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公益诉讼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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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行政公益诉讼论文范文
根据传统的行政“诉讼利益”理论,原告只能就与自己权利或法律上利益有直接利害关系为限。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原告必须是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行政行为侵犯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也就是说,非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无权提起行政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加强了对相对人诉权的保护,将“相对人原告资格论”修改为“利害关系人原告资格论”,纠正了实践中被狭义地理解为只有行政行为的直接相对人才是适合原告的做法,进一步扩大了原告的诉权范围。但我国行政诉讼原告的范围仍过于狭窄,当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遭受侵害时,公民无法通过司法途径维护公益。因此,对传统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理论进行理念性更新和突破,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已成为现实需要。
1行政公益诉讼的界定
行政公益诉讼是指当行政主体的违法行为或不作为对公共利益造成侵害或有侵害之虞时，法律允许无直接利害关系人为维护公共利益而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制度。公益诉讼是相对于私益诉讼而言的。私益诉讼解决的是双方当事人的利益纷争,诉讼结果只调整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而行政公益诉讼争议的利益通常具有公共性和集合性,代表着国家和社会公众的利益,诉讼结果往往是国家、公用事业、垄断经营的单位、公益机构的重大决策调整、重大行为改变,甚至是修改某项法律法规,这种诉讼效果已经不仅仅针对过去,而且有指向未来的意义。在行政公益诉讼中,通常有不特定的多数人依法享有原告资格,而向法院提讼的只能是这其中的部分人,在此情况下,法院判决并不仅仅局限于诉讼当事人,而是遍及所有享有原告资格的人。
2我国建立公民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现实根据
目前我国的现状是，市场经济体制还未成熟，行政机关的角色定位还在摸索，民主法治观念还未深入人心。在这种客观前提下，侵害国家经济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事件以及行政机关超越职权、、不履行职责等违法行政行为都使行政公益诉讼有必要建立。
首先，侵害国家经济利益的事件仍然存在，通过非法手段侵吞、破坏、浪费公有资产，特别是国有资产流失的事件已屡见不鲜。尽管国家专门成立了国有资产管理局，制定了一批国有资产管理的法律、法规，明确了有关机构和人员的职责，然而许多违法者依然逍遥法外，而有的组织或公民为维护法律的尊严，保护国家利益不受侵犯，大胆检举、控告违法行为，有的无人理睬，不了了之，有的还遭受打击报复。如果公民的监督权和国家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没有程序法上的保障将是一纸空文，正义将不能得到伸张。
其次，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事件层出不穷。市场经济是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形式，市场主体对利益追求的内在冲动又往往具有难以遏制的，甚至无法满足的趋向。因此出现违法经营，违背公认的商业道德、不遵守竞争规则、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大规模污染环境、土地开发中的不合理利用问题，政府在公共工程的审批，招标和发标过程中的违法行为，侵犯其它经营者、消费者合法权益、特殊部门实行垄断经营等等。它们所侵犯的客体不只是某个特定的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而是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或社会整体利益。而要遏制这种严重损害公益的行为，光靠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是远远不够的，应该建立行政执法为主、行政公益诉讼为辅的双重制约机制。
最后，大量的行政违法行为，主要表现在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义务。仅以行政处罚领域来看，就存在许多问题，比如处罚失控，即行政机关乱设处罚，滥施处罚现象日益严重，既侵犯了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又损害了政府形象和法律尊严。另外，行政机关的不作为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2002年，全国各级法院受理行政案件13万起，告政府职能部门不作为的为8万起之多。在大量的行政违法事实面前，唯有对“公权力”实施控制和监督，才能防止其不被异化。在严峻的现实面前，要求加大对行政权力监督的力量，而建立行政公益诉讼无疑可以发挥一种有效的监督作用。
3建立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设想
（1）关于行政公益诉讼的适用范围。
根据我国的实际，有必要对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作出一定的限制。从将来的立法上说,在开放行政公益诉讼之初,可借鉴西方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经验,先在选举、环保、国有资产保护、垄断性行业、同业竞争等几个矛盾比较尖锐的领域中引入公益诉讼。同时,法院也要严把受案关,只有在公益确实受到违法行政行为侵害,影响到多数公民的合法权益,无法直接根据现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时,法院才可受理。
（2）关于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拓展。
为了使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获得可诉性,不应恪守传统行政诉讼法理论“无直接利害关系便无诉权”的要求,将原告资格范围进行拓展。就我国而言,应赋予公民、社会团体和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我国是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公民有权对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检举,允许公民提讼与宪法规定并无冲突。社会团体代表一定领域内不特定多数人所享有的共同利益,比其成员有更强的诉讼能力,社会团体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行政诉讼中来,也是一个国家行政民主化进程的体现。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司法机关之一,既承担监督法律实施的职责,又具有代表国家提起公诉的职权。在行政诉讼中确立检察机关的权与设定检察机关公诉地位的宗旨是一致的,即国家和社会的利益不容侵犯,一旦发生损害必定要予以法律上的补救。
（3）关于行政公益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
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政诉讼的举证原则是被告负举证责任。那么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应由谁负举证责任呢？对有关公益损害或可能损害的事实证据，由原告负责提供为宜，因为原告以此为由启动了行政公益诉讼程序，由其对此负举证责任合情合理；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与否及依据的相关法律法规，由被告负责提供为妥，这是依法行政的要求决定的，也与一般的行政诉讼的举证要求相一致；对其他程序上及民事上的有关事实等，仍应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公平合理。
4结论
哪里有侵权，哪里就应该有救济，而司法救济应该成为一种常规的、常设的，最后的救济底线。这是由于司法权的独立性、中立性等因素决定的。无论侵犯的是公共利益还是私有利益，都应该有司法救济来予以保障。我国现在还在大量地运用行政管理的手段来解决本可以用行政公益诉讼解决的问题，这既与我国传统的重行政管理，轻视司法救济的习惯有关，又是我国目前司法制度不健全的结果。行政管理，的确可以解决许多问题，但是行政管理毕竟不能代替司法救济，对公共利益的侵犯，应该建立起一套行政管理与行政公益诉讼相结合的制度来防止和救济，才能相得益彰。
参考文献
［1］蔡虹，梁远.也论行政公益诉讼［J］.法学评论，2002.
