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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各级政府间的税收竞争正如火如荼地展开,但是学界及实务界对税收竞争褒贬不一,其根本原因在于对于政府间税收竞争的理论基础等问题存在认识上的误差,忽视了我国业已存在的政府间税收竞争的实践基础。为了正确处理各级政府间的税收竞争关系,展开有效的政府间税收竞争活动,本文试图阐释政府间税收竞争的理论及实践基础,以澄清有关问题。
一、政府间税收竞争的理论基础
(一)税收竞争的内涵及外延通常说来,税收竞争是指政府间为增强本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经济实力,提高辖区(或部门)福利,以税收为手段进行的各种争夺经济资源及税收资源的活动。税收竞争是政府间竞争的重要内容,是制度竞争或体制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说来,国内政府间税收竞争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即上下级本论文由政府间的竞争、同级别政府之间的竞争以及一级政府内部各部门的竞争,它主要通过税收立法、司法及行政性征管活动来实现。
(二)公共选择的非市场决策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作为非市场决策(政府决策)的经济研究,成功地将“经济人”假设成功地引入了政治学领域,认为各层次政府的行为同样是符合“经济人”模式的。尽管政府与其他市场主体相比在行为活动上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比如政府是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普遍性的组织,它拥有其他经济组织所不具备的强制力①),但是政府同样要受到“用脚投票”(VotingbyFeet)的约束。在这个“准”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各级政府同样必须具有竞争意识,需要努力改进政府工作的效率,从主观到客观真正造就一个更能谋求社会利益最大化的政府。税收竞争作为政府间竞争的主要工具,在保持和创造各层次政府的竞争力上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受到各级政府的青睐。
(三)财政联邦主义的财政分权理论财政联邦主义(FiscalFederalism)是20世纪50、60年代以来形成的财政分权理论(FiscalDecentralization),它主要从经济学角度去寻求为有效地行使财政职能所需的财政支出和收入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之间的最优分工。它指出,在一般情况下,中央政府必须单独行使财政的收入分配与宏观本论文由调控职能,但就财政的资源配置职能来说,一个多级政府的财政体制却是合理的。
②在“经济人”理论的框架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都是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主体,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各方为寻求自身利益而展开的竞争能够实现共同的利益,即从“自利”向“利他”转化。多级财政体制及相对独立利益的形成是各层次政府展开税收竞争的前提。多级财政体制及独立利益的形成要求各级政府为了实现其目标,获得更高的政治支持率,需要占有更多的政治资源。通常来说,政治资源的获得必须依靠一定的经济资本论文由源,这就是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由此,各层次的政府为争夺经济资源和税收资源的税收竞争便逐渐展开。
(四)演进主义的制度竞争理论建构主义学派认为,在新古典主义的框架下可以由“经济人”通过成本利益分析选择出有效的国家政治经济制度。而演进主义理论认为,个人理性在理解它自身的能力方面有一种逻辑上的局限,这是因为它永远无法离开它自身而检视它自身的运作。因此在演进主义者看来,社会活动的规则(包括政治经济运行体制)应当由社会活动中的博奕尤其是重复博弈来产生。简单一点说,就是社会活动主体间的竞争产生活动规则。竞争不仅是在特定秩序下的活动,竞争活动本身是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在平等市场环境下的竞争能够本论文由保证生命力旺盛的制度胜出,使之成为社会活动者共同遵守的规则。政府间竞争,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制度竞争或体制竞争,它突出了内在规则和外在规则体系对于各辖区的成本水平以及辖区竞争力的重要性。
正是这种竞争成为转型期政府运行体制有效性的裁判。政府间税收竞争作为政府间竞争的重要内容,它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为各层次政府获得一定的经济资源及税收资源,而在于它是高效率制度的发现者和维护者。按照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强制性制度变迁存在一个“诺斯悖论”,而政府间的税收竞争则构成“诱致性”变迁或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的重要内容;也就是说中央自上而下的改革不可能真正实现其目标,而税收竞争作为制度的发现者和维护者反而更容易实现转型期的制度选择,从而构成财政分权制度完善的外在条件。①
二、政府间税收竞争的实践基础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政治经济制度急需实现转型,财政制度不断实现分权化,伴随财政分权的深化地区间经济竞争也不断加剧。其中,加快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使有效的政府间竞争(包括政府间税收竞争)成为现实需要,80年代以来的财政分权实践则为税收竞争提供了适格的竞争主体,而地区间经济竞争的加剧则使税收竞争的作用更加凸现。
(一)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集中计划经济实践的失败使中国及东欧国家走上了实现政治经济制度转轨的道路,而经济制度的转轨在中国则先行一步。怎样摆脱集中计划经济运行模式的束缚,建构符合市场经济运行的制度模式,是我国及其他转轨国家的重要任务。在这场转轨竞争中,谁能选择优质高效的制度,谁能以较小的代价实现转轨,谁能及早实现制度的转轨就能成为优胜者。国际间的竞争是如此,国内各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也遵循同样的规则。在国内的政治经济转轨中,一般都是中央采取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通过推行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引进大量优质高效制度以实现制度转轨。我国的改革开放大致上就是这种模式。
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迁无法回避“诺斯悖论”,不可能完全实现其改革的目的。为了实现政治经济制度的转轨,中央政府提出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开始推动地方政府的自主性改革探索,以寻求改革的有效路径。地方政府的自主性改革探索,强化了地方政府的自身利益机制,逐渐形成了自下而上改革的“第一行动集团”。地方政府为了维护业已形成的自身利益,及在新一轮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政府间竞争由此而展开。这种政府间竞争围绕资本、技术及优质劳动力而进行,目的在于获取足够多的生产要素,谋求竞争制高点。而在政府间竞争中,本论文由税收竞争是其重要内容,它一方面通过税收竞争获取足够的经济资源和税收资源,另一方面利用经济资源和税收资源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以谋求更丰富的经济和税收资源。
(二)财政分权改革实践自两步“利改税”初步建立我国的工商税收体系后,以税种来划分中央地方收入的财政体制正式拉开了我国财政制度的分权型改革,我国集中性的财政体制开始向分散的、分层的财政体制过渡。1994年分税制改革及对它的完善和补充,如转移支付制度改革等,在不同程度上强化了地方政府对地区性事务的自主管理,财政分权改革进一步深化。伴随着分权财政体制的构建与“地方所有权”的确立,地方政府的资源配置权限不断扩大,特殊的地方经济利益逐渐形成。地方特殊经济利益的形成,使各地在经济竞争中拥有了相对独立的竞争主体资格,从而为政府间税收竞争的展开提供了有效的竞争者。
(三)地区间经济竞争加剧改革开放以后,各地区间首先在吸引外资方面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各地纷纷出台优惠措施、提供优惠条本论文由件以吸纳外国资本。由于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及沿海开发区等在税收政策上拥有比较大的优惠,且区位优势明显,因此吸纳了我国吸纳外资的绝大部分。如,2000年东部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及其它投资3,702,825万美元,占东中西地区合计数4,204,386万美元的88107%。②同时,各地为争夺原材料等资源的竞争也逐渐升级。
在某些领域中,控制了原材料渠道,就能够保证在经济竞争中保持较大的优势。而欠规范的市场秩序又为原材料提供了条件,因而在80年代爆发了诸如“生猪大战”、”羊毛大战”、“蚕茧大战”等。另外,地区间区域分工的竞争也逐渐展开,各地为了在经济竞争占据有利地位,纷纷向“高新”科技行业靠拢,区域间经济目标同构化严重。国家计委的测算表明,我国中部和东部地区的工业结构相似系数为9315%,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工业结构相似系数为9719%。
③经济竞争的加剧要求地本论文由方政府寻求有效的竞争手段,在以优惠政策获取资源的时代里,税收优惠政策无疑受到极大的追捧。因此,税收竞争在地区间的经济竞争中优势明显。要说明的是,税收竞争是在相关政府政策的辅助下发挥作用的。
三、影响我国政府间税收竞争有效展开的外部因素
(一)地方保护主义的兴起随着地方经济竞争的加剧,地方保护主义日渐兴起,特别是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纷纷采用多种保护措施分割市场。法国经济学家庞赛的研究成果说明了中国国内市场的分割程度。庞赛发现,1997年中国国内省际间贸易商品平均关税为46%,比10年前提高了整整11个百分点。46%的平均关税相当于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关税,并且超过了同期欧盟成员之间的关税。美国经济学家阿伦杨也有与之类似的发现,在改革开放期间,中国国内各省之间劳动力的生产率和价格的差距拉大,而按工业、农业和服务业计算的GDP却呈收敛性,这正好与作为统一市场应该出现的情况相反。
④由此可见,随着财本论文由政分权运动的展开,各地不可避免的为着自身利益加强了对本地经济资源和税收资源的保护,由此导致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市场的进一步分割。地方保护主义是地区间经济竞争的产物,或者说地方保护主义是地区间经济竞争的一种表现,它的兴起使政府间税收竞争更加混乱。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本来是要发现和使用更有效的制度,但是地方保护主义的出现却使之反而成为统一市场制度秩序运行的障碍。
(二)弱稳定的政府间关系建国以后,我国相继颁布了宪法及一系列法律准则,保证了我国政府间关系的相对稳定性。但是,由于受制于历史传统及现实客观因素,我国各层次政府间关系的稳定性还不够,从而影响到政府间
税收竞争的有效性。第一,由于深受悠久的中央集权制传统影响,我国建国后形成了单一制的政府体制,中央政府或高层次政府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中扮演了较为重要的角色。第二,我国缺乏地方自治传统,地方政府或基层政府往往依赖于中央政府或高层次政府。
第三,我国现有政府官员的考核与任免机制主要受制于中央政府或高层次政府。
①而在我国的现实政治生活中,中央政府往往无法得到有效的约束,时常对地方政府事务进行干预,难以保证各层次政府间关系本论文由的稳定性。在弱稳定的政府间关系下,全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受中央政府的影响过大,常常危及地方政府积极性。首先它将影响纵向的政府间关系。由于中央政府难以得到宪法及有关法律准则的约束,导致其活动范围过于宽泛,常常超出其有效活动边界,造成越位。中央政府难以受到约束的超强活动能力及超宽活动范围,使中央政府同时扮演着“运动员”与“裁判员”的角色,破坏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平等竞争关系。其次,它将影响横向的政府间竞争关系。中央政府或高层次政府对各地的发展畸轻畸重,往往会损及地方政府的平等竞争权,弱化部分地方政府的经济竞争能力。由于我国现有体制下缺乏稳定的政府间关系和竞争性政府主体,导致我国政府间税收竞争还处于弱势有效性阶段,还不能有效实现转轨期政府间税收竞争的主要目标,即实现政治经济制度的顺利转轨。
由于缺乏稳定的竞争规则,政府间税收竞争无法通过“看不见的手”来实现整个社会的利益,即没有从个人利益(局部利益)向社会利益的转化。而过分强调财政分权,地方政府对经济资源和税收资源的争夺过于惨烈,各地被迫卷入了地方保护主义和分割市场的恶性竞争。这种恶性竞争正是目前大多数学者反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主要理由,因为它确实扰乱了地区间的正常经济往来,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有效性。
四、结论
尽管政府间税收竞争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是政府间税收竞争在实现政治经济制度的转轨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作用,能够发挥各层本论文由次政府在寻找高效制度方面的积极性。因此现阶段的任务在于维护政府间税收竞争的良好秩序,规范各方的行为,实现政治经济制度的有效转型,而不是全盘否定政府间的税收竞争活动。
(一)维护良好的财政分权秩序尽管我国财政分权改革缺乏稳定的法律基础及理论基础,造成了财政分权过程中的某些无序化行为(特别是地方保护主义行为),但是财政分权及由此而起的税收竞争却构成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推动力。维护有效的财政分权秩序,主要是建立地方财政的有限分权模式,保证地方政府的分权利益不受高层次政府的干预,而这也是政府间税收竞争有效展开的条件。要保证我国的强势高层次政府不干预低层次政府的分权利益及税收竞争利益,就必须建立稳定的政府间关系,即构建稳定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固化各层次政府间本论文由的事权及财权关系。
