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传统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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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中国文化传统范文

一

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因此，文化既具有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又具有时代特征。在历史性意义上，中国文化既包括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包括中国文化传统发生剧烈演变的近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也是我们的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的历史遗产。它不仅记录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发生、演化的历史，而且作为世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风俗习惯，渗透在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中，制约着今日之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中国传统文化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儒家文化，也不是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佛家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中华民族各种思想文化的总和，包括了各种观念形态和物质形态的文化。

家族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堡垒，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这样富于韧性和绵延力，这种以“自足体系”为特征的家族制度功不可没。对比以个人为本位、重宗教精神的西方文化，中国文化更重人文精神和伦理精神。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有着不同的体系和价值取向，在倡导文化多样性的今天，中国传统文化同样具有无穷的魅力。

二

在经济全球化、信息一体化的今天，跨文化现象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从学理上说，跨文化传播指属于不同文化体系的个人、组织和国家之间所进行的信息传播和文化交流活动。跨文化传播的核心是它的“跨文化”。这种跨越不同文化体系的传播行为在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参与者不仅依据自己的文化代码和编、解码规则，而且同时也了解对方的代码和编、解码规则，并参与相关的编、解码活动。跨文化传播是一种互动的文化信息传受活动。在这个活动过程中，输入方对输出方所提供的信息及其输出方式感到陌生和新奇，同时又由于对这些内容的需求而产生收受的冲动与认同。这其中就是由文化的差异性所引起的。

“跨文化”交流既可以以文明的交流形式出现，如印度的佛教文化传播到中国，也可以以暴力的形式实现。但是中国的文化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有一个无可比拟的包容性。佛教文化在中国站住了脚，离不开儒家文化的“宽宏大量”。中华民族对中国文化自身的认识也是走过曲折的道路的。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基本上是儒家文化为主，佛教文化和道家文化为辅，而中国近代文化表现出的弱势，主要是因为以后西方文化的介入。尹韵公分析说：“当然中国文化是拥有一种凝聚力和生命力的，是它不太容易被别的文化吸纳，它有一种包容力，当然外来文化要到中国来生根发芽的话还是要适应中国文化的需求。今天来说文化成为一个问题，恐怕还是有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这种民族文化的冲突在里边。以美国化为主要标志的强势国家的文化扩张，给大家包括许多西方国家也造成了一种恐慌和不安。”

跨文化传播是一种伴随着人类成长的历史文化现象，更是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跨文化传播更加活跃和频繁。在这种繁荣背后兴起的是文化的多样性，中国传统文化以其独具的特色，将成为构筑一个丰富性、多样性和有序性的跨文化传播的生力军，而作为传统文化主要传播主题的大众媒介，在跨文化传播中将扮演着重要角色。

三

一种文化的话语权，是与其所属国家经济力量密切相联的，综合实力强大的国家掌握着更多的话语权。唯一的超级强国美国因具有相当强大的软、硬实力，在许多方面已经占据了“话语霸权”的地位。这就造成了现有的全球信息传播的不平等秩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全球信息的传播是单向的，是从强者流向弱者。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就曾经说过：“当我们被面临的大量信息所淹没时，就很难知道该关注什么。注意力而不是信息就成了稀缺的东西，那些能够把有价值的信息与虚假信息区分开来的人就取得了优势；对于那些能告诉我们该关注什么的人来说，这就是一种实力来源。”

中国目前的经济力量比起西方发达国家还很弱，这必然就影响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话语权。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还需要经济上进一步的推动，而就目前的现状看，中国传统文化成为国际传播中的强势文化还有待时日。

四

在当今世界，前所未有的经济全球化浪潮，既造就了跨文化传播的新机遇或新时代，同时也要求和呼唤尽快提升跨文化传播的整体水平，以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需要。面对跨文化传播的国际环境，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之路充满艰辛和机遇。

其一,应正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文化渗透战略和文化霸权的严峻性，同时相信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并具有强大的包容力，外来文化将被中国本土文化逐渐纳入到自己的体系和框架内，使之逐渐同化。

其二,选择合适的跨文化传播方式。西方国家在传播方法和技巧上下了很多工夫，即从全世界范围出发来审视事实，配置信息，生产和提供新闻产品，追求更多的节目覆盖、话语空间和市场占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和对外传播可以借鉴先进和可行的传播方式，进行跨文化间的传播。

参考文献：

①曹德本：《中国传统文化学》，辽宁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版

②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③叶海亚、R・伽摩利珀：《全球传播》，清华大学出版社

第2篇：中国文化传统范文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简明地概括了中国传统文化下的管理观非常注重“人和”。汪凤炎认为，中国先哲很早就认识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的道理，因此要尊重人的个体差异性，注重人的重要性［3］。西方管理观是建立在人性假设之上的一种管理心理观，如理性———经济人假设、社会人假设、自我实现的假设，复杂人假设、都是根据一定时期的背景提出来的。而中国则是以孔子儒家的“道德人”假设、韩非子法家的经济人假设、老子道家的自然人假设为前提的，而自古以来中国人的管理观主要还是融合了三家的思想，形成了特有的“复杂人假设”，在这种传统的关系社会本位的影响下，一切的目标都是获得和谐人际关系，这也是先前说的中国人“尚和”心理在这方面的彰显。［4］总的来说，中国人在管理观上的心得就是要得“民心”，这是中国人的管理观的一个特色。那中国人得民心的方法有哪些呢?作为一个领导者，第一要修身、要正其身，做到遵礼、处恭、守信、爱人、俭用、修心;第二是要满足人民的需求，养民爱民;第三是“量能而受，人尽其才”;第四是恩威并重;第五是“奖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换一个角度说，今天的各种理论体系实则是中国古代思想的翻版而已，今天只不过是把它系统化而已。中国文化下的这种管理观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这种意识既受中国人的自我观的影响，又受中国人的伦理道德观的影响［5］。但从宏观上来讲，中国人在各种伦理道德观的影响下已经成为特定时代的“顺民”“良民”心态。因此，这种与西方“独立我”相对应的中国人的“互依我”，在中国文化框架下具有明显的中国文化特色，这种管理观念明显区别于西方之处就在于中国人注重人情关系，这种基于人情关系基础的管理观从古到今都持续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

传统文化与心理健康观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讲究健康保健养生之法，熟知中国历史的人都可以列举那么几种方法。关于中国人心理卫生健康的理论基础，我们认为应该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形全者神全”形神兼顾的共养观。所谓形神共养就是要兼顾生理和心理，由于中国古代就主张要身心兼顾，那么中国文化中关于保健的心理观多具有养神和养形的双重需要，这种形神合一的观点主张从身心的关系角度来探讨保健与长寿的关系问题。第二是“抱神以静”“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静结合的养生观，主张以动养形，以静养神，二者辩证统一，注重人的心理保持恬静平和的状态。这种以静制燥，精神内守的观点应该是与老子道家的人生观有相同之处的。第三是“人法自然”的顺应自然的养生观，通过顺应自然规律来养形调神，已达到身心健康及长寿的目的。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主张效法自然是贯穿天、地、人三者关系的法则，并且主张人效法自然的目的是要克制，做到“无为”的境界才能身心健康。第四是“鞭后而寿”的内外兼顾的养生观，主张内外协调，缺什么补什么。第五是“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的以情治情的养生观。中国古代就认识到各种情感的存在，是相生相克的，要善于利用一种情绪去调节另一种情绪，所以说“情”既可以治病也可以致病。［6］以上五层意思是在中国古代的思想中就已经有所体现的，有些观点至今仍然对中国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了理论体系。现代社会的健康保健以及心理卫生的很多理论与方法的来源大多也都是从中国古展而来。总的来说，早期中国人对于养生虽然是形神兼顾，但还是有一定的偏向的，即多主张修“神”，认为心理保健应该遵循生理———心理———自然———社会的这种过程，人的健康只有通过整合生理、心理、自然、社会这几个方面的协调统一才可以达到。这是一种整体观，是与西方医学中的哪病医哪是完全不同的，他看到了人是一个整体，健康要通过身心统一才可以达到。因此，中国文化传统不仅提供了身心健康的理论与哲学基础，还提供了一种修身养性的功夫来进行身心的保健，如内在对道的体认与外在对道的践行相结合，发展出儒家、道家和佛家的心性心理观。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健康观不仅注重作为主体的身体的保健，还注重作为客体的心理的保健。它提供的是一种修身体征的功夫，是一种方法，它将身心统合为一体，儒家的身心发展是通过修身达到心理的内圣外王;道家的身心发展是通过修身的体征达到清情寡欲，达到无为与自然;佛家的身心发展是通过修身达到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达到身心的超我境界［7］。可见，中国文化品性的心理卫生观是根植于传统文化的身心一体的内在修为与外在修为一体的综合体，这是一种心性论的心道一体的阐释，其中修身养性的修身与体征的方法更是中国传统自我修行的独特方法，对这一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推动世界范围的心理健康研究。

传统文化与人格思维方式

“人格”这个词本非国货，它源自拉丁文，由于近代心理学的发展，尤其是西方心理学的发展，导致当代中国人研究人格完全西化，而忽略中国特有文化下的特有特质对当代中国人的影响。在中国古代社会，人格虽然没被正式提出来，但是这种思想已经在中华民族孕育了几千年。中国古代的这种思想里面有几个特点。一是“人格平等”的理想观念，但是在现实社会中却是不平等的，但是这种思想是好的。二是崇尚“内圣外王”的完美人格，孔子看来“内圣外王”是智、仁、勇的统一;道家认为”内圣外王“是慈、俭、不敢为天下先的三宝的完美统一。［8］同时我们看到对于中国人的人格，先哲都希望是一个完美的统一，但是现实情景却不是这样的，因为在中国文化下面子的影响下，每一个中国人都是戴着面具的，正像美国心理学家荣格多说的“阿尼玛”和“阿尼姆斯”一样，人都在隐藏自己，所以一个人的人格也不是完全暴露的。［9］在中国这种文化影响下，我们的行为似乎大多是外儒内道，外儒内法，外道内儒，外佛内道等等，这也看出中国人的人格体系的构建是相当复杂和凌乱的，似乎中国文化中还缺少一种“唯一信仰”。因此，导致中国人格趋于一种“统一中的多元化”，即在儒家为主导下的多元。在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下，中国人过分关注德行而往往忽视知识的学习，失去了实现现实人格的基础，还由于过分关注社会关系，忽略了独立我，导致对自我价值的贬低，最终导致人格的歪曲。中国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同样也塑造了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汪凤炎认为:“中国文化是人的文化，西方文化是物的文化;中国文化是内省文化，西方文化是外求文化;中国文化是重情文化，西方文化是重智文化;中国文化是伦常本位文化，西方文化是个人本位文化;中国文化重人文精神，西方文化重科学精神;中国文化重统一性，西方文化重差别性［2］。”因此，从整体上来说，中西方文化差异是明显的，一种文化的差异性根源应该是民族思维的差异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由于中国文化所缔造的，而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又进一步影响中国文化的发展，这是中国人独有的“循环思维”;而“天人合一”的思想又促使我们形成全局与整体性思维方式;“唯上是从”塑造了中国人迷信权威，尊经、崇古的思维方式，“经世致用”塑造了中国人求真务实的思维方式，导致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核心在“人伦”上，尤其是重社会而轻个人，形成群体社会思维;“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的五行八卦理论塑造了中国人的辩证思维和循环思维。因此，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塑造出中国人的特有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在今天看来是一种偏重伦理而缺少认知的思维，是缺少逻辑性、分析性、批判性和创造性的思维。这种思维对当代中国人的影响是深远的，并且中国的这种思维方式还泛化到整个东方世界，形成一种独特的东方人的思维方式。这种中国思维方式的文化品性是中国文化心理的产物，是社会、历史、文化相互作用的产物，同样是根植于中国主位文化下的文化品性，对中国思维方式的本土化研究将进一步扩展中国本土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打破西方世界关于思维方式的话语霸权。

