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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良辅院士主要从事微侵袭神经外科的研究和应用,致力于新技术、新知识的研究和应用,在脑血管病、颅内和脊髓肿瘤等神经外科疾病的诊疗方面具有深厚造诣。2010年1月,周院士凭借其科研成果――神经导航外科的创新与应用,荣获2009年度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该奖项是我国医药卫生行业的最高科技奖项)。
入行:与脑外科结下“不解之缘”
1965年,周良辅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进入华山医院普外科工作。1970年,经过5年大外科轮转,已经做到住院总医师的周良辅被调到缺少医生的脑外科工作。这一干,就是40年。
专业的突然转换,令周良辅面临重重考验:尽管脑外科与普外科同属外科范畴,但两者有着本质区别,他必须“从头学起”;由于医疗条件的限制,脑外科的检查、治疗手段都相当落后,脑外科医生的工作最苦、最累、风险最大,而疗效却是最差的:每天早上6点半上班,为病人换药、拆线、打脱水药;带病人做气脑造影检查(当时没有CT、磁共振,只能经腰穿或颅骨钻洞把空气打到病人的脑子里,然后拍X线片,确定肿瘤位置);中午11点左右开始开颅手术,等肿瘤取出来,大多已是晚上七八点,午饭晚饭一起吃;由于当时手术技术不成熟、止血效果差,常常是术后没多久,病人又昏迷了,不得不再进手术室止血,深夜十一二点才出手术室,第二天一早又要准时出现在病房里……
谈到当时的情形,周良辅坦言,突然被调到“无人肯干”的脑外科,他当时确实有点失落。好在,他心态比较好,很快就调整过来。凭着一股不怕苦、不服输的毅力,他起早摸黑埋头苦干一年多,终于掌握了脑外科的基本技能,心态也从最初的“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探索”。
周良辅说,每当回想起这段经历,他总是充满感激:庆幸脑外科“选择”了他,使他能够踏入这个充满无数未知的领域,并做出了一点成绩;庆幸5年的大外科训练赋予他扎实的外科功底,无论是复杂创伤的处理,还是显微外科技术,都令他一辈子受用;庆幸自己遇到了3位脑外科前辈,是他们的教育和指导令他快速成长起来。
行医:负责任的医生就该敢为患者冒险
周良辅说,医学有时是需要冒险的,没有冒险就没有突破、没有创新。面对危重病人,有良知的医生一定会想法设法去救治,哪怕只有1%的希望。如果什么都不做就轻言放弃、拒绝病人,一定会“问心有愧”。
舌下神经鞘瘤是一种罕见的神经科疾病,由于肿瘤位于脑干(生命中枢)的腹侧,手术难度极高,好比是在“老虎头上拍苍蝇”,术中稍有不慎,就会引起病人呼吸停顿,甚至死亡。一位来自广州的舌下神经鞘瘤患者在被国内多家著名大医院“拒之门外”后,怀着最后一丝希望来到上海华山医院。面对这样一个病人,周良辅毅然决定冒险手术。经过周密思考和反复实验,他采用“枕下远外侧入路”的新方法进行手术,最终获得圆满成功!
“不过,目前的医疗环境不是太好,不少医生为了减少纠纷、避免麻烦,确实不太愿意冒险做高难度的手术。”周良辅不无忧虑地表示,“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若长此以往,最终损害的还是患者的利益和医学的发展。医生和患者其实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面对的敌人是疾病。要打败这个共同的敌人,双方应该团结,还是对立?答案是非常明确的。”
周良辅认为,要改善医患关系、减少摩擦,互相尊重、相互体谅是一个重要的前提。医生对病人要多一点耐心,尽量多沟通、多解释;病人也要尊重医生、信任医生,不要把医生当作敌人。谈到医生收“红包”问题,周良辅表示,绝大多数医生是好的、医风是正的,无论病人送不送红包,都会尽心尽力去治疗。不少病人担心“没送红包,医生就不好好治疗”,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科研:做医生是没有退路的,只能不断突破、勇往直前
周良辅说,相对于其他学科而言,神经外科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科,仅100多年历史,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只要善于发现问题、肯钻研、有毅力,创新的空间很大。
