些新的中心性城市也如雨后春笋般迅速生长出来。随着城市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城镇化与城市化开始淡出，各种区域性中心城市、国际化大都市乃至于建设世界级大都市群，开始成为中国现代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这为都市研究的深入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其次，都市生活方式与都市文化模式逐渐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中心。在都市的新天地中，生存的物质条件与精神环境的巨变，使人们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精神趣味等方面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变化。都市化进程带来的新经验、新思想及新问题，也在寻找一种可以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理论与解释框架。与中国当下迅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相比，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创新显然滞后了许多。而正是由于都市文化研究本身在学科上的空白，才为在文化研究中获得一定研究经验与方法工具的中国文学介入这个新的学科领域提供了契机，其在逻辑上仅是把研究对象从“文化”进一步确定为“都市文化”而已。

从文学学科背景出发研究都市文化，只是晚近十年才发生的学术转型，现在从任何角度做评价都为时过早，因而，这里仅就其发生过程中的特点与学术渊源略作说明。

当代都市文化研究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地缘性。当代都市文化（文学）研究，最突出的特点是集中发生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如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原因是这些城市本身及所处地区的城市化水平高，且与国际大都市的交流与联系十分密切，生活在这些地区的文学研究者，出于对当代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的亲身体验与学术敏感，率先开拓了以国际化大都市为学术背景的中国文学研究新方向，使城市文学与文化研究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空间与有机构成部分。

二是延续着文学的文化研究之学脉，在文学批评、文艺学、美学及古典文学研究中，不约而同地出现了都市文化研究话语。早在文学的文化研究中，中国文学的研究对象就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其主题即由传统的乡村让位于当代的城市，如文化研究涉及的大众文化、审美文化、影视文化、文化产业等，本就是当代都市空间最典型的文化形式，只是最初人们未能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而已。随着当代中国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三大都市群的初步形成，特别是上海等182座国内大中型城市（截至到2004年）相继提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目标以后，作为文化研究更高形态的都市文化研究，必然要进入到中国文学的学术框架中。在文学批评方向上，如蒋述卓、李凤亮等从1996年开始，先后承担了“城市公民文化素质与现代审美意识培养”（广东省“九五”社科规划项目）、“城市公民文化素质与现代人格培养”（国家教委专项任务项目）等科研项目，出版和发表了《城市的想象与呈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文学：涌向都市的潮声》（《粤海风》1998年第1、2期）等著作与论文，认为城市文学应该成为都市人诗意栖居的精神方式，并提出通过建立城市诗学，从积极的角度肯定都市文学、都市艺术的生产对都市人审美意识、精神人格的塑造作用等。在文艺学、美学方向上，如高小康、刘士林等从1995年开始，将文化研究进一步定位在“文艺与当代城市生活方式研究”（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上，高小康发表与出版了《论文艺活动的都市化》（《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游戏与崇高──文艺的城市化与价值诉求的演变》（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文化市场与文学的发展》（《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3期）等著作与文章，开辟了从城市生活方式角度阐释文学与文化的新思路。刘士林出版与发表了《阐释与批判——当代文化消费中的异化与危机》（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文学批评的终结》（《文论报》2000年3月15日）、《90年代的娱乐文化研究》（《东方》2000年第2期，《新华文摘》2000年第8期转载）、《当代文化趣味的粗俗化》（《天涯》2000年第5期）、《关于城市音乐文化的阐释语境问题》（《音乐艺术》2003年第2期）、《当代江南都市文化的审美生态问题》（《光明日报》2005年10月11日）等专著与论文，从城市文明与农业文明的比较、文学批评被文化批评取代、文化消费与城市精神再生产、城市文化研究的中国语境、都市文化与审美生态等角度，推动了文化研究在对象上的具体化与在学理上的深入。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孙逊、潘建国等从中国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近代小说与晚清上海书局等独特角度入手，发表了《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双城”意象及其文化蕴涵》（《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东京故事”》（《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清末上海地区的书局与晚清小说》（《文学遗产》2004年第2期）等论文，在城市生活背景与文化语境中阐释中国古典小说，为中国古典小说与文学的研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学术空间。

