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城镇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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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逆城镇化范文

一、“逆城市化”是城市化的派生物

“逆城市化”，究竟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现象？究竟是偶然现象还是必然现象？究竟是城市化的最后阶段，还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派生出来的新现象？如何描述和鉴定“逆城市化”，关系到我国城市化如何持续发展和新农村如何建设。

 1976年，美国地理学家j.l.berng首先提出了“逆城市化”(counter-urbanization)这一概念，他描述的是发达国家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新特点：城市社会的人口重心发生变化，城市社会的经济活动和政治影响力也由城市中心向外围地区转移。之后不少学者将“逆城市化”看成城市“空心化”。如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教授刘琦在批评城市建设时指出：中心区毕竟是城市的核心区域，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而没有历史文化的城市是缺乏原动力的。但是，在很多城市的发展过程中，都曾经出现过“空心化”的情况。这种现象在欧洲城市发展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结果造成了逆城市化现象，老城区变得冷冷清清，经济衰落，严重影响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3]还有学者将城市的异化视为“逆城市化”，如江苏省社科院经研所所长葛守昆认为，“城市化发展中已出现了异化——‘逆城市化’现象，如单纯的经济增长、土地的浪费、环境的污染、贫富差距、不安全感等”[4]，因而需要“警惕‘逆城市化’”。

本文认为：美国学着j.l.berng关于“逆城市化”的认识开拓了城市研究的新领域。但“逆城市化”不是城市的无节制拓展，不是“穷人住在拥挤的市中心，富人住在清静的市郊区”，不是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功能随着富人的转移而转移，导致城市空心化。“逆城市化”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派生物。

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在《城市规模的经济学分析》一文中从成本与收益的角度分析了城市的形成、壮大和分化的成因。茅于轼先生认为，当城市规模发展到边际效益为零甚至为负数后必然形成递增与分化的对流趋势。[5]城市发展正是这样。任何优质的东西都有它的时间性、相对性。由于城市化不断地聚集资源和产业，到一定程度后，城市的空间就会接近饱和。新的资源和产业要挤进大城市，而城市空间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曾经优质的资源、优势的产业就可能异化为城市的累赘，要么提高新的资源和产业进入城市的成本，要么“吐故纳新”，分流传统的城市资源和产业。理智的选择是“吐故纳新”，是“分流”。因为进入城市的成本不断提高，城市规模发展的边际效益必将为零甚至为负数。这类“吐故”现象，就是“逆城市化”。“逆城市化”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而且，随着信息化、生态化时代以及汽车时代的到来，人们生活与工作的空间差距大大缩短，“吐故”还不仅表现在城市的传统产业的转移，还包括一些新兴产业完全安排在小城镇和乡村，如村镇旅游产业异军突起，人们从着重欣赏城市的繁华转移到着重欣赏乡村的宁静。

“吐故”是为了“纳新”。“吐故”与“纳新”在同时进行，都是城市化现象。如果说“城市化”是指一定区域的优质资源、产业和人口向城市聚集，这是大前提。那么，“逆城市化”则是中心城市的一些传统功能、优质资源以及人口向卫星城及村镇分流。这些分解和分流不同于国家的政策性安排，如我国20世纪60-70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三线建设”，如国家政策取向的“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逆城市化”是城市化自身发展到一定阶段遭遇城市功能老化、城市产业结构不合理和城市空间压力增大等问题后，基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而必然出现的功能分解、产业分解和人口分流。因而“逆城市化”并非阻止“城市化”的继续推进。恰恰相反，“逆城市化”有助于城市的功能优化、产业结构优化和空间压力减轻，有助于“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

由此，城市化与“逆城市化”的内在关系是：城市化发展水平越高，“逆城市化”趋势越强。既然“逆城市化”是中心城市一些传统功能和产业的分解及人口分流，因而“逆城市化”是周边村镇发展的重大机遇。谁与“逆城市化”趋势对接，谁就抓住了周边小城镇和乡村发展的机遇。利用“逆城市化”趋势发展小城镇和乡村，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小城镇和乡村将成为中心城市自我优化、减轻空间压力的广阔平台，促使中心城市的空间结构更加合理，产业优势更加突出，聚集效应和带动效应更加强大。由此形成中心城市与中小城镇、乡村彼此之间产业呼应、优势互补、良性循环的“城乡一体”发展新格局，使城市化得以在新的格局里持续发展。因此，认识到“逆城市化”是客观规律，当城市规模面临边际效益为零甚至为负数时，城市化应在优化城市功能和调整城市产业结构上着力，应在疏通“逆城市化”渠道，主动地安排和促使部分城市功能和产业向有条件的村镇转移上着力。在这个大背景下，村镇发展的基本思路：一是对接中心城市，接应“逆城市化”潮流上，二是强化特有的天然优势、历史优势，创造新优势，为吸留“逆城市化”潮流创造条件。

二、“逆城市化”是村镇发展的重大机遇

综观城市化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城市化向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城市化、工业化走在世界前列，同时也最早面临城市病问题，如城市化率一度最高、大工业一度最集中的伦敦是出名的“雾都”。1898年，针对英国日愈严重的城市病，英国人霍华德发表了具有划时代价值的专著《明天的田园城市》。霍华德认为，城市本身具有的吸引人的磁力导致城市人口聚集，而城市对人口聚集的承载力总会有限，因而需要从城市和农村相结合的角度来管理土地，解决城市发展问题。霍华德从城乡协调的角度重新阐释了城市的发展，把城市与外围乡村当作一个整体来分析，对资金来源、土地分配、城市财政收支和田园城市的经营管理、人口密度、城市绿化带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对后来的城市规划与城市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霍华德倡导用城乡一体化的新社会结构形态来取代城乡对立的旧社会形态。后来学者尊称霍华德为城市发展转型的理论奠基人。1946年，著名城市理论家l．芒福德称赞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思想是二十世纪初与发明飞机并列的两项最伟大的发明[6]。“城乡一体化”的城市化理念第一次提了出来，城市化在这里转了一个弯。由此，我们可以把城市理念和城市化发展的转折点定位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

虽然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对克服大城市的弊病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由于这些理论思想主要还是在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中化解自身的弊病，对大城市病难以根治。在此基础上，1930年代，美国学者、设计大师赖特出版了《消失中的城市》、《宽阔的田地》两部代表作品。我们从这两部书的名字就可以窥见赖特对传统城市理念的颠覆。他在《消失中的城市》书中指出：现代城市背离了人类的愿望，也不能适应现代生活需要，因而需要将其取消，尤其是取消大城市。他认为：反映人类的愿望、适应现代生活需要的城市，将是与古代城市或任何现代城市差异很大的城市，城市无所不在而又以无所在，以致我们根本不会把它当作城市来看待。赖特在《宽阔的田地》中正式提出广亩城设想。基本理念是“城市分散于广亩大地，人人拥有一片自然”。 赖特的理论被称之为“广亩城设想”，就是把城市向乡村扩散，把集中的城市重新分散在地区性农业网格之上。相比之下，赖特提出的“广亩城设想”，从人与自然的天然联系的本能出发，满足了人在城市功能的异化（弊病）中对克服异化和追求本能的需求，因而更能被人们所接受。

紧接着，与赖特几乎同时代并同样享誉世界的著名学者、美国刘易斯·芒福德发表了巨著《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the city in history:its origins,its transformation and its prospects），以革命性的姿态提出“城乡统筹发展”的城市观。芒福德的城乡统筹发展思想，是从对城市与人类命运的关注出发，对城市、人工环境和历史文明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索，认为自然环境比人工环境更重要。后工业社会加重了人与自然的矛盾。人的自然属性与自然的冲突等问题在城市化进程中突显出来。我们说芒福德之所以是以革命性的姿态提出解决城市问题，还因为他率先把城市化加剧了城乡之间的对立上升到了制度的高度，所以要从制度安排的高度来解决人与自然的对立和城乡之间的对立，重建城乡之间的平衡，使全部居民在任何一个地方享受到同样的生活质量。因而芒福德的城乡统筹发展思想，包括了对城市的政治中心功能的分解，通过分散权力来建造许多新的城市中心，形成一个更大的区域统一体。可见，“城乡统筹发展”完善了“城乡一体化”思想。20世纪50年代以后，“城乡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在欧美发达国家有了长足发展。如托马斯和库恩的城市地域结构思想，如日本学者岸根卓郎提出“自然—空间—人类系统”模式。[7]

对城市理论发展的回顾，不难看出，整个20世纪的一百年间，引领城市化理论发展创新的学说呈现出与20世纪前的“大城市化”理论渐行渐远。这些大师们，凭借自己在理论界的权威影响，深刻地改变了传统城市化的方向：城市化由“大城市化”转向“城乡一体化”，更加注重城市的发展对农村的牵动和影响。实践表明，“城乡一体化”，疏通了城市化面临的瓶颈，为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开创了新天地。

回顾发达国家城市化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城市化经历了三个时期，形成了三种方式：第一个时期是城市自然形成阶段，可追溯到城市诞生之日起，到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和工业化出现为止。这个阶段很漫长，城市化方式是顺其自然，特点是主要依从政治、文化、商贸乃至军事的发展需要来发展城市；第二个时期是“大城市化”阶段，可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出现起，到19世纪末霍华德发表《明天的田园城市》。由于工业化需要以大城市为基础和吸纳大量农村劳力，人口和产业源源不断地向大城市“单向”汇集，创造了一大批特大中心城市。这个阶段城市化的主要方式是“大城市化”，特点是主要依从经济特别是工业的发展需要促使农村资源“单向”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聚集；第三个时期是城乡一体化阶段，20世纪初开始起步。由于“单向”聚集的“大城市化”所积累的“城市病”和城乡矛盾已经导致这样的城市化不可持续，在新的城市理念的影响下，城市化开始将农村的发展纳入自己的发展系统，出现“城市”与“农村”的资源优势、发展优势双向对流。这个阶段城市化的主要方式是“城乡一体化”。特点是“城市”与“农村”有机地构成一体，资源优势、发展优势“双向对流”。这里的“双向对流”，其中“一向”就是“逆城市化”。这时，一方面“大城市化”还在推进，另一方面“逆城市化”趋势也更加强劲，大城市的一些功能和产业、人口向周遍村镇转移。在这个阶段，城市化水平高的国家有机地利用了“逆城市化”的力量来促进中小城市甚至是小城镇和乡村的发展，既缓解了“大城市化”越积越多、越积越严重的城市病，又使中小城市甚至小城镇、乡村的发展发生深刻变化，逐步形成了产业呼应、优势互补、城乡区域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的双向对流的格局。可见，“城乡一体化”是城市化的最高阶段，“逆城市化”是“城乡一体”双向对流的其中“一向”。在“城乡一体化”阶段，中心城市曾经辉煌有加的政治中心功能、经济中心功能、文化中心功能以及居住功能、休闲娱乐等功能纷纷向有条件的中小城镇及乡村分解。中心城市的功能分解和人口分流，为“城镇化”、“乡村都市化”提供了新的条件、机遇和能量。