多年来,周良辅一直在临床一线辛勤工作着,除了看门诊、做手术,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看书、查资料和做实验上。为了寻找最佳手术路径,他和他的学生们在上海医学院的解剖实验室里,忍受着福尔马林刺鼻的怪味,在尸体标本上反复研究,独创多种术式,取得了很好的治疗效果:在颅底肿瘤手术中,他独辟蹊径,率先采用扩大经颅底硬脑膜外手术入路,使术中肿瘤充分暴露,并有效避免了颅底血管、神经损伤,提高了手术疗效;他独创 “三明治”法颅底缺损修复术,不必植骨即能防止脑脊液漏和颅内感染;他在国际上率先采用“动脉瘤直接切除+动脉搭桥”技术治疗不规则形及巨大动脉瘤获得成功;为解决单一血管搭桥术后出现的脑血供不足问题,他采用‘载瘤动脉孤立、颅内外血管搭桥和多根血管吻合’新技术治疗难治性动脉瘤,再次获得成功……
进入新世纪后,周良辅并没有停下探索的脚步。这一次,他把眼光放在了世界性难题――高难度、高风险的脑功能区(主管语言、运动功能)肿瘤手术上。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周良辅与工科专家合作,反复研究、论证,成功开发了“多功能影像融合+神经导航外科”新技术。运用该技术,医生可以清晰地看到肿瘤、脑功能区和神经传导束之间的三维空间毗邻关系(误差小于1毫米),并在一个可视的虚拟人脑模型的指导下进行手术,不仅能把肿瘤全部切除,还能够完好地保留神经功能,有效防止术后发生偏瘫、失语等神经功能障碍。凭借该成果,周良辅荣获2009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写科普:医生要会看病,还要会讲、会写
谈到科普,周良辅深有感触地表示,前阵子闹得沸沸扬扬的“神医张悟本”事件,其实在中国并不是头一次发生。上世纪60年代,“吃盐卤能长生不老”“喝鸡血包治百病”的说法曾经“红极一时”。这些看起来非常可笑的“歪理邪说”为什么会受到老百姓们的追捧?根源就在于大家对医学科普知识了解得太少,不懂得分辨真伪。
周良辅认为,一名好医生,不仅要能治好老百姓的病,还应当为普及医学知识、提高大众的健康素养做一点事,写科普文章、办科普讲座、参加义诊,都是很好的途径。当然,要写好科普文章并不容易,作者不仅要有过硬的专业基础,还要善于把深奥的医学知识转化成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让老百姓能看得懂、能理解、记得住,其难度决不亚于写科研论文。
养生:坚持运动、知足长乐
意大利都灵大学先进神经调节小组的神经科学家塞尔焦·卡纳韦罗,在2013年6月份的《国际神经外科》上指出:“换头手术最大的技术障碍是连接捐赠者与接受者的脊髓。但我认为,现有技术已经可以进行这样的连接”,并预测“换头术”再过几年就能实现。
卡纳韦罗在这篇论文中详细描述了“换头术”的步骤:捐献者与接受者必须处于同一手术室中,手术须在摄氏约12度至15度的低温下进行,捐赠者及受赠者的头部须同一时间切下,两个医疗小组同时进行手术。考虑到在这一温度下,哺乳动物的组织在体内血液不流动时最多能存活1小时,切割头部与缝合的整个过程必须在1小时内完成。
卡纳韦罗指出,在手术的过程中,必须要用一把极锋利的刀清脆利落地切割头部,以让身体与头部的脊髓神经里负责传递神经信号的轴突能连合起来,再以特殊膜融合物质——促融剂聚乙二醇(Polyethylene glycol,PEG)连接两端,解决脊髓连接融合的问题。此前的一些研究表明,促融剂能成功融合狗及豚鼠的脊髓。一旦连接成功,受赠者的心脏即能再次跳动,数分钟内体温就能回复正常。
按照卡纳韦罗的说法,整齐的切口是脊髓缝合的关键。他认为,100名医生组成的专家小组在36小时内就可以完成这种手术。卡纳韦罗还预测:“我认为,第一名接受手术的患者将是某个大脑未受损伤但身体瘫痪的人,很有可能是一个年轻人。”他估计,该手术需要1300万美元左右。
轰动一时的动物实验
虽然面临着很多伦理问题,但事实上,换头术的研究从未停止。
1954年,尽管前苏联卫生部门下达了禁令,但前苏联科学家弗拉基米尔·P·德米科霍夫还是进行了他的极富争议性的手术。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实验室里,他将一只小狗的头、肩膀和前腿移植到了一只成年德国牧羊犬的脖子上。德米科霍夫向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展示了他的这一得意“作品”:怪物狗的两个头都能呼吸、活动,并能同时舔食碗里的牛奶;有趣的是,第二个头总想去咬第一个的耳朵。
这一罕见的场景被镜头记录了下来,在接下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全世界都在谈论这一话题。在短短15年间,德米科霍夫造出了20只双头狗,但却没有一只能长期存活——由于组织排斥,它们最长也只存活了一个月。
