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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笔者曾经做了一次简单的调查,就是提起跨国投资,然后观察人们的反映,大多数人自然而然的想到国际上著名的跨国公司,什么可口可乐,麦当劳的;提到外资,更多的人关心的是如何引进和利用外资,很少有人将这些同中国的企业联系到一起。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资金缺乏的确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但殊不知,中国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全球一体化的不断加强和中国加入WTO,赢得了国际化的资源配置环境,大多的中国企业都应该走出国门,为自己寻找更大的发展空间。
国际跨国投资是公司为了获取预期未来收益而将资本投放到国外的活动,是国际货币资本和国际产业资本实现跨国流动的一种形式,以资本增殖,生产力提高为目的的国际跨国投资活动是科学进步,国际分工细化及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跨国公司已成为国际投资活动中最活跃的因素,是国际投资活动的主体。国际跨国投资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大踏步发展,十多年来跨国投资金额超过了10000美元的大观。在过去的9年中,全球的跨国投资保持了极高的增长速度,投资金额从1995年的3311亿美元增加到1999年的10750亿美元,2000年更是超越了12700亿美元。统计资料显示,到1999年底,全世界的跨国公司总数超过了60000家,拥有30万个海外子公司和附属企业,这些跨国公司占全世界对外国投资的70%以上,占全世界总产出的1/4。世界上最大的100个经济体中有51个是跨国公司,其余49个是国家,也就是说,有些跨国公司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了中等发展中国家。时隔五年,以跨国公司的发展势头,不难想象其规模和力量。大量的事实证明,跨国投资是当今世界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对中国企业而言,尽早地加入国际竞争当中,显得尤为迫切。
按照国际资本输出的规律,各国吸收国外投资与对外投资的比例,发达国家是1:1.44,即每吸收1美元外资,对外投资可达到1.44美元。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比例为1;0.43,而我国目前的比例为1;0.26左右,尚相当于发展中国家的1/2多一点。随着我过综合国力的不断加强,工业门类的齐全和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交流经验的大量积累,我国对外投资存在着不可估量的潜力。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认为,目前中国应该并且已经达到快速对外输出资本的阶段。他指出,按照国际经验,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一旦达到2000美元,产业结构就应进行调整,把一些生产能力过剩的企业移至海外,以更低的成本来获得更多的利润。目前中国人均收入虽只有1000美元多一点,但是由于地区差异,上海人均收入已经达到5000美元以上了,而江苏、浙江、广州等沿海地区人均收入都远在2000美元以上。因此,到国外投资是万事俱备,只差行动了。
近几年来,中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通货紧缩,很多领域存在过剩的生产能力,这就很容易让人想起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的边际产业理论,即产业升级后处于比较劣势的产品和技术的转移,一是沿海到中部、内陆欠发达地区,再就是向国外此产业仍然处于比较优势的地区,尤其是了解国外市场的企业,向资本缺乏而劳动力密集的地方转移。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教授徐滇庆指出:中国对外投资应该选择那些市场程度比中国慢半拍的国家和地区。中国企业一方面有着充足的经验,一方面对这种转型中的市场有超强的适应能力。他将之成为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的“早半拍”准则。早半拍准则可以在国际贸易的需求偏好相似说中找到影子。需求偏好相似理论(ThoeryofDemandPreferenceSimilarity)是瑞典经济学家林德(S.B.Linder)提出的,用国家之间需求结构相似来解释工业制成品贸易发展的理论,这对跨国投资同样适用。林德认为,影响一国需求结构的主要因素是人均收入,一国的需求结构和人均收入是直接相关的,人均收入越相似的国家,其消费偏好和需求结构越相似,产品的相互适应性就越强,贸易交往也就越密。人均收入较低的国家其选择消费品的质量要求也就较低,因为他们要让有限的收入满足多样化的需求,同时,为了实现充分就业和掌握生产技术,也只能选择通用的技术,简单的资本设备,而人均收入较高的国家刚好相反。这就给人一种感觉,中国过剩的生产能力最好走这条路。徐滇庆教授根据他的早半拍准则得出结论:中国资本输出最佳的地区是东欧地区,并切举了丰佳集团的例子加以说明。其依据是这些地区国内市场化程度,参与世界经济的程度都远不如中国,而其收入水平和需求结构和中国类似。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一、这种理论只能解释水平上的跨国投资问题,却忽视了垂直跨国投资问题。二、这种理论只丛经济发展程度角度入手,而忽视了政治等其他的条件。以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为例,其投资环境存在以下的问题:1、法律烦琐,透明度低,且优惠政策没有明确的法律保障;2、经济困难,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期望值较高,反过来受其限制也高;3、政局尚未完全稳定;4、处于美俄争夺激烈,经济不稳定,麻烦事多的灰色地区;5、腐败、、行贿受贿严重,投资风险大,成本高,等等。丰佳在那里的成功不能把这些一下都抹去。三、这种理论引导的资本流向的产业基本上是一些低级产业,不利也企业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因此我要指出,“早半拍”准则倒不如归结为一种跨国投资战略,即打发展程度的时间差,利用这种时间差取得良好的走出去效果。但是并不足以指导资本的主要流向。我国企业跨国投资应树立多元化的发展观念,不应该过分依赖一些国家、地区和产业,更不能一哄而上。应该在深入分析和考察的基础上,对投资市场和产业有所取舍,以发挥资本的最大效用。
实际上,中国企业跨国投资,欧美发达国家及一些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才是优先考虑的对象。原因如下:1、这些国家市场化程度较高,社会政治环境稳定,虽然竞争激烈,但也为投资者提供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2、这些国家有着先进的生产管理技术和丰富的营销经验,是我国企业“练兵”和“取经”的最佳场所,能对我国国内企业的质量和水平有所推动和提高;3、这些国家的技术开发和产品较新,可以是企业对前沿技术和管理有较快的反应能力,有利于我国企业发挥后起者优势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提升产业层次和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4、欧元美元作为硬通货,币值坚挺,汇率风险小而增殖能力强;5、目前欧美国家都实行鼓励外来投资政策,提供各种低息贷款。另外已有的工业基础能为企业提供相关的产业支持,有利于企业降低成本。调查表明,绝大多数中国资本投向正是这些地区。
解决了区位选择问题,那么下一步就是怎样走出去了。一个模糊而又完美的建议无外乎考虑企业自身状况和国外的投资环境。在此问题上,也没有完全适用的法则,中国企业完全可以深练太极之道,将中华武功的精髓思想运用到走出去的战略中来。
对付强者,避实就虚,攻敌弱点。我国企业与国际知名跨国公司在国际竞争中的实力对比相差悬殊,所以不能硬来,应该采取迂回的策略,发挥灵活的优势,攻击敌人薄弱的环节。从大型相关产业的公司涉足不深的地方,推广自己的国际化品牌。
以己之强攻敌之弱,发挥比较优势。我国的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依托的跨国经营可以物美价廉的产品占领国外市场,中国的很多产品(劳密型)占据世界大量的市场分额,甚至引起一些国家的恐慌,通过建立海外子公司进行内部化的交易,可以有效的减少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反倾销。进而发挥劳动成本低廉的威力。
以静制动,发挥后起者优势。借力打力,四两拨千斤。比较优势的战略适用的是贸易领域,虽然能使发展中国家获得贸易利益,但容易使我国低水平的产业结构固化。在现有的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通过与高新技术的结合来提升产业结构是我国必须解决的问题。这就需要发挥后起者优势,敌未动我不动,敌动,我动在先。具有选择的使用国外在付出巨大代价才获得的支持经济增长的一系列科技成果,这样就可以跳国许多技术发展阶段,直接采用新技术甚至在其基础上进行研发实现企业质的飞跃。如首钢集团收购美国MastaEngineer公司70%的股份,获得了650套设计图纸,46个设计软件包,从而增强了首钢集团设计和制造重型冶金设备能力,扩大了中国钢铁工业作为整体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2002年9月TCL集团控股的TCL国际通过其全资子公司与德国施耐德达成收购协议,利用巧劲,达到了利用其已有的融资和销售渠道。
集中力量,各个击破。由于实力不足,我国企业采取全线出击可能隐含过大的风险,但如果采取各个突破就不会力不从心。海尔在美国纽约曼哈顿矗立起海尔大厦使美国人开始把HAIER和HIGHER联系到一起后,与三洋机电成立三洋海尔株式会社,把冰箱打入了很难进入的日本市场。
1.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基本动因。在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跨国公司是一支不容忽视的重要经济力量。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全球6万多家跨国公司控制了世界工业生产总值的40-50%,国际贸易的50-60%,对外直接投资的90%,并且拥有全球90%的技术转让份额。跨国公司对全球经济运行所产生的举足轻重的影响,主要来源于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多样化产品和先进技术、优秀的管理人才,良好的商业信誉,以及遍布全球的营销网络。正是凭借这些优势,跨国公司才得以在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并且始终在国际投资活动中扮演主要角色。值得特别重视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国际直接投资迅速发展,不仅已经成为各国经济相互联系的重要机制,而且对拉动全球区域经济增长发挥着十分积极的作用。
在一般意义上,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最基本动因是追求风险调整之后的利益最大化。进一步分析,则有四个方面的微观动机:第一,生产要素导向。即以相对较低的经济代价获取自然资源、劳动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第二,市场导向。即突破国界对市场交易范围的限制,在国外拓展更大的市场空间。第三,效益导向。即通过公司内部垂直一体化或水平一体化的组织体系,促进合理化经营,获得规模经济效益。第四,规避风险导向。即将生产经营活动安排在不同国家,分散或规避可能发生的政治风险,获取稳定收益。
英国经济学家邓宁以为,尽管收益最大化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始动力,但决定其具体投资行为的则是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企业的所有权优势是指别国企业难以获得的资产及其所有权,既包括对有形的原材料产地或生产技术的垄断,也包括跨国公司自身有效率的组织系统,所有权优势赋予跨国公司有益的交易成本或成本优势,以此抵消其在海外经营的不利因素。内部化优势是指跨国公司将其拥有的资产或技术加以内部使用而带来的优势,即跨国公司将拥有的资产或技术通过市场内部化转移给国外子公司,可以比通过外部市场交易转移获得更多的利益。区位优势是指跨国公司选择国外安排生产经营活动,其所获利润必须高于国内生产再出口到国外市场所赚取的利润。区位优势不仅包括生产原料和生产要素价格、基础设施状况,而且包括市场规模和结构,以及文化、法律、政治等制度环境。
上述分析表明,跨国公司投资过程中的利益实现是其实施对外投资战略的决定性因素,而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则对跨国公司的投资流向和规模产生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2.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战略调整。进入90年代之后,由于国际经济竞争日趋激烈,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战略发生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重大变化,表现在:
第一,投资目标的调整。跨国公司逐渐改变了以前单纯利用国外廉价资源,抢占国际市场,转移落后或污染型生产能力的投资方式,转为以提高跨国公司国际竞争力为核心,更加重视对外投资的全球市场整体性和系统性。
第二,投资方式的调整。跨国公司的投资方式正由原来单一的股权安排方式逐步向投资方式多样化转变,目前跨国公司的主要投资方式包括股权式合资、非股权式合作、独资、跨国收购与兼并以及国际战略联盟等,股权式合资长期以来是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主要方式,其优点是能减缓制度和政策障碍,有利于进入目标市场。但其前削弱母公司控制权的弊端十分明显,因而投资成本和风险不断增加。目前,跨国公司在发达国家的成熟市场更多地是收购兼并的方式进行投资。而对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更趋向于以技术授权、生产合同、设备租赁、合作销售等非股权安排方式进行投资。