对此,可以考虑建立一种超稳定的双层约束机制,既约束中央政府(包括高层次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干预,又约束地方政府的非规范性活动。
(二)打破地方保护主义与市场分割,建立统一的市场秩序有效的政府间税收竞争必须防止地方保护主义的泛滥,而防止地方保护主义及市场分割的有效途径莫过于建立统一的市场秩序。我国在打破地方保护主义的运动中,可以借鉴美国的双层司法体制及其宪法中的商务条款。双层司法体制中,中央司法机构主要解决全国性的司法案件并对地方之间的案件纠纷有审判权;地方司法机构主要解决地方性司法纠纷。美国的商务条款则建立了中央政府对地区间贸易争端的专属解决权,我国的现实地方政府屡屡干预地区间的贸易。因此在我国建立类似条款,对于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可能会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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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职业教育 学位教育 中国启示
2013年7月笔者参加了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CICPA)和英格兰及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ICAEW)联合举办的CPA方向院校师资培训班,走访了包括英格兰及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ICAEW)、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伦敦大学学院(UCL)、布鲁内尔大学(BRUNEL)、牛津大学(OXFORD)、利兹都会大学(LEEDS METROPOLITAN)、格拉斯哥大学(GLASCOW)等英国高校,以及会计行业协会、会计师事务所等,从各个角度全面了解了英国会计行业、职业及教育的状况。笔者结合我国会计教育现状,就如何推动我国会计教育教学改革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的思考。
一、与社会需求相结合的多元化的会计教学目标
英国的大学是自治机构,为自己的学术标准和质量负责。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内部质量保证程序,对自己的课程项目进行正规的检查和周期性的评估。但大学都会在外部的评估和质量保证机构―――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局(The Quality Assurance Agency for Higher Education)颁布的学科教学大纲的起点标准和学科教学指南框架下,提出自己的教学目标要求,以培养出符合社会需求的毕业生。按照英国高等教育质量委员会对教学目标的(即需要学生掌握的知识以及学会的技能方面的质量要求)规定,开设会计专业的大学都会围绕着专业知识的构建、认知和智力技能、核心和转换能力、实务操作能力四个方面对其五个层次的教学阶段分解教学目标。在通过教学促使学生提升认知和智力技能方面,主要从培养学生分析、综合、评价和运用能力四个方面提出要求;在通过教学促使学生提升核心和转换能力方面,主要是从培养学生团队合作、学习能力、自我评价能力、管理信息能力、自主能力、沟通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七个子项目分别提出要求。
同时,英国的会计教育也完全融入了终身教育的理念,会计教育不只是年轻人学习专业的开始。无论什么年龄,在工作的哪一个阶段,只要有需求,经申请就可以到学校里接受正规的会计教育。同时,在终身教育理念的影响下,强调对学生学习方法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要求学生要掌握方法和继续学习的技能。因此,在任何一个会计教育环节,都体现出素质和能力培养的思想。
二、基于市场需求与职业教育的综合会计课程设置体系
英国会计课程设置不只局限于会计学科知识的系统性,而是打破传统的学科知识结构,注重在紧密相关的知识,如经济学、统计等相关学科的基础上,与财务等相关学科知识融合,形成新的课程体系,同时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职业道德。因此,在英国,不同大学的会计专业课程体系存在很大差异。单纯的会计专业学位很少,有的学校将会计专业与经济学结合在一起,有的与管理学学位结合在一起,且会计专业在不同的大学隶属于不同的学院。总体而言,英国会计教育的课程设置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重视宽基础,拓宽学生知识面
英国的会计教育非常重视学生的宽基础,通过开设自由选修课程,开拓学生知识面。英国大学会计专业一年级的课程都开设有“会计入门或基础”(prerequisite),主要是为学生介绍选择会计专业后需要学习什么课程、掌握什么技能,完成什么学习任务以及如何学习、如何选课、如何完成课程作业以及如何获取学习援助等。在课程设置上也紧跟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非常鼓励学生多阅读权威的杂志、报纸来拓宽知识面,加快知识更新,要求学生在经济生活、商务活动等背景下认识和了解会计是什么,为解决经济生活中的诸多问题需要掌握什么会计知识, 同时要求学生广泛地阅读相关著作和文章,选修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学等课程,了解会计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以及与相关学科的联系。
以会计专业数年被泰晤士报排名第一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为例,第一学年学生可以从人类学、人口统计学、经济学、地理学、法律、哲学等课程中自由选修一门,另外开设经济学基础和财务会计基础两门必修课。第二学年学生可以在计量经济学、管理学、商务统计等课程中自由选修一门,必修课是管理会计和财务管理。第三学年学生必须完成一门自由选修课,同时必修财务分析。
这种课程的设置体现了“会计并不仅是会计”的思想。会计作为一种记录社会经济活动的方法或手段,必然与其他学科关系密切,LSE的做法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就是将我国会计专业的课程体系进行重新划分,要求学生在掌握会计门类课程的基础之上,多涉猎经济学、法学等相关课程。
(二)课程科目设计与会计专业机构资格考试科目协调
英国的会计专业机构很发达,拥有英格兰及威尔斯特许会计师协会(ICAEW)、苏格兰特许会计师协会(ICAS)、爱尔兰特许会计师协会(ICAI)、特许公认会计师协会(ACCA)、特许管理会计师协会(CIMA)、特许公共财务及会计协会(CIPFA)六个会计团体,以及ICAEW、ICAS、ICAI、ACCA、AIA五个公认的考试团体,各大会计师公会各自招收会员,各自组织考试。为了避免与高校会计教育的交叉,六大会计师职业团体共同成立了会计团体咨询委员会,下设会计教育课程鉴定委员会(BAEC)负责对高校的会计专业课程进行鉴定,通过鉴定的院校的毕业生可以得到豁免考试的权利。许多大学的课程科目与英国当地的特许会计师协会资格考试科目紧密衔接,学生在获得学位的同时能获取相关职业资格认证的部分考试豁免。
英国很多高校都与ICAEW、ACCA等职业认证机构有紧密的合作关系,以帮助学生满足职业发展需要。英国高校会计学专业的本科生毕业之后,如果不是继续深造,则绝大多数都会去ICAEW实习,花一年时间考取ACA会员资格,然后再找工作,或是工作三年后取得ACCA会员资格,然后谋求更高的职业发展。其中,ICAEW与105所高校或协会组织签署了战略合作伙伴协议。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拉斯哥大学、利物浦大学、伦敦大学学院、利兹都会大学等高校都与ICAEW、ICAS、ACCA、CIMA等资格认证机构签订了免考互认协议,其中,利物浦大学被ICAEW允许免考12门(一共15门),是被免考最多的学校。利兹都会大学在被ACCA允许免考9门(一共14门)的基础之上,与ACCA合作设置了MSc in Accounting项目,学生读硕士期间将学习未被免考的5门ACCA课程,毕业时同时获得硕士学位和ACCA会员资格。
借鉴英国经验,中注协是否可以允许CPA专业方向学生对某些简单课程的考试(如经济法、税法)享有豁免权,这样做显然能够有效地提高CPA的专业地位,吸引更多的优秀生源加入到会计职业这个团体组织,有利于我国会计事业的更好发展。当然,高等教育与职业资格认证相衔接,是教育理念和教育体制的重大变革,它涉及社会的各行各业、教育的方方面面,是一个系统工程。要顺利实现“衔接”,既需要通过宏观引导与调控,确立高等教育与职业资格认证相街接的基本构架,又需要通过微观调整与建设,加强高等教育与职业资格认证的关联。因此,如何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通过与职业资格认证相衔接来推动高等教育的发展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需要教育专家和相应的职业资格认证部门的通力协作。
(三)“三明治”课程体系缩小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差距
为了使学生获得更多的会计实践经验,英国会计课程体系中专门安排为期一年的工作实习,使学生能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由于实习期间长,企业也普遍欢迎兼职学生,招聘时对专职岗位、兼职岗位会区别明示。“三明治”课程使学生毕业时不但获得学历,同时获得了相关的会计工作经验,减轻学生就业压力。
以格拉斯哥大学(GLASCOW)为例,为开展会计学专业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和实践操作能力训练,在部分课程中引入职业界人士进行专题讲座,把一些企业老总及其管理人员请到课堂上来。这一点也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要加强案例分析,多用批判性思维,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将公司管理和商业经营上的实际知识贯穿整个教学之中。大学教师应关注公司管理和商业经营的实际情况,了解社会和企业关注的热点,熟悉实务操作情况,注重和培养自己理论联系实际的操作能力,善于在实践操作中总结和升华为思想或理论,能够运用专业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
三、以培养学生能力为目标的教学与考核机制
(一)以学生主动学习为主的教学组织模式
英国大学每一学年有三个学期,班级授课和学习一般安排在第一学期和第二学期,但每门课程只有三分之一左右的课时是课堂授课,其余的时间根据课程性质安排为辅导课、模拟课、实验课和小组讨论课。教学过程中,教师的职责更多的是一个管理者或引路人,是组织学生“学”的组织者。学生的学习过程主要靠个人去探索。教学没有统一的教材,教师列出与该课程紧密相关的参考书,学生对每门课程的大部分知识点的掌握是通过阅读教师列出的参考文献,以及完成课程论文、小组作业过程中获取的。因此,学生课下需要花大量时间阅读、查资料和写论文。课堂上,教师以“课堂圆桌会议”等为主要的教学方式,在课堂上仅仅讲授专业知识的整体框架以及重点、难点,其余时间都是指导学生重点掌握如何利用各种资源获取知识和运用知识,掌握继续学习的技能。
(二)注重能力素质的考核
英国会计课程考试方式注重考察学生的综合能力和素质,主要通过课程论文(作业)、小组作业以及期末考试来完成。教师对于学生交来的课程论文或小组作业以及考试试卷的评定标准会在课程开始之前告知学生。学生为完成课程论文,不仅要结合所学课程的理论分析并提出观点,更要有证据(文献评述、模型以及数据)支持观点,不仅要熟练掌握一些分析研究的技术方法(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还要系统自学所学课程的基础理论和知识,并广泛阅读与该课程相关的论文、新闻报道等。
课程作业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个人作业,另一种是小组作业。学生为完成小组作业,不仅要集中在一起讨论小组作业的内容和结构、技术方法以及重要结论,还要分工查找资料、制作PPT,然后在课堂上进行演讲,在完成小组作业过程中,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学习能力、自我评价能力、自主能力、沟通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都有所提升。如在利兹都会大学(LEEDS METROPOLITAN)会计专业一共设置14门课程,其中30%的课程采用作业形式考核,70%的课程采用考试形式考核。考试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如撰写论文、报告、案例分析和小组讨论报告等。许多课程还要求学生上讲台进行演讲。对课程成绩的考核采用单元制,即分单元学习,单元结束时即时测验,一般不设期末考试。财务会计课程的考核内容主要是报表的编制,大部分的课程试题都以案例分析为主。
四、营造以净化学生内心、塑造人格为目的的学习氛围
学习氛围是关乎教学方法、教学模式或教学手段能否得到有效贯彻和实施的基石。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大学(GLASCOW),我们感受到了一种不同于伦敦传统知名学府的学术氛围。苏格兰的浪漫、激情以及可能激发人无限想像力与创造力的空气,赋予了格拉斯哥大学非凡的气质,让人们用心去感受学习、生活的种种乐趣。
我们不禁会思索,如何能实现一种纯粹的、持久的和深入人心的教育,如何能让学生学会终身学习并实现自我的超越?我们应该营造一个以净化学生内心、塑造学生人格的学习氛围,让学生在宽松、自由、和谐的环境中学习,在高校中感受到一种人性的回归。X
(注:本文系东北财经大学教学改革项目“会计专业双语教学课程的资源整合与效果评估”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GZ12004)
西方第一个把数学用于经济问题的是意大利的切瓦,他于1711年写了一本关于货币价值的书。但首先比较系统地运用数学的,是1838年法国库尔诺的《财富理论数学原理的研究》,这书常被当做数理经济学的开端。
由于当时的经济理论权威们不熟悉数学推理,而无人问津,直到40年后因受到英国的杰文斯和法国的瓦尔拉斯的高度推崇,才知名于世,并被当做数理经济学和数理学派的正式起源。此后英国的埃奇沃思、马歇尔、美国的费希尔、意大利的帕累托等进一步发展了数理经济学。
库尔诺并没有用过“数理经济学”的名称,他采用的书名用意不仅在于理论研究,而且在研究中要运用数学分析的形式和符号。他认为在财富理论中运用数学分析 ,是为了探索不能用数字表现的数量之间的关系,和不能用代数表现的函数之间的关系;即使不需要精确数字,只要能更简明地陈述问题、开辟研究途径、避免脱离主题,数学也有其有用之处,如果仅仅因为不熟悉或怕用错而拒绝数学分析,是荒谬的。
杰文斯1862年发表的论文《略论政治经济学的一般数学理论》是数理经济学的最早名称,到1879年他的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理论》一书再版时,附上1711年以来的“数学的经济的”文献目录,等于公开宣称数理经济学的存在。他认为经济学要成为一门科学,必须是一门依赖于数学的科学,简单原因就是研究数量和数量之间的复杂关系,必须进行数学推理,即使不用代数符号,也不会减少这门科学的数学性质。
