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文化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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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海洋文化论文范文

宋朝与高丽朝之间的海上航路，是中韩两国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发展，宋丽海上航线先后经过由山东半岛的登州（今山东蓬莱）至高丽翁津（今朝鲜海州西南）航线变迁为宋明州（今浙江宁波）到高丽的礼成江碧澜亭（今开城西海岸）航线。宋丽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体现了两国物质贸易的繁盛，也承载着两国人文往来和精神文化的交流。

[关键词]

海上丝绸之路；宋丽海上航线；海洋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G1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7

）01008907

[收稿日期]2016-09-07

[作者简介]

1魏志江，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韩国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延边大学朝鲜半岛协同创新中心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韩关系与丝绸之路区域史；2魏珊，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东亚国际关系。（广州510275）

宋朝与高丽朝之间的海上航路，是中韩两国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展。海上丝绸之路（Maritime Silk Road，简称海丝路或MSR），迄今为止虽然中外学术界对其概念和内涵仍然莫衷一是，但本文认为其内涵应该是指从中国东南部沿海港口出发，然后向东北亚延伸至朝鲜半岛，接着沿朝鲜半岛西海岸南下、后经日本博多湾、九州以及西南诸岛、琉球群岛地区的东北亚航线和中国东南沿海继续向西南方向延伸，经过中南半岛南下后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然后抵达红海、最终行至地中海沿岸的航线。因此，宋丽海上航线和两国海洋经济文化的交流，毫无疑问构成了中韩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内容。目前，中外学术界对宋丽海上航路与经济文化交流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其中中国学术界的主要代表有陈高华、宋、吴泰、杨渭生、王文楚、陈炎、祁庆富等学人；分别参见方豪《中西交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宋《宋商在宋丽贸易中的贡献》，载《中韩关系史论文集》，时事出版社1979年版；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陈高华、吴泰《海上丝绸之路》，海洋出版社1991年版；王文楚《古代交通地理丛考》，中华书局1996年版。而国外的主要代表性学者有韩国东亚大学的金庠基、高丽大学的李镇汉、金渭显、尹明哲、姜仲吉等教授和日本学者内藤h辅、森平雅彦等先生，他们撰写了一系列研究宋丽海上航路与海洋经济文化交流的论著。本文拟在学界先贤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就宋丽海上航路与海洋文化交流等问题加以论述。

一、宋丽海上航路的演变和发展

宋丽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的变化，与两国的政治外交关系和辽宋丽三国关系密切相关。因而，宋丽海上丝绸之路的演变和发展大致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960-1071年），宋丽海上航线的内容主要是指登州（今山东蓬莱）到高丽翁津（今朝鲜海州西南）的航线。918年，泰封部将王建杀弓裔自立，建立高丽王朝，之后与中国五代十国的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政权均维持着朝贡关系，利用朝鲜半岛西北海岸的翁津与中国山东半岛的登州展开交往，从而维持其与中国中原王朝的交流。宋朝建立后，高丽与宋的交往同样也是利用此条航线，据《宋史・高丽传》载：淳化四年（993年）“正月，治遣使白思柔贡方物，并谢赐经及御制。二月，遣秘书丞、直史馆陈靖、秘书丞刘式为使，加治检校太师，仍降诏存问军吏耆老。靖等自东牟趣八角海口，得思柔所乘海船及高丽水工，即登舟，自芝冈岛顺风泛大海，再宿，抵翁津口登陆。行百六十里，抵高丽之境，曰海州，又百里，至阎州，又四十里，至白州，又四十里，至其国。治迎使于郊，尽藩臣礼。延留靖等七十余日而还。遗以袭衣、金带、金银器数百两、布三万余端，附表称谢。”[1]（14040）通过考察可以知道，宋朝时期的登州，郡名东牟，为现今山东的蓬莱县；八角海口，为现今山东福山县西北的八角镇；芝冈岛，为现今山东烟台北芝罘岛，其距离登州约20公里。高丽人归国，亦沿此航路，“先是，式等复命，治遣使元证衍送之。证衍至安香浦口，值风损船，溺所赍物。诏登州给证衍文据遣还，仍赐治衣段二百匹、银器二百两、羊五十口。”[1]（14042）安香浦，距离登州10公里左右，其虽非登州治下，然仍有登州给发文据放行。故宋朝天圣年间以前宋人出使高丽，多由登州附近如八角海口启航，并由登州管辖。高丽翁津，也就是现在朝鲜海州西南的翁津；阎州，是现在朝鲜的延安，高丽时代称为盐州；白州，是现在朝鲜的白川。据《宋史》记载：“往时高丽人往返皆自登州，（熙宁）七年，遣其臣金良鉴来言，欲远契丹，乞改途由明州诣阕。从之。”[1]（14046）因此，五代、宋初以来，登州一直是与高丽通航往来海上航线的起点，《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载：“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二月甲戌令登州于八角镇海口治官署，以待高丽、女真使者。”[2]（1918）宋仁宗时也说：“新罗、高丽诸国，往年入贡，其舟船皆由登州海岸往还。”[3]（3829）因此，自高丽王朝建立直到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这段航线不仅是宋丽海上交通时利用的主要航线，也是唐朝与新罗时期进行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主要航线，同时还是日本遣隋使和遣唐使往来的主要航线。另外，密州板桥镇至高丽的航线是此段航线的支线，即由密州板桥镇（今山东胶县）出港到高丽翁津口后登陆，据《长编》记载：元丰六年（1083年），入内供奉官、勾当龙图、天章、宝文阁冯景为高丽国信使，“令排办修补过河船及按视近便海道，今至登、密州，问之得二处海道并可l船至高丽，比明州实近便。”[4]又据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载：“自中国适高句丽，唯明州道经此，若自登州、板桥以济，则可以避之。”[5]（121）故密州通高丽之港口，实为板桥镇，元v三年（1088年）改板桥镇为胶西县，但此海路很少使用。

1020年，辽丽两国恢复朝贡关系，在这之前由于战争的关系两国处于敌对状态，朝贡关系也一度中断。1020年后，辽丽关系进入了一个相对持久稳定和平发展的新时期，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1125年辽国灭亡。在这一时期，辽丽两国使节的往来频繁密切，高丽通过以下名义遣使辽国，比如四季问候、谢横宣、谢册封、谢恩、进贡、贺正、贺即位、吊祭、告奏、告哀等，辽国则主要通过吊慰、告哀、横宣、册封、贺生辰、来祭、来诏、起复等名义，如此之后，辽丽两国朝贡体制终于全面确立起来，并且构成了东亚地区国际秩序的基础。因为辽丽之间关系的改善，使得高丽先前结盟宋朝以牵制契丹的外交政策，此时已经显得不太重要。1022年（宋天禧五年，高丽显宗十三年），高丽决定停止使用宋“天禧”年号，“复行契丹年号”，并且在高丽显宗二十一年（宋天圣八年，辽太平十年，1030），遣使元颖等前往宋“贡金器、银厨、刀剑、鞍勒、马、香油、人参、细布、硫璜、青鼠皮等物”[1]（14045）后，断绝了对宋的朝贡，“其后绝不通中国者四十三年”。[1]（14045）故以宋仁宗天圣年间开始，宋丽两国由于断绝邦交，两国航路基本上亦处于断绝的状态。迄1071年（宋熙宁四年），由于宋朝“联丽制辽”政策的再度实施，宋丽邦交得以恢复，宋丽海上丝绸之路也进入了后一阶段。

后一阶段（1072-1279年），宋丽之间的海上航线主要是由明州（今浙江宁波）到高丽礼成江碧澜亭（今开城西海岸）的航线。关于航路改变的原因，学术界已多有论及，主要是北宋从国家安保立场，以登州“地近北虏，号为极边。虏中山川，隐约可见，便风一帆，奄至城下。自国朝以来，常屯重兵，教习水战，旦暮传烽，以通警急。”[6]故宋朝在庆历年间，特下诏实行海禁，以禁止海商自海道往登、莱州进而与辽国经商贸易，故登州通高丽海道亦渐废弃。直至宋熙宁四

年（1071年），宋恢复邦交，宋出使高丽的海上航路改为明州往返，盖亦由于高丽之请求，《宋史・高丽传》载：“往时高丽人往返皆自登州，七年，遣其臣金良鉴来言，欲远契丹，乞改途由明州诣阙。从之。”[1]（14046）而宋朝册封出使高丽和宋商赴高丽贸易，则规定由明州往返。其具体航线，在《高丽史》、《高丽史节要》以及《宋史》、《宋会要辑稿》等史籍中所载甚略，唯宋人徐兢所撰《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以下简称《高丽图经》），其卷34 至39《海道门》对宋丽海上航路进行了十分系统、明确的记载，为研究宋丽海上航路和高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宋丽关系的重要史料。除中国学者王文楚、祁庆富等教授对《高丽图经》做了较为深入的考证外，近年来，日本九州大学东洋史学科森平雅彦教授结合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对宋丽海上航路进行了考证、复原。宋丽航路自明州出发，到达定海（今镇海县）后、经过虎头山（今镇海县招宝山东北的虎蹲山），向东航行到达昌国县（今定海县）的沈家门、梅岑（宋代又称补陀洛迦山，即为现在的普陀山）。从这里出海后，进入白水洋、黄水洋、黑水洋，即从现在浙江沿海、长江以北到淮河入海口为黄水洋，黑水洋

也称黑水沟，即淮河入海口以东、山东半岛以东、以南的洋面。

，

经夹界山

又称古五屿，“华夷以此为界限”，现在的五屿西南为小黑山岛，岛南是中韩两国的领海分界处，也就是中国与高丽的海上分界线。

，

过白山而至高丽。据王文楚先生考订，白山即为现在大黑山岛东南面的荞麦岛，并谓徐兢《高丽图经》记载有误，王氏谓“《高丽图经》记载，先过白山，后至黑山，同书又记载徐兢等归国，‘早过黑山，次过白山，’则黑山在北，白山在南。今大黑山岛东南有荞麦岛，恰为航路所经行，盖是。《高丽图经・黑山下》云：‘黑山在白山之东南’，与海路途径不符，当误，或为‘白山在黑山之东南’之误。”[7]（37）然而，中国学者祁庆富和日本学者藤田明良均认为，白山为黑山岛西北之红岛，日本学者森平雅彦经过实地勘察后亦认为徐兢记载之“白山”，当为今之红岛，朝鲜时代亦称红衣岛，其距黑山岛西北约十八公里，海岸线为高耸的断崖所环绕，其恰如徐兢所谓“连亘如城”，其断崖显露的硅岩、砂岩在日光下映照得如白玉一般，故名白山。

王文楚先生虽然注意到《高丽图经》有关黑山和白山的途径航程，但是却忽略了其“白山”条谓：“是日午后，东北望一山极大，连亘如城。日色射处，其白如玉。未后风作，舟行甚快。”[5]（75）而荞麦岛，不过为周围一公里左右圆锥状的小岛，显然与其状如城垣的白山岛不符，故徐兢使团先经过白山岛，后抵达黑山岛的往返记载无误，而王氏实误矣；使团由白山所抵达的黑山，也就是现在韩国的大黑山岛，是宋丽时期海上丝路南路的枢纽，也是船舶往来停歇的地方；经过黑山岛，沿群山列岛海岸向北，抵达紫燕岛

即现在韩国京畿道广州境内，处于首尔东南方向，日本学者津田左右吉考证为现今的仁川西部的永宗岛。参见[日]津田左右吉《关于元代高丽西北境之混乱》，《朝鲜历史地理（卷二）》。

。然后到达急水门水道，进入礼成港，在碧澜亭登上陆地后，再由陆路抵达高丽的都城开城。碧澜亭，位于现在开城西礼成江东岸，船舶在这里停舟靠岸登上陆地，前往开城。从宋神宗熙宁后直到南宋，宋丽之间的海上航路都是经过此段路线，如果能够顺着季风之便，五、六日就可以到达。