第三,投资来源的调整。随着跨国公司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其原有的内部融资已不能满足此要,在需基础上产生了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外部融资,即从母公司和子公司所在国的金融市场以及国际资本市场获取投资资金。外资融资的优点在于可以使跨国公司充分利用国内外资本市场扩大融资规模,分散融资渠道,降低筹资成本和减少风险。
第四,投资产业的调整。从70年代起,第三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就在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产业结构中呈上升趋势。进入90年代之后,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产业重点已从传统的资源开发业、初级产品加工业,向新兴的高附加值产业、服务业以及基础设施投资转移,高科技产业、金融保险业以及基础设施投资正在成为跨国公司新的投资热点,导致这一产业重点转移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新技术革命不断深入的背景下,高新技术领域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跨国公司只有加大这一领域的投资,才能抢占“制高点”,在未来激烈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其次,金融、保险、商业等第三产业经营范围广、投资回收期短,跨国公司拥有比较优势,有利于其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再次,基础设施不是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日益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并且以大幅度放松国家控制的方式吸引外资进行建设和改造,从而使之成为具有稳定的潜在投资盈利机会的产业。正因如此,跨国公司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表现为迅速增长的势头。
总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战略已经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我们必须以此为基础制定和调整相应的政策,以期在吸引跨国公司投资方面取得更大的进展。
二、跨国公司投资西部:现状与障碍
1.跨国公司投资西部的现状和特征。跨国公司对中国大规模的进入和投资,不仅直接缓解了我国建设资金严重不足的现实矛盾,而且带来了国外先进技术,促进了我国支柱产业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区域经济的振兴及繁荣。在一定意义上,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富有生气的新的增长点。尽管我国引进跨国公司投资的步伐逐渐加快,已经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从总体上看,跨国公司主要投资于沿海地区的趋势仍未从根本上改变,直至目前,西部地区利用外资尤其是大型跨国公司投资的比重仍然较小,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对拉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还十分有限。
1999年,我国西部地区引起外资项目累计1.7万个,占全国总数的5.01%,合同外资金额255.9亿美元所占比重为3.87%,实际使用外资99.1亿美元,所占比重是3.22%。
除此之外,西都地区引进外资特别是跨国公司投资还表现出如下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特征:
(1)投资规模较小。由于受投资环境制约,跨国公司虽然进入西部的产业领域包括从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到资金,技术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的各个方面,但平均投资规模普遍较小,产业带动能力比较有限。1999年西部地区单位利用外资项目的投资规模为139万美元,比全国平均180万美元低22.8个百分点。
表11999年我国西部利用外资情况(单位:亿美元)
地主名称项目数比重合同外资比重实际投资比重
(%)(%)(%)
全国总计34153810066137174110030763071100
四川省51111.507189491.172741640.89
重庆市27080.793690420.602004500.65
贵州省13680.401554980.25397370.13
云南省18530.542522700.41841660.27
200.101263-3-
陕西省29820.875352880.872757530.90
甘肃省13030.38935680.15393810.13
青海省2000.06246510.0419680.01
宁夏自治区5560.16397880.06111150.04
新疆自治区9440.28966070.16350560.11
资料来源:国家外经贸部统计资料
(2)产业结构趋同。现实表明,跨国公司在西部地区的投资主要集中于食品、饮料和商业零售业,即便对西部地区而言,这些产业本身业已处于相对饱和状况,市场竞争十分激烈。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的大规模进入,将因投资结构趋同而对西部地区已有的产业构成巨大的竞争压力和市场冲击;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对西部地区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数量还十分有限。从长远看,跨国公司在西部地区投资结构的失衡必然导致产业结构的失衡,从而给西部地区经济的良性发展埋下隐患。
(3)技术梯度较低。跨国公司在西部地区的大多数投资项目均为劳动密集型企业,缺乏先进技术作为支撑。即使是这些较低层次的加工组装企业,关键技术和关键零部件也大都留在投资者国内,中方企业很难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更不能掌握先进的工艺技术。因此,跨国公司对西部地区的投资项目普遍技术梯度较低,由此导致利用外资与引进技术脱节成为带普遍性的矛盾。
(4)区域内部分布不均。从外资在西部地区的总体分布及结构看,区域内非均衡分布的矛盾同样突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四川、重庆、云南、陕西4个省市,1999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83.4亿美元,占西部地区99.1亿美元的84.2%。而、青海、宁夏三省区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仅为1.3亿美元,所占比重为1.31%。
2.跨国公司投资西部的主要制约因素。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标志着中国经济开始实现从区域梯度发展战略向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中央政府对西部地区投资力度的有效增大,各种优惠政策的显著倾斜,将给广大经济增长滞缓的西部地区带来巨大的历史机遇,同时也将对推进跨国公司更大规模地投资西部产生十分重要的积极影响。
应当看到,我国西部地区自然资源富集,比较优势突出,具有良好的开发前景。并且拥有庞大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和高质量的科技队伍,生产要素成本相对较低。此外,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滞后,消费构成偏低,可开发的市场潜力极为可观。因此,西部地区客观上存在引进跨国公司投资的一系列有利条件。但对吸引跨国公司投资而言,潜在的有利因素如果不能得到包括社会、经济、法律等方面内容在内的良好的投资环境配合,其吸引效应不可避免地会被削弱乃至抵消。从西部地区的现实考察,跨国公司的进入和投资主要面临如下障碍因素:
(1)体制障碍。从总体上看,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轨时期,尚未建立起健全的市场经济和法律规范,经济活动中还存在大量的非市场行为。比较而言,西部地区的体制表现得更为突出:一是政府行政干预大量存在,项目审批环节繁琐,不仅使成本增大,而且外资企业往往因遭遇意想不到的困难而无所适从。二是机构林立、人浮于事、工作效率低下、管理范围和权限混乱,以各种方式损害外资企业利益以谋取私利的现象十分普遍。三是国有企业比重大,其机制僵化、包袱沉重,难以成为利用外资的主体,不能与跨国公司开展多种形式的经济和技术合作。
(2)政策障碍。综合而论,西部地区引进跨国公司投资的政策障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在投资领域上,要求跨国公司的投资只能局限于一个项目或多个项目,抑制了跨国公司系统投资。同时由于电信、金融、外贸、交通等服务业还没有开放,为跨国公司综合服务的能力不高,限制了跨国公司的投资深化;在控股上,某些产业或者产品规定中方控股的政策抑制了跨国公司投资先进技术的积极性和可能性;在产品销售上,要求跨国公司将一部分产品销往国外的规定,使跨国公司必须让出部分海外市场销售其产品,挤占了跨国公司的市场,增加了边际成本。在外汇上,要求跨国公司自行平衡外汇,尽管我国取消了经常项目下的外汇管制,但是资本项目下的外汇管制依然存在。在国产化上,要求跨国公司必须实行一定程度的国产化率。这些准入条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跨国公司的投资,此外,西部地区对跨国公司的政策歧视现象也不同程度存在,实行以国民待遇为核心的公平政策,是当今全球经济发展中引进外资的通行规则,但西部地区这方面同样存在一定差距,比较多的情况是对外资企业先用优惠政策引进,然后以不同手段进行利益挤压,使之不能在公正和公平的环境下平等竞争。
(3)市场体系的障碍。与东部地区相比我国西部地区市场体系发育滞后的矛盾相对更为突出,一方面是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结构单一,功能不全,另一方面是市场监督机制弱化,无序竞争现象严重,这种状况往往使对市场网络有着很高依存度的跨国公司处于窘境之中,不论是原材料采购还是产品销售都会面临种种难以预料的困难。更应重视的是,西部地区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盛行,许多地方为保护自身利益而进行地区和部门封锁,形成市场分割,进而对跨国公司投资产生限制性的消极影响。
(4)基础设施系统的障碍。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薄弱,投资能力有限,加之地形地貌复杂多样,致使其交通运输和邮电通讯等基础设施系统长期落后,构成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瓶颈”。国际经验证明,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选择并非十分注重政策的优惠程度,而是立足于投资的长期性和系统性目标,对以基础设施系统为主的投资环境有着相对更高的要求。因此,落后的基础设施系统无疑是西部地区制约跨国公司投资进入的主要因素之一。
(5)人力资源的制约。尽管西部地区剩余劳动力资源众多,成本低廉,可以为跨国公司投资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充足的生产要素基础。但同时必须看到,西部地区劳动力资源普遍素质低下,不能满足跨国公司对具有较高技术素质的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不仅如此,西部地区高级管理人才更为稀缺,供给与需求错位的矛盾相当突出,这也从人力资源方面构成了影响跨国公司投资西部的制约因素。
三、跨国公司投资西部:政策选择
综上所述,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全面实施,为充分发挥西部地区吸引外资的潜在优势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跨国公司更大规模投资于西部地区的外部条件已基本成熟。就现实而言,首要的任务是必须对西部地区鼓励跨国公司投资的政策措施进行必要的调整和创新,卓有成效地克服经济、社会、法律等方面的制度缺陷,创造更加有利的投资环境,促进西部地区引进跨国公司投资取得重大突破,更充分有效地发挥其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
概括而论,加快西部地区引进跨国公司投资步伐的政策选择,应包括如下几个重要方面:
1.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完善投资软环境。应当进一步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减少环节,提高效率,有效改善对跨国公司的管理和服务。要保持相关政策的公开透明,坚决杜绝对外资企业的乱收费、乱检查和乱摊派现象,切实保障其合法权益。对一些已经表现出不适应性的调控措施,如国内融资限制、国产化要求、出口比例要求、外汇平衡要求、技术转化要求等,应当依据WTO的有关规则及时进行修改。此外,还应进一步规范和简化对外商投资的审批程序,对于国家鼓励的投资项目应尽快改审批制为登记制或备案制。
2.积极稳妥地扩大西部地区市场的对外开放。应当结合中国加入WTO的总体要求和西部地区的现实状况,进一步向跨国公司开放投资市场。对于已经试点或具备条件的领域,如商业、外贸、民航、电信、旅游资源开发、金融、保险等对外开放要积极推进;对教育、卫生、城建、咨询服务、建筑等领域如何引入外资也要认真一一进行探索。在农业、环保、电力、石油、天然气、公路、城市基础设施等方面要积极鼓励并引导外商投资。
3.制定新的引进跨国公司投资的优惠政策。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沿海地区之所以能够吸引大量的外商投资,主要是得益于国家长期推行的对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目前,应当结合国家对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取向,制定新的优惠政策吸引跨国公司前来投资。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比较优势明显,以资源换资金、换技术是吸引跨国公司投资的重要选择。因此,应当在土地使用、资源开发、产业发展等方面为跨国公司提供更加优惠的政策,并且要高度重视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以明确的法律规范形式予以利益保护。应在西部地区已经设立和升级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基础上,有选择地设立经济特区,促使其首先发展起来,然后以点带面,辐射周边地区,进而带动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
