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与生活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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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会学与生活论文范文

关键词：语文教学　社会生活

长期以来，由于片面强调语文学科的工具性，特别是受应试教育的不良影响，教学模式化，教条化，功利化倾向严重。许多教师眼睛只盯着分数，一门心思抠“知识点”，让学生整天挣扎于题海之中，不愿花精力引导学生将语文学习与观察社会，思考生活，感悟人生结合起来。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往往被消磨殆尽，学起来耗时费力，效益低下。即便有的考得高分，也往往只能“玩”语言文字，人文精神却严重缺失，难以做到和谐发展。

我认为在使用语文新教材，进行高中语文教学时，力戒关起门来教书，注意“开门教学”，眼光不仅看着书本，而且要随时关注社会，将社会生活与语文教学紧密联系起来。具体做法如下。

一、 在课文教学中找切入点联系社会

语文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语文只根植于生活的土壤才会枝繁叶茂。鉴于此，语文教学要努力营造大语文环境，面向学生广泛的现实生活世界，让语文教学“生活化”。让学生在学习语文的同时，学习生活并磨砺人生。

比如文言文教学，我不仅注意字词句式等知识的教学，还特别重视其中蕴含的中国文化的传统，及其与当代社会的联系。在教学高中新教材中诸子散文单元时，我着重分析儒家学说对当代中国社会，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积极影响和消极负累。从而帮助学生辨证地分析古人古籍，自觉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培养学生热爱祖国文化遗产的情感，提高了他们观察、分析社会的能力。

二、 在各种语文活动中关注社会

语文课外活动是课堂教学的重要补充形式。我注意精心组织开展，使其成为联系课堂和社会的纽带。

我坚持组织学生轮流每节课前作5分钟演讲，并要求内容要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学生从中交流自己对社会人生的观察，思考和困惑，如国企脱困问题、农业改革问题、官员腐败问题、同学关系和男女交往问题……我在其中予以点拔和引导，从中增强学生观察社会生活，并作理性思考的能力。

我还组织每周一至两次语文课外活动，如“读书读报沙龙”、“社会观察汇报会”、“专题辩论会”等。使学生将语文学习与社会生活紧紧联系起来。我深深感受到，不能小看我们的学生，只要加引导，他们是很能发现和思考社会问题的！

三、在日常生活体现语文的魅力

第2篇：社会学与生活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通过文献资料、归纳演绎、逻辑分析等方法，对中国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就未来如何发展提出了相应对策。

一、问题的提出

从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开始涉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算起，我国体育社会学经历了20多年的风风雨雨。本文旨在对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进行回顾，理清目前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我国体育社会学未来研究发展将如何走向?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仅能针对目前的研究现状来发现问题，以利于开展我国新时期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另一方面更有利于把握今后的体育社会学研究方向，促进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发展与繁荣。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

以中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概况为研究对象。

2.研究方法。

采用文献资料、归纳演绎、逻辑分析等方法进行本课题研究。

3.结果与分析。

(1)中国体育社会学发展历程回顾。

我国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涉猎这一领域。国内的研究尚处在摸索阶段，80年代体育社会学在我国的地位和影响相对较小。1990年我国第一本《体育社会学》专著问世，标志着我国体育社会学学科进入了独立发展阶段。此后陆续有5部《体育社会学》专著或教材出版。1994年我国成立了中国社会学会体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1997年体育学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级学科。一时间，体育社会学的学术活动频频举行，各体育类刊物发表众多体育社会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学科发展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国际上，自1995年起至今，刘德佩教授一直担任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的执委会委员，对我国体育社会学在国际上的沟通、交流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中国体育社会学发展趋势分析。

(1)体育社会学学术队伍趋于不断发展壮大。

任何一门学科.学术人才梯队是该学科发展的有效人力资源。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启蒙由一些学者如林启武、蔡俊五、刘德佩、牛兴华等发起。随之，北京体育学院率先在体育理论专业中招收了体育社会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标志着我国体育社会学开始了高层次人才队伍的培养阶段。2001年北京体育大学开始招收体育社会学研究方向的博士。这些先后培养出来的高层次人才，有很大一部分已成为各院校或单位的学术带头人。目前，各体育院校(系)都已将《体育社会学》这一课程纳人了教学计划。《体育社会学》课程在各体育院校(系)的拓展，使更多的人了解该学科的意义和价值。一支有理论、有能力、勇于献身的体育社会学专业队伍和一批有兴趣、有热情、不断壮大的业余力量正在形成，预示着体育社会学的队伍在不断发展兴旺，这股强大的力量将持续推动我国体育社会学向前发展。

(2)体育社会学研究领域趋于逐步拓宽。

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体育社会学主要是引进翻译国外资料，同时兼有借鉴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对国内体育现象展开研究双重特质。在1980-1986年期间，我国主要以引进、翻译国外资料为主。进人20世纪90年代，研究领域已包括体育价值观念、体育产业和体育领域中的社会问题(其中兴奋剂问题占22.9%，竞技体育职业化问题占25.0%，体育商业化问题占17.1%，球迷骚乱占11 .4%)等。卢元镇教授在《中国体育社会学学科进展报告》中总结出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将其概括为11个方面，包括体育社会功能、体育改革的社会学理论、体育休闲娱乐、体育大众传播媒介、地域性体育、体育群体及其互动、体育社会问题、体育与生活方式、妇女体育和竞技体育异化。这些成果中既有宏观研究，又有微观研究;既有发达地区的体育研究，又有欠发达地区的体育研究。

综上所述，我国体育社会学由引进翻译国外体育社会学资料到对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实证性初步研究，以及目前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社会学，其研究领域逐步拓宽，并向纵深发展。

(3)体育社会学学科体现了从分化趋向整合发展的趋势。

社会科学包括体育社会学，拥有众多系列分支的大学专业学科，如体育经济学、体育政策法规、体育人口学、体育产业学体育社会学经过一定阶段的分化发展之后，也会逐渐向整体化、综合化方向转变，并呈现以下特点:(1)一些重大前沿课题将吸引众多学科交叉汇聚一点，形成新的学科生长点。(2)社会体育学与其同族学科(如社会学、体育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的融合进一步加强。(3)体育社会学跨学科研究十分普遍。(4)社会体育学内部的分支学科将在新的研究角度与研究方法的支持下出现整合趋势。

(4)体育社会学研究特点趋向于注重以定性与定量、理论与应用相结合的特点。

随着我国体育社会化程度的加强与发展，学科体系与学术研究仅赖定性研究则显乏力，因此广大的体育社会学研究者在学科理论建设的基础上，开始从事体育社会学定量方面的研究工作。随着90年代体育运动的不断发展，社会调查广泛运用于体育社会学各个研究领域，成为收集体育社会信息的重要方法，建立社会调查网络的意识已经形成。

未来体育社会学将呈现理论与应用并重的发展趋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体育社会学理论研究将承担起观念转移、原理阐释的指导任务，而应用研究则将通过实证的探索提供具体的工具与方法。(2)体育社会学理论研究将通过对社会体育中产生的各种真实问题的切人，逐步纠正长期以来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如老龄化社会、网络化社会而带来的新的健康问题研究、特殊人群的健康问题研究以及近年来体育社会学中的一些新的研究热点:体育产业问题、体育与经济发问题、体育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体育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人文奥林匹克问题等。(3)体育社会学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将通过国家级重大工程(如奥林匹克运动)或前沿课题进行有机融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5)体育社会学学科建设重视本土化问题。

本土化主要是指学科发展走符合本国国情的道路。本土化是未来体育社会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重要。由于我国的传统体育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也深得广大人民的喜爱，因此努力挖掘我国传统体育，使之展现于世界体育之林，这不仅对丰富全世界的体育文化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对我国传统体育的继承与发展，使之不被西方竟技体育所淹没与淘汰更具有重大意义。

在本土化的建设中，体育社会学研究将在以下几方面寻找突破:(1)应努力学习、吸收国外体育社会学发展的经验与教训，从中得到促进我国体育社会学发展的捷径，少走弯路。(2)在借鉴与吸收国外经验的同时，应加强与本国国情的联系，寻找出一套适合于我国国情的体育社会学发展的道路。(3)加强我国传统体育的挖掘与继承方面的研究。

