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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孝及其起源
(一)孝
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毋庸置疑,《孝经》中所阐述的孝是天经地义之事,由此可见,孝的地位至高。另外,孝也是“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梁漱溟、钱穆、谢幼伟等一些学者对于孝及孝文化的研究之深,并且认为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孝的文化,甚至连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也认为:“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经’”[1]。另外,孝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集道德观、人性观、社会观、发展观于一体的首要观念。孝包含了儒家伦理的亲、尊、长的基本精神,并且其内在反映出来的道德内容对个人、家庭、社会的发展均具有特殊意义。
(二)孝的起源
任何思想的起源一定与当时社会发展状况紧密相连。马克思指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2]”恩格斯也指出:“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3]”所以,探寻“孝”的起源,一定要与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相联系,“孝”的真正起源,可以追溯到久远的过去。多数学者认为,孝观念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氏族公社末期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的时代,而其被充实或正式形成孝文化则是在夏商周奴隶制社会[4]。笔者较为认同一种说法,即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是孝道形成的直接原因。因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也是通过实践来实现和向前推移的。孝道,作为中华传统伦理道德体系中的基础内容,它的形成与完善也是同人类的需要息息相关的。
二、孝文化及其特征
(一)孝文化
肖群忠先生在《孝与中国文化》一书中,这样界定孝文化概念,孝文化是指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孝意识、孝行为的内容及方式,及其历史性过程,政治性归结和广泛的社会性衍伸的综合,作为一种道德意识,宗教、哲学的形上价值理想,它们仍然属于狭义的精神文化或道德文化范畴,但其历史性过程,政治性归结,社会性延伸则已属于文化的范畴了[5]。在这一层面上对于孝文化进行界定,可以看出孝文化的一些特征以及孝文化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演变。
(二)孝文化的特征
“家国同构”是中国特有的政治社会框架,在这一背景下,孝文化经历数千年的沉淀与演进,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传统文化。就其特征而言,主要体现为:第一,血缘性。“孝”是一种基于自然性的血缘关系的原初情感。《礼记・祭义》云:“君子反古复始,不忘其所有生也。是以致其敬,发其情,竭力从事以报其亲,不敢弗尽也。[6]”这些经典中所流露出的不仅是生命的根源意识,更在辩证中展示出人类超越于动物的情感所在,这也正是“孝”观念的发生学意义所在。第二,伦理性。孝,属于家庭伦理道德中的重要内容,涉及的主要是父与子、长与幼之间的关系,后来衍生为君臣等级关系。《孝经・开宗明义》已经阐述了“忠孝合一”的观点,在伦理这一特征上,孝的延伸已经超越了家庭关系,上升到社会关系中。于是,经过时间的推移,慢慢发展出“愚孝”、“愚忠”等问题。第三:义务性[7]。作为传统孝文化的经典,《孝经》通篇所讲的都是孝的义务,从天子到诸侯遍及庶民,每一个等级中存在不同的行孝义务。甚至于最高的天子,也要履行“孝子”之义务,在孝的范围内,任何人都是义务的主体,而非接受的客体。几千年来,孝文化经过历朝历代的传承,不仅没有失去光彩,其积极作用反而愈加明显,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孝文化的义务性越来越受到重视。可以说,孝的义务性不仅在于规定了某一个家族内部的伦理道德规范,同样,这一特征逐渐成为社会个领域内的道德规定。第四,教育性。孝文化之所以能在传统文化的宝库中经久不息,并历练为经典文化,这与其教育性是分不开的。孝的教育,使孝道观念在社会范围内得到弘扬和推广,孝的精神深入人心,成为大众普遍认可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上至父母双亲,下至子女孩童,孝的教育不仅起到了因教及德的作用,在这个角度上来看,孝文化也是一种在实践中发展的文化。在当代中国,重读“弟子规”、“谁是最美孝心少年”、“孝子评选”等活动的兴起,同样印证着孝文化的这一特征――教育性。
不同的文化传统使得人们对于文化的理解各有不同,同样,对于文化特征的把握亦有区别。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正在全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这一过程中,更要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特别是“孝”文化。正确理解和清楚分析孝文化的特征,对于理顺孝文化的发展脉络具有重要作用。“孝”应当成为当代社会每一个人心中最普通、最受用、最具教育意义的意识。使其在规范大众思想、解决家庭矛盾,乃至处理局部社会问题中发挥起积极作用。
注释:
[1](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M].三联书店,1956:165.引自:肖群忠.弘扬孝文化,共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序)[M]. 转引自:肖波.中国孝文化概论[M].人民出版社,2012-07.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58:143.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人民出版社,1960:125.
[4]杨振华.“孝”的历史流变及其现代德育价值研究[D].武汉大学法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05.
[5]肖群忠.孝与中国文化[M].人民出版社,2001-07:3.
[6][7]肖波.中国孝文化概论[M].人民出版社,2012-07:26,30.
参考文献:
[1]孝经[M].
一、皖江文化特征
安庆地处吴头楚尾,又与江淮毗连,境内多江河湖泊,交通方便,商业发达,使黄梅调较早接受城镇市民的影响。加之安庆自明代以来,就是戏曲昌盛的地方,昆曲皖上派、青阳腔、徽班都在这里孕育成长,为黄梅戏的发展提供了丰沃的土壤。在语音方面,安庆话受明人官话的影响,发音柔和而富有韵律,所唱民歌,受方言影响,多用五声微调式和宫调式。进入安庆地区的黄梅调,在声腔方面受安庆官话影响,一改楚音高亢平直,而变得委婉。在表演艺术上也接受徽、高之长,在一些剧目中引用了扑跌、甩发等较难的动作,同时吸取了流行于安庆地区的高跷、挑花篮、推车灯、走马采茶灯等民间歌舞形式。在音乐和唱腔上,改进了冗长的锣鼓和嘈杂的靠腔锣,取消了帮腔和复句,汲取了安庆地区的道情、花鼓、连厢、莲花落、罗汉桩、送傩神等民间演唱形式。
1926年左右,黄梅戏进入安庆市,受到市民、手工业者,码头工人的欢迎,被誉为“怀腔”,此后一直在属于皖江地域文化的安庆地区为核心的广大区域流传。因此,她的胚胎基因、成长历程,深得皖江文化之浸润孕育,显现出十分显著的皖江文化特征。
二、乡野文化特征
黄梅戏生于乡村草野,成长于勾栏瓦肆,与劳动人民血脉相融。他们由自娱自乐、半职业班社发展至职业剧团。