美国著名城市经济学家阿瑟·奥利沙文在其《城市经济学》为我们记述了始于20世纪中期大城市化趋势减弱的一些具体数据。奥利沙文写道：（世界）“中心城市的城市人口百分比从1948年的64%下降到1990年的39%。制造业就业百分比从67%下降到45%。贸易与服务就业下降更大：中心城市的批发业就业百分比从92%下降到49%，零售业就业百分比从75%下降到48%；服务业就业百分比从85%下降到52%。”[8]在美国，制造业城郊化始于1948年代，中心城市制造业就业份额从1948年的约2/3下降到1990年的为足一半。同时，人口城郊化趋势也突出，居住在中心城区的城市人口，从1948年的约三分之二下降到1990年的五分之二以下。伴随着制造业城郊化、人口城郊化是零售商的城郊化。中心城市的零售所占比重从1948年的2/3下降到1990年的不到一半。由于数字信息的迅猛发展，带来了写字楼就业的城郊化。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前，写字楼仍定位于市中心的居多，自20世纪70年代起，城郊办公空间以较快的比率增长，仅70年代间，美国城郊写字楼就业就比中心城区写字楼就业增长快7倍多（116%比15%），芝加哥大城市地区城郊写字楼空间在1980年到1987年间翻了两倍多，城郊占的总写了楼空间从29%增加到38%[9]。

尽管百年来城市化发达的国家城市化水平仍在不断提高，如今已经突破城市化率75%（2005年）的水平，根本原因是城市化的推进方式转向“城乡一体化”，利用了“逆城市化”力量优化城市功能和发展乡村。20世纪中期以后，“城乡一体化”成为发达国家的普遍选择：城市化的路径转变为优化城市功能和调整城市产业结构和疏通“逆城市化”渠道，主动地安排和促使部分城市功能和产业向有条件的村镇转移。这个时期是村镇发展的黄金期。由“大城市化”向“城乡一体化”这一美丽的转身，既破解了治理“大城市病”的难题，促使城市化更加稳健地可持续发展，又注重了城市发展对农村的带动和利用农村的发展来支撑城市化，城乡差距逐渐缩小。

三、典型案例：“逆城市化”助推村镇发展

布兰桑镇（city of branson，missouri）是位于美国中西部密苏里州的内陆小镇，人口仅7500人，面积约30平方公里。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主题公园和剧院，到2006年，该镇拥有3座主题公园、49座剧院、10座博物馆，以及众多的购物中心、高尔夫球场、餐厅等。2005年接待游客720万人次，旅游年收入超过10亿美元，税收0.7亿美元，提供就业岗位10万个，成为美国中西部以适宜人居和休闲度假而闻名的城镇。[10]

一个内陆小镇，能够造就超过本地人口10倍以上的就业岗位，形成巨大的旅游度假消费市场，其中的奥妙究竟在哪里呢？

首先，布兰桑走了一条完全不同于中国大陆以转移农村剩余劳力的小城镇发展道路。布兰桑的发展兴盛，主要是依托众多主题公园、剧院、博物馆，以及购物中心、高尔夫球场、餐厅等，这些都是传统意义上中心城市的优势资源。这些原本属于中心城市才有的优势资源，小城镇无法通过自身的力量来创造，只能在吸引中心城市的优势资源上着力。可见，布兰桑市的发展兴盛，走了一条吸引中心城市优势资源之路。由于这些中心城市优势资源的到来，布兰桑镇跨越式地提升了吸引消费的能力和自身消费水平。

第二，自然优势和历史优势固然重要，但并非所有地方都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和深厚的历史文化遗传。布兰桑镇自然资源禀赋一般，历史文化遗产一般，能够创下年接待度假游客720万人次的奇迹，成为以家庭度假为核心的世界级旅游城市，是找准了自身发展的定位——针对具有普遍性、时代性的消费需求，创造新的人文优势。可见，发展小城镇，事在人为，关键在于发展理念。

第三，布兰桑镇的发展兴盛依托于传统中心城市优势资源的转移。20世纪60年代正是全美放弃“大城市化”，中心城市优势资源及产业向村镇转移，即“逆城市化”势头强劲的时期。布兰桑镇能够迅速发展兴盛，正是抓住了中心城市优势资源及产业“分化”的机遇。可见，中心城市优势资源及产业的分解势头，是小城镇发展的巨大力量。

成都是中国西南特大中心城市。成都城市化速度超过全国平均速度，特别是进入21世纪，成都的城市化率以年均2个百分点的速度跃进，2005年，按常住人口计算，成都的城镇化率达到49.7%[11]。同时，成都中心城区（二环路以内）人口密度超过平方公里2万人，是全市人口平均密度的25倍[12]，城市发展与人口、土地、环境的矛盾突显。这些矛盾蕴涵着强烈的“逆城市化”冲动，成都“逆城市化”流动特别活跃。主要表现在：

1.经济中心功能分解，机械制造业外迁。成都是国家“一五”期间就确立了的西南工业重镇，有比较雄厚的工业基础。成都东城区的机械制造业对工业gdp的贡献率一度高达70%以上。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这些曾经辉煌、曾经作为城市经济的支柱企业迅速衰落为城市发展的累赘。进入21世纪，成都根据城市发展的需要，实施了城市东区重工业企业调迁计划。截止2006年底，城东200多个大中型企业全部向郊县或有条件的村镇整体搬迁。

2.文化中心功能分解，一些文化教育体育娱乐优质资源突围。成都是四川省省会城市、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历史上形成了一大批文化教育体育优质资源。随着城市的发展，这些位居中心城区的文化优质资源难以就地扩张，纷纷突围。如四川大学新校区选择了双流县白家镇；如新落成的国际会展中心毗邻双流县华阳镇[13]；如大型文化娱乐项目“极地海洋公园”落户双流县万安镇；如特色鲜明、蜚声海内外的“建川（抗战）博物馆”建在大邑县安仁镇。这些文教体娱重大项目向周边地区扩散，极大地改变了成都文化功能的空间布局。

3，消费功能分解，“农家乐”成为城市居民的消费热点。成都被誉为中国“农家乐”的发源地。20世纪90年代，郫县农科村农民就在自己的农家院坝里接待星期天和节假日从城里来的客人，声名远扬。之后“农家乐”在广袤的成都平原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形成成都乡村旅游一大亮点。再之后成都锦江区三圣乡绽放“五朵金花”，集观光经济、休闲经济、体验经济为一体，蜚声海内外，标志成都“农家乐”发展到新的境界，吸引城市居民消费的能力增强。“农家乐”发展升级的历程反映了中心城区人们对自然的追求，对乡村人与自然和谐环境的向往。

4.居住功能分解，人口向城郊和小城镇转移。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人们居住成本、生活成本加重和人的自然天性与大自然的隔离，中心城区居民越来越向往村镇的低成本居住、低成本生活和对大自然的拥抱。城乡结合地段，甚至远郊，开始出现优于城市中心地段的大楼盘，显示出中心地段的人群开始向城市周边转移。在成都，不仅近郊有高档楼盘，如双流万安镇的“麓山国际社区”、 温江万春镇的“芙蓉古镇”，甚至远郊也出现吸引中心城区人口居住的特大楼盘，如都江堰市青城山镇等系列高档楼盘拔地而起。这些表明人们居住选择的郊区化趋向。

这4大趋势，无论是机械制造业外迁、文教体娱优质资源突围，还是城市居民消费、居民居住的郊区化趋向，与阿瑟·奥利沙文在《城市经济学》一书所记述的20世纪60年代起发生在美国的制造业城郊化、人口城郊化、零售商的城郊化等趋势很相似，这些趋势均是村镇发展的巨大力量和重大机会。

这些趋势表明成都的城市化已经处在一个重大变化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城市化所带来的“逆城市化”冲动非常强劲，另一方面村镇渴望有重大发展。是继续走城乡分割和城乡对立的单向城市化之路，还是抓住“逆城市化”冲动非常强劲的机遇，走城乡一体的城市化新路？成都选择了后者。2004年2月，成都顺应城市化的规律，不失时机提出实施“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努力形成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的互动，形成有机的内循环，为优化城乡资源配置创造条件。经过近3年的努力，“城乡一体化”迅速提升了成都乡村都市化水平，使成都农民的生产、生活和居住方式发生巨大改变。生产方式的改变，主要反映为“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发展现代农业。居住与生活方式的改变，主要反映为“农民向集中居住区集中”，整合土地资源。最能体现成都“乡村都市化”水平的是成都遍地开花的乡村旅游业和观光农业。2006年，国家旅游局高度赞扬成都发展乡村旅游，认为成都把乡村旅游纳入城乡规划统一布局，纳入城乡产业统一推进，纳入城乡建设统一配套，值得借鉴。[14] 成都的乡村旅游，特别是“农家乐”，在全国独树一帜，足以表明“城乡一体化”给成都农民的生产、生活和居住方式所带来的巨大变化。

“城乡一体化”促成了成都的“大城市化”向“城镇化”转变。政府顺应“逆城市化”趋势，鼓励、支持就引导一些城市产业向有条件的小城镇转移，并确立了13个优先发展镇，使小城镇发展突飞猛进。小城镇正在成为新兴产业发展的高地、投资的重点、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吸纳劳动力的洼地。同时，“城乡一体化”为解决城市发展难题创新了方式，着力于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产业升级，有力地促进了成都城市化的跨越式发展。这座城市功能更强、人居环境更佳、投资环境更优的城市已受到国内外越来越频繁的追捧。推进“城乡一体化”以来，成都城市化发展速度加快，城市化率年均增长两个百分点，远远超过全国同年平均水平。2005年度中国200城市竞争力排名，成都居27位[15]。2007年2月，成都与大连、杭州被评为首批“中国最佳旅游城市”。这一切表明，疏通“逆城市化”潮流，不仅有助于村镇发展，而且有助于优化城市功能和城市产业结构，确保城市化可持续发展。

四、启示与经验

促进村镇发展，普遍使用的力量有两类：一类是依靠村镇自身的实力，即依靠村镇经济的自然增长和农村人口转移。一类是依靠政府的支持，即“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结合发达国家城市化演变的历史和成都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实践，表明发展村镇还有一股力量，那就是“逆城市化”的力量。由于“逆城市化”是城市化后期基于解决空间压力和城市病的需要所进行的自身结构调整和自身功能优化而向小城镇和乡村扩散和延伸的规律性趋势，所以，借助“逆城市化”的力量发展村镇，是促使乡村和小城镇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捷径和必然选择，也是保证城市化持续发展的最佳选择。

剖析上述典型案例，不难发现在“逆城市化”趋势影响下乡镇发展的一些新动向、新特点、新启示、新经验。

1.“逆城市化”趋势是促使村镇跨越式发展的巨大力量。那些正在发生跨越式变化的村镇，其主导力量并非村镇自身，而是中心城市的一些功能分解、产业转移和人口的分流在发挥主要作用。城市化水平越高，逆城市化冲动越明显。逆城市化趋势终将缩小中心城市与村镇的现代化差距。“逆城市化”潮流流到哪里，那里的村镇发展就加快。认识到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逆城市化”趋势和所蕴涵的能量长期被我们所忽视，拘泥于就村镇发展村镇。