三、中国体育杜会学发展对策

1.注重社会学理论知识的学习与应用。

社会学为描绘和理解人类在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中的行为和社会互动提供了概念、理论和研究方法。在体育社会学萌芽阶段，就是通过一些社会学者运用社会学理论观察体育现象而奠定了学科发展的基础，其后的发展中又运用各种社会学理论范式对体育社会现象进行深人研究和阐释，不断积累，形成体育社会学理论。在中国，体育社会学是一门引进的年轻学科，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体育科学体系的重建，推动了体育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到上世纪80年代，体育社会学在一些学者的努力下被引进到中国。而且，由于中国体育社会学研究者大多是从体育教育专业或体育管理从业者转行而来，社会学理论较为薄弱，因此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者必须加强社会学和体育社会学理论的学习与研讨，进一步明晰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学科界限，提高研究方法的可信度和研究成果的水平。

第3篇：社会学与生活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社会学；常识；知识社会学；社会学智商测验

论文摘要：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中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但当今社会学概论教科书中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却往往存在偏误。本文从学科、专业／常识的角度、教师(研究者)与学习者的角度和专家与大众的角度对社会学与常识关系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和评述，指出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不仅仅是对立的关系。只有综合三种不同角度的观点，才可以更为全面、深刻的理解这对关系的涵义。

社会学是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显学”之一。其中，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和社会学家从事专门职业时所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问题，它也是社会学自身发展过程中所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基础性的理论问题。对这个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社会学家们在林林总总的教科书中多少都进行过论述。不过，国内专家在介绍这个问题的时候往往对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注意不够，要么三言两语一笔带过，要么是只论述其中一点，而不顾及其它，造成误会甚至偏见。由于教科书面对的对象主要是大学生，他们是未来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因此，教科书的偏误不可小视。本文在以往学界对社会学与常识关系问题的探讨的基础上，从三种不同的角度对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进行梳理和综述，以就正于方家，并希望在以后的社会学教科书中能够较为全面的介绍这样一个基础性的理论问题。

一、从专业、学科／常识的角度透视

从专业、学科／常识的角度透视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是指从专业／学科分类体系中怎么确立社会学自身的立足之地这一点来考虑问题的。社会学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从19世纪社会科学建立和发展起来以后，社会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逐步建立起来。在已经拥有制度化支撑的社会科学诸学科面前，社会学要有自身的地位，必须拥有与其他先制度化的社会科学诸学科更为独特的地方。

在经典社会学家那里，从孔德(AugusteComte)最先提出“社会学”概念到涂尔干(EmileDurkheim)最先获得法国大学的社会学教职，早期经典社会学家虽然没有明确就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进行说明，但实际上他们有一个似乎不言自明的假设，就是科学自然优于常识。比如孔德，他把人类观念进步的阶梯分为三个阶段，即神学的阶段、形而上学的阶段和科学的阶段。孔德认为，社会学在时间上是最晚出的，在逻辑层次上是最高的，所有其他学科都为它做了准备，而它可以把先前一切学科作为源泉。在他的科学分类里，所牵涉到的问题不包括常识，因为在科学理性的关照之下，没有任何属于常识的藏身之地。

涂尔干则在孔德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在《社会学方法的规则》一书中，涂尔干指出，“孔德这种用历史发展的观念来解释社会的方法，与人们用常识来解释社会的方法没有多大区别。从表面上看，历史提供了社会进化的一个简单程序……因此，对于解释社会进化似乎只能用人的意念了。假如这样来解释社会，不仅是陷入意识形态决定论，而且是将与社会学毫无关系的概念当作社会学对象了。”涂尔干认为，“社会学方法要求人们不要用常识代替科学，凡是未经科学检验的概念，不能随便使用，更不能用来代替事物本身。”在涂尔干看来，由于社会现象的异常复杂性，所以当时的人们就用常识来解释它们。可是，社会学家不能这样，他指出，“社会学者在决定研究对象时，或者在讲授他的研究结果时，都不能乱用科学以外或没经过科学研究检验的概念。社会学者还应该清除常识导致的谬误和前人传下来的习惯中成为科学研究桎梏的部分。即使不能完全清除，也应该明白这类常识和习惯是毫无价值的东西，才不致于让这类东西在学说上占据重要地位。”

涂尔干关于社会学的方法论的主张，在其《自杀论》一书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示。涂尔干挑选了一个常识看来无非是极端个人化的行为，如自杀现象进行研究。通过对自杀率的研究，他否定了常识关于自杀的很多观点(当然也包括当时心理学界关于自杀的很多观点)。通过这样具体的研究成果，涂尔干清楚的表达了他在社会学与常识关系问题上的立场。

总之，在这些经典社会学家的眼里，树立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地位，显然是要把它不仅与常识而且要与其他已存的社会科学的学科相区别，这在他们说来显然不仅是树立学科本身合法性所必须的(我们只要看到孔德、涂尔干、马克思和韦伯在创始社会学时在将她和其它学科区隔上所做的努力，便可略之一、二)，而且也似乎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从学科、专业／常识的角度看，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也不仅仅存在于经典社会学家那里，在社会学家作为专门职业的层面，也需要考虑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社会学作为社会学家从事专门职业所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问题，很多社会学家为了求证社会学研究自身对于常识的合法性，往往对此加以说明论证。据美国社会学家的看法，常识性知识和科学知识有三个基本的区别：(1)目标。常识性知识关注的是使用性的活动，是怎样以一种有意义的、可以预料的方式从事这些活动。相反，科学知识的基本目标是为其本身的目的而追求知识。当科学家出于个人的原因而尽力“证明”某种理论时，指引着他的就是常识，不是科学。(2)支持其理论的证据。常识性知识建筑在现行事物的基础上。科学则需要远为广泛的证据，他们是按照明确的规则收集起来的。在积累知识的过程中，科学家们甚至将努力证明其理论之不成立。正是通过这种方式，科学家们才能向任何一个接受所运用的证据的规则的人提供系统的令人深信不疑的证据，证明其理论之成立。(3)系统性。科学理论就其本性而言是清晰的，并且是做过系统阐述的，而常识性理论则是想当然的，并且可能难以用文字来表达。

常识性知识与科学知识之间的这种区别也同样适用于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上。

二、从教师(研究者)／学生(学习者)的角度透视

从教师(研究者)／学生(学习者)的角度考察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主要是指社会学家作为教师怎样在教学中阐明这对关系。在现代大学教学体系中，社会学概论课程是很多大学生的必修／选修课，对学习社会学、社会工作等专业的学生来说，则是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在这门社会学的入门课里，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是同学们首先就要碰到的重要问题之一。理解好这个问题，可以为同学们以后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学习者所关心的重要问题。

在社会学最为发达的美国，几乎每一本社会学的入门书都会涉及到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这个问题。其中，一个比较经典的例子是美国社会学家WilliamE．Snizek为美国大学选修社会学概论课程的新生所提出的一份社会学智商测验(SociologicalI．Q．Test)。

这份测验由30个陈述组成，依一般常识来看，进行判断是没有问题的，难度似乎不大。但根据社会学的科学调查或社会实践表现得出的结论是，所有这些陈述的对错与常识的观点几乎都是对立的。这份测验其具体内容，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的社会学研究成果，其结论不一定还适合已经变迁了的社会情境。但同时，这种测验的思路体现了撰写教材的专家们在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上希望透露给这些专业修习者的理想和信念，即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测验，使学生们能够理解，常识的种种观点和看法并不一定经得起社会学研究的推敲和考验。

在大陆，目前很多社会学概论教材里面，也仿照美国社会学教科书的思路，提出了社会学知识可能迥异于常识的观点(甚至在这些教材中，所引用的例证也是与美国教科书所引用的例证相同)。在《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中，社会学家刘少杰就在访谈中对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进行过评论，其主旨也是与美国社会学概论教材的提法没有什么两样。国内近几年来出版的一些社会学概论教材，如张敦福主编的《现代社会学教程》、风笑天主编的《社会学导论》，朱力主编的《社会学原理》，王思斌主编的《社会学概论》等等，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大体上都是一致的。因此，国内教科书中关于社会学与常识的评论，仍是立足于社会学与常识的对立或者至少是有优越性的地方。也许，在他们的视野里，社会学当然与常识不同，甚至与常识的观点正好相反，否则就没有这门学科存在的必要了!