另外，宋丽海上丝路南路航线的泉州港，也是宋朝与高丽贸易的重要港口，如《宋史・罗拯传》写道：“拯使闽时，泉商黄谨往高丽，馆之礼宾省。”[8]（10646）苏轼亦谓：“切问泉州多有海舶入高丽，往来买卖。”中国学者陈高华先生曾经就《高丽史》的记载，归纳出北宋时期泉州海商往返高丽的史料，达十九起。其中，前述泉商黄谨（为“慎”之误）还充当了宋丽恢复邦交信使的角色。如高丽文宗二十二年（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七月，“宋人黄慎来见……遣慎等来传天子之意，”[9]熙宁二年（1069年），黄慎等由高丽返宋，“其国礼宾省移牒福建转运使罗拯云：“本朝商人黄真、洪万来，称运使奉密旨，令诏接通好……今以公状附真、万西还。”[1]（14046）由于宋朝规定：诸赴高丽、日本贸易者，例由明州市舶司给予公凭发解启航，即“凡中国之贾高丽与日本，诸番之至中国者，惟庆元得受而遣焉。”庆元，即北宋之明州，据《宋史・地理志》载，南宋绍熙五年（1194年）升明州为庆元府，故名。所以福建海商由泉州出港赴高丽贸易，显然违背了宋明州市舶司管辖之规定，以致苏轼不得不奏请云：“元丰三年（1080年）八月二十三日中书扎子节文，诸非广州市舶司辄发过南藩纲舶船，非明州市舶司而发过日本、高丽者，以违制论。”[10]（459）然而，根据陈高华先生统计，《高丽史》明确记载明州商人不过三起，数量上远低于泉商十五起，盖“福建狡商专擅交通高丽，引惹牟利，如徐戬者甚众。”[11]（445）因此“泉州多有海舶入高丽，往来买卖。”[12]（448）徐戬，泉州海商，苏轼说他：其“先受高丽钱物，于杭州雕造《夹注华严经》，费用浩瀚。印版既成，公然于海舶载去交纳，却受本国厚赏。”[10]（459）又谓哲宗元v四年（1089年）十一月，徐戬“于海舶内载到高丽僧统义天手下侍者僧寿介、继常、颖流，院子金宝、菱善等五人，及赍到本国礼宾省牒云：‘奉本国王旨，令寿介等五人赍义天祭文来祭奠杭州僧源梨。’”[11]（445）苏轼让他从明州回国，但是“访闻明州近日少有因便商客入高丽国，”[12]（448）而“泉州多有海舶入高丽往来买卖，”[12]故而将寿介等“发往泉州，附舡归国。”[11]（445）故北宋后期至南宋，明州虽然一直是朝廷出使高丽往返之港口，但也不能否认民间海商由泉州赴高丽贸易者亦多。不过，由泉州出港，驶往高丽礼成港的航路，应该仍然是由泉州港海岸北上，循着明州往高丽的航路往返。南宋时，由于海外贸易发达，泉州成为了北上连接明州和高丽，向西连接广州、粤东，从而通往南洋的海上航路枢纽，东南亚、印度洋以西等地区的商舶常常往来于此。不过，与明州港相比，泉州主要是印度洋、南洋以西的船舶往来停靠的港口，在与高丽海上往来的交流中，依然不能取代明州的地位。

其次，在宋丽海上丝绸之路往来中，增进了两国人文典籍的交流。高丽使臣于海上来华，通常会进行大量的求书、购书活动，如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赐予高丽《大藏经》一部，太宗淳化元年（990年），又赐予高丽使节《密藏诠》、《逍遥咏》和《莲花心轮》等佛经。淳化四年（993年），应高丽之请，赐儒家《九经》于高丽。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高丽使郭元辞归，真宗应其所请，再赐予《九经》、《史记》、《两汉书》、《三国志》、《晋书》以及《圣惠方》、诸子、历日、御制诗、《国朝登科记》等。宋哲宗元v元年（1086年），高丽使来贺哲宗即位，哲宗应其所请赐予《文苑英华》一部。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高丽进奉使尹等乞赐《太平御览》等书，哲宗诏曰：“所乞《太平御览》，并《神医普救方》，见校定。俟后次使人到阙给赐。”[1]（14045）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高丽使王r、吴延宠回国，宋徽宗又赐高丽国王《太平御览》一千卷。除宋朝廷赐予外，高丽使节还被允许自行前往书肆购书。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诏国子监许卖《九经》以及其它经史子集诸书给高丽使节。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高丽使求买《大藏经》、《华严经》各一部，诏从之。宋哲宗元v七年（1092年），哲宗不顾苏轼反对，允许高丽使购买《册府元龟》以归。宋丽典籍交流还体现在高丽大量高僧、留学生以及宋朝商贩于宋朝购买书籍以献于高丽国王，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高丽博士任老成从宋朝购买了《大庙堂图》一铺并记一卷，《社稷堂图》一铺并记一卷，《文宣王庙图》一铺，《祭器图》一卷，《七十二贤赞记》一卷，以为高丽营造有关庙堂之参考。此外，宋商李文通于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赴高丽时献给高丽国王图书579卷，宋哲宗元v二年（1087年），宋泉州商人徐戬等二十八人至高丽献《新注华严经》版，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宋商又献《太平御览》，高丽奖励其白金六十斤。

随着儒家经典和《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史书大量输入高丽；高丽也有诸多书籍传入宋朝，如高丽宣宗八年（1091年），宋哲宗以高丽国书籍多好本，特命馆伴将所求书目录授予高丽使李资义，嘱其“虽有卷第不足者，亦须传写附来”。[14]故次年（1092年），高丽使即献《黄帝针经》于宋哲宗。此外，原本宋朝已保存不完全的《说苑》，由高丽献出后才得以补全完整；还有已经失传的《周易占》、《黄帝针经》等古籍，也是通过高丽重新输入到宋朝。加强了两国以书籍为载体的人文文化交流。

再次，宋丽两国佛教文化的交流，构成了宋朝与高丽海上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主要体现在两国《大藏经》之交流、僧侣的往来和中国科举制度、儒佛道三教教义对高丽佛教的影响等。其中《大藏经》等佛教典籍的互赠和交流影响较大，如前述泉州海商徐戬，其“先受高丽钱物，于杭州雕造《夹注华严经》，费用浩瀚。印版既成，公然于海舶载去交纳，却受本国厚赏。”；

《东坡奏议》卷六。按，《续通鉴长》卷四三五引苏轼奏议，称：“泉州商人徐戬。

而高僧人文往来，则主要是高丽僧人谛观、义通以及高丽王子义天到宋朝的访问交流，其中谛观、义通为中国天台宗的复兴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特别是对天台宗相关典籍的回归起到了重要作用，高丽僧义通也被后人尊其为天台宗的第十六祖。高丽王子义天是在宋哲宗时期来到中国的，他遍访名山古刹，带来的大量华严宗典籍弥补了中国华严宗典籍的缺口，并受到宋哲宗的接见，拜杭州慧因寺的净源法师为师学习华严宗，对华严宗的复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外，义天还请天竺寺的从谏法师讲解天台教观之道，其回国时，带回佛教典籍和儒家经书一千多卷，在高丽弘扬天台宗、华严宗，提倡“教观兼修”，主持高丽国清寺，创立高丽的天台宗，并拜从谏为初祖。因此宋丽两国高僧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文化交流，极大地丰富了两国人文文化交流的内涵。

此外，随着两国人文往来和科举制度传入高丽，高丽除科举取士外，还实行僧侣的科举考试制度，称为僧科制度。僧科有预备试和正式试之分，预备试主要在各山门或宗派内进行，预备试合格才能参加国家正式大选。大选也有禅宗选和教宗选之分，禅宗大选一般是在广明寺的禅宗僧侣中进行，教宗大选则于王轮寺在各教宗僧侣中进行。如果禅、教大选合格，就授予初级法阶大选，然后按照如下法阶晋升：禅宗法阶：大选-大德-大师-重大师-三重大师-禅师-大禅师；教宗法阶：大选-大德-大师-重大师-三重大师-首座-僧统。而高丽时代的僧职主要是僧钅录司，僧钅录司有左右两衔，两衔各有都僧录，下设副僧录、僧正，都僧录掌管一切佛教活动，其渊源显然是受到宋朝科举制度的影响。

随着宋朝儒佛道三教传入高丽和宋丽两国佛教文化的交流，中国的儒佛道思想对高丽的佛学思想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高丽儒佛道三教合一和天台宗的创立。高丽太祖以佛教立国，但是，佛教内部的宗派矛盾不断，尤其是以海印寺为中心的南岳和北岳两派水火不容，相互攻击。为了解决佛教内部的门户之争，从宋朝回国的义天大师提出了“教禅合一”、“教观兼修”的主张，义天认为：佛有教禅二法，但两者各有偏执，教法注重外修而忽略内心观照；禅法则强调内心作用而无视外部修炼，故“学教之人多弃内而外求，习禅之人好忘缘而内荨2⑽偏执，俱滞一边，其犹争兔角之长短，斗空花之浓淡。”[15]（452）因此，义天提出“教禅兼修”。但是，在教宗和禅宗的关系上，义天主张教宗融摄禅宗，并对“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禅法颇有微词，其提出禅宗本义是“籍教习禅”而非“离教习禅。”其实，义天的“教观兼修”的思想并非自创，而是深受中国华严宗高僧圭峰、晋水和清凉大师的影响，华严宗即主张“教禅一致”，尤其是清凉大师认为：华严宗“法界缘起”与天台宗的“三谛圆融说”相互契合，并认为华严宗靠经典义理解悟、洞彻法界，与禅宗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解悟过程是一致的，因而华严宗与禅宗是相通的。义天大师不仅与上述晋水（净源大师）相互往来切磋佛法，而且，对华严宗经典颇多研究。在儒佛道的关系上，义天十分重视三教合一，尤其是对宋朝援儒入佛的思想大力弘扬。其主张“得释门遍于五时，儒典通乎六籍，包罗大小，通观尊卑，虽设教有殊，而崇孝无别。”[15]（452）这些思想显然受到了宋朝佛法的影响。此外，十二世纪末期，郑仲夫、崔忠献等武臣之乱，高丽教宗势力受到重大打击，1205年，高丽改吉祥寺为曹溪山修禅寺，高僧知讷以《金刚经》、《六祖坛经》为本创立了曹溪宗，其亦主张“教禅不二”，但与义天主张“教主禅从”不同，而是强调“禅主教从”，在具体修行方面，主张“定慧双修”，从而将“渐悟”和“顿悟”统一起来。此外，受到宋僧大慧普觉禅师的影响，知讷融合儒家的忠义，提出禅宗的“忠义之心”即佛教“菩提心，乃名异而实同。”从而体现出三教融合和诸宗汇通的倾向，此与中国佛教的儒释道三教合一，显然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宋与高丽海上航路的发展，可以说是中韩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演变的重要阶段，宋丽海上航线先后经过山东半岛的登州（今山东蓬莱）沿岸至高丽翁津（今朝鲜海州西南）航线和由南部明州（今浙江宁波）至高丽礼成江碧澜亭（今开城西海岸）航线的变迁，而南方福建的泉州港，亦成为宋代对高丽海上贸易和人文交流的重要口岸。宋丽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体现了宋代海上对外贸易的发达，而且也体现了宋丽两国物质贸易的繁盛，宋丽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丝绸、瓷器、茶叶等贸易品和高丽其他土特产品的交流，也承载着两国制度文明、海神信仰和宗教文明等人文和精神文化的交流。

⒖嘉南祝

[1]脱脱：《宋史・高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点校本。

[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四），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

[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五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零五），神宗元丰六年六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5]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

[6]苏轼：《东坡奏议・登州诏还以水军状》，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7]王文楚：《两宋和高丽海上航路初探》，《古代交通地理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

