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情管理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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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舆情管理范文

该书关注了风险社会与网络舆情两大热点

风险社会理论由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1986年提出，风险社会是对人类所处时代的形象描绘。贝克认为现代工业社会的风险主要是人类自身活动带来的，这与传统社会的自然风险不同。风险社会的概念指现代性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工业化社会道路上所产生的威胁开始占主导地位。基于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吉登斯在1990年提出风险社会是由现代性带来的负效应的集中体现。吉登斯认为风险社会与现代性、科技进步、全球化以及不确定性等相关。贝克也认为风险社会具有全球化的风险特性，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贝克认为风险是由现代化的威胁与其产生的问题会导致全球性的后果。每个社会都有风险，但是相较于传统社会自然风险，现代工业社会的风险带有更多的人为不确定性，因此制度性风险和技术性风险在贝克和吉登斯那里得到一致认同。

现代工业社会不断扩散的风险一旦被“聚光灯照亮”，批评的怒火就会爆发出来。如果说传统的大众媒体还有专业把关人进行调控，那么到了网络时代，把关弱化，社会舆论能在互联网上快速集聚爆发，往往使社会管理者猝不及防。如果再处理不当，更强烈的批评之声将会蔓延，甚至会导致破坏性的社会，政府管理者的执政力、形象和公信力都受到伤害。因此，现代社会由于本身发展蕴含更多风险因素，当这些不可感知的风险来临时，在畅通无阻的网络媒体面前，有效调节网络舆情的消长，就成为政府社会治理的重要能力。对中国而言，在面对具体风险事件爆发时，有效的通过大众传媒特别是网络媒体进行社会舆情控制，考验着管理者的能力与智慧。

刘建华博士的《舆情消长与边疆社会稳定》一书关注到风险社会下，现代人的心态稳定问题，当面临外在不确定性的风险时，媒体的信息报道一方面可以部分消除这种不确定性，另一方面网络媒体又成为社会舆论聚集之地。因此，社会管理者此时如果能够借助各种媒体组合进行全媒体传播的信息供给，同时对舆情进行引导就事关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更有力于社会心理稳定。

该书论述了舆情消长与边疆民族地区稳定的关系等问题

以贝克的风险社会为基础，我们原来所谓的落后地区也深刻卷入了现代风险社会的范畴。发达风险工业蔓延到世界每个角落，因为“杀虫剂通过水果、可可和茶叶回到了它们高度工业化的故乡”。贝克的“全球风险社会”概念预示着现代社会风险的弥散性，并不局限于工业发达地区。现代工业社会风险转移在中国也存在，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下，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也加入了现代工业体系，西部边疆地区由经济绝对落后到相对发展，但现代工业发展的同时现代风险也伴随而来，传统的自然风险让位于现代社会的制度风险和技术风险。除了贫穷和落后，由工业开发带来的生存环境破坏、经济危机的影响等现代化风险成为边疆地区新的社会问题。边疆地区“被动”进入现代工业体系，但是制度、技术、人力资本素质等没有完全跟上，这样也就造成《舆情消长与边疆社会稳定》一书所说的“东西部数字经济鸿沟”，同时伴随着边疆地区的民族宗教问题、境外势力干扰问题，就把边疆社会稳定这一问题凸显得更为复杂。本来边疆民族地区特有的地缘格局、社会发展状况和民族宗教问题，使得这一地区的发展、稳定与安全的重要性尤为突出，也由此边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有了战略价值和全局意义。这种情况下，通过现代的舆情管理，在某种程度上缓解问题，消弭风险，也是增进边疆社会稳定的手段之一。

该书关注了边疆地区稳定与网络舆情管理等问题

随着边疆落后地区也加入现代社会，现代风险便无处不在，面对风险社会，舆情管理也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因为一旦处理不当，更易造成边疆地区社会问题的集中爆发。刘建华博士的《舆情消长与边疆社会稳定》一书中，在分析舆情消长与边疆民族地区稳定的逻辑关系时，首先分析了边疆民族地区的舆情发生机制，从起源上来说是民族地区民众利益受损，而舆论得以发展是因为利益表达渠道不畅，这时网络舆论往往就成为舆情发展的助推器。因为现实舆情与网络舆情虽有交集，但是在舆情主体、性质、时间、范围上都有极大背离，刘建华博士在书中有详细论述。网络舆情因其传播的无极限，会瞬间达至全国乃至全球，特别是现代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很可能把某一地方的现实舆情迅速发展成网络上的全国c情。

鉴于舆情的上述作用，预警就非常重要。刘建华博士在谈及舆情监测预警面临的问题时认为有三点，第一，新媒体发展迅速，网络舆情更加复杂；第二现实舆情隐藏较深不易觉察和把握；第三，相关部门对舆情的处理方式不当。舆情消长关系社会稳定，因此在现实舆情不易觉察和把握的情况下，通过媒体的信息传播和信息收集来监测网络舆情变化，达到无论舆情消长都要有效掌控，并形成对社会稳定的积极影响。为此，刘建华博士建构了一个政府全媒体传播力的指标体系，该指标由2个一级指标、5个二级指标与lO个三级指标构成。一级指标包括信息下行力与信息上行力两个维度，二级指标包括印刷媒体报道力、电子媒体报道力、数字媒体报道力、传媒组织采集力、政府组织采集力五个维度，三级指标包括报纸报道力、期刊报道力、广播报道力、电视报道力、网络报道力、手机报道力、传媒议题与公众议题的吻合度、内参议题与公众议题的吻合度、政府议题与公众议题的吻合度、政府议题与传媒议题的吻合度十个维度。

在政府全媒体传播力指标体系中的信息下行属于上情下达，信息上行属于下情上达，无论上情还是下情都是舆情监测，进行预警的重要部分。政府全媒体传播力的根本也是监测与预警，不管是锁定不利舆情，使之“消解”，还是锁定有力舆情热点，使之“长起”，引导社会争取舆论，对社会稳定尤其是边疆民族地区稳定都有重要意义。在政府全媒体传播力基础上，刘建华博士又建构了边疆民族地区稳定的舆情“消”、“长”理论模型，并结合具体的舆情热点案例进行了分析。其中不利舆情之“消”模型包括精神抚慰（意见疏导）、利益补偿2个一级路径，制度性利益表达渠道多元化、信息公开透明、对话、精神文化性利益补偿、经济性利益补偿5个二级路径。有利舆情之“长”理论模型包括价值肯定与事实追加2个一级路径；扩大合意、形成共同体观念、价值的结晶、告知更多有利事实、形成公关新闻、转化舆情热点5个二级路径。

从本书内容来看，作者又把重点放在了不利舆情的“消”上面，这也符合近年来舆情的实际演化过程，往往是因为不利舆情未能及时得到“消解”，政府处置社会事件方式不利导致社会负面心理加倍放大，而不利舆情也因此借助各种媒体进行集聚扩散，最后导致现实的破坏力。因此，在不利舆情面前要进行及时的精神抚慰与补偿，使利益受损主体看到解决问题的诚意，延缓“舆论雪崩”，防止矛盾激化，为寻找解决问题最终方法留出宝贵时间。

第2篇：舆情管理范文

随着网络在全球范围内的飞速发展，网络媒体已被公认为是继报纸、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网络成为反映社会舆情的主要载体之一。微博客作为网络传播的媒介之一，也是当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

曾润喜在《网络舆情管控工作机制研究》中指出：“网络舆情就是各种事件的刺激而产生的通过互联网传播的人们对于该事件的所有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倾向的集合。当绝大多数的网民的观点聚集时就会由观点向舆论转化。”[1][2]

由此看来，微博客舆情就是以微博为载体，以热点事件为核心，广大微博客网民态度、情感、观点、意见的表达，是以个传播与互动的过程，以及包括后续的各种影响力。

二、微博客舆情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重要性

微博客舆情形成迅速，依托网络为载体传播速度快，对社会影响巨大。网络舆情比起传统媒体来说，涉及到的内容更广更全。

（一）面对公共危机反应迅速，传统媒体无法比拟。以微博为代表的网络媒体已经逐渐成长成熟并显示出其最大的优点，即反应速度极快。这种发展趋势不仅是国内，早在包括“911”事件等在内的诸多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极大影响的公共危机事件的第一信息源都来自个人博客、市民手机拍摄画面等新媒体资源。

（二）消息来源渠道多、范围广，可复制性、可传播性强，并对传统媒体产生了先导性作用。由于网络的普及，博客微博等“零技术、零许可”个人媒体互联方式的广泛应用，使得公众成为了公共危机事件信息的者和传递者，而不再是从前单一的接收方。

（三）网民言论所引导的网络舆情多为情感主导型，易形成极端导向，其非理性因素对于政府危机公关提出新的挑战。在危机事件中，他们关注的焦点往往不是有关部门处理方式的合理合法性，而是它面对弱势群体时所表现出的态度和处理方式。

（四）在危机传播中，微博舆论的力量足以影响官方媒体舆论及政府决策。有传播界的学者用德国传播学家伊丽莎白・诺依曼“沉默的螺旋”的理论来分析网络舆论的效应。这一理论的中心思想是：如果人们觉得自己的观点是公众中的少数派，他们将不愿意传播自己的看法；而如果他们觉得自己的看法与多数人一致，他们就会勇敢的说出来。而且媒体通常会关注多数派的观点，轻视少数派的观点。于是少数派的声音越来越小，多数派的声音越来越大，形成一种螺旋式上升的模式。[3]

就对公共危机管理来说，微博客舆情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我们既可以借助微博客舆情强大的自身优势克服公共危机管理中出现缺点；也要看到微博客舆情的潜在威胁并加以有效的引导和控制。

三、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微博客舆情引导机制

机制是指影响人类社会有规律运动的各要素的结构、功能及其相互关系，以及诸要素之间产生影响、发挥功能的作用过程和作用原理。[4]考虑到公共危机的突发性、不确定性，具体划分为报道机制，疏导机制，以及预警机制。

（一）报道机制

根据德国学者E-诺埃尔的“沉默的螺旋”的假设，舆论的形成与大众传播媒介营造的气候有直接管理，大众传播媒介在社会上营造出一个“意见气候”，而人们由于惧怕社会鼓励，会对优势气候采取趋同行动，结果造成“一方越来越大声疾呼，而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式过程”。在微博客舆情报道机制中，政府往往在微博舆论爆发后介入事件，可以说，政府的介入方式、介入手段及其作用直接影响了微博舆情的走向以及公共危机对公众造成的影响。一方面，信息报道提供了一个事实基础，另一方面，如实准确的信息报道，有利于舆论发展走向以及事件的解决。