三、从专大众的角度透视

如果说从专业、学科／常识的角度和从教师(研究者)／学生(学习者)的角度考察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这还是从知识本身的角度来考察这对关系的话，从专家与大众(门外汉，layman)的角度来考察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则远远超出了知识本身的是非曲直，而更深刻地讨论了社会学与常识在社会中的运用。从使用的角度来看，社会学知识至少不比常识拥有更多道德优势。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考察，就不是局限于社会学与常识到底有多大的差异，而考察他们各自在社会生活中所应用的范围、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具体的作用机制等等。

20世纪70—8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社会学进步的重要障碍是，错误地认为自己有能力探究人类的所有实践，包括象科学、哲学、法学、艺术等实践，因而具有“元”科学的性质；社会学家这门专业，其无意识的动机之一就在于它是一门力图成为“元”科学的职业。布迪厄认为，社会学的“元”科学性质，“始终应当是针对它自身来说的”，它必须利用它自身的手段，对自己进行反思，确定自己是什么，自己正在干什么，努力改善对自己立场的了解。这样就能消除由于无反思所引发的各种偏见，努力探寻各种机制的知识，一方面推动科学的进步，另一方面进一步改善反思的条件。

此外，社会建构论的观点也对社会学知识本身以及社会常识做了建构论的解释。比如，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把常识定义为行动者关于社会生活的陈述性信念和社会再生产的条件。他认为主流社会科学——惯以纠正常识为己任，这就是偏见。在吉登斯看来，正统共识的支持者“设想社会科学的实践内容具有一种技术形态。社会科学纠正行动者关于社会行动或制度的虚假信念。如发生在自然科学中的情况一样，随着我们对社会的了解不断加深，我们就可以改变它。”但是，这样一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学)的确包含了对常人行动者所持的关于社会世界虚假信念的批判。但这些批判的概念和理论得以构成的背景、其实践的意涵与自然科学的(概念)大为不同。社会科学关注持有观念和创造观念的行动者，他们会对他们的行动以及如此行动的条件做理论概括。社会科学涉及一种双重解释，因为在那里发展出来的概念和理论，理论要发生效力的那个世界，是由进行概括和理论思考的个人的各种行动构成的。社会科学不必向身处其中的行动者解释社会世界的意义。正相反，社会科学的技术观念必然是寄生于常人观念之上的。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的概念是被制造来分析社会世界的，却又反过来被纳入这个世界。因此，社会科学的实践影响并非主要是技术的影响，而是通过社会科学的概念被吸纳到社会世界中并成为它的构成内容来发挥作用。当社会科学概念为常人行动者所接纳并融人社会活动中，它们自然成为社会例行实践中人人谙熟的要素了。这从社区、社区建设、社会指标、社会发展、弱势群体、社会支持等等社会学的专业词汇逐步推广到变成大众的日常用语的一部分这样一个过程中可以清晰的看出来。所以说，社会科学的概念不可避免地为常人行动者的理论和实践所熟悉，它不会局限为一种专业的话语。

吉登斯的学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黄平也认为，与自然不同，在社会一人文环境中，每一个被专家视为“外行”的社会成员作为具有掌握知识和技能的行动主体都在时时处处参与着社会的建构过程；并且，这既是行动的过程，也是阐释的过程，而他们对在自己的行动参与下建构起来的社会生活的阐释，若照专家看来也许无非是“常识”而已。不过，情况也有正好调转过来的时候，所谓的关于社会一人文的专业知识，倘依常人的(或外行)看来，也不过是用某种学术语言讲述的常识。而最重要的问题还在于，由于常人也是知识者和阐释者，任何一种关于社会一人文的专业理论都是在被常人从自己的眼光和角度不断进行再阐释着。正是这种“双向阐释”构成了社会不同于自然的基本品质。

因此，从反思社会学、社会建构论等角度来看，常识与社会学的关系就不像前人所认识的那样是简单对立的。这些方面的认识，也使我们更加关注社会事实的主观方面，注意到常人的理解与生活，因此，实际上也是对我们社会生活的更深刻的认识。

四、结语

总的来说，从以上的三个角度考察社会生活中的社会学知识与社会常识的关系，我们可以更全面的考察社会学知识与常识性知识二者之间种种变化的关系。从这种知识社会学的考察结果来看，我们基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社会学与常识之异

社会学包括的不仅仅是社会学的知识，还包括社会学的方法，社会学的思考方式。常识也包括常识性的知识、直接经验的获取知识的方法、直觉从众的思考方式。社会学与常识的区别关系也可以参照前述的常识性知识和科学知识之间的区别来看待。由于社会上大多数人是凭个人经验和普通常识来处理日常事务与解释社会现象，这种方式也可以发展出知识来，就像传统社会以经验累积与传承来建构知识一样。“社会学”不必也未必能“导正”所谓“偏颇”的想法(因为“正”与“偏”是相对地)，但至少能提供我们对社会现象的”解释”，而这个解释通常是经由实证资料的搜集来支持或是经由理论逻辑的推演结果。由于现代知识的建构方式，通常强调“系统”而不是零散，重视“累积”而不是秘方。因此，具有“系统”与“累积”的知识成为现代学术的特色。“社会学”的特色就在强调“系统与累积”，主要能提供我们一般性(即大数法则)的知识。当然这并不能说是“正统”知识，只不过是能透过现代“科学”技术或程序的“实证资料”来加以支持的说法而已。透过社会学研究所得到的结果，有助于我们了解“一般”现象(而不是和一个人的想法)，这或许可以帮助一般人跳脱出以自己经验为主的“认知”与视为当然的“常识”。同时，熟悉(常识)使我们“视而不见”，“去熟悉化”则是社会学式思考(think—ingsociologicaly)的第一步，打开我们的社会触觉，让我们“见人所不能见”，看清楚这个世界，也更了解自己。

其次，几乎是命定的必须以“常识”为探讨对象的社会学让人们往往以为社会学并无举足轻重或者对实际人类社会贡献——甚至有些人直觉地就去质疑(或者否定)社会学的科学地位。但其实，社会学的知识具有强烈批判品格(尽管社会学之中的某些说法被视为是保守、静态且倾向于维系“现状”(htestatusquo)的)，社会学的这种批判品格也是常识所不具备的。

另外，在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早期的社会科学家在其研究和理论中，也使许多他们那个时代的相当普遍的常识性假设成为理所当然(take—forgranted)的东西。社会学最近几十年的进步，有很大一部分实际上就是对常识性假设进行再考察，对它们做出批判性评价，在必要的地方以经过科学的证据严格验证的观点来取代。

因此，现在也有一些关于“社会学庸俗化”的批判文章，它把“社会学庸俗化”问题提出来，希望使社会学学科的特性更加凸显。在这些论者看来，对社会学家而言，常识只是他们进行科学研究的一个题目，而不是社会学理论的源泉。这种提醒显然是必要的，由于社会学家们都生活于常识的世界里，他们对自己所利用的常识必须时刻保持清醒，这样一来，他们在自己的社会学研究工作中才不至于把常识当成了社会学知识(当然，反过来说，有些社会学家不是从学科、专业的角度出发做出的社会评论，我们也不能把它看成是社会学的知识或者社会学的理论成果)。

2．社会学与常识的联系

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社会学对社会的介入越来越广泛、深入，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也由原来的似乎理所当然的“社会学与常识相对”的态度要变得不那么肯定了。在社会上，一方面，社会学家通过电视、广播、报刊杂志、书籍等等媒介传播自己的思想观念，似乎什么样的情况下社会学家都可以发言且常有惊人之语，另一方面，有些舆论把社会学家的工作称为“花大量的钱财去发现尽人皆知的事实”，把社会学家在大众传媒中传播的很多“从社会学的角度”、“以社会学的视角”所作的分析称为“庸俗社会学”。社会学家对社会现实的全面介入与社会舆论对社会学的讥讽之间的张力使得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又重新成为社会学家反思的对象。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社会学危机”，更是促进了人们对社会学与常识(实际上从更为宽泛的角度来讲也可以说是社会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作出反思。