杰文斯的目的是要为价值的最终理论以及建立在这个理论之上的市场规律提供数学解说。他的理论中心是“价值完全由效用决定”。他把商品对所有者的效用分为总效用和最后程度的效用(即后来的边际效用),后者是商品拥有或消费总量增加时,总效用增加量对商品增加量的比率。
他认为随着商品拥有量的增加。最后程度的效用会逐渐降低,并据此用数学方法推出:一种商品所有者和另一种商品所有者互相交换商品可以增加总效用,交换要进行到两种商品的最后程度效用相等、总效用最大达到均衡时才停止,这时两种商品在两个所有者之间的交换比率应该等于交换完成后两种商品的最后程度效用的反比。
瓦尔拉斯在1874年出版的《纯粹政治经济学纲要》一书中认为,纯粹经济学实质上就是在假设完全自由竞争制度下,关于价格决定的理论;价格存在是因为商品具有数量有限和有用的自然条件,只要有交换就会有交换价值。
交换价值是个可计量的数量,正是一般数学的研究对象,所以交换价值的理论应该是数学的一个分支;数学方法并不是实验方法而是推理方法,经济学的纯粹理论也象“物理-数学的”科学一样,从经验的真实概念中抽象出理想的概念作为基础,可以超出经验范围进行推理,在建成这个科学后再回到实际,也不是为了验证,而是为了应用。
瓦尔拉斯的主要理论是建立在边际效用价值论之上的一般均衡理论体系。库尔诺虽然也考虑过个别商品的产、销、进出口对其他商品生产者的收入会产生反作用,但仍然限于局部分析,没有同时照顾全局,瓦尔拉斯企图用数学方法加以补救。
埃奇沃思最早研究商品各种议价的经济后果,并且提出无差异曲线的概念以便避免用货币作为计量边际效用的固定单位,后经帕累托改进,用以代替边际效用,作为一般均衡的理论基础。马歇尔的理论核心是认为一种商品的均衡价格就是在其他情况不变时,该商品的需求价格与供给价格达到一致时的价格,所以又称为局部均衡论。
数学在现代经济理论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一方面运用数学方法研究的理论领域还在扩大;另一方面,对前人研究过的问题还不断运用更深奥的数学方法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关键词:贸易保护;政治经济学;利益集团模型;中点选民模型
中图分类号:F7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70(2014)01-0050-08
收稿日期:2013-09-1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企业异质性视角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与模式研究”(13CJL036)。
作者简介:白洁,女,山西忻州人,经济学博士,山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一、引言
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能最大限度地增进世界福利,一国单边贸易自由化能最大限度的增进自身的福利。因此,各国最优的贸易政策应该是自由贸易政策。但是理论和现实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贸易保护主义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它已经成为一国干预国际贸易的重要手段。虽然在WTO的倡导下,各国施行了大幅度的关税减让,但是非关税壁垒却盛行不衰。在贸易政策的选择上,各国更青睐于保护而不是补贴等直接根治经济扭曲的手段。经典的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现实中的贸易保护政策,所以,诸多经济学家从最优关税理论、幼稚产业保护理论、市场失灵、次优等角度出发试图解释贸易保护主义,但是以效率为基础的理论并不能很好的解释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所以,只有将公共选择的分析范式引入传统的贸易理论当中,从收入分配而非经济效率的角度出发,从政策决策过程的视角探究贸易保护政策的问题,即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诸多学者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去解释贸易保护主义,相关研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本文将其分为两大类:利益集团模型和中点选民模型。利益集团模型的出发点是利益集团,利益集团通过游说和政治捐资来影响政府的贸易政策,政府的贸易政策是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结果。而中点选民的出发点则缩小到不能进一步分解的选民个体,政治家要赢得选举,得到选票的最大化,必须代表中点选民的利益。
二、利益集团模型及相关研究
利益集团模型是贸易保护政治经济学中的主要理论,大部分学者从利益集团的角度对贸易保护政策了进行分析。该模型主张资本家通过影响政治家来获取对自己有利的政策,认为利益集团可通过游说,并投入相应的支出,达到影响政府贸易政策的目的。利益集团模型理论在其不同的发展时期呈现不同的特点。早期研究介于20世纪60-80年代,这一时期是利益集团模型的雏形。大部分学者就某一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观点,这些研究对贸易保护水平的决定因素,以及利益集团参与政治决策的过程进行了分析,但是这一阶段的理论是分散和片面的,没有形成成熟的理论模型和体系。到20世纪80、90年代,利益集团模型得到了长足发展,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理论模型,代表理论有关税形成模型、政治支持模型、保护代售模型和信息传递模型。特别是保护代售模型的提出成为利益集团模型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该模型较为完备和成熟,为后来学者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进入21世纪以后,学者对利益集团模型的研究热情持续不衰。其中一些学者以保护代售模型为基础,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贸易保护政策的影响因素加入模型当中,使该其分析更加深入。另外一些学者用利益集团模型分析自由贸易协定、间接投资等具体问题,使其解释力不断增强。还有一些学者以本国数据为基础对利益集团模型特别是保护代售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探讨该理论在本国的适用性。根据学者对利益集团模型研究重点的不同,将相关研究分为四个方面:
1.关于贸易保护水平影响因素的研究。
从利益集团的角度研究贸易保护水平的影响因素吸引了诸多学者的关注,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构成了利益集团模型理论的基础部分。早期经济学家认为:企业数目少、地理集中度高、买方集中度高的行业能有效调整集团内部利益并形成游说,因此行业获得的保护水平以及行业反对贸易自由化的能力与上述因素成正比;Olson[1]认为不利于收入、就业水平提高的经济环境更有2利于利益集团的形成。所以行业保护水平和行业产出、就业增长率呈负相关关系,与进口渗透率呈正相关关系;Gawande等[2]研究了国外利益集团的游说在政府贸易保护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影响。之前的研究学者认为,国外利益集团对政府贸易政策的游说对国内经济是有损失的,但Gawande等却认为国外利益集团的游说很可能会减少贸易壁垒,提高消费者剩余,进而提高该国的福利;Matilde Bombardini[3]将企业异质性引入利益集团模型当中。认为贸易政策的决策过程会受到企业游说能力的影响,而企业的游说能力则很大程度上受到企业规模的影响。因为在企业游说的过程中需要支付政治捐献,规模较大的企业会拥有较强的支付能力。所以,对于一个产业而言,如果该产业内大型企业较多即产业集中度较高,则该产业的游说能力就较强,贸易保护水平也较高;Bumba Mukherjee等[4]将劳动力流动程度引入利益集团模型中,认为当部门间劳动力流动性变弱时,民主国家更容易采取保护贸易的政策。
2.关于贸易保护水平决策过程的研究。
在贸易保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影响因素可以看作是一个输入变量,以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为表现形式的贸易保护手段可以作为一个输出变量,那么中间的影响过程和决策过程到底是怎样的呢,诸多学者通过构建函数或者是利用博弈论对该环节进行展开。如Findiay等[5]构造了关税形成模型,从博弈论的角度研究了利益集团影响关税的具体过程。认为关税水平取决于对峙的两个游说集团游说竞争的结果。利益集团双方进行非合作博弈,提供游说支出,使各自净收益最大化,最终的最优关税便是该博弈的纳什均衡解。该模型认为关税是利益集团相互斗争的政治结果,而政府在关税的决定过程中退居其次。该模型较好的利用了博弈论的分析工具,对关税决定水平进行了详细论述,但在此过程中过分看重利益集团的作用,忽视了政府、消费者等其他社会群体对关税的影响。
Magee等[6]构造了两个政党、两个利益集团的两阶段博弈模型。该模型认为利益集团为候选政党或候选人提供政治捐献,目的是提高所支持政党或候选人当选执政的概率。假设,各党在得到利益集团政治捐献之前,便已申明了各自所倡导的贸易政策,并且该贸易政策不受政治捐献的影响与干扰。利益集团只是根据自身的贸易政策偏好,选择自己支持的政党。那么,在该情况下,利益集团并不能以政治捐献的方式直接影响贸易政策,只能通过政治捐献提高自己所支持的政党的获胜几率,从而间接获得自己所期望的贸易政策。
上述研究将政治捐献作为利益集团左右政府制定贸易政策的筹码,而Ainsworth[7]认为利益集团向决策者提供详实可靠的信息同样可以起到游说作用。由此,我们研究的前提从充分信息演变为非充分信息状态。于是,信息便成为了利益集团游说决策者的重要砝码,能够帮助资源有限的政府把握经济状况,作出决策。政府与利益集团的关系便由“保护待售”模型中的交易双方,变成了信息提供模型中的政治盟友――利益集团向决策者传递对自己有利的真实信息,决策者依靠信息做出明智选择以延长政治寿命,双方互惠互利。
传统的利益集团模型大多将关税作为贸易保护的主要手段。如Findiay等[5]的关税形成模型。因为政府可以通过关税获得全部的贸易保护利得(租)。随着贸易保护手段的日趋丰富,非关税壁垒越来越受到重视,而非关税壁垒与关税壁垒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政府不能获得全部的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Facchini等人[8]将配额等非关税形式的贸易保护措施引入了利益集团模型当中。研究发现在政府实施贸易保护政策过程中,只有72%-75%的租最终由政府获得。该研究大大拓宽了以往分析的视野,使得研究学者对非关税贸易壁垒给予关注。从而使得贸易保护政策的表现形式更加丰富。
3.关于利益集团综合模型构建的研究。
上述文献分别对贸易保护水平的影响因素和贸易政策的决策过程进行了深入研究,但这只是利益集团模型的两个方面,如何将二者结合起来,从政府的角度对影响因素进行权衡,最终制定贸易保护政策呢?这就涉及到了综合模型的构建和深化。
Hillman[9]首次提出一个较为完备的模型即政治支持模型。该模型假设,政府的目标是为了满足其政治支持最大化。政府为了最大限度地得到利益集团以及消费者的政治支持,需在利益集团与消费者之间做出权衡。关税过高,虽可得到利益集团的政治支持,却由于价格提高,伤害了消费者的利益;降低关税,虽可满足消费者,却无法让利益集团提供支持。因此,政府需选定一个均衡关税水平,使来自于利益集团与消费者的总体政治支持最大化。通过分析,Hillman得出了以下结果:由于利益集团在政治支持方面的影响很大,政府将采取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但这样的保护对于衰退产业而言只是暂时的,并非永久性的。虽然处于衰退境地的产业利益集团最渴望得到政府保护,但最终结果可能不是延缓而是加速了这些产业的衰退。该模型虽然比之前的理论更完善,但单从公众的角度或单从政治家与利益集团间的相互博弈的角度看待贸易政策的形成过程仍然不够丰富,直到Grossman等[10]提出了保护待售模型以后,利益集团模型才得到了长足发展。
Grossman等提出了影响当权政府的政治捐献模型――保护待售模型,认为利益集团的政治捐献应集中于已胜出的当权政府,其目的是直接影响当权政府的贸易政策,而非提高竞选政党的当选概率或是当权政府的连任几率。当权政府则为了再次当选,除了借助政治捐献外,也需努力提高普通选民的效用水平。因此,在该情形下,利益集团应向政府提供适当的政治捐献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当权政府则制定合理的贸易政策使总政治捐献与社会总福利的加权值最大。Grossman等假设,一小国中存在n个利益集团,分别代表各自产业利益游说当权政府。在劳动报酬为1的前提下,构建了利益集团的福利函数和社会总福利函数,政府的目标是使游说集团的政府捐资和社会总福利达到最大化。为了达到目标,利益集团和政府间形成两阶段非合作博弈,即利益集团之间首先提出纳什均衡下的政治捐献安排,然后政府在给定的捐献安排上再决定最优税率。在非合作博弈条件下,根据政府与游说集团之间“菜单拍卖”的纳什均衡条件,得出了均衡时的关税表达式。其结论表明:均衡关税取决于不同行业的进口弹性、进口渗透率、总体利益集团人数比例以及是否是有组织产业。只要产业内部存在利益集团,并向政府提供政治捐献,便可享受到关税保护,而未成立利益集团的产业则需忍受负保护。若所有产业均存在利益集团,并且每位选民均属于利益集团,则此时会形成全面的自由贸易。该模型是利益集团模型中最为完备的一个,但是仍然存在明显缺陷,即对于利益集团期望利用政治捐献影响所有商品关税的假设,与现实情况并不一致。在现实中,利益集团更希望将有限的政治捐献投入到直接相关的贸易政策游说中。利益集团很可能只要求政府提高自身产品的保护程度,对于其他产品则并不关心,因为对其他产品关税进行游说,将是一件边际收益远低于边际成本的行为。
基于此种考虑,Helpman进一步假设利益集团只对自身产品的关税水平进行游说,结论表明:不存在利益集团的产业将实行自由贸易,而并非征收出口关税;提供政治捐献的产业将一定受到关税保护。即使出现所有选民均属于利益集团的极端现象,全面的零关税也无法实现,除非只存在一个产业、一个利益集团。存在利益集团的产业,其关税具有独立性,并与该产业特定要素的所有权集中度有关,集中度越大,保护率越高,而与其他利益集团的实力无关。然而,该模型视利益集团的存在为一个外生变量,这种假设仍然与现实存在一定差距。在现实中,只有当利益集团的潜在收益足够高或者组织成本足够低的时候才可能形成。保护代售模型作为利益集团模型中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后期学者进行研究的基础。