三是以文学为学科背景的都市文化研究具有明显的前沿学科与交叉学科性质。就前沿性而言，如有学者指出：“都市文化研究具有前沿性，是因为它所面对的各种都市文化经验与问题几乎都是前所未有的，许多新问题都是传统人文社会科学没有遇到的；有些问题尽管在表面上看与过去的一些历史现象相似，但由于时代背景和社会基础结构的巨大变革，这些问题在性质、程度和范围等方面早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异，这也是在学科建设上之所以要提出‘都市文化学’的根本原因之所在。”[6] 将都市文化研究界定为“一门世界性的前沿学科”，是对中国都市文化研究在学科归属上的首次界定，对于其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就交叉性而言，以文学研究为学术背景，广泛借鉴与吸收相关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是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基本特征。如发表于《学术月刊》2005年第8期的《江南都市文化历史源流及现代阐释论纲》，一方面，它不同于对江南文化传统的文史研究范式，突出了阐释历史经验中的现代性价值，目的是“从城市化进程这个在当代具有全球意义的时代背景出发，通过发掘与探索中国都市文化传统及其精神遗产的现代性价值，从而为21世纪的中国新文化建设提供一种本土性的理性思想资源”。另一方面，不同于当下一般的大众文化、审美文化那种宏大研究范式，而是在具体的研究对象上选择了江南都市文化——这个“以中国民族为生产主体、在本土历史文化背景中创造出来的都市文化模式”，主旨在于“还原与建构出一种真正属于中国民族的都市文化的特殊形态与深层结构原理”。[7] 这不仅表现出都市文化研究鲜明的学科交叉性质，同时也在努力探索中国都市文化走向学科独立的经验基础与理论方法。

总之，与西方的城市（都市）研究主要隶属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不同，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学术渊源正在当代中国文学学科的理论建设与学术发展之中。在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改革开放为主题的现代化运动中，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及其成果构成了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原始发生形态；而晚近十年开始的以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为社会发展目标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则为中国文学研究从文化研究转向都市文化研究提供了物质条件与学理契机。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再到都市文化研究的学术转型，其现实原因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8] （p505）

[参考文献]

[1][德]斯宾格勒著，陈晓林译. 西方的没落[m].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

[2][加拿大]简·雅各布斯著，金衡山译.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3]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5]劳承万. 审美的文化选择[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

[6]孙逊. 都市文化研究：一门世界性的前沿学科[n]. 光明日报，2005-9-13.

第7篇：中国社会与文化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生命价值追寻和良好的人文素质是高职大学生健全人格的必备条件。大学语文教学立足人文性目标定位，借助经典篇章，关注学生精神世界，探寻生命意识和人生价值，对于构建和谐校园具有现实意义。

教育的最初目的是关注人的生命，然而，在这样一个将实用功利哲学发挥到极致的消费主义年代里，本着实用性的高职教育中，似乎只有学科专业知识才获得了合法性，而人格的塑造与完善、审美情趣的养成、意志力的磨练、为人处世之道等难以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实现。

作为人文教育工作者，不仅需要传承知识，同时要从民族文化传承与文化安全、受教育者的审美情感教育、对生命的理解和欣赏等角度来审视《大学语文》教学的社会功能。

1、人文关照、生命呼唤是来自时代需求

每年的l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可见精神健康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目前，据世界卫生组织权威统计，抑郁症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疾患，成为影响我们健康成长的隐形杀手。高校作为缩微的社会形态，这种症状对大学生的影响也日趋明显。目前在全国各高校陆续发生学生自杀案件是对这种现象的诠释。

一份反映近几年大学生生命观现状和未来的调查显示，“有超过10%的大学生对生命持漠视态度”，遭遇挫折时有“1.7%的人想到用结束生命来解决”，在对待大学生自杀行为上，“16.7%的人认为可以理解”，在接受调查的大学生中，甚至有接近1/3的人承认自己也曾产生过轻生念头。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淡薄问题已经成为学校教育一个刻不容缓的课题，也成为全社会关注的话题。构建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凸显崇尚生命、注重生命的人文价值，把大学生培养成为具有健全人格的人，是当前大学生生命及人文教育的必由之路。