4.以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引进跨国公司投资。根据西部地区的现实情况,引进和利用跨国公司投资应当逐步由过去的全面吸纳转变为有选择、有重点的吸收,必须通过引进外资促进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推动西部地区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
——发挥资源优势,培育特色产业。西部地区在吸引跨国公司投资时,首先应鼓励其投资于水能开发、矿藏资源深加工、石油天然气开发等具有绝对和相对比较优势的自然资源开发领域,培育有竞争力的资源加工体系。同时,要制定更加优惠的政策,鼓励投资于农业项目和环境保护项目,促进西部地区形成特色农业和强化生态环境保护。此外,西部地区拥有独特的旅游资源,也应将其作为鼓励外资进入的重点产业之一。
——发挥人才优势,发展高科技术产业。西部地区虽然劳动力整体素质比较低下,但在一些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级的地区却拥有数以百万计的科技人才,并且高科技术产业的发展也已具备一定基础。因此,应当充分利用已有的产业基础,发挥人才优势,在引进跨国公司投资中把培育壮大高科技术产业作为重要的战略目标,以其为支柱产业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提升技术进步水平,促进西部地区经济能够持续稳定发展。
《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中显示2001年全球范围内的国际直接投资总值为7350亿美元,而跨国并购总值为5940亿美元(虽然无论是国际直接投资还是跨国并购的总值都比2000年有相当大的下降,但跨国并购在国际直接投资中的主体地位却并没有动摇)。UNCTAD(联合国贸发会议)于2002年10月24日公布了全球直接投资的预测数字,预计2002年全球国际直接投资额为5340亿美元(比2001年下降27%),但由于中国持续推动企业结构调整和市场开放,以及由加入WTO所带来的促进作用,国际直接投资会继续流入到中国的技术含量高的制造业以及服务行业。预计中国吸收的国际直接投资会达到500亿美元,从而成为世界上国际直接投资的最大流入国(美国预计2002年流入国际直接投资440亿美元)。但是应该看到,由于我国政策的限制,国际直接投资进入我国一般都是采用新设投资的方式,《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中显示,2001年我国吸收了468.8亿美元的国际直接投资,但只有不到5%是通过跨国并购的方式进入我国的,其余的都是采用新设投资方式。
从2002年11月3日开始后不到10天内,国家有关部门相继出台了《关于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有关问题的通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和《利用外资改组国有企业暂行规定》等三个重要文件。这些文件和证监会此前已经的《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设立规则》和《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相结合,使得我国资本市场的开放领域形成了从入世协议框架下的证券业和基金业的开放,到外资直接参与国有产权和非流通股权的并购转让市场,再到允许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直接投资A股市场等渐次展开的全方位开放局面,我国资本市场的每一个环节和组成部分基本上为外资的进入建立了政策通道。
UNCTAD(2000)认为以下几种因素可以解释跨国公司对跨国并购的偏好:一是跨国并购可以获得东道国的战略性资产,如商标、特许经营权、专利、专有技术以及当地的分销渠道等;二是直接到海外去并购资产可以迅速地渗透到当地的市场,这样可以在跨国公司激烈的争夺海外市场的竞争中抢得先机。总之,东道国的资产对跨国公司而言具有超越其自身内在价值之上的更为特殊的策略价值。因为它使跨国公司在对东道国的产品市场的争夺中处于一个更加有利的地位,这种策略价值显然是新设投资所不具备的。
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有两种方法可供选择,即跨国并购和新设投资,而跨国并购日益成为一种流行的对外投资方式而受到更多跨国公司的青睐。面对日趋增多的跨国公司在华并购行为,那么就需要了解这两种投资方式本身到底有什么不同?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文构建了一个模型对此进行解释。
二、模型分析
在本部分构建的模型一方面揭示了国内资产较高的战略价值是购并产生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又证明了国内资产的战略价值越高,参与并购的跨国企业的利益反而越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开放经济条件下均衡的所有权结构问题。
(一)基本假设
假设东道国H的某一产品市场上在最初的封闭经济条件下只有一个企业d在供给产品。企业d拥有的经营性资产定义为。现在这一市场开始对外开放,这可能是因为国内需求增加了,国内供给不足以满足需求,或者政府缔结了关于投资自由化的合约,或者是因为跨国直接投资的交易成本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大大降低了,还可能是由于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作用。总之,现在跨国并购或新设投资是可行的。我们还假设在世界市场上有m>1个相似的跨国企业。现在它们都可以在H国直接投资。可以预见,在市场完全开放后国内均衡的所有权结构有两种可能:一是国内资产被某一跨国企业所购并,同时其它跨国企业选择新设投资或产品出口等方式进入东道国市场,我们定义这种所有权结构为k[m];二是国内资产仍由国内企业经营,所有跨国企业都只能选择新设投资或产品出口等方式进入,定义这种所有权结构为k[d]。向量k[,m]或k[d]如下式所示:
附图
以(1)式为例,向量中第一个因子代表国内企业拥有的资产。因为跨国并购已经发生,所以国内企业拥有的资产为零。第二个因子表示并购了国内资产的跨国企业在东道国所拥有的资产,参数α>0表明跨国企业和国内企业在运用这些资产的效率上是有区别的。其余的因子显示了没有并购成功的跨国企业的情况。其中N[m]家跨国企业通过新设投资进入东道国市场,投资量分别为k[,G]。剩下的M-N[m]-1家跨国企业选择出口方式,从而在东道国没有直接投资。
当所有权结构为k[m]时,分别定义π[,d](k[m])、π[,A](k[m])、π[,G](k[m])和π[,E](k[m])为国内企业、并购企业、新设企业和出口企业的利润。类似地,当所有权结构为k[d]时,分别定义π[,d](k[d])、π[,G](k[d])、π[,E](k[d])、为国内企业、新设企业和出口企业的利润。均衡的产品市场有以下三个基本的假设和特征:
附图
假设1表明不论跨国购并是否发生,只要新设投资的企业越来越多,企业的利润就越来越小。这个假设的合理性在于新设投资增加了东道国市场的供给,压低了产品价格,从而使东道国各类企业的利润被摊薄。
在假设2中出口的利润设定为零。之所以这样假设是因为东道国可能实施关税保护,使出口贸易无力可图。相对而言,并购或新设投资由于绕开了贸易壁垒,可以获得正的利润。这也是直接投资的一个基本动机。另外,跨国购并发生后,国内企业丧失了经营性资产,从而无法再获得利益,即π[,d](k[m])=0。
假设3中,参数α其实代表了跨国企业使用国内资产的效率。α越大,跨国企业使用的效率越高。α>0是因为跨国企业会将自身的优势和国内资产的优势结合起来,并产生互补效应,从而创造出更大的价值。比如将跨国公司的管理经验、专有技术和东道国既有的分销渠道、品牌优势相融合,就可以产生更多的利润。所以假设。同时,这种并购又会给新设投资进入者以更大的挑战,削弱新设投资的竞争优势,减少其预期收益,即。另外,如果并购没有发生,这种互补效应就不存在,即。
上述假设和其它的一些相关性研究是相符的。如Farell和Shapiro(1996)证明了在古诺模型下,一个母公司增加投资会增加自身的利润并减少竞争者的利润。在上述假设中,互补效应a越大,并购企业的资本存量的值越大。
(二)新设投资
现在考虑跨国公司新设投资的利润。当某一跨国公司没能购并到国内资产附图时,它只能以固定成本G在东道国新设投资。从假设2中可以看到,在东道国H新设投资和跨国并购都是有区位优势的。然而,成功的新设投资企业的数量N[1]也是有限的。
这首先是由于新设投资的风险。正如文献回顾中提到的,新设投资者缺乏对东道国市场的了解和竞争优势。定义成功的新设投资的可能性为p[1]。其次,东道国的市场容量也是有限的,就如假设1所表明的,过多地进入东道国市场会减少既有企业的利润。因此,成功的新设投资的数量N[1]的临界值是:
附图
同时,成功的新设投资的可能性p[1]可定义为:
附图
(三)跨国并购
由于国内资产重要的战略价值,跨国并购将会在M个跨国公司之间引发竞价竞争。为了讨论方便,假设并购过程采取拍卖的形式。M个跨国企业对国内资产同时投标,国内企业既可以接受投标,也可以拒绝。如果第i个跨国公司的投标价格是b[,i],则向量b=(b[,1],。b[,2],…,b[,m])∈R[m]为一个投标集合。如果不止一个跨国企业的投标被接受,那么出价最高者将购并得到国内资产;如果几个投标价格是相同的,则这些跨国企业有相同的机会并购成功。总之,整个购并过程是一个非占优纯策略下的纳什均衡。
为了简化讨论,假设国内企业d不能去并购跨国企业。这可能是因为国内企业财务实力不够或者缺少运营大型跨国企业的经验。还假设跨国企业相互之间不会有并购发生,这样假设是考虑到跨国企业之间的利润已经平均化,而且跨国并购要得到各国政府当局的政策允许。
跨国并购的过程就是各个跨国企业对国内资产的估价过程。的价格A存在三种可能,即:
附图
V[,mm]是存在竞争性并购条件下,跨国企业对的估价。即如果某一跨国企业没有并购,将为其它跨国企业所购并。由于假设M个跨国企业都是相似的,因此V[,mm]是这种情形下任一跨国公司对的估价。V[,mm]是一个机会成本的概念,即V[,mm]是没有并购成功的跨国企业对国内资产所愿意支付的价格。V[,mm]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并购成功后可以获得的预期利润,二是如果并购不成功而采取新设进入时可能获得的利润。当具有很高的战略价值从而并购成功后预期利润很高时,V[,mm]会相应增加;同时根据假设3,如果的战略价值很高,当并购没有成功时,转而采取新设进入可能获得的利润就会大大减少。两方面作用的结果是,如果的战略价值很高,或者说并购后产生的互补效应很强,那么并购价格将相当高昂,它甚至超过了并购所能带来的利润的增加。实质上,高昂的并购价格来自于战略性资产的负的外部效应。
V[,md]是非竞争性并购条件下,跨国企业对的估价。即如果跨国企业并没有并购,则将为国内企业继续持有。V[,md]和V[,mm]的区别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如果某一跨国企业并购没有成功,它新设进入的利润将有所不同,因为国内企业和跨国企业使用的效率是不同的;二是新设进入在并购发生和没有发生时成功的可能性不同,这一点已由(7)式揭示。
V[,d]是没有并购发生时资产的价格,因为(4)式中已假设π[,d](k[m])=0,所以V[,d]就是国内企业持有时所能获得的利润。
对的三种不同的估价可以组成6种排列组合,由表1所示的6个不等式表示。
表1对企业经营资产的不同估价所组成的组合
不等式定义
I[,1]V[,mm]>V[,md]>V[,d]
I[,2]V[,mm]>V[,d]>V[,md]
I[,3]V[,md]>V[,mm]>V[,d]
I[,4]V[,md]>V[,d]>V[,mm]
I[,5]V[,d]>V[,mm]>V[,md]
I[,6]V[,d]>V[,md]>V[,mm]
在上述6种排列组合情形中,跨国并购可能会发生,也可能不会发生。这是跨国企业和国内企业之间,以及跨国企业相互之间的一个博弈过程。博弈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并购或新设投资后跨国企业所能获得的净利润。分别用Ⅱ[,A]、Ⅱ[,G]、Ⅱ[,d]来定义并购后跨国企业的净利润、新设投资的跨国企业的净利润以及国内企业的净利润,因此有:
附图
博弈的结果将决定均衡的所有权结构(EquilibriumOwnershipStructure,EOS),这个结果实际上是非占优纯策略下的纳什均衡。该纳什均衡可用表2表示。
表2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企业以及跨国公司之间的博弈均衡
附图
表2揭示了不同情况下的均衡所有权结构,以及并购企业、新设企业和国内企业各自的净利润。由表可见,在I[,1]、I[,3]、I[,4]成立时,跨国并购一定会发生,只是并购价格以及各参与方的净利润有所不同。在I[,5]、I[,6]成立时,跨国并购不会发生,国内企业将继续持有自己的资产。当I[,2]成立时,并购可能发生,也可能不会发生,这主要取决于跨国企业对国内资产的战略价值的认识。根据这个纳什均衡,还可以推导出一个重要定理(定理1),即如果国内资产的战略价值足够高,那么跨国并购就一定会发生(证明略)。
三、跨国并购和新设投资的盈利性分析
(一)跨国并购的盈利性分析
上述定理反映,国内资产战略价值α的高低是跨国并购是否发生的主导因素,但对高战略价值资产的并购并不等于会有高的盈利。如果只有一个跨国企业参与并购,那么的战略价值越高,则并购后的盈利越大。但在竞争性并购条件下,情况却截然相反。有如下定理:
定理1:当跨国并购为竞争性并购时,国内资产的战略价值越高,并购后跨国企业的净利润可能越小。证明:设E(Ⅱ[,NA])为竞争性并购条件下,新设投资者的预期净利润,则参与并购的跨国企业的净利润可以表述为:
附图
由(14)式可以看出,参与并购的跨国企业的净利润就是竞争性并购条件下新设投资者的预期利润。本来,国内资产的战略性价值越高,并购企业所能获得的利润也越大。但并购的净利润还需减去购买国内资产所支付的价格A。它是参与并购的竞争者们愿意支付的价格,也是随着并购资产的战略性价值α的增加而递增的,所以抵消了并购者利润的增加。结果并购者的净利润表现为新设投资者的预期利润。
有三种效应可以用来说明定理2,第一种效应是产品市场的竞争效应。在(14)式中,假设p[m]是外生的,即国内资产的战略性价值α的变化并不会对新设投资的盈利可能性p[m]产生任何影响。因此,对(14)式求偏导数:
附图
产品市场的竞争效应为负数说明了国内资产的战略性价值越大,并购者的净利润反而越小,因为竞争性并购下并购者的净利润等于新设投资者的净利润。它说明如果国内资产战略价值越大,新设投资者在产品市场上遭受的竞争压力也越大,其净利润自然也越小。在这里,产生了负的外部效应。
第二种效应称作投资价值效应,它和第三种效应“进入竞争效应”都假设新设进入盈利的可能性p[m]是内生的,随着国内资产的战略性价值α的变化而变化。因为E(Ⅱ[,NA])=p[m]Ⅱ[,G],所以:
E(Ⅱ[,NA])=p[m](Ⅱ[,G](N[m]+N[m])-Ⅱ[,G](Nm]))+p[m]Ⅱ[,6](N[m]+N[m])(16)