如对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香港的社会学家张德胜在其著作《社会原理》中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评论。张德胜的基本观点是“道不远人”，社会学的规律来自于人们的社会生活，因此，它自然不会与人们的常识认识太过疏远。

第4篇：社会学与生活论文范文

关键词：市场场域；经济社会学；社会建构论

中图分类号：F08：（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2-0159-005

一、市场研究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在经济学研究领域，市场逐步被赋予不同理解的内涵，从最早的“交换的物理空间”和“聚集的经济活动”到“一般性的买卖关系”，以及近来，把市场视为一种抽象的“价格机制”，[1]它主要体现的是理性个人决策行动者进行交换的一种价格机制。最近几十年来，关注制度对经济行为影响的制度经济学把市场看作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而形成的一种诱致性的制度理解，这与研究市场的经济社会学有可嵌合之处。

市场现象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综合表现形式，正如著名研究市场起源与运作的经济史学家布罗代尔（F.Braudel）指称的：认为某一种交换形式是经济的，或是社会的，是过于轻率的，在现实生活中，所有的交换类型既是经济的也是社会的。[2]古典社会学中对市场研究强调的是市场与社会的统一，这体现在马克思的市场观中是对“剩余价值”与“系统矛盾”的分析，剩余价值的分析基础在于其认为的物质生产的第一性，而属于交换范畴的市场是第二性的。“生产决定流通”是马克思的基本命题之一，而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更是提出了对市场的特有理解方式，即把市场视为一种社会关系的结构：市场不只是人们进行物物交换的场所，而是强调在“物的关系”背后折射出“人的关系”。[3]在马克思看来：商品的“交换价值”并不是商品之内在固有、与生俱来的属性，而毋宁说是“作为物的关系而表达出来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正是这种把市场视为某种社会关系的结构问题的思想，使马克思成为经济社会学的奠基人。马克斯·韦伯对市场的社会学研究是其一生中的主要兴趣之一，在他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应包括“市场的社会学”在内。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韦伯认为：“在任何意义上都并非意在成为经济学的理论，毋宁说，是由界定若干频频加以使用的概念，以及分析经济领域中若干最为简单的社会学关系所构成的”。[4]在韦伯看来，市场是经济斗争的战场，市场是人们取得交换商品而开展的“物理性会集”，是充满权力角逐和利益斗争的角斗场，强调了市场中“经济行动”与“社会行动”的统一。

从20世纪20年代之后到二战之前对市场社会学的研究可以说是一段“黑暗时期”，基本没有代表性的作品。二战之后，在塔尔科特·帕森斯、尼尔·斯梅尔瑟与卡尔·波兰尼的努力中，人们重新开始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市场。在帕森斯与斯梅尔瑟合著的《经济与社会》中，他们提出了经济学理论与社会学理论的整合，提出应该把市场表达为一种“社会系统”。经济只是作为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实际上他们是把市场当作某种特殊的社会结构加以理解的。按照卡尔·波兰尼的看法，在经济研究中，经济生活是从属于社会整体的，其中市场不过是人类历史中逐步演化起来的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而已。从其论述中，而后的格兰诺维特称其理论观点为其发展的“新经济社会学”的“嵌入性”概念。

目前，按照理查德·斯威德伯格的看法，无论是波兰尼，还是帕森斯和斯梅尔瑟的市场概念，当用来分析现实生活中的市场现象时都不是特别富于成效的。原因是波兰尼没有从根本上弄清他自己的理论观点，而帕森斯和斯梅尔瑟的对AGIL模式的运用又过于抽象和任意（Swedberg，1987）。如巴纳德·巴伯(Berard Barber)认为，“声称市场交换是非嵌入的，就将注意力从对恰恰是市场如何与社会关系的其他部分相互依存进行分析扭转开来；这就赋予市场以一种错误的在分析上以及在具体现象上的独立性。”[5]总的说来，无论是波兰尼，还是帕森斯和斯梅尔瑟最重要的局限在于没有把市场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观点贯彻到底。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社会学对市场的研究主要的贡献在于：市场作为社会关系的结构的观点。如斯威德伯格所概括的（Swedberg，1987），[6]市场社会学复兴的五个征兆：巴纳德·巴伯的《市场绝对化》的论文（Barber，1977）；同一时期，欧洲某些社会学家重提建立“市场的社会学”；哈里森·怀特和马克·格兰诺维特开展的将网络研究方法运用到市场的研究（White，1976；Granovetter，1974）；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 Wallerstein）《近现代世界体系》中对贸易与国际市场在建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作用的分析；以及组织理论领域、种群生态学对市场研究社会学分析的兴趣等。在此时期，没有主导的范式和理论模式，存在的是根据不同的理论框架对于同一市场现象的探讨。

二、经济社会学对市场研究的新转向：市场场域

第5篇：社会学与生活论文范文

18世纪中叶在英国兴起的工业革命，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更是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它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都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带来了转型性的变化。对英国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此引发的对英国工业革命以及与英国工业革命相关问题的研究，也已然成为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环境学甚至生物学等学科所关注的主要对象，成为学者们始终关注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对休闲生活的研究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国外的研究看，据笔者掌握的材料，西方学者对休闲生活的研究起步较早。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包括休闲生活在内的社会生活各领域的转型性变化十分明显。与此同时，萌芽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新史学，经过20世纪上半叶的成长壮大并与传统史学抗衡，最终赢得了主流史学的统治地位，开始进入到了迅猛发展的时期。其间，研究领域、研究对象、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表达研究成果的方式等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便成为对休闲生活的关注与研究应运而生的重要因素。其中对英国休闲生活的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

较早对英国休闲生活进行系统研究的当为B.S.朗特利和G.R.拉夫尔合著的《英国人的生活与休闲·社会研究》一书。同时，皮特·昆莱尔主编的《英国生活》丛书、E.P.汤普逊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和布赖耶·哈里森等学者的相关著述等。大致看来，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学者对该领域的研究，既有侧重于英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娱乐、消遣和游戏等休闲生活的简单描述；也有在研究方法方面积极引进其他学科研究方法进行交叉研究的初步探索。

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与同期西方新史学关注处于社会底层普通大众日常生活的倾向基本一致，西方学者对休闲生活的研究明显呈现出侧重于经济一社会史和民众休闲史研究的开展和深入。有探讨19世纪30-80年代清教主义对休闲生活影响的皮特·伯利‘引；有对休闲生活商业化进行研究的J.H.普拉姆勃；有对运动休闲研究的H.A.哈里森；有对民众休闲生活问题的研究；还出现了一些零星的关于工业化进程对休闲生活影响的分析，如阿萨·勃里格斯、R.W.马尔克姆森等人的表述。

在上述研究中，最为突出的是关于休闲理念变化的研究。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一方面是物质财富的增加和物质生活的丰富，但另一方面人们的生活压力日益增加，自我释放的休闲理念应运而生。于是人们在注重创造财富的能力的同时，也把休闲视为释放压力、交往、沟通乃至创造财富的一种方式而予以重视。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英国休闲生活的研究出现了深入与角度多样的趋势。有影响的著作包括蒂姆·哈利斯主编的《英格兰的民众文化，1500-1850》、阿里森·西蒙的著作《都铎王朝时期英格兰的娱乐与休闲》和德国学者里夏德·范迪尔门所著的《欧洲近代生活》（三卷本）等等。研究涉及：近代以来休闲时间、休闲方式和休闲观念的变化；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重大事件对休闲生活的影响；近代以来休闲的商业化程度、原因、影响和趋势；工业革命、技术进步对休闲的影响；近代以来不同行业、不同群体的休闲生活；不同休闲形式的发展与变迁；各种休闲生活的职业化；政府在休闲生活转变中的地位和角色；非法休闲娱乐等等。上个世纪90年代末，西方学者对休闲史的研究还呈现出了西方新史学或后现代史学的一些特征。如，主张放弃对历史变化做“概括性的叙述”“把高质量的学术研究与普通读者可接受的形式相结合”等。