2.交通、电信的发达是“逆城市化”得以畅流的基本物质条件。交通、电信的发达为消除城乡之间的空间隔离创造了可能。比如，高质量的城市道路向乡镇延伸，公用及家用汽车的普及，满足了城市人回归自然的天性需要；比如，电信、光纤向乡镇延伸，增强了促使一些城市传统产业及一些新兴产业（如知识经济、文化产业等）向有条件的乡镇转移的物质条件。

3.村镇发展的着力点是，对接中心城市，创造吸留“逆城市化”力量的条件。所谓吸留“逆城市化”力量，就是小城镇的规划、建设、发展应注重与中心城市“对接”，重在吸引中心城市的人流、物流和产业流，提高小城镇的吸引消费的能力和消费力，为二三产业的蓬勃发展奠定坚实而深厚的基础。

4.“逆城市化”出现了两种方式：渐进式与跳跃式。进入新世纪，随着诸如数字产业等新兴产业的兴起，随着诸如电子信息技术的普及，加上道路和交通工具的发达，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由此，“逆城市化”的流向和承载条件都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20世纪之前的“逆城市化”基本路径是渐进式衍射，相似于城市规模扩展。而新世纪的“逆城市化”，在保留渐进式衍射的情况下，还出现跳跃式——突破空间距离的迹象。比如，高档楼盘，原本应建在中心城区附近，如今，在远离中心城区，但道路宽畅、自然条件好，或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村镇，高档楼盘比比皆是。这些主要吸引成功人士入住的高档楼盘，将极大地提高所在地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极大地刺激第三产业的发展。

由于跳跃式现象的出现，开拓了利用“逆城市化”发展乡村的新视点。承接“逆城市化”潮流的村镇可能此起彼伏，即使是离中心城区最近的村镇，也可能昙花一现，“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逆城市化”的跳跃式流动，结束了中心城区周边村镇“守株待兔”坐享“逆城市化”成果的历史，同时也给远离中心城区的村镇吸留“逆城市化”潮流和利用“逆城市化”能量创造了平等的机遇。“逆城市化”潮流如何流？流向哪里？道路、交通不再是首要问题。首要问题是这个村镇吸留“逆城市化”的条件如何。各地村镇纷纷亮出底牌，强化特有的天然优势、历史优势和创造新优势，其实就是在创造吸留“逆城市化”的条件，创造能够承接中心城市功能分解和产业结构调整所需要的条件。

2005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43%的水平，总体上进入“城市化”后期，“逆城市化”趋势明显增大。但43%仅仅是一个平均值，由于中国“发展很不平衡”的格局没有重大改变，因而必须针对特定地区的发展实际，选择不同的城市化方式。“城市化”水平低的地方，重点仍然是强化中心城市的聚集效应；“城市化”水平高的地方，则应该关注“逆城市化”现象和趋势，利用“逆城市化”的能量发展村镇。

中国已经进入“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面临种种“城市病”，促使人们的生活和居住观念发生重大变化——中心城市并非是所有人居住和生活的最佳地点。人们亲近自然的天性和对历史文化的认同与融入，带来了人们对水泥空间的“反叛”和对返朴归真的向往。这些生存观念、生活观念的重大变化作为“逆城市化”的“元动力”，不仅推动着大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而且也促使了中心城区人们的生存、生活、消费向外“突围”，为村镇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机会。

主要参考文献：

姜爱林：中国城镇化理论研究回顾与述评。城市规划汇刊2002年(3).

叶裕民：中国城市化之路：经济支持与制度创新[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顾朝林：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城市发展：跨世纪中国城市发展战略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刘伯霞：中国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背景和城乡关系现状分析。

第3届“城市竞争力国际论坛”主题演讲：“城乡一体的中国城市化道路”。

 [美]阿瑟·奥沙利文：城市经济学。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

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英]霍华德：明天的田园城市。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芬兰]伊里尔·沙里宁：城市：它的发展、衰败和未来。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

[美]麦克·哈格：设计结合自然。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

注释：

[1]专家们对我国城市化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归纳为城市的“生长、生活、生态”的不和谐。见《中国城市化的三个不和谐音》。记者黄庭钧、储国强、胡梅娟。新华社北京（2006年）11月28日专电。

[2]王旭《“逆城市化”论质疑》。学术批评网2002年11月21日。

[3] 《广州：城规重大调整 “中部”不能不管》。《南方日报》2006年10月10日。

[4] 《百名学者研讨城市化发展 呼吁警惕“逆城市化”》。新华网江苏频道2006年2月26日报道。

[5]茅于轼《城市规模的经济学分析》。“天益社区”bbs. tecn.cn/viewthread.php?tid=144792

[6] 见l．芒福德为1943年再版《明天的田园城市》所作的序《田园城市思想和现代城市规划》。

[7] 1.1—1.2对西方国家城市理论的评述参考了李泉的研究成果《中外城乡关系问题研究综述》。

[8] [美]阿瑟·奥沙利文：《城市经济学》。中信出版社，第245页。

[9] [美]阿瑟·奥沙利文：《城市经济学》。中信出版社，第256-260页。

[10] 见成都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小城创造的奇迹》。《2006年成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

[11] 成都市市长葛红林在《成都市2006 政府工作报告》（2006年2月15日）中说： 2005年，“按常住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预计为59.9%，比2000年提高6.2个百分点。”

[12] 《加快成都城市化对策研究》。《天府早报》2003年8月25日。

[13] 2005年9月24日，国际摄影艺术联合会在新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了第28届国际摄影展，吸引了大量中心城区的人们前来观赏。

第2篇：逆城镇化范文

关键词：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泥质监测；资源化风险评价

引言

生活污水处理厂收集到的污水是城区综合生活污水、小工业废水与主城区外围地区部分工业废水及生活污水，而石油、化工、电镀、冶金等大工业生产废水自成系统，分别自建污水处理厂，将工业生产废水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及行业排放标准后排放，故污水处理厂污泥中重金属含量水平不高。

1 污泥概述

污泥为在污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半固态或固态物质，不包括栅渣、浮渣和沉砂。根据污泥的产生的不同工艺环节将污泥大致分为:初沉污泥、活性污泥、化学污泥与消化污泥等，其中初沉污泥在污水处理的初沉系统经沉淀产生，活性污泥在污水处理的生反系统因微生物新存代谢产生，化学污泥在污水处理的深度处理因投加化学药剂产生，消化污泥为污泥经消化反应后形成的。

2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泥质监测及资源化风险评价

2.1 检测与分析方法

此实验检测项目包括pH、含水率、Cd、Cr、Cu、Zn、Pb、As、Hg、Ni、矿物油、挥发酚、多环芳烃、有机质和氮磷钾。pH和含水率采用梅特勒酸度计(S220 ，瑞士)和电子天平(MS204TS，瑞士)进行测定;Cu、Cd、Zn、Pb、Ni和钾采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A3F-13 ，中国)测定;As和Hg采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AFS-9700 ，中国)测定;Cr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Optima8300 ，美国)测定;挥发酚、氰化物和氮磷采用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1810 ，中国)测定;矿物油采用红外分光测油仪(JDS-106U+，中国)测定;多环芳烃采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QP2020Ultra，日本)测定.为保证检测工作质量，本项目通过精密度控制(至少10%平行样测试)、准确度控制(加标回收、标准参考物或质控样测试)、实验室空白测试和标准点检验等质控措施，确保检测样品质控率不低于10%.数据分析时，若标准差远远大于均值，可判定数据存在异常值，并对其进行处理，所有数据和绘图均采用Origin9.0 软件和Excel2013 进行处理和分析.

2.2 结果与讨论

2.2.1 污泥重金属相关性分析和来源

在污水污泥中，重金属之间往往具有复杂的相关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主要由人为因素控制，如人类活动和工业分布等，其次也会受到底层岩性的影响．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法对污泥重金属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从中可知，Pb和Cd(r=0.601)之间是呈强相关性，As和Cr(r=0.586)之间呈显著相关，Cr和Ni(r=0.478)之间是呈显著相关，Ni和As(r=0.523)之间是呈显著相关。Pb和Cd之间呈强相关关系、As和Cr之间的显著相关关系、Cr和Ni之间的显著相关关系和Ni和As之间的显著相关关系表明Pb和Cd可能具有同源污染物质，As、Cr和Ni可能受相同的人类活动所影响。

2.2.2 污泥重金属生态风险评价

采用内梅罗综合指数评价法可以看出各种重金属生态污染指数大小顺序为:Cr＞Hg＞Zn＞Ni＞Pb＞As＞Cu＞Cd，Cr的污染指数最高，为3.19 ，Cd污染指数最低，为0.19 ．按照评价标准，8 种重金属中有4 种污染水平为处于清洁;8 种重金属内梅罗综合污染指数为5.3 ，内梅罗加权综合污染指数为19.1 ，表明该市49 家污水处理厂污泥在处理不当的条件下，其重金属含量总体上对环境存在着一定的风险。49 个污泥样品中重金属污染等级处于轻度污染(Ⅲ级)及以下的样品有29 个，处于中度污染等级的污泥样品有14 个，处于重度污染等级的样品有6 个;处于重金属中度污染等级的14 个污泥样品中，有12 个污泥样品的最大污染贡献金属为Hg，其余2 个污泥样品的最大污染贡献金属分别为Pb和As;处于重金属重度污染等级的6 个污泥样品中，有2 个污泥样品的最大污染贡献金属为Hg，其余4 个污泥样品的最大污染贡献金属分别为Cu、Zn、Pb和Cr．综上可见，重金属Hg、Cu、Zn、Cr、Cd和As对生态环境风险较大，因此，在污泥农用于土壤前，应加强对重金属的去除与治理，降低其含量值，尤其要重视对风险较大重金属的去除．采用Hakanson潜在生态危害指数评价法对该市49 家污水处理厂污泥中重金属进行评价，各种重金属潜在生态危害等级大小顺序为:Hg＞Cr＞Cd＞As＞Pb＞Cu＞Ni＞Zn，其中，Hg金属潜在危害最大，为中等生态危害，其他7 种金属均为轻微生态危害。所有污水处理厂的复合潜在生态危害指数(RI和RI')为89.6 和240.4 ，显示污泥危害程度为中等，所有污泥样品中重金属污染等级处于中等生态危害及以下的样品有47 个，最大污染贡献金属分别为Hg、Cd和As，处于强生态危害的样品均为2 个，最大污染贡献金属分别为Hg、Cr和Cu．由上可见，处于生态危害顶层的重金属仍然主要为Hg、Cd、Cr和As，说明该市污水处理厂污泥中重金属，尤其是Hg、Cd和As等致癌重金属的控制应引起足够重视。由此可见，部分污水处理厂污泥虽然符合污泥农用标准，但是综合生态风险评价表明其农用会对环境造成一定的生态风险，应合理选择其他资源化方式，如焚烧或水泥窑协同处置。在符合《农用污泥污染物控制标准(GB4284-2018)》A级的9 家污水处理厂中，有1 家污水处理厂污泥属于重度污染和强生态危害，符合B级的35 家污水处理厂中，有3 家污水处理厂污泥属于重度污染和强生态危害，因此，部分污水处理厂污泥虽然符合污泥农用标准，但是综合生态风险评价表明其农用会对环境造成一定的生态风险，应合理选择污泥资源化方式。