投资价值效应和进入竞争效应分别由(16)式的前后两个因子表示。由假设3(5式)已经知道,的
战略价值越高,新设进入盈利的可能性越小,所以p[m]/α是个负数,也即进入竞争效应为负。另一方面,的战略价值越高,成功的新设进入者就越少。由假设1(3式)知道,国内市场的竞争者越少,竞争就越趋缓和,竞争者的净利润就越多,因此投资价值效应为正。
总之,当p[m]外生时,国内资产的战略价值越大,跨国企业(不论是并购者或新设进入者)的净利润就越小。这是由于竞争性的跨国并购造成的外部效应所导致的结果。当p[m]与α相关时,产品市场竞争的效应和进入竞争效应为负数,投资价值效应是正数,所以当α增大时,跨国企业(不论并购者或新设进入者)的净利润可能增大,也可能减少。
(二)新设投资的盈利性分析
如果某个跨国企业想通过直接投资方式进入东道国的市场,而跨国并购又没能成功,新设投资是另一种可供选择的方式。但新设投资面临着不能成功的风险。本文已经提出了不能成功的两个理由:一是新设投资者缺乏对东道国市场专有知识的认识;二是新设投资者在东道国市场上面临着跨国并购企业和其它新设投资企业的竞争,这些因素都阻碍了新设投资企业的成功。这些额外的风险也使成功的新设投资者要求得到更多的净利润。于是有下面的定理:
定理3:如果跨国并购已经发生,那么新设投资成功的跨国企业在东道国获得的净利润不会低于跨国并购企业在东道国获取的净利润。证明:由表2可知,当I[,1]、I[,2]、I[,3]或I[,4]成立时,跨国并购才会发生。
附图
综上所述,当I[,1]、I[,2]、I[,3]或I[,4]成立时,Ⅱ[,G]>Ⅱ[,A]。即跨国并购发生时,成功的新设进入者要比跨国并购者获取更高的净利润。如果国内资产的并购价格由国内企业和某个跨国企业单独协商决定,则跨国并购与新设投资相比是有利可图的。但当若干个跨国企业对国内战略性资产同时竞价时,国内资产的价格在竞价中被高估了。在均衡的并购价格处,跨国企业中的并购者和非并购者的预期利润都是相等的。然而,考虑到新设投资的风险,成功的新设投资者将获得更高的净利润,这实质上是一种风险溢价。
四、跨国并购对股票市场的影响
跨国并购引起并购企业和目标企业股价的异常变化已经有大量的实证研究。这些研究通常观察并购发生那一时点之前和之后一段时间(如几个星期)并购企业和目标企业股价的反常变化。股价变化代表了资产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者对跨国并购的评价和今后盈利性的预期。如Scherer和Ross(1990)在大量实证研究之后得出结论:跨国并购使目标企业的股价上扬,股东获利;而并购企业的股票价格可能增加,也可能减少。
这里试图对此现象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假设股票市场是完善而有效率的,市场投资者是理性且信息充分的,即股价波动大致反映了企业目前的经营状况和未来的盈利预期。那么,就可以用跨国并购后双方企业净利润的变化来解释股价的波动。即当净利润增加时,股价也随之上升;当净利润减少时,股价也下降;当净利润不可预测时,股价也无序波动。跨国并购对并购双方股价理论上的影响可总结如表3所示。
表3跨国并购对并购双方股价理论上的影响
附图
在第1栏中,国内企业并购发生后的股价在理论上应高于并购发生前的股价。这是因为并购价格A≥V[,d]。对国内战略性资产的竞价竞争抬高了国内资产的价格,使其高于国内资产的内在价值,并且这份租金被国内企业获取了。
在第2栏中,并购发生后跨国企业的净利润用Ⅱ[,A](k[m])表示。假如并购没有发生,该跨国企业的净利润可表示为:E(Ⅱ[,c](k[d]))=p[d](π[,G](k[d])-G)。当I[,3]或I[,4]成立时,可以证明Ⅱ[,A](k[m])>E(Ⅱ[,G](k[d])),即并购增加了跨国企业的净利润,从而相应提高了其股票价格。相反,当I[,1]或Ⅱ[,2]成立时,Ⅱ[,A](k[m])<E(Ⅱ[,G](k[d])),并购产生的负的外部效应使并购的净利润大大降低,甚至低于没有发生并购时跨国企业新设投资的净利润,从而使跨国企业在并购后股价反而下跌。
在第3栏中,我们将跨国并购企业的股价和新设投资跨国企业的股价相比较。前面已经讨论过,竞价竞争使跨国并购企业的净利润和新设投资企业的预期净利润相等,即Ⅱ[,A](k[m])=E(Ⅱ[,G](k[m])),所以并购并不会使跨国企业的股价相对于新设投资者发生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在I[,4]的条件下,由于跨国并购企业承担了跨国并购的成本,所以净利润比新设投资者有所减少,股价理论上应该下降。
在第4栏中,跨国并购企业的股价始终低于成功的新设投资企业的股价。定理3中我们已经证明了成功的新设投资者的净利润要高于跨国并购企业的净利润,又考虑到证券市场上投资者的理性和股价将大致反映企业盈利,所以结论是成立的。
五、结论
本文对跨国并购和新设投资这两种直接投资方式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比较。
首先论证了跨国并购为什么会发生。我们以为这主要是因为国内资产所具有的战略性价值,即跨国公司将自己的优势资产和东道国国内资产相结合时,会产生一种互补效应,从而迅速增强跨国并购企业在东道国市场的竞争力,定理2就明确提出:当国内资产的战略性价值足够高时,跨国并购就一定会发生,这从一个侧面揭示出跨国并购的必然性。本文还把这种互补效应用参数α来明确表示,并揭示了当α变化时对并购双方以及新设投资者收益的影响。
其次,我们还论证了跨国并购发生的条件以及在不同条件下并购的价格;论证了各种可能性下均衡的所有权结构以及并购双方、新设投资者的收益分配等。结果发现,由于各个跨国企业对国内资产的竞价竞争,国内资产的价格会提升到高于或大大高于其内在价值的高价。这种溢价作为一种经济租,被国内资产的所有者占有了。并购成功的跨国企业并没有比新设投资者多享受到什么额外好处,而且,国内资产的战略性价值越高,由于激烈竞争所带来的不利的外部效应,直接投资者的净利润还会越来越低,同时,我们把这种结果分解为三种效应,并分别讨论了它们对参与并购的跨国企业的影响。
最后,我们还用跨国并购带来的各利益相关者的净利润的变化去分析完善而理性的证券市场上的股价变化,并恰当地解释了跨国并购对证券市场的实际影响:即为什么跨国并购会提高目标企业的股票价格,而对并购企业的股价影响是不确定的。这是因为在跨国并购中,目标企业由于竞价竞争而实实在在地获得了一份资产溢价,而并购企业在并购后获得的净利润在不同条件下,以及针对不同的参照系而言,其变化是无序的和不一致的。
当然,我们对现实世界中跨国并购的解释受到一些假设条件的制约。比如,笔者假设跨国企业在综合实力、信息获取以及议价等方面都是对称的,至少是大致相当的。这种近乎于完全的自由竞争的假设可能脱离了实际。又如,本文中假设新设投资有不成功的风险,并用这种风险溢价解释成功的新设投资者将获得比跨国并购者更高的利润。然而,跨国并购也是有风险的,比如对资产战略价值的评价,对东道国市场前景的预期,以及不同的企业文化是否能成功融合等。当然,如果这种风险与前者相比足够小,那么本文的结论将仍然成立。
收稿日期:2002-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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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所有权优势 内部化优势 区位优势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由国际投资的著名学者、英国里丁大学教授邓宁(J.H.Dunning)提出。在庆祝俄林(Bertil Ohlin, 1899-1979)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术会议上,邓宁宣读了他的著名论文,《贸易、经济活动的区位和跨国企业:折衷理论探索》(Trade, 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A search for an eclectic approach),正式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在随后出版的《国际生产和跨国企业》(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一书中,邓宁又对“国际生产折衷理论”(The Eclect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予以进一步阐述。
该理论主要解释处于不同阶段和不同行业的跨国公司,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决定因素,理论基础主要在市场的非完善性上,包括结构性和自然性市场非完善性两方面,并构建了一个综合性的直接投资理论。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所有权优势(Ownership Advantage)、内部化优势(Internalization Advantage)以及区位优势(Location Advantage)是任何公司进行国际直接投资都必须同时具有的因素,即跨国直接投资的OLI模型。
第一个方面的优势―所有权优势,是指:跨国投资企业相对于其他企业而言自身所具有的技术优势、企业规模优势、组织管理优势或资金优势等,其他企业相比而言不具备或难以获得这些优势。所有权优势既包括由于市场非完善性,只有通过跨国直接投资,才能比通过贸易、技术转让方式等运用得更有利的优势;也包括只有通过跨国直接投资才能内部化,并充分发挥的优势。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将所有权优势分为四种类型:
1、技术优势。技术优势主要包括专利和商标、专门技术、know-how、市场营销水平、研发能力、产品差异化能力等。
2、企业规模优势。是指由于其垄断地位、或自身的规模、或市场开发能力、或市场占有率、或资源特许等方面使跨国投资企业所产生的优势。如:垄断某国或地区的供应市场或产品市场、具有巨大的生产能力和市场份额、具有强大的研发能力和产品创新水平;和政府具有良好的关系而形成寡占格局等。
3、管理优势。管理优势往往由大型企业获得。因为大型企业机构庞大,相比而言其生产体系、市场推广体系、研发体系、公关体系比较完善,管理层的人员素质相对较高,对企业运营的方方面面因为长期的积累而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汇集,在组织和管理方面的优势明显。
4、资金优势。是指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较大规模的资金方面的优势,包括从银行或银团的贷款能力、在债券市场或股票市场的融资能力、具有强大的现金流支撑等。一般而言,大型企业信用等级较高,容易获得银行贷款或从股票市场及债券市场筹资,资金成本低,并且可以获得巨额的资金支持。
只有具有所有权优势,进行跨国投资的母国企业才可能扩大经营领域和在异国进行市场活动,获得收益,否则将面临东道国企业或其他国家企业的激烈竞争,有可能无法弥补在海外经营的额外成本,从而使对外直接投资无利可图。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指出,拥有所有权优势只是能够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方面,此外,还必须具备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
内部化优势是指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对其所拥有的所有权优势在外部市场失灵的前提下,进行内部使用而带来的优势。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在现实中,市场失灵的现象随处可见,屡屡发生,现实的市场在很多地区都是非完善的市场,存在结构性及交易性的市场失灵。市场失灵一方面增加了企业的经营风险,尤其是外来企业的经营风险,另外也造成企业的经营成本过高,无法充分发挥其所有权优势。而利用对外直接投资,跨国公司则可以直接通过内部交换机制预防市场失灵问题,以企业内部运作代替外部的失灵市场,这样既克服了外部市场失灵带来的风险,又降低了交易成本。
在同时具有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的前提下,成功地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还需要具有第三个因素,即区位优势。
区位优势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紧密相关。区位优势是指,东道国与投资母国相比较,对直接投资公司而言,或者具有超出一般水平的有利经营因素,或者能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不利的经营环境。跨国投资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都要考虑该地区是否具有区位优势,以确定是否投资、在哪里投资、采用哪种投资类型等问题。区位因素主要包括:市场进入壁垒、市场规模大小、市场增长幅度、生产成本的差异、资本回报、外汇管控、基础设施、东道国政府干预等方面的因素。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全球战略布局的情况下,尤其在远距离的跨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区位优势就显得非常重要,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超出了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的度量。
综合来看,邓宁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三个因素各有其重要性,并且相互结合,相互影响,使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取得最大的整体效益。该理论是在吸收过去国际贸易和投资理论精髓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使国际投资研究向比较全面和综合的方向发展,并受到广泛的重视。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在欧美等发达国家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和较高的评价。随着经济实力的逐步增强和时代的不断进步,在发展中国家,包括在我国,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来自觉或不自觉地利用该理论分析和指导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同时,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也在中国企业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中不断地得到检验和印证。