可见，西方学者起步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对英国休闲生活的研究，经过三四十年的发展，不仅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研究领域，而且其地位也逐渐为学术界主流所认可，向深度和广度扩展，研究成果日益丰富。

从国内的研究看，笔者以为休闲生活真正进入学者们的视野是在20世纪90年代。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推进，人们的日常消费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休闲逐渐发展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日益高涨的休闲消费需求刺激下，我国的新型休闲产业蓬勃发展。于是，关于休闲理论、休闲史和休闲指导等相关研究逐渐引起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们的关注。相关研究成果逐渐面世。如，在社会科学领域“闲暇社会学”开始兴起，主要著述有楼嘉军的《休闲新论》、陈琰的《闲暇是金——休闲美学谈》和马惠娣的《休闲：人类美丽的精神家园》等。从已公开发表的论文看，改革开放至上世纪80年代末，还较少有关于休闲生活研究的，然而到上个世纪90年代，情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从已公开发表的论文来看，90年代的十年间，公开发表的涉及休闲生活研究的论文，与改革开放以来二十余年相比，增长了13.34%（见《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公开发表相关论文情况一览表》）。不过在这一阶段的相关研究论文中，多为对我国当时休闲生活状况以及发生变化或发展趋势的探讨。仅有孙永亮的“论休闲文化的研究与发展”较为全面地分析了我国休闲生活的变化；另外，田赞明的“休闲论”就应关注我国休闲时代所面临的新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却少有涉及国外其他国家休闲生活研究的相关。

在进入21世纪的头十年间，我国学者对休闲生活的关注和研究进入了一个十分活跃的时期。据笔者查阅，相关著述大量增加，如《休闲学》《女性休闲行为研究》《休闲教育的当代价值》等。公开发表的相关研究论文，从数量上看与前十年相比，呈大幅度增长的趋势。据笔者的统计显示，本世纪十年间研究论文的数量已为前十年的近二十倍（参数可见下表和图示。还举办了“首届休闲和生活质量国际共识研讨会”（2006年杭州）出版了由加拿大著名学者埃德加·杰克逊主编、刘慧梅等翻译的文集《休闲生活与生活质量——休闲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

从研究的内容看，反映出我国学者在休闲生活研究的进步与发展：视角多样，涉及领域众多，成果丰硕。其中，从社会群体层面看，涉及农民和农民工、老年人、女性、官员、大学生、名人等的休闲生活；从研究领域看，涉及休闲理论、休闲经济、休闲文明或休闲文化、休闲方式、休闲与宗教的关系、休闲生活的观念、休闲教育、休闲开发项目等。可谓色彩斑斓，丰富多彩。值得注意的是对我国休闲生活史也给与了一定的关注。如，刘丰祥的“民国时期上海人的休闲生活——以1927-1937年《申报》广告为中心的考察”，曾琳的“明清苏州休闲空间研究”，张永军等的“论休闲生活与中国古代临淄蹴鞠”，秦宗财的“明清徽商的休闲生活”，王琪延、刘丹的“改革开放三十年北京市民的休闲生活”等。

与上述研究的态势大体相仿的是，对国外休闲生活和休闲生活史的研究也随之起步。

国内相继引进翻译了相当数量的西方学者研究休闲生活和休闲生活史的著作。如，德国学者约瑟夫·皮珀的《节庆、休闲与文化》《闲暇：文化的基础》和里夏德·范迪尔门的《欧洲近代生活》；美国学者杰弗瑞·戈比的《你生命中的休闲》；英国学者彼得·伯克的《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等。这为我国休闲生活史领域的研究开阔研究视野、丰富研究方法、提升成果水平等，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材料。

从国别研究的情况看，我国对英国休闲生活和休闲生活史的研究处于领先的位置。研究起步于20、21世纪之交，研究成果十分喜人。研究内容从对西方学者研究情况的评介，发展到对相关问题进行专门的研究。其中，既有侧重于英国某个特定时期的研究的，如，李斌、蔡骐的“都铎时期英国文化娱乐活动述评”、厉永平等的“素描中世纪英国人的节日文化”、陆伟芳的“英国近代海滨休闲城市初探”向荣的“移风易俗与英国资本主义的兴起”；又有就某个群体的休闲生活的情况等的介绍，如，刘江燕的“试析《爱玛》中的女性休闲”等等。然而，从工业化的角度对英国休闲生活进行的专题考查和研究尚不多见，也未见到公开发表的相关专著。

综上所述，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和进一步研究的路径。然而，专门从工业化、现代化的角度对英国休闲生活进行考查和研究的尚不多见，尽管上述成果中不乏一些零星的、部分的介绍和研究。这与我国、我省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各群体对休闲生活相关问题研究的显现和隐形需求差距较大。

第6篇：社会学与生活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吉登斯认为，断裂性是现代性的首要特征。现代性的动力机制是时空分离、脱域机制和反思性监控。而现代性不断扩张的后果是把人类带入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通过社会运动的蓬勃兴起、后现代社会的制度设计以及生活政治的兴起等疗救策略，可以把现代社会的风险后果降低到最小程度，为人类建造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现实世界。

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是当今社会科学界著名的思想家。吉登斯早期在批判经典社会学理论、结构功能主义和常人方法学等的基础上提出了结构化理论，试图化解社会学界普遍存在的结构与行动的“二元对立”。20世纪90年代之后，他转向对现代性的研究，考察了欧洲社会的进程，对现代性问题作出全面透彻的分析，为我们理解和适应现代社会提供了理论基础。

一、现代性及其断裂性

吉登斯指出，“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在l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在吉登斯看来，尽管早期的经典社会学家马克思、迪尔凯姆、韦伯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对现代性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但“到目前为止，由于这样和那样的具体原因，在整个社会科学中，人们对现代性的理解仍然极为肤浅”。于是“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作为社会学基本问题的现代性(其过去的发展和现时的制度形式)又重新出现了。社会学与现代制度出现之间的关联早已为人们所意识到，但我们直到今天才发现，这些关联不仅比以前所意识到的更为错综复杂，而且，对现代性本质的再思考必须与社会学分析的前提之重新建构并行展开方才有效”。因此，现代性问题自然就成了社会学话语中的核心议题。吉登斯指出，断裂性是现代性的首要特征，也就是说，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是非连续性的。吉登斯认为现代时期的断裂是一种特殊的“断裂”(discontinuities)：“我说的断裂，是指现代的社会制度在某些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其在形式上异于所有类型的传统秩序。”他提出现代性的这种断裂与前现代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存在的断裂是完全相异的。

二现代性的风险后果

从现代性的后果来看，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是一种双重现象，现代性为人类创造数不胜数的享受安全和有成就的生活机会的同时，也有其阴暗的一面。吉登斯着重分析了现代性的黑暗面一具体表现为一个风险社会的来临。吉登斯指出，现代性是一种后传统秩序，由于现代性的特殊断裂的性质，人们面临的将是与前现代社会完全不同的风险。“在某些领域和生活方式内，现代性降低了总的风险性，但它也同时导入了一些先前时代所知之甚少或者全然无知的新的风险参量”。吉登斯用风险景象(riskprofile)来描述了以现代社会为特性的威胁和危险，并从制度性角度描述了现代社会的一些主要风险景象。