结语

污泥土地利用时，严格控制污泥的有毒、有害物质及病原微生物含量，使其达到国家标准;特别注意污泥中重金属的含量，污泥经高温好氧堆肥处理后，堆肥中的重金属发生钝化，由有效性较高的结合形态向有效性较低的结合形态转化同时杀灭病原微生物。根据其土壤背景值等情况，严格按照计算的污泥施用量进行施用;使土地利用控制在安全施用量之下。同时整个利用区应该建立严密的管理、监测和监控体系，关注区域内的土壤、地下水、地表水、植物等相关因子的状态和变化，使得污泥的土地利用更加安全有效，促进地区经济繁荣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农用污泥监测分析方法》CJ/T221 －2005[S]．

第3篇：逆城镇化范文

【关键词】ERP沙盘 集团化 仿真系统

一、引言

现有的ERP沙盘模拟课程以及配套的ERP仿真系统是基于单个企业的流程仿真，包括仿真企业的组织结构模型、业务流程模型、作业流程建模、流程仿真优化。然而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一旦某个模拟企业经营不善则面临破产。但为了能让破产的模拟企业能够继续参与运营，需要由授课教师向企业注资，而注资后的企业在后续运营过程中又会对其他企业产生负面影响。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课题拟对在ERP企业内部流程仿真模拟的基础上，将购买法应用于非同一控制下的集团企业并购中，设计并实现了一套基于集团化的企业ERP仿真系统。

二、支持企业并购的集团企业ERP仿真模拟系统

（一）基于Comet的HTTP长连接实现消息推送机制。

COMET使用了客户端（Web浏览器，使用XMLHttpRequest）和服务器之间的持久连接。

这种机制解决了系统的性能要求，每当一个消息需要发送到客户端，如果客户端的一个持久连接是开放的，客户端应该立刻收到它而几乎没有延迟。如果客户端需要将消息发送给服务器，可以使用非持久连接，服务器处理完后立即返回。

（二）基于序列化对象的对象关系数据库设计。

集团企业ERP仿真软件的数据库由40余张表构成，其主体部分如图2所示。其中小组盘面信息和操作数据均通过序列化对象进行存储。特别是操作数据实现了面向对象的多态数据存储。

基于序列化对象的对象关系数据库设计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为数据库设计，在关系数据库平台上通过存储序列化对象实现了对象关系数据的存储。另外一部分是通过应用程序中的业务逻辑代码实现了对象序列化和反序列化操作。

集团企业ERP仿真软件的数据库由40余张表构成，其中小组盘面信息和操作数据均通过序列化对象进行存储。特别是操作数据实现了面向对象的多态数据存储。

（三）集团企业ERP仿真软件的架构设计。

2.基于Command模式的命令架构

仿真企业的每项操作在设计之初均有条件的允许“撤销”，以便在企业误操作时可以撤销因误操作造成的影响，因此，系统在设计上采用了设计模式中的Command模式架构。

三、总结

集团化的企业ERP仿真模拟系统可以直接进行软件销售或是经过改造开发出针对高校教学的实训产品或其它产品销售。另外基于Comet的HTTP长连接的消息推送机制也可以作为中间件销售，可以嵌入到其它产品中为其提供即时消息服务。这将会取得很好的经济效应。

参考文献：

[1]梁文菲， 黄厚宽. 对象/关系映射技术与面向对象数据库技术比较分析.中国科技信息， 2006，（21）.

第4篇：逆城镇化范文

但是不论做BPR还是只做小范围优化，都需要一套具体可操作的思路和方法。对电网这样的大型国有企业，简单套搬国外跨国公司的流程设计办法面临非常多的障碍和阻力。对此，我们认为电网企业流程优化的重点在部门、岗位的职责界定，分级管理，授权、平衡制度的设计上。归根结底，流程的正确与否，首先取决于为达到企业战略目标，所设计的组织结构和各个组织职能、岗位职能的合理性；其次，流程的长短和路线与组织职能明确后的绩效直接相关，这样组织、流程、绩效三者就形成管理层面的“铁三角”。

如果单就流程讲流程，解决单个流程中的问题，永远只能停留在操作层面，没有挖掘潜在管理价值。因此。我们主张通过科学量化地分析流程，找出流程后蕴含的组织问题，绩效问题，再结合内部高层讨论(这时候高层参与流程讨论才有价值)，对流程进行新设计，最后实现电网企业的内部自我推动，实现管理咨询到流程管理的价值。

一　业务流程建模方法

要想科学量化分析目前管理流程，首先要搭建过程模型。过程建模用来描述组成流程过程的活动以及活动之间的连接，其主要目的是建立结构化模型元素及规范，使其能对复杂的流程结构与关系予以抽象表达，并通过所建模型对企业过程达成一致的理解，并为后续的实施步骤打下基础。

事件过程链EPC(Event-Process Chains)模型借鉴了实体一关系(ER)模型和数据流图(DFD)等模型方法，是唯一完全支持顾客的过程建模方法。每一个EPC模型构件可以描述为事件、过程，分支。等待。EEPC(Extended Event-Process Chains)是概念模型EPC的扩展，在EPC的基础上考虑了与过程模型相关的动态因素，主要由5个基本元素组成：事件，过程。流。等待、分支。EEPC方法从顾客的角度，采用事件、过程、分支、等待4个元素来描述过程，能够从时间上把握过程的特，性和进展情况，能够清楚地对过程进行建模。EEPC支持以绩效为基础进行流程改造，同样也是一种层次化的建模方法。EEPC方法不仅具有较强的模型化能力，而且还支持过程或等待发生剧变的能力，能够表达不确定的信息，不仅能够对过程进行静态建模，而且还能够进行动态建模，并且建立的模型可以方便地进行仿真分析。

目前比较成熟的其它可支持流程管理的建模工具主要还有：IDEF族方法(IDEFO、IDEF2、IDEF3)，RAD方法，Petri网，DFD方法等。几种建模方法比较如表1。

结合电网企业的实际情况，我们选择了EEPC建模方法。在构建模型之后，运用ARIS软件进行分析。ARIS(Architecture of Integrated Information Systems)是德国萨尔(Saarbruken)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与IDS公司于1985年研发出来的一套软件，其思路是从“整合”的概念出发，将企业内部所有流程做全方位的描述，并满足流程分析、流程规划与控制、工作流程控制和应用系统分析多层次的需要。

二　绩效评价准则和优化思路

我们选用三个指标作为绩效评价标准：岗位的利用率，任务延迟时间和周期时间。

岗位包括一个或多个执行同一任务的工作者，每个岗位的利用率取决于它的工作量和工作能力之比。岗位的工作能力与工作者的数量和工作时间成正比。流程优化中，利用率低的岗位将增加工作负荷或将其余能力转移到过载的岗位。

任务延迟时间等于移动到岗位和等待处理的时间之和。如果工作任务是通过OAK等舒畅的网络形式移交的，我们认为移动到岗位的时间和距离均为0。进行流程优化时，各岗位的延迟时间将尽可能极小化，因为它直接影响到总体工作效率。

周期时间是指任务通过整个工作流程所花费的时间总量，它是我们设计流程的主要依据。为提高工作效率，周期时间(而非处理时间)应当尽可能缩短。

过程中较少考虑到成本而侧重评估风险防范，因为我们认为电网企业首先是一个风险规避型的企业，它的流程优化是建立在保证电网安全基础上的工作效率的提高。

同时，我们提出一套与电网企业和特定的过程模型化技术相适应的流程优化准则：

(1)减少过程数量。较多的过程数量常常产生频繁的等待时间，并增加任务的移动次数和总周期时间。因此，通过消除不必要的过程，减少过程数量将缩短周期时间。

(2)将过程转换为事件。当过程不能消除时，下一个最好的减少周期时间的办法是将其转换为事件。这一准则的中心思想是要缩短任务的加工和处理时间，使过程和事件并行化。只要有可能，最好使过程和事件并行完成。使任务移动距离极小化。若任务往返运动多次，不仅容易增加出错，而且易引起推卸责任等情况，也增加追究成本。

(3)避免过载。如果岗位的利用率过高，可能会影响任务的等待时间。但是岗位的利用率过低，也是资源的浪费，造成岗位忙闲不均。因此需要将过载或负荷不足的岗位的工作调整到合适的水平。

(4)信息系统可以据以上分析为改进依据，进而将手工操作信息化，将业务流程制度固化到信息系统中。责任清晰，谁签字，谁负责。清楚定义流程经过的部门、岗位职责，绩效，界限，以及客观需要的时间。

三　在电网企业优化合同审批流程中的应用

某供电局所有合同审批都要经过OAK合同审批系统，2006年全局共处理市局合同审批3500份、区局合同审批2466份。

(一)合同审批流程现状分析

通过广泛深八的调研，搭建了EEPC流程图(图太大，省略)之后，我们将工作量、岗位人数。平均处理时间等参数输入软件，进行了运算。

表2为合同审批流程各环节的主要参与部门处理情况。

ARIS系统仿真模拟处理合同结果见表3。

表4为合同审批各环节时间。

从流程上，区局合同比市局合同要多走一个来回，因为它需要首先在区局内部审批完成，再到市局和市局合同一样审批一圈。区局合同审批流程各环节的主要参考部门见表5。

通过对区局合同有效样本的统计分析，我们得到区局合同审批各环节的平均时间(见表6)。

根据模拟运算的结果，我们发现存在的主要问题：

(1)等待时间过长。

其原因包括：

1)各个审批环节不能并行地同时进行审批处理，而是完成一个环节后才能开始下一个环节；由于OAK合同审批系统的原因，各个环节通过不能直接进入下一个环节，而必须在系统上重新点回到合同起草人，再由合同起草人点到下一个审批环节，额外增加的合同起草人环节造成了延误；

2)由于OAK合同审批系统未针对各个环节设置有效的时限(虽然规定每个环节不超过2天)，也未能依据时限对合同审批人进行提醒，同时没有相关的绩效考核措施，也是造成合同审批时间较长的原因之一；

3)另外，由于局领导的出差时间较多，而且缺乏补位的机制，也造成合同在该环节的一些延误。

(2)合同审批流程单一，进行分类处理不足。几乎所有的市局合同审批流程都是统一的模式和环节，很少根据合同类型、合同金额等不同情况进行分级或授权处理。因此几千元的合同与几百万元的合同，审批环节和时间差别很小(除了属于局长审批权限的增加市局局长审批环节外)；有些类型的合同，如物流中心的招标采购买卖合同，虽然在制作合同之前，采购环节已经过多次审批流程，但合同审批环节仍是同样的处理；同时，整个流程都是采用事前审批的方式，没有采用事后知会或同时监控的方式。

(3)有些环节负担过重。

1)物流中心作为合同承办部门，2006年处理了43％、超过1500份合同，平均每个月超过120份，最忙月可超过240份，都必须经过物流中心主任(1人)处理，最忙月平均每天要处理超过20份合同；

