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评论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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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古代文学评论范文

    众所周知,我国古代文学评论大都是以题跋、书信、序记的形式,通过漫谈、随笔、评点的方式对古代以文学作品为主的各种艺术形式进行的批评、研究和鉴赏活动,比如《尚书?尧典》便是一种随笔作品;《毛诗序》和《诗品序》属于漫谈式的文学评论作品;《答李翊书》和《与元九书》则是书信体的词话与诗话着作。由此看出,古代文学评论是一种以自我分析、自我学习、自我总结为主的综合性的文学批评与艺术评论作品。其中,绘画作为我国传统社会的一种重要艺术形式,尤其是作为文人士大夫思想与审美的重要载体之一,不仅在各种古典文学评论中都有论述,而且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这些评论的影响,在创作思想、表现方式、审美追求、艺术价值方面发生着变化。通过对多方面的资料收集与分析可以看出,古代文学评论对中国画创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气韵生动”与“骨法用笔”思想的形成

    在我国传统社会早期,绘画与文字往往呈现出一种混沌的融合状态。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以具象表现为主的绘画不可避免地成了文字的替代品,发挥着事件记录与信息传达的功能。象形文字这种延伸自绘画的文字形式,以似画非画、似字非字的方式经历了三千多年的演变,才成为笔画简单的汉字。而长期以来,传统的绘画创作仍然没有脱离具象的创作技法或者表现方式,比如从我国原始社会时期的一些壁画作品中可以看出其这一特征。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以文字为主的文学创作和绘画开始逐渐发展成为两种相互独立而又关系紧密的艺术门类。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方面,随着社会的急剧动荡,尤其是连年的战争使无数的文人雅士开始不断地思考人生价值,在文学、绘画中寻求身心与思想上的解脱,其中当时的归隐思想、佛教盛行与玄学的极大发展便是当时文人阶层思想观念最鲜明的写照;另一方面,随着域外文化的大规模流入以及与本土文化进行的碰撞与融合,从而将文学作品和绘画创作两种艺术形式推向了巅峰时期。其中,当时谢赫创作了我国艺术史上最早的以绘画为主的文学评论作品“六法”,对当时传统绘画创作风格特征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作品在吸取当时文学创作思想观念、风格特征、核心价值的基础上,提出绘画创作也应当坚持“气韵生动”与“骨法用笔”的风格样式和创作理念。这与当时其他诸多文论对绘画艺术的创作追求是相通的,并且鲜明地透露出我国传统文艺的一个重要特征,即轻再现而重表现。在此种思想的影响下,当时诸多知名画家的作品都体现出“气韵生动”与“骨法用笔”的风格特征。

    (二)“烘云托月,避实就虚”风格的形成

    众所周知,我国传统社会的人们具有含蓄、间接的性格特征,因此,反映到传统文学创作中,也就是历来重视抽象化、意象化甚至是间接的文学创作与描写方式,也即是通过“言此而意彼”的方法来拓展文学作品的想象空间,一方面提升整个作品的艺术内涵,另一方面也能极大地彰显作家的文学水平。我国传统文学创作的这一思维方式与风格特征不仅出现在诸多文论作品中,而且部分文论作品也由此提出了绘画创作的“烘云托月,避实就虚”的风格追求和表现方式,从而对当时的绘画创作也带来了直接的影响。比如清代着名文艺理论家金圣叹在《西厢记》评论中明确地提出:“‘烘云托月,避实就虚’是我国历代文学创作潜意识中追求的共同表现方式,同时也是所有文学作品共同的风格特征,反映了历代文人雅士的思维方式与审美追求,因此,在绘画创作过程中也应当充分贯彻之一思想,即欲画月也,月不可画,因而画云;画云者,意不在云也,意固在月也。”此外,明代大思想家王夫之与刘熙载也曾对文学创作“烘云托月,避实就虚”的风格特征经过分析和论述,并引申至绘画创作过程中去,由此对后世的绘画表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指导意义。事实上,也正是这种“烘云托月,避实就虚”的创作方式与风格特征,使我国传统的中国画一直坚守并张扬着自身独特的艺术个性:以笔墨为主,略施淡彩,落墨草草,便能显示出一种天趣和洒脱的视觉效果和艺术品位。正如沈雄先生在《古今词话?词品》中所说的:“情以景幽,单情则露;景以情妍,独景则滞。”比如着名画家徐悲鸿先生在画马的过程中,融西洋画的造型与我国传统绘画的写意为一体,综合应用染、烘、积、泼等诸多墨法,使整个画面中的物象产生细腻的色质变化,由此产生特殊的情感韵味和情景氛围。

    (三)“移物言志”创作思想的产生

    《尚书?舜典》中记载:“诗言志,歌永言。”另外,南朝着名诗人谢灵运在《山居赋》中曾这样写道:“诗以言志,赋以敷陈,箴铭诔颂,咸各有伦。”简而言之,文学作品是要用来表达作者的志向和决心的。然而,正如上文所说,我国古代社会中的诸多文学家习惯于含蓄、间接的创作方式,尤其倾向于采用“移物言志”的方式进行诗歌等文学作品的创作。当主体的思想情感难以进行准确而直接的描述时,“意”的表达就需要借助于自然万物,即“移情于物”,通过物性来观照或者是反映人的思想情感和艺术追求等,由此进行准确而流畅的思想表达。这种“移情于物”的思想是我国传统诗歌创作的重要特征之一。