早期的黄梅戏,表演手段简单。黄梅戏艺人演出剧目的内容和人物多是村长闾短、村姑商夫,没有多少展示功夫、技巧的表演空间。艺人们借鉴、融合其他民间艺术形式,从生活中直接模仿、提炼、创造舞蹈身段,因此,黄梅戏表演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在表演手段上吸取了京剧、昆曲等大剧种的表演特长,并在民间歌舞中锤炼出适宜舞台表现的舞蹈和动作,形成了朴实通俗、清新活泼、雅俗并蓄,写意写实交织,体验表现相融,接近生活的表演风格。
黄梅戏由民间歌舞萌生,紧扣大众审美情趣,流播于乡野,发祥于城镇,她活泼生动的艺术风貌,具有鲜明的乡野文化特征。
1、黄梅戏的全部传统剧目,尤其是七十二本小戏,其表现主体基本是村姑、农夫、小商或木匠、铁匠、锯匠、篾匠等手艺人的生存状态和生活风貌。
2、黄梅戏的艺人绝大多数来自农民和农村手工业者,即“表现主体”和“审美主体”具有很强的统一性。像黄梅戏的第一个班社“蔡家班”的班主蔡仲贤就是砻匠出身。
3、黄梅戏的语言,特别是小戏的语言使用了大量的方言俗语。如“长子来看灯,挤得颈一抻”。“抻”就是安庆方言,《纺线纱》中的“雀博雀博真雀博”,就是典型的安庆方言,《打豆腐》中大量俚语都是安徽地区特有的。这些方言俗语至今还在安庆地区流传。
4、黄梅戏的音乐唱腔中融汇了大量的安庆地区的民歌小调。如“桐城歌”,文南词、太湖曲子戏,安庆大鼓等。
三、柔美文化特征
黄梅戏是安徽西南的山水造就的精灵。她起源于民间小调,她表现的是现实生活和风土民情,反映的是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和男女之间纯洁的感情。由于表现的题材和内容,黄梅戏清新悦目,具有“阴柔之美”。
黄梅戏的“柔美”主要表现在:
1、黄梅戏表现的剧目,绝大多数是以女性为轴心的民俗题材,更多关心的是女性人物的命运。像三十六本大戏中的《罗帕记》、《牌环记》、《鸡血记》、《牌刀记》、《赶子图》等,七十二本小戏中的“哭媳妇”系列和“烟花女”系列。
2、黄梅戏的舞台人物青春亮丽,以“小生”、“花旦”为主要人物形象,表演风格抒情浪漫,由此生发的“嗲”味,是黄梅戏舞台形象特有的妩媚与天真,是黄梅戏特有的“柔美”。
3、黄梅戏的音乐和唱腔优美动人,少高亢艰涩之音,大多舒畅委婉,似山间溪水,淙淙流淌。如广为传唱的:“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四、包容性文化特征
黄梅戏从一个地方小戏成长为全国性的大剧种,得益于她的包容性。
她在把自己介绍给某些新的地域的同时,也吸纳了各地的艺术营养,不仅自身丰富、壮大起来,而且也使其具有了更大的文化适应性和更广的流播覆盖面。
早期的黄梅戏没有专业的剧本创作人员,她的剧目除直接取材于民歌外,大都引进移植于其他兄弟剧种。如《天仙配》就移自青阳腔《百日缘》,《女驸马》就移自岳西高腔《双救主》。剧目的开放,不仅使黄梅戏成长迅速,健康发展,而且也使她具有了卓越的消化吸收功能。各地各剧种鲜明的民间色彩、浓郁的乡土气息、热烈的民俗情趣,都给了黄梅戏较大的有益滋养。
黄梅戏在舞台表演上,呈现出一种自由灵动、不拘一格的“兼容并蓄”。从民歌小调、歌舞话剧、南腔北调中广采博纳,始终保持一种开放待塑的学习状态,音乐、唱腔、行当,表演没有不可逾越的壁垒。
正因为这样,黄梅戏在当今戏曲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仍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发展繁荣的态势。
中华文化的特征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文化,亦称华夏文化、汉文化,是指以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为基础不断演化、发展而成的中国特有文化。其特征是以中华文化的诸子百家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与天朝思想为其骨干而发展。需要注意的是,本文中的大部分的"中国"、"中华"、"华夏"乃同义词,皆指黄河、长江流域一带。
中华文化的精髓: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礼仪之邦,“礼”乃中国文化的精髓。古代的“礼射”不仅贯穿与融合了华夏数千年璀璨的历史文明,而且深度影响了世界,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为维系和发展优良的社会秩序与生态和谐而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是人类文明与智慧的结晶。“礼”和“射”分别为中国古代六艺之一,包括“礼、乐、射、御、书、数”。
古代中国的《礼记·射义》思想传入江户时代的日本,孕育了日本江户时期射箭中的“文射”仪礼。日本现代的弓道正是将《礼记·射义》和江户时代的《射法训》一道儿奉为国之经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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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文化市场体系是可以细分的文化市场体系是一个由多种类型的文化市场共同构成的系统。文化市场根据交换内容的不同,其构成市场的基本要素也会有所不同,由此决定了文化市场的类型繁多且构成复杂。文化市场可大体分为三大类,即:文化产品市场、文化服务市场和文化要素市场;每一大类又由许多的文化市场小类组成,如属于文化产品市场类型之一的出版物市场,就可根据出版物性质再分为图书、报纸、期刊等市场。我们知道,构成文化市场体系的各种文化市场是可以细分的,因此,由文化市场构成的文化市场体系也可以细分。随着我国文化产业逐渐壮大、繁荣,文化市场的整体规模会越来越大。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作为文化市场经营者的文化企业,通过细分市场来选准自己的目标市场,来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将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文化市场体系的具体类型划分,将在后面专门进行探讨,在此不赘述。1.2构成文化市场体系的文化市场相互联系、互相影响文化市场体系并不是由一个个孤立的文化市场拼凑而成的,而是由各类、各个文化市场相互联系、互相影响而形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如果说上面陈述的文化市场体系可以细分,是基于对各类文化市场个性的认知;那么,此处所说的文化市场相互联系、互相影响,则是基于对各类文化市场共性的认知。也就是说,各类文化市场所具有的共性,是使其能够相互联系、互相影响的特质。各类文化市场的共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各类文化市场的基本社会功能是相同的。无论是向消费者提供文化产品的文化产品市场,还是向消费者提供文化服务的文化服务市场,其基本功能都是满足广大社会民众的文化消费需求。文化消费需求与一般生活物质消费需求的最大区别在于其精神性。人们需要从出版物市场上购买图书,目的是通过阅读,从书中获得知识信息;需要到杂技厅去看杂技表演,目的是从娱乐消遣中放松心情,调整情绪。这些文化消费,都是满足消费者的精神需求。其次,各类文化市场的消费者也大体相同。文化市场所提供的交换产品所具有的文化性,决定了其消费者都是具有一定文化消费能力的文化人。由于消费爱好的不同,以及消费动机、层次的差异,对文化市场的消费会有所偏好,如:有人喜欢买书,有人喜欢看电影,有人喜欢健身,等等,但都具有追求精神消费的共同特征,都属于文化人。此外,各类形成文化市场交换产品的资源性质是相同的。资源是形成交换产品的原材料,各类文化市场交换产品的形成也都需要资源。形成文化市场交换产品的各类资源,无论是作为旅游资源存在的各个景点,还是作为出版资源存在的各类知识信息产品,或是作为影视戏剧作品资源的鲜活的社会生活实践,都具有相同的性质,即都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即使是一些以具体的物质形态存在的资源,如各类作为旅游资源存在的景点,对于文化市场交换产品的形成而言,重点开发的也是其文化价值,即满足游客游玩消遣的需求的功能。
2文化市场体系的构成