[8]脱脱：《宋史・罗拯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

[9][韩]郑麟趾：《高丽史・世家・文宗二》（卷八），朝鲜古书刊行会本。

[10]苏轼：《东坡奏议・乞禁商旅过外国状》，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11]苏轼：《东坡奏议・论高丽进奉状》，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12]苏轼：《东坡奏议・乞令高丽僧从泉州归国状》，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1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零二），神宗元丰三年正月辛巳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第2篇：海洋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海洋数字档案；信息安全；网络应用

在社会信息化的大环境下，数字化建设已成为评价一个国家信息基础水平的重要标志。海洋档案的管理作为社会信息资源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正面临着数字化时代的挑战。随着电子文件的大量出现，档案理论界对于电子文件是否应该转化为档案材料也从争论转为接受，这一革新要求我们改变原有对文件档案的理解，顺应技术发展趋势，更好地进行海洋档案管理工作。

1海洋数字档案的概念和特点

在1996年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上，美国的《档案与博物信息》编辑D.比尔曼以《虚拟档案》为题，第一次提出了与物理档案(Physicalarchive)和实态档案库(Physicalrepositoriesofarchives)相对应的虚拟档案(Virtualarchives)。国际档案理事会对数字档案的定义是:通常以代码形式记录于载体，如磁盘、磁带或穿孔卡带之上的文件档案，它的内容只能通过机器来利用，并根据来源原则来组织安排。以此类推，海洋数字档案就是以代码数字形式记录于载体，如磁盘、磁带或穿孔卡带之上的海洋方面的文件档案。数字档案改变了传统的档案载体形式与档案工作意识。数字档案的载体与传统档案的载体有很大区别，包括存贮电子文件、信件、图纸、报表所形成的软盘、光盘、硬盘和磁带等。数字档案中的信息资料不以传统的笔墨纸张等直观的形象出现，而是通过二进制代码以数字形式存贮，成为肉眼不可直接识读的记录符号。档案信息传输平台数字化，当档案信息在完成数字化后以数字形式存在时，数字网络系统就将成为其主要的传输平台，为档案信息的快速流动提供可能，通常是以网站方式提供相关档案服务。海洋数字档案也有着与其他数字档案相同的特性。

2网络环境下海洋数字档案的安全隐患

在数字化的过程中，由于受载体的转换条件、存贮介质的稳定性和技术操作等因素的影响，容易造成海洋信息的丢失或删改，却不易被察觉。

海洋电子文件的信息共享带来了一些不安全因素。以计算机为载体的电子文件，不同于以纸张为载体的纸质档案，它可以不受时间、地点和人员的限制随意阅读，并且信息容量巨大，传输快捷，这种电子文件的共享性和易用性是其网络化运作环境决定的，是一种进步和发展。同时，也给海洋电子文件带来了不安全和泄密因素。

目前的档案保护规程主要针对纸质载体制成材料的耐久性、保存环境等方面来进行，缺乏对电子档案长时间可靠保存的经验与技术。实践证明纸质载体的档案在一定的保护条件下可保存达上千年，而电子文件的物理载体寿命却远不如纸质档案，磁性载体档案的寿命最多只有十多年，光盘载体的寿命也不超过I00年。另外，纸张的损坏很容易被发现，但电子文件载体的损坏只能由设备检验。此外，由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保存的格式和载体都在发生变化，使得早期数字档案难于“阅读”，例如现在面对一个保存在5英寸软盘上的Wordstar格式的文件，恐怕大多数读者都会束手无策，而这只不过是20多年前主流格式与存储载体。

由于网络技术本身的安全隐患导致泄密。Internet/Intranet技术本身就不是一种很安全的信息传输方式，网络上的任何信息都是经过重重网站分段传送至目的地，任何中介站点均可以拦截、读取、破坏甚至篡改信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攻击手段也越来越多，攻击工具的破坏力越来越强，而安全技术是一种在对抗中被动发展的技术，它总是滞后的，这样就导致了网络的脆弱性。此外，网络硬件也是经常被忽视的但风险极大的泄密途径，主要方式有电磁泄露、非法终端、搭线窃取·后门程序等。

管理人员不足，技术水平有限。据有关资料显示，90%以上的档案管理人员没有受过正规的计算机安全培训，他们缺乏计算机与网络的相关知识，缺乏对档案信息网络的安全意识。

3网络环境下实现海洋数字档案安全的对策

如前所述，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数字档案及海洋数字档案的安全保密问题日益突出，为严防密从网泄，确保电子文档安全，应在管理、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3方面采取有效的安全技术与措施。

3.1管理方面

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提高管理人员的技术水平。海洋档案信息数字化是信息时展的必然趋势，海洋档案管理人员要充分认识网络中的档案信息，不能认为只要把电脑管好了，信息没有丢失，就是做好保密工作了。海洋档案管理人员自身要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危机感，树立高度自觉的档案信息安全防范意识。海洋档案管理人员要更新知识、技能，努力学习掌握档案现代化管理、计算机和网络安全等方面的技术，加快从传统型档案管理人员向现代化档案管理人员的转化。同时，海洋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要采取相应措施，从政策、待遇等方面培养和激励专业技术人才。要通过在职教育、短期培训和学历教育等多种渠道和方式，提高和更新在职人员的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充分调动海洋档案管理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推进海洋档案信息化建设作贡献。

制定安全管理制度。在海洋数字档案安全管理中，除了采用相应的安全技术措施之外，更重要的是海洋档案管理部门还应当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单位实际，制定、完善一些制度。如，确定本单位档案信息的安全管理等级和安全管理范围，制定档案网络操作使用规程，用户身份认证制度，电子文件的接收、保管、检索、查询和网络安全等制度，使安全管理具有可操作性，形成海洋数字档案信息的安全保障体系。

3.2网络安全方面

硬件设备安全。涉及海洋电子文档的计算机应做到专人专用，使用的移动储存设备也应做到专用，不可混用。对于网络设备应该尽量使用通过保密检测的设备，不要盲目追求新产品、新技术，以减少泄密渠道。

操作系统安全。安全的操作系统是网络安全的重要基础，因为所有的基本应用和安全措施(如病毒防治、人侵检测、设置防火墙和安全岛)都依赖操作系统提供的底层支持。充分考虑海洋数字档案操作系统的安全性是我国的国情所决定的，因为许多核心技术我国并不掌握，无法保证国外操作系统产品不存在后门程序。在海洋数字档案管理用操作系统方面要考虑以下两点:①采用的产品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且源代码对政府公开;②定期利用漏洞扫描工具检测系统漏洞和配置情况，以便及时发现问题。操作系统的安全主要通过增强身份标志与验证、细化自主访问控制、用户职责划分、强制访问控制、审计跟踪和安全管理等方面的措施来实现，这些措施都可以对基本安全功能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安装杀毒软件。防病毒必须从网络整体考虑，主动防御，改变被动劣势，要树立“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观念。从方便管理人员的工作着手，使其能够管理网络上的所有机器，如利用定时查毒功能，对客户进行扫描，检查病毒情况;利用在线报警功能，监测网络上的每一台机器，出现故障或病毒侵人时，网络管理人员都能及时知道，并作出反应。

内外网隔离。在内外部网之间，设置防火墙(包括分组过滤与应用)实现内外网的隔离与访问控制是保护内部网安全最主要的同时也是最有效、最经济的措施之一。无论何种类型防火墙，从总体上看，都应具有以下五大基本功能:过滤进、出网络的数据;管理进、出网络的访问行为;封堵某些禁止的业务;记录通过防火墙的信息内容和活动;对网络攻击的检测和告警。

在必须使用公众网络时采用虚拟专用网络(VPN)技术。VPN能够利用Internet或其他公共互联网络的基础设施为用户创建隧道，并提供与专用网络一样的安全和功能保障。在互联网上传输数据时，VPN可提供保密和数据加密。如果某机关档案系统设有两个或更多分支机构，或者希望用户远程访问档案网络，这种方法尤其有用。

3.3信息安全方面

海洋数据备份恢复系统。备份数据可以防止磁盘驱动器出现故障、电源断电、感染病毒和发生其他事故时丢失数据。一旦发生了数据丢失，如果按照备份规程进行了备份，那么就可以恢复数据。海洋数据备份最可靠的办法是完全备份和增量备份相结合，例如我们可以每周执行一次完全备份，每天执行一次增量备份。除此之外，还应该选择不同的数据存储介质，并将备份介质存放于不同的安全地点。

载体保护。海洋数字档案的记录载体由于它的磁性、光学性和磁光性，易受磁场、光线、温度和湿度等环境影响。海洋数字档案存储介质应存放在无强磁场干扰、避光、防尘、无腐蚀性气体的环境里，诸如温湿度的控制，存放载体的柜、架及库房应达到相关标准的要求。加强工作人员责任心，提高操作能力避免不正确操作。例如，使用标识笔作标注时，会带来盘面的污损拿取时手法不正确，留下指纹中的油脂、盐分、微生物等长期依附其上，会腐蚀盘带。

数字签名技术。主要包括数字签署技术和验证技术，以解决伪造、抵赖和冒充等问题，在存储和流通过程中，保证了数字档案的原始性、真实性。目前常用的数字签名技术有光笔签名、电子签名、电子印章、数字指纹、数字水印、数字时间截和数字证书等。

信息加密。加密技术可以确保电子文件内容的非公开性，是保证电子文件机密性的重要方法，其目的是采取某种数字方法经信息伪装起来，使非法入侵者无法了解信息的真实含义。通常多采用“双密钥码”法。加密通信者各拥有一对密钥，任何发方可以使用收方的公开密钥加密明文后向收方发文，收方只用自己知道的解密密钥解密获得明文。由于加密和解密使用不同的密钥，因此第三者很难从截获的密文中解出原文来，这对于传输中的电子文档具有很好的保密和保护效果。

双套归档制。实行“双套制”保存海洋电子档案，既在保存海洋电子档案的同时也保存对应的纸质档案，这也是在技术水平尚欠成熟的条件下解决海洋电子档案原始性、真实性问题的一种可行办法。

海洋数字档案的销毁。目前，数字档案销毁现状不容乐观，销毁随意性较大、方法不规范，为信息保密工作留下了隐患。数字档案的销毁可分为信息销毁和载体销毁两大部分。数字档案的信息销毁即逻辑删除是通过软件系统改变载体的状态，将数字档案数据从记录载体上彻底消除的一种方法，对于非保密性的数字档案可用逻辑删除的办法;数字档案的载体销毁是将数字档案的载体连同信息一起销毁的方法，主要适用于载体、一次写人不可更改的记录载体及受损伤不可修复的载体，此方法销毁比较彻底，不会留下失泄密后患。对应销毁的在网络上处于流转状态的电子文件、电子档案，属于非保密性的可做清除处理;对属于保密范围内的，要做彻底清除处理，连信息的微量信号也一点不能留，以防泄密。

第3篇：海洋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城市营销；4PS理论；海洋文化

中图分类号：

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20-0050-02

城市营销学，是地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城市科学、产业经济学、营销学等多学科相互交叉渗透的产物，是一种新型的管理理念。其核心就是将城市的各种资源以及所提供的公共产业或者服务以现代市场营销丰富地向购买者兜售。

文化是城市的生命。城市文化发展对经济和社会都有积极贡献。经济贡献包括文化与产业的融合，可刺激消费、增加GDP，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产业联动，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社会贡献包括更新民众文化观念、提高民众素质、形成特色文化地区、营造城市文化氛围、提升城市形象和影响力。

随着城市营销实践和理论的发展，研究人员逐渐认识到，城市营销不只限于经济方面，也涉及诸如环境保护、地区形象建设、公共利益等内容。城市营销的内涵在于满足全方位的顾客需求，这就要求对城市营销的理解和研究不能只局限于经济范畴，为使城市营销持久高效，应充分意识到营销中的文化要素及其发挥的重要作用，注重丰富城市的文化内涵，让城市营销的对象（居民、投资者、旅游者、企业等）在获得城市产品和城市服务的同时，还能获得精神层面上的满足，从而树立起城市优秀的积极的正面形象。