《大学语文》以人文性为价值取向，蕴涵着丰富的人生哲理思考和智慧资源，能培养学生汲取正确对待生活并且适应生活的精神养料；在与语文的对话中得到精神的滋养和生命愉悦的享受，并对人生善恶进行鉴别，积累人生经验，张扬人性美，对人的生命发展起着核心性的决定作用。在大力推行建设和谐校园的今天，《大学语文》教学中渗透生命与人文关怀教育，不仅能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而且能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心理素质，这是语文人文性的有效体现，更是和谐社会与和谐校园的强烈召唤。

2、树立健全人格、培养人文素质是大学语文的目标定位

语文课程性质应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所谓工具性，即语文的实用功能，听说读写；所谓人文性，就是“精神性”，“人文教育”就是“精神教育”、“立人教育”。“人文性”，从感性的层次讲，是对人的理解，对人的容忍，对人的接纳，对人的尊重，对人的爱护和关怀；从理性的方面来讲，是对人终极价值的追寻，对人类命运的忧患。文学是人生的另一种存在，充溢着真情真性、至情至性的生命美学。

《大学语文》以经典作品的赏析为主，通过具体作品的解读，还原一种生命精神，使学生感动于这种生命状态；或者通过作品的解读，将一个时期的文学精神揭示出来，使后人感奋于这样的精神形态，从而达到通过文学来认知社会与人生的目的。通过这样的语文课，学生可以获得安身立命的基础，从而成为一个真正有文化"根"的中国人。把人文精神贯注到整个语文教育过程中，关注入的精神世界的构建和人格养成，对现代社会日趋严重的人的精神异化现象给予纠正，为人的全面发展开辟道路。通过读经诵典的过程，体验《诗经》、《楚辞》的古朴、俊雅，诸子百家的睿智、博大，秦汉时代的雄浑、豪迈，魏晋时期的自然风骨，唐诗的典雅和谐，宋词的飘逸灵秀等，使民族文化重新弥漫于校园，净化学生浮躁的心态，重归健康和充实。

3、探寻生命意识，关注当下人生是大学语文课程内容

3.1 传统文化传递生命意识。大学语文中的经典文本是几千年来先哲智慧的结晶，反映的是前人的生活与情感。古代文学作品中沉淀了诸多母题--爱情婚姻、人生价值、仕与隐，这些话题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生命的探寻、自由人文的追求。

事实上敬畏生命，爱身养生、安贫乐道理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我们可以透过经典文选，看到国人“倡导贵生、重生，尊重生命、强调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孔子讲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这实际上是人们对一切生命的尊重、关爱、敬仰和维护。而儒家经典中所透露的“忧道不忧贫”，则体现了一种达观的快乐情怀。“君子固穷”，不仅透露出安贫乐道的忍耐力，同时更是一种对生命的安顿和精神的超越。陶渊明的“纵浪大化中，无喜亦无惧”是对生命的豁达、“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澹远宁静的生活态度；“千古第一文人”苏轼的诗文中浸透了一种旷达超脱又积极向上的生命态度和以山水审美消解生命悲苦的东坡人格。在这种经典人文关照中，体会出怎样以坚强的意志应对磨难和挫折，以对生命执著的眷恋和对社会的强烈关注支撑自己走出困境。

3.2 经典阅读审视当下人生。对大学生而言，现实世界的、悖论、问责是最真实不过的，人文教育唯有穿透现实，方能承受生活的重压。大学语文课程面向的多是大一新生，正面临着对自身的重新认识定位、自我与他人关系的调整，以及成长过程中接踵而至的挫折，加之对青春、爱情等问题的敏感、困惑和茫然，使他们迫切的需要获得指引和帮助，更容易从阅读中寻求人生经验和价值导向的指引。教学过程中可因地制宜，结合不同的文学作品的阅读，因势利导，与学生现实世界结合。如《伤逝》教学过程中，提示学生可以尝试进行角色代入和角色转换，探讨涓生对待职业的态度和失业后心态等问题，引导学生体会不同的叙事视角叙述效果差异的同时，学会对生活中出现的人际关系障碍等学会换位思考。通过分析涓生的懦弱和缺乏责任感，在困难面前没有和子君携手面对，而是选择退缩与逃避，引导学生思考个体生命在爱情中的责任；而子君在这一失败了的爱情中所体现出的欠缺，则是经济未能独立以及由此引发的自我丧失与人格依附等问题。