1970年3月14日,美国科学家也进行了类似动物实验——卡纳韦罗正是在这项实验的基础上才写出这篇论文。当时,位于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著名私立研究型大学凯斯西储大学医学院的神经外科医生、神经外科教授罗伯特·J·怀特领导的一个小组,在德米科霍夫的激发之下,将一只恒河猴的脑袋移植到另一只猴子的身上,成功实施了“换头术”。但是,这只恒河猴由于脊髓无法连接,颈部以下身体瘫痪,只存活了8天。
解不开的伦理困局
卡纳韦罗的这篇论文一经发表,就立即引起巨大的争议。
怀特的同事、神经学家杰里·西尔弗坚决反对进行这样的手术。2013年6月,西尔弗和其同事曾成功地让老鼠严重受损的脊髓恢复连接。但他表示,这一技术与卡纳韦罗所说的头部移植手术“相差有光年远”,因为他的研究在同一只老鼠身上进行,老鼠还有呼吸,血液循环也没有受到影响。西尔弗批评卡纳韦罗的想法完全不切实际。他说,成年哺乳动物脊髓受伤时也许能够使用促融剂,但要在“换头术”中这样做“完全是幻想”。
卡纳韦罗也承认,“换头术”目前在技术上还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如何把每一根脊髓神经都连接起来?即使它们都正确地连接起来,促融剂也不足以让脊髓完全融合,以使躯体受到头脑的正确指挥。
更重要的是,换头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面临无法绕过的伦理困局。
西尔弗说:“做这样的试验不道德,这是永远不应该发生的坏科学。”他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回忆当时给恒河猴“换头”的场景仍痛心不已:“我记得那个脑袋醒来时,面部表情看上去非常痛苦、困惑与焦急。那个脑袋活了下来,但时间不太长,那真是可怕极了。我认为这种事件不应该再次发生。”
卡纳韦罗也在论文中写道:“‘换头’手术将创造一种嵌合体,他(她)具有接受者的思想,但他们的后代却携带身体捐献者的遗传物质。”那么,我们是该以生物学特性去定位这个“混合人”,还是该以思想特性去定位这个“混合人”?
再往前推一步,如果人类可以自由“拼装”自己,那么是否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式的人造人会真实地出现在我们的现实之中?《弗兰肯斯坦》是英国诗人雪莱的妻子玛丽·雪莱于1818年创作的小说,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的全名是《弗兰肯斯坦——现代普罗米修斯的故事》,讲的是疯狂科学家弗兰肯斯坦用许多碎尸块拼接成一个“人”,并用闪电将其激活。《弗兰肯斯坦》已经成为科幻史上的经典,现在很多幻想类影视作品中经常出现这个怪物的翻版。如果这一天真的到来,我们现行的法律,人类千百年来形成的道德、伦理,可能都要改写了。
勇闯上颈椎“”
学医的同仁都知道,上颈椎是脊柱疾病治疗的最大难题,处理复杂,风险大,治疗效果稍不理想,就有可能波及到上颈椎局部的脊髓呼吸、循环中枢。呼吸、循环中枢受损的灾难性结果对病患而言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即使在脊柱外科迅猛发展的当代,上述认识仍然不过时。
早在20世纪80年代,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前辈们就率先在全国向这一生命发起了挑战。李浩鹏看到神经外科教授对颅底凹陷、环枢椎脱位行单纯减压、特别是经口减压手术,感到震惊和神奇,之后更激发了他对上颈椎的研究兴趣。上颈椎结构特殊,生理功能复杂,其上与颅骨相连,体积小,但活动度及活动频率最高,极易引起劳损和外伤。上颈椎疾患常是累及枕骨大孔、颈1和颈2水平颈椎和脊髓的疾病,发病原因包括先天性发育异常、创伤、风湿、退变、肿瘤等,主要问题是上颈椎骨与关节及韧带发生病理变化,进而影响到颈脊髓,严重威胁到患者的生命安全。该部位解剖结构复杂,一直是医疗的难点和高风险部位。患者往往奔波于神经外科、脊柱外科和耳鼻喉等多个科室求医。上世纪因受医疗技术及医疗器械的限制,上颈椎疾患的诊治水平有限,而且远期效果差,很多患者放弃了对上颈椎疾患的诊治;而且由于风险高,效果不佳,多数医生也退而避之。查阅大量国内外资料,因其并发症多,死亡率高,风险大,有国外专著曾明确指出禁止经前路一期松解、后路融合固定。
随着医疗器械和技术的进展及围术期准备水平的提高,李浩鹏教授一直未放弃自己最初的追求,一次次去实验室,一次次去解剖室,多少次对着颈椎标本左量右算。他上网查阅文献资料、翻阅书籍,了解国内外治疗颈椎病的新动态。20世纪90年代初,有一件事情再次刺激了李浩鹏教授,最终让他开始行动。他从那时认定,要在今后的职业生涯中努力在上颈椎领域进取。这件事情是:李浩鹏教授的一个患者、同时也是一个熟人的亲戚,不幸罹患了“颅底凹陷症”,四肢肌力感觉障碍不断加重,并开始出现了呼吸困难。在整个骨科主流学界对此类上颈椎疾病尚无成熟有效的治疗手段的20世纪90年代初,不得己的办法是佩戴头颈胸支具,至于剩下的事情,只能交给时间和命运。最后,在患者心目中医术高超、手到病除的李浩鹏教授也只能眼看着患者走向不治,尽管当时所有的脊柱外科医生都面临同样的尴尬和无助。李教授忘不了那个鲜活的生命,更忘不了作为一名脊柱外科医生身上应担负的沉甸甸的责任。