传统文化与尚忍和谐心态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从“忍”字的构形来看，“忍”字“从心刃声”，在六书中当系会意兼形声字。其意符“心”表明此字之意与“心”有关，而其音符“刃”既有表音的作用，又有表意的作用。《玉篇•心部》又说:“忍，强也”。意喻内心强壮。可见，“忍”的字形所表示的意思并不是我们一般所理解的“像在心上插了一把刀一样痛苦”，而是心像刀刃一样坚利”。据此分析，“忍”的本义应为“坚中”，即内心坚韧。中国传统文化是根植于儒道释文化思想的，中国的社会机制一直是一种关系本位、家族本位、道德本位、伦理本位的社会，中国人自我的发展是以道德自我的发展过程为核心的，中国人的道德关系中个体是被忽视的，在社会化过程中个体终将与群体、家族等融合为一体，所谓“牺牲小我，成就大我”就是一种融合的结果。所以说，“忍”未必是一种自我抑制的、被动的、伴随痛苦的心理，它可以是一种积极主动的修身过程，其中伴随着一种自我意志的超越，儒家叫做“成仁”，道家叫做“成道”，佛家叫做“涅槃”，这些都是自我通过忍达到的“超我”境界，却不一定是被动的和痛苦的［10］。

第3篇：中国文化传统范文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融入；语文课程

当前，职业院校的学生中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功利主义甚嚣尘上，其道德觉悟、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社会要求。为此，教育部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中提出：要“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系统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

一、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

1.“文化”的含义

“文化”一词，在汉语系统中是自古有之的词汇。

“文”，其本义指各色交错的纹案。如《说文解字》：“文，错画也，象交文。”《易经・系辞下》：“物相杂，故曰文。”中均为此意。后引申为美、善、德行之义。如《论语・雍也》：“文质彬彬。”

“化”，其本义为变化，改变。如《易经・系辞传》：“知变化之道。”后引申为教行迁善之义。如《说文解字》：“化，教行也。”

“文”和“化”并联使用，最早见于《易经・贲辞・象传》：“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而后亦有见之，如刘向《说苑・指武篇》：“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强调精神领域的文治与教化。

至于我们现在常用的“文化”一词，是以后，由日文转译的西方词汇。1871年，英国文化人类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就对“文化”做了系统的阐述：“文化是一个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

2.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特征

在五千年扬弃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形成了稳定结构。中国传统文化提倡“天人合一”，重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提倡“人本主义”，重视仁义和礼仪；提倡“贵中尚和”，重视，保持社会和谐；提倡“刚健有为、自强不息”，重视民族奋进、坚韧不拔。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有利于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可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良好的个性与健全的人格。

二、中国传统文化融入语文教学的可行性分析

在中国，自古就有“文以载道”的传统。“文”的范畴十分宽泛，包括哲学、历史、美学甚至一些专业著作。通过对这些作品的学习可以吸收到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

1.中国传统文化融入语文教学的可能性

汉语是我们的母语，中国传统的很多精神文化通过语言的传递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包围着学生，而且经过若干年系统的语文学习，十多年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学生已经具备接受和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能力和基础。同时，语文教师系统地接受过培训，已经充分熟悉、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有较强的古文功底和文论、美学、哲学基础，具备了站在中国传统文化这个高度来进行语文教学的能力。

2.中国传统文化融入语文教学的可行性

职业院校的教师对教学文本的选择有较大的自，可自由选择反映中国文化精神的文本材料，在课堂上构建“创设情景―诵读―提出问题―合作探究―课外拓展”的课堂教学模式，让学生通过语文课程挖掘、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并加以运用。

三、构建学生个体的文化平台

汉语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这块肥沃的土壤上产生的一种具有独特民族性的语言。通过语文整体育人功能可以让学生从历史的深度认识生活，了解人生，从中吸取营养，构建学生个体的文化平台。如下图。

这种对于塑造学生灵魂，决定他们的人生道路，具有无与伦比的作用。

四、构建中国传统文化融入语文课程的体系

1.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语文课程应遵循原则

中国传统文化引入语文课堂应遵循原则：一是紧扣文本，选择性补充材料。既方便学生更深入地理解把握文本内容，同时又增强文化积淀。如，在讲解《逍遥游》时，可向学生简单讲述老庄的“无为”思想，及对后世的影响；在解读王维等人的诗歌时，可以适当引入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及儒、道、释三家的合流与融汇情况对中国文化形成的作用。二是帮助学生克服畏难情绪，文化含量引入以学生接受能力为度。在授课时，力求深入浅出，生动形象，通过智慧激励、方法激励、情感激励、目标激励，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三是着力寻找文化内容与现代社会的契合点，使学生在学习传统文化过程中做到“学、悟、用”的结合，将民族传统文化、思想、艺术等丰富的养料内化成为自己的文化积淀。

2.构建“二平台五途径”中国传统文化融入语文课程的体系（如下图）

（1）课堂教学平台

一是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和虚拟技术，在课堂中营造传统文化氛围，让学生接受人文熏陶。将文本解读的重心放在文化观念树立和文化传统传承上，在民族心理、思维方式、信仰、道德等方面进行深层挖掘，引导学生求真、求美、求智慧。二是开设专题课，通过对古代优秀作品的选讲，增强学生对中华民族内在精神价值的认同，形成民族使命感和高尚健全的人格。

（2）课外拓展平台

一是通过“经典诵读”活动，陶冶学生情操、提高学生的人文和道德素养。二是利用传统节日，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如，在端午节，通过吟诵屈原的诗歌，学习屈原矢志不渝的爱国主义精神，使学生树立进取、求真、爱国的价值观等。三是挖掘、利用区域文化资源。如，引导学生调查了解家乡特有节庆、传统习俗，并通过查找文献典籍理清渊源。

总之，让中国传统文化融入语文课程及教材体系的目的就是让学生吸收中华文化精髓，形成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价值观，全面提升人文素养、道德素养。

参考文献：

第4篇：中国文化传统范文

[关键词]全球化；中国传统文化；机遇与挑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9 ― 0063 ― 02

一、全球化与中国传统文化

若要了解全球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带来的机遇和形成的挑战，我们必须首先了解全球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

（一）全球化

首先全球化这个说法最早是运用于经济学领域的，也就是一体化，后来到了20世纪5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对这一概念进行了较为完整的阐释，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既给世界贸易带来了重大的推动力，同时也给各国经贸带来了诸多不确定因素，使其出现许多新的特点和新的矛盾。为此，研究和了解这一问题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在文化领域，学者们则认为全球化是指在全世界这个大环境下文化的不断繁殖生长的复杂的过程，尤其指人的思想认识的产生过程。我们都知道文化全球化必然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和领域，就如同全球化一样，文化全球化业是一种较为客观的现象，它预示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文化发展不可阻挡的趋势。

（二）中国传统文化

何为传统文化，不同的国家区域因为不同的传统习俗和地域差异，乃至人的思维方式，产生了不同的文化。中华名族的文化是源远流长的，经过世世代代的传承和发扬，积累了丰富的历史文明。但是我们必须认识的是，传统文化在基于我们积极正面的力量的同时也包含着不可避免的落后和糟粕，约束着时代的向前，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所以我们必须正视它。在不断地反思中去把握人类文明前进的正确的方向，站在世界的高度，和一些优秀的文明共同成长孕育，以一种追求进步的姿态去学习去借鉴去赶超，去破除障碍，做到共同的和谐与融合。我们都知道事物的发展是运动的不是静止的，新事物必将代替旧事物，人类文明也是如此，中国传统文化必将在时间的流淌中不断发展，只是继承优秀的古老结晶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一定要在扎实根基的基础上，走出去，一方面将我们的优秀成果展示给世界，另一方面也要融入这个世界，在时代前进的大浪潮中找到自己的特有的位置，并积极吸取西方优秀的文化，做到为我所用，从而长久的屹立于世界文化的宝塔之中。

二、全球化对我国传统文化造成的冲击

经济全球化带动着文化全球化，世界文化涌入不同的民族和国家，使得越来越多的民族遭受着传统文化的严峻考验，那么在这一大背景下，怎样去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多民族文化的共同发展，已然是十分紧迫的。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与影响也与日俱增，波及到了我国人民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

（一）外来文化的影响与日俱增

纵观当今世界，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强大实力，不仅从政治经济上在全球处于强势地位，也从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妄图冲击着更多的国家，中国作为当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必然深陷其中。从我们都熟知的可口可乐，肯德基或者麦当劳这些日常随处可见的饮食文化，我们就可以轻易的发现西方文化的渗透痕迹，它们猛烈的冲击着我国传统文化中勤劳朴实、与人为善的一面，带来了一些负面的消极的力量，因此我们在感叹世风日下的通知不得不召唤传统文化的归来和复兴。

（二）民族文化的认同逐渐弱化

我们不可否认是，民族文化的深厚积淀是人们生活生产重要的保障，没有了文化，就没有当今的文明世界。多少年来我们沐浴中华文化之流，感受着传统的洗礼，在这轮回中成长。但是，随着世界的开发，文明的互通，一些外来的文化强烈的冲击着我国传统的文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了世界人民的交流与沟通，但也给中国传统的古老文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以及其他一些与我国文化完全不一样的思想都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我们迷失了前进的道路，自己民族内部的文化认同感也逐渐弱化。

（三）传统文化产业遭受巨大压力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西方发达国家毫不费力的打开了中国的文化产业大门，不断涌进我国的文化市场，我们时常在呐喊文化的复兴，却忘记了背后的积淀，加强传统文化产业的建设已经刻不容缓，需要我们去开发去创造。但是面对着强劲的西方对手，无论在产业规模还是竞争力上我们都处于劣势的地位，中国有数不清的报刊杂志电视台却没有可以拿得出手的，在整个世界拥有地位的传播媒介。因为，在全球化的激烈竞争中，中国文化事业面临着极其严峻的考验。

三、全球化下我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应对策略。

文化是民族的更是国家的，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千百年来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凭借其不一样的风采影响着世界，散发出强烈的光和热。那么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扬和复兴，又应该抱着怎样的思想报复，规划出怎样的路径呢。当然我们必须承认文化因差异而美丽，很多优秀的外来文化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的，我们也应当不遗余力的去吸收和汲取，从而发展我们自己的文化。

（一）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随着世界文化的快速发展，各种思潮交织激荡，我们对于传统民族文化的弘扬和发展已经迫在眉睫，回顾历史，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继承发展，不断的前进着壮大着，这一过程也包含了对于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的吸收与借鉴，文化是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源泉与动力，是凝聚民心的重要砝码，只有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才能不断保持我国文化的创新和生机，才能扎实文化根基。

文化，往往是最深刻的民族积淀，是其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是民族的灵魂和精神追求，是身份的象征，在世界全球化的大潮中，我们一定要牢牢把握中国民族五千年的文化底蕴，并结合时代特色去发扬去传承，在保护中创新，在创新中前进，要坚持中国自己的文化特色，自己的人文内涵，所以，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应当是全球化浪潮下我国传统文化发展的第一布。

（二）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现在的世界史开放的世界，现在的中国是与世界交流融合的东方大国，文化也一样，随着对外开发的脚步，与其他优秀的传统文化碰撞着交流着，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中延续着，发展着。传统要保护，但禁锢不能有，新的全球化浪潮带给我们的是机遇也是挑战，只要把握好正确的方向，走好正确的路，必然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是有利的，切记不可照搬西方文化的发展形式，否则就会被世界文化大浪潮淹没，失去自身特有的活力。