4、因势利导、倡导真爱的途径渗透大学语文生命与人文关怀教育

《大学语文》的人文性要求授课教师要关注人生，以人为本，教学要用文本的积极因素去引导学生们在生活中做积极乐观、勇往直前的人。

4.1 因势利导，榜样激励，培养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大学语文教育中需要因势利导，激励学生树立远大志向，充分发挥文本中榜样的示范教育作用。许多作家的人生经历、选择以及由此体现出的人生观是蕴涵其间的人文精神最生动的体现，对学生具有垂范作用。鲁迅为改变和提高国人的精神素质而选择的弃医从文，并在时代的风雨中以深邃的目光和坚毅执着的勇气持续发出自己的声音，显示了铁骨硬汉不屈不挠的人格魅力。巴金一生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和晚年后对自己的严厉解剖和批判，更是对自我人格不断追求完善的典范。此外，郁达夫的率真、徐志摩的浪漫、汪曾祺的冲淡、北岛的叛逆都以其独特的人生选择来展示和丰富着人文精神的不同侧面。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对作家人生选择的关注，可以感受其中的人文精神，影响、鼓励和安慰着人生观和价值观正在形成中的大学生，对其健康完善之人格的形成颇具影响力。

作品本身的内涵往往蕴涵着丰富的人生哲理。王蒙的《安详》倡导一种雍容大度的生活态度，而不纠缠于琐碎小事的困扰；法国思想家蒙田的《热爱生命》里，倡导人生要过得“丰盈饱满”，“领略美好时光”；英国著名女作家伍尔芙的《笑的价值》认为微笑面对人生的心态能“帮助我们保持平衡感”，可以像“利刃一样应对外来的矫饰、虚套和压抑”，只要能认清自己的优点和不足，就能微笑面对花开花落、云卷云舒。

4.2 倡导真爱，以关怡情，燃起生命的热情。真实鲜活的生命是充满七情六欲，在我们生活的道路上，亲情、友情、爱情于我们而言仿佛就是我们需要呼吸的空气，但在生活中往往我们会有呼吸艰难的时候：家庭遭遇重大变故；友情陷入谷底；爱情触礁搁浅……面对如上情况，该如何理性应对?文本中的课文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参照：《祭十二郎文》《追悼志摩》《怀念萧珊》，或哭亲人，或悼友人，心情郁结忧伤，但在哀伤中仍有对生活的美好展望；《关雎》《静女》《蒹葭》等篇章，或表达两情相悦的缱绻深情美好，或表达“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痴情守望。所谓“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在山光水影的熏陶中，心灵的狭隘、偏激、冲动、暴怒、苦闷、创伤都可得到修复。“海上明月共潮生”的《春江花月夜》展现青春洋溢之美；“东南形胜”、“烟柳画桥”的《望海潮》展现风情之美；《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富有诗情画意；《瓦尔登湖》寂寞、恬静、智慧……这些课文提供了丰富的审美视角，用山水的灵秀、壮阔、幽深、诗情画意来涤荡心灵的埃尘，让我们去体味生命的美好，愿驾生命之舟徜徉在人生之路。

参考文献

[1] 叶澜等．教育理论与学校实践[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2] 叶澜．让课堂焕发生命的活力[j].教育研究，l997(9)

第8篇：中国社会与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城市“殖民”，和谐发展

 