（二）疏导机制

对于公共危机事件，政府部门自身应参与微博客舆论的、信息的传递，引导网络媒体除了参与新闻报道外，更重要的是要引导网络民意，为公共危机事件非冲突解决创造平和的舆论环境。政府部门把握这一机制的要点在于，积极鼓励网络成为公众表达意愿和讨论问题的有效平台，收集利用这一平台所反映的舆情了解公众需求，为下一步决策提供参考。

（三）预警机制

微博客舆情预警机制是做好公共危机管理中舆情引导工作的首要且基本环节。一方面，关注网媒的预警机制是政府危机管理的主要表现，但也是最重要的部分。

首先，建立健全网络信息和言论管理的法律法规，加强网络道德体制建设，明确政府管理部门、微博客运营方、微博客适用者等各方责任。

其次，把公民权利置于首位，不断提高公众识别网络舆情能力，增强网络舆论危机意识。智威汤逊广告公司与互联网控股公司IAC做的一项调查，不到三分之一的年轻美国人赞同“现实生活中不能说的不能做的我都可以在网上实现”这句话，41%的人不赞同；而在中国的微博使用者受调查者中，73%的人赞同，只有9%不赞同。[5]多数中国公民躲在假身份和化名的后面，这也极大的增加了消息的不准确性。

最后，建立专业机构或职能部门对网络舆情进行监管、监测，制定预警预案，互通网络，一方预警，多方联动，保证及时有效地实现舆情反馈。

注释：

[1]曾润喜.网络舆情管控工作机制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 2009（18）：79-82.

[2]曾润喜.网络舆情信息资源共享研究[J].情报杂志，2009 （8）：187-191.

[3]维基百科：沉默的螺旋。

[4]刘静，突发事件网络舆情防范机制研究，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11..6

第3篇：舆情管理范文

【关键词】网络舆论 网络舆情 分析方法和技术 品牌危机管理

品牌危机和网络舆情

科技的高速发展和扩散以及信息进一步透明公开的趋势使各企业原先单纯基于产品质量、功能和特点的差异化发展策略的有效性日益削弱，再加上“市场全球化”的推动，品牌已经成为确保企业长期发展的有效竞争手段，利用品牌及差异化策略成为企业经营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品牌的建立、管理和维护日益成为企业关注重点。然而在各企业正常运营过程中，品牌的维护和管理能力的差异并不明显，只有面临危机时，企业品牌管理、维护、提升的水平和能力才能较为直观地体现出来。

品牌危机是指突然发生的并能对企业声誉和生产经营活动构成重大威胁或造成破坏和损失的紧急事件。近年来中国市场上品牌危机事件频发，危机发生的原因尽管各不相同，但都给企业发展设置了障碍，造成负面影响。尤其是大部分中国本土企业本身内部质量和管理还不健全，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差，有时一次危机便足以让企业长期的投资付诸东流，形象尽毁，黯然退出市场。

在信息爆炸、互联网方便快捷的时代，网络舆论的渠道主要有论坛、BBS、聊天室、博客、播客、聚合新闻（RSS）、新闻评论以及即时通讯工具等。它表达快捷、手段多样、传授互动，能够直接迅速地反映出一定时间和空间内，多数民众对各种社会现象和问题的情绪、态度、观点和意见，从而形成巨大的社会影响。网络舆论不仅在宏观社会危机管理而且在微观企业危机管理尤其在企业品牌危机的产生、发展、减轻和消退的全过程中扮演着日益重要角色。它既可以是推动危机扩散、恶化的负面角色又可以成为引导、控制危机使企业转危为安的“救星”。而网络舆情则是指网络舆论的总体情况。

近年来发生的企业品牌危机其中许多初始信息往往最早就是通过互联网披露，引起网民关注，逐步形成热点话题和社会议题，进而引起传统媒体注意、跟进深入挖掘报道，问题和事件的社会影响进一步扩大，企业或其它相关部门出面解释应对，危机逐步减退消失。在这一过程中，网络自身的特点使网络舆论具有即时性、直接性、互动性、多样性、情绪化和偏向性的特点，尤其是对突发事件，网络能够迅速形成大范围、高强度的舆论，再加上网络的匿名性和隐蔽性，品牌危机中，企业对立面更容易利用网络舆论人为进行造谣和煽动，促使危机进一步恶化。因此，如何利用网络舆论，应对品牌危机，加强品牌危机管理能力，维护和提升企业声誉和形象成为企业应该考虑和实践的方面。

危机管理模式和相关理论

成功的分散危机需要较好的理解如何在其发生前就做好应对的准备。1995年Gonzalez-Herrero and Pratt 提出了危机管理过程的“四阶段模式”即 问题管理、预防计划编制、危机和后危机四个阶段。关于危机管理的理论各种各样，主要涉及有：

1、“权变规划理论”，即因时因地依照内外环境和条件变化提前制定规划是企业做好应对危机的第一步；危机管理小组通过模拟设定相关情景的训练来进行危机规划预演；危机发生后的最初几小时是最重要的，反应速度和工作效率是关键；对外和对内信息应该是同样准确可信的，不准确和虚假信息只会“火上浇油”，进一步恶化形势；规划中包含的信息和指导不仅应有助于决策者考虑短期更要帮助其认识到各方面的长期影响。

2、“企业持续运作规划理论”，这一理论有助于把危机给组织运营造成的中断危害最小化。首先必须鉴别出保证组织运作的关键功能和过程；其次，每个关键功能和过程必须有各自的权变规划；在模拟预演可能的危机情境下测试检验权变规划使组织所有成员对危机的可能性更加敏感和警醒；最终在实际危机发生时，管理小组成员将会做出更加迅速和有效的反应。

3、“结构-功能系统理论”，即进行有效的危机管理关键是向相关组织提供信息。这一理论强调信息网络的错综复杂和命令指挥的等级构成组织传播，把组织中的信息流看成由成员和各种“链接”构成的网络。

4、“创新扩散理论”，即描述创新如何在一段时间通过特定渠道进行散布和沟通的。根据它的基本形式，这一过程和要素主要包括：创新的产生和提出；有经验或喜欢尝试的个人或组织的首先应用；其它没有经验的个人或组织；能够把这两类相互联系的传播和沟通渠道；在这一渠道中，相关信息能够顺利地从一方到另一方。

在以上这些理论基础上，学者专家又提出各种针对企业危机管理的模式与应对策略和方法，品牌危机管理作为企业危机管理的组成部分，其已有的相关处理措施和方法也都以此为基础。整合、归纳这些理论和方法，得到以下企业品牌危机管理的关键点和步骤：即危机发生前的环境监测和预警；危机发生初期的应对和处理；危机得以控制缓和后的恢复和提升；危机结束后的总结和体悟。在这些过程中，对内外环境发展变化的把握和了解、各种讯息的传播和各个环节的沟通、应对危机的速度和效率是企业品牌危机管理的必备因素，其中对环境和有关危机产生、发展所有信息的动态监控是开展其它工作的基础，网络舆论是企业生存发展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企业危机管理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对网络舆情的掌握、分析和应用应成为企业品牌危机管理的新途径和方式。

网络舆情分析技术和方法

由于网上的信息量十分巨大，仅依靠人工的方法难以应对网上海量信息的收集和处理，因此需要依靠信息技术和相关学科专业知识建立起自动化的网络舆情分析系统。目前有关舆情分析系统的技术主要有主题检测和追踪技术、文本分类、聚类、观点倾向性识别、自动摘要等计算机文本信息内容识别技术。其中基于关键词统计分析方法的技术相对比较成熟，但在有效性方面还有很大的不足。

目前有关网络舆情分析的方法的论述和理论不多但总结起来主要有：针对网络舆论发表的不同空间如各种论坛、博客、播客、网站和不同时间点和时间段考察各种研究指标如议题数量、点击量、跟贴数量和增长、减少的速度程度等；同时为了增加网络舆论的可信性和有效性，要进行更深入的关键词布控、语义分析、与主题关切度、评论的长度和舆论出处的权威性和公信力等方面的考量和研究；在抽样调查方面，一般的社会学调查方法和网络开放性、匿名性特点相结合可使用非概率抽样中的目标抽样、分层抽样等方式。

网络舆情分析与

品牌危机管理的结合

网络舆情分析的各项功能和方法与品牌危机管理各阶段有着较高的切合度，企业可以把网络舆情分析贯穿于危机应对的全过程。具体应用方法如下：

1、危机发生前的环境的监测和预警――网络舆情搜集、各类主题自动分类和聚类，敏感话题和热点问题的识别。

危机管理不是局限于危机发生时的匆忙应对，企业必须要在日常运营过程中就建立危机管理系统和长效机制，这首先就要做好企业运营环境的日常监测和预警工作。企业可以结合自身生产经营特点和品牌形象设定要监测的主题；利用关键字布控和语义分析，自动分类和聚类，识别敏感话题；也可以从新闻出处权威度、评论数量、发言时间密集程度等方面出发，识别出给定时间段有关企业形象和品牌的热门话题并对其进行追踪，以对每个细节的不良变化都做到心中有数，并传播给其他系统或负责人，从而作好应对危机的准备，减少危机情境的攻击力和影响力。

2、危机发生初期的应对和处理――突发事件分析，把握事态发生、发展的全貌并进行观点倾向性分析，预测其发展趋势。

在这一阶段，企业首先要快速、全面地获得真实准确的信息和舆论状况以便了解危机波及的程度；其次要把握相关事件的舆论动向，了解多数人对突发事件的态度、意见、观点和立场，对突发事件的发展趋势做出预测，从而为快速高效的应对危机提供依据。各大网站新闻评论、博客尤其是BBS最容易形成突发事件的“爆发点”也是最能直接和集中反映网络舆情的地方，企业可以对突发紧急事件进行跨时间和空间的综合分析如从新闻的标题、出处、时间、内容、点击次数、评论人、评论内容、评论数量等方面考察有关事件的新闻评论；对于论坛BBS，可以从帖子的标题、发言人、时间、内容、回帖内容、回帖数量等指标出发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观点、态度、立场的倾向性分析，通过综合考察一段时间内人们对其关注程度的变化，进行发展趋势预测。通过这些方面的网络舆情分析企业可以因时因地随时制定和调整危机应对策略和方法。