从此,李浩鹏教授更加留意国内外关于上颈椎外科的进展和动态,同时结合自身临床实践,多琢磨、多思考,仔细推想、小心实践。当时关于上颈椎疾病,主流学术界无论从诊断到治疗都莫衷一是,争论纷纷,甚至到了混乱的地步。可想而知,他在思想上的迷茫和困惑也不少。李浩鹏教授一点一点地思考,一点一点地实践,曾经为了方便时刻揣摩上颈椎的解剖生理特点,随身衣兜总揣着两个实体骨骼标本:寰椎和枢椎。他有着救治成功的喜悦,同时仍然不能避免无助和无奈,也正是他坚持不懈地得来的一点点经验和教训,让关于上颈椎疾病诊治的模式在脑子里逐渐清晰,并逐渐认识到哪些流行的做法是值得怀疑的,而哪些要点才是上颈椎治疗中需要遵循和重视的。缘于学术上的严谨,他并没有迫不及待地把自己认为并不完全成熟的想法抛出来;但回过头来看,李浩鹏教授在当时独立取得的一些认识,和现在主流学术界对于上颈椎疾病认识的精华部分不谋而合。经过多年的努力探索和临床研究,一道道难关被攻破,经口一期松解、后路固定手术取得了成功,未出现一例死亡及瘫痪病例,解除了患者痛苦,大大改善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在临床诊治中,李浩鹏教授善于收集临床资料,归纳、分析、总结,积累经验。功夫不负有心人,在2000年,他根据临床经验,对环枢椎进行了分型,分为可复型、难复型、不可复型三类。在临床上,他针对不同分型给予相应治疗,取得了良好效果,为上颈椎疾病的诊治提供了有力依据,2004年得到了我国著名上颈椎诊治专家、北医三院王超教授的指点,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全麻下大剂量牵引,对原来需前路松解的大部分患者均可牵引复位,经后路固定完全可以达到。经多年的努力,对颈椎疾病的诊治已成为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标志性手术,前路松解加后路固定一次完成,手术3小时,出血几十毫升,病人麻醉苏醒后即可下地活动,效果良好。
更为可贵的是,李教授并没有为自己的进步而沾沾自喜、固步自封。他清楚地知道,还有人比他走得更快更远;而承认差距,虚心学习也是一个优秀学者所必备的品质。在李浩鹏教授、贺西京教授的组织下,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骨二科近年来年年不遗余力地主办关于上颈椎疾病的高峰论坛,邀请全国在该领域的大牌专家,共同解析上颈椎疾病诊治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促进了陕西及周边地区对这一疾病诊治的规范化。
目前在李浩鹏教授的带领下,该院骨二科这个团队已经在上颈椎疾病的诊治上取得了长足进步,手术在近期、远期均取得了较为满意的结果;李浩鹏教授团队的上颈椎疾病治疗水平已经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这和李浩鹏教授数十年如一日的努力是无法分开的。
3D打印,开创脊柱治疗新局面
脊柱外科学界公认有两大领域特别要求医生有过硬的技术实力,也就是俗话说的有“金刚钻”才敢揽下来的“瓷器活儿”:一是上颈椎领域,另一个就是脊柱侧凸领域。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骨二科(脊柱外科)为国家临床重点专科,李浩鹏教授作为科主任、学科带头人,多年来带领团队致力于脊柱疾病、尤其是颈椎疾病的诊治与研究,治疗了大量脊柱、脊髓损伤,颈、腰椎间盘脱出及椎管狭窄,脊柱脊髓畸形等临床疑难病、高危病,并在此领域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他们敢于开拓,勇于创新,不仅将3D打印的钢板应用在脊柱外科中,更是应用在了复杂的上颈椎疾病的治疗中。他们首创了3D打印寰枢椎前路钛板,应用于上颈椎的手术治疗。李浩鹏教授和贺西京教授共同主持,独创性地设计了3D打印寰枢椎前路钛板,应用这一钛板系统非常巧妙地解决了治疗中的关键问题:复位和内固定,使患者的脊髓功能在术后获得了令人满意的恢复。