大连市三面环海，是全国海岸线最长的城市，有着深厚的海洋文化底蕴。海洋文化是大连这座海滨城市的特色文化。海洋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和体系，是人类认识、把握、开发、利用海洋，调整人与海洋的关系，在开发利用海洋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的总和，具体表现为人类对海洋的认识、观念、思想、意识、心态，以及由此而生成的生活方式，包括经济结构、法规制度、衣食住行、民间习俗和语言文学艺术等形态。从2003年开始，“打造文化大连”成为大连独有的城市文化品牌。大连要充分挖掘海洋文化资源，寻觅城市精神的文化内涵，努力建设开放型、国际型、合作型的海洋文化，从而进一步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建设。

虽然对于城市营销的理论框架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权威，但是，综合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城市营销的理论框架已经初显雏形。本文将使用4PS理论即产品策略、渠道策略、价格策略、促销策略进行展开，系统研究城市营销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1 海洋文化产品策略

海洋文化产品是海洋文化供应者提供给消费者的海洋有关的产品或服务，按是否以营利为目的可分为经营性和公益性文化产品。按产品属性可分为物态文化品，如海洋工艺品、玩具、服饰等；服务文化品，如广告、咨询、娱乐等；活动文化品如社区活动、运动比赛等；内容文化品如电影、书籍等；文化设施包括承载各种海洋文化品的场所和设施，包括剧院、电影院、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科技馆、体育场所。这些涉海产品在要在文化发展的导向和宏观规划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2 海洋文化渠道策略

主要做好海洋文化建设的几个关键问题。首先，要努力争取各方面对海洋文化产业的扶持，支持和鼓励社会投资。要积极吸引国内外各类海洋文化建设专家和人才，整合本市涉海人才资源。要打造好有鲜明海洋文化特色的民间民俗文化艺术产品，同时也要抓好海洋文化理论研究和系列文化活动。要重组和调整海洋文化产业结构，创新和开发海洋文化新产品与新服务，大力发展具有知识产权和竞争力的海洋支柱产业，使海洋文化产业成为大连海洋经济发展的一个新增长点。

3 海洋文化价格策略

Burgess通过对英国地方政府和企业广告材料的统计分析，发现所有广告都竭力强调的两点城市形象：一是经济优势。区位和商业优势、可靠的劳动力、廉价的租金和政府政策提供的金融诱导以及政府与企业的合作意向等，都是宣传材料中竭力渲染的内容。二是生活质量。地区生活质量是通过一个地区的景观环境形象、人民和文化遗产方面的内容来反映。根据城市形象形成的规律，可以通过文化编码的方式策划出富有吸引力的良好城市价格定位。以此吸引目标群体，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

4 海洋文化促销策略

第一种是利用广告进行宣传。首先是通过新闻媒体如电视、广播等影视手段做广告。其次是通过城市指南、宣传册、互联网页和期刊杂志上的广告进行宣传。西方城市广泛地开展着城市形象运动。他们通过新闻宣传媒体制作大量的广告，精心设计并印发宣传册子，竭力宣传自己具有某个大区域的地理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区位。

第二种手段是利用重大事件制造轰动效应。通过重大事件，如全运会、足球锦标赛等重大体育赛事，涉海博览会、海洋有关国际会议，文化活动如海洋文化节、沙滩艺术节、大连国际服装节、电影节等，以及各种节日和贸易集市等进行宣传、交流。在宣传活动中，要强调大连城市的生活质量和浓厚的海洋文化，如城市狂欢节、沙滩盘球赛等体育赛事等。这些宣传手段对扩大海洋文化的宣传，提高城市的整体知名度，增强城市对外部投资的吸引力，吸引人们前往旅游观光，切身了解城市、体验城市，从而带动城市经济的发展。

第三种是提升城市生活和生产环境，塑造滨海现代城市景观，满足人们对生产和生活条件和环境的要求，建设一个适宜居家生活、企业发展、商务活动和旅游的海滨可持续城市。城市景观例如沙滩建设，海之韵广场和港湾桥等有海洋特色的景观修建等既可以被看作是大连城市形象重塑的一种体现。在海洋文化的建设中，城市景观起关键性作用。

总之，要重新审视、科学论证大连市海洋文化资源前景。大连是因海而生的，从产生之初就受到海洋文化的滋养，具有明显的海洋文化特色。就文化而言，大连文化是以齐鲁、东北、俄国、日本等文化为底蕴的复合型文化，彰显着海洋文化的多元化特征。海洋文化正是大连城市文化的灵魂所在。要打造好海洋文化，要充分挖掘、整理城市海洋文化的脉络，应用市场经济的眼光重新审视这些海洋文化资源，根据大连城市历史发展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区域经济环境等特质，通过系统分析、科学论证，对大连市的特质海洋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形成新的城市文化特色和海洋文化的新亮点。同时，只有创新观念，才能切实增强海洋文化的发展活力。大连市应从城市战略发展的高度，树立建设海洋文化名城的观念，无社会各界，都要立足岗位和实际求创新，力争将大连建成以“中外海洋文化交流的窗口、现代海洋文化人才荟萃的中心、海洋文化艺术精品的基地、海洋文化产品交易的市场”为主要内涵的国际海洋文化名城。

参考文献

[1]白长虹.从城市营销到城市文化发展[J].天津社会科学，2008，（2）：80-84.

[2]郭国庆，刘彦平.城市营销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及其启示[C].JMS中国营销科学学术年会会议论文集，2004.

第4篇：海洋文化论文范文

      

        海峡两岸文化建设研究

        (1)发展海洋文化创意产业的认识误区与理性思考 苏涵

        (7)以旅游业为标杆的海洋文化创意产业探析——以福建省东山岛为例 王惠蓉

        闽台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14)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困境的现代性诊断——以厦门市为例 林朝霞

        (20)海峡西岸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像化生存 朱秀凌

        海峡西岸经济运行研究

        (26)福建省环保投资效率评价——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 邹文杰

        (32)福建省全要素生产率低下原因及对策 黄浩

        (39)基于顾客的服装品牌竞争力模糊综合评价模型——以美特斯·邦威为例 尤晨

        (45)资产出售和资产置换远期绩效的实证研究 黄炜婷

        (52)原产地品牌策略探析 曾德国 陈刚

        (58)民事诉讼请求范围之类案监督研究 梁开斌

        (64)《汉语大词典》编纂的三个问题——以《邵氏闻见录》的词汇研究为例 雷冬平 李文赟

        (70)浓墨重彩的抒写——论莫言《枯河》的创作特色 周艺灵

        (76)基于语料库的话语标记语“well”研究 国防

        (83)英语学术论文摘要中时态的评价功能 林美珍

        (88)顶“叛逆”之名，做“翻译”之实对翻译“创造性叛逆”的几点思辨 黄明妆

        (93)日语论文副标题的句式结构和使用功能 薛育宁

        (98)《周易阐真》之“中”观念探析 王景霖

        (104)论戊戌时期在中国科学近代化中的历史地位 岳世川

        (109)纯粹微博平台上的议程设置特点研究——以“切糕事件”传播为例 陈雪丽

        (114)提升厦门志愿服务品质初探 方轻

        (121)以“诚”为本塑造当代大学精神——以集美大学校园文化建设推动学校内涵发展为例 郭金锭 沈哲琼

        (127)大学生就业意向与用人单位需求的调查与思考——以厦门地区为例 肖辉

        无

        (131)喜讯：《集美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年被评为“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无

第5篇：海洋文化论文范文

孙家疃小学位于威海海岸线东北端的葡萄湾畔，是一所省级规范化学校，这里民风淳朴，海洋文明历史悠久。学校生源主要来自周围六个渔村，依托资源优势，自2009年起，学校将滨海地域特色与学校文化积淀相结合，积极打造以海洋文化为特色的校园文化，提出“海纳百川——关注每一名学生发展”的办学理念，以“厚蓝色底蕴建和谐校园”为办学目标，提炼出“向未来”的口号，建设海洋特色校园，完善师生发展系列规章制度，开展一系列海洋文化教育活动。校园文化建设的推进，使校园海洋文化气息浓郁，海味十足的孙家疃小学成为威海教育特色发展进程中一张精致的名片。

一、海昧环境建设，打造“海洋文化公园”

走进孙家疃小学，处处都能感受到海洋的气息。学校不论是围墙还是凉亭，都有一个海洋文化主题。走进教学楼，海洋的清新感觉扑面而来，一楼突出童真童趣，主题是“海趣”，尤其是在走廊的尽头，几张小渔网、一些小贝壳，让这个小角落充满渔家的温馨；二楼传承民风民俗，主题是“海风”；三楼突出智趣，主题是“海韵”，彰显生命的韵味；四楼的主题是“海情”，突出校情、校史。在设计的过程中，学校加入了更多让学生主动参与的动态元素。楼梯的墙上，贴着一幅幅学生亲手做的海洋生物标本，给学校增添了更多的海洋味道。

和别的学校不同，孙家疃小学的很多学生家长都是渔民，在认识和接触海洋生物、环境等方面，孩子们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为了将这些优势利用起来，学校成立了贝雕制作、电脑绘画、剪纸、英语配音等十几个学生社团，同时制定了社团管理、考核和评价等系列制度，确保社团课程的良性发展。每周的社团课中，学生或开心地制作，或自由地畅想，引领学生走出书本的狭小空间，在广阔的知识海洋中远航。学校浓郁的海洋氛围，给予了孩子们心灵的惬意和不屈不挠的学习精神。

“童真童趣真趣自然，海风海韵风韵无边”。这是学校阅海亭上的一副对联，是学校教师自主创作的，折射出师生对“海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二、班级吉祥物来自大海，海洋精神在心中

走进孙家疃小学五年级二班，墙上一张小海马的画像格外醒目，这是班级的吉祥物。班主任老师说，自然界的海马对环境不挑剔，生存能力很强，游泳姿势十分优美，而且是一种经济价值较高的名贵中药。取海马适应能力强，对人们有价值这两大优点，他们确立班级目标：我们将像海马一样持之以恒、锲而不舍；像海马一样忠勇顽强、奋勇拼搏。而班级宣言是：每天进步一点点，每天收获一点点。为了达成目标，班主任老师还和同学们一起制定了班级公约，设立了“海马大比拼”，从“学习、卫生、纪律”三大方面进行个体的纵向评价，关注学生的点滴进步，“海马”真正成了班级的代言人。

在孙家疃小学，各个班级的吉祥物都来自大海，朴实无华的海草，搏击风浪的海鸥，锲而不舍的海龟，以静制动的海螺，适应力强的海马等，都成为班级吉祥物。 各班级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兴趣爱好，自主开发班本课程，确立特色班级目标和班级吉祥物。每个班级都有一张海洋明星榜，鼓励孩子们积极向上，好好学习。每个班级都有班本课程，挖掘了师生的潜力，促使各个班级不仅厘清了特色，而且让学生在参与、体验、创造的过程中，共同构建富有个性的、充满活力的班级文化。

三、海洋文化活动，提升“亲海”素养

王国杰先生是威海有名的贝雕达人，也是孙家疃小学的校外辅导员，每过一段时间，他都会到孙家疃小学，与孩子们一起了解各种海洋生物，学习制作贝雕的技艺。在孙家疃小学，这样与大海亲近的机会很多。每年春节，学校都会进行“渔家民俗游园”活动；“六一”开展海文化艺术节活动；国庆节开展“海鲜我来做”活动；学期末举行“海洋教育文化超市”等。学校还充分利用校外资源，建立校外实践基地，将学生的校外实践活动纳入了教学常规，并聘任本土作家、贝雕达人、老船长等能人担任学校的校外辅导员，走进课堂为学生上课。这些举措整合了社会各方的力量，构建起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为学生的成长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激发学生潜能，引导学生主动发展，是海洋教育的归宿。近年来，孙家疃小学积极整合校内外资源，开展系统性强、主题鲜明的实践活动，为学生成长搭建更加广阔的平台。学校对各项活动进行了整体梳理，把凡是立足于学生的现实生活，学生感兴趣的、能实现学生全员参与的活动确定为传统活动，并与节日文化进行了有效链接。每次策划活动方案时，学校都依据年级特点，反复斟酌，确定活动目标和活动项目，内容体现螺旋上升的特点，满足了不同年级学生的需求，真正让孩子们亲近大海，爱上大海。