首先，在前现代社会中，人类生活由物质世界的种种危险所主宰。诸如传染病的流行，洪水、风暴、暴雨或大旱等自然灾害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现代性对知识制度性的反思性运用，自然环境由于人类知识体系的不断侵入而变成为人化环境。生态灾难成为现代人类社会面临的主要威胁，水资源短缺、荒漠化扩展、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等生态污染已经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我们现在越来越多地面对各种类型的人为风险，即由于我们自己的知识和技术对自然界的影响而引起的风险。我们将会看到，当代社会面临的许多环境和健康威胁就是人为风险的例证，它们是我们干预自然的结果”。其次，传统社会中，人类尽管经常受到军阀、诸候之间军事暴力的威胁。但战争规模往往较小，波及范围仅局限于局部化地域。在现代性条件下，“战争的工业化”使战争的性质完全发生了转变。核战争成为对人类最真接和最可怕的威胁，虽然其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一旦爆发，将使人类面i临灭顶之灾，甚至仅仅是常规武器的大规模冲突的后果也是毁灭性的。最后，在传统社会中，宗教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宗教成为人类精神上种种苦难的避难所的同时，它们也会成为焦虑和精神忧郁的内在源泉。然而，在现代性条件下，伴随着世俗化的盛行和宗教与传统的重要性每况愈下，人类都面临着将现代性的反思性运用于自身而受到的个人无意义的威胁。吉登斯同时指出，全球经济体制的崩溃或极权超级大国的兴起等其它后果严重的风险，也是我们当代经验中同样不可避免的部分。现代性是一种风险文化，现代性几乎不可避免地使得社会自身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不断增加，使人们处于风险之中。

现代性的后果同样涉及到社会中个人的生活领域，主要表现为对自我认同的影响和侵蚀。吉登斯指出，“由于现代制度的导入所引起的日常社会生活的嬗变，从而与个体生活进而也与自我以一种直接的方式交织在一起。”现代性不仅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而且影响到自我生活中哪怕是最细微的方面，使自我更加经受着各种各样的独特的紧张和艰辛。

三现代性的疗救策略：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

吉登斯认为，在面对一个充满不确定性、丧失安全感的现代风险社会时，人类并非完全无能为力。我们至少通过三种策略把现代社会的风险后果降低到最小程度。

1．社会运动的兴起。社会运动是对现代性的阴暗面的积极的回应。吉登斯着重分析了四种社会运动并且认为它们为我们显露了可能的未来曙光。①劳工运动是斗争性的联盟，它的起源和活动领域都与资本主义的扩张有关。资本主义无限制的扩张以及资本主义本身作为一种阶级体系，最终会导致资源的枯竭、政治上的压迫和贫富两极分化等严重后果。而“人们通过劳工运动呼吁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和生活方式的变革，要求参与生产决策，要求劳动场所人性化。”劳工运动更是对抗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崩溃的主要抗衡力量。②言论自由及民主运动起源于现代国家所实施的监督。尽管监督对于所有类型的社会组织都是不可或缺的，现代国家极端化的监督则容易造成极权主义的产生和增长。极权主义与暴力和恐怖紧密相联系，严重威胁着现代国家。“但是，我们必须总结说，极权统治的任一方面在所有现代国家都是一种威胁，即使威胁不同，方式不一。不管我们喜不喜欢，极权趋势都像工业化战争一样，是我们时代的鲜明特征。”而言论自由及民主运动的出现，会对极权主义有所抑制，使人民获得自己更多的权利和自由。民主运动不仅包括获得、保卫、扩展以及争取普遍政治参与的权利的运动，还包括民族主义运动的某些形式。③和平运动的斗争场所是控制暴力手段，包括军事的和警察的手段。

在核战争成为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的现代社会，和平运动有着特殊的意义。尽管以非暴力的理念安排人类事务由来已久，但在核战争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灾难的现代社会，和平运动显得更加紧迫，被赋予前所未有的战略性内容。和平运动的理念是在人类活动中应该摒弃有组织地使用暴力。④生态运动关注人化环境，争取达到科技人性化以及科技的人道主义使用。快速、高度的工业化为人类带来了幸福生活的同时，也早就了人造环境以及人类必须面对的迫在眉睫的生态灾难。生态运动对新的科技和其带来的发展产生了质疑，呼吁人们关注对大自然的保护、遏制无限度的经济发展以及科技的人道化。“生态运动一般可能存在一个‘先后看’的取向，因为它们也许意在恢复前现代社会对自然界的态度。”

吉登斯还提到其他一些最重要的社会运动：民族主义运动、女权运动、种族运动、宗教运动、学生运动和消费者运动。各种运动的相对重要性也会因为环境的不同而自然的有所不同。吉登斯认为，社会运动至为重要，它是人类通向未来美好社会的轮胎。“多数现代国家都或多或少的受到社会运动的影响，有的与既定的组织方式产生革命性的决裂，有的则通过进步的政治改革达到殊途同归的目的。”

2．后现代社会的制度设计。针对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包括利奥塔、德里达、福柯以及后来的鲍曼等)认为珂代性已经终结，西方社会已经进入了后现代社会的观点，吉登斯提出我们正处于晚期或高度现代性。“我们实际上并没有迈进一个所谓的后现代性时期，而是进入这样一个阶段，在其中现代性的后果比以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激进化更加普遍化了”。尽管吉登斯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现代性的时期，但他同时认为存在着种种重要的制度性倾向表明后现代的秩序是能够实现的。吉登斯认为，后现代性是一种脱离或超越了现代性的新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并沿着现代性的四个维度勾画出一幅后现代秩序的轮廓。①超越匮乏性体系。超越匮乏秩序将包括对社会生活方式颇有意义的改造(社会化的经济组织、协调化的全球秩序、对战争的超越、关注生态的体系)。在其中，对经济持续增长的期望将不得不有所调整，重新分配全球财富的呼声也将日趋高涨。②多层次的民主参与。民主参与的新形式将崭露头角。例如，它们可能采取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促进在车间、地方性协会、媒介组织以及各种类型的跨国组织中的民主参与程度。③非军事化。设想一个完全没有战争的世界无疑是乌托邦，但在现实中它却决非毫无根据。在国家间的边界大多已经界定和民族国家事实上覆盖了整个地球的每一寸土地的情况下，领土扩张已失去曾经有过的意义。

另外，全球范围内越来越明显的相互依赖，拓宽了这样的一些领域，在其中，所有的国家都有着相似的利益。④技术的人道化。给人类带来严重生态危机的不仅是技术的外部影响，而且也包括无限制的科技发展的逻辑。因此，道德问题不可置疑的被引入人类与人造环境之中。总之，对吉登斯而言，后现代性是超越了现代性消极后果的美好社会制度。

第7篇：社会学与生活论文范文

【关键词】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J1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2）04-0124-4

一、研究的对象及意义

“传播生态”是美国传播学者大卫·阿什德（David L.Altheide）提出的一个概念。“传播生态是指情景中的传播过程”，“所有远距离的传播都包含某种媒介或某种形式的技术，他们给讯息以形式”。也就是说只要有传播活动，必定有媒介或者说技术的参与。传播生态是指社会传播行为发生的整体系统环境、它包括人自身的因素、信息技术媒介的特性、传播的开放性和易接近、易获取性、易交流性等，在这个互动传播过程中就会形成“传播生态环境”，并对现实环境产生影响。传播生态有时也被称为媒介生态。

民俗艺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的形态，它以其固有的模式得以传承，也以其特有的方式得到延续，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就在每个人的身边。特别是在与外来艺术文化的交流、对话与碰撞中，民俗艺术就会更加凸显出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显示出民俗艺术自身的力量及其影响力，以及交流与传播的重要性。民俗艺术由于其自身特质之所在，在其保护愈来愈得到关注和重视的情况下，其传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民俗艺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需要保护，更需要传播，只有在传播中才能永葆持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生命力不仅在于保护层面，更应让其广为流传。

民俗艺术作为“传承性的民间艺术，往往作为文化传统的艺术符号，在岁时节令、人生礼俗、民间信仰、日常生活等方面广泛应用”。“‘传承’、‘传统’和‘群体性’作为民俗艺术的特征，使其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坚实的社会基础”。作为艺术学的分支学科，民俗艺术学“愈来愈受到学界和社会的普遍关注，尤其是在我国艺术学学科的迅速发展中和全国范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的实践中，民俗艺术学理论的构建已成为十分急迫的任务”。以传播生态视域切人对民俗艺术的研究，可拓展民俗艺术理论研究的视野，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把传播生态首先看作是一种视角，对媒介、信息及传播活动过程与关系进行可持续的生命关照；其次，民俗艺术中的传播生态也是一个领域，它可将传播学、生态学、艺术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进行综合研究，拓展交叉研究领域。