作为现代文明的发扬与继承者，我们都知道仅仅一味的推崇本民族现有的文化是远远的不够的，还需要在吸收借鉴其他优秀文化的基础之上，海纳百川，相互的交流和学习，让好的东西为我所用，兼收并蓄，从而创新出最具特点的古老文明。传统的文化不仅要保持自己本来的面目，还要接触世界走进世界，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以开放的胸怀博采众长，激发出更大的活力。

（三） 坚持文化创新的脚步

俗话说的好啊，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文化也是如此，没有任何事情是可以一成不变的，时间在流淌，岁月在前进，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也在不断的创新中保持着更为旺盛的生命力，我国文化的发展一点要坚持三个面向，要适应时代和人民的要求，要在坚持中前进，丰富文化内涵，创新文化形式，推陈出新革故鼎新。

人们都说，文化是纽带是人与人之间交流沟通的意识架构，同时，也是一个民族优秀智慧的结晶，它是发展的是向前是渊源流动的，在继承传统优秀的基础之上不断地融合，不断地统一，具有更为鲜活的生命力。也只有这样，才能在世界文化长河中始终处于不败之地，好的文化必须是联系广大劳动人民生活中各个方面的，是以民众为载体的，是反映社会积极正面的文明风尚的，从而成为人民的精神家园。

（四）加快传统文化的转型

随着我国现代化的不断发展，对于经济政治文化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时代在前进，思想文化必须跟上步伐，我们应当运用基本原理，并在联系我国现有实际的基础上，不断地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发展，在吸收和借鉴西方优秀文化的基础之上，坚持本国特色，并将之转化为为我为我所用的形式，从而满足我国社会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文化的需求，为社会的进步发展，为国家的强大，为人民精神生活的富足提供更为强大的动力。

在加快文化转型的同时也要将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发扬传承出去，以独有魅力征服全世界，吸引全世界的目光，文化的走出去是沟通与交流，是传承与创新，是借鉴与吸收，是一种利于世界文化交流的方式方法，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应该得到世界的尊重和仰望，让我们共同期待。

四、总结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冲击，尤其有利的一面也有其不利的一面，我们在坚持传统的同时也要与世界上一些先进的文化和谐共生，在保留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之上，与世界文化共进步共成长，接受优秀的传统文化并不是全盘否定其他民族的文化，而是在坚持的基础上来开放来创新，来展现自身的优越性，从而发扬光大。同时我们也要以一种更为客观的态度来面对文化的全球化，不能因为挑战就退缩，要看到机遇，抓住机遇，要迎难直上，充分的吸收那些优秀的东西，从而更快更好地加快传统文化的转型，提高我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在多元坚持本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之中必须牢记的理念，是一种健康的文化心理，好的文化战略，多元是与世界潮流同步发展，本真是牢记本土化气息，让中华文化为全世界全人类共享，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让中国思想，中国特色影响着全世界，流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并被世界人民所接受，在文化全球化的浪潮中，实现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互补与交融。

当然，我们也要以一种更为谨慎的态度来看待文化的全球化，发展的同时时刻警惕西方不良文化的侵蚀和渗透，不能让那狂风暴雨般的冲击动摇了我们中华民族文化深厚的根基，处于劣势的广大发展着中国应该联合起来共同的抵御西方霸权主义文化的冲击，与冷战思想说拜拜，加强民族认同，拿起全球化这把双刃剑，激流勇进，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只要我们不断地向前，去审视传统文化的优点和缺点，将其中较为禁锢保守的一面去除，同时弘扬能够适应时展潮流，能够满足人们精神生活需求，能够在文化全球化潮流之下任然傲然挺立的那些文化精髓，中国的文化必将更加丰富多彩，也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综上所述，为了建设和形成更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我们一定要不断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中的精髓，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开展文化的创新与融合，从而更好地促进文化发展与进步。

〔参 考 文 献〕

〔1〕左兰国，王玉政，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化发展 〔J〕.理论学习，2001.

〔2〕孙熙国，陈启智，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新到的构建中的地位和作用〔J〕.山东大学学报，1997.

〔3〕张岱年，方克力，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第5篇：中国文化传统范文

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陌生化”

近年来，好莱坞为了得到更多中国观众的票房支持，在影片中添加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以满足其文化需求。虽然好莱坞对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运用颇为用心，但影片中的中国还是“美国化”了的中国，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难以完全认识清楚和理解，再加上对中国还存在一种有意无意扭曲的微妙心理，于是就不可避免地产生对中国文化的误读，从而打上了深深的美国文化的烙印。①

1.中国人物形象的“陌生化”

花木兰是中国女性中的一个传奇。在中国南北朝叙事长诗《木兰辞》中，花木兰是一个隐忍克己、勤劳勇敢的年轻女子形象，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具有“勤劳”“孝顺”和“贤德”等优秀品质的传统妇女，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忠孝之道。而在好莱坞版动画片《花木兰》中，木兰从一个乖顺、勇敢的中国姑娘变成符合西方观众审美口味的活泼、热情和主动追求个人幸福的美国少女，其实已经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香蕉”花木兰，成为一名具有典型美国精神的现代女性。不仅《花木兰》如此，《功夫熊猫》也是如此。中国的大熊猫给人的印象是沉默慵懒而略显笨拙的，而《功夫熊猫》中的熊猫阿宝却是一个可爱、体型庞大并不笨拙极具个性的形象，他所带来的也是一种欢愉的气氛，这与中国人所欣赏的内敛、沉稳、温文尔雅的气质相差甚远。

2.中国文化精神的“陌生化”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集体与家庭的价值，而美国文化则强调个体价值，“崇尚开拓竞争，主张通过个人奋斗、个人的自我设计实现人生价值和梦想”。②人们在接触异域文化时，总是会按照自身所属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去判断和解读，难以摆脱自身文化传统的影响，从而造成对异域文化的歪曲乃至误读。叙事长诗《木兰辞》重点在于强调中国传统的家庭荣誉、集体观念以及效忠国家等价值观，而动画电影《花木兰》则把花木兰演绎成了一个英勇无畏的女战士，突出了强烈的个人意识和实现其个人价值的渴望，中国所特有的“忠孝”观念和集体意识被抹杀了，使得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代表的深刻文化内涵大打折扣。《功夫熊猫》里很多场景让中国观众能明显感受到非常鲜明的中国特色，特别是影片中的很多对白让大家重新对中国传统儒家、道家以及佛教禅宗思想进行深思。《功夫熊猫》其实只是仅仅在于展现“中国元素”，而不是体现“中国精神”。我们从阿宝身上看到的是纯粹的美国精神：崇尚自由，追求个性解放与个人英雄主义的价值观与思维方式。当这些西方观众所崇尚的价值思想体系包装上东方特有的元素后，影片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正如有人指出的：“在美国版的改编过程中，原作的东方文化底蕴被巧妙地偷梁换柱，改编版本成了地地道道的符合美国人口味的大众快餐。”③

二、“陌生化”的原因

1.商业文化需要

美国好莱坞电影具有天生的商业营利性，出发点是追求票房的极大化。美国本土题材已经开发殆尽，急需寻找新的题材和内容。而中国又是一个有着巨大开发潜力的商业市场，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便成为好莱坞的一个很好的题材来源。但好莱坞不会承担起为他国传播文化的职责和义务，他们作品中输出的仍然是西方价值观，这其实是西方人利用中国的特色文化作掩护进行的一次较为成功的文化同化而已。④

2.价值思维观念差异

中国是一个具有独特文化价值体系的文明古国，中国文化的群体意识及家族意识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重视的是个人要对家族长辈尽孝，为国家尽忠。而美国人看重的则是个人价值意识，基督教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和《独立宣言》中的“一切人都生而平等”观念，使平等思想在美国人的头脑之中根深蒂固。因此，影片无论从哪里取材，好莱坞最后表达的永远是美国式的思维价值观。

3.文化强权殖民

在西方人眼中，西方文化代表了先进性和主导性，而东方文化永远是落后的代名词。西方世界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导权，通过各种文化传媒把自身的文化价值观潜移默化地灌输给东方世界，东方世界不知不觉中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启蒙、引导与教化，这正是一种全球化背景下文化殖民的策略。

4.对传统文化的肤浅认识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经过数千年的积淀，形成了我们民族特有的风骨和气度，培育了我们民族特有的品格和精神，并成为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然而当今时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迅速西化，部分国人漠视传统文化，在他们眼中，国外的什么都好，中国的什么都糟。在他们看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简直是“荒唐可笑”。这正如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所言：“将一件事和一个人物陌生化，首先要去掉他身上理所当然、众人皆知和让人一眼看穿的成分，并使人产生对他的惊讶感和好奇心来。”

三、对“陌生化”的反思

《花木兰》和《功夫熊猫》等具有浓厚中华文化氛围的影片在好莱坞经过西式包装后取得了巨大成功，这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如何更有效地推广中国传统文化。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有的文化底蕴，这是一个民族之所以存在和发展的灵魂。如何使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得到继承、推广和发扬？如何摆脱文化殖民的渗入，使本民族的文化成为世界文化的主流并与其他文化很好地融合？⑤这是摆在我们面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好莱坞动画电影中虽然展示了更多样化的中国元素，但只是借中国传统元素来宣扬所谓的“美国精神”，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中国元素”充其量是动漫的上层建筑部分。“外国人很会运用各式各样中国元素为自己的创作服务，这也是中国人应该思考的问题。”中国动画学会常务理事路盛章如是说。

作者：李劼刚 周明娟 单位：聊城大学传媒技术学 院聊城大学大学外语教育学院

注释：

①贾冀川何淼：《好莱坞电影的中国想象——近年来好莱坞电影对中国文化元素的“拿来主义”》[J]，《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②王莉：《美国文化精神的移植与再现——从〈仙履奇缘〉到〈功夫熊猫〉》[J]，《学理论》，2009年第17期

③廖海波：《影视民俗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第6篇：中国文化传统范文

关键词：传统文化符号；设计影响；设计应用

1中国传统文化的概述

1.1中国传统文化符号

所谓的符号就是指为了简化人们的生活，在生活中被广泛应用于指示某一对象的标志物，它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形式来展现，可以给人们带来不同的感官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符号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以及文化观念的物化载体以及传播形式，作为延续五千年文明历史的重要信息体，其具有约定俗成的信息传播能力。我国的传统文化符号具有象征性以及隐喻性的特点，形式多种多样，包括图形样式、语言文字等，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文化方面的无价之宝。这些文化传统传承至今天，为了刚好的发扬下去，需要我们在当今的建筑中有所体现，而建筑为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将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应用到自身中去，也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1.2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内涵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不少学者都从“源”、“流”这两个角度对其进行研究。而西方文化更加注重于对“术”、“用”的研究。我国传承下来的丰富的文化具有博大精深、深奥精微的特点，将我国传统文化符号植入到建筑行业中去，为建筑行业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我国在建筑史上创造了独一无二的奇迹，例如蜿蜒千里的万里长城，神圣庄严的布达拉宫，还有俗称千佛洞的敦煌莫高窟等，成为我国在世界建筑史上灿烂的代名词。在经历了五千多年的历史传承之后，如今的中国建筑符号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意义。我国的传统文化符号具有显性和隐形之分，显性的文化符号包括文学、历史以及文化等，隐形的文化符号则包括儒家、道家以及佛家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等，这些丰富的文化经过漫长历史的推移许多已经变成了断壁残垣，以一种不够完整的状态在传承，这是某些文化历史的悲哀。建筑的设计理念不可能抛弃文化而存在，将我国丰富的传统文化赋予到建筑理念中去，是建筑行业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关键。但是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自然的赋予到建筑中去，是每一位建筑设计师值得深思的问题。在文化不断融合的今天，我们一边不断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但是同时也不能抛弃了本国的文化传统，实现中西方文化的完美融合。我国的传统文化符号有着深厚的历史意义以及独有的文化特性，目前呈现出了两种不同的发展理念，一种希望放弃传统的文化，单纯的进行城市的开发，加快城市的进程；一种希望在保持原有文化的基础上，赋予城市现代化的内涵。我国为了经济的发展，采用了城市发展的哲学，将城市的发展模式固定在了模仿美国生活方式的模块中，造成了目前诸多的能源消耗、交通堵塞、空气污染等一系列问题。