第2篇：行政公益诉讼论文范文
内容提要: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转移制度所保护的是原始原告的合法权利和与原始原告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承继原告的合法权利。承继原告资格的取得，应基于其所享有的身份权、名誉权、继承权、受遗赠权、公法债权、私法债权及其他合法实体权利，由此承继原告不应受现行法律规定的近亲属范围的限定。承继原告的范围应包括原始原告的近亲属和近亲属之外的遗赠抚养人、公法债权人、私法债权人、受遗赠人、原始原告生前所在的单位或基层组织以及其他利害关系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24条第2、3款规定：“有权提起诉讼的公民死亡，其近亲属可以提起诉讼。有权提起诉讼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承受其权利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11条进而明确了原告公民死亡后有权提起诉讼的近亲属的范围，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和其他具有抚养、赡养关系的亲属。”现行立法将有权提起行政诉讼的公民死亡后，有权承继其权利而起诉的原告主体仅仅限定为是该死亡公民的近亲属，这将产生对与死亡公民有直接利害关系但又不是近亲属的其他法律主体不公平的问题，形成对他们的利益保护不足的漏洞。本文试就此问题提出见解，以期能完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转移的制度，弥补现行法律规定的不足。
一、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转移制度设立的目的
《行政诉讼法》第24条第2款的规定明确了作为原告的公民死亡后其原告资格承继问题。由此，行政诉讼原告要划分为两大类来加以分析，即“原始原告”和“承继原告”（注：这一分类法为刘巍在《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转移与承受问题探析》（《法学研究》2001年第1期）中所创设，本文赞同并运用这种分类来进行阐述。）。原始原告是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而享有原告资格、但却死亡或终止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继原告是指因原始原告的死亡或终止而承受其原告资格，可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其中原始原告为死亡公民的，是公民原始原告，原始原告为终止了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是组织原始原告。本文主要研究公民原始原告的资格转移问题，以下所称原始原告，在范围上专指公民原始原告。
在行政诉讼中之所以有原告资格转移的规定，较一致的观点是：为了监督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行政职权，确保原告死亡后，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也能得到纠正。但在原告资格转移制度到底保护谁的合法权利的问题上，观点不甚一致。这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认为保护受具体行政行为侵害的原始原告的合法权益。如有学者就提出：“我国行政诉讼法的宗旨是保护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不受具体行政行为的侵犯。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转移制度也不例外。在各个具体的行政诉讼中，主要保护的是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所侵犯的合法权益，也即原始原告的合法权益，而承继原告自身固有的权益并未受到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侵犯。”“从行政诉讼的起始来看，是保护原始原告的权益，正是由于原始原告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没有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这一法律事实，就没有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产生，更没有原告资格的转移与承受。这似乎也是法律让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延续的一个原因。”[1]
二是认为保护承继原告的合法权利。我国法律规定死亡公民的近亲属享有原告资格，实质上是保护该公民的近亲属的权益。如行政机关对公民财产作出没收、罚款等处罚，就有可能影响该公民近亲属的财产继承权或生活来源等。如果具有原告资格的公民死亡后，不许其近亲属提起行政诉讼，其近亲属的合法权益就可能因受到具体行政行为的侵害而得不到司法保护。[2](P182)另外，在我国民法中，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民事权利能力是民事主体依法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所以公民死亡后不能享有民事权利，这在民法上是一个定论。同样，在我国行政法中，随着公民的死亡，他们也不再享有行政法上的权利。因此，行政诉讼法之所以规定原告资格的转移，主要还是为了保护承受原告资格一方的权利。
三是认为既保护原始原告可转让的权利（对承继原告而言就是承受的权利），也保护违法具体行政行为所波及和影响到的承继原告的利益，以及承继原告的诉讼权利。[3]这涉及到保护两者合法权利的问题，主要是从原始原告与承继原告利益转换的角度认识的。
我们认为，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转移制度的设立实际上保护的是综合权利，既保护原始原告的合法权利，也保护承继原告的合法权利，单独保护任何一方都是不全面的。法律制度的设立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保护合法权利。就行政诉讼法而言，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是为了保护受具体行政行为侵害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利，为侵害的权利提供救济。那么在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转移制度中，正是因为原始原告和承继原告都享有合法权利，并且都存在该合法权利受具体行政行为侵害的法律事实，所以法律规定该项制度以切实保障二者的合法权利，避免出现合法权利得不到法律救济的情况。以下分别论述：
（一）保护原始原告的合法权利。原始原告生前存在行政机关侵犯其合法权利事实的，原始原告死后该合法权利并未消失，而是转化为死者的身后权利，行政机关的违法具体行政行为的侵权结果仍然存在。所以，仍然可就该权利提起诉讼。但是，死者享有权利的观点与传统的民法理论相违背。在我国民法中，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民事权利能力是民事主体依法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公民死亡后不能享有民事权利。同样，在我国行政法中，随着公民的死亡，他们也不再享有行政法上的权利。依此理论，保护原始原告的合法权利的观点就不甚准确。但是，任何一种理论的提出都是来源于实践的，随着实践的发展，理论也不可能一成不变。民法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的观点已经不适应现实情况了。在实践中，人死后的某些权利是应受到尊重和保护的，这在很多国家的立法上都已得到体现。如《捷克民法典》第15条规定：“公民死亡后，请求保护他的人身权利属于配偶和子女。没有配偶和子女的，属于父母。”《匈牙利民法典》第86条规定：“死者名誉受到侵犯时，可由死者的亲属和死者遗嘱受益人提起诉讼。”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5项规定：“死者名誉受到损害的，其近亲属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4]这些立法例实际上已经突破了传统的民法理论，是基于需要所作出的规定。死者应享有合法权利，有学者称其为身后权。对身后权进行法律保护，有利于教育后人，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和民众的良知善行。规定身后权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尺度，并有效防止了侵害死者权利的违法具体行政行为存在，为其进行救济提供法律基础。身后权既包括死者生前延续而来的权利，也包括了死者在死亡以后才享有的权利。包括身后名誉权、身后荣誉权等。[5]行政机关在原始原告生前无论侵害了何种合法权利，其死后该合法权利都会转化为身后权的一种而依然存在。因此依据权利被侵害的事实就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给予原始原告保护。但原始原告已死亡，这决定了他本身不能提起诉讼，而必须借助一定的利害关系人，通过赋予该利害关系人程序意义的诉权来保护死者，也就是原始原告的身后权。因此，行政诉讼法设定了原告资格转移制度，其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利害关系人的起诉来保护原始原告的合法权利。
（二）保护承继原告的合法权利。承继原告被具体行政行为侵害的合法权利实际包括两部分：第一，违法具体行政行为在侵害原始原告合法权利的同时，牵连侵害了承继原告的合法权利。违法具体行政行为虽然只针对原始原告作出，但同时也会牵连侵害了承继原告的合法权益，这主要是指承继原告基于与原始原告之间的特定关系（如夫妻、其他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等）而应具有的名誉权、身份权等。当行政机关的违法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承继原告的此类权利时，本应通过原始原告的起诉，原始原告在主张保护自己权益的同时就一并保护了承继原告的这类权利，但由于原始原告已死亡，导致保护承继原告合法权利的起诉主体已丧失，承继原告就必须自己提起诉讼才能有效保护这类权益。因此承继原告获得了原告资格，成为行政诉讼的真正原告，承继原告的原告资格取得是基于原始原告的死亡。
第二，原始原告死亡后，承继原告可因其死亡获得的利益。如果违法具体行政行为的实施可能使承继原告的利益减少或灭失，那么承继原告基于追回自身利益的要求就应获得原告资格，向行政机关提起诉讼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原始原告死亡后，承继原告依法可享有的利益包括：1.原始原告可转让给承继原告的财产权利，如承继原告继承原始原告被行政机关因罚没错误而退还的财产，继承原始原告通过行政赔偿而获得的金钱；2.承继原告应当从原始原告处享有的债权利益等。如承继原告从原始原告被行政机关因罚没错误而退还的财产中清偿应有的债权。可见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转移制度，也能保护承继原告的合法权利。
综上，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转移制度的设立，既可以维护原始原告的合法权利，也可以维护承继原告的合法权利。同时，还起到了监督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的作用，使得原始原告死亡后，不因其死亡而未能纠正违法行政行为。
第3篇：行政公益诉讼论文范文
[2]黄志勇, 张萌萌.行政诉讼司法建议制度的困境与扩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 2017 (6) .
[3]杨娇.能动司法理念下行政诉讼司法建议探析.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5 (2) .
注释
1 李花.行政诉讼中的司法建议制度研究.市场周刊, 2017 (8) .
2 黄志勇, 张萌萌.行政诉讼司法建议制度的困境与扩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 2017 (6) .
3 杨娇.能动司法理念下行政诉讼司法建议探析.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5 (2) .