中国要构建和谐社会是无法避开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和谐发展的。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向前推进，广大农村地区也有了巨大发展，甚至有些地方的农村经济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然而，在农村向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城市中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对乡土社会进行着结构，或者说，城市对农村的“殖民”初步显露出来。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某种意义上是以被城市“殖民化”为代价的，这种城乡关系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一、 和谐社会与城市“殖民”的界定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各种社会矛盾也凸显出来：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东西部发展不平衡、差距扩大，少数干部的腐败造成的恶劣影响，价值多元化带来的思想混乱等。党的会议多次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包括社会与自然环境、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协调等。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也包括农村与城市的和谐发展。

城市对农村的“殖民”现象是我国现代化过程中农村追赶城市出现的新问题。科技论文。所谓城市对农村的“殖民”就是城市通过各种渠道把自己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主流价值观向农村渗透，造成农村中某些原本和谐的观念的破坏、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的过程。在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中国，没有农村的和谐稳定就没有整个国家的和谐稳定。因此，要建立和谐社会，必须正确处理城市与农村的关系，实现城乡之间的和谐发展。

二、 城市对农村“殖民”的表现

1、 破坏农村的生态环境。

建国初期，为了建立国家的工业体系，我们对农村进行了过重的剥夺，可以说，农村为城市的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城市的发展是以农村的相对贫困为代价的。目前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城市对农村开始了生态“殖民”。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把污染严重的企业搬到农村。科技论文。随着城市环境污染的加重，很多企业由于达不到环保标准无法在城市立足，企业主以发展农村经济为名，把污染较重的工厂搬到了农村。许多乡镇企业个人的工作环境根本不达标，特别是橡胶厂、化工厂质量的企业，既污染空气又损害工人的健康。这样的企业要在城市生存就必须投入大量的资金改善工作环境并支付相对较高的工作，而在农村维持企业运营就容易地多。其二，把废弃物运往农村。众所周知，很多城市体特别是中小城市的生活、工业垃圾在未经过处理的情况下直接埋入农村的地下。工业生产排放的污水未经过处理就排入河流，有些地方农村灌溉用的河水都是黑色的。城市的这些做法严重破坏了农村的生态环境。当然，我们并不反对在农村投资建厂，毕竟企业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起着巨大作用。但是，我们反对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为借口，在农村建立一些“边发展边污染”的企业，这对农村的长远发展是不利的。

2、 误导农村的消费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市场由计划体制下的买方市场变为卖方市场。富裕起来的农民消费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吃讲营养、穿讲漂亮、用讲高档”的消费方式也不再试城里人的专利。当然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看齐更多地体现了社会进步，但是城市中某些不健康的消费心态也在农村有些蔓延。

第一，攀比性消费。攀比性消费实际上是一种超过自己承受能力的高消费。城市永远是时尚的发源地、流行的代名词。有了钱的农村也追逐着城市的时尚，讲究排场，红白喜事铺张浪费、互相攀比，把节俭的美德抛在脑后。

第二，愚昧性消费。愚昧性消费是由于封建迷信思想的蔓延引起的消费心态。目前很多大城市封建迷信思想盛行，建财神庙，大到盖楼盖房小到日常出门都要测算一番。这种愚昧性消费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第三，享乐性消费。享乐性消费是由过度的物质和精神享受造成的享乐主义的消费心态。城市过渡性的物质主义以及精神上需求刺激的消费方式也影响到了逐步开放的农村。时下很多年轻人把大量的时间和金钱都花在了吃喝玩乐上，不再注重自己的发展，能享受则享受的消费心理使很多人迷失了向。

3、 侵蚀农村的价值观念。

城市对农村“殖民”还表现在城市的某些价值观念对于农村的社会关系的冲击，这主要表现在人际关系和家庭关系的变化上。

第一、人际关系的淡化。城市中的人际关系是以利益为基础的邻里之间互不相识的现象不足为怪。而农村的人际关系常常是以感情为基础的，邻里之间的关系相对比较融洽。随着社会发展的加快，农村的人际关系也变得淡化起来，邻里之间的不信任感增加，邻里关系也越来越注重利益。