3、危机控制缓和后的恢复和提升――主题相关性分析和追踪、舆论关注点的变化。

在品牌危机管理中，往往会涉及到主要三方面的关系，消费者、媒体和公众，这三方面的立足点和关注点各有侧重，企业要随时把握各方面的舆论动向、关注点、态度和观点的变化，采取各种措施使各方面满意，从而将事件淡化，转移舆论和事件的关注点，并在危机得到控制和缓和后抓住机会转化危机，使危机成为企业品牌宣传的机遇，从而恢复和提升企业形象和声誉。网络舆情分析可以帮助企业进行主题跟踪，分析一段时期内相关事件的新发表文章、贴子的话题是否与已有主题相同，从而观察和确定整体舆论关注点的变化。根据这种变化企业可以发现危机转化的机遇，结合利益各方需求和观点的变化，调整、恢复乃至提高自身的品牌形象。

4、危机结束后的总结和体悟――网络舆情分析数据整理、转化。

危机结束后的总结阶段，根据舆情分析处理后的结果库生成报告，转化成企业需要的格式并提供信息检索功能，企业可根据指定条件对突发事件、热点问题、舆论倾向性进行查询，并浏览信息的具体内容，为今后的品牌危机管理提供经验和决策支持，避免重蹈历史覆辙。

结语

企业要充分利用网络舆情分析方法和技术，以期能够对现实中各种有关自身声誉和形象的网络舆论及时了解、全面把握，迅速反馈，从而对其进行控制和引导，防范和减少品牌危机的发生。同时，随着网络舆情影响力的逐步扩大，网络舆情分析技术和方法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它将显示出与企业品牌危机管理过程更高的关联度和契合度，越来越多的企业应将其视为品牌营销管理乃至企业发展战略的重要辅助工具，在不断的实践应用中，补充、拓展和深化网络舆情分析的商业功能。■

参考文献

①北大方正技术研究院，《以科技手段辅助网络舆情突发事件的监测分析》，《信息化建设》，2005年第10期

②（美）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华夏出版社，2005年10月

第4篇：舆情管理范文

【关键词】国有企业 网络舆情管理 开展实践 常态化机制 建立

当前，国家对于新闻宣传与舆论引导工作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同样也将舆论引导能力当作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其中，国有企业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及保障人民群众共同利益方面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所以，必须要与舆论环境的变化相适应，努力克服舆情工作的困难，将国有企业的正能量广泛传播，进而树立良好的国有企业形象。

一、现阶段国有企业网络舆情管理状况

（一）舆情意识薄弱

大部分国有企业的舆情意识与大局意识都相对薄弱，持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对于经验与教训也并未进行借鉴，很难对自身舆情风险进行正确地识别，所以，舆情预警工作不到位[1]。另外，还有很多国企对网络舆情的认识不正确，通常以鸵鸟的心态来面对舆论质疑，所以，在面对突发舆情的时候很难及时采取措施解决，不会报告，也不会采取措施进行处置，最终错过最佳的解决时机。于国有企业来说，其自身的防控意识并不符合新媒体环境网络舆情的发展需求，而这在很多中央企业地区公司与其所属二级单位中表现十分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下属单位网络舆情就会出现逆向或者是横向传染的问题，最终引发联锁反应，对企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二）防控体系不健全

现阶段，我国国有企业网络舆情的管理与控制工作十分落后，而且，进而央企总部或者而是大规模地方国有企业才构建了专业网络舆情管理机构。而对于央企地区公司或者是隶属省市的地方国企并不具备舆情防控机制，通常情况下，管理工作人员大部分都是兼职。但是，在基层单位，舆情管理工作始终呈真空状态。基于此，部分国企领导在舆情管理方面重视程度不高，所以，舆情管理队伍的建设与办公设备配置经费不充足，无法构建防控工作机制，而危机处置措施与应急措施仍然需要强化[2]。

（三）引导能力不理想

现阶段，国有企业在舆论引导方面的能力始终停留在纸媒体阶段，严重落后于新媒体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沉默已经成为处置网络舆情的首要选择，主要采取的就是封、堵、删、瞒等方式，最终只会导致结果不理想。有很多网络舆情事件，国有企业是需要主动发生的，但是正是因为不表达，导致其处于被表达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外界的议论会更严重，还会出现猜测，最终引发误解与对立，严重影响国企公信力。此外，很多网络舆情管理工作人员在对事件进行处置的过程中，受自身知识储备的影响，或者是准备工作不充分，都会影响舆论引导实际效果。

二、建立国有企业舆情管理常态化机制的有效途径

（一）创建集监测、分析、研判、预警与评估为一体的机制

第一，监测，即在第一时间发现问题所在。其中，监测的方式包括三种：第一，进行全天监测；第二，合理设置专业工作人员展开监测工作；第三，同媒体合作进行日常监测。

第二，分析。舆情的主要原因就是在突发事件过后，网民所发表的评论与议论，所以，一定要深入地分析舆情的具体走向。

第三，研判。针对实际收集信息内容展开深入分析与判断，并且对舆论热点以及媒体的关注重点进一步研究，针对可能出现的舆情热点的分布和走势进行合理地预测，更好地应对舆情[3]。

第四，预警。可以合理地划分舆情，并且合理地设置具体的应对措施，如果负面信息无法达到预警级别，那么就可以作为日常的负面信息来处理。

第五，评估。在事件发生前进行评估，主要是为了更好地评估未来事态的发展。而在事发过程中进行评估，可以了解应对措施的有效性。在事发后的评估主要是为了正确地判断是是否要采取措施进行修复。

（二）构建危机应对机制

构建突发事件危机应对体系，可以包括以下芍郑旱谝唬构建舆情预警应对机制。应合理制定舆情分级的制度，并且积极采取相应的措施，但是不允许过分重视，或者是过分忽视，有效地规避在发生重大舆情时难以及时处置而形成危机。第二，构建突发事件危机的应对流程。其中，主要涉及到事前、事中与事后这三个方面。对于事前应对就是要制定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在事发以后，应当针对不同阶段来修复品牌，积极展开正面地宣传，对事件进行全面总结[4]。

（三）新闻与舆论引导机制的全面建设

新闻的主要内容包括四部分，即常态工作的、热点问题的以及突发事件与重大事件的。而在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应主动进行沟通，并在短时间内实现沟通，以保证沟通的充分性。基于此，还应当始终遵循以下基本原则，即第一时间、口径统一与人文关怀。在这种情况下，充分发挥新闻与舆论引导机制的作用。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国际国内环境中，新媒体发展的速度不断提高，为此，在国有企业发展的过程中，新媒体的应用十分广泛。在这种复杂的网络舆论环境下，国有企业也一定要与新媒体环境改革及发展相适应，进而在网络舆论引导中占据主动权，正确地分析网络舆情预警，采取措施应对，全面维护企业的社会形象。

参考文献：

[1] 肖来付.网络舆情时代的企业危机应对与管理――基于“长尾理论”的视角[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5（6）.

[2] 张爱军，雷俊强.大型国有企业网络舆情应对机制探究――以中航飞机西安飞机分公司为例[J].西安航空学院学报，2015，33（6）.

第5篇：舆情管理范文

缺月半轮，

世间无情胜有情。

一眼满天繁星，

万里冷月，

忍独行？

一声笛影，

万寸离情，

几许伤心泪难平。

相思悠悠，

明月万古清愁，

梦不盈。

遥想孩提，

春景还将你我迎。

岂知天意不伶，

翻做十年离情。

心不静，

每临月圆时，

惹起离情万倾。

泪语心尖，

第6篇：舆情管理范文

1引言

情绪智力(emotionalintelligence，EI)不仅是学术研究的热点，而且也被广泛应用于商业实践。学术上，围绕着情绪智力是什么、如何对它进行定义、它究竟包括哪些内容、怎样对它进行测量、它与已有构念(如个性和智商)是否存在区别、情绪智力与相关变量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以及在预测相关变量时它是否具有增值效度等问题进行了系列探讨［1－2］。实践上，截至2008年9月至少有57家公司主要致力于情绪智力咨询，90个企业组织专门从事情绪智力的培训和评估，30个关注于情绪智力的认证项目［3］，而情绪智力培训也正在成长为一个价值数百万美元的产业［4］。学术和实践对情绪智力的广泛关注，为把研究成果应用于实践创造了条件，但是如何成功实现它并使两者相互促进是情绪智力领域有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经过20多年的研究，当前情绪智力领域存在基于不同定义和结构模型的多种理论。元分析研究发现，整体上情绪智力是工作场所有价值的变量，它对绩效、领导有效性、健康、工作满意度、工作压力、工作倦怠等工作结果具有一定的预测性，而基于不同定义和结构模型的情绪智力理论在预测效果上存在差异［5－9］。选取不会受文化因素影响且又有充分证据表明能较好预测相关变量的理论［10］，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有助于情绪智力理论和实践的相互促进。本研究基于张辉华等［11］提出的管理者情绪智力定义和结构模型，以管理咨询项目中收集的数据为例，通过对管理者情绪智力与领导有效性、晋升和离职关系的实证探讨，以求在情绪智力学术和实践相互促进上有所贡献。