范文一： 行政诉讼法论文(教授热荐6篇)
范文二： 行政诉讼保障的路径分析及优化策略
范文三： 探讨检察机关在行政公益诉讼的定位及运行
第4篇：行政公益诉讼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 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刚刚起步，制度建设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如何构建一个完善的环境公益诉讼体系，发挥这一制度在保护环境、恢复生态方面的效用非常关键。而作为美国公益诉讼制度之一的公民诉讼制度经过四十多年的实践，已有数百起判例经验，在保护环境方面取得了实证的效果，可以作为我国构建环境公益诉讼的参照。本文拟从公民诉讼的角度，对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论文关键词 公民诉讼 公益诉讼 原告资格 环境保护
公民诉讼制度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是美国环境保护运动的产物。美国国会为了弥补政府在治理环境中的失灵现象，规定了公民诉讼制度。1970年的《清洁空气法》和1972年的《清洁水法》以公民诉讼条款的形式规定了环境公民诉讼。现在，大部分美国联邦环境法律都规定了公民诉讼制度，在保护环境方面发挥了制度价值，值得我国借鉴。
一、 公民诉讼制度
公民诉讼没有统一的概念，归纳总结为：美国联邦或者州法律、行政规章中规定了公民诉讼条款的，为了维护该法律的实施，依公民诉讼条款的授权，任何美国公民有权代表自己对违反该项环境法律、法规的违法行为人或者机构（包括政府机构）提起诉讼。
（一）公民诉讼的原告
公民诉讼的原告资格范围较为广泛。法律规定公民诉讼的原告是“任何人”，不同的法律对“任何人”的界定范围不同。如《资源保护和再生法》把“任何人”界定为包括个人、信托基金机构、商号、合股公司、公司、法人（包括政府法人）、合伙、社团、州政府、市、镇等市政当局、州委员会、州政府机构、任何洲际法律实体（包括所有的部门和机构）和美国联邦政府的任何机构 。1986年最高法院在一个判例中将美国政府排除在原告范围之外，所以在公民诉讼中，原告主要是除政府和政府机构以外的私主体，这与公民诉讼制度以公众监督、公众参与的立法目的一致。
（二）公民诉讼的案件范围
哪些案件可以提起公民诉讼？美国的公民诉讼可诉范围受到法律严格界定，美国公民或者组织只能在规定了公民诉讼条款的法律领域提起公民诉讼，没有规定公民诉讼条款的法律领域就不存在公民诉讼制度，即只有《清洁空气法》《濒危野生动物法》等包含了公民诉讼条款的16部法律领域存在公民诉讼可能，而在《联邦杀虫剂、杀真菌剂和灭鼠剂法》等法律领域不存在公民诉讼制度，因为这些法律没有公民诉讼条款。公民诉讼条款所规定的可以提起公民诉讼的案件包括：（1）针对违反授予公民诉讼的联邦或州环境法律条款和依据该法授权颁布的任何行政规章的行为 ，包括针对污染者提起的公民执行之诉和针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提起的“司法审查诉讼”。（2）针对行政机关的“督促履职之诉”是以联邦或州环境法律的行政执法机关的不作为违法行为提起的公民诉讼。
（三）被告和诉讼类型
公民诉讼的被告由法律明确规定。一般来说，公民诉讼的被告包括了私主体和公主体，即个人、民间组织和美国政府、政府机构都有可能称为公民诉讼的被告，具体范围由每一部法律具体规定。美国的诉讼类型划分与我国不同，公民诉讼的属于美国法律制度体系中的“民事诉讼”。在美国的法律制度体系中，“诉讼”分为“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两类。刑事诉讼指依据刑事法律提起的诉讼，而民事诉讼则是指除刑事诉讼外，在美国法院提起的其他所有诉讼。美国的民事诉讼不仅包括私法领域内的侵权、合同或其他民事纠纷等普民事诉讼，还包括属于公法领域内的涉及公共利益的诉讼 即行政诉讼。
（四）公民诉讼的限制
美国法律对公民诉讼的提起设置了一定的限制。公民诉讼的提起受到前置通知程序的限制。在美国联邦法律的公民诉讼条款中规定了前置通知程序。前置通知程序是指如果公民诉讼的原告有提起公民诉讼之意图，首先应该在起诉前将被控违法行为以及自己起诉之意图向违法行为人和政府主管部门发出通知，在原告发出通知之日起一定期限内，任何人不得提起环境公民诉讼。
公民诉讼还会受到行政机关勤勉地实施法律的限制。也就是说，如果联邦环境法律的执行机构或违法者针对符合公民诉讼条款可诉范围的违法行为，已经或正在采取一定的实施法律行为，那么，公民诉讼将会受到阻止。
（五）管辖法院和诉讼费用的负担
公民诉讼由被控违法行为发生地或其他被控事项发生地所在区域的联邦地区法院。在诉讼费用的承担方面，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1796年基于公平、正义理念确立的“美国规则”，规定诉讼当事人无论其是胜诉方还是败诉方均需各自承担诉讼费用。公民诉讼中，诉讼费用一般比较高昂，有些公民诉讼案件长达十几年的审理过程中，当事人支付各项诉讼费就达到百万美元。严格适用“美国规则”会使美国公众对公民诉讼望而却步。为了激励、促进公共政策的私体执行，国会规定了公民诉讼的“律师费转移制度”。即法官可以根据案情在有合适的理由的情况下，将诉讼费判由任何一方当事人承担，或将胜诉方或实质胜诉的律师费判由败诉方负担。突出和激励公众参与的积极性。
二、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构建
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法律作为司法机关和公民行为的指引必须明确具体，法律模糊带来的弊端会导致实施障碍，最终影响法律的威信，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正面临这一状况，有必要完善之。借鉴美国的环境公民诉讼制度，构建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应当从立法上完善一下几个方面：
（一）明确环境公益诉讼案件范围
环境公益诉讼在诉讼主体资格上明显区别于其他私益诉讼，基于此特点该制度所采取的诉讼程序等也会异于私益诉讼，明确环境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即哪些案件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可以适用公益诉讼特别程序非常重要。我国的诉讼程序法都规定了相应的案件范围，作为原告起诉和法院受理的依据，进行法律的适用。
美国的公民诉讼是在法律中直接规定公民诉讼条款，通过授权进行公民诉讼的公民诉讼条款明确相受案范围。我国立法可以参考这一模式，立法机关可以针对相关法律进行修订，在《环境保护法》等环境资源法律和民诉法、行政诉讼法中添加环境公益诉讼条款。通过法律条文授权具体的环境损害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如在我国《水污染防治法》的中规定：第九条排放水污染物，不得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和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公民或者社会团体可以对超过国家或者地方标准的排污单位或个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又如在《环境保护法》中可以规定“为了保护本国的空气、水、土地或其他自然资源等环境公共利益免受污染、损害或破坏，任何公民或社会团体可以对损害环境公共利益或则将会损害环境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依照公民诉讼条款所制定的环境公益诉讼条款受案范围明确、具体，公民或社会团体只有在环境法律规定环境公益诉讼条款时才能救该法依据该条款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没有环境公益诉讼条款的授权则不能提起环境公益诉讼，避免了案件范围的模糊性，指引性和可操作性强。法律修改压力下，值得借鉴。
（二）突出公众参与，扩大原告主体范围
美国的公民诉讼制度是在公众大规模的环境保护运动中诞生的，公众参与、公众监督是这一制度的特色。环境公共利益本身涉及广泛的社会公众，构建这一制度必然以公众参与为核心，否则就失去了其本来的价值。环境公益诉讼的性质决定了它的原告范围较为广泛，我国的环境法和诉讼法对公益诉讼的原告并没有做明确的规定，仅是《环保法》第58条对社会团体提起公益诉讼作出了规定，没有涉及其他原告。造成司法实践中不同法院对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同一原告态度不同。参照美国公民诉讼制度，突出公众监督、公众参与，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原告：
1.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原告范围。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针对污染环境、破坏环境、降低环境价值等侵权行为进行的损失赔偿诉讼，通过诉讼获得环境赔偿金或者补偿金可以用于生态恢复和补偿，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范围应当尽量广泛，增强社会监督，弥补政府执法不足和行政罚款的数额过低等缺陷。另外我国现阶段信息公开不足也要求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范围广泛。应当包括公民、社会团体、对自然环境负有监管职责的国家行政管理机关。
2.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范围。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是针对国家行政管理机关侵害环境公益的行政违法行为所提起的行政诉讼，行政诉讼的被告特定为国家机关或授权行政行政权的组织，在原告范围上略窄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应当包括公民、法人、社会团体等私主体。
在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实践中，检察机关也可以作为原告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越来越多学者认为检察机关并不是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最佳主体。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代表环境公共利益的国家机关并非检察机关。如《环境保护法》明确规定国家环境保护的代表是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资源管理的代表是法律授权的代表国家行使国家所有权的机关。而且根据宪法、检察院组织法等法律，检察机关的主要工作职能是负责刑事公诉和法律监督，它应当从打击犯罪和监督法律实施领域维护公共利益。如果赋予检察机关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不仅会加大检察机关的工作负担，而且会使其自身即担任原告又担任法律监督者，造成权力体系混乱。在法律专业化时代，检察机关相对于其他主体不具有环境保护专业知识优势，所以，不应当赋予检察机关原告资格。
（三）环境公益诉讼的被告与诉讼类型