第二，家庭关系的变化。城市对农村的“殖民”在家庭关系方面的具体表现是离婚率的上升。离婚在城市越来越时尚，“离了吗”取得“吃了吗”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问候语。当然这未免有些夸张，但却不是空穴来风。农村离婚率的提高一方面表明了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主要体现在妇女反对家庭暴力上），开始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另一方面，农村很多离婚案件与第三者插足、夫妻一方或双方寻求刺激生活有关。后一种原因导致的利害案件增加了农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三、实现城乡和谐发展的对策

城市对农村的“殖民”现象是城乡发展过程中的新问题，是城乡价值观碰撞的现实反映。毋庸置疑，农村城市化的过程给农村带来了巨大的物质利益，但是各种“城市病”也开始在农村流行，不利于城乡的和谐发展。我们拒绝城市对农村的“殖民”并不是放弃农村城市化，而是农村在向城市推进的过程中尽量减少城市对农村的不利影响。

1、严格审批投资项目。科技论文。针对城市将某些污染严重的企业建在农村的情况，农村应加大对企业投资的审查力度。企业只有在工作环境达标、排放物处理达标的情况下才能进行生产。发展经济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从长远看，农民也应提高觉悟，反对不达标的企业在自己的土地上开工。只有保护好农村的环境，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2、提倡合理的消费方式。虽然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马车之一，但是时下某些农村的攀比性消费、愚昧性消费、享乐性消费却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合理的消费方式要求物质消费和文化消费并重，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消费。只有提高农村人口素质，对富裕起来的农民进行合理的消费引导，才能拒绝城市中某些不健康的消费方式的蔓延，进而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3、保持乡土人情。农村城市化并不是“全盘城市化”，乡土社会中的某些观念仍然具有积极意义受城市文化多元化的影响，农村的价值观也开始变得混乱起来，要利益不要感情的行为越来越多，有些农民也感受到了打赢官司输掉感情的无奈与空虚。乡土社会中和谐的人际关系满足了人们的精神需求。

总之，城市对农村的“殖民”加大了城乡和谐发展的难度。农村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应该自觉抵制来自城市的不良思想。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既保持农村的生态平衡，又充实人们的精神生活。

参考文献：

1《现代生活方式与文化传统》[M]科学出版社于琨奇花菊香主编1999年版

2《城乡家庭——市场经济与非农化背景下的变迁》[M]杨善华沈崇麟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当代中国社会流动》陆学艺主编[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第9篇：中国社会与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中国政治哲学；宏观理论建构；微观政治主体；述评

政治哲学作为一门“对政治事物的一般性的反思而深入地理解人的生存和世界本性的学问”，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受到我国学者的关注和研究。近十年来，无论是从从事政治哲学研究的学者人数，还是从政治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来看，政治哲学的研究都取得了比较大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政治哲学在当代中国已然成为一门显学。本文以发表的学术论文为线索，对近十年来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作一综述和简要评论。

一、从宏观理论建构到以问题为中心的转向

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激发了诸多学者对当代中国政治哲学进行理论建构的兴趣。

从政治哲学的学理结构角度探讨中国政治哲学的体系。有学者指出，政治哲学的学理结构是从哲学的人学理念推演出伦理学的道德原则，进而再引申出政治价值学说来展开逻辑的。这也就意味着，规定着政治活动的性质、任务和目标的政治哲学之思想来源，是某个特定时代的人学理念和道德原则的政治学演绎和逻辑结论；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哲学体系应该坚持的逻辑起点和基础是的人学本体论，辨证地继承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建立起一种既鼓励物质文明，又提倡精神文明的哲学、道德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体系。

从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讨论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有学者认为，价值性和事实性的关系，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任何一门政治哲学的建构，都需在理论内达成价值性与事实性的某种统一；而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之路应该从理想性转到现实性，即从经典致力于理想社会的理想性政治哲学到依据现实生活的现卖性政治哲学的转变。

从理论综合的角度讨论中国的政治哲学建构。有学者指出，政治哲学是对政治权力的来源及其行使的正当性，以及理想社会模式等问题从根本处进行思考的一门学问；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者来说，一件充满着挑战的理论工作应该是在综合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近现代政治哲学和政治哲学三大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社会主义现代中国的政治哲学的思想体系与新的传统。