2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对建筑设计的影响以及关系

2.1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对建筑设计的影响

建筑符号学的发展为当今建筑的创作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建筑符号学把建筑行业当作一个独立的文化代表进行建筑的设计，这样有利于人们更好的理解建筑的意义。建筑的意义通过建筑符号来传达，建筑符号象征着建筑物的意象，将建筑物传达的美展现出来。每一种风格的建筑物都蕴含着一种文化，都是每一种不同文化符号的体现。旅游景点中的建筑物大多体现了我国建筑的思想，但是这些古代建筑物却无法融入我们的生活。就像传统的戏剧、书法或者国画，尽管很好的展现了我国古代的文化，但是距离人们的实际生活却很遥远。中国的建筑被局限在了某一固定模式中，就好比提起古代建筑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大屋顶，实际上我国古代建筑的形式多种多样，而我们的现实生活生活在西式的建筑风格中，无法与我国古代建筑风格完美融合。因此如何将传统建筑文化与新时期建筑思想相互融合，建立新型中国建筑文化体系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2.2中国传统文化符号与建筑设计的关系

现代的建筑风格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注重传统中国文化，强调传统的历史注意，通过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深究，将其简单概括为抽象的文化符号。传统的中国符号中的形式、色彩、纹饰等都被加以运用到建筑中去，经过精心的锤炼与现代建筑技术的完美结合，符合了时代性的要求，也发扬了传统的中国特色；其次，具有鲜明的地域特性。不同的地区孕育了不同的文化，通过各个地区人们智慧的积累形成了当地独具风格的文化符号，这些文化符号是当地文化习俗的缩影。因此，这些地区的建筑首先必须要符合当地的文化特征，才能更好的发展下去；最后，中国的传统文化符号具有装饰性以及隐喻性的特点，这是千年积累的中国文化精髓。建筑在这种思潮的冲击下，形成了不可多得发展特性。

3传统文化符号在建筑设计中的应用

随着历史环境的不断变化，以及人们认知的逐渐发展，许多传统的文化符号已经失去了最初的含义，被赋予了许多新的意义，文化符号最终的象征意义将被一代代传承下去。文化符号的传承需要有一定的媒介条件，而建筑的发展则需要运用传统文化符号的象征意义，二者的相互结合，既满足了文化符号传承的媒介条件，又促进了建筑新思潮的发展。建筑作为文化符号传承的媒介之一，不同的建筑特性需要不同含义的文化符号来表现，因此，首先需要正确认识传统文化符号的象征意义。

3.1图案色彩符号在建筑设计中的运用

建筑物所传达的信息通过图案或者色彩的符号来传达，在满足了建筑物功能性的同时给人们带来精神上的文化洗礼。中国传统色彩中一大特性就是中国红。中国红是最具中国特性的颜色，中国结以及中国红由于喜庆、大气的特点成为传统文化符号之一。在现代化建筑中引入中国红或者中国结会给人们带来视觉的享受。例如，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建筑整体采用了中国红以及中国传统的鼎作为其建筑的基本形式，在配上我国传统的倒阶梯式的建筑特点，使建筑整体散发着大气磅礴的气息，给人们带来一场壮观的视觉盛宴，彰显了我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这些都归功于传统文化中色彩与图案的巧妙搭配。

3.2传统意识形态在建筑设计中的运用

传统的意识形态主要体现在建筑结构、建筑空间以及建筑节奏等方面。将对传统意识形态的诠释赋予在建筑的形态中，使其更具有文化传播的价值，传统的意识形态提高了建筑物的价值，并且通过建筑物这个载体使我国的传统文化得到了发扬。例如，“鸟巢”的建筑风格就是传统意识形态的体现，“鸟巢”的外观由相互支撑的组件构成，形成网格状的结构，从外观看好比鸟的巢，由此得名。中国传统意识形态中镂空的手法在整个建筑中得到了充分的应用，并辅以陶瓷的纹路以及中国红的灿烂与热情，加之先进的结构设计，既体现了现代化的设计理念，又符合古代建筑物的意识形态。

3.3形象符号在建筑设计中的运用

建筑设计中最明显的就是形象符号的使用，包括图像符号等。古代建筑物的建筑形式是根据当时的文化社会背景设计的，随着时代的变迁，各种设计形式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尽管我国经历了众多朝代的变革，但是通过符号，就可以了解建筑物的表现形式。建筑物与形象符号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当建筑形式发生了变化，其符号蕴含的意义也就不同。例如，江南地区的形象符号，人们通过符号就可以了解当地的生活环境以及风俗人情。

4结束语

在当今世界文化不断融合情况下，各个民族都在大力弘扬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各国都很重视将本国的文化传统融入到建筑中去。我国建筑风格应当在满足功能需求的情况下不断融入传统的文化符号。合理的融入传统文化符号不仅可以形成独特的建筑风格，还能提升建筑物的文化内涵。我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需要不断的传承下去，借助建筑物这个载体，还可以不断的发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承优良传统。

参考文献：

[1]井长源,李开明.预制装配式建筑设计实践及问题探讨[J].工程技术研究,2016,(6):35.

[2]邹迪.低碳理念在建筑设计中的体现[J].工程技术研究,2017,(4):212+223.

第7篇：中国文化传统范文

【关键词】传统文化；建筑空间

【Abstract】China's profound cultural tradition gives profound connotation of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space. Traditional Chinese architecture directly reflec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ulture，.Penetr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space， including the idea of axis， the actual view， and so on som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ayout，This article is to discuss these， explain the inside vitality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buildings.

【Key word】Traditional culture Architectural space

建筑是实体，但它能暗示的，却是一个生活的全部。因为她不但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技术与科学水准，同时也记录了当时的文化和观念。中国传统建筑几千年来，顺着中国文化的渐变而渐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实体象征。从文化与建筑的相互对照中，把握中国建筑的意义与价值，同时也要掌握它对我们现代建筑设计的启示。

1、传统建筑是生命建筑

中国文化是以人为中心的文化，我们的文化有一个特质就是生命的特质。我们都知道，中国人很重视风水，风水的理念与实务都很复杂，但其作用就是求生的机制，其目不过就是为了我们能有更好的生活，建筑就成了祈福的工具，即使墓地的选择也是为了活着的人的幸福而决定的。所以中国的建筑采用木材这一代表生命的材料。在盛行的五行学说中，木象征生气，以青龙为标志，方位为东。

中国人了解只有生命才能延续生命，所以我们重视后代的延续，注重家族的繁衍与兴旺。建筑只是一种生命中工具，它只是在此以时间、空间中我们遮风避雨，过一种和谐的生活，并满足我们心灵需要的器具而已。在时间、空间改变后，这一切都不存在了，所以中国建筑并没有尝试使用石材，也没有认真地使用砖为建筑材料。事实上，我们在春秋时发明了瓦，到汉代，甚至有了空心砖的发明，领先世界水平。然而中国人却没有把砖石这种耐久的材料使用在建筑上。

2、建筑中的礼制

中国是礼制的国家，由此建立了中国文明的伦理秩序，而秩序的目的是和谐。我们素来被称为礼仪之邦，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无不讲究礼仪规范。因而人的活动空间即建筑也无不考虑礼仪程式的需要。居住建筑、寺庙、宫廷建筑等等都是如此，通常将院落沿着纵深的中轴线排列成严整的格局，通过对建筑的造型和空间大小、高低、主次、抑扬等方面的严格要求与安排，将严密的礼制仪规演绎为严谨的空间序列。在北方，主要建筑都要坐北朝南，左右厢房围护，如果是大型建筑，则有数进重复合院的组合。主房位于院落的中央部分，特别高大或富丽，次要建筑分别位于两旁，如同帝王上朝、群臣列班一样，左上右下。

3、空间特点

3.1 轴线观念

中国空间观念中有一种特有的主轴观，世界上没有一个文化像中国，配置上强调主轴，而且认为这条主轴越长越好。在城市设计中也同样，也需要一条轴线来统治全局，如北京城就是如此。某些建筑在城市中的重要性越高，它的轴线就越长。定一条线，就是定一条主轴线，各种空间可以说就依附在这一条线上，如北京城的故宫。不只是皇宫，一般的住宅也是如此，一层，沿着这条轴线，后面又一层地盖房子。当然，古人定这条轴线的位置是很慎重的，从民宅到城市，无不如此。

3.2 三一体

三一构成单元的基本平面布局。中国建筑布局大都跟三有关系，居住建筑基本的长方形隔成三间房子，由长向的中间进入室内，中间的一间称为堂，左右的两间为室，堂屋为明间，面积较大，全用落地窗代门，是明亮的，而两边的卧室都是暗间，就是我们所说的一明二暗。而我们的院落也是由三部分组成，一正两厢，主房是正身，两厢就是两臂，拥围着自己的天地-------院落，这三合院是中国建筑的核心，一座大宅可以有若干进、若干院，但所有的院都是这三部分，一而再，再而三，从平面中不断演进。如周代的凤雏宫、内乡县衙都是三一平面布局，在城市中，唐长安城就是三一平面布局，陵墓建筑中，清代陵墓建筑均为三一平面布局，如长陵。

3.3 虚实相生

院落是中国建筑中建筑实体与室外空间共生的基本单元，无论是宫廷建筑的深宫内院，寺庙建筑的禅院钟声，还是民居建筑中的庭院深深，都体现了院落这个建筑与自然共生的基本单元的存在。而院落这个基本单元，本身就是建筑与空间相辅相成虚实互生的最好例证。传统的四合院以建筑围成院落在最佳程度上组织了建筑和庭院的关系，在院落中从室内空间到建筑实体、从檐下过渡空间到庭院中的半开敞空间，都是虚实相生的极佳应用。

3.4 沿水平方向延伸

皇宫、官署、陵墓祭祀建筑作为中国官式建筑主体，群体组合的空间布局都是以庭院为单元在水平方向上舒展延伸的。宫殿建筑的布局方式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的各种建筑类型，寺院、民居等都是在水平方向上舒展延伸的。中国的古建筑中只有塔这种高层建筑，阁也就两三层。中国的建筑大都是单层的，若是空间不高，我们也不往高处发展，都是在平面中延伸，这就是我们的平面文化，就像我们中国的画，都和平面的，很少立体的，不像西方那样，追求立体的感觉。

3.5 方位观、风水观

中国古代的空间设计在绝大多数时候都表现为一种平面布局设计，是一种平面坐标体系，而这种体系正是建立在方位观念之上的，所以中国传统的空间观念就表现为方位观念。与西方完全不同。

方位有等级尊卑之分，五方之中，以“中”为最尊，“择国之中以立都，择都之中以立宫’，《吕氏春秋》便是“中尊”思想的具体体现。方位用以体现礼制精神更主要在于其所创造的空间的秩序感。庞大的北京故宫建筑群之所以能够秩序井然和有条不紊正是通过建筑与建筑之间的方位关系得以体现的。而北京四合院当中所反映的尊卑有序男女有别，内外有分的伦理秩序离开方位似乎也很难表现。