美国公民诉讼的被告既包括了普通民事主体，也包括了美国政府机构等行政机关。由于美国的诉讼类型与我国不同，所以美国公民诉讼属于“民事诉讼”范畴。我国是依据被告以及适用法律不同将诉讼划分为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刑事诉讼三种类型。依据公民诉讼中的被告不同，按照我国法律分别适用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所以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依据被告的不同可以划分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
（四）设置环境公益诉讼前置程序
公民环境诉讼中，为了提高解决纠纷的效率，防止无意义的诉讼，对公民诉讼作了限制。在我国《环境法》修正案的审议过程中，立法机关没有赋予公民原告资格，主要出于防止滥用诉讼权利的情况。为防止滥诉情况，可以借鉴公民诉讼中的限制条款，为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设置前置程序。
对于原告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设置提前通知程序和勤勉地执行法律的督促程序。
1.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原告在提起公民诉讼前，必须向违法行为人、当地环境保护行政机关发出通知，告知将要对违法者的行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在通知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不得提起环境公益诉讼。通知程序是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不可逾越的，如果公益诉讼原告没有履行通知程序直接提起公益诉讼，法院可以拒绝受理。起诉前的通知程序可以是违法者知晓其即将被起诉的情况，及时纠正其违法行为，减少对环境的损害，同时可以弥补政府的执法漏洞，加强行政监管。
2.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设置提前通知程序和勤勉执法督促程序。公益诉讼原告针对行政侵权行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应当提前60天通知作出违法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行政机关可以及时的纠正其违法行为，消除不良影响。如果行为机关在通知期限内，完全消除不良影响，原告不能针对同一违法行为不再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环境公益诉讼原告对负有相应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的不作为提起公益诉讼，必须先提起勤勉执法督促程序，原告提前60天通知不作为行政机关，如果行政机关在通知期限内积极作为，履行监管职责，原告不能针对不作为行政行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法制与社会
在我国环境侵权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现有诉讼程序法中仅涉及案件受理费的负担，通常律师费用由双方当事人各自负担。环境公益诉讼的特点案件本身复杂、取证难、鉴定费用高、律师费用高，由与案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社会团体负担这笔费用不仅会造成实质的不公平，还会打击公众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积极性。可以借鉴公民诉讼的“律师费用转移制度”，建立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诉讼费用转移制度”，即在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法院可以依法律规定，将诉讼费用（包括案件受理费、律师费、鉴定费等）判由一方当事人承担，或依据法律规定将诉讼费判由实质的败诉方承担，一方当事人或者实质败诉方通常是污染行为人。
三、 结语
第5篇：行政公益诉讼论文范文
关键词：环境公益诉讼；原告；最优
环境公益诉讼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或公民个人根据国相关的法律法规，为了维护环境公益免遭损坏，当其认为环境已经受到损害或将要损害时，向国家司法部门就污染破坏环境的责任者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停止正在或者可能发生的破坏环境的违法行为，并赔偿已经发生的环境公益损害的诉讼制度。我国相关法律未明确规定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而且诉的利益的判断标准不合理，制约了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范围。
针对环境公益诉讼适格原告的范围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形成两种学说：“多元主体说”和“限制主体说”。“多元主体说”主张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应该是多元的，为更有效的保护环境，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应在理论上尽可能赋予更多的原告主体；“限制主体说”将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范围限定在一种或两种主体之中。笔者认为原告范围扩大有可能会带来诉讼权利的分散，多个适格原告相互推诿诉讼责任，诉讼行为滞后，因此我们在确定适格原告的同时，应当考虑到由谁来当公益环境诉讼原告能使这一诉讼效果达到最优。
一、检察机关
1.学界观点
检察机关一直以来就是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且有些地方检察院已经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是检察院又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果它作为原告提起环境公益诉讼，那它既是监督者，又是被监督者，检察院的这种双重身份是一个不能掉以轻心的问题。
2.笔者观点
如果我国的检察机关以原告身份介入环境公益诉讼时，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原告，又是庭审活动的监督者，原告利益与法律监督相互排斥和对抗，不仅不能维护原告的利益，也不能有效地实现监督中立的效果；而且“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机关，天然地会更多考虑国家利益，而在某些情况下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并不一致”。因此笔者不赞同将检查机关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
二、环境主管行政部门
1.学界观点
由于环境行政主管机关配有环境执法方面的软性资源和先进的硬件设备：如众多环境执法人员、掌握较为全面的环境监管信息、先进的环境监管设施、完备的分析测验器材等。所以环境行政主管机关一贯被认为是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较优的候选原告之一。
2.笔者观点
环境行政主观部门已有行政执法权，可以通过行政处罚等手段来保护环境，若又赋予其公益诉讼的权力，会导致环境主管部门职责不够明确，国家公权力交叉，不利于环境公益诉讼的进行。所以笔者认为公益环境诉讼是原告不能很好地得到行政救济的情况下提起的，另外原告在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时候，可以列相关的行政主管部门为第三人，追究其行政行为的失职。
三、公民个人
1.学界观点
赋予公民个人原告主体资格与我国的宪法规定是相符的；公民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生活在社会的每一角落，能及时发现身边的环境侵权行为；赋予公民个人原告主体资格是对检察机关、环保行政职能部门和社会团体等原告的补充，可以弥补检察机关不作为，社会团体不愿时诉讼程序无法启动的问题，达到切实保护环境公益的目的；外国有许多个人启动环境公益诉讼成功案例可以用来借鉴。
但是结合中国的实际，个人在团体面前，永远是弱势，除非个人实力可以超越当地的权力架构，冲击当地利益的环境公益诉讼很难实现；另外中国公民缺乏民告官的勇气和信心，以及后顾之忧，权利保障机制和补偿机制空白，使得中国的国民不到迫不得已，不会，这与一些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中国国民尚缺少的安全保障和外在的体制激励。
2.笔者观点
当下，公民个体利益的分散，可能会导致其难以达成公益诉讼的共识；另外，公民个人资源的有限性，法律专业知识的缺乏，都会对公民个人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结果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而且，目前我国法律体制还不够健全，如果赋予广大公民个人原告主体资格，可能导致他们随意行使手中的诉讼权，引起法律公共资源的浪费。但是可以鼓励公民个人通过行使结社权，参加社团如参加民间环保组织尤其是政府发起成立的民间环保组织以实现保护环境公共利益的目的。
四、环保组织――环境公益诉讼的最优原告
1.学界观点
环保组织可以集中分散的资源以争取个体力量无法争取的权益，提高诉讼效率，而且它可以弥补公权力的公益诉讼的不足，特别是在中国这个大背景下地方保护主义比较严重，某些地方政府为了提升本地的经济实力，会对公权力施加压力而阻碍公权力的介入，而非政府环境组织可以减少这方面的顾虑。
但是环保团体的能力和素质差别甚大，把代表公共利益的权力交给它们会构成对公共利益的威胁；环保团体容易受到其出资人的影响，受其左右；环保团体的利益偏向明显，不同团体之间的利益取向相差很大，只能代表个别阶层、社区、社团、人群的利益。
2.笔者观点
环保公益社会团体，一方面其热衷于保护环境，另一方面他们中间可能会有一些诸如熟悉法律、懂得诉讼技术的环保、法律方面的专家，在一定范围内，能够保障环境公益诉讼的顺利开展。另外，社会团体是将零散的个人集合到一起，人多力量大，使社会各界和政府部门更能重视它们得活动，进而扩大它们的影响力。
环境公共利益虽然与人人相关，但结合目前我国的法律建设现状，公民个体或简单的个体集合尚不能充分实现公共利益的救济；本应成为公共利益主要代言人的国家在很多情况下也不能全面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环保组织因其自身的特点最适合成为公益诉讼的原告。同时我国应当根据自身制度的特性，发展、完善多项配套法律制度，逐步地、有条件地实现公民通过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的理论设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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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苏沛沛.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扩张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04
