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歌艺术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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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民歌艺术论文范文

艺术类高校作为设计师培养的摇篮，培养学生的民族文化素养，增强学生的民族艺术鉴赏能力这种有针对性的设计教育势在必行。从教育出发，将民族文化融入到设计教育当中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吉首大学美术学院立足武陵山片区，面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文化素养宽厚、专业基础扎实、设计技能熟练的高级专门人才。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进行教学，提高全院设计类专业学生的民族文化素养，强化民族意识。

一是通过课程教学，使学生系统地了解湘西的民间建筑、音乐、舞蹈、服饰、戏剧戏曲等门类艺术；掌握各门类艺术的基本属性、目的性、基本形式特征、发展规律、艺术风格等，从中总结出基本规律，探求其历史渊源，并培养学生从不同角度对民族文化与艺术进行了解并研究的能力；培养学生对民族艺术作品从形式美、内容美、材料美等方面，结合时代背景进行辩证分析，从中找出规律，总结特点，从而更好地应用于现代设计，提高学生的文化内涵与专业水平。

课程主要授课内容包括湘西戏剧文化艺术（大庸阳戏、辰州傩戏）、湘西歌曲艺术（桑植民歌艺术、土家族哭嫁歌、土家山歌、土语民歌、儿歌、酉水澧水船工号子）、湘西建筑文化与艺术（土家吊脚楼文化与艺术、苗寨建筑艺术）、湘西服饰艺术（土家服饰、苗家服饰）、湘西舞蹈（摆手舞、茅古斯）、湘西民间乐器（土家族打镏子、苗族咚咚喹）、湘西年画艺术、湘西刺绣艺术等。授课重点是湘西歌曲艺术（桑植民歌艺术、土家族哭嫁歌、土家山歌、土语民歌、儿歌、酉水澧水船工号子）、湘西建筑文化与艺术（土家吊脚楼文化与艺术、苗寨建筑艺术），难点是湘西戏剧文化艺术（大庸阳戏、辰州傩戏）等。

二是通过自编教材解决地域文化艺术的学习和研究。目前没有专门制定教材，需要老师自编，该领域的参考书有张士闪的《中国民俗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齐涛的《民俗学导论》（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宁锐的《中国民俗趣谈》（三秦出版社，2003年出版）；郭立诚的《中国民俗史话》（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出版），仅能作为参考，需要任课老师将民族文化与艺术“本土化”，但武陵山片区民族艺术的丰富，民族文化博大精深，如若要由单个任课教师完成自编教材任务量太大，又因民族文化涉及的门类艺术丰富，需要从各个门类对武陵山片区的艺术与民族文化有全面的、精准的理解，教学大纲仅仅为我们指明方向，需要进一步深化、模块化，将教材的模块与人才培养目标的三种能力结合起来。

三是扩大课程专业覆盖面。《民族文化与艺术》课程目前仅面向环境艺术专业开设，仅有24个课时。《环境艺术教学大纲》比较清楚地指出课程的内容大致外延，包括湘西的民间建筑、音乐、舞蹈、服饰、年画、刺绣等门类，也较明确地指出三点教学目标：了解大湘西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与艺术、培养学生的民族意识、多方面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介于课程特色与美术学院追求专业特色的关联，该课程可以基础课程或者专业方向课的形式循序渐进地进入视觉传达专业、数字媒体艺术专业、美术学专业的教学体系之中。

四是建立成熟的课程体系。课程的设置需要与人才培养的文化素养、专业基础、设计能力相结合，整个课程与单节授课都应将课程的内容的设置围绕文化的人、专业的人、设计的人展开。

课程的第一层需要重视武陵山片区的民族与艺术的厚度与广度，利用吉首大学的地域优势，培养学生的田野调研能力，善于从田野与现实生活中发掘设计资源与素材，并在调研中切身体会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髓，培养其发现美的眼睛。

第二层面应关注环境艺术、视觉传达、数字媒体艺术、美术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设置。在专业设置层面将课程前后进行合理配置，让课程优化值达到最大化。