Chang[11]对保护代售模型进行了深化,将KrugmanDixitStiglitz提出的垄断竞争模型植入保护待售模型中,探讨了在垄断竞争环境下,利益集团对贸易政策的影响。该模型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在垄断竞争条件下(1)即使是在没有组织的产业中,内生性的进口关税水平也不会降到零。(2)对于有组织的产业而言,内生性的出口政策不一定均表现为出口补贴。但对于没有组织的产业而言,则表现为出口税。(3)不管该产业是否有组织,进口保护水平与进口渗透率成反比;Gawande等[12]以保护待售模型为基础,探讨了上游生产者和下游生产者的游说竞争问题对贸易保护政策的影响。该文章认为来自于相互对峙的两个利益集团的游说竞争对贸易政策的决策过程会产生重要影响。文章搜集了来自40多个国家的数据,实证结果表明,一个有组织的产业往往会得到更多的贸易保护,但是如果该产业中下游生产商也存在强大组织的话,往往会削弱政府对该产业的贸易保护力度;Matschke等[13]将劳工问题引入了保护待售模型中。通过构建新模型和实证分析得出,均衡的贸易保护水平确实受到劳动力市场变量的影响。并认为,如果一个特定产业中的工会而不是资本拥有者对政府进行游说,那么均衡时的贸易保护水平会比保护待售模型中的要高,因为工会会将零散的游说租金集中起来。反之,如果资本拥有者而不是工会对政府进行游说,那么均衡时的贸易保护水平就会较低;Facchini等[14]将产品替代率引入了保护代售模型当中,认为如果进口产品与本国产品的替代率越大,那么本国产品所在行业得到的贸易保护就越强。
4.关于利益集团模型应用的研究。
在利益集团模型日臻完善的过程中,一部分学者将利益集团模型运用到分析其他问题中去,比如自由贸易协定、间接投资问题等等,这些研究使得利益集团模型的研究范围逐渐扩大,这一过程也可以理解为利益集团模型的广化。比如,Maggi[15]将利益集团模型用于分析自由贸易协定。认为自由贸易协定确实能够推动贸易自由化,但是贸易自由化的程度不仅与一些政治变量相联系,还与部门间资本流动性有关。如果资本的流动性越好,越容易导致贸易自由化的深化;Lucian Bebchuk等[16]将利益集团模型用于分析间接投资问题。该论文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框架用于分析利益集团的游说是如何影响政府对投资者保护水平的决定。认为公司内部人员利用其控制的公司资产去影响政治家的决策,作为外部人员的机构投资者(比如金融中介)由于信息的不充分无法获得有效保护,这些因素会导致投资者获得的保护水平在一个次优的状态下达到均衡。
通过上述归纳,可以看出利益集团确实在贸易政策决策过程中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但是普通选民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所以,又涉及到贸易保护政治经济学中的另外一条主线――中点选民模型。
三、中点选民模型及相关研究
中点选民将立足点放在选民个体。政府或政治家为了获得选民的支持,在选择贸易政策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如何得到多数选民的支持。中点选民的意见将会代表多数选民的想法,因而政府要尽可能地选择中点选民偏好的政策,越接近中点选民偏好的政策越能得到大多数选民的支持。
20世纪70年代从选民的角度考虑其对贸易政策影响的观点就形成了,比如Caves[17]的选举最大化模型就将行业的就业人数与选民人数联系起来,并考虑选民人数对政府贸易保护政策的影响。该理论认为,行业就业人数是利益集团和政府谈判的筹码,有更多选民的行业更容易得到候选人的偏好,即行业就业人数与行业保护率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该理论虽然没有提出一个完备的理论框架,但是却给出了与利益集团模型截然不同的思考立场,即从选民的角度来考虑其对贸易政策的影响。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Mayer[18]正式提出了中点选民模型。这一模型假定政策是通过多数人投票决定的。只要中点选民对政策的偏好有“单峰”,那么政府采取的政策就是能使中点选民效用最大化的政策。Mayer在HO框架下对此进行了分析,认为如果中点选民的资本/劳动比率比经济体的总比率低,那么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时,这个国家就会征收正的进口关税。即如果该国是资本密集型国家,它的贸易政策就是对劳动密集型产品征收正的关税,对资本密集型产品进行进口补贴。如果该国是劳动密集型国家,那么它的贸易政策应该是对资本密集型产品征收正的关税,对劳动密集型产品进行进口补贴。但这与各国实际情况很不吻合。事实上,很多国家采取的政策只是代表一国少数要素拥有者的利益。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点选民模型进入了一个相对成熟的时期,形成了比较丰富的理论。这些研究不仅丰富了贸易政策的决策过程,而且将中点选民模型作为一种理论工具对具体的实际问题进行了解释。近几年,学者对中点选民模型的研究持续进行,他们加入了以前忽略的经济、政治变量,集中分析了中点选民在贸易政策决策过程的影响,从而使该模型与现实更加接近。但是由于该模型解释能力的局限,导致成果并不是很丰富。通过对文献的梳理,本文将中点选民模型的研究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对贸易保护程度影响因素的研究,另外一类是关于中点选民模型应用的研究。
1.关于贸易保护水平影响因素的研究。
Hillman[9]将中点选民模型与要素禀赋理论结合起来,研究了直接民主下的要素拥有量对贸易保护水平的影响。他利用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与斯托尔玻-萨缪尔森定理构造了一个经济均衡时关税水平的决定模型。该模型认为,均衡关税水平是中点选民的个人最优关税水平。然而,对于中点选民的识别依赖于对投票者资格的判定和要素拥有量的限制。如果投票者资格判定中对最小资本拥有量有所要求,那么该行为就体现对资本密集型产品进行贸易保护的意图。如果最小资本拥有量的水平越高,那么对资本密集型产品进行保护的意图就越明显。保护性关税水平取决于中点选民对相关要素拥有量与经济中要素拥有总量的关系。如果中点选民对资本拥有量高于整个经济的平均水平,那么多数投票原则将导致对资本密集型产品征收关税,反之亦然。自由贸易仅在一种特殊情况下发生,即中点选民的要素拥有量与整个经济的平均水平一致的时候。除了要素拥有量,投票成本也成为一个影响因素。如果投票成本为正,则个体进行投票的可能性将随着投票净利润的增加而增加。此时,那些边际收益在征收关税后提高很少的个体,将没有激励去投票,而剩下的投票者的利益与征收关税密切相关,即征收关税以后会明显提高该选民的利益。于是,从贸易保护中得到的利益将更加集中于特定人群、特定产业当中,而损失则被广泛的分散到整个经济当中。该模型非常深入的研究了要素拥有量、投票成本与贸易保护程度的关系问题,提出了极富参考价值的论点,但是对间接民主下的贸易保护问题没有涉及。
Dutt等[19]将一国收入不平等程度引入到中点选民模型当中,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了在中点选民模型中,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变化对一国税收政策的影响。文章指出,如果一国中点选民的资本/劳动禀赋的价值比较低,那么相应的不平等程度就比较高。对于资本丰富的国家而言,收入不平等程度越大,对进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征收的关税就越高。反之,对于劳动丰裕的国家而言,收入不平等程度越大,对进口的资本密集型产品征收的关税将越低、补贴越高。总之,对于工业化国家来说,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越会导致限制性的贸易政策。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越会导致开放性的贸易政策。该模型运用对比的方法,研究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对贸易保护政策的影响,并首次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保护政策给予关注。
Daron等[20]将一些非政治因素引入到中点选民模型中,认为某些经济因素比如分配效应、外部效应、规模效应和消费者效应与政治因素相比,更容易产生贸易保护;Subhayu Bandyopadhyay等[21]将腐败引入了中点选民模型中,认为腐败会提高劳动密集型国家贸易保护的程度,同时降低资本密集型国家贸易保护的程度,从而使得劳动者的利益受到损害。所以,与其他因素相比,腐败会使贸易政策偏离中点选民的偏好;Hugh Ward等[22]给中点选民模型中加入了新的变量,认为在西欧国家全球化对派产生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点选民的位置。如果中点选民的位置非常靠右,那么派会为了得到政府的支持而采取友善的贸易政策。如果中点选民的位置非常靠左,那么派则会采取较为极端的、不友好的保护贸易政策。
中点选民模型从Mayer的首次提出,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日渐丰富,诸多经济学家将要素禀赋、收入分配、外部效应、规模效应、腐败、中点选民的位置等因素引入中点选民模型当中对其进行完善,使其应用范围不断扩大。现在不仅可以利用其分析关税政策的制定,而且可用其分析区域贸易协定缔结等诸多经济现象。
2.关于中点选民模型应用的研究。
Feenstra[23]将中点选民模型运用到双边贸易协定、多边贸易协定当中。具体分析了一国在从封闭经济走向双边贸易协定或多边贸易协定过程中的损益情况,并且剖析了双边贸易协定到底是多边贸易协定的绊脚石还是铺路石。通过分析,芬斯特拉证明了定理(Levy,1999)的部分观点。首先,在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下,如果两国的中点选民都会在双边贸易协定中收益,那么至少有一个国家一定会在多边贸易协定中获益;其次,如果允许垄断竞争下产品的多样化,那么两国的中点选民一定会在从封闭经济到双边贸易协定,或是从封闭经济到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过程中收益。但可能从双边贸易到多边贸易协定的过程中受损。所以,双边贸易协定会阻止参与国向多边贸易协定发展。对于多边贸易协定来说,双边贸易协定是一个绊脚石,而不是铺路石。
Baybars Karacaovali等[24]对该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认为在关税同盟内部不存在贸易转移的条件下,优先贸易协定一定会阻碍多边贸易协定的签订,并通过对欧盟的实证检验,支持了该论点。上述经济学家用中点选民模型分析了贸易协定问题,从广度上拓展了其解释能力。这为后续学者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即中点选民模型不仅是一种理论,而且可以把其当做是一个分析工具去解释其他经济现象。
四、现有研究小结与未来研究展望
(一)现有研究小结
贸易保护政治经济学沿着利益集团模型和中点选民模型两条主线并行发展,但是通过对以往文献的梳理可知研究成果中存在一种不均衡的状态,即对利益集团模型的关注要远远超过对中点选民模型的关注。最终导致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证的研究中,利益集团模型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而中点选民模型则相对缺乏。究其原因,作者认为主要是两个模型解释力的差异所致。利益集团模型建立在利益集团游说的基础之上,而利益集团在各国的政治经济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所以,这就奠定了该理论继续深化和发展的基础。中点选民模型建立在直接民主的基础之上,然而在制定贸易政策时,直接民主并不是普遍使用的制度安排,更为常见的政治体系是代议制民主制度,其中的政策是由选出的代表做出的。在代议制民主下,个体并没有机会参加投票来直接影响贸易政策的制定,虽然他们可以寻找可靠的代表参与政治决策,但是由于政治进入壁垒、投票者理性、搭便车等诸多原因的影响,导致中点选民模型的解释力大大减少。所以,后期利用中点选民模型分析贸易保护问题的研究与利益集团模型相比较少,而更多研究学者利用它来分析收入不平衡、公共教育等问题。
(二)未来研究展望
贸易保护政治经济学理论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仍然暴露出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分析、补充和完善成为今后不可忽视的研究方向。
首先,贸易保护政治经济学中的贸易保护主要是针对于产品贸易,忽略了服务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无论是国外的研究学者还是国内的研究学者,要么将国际贸易政策视为一个统一体研究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的贸易保护问题,要么单纯的研究产品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很少有学者专门将服务贸易单独拿出来进行分析。而我们知道产品贸易政策和服务贸易政策的区别很大,服务的无形性、不可分割性、差异性和不可储存性决定了服务贸易政策的特殊性。如何结合服务贸易的特点,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服务贸易保护政策的决策过程是今后研究的一个方向。
其次,对贸易保护政策表现形式的界定不够丰富。贸易保护政策的表现形式非常多,而大多数已有的贸易保护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将关税作为贸易保护的唯一表现形式,尽管后期一些经济学家比如Gawande 和Krishna(2004)、Facchini,Biesebroeck和Willmann(2006)研究了非关税壁垒作为一种贸易保护手段在整个贸易政策中的重要性。但是后期对于非关税壁垒,以及与服务贸易紧密相连的政府管制等贸易措施的研究仍然是非常欠缺的。所以如何将非关税壁垒和一些政府管制措施转化为定量指标,从而构建一个反映贸易保护程度的综合指标是非常必要的。
最后,大量文献针对于民主国家,对非民主国家的研究较少。相关的模型不是针对于直接民主制就是针对于代议民主制,而世界上有很多国家,比如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怎样结合这些国家的特点构建相关的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模型是非常值得我们研究的。虽然,芬斯特拉在2002年针对于中国提出了相应的政治经济学模型,但是他分析的是中国吸引外商投资政策的决策过程,并没有针对贸易保护进行研究。Mitra和Thomakos在2002年首次将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分开讨论,研究了保护待售模型在这两种不同类型国家的应用。但是这个问题仍然未能成为后续学者关注的研究重点。所以探讨利益集团模型在非民主国家适用性的相关研究仍然是欠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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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务管理 经济 环境 作用
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科技、教育、文化发展水平,经济法规的完善程度,企业自身的生产规模、经营管理水平、销状况等,都对企业的财务管理活动产生影响,都属于财务管理环境的范畴。在影响企业财务管理的各项环境因素中,经济环境对企业财务管理起着决定性作用。
一、经济体制