文化市场体系是由各类文化市场构成的。对文化市场体系构成的探讨,就是对各类文化市场进行科学分类。这是研究和完善文化市场体系的基础性工作。2.1研究文化市场体系构成的认知前提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结合国家统计局最新颁布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2)》[2]标准内容,我们对文化市场体系的构成进行了认真思考,认为:对文化市场体系的构成,应明确以下几点,作为认知的前提。2.1.1公益性文化事业不应归属为文化市场体系范畴文化市场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是专门针对那些进入市场、以商品交换方式运作的文化活动与文化要素而言的。那些不以商品交换方式运作的文化活动与文化要素,不应包括在经营性的文化产业范畴内,也就不应纳入文化市场体系之中,如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2)》中所列的图书馆与档案馆服务,文化遗产保护服务(下含博物馆,烈士陵园、纪念馆)、群众文化活动等,应属于公益性文化事业范畴,不在本课题研究的内容之列。2.1.2应从市场经营的角度、按照市场交换对象的属性来划分文化市场类型对文化市场的分类,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及其相应的标准进行,如在《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2)》标准中,国家统计局就是从统计的角度对文化及相关产业类型进行划分的。此种分类虽然利于统计管理,但不利于文化产业经营者有效地识别市场的内容与性质。因此我们主张,对构成文化市场体系的文化市场的分类,较科学的标准,是从市场经营的角度、按照市场交换对象的属性来划分。这样有利于准确把握各类文化市场的运行规律,发展文化产业。2.1.3应将交换对象相同的文化市场整合成一种类型来进行研究组成文化市场基本活动的产、供、销都是围绕交换对象进行的,不同环节以不同方式参与市场运作的市场主体,都是围绕相同的交换对象而运作的。因此,具有共同交换对象的市场主体,应放在同一个市场中进行探讨,不必要也不应该将其割裂成几个不同的市场来分别研究。2.1.4从功能价值上判断各类文化市场的类型,亦是我们探讨文化市场体系结构的一条重要思路研究文化市场体系构成的根本目的,是要弄清楚各类文化市场在社会文化传播中的具体功能价值,以判断其在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地位,为制定扶持文化产业发展的各项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作为文化市场,功能价值不同,其运作的目的、行为方式、对社会的作用等也大不相同,政府对其管理方式与政策也会有所区别。因此,为利于政府对文化市场实施分类管理,我们除了要按交换对象性质标准来进行文化市场基本类型的划分之外,还应从功能价值上判断各类文化市场的类型。基于以上认识,我们主张:探讨文化市场体系构成,可以从市场交换对象的属性与市场的具体功能价值两个角度进行分析。下面分别从这两个角度对文化市场体系的构成进行具体分析。2.2从市场交换对象属性角度看文化市场体系的基本构成市场是商品交换的场所,因交换商品属性的不同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类型。文化市场按其交换商品属性的不同,可分为文化产品市场、文化服务市场和文化要素市场三大基本类型。(1)文化产品市场。这是以文化物质实体产品为交易对象的所有场所、过程、关系等的集合。其特征是:市场交换对象是有形的文化产品;以个体分散购买消费为主;交易频繁、次数多、量大;就商品阶段性质而言,是最终满足消费者消费的阶段。凡具有上述特征的文化市场,都可称之为文化产品市场。(2)文化服务市场。这是文化商品市场的特殊形态,是以无形文化服务为交易内容的所有场所、过程和关系等的集合。其特征是:市场交换对象是无形的文化服务;交易次数少,但门类繁多;以个体集中消费为主;生产过程与消费过程具有同一性,一旦生产终止,它所提供的文化价值、消费者的文化享受也就结束了。除此之外,享受文化服务的费用比一般服务费用高,文化服务具有奢侈品的性质。凡具有上述特征的文化市场,都可称之为文化服务市场。(3)文化要素市场。这是指为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与经营活动提供所需的各种基本要素的市场。文化要素市场通过提供生产经营文化商品必不可少的有形或无形的生产要素,担负着为文化市场体系配置资源、促进文化市场体系顺利运行的重任。其特征:首先,文化要素市场中交易的商品既有有形的也有无形的,并且是以无形要素为主;其次,市场购买者主要是各类文化企业,交易次数少但交易对象相对固定;此外,就商品阶段而言,文化要素市场是连接生产和生产性消费的市场,是在文化市场体系内部运行的市场。凡具有上述特征的文化市场,都可称之为文化服务市场。下面将文化产品市场、文化服务市场和文化要素市场三类市场的具体构成列为下表。2.3从市场功能价值角度看文化市场体系的构成功能是一个事物(或某项活动)所具有的功用与机能。文化市场的基本功能是满足社会成员的精神文化需求,但各类文化市场由于交换对象所决定的交换内容的不同而满足的是不同的精神文化需求,也就是说,各类文化市场具有不同的功能价值。如看一场文艺演出,能满足观众的娱乐休闲的要求;读一本学术专著,能满足读者的专业知识的要求,等等。因此,从市场功能价值角度考察文化市场体系的构成,更能适应文化产业宏观管理改革发展的需要。此外,这里所说的功能价值,是指文化市场对消费者而言所具有的功用与机能,不是对文化市场体系内部来说的,所以,从市场功能价值角度考察,就排除了仅对文化市场体系内部发挥作用的要素市场,只对文化产品市场和文化服务市场按功能价值标准进行分类。我们认为,从市场功能价值角度考察,文化市场体系由娱乐型文化市场和文化艺术型文化市场两大类型市场构成[3]。2.3.1娱乐型文化市场娱乐型文化市场是围绕以娱乐消遣为主要价值依据的文化经营活动所形成的市场。此类文化市场的主要功能是满足人们娱乐休闲的文化消费需求。消费者进行这种类型的文化消费,其主要目的是休闲、娱乐和放松身心。娱乐型文化市场主要由文化服务市场中的一些娱乐业项目组成。如卡拉OK厅、室内高尔夫球场、水族馆、溜冰场等。娱乐型文化市场的范围很广,如卡拉OK厅、歌舞厅是与文化艺术相关的,但由于这种类型的文化活动中表演的功能弱化了,甚至是消失了,娱乐自身才是主要目的,因此属于娱乐和放松身心的文化活动。还有与体育相关的,如室内高尔夫球场,是与体育项目相关,但由于其作为体育的基本要素,竞技性消失了,消费这些项目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玩,为了休闲和放松,非比赛。此外,文化产品市场中以一些娱乐性产品为交换对象的市场,也应归于娱乐型文化市场的范围,如娱乐节目,图书期刊中的娱乐性读物,以及数字出版物中游戏类产品等。2.3.2文化艺术型文化市场文化艺术型文化市场是围绕以传播文化艺术知识、提高人们的文化艺术造诣为主要价值取向的文化经营活动所形成的市场。此类文化市场的主要功能是满足人们追求文化价值的精神需求。消费者购买这类文化消费时,主要目的是获取文化价值。文化价值是一个概念外延十分广泛的概念,至少包括认知价值(获取认识客观世界的知识)、审美价值(获得愉悦等美感)、传承价值(保存文化)、教化价值(净化心灵)、传播价值(获取信息,以提高决策的适用性)等内容。但是作为经营项目,文化商品的价值应该是其文化含量。即便某些文化艺术产品有使消费者放松或娱乐的作用,但也并非是其作为文化艺术型文化市场产品的主要价值所在。目前属于文化艺术型的文化市场主要有:音乐市场、舞蹈及戏剧等表演市场、影视剧及艺术片制作播映市场、艺术品拍卖及展览市场、文化艺术科学类出版物市场、文化艺术培训市场等。在这些市场中,尽管也存在经营娱乐性产品,如影视剧市场中的娱乐片,出版物市场中的娱乐性图书期刊等,但就其市场整体而言,文化价值仍是其主流导向。之所以要打破前述按市场交换对象属性划分文化市场类型的基本格局,而按市场功能价值再将文化市场划分为娱乐型及文化艺术型两大类型,主要是从文化产业的宏观管理及发展需要出发的。我们对文化市场构成进行严格区分,厘清两种性质不同的文化市场的特点、功能,有助于进行更加有针对性的、有效的管理,使两类市场都能朝着符合各自内在规律的方向获得较好的发展。目前我国实行的分开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来管理文化活动的思路,就大体说明政府文化行政管理机构已对功能价值不同的文化市场类型有了初步的认知[4]。
3文化市场体系的基本特征
香云纱地域文化价值内涵