四、开发“海语”校本课程，大海在身边

“天上有什么，海里有什么。上天有天宫，深海有龙官。天空有星星，海中有海星。海星五个角，能游也能动。”这是本土作家苗丰云老师写的一首小诗《海星》，这首小诗被收入孙家疃小学的校本课程中，朗朗上口的节奏让孩子们非常喜欢。

要扎实推进海洋教育，教学是核心，课程是载体。孙家疃小学一直把校本课程的开发和校本教材的编写当作常态化的工作来做。2009年，在教研员的指导下，在骨干教师的带领下，首套校本教材《大海在我身边》走进校本课程。在实施过程中，学校注重动态化，引导教师深度挖掘校本课程资源，通过合理的形式、多样的方法组织实施。在二度开发的过程中，教师们不断补充新信息，生成新目标、新主题、新内容，逐渐成长为课程开发的研究者。

动态多元、着眼实际的教材开发过程，经历了破除“坚冰”的过程，将所有教师的思想都统一到海洋教育课程的研究上来，发挥了集体合力，使教师真正成为课程有效开发和实施的中坚力量，实现了课程开发与教师成长的双赢。

五、大学生志愿者进校园，海洋教育教师队伍壮大

10月初，12名来自山东大学（威海）海洋学院的大学生被聘为孙家疃小学的校外海洋教育辅导员，任闯就是其中一位。对于海洋有着深深的感情的他，利用自己的学科优势，为小朋友们补充海洋知识，带领他们了解大海，任闯觉得很开心。在孙家疃小学，像任闯这样走进课堂的校外辅导员已经有20多位了。

为了保障课程的实施，让孩子们学到更多的海洋知识，每学期孙家疃小学都专门从山东大学（威海）海洋学院招聘大学生作为校外海洋教育辅导员，担任校本课程的专职教师，并协助班主任老师组织海洋科普活动，这样就形成了一支专兼职结合的海洋教育教师队伍，保证了学校海洋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同时，学校统筹安排，把综合实践、社区与校本课程这三级课程打通使用，“海洋教育”每周一个课时；社团课程每周一个课时；“海洋科普”通过每周一节的综合实践课开展研究性学习。同时还将部分海洋课程与德育活动进行了有机整合。这样从时间、空间、内容、形式等方面，都为学生探究海洋奥秘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学校每学期期末都会举行校本课程检测，了解课程实施的效果，并出台“优秀海洋教育辅导员”评选办法，从教学设计、课堂教学和课程资源的开发等方面评奖，调动大学生海洋教育辅导员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自从有了这些大哥哥和大姐姐的到来，学生也更喜欢和他们一起亲近大海。

六、促进师生和谐发展，海洋文化品牌初显

经过整整六年的海洋文化品牌的打造，孙家疃小学全校师生和谐发展，学校工作迈上新台阶。

六年来，孙家疃小学课程建设日趋规范，海洋教育特色日益显著，2011年，被评为“省级规范化学校”；2012年，学校代表环翠区在“威海市中小学实验室标准化建设现场会”上做了题为《充分发掘海洋教育资源，打造学校实验教学特色》的专题汇报。2013年，学校升级为威海市特色培育学校，并被环翠区教育局评为“AAA级特色学校”。在区第二届教育科研年度成果评选中，学校获得一等奖。孙家瞳小学还先后被评为“和谐校园建设先进单位”“师德建设先进集体”等。这些成绩的取得表明学校的办学水平和质量的不断攀升。

海洋教育课程的开发与实施，提高了教师的教科研能力和开发课程的能力，成就了教师。学校有市级学科带头人1人，区级以上教学能手3人，3名教师被聘为环翠区兼职教研员。学校的海洋课程有多项获得市级奖励。学校开发的小学综合实践教材在威海市“十三大课题”阶段成果评选中获得二等奖。

进步最大的还是学生们，丰富的课程，激发了孩子们对学习生活，对自然世界，对同学老师，对班集体和学校的热爱，初步建构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科学精神。在环翠区举办的科技节活动中，孙家疃小学学生撰写的科技小论文、制作的标本等全部获奖，而且成绩名列前茅。学生们开展的实践探究活动多次获得省级奖励。

第6篇：海洋文化论文范文

论文摘 要：中国的“家国”与西方“城邦”（尤以希腊为例）是两种不同文明滋生下的社会体制，同时也反映出中西方文明文化的差异性。通过中国“家国”文化和西方“城邦”文明差异展开剖析，分析“家国”与“城邦”两种不同文化的构建成因，力图挖掘出文化的背景的差异会滋生出截然不同的“家国”和“城邦”人员聚集模式，了解跨文化交际、中西文化对比学习的根本方法，以求得不同文化文明间的和谐与共识。

引言

中国的“家国”与希腊的“城邦”文化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这是由两种不同的文明所决定的——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两种不同的文明形态导致了“家国”、“城邦”这两种不同的社会体制。要想了解这两种社会体制形成的根本原因，就必须追根于其中所蕴含的深层次意义，也就是其背后所蕴含的强大文化内涵。影响“家国”与“城邦”文化构建的成因是有多方面的，其中包括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血缘意识、生活习惯、政治因素以及宗教信仰等等。在这些众多因素中，自然环境是重中之重，是其他因素孕育发展的根源，也是影响这两个文化系统的最根本的因素。

一、文化构建的影响因素

每个文化的形成都有其历史根源的，究其本源都要追溯到它所在的自然条件。人类社会的最初是没有一个完整且系统的文化体系的，而是在其生活与发展过程中不断积累一种全社会共同性质的意识形态，最终形成这个地区或者民族的文化。而影响人类社会最初发展的主要因素就是环境。早期人类必须学会适应环境、利用自然使得自身能够完成“适者生存”的历史使命，在此基础上才能谈什么历史谈什么文化；没有这些，人类就只能从生命的长河中淘汰，而无所谓今天如此繁荣的人类社会。因此，决定各个地区人类的文化发展，就是当地的自然条件。中国的自然环境决定了其农耕文化的发展，希腊的自然条件成就了其海洋文化的孕育。

1.1中国的“家国”文化与自然环境及血缘关系

中国最早的文明发生于黄河流域，于是有黄河“母亲河”的美誉。黄淮流域与长江流域是中华文明的两大发源地。河流的灌溉，土壤的肥沃，奠定了中国以农耕作为主要生活方式。中国河流众多，除了两条主要河流黄河、长江以外，还有许多支流，比如淮河、海河、汾河、渭河等等，这些流域土壤肥沃，适宜农作物耕种，为早期中国人进行农耕创造了基本条件；同时，中国地域广袤，可作为耕种的土地众多，能够满足人们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中国大部分地区处于北温带，气候环境适宜，为农业耕作提供了很好的自然条件，古人通过精耕细作的小规模农业生产和手工劳动就可以使生活达到自给自足，所以人们安土重迁、牢牢依附于土地，这种心态使得中国的大多数家庭往往在同一地区世代繁衍聚族而居。正是在这样的自然经济结构中，家庭作为最基本的生产单位的地位长久地保留下来，并成为为社会结构和家国体制中的一个重要元素。于是，“家国”的最初形态开始形成，并在以后的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得以发展。正是由于人们安土重迁，在一个地区就会形成一个家族式的生活部落。一个家族往往生活在一起，血缘成为很重要的纽带，人们的亲情意识也变得浓重。尤其是父系传承下的家族关系与血亲远近更是密不可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个家庭的嫡、长、别、庶的区分是特别明显的且严格的，他们在这个家庭中的地位和待遇也随之不同。比如在遗产的分配上“分长不分幼、分男不分女”，在婚配习俗上“长子不娶，幼子不娶”；在一些封建大家庭中，“旁支”往往地位很低，即使是儿子也被家庭中其他人看不起，等等。因此，有学者说，中国人的家庭“是个微型的邦国”中国的国家组织机构和政治制度正是由于家族宗法原则为核心建立起来的。

1.2自然、血亲因素催生下的政治体制

“家国”一词最先出处于汉朝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竹林》：“自是后，顷公恐惧，不听声乐，不饮酒食肉，内爱百姓，问疾吊丧，外敬诸侯，从会与盟，卒终其身，家国安宁。”这时的“家国”已经有了“国家”的含义了。自从夏朝开始“家天下”的统治，国家便不再是一个氏族部落，而成为了一个集中在某个家族或者说某个人手里的一个政治统治体，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进行政治统治的一个机构。统治者以“天下为家”的王位继承，后来历朝历代都沿用这一制度，使中国真正进入了“家国”的政治体制。统治者视百姓为子民，视天下为自己之家私有。天下的所有权也是“父传子，子传孙”，整个国家也不再是单纯的社会集合体，而成为了私人的管辖范围。由于农耕文化的影响，人们安土重迁，这也方便了统治者进行统治，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的稳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正是家天下的一个写照。同时，“家天下”的政治形式的形成，也标志着中国“家国”文化的初步构建完成。

1.3蓝色文明与海洋的磨砺

于中国的地缘形态不同，希腊作为欧洲文明的发源地，正位于南欧的地中海。这里海岸线绵长曲折，海岛众多，陆海交错，港湾林立，既没有广阔的草原，也没有肥沃的大河流域。即使是进行农业生产，也没有足够的土地满足人们生存的需要。加之这里的气候为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冬天温暖潮湿、夏天炎热干燥，非常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农业在这里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根本不可能自给自足。而这些星罗密布的陆地之间唯一的纽带就是蓝色的海洋。为了谋求生存，人们不得不把眼光投向茫茫的大海。自然环境的限制，逼迫希腊人民走向海洋，去探寻生活的希望。而正是出于这样的一种无奈，却最终造就了西方海洋文明的灿烂。希腊周围的地中海是一个半封闭的内陆海，位于北纬30°—50°之间，它有着独特的水文性质，海内潮汐很小，海面很平静。同时，它三面被大陆环绕，航行距离较短，加之周围海岸线曲折，有很多优良的天然避风港，使得当时航海技术并不发达的希腊人民成功渡海成为可能。但是，海洋并不意味着生存的财富，它还带有无尽的神秘与危险。这就意味着，希腊人向海洋要生活就必须拥有拼搏的勇气和不断探索的精神，这就与中国人安土重迁、保守求稳的观念有着根本性的差别，而这也是由于两者自然环境、地理因素所决定的。

而向海洋讨生活就必须面对着未可知的危险与挑战，这也不可能是每个人都能胜任的，因此出海航行的大多数都是年轻力壮的人，而大多数的老人和儿童就必定要留在家里。这也导致了希腊不可能像中国那样形成一个庞大的家庭体系，因此每个人对于血亲的观念也不像中国那么浓厚。中国人注重的是“守家”：“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晋商无论在外面挣到了多少金银，最终都要回到山西修葺古宅，扩充门面。这是一种文化根源下的“寻根心理”，同时也折射出深深的血脉情感。而对于希腊人而言，能否活着到达海洋彼岸还是一个未知数，自然也就不能考虑那么多了。古典学者亚里士多德认为希腊城邦的兴起是因为人类更早的两种结合形式，即家庭和较大的血亲团体，无法满足其成员的合理需求。于是，希腊人开始了大规模的海上航行，起初他们航海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贸易，而是通过海岛活动进行掠夺，后来随着人民生活意识不断觉醒，他们开始利用本土的特产进行海上贸易。大海带给他们的不仅仅是生活的希望，还有无尽的潜在危险。因此，这种出海就绝对不可能是全家老少举家同行，就算是亲属结伴出行也有被分散的可能。于是人们分散到各地，与其他同样来自各地的人们结合成一个新的社会团体。在这种情况下，亲情、血缘关系就不可能像中国家族宗法那样牢固。于是，以地缘为基础的社会团体就取代了原来的氏族体制。这就为“城邦”文化的构建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