经济体制是指对有限资源进行配置而制定并执行决策的各种机制,它是一个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企业必须以一定的经济体制为背景,开展财务管理活动。
在这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制下,财务管理存在着根本的区别:
财务管理的立足点不同。计划经济体制要求企业面向国家计划从事一切财务活动;市场经济体制要求企业面向市场从事一切财务活动。
财务管理的目标不同。计划经济体制要求企业以实现或完成国家计划为目标,相应地,产值、成本和资金占用等成为财务管理的基本目标;市场经济体制要求企业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相应地,企业价值或股东财富最大化成为财务管理的基本目标。
财务管理的主体不同。计划经济体制下,财务管理的主体是国家或政府,企业的资金由国家供应、投资由国家决策,分配政策由国家规定,企业只不过是国家财务管理政策的执行者,没有成为财务管理的主体;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是财务管理的主体,企业从市场上自主筹资,投资由企业自行决策,企业的利润除按国家法律规定分配外,剩余部分也可自主分配。国家不直接管理企业的财务活动,而是从宏观角度通过市场调节企业的财务行为。
财务管理的手段不同。计划经济体制下,财务管理的基本手段是各种财务管理计划,企业以国家下达的计划为基础,编制自身计划,组织计划的实施,并以计划为依据考核企业完成计划的好坏;市场经济体制下,财务管理的基本手段是市场预测和决策,企业以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信息为基础,预测市场变化,根据企业自身情况做出财务决策,并组织实施。
财务管理与经营管理的关系不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资金运动从属于实物商品运动,所以,财务管理从属于生产经营管理,处于服务的地位。财务管理的根本任务就是如何为完成生产经营目标提供资金、分配资金。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财务活动是企业的重要业务活动之一,资金运动具有相对独立性,企业财务管理部门可以独立完成筹资、投资和分配的财务活动过程,特别是独立进行金融商品的经营活动。
二、经济周期
在通常情况下,经济不会出现长时间的持续增长或持续衰退,而是呈现波浪式前进。经济的发展往往要依次经历萧条、复苏、繁荣、衰退等四个阶段并周而复始地不断循环。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经济周期。
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对企业的财务管理活动有重大影响。在经济萧条时期,宏观经济不景气,经济增长处于停滞状态。此时,社会公众的消费水平下降,企业的存货大量积压,机器设备闲置,生产萎缩,购销停滞,企业利润下降甚至亏损,企业没有筹集新的资金扩大生产规模的需要,也就谈不到资金的筹集与运用。这一时期,企业所能采取的最佳财务决策就是在努力保持原市场份额的同时,削减管理费用等各项开支,减少存货,裁汰冗员,耐心等待经济增长时期的到来。在经济繁荣时期,经济高速增长。此时,社会公众的需求旺盛,企业的购销活动活跃,企业会不断筹集新的资金,以扩大生产规模,实现更多利润。如何以较低的成本、较少的风险筹集资金,如何选择好的投资项目、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是这一时期企业财务管理的重点。
三、产业及行业特征
对企业而言,其所处产业及行业的特征,是影响财务管理活动的最为直接的因素。产业或行业的现状及其变化,都会对公司的财务管理活动产生影响。例如,产业结构不合理时,国家会通过制定产业政策来干预资源在各产业之间的分配。其中投资政策会引起企业投资方向和投资规模的变动,利率政策、税收政策、进出口政策等所提供的优惠贷款利率、优惠税率等,则会降低某产业内企业的筹资成本、税收支出等,从而使其筹集和使用更多的资金,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进行的产业兼并、产权重组等,也成为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内容,企业所处行业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也直接影响到企业的获利能力。
四、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是现代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轻度的通货膨胀不会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是,当物价持续上涨并超过一定限度时,就会对社会经济生活造成危害,并增加企业财务管理的难度。在高度通货膨胀时期,物价飞涨,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加,债权资产膨胀、产品难以售出而获得现金,使企业对资金的需求特别旺盛。同时,政府为控制通货膨胀的幅度,往往会紧缩银根,银行等金融机构所能提供的资金量有限,企业所需资金的供给相对不足,信贷风险也随之加大,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面对企业自身无法改变的通货膨胀,企业只能事先预测物价上涨的幅度,然后用提前购买设备或存货、买进现货卖出期货等办法来减少通货膨胀造成的损失。
参考文献:
[1] 蔡曼琳.谈财务管理体制探讨,交通财会,2006.12
关键词:会计专业 课程教学 国际化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会计作为“国际通用商业语言”对经济的蓬勃发展和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10年6月至今,教育部提出并实施了“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这项重大改革项目是实现我国由工程教育大国向工程教育强国转变的重要举措。在此背景下,既精通专业又擅长外语的复合型高级卓越会计专业人才的培养成为我国高校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然而,我国会计教育在教学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模式、课程考评等方面与发达国家还存在显著差距。“他山之玉,可以攻石”,目前我国亟需借鉴国际先进的教学经验,实施会计专业课程教学改革。
一、会计专业国际化教学目标的定位
(一)重视综合素质的培养。英美等发达国家在会计专业教学目标中均明确指出:学校的培养应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会计人才,其核心在于培养学生未来作为一名专业会计人员应有的素质。可见,会计专业国际化教学目标应凸显综合素质的培养。
作为卓越会计人才,不仅应具有个人技能和实用技能,还应具有组织管理、决策技能以及人际交往技能等。因此,会计专业课程教学一方面要求学生掌握必备的会计专业基础知识,另一方面注重学生管理信息能力、团队合作沟通能力、应变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等综合能力的培养。通过教学提升综合素质,使学生毕业后能更适应国际化的需求,形成会计人才供给和需求紧密相连的良性循环机制。
(二)明确不同培养阶段的教学目标。英美等发达国家对会计教学目标进行了明确的细分,对于本科各个阶段,无论是专业知识技能的要求,还是综合素质的培养均存在显著差异。英美等国教师针对不同层面学生,传授的专业理论知识、专业特长和技能水平在广度、深度以及运用性上均有所侧重。
厚基础、宽口径、强能力、高素质,具有国际视野的创新型卓越会计人才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会计专业教学中需根据卓越会计人才的总体培养目标,进一步分解为初级、中级以及高级等不同培养阶段的教学目标,遵循循序渐进、逐步深入和纵向提升的教育理念,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二、会计专业国际化课程体系的构建
(一)设置递进式专业课程层级。英美等国的会计专业课程一般可以划分为四个层级,依次为基础教育、普通商科教育、普通会计教育和技能培训教育,层级层层递进、相辅相成,遵循由浅入深的认知规律,有效保障了专业人才的递进培养模式。
借鉴英美等国的专业课程体系,我国可以结合“厚基础、宽口径、强能力、高素质”的卓越会计人才培养目标来设置课程体系层级。第一层级为通识教育,体现培养目标中的“厚基础”,主要包括外语、数学、计算机、应用文写作、政治理论、法律等课程;第二层级为商科基础教育,体现培养目标中的“宽口径”,主要包括微(宏)观经济学、管理学、基础会计学、财务管理、经济法、税法、金融学、财政学等课程;第三层级为专业核心课程,体现培养目标中的“高素质”,主要包括中高级财务会计、成本管理会计、税务会计、审计学、国际会计、财务报告分析、会计信息系统、会计专业英语等课程;第四层级为专业技能训练课程,体现培养目标中的“强能力”,主要包括税务模拟实验、审计模拟实验、ERP沙盘模拟实验、会计综合模拟实训、毕业实习、毕业论文等课程。
(二)整合专业知识与技术方法。英美等国的会计专业课程体系侧重跨学科的融合,如会计信息系统课程将会计专业知识与计算机技术紧密结合,讲解如何利用信息技术对会计信息进行采集、存储和处理,并进行会计管理、分析和决策。财务与数学建模课程将数学、统计学与会计知识紧密联系在一起,讲解了财务指标的经济含义,以及如何选取变量并建立检验模型。
会计专业知识与数学模型、统计分析方法和计算机技术的有机整合,有利于提高学生综合运用各种资源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实现卓越会计人才强能力、高素质的培养目标,最终使得兼备深厚的理论功底和精湛的专业技能的高级会计人才更好地为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服务,增强会计专业的社会价值。
(三)协调学位课程科目与资格考试科目。英美等国侧重会计职业和会计教育的紧密配合,注册会计师协会、会计师事务所以及会计学会等机构密切关注会计教育的发展状况,并通过有效渠道及时将对会计人才的需求和建议反映到教育界,教育界以职业界的需求为导向,及时优化学生的培养目标和规格,满足职业界的需求。英美等国高等院校的会计专业课程科目与当地特许会计师协会资格考试科目有着密切衔接,学生在取得会计专业学位的同时能获得相关的职业资格认证考试豁免科目。
我国可以借鉴美国部分高校的做法,从大三下学期开始在学位课程体系中引入CPA辅导课程。在注重提高卓越会计人才自身综合素质的同时,学位课程科目与资格考试科目的协调衔接能有效缩小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的差距。
三、会计专业国际化课程教学模式的改革
(一)引入启发式、互动性、多元化的会计教学模式。英美等国摒弃了传统的以教师讲授为主导的教学模式,引入了会计教学新模式。启发式教学是学校改革的标杆,强调教师的授课应集中在重点文献主题观点或重难点的介绍和启发;互动性教学要求从以往的教师单向性演讲转变为以小组讨论为主的教师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的双向性教学方式;多元化教学是指通过采用案例讨论、小组协作、学生演讲、实务界人士讲学、模拟仿真教学、情景式教学、商界联络等多种教学方法,全方位地培养和锻炼学生的综合能力。
在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背景下,会计专业的内涵和外延越来越复杂,会计知识不断更新、深化,学习技能的掌握尤为重要。在卓越会计人才的培养教学中,启发式、互动性、多元化的会计教学新模式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学习的能力,调动学生课堂学习的主动性,激发学生课堂学习思维的活跃性,全面发挥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
(二)塑造学生“批判性思考”的思维方式。英美等国学生对每门课程核心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主要是通过课后阅读教师列出的大量参考文献,系统自学基础理论知识,以及在完成作业或课程论文的过程中逐步完成的。在此过程中,学生需要查找阅读相关资料,结合所学课程的理论分析,提出自己的观点,并陈述相关证据(如文献评述、模型以及数据)来有力支撑观点。该过程突出强调学生具有“批判性思考”的思维方式,能够对各种渠道获取的知识进行深度辨别、解释和评价。
在卓越会计人才的培养教学中,教师应将更多的时间用于利用“圆桌会议”“案例讨论”“小组作业”和“课程论文”等教学方式指引学生塑造“批判性思考”的思维方式,如要求学生自己判断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或不确定环境下会计事项应当如何处理,对相关主题的会计研究现状进行批判性评价,对研究方法设计的可行性进行分析。
(三)培养学生利用资源自主学习。具体来说,英美等国侧重培养学生学会利用网络数字资源获取信息和知识,通过网络教学平台提出问题、讨论问题,在网络教学平台上实现与教师的互动和反馈,并培养学生学会利用各种新闻媒介、财经杂志拓展专业知识等。
随着知识经济、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会计教育不可能教会学生所有的知识,且会计专业知识更新的幅度和速度日益增大,可见,卓越会计人才只有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培养利用各种资源自主学习的能力,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四、会计专业国际化课程考评的优化
(一)多样化课程考评手段。英美等国会计专业课程的考评手段多种多样,如课程论文、实验报告、案例分析、小组作业、小组演讲、模拟操作和期末考试等。教师在课程开始之前将课程评定方式、标准、权重告知学生,且考试试题相当大比例的题型为主观题,教师主要根据学生对问题理论分析的逻辑性、合理性、深刻性以及对会计学科与其他学科内在相关性的把握程度来评分。
我国现行的课程考评手段单一,基本采用“平时成绩+期末考试成绩”的方式来评定学生的期终综合成绩。课程考评侧重知识点的死记硬背,有悖于卓越会计人才的培养目标。借鉴英美等国的经验,我国课程考评手段应多样化,引入课程论文、实验报告、案例分析、小组作业、小组演讲、模拟操作等方式并增大其在考核中的权重,形成课程考核综合评价体系。
(二)融入“过程”考评。与英美等国的考评方式相比,目前我国的课程考核方式侧重“结果”考核,“过程”考核缺失,对学生的实践能力、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考核不足。“过程”考评的融入能够更加科学全面地评价学生的综合素质。过程考核需按照卓越会计人才培养计划和教学大纲的要求,在教学进程中分阶段对学生进行考核。过程考核可采用的形式有:单元测试、阶段性调查报告、读书笔记、定期实验设计和实验操作等。通过过程考核,教师能清晰地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动态调整教学计划;学生能及时地调整学习思路和方法,更好地掌握所学知识。S
参考文献:
[1]赵改玲,孙家平,刘海英.会计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探索[J].商业会计,2015,(23).