对中国政治哲学进行理论建构是近十年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趋势。这些研究成果涉及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政治价值论、方法论等，对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但是，这种宏观建构的政治哲学理论体系有着不可忽视的缺陷：一个是玄之又玄，其表现就是在概念中转圈子，从一个概念转到另一个概念；一个是空发议论，其表现是依据某个政治价值，比如公正、自由来批判宏观现象与大制度，而不肯去切实地分析身边的小问题与小制度。

对此，有学者着重强调，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刚刚起步，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不是要亦步亦趋地与当代西方学术“接轨”，而是要自觉地形成中国的批判意识与独立视野。中国学者研究政治哲学的基本任务有二：一是批判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二是深入梳理中国政治哲学的传统。对中国学界而言，今日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能够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自主性。无论对施特劳斯学派，还是对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共和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等，我们都主张从中国的视野出发进行深入分析和批判性讨论。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毫无疑问将有赖于重新深入地研究中国的古典文明传统，特别是儒家这一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传统。但是，深入地研究儒家和中国古典文明不是要采取理想化的方式，而是要采取问题化的方式，重要的是要展开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内部的问题、矛盾、张力和冲突，以及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在面对现代社会和外部世界时所面临的困难，对此我们并不需要回避、掩盖或否认，恰恰需要充分展开并加以分析。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同时也必然以日益复杂的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为动力。当代中国已经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同时又处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格局之中，我们对中国古典文明的重新认识和重新开展，无疑必须从现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复杂性出发才有生命力。

因此，以问题研究为中心，特别是以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为中心成为了近年来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转向。

二、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政治哲学研究

以问题为导向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当前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对此，有学者认为，当前国内政治哲学界存在的问题是缺乏对当代中国社会类型的准确定位。这不仅在理论上严重影响了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发展，而且在实践上对政府决策和社会治理也产生了不利影响。发现和确定当下我国社会处于何种类型应是我国当代政治哲学的出发点。该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总体上是属于在根本利益上无对抗、无冲突，但在具体利益追求上体现多元的个性化差异状况，这种差异化主要表现为：(1)差异化的生产关系，即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外资、民营等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的生产关系；(2)差异化的政党关系，即，多党合作；(3)差异化的社会阶层关系一“两个阶级化为十大阶层”，即由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化为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市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因此，差异性社会无疑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所面临的最大现实，其社会类型是“差异性社会”。因此，差异性社会与和谐政治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基本向度。

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的问题很多，但从政治哲学的视野看，现实的和最重要的原因是权力至上的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结构带来的官本位、权力本位的政府运作体制和政治体制。社会层级结构的讨论和建构虽然不能说是解决当下“中国问题”(当然主要指国内问题)的惟一有效途径，但根据马克思社会层级结构理论，立足社会结构变迁，从学理层面和社会层级结构的讨论无疑可作为破解“中国问题”、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而独特的分析进路。作为凝结和展现当代人社会政治地位‘c全息图”的社会层级结构既是当代中国问题的总根源，也是消解诸多中国问题的着力点，因而社会层级结构分析对诸多社会乃至政治问题就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应该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基本论域。

还有学者认为，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主要动力并非来自西方学术界的刺激，而是来自中国发展的内在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发展进入经济起飞阶段之后，政治起飞的任务得以彰显，而政治起飞应该是中国思考的问题意识。因此，中 国政治哲学研究必须直面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难题一政治发展与政治起飞。该学者指出，面对中国发展的政治起飞问题，我们的政治哲学研究应当回答：中国社会的政治起飞如何可能?人类在古代城邦公民政治或君子—大人政治和现代权利政治之外，能否发展出第二种可能的政治(哲学)模式?若能，那么东方政治(哲学)传统能否发展出人类第二个政治(哲学)类型?从当代世界发展看，政治领域的最大特征是西方的霸权与东方的崛起。于中国哲学研究而言，我们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在批判地扬弃中国传统王道政治哲学与西方现代权利政治哲学的基础上，创建新的政治哲学范式?围绕这一问题，我们的政治哲学研究还必须创造性地回答的重大问题有：良好的社会如何可能?在西方主导的世界上我们如何进行政治思考?中国的政治起飞如何实现?