2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

2．1理论基础当前情绪智力研究领域存在3类典型定义。一是以Mayer等［12］为代表的认知视角定义，他们把情绪智力定义为能够进行与情绪有关的准确推理，并能运用情绪和情绪知识促进思维的能力;二是以Bar-On［13］为代表的混合视角定义，他认为情绪智力是决定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有效地理解和表达自己、理解并能与他人处理好关系的多种相互关联的情绪和社会胜任力、技能与技巧;三是以Boyatzis［14］为代表的胜任力视角定义，他认为情绪智力是认识、理解、使用自己和他人的情绪信息以促使产生有效或优异绩效的能力。在以上定义基础上，研究者构建了不同的情绪智力结构模型。代表性的情绪智力结构模型有很多。Mayer等［12，15］提出包括情绪感知、情绪整合、情绪理解和情绪管理4种能力的模型;Bar-On［16］提出包括内省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压力管理、适应性和一般情绪状态5个方面内容的模型;Goleman等［17］提出包括自我意识、社会意识、自我管理和关系管理4类胜任力的模型;Wong等［18］提出包括情绪自我评价、情绪使用、情绪调节和别人情绪评价的四因素模型;Petrides［19］提出包括情绪性、社会性、自控和幸福感4个维度的模型;Dulewicz等［20］提出包括自我意识、情绪弹性、人际敏感、自我激励、影响力、果断性和责任心的七因素模型。工作场所情绪智力元分析研究发现，在以上代表性的模型中，除Mayer等［15］提出的情绪智力结构模型外，其他模型对工作相关变量都有一定的预测作用［3］。在学术研究结果基础上，组织可以选取相应的情绪智力结构模型加以应用。然而，在运用过程中要取得比较好的效果还必须考虑情绪智力结构模型的文化适应性。在多种具有较好预测效果的情绪智力结构模型中，除了Wong等［18］的模型具有适合华人文化的特点外，其他模型都是基于欧美文化背景提出的，当前尚缺乏证据表明它们对于中国文化背景下工作相关行为也有较强预测性，基于以上原因，它们暂不适合应用到中国管理实践。张辉华等［11］通过整合当前的情绪智力结构模型，从行为视角对管理者情绪智力进行定义，即管理者在工作和交往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理解、驾驭情绪及与情绪相关的心理和行为的能力，并基于中国文化背景的实证研究构建管理者情绪智力行为模型，该模型认为管理者情绪智力由关系处理、工作情智、人际敏感和情绪调控4个维度构成。相关研究结果表明，此模型不仅能有效的预测工作绩效，而且还具有情境针对性的特点［11，21］。鉴于当前欧美学者提出的情绪智力理论的文化适应性尚未得到验证，本研究主要探讨华人文化背景的行为，因而不宜以它们作为基础。Wong等［18］提出的情绪智力结构模型虽然满足了较强预测性和文化适应性的条件，但是从表征模型的条目看，它没有反映工作场所情境，在表面效度上存在问题，也不利于管理实践中具体行为的改进。本研究着眼于研究成果与实践应用的相互促进，因此以管理者情绪智力行为模型为理论基础。

2．2研究假设情绪智力与领导有效性的关系如何，近10年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不少实证成果。基于不同情绪智力定义和结构模型，采用不同的样本，运用不同的数据采集方式，得出的研究结果并不完全一致。有研究表明情绪智力与领导有效性显著相关［22－24］，也有的研究表明它们之间的相关不显著［25－26］。Martin［7］运用元分析技术，把领导有效分为领导绩效和领导行为有效，发现整体上情绪智力与领导有效性之间存在中度相关(r=0．38)。该结论为情绪智力可以用于管理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然而从应用角度看，究竟选用哪种模型的运用效果比较好，为什么有些研究会得出它们之间不相关的结果，Martin［7］的研究并没有为以上问题提供答案。在现有实证结果的基础上，本研究通过对管理者情绪智力行为模型与领导有效性关系的实证研究，以求找出以往研究中出现不一致结果的部分原因，并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实践。Brown等［25］运用自评情绪智力和他评领导变量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情绪智力与领导变量之间相关不显著;Sosik等［27］采用多渠道收集信息的方式，即管理者本人报告自己的情绪智力和变革型领导行为、管理者下属报告其变革型领导行为，研究结果表明，管理者自我意识水平(操作化为自评和他评是否一致)作为调节变量，会影响管理者情绪智力与变革型领导行为之间的关系;Rosete等［28］发现，情绪智力与以“是怎样”作为测量的领导有效性不相关，但与以“做得怎样”作为测量的领导有效性显著相关。在以上研究基础上，本研究把“是怎样”作为自评结果，把“做得怎样”作为他评结果，把“是怎样”和“做得怎样”是否一致作为自我意识水平，在此前提下探讨情绪智力与领导有效性的关系，以了解不同数据来源对研究结果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众所周知，现实生活中“是怎样”与“做得怎样”总会存在差异，因此自评情绪智力与他评情绪智力也会表现出差异。结合情绪智力与领导有效性关系的不同实证结果，本研究提出假设。H1a他评情绪智力与他评领导有效性显著相关;H1b自评情绪智力与他评领导有效性不相关。虽然现实生活中“是怎样”与“做得怎样”总会存在差异，但是它们之间也会有一致的时候。把“做得怎样”与“是怎样”分为比较一致和不太一致两部分，有助于了解情绪智力与领导有效性之间的真实关系。对“做得怎样”与“是怎样”相一致的这部分而言，自评情绪智力与他评领导有效性将显著正相关;而对“做得怎样”与“是怎样”不一致这部分而言，将出现不相关或者负相关的情形。换句话说，“做得怎样”与“是怎样”是否一致(即自我意识水平)会调节情绪智力与领导有效性的关系，而且当两者一致时，它们之间存在正相关，否则将不存在这种关系。通过引入自我意识变量，本研究提出假设。H2自我意识正向调节自评情绪智力与他评领导有效性之间关系。Antonakis［29］指出，在《领导季刊》上发表的有关情绪智力和领导关系的文章存在如下问题，①没有控制个性和认知能力等竞争性变量;②调查方法上存在共同方法论问题;③没有使用专门用于测量情绪智力的工具;④使用学生样本。同时，他还认为，当考虑个性和认知能力等竞争性变量时，尤其是考察高层的领导实践时，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情绪智力能够预测领导有效性。针对情绪智力与领导关系研究中存在的问题，Antonakis［30］提出情绪智力与领导有效性关系研究的相应标准，并希望能看到满足其标准的实证研究。本研究在H1和H2的验证过程中对个性和认知能力进行控制。Goleman［31］曾经指出，认知能力确实重要，但一个好的领导不能没有情绪智力;同时认为，最有效的领导，情绪智力的重要性是智商或技术技能的两倍［32］。Dulewicz等［33］通过实证研究比较认知能力和情绪智力对领导有效性贡献大小的问题，发现情绪智力和认知能力都能预测领导能力，而且情绪智力对领导能力的贡献要大于认知能力。Cté等［34］的实证研究发现，认知能力会负向调节情绪智力与绩效的关系。然而，很少有实证研究探讨认知能力和情绪智力的交互作用对领导有效性会产生怎样的影响。通过管理实践可以发现，大部分晋升到领导岗位的员工在情绪智力上都具有一定的优势，他们善于处理各种工作关系、创造良好工作氛围、调动他人工作积极性、调控情绪，且对组织人际关系比较敏感。然而，也有部分晋升到领导岗位的员工，他们的情绪智力不高，但是他们所领导的团队也同样可以创造较好的成绩。以上现实也许表明，高情绪智力和高认知能力都是领导有效性的重要条件，而一方的不足可以通过另一方弥补，当情绪智力对领导有效性起主要作用时，认知能力的作用可能不明显，而当情绪智力作用较小时，起主要作用的也许是认知能力。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3管理者认知能力会负向调节管理者他评情绪智力与他评领导有效性的关系。管理有效和管理成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管理有效可用工作成绩的数量和质量及下级对其满意和承诺的程度衡量，而管理成功可用在组织中晋升的速度进行衡量［35］。按照以上区分，当前情绪智力领域的实证研究主要探讨它与管理有效的关系，很少有研究探讨它与管理成功的关系。在情绪智力与晋升的关系上，Byrne等［36］发现自评的情绪智力与经过年龄调整的晋升(10×晋升次数年龄)存在显著相关(r=0．17，p＜0．05)。本研究探讨他评情绪智力与晋升的关系，他评情绪智力主要是指做得怎样，组织在人员晋升上会优先考虑情绪智力较高的个体，他评情绪智力越高晋升的可能性也越大。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4他评情绪智力与晋升显著正相关。不少实证研究探讨情绪智力与离职意向的关系。以不同的情绪智力结构模型为基础，部分研究发现它们之间显著负相关［25，37－38］，也有部分研究发现它们之间不相关［18，39］。根据本研究的情绪智力理论基础，情绪智力越高的管理者，情绪调控能力越强，遇到不满意的事件更善于调整自我，并形成积极的态度，同时他们在处理与同伴关系上更得心应手，对所处环境将更为满意，从而更倾向于留在单位，越不可能离职。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5他评情绪智力与离职显著负相关。综上可知，当前情绪智力与领导有效性关系研究停留在“是怎样”阶段上，很少有研究运用客观数据探讨情绪智力与管理者异动(离职和晋升)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基于本土提出的情绪智力结构模型，主要从调节变量的角度探讨情绪智力与领导有效性为什么存在某种关系，通过收集管理者异动的客观数据，探讨情绪智力对管理者晋升和离职的影响。

3研究方法

3．1样本以A和B两家制造型企业管理人员为被试，有效样本数为124。样本的背景特征为，男性占72．60%，女性占27．40%;已婚占91．90%，未婚占8．10%;学历为大学以下的占12．90%，大学的占82．30%，大学以上的占4．80%;高层管理职位的占4%，中层的占83．10%，基层的占12．90%;被试(除24个没有填写年龄外)的平均年龄为36．49岁，年龄的标准差为5．87。

3．2测量(1)情绪智力的测量以张辉华等［11］研制的管理者情绪智力行为问卷测量管理者情绪智力，包括4个维度，每个维度4个项目。此问卷是基于管理者情绪智力行为模型开发的，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管理者情绪智力测量包括自评和他评，他评的条目与自评相同，只是把各条目改为适合他评方式。本研究自评管理者情绪智力问卷的整体信度为0．85，关系处理、工作情智、人际敏感和情绪调控各维度的信度分别为0．77、0．82、0．87和0．81。他评管理者情绪智力问卷的整体信度为0．93，关系处理、工作情智、人际敏感和情绪调控各维度的信度分别为0．93、0．91、0．92和0．91。(2)领导有效性的测量以凌文辁［40］研制的CPM领导行为问卷测量领导有效性，包括3个因素，每个因素10个项目。因为它反映了中国文化背景下的领导行为，且在国际上得到认可，因此本研究以它为基础测量领导有效性。为缩短测试时间，从每个因素中分别选取4个项目，C因素为个人品德，P因素为工作导向，M因素为人员导向，共形成12个项目的问卷，采取他评的方式进行领导有效性的测量。数据显示CPM领导行为问卷的整体信度为0．88，C因素、P因素和M因素的信度分别为0．92、0．91和0．93。(3)自我意识的测量用他评管理者情绪智力得分减去自评管理者情绪智力得分得到差异原始分，并标准化;把标准分大于等于0．50个标准差和小于等于－0．50个标准差的样本编码为1，把介于正负0．50个标准差之间的样本编码为2，数值越大表示自我意识越准确。(4)晋升和离职数据收集直接从被试所在企业收集相应的客观数据，晋升主要指职位上的提升，离职是指实际发生的行为，而不是离职意向。(5)认知能力和个性的测量采用卡特尔16因素个性问卷(简称16PF)的中国版本进行测量。16PF中国版本共有187个项目，分别测量16项因素［41］。用16PF问卷中的B因素(智慧性)测量认知能力，因为16PF个性框架中包括认知能力因素，而且研究也表明，用B因素测量认知能力也能达到用标准化的智力测验同样的效果［42］;用16PF另外15个因素形成的5个二阶因子(外向、焦虑、强硬、独立和自控)测量个性［42］。