2)生技部作为相关业务部门，2006年3位部门领导审批了52％、超过2200份的市局合同，最忙月平均每人每天处理超过6份市局合同：

3)主管局领导审批环节，某主管局领导要审批63％的市局合同，平均每天要审批12份合同。

(4)市局合同中的物流合同，相对其他合同会感觉时间更长(虽然在OAK的审批环节与其他合同没有区别)。主要是因为：在制作合同之前要签订技术协议书，这个阶段时间也比较长；增加了合同录入环节；由于技术的原因，从V6物流系统与OAK合同审批系统之间的传送存在一定的延时。

(5)区局合同要经过区局、市局共13个审批环节，并因各区局与市局服务器的技术原因不能直接系统传输合同，使审批时间更长。

(二)优化后的合同审批流程

根据分析的原因。我们提出一系列改进建议并再次做了模拟运算。

(1)相关业务部门、财务部，市场部3个审批环节并行处理；

(2)上一环节审批通过直接进入下一环节，不需经合同起草人转交：

(3)一定金额内的物流合同，其中采购的物资型号、价格、数量等内容在物流合同制作前的物资采购结果环节中已确定，而采购结果已经过物流中心、相关业务主管部门、主管局领导和局长审批的，合同审批环节相关业务主管部门、主管局领导和局长不再审批。由财务部和法律主管部门管理部审核合同中的采购物资内容及金额与采购结果、预算审批结果是否一致，附件资料是否完整，如发现有超概算或其他问题时再交相关业务部门、局领导审批处理：

(4)如果厂家设备材料的技术标准不低于局技术标准，厂家的技术标准作为合同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另外签订技术协议书，只有低于局技术要求的才需要签订技术协议书；

（5)省公司集中采购的物资合同，物流中心审核物资内容，交财务部审核是否超资金预算，若预算内则交合同管理部门法律专责审核后直接签订；

(6)一定金额内的设计、施工、监理合同，以招标形式确定设计，施工。监理单位与实施费用等内容，并由相关业务部门和局领导对招标结果进行审批的，合同审批时不再经过相关业务部门与局领导环节。财务部、法律主管部门审核合同内容和事先的招标结果是否一致，附件资料是否完整等，如发现有超概算或其他问题时再交相关业务部门，局领导审批处理：

(7)区局已经过财务分部、市场分部法律专责环节审批的合同，减少市局财务部、法律主管部门审批环节；

(8)金额小于或等于人民币20万元的合同(除涉及房屋、土地、重大资产变更等的特殊合同外)，在区局层面完成合同审批流程而不再经过市局；

(9)金额超过人民币20万元的合同以及特殊合同，则在区局相关业务部门、财务分部、市场分部并行审批通过后，经区局局领导审批后进入市局业务主管部门审批流程。

经过计算，优化后的流程，市局物流合同审批总时间为3.54天，缩短61％；其他市局合同审批总时间为5.29天，缩短42％；物流合同前的签订技术协议书提前到采购阶段并减少了工作量。区局合同总体平均流程总时间缩短到9.92天。表7为某区局合同数量最多月份总处理对比。

第5篇：逆城镇化范文

Key words：two-way flow ； village ； urbanization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6）-03- 20（4）

1 前言

当前，新型城镇化已成为新时期的国家战略。吴江等认为，新型城镇化主要是指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新型产业以及信息化为动力，追求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协调发展的城乡一体化的城镇化发展道路。杨重光认为，新型城镇化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以新型工业化和现代服务业为产业基础，以现代交通通讯网络为物质技术手段，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城镇合理的结构和空间体系，充分发挥各自的特点和功能，并以城乡和谐发展为目的，城市带领农村发展，从而形成国民经济全面、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道路。

当然，不同国家城镇化模式不一样。张占仓指出，西欧代表的是政府调控下市场主导型的城市化；美国则是自由放任式的城市化；日本采取的是集中型城市化；受殖民地经济制约的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则是“过度”城镇化，表现为在外来资本主导下的工业化与落后的传统农业经济并存，工业发展落后于城镇化，政府调控乏力，城镇化大起大落。针对我国的城镇化，也有很多学者进行了思考。仇保兴指出城镇化不是城市单方面的作为，是城市与乡村相互作用的结果，必须同时考虑城乡的协调发展，才能保证城镇化有序健康发展。张占斌指出，能否积极稳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取决于一系列公共政府的集合，更取决于改革难题的突破。陆大道等人从城镇化进程的角度提出，我国城镇化进程过快也将引起一些问题。从20%到40%城镇化率的经历时间： 英国120年， 法国100年，德国80年，美国40年（1860―1900），前苏联30年（1920―1950），日本30年（1925―1955），我国是22年（1981―2001）。然而，根据国情、城镇化人口总量以及产业支撑等分析判断，我国没有条件支撑这么快的城镇化进程，城镇化进程过快将衍生出资源枯竭、环境破坏、人口就业难等诸多问题。城镇化让很多农民从农村走向城市，生产生活质量得到提升，然而，单纯的农民工市民化，单向城镇化将面临巨大挑战。在城镇化进程上，我们可以效仿德国、法国的一些做法，引导城镇居民向农村转移也将是城镇化的重要内容。 贺军认为，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必须顺应逆城市化，逆城市化是城市发展的规律，城市化进程到了一定程度，城市化与逆城市化就会同时出现，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需求，逆城市化也反映了一部分人的需求。比如随着城市中产阶级的兴起，他们有更多的休闲需求，对更好的生态环境的需求，也有逃离城市喧闹的需求等。另外，中国的逆城市化现象有制度因素。目前，中国的城市与农村土地制度不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前景是驱动逆城市化现象的原因之一。比如拿到农村户籍后，可以拥有农村土地、林地的承包权（如果是长期承包，相当于变相拥有产权）。农村宅基地也存在制度改革的前景，如果未来宅基地产权制度改革取得突破，宅基地能够上市进行产权交易，将会赋予农村居民一笔可观的财产性收入，还能够刺激数量可观的城市资本下乡。国内目前数量极为可观的小产权房，就是城乡土地制度落差的畸形结果。目前，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已迫在眉睫，这应该是中国讨论逆城市化应该考虑的一个焦点，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已经严重带后，跟不上形势发展。如果在制度改革上突破，中国的逆城市化并非坏事，对于推进资本下乡、促进小城镇建设和发展，实际上大有好处。与发达国家的历程类似，中国的逆城市化现象也是城镇化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在此基础上叠加了土地制度改革滞后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的扭曲。如果客观看待这一现象，并借势推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逆城市化现象完全可能成为助推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正能量。

2 当前城镇化发展概况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两化”互动战略的深入推进，城镇化步伐不断提速。2012年8月17日，国家统计局报告显示，十六大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迅速，2002年至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截止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总数为69079万人，城镇化率达到51.27%。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于2015年指出，我国城镇化率从17%多提高到52.6%，仅仅花了30多年时间，使总共有7.1亿人口进入城镇化进程，这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以西部地区的四川省为例，经初步测算，截止2012年末，城镇人口达3515万人，城镇化率达43.53%，“一核、四群、五带”（成都都市圈发展极核，成都平原城镇群、川南城镇群、攀西城镇群、川东北城镇群等四大城镇群，成德绵广、成雅西攀、成资内自、成遂南广达、成眉乐宜泸等五条城镇经济发展带）的城镇化战略格局初步成型。而根据《四川省城镇化建设十二五规划》，到2015年，全省城镇化率达48%左右，年均提高1.5个百分点以上，城镇总人口将达4000万人以上，城镇经济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将得到显著提升。

3 农村人口入城的“单向”城镇化后继乏力

到目前为止，城镇化几乎完全是农村人口进入各类城市（镇）的单向运行，当城市后续空间（特别是土地）容量较大时、当入城成本不高时、当农村适城群体（能换业、有消费承受力）较大时、当政府能承受较大投入补贴时，这种城镇化尚能得以维持甚至呈阶段性快速进行。但当城市土地空间越发有限（自然空间、政策限制、成本高企），当入城成本因城市人口达到一定水平而相当高昂从而限制农村人口入城、甚至让已入城人口备感艰难，当农村因单向城镇化不断凋敝、入城人口迅速衰减，当政府因经济形势和财政能力影响再难大举补贴、投入带动城镇化。这样单向的城镇化一方面因庞大人口缺少疏通“停滞、拥堵”在城镇，另一方面因缺少新生主动入城人口，从而越来越显得后继乏力。同时，一部分“厌倦”城镇的退休、准退休中高端消费人群，有着强烈的回归乡村愿望，尽管他们在城镇已基本完成人生使命而不会有太多新的贡献，但当其能从容、优雅的回到乡村生活后，其相对于农村还有巨大潜在剩余价值的知识优势、专业技能、文明经验、工商业意识，能很好的低成本、大面积、持续化的辐射、润泽、服务其回归的乡村，不知不觉间就能靠这些回归乡村的城镇人口消费拉动乡村发展，靠这些人口的知识、文明辐射提升农村文明素养，当然也间接的为未来持续的城镇化做出潜在巨大贡献。但当下政策体制、环境对城镇人口回流乡村的阻隔却让这一切不能发生，导致城镇化变成农村人口单向挤入城镇、城镇不断臃肿而排挤新来人口、农村不断流失而陷入凋敝的双输型、不可持续的境地。

4 城乡人口互迁的双向流动为城镇化注入新的动力

农村的人口单向地转移到城市里来，这种城镇化的规模有去无回单向流动的城镇化的模式是没有弹性的。所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驱动城镇化的过程中，需要有效考虑城市跟乡村这两者是应该相互交融、相互流动。使农村中有意愿到城镇且能在城镇生存发展的人口流向城镇，使城镇人口中有意愿、有条件离开城镇归回农村生活的相关人群流向农村。这样的城镇化让人口在城乡之间自由地流动的、弹性流动的，使得城镇化呈现出一种交互式、有回路的合理、自然、持续化地尊崇市场经济规律，跟从人们生活阶段追求的变化的人口从容流动，方能一方面避免大城市化的系列问题、困境，另一方面避免农村人口的断崖式流出而导致农村的凋敝、窒息。根据相关的调查，农民在城市里面进行工作，到了55岁90%的人愿意、渴望回乡养老，所以说农村将来是一个非常廉价的、而且符合国人心理的养老场所，同时城市里有相当比重的退休老人、准老人渴望回归乡村颐养天年、追寻田园生活。在杭州、上海这种现象近年来已非常明显了，退休了的一些人，就去农村租一个房子，然后在那里养老，而且种一些生态蔬菜可以避免城市的污染空气，也减轻了城市的压力。所以这种弹性的城乡互补的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相伴随的城镇化，是城乡都可以相互伴随、相互支撑的稳健、可持续的，这种模式对减轻老龄化的压力，城乡的互补的发展以及保持国民经济发展的适度弹性是非常有用的。

双向城镇化，就是让有意愿回到农村的部分城市人口，在尽量减少顾虑的情况下方便地回流到农村从事养老、田园生活体验、创业等。城镇化也因打通了人口流动的回路而形成持续动力。据笔者对成都地区55-65岁范围内健康群体的随机抽样调查发现，近45%有离开繁华、喧嚣城市回到、找寻适合的农村田园享受生活的意愿。这部分城镇人口在统计上不会因流向农村而降低城镇化率，而这种人口流向趋势会在如下3个方面极大地促进新的城镇化：（1）置换出相应的城市住房、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就业机会，降低城市生活成本从而降低需要入城农民的进入门槛。（2）让城市部分消费（对城市是累赘、对农村却珍贵）直接释放到农村、带动农村相关流域发展。（3）在农村引发相关产业跟进、人口聚集，从而拉动区域内农民无需离乡、离家而就地逐渐城镇化。