香云纱作为地域性服饰产品,根植于民族文化土壤,众多独特之处构成了其独特的地域文化价值,是为地域文化的表征。香云纱(莨绸)作为广东地区特有的天然丝绸产品,英文译名为“gambieredCantongauze”,英文名称中“gambiered”为“被开创”之意;“Canton”为“广东”之意;“gauze”为“薄纱”之意,香云纱英文原意有“始创于广东地区的薄纱”之意,由此显示香云纱地域性特征非常明显。香云纱加工的地域性特征:首先,香云纱加工以桑蚕丝织物为坯绸,而广东丝绸历史悠久,早在汉唐时期,就有“采桑饲蚕”、“桑蚕织绩”的活动和关于丝织物“广东锦”的记载。广东是我国蚕桑的主要产区之一,素有“粤缎之质密而匀”、“广纱甲天下”的说法[3],特别是香云纱产地佛山地区自古丝绸纺织业较为发达。再者,香云纱加工关键环节,染色“上莨”所用薯莨为岭南地区特有的野生植物,自古就因优异的性能而被用于染色整理织物和皮革。广东佛山地区河涌密布,香云纱二次上染“过乌”所用河泥必是该地区河涌中无污染的河泥。由于传统香云纱加工环境的自然生态性要求,香云纱只出产于岭南地区广东佛山的顺德、南海这一特定区域,该地区位于北回归线以南,属亚热带气候,终年温暖湿润。香云纱“上莨”之后晒莨工艺需要足够的日晒强度和相当大的湿度条件,这两项恰是产地的气候特点,传统香云纱依赖地域环境加工生产的独特性,即构成了香云纱加工的地域特色文化内涵。香云纱的形成是基于广东地区湿热气候对服饰的特殊需求。经过薯莨涂层处理的香云纱面料,除了具有桑蚕丝织物轻滑、吸湿透气的特性,更有触感清凉,挺爽不贴身,穿着时“流汗不黏身”,凉爽宜人之感;而且由于薯莨胶质物质作用,面料抗皱性增强,易洗、快干,便于保养,适合广东地区的炎热潮湿的气候环境穿用,深受当地人喜爱,并且影响至气候环境与之相似的华南及南洋一带。同时,由于薯莨本身就是一种中药,有防霉、除菌、除臭等保健功效,面料浸染薯莨之后,服饰在使用过程中,有效药用成分缓慢释放,对高温高湿的气候环境尤为有效。
香云纱丝绸文化审美价值体现
香云纱是运用植物染料、手工染色工艺加工的传统桑蚕丝织物,是博大精深的中国丝绸中的一个特色品种类型,具有中国古老丝绸文化的典型表征意义。丝绸织物历史源远流长,早期的织物名称多为单音词,后来就在此词的前面加上许多修饰性的词,在明清时期形成了较完整的命名规则,这一模式直到今天仍适用。“香云纱”、“莨纱”名称中后词“纱”是丝绸大类名称。纱类织物一般是指丝线细、密度小具有轻薄感的丝织物。古时亦可写作“沙”,《礼记》说“周王后,夫人服以白纱豰为里,谓之素沙”[2],乃是取其孔稀疏能漏沙之意。纱常有低密度平纹,重平组织交梭纱,以及绞经组织形成的小提花的纱织物。香云纱、莨纱命名为“纱”,是因最初加工这类产品,是用有透空的桑蚕丝小提花绞纱织物作坯绸,故而得名。但目前加工香云纱的坯绸早已不限于这类纱织物了,已扩展到电力纺、双绉、素绉缎、提花缎等等各种类型丝绸面料,因而习惯上将除绞纱织物为坯绸加工的香云纱统称为“莨绸”。“莨绸”后词单音词“绸”,亦为丝绸大类名称,“绸”在《说文》中解释为“大丝缯也”,“缯”在古时用作丝织物总称,而现代常用“绸”作丝织物的总称。“绸”普遍认为是质地较为细密,但不过于轻薄的丝织物。在近期制定的莨纱国家标准中,确定“莨绸”为香云纱的正式学名[5]。香云纱的命名蕴含着中国传统丝绸文化,体现了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和文化审美观。香云纱质地精良、风格独特,属于丝绸产品中的高档品种,自然传达出丝绸高品质的、珍贵的材质感,表达了中国丝绸文化的积淀。历史上,丝绸曾作为中国的名片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香云纱因产地临海的特殊地理位置,早自明代起,经“海上丝绸之路”大规模出口海外,香云纱表征的中国丝绸文化远播海外。中国丝绸,有着新奇、精致、柔和、纤巧和优雅的审美意蕴,如今,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以丝绸为代表的服饰产品在世界消费潮流中仍备受青睐,散发出其固有的独特魅力。以香云纱为代表的中国古典丝绸在现代的时装流行中活跃起来,充分展示着中国服饰文化的风采。
香云纱服饰文化审美价值体现
天然材料纯手工制作的香云纱,具有独特质感,面料特征成为香云纱服饰审美形式的重要因素,使以其制作的服饰韵味深长,彰显独特神秘的服饰审美价值;香云纱服饰亦成为香云纱服饰文化审美价值的重要载体,香云纱通过服饰传达出一种文化的气息。
1香云纱服饰材质美
香云纱以桑蚕丝织物为坯绸,因而具有丝绸的内在材质美感,更为突出的特征是与普通丝绸迥异的外在质感效果,主要缘于香云纱加工工艺中的晒莨和过乌形成的涂层物质作用;加之织物经薯莨汁液的反复多次浸泡,结构变得相当紧密,进一步获得增重的效果[6],从而增强了面料的强度和耐磨性,使柔软的桑蚕丝坯绸变得硬挺,形成香云纱特有的挺爽质感。再者,香云纱服饰在使用过程中,由于面料会不断经受摩擦、挤压作用,涂层物质随之逐渐剥落,面料表面会渐渐形成一种类似于蜡染的龟裂的“冰纹”肌理,呈现出自然、神秘的风格特征。此外,随穿用时间延长,洗涤次数增加,涂层逐渐润涨,不断发生变化,手感越来越柔软,颜色更加柔和,纹理更加细腻,香云纱正有所谓“越穿越美”之说。随着穿用过程的面料变化,香云纱服饰穿着体现了一种自然独特的审美韵味。
2香云纱色彩的服饰审美意蕴
香云纱面料双面异色,正面色深,乌黑亮泽,色彩凝重沉静,表达出含蓄与优雅的意蕴;背面色浅,为棕黄或棕红色,自然朴实,传达出质朴、古雅的气息。其正反面色泽深浅对比,视觉冲击感强;同时棕与黑稳重和谐,蕴含高雅,透露出幽然深远的审美意味。香云纱的基色是背面的棕黄或棕红色,经薯莨反复多次上染,由表及里,棕色逐渐加深;而正面是经河泥涂覆与薯莨单宁反应生成的黑色涂层物质。面料正面的黑色并非纯粹的黑,其实是如水墨画般的墨色;又因黑色涂层较薄,在正面暗沉的黑中隐隐显出背面的棕黄或棕红色,使色彩更具灵动之感,蕴含丰富的层次和变化。同时,在胶质的涂层物质作用下,使面料表面略带皮质感,显出金属般的光泽[6],凸显神秘感,透出时尚气息,使香云纱在服饰上的应用彰显另类、个性、与众不同的独特的审美韵味。
3香云纱服饰文化表征
现今中国在与世界文化交流碰撞之下,形成文化多元化的时代,现代人服饰审美素养不断提高,服饰文化欣赏能力不断提升。再者,中国经济经几十年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对高端服饰产品需求旺盛。因此作为高档丝绸产品的香云纱在现代服饰市场,给人们带来的不仅是地域性民族服饰产品的新奇感,民族的记忆,历史的回味,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香云纱服饰以深厚的文化内涵,以独特的服饰艺术审美价值体现了现代人较高层次的服饰审美心理需求。同时,香云纱作为传统丝绸面料,具有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意义,隐含着凝厚含蓄的大气和深藏不露的典雅,主要表现为含蓄,即一种内蕴丰富,不张扬的美,通过服饰产品传达出中国人内敛、含蓄的服饰文化审美价值观。
【关键词】山西民歌;文化地位;艺术特征
山西民歌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主要歌唱历史人物或者历史传说故事,在歌唱中表达当地的民族文化,传递民族风俗习惯。山西民歌种类繁多,曲种多样。《梦梦》是山西襄汾的民歌,常常在晋南一带流传,歌曲表达的是女子对于爱情的执着,该作品通过描述女子的梦境,将自己对爱情进行实化成场景,并表达出想要再次梦到的愿望。这个作品的题材非常新鲜、风格非常大胆,带有很强的山西风俗的韵味。根据当时的社会,封建气息很重,歌词内容可谓非常大胆。将民歌的吐词与唱腔与山西的地方特色相结合,用山西的方言唱出,给人以亲切感以及高雅的感觉。
一、山西民歌的文化历史
山西省位于黄土高原,地处于黄河的中段。在经过数千年的风霜后,考古学家在山西进行考古研究,出土了大量的文物。从其中如陶埙、石磬等乐器可以得知,山西的音乐文化历史最早可达新石器时代,中国音乐文化历史上可谓是历史悠久,收集了山西的民歌后,发现其流传至今的民歌数量巨大,并且我国著名的《诗经》中的部分篇章也来自于山西,以前的诗歌都是可以唱出来的,这些都说明山西的音乐文化历史博大精深。山西的民歌大多出自劳动人民,他们努力生活从中得出的感悟从而创作出民歌,歌词的内容大多是结合当时的社会情况,反映出一定的内容宽度和深度。其中有些是歌颂劳动人民的勤苦耕作,有些是反讽当时的统治者的昏庸无能,还有一些是表达人民对于爱情的渴望等。从这些民歌中,可以了解到当时的人民的社会情况、统治者治理的情况,也看到了劳动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抨击统治者的管理不足,总之在这些民歌中可以大致推算出民风民貌,这对于人们对当地之前的历史记载的了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山西民歌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山西省是个大省,其中的各个地区的地理环境和风俗习惯不太相同造成了民歌的音调、方言等都有各自的特点。山西的民歌与其他省份民歌不同,歌曲优美、感情真挚、便于上口,歌词有文化底蕴,描述的内容富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山西的民歌种类繁多,大致分为五类:山歌、号子、小调、秧歌和套曲。山歌是那些在山间和田野工作的人民,在休息时候歌唱,歌词即兴创作,歌词内容较少,主要是抒发感情;号子,是在进行劳苦的重活时,唱歌可以鼓舞劳动人民的士气;小调,主要是在室内劳作或者室外工作量较少的时候唱的,这个歌词就比较整齐,数量分布最多;秧歌,是唱歌与舞蹈相结合,主要是在喜庆的日子表达劳动人民的喜悦之情;套曲,它的内容很长,歌曲主要叙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这五种类型的作词、作曲、音调都大不相同,各有各的出彩之处。