3．3程序所有的测量是在企业支付一定咨询费用的背景下由第三方机构在企业人力资源部配合下完成的，测试完成后由第三方机构对回收的数据进行处理，并把最终结果提供给企业高层管理者作为其人事决策的参考，测试结果也得到企业授权可以用于研究目的。具体施测程序如下。(1)运用管理者情绪智力问卷(共16个项目)和16PF问卷(共187个项目)的组合纸质问卷，分批次要求被试集中作答，问卷当场发放和收回。(2)要求企业人力资源部按照第三方机构规定的原则确定对被试的相关行为进行评价的他评人员(包括上级、同级和下级)，并准备好适合他评的纸质问卷(由16个项目的管理者情绪智力问卷和12个项目的领导有效性问卷组合而成)。(3)分批次召集他评人员，在说明填写目的和要求后，由他评人员进行打分，问卷当场发放和收回。(4)第三方机构对所有回收的问卷编号并进行数据录入和处理。领导有效性、管理者情绪智力问卷采用10点记分法，16PF问卷采用3点记分法进行调查。共收回管理者自评的有效问卷124份，他评的有效问卷1179份，其中各被试他评的有效问卷在5～10份之间。在得到公司高层管理者许可的情况下，晋升和离职的数据直接从人力资源部经理处获得。A企业数据在调查后2年收集，B企业数据在调查后1年收集。

3．4统计分析统计被试情绪智力自评结果的原始分。被试他评结果也取原始分，即先统计他评人员的评分，然后以被试为单位，把所有他评人员得分加权平均得到每个被试的他评原始分。认知能力和个性的记分上，先根据16PF问卷的记分规则算出每个项目的得分，再计算出16个因素的原始分，然后把原始分转换成10分制的标准分。认知能力得分即为16PF中B因素的10分制得分。个性得分主要根据15个因素的标准分和对应的权重［42］，计算5个二阶因子各自的得分。本研究运用的分析软件为SPSS11．50，分析方法主要包括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等。4研究结果表1给出主要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系数，同时也给出控制个性(外向、焦虑、强硬、独立和自控)与认知能力、自评情绪智力与他评领导有效性、他评情绪智力与他评领导有效性的偏相关。从偏相关的结果看，他评情绪智力与他评领导有效性显著相关(r=0．93)，自评情绪智力与他评领导有效性不相关(r=－0．14)，H1得到支持。从相关的结果看，他评情绪智力与晋升(r=0．18)和离职(r=－0．30)显著相关，H4和H5也得到验证。运用层次回归分析方法对H2进行检验。控制个性和认知能力，分别以自评管理者情绪智力、自我意识及它们的交互作用变量为自变量，以他评领导有效性为因变量，进行层次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从表2结果可知，自我意识正向调节管理者情绪智力与他评领导有效性之间的关系，β=0．50，p＜0.001，即自我意识越准确，情绪智力对他评领导有效性的影响越强，H2得到验证。为了解不同自我意识水平下管理者情绪智力与他评领导有效性之间关系的方向和强度，把自我意识编码为1的样本定义为有偏组，把自我意识编码为2的样本定义为无偏组。控制认知能力(由于个性与领导有效性都不相关，因此无需控制)，以自评管理者情绪智力为自变量，以他评领导有效性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从表3可知，有偏组管理者自评情绪智力显著负向影响他评领导有效性，β=－0．26，p＜0．05，主要是因为自评情绪智力存在偏差，自评情绪智力越高，实际上情绪智力越低，因此当以自评情绪智力为自变量时反而得出情绪智力越高、他评领导有效性越弱的现象。无偏组管理者自评情绪智力显著正向影响他评领导有效性，β=0．59，p＜0．001。控制认知能力，无偏组情绪智力对他评领导有效性的解释量为35%，高于有偏组的解释量(7%)。综合以上结果可以看出，无偏组他评领导有效性主要通过情绪智力起作用，而有偏组他评领导有效性是通过情绪智力和认知能力共同作用的。最后，对H3进行检验。以认知能力、他评情绪智力及它们交互作用的变量为自变量，以他评领导有效性为因变量，进行层次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从表4的结果可知，认知能力负向调节管理者情绪智力与他评领导有效性之间的关系，β=－0．07，p＜0．05，H3得到验证。同样，为了解情绪智力和认知能力是如何影响领导有效性的，把认知能力和他评情绪智力都分为高、低两组，即把它们的分数先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把大于等于0个标准差的组确定为高，低于0个标准差的组确定为低，分别用1和2表示。然后，在高情绪智力和低情绪智力组内，分别以认知能力为自变量，以他评领导有效性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5。从表5可知，高情绪智力组的认知能力对他评领导有效性的作用不明显，β=0．15，p＞0．05;低情绪智力组的认知能力对他评领导有效性有显著的影响，β=0．28，p＜0．05。这说明高情绪智力组他评领导有效性并非通过认知能力起作用，认知能力对低情绪智力组的他评领导有效性起一定的作用。

5研究讨论

本研究基于管理者情绪智力行为模型，通过对管理者情绪智力与领导有效性关系的实证研究，为已有研究中情绪智力与领导有效性关系出现不一致的结果提供了合理解释，还发现自我意识水平会调节它们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发现在情绪智力影响领导有效性上认知能力发挥作用的条件。在情绪智力与领导有效性关系为什么会出现不一致的结果方面，本研究发现自评和他评存在差异，研究中运用不同数据来源对结果会有影响。通过把自评结果作为“是怎样”，把他评结果作为“做得怎样”，引入自我意识(操作化为“是怎样”与“做到怎样”是否一致)这一调节变量，按自我意识水平把被试分为两类，发现自我意识无偏差的被试组情绪智力与领导有效性存在正相关，而自我意识有偏差的被试组，它们之间存在负相关。由于两类被试情绪智力与领导有效性的相关方向相反，因此把它们综合起来时会掩盖情绪智力与领导有效性的真实关系，从而会产生不同的研究结果。认知能力在情绪智力影响领导有效性上发挥作用的条件，与以往研究中“分别探讨认知能力和情绪智力对领导有效性的影响”［6，43］、“从竞争性角度探讨认知能力和情绪智力分别对领导有效性起多大作用”［32，33］不同，本研究通过综合分析它们对领导有效性的影响，发现情绪智力和认知能力都是领导有效性的重要条件，它们对领导有效性的影响具有互补性，当情绪智力较高时认知能力对领导有效性作用不明显，而当情绪智力较低时领导有效性是情绪智力和认知能力共同起作用的结果。以上发现从情绪智力与认知能力交互作用的角度进一步拓展了对情绪智力与领导有效性关系的认识。与已往研究不同，本研究采用跟踪研究方式，即先测量情绪智力，时隔1年至2年再收集对应管理者的晋升和离职情况的数据，探讨情绪智力与晋升和离职行为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情绪智力与晋升和离职都显著相关。尽管管理者最终的晋升和离职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但是研究结果表明情绪智力能预测晋升和离职。为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情绪智力对晋升和离职的影响，未来可从两个方面做进一步研究，一是考虑更多的影响因素，了解情绪智力与哪些因素共同影响管理者晋升和离职以及它们各自的影响强度有多大;二是考虑一些中间影响因素，以了解情绪智力影响晋升和离职的具体过程。

第7篇：舆情管理范文

【关键词】纪检监察 网络舆情

一、畅通网络舆情的互通交流平台。建立预警通报机制。在分析事物中发现问题

一是主动开展网络日常监测和突发事件监测，及时查找有无涉及举报反映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政风行风、机关效能作风、破坏经济发展环境、教育乱收费、征地拆迁侵害群众利益等方面信息，随时了解最新涉及反腐倡廉网络舆情。在发生重大突发性事件、重要敏感时期做到不间断的搜集和重点监测，全面及时关注舆论走向。监测的网站除了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设立的网上举报信箱、本地主要网站外，还包括本省和全国的一些著名网站、论坛、博客等。对监测中发现的问题，通过汇总和归纳，认真筛选，分类处理，并在第一时间直报主要领导批阅。

二是在受理举报投诉、办理案件中，发现可能诱发网络突发舆情的，及时向上级有关领导汇报，并迅速组织人员进行分析、评判、预警、核实解决，防止问题扩大和蔓延。为了加强对廉政网络舆情的引导，必须经常性地组织反腐倡廉评论人员，撰写发表评论文章，及时权威信息，引导网络舆论。对一些不明晰的网上举报线索，及时组织人员上网跟踪，有针对性地解疑释惑，防止恶意炒作。

三是积极拓展渠道，搞好内外联络，做到上下及时沟通、协调运作。积极加强与宣传、公安、检察等机关网络管理部门沟通联络，促进网络监督信息共享，增强工作合力。加强与公安网监部门、网络媒体沟通，集合各自网络技术优势，达到涉检舆情信息及时共享。公安机关具有网络监控及舆情技术对抗系统，能够利用信息网络技术抑制有害舆情信息的传播，而网络媒体普遍具有自己的网站，且内容丰富，论坛、博客、微博等比较普遍，维护管理人员也多，还有审帖、删帖等管理员特权。充分发挥各方优势，配合我们开展网络舆情监测和处置工作。

二、关注网络舆情的背后腐败问题。建立联合查处机制。在接触事物中解决问题

一是要做好甄别筛选。要根据舆情信息反映的内容和性质，进行研究判断，同时要结合平时掌握的情况，以及、检察等部门机关的相关信息，评价该舆情信息的可信度以及违纪违法行为的可查性、成案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对涉及党员干部违纪事实明显、可查且线索清晰的舆情信息，迅速向反腐败联络小组汇报，由纪检监察机关组织协调有关部门进行处置。

二是要查处快速到位。在经过甄别筛选以后，对认为有价值的信息及时转交相关部门进行调查核实，做到快查快结，一般性问题不超过一周，重大问题一般不超过一个月，确保情况基本查清，责任基本分清，处置基本到位。