第6篇：行政公益诉讼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诉讼费用；举证责任；前置程序
尽管我国《环境保护法》第六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但未进一步设计出一套针对性强、程序合理、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去解决环境公益诉讼问题。鼓励公众参与保护环境不仅仅是人们道德上的善良愿望，同时也是每个人在实际环境保护行动中勇于参与、相互协助的积极行为。为切实实现公众维护环境的参与性，希望在立法时对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诉讼费用、举证责任和建立诉讼前置程序四方面予以明确。
一、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
（一）适格原告的理论依据——诉权理论
任何权利都应有相应的司法救济制度，而提起诉讼的前提就是提起诉讼者应享有诉权。诉权是基于民事纠纷的发生，公民请求法院行使审判权解决民事纠纷或民事权益的权利。诉权的内涵具有双重性，即程序内涵和实体内涵。诉权的程序涵义即在程序上请求法院行使审判权，这种意义上的诉权的行使，旨在启动诉讼程序和从程序上请求法院行使审判权，具有将民事纠纷或争议引导到民事诉讼中的程序功能。诉权的实体涵义是指保护民事权益和解决民事纠纷的请求，是审判权保护的核心对象。二者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并相辅相成共同构成诉权的完整内涵。从权利的角度看，一般情况下，诉权主体即为民事实体争议主体，此种主体拥有的诉权必然具有完整的双重涵义，但在特定条件下，诉权的双重涵义有可能分离，因为如果绝对地把诉权主体界定为直接利害关系人即民事实体争议主体，就必然会导致大量的民事权利得不到民事司法审判权的救济，民事纠纷得不到及时合理的解决，这无疑背离民事诉权的宗旨。因此，出于权利必须救济和解决民事纠纷等民事诉讼目的的考虑，赋予非实体争议主体的第三人以程序涵义诉权来维护实体争议主体的权益，从而扩大诉权主体范围，这种情况不构成对他人诉权的侵犯，这就解决了为他人利益而进行的客观诉讼主要是公益诉讼所存在的理论难题。当今“诉权”的赋予，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维护公益的需要。凡是涉及面广、影响重大、但非具体影响到特定公民的案件就必须扩大诉权的主体范围，以维护公共利益。如果公益和私益并存，法律不仅要保护公益，而且同时要保护相关私人利益，即在赋予私人诉权的同时，赋予环保组织、公民、检察官等以维护公益为目的的“诉权”。这里“扩大诉权主体范围”、“赋予诉权”实质上就是变诉权当事人的单一化为多元化。
（二）适格原告的分类及制度构建
根据诉权理论和民法上对民事主体的分类，一般认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分为以下几种：公民，民间环境保护组织，检察机关，环保行政部门。但是行政机关应该予以排除，因为按照《环境保护法》规定，国家已经赋予了有关环境保护机关以管理和监督的职责，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还产生了环境污染事件，行政机关是要担负起行政不作为的责任，更不能提起诉讼。
1、环保组织
环保组织不仅具备参与相关活动的能力，而且基于其成员的要求与组织宗旨，理所当然应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环保组织作为公益性组织，其成立的目标就是保护环境，和一切破坏环境的行为斗争，改善公民及其后代的生活环境是民间环境保护组织的宗旨。在它们成立的目的和宗旨的激励下，在环境事业热爱者的带动下，必然会产生强大的内在动力，从而更好地保护环境。由于受害人利益社团利益与社会利益具有相当突出的一致性，这些社会团体作为民事公益诉讼适格的当事人有助于解决社会公益纠纷和实现社会公益目的。民间环境保护组织由于其专业性使其成为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最佳人选。但是民间环境保护组织也有自己缺点，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制度的构建尽量避免这些缺陷。
首先是资金问题。民间环境保护组织的优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具有专业的人员和技术。民间环境保护组织作为一个非营利性团体，没有雄厚的资金很难充分发挥作用。因此，法院应该建立奖励机制，在污染企业缴纳的罚款里面拿出一定比例给提起诉讼的民间环境保护组织，具体的比例可以以司法解释的方式予以明确，可以借鉴司法实践中有益的做法，如5％比较合理，不仅可以激发他们的积极性，而且还能够缓解组织运转资金紧张的问题。
其次要限制其庭外和解的权利。发生环境污染事件以后，很多企业为了挽救自己的名声，为了减少经济损失，也许会和组织的主管人员进行私人交易。为了不让环境保护组织成为谋取私利的工具，我们应该尽量禁止庭外和解的行为。但是为了节约司法资源，加强办案效率，在法官审查同意，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允许达成调解协议，而且法院有职责去监督调解协议的执行。
2、公民
公民可就已侵犯自己合法的私人利益同时又侵害了公共利益的行为，以原告身份向法院起诉。这是因为环境侵权案件必然或多或少、或迟或早地会波及到公民个人的利益。因此，公民在纯粹的公益诉讼中是具有诉的利益的，只要公民个人在诉讼中能够有充分证据证明自己所主张的利益具有社会公共性，并且正在受到侵害，他就应该具有原告资格。
按照环境权理论，似乎每个公民都有权对损害环境的行为提起诉讼，可是放在现实的司法程序中，公民诉讼的积极性问题则突出的显现出来。从公民诉讼的本质上来看，存在着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首先，诉讼的目的是保护公共利益。其次，诉讼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利他”和“高成本”带来的矛盾是阻碍公民积极诉讼的一道屏障。为了激励公民个人提起诉讼，应建立起来相应的支持机构，如环保组织在物质上支持个人环境公益诉讼；媒体上应在在舆论上支持，对此诉讼进行全程报道，避免一部分企业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暗箱操作和打击报复；政府应该对于这类诉讼给予鼓励和物质支持，法院在可以在判决中拿出一定比例的罚款奖励原告。
3、检察机关
检察机关参加民事诉讼肇始于法国。无论是大陆法系或英美法系检察机关都作为“最高法律秩序和道德秩序的代表者”，以保护公益和维护法律为依据，对民事争执和经济纠纷进行干预。随着民法的基本原则由个体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化，在私法领域，国家干预民事活动日益加强。虽然现行的《民事诉讼法》还没有做出检察机关可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规定，但实践中，检察机关作为原告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不在少数，并且取得了相当成效。因此结合我国司法实践的具体情况，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充分行使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赋予检察机关在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原告资格是必要的，使其能代表民事公益权利主体对侵害民事公益的行为提起并参与民事公益诉讼，维护广大公民的民事权利。
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诉讼费用及其承担
民事公益诉讼诉讼费用的承担对民事公益诉讼影响重大，它直接影响了民众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热情。其中法律规定诉讼费用一般由败诉方承担，但为了避免滥诉的出现，一般要求原告预交诉讼费用，而且除个别类型的案件按件收费外，其他案件都是以诉讼标的额为依据来确定诉讼费用的。这种规定不利于激发公民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热情。若要在中国建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确定诉讼费用收取方法：
（一）民事公益诉讼中免予预先收取诉讼费用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一般涉及的标的额很大，诉讼费用也非常可观。如果要求原告预先支付诉讼费用，无疑会给原告造成巨大的负担，造成原告被迫放弃进行诉讼。但是为了防止滥诉的发生，需要收取原告一部分保证金，这个数额应当参考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适当收取。在经过法院审查之后，合理的诉讼应当受理并返还保证金；若不合理，不但驳回起诉而且应当没收保证金以示惩罚。
（二）按件收取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诉讼费用
中国按标的额收费在一定范围内是合理的，但对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则不合理。因为起诉人是为了公益而提起诉讼的，环境公益诉讼由于涉及到一定的技术问题，本来所需要的费用就比较大，而且案件的标的额通常都比较高，如果还按照传统的方法以标的额收费则会打消起诉人的积极性，不利于环境公益的保护，为此科学合理的诉讼费用承担方式就十分重要。因此可以使用按件收取诉讼费用的模式，这样可以做到以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的诉讼效果。
（三）合理分配诉讼费用
对于诉讼费用的承担，首要原则当然是败诉方承担。但如果是原告方败诉，对于在诉讼过程中花费的诉讼费用可以以以下几种情形负担：1、由国家财政负担一部分，因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不是私益诉讼而是公益诉讼，为了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这应当是国家的职责，但是由公民个人代行，故国家财政应当予以支持；2、进行诉讼费用保险。国家在保险公司益诉讼保险，根据投保人与保险人的约定为民事公益诉讼提起人支付诉讼费用。适当引入诉讼保险机制不仅可以减轻国家财政的负担，而且还利用商业资本大大降低了风险。
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举证责任分配
（一）一般民事案件举证责任的分配
《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这就是普通民事案件中所实行的“谁主张谁举证”规则。那么主张权利或法律关系存在、变更和消灭的当事人，对存在、变更和消灭该权利或法律关系的要件事实负证明责任。在大多数案件中，按照上述标准分配证明责任能够获得公平合理的结果，但有时难免也会出现少数与公平正义要求相悖的例外情况，对少数例外情况的案件则需要对证明责任的分配标准进行修正。