    (四)以诗充画,诗画结合创作方式的形成

    古希腊诗人曾说,画是无声的诗,而诗是有声的画。虽然诗和画两者的本质并不相同,但诗与绘画都是人类借以表达情感的媒介,有着相通的艺术效果。“如诗如画”“诗情画意”就是中国人对诗画相通和美妙之处的最好表达。中国诗歌与绘画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彼此吸收对方的长处,发挥自身的艺术优势,丰富了自身的表现力。现传《杜工部集》中有题画诗18首,包括画山水、画松、画佛等题诗,把画面的视角形象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抒发自己的内心感受,极富诗情画意。在画中题诗是为了补充画面笔墨未尽之意,但也要顾及画面艺术形式的变化和完美,诗与画的结合要融洽,使读者获得丰满的思想感受和审美乐趣。

第2篇：古代文学评论范文

关键词：一流课程建设；古代文学；教学内容改革；路径

一流课程建设是当下高校教学体系建设与教学改革的重大战略契机。2017年8月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双一流”建设的决策，即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和一流学科建设。2019年4月为进一步推动“双一流”建设，教育部正式启动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和一流课程建设“双万计划”，即建设1万门国家级和1万门省级一流线上线下精品课程。一流课程建设是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重要契机，其中，教学内容改革是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根本与核心，是教学观念、教学手段、教学模式等改革的基石。以下从立德树人、沟通古今、融汇中西、体用结合等四个方面来探讨古代文学教学内容改革的路径创新。

一.强化课程思政，将立德树人与教授专业知识相结合

在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中，教师多侧重文学知识的讲授，而忽视学生人文素质和健全人格的培养。究其原因，主要与古代文学课程内容特别多、教学课时比较少有关。古代文学包括先秦两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隋唐五代文学、辽宋金元文学、明清文学，部分高校还会将近代文学纳入其中，可见，古代文学包含了自上古至近代两千多年的历史，涵盖了文学、历史、哲学、文化、宗教等多方面的内容。就文学本身而言，囊括了众多的文学作家、文学作品、文学流派、文学现象、文化思潮等。显而易见，古代文学的课程内容具有历时悠长、涉猎广泛、内容繁多、文义多元等特点。因此，教师为赶教学进度，往往以知识讲授为主，而减少文学作品的鉴赏与评析，从而忽视了古代文学作品蕴含的文化精神，以及对学生人格精神的熏陶与培育。不难发现，中国古代文学包含了丰富的精神内涵，仅就《论语》而论，即蕴含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爱精神，“入则孝，出则弟”的孝道规范，“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坚毅果敢，以及“学而优则仕”的兼济情怀等文化精神，另有君子品格、学习方法等不必赘述。更遑论先秦诸子、楚骚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瀚如烟海的文学经典。这些文化精神与当代大学生人文素质和人格精神的培养目标高度一致，是立德树人的第一手材料，也是古代文学教学内容改革的第一把钥匙。因此，在一流课程建设的战略契机下，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首要任务是优化教学内容，强化课程思政。具体来说，既要饱满地完成专业知识的讲授，又要深刻挖掘古代文学中蕴含的文化精神，时刻以树立学生美好品德、健全学生人格精神为教育目标，并体现在教学实践之中，最终达到培养学生人文素质的终极教学目的。

二.注重古为今用，将古代经典与现代社会生活相结合

中国古代文学距今时日久远，与当今的语言表达方式、文化社会环境存在较大差异，譬如就语言的读法来说，古代汉语有平声、上声、去声、入声等四声，而如今普通话中已无入声字，而且现代汉语中的阴平、阳平、上声、去声，与古代汉语中的平声、上声、去声并不完全相同，这就造成了古今语言文字理解上的障碍。再如，古代文学中的建安风骨、正始之音、玄言诗、盛唐气象、古文运动等文学风格或文学现象，都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文化思潮等密不可分，解读古代文学需要知人论世，文化语境的不同又加深了对古代文学理解的难度。又如，律诗和词的创作有严格的规范要求，讲究平仄格律和对仗押韵，这在今天已经很少被创作。另外，互联网等新媒体的普及，更加剧了古代文学与现代社会生活的脱离。因而，当代大学生普遍认为古代文学是故纸堆里的“死”学问，不具有时效性和实用价值，从而缺乏学习兴趣和动力，古代文学经典也成为束之高阁、无人问津的案头作品。鉴于此，在古代文学教学内容的改革中，亟需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具体来说，应增强现代教学意识，第一，吸收学科前沿研究成果，及时补充教学内容、更新教案与课件，将最新的研究成果传授给学生，用新方法、新材料来解读古代文学作品，培养学生常学常新的学习态度和用现代意识、现代材料解读古代文学作品的学习方法。第二，强化实践教学，挖掘古代文学与当下社会生活的契合点，用现代方式解读和演绎古代文学，使古代文学“活起来”，以最终达到古为今用、沟通古今的教学目的。第三，在讲授古代文学经典时，除了传统的阅读欣赏、评论鉴赏之外，还可以强化视听体验、经典再创作体验。比如，观看文学经典改编的影视剧，进行比较研究。再如，化用诗词进行现代广告语的编写，对古代戏剧作品进行改编、续写等剧本创作，拍摄抖音等微视频演绎古代文学经典等。总之，在古代文学的教学中，力求古代文学与现代社会生活的结合，赋予古代文学新的视野与功能，使学生置身古代文学的情境之中，感受古代文学的时代魅力与现代价值。