2015年,该科室收治了1例特殊的上颈椎疾病患者,李浩鹏教授带领专家团队经过仔细检查后发现,该患者病情特殊,无法按常规治疗方法手术。该患者颈椎畸形,已经过一次手术,局部解剖结构已改变,常规钢板无法固定,且前路手术也仅有一次机会,如果手术失败,患者将面临生命危险。这名患者的病情对术者是一个考验,要求术者必须有高超的医术、细致的操作技术和丰富的临床经验,更要有敢于担当的奉献精神。对此李浩鹏教授与学科带头人贺西京教授及专家团队讨论认为,患者已经饱受疾病折磨,必须拿出合适的方案来为患者解除病痛。他们经详细讨论后决定,大胆创新,采用目前国际上先进的3D打印技术,为患者量体制作个性化纯钛钢板。做好一切准备后手术如期进行。他们大胆细心,一丝不苟,经过6小时的紧张手术,经口将钢板顺利植入患者颅颈交界的病变处,成功实施复位、减压、固定手术,解除了困扰患者多年的痛苦。术后患者肢体活动良好,目前已顺利出院。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在原西安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时期,就致力于脊柱侧凸手术领域的探索。王尚昆教授是当时全国仅有的几名能够开展哈氏棒内固定脊柱侧凸矫形手术的医生之一。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李浩鹏教授接过了王尚昆教授的接力棒。在脊柱侧凸手术技术飞速革新的时代里,李浩鹏教授始终和国际前沿接轨,他的团队的脊柱侧凸手术水平日臻成熟。
2015年,该科室收治了一例罕见的极重度脊柱侧后凸畸形患儿。该患儿脊柱向外成角>160度(Cobb角超过160度),脊柱严重畸形,椎旁肌肉僵硬,胸廓畸形。为了确保患儿安全及保护神经功能,李浩鹏教授带领脊柱外科团队最终决定运用渐进的方式进行治疗。他们首先采用头颅及双下肢骨牵引术,即在头顶两侧使用颅骨牵引架向上牵引,在双下肢胫骨踝上打克氏针向下牵引,通过上下两个方向同时逐渐牵拉,将弯曲僵硬的脊体牵长、拉软,为手术做好准备。在持续牵引2周后,胸廓畸形、椎旁肌肉僵硬等情况得到较大改善,身长由130厘米增加到了145厘米。
为了降低手术风险,他们应用3D打印技术,制作出了脊柱畸形模型,详细制订了手术方案,为手术做好了精细的准备。此后,由李浩鹏教授主刀,在团队的共同协作下对患儿实施了全麻下全脊柱截骨矫形术。手术全程在诱发电位严密监测下进行,及时反复监测神经传导速度,判定神经功能。在手术、麻醉及护理人员的紧密配合下,手术取得了圆满成功。术后患儿即可平卧,大驼背畸形显著改善,双下肢感觉、运动良好,自解小便。术后患儿恢复良好,终于直起了腰杆儿。
微创骨科的开拓者
曾经有学者预测,未来的外科时代是微创的时代。当普通外科、妇产科、泌尿外科的微创腔镜技术如火如荼地开展时,骨科的微创手术进展却稍显滞后,这当然和骨科手术的天然特点有关。因为骨科手术缺乏天然的腔隙,或者天然的腔隙虽然存在,但狭小并且难以定位、难以操作。随着关节镜外科、微创脊柱外科技术在国外的日益成熟,微创骨科技术的潮流已变得势不可挡。
20世纪90年代,敏锐觉察到这一前沿变化的李浩鹏教授再也不满足于单单通过开放手术获得好的疗效,让患者的创伤更小、恢复得更快的理念,已被他深刻认同。当国内京沪等地的顶尖医院骨科刚刚开始微创骨科的实践不久,李浩鹏教授就赶往北京某著名骨科进修微创技术。鉴于当时骨科同行对于微创骨科都处于摸索阶段,并没有特别多的成熟经验可资分享,因此李浩鹏教授的学习很大程度上属于“自学”。
此后,李浩鹏教授带着学习的收获,筚路蓝缕地在西北地区率先开展了膝关节镜手术和脊柱内镜手术。微创骨科技术有别于常规腔镜技术之处在于,骨科医生需要发现潜在的腔隙甚至“创造”腔隙。除了腔镜技术,骨科医生可能还需要借助于X线、CT、工作通道等技术的辅助,在狭小的罅隙里完成一系列具有难度的手术操作。李浩鹏教授刚开始开展工作时,的确也遇到了不小的困难,但他凭着对工作的热情和对微创理念的执着,硬是坚持了下来。1997年,他首次在西部地区开展内镜下手术治疗脊柱畸形及骨折,使脊柱微创治疗成为现实。轻度特发性脊柱侧弯在镜下一次完成矫形;先天性脊柱侧弯在腔镜下去除半椎体、内固定矫形;椎间盘镜下微创手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这些手术具有损伤小、出血少,恢复快、效果好等优点。
如今,在李浩鹏教授的领导下,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骨二科的微创骨科的学科建设得到了飞速发展。在脊柱微创方面,椎间孔镜、微创经椎间孔腰椎椎体间融合术(MIS-TLIF)、经皮椎体成形术(PVP)、经皮椎弓根螺钉内固定技术等先进技术均已成为科室的常规术式。李浩鹏教授在西北地区椎间孔镜方面的开创性工作,获得了椎间孔镜先驱者德国Thomas Hoogland教授的肯定和赞赏。