1.4海洋文明折射下的“城邦”体制与“商业文明”

“移民”在希腊城邦文明的形成过程中是起到很重要的因素的。一个城市也不可能无限制的容纳人民，由于农业的限制，使得粮食供应根本不能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需求。这个时候，就必须要进行大规模的移民，用来保证原有城市的稳定，于是，人口不断地向外移，在新的地方建造新的城市，再随着人口增加再进行移民，再建造新的城市……于是，城邦制度就开始形成了。大规模的移民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以血缘为基础的氏族社会组织遭到更彻底的破坏。再加之城邦里的人们来自各个地区，根本不可能像中国那样选出家族里最年长最威望的人来进行统治，至此，必须要找到一个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统治方式来使得社会稳定。于是，民主制政治体制也随之而来。

由于农业生产不能满足人们生存的需要，人们开始走向大海，通过海上贸易的形式换取自己所需要的物品。最初的海上活动其实是海盗行为，但随着人们生产力的发展，和认识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能够利用岛上的特产进行物与物的交换，于是，海上贸易渐渐发展起来，最终形成了西方“商品经济”的雏形，成为其“商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商业活动的频繁，使得“信用”特别受到人们重视，大量契约开始出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围绕着“契约”而言。而这些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现代欧洲人特别重视经济活动中的信用问题。

二、“家国”与“城邦”体制下的文化内涵

2.1中国“家国”文明与儒家文化

中国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是很丰富的，形成“百家争鸣”的状态，可是到了汉朝，汉武帝听从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最终形成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这是与“家国”政治文化分不开的。“家国”文化就是统治者“家天下”的文化，为了巩固统治，统治者必须找到一个符合他利益的思想文化统一人民的思想，于是儒家文化成为其不二人选。儒家文化中“忠孝思想”在中国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近代学者钱穆、梁漱溟称中国文化为“孝的文化”，这也是有其历史根源的。对于“家国”统治而言，忠孝思想对于安抚人心、巩固统治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一个家族的长者（往往是男性）是出于统治地位的，他的儿孙必须要遵从孝道，这对于维系家庭中长幼尊卑名分、维系社会伦理关系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古代人的思想纲领就是“以父为刚”、“以君为纲”，这种道德信仰延伸到社会各个领域，带来了政治上的权威主义，形成了事君如事父，移忠作孝的君臣、君民关系。使得“家国”的统治体制更加牢固。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统治者在思想方面控制了百姓，同时也使得中国成为“礼仪之邦”，后世的中国的中庸思想、长幼尊卑的礼法观念也得益于此。

2.2西方“城邦文明”与“人文主义”精神

由于城邦的根本在于“人”，因此希腊比中国更注重人的价值，能尊重人的价值。这就与中国古代君主专制有着文化意义上的区别。与中国传统的忠孝文化不同，因为他们的血缘家族体制被严重的破坏，更无所谓谁尊谁卑，也无所谓忠谁孝谁，大家都是独立的个体。因而，希腊人更注重的人的个性与自由，独立与平等。这一点是他们文化思想的所在。同时，由于海洋的磨砺，大海的神秘与危险更加刺激了他们探索的精神，和想要征服一切的斗志，使得海洋文明得以创造。与中国人的中庸之道不同，他们更多的主张个性的张扬与人生的拼搏，这是与他们生活条件密切相关的。而商品经济的普遍发展，也使得人们更加重视契约意识，更重视信誉。同时，契约意识也使得公民作为平等的个体在社会上实现他们所拥有的权利与利益，进一步促进的民主化进程。正是由于这些，造成了中西方文化上的根本差异。

总之，中国的“家国”与西方“城邦”文化的根本区别是受其自然环境、血缘关系、地缘政治等多方面的影响而形成的。在研究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地区的文化的时候必须要把它放在当时特定的情况下，文化没有优劣之分，一个文化的产生都是有其历史意义的。通过对家国与城邦的文化形成比较分析，使得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对比更加明晰。在当今世界进程一体化的时代，两种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是不可避免的，如何在存异中寻找文化的共同之处，这是研究中西文化的一个重要问题。西方文化对于中国来说仍有许多可以借鉴的地方，比如他的人文主义、求实精神、以及民主体制。但是这种文化内涵必须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很好的应用。中国有中国几千年来积淀下的文化与观念，不可能让中国人照搬照抄地模仿西方的那一套理论，更不可能生搬硬套的学习、应用。一切文化都是有其历史根源的。如何根据中国国情来学习西方文化中的精髓，以达到文化的交融与合作，这是当今要解决的问题。同时，了解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对于国人对外交往的过程也有着帮助，使得双方都能够尊重对方的民族习惯与文化观念，使国际交往更加顺利与融洽。

参考文献

【1】[英]赫德逊：《欧洲与中国》，王遵仲，等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

【2】特洛尔奇：《基督教理论与现代》，朱颜冰，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3】[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

【4】唐凯麟、王泽应：《20世纪中国伦理思潮》，高等教育出版，2003年。

【5】杨明：《现代儒学重构研究》，南京大学出版，2002年。

第7篇：海洋文化论文范文

（一）宁波涉海外语人才无法满足本市海洋经济发展的需求

目前，宁波市众多高等院校根据自身所处的地域特征，开设了一系列与海洋相关的专业，培养了一大批涉海人才。如，宁波大学的海运学院、浙江万里学院的现代物流学院、宁波工程学院的交通与物流学院以及部分高职院校已经充分运用各自在学科上的优势，培养了一大批海运物流类人才。另外，除了海洋贸易物流类人才的建设，宁波市海洋生物与生命的人才培养体系也已经比较完善。但是，目前宁波市各类高校设置的涉海类专业结构还不尽合理，且专业分布狭窄，主要还是集中在传统的水产养殖业及物流专业等，过多开设了基础学科专业和传统专业，造成某些专业设置重复，甚至在海洋类人才总量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部分专业人才显现出相对过剩的趋势，而与海洋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涉海外语人才则相对缺乏。大批具备涉海类专业知识的人才，由于外语水平的欠缺，无法到新兴的涉海类企事业单位就业，同时，一些外语人才因为缺乏涉海类专业知识，也不具备服务于海洋事业的能力。目前，除了以上传统涉海专业以外，海洋服务业、海岛资源开发，海洋文化交流，以及海洋环境保护等一系列新兴产业中涉海外语人才更是缺乏，根本无法满足海洋经济发展的需求。

（二）宁波涉海外语人才培养板块严重缺失

近几年来，在宁波海洋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涉海外语人才不足的问题日益凸显。追根朔源，高校涉海人才培养中涉海外语人才培养板块严重缺失是主要原因。基于对区域地理优势的分析，宁波市早已实施了“以港兴市、以市促港”战略，引进和培养了大量各类涉海人才，有力地促进了海洋经济的发展。从宁波本地培养的海洋人才来看，目前在宁波市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的共同努力下，已形成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培养高层海洋人才，以高职院校、中职学校培养海洋技能人才的基本格局。[2]但是，针对宁波市现有的涉海人才培养格局进行分析后不难发现，涉海人才培养主要还是着眼于具备涉海专业知识的高层海洋人才和具备涉海业务操作技能的初级人才，没有整体规划设计过如何培养涉海外语人才，各高校都没有构建起基于专门选拨和专业化培养基础上的针对外语感兴趣的涉海类专业学生外语人才培养板块。目前，除了宁波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等开设了部分涉海类双语教学和全英文教学课程之外，宁波市各高校涉海类专业的外语教学中，仍然是普遍的大班化教学和通识教育，无法体现专业特性，涉海外语人才培养板块的严重缺失导致出现涉海人才培养格局的“短板效应”，这些都将影响涉海外语人才的培养和输送。因此，构建涉海外语人才培养板块，进一步完善宁波市高校涉海人才培养格局对于促进宁波海洋经济对外交流和合作具有深远的意义。

（三）宁波涉海外语人才培养的基本保障不到位

人才培养离不开基本的保障，如教学设备投入、基本经费安排、配套课程教材编排、专业教师队伍培养等。由于涉海专业实践性很强，除了这些方面的基本投入以外，还要求有良好的海上实习条件和稳定的教学实习基地，这就比其他一般专业需要更大投入。尽管目前宁波市各类高校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投入大量资金来保证基本的教学经费，并建成一批涉海类的实验室和实习基地，明显改善了涉海人才培养的办学条件，但总体来说，建设经费依旧相对紧张，部分院校的海上实习条件没有得到切实落实，这些直接影响了专业实践的教学质量，从而制约了涉海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此外，作为高等教育实力的主要指标，宁波市高校中还没有涉海类的国家级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3]由于基本保障不到位，教学计划制定、教材编写等方面明显滞后，更谈不上进一步探讨明确涉海外语人才应具备何种知识结构，如何合理安排涉海专业知识与外语知识的比重，也就无法明确外语教师队伍的规模和结构组成。专业师资力量相对薄弱也是一大问题，宁波市高校中缺乏高层次、高水平的涉海外语学科领军人物，缺乏在国内外同行中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具有很高学术造诣和综合素质的学科带头人和专业负责人。

二、宁波市涉海外语人才培养模式构建

宁波市涉海外语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应该依托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依靠发达的海洋经济，保留现有海洋人才培养模式中专业性强、覆盖面广以及学科建设相对完善的特点。同时，汲取创新型外语人才培养成果，在现有的基础上突破制约其发展的瓶颈，确定培养目标，建立特有的培养体系以及推广经济适用的培养形式。

（一）确定创新型涉海外语人才为培养目标

外语人才培养历经变革与完善，从应用型外语人才、复合型外语人才到创新型外语人才，外语人才培养一直随着时代的发展在转向。[4]培养新世纪复合型外语人才，一直是我国外语教育界人士所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进入 21 世纪后，需要有一批更为尖端的外语人才，创造性地处理对外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中的重大问题。因此，外语人才的培养模式发展为创新型外语人才培养模式，培养目标也调整为“具有扎实的基本功、宽广的知识面、一定的相关知识、较强的能力和较高的素质”[5]并且，更加注重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强调学科之间的复合、交融和渗透。因此，在关注涉海外语人才的培养问题上，应特别重视创新能力的提高。可以说，创新型涉海外语人才是在海洋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应运而生，是指具有创新意识、扎实的海洋相关专业知识和熟练的外语实际运用能力，能独立从事与海洋相关的涉外经济交流、技术输入输出、文化交融影响以及条约规则制定等工作的涉海涉外语特殊人才。从培养目标上看，旨在海洋经济的大背景下，培养能够适应时代要求、体现海洋经济和涉外工作的人才，具有丰富的海洋知识与较高的英语水平，能够有效完成海洋经济产业中的相关工作任务，并能在工作中体现开拓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值得注意的是，涉海外语人才的培养，更加关注人才培养理念的创新，更加关注学生在工作中的实际能力，而不只是形式上的变化。

（二）建立高校院系联合式培养体系

根据对宁波市现有海洋人才培养格局的分析，宁波海洋人才培养体系的核心是宁波市高等院校。因此，建立宁波市高校院系联合的培养体系能够更好地整合资源，优化涉海外语人才的培养层次和结构。从具体战略上看，整个体系建设关键在于海洋类学院（系）、经贸类学院（系）与外语学院（系）的协同联合培养。建议以宁波大学海洋学院和海运学院、宁波工程学院交通与物流学院，浙江万里学院现代物流学院等院校的海洋与物流学院为涉海外语人才培养中心，培养高层次和基础技术型的涉海人才，并以各个学校下属的外语学院为协作单位，加强各院校与各院系之间的信息联动，利用优势资源，重点培养，在某一领域内实现涉海人才向涉海外语人才的过渡。宁波海洋经济的发展，将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港航服务业、临港大工业、海洋新兴产业和海岛资源开发为重点。因此，港航服务业、临港大工业、海洋新兴产业和海岛资源开发领域也是今后涉海外语人才培养的重点。以宁波大学为例，海洋学院、海运学院、商学院以及机械与工程学院等均可以与外语学院展开校内合作，重点培养一批能适应在以上四个重点建设领域工作的涉海外语人才。比如，可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以宁波市两大高教园区为中心，根据一定的选拨机制，开设水产养殖学（英语特色班）和海洋生物资源与环境（英语特色班）等以海洋类学科为主修课程，全英文教学为特色的涉海外语类专业，相关专业的同学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不同的特色班。