三是要反馈客观及时。针对舆情信息所反映的不同情况，在保持客观公正基础上，采取不同的策略经行反馈。对一般性问题可以在调查处理终结以后依据调查结论进行反馈；对于短时间内传播面广、影响较大的、群众关注度高的问题，根据调查开展情况分为“着手调查、初步结果、最终结果”三阶段进行总结反馈，通过网络及时相关阶段工作信息；对不符合实情的信息，在通过官方渠道进行澄清的同时，迅速组织网络评论员跟帖，予以纠正和反驳，对带有益惑性、恶意性、攻击性的信息，组织公安部门进行追查，通过法律手段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并向社会通报查处结果，消除负面影响。

三、重视网络舆情的处置综合评价。建立预防教育机制。在归纳事物中突出问题

第8篇：舆情管理范文

关键词：《礼记》方法论；意识形态叙事；称情立文；直观理性；絜矩困境

作者简介：徐仪明，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 长沙 410081）

王纪波，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 长沙 410081）

作为儒家战国至秦汉时期集政治、法律、伦理、习俗等于一体的著作，《礼记》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它记载了这一时期儒家知识群体的“礼”性言论并通过文本叙事来解释“礼”的意义，更在于它以称情立文和常识理性为方法论基础奠定了人们思维层面“合礼即合理”的话语逻辑与认知原则，通过对主体“内在义务感”的“应然性”质询在意识形态的生成层面实现了儒家文化象征系统的意义承载、转换与实践，形成了伦理先于知识并高于知识的价值判断模式，从而使“礼”成为“古代中国文明的一个标志”和“一个渗透到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文化及制度体系” [1 ] （1 ）。虽然学界对《礼记》的研究已有很多，但少有从方法论角度切入者。本文拟以探析《礼记》方法论为核心，同时通过透视其文本叙事之意识形态意义的转换与生成来解析《礼记》的方法论困境。

一、称情立文与意识形态叙事的“内在化遵从”

“称情而立文”是《礼记》在论述“天下之达丧”的三年之丧时提出的观点，“称情而立文，因以饰群，别亲疏贵贱之节，而不可损益也。故曰：无易之道也”（《礼记·三年问》），郑玄注曰：“称情而立文，称人之情轻重，而制其礼也。”意指依据人们的哀情深度来制定礼文，以表明亲疏关系和贵贱之别。事实上，“称情而立文”不仅仅是三年之丧的制礼原则，而且是《礼记》中儒家构筑其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儒家在制定祭礼、丧服礼等仪礼时基本上都遵循了这一原则，如《檀弓上》、《曾子问》、《丧服小记》、《丧大记》、《奔丧》、《问丧》、《服问》等均是以哀情程度和亲情近疏来制定礼文、阐释礼义的。联系《礼记》全书内容可以发现，这里的“情”不仅仅指“哀情”——即它在《三年问》中“天下之达丧”的哀伤情感，更主要的是指作为“五行之秀气”和“天地之心”的人的自然情感；“文”则指礼文，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是指在“天人感应”的基础上依据“天道”和人的自然情感而制定的礼仪规范与行为准则，故《礼器》篇曰：“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所以，“文”并非仅指礼的物质形态，它同时也指意识形态意义上的“义理”，是隐于“礼”之物质形态之中并通过人的意识转化为“义理”而呈现出的意识形态。所以说，“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故其数可陈也，其义难知也。知其义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礼记·郊特牲》）。孔子在《论语·阳货》中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他所要强调的正是礼文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义理”之涵义，而不仅仅是“玉帛”与“钟鼓”。这种“称情而立文”所产生的礼仪规范、行为准则与“义理”内涵正是《礼记》中儒学意识形态叙事的主要内容。具体而言，《礼记》中“称情而立文”的方法论应用包含了礼出于情和礼制约情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礼出于情。李泽厚认为：“孔学特别重视人性情感的培育……实际是以‘情’作为人性和人生的基础、实体和本源……强调培植人性情感的教育，以之作为社会根本，这成为华夏文明的重要传统。” [2 ] （18）可见儒家对于“情”是极为重视的。实质上，对于战国至秦汉时期具有礼乐传统的儒家而言，人的自然之情乃礼之所出，情乃礼之根源，礼乃缘情而作。孔子在《论语·阳货》中认为三年之丧是“天下之通丧也”，三年之丧乃人应有的自然情感，是丧礼之根源。《孟子·滕文公上》曰：“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荀子在《荀子·礼论》篇曰：“熟知夫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也！”《礼记·檀弓上》载：“子路曰：‘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这都是认为礼实出于人的情感需要。另外，由《礼记·檀弓下》中“丧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难言也”，《礼记·郊特牲》中“岂知神之所飨也？主人自尽其敬而已矣”等内容可知，古人对生死鬼神已经有了一定的理性认知，之所以采取各种祭祀礼仪表达对死者的敬意，不过是出于人的自然情感需要而对死者“尽心”罢了，以免淡化了人们对死者的情感而影响到“民德归厚”——这显然兼有了自然情感和道德教化的双重性质。《礼记·檀弓下》载：“子游曰：‘礼：有微情者，有以故兴物者。有直情而径行者，戎狄之道也。礼道则不然。人喜则斯陶，陶斯咏，咏斯犹，犹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叹，叹斯辟，辟斯踊矣。品节斯，斯谓之礼。人死，斯恶之矣；无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绞、衾，设蒌、翣，为使人勿恶也。始死，脯醢之奠，将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见其飨之者也。自上世以来，未之有舍也，为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于礼者，亦非礼之訾也。’”这里对礼的表达方式的说明比较详细，对礼出于情的渊源关系也作了很好的注解。《礼记·月令》篇中甚至有惩罚也要据“情”而究的说明：“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这里的情要作“情由”解，不过其原因仍是由于“功有不当”而损害到人们对神灵的敬畏之情才导致“必行其罪”的结果。不仅礼出于情，而且乐的产生也出于人的情感需要，《礼记·乐记》云：“凡音者，生人之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圣人“制礼作乐”的根据正是人的自然情感。可见，普遍之礼正是缘情而作，即“礼以饰情”。

第二，礼制约情。庞朴认为先秦儒家思想具有“唯情主义”倾向，“真情流露是儒家精神的重要内容” [3 ]。甚至有人认为重情“反映出儒家伦理思想确实是一种情感本体的思想” [4 ]。这说明情的确在儒家思想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但儒家重情是以循礼为前提的，对情不加限制将造成社会混乱，“直情而径行者，戎狄之道也”（《礼记·檀弓下》）。“称情而立文”的目的正在于使情之所发皆以“礼”为准绳，“礼者，天地之序也”（《礼记·乐记》）。《礼记·檀弓上》载：“子路有姊之丧，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礼，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闻之，遂除之。”“伯鱼之母死，期而犹哭。夫子闻之曰：‘谁与哭者？’门人曰：‘鲤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鱼闻之，遂除之。”这两则故事采用叙事手法说明了礼对情的制约和规范作用。《礼记·礼运》曰：“故圣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故圣王修义之柄、礼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这里以类比手法来说明“礼义以为器，人情以为田”，强调以礼义来节制人情。《礼记·礼运》曰：“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礼是出于“治人情”之需要而由“先王”秉承“天道”所制，这是以礼制约情的形上基础。《乐记》篇曰：“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这是对《礼记》中“称情而立文”的方法论之具体运用的最好阐释。

从“礼崩乐坏”的社会背景来看，“百家争鸣”表征着战国时期社会处于失范和脱序状态，它无法为人们提供一个具有明确前进方向和目标的指引性说明。此时包括儒家和道家等在内的各学派的一个核心任务就是为社会建构一种能够指引方向和目标的意识形态。而一种思想或学说要成为这种意识形态，仅仅将强制性法规作为唯一的社会控制力量是不可能的，“还存在一些能够指导或引导行为的其他工具，这些工具是用来补充或部分取代法律手段以实现社会的目标的。这些工具有：权力、行政、道德与习惯” [5 ] （340）。就传统中国之“礼”而言，它应该是兼而有之的普遍性规范，但它首先表现为道德、习惯等主体认知之应然层面的内在社会控制，因为“对规范的大部分遵从是内在化的结果” [6 ] （4 ）。应然层面的社会控制与内在化遵从使根源于人的自然情感之“礼”如同正当性一样，是一种具有“内在义务感” [7 ]的概念，它的核心意涵使是被治者相信“服从”为一种“应该”（oughtness） [8 ] （351）。——这正是礼制约情之所以具有普遍合理性与有效性的关键所在，也是《礼记》“称情而立文”的方法论的魅力所在，其实质是国家和社会对个体的意识形态规训（ideological discipline）与质询。

从“天人感应”的思想背景来看，无论是礼出于情还是礼制约情，《礼记》中儒家“称情而立文”的方法论类比推定，其目的并不在人情，而是要根据人的自然情感或由人的情感而推定出的具体情由来制定礼文、阐释礼义，进而以礼为标准和规范来节制情感、制约人情，人是一切实践活动的主体和意义呈现的载体，因而称情立文之方法论的最终目的是“人”，是通过礼义对主体的规范来回应“天地之序”对主体存在状态的质询，在以人应天和以天合人的互动中实现“天理”向“人礼”的推演，最终达至“天人合一”。既然情乃礼之根源，则儒家强调主体在学习和把握礼的过程时应始于“修身”也就可以理解了——情乃主体之情，是内在的，解决强调德性至上并具有道德理想主义性质的礼的问题当然应从根源上通过“律己”于实践中实现对礼之德性价值的认同，即“修身”。当这种思维成为普遍原则、思想方法和价值取向，思想就随着礼的弥散性（dispersivity）实现了强调“义务感”的“内在化遵从”，意识形态文化象征系统的形成不过是这种称情立文方法原则和运思模式的必然结果。对社会生活的全面介入和渗透所凸显的“礼”的弥散性使得儒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叙事的文化象征系统不仅仅表现为政治制度、法律规范，而且还深入到人的性情及道德意识中，成为普遍性的伦理规范 [9 ] （101-102）。在这种象征系统下，“礼仪不仅是一种动作、姿态，也不仅是一种制度，而且它所象征的是一种秩序，保证这一秩序得以安定的是人对于礼仪的敬畏和尊重，而对于礼仪的敬畏和尊重又依托着人的道德和伦理的自觉，没有这套礼仪，个人的道德无从寄寓和表现，社会的秩序也无法得到确认和遵守” [10 ] （93）。