以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收购瑞士Addax石油公司为例,就很好地验证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在跨国直接投资中的理论指导地位。
中石化集团是我国的特大型企业集团,在全球500强中排名第五,在国内多年来一直处于我国各企业榜首,2012年的销售额达到2.55万亿。并且中石化分别在香港、纽约、伦敦和上海四地先后发行了股票,在国内外的金融市场均具有极强的市场融资能力。其主营业务包括:油气勘探与开发、石油炼制;石化产品生产等,但就其目前的经营情况看,其上游业务,即油气勘探开发上处于短板地位,妨碍了公司的利润增长和企业的发展。
瑞士Addax石油公司则是一家跨国油气勘探开发公司,在西非和中东拥有油气资产,成立于1994年,是西非最大的独立油气开采商,也具有良好的资源资产。该公司被收购时年收入37.62亿美元,净利润7.84亿美元。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10亿美元/年左右。
中石化收购Addax 石油公司,不仅改善了中石化集团的资源结构,进一步优化了海外油气资产结构,而且实现了海外油气勘探开发的跨越式发展,提高中石化原油供应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而此次跨国并购的成功,也验证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主要观点。
第一,所有权优势的应用。首先,中石化集团具有非常强大的规模优势。中石化的企业规模数十倍于Addax 石油公司,同时,作为寡占企业,中石化在中国大陆的原油进口市场和石化产品供应市场上具有极强的影响力。此次跨国并购,增加了中石化在油气勘探开发领域的经营规模,进一步增加了原油进口量,扩大了经营地域,在原油供应上分散了企业风险,在原油生产加工上获取了更大规模的经济优势。这是其所有权优势之一。其次,中石化下属企业众多,组织机构严密,其生产体系、市场推广体系、研发体系、公关体系都比较完善,管理层人员素质较高,对企业运营因为长期的积累而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汇集,在组织和管理方面的优势明显。这是其所有权优势之二。第三,中石化的资金优势明显,其具有极高的信用等级和广阔的业务关系网络,营业收入约为Addax 石油公司的50倍左右,而且在香港、纽约、伦敦和上海四地的证券交易所上市,总股本为867亿股。此次Addax收购价格相当于其股价14.3倍的市盈率,略高于其自身13.3 倍市盈率的估值,但收购总价仅相当于中石化H 股市值的4.4%,这充分证明了中石化筹资渠道广泛,筹资成本低廉,有相当雄厚的资金势力,可以充分发挥其所有权优势。
第二,内部化优势的应用。在当今全球的油气勘探开采领域,并不存在一个完善的市场,而是充满了地缘政治和种种非经济视角、非经营手段的干预。与此非完善的现实市场对应的是市场的失灵,既包括结构性市场失灵和交易性市场失灵。在此形势下,如果中石化仅仅利用自己的所有权优势进行经营和运作,那么将给企业带来不可预知的市场风险和运营风险,同时大大增加企业的交易成本以及在资金、时间上的消耗。而通过跨国并购Addax 石油公司这一投资方式,可以充分地发挥中石化在规模上、在资金上、在生产运营上、在组织管理上的优势,用中石化的内部运行机制来预防外部市场失灵,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市场风险,以及可能由此带来的过高的交易成本。
第三、区位优势的应用。中石化跨国并购Addax 石油公司所带来的区位优势也非常显著,不仅包括直接区位优势,也包括间接区位优势。瑞士Addax石油公司位于欧洲,是在多伦多和伦敦上市的跨国油气勘探开发公司,也是西非最大的独立油气开采商。其良好的资源资产主要位于非洲和中东地区。此次跨国并购后,中石化成功地利用了区位优势将在自身在西非的油气资源版图连成一片。同时,在西非之外,收购Addax 还帮助中石化成功进入了位处中东的伊拉克库尔德地区。中石化巧妙地利用了被并购公司的地理位置和所处环境,成功地规避了在欧洲、西非和中东伊拉克地区的市场进入障碍、贸易壁垒、成本因素和投资环境等问题,有效地扩大了中石化的资源拥有量和油气版图,增强了中石化在西非和伊拉克的实力,加快了全球化发展步伐,优化了油气资产结构,显著降低了原油采购成本,增强了中石化乃至中国在国际石油市场上的话语权。
通过以上中石化收购瑞士Addax石油公司的例子,有效地检验和印证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在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得到了自觉或不自觉地应用。同时表明,该理论来源于吸收过去国际贸易和投资理论精髓的基础上,使国际投资研究向比较全面和综合的方向发展,并使继续指导和影响着我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以取得最大的整体效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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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廖运凤,金辉.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现状与问题.管理现代化.2007.4
【关键词】汇率 FDI 并购
本篇论文主要探讨汇率对跨国公司并购业务的影响,我们使用1997-2007年汇率,FDI的数据以及中国企业对外并购的数据,并且以中国企业对外并购为研究点,通过汇率的波动以及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数量之间的关系来探究汇率对跨国公司并购业务的影响程度。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文献综述
1.交易成本理论
Meyer(2000)分析了跨国公司投资中东欧国家时的所有权控制制度及进入方式的选择,认为不稳定不完善的制度会增加交易成本,从而影响跨国公司在新兴市场中进入方式的选择。Milgrom,Robert(1992)Zejan(1990)Hennart 和Park(1993)认为多元化的跨国公司比起绿地投资来更倾向于跨国并购。
2.企业并购理论对跨国并购影响因素的分析
Vascomcellos(1998)认为当东道国股市低迷、公司价值可能被低估时,外国投资者会倾向于采用并购进入的方式。Ravenscraft(1991)认为当外币升值、实际购买力超过名义价值时,外国投资者通过并购方式进入东道国市场,可以获得价值低估的资产,实现低成本扩张。
(二)国内文献综述
程新章、胡峰(2003)从博弈论角度阐述了新建投资和跨国并购之间的利润差别,发现 FDI 进入方式的选择非线性地受到市场竞争程度的影响。
二、模型设立
之前有许多文章研究价值对并购业务的影响,但是我们用汇率作为解释变量,在以我国为并购方的条件下,我们需要对汇率的影响因素做一个限定,我们把X定义为货币存量,用它来代表货币政策的导向,因为货币政策的执行也会对外汇市场产生影响。我们的目的就是预测汇率对于并购业务的影响,因此我们会说明通过解释汇率的内生性来量化从汇率到并购可能性的触发效应。
我们参考Alex,Edmans,Itay Goldstein(2012)关于公司贴现价值与并购可能性的模型基础上进行讨论。汇率对于并购的可能性是外生变量,我们首先用一个潜在的“汇率”exchange rate来说明
在基准模型中,模型可以描述为:
我们可以把汇率的影响因素定义为两部分。Z1变量包括能影响汇率与并购可能性的共同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国际资本流动,因为资本的内流与外流会影响汇率的波动,而且资本的流动包含了对FDI的效应。Z2变量人民币资产的相对回报率,能够影响汇率及股价的波动。
三、数据以及变量的说明
(一)数据描述
我们的数据来源于对外经贸大学WTO研究院以及UNCTAD cross-border M&A database;Thompson Finance。数据年份从1990年到2008年。国家统计局2000-2010年间的货币总量,人民币汇率与FDI数据资料。我们的汇率包含了有东道国人民币的汇率以及与我国对外并购业务目标国的汇率数据,这些数据是从2000-2010年每一年的货币汇率的年平均价。因此我们只计算东道国以及目标国货币汇率的平均波动率。同时汇率对FDI也有影响。我们通过2000-2010年间货币总量的变化来估测货币政策的导向,因为货币容量会对货币的比价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二)FDI数据
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中,我们排除了绿地投资,外国子公司的未分配利润,从母公司到子公司的贷款,我们只包含跨国并购业务数据。使用FDI的数据进行并购业务进行分析更加合适。
Aguiar和Gopinath(2005),Acharya,Shin,Yorulmazer(2010),Alquist,Mukherjee,and Tesar(2010)在1997-1998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对FDI进行了探讨,并且对金融危机期间,大量的外国资本购买亚洲的公司做了详细的陈述。本论文从汇率的角度出发,通过影响汇率的因素,并且探讨汇率对于FDI的影响程度,从而得出汇率对并购业务的影响的重要性。
(三)变量的描述
1. Z1变量
我们知道人民币资产的需求量取决于人民币资产的相对回报率,因此我们用Z2来代表人民币资产的相对回报率。如果其他因素不变,考察在给定的即期利率水平上,某一因素会增加或是减少人民币相对于国外资产的预期回报率。
国内利率iD假定人民币资产的利率为iD,假定即期汇率Et以及其他因素不变,如果人民币资产的国内利率iD上升,人民币资产相对于国外资产的回报率上升,因此人们愿意持有更多的人民币资产。对应于每一汇率水平的人民币资产需求量增加,因此图中需求曲线从R1F到R2F。
R2F与RD的交点2处实现了新的均衡,均衡汇率从E1变为E2,国内利率水平
iD的上升推动需求曲线R向右位移,导致本币升值(E)
相反,如果iD下跌,人民币资产的相对预期回报率就会下降,需求曲线向左位移,汇率下跌。国内利率水平iD的下降推动需求曲线D向左位移,导致本币贬值(E)
2.X变量
X代表货币存量。
货币供给的增肌会导致本国物价水平升高,进而降低了未来的预期汇率。此外,货币供给增加会降低本国的利率水平。人民币预期升值率和国内利率的下降会减少人民币资产的相对预期回报率,推动需求曲线从R2F到R1F。
四、实证分析
(一)中国跨国企业对外并购现状分析
2001年中国加入WTO,可以看作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1990~2000年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年均保持在22亿美元左右,其中只有1992和1993年超过40亿美元(分别是40亿和43亿美元)。自2005年后开始快速扩张,2005~2008年流量分别为122.7、211.6、265.1和521.5亿美元。与对外直接投资的走势相似,1990~2001年以前中国企业对外跨国并购额年均只有5.43亿美元。中国入世以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进程明显加快,2002~2008期间年均并购额高达70.17亿美元。其中,2006年高达156.84亿美元,2008年并购额达到187.26亿美元。
(二)汇率对于跨国并购业务的理论作用
相对价值的增加,通过股票价值的增加或是货币升值,都能够反映实际财富的增加,都能增强公司进行融资并购的能力。(Froot and Stein1991)
因此人民币资产的相对预期回报率的增加会带来人民币的升值,人民币的升值同时又能够引起东道国与目标国相对价值的变化,从而反映并购方的财富增加,最终能够激励公司的并购决策。
(三)汇率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用
以人民币为例,从2005-2010年间,人民币累计升值1.21%,对外直接投资平均增长5.55倍。从2000-2005年间,人民币累计升值1.01%,对外直接投资平均增长12.76倍。随着人民币升值的加快,对外直接投资也呈现快速的增长。
(四)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推动作用明显
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跨国并购是企业走出去的两个重要方式,二者之间可以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为企业积累运营经验,熟悉当地的经济法律、社会和文化环境,为跨国并购打下坚实基础。从2000-2008年间,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我们国家的对外并购数量也呈现出增长的态势,对外直接投资同对外跨国并购呈现出正相关的特征。
(五)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
李平,徐登峰(2010)研究了中国企业 FDI 投资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建立了分析框架和 LOGISTIC 模型,提出并验证了假设。技术优势比公司国际化程度对母国企业采用跨国并购的进入方式的影响程度高。同时,东道国的资本市场发展水平对母国企业采用跨国并购的进入方式有正向影响,即,东道国的资本市场发展水平越高,母国企业越倾向于采用跨国并购的进入方式。
(六)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对并购业务的影响
1.股票市场状况
ISIL EREL,ROSE C.LIAO(2012)提出:两个国家的股票市场的表现差异越大,则股市回报率相对高国家会成为东道国,东道国的公司会成为母公司。
2.资本账户的开放程度
当资本账户的限制存在时,公司的股东并不能在目标国直接投资。因此一国资本市场的状况会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对外投资方式的选择又会影响并购业务的发生。
五、结论
本论文通过数据与理论的结合分析了汇率对跨国公司并购业务的影响。通过模型设立变量与汇率及并购的关系,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汇率对于并购业务的传导机制。我们虽然得出汇率对并购业务产生影响,但是我们缺少对于这种影响机制的实证检验。但是传统的文章并没有研究汇率对于并购业务的影响。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会进一步把我们的分析扩展到对于触发机制的公司级决定因素,并且引入工具变量。本篇中我们提出了新的观点。这对于跨国公司在采取并购决策时会起到帮助。
参考文献
[1]ISIL EREL,ROSE C.LIAO and MICHAEL S.WEISBACH,2012,Determinants of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Journal of Finance 67,1045-1082.