5 双向城镇化关键在于打通城市人口流向乡村的通道

由于土地制度的限制，使得农村土地在地方政府的控制、支配下可以成批量地陆续变身为城镇工商业、建设用地而驱动关联人口入城，加上城镇在政治地位、设施供应、就业机会、公共服务、福利配套等方面的先天绝对优势地位无时无刻不在吸引农村人口的到来。但城镇人口（从农村流入城镇的非常住人口也尽量不愿离开城镇回农村）往农村流动的空间却极为狭窄、通道几乎没有打开，相当一部分城里人特别是退休或接近退休的、渴望回归乡村享受那份安静、从容、简单、自然的、有较强消费能力的“望乡”族们，集聚在该群体身上的客观消费没法释放、守着几十年为生活、工作所限制的已经熟悉得有些麻木的城镇热闹生活工作场所，不能实现自己本来力所能及的“魂归田园”乡村生活梦。这极大的限制了城市反哺乡村的那部分优质消费回流乡村，也因为这些退休、准退休中高端消费人群不能离开都市而部分堵塞了农村人口流入城镇的空间从而限制了城镇化的稳健、可持续推进。

相对于农村人口入城而言，目前城镇人口进入农村（长期留下来、不是偶尔观光体验）的通道尚未开启，而打通这个通道的关键在于：“农村资产产权（当下主要是使用权）的合法、受保护、有威信、能放心的交易、置换”。其实农村庞大的庭院、林盘、田园、山水对于当地相对贫穷、急于改变、习惯麻木的农民而言无甚价值，而对于渴望回归田园、寄生山水、享受庭院的城里“有钱人”特别是中老年人而言却是无价之宝，偶尔蜻蜓点水式的郊游看到艳羡的田园被别人“糟蹋、弃置”时却只能叹息、难有作为。因此，如果能让这些对部分城里人来说宝贵的农村资产使用权合法交易，如果还能激活这些城里人在城里的相对低效使用甚至闲置的房产用于交易、置换和入乡投资、消费，城镇人口进入乡村的通道就会被开启。

6 打通城市人口流向乡村通道的对策建议

6.1 改善农村基础设施，让村农村生活具备基本的物质支撑

对于农村地区特别是城市（镇）辐射地区农村，其良好的生态条件、田园风光、淳朴乡情、稀疏人口、低成本生活（相对于城里）等都是部分城里人特别是接近退休和已退休并渴望回归田园的城里人非常在意的，一旦这些他们中意的农村地区具备基本的水、电、气、路、信息、医疗等公共基础条件，这部分长时间生活、工作在拥挤城市（镇）并已对此有些麻木而的城里人，将逐渐尝试用自己在城里拥有的相关物质条件去交换自己看中的农村田园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同时也就把自己那部分城市（镇）生活空间交换给了渴望进城的农村人或外地人。

6.2 调整相关地方法规，让农村部分产权（使用权）可以与城市（镇）产权市场化置换

正是因为农村巨量的房屋、林盘、庭院、溪流等对于城里人来说非常珍贵的田园资产在当前的法规限制下不能参与市场置换、交易，才使得这些部分城里人魂牵梦绕、渴望拥有的农村资产却被广大渴望脱农入城的农民视若敝帚、无心打理、随意荒废。如果能够通过调整这方面的地方法规，解除相关政策限制，让这部分农村产权使用权能合法的进行市场化交易，能与城里人的城市资产进行市场化置换，开启城乡人员、资产、消费、生活的双向流动通道。一方面把渴望归乡的那部分城里人引入乡村、释放其消费于农村，并因其生活消费而带动身边农民就业、习惯身边城镇化元素（培育潜在城镇化人口）；另一方面释放城市（镇）部分资产空间为新入城人口提供空间，减小单纯城镇扩张的压力。

6.3 对接城乡公共服务体系，免除流动的城乡人口的后顾之忧

通过改善、优化公共服务、社会福利管理和服务，建设城乡统筹、异地无缝对接、便捷使用划转的服务体系。对接城乡不同区域、不同人口群体、不同政策标准的公共福利分享，让流动入乡居住的城里人可就地领取、享受自己应得福利，让离乡入城的农民也可就地无障碍获得自己的福利，免除城镇化过程中城乡人口双向流动带来的公共服务、社会福利、关联政策跟随担忧，轻松、合法、自由的参与分享城镇化带来的选择性成果。

6.4 加强城镇社区与农村对接，促进城乡互动的基层平台建设

城乡互动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也需要对接平台。当前城镇最活跃的基层就是社区，以城镇社区为启动平台，加强与相关农村地区的对接、交流、互动，为农产品入社区、农村劳动力入社区、社区消费下乡、社区人口下乡、社区农村对接互动等提供支撑平台。逐渐开启城镇消费下乡、城乡人口互动、城乡产权置换交易、城乡人口双向流动的新型城镇化通道。

第6篇：逆城镇化范文

新型城镇化是传统城镇化发展变化的结果，新型城镇化也是我国现阶段和未来城镇化发展变化的主要方向，新型城镇化区别于传统城镇化，时展赋予其新的内涵和特点。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着眼农民，涵盖农村，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2所谓就地城镇化，是指农民在原住地一定空间半径内，依托所在的村、镇，通过发展经济生产，促进社会事业发展，提高农民自身素质，在农村过上城市人的生活。

总的来说，新型城镇化无论从概念内涵还是外延都比就地城镇化更宽泛，就地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一个重要的实现形式。

二、就地城镇化存在问题分析

长期以来，我国的城镇化是以农村富余劳动力单向转入城市而进行的，这给城市留下诸多城市病，而这一方式驱动下的城镇化也给农村地区的发展和统筹城乡带来了新难题。

（一）城乡之间发展不协调，农村地区相对滞后

当前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发展缓慢，由于资源的聚集性，资源向城市集中，这导致二元结构加剧，农村与城市之间仍然存在巨大差距。差距体现在：居民收入差距，包括绝对差、收入比、增长速度的差距；居民消费差距，包括绝对消费值、恩格尔系数、主要耐用品的普及率三方面差距；教育发展的差距，包括教育资源配置和升学率的差距；社会保障的差距，包括社保覆盖率以及人均享有社保的绝对值的差距。

总的来说，城乡不协调本质上就是农村地区的相对落后，这种落后体现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农村地区与城市地区存在巨大差距，这是现阶段农村地区就地城镇化的最大现实。

（二）农业产业化水平低，就地城镇化缺乏持续动力

农业是就地城镇化的的主要推动力量，农业产业化是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央财政对农村地区的投入逐年增长，但是力度仍然不够。农村青壮年劳动大量流失；资金投入不足，农业发展基础配套设施不完善；农业发展急需创新驱动，机械化率水平低；农产品附加值提升空间巨大，没有完备的农产品种养殖、加工、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

（三）制度灵活性和可操作空间不足，制约农村活力迸发

制度设计的科学性决定农村地区就地城镇化的现实效果，制度藩篱制约了农村地区活力。表现在二元户籍制度障碍、公共服务体系存在指标不合理和主体覆盖不足、土地制度抑制农业发展活力。二元户籍制度将城乡居民分割为两个权利不对等的群体，在保障城市居民权利的同时，侵占和剥夺了农村居民的合法权利。已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只是户籍制度的附属物，不平等的社会保障阻碍人口、资金、信息等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合理流动。

（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够完善，就地城镇化缺乏坚实基础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与地域分布不均衡，公共服务也存在问题：教育资源短缺、医疗资源短缺、社会保障滞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这极易影响到农民心理，农民工在城市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回到农村也缺乏公共服务保障，农民工更倾向于追逐高收入而进城务工，这导致农村就地城镇化劳动力要素短缺，这加剧了城乡发展的不协调性。值得注意的是，流失劳动力大多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青壮年群体。

三、就地城镇化有利条件分析

（一）统筹城乡发展为农村地区发展奠定稳固基础

近年来，在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引导下，农村地区得到了资金、政策与制度上的倾斜，农村经济社会迸发出活力，取得了质和量的突破，为农村、农业发奠定了坚实基础。加上农村与城市相比较、人口、环境的吸力，转而对原来流向城市的要素转而开始流向农村。

（二）逆城市化现象带来了机遇、动力和要素

由于交通、犯罪、生态环境各方面城市问题日益严重，城市人口流向主城区以外乃至农村地区，以人口聚集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化发生逆转，市区出现“空心化”。逆城市化造成了资源流失，但是给农村地区带来了机遇。劳动力与资金的流动给农村地区带来了动力，资源的回流聚集也就必将引导产业转移，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三）国内多地进行了有益探索并积累了丰富经验

国内学者对湖北省襄阳市4个典型村的研究，主要从农民受教育程度、收入、农业发展要素、农村社保与土地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以理顺农业、农村、农民的关系为出发点，就完善社保与土地制度、农业产业化，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虽然其代表性与适用性有待检验，但是从各维度发现问题并制定措施的探索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参考。3

四、就地城镇化实现路径

本文所指就地城镇化实现路径是以现有的城镇化为起点，以就地城镇化的方式，从而达到协调、高效和多元的城镇化目标的道路。

（一）总体要求

1、协调性

协调性是指农村就地城镇化进程中所涉及主体之间以及各方面利益的关系处理，主要涉及到三个方面：城乡协调；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的协调。构建协调的互动关系直接影响城乡之间劳动力人口、资金、技术等资源的流动通畅性，应该将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放在首位，这既符合当下发展低碳经济、绿色经济的主题，也为以后的发展预留了空间；政府作为主导，应该发挥其掌舵者的作用。市场仍然起决定性作用，要顺应市场规律，在市场机制的指导下顺势而为。

2、效益性

新型城镇化本质上是人的城镇化，农村就地城镇化本质上是农民的就地城镇化。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个体成长发展内在力量是动机，把需要分为五个层次：生存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农民作为一个群体，是由个体构成，其需求层次与该理论吻合的。无论农民群体利益还是社会利益，都要满足三方面利益需求。一、经济效益；二、社会效益；三、生态效益。三者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应有之义，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保证发展的可持续性。4

（二）实现路径

1、制度改革为前提

合理的制度是就地城镇化的重要保障。城镇化路径创新实质上就是制度创新。以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为例，应打破二元户籍制度，将平等的社保制度与一元户籍制度统一，从而引导公共服务公平分享，吸引劳动力、资金等要素。就地城镇化战略迫切要求配套的城镇管理体制，如财税、审批、规划、劳动保障等，最重要的是户籍制度改革。具体可以从放开小城镇落户限制入手；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医疗服务人口全覆盖为手段，缩小差距，逐步与城镇对接。核心是“简政放权”，赋予同人口和经济规模相适应的管理权限。