二、直观理性与意识形态叙事的意义再生产

“儒家意识形态的哲学观是建立在直观理性之上的。所谓直观理性，是指中国文化中那种认为常识天然合理、不需要怀疑，并用它来推导各种高层次哲学观念的思维方式。” [11 ]从孔子开始，儒家在方法论上做到了贯彻如一而简单明了，那就是把常识理性或直观理性——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儒家坚持把常识和经验作为认知万物、推演“天理”和把握“人礼”的认知方法。儒家对神秘事物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对于未知领域的探讨则是在“天人合一”的基础上通过修己心性而推至外物，所以儒家从来就不是“荒诞的神秘主义”，相反，“它注重把常识变成智慧” [12 ] （244），达到“即凡而圣”。常识是天然合理的，且无需证明。这种具有“公理”性质的常识理性是其他社会现象合理性的基础，它以实践为依据，以实用为直接目的。在常识和直观理性思想方法的指导下，儒家将一些模糊且似是而非的类比发展为一个具有思辨倾向的相互关联的思想体系，通过类比、关联、移情、重复等手法来追溯历史、解释现实、推定未知、预测未来，并同时进行着具有规训和质询性质的意识形态叙事，达到以“称情而立文”来规范世人言行、安排现实秩序的目的。因此，“可以概括地说，儒家的自然观和方法论是具有无神论倾向、主张万物互相关联的直观理性” [12 ] （245）。

1. 类比与关联

《月令》篇最能体现《礼记》中常识和直观理性的方法论特征。《月令》中对包括天子、庶民在内的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都被描述成了一一对应的关系，通过类比与关联将人类的活动内容与宇宙的天道构成和运行规律协调起来，直观地呈现出“天理”向“人礼”的推演和“人礼”对“天理”的遵循，体现出以人应天、以天合人的思维模式和以经验、常识来指导实践的“神本主义和农事中心主义” [13 ] （154）。

在神事上，对自然神灵的原始崇拜和依自然时序来祭祀诸神以求福避祸的心理，促使人们直观地对待与神有关的祭祀活动，即“通过祭祀活动直接听命于神明的召唤，感应神的意旨” [13 ] （157）。自然神与人格化的神一样是人间最早的立法者，他们引导着人们的生活：春季，“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夏季，“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夏秋之际，“其帝黄帝，其神后土”；秋季，“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冬季，“其帝颛顼，其神玄冥”。这里，自然法与人为法在自然神灵与先祖神灵的配合中合而为一。 [13 ] （147）这种类比与关联的直观寓意是：遵从了由先祖延续的“礼”性人为法就是遵从了自然法。严格来说，这种“遵从”属于信仰的范畴，无关理性的分析判断。换言之，真正的服从来自信仰，“脱离了信仰的服从不是真正的服从” [14 ] （51）。这种具有“内在义务感”特征的信仰性服从正是儒学意识形态叙事取得成功的关键。

在政事上，《月令》中的政事活动要求以事应时、依时行事，人们从基本经验出发来应时变更生活的内容，四时物候变化又是人们对事物进行类比与关联的直接依据，凸显出其直观理性的方法论特征。如“孟春赏公卿大夫”、“孟夏封诸侯”、“孟秋赏军帅武人”、“孟冬赏死事，恤孤寡”，赏罚依时序变化而各有不同，人们依据实践并以直观感受来分析物候、体察“天理”，进而分判时事、指导时政。孔颖达《正义》引庾氏曰：“四时所赏不同者，庾云：‘顺时气也。春，阳气始著，仁泽之时，故顺其时面赏朝臣及诸侯也。至夏，阳气尤盛，万物增长，故用是时庆赐转广，是以无不欣说也。秋，阴气始著，严凝之时，故从其时而赏军帅及武人也。至冬，阴气尤盛，万物衰杀，故用是时赏死事者及其妻子也。’” [15 ] （459）可见，人们完全是靠直观理性进行类比、关联和移情来感知物候变化以进行政事活动的，即便是意识形态叙事的规训功能，也因这种类比与关联而获得了“顺天而行”的合理性，对“礼”性政治和统治秩序的臣服与遵从不过是这种合理性的实现而已。

在农事与工事上，《月令》篇强调要以农为本、适时兴工、不夺民时、不害民力。由于农事和工事与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最为关切，所以其经验和常识理性的特征也较为显著，即人们依靠常识和经验来判断农时、工事，施行农事、适时兴工，无需推理计算即可保障正常的生活秩序和生产活动。在这里，人们对于经验、常识和直观理性的信任，是由于它们的实用性，其“权威性”与真理无关。《月令》中的一系列禁忌与灾祸事项是人们在“天人感应”的思维模式下以经验和直观理性进行类比、关联和移情的结果，以节制人欲、规避灾祸；也是儒家借助“上天”这一大他者来对一般民众进行意识形态的规训与质询。以正月为例，“牺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麑，毋卵。毋聚大众，毋置城郭。掩骼埋胔”，“不可以称兵，称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从我始。毋变天之道，毋绝地之理，毋乱人之纪”。在直观理性作用下，古人将天道、地理、人纪联系起来，于意识形态的叙事中体现出其神学目的论的“天人感应”思想。对于“孟春行夏令”、“仲春行秋令”等违背天道四时而招致灾祸的记述更凸显出《礼记》中意识形态叙事的规训特征和以直观理性进行类比与关联的方法论特征。

除《月令》篇外，《郊特牲》、《礼器》、《曲礼》、《经解》等篇均很好地运用了类比与关联手法来进行意识形态叙事。如《郊特牲》篇曰：“天地合，而后万物兴焉。夫昏礼，万世之始也。”这就很直观地将“天地合”乃万物产生之始与“昏礼”乃人类社会存在之始进行类比与关联，从自然“天理”推定“人礼”的应然性。《礼器》篇曰：“天时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养，君子不以为礼，鬼神弗飨也。居山以鱼鳖为礼，居泽以鹿豕为礼，君子谓之不知礼。”天、地、山、泽、鱼鏊、鹿豕，皆为直观可见可感之物，以之为例来说明“知礼”的相关道理，自然能与人们的常识和直觉相符，其可信度与说服力都因“天理如此”的应然类比而大大提高。《曲礼》篇曰：“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这是以常识类比来说明礼乃人类社会特有的文化现象。《郊特牲》篇曰：“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则天数也。乘素车，贵其质也。旗十有二旒，龙章而设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圣人则之。郊，所以明天道也。”这里虽然对“天理”有臆猜的成分，但在方法上仍然是以自然之“理”比附、关联人类社会之“礼”，所谓“天垂象，圣人则之”正是对此方法的说明。《经解》篇曰：“故衡诚悬……绳墨诚陈……君子审礼，不可欺以诈”。这是以相同性质的自然之“理”类比推定人类社会之“礼”，在意识上体现了二者的同构性和人们遵循“礼”制的“内在义务感”。

值得注意的是，《礼记》中关于吉、凶、军、宾、嘉五礼之众多篇章中，琐碎礼节和繁复庞杂的仪式是主要的记述对象，它“本于天，淆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礼记·礼运》），几乎涵盖一般民众生活与国家政治活动的所有内容，并且儒家对此类记述大多并未从原理或认知理性的角度予以解释。这不仅是出于《礼记》中儒家“化民易俗”（《礼记·学记》）并使之向善的教育方法和目的的需要，也是其避免意识形态的生硬说教而以直观呈现与类比、关联来培养民众应然意识和“内在义务感”的重要方法。

2. 重复与移情

在《礼记》之直观理性的方法论中，重复（包括仪式重复和意义重复）与移情手法的应用意义重大。在各种“礼”中，礼仪的制定和举行十分繁琐，所谓“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礼记·礼器》），很多仪式本身和具体细节多有重复，以至有主祭者“力不能逮”的情况，“子路为季氏宰。季氏祭，逮暗而祭，日不足，继之以烛。虽有强力之容，肃敬之心，皆倦怠矣”（《礼记·礼器》）。对于丧礼和祭礼中很多极端情况的追问实际上也是一种重复，对礼的意义的不断探索是儒家一项重要的学习内容，新的礼仪产生及其意义获得正赖于此。重复的意义在于，“重复是历史必然性在‘民意’的眼睛中显现自己的一种方式”，“这里至关重要的是某一事件已经变化了的符号身份：当它第一次发生时，它被体验为偶然性创伤、体验为某一非符号化实在界的入侵；只有通过重复，这一事件才能以其符号性的必然性被认识——它在符号网络中确定其位置；它在符号秩序中实现自己” [14 ] （85）。毋宁说，重复，正是《礼记》进行意识形态叙事的重要手段。也正是这种重复，才使得“礼”的意义以延宕（delay）的形式在承载、转换、生成和实践中不断拓展，也使得儒家的格、致、诚、正和修、齐、治、平呈现为一个无穷无尽的过程——当然，这也从另一方面凸显出儒家达至“至善”和“内圣外王”之境的不可能性。

就移情而言，移情是将自己对鬼神的敬畏和对祖先的追思寄托于一定的仪式之中，通过仪式来使对象崇高化，对象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仪式过程和祭祀活动的意义——真正的“崇高”正是通过这种意义才得以转换并显现。比如，《礼运》篇曰：“故玄酒在室，醴醆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陈其牺牲，备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钟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与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齐上下，夫妇有所。是谓承天之祜。”“玄酒在室……修其祝嘏”，这是对于祭礼仪式的直观表述；“以降上神与其先祖……是谓承天之祜”，说明君臣、父子、兄弟、上下、夫妇等社会现象及其内在关系是祭礼仪式背后的意义所指，由“礼”到“义”的意识形态的意义转承以直观的形式形成于施礼者的思想深处并呈现于整个仪式过程。此外，丧礼和祭礼本身就是一种移情，也是称情立文与直观理性相结合的最具意义的典范。表面上，人们出于对鬼神和死者的敬畏与哀情而进行祭祀，并依据亲情近疏采用不同的礼仪与仪式，实际上，人们相信的是亲亲、尊尊背后的真理预设——而这个真理预设就来源于“天人感应”视角下通过移情和直观理性所达到的以人应天、以天合人的“天人合一”思想。在这里，移情“就是对于真理的假定，就是对隐藏在愚蠢、创伤性、不一致的法律事实后面的意义（Meaning）的假定。换言之，‘移情’是对邪恶的信仰循环的命名：为什么我们应该信仰，其理由只对那些已经信仰的人们有说服力” [14 ] （53）。此时人们对于“礼”的信仰不是一种外在的屈从，而是对“合礼即合理”的具有非意识形态性质的律令（command）性服从。