[2]张海兰,刑伟平.高校会计专业教学模式构建探讨――基于会计国际化背景下能力培养的思考[J].财会通讯,2013,(10).
关键词: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模式 经济学专业 课程设置
我国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探索多种培养方式,形成各类人才辈出、拔尖创新人才不断涌现的局面。”因此培养拔尖型创新人才已成为我国教育工作的一项战略任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大学经济学教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然而我国的经济学教育与不断发展的市场经济的要求仍有较大的差距,教学内容空洞,教学手段单一,基本保持教师填鸭式授课、学生记忆背诵的传统模式。每年大量的经济学学生毕业,但合格的经济学人才却非常稀少。如何尽快改变经济学专门人才的培养环境和教育模式,提高经济学本科毕业生的专业水平,不仅关系到我国高等院校经济学教育的长期发展,而且还直接影响着我国经济体制的发展与完善。本文在系统研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探讨以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为目标的经济学课程体系设置模式,并且主要以美国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简称MIT )、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等知名院校经济系为例,从专业要求、课程设置等方面研究美国经济学拔尖创新人才教育的先进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改进我国经济学教育的建议与对策。
1.经济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与课程体系设置的理论分析
拔尖创新人才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具有创新思维、创新能力、创新品格,在某个方面或某个领域能够创造性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高素质人才。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而课程体系设置是实现人才培养总目标的物质载体。课程体系是承担特定人才培养职能功能、具有特殊结构和组成部分、具有延伸性、开放性等特点的知识组织结构,课程体系构成了一个学科的基本范式,这种范式使得各门课程形成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具体落实人才培养的总体目标,确立专业规格与专业品质,区分不同人才学科的人才特征,同时课程体系设置海必须反映不断发展变化的经济社会要求,跟踪本学科发展的前沿,既要有知识体系的稳定性,也要有知识内容的革命性和前瞻性,同时还要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经济学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与课程体系的设置实现相互协调、相互促进。
1.1以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为目标的经济学课程体系
经济学课程体系要符合现代教育理念,实现课程体系的组织和优化。要按照经济学科的特点,实现课程的丰富性、回归性、联系性与严密性,使得课程的规划、研究和设计过程逐渐完善。合理的课程体系设置,应当培养学生具有结构合理的基础知识、自觉的学习意识和较强的自学能力。
1.2以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为目标的经济学课程体系
经济学课程体系要实现科学性与发展性相协调。教育部在《关于深化教学改革》意见中明确指出:“必须考虑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反应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从整体优化角度开展课程体系的优化及教学内容改革”。经济学是一个涉及面广、分支多、理论性与应用性都很强的学科,而且变化频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各种理论和体系层出不穷,需要我们结合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需求,将整个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各个模块、各门课程科学合理地、有机地组织起来,形成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知识与方法相配合、传承与创新相融合的课程体系。同时,随着信息化社会的来临,随着手机、电脑、互联网等现代媒体的强势传播,青年学生的阅读习惯也在不断变化,手机阅读、互联网阅读成为阅读的主流,这样在当代学生中,知识碎片化的倾向越来越严重,许多学生难以建立完整的知识体系,因此在学校教育中,课程体系的设置更要重视知识体系的完整性。
1.3以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为目标的经济学课程体系
经济学课程体系要做到普适与特色相结合。经济学是研究资源配置效率问题的科学,因而具有普遍适用性,因此在课程体系设置中要尊重经济学体系的一般内容与范式,做到课程体系的普遍适用。然而,每一个高校的研究与教学偏好又都有所不同,其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甚至基本观点都有很大差异,因而完全一模一样的课程体系设置不符合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差异化生存、特色化发展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基本要求。就课程体系设置而言,也要体现差异化、特色化,学校要因校而异,根据自己的教学定位和理念,充分发挥各自的专业优势,着眼经济建设的前沿变化,预测市场对人才的需求趋向,开发出相应的具有专业特色的课程体系。
1.4以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为目标的经济学课程体系
经济学课程体系要做到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相平衡。拔尖创新人才应具有全面的素质和广博的知识结构,只有深入掌握本学科理论知识、广泛的相关学科知识,才能具备触类旁通的分析能力,才有可能在理论上有所突破,众所周知著名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既是经济学界的大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时也是著名的计算机专家,曾荣获美国最高的计算机科学奖项。因此,在经济学课程体系的设置上,必须重视通识教育和文化素质教育,夯实学生的知识基础,大量开设理工、人文、社科、艺术等方面的基础课程,开设交叉学科的综合课程以及跨学科的讲座等等,打破专业限制,实现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有机融合。
2.美国四所著名高校经济学课程设置的基本情况
一是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方面,美国多所著名高校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其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培养目标、培养制度,教学模式等等多方面的内容,就教学模式而言,主要包括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在课程设置上,美国多数高校实施的是通识教育理念指导下的课程结构设计,但各校的课程分类与组合不尽相同。如麻省理工学院为理工类学生开设人文社会课程,以保证文理学科相互渗透。二是在教学内容方面,研究型大学处于核心地位的是研讨课,还有跨学科的专题学术讨论课程、导师辅导课以及问题情境式教学课,重点培养学生的探究意识。美国还十分重视开设创业课程,硅谷60%-70%的企业都是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和教师创办的。三是教学方法灵活,研究性教学等对培养创新型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经济学教学方面,为了使学生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掌握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和分析方法,美国大学在设置本科经济学课程时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经济计量学以及经济分析与应用等方面课程细分为初级和中级两个层次,在经济学专业一年级,开设初级经济学原理,二年级学习中级经济学在初级课程中对新生只讲授经济学的原理与方法,不涉及高等数学方面的内容在学生具备基本的经济学素养和相关的数学知识后,才允许修读中级微观经济学、中级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中级微观应用分析、中级宏观应用分析等方面的课程,有的学校在选修课程上还开设高级微观理论。以下是MIT、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学校经济系课程设置。
2.1 MIT本科课程设置[1]:
2.1.1一般经济学理论,这一类课程包括微观经济理论与公共政策、微观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学原理、中级微观经济理论、中级应用宏观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经济学阅读与讨论、经济学专题、博弈论的经济应用、经济学与心理学、战略与信息等课程。
2.1.2产业组织,包括产业组织与竞争策略、卫生经济学、经济学与激励:理论与应用等课程。
2.1.3统计学与计量经济学,包括经济学中的统计方法、计量经济学、经济学中的研究与交流:主题、方法与应用、高级计量经济学等课程。
2.1.4国民收入与金融,包括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环境政策与经济学、能源决策、市场与政策、能源经济学与政策、金融经济学、教育经济学、信息技术与美国劳动市场等课程。
2.1.5国际、区域与城市经济学,包括城市与区域经济学、国际贸易等课程。
2.1.6劳动经济学与劳资关系,包括变化的经济中的美国劳动力、劳动经济学与公共政策等课程。
2.1.7经济史,包括中世纪经济史的比较研究、金融危机的经济史、资本主义以及对它的批评、世界贫困问题等课程。
2.1.8经济发展,包括发展理论基础、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发展等课程。
2.2 MIT研究生经济学课程设置[2]
2.2.1一般经济学与理论,包括经济学家的数学、微观经济理论Ⅰ、微观经济理论Ⅱ、微观经济理论Ⅲ、微观经济理论Ⅳ、博弈论、契约理论、博弈论专题、独立研究论文、讨论:经济学专题、经济学阅读讨论等。
2.2.2产业组织,包括产业组织Ⅰ、产业组织Ⅱ、卫生经济学讨论、集体选择理论:经验检验、集体选择理论:制度与实证政治理论等。
2.2.3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包括经济学中的统计方法、计量经济学、时间序列分析、非线性计量经济分析、高级应用计量经济学专题、应用计量经济学专题、经济研究讨论。
2.2.4金融经济学,包括金融经济学简介、高级金融经济学Ⅰ、高级金融经济学Ⅱ、高级金融经济学Ⅲ。
2.2.5宏观经济学与货币经济学,包括宏观经济理论Ⅰ、动态最优方法应用、宏观经济理论Ⅱ、经济增长、宏观经济理论Ⅲ、经济波动、宏观经济理论Ⅳ、经济危机、宏观经济学专题、高级宏观经济学Ⅰ、高级宏观经济学Ⅱ、高级宏观经济学Ⅳ。
2.2.6公共经济学,包括环境政策与经济学、公共经济学Ⅰ、公共经济学Ⅱ、高级公共经济学专题、环境经济学与市场失灵的政府反应。
2.2.7国际、区域、城市经济学,包括城市与区域、城市经济学与公共政策、国际经济学Ⅰ、国际经济学Ⅱ。
2.2.8劳动经济学和劳资关系,包括劳动经济学Ⅰ、劳动经济学Ⅱ、高级劳动经济学专题、劳动市场关系与职业流动性。
2.2.9经济史,包括经济史等课程。
2.2.10发展经济学,包括发展经济学:微观学问题与政策模型、发展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政治经济学:制度与发展、经济制度与增长政策分析、政治经济学1:国家与经济的理论等课程。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项目主要课程:核心课程:价格理论(分为Ⅰ、Ⅱ、Ⅲ)(应是微观经济学)、收入理论(分为Ⅰ、Ⅱ、Ⅲ)(应是宏观经济学)、数量分析方法(包括经济学中数理方法导论、经验分析Ⅰ、Ⅱ、Ⅲ);专业课程:数理经济学(包括博弈论、信息经济学、数理经济学专题)、计量经济学与统计学(包括高级计量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专题、市场专题(贝叶斯方法在营销与微观经济计量学中的应用)、经济史(包括人口与经济、商业伦理、市场营销的经济学与人口统计)、劳动经济学/人力资本(包括应用价格理论、人力资本、知识与技能经济学)、数量经济分析(生命周期动态学与不平等、社会相互作用与不平等)、经济增长/国际贸易(经济增长专题、国际贸易与增长、国际贸易中的数量分析)、公共部门经济学(政治学的经济模型、公共部门经济学、公共部门中的发展经济学)、计量劳动经济学(微观数据分析Ⅰ、Ⅱ、Ⅲ)、宏观经济动态学与金融市场(宏观经济的随机模型、公共财政与宏观经济动态学、金融市场的动态模型)、金融经济学(金融决策理论Ⅰ、Ⅱ、Ⅲ)、资产定价(资产定价、实证金融专题、资产定价专题)、产业组织(高级产业组织理论Ⅰ、Ⅱ、反托拉斯与产业组织)。另外有很多讨论课程,还有方法论的训练课程。[3]
哈佛大学开设的主要课程有:一般经济学、经济理论、经济思想史为一类,包括微观经济理论Ⅰ、Ⅱ、文化经济学、宗教与资本主义的产生、博弈论Ⅰ、Ⅱ等;计量经济学与数量方法,包括应用计量经济学、金融计量学专题等;经济史、发展经济学,包括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Ⅰ、Ⅱ、发展政策设计、经济增长理论;货币和财政理论与政策、公共部门经济学,包括公共经济学与财政政策Ⅰ、Ⅱ、卫生经济学等;国际经济学,包括国际金融、高级国际贸易专题等;产业组织与规制、环境经济学,包括产业组织Ⅰ、Ⅱ、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金融经济学,包括公司金融、企业家精神的理论与经验研究、行为金融;劳动、人力资本与收入分配、城市经济学为一类,包括社会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科学经济学。另外有大量的阅读、研究、讨论课程安排。[4]