二、歌曲的词曲谱分析
《梦梦》的唱词主要是借助自述的形式对一位怀春少女的美梦予以描写。首先,该民歌命名为“梦梦”,就体现着典型的山西地方语言特色。山西人说话时经常使用叠词,比如手称为手手,吃饭的碗称为碗碗,花则称之为花花等。这一情况在山西是独有的,如果在江浙一带,小孩子也会说叠词,一般表示很亲密,但是在山西使用叠词并不仅仅是小孩子,而是一种语言上的习惯,大人小孩都在使用,渐渐演变成为山西的地方语言特色。这种习惯使用叠词的方式表现出山西人民群众的热情、淳朴和直率,和其性格有很大的关系。该曲命名为《梦梦》,第一个梦为动词,第二个梦为名词,意思是做梦。而使用梦梦命名该曲,更能将少女的惹人爱、害羞等直观表现而出。《梦梦》这首曲为二部曲式,开头及结尾两部分具有一直的旋律,中间部位的速度、节奏则有明显的不同,形成鲜明的对比,将梦境中少女的情绪变化淋淋尽致地展现而出。该曲的歌词以第一人称书写,唱词具有典型的地方色彩,口语化得以增强。口语化的唱法事实上有很大的好处,不仅通俗易懂、直观明了,而且更为亲切自然、感染力较强。叠词在唱词中出现的频率很高,比如热腾腾、火辣辣、哈哈哈等,这样的表现形式让唱词更加悦耳和谐,让语言的回旋美淋淋尽致地体现,大大强化了层次的韵律,让唱词的音乐表现形式更好,乡土色彩非常显著,让作品的情感表达和意境进一步增强。A部分为梦的开始,少女昏昏沉沉地看到自己中意的情郎走来,两人互诉衷情,表达爱意。梦境在恍惚之中慢慢走向真实,由安静向生动进发,画面更加清楚。A段的旋律和契合梦的安静,在荡悠中慢慢进入故事。B部分唱词非常热闹、喜庆,在梦境中怀春的少女如愿嫁给了自己的情郎,B部分的歌词其实带有诙谐性,非常具体的描写场景。少女的梦越来越美好,越来越接近自己期盼的事情——洞房花烛夜。很突然走向了转折,少女梦正香甜的时候,却被不合时宜的大公鸡叫醒,怀春的少女希望明晚还能做这样的梦。音响效果也由喜庆的结婚场景转向黎明时分的公鸡叫,呼应了A段缓慢安静的旋律。作为地方民歌,《梦梦》耐人寻味且具有悠扬的旋律。单单从旋律特点的角度来分析,其民歌曲调和晋南襄汾一带更加相似,与晋南梆子戏——蒲剧和眉户戏的音乐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形成婉转、悠扬且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将怀春少女甜美的梦境很好地描写而出,淋淋尽致地展现着怀春少女的殷切期盼,希望自己有美好的姻缘。从这方面来看,这首民歌旋律创作以晋南的戏曲为开端和源头。蒲剧由于在山西西南部的蒲州兴起而得名,蒲州也就是当下的永济一带,因此蒲剧又被称为南路梆子、蒲州梆子,其为晋西南特有的一种剧。蒲剧具有跳跃性非常大的旋律,其具有高昂的口昌腔且奔放朴实。同时,眉户戏具有缠绵婉转的旋律,让人听起来非常着迷,所以又称眉户戏为迷胡。同时晋南的眉户具有响亮高昂的旋律,同时还婉转低回,能够进行口语化的延长,具有非常浓厚的生活化气息。在《梦梦》这首民歌之中,该两种戏剧的旋律特点均有清楚地体现,充分展示了旧时代少女追求浪漫的思想。曲艺、戏曲发展的基础为民间歌曲,但是在形成的过程中也在不断融合,展现出自身的特点,同时又积极地影响民歌。在小调发展过程中这种影响展现得更加显著。《梦梦》这一民间歌曲为民族微调式的调式,如同眉户戏一样使用女性声调演唱腔。不仅如此,在其中还大量使用具有晋南典型的“降”音等,更加衬托出荡荡悠悠之感。
三、山西民歌《梦梦》的文化地位
山西民歌有着上千年的历史,经过了上千年历史的沉淀,流传到今的都可谓之精华。山西民歌中的《梦梦》是晋南民歌的代表性作品,它描述了一个女子对当时那个封建年代的父母之言媒妁之约的反抗,以及对于想要追求美好的爱情和幸福生活的向往。山西的方言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独特的魅力。当山西方言与《梦梦》两者完美地碰撞,魅力相互叠加,衍生出内涵丰富的民歌。山西人民在日常交流中常用叠词,叠词是山西人独有的习惯,这一习惯被运用在歌曲标题中,山西人用这样的有趣的语言表示出对事物的热爱。《梦梦》这个标题既生动又形象,可谓是点睛之笔。中华有着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在这么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被沉淀下来,传递至今,令人惋惜的是有部分优秀的传统被丢失了,作为还存在的一些传统文化,都应该被保存下来,而且还应该要将它们发扬光大。现在正是高科技时代,科学技术蓬勃发展,艺术的发展也是不断前行。国家鼓励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民歌中蕴含了劳动人民的创作的结晶。山西民歌底蕴丰富,每一个地区的歌曲都应要被传递下来,特别是这首代表着晋南的民歌。现在的趋势是人们越来越念“旧”,对于老一辈的东西,流传至今肯定有其过人之处。近些年一些优秀的歌唱家对这首歌曲进行二次创作,结合现在音乐的一些唱腔衍生出一种新的歌曲,虽说是创新却从未摒弃其中优秀的部分。《梦梦》歌词和音调完美地表现了山西晋南的风俗文化和带有特色的旋律,研究晋南民歌文化就需要深度地研究这首歌,这首歌带有浓浓的晋南乡土气息,是晋南劳动人民辛苦创作的结晶,它代表了当时人民有斗争的精神,敢于抒发心中所想的勇气。这首歌在晋南占的比重很大,其特殊性奠定了民歌的地位。这首在民歌中影响很深,文化地位很高。
四、山西民歌《梦梦》的艺术特征
《梦梦》是晋南具有代表性的民歌之一。晋南位于山西省的西南部,黄河中游东岸,一般来说晋南民歌是以临汾市和运城市这两个地方为主。晋南襄汾民歌,添加晋南的梆子戏中的蒲剧和眉户戏,两者的融合让民歌情感得以升华,旋律优美。晋南的民歌主要是在它的戏曲上发展出来的。蒲剧是晋南的主要剧种,它的特点是音调高亢,音阶幅度明显。眉户戏,它的特点与蒲剧相反,音调柔美,音阶幅度不大,让人听了有犯迷糊的感觉,从而又被称为“迷”戏,但是在晋南,眉户戏与当地的音乐风俗相结合,它的音调又接近语言语调,两者相互结合,表达出浓浓的生活气息,把眉户戏的特色完美地展现出来。晋南主要是以小调为主,戏曲与民歌的碰撞,相互融会贯通,把小调进行各种推新,从中衍生出各种民歌。《梦梦》这首歌是一首民歌,歌词描述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子的梦境,梦境中遇见了自己的爱情,两人结婚的喜气场面,可喜梦境时间太短,美好的事物总是很快消散,最后几句表达了自己想再次梦到的愿望,全曲讲述了女子对于美好爱情的向往。《梦梦》其实一开始是《少女的梦》,而且只有四句歌词,歌词简单,朗朗上口,旋律简单,方便传唱。歌曲标题的改变也是根据了山西人民的方言习惯,不得不说改了之后歌曲深度有所增加。后面由刘铁铸老师改编,歌词得到扩充,曲调也进行了更改。改编后的民歌,歌词内容更加丰富,故事情节更加完整,曲调更加细腻。民歌的改编都是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以及结合一部分现代的风格形成的。歌曲的吐词也是根据字正腔圆的传统音乐技巧。全曲是C商七声调式,节奏主要是4/4拍,由于歌曲讲的是梦境,在歌唱时要用一种朦胧的感觉给人一种身在梦境的感觉,需要一定的歌唱技巧。歌词从前面的欢快喜庆的情景变为后面的有丝不舍的情景,中间有一个转折,在歌唱时要表达出来。整首歌曲是起承转合的,既要唱出年轻女子知道要成亲的强烈喜悦,又要唱出梦醒时的不舍情感。这首歌曲的歌唱难度还是不低的。
五、结语