三.推进中西融汇，将传统文学与西方先进理论相结合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有着鲜明的民族文化精神和烙印，因此，在传统的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实践中，一贯采用本民族的传统思维和理论，古代文学的教学内容亦以彰显民族特色为主。这是培养学生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必要手段，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忽略了古代文学的国际地位和影响，不利于学生国际视野的养成。实际上，中国古代经典文学作品无论当时还是今日在国际上都有着比较广泛的传播和影响。《三国演义》早在明代隆庆三年（1569）已传播到朝鲜，英国牛津大学收藏了一本崇祯八年（1569）的明代刊本《三国志传》，目前朝鲜、日本、越南、英国、法国、俄国等多国都有《三国演义》的译本，同时也有许多研究论文和专著，《三国演义》的国际影响与地位可见一斑。再如元杂剧《赵氏孤儿》曾被国外多位著名作家改编并且搬上舞台，法国伏尔泰就据此编写了《中国孤儿》，并于1755年出版。《三国演义》《赵氏孤儿》受到国外读者的欢迎并不是个例，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许多经典作品，乃至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在国外都有着广泛的受众，这是中华民族文化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必然结果。另外，由于历史的遗留问题，中国许多原始文献曾大量流失到国外，比如敦煌学发源于国内，其第一手文献材料却在国外。因此，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中，不能忽视其在国外的现状。另外，西方学术研究中的先进理论也是打开中国文学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改革与实践的钥匙。比如，西方的传播学理论、美学理论、语言学理论、心理学教育学理论等，与国内教学研究与改革有许多共通之处，我们可以择其善者应用到本学科的建设与改革之中，以拓展研究视野。因此，在古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实践中不能故步自封、画地为牢，而应该具备国际眼光，主动探索古代文学在国外的研究现状和最新成果，以及国外相关学科的先进研究理论，并存其精华、化为已用，将最新的、客观的文学知识、文学理论传授给学生，以开拓学生视野、培育学生中西结合的先进理念。

四.提倡体用并重，将文学本位与地域文化特色相结合

中国古代文学以文学研究为本位，以历史学和文化学研究为双翼，古代文学的教学同样遵守这一原则。在具体的授课过程中，往往以文学创作为核心，辅以文学传播和文学评论。其中，文学创作又注重分析作者的身世生平，创作的政治、经济环境，文学作品的鉴赏等。这是古代文学常用的教学模式，按部就班，却不利于课程特色与学科品牌的建设。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悠久，具有地域特色、校园特色的地方高校并不少见，比如郑州西亚斯学院地处中原腹地新郑，而新郑是一座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有“炎黄故里”之称。从1992年至今，新郑市每年3月都会举行祭祖大典的活动，该校则承办“黄帝文化国际论坛”，撒贝宁、马东、郦波、康震等文化名人都曾云集于此。此外，新郑市的文物名胜众多，仅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有八处，包括郑韩故城、欧阳修陵墓、始祖山风景区、郑风苑景区与郑王陵博物馆等。可见，郑州西亚斯学院拥有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资源，该校的古代文学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就地取材，增加课外参观文物遗存、观摩国际论坛的实践教学活动，使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古代文学在历史长河中流过的痕迹。再如，“中华第一古都”安阳市，曾出土了世界上最大的青铜器———司母戊鼎，也曾发掘出甲骨文在内的殷墟遗址。安阳师范学院则利用这种特殊的地域文化，成立了“殷商文化研究所”，同时创办了《殷商学刊》。郑州西亚斯学院和安阳师范学院在特色学科建设方面无疑取得了成功。因此，为打造特色学科品牌，建设一流课程，古代文学在学术研究和教学实践中需体用结合，将文学本位与地域文化、学校特色结合起来，使古代文学的教学融入地方特色，将历史拉进现实，将文学融入人生，从而使古代文学的教学生动鲜活起来。

第3篇：古代文学评论范文

关键词：谢灵运；华兹华斯；生态学；共鸣

谢灵运作为山水诗的鼻祖，是南朝诗坛关注的焦点，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与唐诗的研究盛况相比，魏晋南北朝诗歌研究并未得到研究者应有重视――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研究者尚未充分认识到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到目前为止已有的关于山水诗歌创作的个体研究中，研究者的目光又主要集中于陶渊明和王维身上，对于诗歌中汉魏晋到宋齐梁陈的转变中具有关键性桥梁作用的谢灵运，迄今为止已有的研究与其在诗歌史上实际所处的地位明显不成正比，特别是其生态学对于现今社会的积极借鉴意义研究甚少。

华兹华斯是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重要代表人物，其作品展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密切联系。两百多年来国外各派文学评论家从不同的角度对他的作品作出了不同的评价，从斯蒂芬、阿诺德、布拉德利到现代派的批评家们，运用社会学、历史学、哲学、心理学等不同的手段对华兹华斯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对华兹华斯的自然观、宗教思想等方面也进行了探讨，因此他的作品似乎已经没有多余的评论空间了。然而纵观中外诗歌比较研究方面，从和谐生态学角度对谢灵运和华兹华斯进行比较研究的成果几乎没有。