（二）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举证责任的分配
现行法律对环境污染案件的举证责任有着许多规定，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六十六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上述两个法律条文的基本精神和原则没有改变。环境侵权行为的间接性、潜伏性和复杂性特点决定了难以证明环境侵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污染和破坏后果的存在需要技术手段加以辨明。因此，因果关系乃至污染者之故意过失，往往需要专业知识和高科技为基础，甚至需要专业人才加以鉴定是否存在。对被害人而言，要其举证证明因果关系与故意过失之存在，无疑有事实上的困难，甚至不可能。实践中，原告大多数是普通居民，虽然他们对侵权事实感触最深，对其生产生活的影响也比较大，但是由于环境侵权案件的专业知识要求很高，需要很多的检测设备，同时他们也没有相应的时间和精力去调查取证，提不出可靠的证据，负有此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终会因举证不力而败诉，无法实现救济之目的。这就要求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必须打破传统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采取举证责任倒置，以减轻受害者的举证负担。所谓举证责任倒置，指基于法律规定，将通常情形下本应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就某种事由不负担举证责任，而由另一方当事人就某种事实存在或不存在承担举证责任，如果该方当事人不能就此举证证明，则推定原告的事实主张成立的一种举证责任分配制度。况且在环境公益诉讼中，企业一般都拥有强大的实力，双方地位并不平等，原告一方掌握证据较少且收集证据能力较弱，因此更应适用举证责任倒置。
在环境污染引起的民事责任一般属于无过错责任，因而被告是否存在故意或者过失不再是诉讼中的证明对象。按照证明责任分配的原则，原告须对损害事实的存在承担证明责任，被告须对有污染行为、污染行为与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承担证明责任。根据上述分析，环境公益诉讼按照上述规定的举证责任分配的标准是比较合理的。
四、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前置程序
第7篇：行政公益诉讼论文范文
关键词：纳税人诉讼；纳税人范围；审查范围；制度性质
中图分类号：D9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3）01-0114-02
在现代法治国家，税成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法治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租税国”。税与权利相关，“无代议士则不纳税”，纳税人在履行纳税义务的前提是其权利的保护已经得到制度的允诺，当纳税人发现其权利受到侵害时，必须得到制度上的救济。但在我国，财政支出状况长期以来颇为混乱，存在着财政支出不公开、财政支出的公共效益不理想及政府机关及公务员的特权性开支、腐败性开支、浪费性开支等问题。这不仅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而且和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努力极不相称。
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纳税人诉讼成为近年来司法实践和社会生活中的热点话题。纳税人诉讼制度作为一种新型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彰显了制度中的“权利的核心地位”以及“权利对权力的终极制约”，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纳税人公共利益的维护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纳税人诉讼制度，亦对我国传统的“纳税义务人”观念形成冲击，进而，可能由此会改变整个中国的权利义务观念，为建设国家扫清观念上的障碍。同时，纳税人诉讼制度通过对行政权力的质疑，规制了权力的运行，确保了权力的权利指向，这也是建设国家的现实需要。因此，对纳税人诉讼制度进行深入研究是一个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课题，而对纳税人诉讼的概念内涵进行讨论也就成为首要的课题。
一、纳税人诉讼概念的研究现状
关于纳税人诉讼的概念，我国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李桂英认为“纳税人诉讼，是指纳税人（纳税义务人、扣缴义务人和负税人）和举报人以纳税人的身份就税款的征收、减免以及使用向法院提起的行政诉讼。”施正文认为，所谓纳税人诉讼是指以纳税人的身份，针对不符合宪法和法律的不公平税制、不公平征税行为特别是政府的违法使用税款等侵犯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起的诉讼。张献勇认为，纳税人诉讼是一种特殊的公益诉讼，“指纳税人以纳税人的身份就公共资金的违法支出向法院提起的诉讼”。梁彗星认为，纳税人诉讼，指私人以纳税人的身份，有请求禁止公共资金违法支出和造成金钱损失的违法行为的诉讼提起权。
从以上对纳税人诉讼的不同理解看，之所以目前还没有形成较为一致的定义，主要原因是在一些基本的问题上人们还存在相当的争议。这种争议不仅不利于对纳税人诉讼理论的发展，也不利于纳税人税收制度在我国的建立，据此有必要在深入研究纳税人诉讼制度之前，通过对纳税人诉讼中的纳税人的范围、诉讼审查的对象、纳税人诉讼的性质等等这些基本问题的分析，来对纳税人诉讼进行较为准确的界定与理解。
二、纳税人诉讼中“纳税人”的范围
对于纳税人诉讼中“纳税人”的范围，学界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对扣缴义务人、举报人和实际负税人的地位界定上。以上对纳税人范围的争议和讨论，对明确什么人有权提起纳税人诉讼是不可缺少的，但在现实中，此问题的区分实际上又是一个无需讨论的问题，其现实意义并不像理论上的意义那样重大。因为在现实中，社会的每一个个体，无论是扣缴义务人、举报人，还是间接税的纳税人，都无法避免购买商品或者消费服务，这也就意味着无法逃脱被转嫁税负的命运，每个人都必定会成为实际上的负税人。因此，每个人都有权监督政府用税行为，而国内外不少学者也直接将纳税人概念等同于公民的概念。
事实上，从税收国家与国家的角度来讲，纳税人的概念基本上可以等同于公民的概念，但，他们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如公民是一个法律概念和个体概念，是拥有一国国籍的自然人；而纳税人，却可以区分个人纳税人和单位纳税人，本国纳税人和外国纳税人。在纳税人诉讼制度中，只能包括那些拥有我国国籍的个人和组织。对于国籍的限制，一方面是出自政治原因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出自于技术层面的考量。监督用税的权利实际上一种监督政府的权利，与政治权利息息相关，而外国自然人和组织虽然可能在经贸等方面享受国民待遇，但在政治上无论如何是不能享受这种待遇的。而且，允许一个远在大洋彼岸仅购买了一双原产于中国的玩具的外国人对中国政府及其官员行使用税权状况进行监督，在技术层面上既不现实，也无必要。这样看来，在外延上纳税人与公民不是完全的等同，而是前者对后者的包含关系。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纳税人诉讼中的纳税人是指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负有纳税义务和实际负担税收的单位和个人。这样看来，在具体的实践中，除了区分本国和外国的国籍，对于确定原告是否具有纳税人诉讼的诉讼资格有意义之外，其他的都已不重要了。“纳税人诉讼中的纳税人”就等于“公民”（包括公民组织）。本文之所以还沿用“纳税人诉讼”，而不改用“公民在税权方面的公益诉讼”，一方面是因为这样的制度设计中的种种元素都直接来源于“税”，可以说是一种成俗的约定；另一方面是因为沿用这一概念，可以强化这样的一个常常被人们所忽视的理念：不是政府养活了纳税人，而是纳税人养活了政府，纳税人有权利要求政府给予其应享有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并对政府行为给予监督。因此，“以一个纳税人的心态和身份行使对公共部门的监督权，行使公共决策权，可能比起简单的公民权更具有说服力。”纳税人诉讼是源于历史和现实的共同塑造。
三、纳税人诉讼中审查对象的范围
从以上所介绍的不同学者关于纳税人诉讼的定义看，人们对于纳税人诉讼的审查对象也颇有争议，其主要涉及的有政府的税制确定行为、征税行为、减税行为、和用税行为、造成税金损失的行为等。
税务行政诉讼和纳税人诉讼，不能混为一谈。税务行政诉讼，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税务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不当，侵害了其合法权益，请求人民法院对税务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适当性进行审理裁决的诉讼活动。而纳税人诉讼作为一个独立而具特殊涵义的概念有着一百多年的历史积淀，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已经形成这样一种认知，那就是把它作为一种控制公共资金支出的重要手段来运行。也就是说，从本质上讲，纳税人诉讼是一种公共能力，纳税人并不能用这种能力去提起保护纯粹个人权利的诉讼。因此，纳税人诉讼应当是指纳税人针对政府机构的违法或不合理用税行为而提起的客观诉讼，是属于一种公益性质的诉讼，与税务行政诉讼存有很大区别，而纳税人就税款的征收、减免等政府行为的不服而提起的相关诉讼，不属于纳税人诉讼的范畴。
关于税制的确定，从世界范围看，一般是由法律予以规范确立的，也就是说与行政机关无直接关联，那么作为控制行政权的纳税人诉讼制度自然可以将税制确定行为排除在外。而在我国，情况有所不同，中央与地方分税等税制是由中央政府的行政行为所确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该行为必须纳入纳税人诉讼的范围之内，而是意味着我国行政机关对人大机关权力的窃取，行政机关必须退出此领域，税制的确定必须由人大制定相关的法律。
关于造成税金损失的行为，这样的行为显然过于宽泛且难以确定。政府每一个政策的做出都必然会直接或间接的对税金造成影响，政府的每一个错误的行政行为都会造成税金的损失，如果把造成税金损失的行为纳入纳税人诉讼，那么就意味着纳税人可以就政府的所有行为提起纳税人诉讼，这显然没有谁会赞同。纳税人诉讼制度的设计，是为了对游离于传统行政诉讼之外的那些政府行为进行控制，而不是企图监督政府所有的行为。虽然在美国，法院承认学生被迫读圣经所增加的学习时间会带来学校运营经费的增加，从而认为纳税人可以对此造成税金损失的行为提讼，但需要说明的是，美国是一个传统的判例法系国家，法官所考虑的是怎样解决问题而对逻辑却不感兴趣，我们所谓的美国纳税人诉讼制度也只是按照我们的逻辑思维所抽象总结的，而深受大陆法系影响的我国无法像英美法系法官那样对问题进行自由的联想、掌控。因此，在我国政府造成税金损失的行为并不适合纳入纳税人诉讼。