[2]胡峰,余晓东.跨国并购和新设投资的比较[J].财经研究2003(02).
论文摘要:入世以后,随着国内市场向外国企业的进一步开放,中国市场将成为国际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内企业是否能在残酷的国际竞争中立住脚跟,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就必要不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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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应对国际竞争的有效措施
1、开展合资与合作就会有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首先,开展合资合作,有利于改善投资质量。根据我国1995年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全国工业每1元资产所能产出的工业总产值为0.65元,国有企业为0.54元,外商投资企业则为0.80元。在一些外商投资比较密集的行业,外商投资企业的投入产出指标的优势更加明显。其次,合资合作可促进技术进步。与外商进行合资合作,一方面可以引进先进技术,另一方面降低了技术引进的风险。从世界的发展趋势看,世界范围的技术转让愈来愈依靠跨国投资与合作,跨国投资与合作已经成为国际技术转移的重要技术载体。跨国投资与合作通过引进技术也是比较高的资本货物与加工工艺,和东道主国共同进行一些基础技术的开发,以提高东道主国的技术竞争力。除此,与外商进行合资合作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
2.建立公开公平的市场秩序
建立公开公平的市场秩序是促进我国产业组织合理化的必要手段,它为企业平等竞争创造条件,真正形成优胜劣汰的机制。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应作为经济交易双方忠实的、公正的裁判员,维护市场秩序,促进公平交易。因此,应转变政府职能,端正政府行为,正确发挥政府在结构调整中的作用;建立公开规范的市场准入制度,从制定技术、资源利用效率、安全、卫生和环境等标准入手,建立市场准入规则,加强行业管理;适当提高部分行业进入的门槛,控制企业的数量和提高企业的素质;减少行政手段干预,多用法律和经济手段进行调节;在竞争领域,打破条块分割和保护,促进有效竞争;在公共基础设施领域适当引入竞争和加强规制建设,提高效率,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利益;加强立法和改进立法程序,尽快制定反垄断法,清理现有行业法规,改进行业立法程序,坚持公众参与的原则,加强行业立法监督;加强市场的各种制度性建设,如建立覆盖全国和各种所有制企业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和完善资本市场,改革财税体制等。
3、加快产业重组的步伐
规模不经济,产业经营效率低下是我国产业组织不合理的表现,是影响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有必要实施产业重组。通过产业的“进”与“退”,企业购并、破产的方式,使产业形成规模,发挥竞争效应。就我国目前情况而言,重组的方式主要应为“退”,即一些国有经济从普遍存在但效益又较为低下的许多竞争性领域中退出来,让给众多有能力、有效率的非国有资本去经营。在退出的方式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将一些资不抵债、扭亏无望的国有企业实行破产,结束国家对亏损企业的不断补贴,终止国家对亏损企业承担的无限责任;二是国家通过出售和拍卖一部分国有企业的产权,收回在原有企业中的国有资产,投向需要重点发展的行业和企业,也可以通过参股或控股的途径与非国有企业重组,实现国有企业产权结构的多元化。选择“退”是为了有实力“进”,即集中力量,加强重点,实现国有经济特有的其他经济成分无法替代的功能,去办好非国有经济办不好或办不了的企业,以产业布局的合理化来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实力。
4、采取加速结构转换的政策
论文内容摘要:民营企业的现实条件决定了指导其跨国经营的理论只能是现代跨国公司理论,而非传统跨国公司理论,民营企业要成功实施跨国经营,需要政府、民营企业两个主体在宏观政策、跨国经营理念、跨国经营战略、跨国经营策略、跨国经营人才、跨国经营方式等方面构建一个支持其跨国经营的体系。
跨国经营是指企业以母国为基地,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建立子公司或分支机构,并以此展开的跨越国界以赢利为目的的生产经营活动。本文以此为基础分析了传统跨国经营的理论,然后从政府和民营企业两个角度分别论述了怎样构建民营企业跨国经营的支撑体系。
民营企业跨国经营的指导理论
传统跨国公司理论
传统跨国公司理论大多建立在企业拥有一定竞争优势的基础上,如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资源配置理论,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和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这些理论模型都认为利润驱动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最基本动机,且通常将海外子公司视为“海外市场进入者”或者是“母公司专有技术转移的接受者”,并认为企业的专有优势只存在于母公司,只有母公司才是知识发展与扩散的承担者,对外投资的企业必须拥有超过当地企业的独特优势。由于在海外经营会比国内经营发生更多的额外成本,因此,如果一家外国企业各方面的条件与本地企业一样的话,那么它在进入外国市场后就会处于不利的位置,或根本无利可图。传统跨国经营理论在指导跨国公司经营活动的发展,加强对跨国公司的管理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但该理论也存在缺陷,主要表现在这些理论始终以美国、西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作为研究对象,以垄断优势作为企业跨国经营活动的条件,而对发展中国家企业跨国经营的解释受到限制,因此正受到大量实证分析的挑战。
现代跨国公司理论
现代跨国公司理论认为,企业决定到海外去投资,不是为了利用他们现有的竞争优势,相反,他们是为了弥补劣势,去获得竞争中所必需的知识和技术。这是因为,开展跨国经营的企业首先可以获得技术外溢的好处,技术外溢又带来了尾随优势和干中学效应。技术外溢在优势企业与劣势企业间是非对称的、单向的过程,即追随者从领先者处得益的过程;尾随优势是指缺乏优势企业与优势企业存在较大的技术差距时,前者可能会从当前的生产技术及正在从事的研发活动中获得更多好处;干中学的效应是指落后国家或行业不用经过专门的研究与开发,而在技术外溢的过程中边干边学就可以获得先进的技术。技术外溢与技术创新不同,技术外溢不需要大量的投资和研究,且可以发生在行业间,因为许多行业虽然生产的产品不同,但使用的很多要素都是相同的,当某一行业提高要素使用率的时候,通过尾随优势和干中学效应也将受益于其他行业。技术外溢包括国内技术外溢和国际技术外溢,并且国内技术外溢比国际技术外溢快得多。事实上,技术的溢出和扩散效应对经济活动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这种溢出和扩散效应随着地理距离的扩大,作用呈下降趋势。因此,Fosfuri和Motta(1999)指出,没有技术优势的企业通常也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原因是由于缺乏优势的企业通过开展跨国经营可靠近技术领先者而便于学习和获得领先者的技术,从而提升其长期的竞争优势与盈利能力。大量实证研究也证明了现代跨国公司理论的观点。2003年的数据显示,除香港、澳门以外的地区,我国对外投资额排在前3位的国家依次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而近年来对欧盟的投资也稳步上升。相对于当地企业来说,我国投资企业在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均缺乏竞争优势。另有学者在对我国企业在英国的投资动机进行调查后发现,母公司长期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被列为企业在英国投资的首要动机,市场扩张和获得海外市场、技术信息也成为主要动机。而降低成本和获得较高的利润已不是现阶段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主要动机。这表明了企业对外投资的目的不是利用其现有的自身优势去谋求利润或者其他资源,而是为了弥补劣势去获得竞争中所必需的知识和技术。
目前,从我国的国情和民营企业的发展现状来看,民营企业国际竞争力普遍较低,不具备利用技术、管理、R&D、规模等竞争优势进行对外投资条件。因此,以海默等为代表的传统跨国公司理论不能指导我国民营企业的跨国经营。其原因在以下三方面:第一,民营企业平均生产规模普遍较小,缺乏规模优势;第二,民营企业普遍技术水平较低,R&D投入严重不足,缺乏核心技术优势;第三,管理方式落后,企业决策呈现出经验性、随意性和独断性,缺乏管理优势。因此,民营企业的现实条件决定了现代跨国公司理论是其进行跨国经营的理论支持。我国应大力支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优势的民营企业,在母国技术外溢比较大的产业部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以获得先进技术,这些产业部门包括低污染、低耗能产业,新技术、新设备、生物技术、新能源产业以及空间利用和第三产业。
民营企业跨国经营的支持体系
民营企业跨国经营的政策支持
政府在制定相关扶持政策时,应为民营企业创造公平、公开、公正的竞争环境,给予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同等的待遇和社会支持。政府应为民营企业建立国际信息搜寻网络,利用政府的驻外机构,针对民营企业所需的市场、技术、人才、政策信息,搜集所在国相关资料,反馈给国内市场;在社会化服务方面,国家应鼓励相关部门和相关组织成立专门为民营企业服务的机构,针对民营企业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给予指导和解决,增强民营企业跨国经营的能力;政府应在税收等方面给予从事跨国经营的民营企业一些政策上的倾斜和优惠,以支持他们更多的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同时,政府应参照发达国家制定的扶持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政策措施,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尽快建立与民营企业跨国经营相配套的金融与保险体制,设立专门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为民营企业的跨国经营提供有力的保障,促进民营企业的海外经营活动。
民营企业跨国经营的理念支持
民营企业要树立跨国经营的理念,应认识到跨国经营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获取国际竞争力并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且应意识到企业国际化不只是简单的地域扩充,还包括企业管理和技术能力的国际化。应清醒地认识到企业国际化的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应实事求是,从自身实际出发,科学确定国际化的时间、合理设计国际化的路径。在国际化经营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自己的竞争优势,培养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各种资源的能力。
民营企业跨国经营的战略支持
民营企业要在国际市场上求得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于其是否能形成并保持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为此,民营企业需要构建基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跨国经营战略。首先,要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民营企业要明晰产权,并建立和创新企业内部的管理制度以及监督机制,建立科学的企业治理结构和制度安排,坚定不移地走民主决策、科学管理的发展之路。其次,要加强管理创新,不断地提高民营企业的管理水平。民营企业在早期的发展中,由于受限于特定的环境与体制,其经营活动不规范,同时,市场与客观经济环境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之中,民营企业要在市场竞争中胜出,也必须要通过不断地创新来调整、提升管理水准,以支持企业日益纷繁复杂的经营活动。再次,要加强科技创新,创建独特并富有创新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灵魂,而以创新为龙头的企业文化的形成为挖掘企业核心竞争力建立了必要的内部环境和基础。跨国公司的发展历史表明,创新是维持企业在同行业领先地位的关键,企业只有在技术、营销和管理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创新,才能适应新的形势需要。因而,民营企业应坚持走科技创新之路,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及时针对自身技术力量薄弱的实际情况,瞄准国内外高新技术发展态势,实行技工、技贸相结合,依靠所在地高校及相关科研院所的技术优势,培养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最后,要提高民营企业产品质量的价值保障。价值保障是一种有效过程,它要求企业在不断降低成本的同时,保证其产品或服务的价值不受影响。只有产品质量的价值保障提高了,才能改善民营企业管理、降低生产经营成本。