2、公共服务改善为主体

总体上，全国财政用于农村公共服务保障性支出呈现上升趋势。但是，这一项资金的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仍低于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就地城镇化进程中，必须重点解决基本公共服务配置不均等问题。建立健全优质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城乡共享机制，推动大中城市优质公共资源向小城镇延伸，全面提高小城镇居民生活质量。实现农村的就地城镇化，要加大对公共服务配套的投入，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活方式等方面与城镇接轨。

3、建设资金投入是关键

就地城镇建设要可持续发展，就要不断深化投融资改革，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建立多渠道可持续资金保障体质。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5，城镇化建设要构建“市场决定―政府引导”模式，健全政府和民间投资的合作机制； 完善多元化可持续资金保障机制，建立城镇建设债券发行管理制度，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城镇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对小城镇的信贷，减少私人投资进入障碍，允许更多的私人资本发挥作用，提高私人投资的积极性。

4、产业结构的优化是核心

农村地区就地城镇化必须依靠政府的资金扶持，依托国家城乡一体化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来发展农业，提高效益，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形成外力和内部内力的有效结合是根本出路。内力最核心的就是科学发展现代农业，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第一，政府部门必须在充分掌握本地区地理位置、气候特点、资源优势等大量数据的基础上科学地制定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业产业发展规划，加大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力度，合理调整农作物种植面积，合理分配农种植和养殖的比例，在依托当地资源优势的基础上发展生态农业，让农业发展和生态安全良性共生。

第二，加快农业合作发展步伐，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增加资金投入、技术支持和政策引导。各种农业经济组织的发展不应该停留在数量的增加上，现阶段应该更加注重质量的提升，鼓励做大做强，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效应，将具有代表性的实力强劲的企业打造成典型，鼓励、支持和引导知名品牌的创建。

第7篇：逆城镇化范文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内涵；措施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3）-09-04（5）

城市经济仍然是现代经济主要组成部分。据统计，目前全球GDP的五分之一由10个经济发达的城市创造，日本东京和泰国曼谷以一城之力撑起全国经济的40%和38%。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城镇化每提高1%，将带动消费提高1.3%、投资 增加1.67%、GDP增长0.6%。而据世界著名的麦肯锡管理咨询公司研究报告，到2030年我国城市所创造的GDP占国家经济总量的比重，将由现在的 70%上升到95%。因此，继续推进城镇化，仍将是中国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一项重要工作。“十”之后，城镇化的重要性被迅速地提升并被认为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难题、带动内需扩大和就业增加的重要手段。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更是表示，下一步推动城镇化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就在从中央到地方正准备在城镇化方面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大干一场之际，我们仍然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因为总结中国走过的城镇化道路（比如重点发展小城镇的城镇化道路、重点发展大中城市的都市圈道路）及国际上不同国家的城镇化结果，目前提出的城镇化绝不是过去三十多年来我们所走的传统的城镇化道路，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才是中国目前城镇化道路的最佳选择。

1 为什么要提“新型城镇化”

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口号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但是，“城市”是否让人们过上了“美好”的生活，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一个“问号”。从中国及世界上部分国家已走过的城镇化道路及结果来看，目前存在三种城镇化的“怪相”，与城镇化的本质或初衷是不相符合的。第一种是与发展不相协调的城镇化。拉美地区的一些国家城镇化程度很高，但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却不高，“城市病”丛生。中国目前也有很多城市存在严重的“城市病”，比如人口急剧的膨胀、大量贫民窟的产生、环境污染加剧、交通越来越拥堵，等等。第二种是逆城镇化或郊区化的出现。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城镇化率超过80%以后，城市人口发生了逆向流动，即人口由市区向郊区回流，富人们纷纷到郊外居住，人们称之为“逆城镇化”或“郊外化”。第三种“怪相”是普遍存在的虚高城镇化率。近十几年来，我国许多省区大面积地推行“地改市”、“县改市”、“乡改镇”体制，还有一些城市调整了行政区划，用行政办法将郊区划入市区，或者将一些市辖县整体上改为市辖区，一份文件就在一夜之间把大批农村人口“变成”了城市人口。表面上看，城市人口增加了，城镇化率提高了，但是，这种改制或行政区划调整只是改变了区域的概念，扩大了一片“概念性市区”，而并没有改变那里的经济社会结构，农村与城市的“二元结构”依然很突出。

中国的城镇化必须面对特殊的国情，中国的基本国情就是人口多、土地少、资源有限。现在，无论大城市还是县级市，乃至小城镇，均受惠于城镇化带来的人力、土地、环境等巨大资源红利，但也饱尝制度瓶颈、承载能力制约、失衡割裂状况之痛。在未来十多年时间内可能有超过3亿多农民进入城镇，对城市就业吸纳能力、空间承载能力构成最大的挑战。同时，长期积累的复杂的社会矛盾如城乡差距拉大等急需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加以解决。我国前期的城镇化已经出现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现在，中国的城镇化仍在沿用几乎被美国规划界集体否定的传统城市化模式。很多城市出现的“造城运动”，不仅浪费了大量的土地资源，而且严重的城市交通堵塞、环境污染以及对石油的高依存度等一系列城市问题愈发严重。[1]现在，我国很多城市土地城市化的速度大大超过人口城市化速度。与此同时，急于求成的心态造成了剥夺农民、牺牲农业甚至不惜破坏生态环境的传统城市化痼疾。

无论是先工业化和先城市化的国家，还是在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中，在城镇化进程中都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比如美国在二战之后以建设低密度汽车城市为主的城镇化道路积聚起一系列复杂难解的矛盾，拉美等国家的城镇化造成了严重的城市病，等等。中国的城镇化一直在试图避免类似问题，但由于特殊的制度、国情等一系列因素，很多地区的城镇化仍然问题丛生，甚至在步发达国家城市病发生的后尘。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有人指出：我们现在正在“睁眼睛犯错误’”。固然，中国在城镇化过程中还有选择的机会，但前提是必须要尽快地决策，尽快地采取行动。那么，人口转移型的城镇化是否要发展到很高的程度，比如像欧美发达国家那样，城镇化率达到80%以后，才能进入结构转换型的城镇化呢？答案是否定的。对我国而言，由于人口总量大，农村人口多，必须走一条新的城镇化道路，即新型城镇化的道路。一句话，传统的城镇化存在着诸多弊端，中国的城镇化必须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2 新型城镇化的概念和内涵

从人口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城镇化的一个层次是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另一个层次是转入城市的那部分人的生存条件、生活方式、生活质量等的城镇化。前一层次的城镇化含义是形式，后一层的城镇化含义是内容。我们应当把评价城镇化标准的重点放在后一层次上。由于农民和农村是城镇化的重要对象，考察中国的城镇化还应包括农村居民生存条件、生活质量、生活方式在城镇化过程中的提升，即逐步向城市靠近。从城镇化的本质来看，城镇化不仅仅是城市人口比重不断提高的过程，更应该是产业结构转变、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城市文明不断发展并向广大农村渗透和传播、人的整体素质不断提高、农村人口城镇化和城市现代化统一的过程。但是，我国目前推进的城镇化，重点仍然在城市空间面积的扩大、城市建筑规模的扩展上，而作为城镇化的主要要素——人——却被不同程度的忽视。目前很多城市的失地农民集中区，大量存在“都市放羊”、“都市种菜”的情况，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对于新型城镇化城市的定义，在2006年任浙江省委书记时的一次报告中指出，新型城市（镇）化是指资源节约、 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大中小城市 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城乡互促共进的城镇化道路。在浙江省委、省政府关于《走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意见》的文件提出：逐步形成以城市群为主体， 其他城市和小城镇点状分布，永久耕地和生态 功能区相间隔，结构合理、城乡协调的城镇空间结构。这里指出了新型城镇化的特征。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郑新立在2010年指出，总结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城镇化经验，走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要以“方便、和谐、宜居、低碳”为目标，努力创建生态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的城市。这里着重强调了新型城镇化的目标。党的“十七大”、 “十”提出的新型城镇化是基于国情和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而提出的。针对我国人口总量大（即使城镇化发展进入了稳定阶段，也还会有4亿—5亿人居住在农村）的特点，党的十七大提出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党的十提出“集约、智能、绿色、低碳”，构成了讲求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的中国式新型城镇化道路的主干，实际上也是规避世界城市化诸多教训的大政方略。

一般认为，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着眼农民，涵盖农村，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综合来看，新型城镇化具有四个方面的特征：一是从相关制度要求来看，城乡必须一体化，从身份、地位到基本的公共服务都必须逐步地均等化；二是城乡经济的要求来看，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要同步推进；三是从城乡空间结构来看，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必须相结合整体推进；四是从生态环保的角度来看，新型城镇化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城镇化。

3 新型城镇化“新”在哪里

传统的城镇化，一般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城镇化模式。传统的城镇化推动了大量的人口进入城镇，但是这些人口的身份并没有融入城镇，形成了城镇内部市民与非市民的新二元结构。传统的城镇化注重城镇规模的扩张，但是人口的城镇化与用地城镇化没有得到同等程度扩张，土地城镇化速度要远远超过人口城镇化速度。传统的城镇化主要依靠大量的资金投入，特别是大量投机性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不断推高房价并推高土地出让价格，带来明显的高成本城镇化。政府的推动在传统城镇化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些地方城镇化中，产生了一些超出城镇功能的大广场、大马路、大学城、豪华办公楼和超过实际需要的建筑设施，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

新型城镇化的“新”，主要体现在新型城镇化顺应发展大势和时代潮流，是对传统城市发展模式的重大调整，赋予了更加丰富的内涵和更加深刻的意义。[2]同时，新型城镇化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城市规模拓展、城市人口增长，它更是一种社会形态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新型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的最大区别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新型城镇化更加注重以人为本。统筹协调，更加注重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更加注重民生保障、宜居宜业。二是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更加紧密结合。城镇化和工业化是现代化的两个车轮：缺少工业化，城镇化就没有造血功能和发展动力；没有城镇化，工业化就没有发展载体和后续支撑。三是新型城镇化道路要求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城乡一体化是城市和农村实现有机结合，以城带乡、以乡促城，互为资源、互为市场、互为服务，达到城乡之间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协调发展的过程。

通过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最终将形成一种现代的城乡形态。这种形态体现在空间方面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分散化，是指人口和经济活动在整个大都市区范围相对分散的发展过程，有别于工业化时代的集中化发展；二是多中心格局，是指除原有的中心城市外，又出现数个或数十个次中心性城市，部分是在交通网络节点上发展起来的新兴边缘城市，部分由原有的城镇逐渐扩展而成；三是城乡统筹发展，主要是在经济方面，中心城市与郊区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这种形态体现在内容方面有这样四个特征：一是发展互补。发展互补既强调乡村服务城市， 也强调城市服务农村，实现功能互补、产业互补、生态互补，推进经济与文化融合，并最终实现现代化经济意义上的城乡协同发展。二是生活互融。在城乡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下，城乡界限被打破，城乡居民和城乡各种要素都能自由迁徙和自由流动。用以城带乡的机制，推动城市现代文明向农村传播，推动现代文明生活方式对农民传统生活方式的改造，鼓励城乡生活方式的趋同。三是平等待遇。城乡居民在教育、公共卫生、文化、科技和社会保障体系凳面，逐渐搭建统一的公共服务平台，取消户籍差别，城乡居民都能享受公平的国民待遇，拥有平等的权利、义务和发展机会。四是美丽家园。在保持城乡空间景观差异化的前提下，整体推进美丽城乡建设，构建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的长效机制，城乡社区环境都得到改善，形成和谐秀美型生态环境体系。