对于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要立足于对民俗艺术生存状态与发展变迁的思考，将传播生态理论运用到民俗艺术的题材、主题、特征、性质、价值、功能、传承、变迁等方面的分析中去，研究传播与民俗艺术间的共生、互动关系，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认识民俗艺术传播过程中的生态特色与魅力；通过传播生态这个研究视域，考察民俗艺术传播中媒介表述、干预和构筑民俗艺术及生活之关系，进而探询审美、气象、文化、科技、受众诸生态因子对民俗艺术发展产生的影响。因此，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有其价值所在：其一，传播生态关注民俗艺术传播过程和互动中的各种关系；其二，传播生态研究为民俗艺术传播中的话题提供一个空间和关系的基础，使它们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相互联系；其三，民俗艺术的传播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变动的，当今民俗生活和民俗艺术均处于“媒介环境”中，传媒日益成为民俗艺术变迁过程中一支重要的力量，传播生态研究考察民俗艺术生长的环境及对人们的影响，揭示传播与民俗艺术变迁不可分割之密切关系。

二、相关研究成果及研究现状

民俗艺术研究自我国上世纪40年代便已开始，最早是从对民俗学的研究开始的，后逐渐从中剥离出来并自成体系。解放前关于民俗艺术的研究主要是“从艺术史研究出发，较集中在民俗艺术文物的调查与研究方面，而较少涉及民俗艺术的基本理论问题”。

建国后，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民俗艺术研究取得了突出进展，相关著作也陆续出版发表。其中与民俗、艺术、传播和生态等关键词相关的研究著作主要表现为两方面的研究向度。一是基础性的理论研究。如包鹏程、孔正毅的《艺术传播概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主要研究艺术的起源、发展与传播之关系；江帆的《生态民俗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论述了民俗生成的生态性本原、剖析了生产民俗、经济民俗的生态特征以及对生活民俗、社会民俗的生态蕴涵阐发；唐家路的《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依据文化学、民俗学、艺术学，尤其是文化生态等相关理论与方法，对民间艺术及其文化生态进行综合、整体、系统的研究；仲富兰的《民俗传播学》（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构建了民俗传播学研究体系，从对象、语言、结构等方面深入阐发，并探讨了新媒体时代的民俗传播特点以及民俗传播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理论阐发深入且观照视野全面；曾耀农主编的《艺术与传播》（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陈鸣的《艺术传播原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等书主要从艺术与传播关系的历史考察入手，分析了艺术传播的信息、形态、受众、方法、效果和管理等；陈立生、潘继海、韩亚辉编著的《艺术与传播》（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其中一章节从艺术传播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系统之关系方面略谈到艺术传播生态问题，但较为笼统；另外略有相关的著作有谭华孚的《文艺传播论一二当代传媒技术革命中的艺术生态》（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郝朴宁等的《民族文化传播理论描述》（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等。上述研究成果出现时间较新，基本为近十年内的著述。这些著作对民俗与传播、与生态，艺术与传播等方面都做了深入系统理论的论述，体现了其研究的时代性特点。虽然并未有专门针对民俗艺术传播生态方面的研究著述，但这些著作为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引导、拓宽了研究视野、启发了研究路径，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启发。

二是专题性研究。此类研究中论及民俗艺术与传播和生态及与此相关内容的著作较为有限，有：熊术新、苗民、孙燕的《中国云南两个少数民族村落影像民俗志：民俗文化在传播中的意义蜕变》（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路善全的《在盛衰的背后：明代建阳书坊传播生态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张泽洪的《文化传播与仪式象征：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与道教祭祀仪式比较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朱慧珍的《诗意的生存：侗族生态文化审美论纲》（民族出版社，2005年）等。这些研究对民俗艺术的某些类型或品种进行深入的具体研究，以实证为基础，或从传播意义角度、或从生态文化角度着重于对其艺术特色的个案分析。这可为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提供鲜活的个案资料，并启发本研究微观探究与宏观概括相结合的思路，以个案材料的分析探究支撑研究的宏观理论观点。

期刊资料与民俗艺术传播或生态有关的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约有几十余篇，在这些论文中有关于民俗艺术传播与传承的基础理论研究，如王汝澜《试论民俗的传承、传播与新民俗》（《民间文学论坛》，1983第3期），周福岩《民间传承与大众传播》（《民俗研究》，1998第3期），黄静华《民俗艺术传承人的界说》（《民俗研究》，2010第1期）；有关于民俗艺术传播与文化生态的专题研究，如冯光钰《鼓吹乐的传播与文化生态环境》（《人民音乐》，1996第1期），孙信茹《甘庄的民俗生活及民俗艺术：传媒视野下的个案分析》（《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刘祯《论民间小戏的形态价值与生态意义》（《文化遗产》，2008第4期），艾亚玮、刘爱华、张成玉《文化生态的迁变与瓷板画艺术发展路径探究：以南昌瓷板画为例》（《装饰》，2010第6期）。

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拟结合传播生态理论，以此为理论启发点，从传播生态视域切入对民俗艺术的综合研究，相关的传播生态理论著述主要有：徐国源、谷鹏的《当代传媒生态学》（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支庭荣的《大众传播生态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苏炜的《大众传播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邵培仁等著《媒介生态学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美]大卫·阿什德著、邵志择译《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华夏出版社，2003年）等。

纵观上述文献，基础理论性研究的相关著述多集中于民俗学研究视野，或集中在大艺术传播研究；专题性研究的著述多集中于民俗艺术的文化传播形式与文化生态环境研究上。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对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作专门的、深入地研究的专著、论文，但是相关书籍、论文资料是本研究开展的前提和基础，将对本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个案启发，启迪本研究以整体性的融合的眼光、以深入的理论阐发与规律概括、以加深理论整合度与纵深感为宗旨展开。

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将以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问题为研究对象，首先梳理和确认传播生态研究的学术基础，进而对民俗艺术传播的主客体关系、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的维度、传播内涵与生态形式等各方面进行探索，力求对民俗艺术的现代传播生态进行深透地阐释，致力于以整体而科学的艺术学视角把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作不同层面与视角的意义呈现。

三、研究方法与视点

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拟结合文献研究法、分析归纳法、交叉研究法、历史比较法等方法展开。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几种方法可互相渗透、互为参考，以此打开民俗艺术传播生态论的方法论路径。

文献研究法是根据研究目的，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地了解民俗艺术传播生态问题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有助于在此基础上发掘本论题现存在的研究空白点、以进一步探讨并深挖其研究意义。

分析归纳法是通过对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的专题性个案研究。本研究需要从个性到共性，发现一些共同的艺术传播规律或传播生态特征，做到个案剖析和理论总结相结合、田野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微观探究与宏观概括相结合，使论文达到理论研究高度，这要有赖于归纳法的采用。

交叉研究法是运用艺术学、传播学、生态学、社会学、美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本论题进行综合研究，这些学科在高度分化中又高度综合，之间的联系愈来愈紧密，在语言、方法和某些概念方面，有日益统一化的趋势。以艺术学学科理论为先导，交叉研究法可拓展本论文研究视野、开拓思路。

历史比较法是本论题的研究需从总体上寻找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形式观念与人的精神需要之间的关系，当民俗艺术被放在时间坐标中审视时，需要把握时间的生命精神与民俗艺术传播变化、生态观念之间的关系，通过历史纵向比较时间坐标中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变迁，可挖掘其表象中蕴藏的规律。

研究视点首先是，采用多维视角。本研究系民俗艺术学的基本理论研究，以艺术学观照为主，结合采用传播学、民俗学、生态学等学科理论和资料来作分析整合研究，力求以新颖全面多方位视角呈现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的整体特色。

第二，把民俗艺术的研究和传播生态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崭新的视点。以往相关的一些研究主要是针对民俗学学科体系内的民俗传播与生态民俗研究、艺术学学科体系内的艺术与传播关系研究、以及生态文化角度的民俗艺术专题性研究，而把传播生态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纳入民俗艺术学研究视野的专门性理论研究尚属艺术学学科中有待涉及的新的研究尝试。

第三，重视规律概括与综合性表述。本研究虽为基础理论研究，但研究中也必须借助诸多鲜活且各具特色的个案资料，从具体的个案分析层面出发，进行民俗艺术与传播生态的相关性研究，从中探析抽取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特征与规律，并对其进行综合性表述与概括，使之上升到理论高度层面。