民营企业跨国经营的策略支持
Michael E•Porter的价值链理论指出,企业创造的价值来自于企业价值链上某些特定价值活动,这些真正创造价值的经营活动,就是企业价值链的“战略环节”。企业把握了这些关键环节,也就控制了整个价值链。我国民营企业大多是典型的后发展型企业,在进入国际市场的初期没有能力像大型跨国公司那样创造企业的全球价值网,其现实的选择就是根据企业已有的能力系统和外部环境选择价值链上的一两个关键战略环节作为其突破口,以集中资源,建立相对竞争优势。
民营企业跨国经营的人才支持
在新的形势下,民营企业实现跨国经营,尤其需要人才的支持,没有足够的人才支持,走出国门不可设想。这里所说的支撑民营企业走出国门的人才主要是指具备开发能力、开拓能力、既忠诚又爱国的人才。我国多数民营企业不能获得更快发展,首先在于缺乏这类人才。因此,民营企业要有一种紧迫感,应尽快采取措施,搞好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一要树立正确的人才观,确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观念,把人力资源的开发放在企业各项工作的首要位置;二是制定出跨国经营的人才开发战略,包括稳定和壮大人才队伍、提高人员素质、优化人才结构、增强员工的积极性等;三要创新民营企业用人制度,积极探索适应国际人才竞争的选人、用人机制,按照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选择企业需要的人才。
民营企业跨国经营的方式支持
民营企业由于受资金和规模的限制,营销环节一般比较薄弱,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跨国经营活动的发展。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的不断发展,传统的销售行业、金融行业、物流配送行业以及其他相关行业与互联网技术更为紧密地结合了起来,这也为民营企业跨国经营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民营企业应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充分利用互联网的资源优势,降低营销成本和采购成本。电子商务对民营企业跨国经营有极大的适用性,可以为企业节省经营费用,减少中间商的盘剥,提供更多的出口贸易机会,减少中间环节,提高效率,节约交易时间,弥补信息不足。另外,还可以充分发挥其善于对市场变化作出快速反应的优势,发展个性化营销,既按照消费者的要求进行小批量试制,又可生产出与众不同的商品以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消费。
参考文献:
1.李占祥,卢馨.中国企业如何创造跨国经营竞争优势[J].经济管理,2003(6)
一、GE中国的发展历程
GE公司的对华投资始于1910年的电厂投资。1925年,GE公司买下丹麦人于19世纪初在中国创办的慎昌洋行,创办了中国电气工业的第一家制造厂。1929年,GE公司投资创办了上海电力公司,该公司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外资企业。1979年,GE公司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从此大规模进军中国市场。后来又在上海和广州设立办事处,逐步建立起一个全国性的经营网络。
迄今为止,GE的所有工业产品集团均已在中国开展业务,总投资超过15亿美元。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后各要素市场的逐步开放,GE的金融业务也正积极寻求在中国发展的机会。
截至2008年底,GE公司在华销售额为46.4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了近80%。尽管受金融危机冲击而业绩下滑,GE公司并没有放慢在华投资的步伐。2008年,GE旗下的通用汽车(GM)在前三季度亏损数百亿美元的状况下,仍坚持每年在华投入10亿美元不变,于当年年底在上海投资2.5亿美元建立中国园区,用作亚太中国总部,并设立通用汽车前瞻性科研中心。GE公司全球副总裁兼亚太区总裁罗瑞立于2009年年初表示,在GE的亚太区几个市场中,韩国和泰国市场状况都比较弱,而印度的发展也在减缓,GE在一些地区的发展确会暂缓,但绝不是在中国。
二、GE对华直接投资特征及动因分析
GE中国的产品和服务涵盖家电、航空、消费类电子产品、配电产品、能源、金融、医疗、照明、媒体与娱乐、油气、轨道交通、安防、水处理等诸多领域,是跨国投资中多元化经营屈指可数的成功案例。GE对华直接投资的成功,是对一系列跨国投资理论的极好的诠释。
(一)GE公司具有特定的垄断优势
垄断优势理论也称为特定优势论,是美国经济学家海默(S,HHymer)于1960年在其博士论文《一国企业的国际经营:对外直接投资研究》中首次提出的。海默认为,市场的不完全竞争是跨国公司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根本原因,而跨国公司持有的垄断或寡占优势是其实现对外直接投资利益的条件。GE在中国提供的产品基本上都是高科技产品,所提供的服务中,对商业和消费者的金融服务占有极大的比例,这充分体现了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
GE进入中国存在以下两个要素:一是GE公司具有企业特定优势,即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垄断优势,主要体现在其技术优势、先进的管理经验、雄厚的资金实力、规模经济优势和完备的信息销售网络上。二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进行市场化改革,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个不完全的国内市场。在中国的要素市场中,由于技术和知识市场的不完全性,GE公司面临着知识外溢的损失,而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以及对相关产业高关税的设置,也成为GE选择在华直接投资的重要动因。
此外,根据凯夫斯(R,E,Caves)1971年对垄断优势的发展,产品的差异能力是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优势。GE公司在中国注重本土化策略,充分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对原有产品或服务进行革新改造,使其与中国当地其他生产者的产品或者服务有所差异,与在美国的GM产品相比也更加中低端化,以此来适应不同层次和不同地区消费者的偏好,吸引更多的消费群体,从而扩大产品的销量,为其带来优势的维护和强化。此外,通用独特的商标品牌也是一种无形资产,能够吸引国内的消费者,有助于其业绩的增加。
根据美国学者尼克博克(F,T,Knickerbocker)1973年对垄断优势理论的发展,GE公司对华直接投资是一种防御性的投资,是由寡占反应引起的。以GM的对华投资为例,全球汽车行业是由几家大公司占统治地位的行业,每一家大公司对其他大公司的行动都十分敏感,紧盯竞争对手,一旦其采取对外直接投资,就紧随其后实行跟进战略,以维护自己的相对市场份额。GM资本进入中国,就是对德国大众的一种跟进,其目的在于抵消对方率先行动所带来的好处,避免给自己带来风险。
(二)GE公司的产品生命周期进入直接投资阶段
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弗农(R,Vernon)认为,在开发新产品和技术的优势当中,主动的直接投资的出现将是不可避免的阶段,因为厂商为国外提供最好的服务要比谋求利润的最大化更重要。因此,当厂商出口产品在东道国市场达到一定份额水平时,对东道国直接投资就是必然的结果。这一阶段的投资在弗农看来是一种被动的市场竞争方式。当GE公司的产品对中国的出口面l临威胁时,GE就立即做出强烈的反映而直接在华设厂生产,这是对预期利润的考虑,不仅仅是传统的销售收益与总成本之差,还包括因市场份额下降所导致的收入减少部分。
(三)GE公司对华投资是一种边际产业的扩张
比较优势投资论,也被称为边际产业扩张论或边际比较优势论,是由日本一桥大学教授小岛清(K,Kojima)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根据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比较成本理论提出的,其主要核心就是,“一国应该从已经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即边际产业)开始对外直接投资,并依此进行”。GE公司在中国投资的很多领域如家电、消费类电子产品、配电产品等都是其国内已经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符合小岛清理论的核心内容。这种直接投资实现了双方贸易的互补和扩大,是一种顺贸易导向型的对外直接投资。
(四)GE公司对华投资寻求内部市场 根据拉格曼(A,Rugman)的内部化理论认为,由于国际市场的不完全性,以及某些产品(如知识产品)的特殊性质或垄断优势的存在,导致跨国公司在国际市场的交易成本的增加,而通过国际直接投资,将外部市场内部化,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
一方面,由于中国要素市场的不完全性,GE公司中间产品的进入面临着一系列的壁垒;另一方面,由于GE投资中国的相当多的一部分领域都是中国技术比较落后的领域,为避免其核心技术在外部市场上转让可能发生的产品外溢,GE选择在华直接投资设厂。GE将中间产品(主要是核心技术)在其相关行业的企
业内部转让,以内部市场来代替外部市场,以避免外部市场不完全造成的损失,谋求企业整体利润的最大化。
(五)GE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看重区位优势
邓宁(J,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由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三个核心理论组成的。GE选择中国进行直接投资,就是综合考虑了中国经济增长迅速,国内市场广阔,外资政策优惠等区位优势而最终做出的选择。在GE中国的多领域经营中,对华直接投资的选址仍然集中在上海、北京、广州三个城市,体现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的区位选择。三个地区繁荣的经济水平,发达的金融市场,较高的消费者购买力,广阔的市场容量,沪宁杭、京津唐、珠江三角洲发达的工业基地体系,都成为GE投资的重要动因。
通用汽车(GM)在华设立的七家合资企业和两家独资子公司都位于上海,是源于上海固有的、不可移动的要素禀赋优势。上海位于中国东部沿海的中心位置,交通便利、基础设施齐全、金融发达、开放程度极高,沪宁杭的重工业基地也为汽车制造业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资源,上海发达的经济和高消费水平、长江流域的广阔腹地也为通用汽车的销售提供了潜在的市场容量。此外,还有中国低价格的劳动力,中国政府对幼稚产业的优惠和扶持,都成就了GM对华投资的重要战略选择。
(六)GE中国实行多元化经营
GE公司近百年来在华进行直接投资,而且经营领域涉及金融、工业、医疗、基础设施等较多方面,这样有利于降低对外直接投资的经营风险。我们可以看到,GE中国的很多业务领域都是有相关性的,或者存在着上下游产业链的关系,这样有利于公司低成本高效率的运作和规模效益的实现,为其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其全球业务的夸张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三、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启示
(一)注重垄断优势的培养
跨国公司的垄断优势是其对外投资获利的根本条件,也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中国企业要走出去,必须注重核心技术研发,采用与国际接轨的先进的管理经验,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实现规模经济优势,并加强完善的信息销售网络的建设,建立有效的营销渠道。此外,中国企业也应当在国际经营中注重本土化战略,使产品或者服务贴近东道国消费者的需求,并尽可能的与当地品牌形成差异化,实现企业特定优势。
(二)实现边际产业的转移
纺织、轻工、家电一直是我国的支柱产业。这类产业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企业不断壮大,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也不断增强,但是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利润增长率也呈现下降的趋势。为延长其生命力,将其有选择地转移到该产业成本相对较低、正处于成长中的地区,不仅可以为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创造条件,而且可以充分利用东道国的比较优势,重新发挥对国内经济的积极作用。因此,我国的边际产业可以到亚非拉国家和地区进行直接投资,得到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三)建立国际化内部市场
当今的国际市场是不完全的,存在着市场交易费用,而我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进行国际直接投资又过多地采用绿地投资的新建方式,与内部化方式相比有明显的局限性,也存在着更大的风险。因此,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应该更多地采用并购的方式,建立国际化的内部市场,实现跨国流动要素在企业内部的转移,来防止技术知识外溢,降低交易成本,并最终提高国际竞争力。
(四)注重区位选择