4、结语

中国的传统空间的各个方面是相互贯通的，它们自然、协调，各个方面是统一的，是很自然地就如此。它是一种“活”的空间形式，承载着中国传统的哲学理论，是文化的载体。传统空间对于现代建筑设计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无论是像贝聿铭大师设计的苏州博物馆新馆那样的建筑组合体，体现着古代园林庭院的组合方式，还是像王澍这样的青年建筑大师对于单体建筑中庭院艺术的内部空间流线的再诠释，无不体现出传统常重要的。

参考文献：

[1]颜朝昱.传统文化与建筑空间的渗透.山西建筑[A]，2006，32（16）

第8篇：中国文化传统范文

关键词：中国传统音乐文化；认知与认同；音乐的多功能性；为用；国家制度；民间礼俗；多种音声技艺形式；为神为人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172（2012）01-

中国高等音乐教育的目的性之一，应使学子们增强对中国音乐文化传统的认同感，相对全面地把握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发展脉络。认知音乐文化传统何以生成、存在、为用、发展的内在动力，而不应停留在音乐本体、音乐现象的一般叙述性层面。引导学子们把握中国历史和当下“民间态”客观存在的关联相通，理念调整很有必要，如不能做到这一点，学界提供给学子的就是不完整的传统音乐文化样态，难以对音乐文化传统产生认同。音乐文化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构成，在教育过程中让学子们把握这一点至关重要。学子们如果不能够对传统文化（包括传统音乐文化）产生认同，我们的教育难说成功；音乐学子不认同传统音乐文化，我们的音乐教育便是失败。把握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就是要客观分析维系中国传统文化内驱力的诸种要素和制约关系。近年来，有见地的领导者和学者阐发“对中国传统文化应有敬畏之心”，传统文化中的乐究竟有怎样的功用，何以在两周时期诸子百家都有论乐，他们所论的是怎样的乐；历朝历代从国家层面对乐如此推崇的道理何在；何以当下文化学者对于乐文化传统如同“大年三十打了一只兔子”，仅仅是分工过细，还是另有缘由？认知传统而不是割裂传统才是最为重要的。基于以上考量，我们设计“中国传统音乐文化认知”课程，旨在让学子们对中国音乐文化传统的发生发展过程有基本把握，从乐之为用的视角把握与认知中国传统文化。

我们之于乐的认知侧重为用的考量。功能者，功用是也。乐之所以存在，除了创作者自身情感表达之外，更多在社会中为用者。这就是我们从社会、实用、审美、教育、娱乐等多种功能性视角来把握乐存在意义的道理。从以上层面整体把握音乐之为用，能够较好地解释乐何以从国家意义继而在当下乡间社会中如此被看重。当下乡间社会中乐的存在方式可以比较全面地展示这种整体功能性用乐的意义。

在“为用”理念下，我们应把握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发展脉络与内驱力。中国音乐文化传统近三千年间形成了礼乐与俗乐两条主导脉络，这两条脉络在发展过程中既各自独立又相互影响共同架构了中国音乐文化，在这种意义上，人们能够真正感知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所具有的实质性内涵。依这种理念来观察当下既有著述，深切感受到某种缺失或称断裂，明明文献中有大量实例可证这两条脉络贯穿的连续性意义，但既有著述给我们的认知却是割裂式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笔者在研究中表述这两条脉络是“为神、为人” ，所谓神乐成观、神乐成署者，与礼乐、俗乐的认知一致，不过有些失之笼统，毕竟这礼乐也并非全是为神的意义。我们这是建立在多年研讨和实地考察基础之上的认知。

说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礼乐与俗乐两条脉并行不悖三千年，主要出于以下考量：周公使礼乐制度彰显的同时，亦使俗乐观念清晰起来。没有礼乐也就没有俗乐，这礼乐与俗乐对应或称形成张力贯穿于三千年的传统社会之中。从为用的视角，所谓礼乐，是在国家礼制规定性的仪式场合所用以及受国家礼制影响民间多种礼俗仪式接衍国家礼制所用者；所谓俗乐，是因应社会上多种需求、更多为娱悦人类自身所创制和使用者。遗憾的是，在既有著述中，这种贯穿中国传统社会三千载的礼乐制度却只对两周时期以浓墨重彩，给人的印象就是礼乐制度在战国时期因礼崩乐坏而消解，汉魏以降两千年间礼乐制度不复存在，这显与中华礼乐文明的认知不符。再有，述说礼乐多以宫廷为对象，似乎地方社会没有礼乐使用，这与传统社会中的国家制度以及地方官府用乐有明显落差。既有著述中对两汉以降的把握更侧重俗乐之发展：远古时期的夏商时代是中国的神本文化或被称为是巫文化的时代，但是，到了春秋时代，中国就已经完成了从神本文化转换为人本文化的过程，成为以人为本的社会了。艺术上的表现则也是转变为以娱人为主。但是，神本文化的代表巫文化依然存在，并没有消失，直到现在，在中国仍可发现有它的点滴遗留。但是，与主线比较来说，它绝对不是主要的。

把历史发展的主线放在一旁，像研究某种保存着古代习俗的原始民族那样去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是不恰当的。可是，很遗憾的是，使用这种方法的人有增多的趋势。这是走入了以偏代全的道路，没看到历史大河的汹涌波涛是什么。所以，要是学习历史的整体，当然就要以主线为主，否则，是不能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发展有正确理解的 。

认知具有一定的典型性，音乐历史发展的主线值得考量。在音乐文化的意义上，礼乐概念出现的同时俗乐亦彰显，两者相互对应，所谓神本与人本的两条脉络方如此清晰。两者之间并非被取代和转换的关系，神本文化亦非仅是巫的意义，当下更非点滴遗留的表现。如果我们将目光仅仅盯在中国当下的城市中心区域并以此把握历史，的确可以得出以上认知，但当我们走进广袤的乡间社会，甚至在都市的边缘亦非如此。对中国几千年来两条脉络的文化发展不能正确理解，恰恰是理念缺失。我们崇尚宏观把握下的微观研究，如若只是盯住自己所关注的一段，以此来论整体，那才是以偏代全。将研究置于一个文化大坐标中，每个人的研究定位应该有相对清晰地认知。如果不能够将礼乐与俗乐共同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只是以一方来把握另一方，方有“偏全”之意味。

音乐学界强调人本的理念也的确是为“主流”。在所谓“先进与落后”认知理念下，脱离历史语境和社会背景把握音乐文化传统的状况会极大地阻碍我们对当下社会中民间礼俗用乐实际意义以及与大传统相接的认知与把握。明明社会普适性存在，却认定这是以“研究某种保存着古代习俗的原始民族那样去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以当下城市的把握来看历史真是理念的缺失。如果我们不探究历史和当下社会音乐之为用，而是考量历史怎样为我所用，取舍失当还是不正常的表述。对历史的意义和当下活态视而不见的撰史方式和研究理念不应延续，文化学者和教育工作者有责任把握传统社会中的乐文化究竟怎样生成，何以为用。既有著述受社会大环境制约所成，无奈之下有意回避和理念缺失，思维成为定势，又何以还原或称展现历史之既有？前辈学者的研究著述是在一个特定时代背景下完成，如果能够认同这一点，从研究理念上加以调整，从浩繁的文献中将汉魏以降两千年实际存在的、由于研究理念缺失而置于不顾的礼乐链环接通，认知礼乐与俗乐并行不悖地发展以及相互影响的意义，让学界真正把握传统音乐文化本来的模样。

既有的研究注重宫廷和都市，更多是引领潮流的意义，似乎研究中国音乐文化旨在把这些梳理清楚，国家制度下地方官府用乐和民间的接衍进入不了视野。只认知新出现却不管既有之演化；不将地方志书列入官书正史范畴，也就看不到地方官府之于礼乐和俗乐的使用状况；不将汉魏以降国家逐步形成的五礼制度与两周礼制相接，认知五礼用乐之于宫廷和地方官府的相通性，很难把握礼乐形态演化的意义，也难理解当下民间礼俗在相当层面上是为传统国家礼制“俗化”的过程。如此考察乡间社会“民间态”用乐，难与传统国家礼制用乐接通。需要明确的是，注重宫廷更要有全面性，将汉魏以降太常用乐体系轻描淡写，更多侧重于俗乐，也不能认为是一种客观。将历朝历代礼乐志系统梳理，并将具有礼乐乐曲记载的文献与其对应，看到地方官府中实施礼俗用乐，方具礼乐形态的完整意义。置国家意义上的礼乐于不顾，这种先入为主的把握恰恰不是唯物主义的撰史态度。

有意思的是，在礼乐缺失的意义上学者们倒是更愿意从宫廷来认知：随封建社会解体宫廷不再，也就没有了礼乐的环境与土壤，这实际上是研究理念的另一种缺失。由于乐本体的时空特性，在没有留声机之前乐必须由人活体承载，宫廷不再，承载宫廷礼乐的乐人群体不再，国家意义上的礼乐也就不再了。殊不知国家制度下无论是五礼还是五礼中的用乐都不仅是宫廷。以明代为例，国家礼制规定吉礼分为大中小祀三类，作为宫廷三类俱有，地方官府实施中祀与小祀，这与宫廷相通。因此，我们不能讲宫廷不再，礼乐也就不再。当然，人们也会讲，封建国家宫廷不再，地方官府亦不再，地方官府同样的承载也要消解。这恰恰是需要辨析和把握的。

在19世纪之前所有的用乐须以活态承载为前提，地方官府依制须有相当数量的官属乐人承载国家意义上的礼仪用乐，这就是我们近年来深入探讨乐籍制度的道理，这种制度保障了国家礼乐和俗乐在地方官府中的实施（在特定时段另有群体实施“文庙祭礼乐”）。既有著述中较少涉及汉魏以降的礼乐，当然也就不在意类分、定型意义的五礼用乐理念。当我们把握汉魏以降礼制的分类，明确多种类型的礼宫廷和地方官府都依制为用，在这些礼制之中“礼乐相须以为用，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 ，正是国家礼制的理念构成了宫廷与地方官府用乐上下相通。把握住这国家制度规定性下宫廷与地方官府用乐机构和乐人承载相通性，看到承载国家礼制下用乐的官属乐人“华丽转身”将国家礼制仪轨和礼制中乐本体的形态民间接衍 ，看到同属于农耕文化背景当下乡间社会将历史上国家礼制及其用乐在多层面上活态使用，方能从当下乡间社会用乐中把握历史礼乐文化的大传统。应该明确，所有这些绝非点滴遗留，而是相对普适性存在。这些年来，我们的考察涉及山东、山西、河南、河北、江苏、浙江、江西、陕西、甘肃、内蒙古、四川、云南、台湾、新疆、辽宁、吉林、湖北、广西、北京、天津等省市自治区，传统音乐的活态众多，用乐形式广泛，民间礼俗丰富（吉、嘉、军、宾、凶五礼俱全），礼乐与俗乐同在，仅在书斋难以认知。自2003年以来，我们已经实地采录了40多个相对完整的民间礼俗仪式用乐过程，积累了数百小时的录像资料，涉及婚礼、葬礼、开业庆典、过三周年、上元节、中元节（盂兰盆会）、祭药王、祭火神、抬城隍、祭文昌帝君、祭龙王、祭玉皇大帝、祭九天圣母、祭五道神、祭烈士祠（先贤祠）、祭咽喉神、迎神赛社、祭宗祠家庙、冰雹会、谢雨庙会、道教经忏、佛教焰口、宣卷、少数民族地区的坡会等等，每种仪式都是礼，每种仪式都有乐与之相须。当然，采录最多的还是婚礼、葬礼和过三周年的仪式，毕竟这是经常进行的；收集到工尺谱本数十本，最早可以上溯400年，谱本上相当数量的曲目由乐人们活态承载。由于这些礼俗与历史上的国家礼制一脉相承，礼乐相须，而且在不同仪式中传统乐曲有相通性内涵，我们方能感知与体味历史上国家礼乐当下存在的意义。