李浩鹏教授不搞技术垄断,积极奖掖后进,着意培养人才梯队。在21世纪初,他的主要精力投入到脊柱外科方面后,放手让科室的年轻医生接过了关节镜外科方面的工作。在李浩鹏教授的精心指导和积极扶持下,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骨二科的关节镜治疗组迄今已成功完成各类关节镜手术上万例,技术水准一直领先西北地区,并为陕西省以及周边地区培训了大批关节镜外科医生。
李浩鹏教授从医以来,一直坚守着最初进入这个行业时的本心:一名医生一定要掌握过硬的技术,只有在这一前提下,才能把救治患者的宏愿落到实处。数十年来,李浩鹏教授一直不知疲倦地在骨科、特别是脊柱外科领域锐意精进,攀登着数不清的高峰,攻克了诸多技术难关。他所做的这一切,不为别的,都是为了帮助更多的患者早日康复!
摘要:认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在当代医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分析临床多学科协作的客观必然性和现实性。用哲学辩证思维方法看待多学科协作的重要性,提出多学科协作的思路和途径,注重患者的人文关怀,实现临床疾病综合治疗和临床工作“以人为本”的服务目标,提高临床诊疗水平和医疗服务质量。
关键词:多学科协作,综合治疗,医学模式
Abstract:Tounderstandtheimportantroleofthebiological,psychologicalandsocialmedicineinthedevelopmentofmod2ernmedicine.Toanalyzetheobjectivenecessityandrealityofclinicalmultidisciplinarycollaboration.Toregardtheimpor2tanceofclinicalmultidisciplinarycollaborationwiththemethodofphilosophyanddialecticalthinkingandputforwardthei2deasofinterdisciplinaryapproach.Payattentiontothehumanisticcaretopatients.Inordertoachievethecomprehensivetreatmentofclinicaldiseases,realizethe“people-oriented”clinicalserviceobjectives,improvethestandardofclinicaltreatmentandmedicalservicequality.
KeyWords:multidisciplinarycollaboration,comprehensivetreatment,medicinepattern
随着医学水平不断提高,人类对疾病的认识更深入透彻,诊疗手段也更先进丰富,但目前很多疾病仍未得到较好的治疗和控制。一些疾病多是社会、环境、心理和遗传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成为人类的主要死亡原因,如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用对单因素致病的疾病的传统研究方法已经无法满足目前的诊疗和预防。对此,需要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基础上,多学科协作实现临床疾病综合治疗,注入更多的人文关怀。
1现实需要多学科协作的综合诊疗
目前诊疗现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有:对患者的心理、精神、社会等因素关注较少;以经济利益为中心,强调病人诊疗数量,忽视治疗中最佳时机和最佳手段选择的问题;专科治疗为主,综合治疗较少;医生业务知识和技能狭窄,缺乏综合治疗和团队协作的意识;患者对医疗水平和服务质量满意度不高;各临床科室或亚专业水平普遍发展较高,仍无法满足医患双方对高效率医疗流程和高质量整体疗效的需要;医疗纠纷较多等。笔者认为,如果在多学科协作的基础上,从整体和全局把握患者的诊疗方案,关注患者心理和社会因素等其他问题,进行充分沟通和交流,可以使上述问题得到较好解决。