四、纳税人诉讼的性质
（一）纳税人诉讼属于公益诉讼
在公益诉讼中，诉讼的提起者是为了维护与自己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共利益，原告的诉讼主张所指向的是公共利益而非某个人或某些人的利益，这也是公益诉讼与普通诉讼最大区别之处。一般来说，私益诉讼的判决在对私人利益的保护产生影响时，也会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产生一定影响，但这并不能改变其私益诉讼的性质。反过来说，公益诉讼的判决在对公共利益的维护产生影响时，也会对某个人或某些人的利益产生影响，但其公益诉讼的性质却不会因此而改变。就纳税人诉讼而言，政府违法使用税款等行为，一般并不会直接对每个纳税人的利益产生影响，而是从整体上损害全体纳税人的利益，或者说是其对个别纳税人利益产生的影响和对全体纳税人产生的影响相比之下，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在纳税人诉讼中，原告提起纳税人诉讼并非直接为了维护个人利益，而是源于纳税人的公德心和社会责任感而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其是一种典型的公益诉讼。
（二）纳税人诉讼属于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制度的设立，应该说有两个目的，即控制行政权力和维护相对人权益，也就是说行政诉讼的基本特征就是行政相对人通过司法程序对行政权力提出质疑，从而达到监督行政权力，进而维护自身权益的目的。在纳税人诉讼中，作为相对人一方的纳税人就行政机关违法或不合理用税行为通过法院表示不服，从而纠正政府的违法行为，是公民对行政权力的监督限制，这完全符合行政诉讼的本质特征。这里唯一的疑问就是，纳税人能否作为行政机关违法适用税款行为的相对人，也就是说纳税人对这一行为有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应该指出的是，该问题的提出实际上隐含着这样一个传统上的认知，即要相对人要对行政行为提出质疑的前提是其必须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这样的认知，必定会将公益诉讼排除在行政诉讼制度之外。其实，“公益诉讼并不是独立于传统诉讼模式之外的新型诉讼形态，它是传统的诉讼形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而发展的产物。”而“建立纳税人诉讼制度的本意在于赋予纳税人诉讼主体资格，而不是要求建立一种独立于传统诉讼模式之外的新型诉讼。”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行政权力的影响日趋广泛，“行政国”已经到来，行政权力所面对的不再仅仅是单个的行政相对人，同时也面对着整个国民，所以，行政权力的违法行使不仅仅会损害个人利益，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会对公共利益造成极大地损害，而这时就必须打破陈旧观念，把政府造成公共利益损失的行为也纳入人民的监督之中。因此，笔者认为，这里的所谓“特殊”行政诉讼只是相对于传统行政诉讼而言，当我们以新的观念重新审视，其实纳税人诉讼并不特殊。我们不能用旧的观念来约束新的事物，我们应该扩展行政诉讼的容量，将纳税人诉讼纳入到行政诉讼制度的体系之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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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行政公益诉讼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 行政诉讼 诉讼不停止执行 原则
一、我国行政诉讼中不停止执行原则及其理由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44条规定：“诉讼期间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同时又规定了停止执行的例外情形：“被告认为需要停止执行的；原告申请停止执行，人民法院认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并且停止执行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裁定停止执行的；法律、法规规定停止执行的。”这就是我国行政诉讼法上不停止执行原则。
对于为何在我国行政诉讼立法中确立诉讼不停止执行原则，时任行政诉讼法起草工作主持人之一的顾昂然同志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代表政府，为了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如果当事人一起诉，在还没有确定其违法时就停止执行，那么法律秩序将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影响行政管理的有效进行，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可能会受到损害。豍由此可见，我国在行政诉讼立法之初，是基于利益衡量的考虑，确立了诉讼不停止执行原则。不停止执行原则虽然规定在诉讼法中，但诉讼法理不能对该原则做出合理解释，学者们不约而同地从实体法法理角度对此原则的正当化的依据进行了归纳。豎
第一，行政行为公定力理论。公定力是指行政行为一经成立，不论是否合法，即具有被推定为合法而要求所有机关、组织或个人予以尊重的一种法律效力。豏公定力理论是行政行为的一个基本原理。在复议、诉讼期间不停止行政行为的执行是行政行为的公定力最富实际意义的体现。
第二，行政效率的需要。效率乃行政权之生命。现代国家的行政管理，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如果行政行为只因相对人提起了诉讼，其效力即告消灭或中止，不得再予以执行，则行政的连续性、有效性和国家的管理职能将受到严重减损，甚至还会造成相关社会关系的整体不安定。因此，基于行政效率的考虑，不应在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必然停止行政行为的执行。
第三，保护社会公益和第三人利益的需要。在行政行为中体现着行政主体所代表的社会公益和行政相对人的个人私益的冲突和选择。不停止行政行为的执行正是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公益高于私益的体现和要求。同时，现代社会由于社会关系的复杂化，某一行政行为的做出不仅关系到直接相对人的利益，也会影响众多相关人的利益。他们可能基于对行政行为的信任而安排自己的生产生活。如果采用诉讼停止执行原则，那么必将打乱相关人的安排，损害其利益。
二、诉讼不停止执行原则的缺陷
在上述的理论前提下，行政诉讼采诉讼不停止执行制度，似乎理应成为必然。然而，随着社会的逐步发展、进步，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司法与执法实践的稳步前进，法律的一些滞后性不断表现出来，同样，诉讼不停止执行原则所存在的缺陷和问题也日趋严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诉讼不停止执行原则有悖于我国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条就彰明了其立法的宗旨，即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在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同时，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在相对人合法权益受到或可能受到具体行政行为侵害时，为相对人提供及时有效的法律救济。起诉不停止执行原则，作为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是指导行政诉讼法律关系主体诉讼行为的重要准则，应该而且必须全面体现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但是，从该原则的两个理论基础来看，它在积极维护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和追求行政效率的同时，却忽视了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和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这样，起诉不停止执行原则与立法宗旨之间就出现了断裂与错位，也反映出该原则在立法理论上的缺陷。诉讼期间具体行政行为不停止执行原则的确立，对保护地位较弱一方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极为不利，它实际上承认了行政执法中的地位较强一方的行政主体在行政诉讼中仍然享有特权地位，这与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平等原则相违背，也难以维系行政机关与公民“权力”与“权利”总体上的平衡。豐会助长一些行政机关以不停止执行为借口，消极对抗人民法院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而且，诉讼期间，具体行政行为被先行执行后，人民法院再对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作出判决，就流于形式。即使具体行政行为被法院判决变更或撤销，原告的合法权益已受到侵害，且无法挽回，这又势必可能引发赔偿争议，从而将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推入一轮新的争议当中。这样，不仅影响行政效率，而且也增加当事人的诉讼成本。
第二，行政行为公定力与不停止执行原则没有必然联系。公定力仅仅是一种假定或推定的法律效力，但在假定期间不具有强制实现力，行政行为设定的义务并不会被强制执行；并且在该行为真正严重违法时，相对人可以通过法律所提供的相应机制来解除该行为的法律效力。豑公定力是行政行为确定力、拘束力、执行力等效力的基础，既然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受到质疑，那么就无法从执行力推导和延伸出其在诉讼阶段的不停止效力。
第三，不停止执行原则与目前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实际状况不协调。目前我国行政诉讼的一大问题在于老百姓不愿和不敢告官，相对于行政侵权的严峻现实状况而言，行政案件数量很少，行政诉讼制度有沦为盆景式的制度之虞。有人担心如果不采用“诉讼不停止执行原则”，相对人的滥诉将导致行政连续性和效率受损。事实上，错误乃效率的大敌，不停止执行既无助于争议的解决，又无助于效率的提高，一旦发生已执行的行为被确认不合法，将产生予以回复和赔偿的问题，对连续性和效率的损害要比停止执行更严重。