延续三千载的传统礼制仪式以及仪式中用乐，由国家礼制转化为民间礼俗用乐而存在，于上世纪特别是下半叶在城市中被越来越多地消解，乡间社会亦有相当一段“间歇期”，80年代之后乡间社会与城市边缘地带的礼俗用乐逐渐恢复。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国家启动了“十大集成志书”工程，系统梳理多种传统艺术类型及其承载的当下存在。就民歌和器乐类看，绝大多数的采集来自乡间社会，这就是我们不断走进乡间社会去把握音乐传统的动因，即通过乡间社会中用乐的活态来认知并接通与历史大传统的关联。

应当引发思考的是，集成志书所采录的是艺术本体形态，却在何以传承与存在的认知上有所缺失。以器乐曲为例，每个省和自治区多出版了十六开上千页的两大本，可见我们的器乐传统何等丰富。然而，在分析不同类型乐曲的同时，却很难把握这些曲目在当下何以为用，何以传承，何以在不同区域会有同名同曲、同曲变异、同曲异名、同名异曲的曲目。民间乐人们以此为业在多种礼俗中展示技艺，少有只为自己消遣者。那些非以此为业、诸如所谓“西安鼓乐”和冀中音乐会社组织中的非职业乐人，也多依附某一种“民间信仰”者而存在 。民众对民间礼俗和信仰有文化认同，其用乐方有“意义”。乡间社会主要用乐方式都可归结到五礼类下，在五礼观念中彰显用乐的多种功能性内涵，突出其社会功能和实用功能，审美功能、教育功能、娱乐功能也涵盖其中。缺失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理念，缺失五礼仪式中功能性用乐的认知，则很难解释乡间社会中乐何以会在庙会、过三周年、葬礼、婚礼、开业、庆典等场合中为用的意义，难以把握这些礼俗与历史上的国家礼制有怎样的关联。我们对传统音乐与民间礼俗依附共生的探讨其意义就在于此。我们也注意到，在礼俗中所用并非都是纯粹的礼乐内涵，俗乐亦在某些礼仪场合使用，即所谓“俗曲礼用”。我们需要思考既有研究在这些功能性层面有怎样的缺失，如此体现乐之功能性使用的整体意义。

既往研究对以制度、礼乐、功能性用乐以及为神奏乐、为人奏乐、人神共享的理念或忽略、或回避、或认知不足，导致了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整体认知的薄弱。近30年来一些民间礼俗和礼俗用乐逐渐恢复（在传统积淀的意义上），当我们逐渐认同历史人类学的学术理念 不断走向田野去体味和感知，通过多年的学术积累以反思：中国历史文化大传统中的用乐方式至少在当下乡间社会中并未完全断裂，那些与历史大传统有密切渊源的乐人们还承载着相当数量的传统乐曲和多种传统音声技艺形式。应该明确，乐人们承继大于创造，相当数量的曲目、剧目具有“官乐民存”的内涵，能够被接续恰恰是因为乐人和乡民们认同传统文化理念，并在礼俗中使用传统音声技艺形式和相关曲目、剧目。

笔者正在进行的两个课题，一是《中国乐籍制度研究》，一是《以乐观礼》。前者是《山西乐户研究》的延续，在这个课题中，通过文献梳理和实地考察把握延续了一千又数百年专业乐人群体的存在，以及除籍后其所承载的乐曲和音声技艺形式的民间积淀，重点论证了国家制度对传统音乐文化主导层面的一致性意义 ；后者是对国家礼制下的用乐进行系统梳理，注重上下相通性，即宫廷与地方官府用乐相通，民间又从国家意义上的官府用乐接衍，不断探索终于有所收获 。

既有教学体系侧重音乐本体，却在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为用层面有所缺失，如此造成对这种特殊的以音声为表现的多种技艺形式何以传承认知不足。这种缺失与教学体系制定和教材撰写时社会大背景不无关系。数十年来至少以城市为中心形成了时下的音乐实用性，人们以为中国大传统中音乐的功用就是如此。笔者设计了《游走于都市的边缘》 选题，通过辨析明清至民国时期北京地区功能性用乐类型，把握20世纪下半叶在都市的中心区域功能性用乐的保留与缺失，在都市边缘地带存有哪些用乐类型？这些用乐类型中传统音声形式和乐曲占有多大比例？课题显现在都市的中心区域已经有较大变化，而在都市边缘地带传统用乐形式一样不缺。

何以走向乡间社会最能够感知与中国文化大传统的用乐方式相接？考察侧重乡间社会道理何在？在下以为，恰恰是延续数千载的农耕文化基础存在于乡间社会，诸如亲缘、地缘、血缘关系的稳定性，维系了中国大传统中用乐方式以及传统音声类型和乐曲的存在 ，因为区域人群对积淀下来的传统有文化认同，从而保证了传统的“权威性存在”，从国家礼制接衍而来的民间礼俗成为承载这一切的文化土壤和生存空间。礼俗与礼制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潜移默化的特质，不必付诸于文字，却会主动遵循代代相承者，关键在于有这样一种场域环境，礼俗就是传统的代称。城市中用乐当然有引领潮流主动选择的意味，但不能够排除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的制约，诸如城市中寺庙、道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能够放焰口做法事，禁除水陆道场、经忏等，这就使得与其依附共生的传统用乐逐渐消解。还应把握历史上国家意义上的用乐并非仅仅是礼乐，俗乐的主导层面亦在国家制度的制约或称保障下发展，毕竟地方官府之中所需非仅是为礼乐意义，我们近期的相关探讨可以比较清晰地认知这一点 。礼乐与俗乐皆进入礼俗用乐的承继之中，缺失国家意义的整体把握，缺失地方官府与国家相通，其用乐被民间接衍，将活态的传统仅仅以当下论，却不与历史大传统接通，这是既往研究中的遗憾。

讨论和辨析传统用乐方式和传统乐曲的当下存在，首先是认知，不认知则谈不上认同。走进田野感受传统用乐方式，走进田野体味自己对传统的无知，这就是我们不断走进田野感知与感受的道理。我们将多个仪式依照历史的民族音乐学方法论在多层次和多层面上加以比较，并与相关文献接通。前提是要跳出既有思维模式，努力把握传统的延展和存在方式，如此具接通、接续的意义。只有真正认知传统，方能够考量以何种方式实施对传统的延展。

人们说到音乐的功能首先是开发智力，训练协调性，增加美感等等，这的确是音乐教育目的性之一，高等音乐教育应该让学子们体味感知乐之于文化的功用，乐对于传统文化的意义，音乐教育在这些层面上的确有所缺失。对中国音乐文化传统全面把握，涉及到众多科目。从基础乐理到技术理论，所谓律调谱器曲等多方面都要感受，还要对传统的乐语、乐名、乐人、用乐机构以及相关著述等认知，但仅仅如此并不能够讲把握了中国音乐文化传统。在高等音乐教育的本科阶段，学子们应在上述基本把握的前提下认知中国音乐文化何以如此存在和发展。应该提供给学生更为全面和客观的教材，这就是学界常说的有什么、是什么和为什么三层次的意义。基于这样的考量，我们的确应该在“为什么”的层次上引发学子的相关思考，只有全面系统认知中国传统乐文化何以为用，方能提升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认同度，如果高等音乐教育培养的人才对自己的传统没有认知，或称其认知具有片面性，形不成认同感，很难讲是教育的成功。

当下学子们相对系统把握中国音乐文化传统主要是“中国音乐史”和“民族民间音乐”，这两门课程的当下样态能否让学子们对中国音乐文化传统整体把握值得考量。

如果将叶伯和著《中国音乐史》作为现代音乐史学的发端，中国音乐史作为一个学科的把握尚不足百年，经过了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与探索，终于拿出了可为学子采取的《中国音乐史》教材，学界以为这种成熟以杨荫浏先生的著述为标志，内容浩繁、博大精深，为后辈的学术榜样。随着学术的发展，需要对既有撰述理念进行反思。在下以为，有几方面的问题值得考量：既有著述依断代横向展开为主，对一些相关事项的纵向关联和演化关系把握不足；对中国音乐文化传统中礼乐与俗乐两大体制的贯穿性把握不足，甚至有意回避礼乐贯穿性，造成许多问题难以说清；对历史语境把握不足。写作理念导致文献资料的取舍失调。我们认为，当时社会的大背景造成了当时的写作理念。应该看到，传统在当下社会有某种程度的回归，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出台实质上对文化传统的社会认知具有积极意义，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可对既有写作理念和写作内容重新审视，将实际存在却在既有著述中缺失的内容再行把握。孙继南师转述黄翔鹏先生的话语，认为音乐史学界在一段时期内最好不要再写通史类著作，大家都来研究问题，只有不断解决问题，调整理念后再来写通史会有新的面貌。如此真知灼见！需要有新的学术理念，学术需要前行。

当下的民族民间音乐（传统音乐）课程主要是研究历史文化大传统中音乐积淀的活体存在。通过几代学者的努力，终于基本摸清中国传统音乐的“家底”，虽然分类理念多有不同，但传统音乐本体的基本形态和活体存在已经相对充分地显现出来。些许遗憾的是，传统音乐课程侧重本体、形态的把握，多以当下、民间论，虽然也以“活化石”认知这些形态的厚重内涵，却在与历史音乐文化大传统接通的意义上把握不足，对久远的形态和乐曲何以会在当下民间存在解释不清。

经过数十年的探求，这两个学科形成各自论域，一为纵、一为横，本应相得益彰，却由于在设计本学科的同时缺失相互影响、关联的把握。就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的国度讲来，接通古今方能够把握中国文化传统的当下存在。只有辨析大文化传统的实质性内涵以及当下积淀，方能够从活态中感知传统音乐文化的承继和整体意义。我们应该反思中国音乐学界既有的优势和缺失，在其后研究中从扩展性和丰富性的意义上写出不同既往的学术著作供学子们采取。何以曾为国家礼仪乐曲者能够活态、近乎原样的传承到当下？都说音乐易变，这些乐曲何以能够近乎不变的承继？如果我们没有相关的学术理念将当下在民间的传统音乐活态与历史上的相关文献进行比较对照，也难以发现问题的存在。

学子们学习中国音乐史和传统音乐课程是为了认知中国音乐文化传统，音乐学界为学子们提供教科书应以怎样的学术理念指导加以撰写方显整体意义？20世纪上半叶相关出版物总有一些工尺谱与五线谱、简谱的对照文本，自20世纪下半叶始，已经难见这种对照版本的存在，可见在专业教学与创作领域这种转型已经完成。面对乡间社会中相当数量以工尺谱记录的乐曲竟然使得以传统音乐文化为研究对象者感到无奈。学子们不懂得中国传统乐律、乐调、乐谱的活态传承，《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揭示出浩繁的乐曲基本不见于院校的教材之中，学子们所学、所用基本上统一在西学体系层面，从而将中国音乐传统置于尴尬的位置。视唱练耳、基本乐理、乃至作曲技术理论等诸多层面彻底西化，甚至以中国音乐史、传统音乐为研究对象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不懂中国音乐本体承载者并不鲜见。我们试图在既有条块分割式研究的基础上尽可能使两个学科接通，体味中国音乐文化传统的整体意义 。对那种出了宫廷就是民间、宫廷有序民间松散的研究理念重新审视，把握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以及在这种连续性下显现的主导层面一致性，保障这种连续性、一致性的主要动因。我们说，造成中国社会多方面一致性的的要素之一是国家制度的存在。我们需要把握在乐的层面维系这种本体中心特征一致性的国家制度所涉内容。