《梦梦》作为山西晋南的代表作品,近些年由一些有名的老艺术家进行歌曲的重编,在民歌界也引起了一部分关注,为了发扬晋南民歌文化,《梦梦》这首歌曲的弘扬更是必不可少的。现在民歌类传统节目的崭露头角,民歌文化正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又一次引起热潮,歌手歌唱改编的民歌,民歌与现代音乐的碰撞,歌手独特的嗓音,让老一辈人想起了回忆,也引发了年轻一辈对这种带有地方特色的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的歌曲的关注。民歌是中国数千年文化的沉淀中,勤劳的劳动人民创造出的精神财富。要想了解一个地方的风土文化人文地貌就要了解这个地方的民歌,民歌是不同时期社会的反映,从民歌中可以了解到创作歌曲是人民的心愿。《梦梦》这首歌曲相对于山西的其他民歌,知名度并不是很高,人们对于这首歌还是感到有一些陌生,这就要求快速行动起来,尽力挖掘和探索晋南民歌的魅力,让晋南民歌文化被更多的人所熟知,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刻不容缓。如今,国家大力鼓励发展各种中国传统文化。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区的地貌不同,文化不同,方言不同,其所创造出的民歌也不尽相同。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需要每一个中国人民的努力,民歌是我国带有特色的歌曲,几千年的沉淀,歌曲有着深度的内涵,虽然歌词内容不多,但是它所表现的文化习俗却非常丰富。我们要行动起来要让中国的民歌文化源远流长,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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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羌族萨朗的起源
羌族人民善良淳朴热情奔放,羌族民俗文化底蕴深厚,羌人好歌舞,羌语中“萨朗”,汉意是“载歌载舞”的意思。《羌族释比经典・取火种》一章中写道天神蒙格西的儿子然比娃冒着生命危险,上天历经各种磨练,打破重重困难将火种藏在白石里带到了人间,点燃了羌人的第一退篝火,从此改变了古羌人的生活方式。羌人每当狩猎成功归来都会在树林里或者草原上燃起篝火,一边烤着猎物,一边围着火堆边唱边跳,来庆祝狩猎成功。羌人从而逐步发展为喜庆萨朗,现今仍保留此古俗。而在羌族民间故事《萨朗姐》中说,在茂县西湖羌寨有这样一个传说:在很久以前,正当羊角花开得最为鲜艳的时候。一天,在茂县曲谷西湖寨,人们突然听见羊角花丛中响起银铃般清脆的歌声。循着歌声,大家看到一位身着素白麻布衣裳,头顶黑色头帕,腰上栓着挑花围腰的羌家姑娘。她身材苗条,相貌俊美,边歌边舞,如春燕翩翩,她说她叫“萨朗”。大家纷纷围着萨朗,请她教唱歌跳舞。萨朗边唱边教,人们也边唱边学,歌声优美,舞姿轻盈。后来,萨朗被恶土司所害,人们把她安葬在西湖寨后山梁上,将其坟修成一座石塔。每年羊角花开时,妇女们到女神梁子的石塔周围唱歌跳舞,热闹几天,以示纪念萨朗女神,而这也成了妇女们的传统节日。萨朗歌舞也就成为了羌族的传统文化和民俗艺术。
(二)羌族萨朗的发展历程
羌族自古以来崇尚“自然崇拜,万物有灵”,在他们现今的生活中,仍然保留有部分的自然崇拜、祭祀活动及少数地区的图腾崇拜。舞蹈从有“祭”开始就有了萌芽,萨朗是由祭祀活动中的所跳舞蹈演变发展而来,在历史长河中萨朗逐渐发展形成了现今羌人的自娱性集体舞蹈。羌人的生活劳作习惯所产生的动作体态一顺边、顶胯、以右为先等特色动作,经过发展自然而然的融入到了萨朗中。羌族萨朗种类繁多,加上地域差别,要想收集整理成专辑相对来说是较为困难的。有相当一部分艺术家不惧困难深入到各地去收集整理成专辑,这为萨朗的流传和推广打下基础。目前已经有《羌族萨朗》专辑出品,各大学术报刊也有多篇关于羌族萨朗的。四川省内多所大学开设羌族舞蹈课程,羌族萨朗由民间走向课堂,更规范化。经过艺术团体的创编,羌族萨朗开始走向舞台,萨朗已然成为了羌族极具代表性的文化。
二、羌族萨朗的文化特征
(一)什么是萨朗
萨朗,羌语为“唱起来、跳起来”,一般指群众性自娱自乐的圆圈舞蹈,集体参与性强,其表现形式是男前女后拉手围着火连成圆圈,载歌载舞,速度从快到慢,表演粗犷优美。
(二)萨朗的种类及艺术特点
羌族萨朗在祖辈中流传,在羌区极为流行和普及。按照它的功能可将其分为:喜事萨朗、忧事萨朗、礼仪萨朗、祭祀萨朗。
1.羌族萨朗的代表性舞蹈种类
(1)喜事萨朗。“席布蹉”是羌语方言,是办酒席时所跳舞蹈。此舞主要流传四川阿坝羌族自治县茂县,由男前女后以火塘为中心围成圆圈,不封口,人数没有具体限制。由男子领舞,带领队伍,舞步变化多端,小腿尤其灵活,男女之间互相竞争,情绪高亢、氛围热烈。
(2)忧事萨朗。“仁沐那.耸瓦”,意为“跳铠甲”,亦是“铠甲舞”。此舞只能羌族的成年男子参加带有军事色彩舞蹈,纪念族里英雄或者是族里有威望的老人去世举行丧葬时所跳。队形基本成两排对垒,由头上带着皮盔,手持兵器,身上披着牛皮制作的盔甲的成年男子跳的舞蹈,此舞表达出羌民们对逝去的民族英雄及有威望老人的悲痛,更鼓舞了战士士气。
(3)礼仪萨朗。“巴绒”是羌族的“瓦尔俄足”节日所跳的礼仪性舞蹈。在这一天,羌族的无论老性都会盛装打扮,聚在一个地方,由族里公认跳的最好的妇女领舞,后面的次序按照年龄依次排序。舞蹈没有音乐伴奏,全由舞者们齐唱。巴绒的最具特色的动作在胯部,其中顶胯、甩胯、转胯展现了羌族妇女的优美体态,动作亦是豪放独特,却也不失女人的优雅妩媚。
(4)祭祀萨朗。“布兹拉”,也称“莫纳恩沙”,此舞的音乐既不是数字音乐也不是歌唱,是由释比手持铜铃,男子手持羊皮鼓打出的节奏作为伴奏。“布兹拉”也有原来的释比的巫术文化,发展成为了现今自娱性民俗舞蹈。其表现形式也是多样化,有单、双、三、群体等形式。
2.羌族萨朗的艺术特点
(1)羌族本身就是一个具有极高文明的民族,它的文化十分丰富。尤其是羌族萨朗文化在羌族文化中有着重要的地位,羌族萨朗也是来源于羌族人民的日常生活。要想讲清萨朗的艺术特点,还得从深入它的内部细细道来。特点如下:
①羌族萨朗保留了祖辈流传的原生态,有着无可比拟的流窜在羌族人民血液中的豪迈粗犷、热情奔放的特色风格。舞者在祭祀中尽情舞蹈来取悦神灵,常以打击乐器伴奏,增加了祭祀中的神秘感,羌族人民也对神灵们更为崇拜。②羌族萨朗没有固定音乐,通常都是自唱自跳,唱的歌词内容也与舞蹈动作没有什么直接联系。萨朗的进行也是舞者们用歌来促使整个过程进行。③羌族萨朗的大多基本动律向下的屈伸、颤膝、同手同脚,胯部动作夸张,下肢腿部步伐变化繁多,小腿尤其灵活。大体动作是由领舞男女的一组或者几组动作重复进行。
(2)丰富多样的羌族音乐,更是对于萨朗各种情绪表达的重要元素。羌族萨朗在民间多由舞者们边唱边跳,所唱歌曲都是祖辈口口相传流传下来的,一般多为五声调式,属于我国的五声民族调式。除了歌曲以外,还有多种打击乐器来伴奏,如铜铃、羊皮鼓等。也有羌笛、口弦等极具特色的民族乐器伴奏。
(3)羌族萨朗文化当然包括它的服饰文化。萨朗的种类繁多,相对应的它的服饰也是多种多样。各种萨朗活动极具特色的羌族服饰也是一大看点,羌族服饰上最为突出的就是衣服上的羌绣,衣服的袖口、衣领边,包括束身的腰带上都绣有花纹。还有云云鞋,鞋尖微翘,鞋身一般绣有云朵图案。
现如今羌族出现一定的汉化,年轻一代对羌族萨朗文化传承缺失,今后希望他们能多关注萨朗文化,使其不仅仅是流传在羌族居住区域,要让它走向更大的舞台。
参考文献:
代以来,学界对沈从文的研究可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沈从文作品中体现出的文化特征。其中,既包含其作品中体现出来的地域文化特征,又包含其中所渗透出的道家艺术精神。杨义《沈从文的“凤凰情结”及其小说的文化特质》,杨瑞仁《凤凰之“仙”与凤凰之“龙”——谈凤凰县土家诗人田星六与苗族作家沈从文》和陈国恩《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与道家艺术精神》等文章都阐述了沈从文作品中独特的文化特征。
“文化”一词的外延十分丰富,针对沈从文的文化研究也十分宽泛,包含了沈从文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地域文化特征(既有苗族文化本身的文化特质,又包括苗汉杂居状况下展现出的文化的丰富性)和作者自身及其作品中人物自觉不自觉的所体现出来的道家艺术精神。
“凤凰情结”是沈从文创作的显着特征,也最能说明其独特的文化内涵。杨义《沈从文的“凤凰情结”及其小说的文化特质》一文中强调了沈从文的“凤凰情结”这一文化意蕴。所谓“凤凰情结”,“一是指地理意义上的凤凰的放大,放大到湘西的民俗、山川风物,二是精神文化上的凤凰的放大,放大到楚文化的图腾崇拜、精神信仰。”[1]文章以《龙朱》为例,阐述了作品中独特的苗族文化因子以及在长期的苗汉杂居中,汉文化对苗文化的影响与渗透。《龙朱》具有一种神话氛围,但却又不完全脱离人间性,作者将白耳族苗人族长的儿子龙朱塑造成了“兽中之狮”,是对唱情歌的圣手。反映了苗族人唱歌求偶的独特方式,极具地方文化特色。但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在苗族的传统中,唱歌求偶以“四月八”为最盛,可作品中为我们描述的欢歌盛事却是中秋节,这无疑渗透了一些汉文化因子。因此,对“凤凰情结”的理解不易过于狭隘,杨义先生所指的地理意义上的凤凰情结不仅仅是指纯粹的湘西民俗或者苗族文化,更多的应该是指以湘西山川风物、民风民俗为主的苗族风情。“凤凰情结”更深一层的含义在于其精神文化特征。楚文化源远流长,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屈原作品中展现出来的带着美丽的忧愁、幽思陈郁的特点。因此,杨义先生认为“沈从文的小说比起废名作品中陶渊明式的闲适冲淡来,多了几分屈原《九歌》式的凄艳幽渺,其源盖出自他与楚文化的深刻的精神联系。”[2]另外,在图腾崇拜上和精神信仰上,沈从文也有自己独到的认识。在他看来,龙作为汉人的图腾,代表的是封建权威,而凤不然,人们对凤的应用更自由,它更亲近群众。