第四，不停止执行原则与我国现行行政执行制度相矛盾。我国《行政诉讼法》第66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间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若对本条进行反向解释，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行政相对人对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的，行政机关不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也不可以依法强制执行。即“起诉停止执行”，这与第44条的规定直接冲突。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4条也规定了人民法院在诉讼过程中对行政行为一般不予执行。由此可见，一旦相对人提起了行政诉讼，则该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在诉讼期间将不能被强制执行。这也是与《行政诉讼法》第44条规定的诉讼不停止执行原则相矛盾。
三、对诉讼不停止执行原则的完善
笔者认为无论确定停止或是不停止执行为原则，都有许多的例外情形，执行停止与否，不过是立法者利益衡量之结果。在行政管理的广度和深度日益扩展和加深的现代社会，行政行为直接或间接地产生对第三人效力的情形变得日益普遍，行政行为的执行与否所涉及的已不仅仅是具体的个人权益与抽象公益的权衡，而往往是多元法律关系中多个个人具体利益的衡量。在这种考量中，我们很难做出不停止执行有利于社会公益和第三者利益的简单判断。更不应该确定行政诉讼是否停止执行的原则，而应将目光转移到具体程序的构建上来，这才是程序法学的本职所在。对于不停止执行程序的完善，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由相关的行政实体法对一个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停止执行尽可能作出明确规定。这样的做法会使得法院作出的裁决有法可依，使得各方当事人对于结果更加信服。而且也避免不同法官对于同一问题存在不同的衡量结果。但是这样的做法也会对立法者产生巨大的压力。
2.在实体法没有相关规定的情况下，可以把是否停止执行的自由裁量权交给法官去行使。我国的大多数行政机关不具有强制执行权，对于无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的申请，由法官针对案件的具体情况，在不同的利益冲突中做出最佳的价值衡量，最终决定是否需要停止执行。这样的做法可以解决《行政诉讼法》第44条与第66条之间的矛盾，减少相互牵制，有利于行政争议的解决。
3.适当扩大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权。目前，我国只有公安、海关、税务等少数行政机关拥有全部或部分的强制执行权。这种现状导致强制执行权过多集中于法院，使司法权不堪重负。由于行政执行负担过重，而且程序繁琐，时间过长，法院很难在接到行政机关申请后及时采取强制措施，结果反过来又影响了行政效率的提高。随着我国法律体系的日臻完善，特别是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复议法的颁布实施，对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有了司法监督，相对人对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不服可以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在立法时可以适当扩大一些行政机关在一定范围内的强制执行权，诸如食品卫生、药品控制权等，以期在减轻法院负担的同时，提高行政的效率，也有利于维护公共利益。
4.将申请停止执行的时间范围扩大到诉前。如果原行政行为的执行将会发生难于回复的严重损害，而原告又来不及提起诉讼，可以允许原告诉前申请停止执行，这样将会使暂时性保护措施制度发挥跟好的效用。当然因为这样停止执行的行政行为必须满足的条件应该和诉讼中的是一样的。
第9篇：行政公益诉讼论文范文
关键词：公益诉讼；检察机关；制度构建
法国最先创建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参加公益诉讼，法国的检察理论认为，检察机关的职责就是维护公益；在美国，总检察长是美国政府、各州政府的首席法律官员，是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机构及立法机关的法律顾问和公共利益的代表；在日本，检察官代表国家维护秩序及善良风俗，他们不仅可以对个人所犯公罪提起国家公诉，而且可以参加到民事诉讼当中。
一、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内涵。
检察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是指人民检察院对于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公民重要权利的民事案件，在无人起诉的情况下，以法律监督者的身份代表国家将案件提交人民法院进行审判，要求人民法院追究违法者民事责任的诉讼。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活动的开展，不仅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弱势群体的利益，而且有利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弥补市场缺陷，监督行政失职行为。
二、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范围。
（一）侵犯国有财产案件。侵害国有财产主要有：在国有土地、矿藏、水流、海域、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出让、开发过程中，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在公共工程招标、发包过程中，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在企业改革改制过程中，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在国有资产拍卖、变卖过程中，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
（二）公害案件。公害案件主要是通常所说的直接造成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财产损害的环境污染事件，近年来，环境污染事件明显增多，然而由于我国现行法律确立的权利主体偏离了社会的现实需要，针对环境污染提起的诉讼却寥寥无几。
（三）涉及公民重大利益并损害公序良俗的民事案件。我国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形成了不少行业垄断部门，如医药、电信、供电、铁路等。经济转型后，由于利益驱动，这些垄断行业常借助于其自身实力，人为地分割市场，任意操纵商品价格，破坏市场竞争秩序，甚至是制定一些“霸王条款”，恣意侵害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四）其他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重大民事案件。如行政不作为案件，在一些地方，行政机关为本地的经济发展、财政收入，对企业忽视环境保护，使得环境污染和破坏问题日益恶化的问题置之不理。
三、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方式。
（一）直接以原告的身份提起公益诉讼的方式。这一诉讼方式多适用于侵害不特定的公共利益的案件，在我国，对于此类案件，人民法院受理后，确认属实的，应当按照《合同法》的规定，宣告合同无效，使该行为的后果恢复到合同订立之前的状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首起检察机关以原告的身份提起公益诉讼的1997年5月河南省方城县人民检察院对方城县工商管理论文" target="_blank">行政管理局和汤卫东提起民事诉讼案件就是这种方式。
（二）支持公益诉讼方式。在目前法律尚无明确规定，法院对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持慎重态度的情况下，检察机关以支持者的身份参与诉讼，不失为切实有效的可行之举。在2010年12月，昆明市中级法院审理的以昆明市环保局为原告，昆明市检察院作为支持起诉人的环境污染案件采取了这样的做法。检察机关与本案件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不能作为本案的原告，仅作为支持机关参与进来。
四、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程序（一）公益诉讼案件的受理。民事公诉案件的诉讼程序应同其它诉讼一样，检察机关认为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了侵害，可以自行立案；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如发现侵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益现象，可以通知检察机关予以立案调查；其它机关、个人发现相关线索时有权向检察机关控告。
（二）立案。在立案阶段有二个问题要注意：一是立案标准。
对于立案标准，目前各地检察机关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状况采用不尽相同的标准。但应考虑一些基本的原则：比如符合法律规定的可诉案件，适合进行公益诉讼案件，有重大影响的案件等。二是立案程序。检察部门在对案件进行初查之后，决定立案的，应制做《立案决定书》启动诉讼程序。
（三）调查取证。检察机关可根据自己开展公益诉讼的方式，采用单独调取证据或帮助受害人收集证据的方法进行，查清问题，调查证据就会层次清楚，脉络清晰，从而有的放矢，把握调查取证的主动权。
（四）审查起诉。起诉阶段是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的极为重要的阶段，审查结束后应制作审查结论，对应提起诉讼的，可依职权向法院起诉。目前检察机关在提起诉讼时主要依据的是我国《宪法》、《民法通则》及国家对防止环境污染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诉讼程序主要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五）出庭支持诉讼。在法院接受起诉，启动诉讼程序后，检察机关必须认真做好出庭准备工作，在庭审中要充分运用已掌握的证据，适时举证；对对方当事人所举的证据进行认真质证；并积极参加法庭辩论，做到有理有利有节，确保胜诉。判决生效后，还要密切关注执行情况。
（六）判决的效力。在一般民事诉讼中判决的效力只发生在当事人之间，那么在公益诉讼中就存在一个判决效力扩张的问题，即不仅对参加诉讼的被代表成员有约束力，而且对于那些未特别授权给代表人的集团成员也有约束力；不仅对未参加诉讼的主体具有约束力，而且可能对那些根本料想不到主体也具有约束力。
因此，对公益诉讼进行审判而作出的判决就能有效的反映当前社会大众所普遍关注的利益，能确认符合当前经济发展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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