第三层面是从具体的设计实践与课程中将设计艺术元素与设计艺术理念完美融合问题。将民族特色的文化与艺术潜移默化地渗透到各个设计领域，善于将现代创意理念与民族元素相结合，完成富有创意、特色、时尚的设计方案，形成本地域的文化印记，从而形成自身的文化创意设计的品牌。人才培养的三种能力与课程内容三大模块间的课程体系论证与实践是问题的重点。

第2篇：民歌艺术论文范文

后，中国的社会、文化发生了历史性转折、变化：清朝的没落、民国政府的建立；西学的长驱直入、中外文化思潮和文学艺术观念空前冲撞、汇合，这一切丰富了艺术歌曲的题材内容，使它们既有外来文化的影响，如对白话新体诗的选用；又承继着传统文学艺术的血脉，如以古诗词谱曲；同时更有大量反映时政生活的内容，显示出独有的中国特色。

1．古诗词及白话新体诗的运用

艺术歌曲精巧、清丽、高雅的美学特征要求歌词必须具备较高的文学性和艺术性。因此，中国古诗词和白话新体诗自然成为作曲家们的首选。分析中国早期的艺术歌曲作品可以发现，很多作曲家都喜欢为古诗词谱曲，古诗词所具有的韵律美和高雅气质为作曲家提供了创作的源泉，为歌曲创作的成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在古诗词中，作曲家又特别偏爱一些反映爱国主义思想和描写离别思念的题材，这种偏好与当时动荡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外来的侵略、军阀的混战、政府的无能使作曲家们内心十分苦闷，他们既不满于动荡黑暗的时局，但又无力扭转乾坤，因此通过古诗词来借古喻今，宣泄情感，表达他们的愤懑、痛苦、伤感心情。如林声翕《满江红》（宋·岳飞词）、谭小麟《正气歌》（宋·文天祥词）等表达了爱国忧思；青主《我住长江头》（宋·李之仪词）、应尚能《我侬词》（元·管道升词）等描写了离愁感伤；此外，也有如黄自《花非花》（唐·白居易词）、陈田鹤《枫桥夜泊》（唐·张继诗）一类的意境刻画作品，表达了作曲家们对理想之境的向往。

在为古诗词谱曲之外，选取白话新体诗入曲也是当时的一种趋势。“五四”引发的诗界革命使得白话新体诗蓬勃兴起，新诗在音韵上走出了传统的格律韵式，显得清新、活泼、生动。同时，新诗普遍反映了“五四”所带来的乐观向上、追求自由、个性解放的人文主义思想，极具时代气息。因此，众多作曲家都积极选取新诗谱曲以表达自身对个性解放、民主思想以及自由爱情的大胆追求。如赵元任《也是微云》（词）、《教我如何不想他》（刘半农词）、黄自《玫瑰三愿》（龙七词）、《春思曲》（韦翰章词）等。这些清雅优美的歌词与抒情诗意的音乐浑然一体、交相辉映，浸透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给人以强烈的美感。

2．现实生活的反映

中国20世纪早期，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困苦，爱国运动风起云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艺术歌曲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出现了许多反映现实生活的题材。这类题材主要有两方面内容：一是爱国题材。面对政府的昏庸无能，众多有识之士对国家的前途命运表示了深切的担忧，如萧友梅《问》《南飞之雁语》、应尚能《吊吴淞》等。他们通过对现实社会的责问、对历史事件的思考表达了鲜明的爱国思想，发人深思。同时，针对外来侵略，作曲家们号召民众抗击侵略者、保卫国土，如萧友梅《“五四”纪念爱国歌》、黄自《热血歌》《抗敌歌》等。这些作品篇幅短小、气势雄壮、通俗易唱、令人振奋。二为反映黑暗社会和人民痛苦生活的题材。如赵元任《卖布谣》、聂耳《铁蹄下的歌女》、张寒晖《松花江上》、陆华柏《故乡》等。这些作品直接反映了当时民众的困苦生活，对他们的处境表示了深切的同情。

无论是对古诗词、白话新体诗的运用，还是对现实生活的刻画，20世纪早期的中国艺术歌曲都充分反映了当时的时代风貌和民众的呼声，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色。