沈从文的创作地域文化特征浓重,他笔下的自然美丽而纯净,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亦如自然般清纯、善良。一些研究者便试图从“天人合一”的道家思想来解读沈从文的作品。其中,陈国恩《沈从文的湘西小说和道家艺术精神》比较具有代表性。文章认为,《边城》、《长河》、《三三》等篇什为我们展现了造化所具有的那份素朴的景观,正所谓钟灵毓秀,沈从文也极力塑造了具有人间性的、但现实中却又不太可能存在的生命形态,这其中就蕴含着天人合一的道家思想。同时,陈国恩指出,这种“天人合一”永远只能是一种理想,他看到了在优雅的牧歌下还隐含着一丝悲凉,认为沈从文的作品在抒情的笔调下暗含了悲剧性因素,使悲哀化成了淡淡的哀愁和忧郁。且不论这其中是否与道家精神相吻合,但就其对沈从文作品特点的评价我是非常认同的。在他的作品中,我们能够读出他的确想要极力留住湘西人的纯粹、善良等一切美好的天性,这是湘西这片净土赋予这里人们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但他同样意识到,这里除了翠翠、夭夭、三三,也出现了顺顺这样一类人,他清楚地知道湘西最终还是不可能躲避商业化的浸染,不会永远保存那份纯粹。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很少能看到喜剧性的完美结局,作品中的人物也或多或少带有悲剧因素(比如《豹子·媚金与那羊》的凄惨结局;单纯、善良的翠翠也只能与年迈的爷爷相依为伴,最终在无尽的等待中度日)。陈国恩先生认为沈从文笔下的这种阴差阳错、造化弄人的情境与道家的命运观有相似性。除此之外,他还从沈从文的艺术观中三个重要的范畴“童心”、“生命”和“神性”中阐述了沈从文的道家观点。他认为,沈从文推重童心的纯真,珍视生命的价值,认为“神即自然”,他的伦理观和审美趣味上这种回归自然、崇尚浑朴的倾向,就是他的创作浸透了道家艺术精神的重要表现。三个范畴分析得出,在沈从文的文学世界里这三个范畴原来都指向“自然”。但是,在论证生命的价值时候,陈国恩认为“生命是美丽的”“是凭生命自身的价值使萧萧免于被沉潭”,[1]但我却认为,萧萧不被沉潭并非出于对生命的敬畏而只是因为她生了男孩,这一现象的背后隐含的是文化的陋习。需要指出的是,陈国恩先生并不认为这些道家观点是沈从文刻意研习所得,而是受大自然熏陶,自然而然形成的独特的气质禀赋。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何尝不是一种“天人合一”的道家艺术精神。
除了文化地域特征研究外,沈从文研究的角度还有很多,比如平行研究,现代性研究等,尤其是随着西方文学理论的深入传播,一些学者试图用更新的理论、更独特的视角去解读作家作品的做法是值得学习与借鉴的。多角度地解读是可以的,更是十分必要的,但无论采取何种解读方式都一定要基于作家创作本身,更要把握其创作的基调,并将创作还原到特定的历史时期,力求出新却不牵强,这样所得出的结论才是更具价值,也更趋于最本真的认识。
参考文献:
[1]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M](修订本).岳麓书社2006年4月第1版.
论文摘要:包装设计师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传统民族元素的表现方式、方法和创造理念的承袭与吸收必须依附于文化消费时代的特点。传统社会秩序的解体与新的社会秩序的建立,加强了传统民族元素在视觉消费时代的信息化特征,其装饰审美性也逐步向符号审美性转移,这符合现代设计信息至上的基本原则。
现代包装设计的整体理念来源于西方设计体系,它是商品消费时代大市场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大众与公共的产物,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包装设计的服务对象呈几何级数增长,其领域也更丰富更敏感,更宽泛和更多元化,其核心概念也逐步向文化消费方向过渡,也就是说,时代的技术进步和物质条件的支撑使得包装设计变得更时尚化、快餐化、流行化和视觉化。
现代包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垃圾艺术”,因为再吸引人的包装也最终会被消费者丢弃到垃圾桶,虽然这对包装设计师来说是一个令人失望的结果,但这就是消费社会的法则——即艺术与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不再是社会精英独有,它依附于商品之上而成为大众消费品,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也是包装设计师存在的文化价值。
1.包装是体现大众文化审美的载体
从社会学角度看,不同时代的文化审美体现了不同时代的价值观。现代包装设计由于集合了当代的工艺技术手段和审美意识,充分地映射出现代社会的文化取向。这种文化取向由少数的强势文化阶层控制和,弱势文化如要进入这种主流必须接受某种程度的改造和转换,以符合消费时代的价值观,于是,这导致商业社会的大众文化审美具有强烈的同质化倾向,商品社会所推崇的个性表现也只能是仅仅从狭义上去理解。Www.133229.cOM
现代包装设计无疑会成为后人观察研究当代社会审美意识和价值取向的最直接的文化标本。
现代包装设计与大众文化审美的关系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审美导向性
现代营销的整体性观念造就了如耐克、可口可乐、宜家等旗下产品的销售神话,这些品牌借助强大的现代媒介敏锐地把握消费文化的脉搏创造出自身的品牌文化,反过来又利用这种文化影响和引导大众审美意识,左右大众的价值取向。其产品形态已逐步从有形转向无形。他们宣称:“我们卖给消费者的不再是一件产品,而是一种生活方式”。这句口号正体现了文化消费时代最典型的特征。
现代包装设计是商家实现“文化买卖”,引导消费审美的终端环节,是商家承诺的新的“生活方式”的视觉载体,其形式、语言的时尚化,多变化和潮流化必须依附于品牌的整体文化之上,以利于品牌全方位的、多角度立体化和低成本的对消费大众进行持续信息轰炸,从而建立符合自身利益的大众审美取向。
(2)审美针对性
商业社会强大的侵略性已经使得大众审美口味变得相对同质化,纽约与上海的建筑形态如出一辙,肯德基在巴黎和北京出售的炸鸡口味也无多大的差别,但这并不等于商家放弃了对消费市场和消费大众的细分,充分利用社会阶层不同的文化取向、年龄、性别收入受教育程度,喜好,性格甚至属象星座等等带来的种种个体差异性,分别进行审美导向分析和细划,针对不同群体进行消费审美引导,通过包装设计传播有针对性的文化审美意识,培养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度和文化忠诚度。
(3)审美信息的简洁性
在一个传播媒介多元化的时代,人们的信息摄取量每天都在成倍增长,快速和多变成为时尚审美潮流的根本原则,体现在包装设计上,则是包装的设计周期和上市周期变短,包装设计载体化、媒介化,信息传播简洁化、准确化和有序化,视觉形态强烈化,包装结构人性化,加工生产集约化等等……所有这些现代包装的特征是由消费社会的特点和当下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同商业品牌文化对大众审美意识产生的反影响一样,这些特点同时又反哺现代社会这一母体,现代包装设计和所有流行元素一起,与大众文化价值取向形成一个庞大的太极圈,相互影响,相互交融,构建了当今社会的时代审美特性。
基于以上所阐述的现代包装设计与大众文化审美之间的关系,对于传统民族元素在现代包装设计的审美转换也可以依据这三点作为基础,即导向性、针对性和信息的简洁性。我们有理由意识到,这种转化必须是建立在对现代包装设计和传统文化的理性认识的基础之上的。现代包装设计在今天的社会中,无论从内涵到表象,都在扩充着原来固有的定义。传统元素在向具有当代大众文化审美特征的转换中,无疑不再仅仅是一般的符号性意义,而是针对其内涵精神的扩大与重构,是对其意蕴的尊重而绝不是简单的照搬和套用。简单的照搬和套用常常不分时空背景,以古典传统元素召唤消费者文化亲和的向往心理,仿佛回到了“桃花源”的意境,就是回到了传统文化。种类繁多的传统元素被套用到设计中去,虽然花花绿绿煞是热闹,但实际上却成为了一种当代社会文化的矫饰现象。