面对新的医学问题,多学科协作应运而生,整体趋势日趋明显。多学科协作在临床工作中的应用就是疾病诊疗过程中实现多学科的交叉协作,使传统的个体经验性医疗模式转变为现代的团队协作规范化模式,并将对患者的关爱和人性的尊重融入到诊疗过程中,实现专业化、规范化及合理化的诊疗活动,提升医疗整体水平和服务质量。可以应用哲学思维中部分和整体的原理来看待多学科协作。各临床科室如同临床医学整体中的一部分,部分的功能小于整体。在疾病诊疗过程中各相关学科协同工作形成多学科综合治疗团队,这就成为一个整体,整体具有部分没有的功能,当各部分以合理的结构形成整体时,整体就具有全新的功能,其功能大于各部分功能之和。多学科协作综合治疗团队的建立,会使医务人员在诊疗疾病及处理医患关系时,从整体着眼寻求最优目标和方法,同时也会注意搞好局部抓住重点,集中精力处理好最关键的局部问题。所以,多学科协作后医院诊疗实力势必会大大提升。为更好地融入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为更好地适应多学科协作这一趋势,第一,要改变医学观念,摒弃单纯生物医学模式中只重视疾病而忽视人本身的理念,把“人”放在首位;第二,医生要在学科专业顶尖化基础上主动去适应新的医学模式和多学科协作团队模式,拓宽医学知识广度,加强对医学相关知识的学习,提高自身综合能力;第三,要在临床工作中根据患者和疾病的不同情况合理地开展多学科协作诊疗,医院要有计划性和制度性地加快多学科协作综合治疗团队的建设。
2在专业顶尖基础上实现医院中心化
我们的观点是:在学科专业顶尖化基础上实现医院中心化,切实开展多学科综合治疗团队的工作,以专业顶尖化为基础,以个体化多学科综合治疗为特色,以医患互动和加强沟通为保障,以医疗资源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为指导,以快速、高效、高质量的医疗服务为目标。
学科专业化和医院中心化这两者互不矛盾,密切相关,相辅相成。首先,学科专业化越来越精细,会使得医学在纵向发展上更加深入,对疾病的本质认识更加透彻,专科技术水平也会大幅度提高,诊疗也更加专业化,我们认为,这是医院中心化应以专科为基础的理由。其次,实际工作中存在学科专业化不易解决的问题。例如,随着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诊疗手段更加丰富,如何选择最好的治疗方案是较为棘手的问题;临床中急、危重症和疑难杂症往往是某一专科无法单独处理的;一些常见病或专科疾病也常常存在系统性问题;医生的专业范畴越来越狭窄,许多医生的业务知识和技能仅局限于自己的专业,在处理一些涉及到其他学科的疾病时就显得捉襟见肘,有时甚至没有整体大局观,只顾处理自己专业的问题,而忽略了其他专业更重要的问题,导致治疗上的失败。为解决上述问题,就需要实行医院中心化管理,医院中心化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多学科协作,各临床科室不再单独行事而是紧密配合,以病人为中心,为了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并实现患者的利益最大化,及时、合理地开展多学科交叉协作。多学科协作可使医生在诊疗中具有整体观和大局观,可以统筹兼顾,将各学科的治疗方案进行融汇贯通,避免错误治疗、片面性治疗、治疗力度不足及过度治疗,从而提炼出最科学、合理、有效的综合治疗方案。学科专业顶尖化和医院中心化的模式建立是符合当代医学专业化和整体化相互交融共同发展的大体趋势和医院工作的实际情况,在该模式指导下临床诊疗工作会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医疗资源会得到更合理的配置和应用,医疗活动会变地更加一体化、高效化及人性化,医院的整体医疗实力会得到较大提高。
对于存在多学科问题或急危重症的患者,诊疗上需要多学科协作。例如,一个车祸外伤的患者急诊入院,诊断为骨盆骨折、失血性休克、后尿道断裂、重度会撕裂伤、左下肢股骨干骨折,这就需要急诊科、普外科、泌尿外科、骨科、麻醉科及ICU等相关科室通力协作。抢救病人生命为当务之急,补充血容量纠正休克,若有盆腔活动性出血,治疗休克同时急诊手术止血,生命体征稳定后,可急诊行会清创缝合、尿道会师复位术、结肠造瘘术及骨盆左下肢外固定术,待病人情况恢复后择期再行左下肢股骨干内固定术和结肠关瘘术。整个治疗过程中,医生的诊疗方案得当与否直接关系到患者的生死,如果泌尿外科医生忽视了会撕裂伤术后感染的严重性,而未行结肠造瘘,术后患者可能出现会伤口严重感染,败血症甚至感染性休克,最终死亡。如果是在多学科综合治疗团队模式下去诊治,可以避免此类失误发生。对于一位有多种合并症的患者,哪些疾病需紧急治疗抢救生命,哪些疾病需长期治疗维持功能,是需要多个科室规划筹措。比如,一位乙肝肝硬化、消化道大出血、糖尿病合并糖尿病肾病的患者急诊入院,消化道大出血危及生命应首先积极抢救,补充血容量抗休克,止血抑酸,止血措施的选择至关重要,可针对病情合理选择药物止血、气囊压迫止血、内镜治疗或外科手术等,当病情稳定后,就需长期调控血糖的稳定,保护肝肾功能,预防再出血,延长患者生存时间,提高其生活质量。这个治疗工程就需要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病科、普外科、ICU等多科室协作。
3组建多学科协作团队