三、从宏观政治制度研究到微观政治主体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各种现实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中国现代社会日益走向复杂性，这也推进了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以问题研究为导向。正如我们所知，政治哲学所要面向的问题很多，有宏观问题和微观问题之分。近十年来中国政治哲学发展经历了从以宏观政治制度问题为导向到以微观政治主体问题为导向的转变。

有学者认为，政治哲学参与现代中国社会改革，其原初的目的就是解释阻碍中国社会发展与正义的“中国结”。但是，其理论维度从一开始就超越具体的问题之外，而直接深入到“结”之编组的原因与根据。也就是说，直接探讨一般国家政治制度的正当性问题，比如讨论土地的所有权、政府的基本原则，或者立法的正当性基础等此类的问题，不是提出解决具体问题的实用对策。极其重要的一点，中国在与现代世界，尤其与西方世界对话而制定共同的政治规则时，社会一历史的差异，使中国的政治哲学学者更趋向于选择社会一历史的宏观视野来讨论政治哲学的问题。因此，从政治哲学角度研究宏观的制度问题也就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关注。

有学者从社会现代转型的角度，以(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的矛盾为中心线索，把制度放进价值学的视野中，集中考察了制度在促进人的自由，形成自由秩序的过程中所具有的价值及其实现机制。该论者认为，随着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和全面转型，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问题凸显出来。如果说经济和军事实力属于“硬实力”，而政治价值观属于“软实力”，那么，政治制度建设则是存在于“硬实力”和“软实力”之间。通过政治制度建设，不仅可以将“硬实力”和“软实力”整合起来，而且是“硬实力”和“软实力”提升的根本途径，将推动“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提升机制化。因此，该论者认为，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

与此不同的是，有学者指出，尽管以政治制度为中心的宏观政治研究范式在政治哲学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面对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宏观政治模式也有重大的缺陷：正是在宏观政治哲学那里，政治哲学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另外一种理论哲学，心甘情愿地受“自然科学化”的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式的支配。它习惯于抽象掉内在于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和日常生活世界之中的多态化的、多样性的、边缘性的和微观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把中心化的、宏观的权力运作和国家制度安排等宏观政治活动，以及周期性的经济活动机制，即一种理性化的政治权力或经济权力放大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普遍的、绝对的规律和力量。对此，该论者进一步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由于理性的危机而重新审视日常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的时代，生活在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机制日益多元差异，非中心化的微观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结构日益发展的时代，自觉地开辟微观政治哲学的领地，显然是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新发展。因而，在当代中国语境中，推进微观政治哲学研究更具有启发意义。

有学者认为，在现代法制社会条件下’提升每一个个体的“政治主体意识”的自觉程度，以形成广泛介入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监督，是实现权力制衡、促成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而这需要有政治哲学层面的深层论证。该论者指出，政治主体分为“社会政治主体”与“政治权力主体”两个层面。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思维的根本缺失是“社会政治主体”认识的缺席与“政治权力主体”认识的强化，致使社会一般成员的政治认知、政治人格及政治参与意识先天不足，更缺乏政治权利意识。因此，当代中国政治哲学要关注微观的社会政治主体研究。

我国着名学者韩庆祥教授指出，马克思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生成论哲学，其主体是人，目的也是人，人是在实践中生成自己与实现自己的。而要真正使人成其为人，能力问题很重要。能力原则能培养人的先进性：第一个先进性是能力本位内在要求公正，有能力的人就希望公正，希望有平等的机会，这种公正，相对于等级而言是先进的；能力本位还会产生第二个先进性，就是它欢迎民主；能力本位还会产生第三个先进性，那就是使人具有相对独立的人格。过去我们的政治行为围绕权力做得太多，今天我们应该围绕能力来组织政治行为、政治活动；把能力原则引入我们的政治活动，用能力而不是权力来增强我们政治的权威及其影响力。以此，当代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应由权力本位的政治哲学走向能力本位的政治哲学，最终的使命就是使政治人在政治行为中真正成其为人，使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真正成其为人。

四、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