儒家在《礼记》中对于直观理性的方法的成功应用，首先应归因于“礼”的客观属性。因为“礼”以“理”的形态存在并显现于天地万物之中。自然万物的本然状态因为人的介入被打破，其本然性的万物之“理”与运动规律由于人文因素的参与而转化为“礼”。自然万物的运行变化乃是“天理”且具有客观性，“礼”作为“天理”在人类社会的存在状态自然也具有客观性。 [16 ] （280）从《礼记》对各种礼仪的意义阐释中可以看出，“礼”的法则实际上就是“理”的规定性，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所必须遵循的那种带有社会性的自然规律” [16 ] （308）。质言之，通过类比、关联、移情、重复，儒家以常识和直观理性在《礼记》中将人之“礼”与天之“理”相比附，为人间之“礼”找到依据和根源，并通过仪式重复和意义重复来强化“礼”在现实中的合理性和应然性，同时也保证了《礼记》意识形态叙事的有效性。这种以意义延宕为特征的意识形态叙事实质上是一种“降服（submission）意义上”的“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17 ] （74），它用具有本体意义的“礼”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无所不包的思想指引过程和“合礼即合理”的意义世界，使人们得以理解自己的处境并看到新的方向，同时使意识形态叙事在驯服、教化与质询—认同的过程中实现其意义的承载、转换与生成。因此，更确切地说，“礼”的实质是一种“信服”（convince）性意识形态叙事。

事实上，称情立文与直观理性这两种方法在《礼记》中并不是被分别使用的，儒家往往是在记述繁杂的礼节仪式中以直观理性来进行称情立文的工作，在“文以载道”的意义延宕中发挥“礼”这一能指符号的意识形态的叙事功能，以达到“化民易俗”的目的。如《乐记》就充分应用了这一方法来称情达义：“乐者，非谓黄钟、大吕、弦歌、干扬也，乐之末节也，故童者舞之。铺筵席，陈尊俎，列笾豆，以升降为礼者，礼之末节也，故有司掌之。乐师辨乎声诗，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庙之礼，故后尸；商祝辨乎丧礼，故后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后，然后可以有制于天下也。”音乐的物质形态黄钟、大吕、弦歌、干扬乃为“末节”，它所传达的人的内心情感才是其“本”；祭祀所用物品乃为“末节”，祭祀中施礼之人的情感才是其“本”。这里的“本”，即指礼乐主体通过施乐或祭祀活动来表现情感进而直观地呈现于其头脑中的尊祖敬神的主观认知；后文德上艺下、行先事后及礼的秩序性和层级性则是儒家于主体认知背后进行的义理关联，属于以“立文”进行意识形态叙事与说教的内容。

三、絜矩困境与意识形态的缺位崇高

孔子“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所表述的是一种人生境界，也是对儒家人生智慧和生存状态的一种理想表达，在《礼记》即为以身作则、推己及人的“絜矩之道”。《礼记》凸显的儒家视域下的主体，其现实的生存境遇因“内圣”与“外王”的双重理想诉求而受到内外多种力量的限制与规约，《礼记》称情立文和直观理性的方法论突出地表现了这种意识形态叙事的絜矩困境。

事实上，就《礼记》而言，称情立文对于儒家是一种具有规约主体之功能的方法论原则。在《礼记》中，儒家依据人的自然情感的伦理规定，通过类比、关联、重复、移情等直观理性将自然特性移至人伦万物，从而形成了伦理先于知识并高于知识的伦理中心主义的认识论原则 [18 ]。这是一种德性伦理的价值原则，其核心是德性至上，追求的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的“至善”境界，投射到儒家强调“万物本乎天”与“天人感应”的天道观上和强调以德居位、以礼规约的家国同构的社会观上，就形成了兼具“内圣”与“外王”特质的“圣人”或“圣王”形象，并把“圣人”或“圣王”开物成务、以化天下的大道作为其崇高理想。《周易·杂卦》云：“需，不进也。”朱熹《周易本义》云：“需，待也。”这都说明儒家理想的崇高——正因为崇高，故不可冒进，应审时度势、顺时而进。但在现实实践中，儒家却不得不受到絜矩之道的诸多限制。“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礼记·大学》）这是《礼记》对絜矩之道的明确解释，也是其称情立文的方法论原则对意识形态叙事的主体规约，表明儒家视域下的主体在现实实践中要受制于各种伦理关系（即“礼”的仪式与义理）的网络设定，不是仅仅依靠德性至上就能实现崇高理想的。此外，《礼记·儒行》中孔子在回答鲁哀公“夫子之服，其儒服与”时列举了“儒行”的15个方面，即自立、容貌、备预、近人、特立、刚毅、仕、忧思、宽裕、举贤援能、任举、特立独行、规为、交友、尊让，这是《礼记》对儒者言行品质进行评判的全面阐述，更是对儒者内外兼修的条件要求和德性限定，表征着称情立文的方法论原则对主体规约的具体化描述。在《儒行》篇列举的15种德行中，“仁”居于统领地位，其他均可看做是对“仁”不同的诠释和实践，“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宽裕者，仁之作也。孙接者，仁之能也。礼节者，仁之貌也。言谈者，仁之文也。歌乐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犹且不敢言仁也。故曰儒”。显然，儒家是想通过践行“仁”来超越“礼”并实现“从心所欲，不逾矩”而走向崇高的“圣王”境界。于是，儒家“以‘仁’带‘礼’，经由‘仁’的仪节化和‘礼’的‘仁’化，将‘仁——礼’递进衍化为一种统一而又复杂的钳制规范，将‘仁’的侧重自律性规范（如‘恕’）与‘礼’的侧重他律性规范（如‘忠’）相统一。这样，儒家开始面临伦理与政治的双向同化” [19 ]。这种“双向同化”实质是一种强调德性至上的意识形态叙事的双重殖民，同时也是一个以称情立文（内位德性，制定礼仪规范，强调“仁”）来关联直观理性（外位德性，扩充认知范畴，强调“礼”）的过程和伦理优先于知识并高于知识的过程。“这是儒家现实秩序形成的伦理道德的原理和依据，是外位德性认同和内化仪节规约的道德基础。以此为出发点，儒家把关于人我关系准则的‘仁’，从内在精神本体转换为在人事日用中保持满足与平衡的效用手段。” [19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将看到儒家在构建儒学意识形态和实践修、齐、治、平的过程中是如何由亲亲、尊尊走向崇高之治、由血缘亲情走向崇高之畏的——“子曰：‘……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礼记·中庸》）。修治之功与亲亲、尊尊的崇高目的就是为了怀柔远人、以安天下！

这里，由血缘亲情转化为普遍的道德情感正是《礼记》称情立文与直观理性的方法论的直接目的。这种努力在“礼崩乐坏”的现实背景下使得（个体或群体的儒家）“主体在经验现实关系的过程中，往往不受制约地将整个世界当作自己的意志和表象”，“儒家主体在这种假象面前遭遇了现实的困境” [19 ]。以称情立文为方法论基础的内位德性和认知原则因主体经验世界的意志化和表象化，使得儒家自身以“大道”安天下的理想图景走向虚无和幻化；而以直观理性为方法论基础的外位德性和认知能力因伦理先于知识的价值设定，使得儒家只能以兼修内外的具有乌托邦性质的“圣人”或“圣王”角色来回应现实。这正是《礼记》方法论所凸显的意识形态叙事困境的关键所在。因此，《礼记》中儒家内外絜矩的困境正在于它通过称情立文和直观理性的方法所建构的“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不过是一个虚幻的崇高形象和缺位的崇高原质（sublime hyle）。这样，儒家希望通过“尽人性”与“尽物性”的同步发展来“成己成物”并最终达至“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的“至善”境界，只能是一种诗性的理想设定和意识形态叙事的乌托邦幻象。

四、结语：“天人合一”视域下的“圣王”原质

从自然观与认识论的角度看，《礼记》既包含了“万物本乎天”的天道观、“道费而隐”的合“礼”的宇宙观及顺天守时的自然法思想，又包含了以“天人感应”为基础的以人应天、以天合人的“天人合一”的德性认知思想，强调通过追识尊道贵德的“天道”意识形态来把握宇宙万物并确认人的自身存在，其衍生性差序格局的隐性承载折射出先秦及秦汉时期儒家以称情立文和直观理性为方法论基础的“合礼即合理”的话语逻辑与伦理优先于知识并高于知识的价值判断。在称情立文与直观理性的方法引导下，现实中以德居位、以礼规约的家国同构不过是“先王承天道以治人情”的“应然”形式，是“人礼”仿效“天理”、“人道”效法“天道”的必然结果，于是“圣王”高居明堂布政施令的意识形态的文化象征系统通过“道费而隐”的承载、转换与实践得以形成。这种寄望于“圣王”、强调通过扩充德性而达至“与天地参”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具有涵盖一切的包容性，并契合了从“礼崩乐坏”向大一统过渡的社会现实。在面对具有垂范、教化之崇高意义和完善人格的德性之天时，“天人合一”视域下的“圣王”形象明显具有理想主义的虚幻性，“他”虽然凸显出人对自身生存境遇的警觉、谋划与高度关注和以“人道”效法“天道”的自觉，但这种关注与自觉在“畏天命”的视域下也呈现为一种悲怆而崇高的道德情怀，使儒家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态度去追求“内圣外王”的努力具有了浓厚的道德理想主义的乌托邦色彩。“圣王”形象是儒家建构儒学意识形态的原质性符号生成，用以填补儒家因主观自由（以“大道”安天下）导致世界的意志化和表象化与因客观现实（“礼崩乐坏”）导致实践的秩序化需求之间的主体缺位，但事实上儒学意识形态在德性至上与伦理优先的前提下所构建的“崇高客体”不过是一个占据了崇高原质的符号，其“赞天地之化育”的“圣人”形象实质是一种意识形态叙事的乌托邦幻象，于现实儒家而言更多地是具有为其开创“诗性栖居”之伦理空间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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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舆情管理范文

喻擎苍，2007年12月晋升为教授，现任浙理工研究生部副主任，主持研究生学院工作。他作为一名以管理工作为主的教师，全身心地投入学校工作，做到用心想事，用劲干事。为学校学科、专业学位建设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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