当人类迈入21世纪，人类工业化文明的高速发展以及人类对经济利益无所顾忌的追求，导致日益严重的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引起群众生态环境意识和环境保护运动的不断高涨，我们正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生态革命。特别是近年来中国经历了雾霾的痛楚后，文学评论界也开始转向了生态视角，运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文学诗歌，试图从意识领域里找到缓解或者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平衡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中外诗歌中存在着众多十分相似的情况，这是诗人在各自国家和民族的现实生活中观察、体验和加工塑造的结果。两位诗人分别是中英自然诗歌的杰出代表。他们生活的时代和所处的文化背景大不相同，但在“自然”这一客观主题上，还是有很多共通之处。通过收集华兹华斯的自然诗歌及谢灵运的山水诗，探访绍兴与谢灵运诗歌相关的景点，如东山、始宁别墅等，寻找华兹华斯与谢灵运诗歌共同的基础―自然，本人发现这些景点的自然美及对精神的慰藉和平静作用，大自然是人类精神力量的源泉，人们从大自然中得到快乐，得到启示，得到心灵的自由。同时两位诗人通过诗歌向世人倡导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相处。

华兹华斯和谢灵运的生活经历相似，早期的坎坷对他们创作产生影响，他们一生中都遭遇了重大的社会变革，这些变革对他们的思想与创作产生冲击，并最终确立了他们作为自然诗人的风格，促进了他们向自然诗人的转变。他们都具有深刻的宗教思想背景，基督教与道教分别形成了华兹华斯和谢灵运诗歌的生态思想基础。道教继承与发展了中国传统思想，在“天有天道、地有地理、人有人论、物有物性”的法则之外，赋予了大自然更加丰富的内涵，教导每个人要用心感受周围的事物，热爱生活，享受生活。道教的中心思想就是“自我、平常、和谐和循环”也就是万物循环、太极长转的道理，从而使人类在大自然中获得广泛和深刻的启迪。基督教认为自然与人类皆是上帝的创造物，二者的关系是平等的。自然万物是上帝的创造，同样闪耀着上帝神性的光芒，能够与人类心灵相通。生态思想的基本理念，即整体，和谐，多样化和相互依存的原则。华兹华斯在他的短诗和散文作品中展示了人要尊重自然，合理开发自然，人要善待动物，合理利用并积极保护动物，脱离自然一味追求经济利益会造成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的疏远的观点与谢灵运道家“人法自然”的基本生存原则不谋而合，都旨在弘扬关怀自然，崇尚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思想，对人类追求精神生态的平衡和谐注入了新力量，继而实现环境与人和谐统一。

因此在“自然”这个交汇点上，华兹华斯和谢灵运有深刻共鸣。

[参考文献]

[1]Bate，Jonathan.RomanticEcology：WordsworthandtheEnvironmentalTradition[M].London：Routledge.1991.

[2]Beer，John.WordsworthandtheHumanHeart.[M]London：TheMacMillianPressLtd.1978.

[3]顿德华.论谢灵运山水诗的生态审美意蕴[J].柳州师专学报.2011（26）.

[4]冯静芳.生态美学视野下谢灵运的解读与评析[D].华东师范大学.2007.

[5]江舒桦.《丁登寺》与自然的再现[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9）

[6]江建军.华兹华斯――一颗困扰心灵[D].浙江大学.2002.

[7]谢颖浠.华兹华斯作品中的生态意识[D].华东师范大学.2008.

第4篇：古代文学评论范文

关键词: 泰山文学 古代文献 文体

泰山古代文献浩繁,涉及文体种类广泛。诸多文体集中于一狭小地域,对于古代文学文体变迁研究来说,实为典型的原生态个案。剖析这一个案,明晰古代文体在泰山一域的演变,对于整个古代文学的文体学研究,当有特别的意义。本文试以《文心雕龙》、《昭明文选》等传统文体学著作之分类为参照,对泰山古代文体作类举剖析,抛砖引玉,以待泰山文体研究之宏论。

一、泰山古代文体种类分布概况

1.诗、词、曲类。

诗为泰山文学作品最多之文体,其中又以五古、五、七言律、绝最多。最早咏及泰山诗为《诗经・鲁颂・宓宫》[1],四言诗。传为孔子作《丘陵歌》,亦为四言。专咏泰山之四言诗为魏曹植《飞龙篇》。五言诗较先者为曹植《驱车篇》等,后李白《登泰山六首》等,蔚为五言古诗大观。七言诗以东汉张衡《四愁诗》(其一)为先,其辞仍存楚风。五律最著名者为杜甫《望岳》;五言排律以唐代李义府《隽州遥叙封禅》为先;七律以刘禹锡《送东岳张炼师》较早。五绝如张志纯《题桃花峪》,七绝如卢照邻《登封大铺歌》等。二言,元代唐肃《日观赋》中拟汉武帝刘彻登泰山所咏:“高矣、极矣、大矣、特矣、壮矣、赫矣、惑矣!”堪为咏泰山仅有之二言诗;元代杜仁杰《天门铭》雄浑、悲壮,实为中国古代三言诗之佳作,惜山东师范大学周远斌《论三言诗》竟未论及,置元代三言诗为空白[2]。六言诗有张志纯《遗世颂》等;杂言诗有明代曾ぁ盾笃皆缧型岳》,王守仁《泰山高》等。除此以外又有:拟作:汪坦《别泰山拟李太白五言长篇》,乾隆《拟子建飞龙篇》等;联句:明代周琉、杨志学、胡缵宗联句《泰山行》;歌谣:明代张位《舍身崖歌》,吕坤《毒草歌》等;乐府:曹植《泰山梁甫吟》,李白《梁甫吟》等;操:唐代韩愈《龟山操》,等等。