传统元素的现代化进程是一种文化性质的转化,是对传统样式的形态进行重新分解组合,以获得革古鼎新的效果,这种转换体现了传统民族文化在时间性、空间性上对“全球化”的某种延承。
2.现代包装设计具有强烈的杜会文化功能
(现代汉语词典>对“包装”一词的解释为:泛指包装商品的东西,如纸、盒子、瓶子等。其意直指包装原始的最最基本功能——保护性功能。而在文化日益成为消费主体的今天,保护性功能已是现代包装设计最基础的平台。而现代包装日益凸显的是它在现代社会中所扮演的文化功能角色。
(1)传播功能
在现代广告推广概念中,任何构成现代社会的物质结构均可成为广告创意的推广媒介。于是在现代生活中,我们随处可见无孔不入的负载着广告信息的非传统媒介,大到户外高楼观光电梯、小到卫生问拉手、电影票根甚至手机铃声。而包装最初的设计形态是缺乏信息载体这一文化功能的,它强调的是产品的保护、运输、贮藏等物理性功能。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发现完全可以把包装看作产品的视觉载体和传播符号。可口可乐独特的瓶型和张扬的红色与流动的白色带状线已经成为普通碳酸水的激情披挂,处于销售终端的包装被赋予了塑造并传播产品文化的主导功能。产品包装强大的信息传播性被发掘出来。
如果把现代包装看作是一种传播符号,那么包装包含着信息编码和文化编码两个方面。前者为显性,明晰地传达产品所要传达的商业信息,而后者通常表现为隐性,是说明前者的手段或体。受众在解析、接受信息编码的时,也在自觉不自觉地解读着传播符中的文化编码。因此,可以说产品包的传播性是一种文化中介,包装和受不仅构成价值关系,而且构成一种文关系。虽然单一产品包装影响似乎很限,但在我们的生活时空中总量巨大传播速度快且范围广,其在反复的传播过程中行使文化功能,作用于人的精神,作用于社会意识形态。
因此,民族传统元素要进行“现代性”转换也要面临着包含信息编码和文化编码的现代传播符号的改造。
(2)推动文化变迁的功能
任何独立的,自成体系的文化在潜意识中都具有与生俱来的排他性和侵略性。在现代商品中这种排他性和侵略性体现在产品的异质化追求上,而这种追求是基于现代社会愈来愈激烈的商品竞争。产品迫于生存压力或打压对手而创造和积累的某种个性文化,它包含了技术个性和视觉审美个性两个部分。当技术个性的开发达到某种程度的饱和后商家必然转向对视觉审美个性要求的塑造,增加产品的文化附加值,以谋取市场利益的最大化,这也是大众消费转向文化消费的根本原因。
产品包装承载着这种文化个性的具体视觉化形态,成为商品文化个性推广和形成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在对社会文化的传承、整合的过程中显示极强的功能。文化具有运动特质,既纵向传播,又横向扩散,与不同文化碰撞,始终处于流变状态。它的运动有其内在动力,也依赖外部力量的助推。商品的个性文化作为一种外部力量,虽然并没有自觉地站在文化和精神高度去认识这种传播作用及其所带来的文化意义,但是却客观上促动了多元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进入人们生活的深层,改变人们的精神文化,甚至影响整个社会文化的建构。
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形成的是一个高度封闭和保守的形象,几千年来它只有通过内部的机制运动,调整,变化和完善,当其存在的土壤根基消失后,它必须加强内在的运动特质,在与不同的文化不断的碰撞和交融中获取新生。而传统元素在现代包装设计中的有机运用创造“本土化”的个性设计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变迁与整合具有强烈的实验意义。
3.构建符合时代文化审美的现代包装信息传播体系
消费方式的革命决定了传统民族元素作为信息符号在包装设计中的全新构建原则,这种原则是与产品特性、媒介和受众的时代审美特性紧密相关的。
对于传统文化符号,中国历来较多从“源”、“流”角度进行认识和分析,西方符号学理论更多关注于“术”“用”的探讨,这种研究方向的不同体现了东西方思想方式的差异性。中国传统图案的诞生和繁荣带有强烈的“集体表象”色彩。“这些表象在该集体中是世代相传的,它们在集体的每一个成员身上留下深刻的烙印,同时根据不同情况,弓{起该集体中每一个成员对客体产生尊敬,恐惧,崇拜等等感情。它们的存在不取决于每个人,其所以如此,非因集体表象要求以某种不同构成社会集体的各个体的集体为前提,而是因为它们所表现的特征不可能以研究个体本身的途径来得到理解”。(列维·布笛尔著(原始思维>)。而同时传统图案创作的思维方式又有着自己的特点,即以思维者本身的感悟为中心来对待对象世界作整体式的把握,其主体是思维者而非对象世界。这种思维方式缺乏对对象作出一种穷根究底的分析和思辨,是以一种笼统的描述方式将对象形象地展示出来。因此,这种思维方式常常表现出整体性,形象性和腺胧性,不重科学分析,大而化之,笼而统之。
体现在具体的视觉元素上,则是以一种“象法天地”的设计方式构建了物态化的感情体现和视觉表现,缺乏对实体世界的具体化和精确化的形式。
西方思维方式则是一种理性分析和归纳方式,具有源远流长的科学传统。其根本目的是求知,因此对所有问题要究根求源,都要经过形式上的逻辑思辨来把握,表现出严密的系统性,分科性及理论结构的庞大。
视觉传达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典型的信息传播过程,传统民族元素需要融于这种过程就必须要对其产生的思维方式和信息表达准确的可能性进行理性梳理与分析。因为现代包装设计的信息传播体系具有严密的系统性和逻辑性,其构架由信息源、媒介和信息受众三者构成。主体的设计过程实际是在第一个环节中完成的:设计师在了解发送者的信息要求后,再根据媒介的载体特点与信息受众的特性综合整理信息结构,设计出恰当的视觉形态。这是一种思维视觉化的过程,是一种视觉编码的过程,这个过程具有两种必要的要素,即信息传递的准确性和视觉审美性。
(1)信息传递的准确性
“不传递信息的设计是不存在的”,作为承载商品文化的外在视觉载体,包装首先要完成传递商品信息,营造品牌文化的首要功能,它必须要通过图形、色彩、版式、结构、材质等形象化的视觉元素来达到准确和简炼的信息传达。如果拿形象化的视觉元素与文字这种表述方式相比较的话,前者在信息传递上具有更多的多向性,模糊性和非精确性。但在引起视觉注重的强度上和造成阅读心理的愉悦感上以及快速和节奏上则远远高于文字。因此,设计的过程其实是基于一种约定俗成基础上的、对视觉元素信息精确化的过程。
传统民族元素要完成在现代包装设计中的转换必须经历有利于商品信息结构的过滤与加工,使其呈现商品信息所要表达的逻辑性和系统性。
(2)视觉审美性
每一个时代的审美都有其时代特征,每一个不同的群体都有自己的审美倾向。包装设计在现代社会中与大众审美的相互作用在前面已经作过表述。以欧美为核心的现代设计格局经历了“装饰就是罪恶”的现代主义之后,后现代主义提出了人性情感的回归,但这种回归并不等于装饰主义的重新泛滥,而是在纷乱繁杂的现代社会中体现人文关怀。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视觉元素丝毫不缺少这一点。对于在设计表现中呈现的视觉审美性上,任何对传统民族元素的重复和挪用都会使得设计作品只是前时代审美的克隆,缺乏快节奏生活下的后现代大众审美的共性语言——简洁。
简洁是现代设计最最重要的语言,这是由消费时代的文化、信息快餐化所决定的。现代设计所崇尚的简约图形以及注重信息传意的功能性表面上与中国传统极具装饰性的图案格格不入,但是,通过对后者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其意象的重构、移置与形态的提炼和它所具有的装饰性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陈绍华先生设计的2008年北京申奥标志利用传统的盘长造型为基础以流畅的现代性手法表现五环、五星和传统体育文化太极拳人形,挖掘了盘长中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特有的运动精神和意象,丰富了更快、更高、更强的奥运体育精神。其视觉语言精炼简洁,信息传递准确,符合现代的大众审美共性,具有强烈的国际性色彩,成为本土设计师将传统民族图案成功进行形式的简约性转换与内涵精神的意象性传达的里程碑似的案例。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