四、可行性分析

把传播生态理论纳人民俗艺术研究视野，具有可行性。其可行性分析主要抽绎了民俗艺术与传播生态二者之间的共性特征，并把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它的内外部规律，试图从崭新的视角考察“民俗”与“传播生态”的交叉与共融。

其一，媒介生态学从生态想象介入传播研究，在复杂的社会生态体系内，透视人、媒介和社会各种力量的共栖关系，以期望达到生态平衡，具有批判的意义和反思的力量。而“传承”、“传统”和“群体性”作为民俗艺术的特征，其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坚实的社会基础，研究民俗艺术的特征，也要在复杂的社会生态体系内，透视人与社会各种力量的共栖关系，可开辟在结构和互动关系中考察民俗艺术的视野，是一种动态的研究方式。

其二，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摒弃了单纯的传播生态理论研究因缺乏对本土特殊因素的考虑、科技话语过多而掩盖了对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的分析、使理论出现失衡等弊病，更注重结合对本土特殊因素的考虑，对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的分析。

第8篇：社会学与生活论文范文

 

关键词：音乐美学;舒曼;感情论 

    音乐是一种善于表现人对现实生活的心理感受,尤其是情感态度的艺术。19世纪音乐艺术在浪漫注意思潮的影响下进入了“情感美学”,这个时代由崇尚理性转向崇尚情感。舒曼以一句格言概括了这个时代的普遍心理:“理智有时会错误——感情却不会错误”。

    一、音乐美的特殊规律—音乐美学

    “科学意义上的美学和音乐学,是随着近代人文及社会科学的发展,在18世纪下半叶才开始出现的,而作为它们下属分支的音乐美学这门学科的建立当然是在此之后。”音乐美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是美学与音乐学相结合的一门交叉学科,是具有哲学性质的音乐基础理论学科。1750年,德国的哲学家亚历山大·鲍姆加敦出版了以“美学”为名的美学专着第一卷,这是他首次以“美学”为名出版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书。1784年,德国音乐学者丹尼儿·舒巴尔特首次将“音乐”和“美学”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自此产生了“音乐美学”这个术语。

    自从音乐美学这个学科被独立起来,由于人们对此的认识角度和研究角度不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观点。虽然人们各执一端,但是这些研究成果都从各个角度丰富了关于音乐美学的理论,为我们能够更好的认识音乐美学提供了重要的基石。在西德摩塞尔的《音乐百科词典》中这样表述过音乐美学这门学科的属性:“音乐美学是一般美学的一个部分……可以按其来源,将音乐美学分为主要两派:哲学家的音乐米学,他们从中的思索出发,也探求音乐;音乐家的音乐美学,他们从他们的音乐出发,力图达到一个总的思索—这是由于本身不同的立场区别所形成的结果……”而日本的神保常彦在《标准音乐词典》里又曾这样表述过音乐美学的属性:“音乐美学,作为关于音乐的美学方面的研究,与一般美学相对而言,可以算是一种特殊的美学。另一方面,当人们把音乐学按体系和历史进行划分时,则又可以将音乐美学看做是按体系划分的音乐学中的美学部门。”虽然上述的对音乐美学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对属性的认识却是一致的,强调了它作为音乐艺术的特殊性。

    音乐美学涉及的内容也相当的广泛,主要有三大体系:音乐美的本体、音乐的审美经验和音乐美的价值,音乐美学与哲学、音乐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音乐美学的研究方法有很多,哲学的思辩方法是音乐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而心理学、社会学以及形态分析学的研究方法对于音乐美学研究则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音乐美学是美学的一个分支,同时又是音乐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从美学的角度来研究音乐的本质、音乐的构成、音乐的创造、音乐的鉴赏、音乐的价值的一般规律的。”

    二、音乐美学中的“感情论”

第9篇：社会学与生活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 中国的广告设计起步较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广告业的繁荣使整个社会对广告设计者的关注空前提高，目前针对广告从业者需要那些知识体系问题，在此进行了探讨。

一、当前广告设计人才的现状

广告设计是一门实用性学科，广告设计是以综合为手段，以创新为目的思维过程。这就要求作为一名广告设计师，必须具备多方面的知识与技能。早在1919年包豪斯为了适应现代社会对设计师的要求，明确了他的教学原则：设计师必须先经受实际工艺训练，既要掌握手工艺，更要了解现代工业生产的特点，用手工艺的技巧创造高质量的产品设计，提供给现代化工厂大规模生产。培养学生既有理论素养和造型能力，又要能够动手制作，学校设计教育与社会生产结合，提倡“艺术与技术的新统一”。并开创了类似三大构成的基础课。随着社会的进步，最主要的趋势是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对从业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时至今日，大多数广告设计师仍主要以美术和平面设计方面的知识为基础，基本都是围绕着构思、创意、构成要素、色彩、字体、版式等在各种类型的平面广告商运用和表现主题，缺乏广告设计创意人才所必须的跨学科、跨媒体的思维和创造能力。

二、多元化的知识结构

广告设计行业是一个充满创意的行业，它需要从业者具有渊博的文化知识、精深的专业知识、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力以及良好的职业道德。

1．美术基础知识。广告设计相对而言是一种特殊的图形符号，具有艺术和文化双重性的特点。广告设计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是文化艺术与数码技术相结合而产生的一门交叉学科，广告设计者，不仅需要有较好的美术理论知识和丰富的专业知识，还应该具备心理学、营销学、社会学、人类学、美学等多方面的知识和修养，对于广告设计都是需要的，设计的本质是创造，设计创造始于设计师的创造性设计思维，系统的掌握美术理论基本知识，能具有比较宽广的人文社会科学及美学视野，了解广告设计的基本研究方法，以及拥有认识和分析设计市场的能力，是对当代广告计工作者提出的素质要求。广告设计专业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广告设计成为介于传播学、艺术和科技之间的综合性学科。当今的广告设计艺术已进入多元化时期，如何更好地把握设计动脉，突出特色，广泛的社会知识会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在当今信息化、数字化走向大众的情况下，要求广告设计人才不仅要时刻关注本专业的文化知识发展，更要了解与设计息息相关的知识。这样才能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提高自己的设计水平，不断有新的设计。

2．艺术与设计专业知识。设计与艺术有着与生俱来的亲密关系，设计专业知识是广告设计人才知识结构的主要部分，其内容既有理论要求，又有很强的专业性和操作性。从大的方面讲，设计专业知识主要包括造型基础技能、专业设计技能和相关理论知识。从小的方面讲，更具体的是传播学、广告学、市场学、心理学、印刷工艺等。随着社会的需要，科技的进步也为设计师提供了更新的设计技能和手段，电脑辅助设计实际上已成为设计师最有利的武器，贯穿于设计的整个过程。

电脑辅助设计对广告设计发展的推动力可以说是一场空前的革命，电脑辅助设计作为现在信息时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渗入到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成为各个环节中必不可少的运作手段。而在现代广告设计行业对电脑辅助设计的应用，已基本取代了传统的手工绘制，为设计师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艺术表现空间，更为设计师提供了实现创意的极大潜能。通过电脑辅助技术的应用，简化和加速了创作设计的流程，有着广阔的应用与发展空间。

3．实践经验知识。广告设计是实践性很强的科目，设计如不能接触市场，不实践，难以从现实的层面了解广告，许多设计师对市场调查、消费分析、媒介投放、受众心理、广告效果反馈等操作流程中必须考虑的因素还没有概念，这反映到具体的设计中是对广告作品视觉美感的偏执和不理解市场的创意表现，设计实践是整个设计过程不可或缺的环节，经验不仅是设计师不断积累的宝贵资源，同时也是设计作品的重要保障。不重视实践经验，广告作品就很难站在一定的高度审视正在发生的广告现象及广告带来的社会影响。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广告领域也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也不断加快了广告设计知识的更新，向现在的广告设计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即设计人才的培养必须加强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训练，以适应新时代和市场的需要。作为广告设计者来说要不断的学习新的知识，接受新讯息来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是广告设计工作者当前的任务。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