（三）推广校企合作式培养形式

宁波市涉海外语人才培养的目标群体并不是所有海洋相关类专业学生，而是面向与海洋专业相关的学生设立涉海外语人才试点班，以个体优势（海洋类知识技能和外语类知识技能）为基础实行专门培养。为优化教学过程，解决办学经费紧张等问题，建议推广校企合作式培养形式。学校通过与海洋经济发展部门和企业合作，实行定向或订单培养，也可让优秀的涉海人才到高校深造，有针对性地培养社会紧缺型人才。此举不仅可以节省大量的教学资源，还可以通过一线的教学，向涉海人才汲取更加符合实际的教学经验，从而完善课程体系，实施科学的教学评估，优化人才培养形式。

1. 完善海洋知识为主外语知识为辅的课程体系

在完善课程体系方面要注意如下二点：首先，需要明确三大类课程内容。一是涉海外语类基础课程：比如开设海洋类外文通识材料阅读、涉海交流口语和听力培训及涉海应用文写作等课程，强化外语基本功训练；二是海洋文化普及类课程：比如开设海洋文化概况、英美海洋文学经典作品选读等课程，提高海洋意识，强化学生对海洋的关注；三是海洋专业类课程：比如海洋工程、海洋环境、海洋生物、海洋医学、海洋商贸、海洋法规等，由海洋相关各专业所在学院负责实施，以保证其专业水准。其次，要重视涉海外语类实践环节。这一环节包括专业知识交流、论文写作与社会实践等环节。专业知识交流活动可以拓宽学生的学术视野，促进学生主动关心和了解本学科或相关学科前沿的进展；论文写作可以体现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运用，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术能力；社会实践是指融入到企业中去，理论联系实际、开展产学研结合的教育活动，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最后，可以考虑建立零课时课程。由于学科的交叉性和有限的课时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利用网络课程、网络链接设计一定量的零课时课程是解决课时量不够的有效手段。[6]根据相关课程的教学要求，将该课程分为数个教学关键阶段，找出各个阶段的教学核心，之后围绕核心选择教学材料，列出思考题和阅读材料以供学生在课后开展自主学习。零课时课程可以利用课余时间传授知识，还可以培养和强化学生自学的能力，并且在自学的过程中，发现并解决问题，此举对创新型人才素质的培养意义深远。

2. 实施专业知识与实践能力相结合的教学评估

人才培养过程中，要求学生参与大量涉海主题活动和模拟工作流程，并且以船舶修造、海上运输、石油化工、滨海开发公司等企业为实训基地，做到“知行合一”，逐步缩小学生现有水平和实际用人单位要求之间的差距。因而针对涉海外语人才培养的评估也是立体的，要以多渠道多形式的方式展开。整个评估自上而下，包括企业和学校不同层面的评估；由个体到整体，包括对学生、教师和相关学科建设的评估。涉及到人才个体，不同的管理层面针对学生的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开展全方位的评估。专业知识包括海洋专业知识和相关英语知识技能。海洋知识占 40%，突出海洋知识的主体地位，英语相关知识占30%，能够让学生给予英语学习足够的重视。实践能力的评估结果占 30%。涉海外语人才是否符合达到培养目标将由企业和学校共同评估的结果决定。

三、结语

第8篇：海洋文化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中西文化差异一直是制约中国人与讲英语国家的人进行交流的重要因素。对中西文化差异知之甚少或缺乏必要了解，在交际过程中会遇到许多问题，造成误解或陷入尴尬境地。所以了解文化差异的表现及找出其深层次的原因，避免文化冲突显得非常必要。本文主要就中西文化差异和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进行分析和比较。

前言

近年来，文化差异研究正在引起专家学者以及普通语言文化教育者的普遍关注。这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和要求。文化差异研究的基本目的是培养人们对文化差异的积极理解的态度，是培养不同文化接触时的适应能力和文化交际的技能。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尤其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走出国门或留在国内参与跨文化交际的人越来越多，他们都需要学习、掌握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时的实际技能。正是基于这一点，本文就中西文化差异的主要表现和产生差异的原因作简单的论述和比较。

一、中西文化差异的表现

1、思维模式的异同

中国人喜欢站在生命的更高处思考问题，跳出现实，重视对生命的思考，在对人和人之间，人和自然界之间，人的精神和肉体之间的关系都有深刻的思考。西方人偏重于逻辑思维或者理性思维；中国人属于抽象思维或者感性思维。而西方人更注重于从物质世界入手，去探索和求证问题的本源。

2、对待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异同

中国人更看重集体利益，包括家族利益、国家利益，主张控制自己的欲望，反对极端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往往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富于爱国和献身精神。而西方人更重视个体利益，追求人权，崇尚自由，认为如果连个体利益都无法保障，更谈何集体利益，正是这样的思想认识，最终推动了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

3、民主观念的异同

中国人注重精神的自由，把自由、民主看成是君主权贵的赏赐。所以我们的人民总在渴望青天，希望能有好官的出现为民谋利。而西方的民主政治认为，政出于民，一切的政权只是人民授予，让政府来行使的一种公权力。

4、科学观的异同

中国人更相信先人的经验和权威，相信古人甚至超过相信今人，迷信权威，缺乏创新和探索精神。而西方人重视实践和理论，富于探险精神，倡导理性思维。通过正规的学院式教育对科学成果进行普及和推广，极大的促进了科学的发展，也最终建立了完整的科学体系；

5、中西方的道德观是迥然不同的

西方强调个体本位，而中国人提倡群体本位。中西方道德观的不同，使中西方的伦理体系和道德规范具有了不同的特点：西方重契约，中国重人伦；西方重理智，中国重人情；西方伦理重于竞争，中国则偏重于中庸、和谐；西方的伦理道德是以人性恶为出发点，强调个体的道德教育，中国儒家是从人性善的观点出发，强调个体的道德修养。

6、法制观念的异同

中国人主张用礼、道德来约束，通过先贤的教诲和学习提高自己的修养，讲究克己复礼，导致了人格的缺陷，丧失了独立的人格，而西方人认为人的原欲是不应该被压制的，对于社会和个人的规范，主张用“法制”，通过制度，如三权分立的组织、政治机构来约束制约，道德则处于从属的地位。

7、在为人处世方面的异同

中国人内敛、自省，喜欢“每日三省吾身”，为的是合于先王之道，把修养身心看的很重，推崇中庸思想，导致思想的保守、缺乏创新和开拓进取精神。西方人更热心于公益事业，把服务社会当成自己的职责。

二、中西文化差异的原因

从地理和文化的角度看，全世界可以分为东方和西方两大区域。导致它们文化差异的原因很多，本文主要归纳为三个方面：

1 、受经济制度的影响。

中国的传统经济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人们比较安分保守。因为他们依靠一块土地可以活一辈子，文化比较内向。而且中国的古代文明，发源于大河流域，属于农业文明，“农业文明性格”造就了东方人注重伦理道德，求同求稳，以“和为贵，忍为高”为处世原则。

西方的古希腊文明，发源于爱琴海沿岸，属于海洋文明，况且欧洲的农耕远不像中国的农耕在古代社会那样重要，所以欧洲人喜欢向外探索，文化比较外向。而且西方国家经过工业革命很早就进入了工业经济时代，“工业文明性格”造就了西方人有较强的斗争精神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法律意识，以独立、自由、平等为处世原则。

2 、受地理环境的影响。

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使中国人的思维局限在本土之内，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喜欢“以史为镜”，而空间意识较弱。这种内向型思维导致了中国人求稳好静的性格，对新鲜事物缺乏好奇，对未知事物缺乏兴趣。

而西方国家大多数则处于开放的海洋型地理环境，工商业、航海业发达，自古希腊时期就有注重研究自然客体，探索自然奥秘的传统。同时，海洋环境的山风海啸、动荡不安，也构成了西方民族注重空间拓展和武力征服的个性。

三、结 语

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是由于各自民族的文化历史背景、审美心理的不同而产生的，是在社会的发展、历史的沉淀中约定俗成的，是一种永久性的文化现象。我们应了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知识以及社会风俗习惯。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居住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越来越多。了解不同文化差异，提高文化适应性，对于现代人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学习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有利于我们实现从感性到理性质的飞跃，排除东方思维负迁移的影响，进而使我们的跨文化交际更有效，更顺畅。

参考文献

［1］胡文仲.英美文化辞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

［2］邓炎昌.语言与文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第9篇：海洋文化论文范文

高校校园文化是高校置身于社会文化大背景中的一种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形态。广东由于毗邻港澳、濒临海洋,又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加上岭南深厚独特的文化底蕴的孕育,广东高校的校园文化一直以其国际性、开放性、包容性、多元性和创造性的特点,融贯中西,在我国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中独树一帜。广东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了建设文化大省的战略构想,担负着文化传承和创新使命的高校,如何发挥校园文化的特殊功能,为广东的文化大省建设提供恒久的人才支持,担负起文化大省建设的先行者和排头兵角色,是摆在广东高校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和发展机遇。

一、正确认识高校校园文化在建设文化大省中的殊地位

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的根系。文化的发展,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进步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人类社会生活实践中人们不仅更为深刻地认识到社会发展的最终尺度在于人与文化的进步本论文由整理提供,而且更加清醒地看到,文化作为人的主体精神世界的象征,作为价值观的体现,对人的社会生活提供着恒久的支持,为社会发展提供着恒常的人文精神资源。“大学是文化的标志,是集合精英生产文化、传播文化的地方”[1],大学往往成为国家甚至人类的思想库、社会思潮和时兴理论的发源地。在看似平静、平凡的大学校园中,师生们心情宁静地从事着整理文化、保存文化、传播文化、创造文化的神圣事业。高校的师生们在长年累月的教学活动中,展现着自己博大宽广的胸怀,包容着人类历史和当代社会上各种各样的文化和思想“,使万物相生而不相害”“,学问共容而不相斥”,真正做到“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构筑起人类社会中最为神圣和高尚的精神殿堂。在社会各种思潮的消长起伏中,孕育并植根于大学的校园文化可以看作是社会文化中精神因素变化的“晴雨表”。校园文化一旦形成,就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总是起着某种社会先导的作用。校园文化的主体作为高层的知识分子,也不会仅仅满足于简单的文化继承。他们肩负的使命也使他们更渴望从事创造性的文化活动。校园文化这种创造开拓的特点,决定了校园文化相对于其它类型的文化更具有超前性。校园文化中的新思维、新观念,强烈地冲击着阻碍社会发展的陈规陋习,有力地推动着社会文化向前发展。学校创造的新科技、新文化不但波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科学技术的重大创新有时候会引起社会文化的重大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讲,校园文化是文化大省建设中的排头兵和先行者,同时也是文化大省建设的重要窗口。