就中国传统音乐文化讲来，当下音乐教育缺失的是历史上的音乐存在方式和当下传统音乐存在方式对接的认知，缺失的是传统音乐文化中功用的把握与认同。教育的目的之一在于培养学子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音乐教育也应如此。音乐文化需要发展，但必须让学子们了解“我是谁”、“我们何以有这样的文化存在”。如果高等音乐教育不能回答这些，学子们从既有的学习科目中不能够得到这些，实际上是对民族文化认同感教育的缺失，当然也难以培养学子的民族自豪感。音乐教育应有这种功能，关键是我们应该怎样梳理音乐文化的内涵以供采取。传统研究也好，现代意识也罢，后现代方法论等等，还在于在前行中不要迷失自我。

常有人问：你们研究这些的意义何在？亦有学者指称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残留物。我想说作为国家和民族的一员应认知文化传统。我们面对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乐文化的有机构成，而不是残留、残存的文化碎片。中国音乐文化传统的当下存在内涵丰富，与历史对接，真正认知音乐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大传统意义，从中更好地体味与把握音乐这种最易变的形态究竟以怎样的存在方式将久远的传统承继到当下，这其间有多少民族智慧的结晶，有怎样的经验值得借鉴。在下以为，只有把握了传统而非割裂和抛弃传统，在发展中方能不至迷失，创新应建立在认知传统的基础之上，以外来文化为宗绝非真正意义上的发展。人们总是以政治经济强势的文化为皓首，应该反思的是，教育界是否应该保持一份清醒，将追逐潮流与认知传统根脉并行不悖地提供给受教育者，使学子们在对传统不断链地把握下感知和创造，在此基础上走向世界，这也是世界文化多元性和多样性的意义。

调整研究和教学理念的意义在于强化学子们对传统用乐方式的认知，增加对传统文化中乐之存在、何以存在的基本把握。人们已然形成了思维定势，很难从既有论域中跳将出来。如果音乐教师对音乐传统的现实存在缺乏整体认知，则很难实施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教育过程。因此，打破思维定势，拓展观察视野，反思既有不足势在必行。

常有这样的认知，历史上的国家礼乐制度是统治阶级的需要，与普通民众没有什么关联。但实际状况却是传统社会中的国家礼制确有贯穿性内涵，而且国家礼制被民间礼俗所接衍！两周与汉魏以降礼制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礼不下庶民，后者上下相通。如果没有制度作为保障，没有这种上下相通性，只是高高在上构不成所谓中华礼乐文明。既往教材中相关理念与内容的缺失并不等于中华礼乐文明传统的断裂，这恰恰是我们重新审视传统的意义。作为音乐学子，应该在学习本体音乐知识的前提下，建立起音乐是文化有机组成的观念，认知音乐在传统文化中的作用也就是把握中国传统文化自身。

把握中国音乐文化传统，城里长大的学子走出去，或到城市的边缘地带、或走进乡间社会，在感知传统用乐方式的同时与城市中间的用乐方式相比较并行整合，从而对中国音乐文化传统中的用乐方式有整体把握；从乡间社会中走来的学子，在对现代文明憧憬中亦应回到传统中把握，并非生长在乡间社会中就能够对传统认知与认同，还是要在调整理念的前提下进行把握。

《中国传统音乐文化认知》课程以课堂教学为主，应有更多音频、视频和图像内容的融入。各地电脑教室、音频和视频教学设备的普及完全可以使内容丰富而生动鲜活。课程中应有这样的情景：乐之为用在寺庙、道观，在民宅、墓园，在山野、田间；民间礼俗中有多种音声技艺形式与其相须；吉礼仪式中乐曲庄严肃穆，庙门对面戏台上富有教育功能的传统戏曲表演；凶礼之葬礼仪式用乐亦悲亦喜；傩仪用乐与军礼密切关联；从婚礼与上梁、开业用乐中体味嘉礼；认知宾礼在民俗中的表现。在不同区域的相同仪式中感受用乐的差异性，在相同区域不同仪式中感受用乐的相通性，在文献与活态对接中认知积淀与演化，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究竟在哪些层次与层面上具有一致性和丰富性内涵。这要求学子们用心体味：中国音乐文化传统之所以能够延续，就在于会在这些为用意义上存在；中国传统音乐的当下存在又在哪些层面上与中国文化的大传统息息相关。

《中国传统音乐文化认知》课程，应增加学子们实地考察的内容和环节，如此方能够感知与把握音乐本体和文化整体的关系、音声技艺形式在民间礼俗中的实际应用，结合书本上所学、历史上所有与当下传统音乐活态对接意义的把握。以上环节与内容认知需要时机。有些民间礼俗诸如庙会有特定的时间、地点，不具随意性，而有些礼俗诸如婚礼、葬礼、开业等等则是经常所见者。感知礼俗以及礼俗中用乐，应有必要的案头准备，否则即便进入考察现场也难以把握其要。

2004年，在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们对当下非主流化生存的传统音乐教育形式 进行辨析。全国各地有相当数量以民间礼俗用乐为生计者；这个群体熟知当下乡间社会中存在的礼俗，并在礼俗中承载代代相传的传统乐曲；这个庞大的非主流化生存的乐人群体，他们学习音乐的过程和承载的乐曲与主流音乐教育基本无关。应该反思的是，我们的音乐教育是否应置这么庞大的非主流乐人群体而不顾？在中国现行音乐教育体系中，是否涵盖这些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内容，是否将以此为生计的“专业乐人”承载、与历史上主流音乐文化传统相接衍的用乐形式和相关内容让学子们把握？当下主流教育培养的音乐师资能否把握这些真正代表中国传统的用乐方式、音声技艺形式以及乐曲？如果师资对此没有基本把握，又何以教育学生认知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之承载？当下任何一个县级单位都有数百、上千非主流化、以民间礼俗用乐为生计的乐人存在，相加起来数量惊人。正是这个群体及其用乐方式（有文化认同这些用乐方式方可存在）以及用乐承载使得中国音乐文化的大传统得以延续（虽然传统音乐文化的造血功能已严重不足）。我们设计《中国传统音乐文化认知》课程，侧重于这个群体承载的音声技艺形式和剧目、曲目以及用乐方式。本科阶段的学子对这个群体的承载和用乐方式有认知与认同，进入到研究生阶段，以此为研究对象方能够有学术突破。就这种意义上讲，设计该课的意义恰恰在于与既有的史论课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当下音乐教育体系中缺失这些内容已有多半个世纪，城里的孩子们对于上述音乐的社会功能和实用功能已经“集体无意识”。笔者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为研究生开设“中国乐籍制度与传统音乐文化”选修课，当我讲授中国传统文化中“为神奏乐”的相关理念时，有学生提出质疑。这也难怪，从小生长在城市，受到的是主流教育，很难理解和认同这种现象。适逢河北安新县圈头音乐会三天的祭药王庙会，同学们全程跟踪考察。一边乡民们面对神像焚香祈祷，一边乐人们虔敬奏乐笙管清亮。学子们理解了这是为谁奏乐。过后在课堂上有这样的表述：我们从此告别了集体无意识的一群！不把握传统音乐的传承方式很难理解音乐传统自身。

城里的孩子是这样，其实，来自乡间社会的学子们受当下音乐教育体系影响也很难认同其身边存在着的用乐方式与历史大传统的关联。面对综合大学、师范院校音乐专业的学子，笔者以《民间礼俗：多种音声技艺形式的文化生存空间》为题讲座，课件中有多种发生在他们家乡的传统用乐事项，诸如在秫秸垛旁鼓吹乐伴随乡民向祖宗灵牌叩首，这本来对他们并不陌生，然而有同学表示以往真没有从这个视角认知！这不能不反思我们当下音乐教育体系培养的学子何以对身边的传统用乐形态没有感觉？看来并非生长在这片土地上就能够认同在其上产生和存在的文化事项。学子们认为我为他们打开了一扇思维和认知的窗户，这是很有意思的比喻。

我们欣喜地看到，国家实施“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为多种涉及用乐的民俗存在提供了法律保障，当下有众多以民间礼俗用乐为对象的研究著述，这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认知》课程的设计打下了基础。我们需要继续调整知识结构和学术理念，真正把握历史的民族音乐学或称历史人类学内涵，做到历史大传统与当下活态积淀的对接。打造好这门课程，需要学界诸多学者和音乐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群起而攻之”，为音乐教育体系中能够有真正意义上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认知与认同做出自己的贡献。

课程名称：中国传统音乐文化认知

课程类型：讲授、参与、互动

授课对象：专业音乐院校以及普通高校本科及研究生

课程学时：一学期，每周2学时，16周，计32学时，2学分课程（亦可每周3学时）

教学手段与应用设备：课堂讲授；投影仪、音响与音像播放系统

课程目的与意义：

1.认知与把握音乐在文化整体中的作用。以功能性为主线，分析音乐的审美、娱乐、教育、社会、实用等诸种功能；

2.与既有音乐欣赏课形成互补。增强学生把握这种特殊的、具有时空特性的音声形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何以存在、何以传承的认知能力，并认知把握传统音乐活态传承的意义。

3.辨析历史上与当下音乐传播方式的异同，认知影响音乐传播的诸种因素。

4.辨析当下城市中心区域与乡间社会用乐方式的同与异。

5.以典型性和普适性、相通性和一致性的相关实例辨析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现实存在。

6.认知国家意义上五礼制度的演化，当下活态民间礼俗与传统五礼制度的相通与相融。

7.把握历史上国家制度下的礼乐、俗乐类型，官属乐人群体的普适性存在与承载，当下民间礼俗与历史音乐文化大传统用乐的对接，中原与边地的对接。

8.将“集成志书”的民歌、戏曲、说唱、器乐卷同多种传统音乐形态本体研究著述与历史文献和当下活态相比较，把握传统音乐本体的相通、相同、相异内涵。

9.把握传统的律调谱器与当下主流教育、乡间社会活体存在的异同。

课程设计：

一、课程设计理念

第9篇：中国文化传统范文

关键词:儒释道思想;悲剧意识;悲剧精神

“悲剧”作为一个美学范畴，其最早来源于古希腊。在中国浩瀚的古典文献里虽没有明确记载“悲剧”这一词，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却蕴含着浓郁的悲剧意识。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出现了很多具有浓郁悲剧意识的作品，它们大放异彩，丰富着中国古代文学。像悲壮的古代神话《精卫填海》，悲慨的楚辞《离骚》，悲情的戏剧《窦娥冤》等作品深入人心，其艺术魅力更是经久不衰。所谓悲剧意识“是悲剧性现实的反映，也是对悲剧性现实的把握”。根据此种理解，可以说这种悲剧意识是无处不在的，它渗透在各类文学作品和历代文人的心中，渗透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中国的悲剧意识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其一，中国的悲剧意识在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各种文学体裁之中均有体现，而并不是仅以“戏剧”的形式展现出来;其二，中国的悲剧意识深受儒道释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思想的主流，它与老庄、佛教思想互相补充，对中华民族的悲剧观念和悲剧精神产生重要影响。

一、儒道释三家的悲剧意识悲剧意识

既是悲剧的创作者和悲剧的承受者对悲剧性现实的反映，也是对悲剧性现实的把握。在原始社会，人类的繁衍生息，始终要面对来自大自然的威胁;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又面临着不同阶级间的利益争夺。当人们面对各种生存的挑战和威胁，面对各类悲剧性的现实，以一种理性的精神去面对和解决时，就意味着悲剧意识的生成。