因祭祀泰山要用乐,故历代有曲,如:《泰山景》(道曲)[3],唐代《封泰山祀天乐章一十四首》、《禅社首祭地o乐章八首》等。而文人词因其体式与登泰山情怀大相径庭,故数量甚少,有元好问《清平乐・泰山上作》。

2.辞赋类。

泰山辞作较少,多为祭祀实用之作,如宋代鲜于辍对郎翊恰,清代张铎《迎神辞》、《送神辞》等。赋体虽非实用,但因古代之赋多与地理相关,如萧统《文选》收赋分15类,其中“京都”、“纪行”、“游览”、“江海”诸类皆与地理相关[4],又兼赋长于浏物抒怀,故泰山赋作数量颇丰,且多有名家名作,如唐李白大赋《明堂赋》、丁春泽律赋《日观峰赋》,清蒲松龄《秦松赋》[5]等。辞赋类相关文体如:颂:班固《东巡颂》等;赞:《青帝广生帝君赞》、朱孝纯《泰山赞》,等等。

3.论说类。

论说一类,古代文论中区别为多种名目,分别举例如下:论:章俊卿《明堂论》;说:清代褚峻、牛运震《金石图说》;篇:汉代班固《白虎通封禅篇》;解:明代吕坤《观日解》;议:明代沈应奎《岱祠迂议》、《再谒元君议》;注:郦道元《水经注・汶水》;辨:顾炎武《高里山辨》;考:高诲《玉女考》,等等。

4.书记类。

因古代文人“游”多有“记”之故,泰山“记”一类数量甚多,如东汉《汉官马第伯封禅仪记》等。书(书信)有宋代石介《与奉符知县书》等。此类中还有:纪要:明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录:欧阳修《集古录》;谱:宋代刘《秦篆谱》,等等。

5.序跋类。

序:宋代刘《秦篆谱序》;叙:明代雍焯《泰山志・叙》;引:《岱史引》;跋:朱熹《跋泰山秦篆谱》;例:《岱史・凡例》,等等。

6史志类。

史志类文体集中于《泰山志》、《岱史》之书,如表:《岱史・山水表》,其他文献中也有名作,如书:《史记・封禅书》;传:王之纲《玉女传》,等等。

7.祭告类。

泰山为历代帝王封禅祭祀之所、民间朝拜祷告之地,故祭告类文章众多,体例丰富:封禅:《汉武金泥玉检文》、《宋玉牒文》、《宋真宗登封玉册》等;祝:《唐高宗玉牒祝文》、《宋大中祥符元年御祝文》等;祭:北魏高允《祭岱岳文》,宋欧阳修《祭东岳文》等;告:宋济南守曾巩《告岱岳文》等;符:东汉光武帝刻石《河图会昌符》等;咒:后晋《总持咒幢》;法旨:《大元国师法旨碑》,等等。

8.诏令类。

历代帝王、地方政府多关注泰山,故制令甚多。其文体有:制:唐开元十四年制《听王希夷致仕还山》,明洪武三年六月二十日制《去泰山封号》等;诏:汉武帝《改元元封诏》,东汉章帝元和二年《东巡诏》等;谕:明代《巡抚都御史何起鸣宣谕》等;禁约:元代《王母池禁约刻》等;牒:金代《玉泉寺牒》、《香严寺牒》等;执照:元代《泰安州申准执照碑》,等等。

9.奏议类。

此类文种颇多,如:唐代长孙无忌等撰《请封禅表》等;疏:北宋孙]谏疏、明代王在晋《青龙神吐火疏》等;奏:东汉张纯《请封禅奏》等;策:元代《东平布衣赵天麟上策》等;驳议:粱代许懋《驳封禅议》等;议:唐代颜师古《封禅议》等;对:汉代嚎怼斗忪对》等;移:《岱史公移》,等等。

10.碑铭类。

泰山自古为刻石胜地,碑碣石刻数不胜数。其文体有:铭:《秦李斯刻石铭文》,汉武帝《鼎铭》,唐玄宗《纪泰山铭》等;碑:汉代《泰山都尉孔宙碑》等;碣:《大唐齐州神宝寺之碣》等;墓志:宋代欧阳修《徂徕先生墓志铭》等;墓表:姜潜《故李侍郎墓表》等;墓碣:《陶公墓碣》等;题勒:《供石题勒》等;题名:《刘仁愿题名》等;题识:《明代钟惺题识》,等等。

11.其他。

小说:《胡母班》等[6];戏曲:元代《病打独角牛》[7]等。

二、泰山古代文体种类分布特点

1.泰山文献中文体种类分布广泛。

以上各类见于《文心雕龙》、《昭明文选》、《文章缘起》等文体著作的文体70余种,种类丰富。对于一座山岳而言,此种情况甚为少见,值得深入研究。

2.泰山诸文体作品数量分布差别很大。

以《岱览・艺文总录》为例,全书收录作品凡765篇,其中文体种类分布情况:诗最多,古、近体诗共556篇;赋15篇,乐章神词琴操48篇;其他各体文章如诏诰制15,表疏7,奏对9,议驳8,状策2,书1,序11,颂4,赞7,符命2,传注考7,论篇辨说觚20,记志纪录随笔跋35,碑文1,墓志2,祭祝告谢文15,共146篇。其中诗文数量最多的原因在于,游览泰山抒怀、记游需要。实用文体的丰富,是缘于泰山在古代政治生活中的独特地位。