为了形成长期的、稳定的、规范化的多学科协作,需要组建多学科协作综合治疗团队。多学科团队协作模式被引入临床医学领域有大约10年的历史,在国外研究较多,应用范围较广泛。国际上多学科协作团队这种崭新的临床医学模式的建立为医疗模式和医院管理带来了新思路。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结直肠外科率先在国内建立了结直肠肿瘤多学科交叉协作诊治团队。近年来,国内外很多医疗中心也都针对多种临床疾病积极开展了多学科交叉综合治疗,并均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多学科协作团队的人员构成主要包括团队带头人,团队联络人,起主要诊疗作用的科室团队,相关科室专家团队,专业护理团队,术后随访和康复指导团队,数据处理团队等。下面列举我院开展的多学科协作的工作实践作一阐述:
(1)心脑血管疾病和恶性肿瘤是威胁人类健康和导致死亡的主要疾病,这两大类疾病的诊疗数量也占我院住院总人数的一个不小比例。为了更好地诊疗心血管疾病,我院组建了以心内科药物治疗和心外科手术治疗为基础,血管介入治疗为特色的实力强劲的心血管疾病多学科诊疗团队,团队中有多名国内外知名的心血管专家和教授。在心内科专家主要负责及相关的多学科专家共同参与下制定心血管常见病、多发病及危重病的正规诊疗流程和多种综合治疗方案。在既定的诊疗流程和治疗方案的基础上,再结合每位患者的具体病情制定出个体化的综合治疗方案,满足不同患者的诊疗需要。根据患者的病情和经济因素等为其选择恰当合理的心内科药物治疗、介入治疗、心外科手术等,力争选取最佳治疗时机和最佳治疗手段为患者服务。如一位主动脉夹层的患者,根据病情可应用降血压和控制心率等药物保守治疗,可行介入治疗放置覆膜置架,也可进行外科手术。定期或根据需要随时组织开展全院多学科专家会诊,制定和修改诊疗方案、监测诊疗过程、评估诊疗效果及预后。针对于病情危重或复杂的重症患者,我院制定了“时间第一,生命无价”的急会诊制度,规定接到急会诊通知后必须15分钟内至患者床前并开始诊疗工作。治愈出院后由我们的术后随访和康复指导团队制定并开展长期的随访和康复指导工作,组建了病友之家,由我们团队的工作人员定期开展病友见面会,关心和指导患者的康复、生活、保健等问题,并注重心理指导工作,帮助患者及家属缓解压力、认识疾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建立良好乐观的生活态度。团队联络人主要由医务处的内科负责人和心血管病区多名高素质的主治医师和住院医师组成,负责全院多学科会诊和多学科学术研讨会的联系和组织,担任会议记录等多种职能。术后随访和康复指导团队及数据处理团队主要是在科主任指导下,由心血管病区主治、住院医师及部分研究生分工协作,共同开展工作。
(2)对于脑血管疾病,我院神经外科联合急救中心、介入科、神经内科、手术室、麻醉科、ICU、影像科、神经康复科等科室开展多学科协作诊疗,并构建院前急救、院内抢救、重症监护一体化急救模式,实现绿色生命通道,提高了对危重脑血管疾病患者的救治成功率。诊疗中根据患者具体病情选择个体化的内科药物保守治疗、脑血管介入治疗、脑外科微创手术或开颅手术等,提高了对脑血管疾病患者的救治成功率,降低了致残率和病死率,并提高了脑血管疾病患者愈后的生活质量。
(3)对于恶性肿瘤疾病,我院更是提倡多学科综合治疗的理念也开展了多年的临床和科研工作,不断总结经验和提高治疗效果。肾母细胞瘤是儿童最常见的肾脏恶性肿瘤,我院组建了肾母细胞瘤多学科诊疗团队,以小儿外科肿瘤组和儿内血液肿瘤组为骨干,并密切联合病理科、放疗科、放射科和检验科等相关科室,共同讨论制定规范化的诊疗流程和综合治疗方案,以外科手术治疗为主,并结合术前或术后的正规化疗、放射治疗、栓塞肿瘤血管的介入治疗、生物治疗等多种方法,实现了对小儿肾母细胞瘤的综合治疗,提高了救治成功率,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复发率及病死率。同时我院组建了肾母细胞瘤科研小组,开展了系列科研工作,应用表面增强激光解析电离飞行时间质谱技术结合支持向量机等先进技术建立了肾母细胞瘤血清蛋白质指纹图谱模型,临床分期模型和预测肾母细胞瘤的预后模型并初步完成了肾母细胞瘤特异性蛋白质的鉴定工作,这些科研成果为肾母细胞瘤的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正规治疗及预后监测提供了新的方法,实现科研最终服务于临床的目标。
我们应当顺应当代医学综合整体化和学科专业化共同发展的趋势,以专业顶尖化为基础,从实际出发开展多学科协作,加快医院多学科协作团队的建设,努力实现临床疾病的综合治疗,临床工作要以患者为中心,注重人文关怀,提高临床诊疗水平和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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