1．“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伦理道德悲剧

儒家的悲剧意识源于设定的理想道德秩序与现实存在的生活秩序之间的矛盾。儒家主张建立一种完美理想的道德秩序和社会秩序。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生活在动荡的春秋战国时期，他把周礼作为理想的道德秩序，显然在动乱的社会，礼注定是行不通的。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孔子内心充满了忧患，一直坚持自己的信念游走诸国，仍旧“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种忧患意识深深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在他们的作品中流露出沉重的忧患意识和悲剧意识。中国古代的诗人用诗歌表达了他们对社会对国家的关怀忧虑之心及社会责任感，正如王富仁先生所说:“杜甫、高适、岑参、王昌龄、李贺、李商隐、韩愈、贾岛……所有这些唐代诗人，哪一个的诗歌中没有悲剧的意识、忧患的感觉呢?”当一个人执着地追求理想，而这种理想也许不能实现，便有了求而不得的失落和矛盾的可能，也就暗示着他可能的悲剧性。儒家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但这种人生理想的社会土壤是农业社会，这是一种建立在农业社会血缘宗法制基础上的以伦理为中心的人生理想，它要求实现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政治伦理秩序和家庭伦理秩序。“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文化没有给人以违抗父母和君王的权利”，它要求人们在处理与他人的关系时要遵循相应的政治伦理秩序和家庭伦理秩序，由此，当个人的理想与伦理道德秩序发生冲突时，当个人的意志、主观意愿与父母、君王的意愿不统一时，因困于这种伦理道德秩序，也就必然要产生悲剧意识。

如屈原一心辅佐楚怀王清除时弊、为国经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但是他的美好理想被冷酷的现实彻底粉碎。屈原被放逐，一曲《离骚》唱出了中国文人心中无限的悲凉。又如《孔雀东南飞》，当焦仲卿面临着听从母命、遵守孝道与捍卫至死不渝的爱情这样一个尖锐的冲突时，他纠结矛盾，最终选择了屈从母命，休掉了发妻，以死殉情。长幼之道和男女情爱本是正常的伦理观念，但如果二者不能统一而产生冲突，形成矛盾，其结果就必然形成悲剧。儒家思想实际上是一种以伦理为中心的思想，它把人的社会活动都框定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固定模式中，人们的一言一行，都要合于“礼”。这也就导致了当现实生活秩序与理想的“礼”发生冲突时，悲剧意识的生发。

2．“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生命悲剧

有学者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并存着两种悲剧意识，一种是乐观悲剧意识，一种是悲观悲剧意识。儒思想所透露的对社会的积极关注、对社会的忧患意识、对国家的责任感等等是“乐观悲剧意识的哲学底蕴”。那么道家对社会无情的鞭笞，便是悲观悲剧意识的思想渊源。道家哲学产生于动乱的战国时期，在面对宇宙与人间的种种残酷无情的现实后，老子提出了“道法自然”“绝圣弃智”等思想，表明了对社会现实的痛惜与失望。其后的庄子更是以“自然”“逍遥”思想发展了这种对社会无奈痛惜的悲剧意识。庄子说“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从“悲”到“哀”，可见庄子对人世间的道德价值逐渐感到失望。于是，他提出“自然之道”，以“自然之道”的价值尺度来否定社会生活中的道德价值。人世间充满苦难，天地万物一切都是相对意义上的一切，价值化为虚无，人的生存也并无任何意义可言。但不管社会多么黑暗、精神多么痛苦，人依然要存在，要活着，要“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由此，便产生了浓厚的生命悲剧意识。所谓生命悲剧意识“主要表现为一种以非死亡为结局的生命存在意识。它源于社会的重压而产生的对生命存在和生命价值的怀疑、失落与追寻、抗争相激相荡的复杂情绪。”

魏晋诗人阮籍生活在乱世，在司马氏政权的与个体人格的夹缝中艰难的生存，忍受心灵的煎熬。他在《咏怀诗》中说道:“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诗人感叹人生有限，岁月无情，世化无常，须臾间难以自保:“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日惶恐不安，这又是何等的悲凉!陶渊明寄情于田园间，在他的诗中我们看到是他对生命无奈的感慨。他在《饮酒》诗中说:“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鼎鼎百年内，持此欲何成?”正因为有了对生命短促的悲叹，所以才不愿困在“樊笼”间度此一生，于是寻求另一种生存之境———在“返自然”中寻求一份清闲自在。这也许是一种对于生命痛苦的无奈之举吧。朱光潜先生曾说:“渊明厌恶刘宋是事实，不过他无力已成定局，他也很明白。所以他一方面消极地不合作，一方面寄怀荆轲、张良等‘遗烈’。”可见，陶渊明的饮酒、归隐田园虽是一种消极、逃避，但这也是诗人面对无奈的人生所作的无奈之举，在对生命价值的怀疑、失落与追寻、抗争中，诗人借隐居世外来与这社会的“樊笼”相抗争。

3．“因果循环”的生存悲剧

佛教在东汉年间传入中国，与儒家、道家相互渗透，促使中国古代悲剧意识呈现出新的异彩。从佛教发展的漫长历史来看，佛教是对生存苦难的揭示。释家认为人世间苦才是真谛，人世间的人因为各种原因陷入无边苦海，饱受轮回之苦，而这“无边苦海”正是释家所体悟的人世间的悲剧。佛家认为人生充满痛苦，大千世间不过就是痛苦的汇集。它的一切皆苦、万事无常、惟有轮回的观念，它的“苦海无边”意识，成为生存论意义上的悲剧。在对人生痛苦有了深刻认识之后，在感到“诸行无常”的幻灭感之后，忧从中来，无奈也从中而来。这是一种极端的忧患意识，面对这种与生俱来的痛苦忧患，只好“安受苦忍”。对于沉沦在“无边苦海”中的世人来说，“受苦”是实，“忍”则未必，“安”正是不安，“安受苦忍”更反衬出了生存之悲。那么“苦”从何而来呢?释家认为“苦自业生”，所谓“业”，是释家在解释悲剧的成因问题上所提出的概念。“业”泛指一切身心活动，一般包括“行动”“言语”和“思想活动”三类，并据此提出了“三业”是“因”，报应是“果”的观念。

释家认为因果是循环的，种其因得其果，今生所遭遇的苦难是前世决定的，而你今生的所作所为又会影响你下辈子的命运沉浮，人生便陷入无尽循环的苦海之中。生是悲，而死亦是悲，总也逃不了这业报轮回。这种“因果循环”生存悲剧意识深深萦绕在中国古代人的心头。《桃花扇》的结尾用一曲道尽了世事的变化无常，似锦的繁花转瞬间烟消云散，唱出了沉痛的兴亡之感，兜兜转转最后都成空，皆逃不出这因果循环。《红楼梦》曾被誉为“彻头彻尾之悲剧”，却也是一出因果循环的生存悲剧。宝玉本来是女娲补天漏用的石头，而黛玉是瑶河之畔的绛珠仙草，二者本有着木石前盟，注定了在贾府的情深纠葛。石头历尽了红尘，尝尽了人生百态最后回归，草还罢一生情泪，泪尽而还，也都是必定的结局。太虚幻境的册子上早已记载了十二金钗所有的恩怨情愁，岁月流逝，红颜老去，最终逃不过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结局。而承蒙皇恩、盛享殊荣的贾府也是处在这样的因果循环之中，它的落寞也是早已注定的，散发出浓浓的生存之悲。

二、儒道释思想对悲剧意识的淡化

中国文化中的悲剧意识受儒道释思想的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伦理道德悲剧、生命悲剧和生存悲剧。既然悲剧意识自人类繁衍生存就已经产生，是人与生俱来的对现实的正视和反省，那么悲剧意识便包含了两个内容:“一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困境，即现实性的悲剧……二是人类对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困境的超越、应战的态度，或人类对现实的悲剧性的超越、应战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儒道释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也淡化了悲剧意识。

1．“中和”“哀而不伤”思想对道德冲突的调和

儒家主张“中庸之道”，他们强调“中和”，以和为美。反映在美学上，即提倡“哀而不伤”的美学原则，对于苦难遭遇的展现和悲伤之情的宣泄，都要“哀而不伤”，不能过度。他们排斥激烈的冲突，主张以和为美，这种审美观念深深地渗透到中国古代的悲剧中，在悲剧情节的设定中往往就要反对激烈的矛盾冲突，在结局的设定中追求悲中有喜、哀而不伤的大团圆结局，从而缓和了由矛盾冲突引起的悲伤和绝望的情感。正如《赵氏孤儿》最后以奸臣屠岸贾的灭亡收场，正义最终战胜邪恶，大快人心，弥补了赵氏一家被灭门的悲痛之情。另一方面，儒家讲求“有序”的伦理观念实则是强调服从，反对任何违逆甚至是抗争的行为，这也恰恰调和了矛盾冲突，淡化了悲剧精神。同样，在焦仲卿陷入情爱与孝道两难的抉择中时，传统的伦理观念让他选择了屈服。他选择了孝道，听从了母命，休掉了妻子，不敢去争取自己的幸福，不敢去斗争，最后只能通过双双殉情的悲惨结局来淡化这种矛盾冲突。

2．超然出世思想对生命悲剧的消解

道家虽然对黑暗的社会不满，批判无情的现实生活，主张追求精神的自由、精神上的超脱，但是这种追求并不是以积极的心态去改变现实状况，而是选择避开与社会的冲突，转向自我的内心，通过“心斋”“坐忘”等方式来逃离痛苦的现实世界，达到自由状态，实现精神的超越。然而“道家的超越是一种纯粹的内在反思和想象，是一种通过精神自由的追求对人生困境以及由此带来的悲剧意识的沉重的逃避，不可能使人得到真正的自由”。这样，道家的安时处顺、超然出世的思想实际上回避了矛盾冲突和抗争，而悲剧的核心恰恰是由矛盾和冲突构建起来的斗争与反抗。同时，这种避世的心态、脱离实际的思想消解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难而进”“天行键，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向自然挑战、同社会抗争的悲剧精神。这也促使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众多诗人在人生失意、不得志的情况下，借山间清泉、林间啼鸟、园中姹紫嫣红来消解这种失意情怀，寄情山水，创作了大量的山水田园诗，将满满的失意化为浓浓的诗意。

3．“涅槃”思想对“苦海无边”的生存悲剧的解脱

佛教认为生命的本质是苦，生命过程是苦的过程。命运是不可思议的，苦难也是难以抗拒的，当人们面对现实的苦难而无能为力时，便借助佛教的业报轮回观念来企图得到解脱。所谓业报轮回，也就是说人今生今世的地位遭遇并不是由环境和主观意愿造成的，而是由自己前世的所作所为的善恶决定的。因果业报要求人们听命于现实命运，安于现状，因为人的命运是由前生所决定的。实际上，业报轮回的观念就是强调宿命，把人所遭受的不幸、苦难都解释为是必然的命运，因此，面对人生的悲剧，只应该认命、退避忍让、取消抗争。佛教认为只要看破红尘，不介入世事纷争就没有欲望和苦恼。佛教所宣扬的“涅槃说”，其实是追求超现实的精神解脱。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注重斗争、直面人生苦难的悲剧意识是相悖的。梁山伯、祝英台死后化为蝴蝶团圆在一起，刘兰芝、焦仲卿夫妇在双双殉情之后化为鸳鸯比翼双飞，这些都把悲剧人物的抗争转化为精神解脱。甚至于被王国维称为人生、命运最大不幸的《红楼梦》，听到的只是“好就是了”这样的人生叹息;贾宝玉也只是皈依“佛”，并没有对人生悲剧命运进行抗争。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悲剧精神的稀释，对悲剧精神的否定。

儒道释三家有着不同的悲剧意识，中国文化中的悲剧意识也被打上儒道释三家的烙印，影响着中国文人、士大夫。但在对待悲剧冲突方面，儒道释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调和了矛盾冲突，淡化了悲剧的抗争精神，从而对悲剧意识也起到了淡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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