3.泰山诸文体作品的时代分布有较大差异。

仍以《岱览・艺文总录》为例,765篇作品,其时代分布为:汉22篇,魏晋南北朝29篇,唐五代78篇,宋75篇,金元32篇,明340篇,清189篇。以明代最多,其原因除文献流失外,明代去泰山封号,民间朝拜、游览之风盛行,所以明清文人吟咏之作遂多。

4.泰山文体源流清晰,绵延数千年不断,文学成就斐然,实为文体发展史之典型个案。

泰山为中国古代文明发祥地、文化中心,所以也是文体汇萃之地。诸体文章多有文体开创之功、发展之力。如游记一体,诸多游记专著以《封禅仪记》为中国古代第一游记,而究其实质,《尚书》关于禹巡狩泰山之行记,则为更古老之游记发端。泰山诗文等多有该文体历史上第一流作者、第一流作品。如五古之曹植,五律之杜甫,古风之李白,皆为诗歌史之顶峰,其泰山诗作亦为诗歌史上一流作品,影响深远。而秦代李斯之泰山刻石文,形式模仿雅、颂,三句为韵,四言为句,开碑文体先河。泰山文体的研究,对于中国文学史,对于整个古代文学的文体学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本文所列文章篇目,除特别注明者外,皆出于汤贵仁,刘慧主编.泰山文献集成[M].济南:泰山出版社,2005.

[2]周远斌.论三言诗[J].文学评论(京),2007,(4):75-81.

[3][5][7]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山东省志・泰山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3:478,547,468.

第5篇：古代文学评论范文

一、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目标

20世纪以来，西方学者把人文科学列为了人类社会三大类型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之一，足见人文教育的重要性。语言文学是人文学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那么作为影响深厚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培养目标、培养任务到底是什么，这是非常值得思考的一个首要问题。无可厚非，汉语言文学专业不同于自然科学，它所培养的学生从事的工作离不开对人的教育、对人类的研究、分析和思考。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将业务培养目标定位于培养具备文艺理论素养和系统的汉语言文学知识，能在新闻文艺出版部门、高校、科研机构和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文学评论、汉语言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以及文化、宣传方面的实际工作的汉语言文学高级专门人才，这是大多数高等教育学校开设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目标。

二、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设置原则

（1）适应性原则。教育是为实践服务的，不能适应时代要求的教育是毫无意义的。现代科学技术飞快发展，使得社会各行各业要求毕业生掌握一定的现代技能，因此在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设置过程中，要注意紧跟时代，设置有关新课程，更新课程体系，适应新时代的需要。（2）系统性原则。在课程体系结构规划过程中，要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的设置既要充分考虑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又要注意保持知识结构的科学性，最终使学生掌握扎实的知识和技能。（3）稳定性原则。课程需要更新，但同时也需要维持稳定性。因为从文学的角度讲，优秀的文学作品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专业中的一些基本课程是经过多年实践考验的，已经被证明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知识结构中核心的部分，是必须保留而不能轻易取消的。

三、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改革创新设想

第6篇：古代文学评论范文

关键词： 高校文学课堂 教材使用问题 教育改革

现代课程论认为，教师不应只是课程的执行者，而应成为课程的开发者、决策者。因而，对实现课程目标的重要资源――教材作创造性的理解和使用已是时代的要求。高校专业必修课的教师，应确立以人为本的理念，通过创造性地理解和使用教材，促使学生在知识、能力、情感、价值观等方面得到新的发展。我以高校中文系必修课程《中国古代文学史》为例，结合自身的教学实践，谈谈对创造性使用教材的几点浅见。

一

首先，教材是实施教学必不可少的资源。教师对教材的解读，关系到教学目标的实现。教师对教材的解读过程，就是教师运用抽象思维对教材解剖、分析、加工的过程。因而教师的思维方式是否科学，对教材解读至关重要。以《中国古代文学史》为例，就授课讲述方式而言，不外乎按时段和按体裁两种。文学史本身非常驳杂，时间跨度巨大，为了讲述的方便，一般高校都将《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按照朝代划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四个时段，各时段的教学一般亦由不同的专业教师担任。以知人论世的思路，循着历史的时序讲述文学史，固然遵从了文学史发展的自然时间主线，但同时也带来不同时段的各体文学之间的联系被切断的弊端。而另一种讲授方式，是将文学史划分为诗、词、文、小说、戏曲等文体，揭示文体的体式结构和发生、发展、兴盛、衰变的详细过程及其规律。这种讲述方式依照追源溯流的思路，从文学传统的角度分析文学作品，纵向勾勒文学史的轨迹。而从现实的角度看，高校使用的文学史教材大致都是按照“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念演绎，若教师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以自己设计的、按照文体流变的方式讲述，那么，教材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可见，分时段和分文体两种讲述方式，各有优劣，单独采取任何一种讲述方式，似乎都难以产生最佳效果。因此折中的方式是，先分时段，再分文体，即各时段的专业教师按照文体讲授。例如，明清文学史的讲授，可以先讲明清诗、明清词、明清文，再讲明清小说、明清戏曲。通过文体变化与作家创作相结合,以文体发展演变为经,以时代思潮和作家创作为纬，呈现中国各体文学发展变化的历史全貌。