文化对人的影响无时不有、无处不在。这是一种环境的影响、气氛的影响、也是一种意识的、习惯上的影响。校园文化的导向作用就是在具体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条件下将人们的事业心和成功欲转化为具体的奋斗目标、人生追求和行为准则,形成广大师生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推动学生为把他们自身培养成为社会需要的人才而努力。要把广东建设成为文化大省,关键是要优化文化人才结构,不断壮大高素质的文化队伍,形成一批适应文化建设需要的文化创作人才、文化经营管理人才和文化科技人才。人的现代化素质,是能否建成文化大省的决定性因素。高等学校作为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教育单位,既是教学基地又是科研基地,而其中首要的是人才培养。__同志曾经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从中我们认识到校园文化的根本目的就是塑造人、发展人。而校园文化反映的是学校这一教育机构的价值观、人才观、办学宗旨、教育思想、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校园文化这一特殊的文化形式,其塑造的结果———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必然要走向社会,转移给社会。教育的本质就是通过文化使个体社会化的活动。有的学者认为,校园文化对社会文化的辐射影响,主要依赖三种“文化流”的作用:一是人才流,二是知识流,三是传播流[2]。高校为社会培养和输送的人才,就像一颗颗文化的种子,播撒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不断为社会文化的建设起推动、示范和导向作用,为文化大省建设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二、发挥特色校园文化品牌在建设文化大省中的

示范和辐射作用

广东建设文化大省目标的提出,使广东的高校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高校应该在社会发展和文化大省建设中承担更多的历史责任,应该更直接地和实质性地参与社会的进步。高校校园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应该主动适应文化大省建设的需求,提高科技含量,打造文化品牌,培养创新人才。

(一)植根岭南文化土壤,夯实校园文化底蕴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数千年来,生活在岭南的人们,始终在吟唱着一部与中原迥异的“山海经”。作为广府、客家、潮汕三大民系生存居住的地区,钟灵毓秀的中原文明与生机蓬勃、开阔浩瀚的海洋文明,在这里既冲撞、排斥,又交融、汇合,形成了精彩、大气,独具一格的文化,在中华大文化之林中独树一帜。这是在土著南越文化基础上,以中原汉化为主体,博采其它民族和地域文化之精华,经过长期融合、整合、创新、升华而成的一个区域文化体系。而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得风气之先,经济上已“先行一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了充分发展。这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猛烈地冲击着与其相悖的一切旧的文化形态。与此同时,广东又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引进和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包括先进科技、信息、人才和其它文化资源;国内文化科技人才也纷纷南下,使广东再度成为兼容南北、涵摄中外的文化改革之区,并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文化热潮,不断改变着广东的文化景观把岭南文化推向空前发展的高度。岭南文化的某些品格,无论是开放意识、改革精神,还是生活方式,都已经或正在形成一个从南向北转移的趋势,甚至成为全国某些文化领域的领导力量。

任何一种先进文化都是传统文化发展过程的历史积淀和创新,这就决定了它的历史连续性,校园文化也不例外。要建设广东特色校园文化,必须重视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优秀的内容对其进行浇铸与定型,使之形成相对恒稳的文化内核。与此同时,广东高校校园文化建设要从岭南人特有的“实干”精神及先天的岭南文化优势中汲取养料,以丰富校园文化的内容,丰满校园文化的躯干。广东文化的优势之一在于文化的多元化,既有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又有特区文化以及少数民族文化。文化资源呈现出国内少有的丰富多彩,并反映在语言、戏曲、戏剧、民俗风情、民间艺术等多个方面,仅方言就在中国方言中独占其三。地方剧种也是少见的丰富,粤剧、潮剧、汉歌、山歌剧、采茶剧、雷剧,加上新型的轻音乐剧、芭蕾舞剧等现代剧种,令人侧目,既高雅又富有民族特色。越是民族的,就越具有世界性,就越具有国际竞争力。把广东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多彩的文化形式,引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之中,既可以提升校园文化的品味,提高校园文化的质量,同时又可以通过对民族文化的再创造,推动岭南各民系文化的不断发展,打造具有岭南特色的校园文化品牌。

(二)以大学城建设为契机,创建广东特色大学文化园区

兴建大学城已成为中国新一轮的高等教育改革浪潮。近年来,我省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等大中城市先后兴建了大学城(园区)。大学城的兴建,从分散到集中,为打造广东特色的校园文化品牌提供了契机。教育和大学说到底都是一种文化现象。文化既是教育之基更是大学之魂。文化是大学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根基和血脉,也是大学间相互区别的重要标志和特征。建设大学城的目的,其本质是为了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大学城靠什么去培养人才,当然是文化。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创造物。大学的教育教学过程,实质上是一个有目的、有计划的文化过程。许多大学城由于仅仅停留在对学生生活层面的需求上而忽略了学生对文化层面的需求,虽有“明亮的公寓,现代化的生活设施”,但却缺乏“图书馆”等文化建筑和文化氛围。许多学生只把这类大学城当作宿舍群而已,谈不上文化归属感和认同感。因此,大学城的建设就应注入文化的理念,整合各高校的文化资源、统筹规划、合力建设一个融现代建筑及传统文化于一体的大学城。

首先,大学城要引入岭南文化的建筑理念。环境可以造就人,人也可以改变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也是环境的一部分,因而把环境也作为文化的构成因素,是理所当然的。校园环境作为校园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像一部立体的、多彩的,富有魅力的、无声的教科书,能潜移默化地对身处其中的师生进行文化的熏陶和塑造。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指出:要努力使学校的墙壁也说话。我们知道,物体在其空间的位置都不是随意的,尤其是经过精心组织和设计过的学校建筑,更是一定思想和文化的反映和具体体现。大学城(园区),是高级人才培养、科研和交流的中心,应该注重大学城文化资源的开发和特色的建设。在充分体现现代化大学城的宏大气魄以及文化聚集、辐射功能的同时,建筑设计应体现岭南建筑的艺术风格,赋予时代的内涵。在校园规划上,也要有江南园林的风韵,体现出岭南文化的独特韵味。使之成为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线,从而为打造具有岭南特色的广东校园文化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其次,大学城应建设一批岭南特色的人文景观。校园文化蕴含着学校的灵魂,也凝聚着学校的形象,更承载着学校的历史。大学城可以说是在“文化荒漠上”建立起来的全新的文化园区,既然是文化人集聚的地方,又是传播文化、创新文化的机构,当然也应有文化的氛围。除了大学城的建筑,大学城的规划、布局应体现文化韵味之外,还应有一些昭示着文化的标志性的人文景观。一所大学可以没有宏伟的校门,但不能没有文化的底蕴,那里的每一个廊柱,每一个塑像,每一张海报,都会__学城也应该有代表大学城灵魂,具有岭南文化特色的标志性文化景观。它对提升大学城的文化品味,提高所在城市乃至广东的知名度,树立大学城的个性形象都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三)融通中外文化成果,铸造校园文化之魂

在当今经济文化一体化的知识经济时代,中外校园文化之间的交流、沟通,相互吸收和融合、影响和适应,已是必然趋势。与此同时,校园文化多元化和寻求保持不同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特质的寻根意识,也在不断增长。我们既不能因融合而抛弃民族传统文化的特质,也不能因保持民族传统文化特质而拒绝交流、吸收和融合。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文化,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在历史上一切有为的文化开放,带来历史巨变的开放,无一不是主动进取型的。先进文化应该在多种文化的相互激荡和竞争中,获得参照坐标,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在弘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汲取世界各种文化的优秀成果,通过综合创新,不断在内容和形式上推进文化的创新,才能增强文化的生命力、吸引力和感召力。因此,要打造具有岭南特色的校园文化首先必须保持民族文化的特质。中华文化就其总体而言是比较封闭的内陆文化。广东由于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在岭南文化的构成中多数是海洋文化。海洋文化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开放性、包容性,所谓海纳百川、能成其大。内陆人把大海视为世界的尽头,望洋兴叹。岭南人却把大海当作世界的起点,令海不扬波,好远航。因此海上丝绸之路才逐渐得以形成气候,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岭南,自古以来就是多种文化并存的地方,这就不难解释,岭南人为何能得风气之先,早于内地接受来自西方的先进文化,从而在近代异军突起,在几千年的帝制及其封建专制统治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也为从根本上改造国民性、再造中华文化铺平了道路。打造具有岭南特色的先进的校园文化,就必须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一切优秀的品质,保持岭南文化中固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浇铸岭南校园文化更鲜明的民族特质和个性特征。其次,就是要更加开放地吸引、接收、消化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有益的东西。有人担心,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发展,文化发展会走向同质化,民族文化会被异质文化所侵蚀,这种担心是狭隘的,只有能够吸纳世界、交流世界,包括碰撞世界的文化才是活的文化。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随着中国加入WTO,我们更应以中国文化的博怀和世界眼光,着眼世界文化发展的最前沿,瞄准它的最新思想、观念、知识成果,“择其善者而用之,择其不善者而去之”。立足实践并加以融会贯通、发展创新,从而使社会主义的大学文化能够在博采众长中始终立于时代文化大潮的前列。融合是必要的,发展更加必要,只有这样才能按代表先进文化的要求形成、发展有广东特色的校园文化。

(四)坚持以人为本,着眼培养优秀文化人才

未来世界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国家文化发达,人民文化素质高,可以转化为巨大的创造力,转化为物质形态的竞争力量。培养人才、向社会输送优秀的文化人才是大学产生的最初使命,一代又一代的“文化人”不仅把清新的气息带入了校园,同时又将大学的文化和传统扩展到社会。大学生在校期间的发展和完善过程,实际上也是校园文化生生不息得以延续的过程。因此,大学校园文化的着眼点,就在于塑造一代又一代高素质的社会主义“文化人”。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为省的文化大省战略的实现,培养大批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扎实的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较强的能力素质、具备成熟心理品质和高尚的道德情操的优秀人才。超级秘书网

首先,要坚持“以人为本”。校园文化要保持自身的一种特殊文明形态和文化群落的人文本性,就必须承担起以创新精神为关注对象的人文使命。从人的本质出发,校园文化的视角更广、内涵更丰富。校园文化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以培养“文化人”为旨归的社会实践活动,其主体是人,客体是人,出发点和归本宿点也是人。所以校园文化建设必须从人出发,重视从整体上对学生的研究和把握,从而使校园文化在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的前提下,立足于凝聚人、培育人、激励人,才能使校园文化永远充满生机和活力,富有时代特色和魅力。

其次,要把大学生当作“文化人”,以“文化”的力量去感化学生。在校园文化提出之前,我国一般把高校作为教育环境,学校的一切活动指向明显,更多的表现为我说你听,学生的个性难以得到张扬。现代社会,大学已经成为人类进行智性文化活动最活跃的地方。它不但是精神文明的创造之所,同时也是社会基本价值与理想的坚守之地。因此,高校应转变观念,把高校更多地看作是一种“文化环境”,对学生的教育更多的是在“文化环境”中对“文化人”实施的一种教育,利用文化固有的教育、引导、约束、凝聚、激励和辐射功能,让学生在充分张扬个性享受自由的同时,又潜移默化地接受校园的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的熏陶和规范。这也正是教育现代化所追求的主题价值。再次,要提升校园文化的科技含量和文化学术品味。按照关于“代表先进文化”的要求,结合现代化的实践和广东建设文化大省的现实需要,积极进行文化创新、加强校园文化建设的领导,强化文化理性;构建正确的价值观念体系,凝聚校园精神;突出思想道德建设、培养理想人格;构建以社会主流文化为先导,以师生的共同参与为主体,以独特的校园精神为内核,以学生文化素质的全面提高为目的的校园文化体系。在校园文化的内容上,实现由浅层次的文体娱乐型为主向以文学艺术、学术科技型为主转化,以提高校园文化的艺术和科技含量。在校园文化的形式上要坚持灵活多变,与学生的特点吻合,与社会的现实同步,显示出时代的特性,积极营造一种格调高雅、内涵深邃的校园文化氛围,有效引导当代大学生在社会人生舞台上冲出现代人的价值困境和道德迷雾,从而获得对生命世界的整体把握和现代社会安身立命的意义归属,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实现广东文化大省战略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注释:

[1]蒋述卓.新型学者的新潮思想.羊城晚报,20031本论文由整理提供4122

[2]谭元亨.岭南文化艺术.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19

[3]王蒙.全球化浪潮与文化大国建设.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