二、作曲手法的民族化

尽管20世纪早期不少作曲家都曾经留学欧美，系统掌握了西洋的作曲技法，但在创作艺术歌曲的过程中他们都自觉地进行了民族风格的探索，将中国的传统音调、民族五声调式与西洋作曲技法相结合，形成了具有明显中国特色的、新的创作风格。

1．民族民间音调的运用

要使作品具有明显的民族特色，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吸取民族民间音调的精华，将其运用到艺术歌曲的创作中。赵元任是早期艺术歌曲创作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创作了我国第一批具有时代特点、民族风格和较高技巧水平的艺术歌曲，其歌曲创作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对“中国派”音乐语言的探索和实践。在创作中他常将民族民间音调加以发展变化，以增加歌曲的民族性，如《教我如何不想他》中对京剧西皮原板过门进行加工，使这一富有民族特色的乐句贯穿全曲，同时以调性变化对比的方法创造性地运用了民间音乐中的“合尾”原则，既强调了“教我如何不想他”这一主题句，使人印象深刻，又形成了鲜明的民族风格。再如《卖布谣》里传统五声音阶的运用，以及模仿无锡方言语调的旋律，再加上颇具口语特征的五拍子节奏，使整首歌曲民族韵味十分突出。同时，赵元任还经常将我国民歌、戏曲、曲艺中常见的滑音、花音、句中加腔和句尾拖腔等润腔手法运用到艺术歌曲的创作中去（如《上山》中的滑音、《织布》中的花音等），以突出作品的民族色彩。此外，作为语言大师，赵元任尤为注意汉语言的声调特点，将其与音乐写作紧密结合，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他采用戏曲道白中仄高平低的办法来谱曲调，风格幽雅精美”。

赵元任之后，更多的作曲家对民族民间音调进行了广泛的采用，如张肖虎的《声声慢》中用富于民族风格的吟诵式的歌调，抒发了对灾难家园的感伤和怀念；青主《大江东去》里运用了我国昆曲的吟唱调和江南丝竹的尾腔；贺绿汀《嘉陵江上》以汉语语调为基础写成的朗诵调；任光《渔光曲》中对江南民歌曲调的采用；张寒晖《松花江上》的旋律是以民间“哭坟调”音调为基础加工而成等等。

2．中国风格的写作手法

除运用民族民间音调外，作曲家们更在西洋作曲手法上大胆创新，使其更符合中国传统的审美习惯。如黄自《花非花》，原诗为四句。一般情况下欧洲传统的起、承、转、合结构应为创作的首选，但黄自却采用了由两个大乐句构成的乐段结构，拉长的乐句使情绪的表达更为完整、舒展，与古诗词悠长、连绵的情调十分吻合；同时，简单的节奏节拍、四度模进的句法、起伏不大的旋法以及中性的调式形态更使《花非花》具有了较为浓厚的古曲风味，对原诗的情感及韵味把握得十分准确，把中国古诗词言简意赅的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20世纪早期的作曲家们积极探索具有我国民族特性的艺术歌曲的创作模式和规律，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他们逐渐抛弃了对欧洲音乐创作方式的单纯模仿，从而把民族的审美习惯与西洋音乐创作的成功经验和手段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中国艺术歌曲产生至今已有80多年，在其发展过程中，早期的歌曲创作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不仅使西洋作曲技法在中国广为传播，更在民族特色与西洋作曲技法的结合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后世艺术歌曲的创作提供了现实的借鉴。尤其是早期作品中体现出来的强烈的民族风格更值得当今作曲家借鉴、采纳。

内容摘要：20世纪早期的中国艺术歌曲与传统民歌、戏曲、曲艺作品有着迥然不同的面貌，是中西音乐文化结合的产物，具有独特的美学品格；但另一方面，它又扎根于中国的民族文化土壤，符合当时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和审美要求，具有突出的民族性。其民族性主要体现在题材内容的中国化、作曲手法的民族化等方面。

关键词：20世纪早期中国艺术歌曲民族性

参考文献：

[1]胡天虹．20世纪20—30年代的艺术歌曲．交响,2001,2

[2]余虹．20世纪早期中国艺术歌曲的创作与演唱．交响,2004,4

[3]梁茂春．百年风云百年歌．人民音乐,2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