其次，就文学史教材本身而言，虽然不同作家的主次关系已有区别，并给予不同的篇幅来阐述，但从整体上看，以朝代为纲的结构模式仍然是力求面面俱到，这当然可以说是文学史书写的要求。在教学实践中，教师不得不对教学进度做适当、灵活的调整，从而对作家、作品有选择地讲解。这需要科学地论证与确定。就目前而言，教师对教学内容的选择一般依据发给学生的教材而定。在讲析文学史时，分精讲与泛讲两种方式，精讲是“点”，泛讲是“面”，点面结合，精粗结合。对于文学史常识或文体综述部分讲解一般采用泛讲。而对最能显示本文体特色、最能反映当时文学思潮特点、最能使学生在思想认识与审美认识方面得到最大收获的作品及最能说明文学发展的某种现象和规律，大多采取精讲的方式。例如，讲授唐代诗歌时，杜甫诗歌因其思想和艺术上的成就，成为讲授的精讲部分。教师注重对其具体作品的解剖由语言至形象、意境，再由形象、意境及其组合进一步深入到文本的情感内蕴和文学意趣。而对于同一时代的“初唐四杰”、“大历十才子”等作家作品，则几句话匆匆带过。实际上，由于客观的文学史与以文献方式流传下来的文学史，其差距可能是非常大的，因此即使是文学史书写者的理解也是有限的。比如，东晋一代，从散文上看似乎是很枯萎的一个时代，保留下来的诗文似乎很少。但如果看《隋书・经籍志》，我们会发现当时文人创作的作品其实很多，问题在于许多作品没有流传下来。而后世的钟嵘、沈约等人，他们认为玄言诗不值得流传，所以像《昭明文选》这样的文献都不予编选。可见，在研究中古文学史时，特别受制于传世资料，受制于后代编辑者的眼光、他们的选择和审美取向。唐代以前主要靠抄写，无法大量保存。宋代以后印刷业发达，很多文人可以印刷自己的文集，不用完全依靠选本来保存自己的作品。一个人如果有资源，可以将自己的作品印刷很多，总有机会流传到后代。但是，这不能说明北朝文学创作本来就很少、质量很差，而且都是诸如诏书、檄文等质木无文的公文，从而得出北朝人不怎么创作文学作品的结论来。

二

由此可见，教材并非教学内容取舍的标准，它更取决于教师个性的发挥。面面俱到抑或突出重点，应该是教师在制订教学策略时所考虑的问题。教学策略因人而异。有的教师讲稿写得很详细，有的教师只写一个提纲，照样讲得很好。全面、有头有尾地讲授理所应当，但一门课，即使有头无尾，只要对学生有很大帮助，也不应受到指责。教材存在的好处，在于使学生了解某些重要的基本事实，而不应成为说教的依据。过于依赖“大而全”的文学史教材，照本宣科，学生获取的往往只是零碎的文学史细节和片段。以讲授中唐诗歌与白居易为例，文学史要照顾的话题太多，不得不随着这些话题的变换而经常变换文学史的自然时间主线。往往在讲到白居易的诗歌创作情况时，诗人出场一次，讲到新乐府运动时，诗人又出场一次，顺序紊乱，不利于呈现诗人的创作历程。

此外，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在今天这样一个讲究实用功利的时代，文学史教学处于一个相当尴尬的境地。目前高校的文学课堂仍然不能摆脱应试教育的束缚，致使教师的发挥空间十分有限。就中国古代文学专业课而言，目前高校的教学效果评价标准仍然采用传统的考试方式，考试的题型、题量大都依照院系所规定的模式设置。而尽管尚未踏入社会，大学生们也普遍感受到年轻人面对现实压力的焦虑感。为了避免离开象牙塔的庇护就遭遇生存与生活的窘境，大学生的学习态度也趋向现实与功利。文学史教材在很多学生眼中只不过是复习考试的载体，学生仅仅希望通过有本可依的学习方式来赢得较高的考试成绩。如果不是由于复习考试，并不会有学生会关心教材的存在与否。应试教育的后遗症挥之不去，使得原本意在拓展学生知识视野的教师，囿于教材的藩篱，索性一味灌输，开展“填鸭式”教学，而对某一研究领域学有专长，致力于将自己某方面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的教师，不得不改为面面俱到的方式授课。