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课程设置:1)第一年课程,包括微观经济学分析Ⅰ和Ⅱ、经济学家须掌握的数学方法,计量经济学Ⅰ和Ⅱ;2)经济发展,包括经济增长与发展Ⅰ和Ⅱ、科学、技术与经济增长、产业发展、公共财政Ⅰ和Ⅱ;3)计量经济学,包括微观计量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经验方法、应用计量经济学、计量经济理论、计量经济学专题Ⅰ和Ⅱ、计量经济学讨论会;4)经济思想史,包括经济思想史;5)产业组织与规制,包括产业组织专题、产业组织专题Ⅰ、Ⅱ和Ⅲ、产业组织讨论会;6)国际经济学,包括国际金融、贸易与金融政策中的战略问题、贸易协定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货币与金融、贸易与发展专题、国际货币经济学专题、商业政策专题、全球经济政策、经济地理专题、国际贸易讨论;7)劳动经济学,包括劳动经济学Ⅰ和Ⅱ、劳动经济学专题;8)宏观经济学与货币理论,包括宏观动态学专题、高级宏观经济分析Ⅰ和Ⅱ、宏观经济学与一般均衡理论、经济分析专题Ⅰ和Ⅱ、应用宏观经济学与金融、经济模型中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货币理论与政策、高级经济学经验研究专题、货币经济学讨论会、经济波动讨论会;9)微观经济理论与数理经济学,包括高级微观经济分析Ⅰ和Ⅱ、群体决策的建模与分析、经济学家的高级数理经济学方法、数理经济学专题、金融与货币的一般均衡基础、博弈论在经济分析中的应用、控制论在经济分析中的应用、机制设计、契约与组织、政治的经济分析专题、市场设计、产业竞争的经济学与政治学、微观经济学讨论、应用微观经济理论讨论、应用微观经济理论研究方法讨论;10)公共财政,包括公共财政Ⅰ、Ⅱ、Ⅲ、公共经济学基础;11)其他课程,包括美国经济史、欧洲经济史、日本的经济组织与发展、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专题研讨、苏维埃与后苏维埃经济、中东欧、后苏维埃国家以及东亚改革国家的转轨问题、城市经济学、集体行动的政治经济分析、政治经济学理论、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转轨经济学、欧洲一体化的经济分析、日本经济问题、卫生经济学专题;12)讨论,包括经济理论、货币与宏观经济学、劳动与人力资源、国际经济学、发展与环境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产业组织与战略、应用微观经济学与劳动。[5]
3.美国高校经济学课程设置的特点
从前述具有代表性的美国高校经济系课程设置情况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3.1课程体系完整,数目庞大
每一所大学开设的经济系课程几乎都涵盖经济学的各个领域,从一般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到经济学的各个分支领域如劳动经济学、卫生经济学、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等无所不包,课程数量庞大。哈佛大学2009年秋季为本科生开设的课程有20门,为研究生开设的课程有50门之多。由于课程内容丰富,数量庞大,学生可以结合自己的学术兴趣以及今后的职业选择,灵活选择要学习的课程,有助于实现经济学理论与实际应用之间的权衡,也有利于教师专注于某一个研究领域,提高研究与教学的质量,同时也一定会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3.2课程层次丰富,结构合理
美国高校经济学课程体系布局合理,课程之间内在的结构关系、逻辑联系得以完善。
首先,课程层次性强,课与课之间的纵向衔接紧密。在课程设置上,遵循知识传授的渐近规律,以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方式,构建完整的经济学课程体系。各大学都把一些主要的经济学课程分解成几个由低至高的级别,如微观经济学Ⅰ、Ⅱ、Ⅲ,宏观经济学Ⅰ、Ⅱ、Ⅲ,计量经济学Ⅰ、Ⅱ、Ⅲ等等,让学生拾级而上,步步升高,帮助学生既打好专业基础,又掌握更高深的知识。
其次,注重经济学方法的训练。美国高校在经济学课程体系的设计中,特别强调现代经济分析研究方法的教学,开出了大量统计方法、数学方法、计量经济学、微观宏观经验研究方法、数理经济学方法等课程,并且分为多个不同的层次,这样的课程设置,有助于学生掌握现代经济学研究的主流理论和方法。通过经济理论与经济方法课的结合,以突出定性经济学与定量经济学之间的联系,让学生既理解相关的经济学基本概念和一般理论的定性表述,又能把这些理论化解为具体的假设,并运用统计资料和方法,对其进行规范化的定量检验。
第三,注重跨学科培养。以哥伦比亚大学为例,经济系设有经济数学(Econ-Mathematics)、经济统计学(Econ-Statistics)、经济运筹学(Econ-Operation Research)、经济哲学(Econ-Philosophy)、 经济政治科学(Econ-Political Science)五个跨学科方向,学生的培养由两个系共同完成,各个方向均有自己的学分要求,其中前两个对数学的要求很高,分别占总学分的22%和44%。这样的跨学科培养是紧跟经济学发展前沿的表现,有助于培养学生利用经济学和其他学科共同分析某个领域的能力。本科生毕业后,学校会鼓励他们去别的大学继续深造(不同于我国的基地班),基本上没有近亲繁殖现象。通过跨学科的培养,不断拓宽经济学教育领域的学科目标。这些跨学科的经济学扩展课程,如社会经济学、人口经济学、法律经济学、文化经济学、宗教与资本主义等课程,为经济学的理论论证和方法应用提供了新的机会和空间,而且还在和其他社会科学的比较中,发现本学科的缺陷和不足,促进自身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3.3课程的应用性强
美国大学本科经济课程设置特别注重提高课程的应用性,以适应大部分本科学生毕业后主要从事具体经济职业的实际要求。课程的应用性既体现在每一门课程的内容里,又显示在众多课程之间的结构关系之中,从每一门课来看,其内容设计一般是从具体的经济现象着眼,在提出、分析和解决存在于经济生活中的各种问题的过程中传授相关的经济学概念、理论和方法,因此,整个课程的学习不是和经济现实脱节或割裂开来,而是形成积极互动的良性关系,即在分析和解决实际经济问题中掌握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而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知识的拓展,又提高对经济现实的思考层次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政策水平。
3.4全球化的学术视野
美国高校的经济学研究在全世界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因而其学术视野并不仅仅局限于美国本国的经济问题,对全球经济问题都有研究。因而其开设的课程几乎涵盖全球各国的主要经济现象,开出了大量涉及各国经济问题的课程,如欧洲一体化的经济分析、日本的经济组织与发展、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经济问题研究、国家经济问题、中国经济问题等课程,开阔了学生的学术视野,避免了过度本土化所带来的问题。这些课程安排,也会促进多学科的融合,促进学生探讨和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经济问题背后所隐藏的多元化的因素。
3.5课程设置重视学生参与和师生互动
美国高校课程设置特别注重学生的参与以及授课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每个高校都开设了大量的workshop和seminar课程,由任课教师主持,每个班级不超过20人,在教师指导下阅读论文,对本领域的问题进行研讨,研究生及博士生的讨论课还须提交自己的研究论文,这样的课程有利于塑造具有怀疑精神和创新思想的学术品格,有利于培养学生学术研究的积极性,有利于培养学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这在我们的教学过程中是一个极大的欠缺。
4.完善经济学课程体系设置 实现经济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对美国几所著名高校经济学课程设置情况的分析,我们认为完善我国经济学课程体系设置、实现经济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创新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4.1科学设置教学层次
把经济学专业的西方经济学课程分为初级和中级两个明显的层次,初级经济学原理在一年级开设,不用数学表述,只是讲解基本原理,而且可以由教授轮流讲授。中级微观经济学和中级宏观经济学,涉及一定的数学语言,在二年级开设,我国一些院校的经济学专业已采用这种课程设置,可以在经济学其他专业推广。与之相关的计量经济学、应用微观、应用宏观等课程在三年级开设,加强课程的应用性。
4.2加强经济分析方法课程的教学
我国的经济学教育,注重理论内容的讲授与灌输,但对经济分析方法课程的教学却有所忽视。就目前我国经济学专业本科课程设置来看,大多数院校仅在二三年级开设计量经济学、统计学等课程,授课时间为一学期。而前面我们看到,美国高校在方法论方面开设的课程非常丰富,包括微观计量、宏观计量等专门化的课程,这样学生可选择的课程较多,也容易培养他们对这些比较枯燥的课程的学习兴趣。因此,我们建议计量经济学、数理经济学、统计学等计量经济学等方法论课程也应分为不同的层级,在二、三年级开设,在培养基本理论功底的同时,注意学生的选修课建设,突出应用性和实践性。
4.3逐步提高讨论式教学的比重
Workshop或Seminar式的教学,对我国高校来说是一种新课程,不能拘泥于课本知识,应当更加注重实际问题的研究,注重理论分析能力的培养,要将最新科研成果引进Seminar教学,寻找突破点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Seminar课程应由对本领域学术发展趋势较为熟悉的教授、副教授主持,在每一门专业课之后都应开设类似的课程,由教师指定研究领域和文献,学生对该领域的问题研究、讨论,每个学生都要参与讨论。Seminar课程应从原属课程分离,单独设立,课时比例也应提高。
4.4拓宽专业口径
从以上美国著名高校的办学理念看,这些院校均秉承宽口径、少分类的原则,使得经济系课程设置反映经济学理论各个组成部分的有机联系,尊重知识之间的普遍联系,加强课程的广博性和基础性,避免了高等教育过度专业化的问题。我国各高校专业口径狭窄,财经类院校表现尤为明显。在某个财经类院校,西方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撰写的有关股票市场有效性问题的论文,竟然被学术委员会评为不符合专业方向,因为该校有金融学院,委员会成员认为股票市场问题只能由金融学院来研究。如此狭隘的专业划分只会局限学生学术视野,限制其创新能力的培养。我国高校应吸收这些先进的经济学教学经验,减少专业分类,实现院系教学之间的互通,使学生打下宽厚的知识基础。
4.5以科学研究为导向,改革人才培养体制,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在经济学的课程提示设置中,要大力推进以学生探究活动为主线的研究性教学,运用案例教学法、以问题为导向的学习等教学方法,大力加强教学与科研的结合,增加探索性课程,加大教育资源对学生开放程度。教师要重视培养学生的科研意识,每一名课程都要以问题探索为导向,在科研时间获得中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从学生入校就开始科研训练,大学生科研项目要提供明确的科研计划,安排导师专门指导,提示经常性地举办学术研讨会和成果交流活动等,不断激发学生科学研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注释:
①资料来源:
②资料来源:。
[5]MIT经济系研究生课程设置:http://econ-mit.edu/graduate/courses/
[6]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项目课程设置:http://economics.uchicargo.edu/。
[7]哈佛大学经济系课程设置:http://economics.harvard.edu/。
虽然“经济法律”不是一个规范的法学术语,但如果以“对象说”对之下一个定义的话,那么多数学者都会赞同:经济法律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在这个定义当中,“经济关系”是关键词,只要弄清了“经济关系”的内涵、外延,并对之做出科学的分类,就能基本掌握经济法律的形式范围和经济法律体系的部门构成.[1]所谓“经济关系”,是指各经济主体为实现一定经济目的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中所形成的相互关系。[2]从“经济关系”的定义可以看出,它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经济关系是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离开了经济主体就无所谓经济关系,经济关系的数量决定于经济主体的数量;二是经济关系形成于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之中,没有经济活动就不可能形成经济关系,经济活动的多少决定经济关系的多少。而无论经济主体还是经济活动,都取决于社会分工的程度,社会分工越细,经济主体越多,经济活动也越频繁。根据政治经济学原理,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大的社会分工:第一次是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中分化出来,第二次是手工业同农业的分离,第三次是商人的出现,
[3]其中每一次社会分工都是在前一次的基础上进行的,亦即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分工不是跳跃式发展的,它有一个量变的过程,在每一次大的社会分工之前,都发生和存在着大量的较小的社会分工,而且中间会有许多“分”与“合”的反复;社会分工也不是有终点限制的,在第三次大的社会分工之后,社会分工仍然在向前发展,而且速度更快、频率更高。由此可见,社会分工的发展有三大趋势:一是越来越细的趋势,二是不断调整变化的趋势,三是越来越快的趋势,自第三次大的社会分工至今的社会经济发展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快,必然导致经济主体、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大量、迅速增加;社会分工的不断调整变化,必然导致经济主体、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不断更新发展。总之,经济关系的数量将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发展而日益增加。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大量的经济关系不外横向、纵向两大类,但两类经济关系的数量不等,且差距悬殊。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产品经济(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两大阶段,产品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商品经济是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在产品经济阶段,由于没有交换活动,因而人与人之间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关系。进入商品经济社会以后,由于交换的出现,经济关系产生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经历了两大阶段:自由商品经济和垄断商品经济。在自由商品经济阶段,多为平等经济主体之间的横向经济关系,从属性的纵向国家协调经济关系很少,只是到了垄断商品经济阶段,纵向经济关系才开始大量出现,但相对于横向经济关系,其数量仍然较少。而且,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发展,大量增加的经济关系也多为横向经济关系,因为纵向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是有限度的,社会经济主要由看不见的手——市场来调节,而非主要由看得见的手——政府来调节。由此看来,只将经济关系分为横向、纵向两大类有失平衡,还必须对横向经济关系再分类。横向经济关系的再分类,也要考虑平衡的问题,以是否具有营利性为标准将之一分为二。这样,就形成了三类经济关系:
1、横向的非营利性财产关系(经济关系)
2、横向的营利性财产关系(经济关系)
3、纵向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与之相适应,需要三个相对独立的经济法律部门来调整这些经济关系。于是,民法、商法、经济法就相应出现了。
二、关于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划分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知,为了便于分析和研究,适应法律调整的需要,将经济关系分为横向非营利性财产关系、横向营利性财产关系和纵向国家协调经济关系,但针对这三类经济关系是否就能划分出三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分析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划分入手。
论文关键词:新公共管理理论,绩效管理,财政预算,事业单位
一.前言
1959年《财政法组织法》(LOLF)确立了法国财政预算的基本框架。期间,该法令虽多次被修订,但仍然无法适应时代的要求。2001年8月,原法国总统希拉克颁布了新《财政法组织法》,明确提出建立以结果和绩效为导向的财政预算,并规定从2006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新方法编制的预算案。该法案被认为是法国公共财政的一次重大改革,它给法国财政预算管理的各个方面都带来了显著变化。其最大的意义在于使法国的公共行政从传统的官僚模式走向新公共管理模式,公共服务领域从此也开始面临一连串的重大改革。
二.改革的背景
1.新公共管理思潮的影响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技术变革、全球化、信息化和国际竞争的挑战,许多国家的行政管理发生了重大变化。以韦伯的官僚理论为代表的、等级深严的传统公共行政制度在支配整整一个世纪的漫长年代后,正转变为公共管理的、责任的、服务的、企业化的、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形式。
新公共管理理论源于欧美国家,最早由英国前首相柴契尔夫人提倡推行。随后该理论在西方国家逐渐受到重视。美国学者戴维·奥斯本在其著作《摒弃官僚制:政府再造的五项战略》中提出了“再造政府”的理论,并强调“再造政府就是用企业化体制来取代官僚体制”。[①]戴维·奥斯本认为,在传统模式下,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时力不从心,窘态百出工商管理论文,因此该模式应当被改革。戴维·奥斯本提倡政府在有限资源条件下,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和提供更高品质的公共服务;同时,政府应当拥有一定的公共企业精神,并学习或运用企业管理的基本理念及做法,运用私人企业管理技术以及用结果指标来评估绩效,让政府更具活力及竞争力。
在戴维·奥斯等学者的推动下,新公共理论的影响日益扩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方经合组织(OECD)的会员国,相续进行了改革,提出了“绩效政府”的理念。法国在这方面虽然改革起步较晚,但是也出台了相关的法令,加快了行政改革的步伐。主要内容有:改革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取消对各地方政府的监管,扩大地方政府权力,扩大地方民主,增强地方民选机构的权利等等。
2.改善法国政府财政赤字的迫切需要
从法国国内看,法国的公共债务问题一直困扰着法国历届政府站。2005年,法国公共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已经远远超过了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60%的上限,达到了66.8%。同时,西方各国政府都大刀阔斧的改革政府机构、改善公共财政管理,而法国却相对滞后,这就迫使法国政府加快了行政改革。从2000年以来,法国经济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失业率上升、国内投资与需求大幅度减少,这造成了法国财政收入锐减。与此同时,为实施经济刺激计划,法国政府又大规模投入资金。这导致法国公共债务规模明显扩大。
三.改革的主要内容。
与1959年以来形成的预算体制相比,新《财政法组织法》的变革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强化预算的绩效的管理。在过去,各部门预算支出项目是分割孤立的,完全由议会根据部门需要进行拨付。在这样的机制下,预算项目很难体现各种计划的性质也很难明确各级行政管理者的责任。新《财政法组织法》运用绩效机制来推动财政预算,重新建立了财政预算机制。新机制使得各级管理者的责任明确、国家政策连贯而紧密。该机制把财政预算分为“任务”(mission)、“项目”(programme)、“行动”(action)。“任务”是财政预算的最高级工商管理论文,体现了国家的主要公共政策以及相应的财政预算安排。同时,若干个“项目”组成了某个“任务”。“行动”又把项目的各项计划具体化。
新《财政法组织法》规定,各级、部门必须建立下一年度的行政计划与工作安排;同时,每项具体计划的效果必须通过相关部门的绩效考核,并把结果反映到年度绩效考核报告中。
2. 项目的行政负责人责任更为明确、拥有更多的自主权。新《财政法组织法》的另一最大的亮点在于,除了不能触动人员工资之外,只要能保证项目目标圆满完成和提高工作效率,各行政部门项目负责人可按实际情况自由调度资金预算。同时,为了保证项目负责人的公正、廉洁,该法案还规定必须强化行政部门内部审计职能,使每个公共政策项目执行者承担了更多的义务与责任。 3.强化了议会对财政预算的民主监督力度。新《财政法组织法》实施之后,议会是最大的受益者。它对财政预算的监控力度得到了空前的加强。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财政预算更为透明。根据新《财政法组织法》第五十条规定,当政府向议会提交国家未来四年的发展报告的时候,必须同时提供相关数据与证据的来源,以供议会调查、审议,从而提高财政预算的真实性。其次,扩大了议会对预算批准的范围。得益于财政预算的分任务管理与绩效管理机制,议会可以通过讨论国家公共政策与发展策略来决定对某项任务是否赋予相关财政预算支持,从而大大提高了议会的决策者的角色。在新《财政法组织法》实施之前,议会由于缺乏必要的时间与手段,只能针对整个国家财政预算的一揽子计划进行投票。只有约占6%的财政预算真正被议会深入讨论研究。新法案实施之后,“任务”、“项目”、“行动”与它们所需要的财政预算一目了然,议会成员可以从容不迫的进行讨论和投票。最后,公共政策与财政预算捆绑进行表决,提高了议会地位和权利。一方面,决算法草案的审议时间缩短、效率大大提高;另一方面,审议的宗旨不再是对财务报告进行技术和形式上的修改,而是对公共政策进行评估,并对每个项目的结果、成本和使用进行分析。
四.新《财政法组织法》对公共服务机构的影响
配合新《财政法组织法》,法国从希拉克政府到萨科齐政府,都对公共部门进行了一系列的渐进式改革。萨科齐的政府改革目前正在进行工商管理论文,无法考察其最终效果,但是其部分改革措施是值得借鉴的、同时应当承认其改革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1.减少了财政支出。由于公共支出明显上升,威胁到了法国的财政与金融安全,萨科奇政府制定和实施了称为“公共政策全面修订” 的全面改革计划,旨在对公共支出进行结构性削减站。这项计划确定了很多改革目标:实现政府机构现代化;改善为公民和企业提供的服务;确保公务员能够因为工作而得到更多的表彰;以及推广注重效果的文化。其整体目标是用更少的资源,取得更好的成效。该计划是法国政府全面转型的范例,它由370项经过开支审查筛选出的举措组成,同时,每个政府部门都必须节约开支和提升效率。
2.大幅度的减少了公务员数量与规模:法国公务员的数量从2003 年开始减少,减少的幅度逐年加大,到了2007 年,退休的公务员人数介于7万到8万人之间,而该年就裁减了1万5千 个职缺。[②]如今,萨科奇政府实行每两名公务员退休后只补充一名新公务员的政策。行政人员的开支从而大大减少。
3.对公共部门进行分类改革。现有的公共服务部门被分成三大类:一是关系到民生与社会稳定的教育、公共卫生等部门,将继续由国家管理;二是涉及国家安全和战略意义的领域,具有一定商业色彩的军工、航天和核电等部门,国家将继续控制;三是可以向私人资本开放的其它的部门,如基础设施建设等,这些领域内国有企业垄断将被打破,私人资本获准进入。
4.行政部门的创新改革。主要有两项:一是预算法采取“目标管理”原则,各行政部门将根据目标制订预算;二是对政府各部门引入外部审计,同时对岗位任务和人员设置等深入调研并提出现代化管理建议。
5.强化公共部门的绩效管理。公共部门的各项公共事务分为“任务”、“项目”、“目标”、和“指数”。“任务”是指各项社会事务,如交通、社会治安等。“项目”是指细化后的各项“任务”,如在就业“任务”中,就有增加就业的“项目”;“目标”是每个项目要达到的目的,如增加就业的“项目”中就提出要把增加就业岗位作为“目标”。最后,“指数”是指量化后的结果,主要用于评估各项措施是否富有成效。如在采取新措施后,每年新增的就业岗位的数量等等。
法国政府在推进公共部门改革中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果。以法国内政部为例, 2005年法国道路交通事故所造成的人员伤亡人数低于5000人,与2002年相比受伤者减少了25%,而死亡率则减少了36%,创历史之新低。与2002年相比,违法活动减少了8.2%,在公共道路上的违法活动则减少了20%。[③]
五.借鉴与启示
法国作为西方发达国家工商管理论文,其公共部门颇具特色,它在整个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发挥着十分关键作用。虽然由于政治体制和国情不同,不能引入他们的所有做法,但他们绩效考核的理念、严格的责任机制,对推进我国事业单位绩效改革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1.深化市场化改革,减少公共部门监管。当今世界是信息化社会,全球一体化的步伐不断加快。在法国,公众参与公共管理早就是一个现实。在我国,一方面,民众借助互联网等手段开始寻求公民参与的过程来充实公民生活,来有目标地表现公民意识,并学习表达自己对公共事务的看法。另一方面,政府行政官僚的扩张,经常造成公共部门逐渐远离其所服务的社会大众,忽视民众的的真正需求,甚至引发社会冲突。在新形势下,要解决事业单位中的绩效改革问题,其基本点还是应当立足于对公共部门,包括对事业单位权利的限制和对公平性的追根问底。只有在上层建筑中确立了公平性与市场经济的自由与充分竞争,社会才能充满活力和创造力。没有一个完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作为社会子系统和公共部门的事业单位绩效改革的效果也无法保证。所以,政府、事业单位不能既当游戏的裁判又做选手,它们应当把主要精力用到保护公正与提供公共服务上来。
2. 重新认识公共部门的本质。高绩效政府组织是指政府组织以绩效评估体系为标准,以最低的管理成本取得最大的社会公众对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满足度的一种管理模式和组织形态。它强调了以社会公众的满意度作为产出的最终标准。法国新《财政法组织法》的根本目的是在于提高公共部门的服务质量与服务效率。为公众更好的服务站。对于我国的事业单位,一方面,其“绩效”必须最大程度地凸显其社会公益性,并抑制、克服其可能潜在的自利性和营利性;另一方面,其“绩效”还必须同时依循各自具体行业的内在要求,凸显其独特的公益价值。在我国,目前许多事业单位社会公益性做得不尽如人意。事业“绩效”应有的内涵和标准均被严重异化、扭曲。所以,事业单位全面实行绩效改革工商管理论文,不能不首先从理清什么是事业绩效开始。我国的事业单位属于公共部门,所以它们的绩效应当是“公共、公平和责任”。
3.绩效考核制度应伴随着我国财政体制的改革。从法国经验看,财政绩效管理伴随着政府管理理念提升,它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发展、政府管理模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法国2006年执行的新预算案看,最大的特点就是建立了新的结构。新结构分为“任务”、“项目”、“行动”三级。每一个级别都有相对固定的行政负责人。这就使得各部门公共政策项目负责人拥有更大的自由度和承担更多的责任。而目前我国的财政预算与管理体制仍然沿用传统的模式,它与事业单位甚至政府部门的绩效管理体制改革无法匹配。
4.应当强化公众与人大对事业单位绩效的监督与评估作用。法国议会是新《财政法组织法》的最大受益者,其角色因为新《财政法组织法》而强化。议会有权监督各项任务的落实情况,由此可以具体知道公共支出的去向,增加了公共预算的透明度。在我国推进事业单位绩效改革过程中,绩效指标的如何量化,考核如何保证公平公正、具备公信力是我国目前事业单位绩效改革的一个难题。由于缺乏可以借鉴引用的办法和模式,很多地方和单位的绩效考核变成了“官绩效”“一言堂”。因此,绩效考核需要考虑多维度考核,以使考核结果更加客观、公正。鉴于事业单位的公益性质,公众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应当作为绩效考核指标,让学校、医院所在的社区代表、各级人大代表参与到绩效评价中来,提高考核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参考文献]:
[1]任青霞:有限政府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研究,2004(1).
[2]陶学荣:公共行政管理学导论[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3]Pierrick Le jeune:la function publique face a la culture de resultat[M].Bruylant,2006.
[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全球化与政府作用课题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政府改革[D~/OLI.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