按照《中国新型城镇化报告（2011）》的说法，新型城镇化相对于传统城镇化而言，不再以城镇人口或非农业人口比例作为单一的评价标准，而是更加注重城乡一体化、等质化和均等化，更加注重城乡统筹发展、集约发展与和谐发展，更加注重提升农村居民和城镇新增居民的生存条件、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3]这也是新型城镇化和传统城镇化的差别所在。

4 如何走新型城镇化道路

新型城镇化的道路有两种方式：一是先走传统城镇化的路子，然后再通过转型，走新型城镇化的道路；二是在推动城镇化的过程当中，直接走新型城镇化的道路。对于已经完成传统城镇化的大中型城市来说，往往需要采取第一种方式，对于一些新兴城市或者正在如火如荼推进城镇化的中小城市而言，往往需要直接走新型城镇化的道路。

现在美国芝加哥，可以被看做是一个具有从传统城镇化到新型城镇化的典型。[4]经过19世纪一百年的发展，芝加哥市通过快速的传统城镇化，成为美国的第二大城市。到19世纪末，芝加哥市民生活和工作在高密度的市区，步行工作和购物，郊区处于起步阶段，这些都是典型的传统城镇化特征。 很多学者认为，“如果说有哪一个城市最具有工业化时代城镇化的典型特征的话，那就是蒸蒸日上的芝加哥”。 进入20世纪后，芝加哥进入一个新的以大都市区为主要形式的发展时期。所谓大都市区，由中心城市和郊区两个有机部分构成，在中心城市和郊区的交互影响中，大都市区发生着有规律性的变化。

对于我国正在全力推进城镇化的中小城市来说，具有走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时机和条件。对于如何推进城镇化，按照官方的说法，就是：坚持以人为本，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以统筹兼顾为原则，以和谐社会为方向，以全面、协调、和谐、可持续发展为特征，推动城市现代化、城市集群化、城市生态化、农村城镇化，全面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走科学发展、集约高效、功能完善、环境友好、社会和谐、个性鲜明、城乡一体、大中小城市和镇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化路子。时任全国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的马凯认为，新型城镇化道路，要遵循工业化与城镇化、农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协调发展的城镇化规律，建立政府引导、市场主导、民营经济推动的城镇化机制，推进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集约型、可持续的城镇化进程，实行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和供求管理的城镇化体制，实施大中小、多产业类型共存的城镇化模式。

无论选择那种城镇化的模式，对于新型城镇化来说，都需要推进科学的城乡空间格局的形成，就是要推动工业企业向园区集中、农业用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农民居住向新型社区集中，全面提升城镇和乡村的空间品质和人居环境质量。都需要构筑现代城乡形态，统筹好城乡的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全面改善村庄环境面貌，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都需要制度创新逐步打破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彻底消除户籍制度在城乡之间造成的身份差异。都需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城乡社会发展均衡，实现以教育、医疗、社保、就业、住房等为核心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5 新型城镇化的具体措施

推进新型城镇化，从具体的措施来看，以下几个方面必不可少：

一是要逐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5]二元结构体制的长期存在，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把促进农民工融入城镇、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作为城乡改革联动的突破口，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市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促进农民工从职业转变到身份转变，必须从制度层面研究进城农民工如何“化”入城市的问题，着力把政府促进就业的责任体系、公共就业服务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就业培训网络、城镇就业扶持政策和 支持城市居民创业的优惠政策向农村延伸。

二是要在推进新型城镇化中加快城乡配套改革。要通过相关的改革和制度创新，加快推进“三集中、双置换”，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实践证明，开展“三集中、双置换”，是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抓手和有效途径。[6]要搞好农村土地流转服务，解决进城务工农民后顾之忧。进一步依法落实和保障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益，加快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农户宅基地确权、登记与颁证工作，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质押和流转收益权抵押试点。

三是要坚定不移地走城乡一体化的发展道路。所谓的城乡一体化，具体来说，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空间，实现规划布局一体化；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实现产业分工一体化；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实现服务功能一体化；统筹城乡生态建设，实现环境保护一体化；统筹城乡劳动就业，实现社会保障一体化。

四是要调整城镇化空间布局，把城市群作为主体形态。要处理好中心城市、小城市、小城镇和农村集镇的关系，在大力推进中心城市发展的同时，切实加强县（市）城区建设，构建完善的城镇发展体系。要推进形成整体性城市网络，适度疏解城市群中超大型城市的城市功能，增强城市群内中小城市功能。

五是要按照新型城镇化的标准进行规划，统筹城市之间和城乡空间和资源。要编制统一的城镇化发展规划，统筹规划定位，统筹规划公共服务、居民点、生态系统格局。加强城市群内部各城市之间的交通、能源、通信、环保、防灾等基础设施的统一布局和共建共享，提高一体化、网络化、均质化水平。进行有效的城乡一体化规划，在空间范围内统筹城乡土地资源、产业资源、人口资源、生态资源、文化资源的综合开发和保护利用，把产业集中、人口集中、农地集中与环境保护、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进行统筹谋划和系统安排。

参考文献：

[1] 陈甬军.中国的城市化和城市化研究——兼论新型城市化道路[J].东南学术，2004，（4）；杨继瑞.中国新型城市化道路的探索与思考[J].高校理论战线，2006，（11）；俞宪忠.是“城市化”还是“城镇化”：一个新型城市化道路的战略发展框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4，（5）.

[2] 周民良.论新型城镇化对传统城镇化的根本性超越[N].中国经济时报，2013-07-02.

[3] 牛文元：.中国新型城镇化报告（2011）[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

[4] 王旭.芝加哥：从传统城镇化典型到新型城镇化典型[J].史学集刊，2009，（6）.

第8篇：逆城镇化范文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这些人在中国的两亿农民工中大概有四千万，如果说以前的城镇化是半城市化，那么现在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以前的城镇化只“硬”不“软”，而现在则是要软硬兼施。第一，“软”的建设体现在制度建设，更多体现在公平。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促进社会公平，让有能力在城市生活的人，通过户籍制度的改变而在城市安稳地生活下去。第二，“软”的建设又是生态文明建设，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就意味着城镇化的方式要改变，意味着在土地面积总额有限的情况下，城市中别墅群、大户型房屋的建筑不再是主流。

将来，城镇化建设的主体会进一步明确，城市群不再局限于以前的三大城市群，而是更广地集中在中西部地区，比如成渝、关中、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辽中原城市群等。具体而言，三大城市群要提质改造，京津冀的城市群更多的是要提升一体化城市水平，其他城市群则要提高成长能力。预计未来中国人口的70%会居住在城市，而城市人口中的70%会集中在城市群中，只不过城市群人口的增量，不会再以北上广为主，而更多地倾向其他有发展潜力的城市，如成都、武汉、西安等。

以前城镇化的资金主要靠政府，下一步地方政府会采取措施来控制债务风险，某些基础设施可以由政府进行投入，但更多的则要引进市场机制。比如，北京地铁四号线就成功引入了香港资金。社会资金最大的一个优点，是对投资的可持续性负责，可以避免因为政府盲目建设而出现的“空城”、“鬼城”。

可持续发展的资金还要求事权和财权的平衡，也就是说，要么支出更少，要么收入更多，把地方政府支出降低的同时也有利于平衡。比如，以前四川、湖南、湖北等省份有很多人在广东打工，生活消费都在广东，但户籍在老家，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根据户籍来拨钱，不利于人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所以以常住人口为指标，有利于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是新型城镇化很重要的理念。

城市建设水平和管理水平也应该纳入“软”的考量中。《易经》中讲人要克己，我们每个城市不断的膨胀实际上就是不克制，比如城镇化提出要让城市融入大自然、生活在树林里、生活在山水之间，这意味着要克制建筑面积，让郊野公园、城市公园面积更大。绿地既不改变用途还能产生生态效益，可以管它叫“留白”。

第9篇：逆城镇化范文

过去30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以年均近一个百分点的速率提高，未来10年我国的城镇化仍会以较快的速度推进。这是因为：

(1)未来10年我国经济仍会以较高的速度增长，城镇化有可靠的物质基础。2008年，我国人均gdp达3260美元左右，已接近上中等收入国家的下限阈值。我国将会在2010年左右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进入这个行列后，经济增长速度与前30年相比将有所放慢，但仍会维持较高的水平。经济规模的扩张和城市非农产业的发展，必将为广大农民提供更多的非农就业和在城镇安家落户的机会，城市化必然伴随着经济增长而继续向前推进。

(2)农村人口众多和耕地资源有限，城镇化有强大的内在压力和动力。2008年，我国尚有7.2亿农村居民。这些人占有的耕地总面积只有18亿亩左右，人均占有量不足3亩。要实现农村现代化，使农村居民过上现代文明生活，只有把农村居民转移到城镇。而广大农民自身也有比较强烈的愿望到城镇寻找生活和发展的机会。

“十二五”时期至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仍将快速提升，但是慢于过去10年;城镇人口规模的扩大速度相对过去10年则明显放缓。这主要是由如下三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1)我国总体上还将保持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人口在城乡和区域之间的流动还有较强的拉动力。

(2)未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将慢于前10年。

(3)城镇化的成本也会不断提高，对城镇化率的提高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

学术界通常使用logistic曲线方法预测未来城镇化率趋势，该预测方法的基本假定是：(1)每个经济体自身的各种条件决定了其城市化率的峰值水平;(2)每个经济体城市化率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出一个类似于s型的轨迹。大致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缓慢上升，第二个阶段快速上升，第三个阶段则又是缓慢上升，逼近于峰值。

为进行预测，首先需要确定城镇化率的峰值。从国际经验和理论分析都可以看出，对于绝大多数国家来说，其城市化水平既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也并非越高越好，而是会在一定的水平上达到平衡，既达到其峰值。这是因为，第一，总有一些生产活动(比如农业、开采业等)不能实现集中;第二，当生产活动过于集中时反而效率降低，也不利于环境保护;第三，随着发展阶段和生活水平的变化，以及通讯交通条件的改善，分散化居住往往成为改善居住条件、提高生活质量的一个途径。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甚至可能会出现城市人口比例降低的逆城市化现象。显然，由于各国资源环境特点及人口规模的不同，不同国家达到峰值时的城市化率也是不同的。

从24个高收入的oecd国家的历史经验发现，卢森堡、芬兰、比利时、德国、奥地利、希腊、瑞典和英国的城市化率在过去30年中变化幅度相对较小。这些国家2005年的城市化率依次为82.8%、61.1%、97.2%、75.2%、66%、59%、84.2%和89.7%，最低的是希腊的59%，最高的是比利时的97.2%。这些国家当中，人口最多的是德国，为8千多万，人口最少的为芬兰，为500多万。对中国而言，参考意义较大的可能是德国和英国。两者2005年的城市化率分别是75.2%和8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