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瞄准发达国家市场的同时,也应该积极进军发展中国家和一些不发达国家。区位的选择与产业的选择是相互关联的,我国的产业对一些国家的地区具有潜在的优势,而这些国家和地区就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潜在市场。因此,东盟国家和其他周边国家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首选,其次独联体国家和波罗的海国家,非洲和拉美发展中国家也是我们对外投资的重要市场。在一国国内投资地点的选择上,对外投资的中国企业应该选址在经济繁荣、市场广阔、交通便利、政策优惠的大中城市,以尽可能控制成本、降低风险,实现企业利润的最大化。
(五)实行多元化经营
跨国企业实现多元化经营可以有效地降低风险,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同样可以选择相关性强的产业链进行联合投资,从持续经营的战略角度来构思业务组合,强化资源的关联管理,并不断进行优化。同时,在跨国多元化经营的过程中,中国企业也应当考虑到因为跨国管理而带来的组织和管理成本,并尽可能减少资源配置的低效化和浪费。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张纪康:《跨国公司与直接投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王海平:OLI范式与跨国并购之动因,《国际经济合作》,2002年第5期,
彭秀文:从战略角度分析造成通用汽车公司现状的原因,《改革与开放》,2009年第5期。
【关键词】 外资并购;研究综述;研究展望
外资并购实际上是基于东道国视角的跨国并购行为,是指外国投资者对东道国国内企业的兼并收购行为。外资并购我国企业从20世纪90年代才真正开始。进入21世纪,伴随着我国加入WTO等国内外环境条件的变化,外资并购在我国得到了快速发展,出现了凯雷并购徐工机械等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外资并购事件。2008年出现的全球经济危机,使得最近两年外资并购步伐有所放缓。但是,我国巨大的市场始终对外资具有极大的吸引力,随着未来全球经济的复苏,外资并购在我国又将重新活跃。
由于外资并购在我国出现并发展至今仅仅只有十几年的时间,所以我国学者对外资并购的研究起步较晚。但随着近年来外资并购事件的增多以及国内各界对外资并购越来越多的关注,对外资并购的研究迅速增加,研究视角趋于广泛。笔者将目前国内有关外资并购的研究概括为四个主要方面:外资并购动因的研究、外资并购后整合过程的研究、外资并购效应的研究和其他角度的研究。
一、外资并购动因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外资并购动因的解释,借鉴了西方企业并购一般理论和跨国直接投资理论,同时考虑了中国外资并购的现实情况。
桑百川(2003)认为,外商控股并购国有企业一般出于两种动机,即战略性并购动机和投机性并购动机。战略性购并动机又包括协作动机、惩戒动机和试探性动机。黄海霞(2007)把外资并购方的动因区分为战略性、投机性及介于二者之间的战略―投机性和投机―战略性动因。
许崇正(2002)指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动机将主要集中于两点: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以及从增强公司全球竞争力出发,利用中国的区位优势和要素优势,在中国设立全球供应基地。余珊萍、葛慧妍(2003)认为:全球竞争背景是跨国并购的推动因素、中国相关政策的出台为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中国巨大的目标市场规模是吸引外资的新奶酪、迅速扩大在中国市场的份额是外商投资的新目的。
李建国(2002)将外资并购的动机概括为六个主要方面:一是获取规模经济;二是巩固市场地位;三是获取重要资源;四是获取先进经验技术;五是获取短期收益;六是避税转移资产。
二、外资并购后整合过程的研究
外资并购后的整合过程对外资并购的实际效应或是否成功至关重要。西方学者对跨国并购整合中的人力资源管理问题、文化差异问题、并购整合与并购绩效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研究外资并购后的整合问题。
季成(2007)研究了跨国并购的智力资本整合问题。其借鉴经典的跨国公司OLI理论框架,系统地分析了跨国并购的智力资本整合对跨国公司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区位优势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了跨国并购的智力资本整合对跨国公司的静态价值创造效率和动态价值创造效率的影响;对跨国并购智力资本整合的绩效评价管理问题也进行了研究。
对外资并购整合过程进行综合研究的有邱毅(2006)、顾卫平(2004)和潘爱玲、吴世农(2007)等。邱毅(2006)着重从核心能力转移角度,对跨国并购整合过程进行了系统地研究,建立了一个并购整合过程核心能力转移的模型。顾卫平(2004)建立了一套基于契约和资源的跨国并购管理整合理论框架,将跨国并购视为两国投入要素,通过公司控制权市场实现有效结合的一种模式,相关契约和资源整合的实际效果将会决定跨国并购的实际效果或成功率。潘爱玲、吴世农(2007)从能力管理的角度,对跨国并购整合战略的目标、实现目标的要素组合以及跨国并购整合战略的实施流程进行了探讨。
也有学者研究外资并购中的文化整合问题。胡峰、刘海龙和金桩(2003)指出,文化差异是跨国并购活动失败的主要原因,而实施文化整合是保证跨国并购成功的关键。潘爱玲(2004)就文化整合与跨国并购的关系、文化整合的流程设计、模式选择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三、外资并购效应的研究
(一)外资并购对股东财富及企业财务业绩影响的研究
由于外资并购在我国上市公司样本数量少,数据收集困难,外资并购对股东财富及企业财务业绩影响的实证研究目前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
多数研究结果表明外资并购使目标公司股东短期内获得了累积超额收益。李梅、谭力文(2007)对外资并购和国内并购的财富效应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外资并购公司股东获得的累积超额收益要大于国内并购公司股东获得的累积超额收益,尤其在并购公告前后的几个短期累积区间内,外资并购的累积超额收益要显著高于国内并购。郑迎飞、陈宏民(2006)的研究结果显示,在短期内,被外资并购的上市公司投资者获得的日平均收益为0.1327%,说明外资并购发生时投资者普遍持有乐观预期;而长期来看,显著为负的累积超额收益表明,并购的长期股市效应不理想。叶楠等(2006)选取了发生在2003年的6个典型外资并购案例,发现其中只有一半的公司在事件期内取得了显著的超额收益,另外三个公司的外资并购消息并没有带来累积超额收益率的明显增加,反而引起了股票收益率的下跌。
多数研究也表明,外资并购后被并购公司的财务业绩得到明显改善。陈继勇等(2005)研究认为,汽车行业的外资并购绩效不仅整体明显优于内资并购,而且这种业绩改善具备明显的持续性。张华、贺春桃(2007)研究认为,外资并购给被并购公司带来了内在活力,使公司整体经营和管理绩效相对于被并购前有较为明显的改善。郑迎飞(2006)采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对26家被外资并购国内上市公司的业绩分析表明,外资并购当年综合业绩低于并购前水平,但随后两年业绩有所提高。但也有研究结论相反。卢文莹等(2004)研究了1995~2003年被外资收购的10家上市公司的财务绩效,研究结果表明外资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收购并未使目标公司的财务绩效有显著改变。
(二)外资并购对目标企业竞争力等方面影响的研究
郭关夫、冯齐(2008)实证研究了外资并购对目标企业竞争力的影响,研究结果为目标上市公司被外资并购后,短期内企业竞争力有所下降,但不明显,经历一定时期(一年左右)后,竞争力得到相当程度的提高,说明通过吸收外资提升企业竞争力是个比较长的过程,需要较长的期间来考察。冯齐(2008)进一步研究了外资并购对目标公司竞争力的影响要素,包括主并公司与目标企业的行业相关性、外资控股比例、主并公司来自的地区等。
苏艳(2007)从外资并购给国内企业带来资本增量、充分利用目标企业资产存量以及通过伴随着并购活动而来的进出口贸易能提高生产力等三个方面分析了外资并购影响目标企业生产力的作用机制;利用基于DEA方法的Malmqulst指数,分析了外资并购国内企业所带来的生产力变化及影响生产力提高的因素;分析得出外资并购带来的制度变迁效应有利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这些制度因素中最重要的方面是由控制权调整带来的委托和治理机制的改善以及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李君(2006)从微观角度研究了跨国公司并购对我国企业的品牌、技术溢出效应和公司治理的改善。
(三)外资并购对东道国影响的研究
有些国内学者从宏观角度研究外资并购对我国的影响。
罗志松(2005)提出了外资并购风险论的初步理论框架,从制度风险、产业风险和金融风险三个角度论述了外资并购对东道国的风险,并对外资在华并购的风险进行了实证研究。
何映昆(2003)建立起一个基本的理论分析框架――跨国并购对东道国产业竞争力的影响是通过作用于形成和创造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因素来实现的;从外部技术流入、企业组织和管理、市场结构以及产业结构等视角研究跨国并购对东道国产业竞争力的影响机理及后果;从实证角度考察了跨国并购对我国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并着重说明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是否有利于通过跨国并购提高我国产业竞争力。
郑迎飞(2006)将跨国公司并购国内企业的若干特征模型化,以跨国公司市场进入的因果为主线,以提高国内社会福利为目标,从本国政府如何规制外资并购的角度重点研究了如下几个关键问题:跨国公司的市场进入策略与政府规制、并购策略与条件识别、跨国并购的“融资和战略投资”双重特性与政府规制、基于市场结构的跨国公司选择,以及外资并购的产业效应和企业微观绩效。通过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揭示跨国公司并购国内企业的产业效应,提出国内可能出现产业效率提高和产业竞争力被压制双重效果的观点。
此外,姚战琪(2003)研究了跨国并购对市场结构变动及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楼朝明(2008)研究了中美企业间跨国并购中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等等。
四、其他角度的研究
除以上分类综述的外资并购文献外,国内学者对外资并购的研究角度还有很多:有进行综合研究的,如王习农(2004)的《开放经济中企业跨国并购研究》,张寒(2005)的《跨国并购的理论、运作及我国企业的跨国并购问题研究》以及叶建木(2003)的《跨国并购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有研究外资并购国有企业的,如桑百川(2005)的《外资控股并购国有企业问题研究》和李盾(2005)的《外资控股并购国有企业的状况、问题和前景》;有研究外资并购政府规制问题的,如陈清(2008)的《中国外资并购政府规制研究》和杨镭(2003)的《跨国并购与政府规制――兼论中国对外资并购的规制》;有研究外资并购法律问题的,如何培华(2005)的《外资并购法律问题研究》;等等。
综观国内学者对外资并购的研究,可以发现,既有理论研究也有实证研究,研究的视角相当广泛,实证研究的方法也很多样,有事件研究法、经济增加值法和主成分分析法等,但笔者认为还存在以下研究局限:
第一,系统研究外资并购我国上市公司的很少。国内已完成的博士论文中,通过中国期刊网检索到的专门研究外资并购上市公司的只有李新平博士(2005)的《中国资本市场外资并购上市公司研究》,该论文从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出发,对中国的外资并购交易制度进行研究,并从积极促进上市公司外资并购和对其适度规制两方面进行了重点研究。
第二,没有系统全面地对外资并购的财富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目前对短期股东财富效应的研究较多,而对长期股东财富效应的研究很少,通过中国期刊网检索到的只有郑迎飞、陈宏民(2006)研究了外资并购后3年的股市效应。而且,除股东财富效应外,对外资并购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财富效应几乎没有进行实证研究。
第三,实证研究外资并购后被并购公司财务业绩的文献中,对影响因素的研究非常少。笔者通过中国期刊网检索到的文章只有张宝红(2007)的研究,该研究认为跨国公司所处不同的股东地位和不同并购类型都对并购绩效有影响。而且,鲜有文献研究外资并购对被并购公司长期财务业绩(3~5年或更长时间)的影响,这主要是受我国外资并购的实践限制。
第四,缺乏将跨国并购动因与外资并购效应结合起来进行的研究。笔者认为,外资并购效应可以从外资并购的动因是否实现来衡量。
第五,受我国外资并购的实践限制,外资并购上市公司的样本有限,从而限制了大样本的实证研究。
从辩证的角度来看,目前存在的这些研究局限,也正是未来研究需要扩展的领域。随着我国外资并购实践的发展,外资并购的样本会逐渐增多,这些研究局限将被突破。
【参考文献】
[1] 桑百川,郑建明.国际资本流动:新趋势与对策[M].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3(1).
[2] 潘爱玲,吴世农.基于能力管理的跨国并购整合战略[J].广东社会科学,2007(4).
[3] 郑迎飞.外资并购绩效的全局主成分分析[J].上海管理科学,2006(2).
[4] 余珊萍,葛慧妍.外资并购的动因、趋势与监管[J].中国软科学,20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