三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由教材使用问题折射出的高校文学课教学亟待改革的隐忧。高校文学课堂教学改革是一个长期而系统的工程，需要学者、学校、教师、学生等各方面的共同不懈努力。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文学史编写者立场和思路的转变。就立场而言，我们必须明确，文学史的编写理应立足于文学本位来探讨“历史上的文学”。对于编写文学史的学者而言，反思以往文学史的成就与不足，突破口就在于把“历史上的文学”的“文学性”揭示出来。这样，“历史”退回作为背景的相对次要的地位，而突出文学之为文学的艺术特征，即着重对历史上的文学进行艺术式的研究而非历史式的研究。在这方面，有很多学者的成功尝试为文学史的编写工作提供了新思路。2001年，赵义山、李修生主编的《中国分体文学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部由全国9省市13院校20位学者共同撰写的《中国分体文学史》堪称一部渗透“回归文学本位”理念的文学史。它由《诗歌卷》、《散文卷》、《小说卷》、《戏曲卷》四卷组成。在每卷之中,又按文体分为三编，如《诗歌卷》分为诗、词、曲三编；《散文卷》分为散体文、赋、骈体文三编；《小说卷》分文言小说、话本小说、章回小说三编；《戏曲卷》分杂剧、南戏与传奇、乱弹三编。该书打破了以往文学史在叙述作家、作品时从思想性、艺术性两方面着眼的传统模式，而是对某种文体的基本特征、美学意义，以及文体的起源、形成、演变、发展的全过程作了非常详尽的论述。《中国分体文学史》既弥补了高校现行通史类文学史的不足，又为文学课教学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

其次，目前在功利化办学理念和应试教育的固定模式影响下，高校教育目标日趋狭隘，教育评价标准日趋准日趋单一，教师的工作成绩、学生学业水平，都不可避免地成为教师职称、晋升时的重要砝码，教师不得不依照院系指定的教材授课，遵循传统教学目标设置课程目标、课程考试方式和题型。不但如此，在课堂上，教师还要满足甚至迎合学生的听讲需要，难免背上沉重的心理包袱，出现“教师厌教”的现象。权威的指挥棒扼杀了教师的创造力，难有个性空间。应试教育不但制约了学生的个性发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教师队伍的素质水平的提升。就高校而言，为教师成长提供最佳空间，为社会的良性发展不断提供最大的创新动力，应该是其重要职能。因此，高校应重新审视自身的办学理念，为教师“减负”，给予教师更多的自主空间和个性自由，鼓励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充分发挥潜能，奖励其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取得的成绩。更多个性化人才的出现，必将有助于良好教学氛围的形成，为高校和教师带来双赢的局面。

再次，在文学课教学中，教师的讲述应主要着眼于文学作为一种艺术美文的本质特征和文学自身的特点和规律，而不是主要着眼于跟文学相关的其他社会文化现象，即使对某些文学现象进行分析和研究也要运用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方法，但应当注意最终必须落脚到文学。文学是以语言为媒介的艺术样式，以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语言为例，既可从讨文学作品中语言的特征、语言的组织的角度，探讨语言与意境构成、形象塑造和情感表达的关系，又可以从语言变迁的角度，探讨语言于文学发展的影响等等。总之,只有真正关注作家的创作时的心灵历程、文学作品的美学特征，关注作品的思想内容与社会影响，强调作家、作品的历史地位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力度，才能体现文学作为一种艺术美文的本质特征。

最后，将文学史知识送达学生并不是文学史教学的最终目标。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的重要意义就在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梳理，加强学生的审美能力和文学感受力，培养学生的古代文学作品的阅读、鉴赏和分析能力，提升提高文学素养培养。而以往以应试为目的的教学，通过在课堂里对教材的学习，学生越来越依赖于文学史，最终难免变成视野狭小、思维萎缩、专啃死知识的“复印机”，似乎高适只写“慷慨悲凉”的边塞诗，白居易也只有《长恨歌》那样的讽喻诗，而唯有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才能代表中国古代文学的成就。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曾尖锐地指出：“大多数学生及读者大众都受到简体字的局限，或者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白话注解和翻译，这给学术界一种权力来塑造中国的过去，也控制了大众与这个过去的接触。在教室里，还有对于那些没有上过中文系，但是对古典文学感兴趣的读者，这个过去是被‘五四’一代的欣赏口味这一中介所极大地调剂的。”若大学生不能做到抛却浮躁的心态，有意识地加强对原典、旧注作家全集的阅读，全方位了解文学的面貌，将难以扎实打下中文专业必须具备的知识体系，文本解读能力和审美能力的提高也将成为空谈。

参考文献：

［1］戴燕.中国文学史：一个历史主义的神话.文学评论，1998，5.

第7篇：古代文学评论范文

关键词：中国文学 现代意象 诗歌

引言

现代意象指的是在现代各种文学体裁利用“意象”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在诗歌中极为常见，本文通过对现代意象概念和起源的描述，分别就中国诗歌、中国小说和中国散文中的文学意象的使用进行评析，其中举出了具体的文学案例来说明问题，得出了“立象以尽意”是文学的常用手法，生动的意象会使文学作品更加多姿多彩。

一、文学意象概述

“意象”概念最初是由中国古代文学评论经典《文心雕龙》提出来的，意象是把物象用人的心意表达出来。文学意象是象征创作手法的高级形象形态，是以表达观念、哲理为目的。按照“物”来讲，它是一种客观表达，不能随着时间或者地点来改变，但事实上它一旦进入作者的视角中便会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由客观转到主观，整个“物”被加进了人的情感而变得丰富充盈起来。古人云：“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这里表达的就是所谓的意象，山和海本来是客观的真实事物，是人物的“情”和“意”充盈了山和海的景色，物象成了渗透了诗人情感而有所变形的形象。一般说来，意象的哲理性并不直接说出，而是通过形象的象征或暗示来达到，象征的“形象”实际是含有某种意义的载体。简言之，意象就是意中之象。

“现代意象”指的是在现代文学作品中，各种文学体裁利用“意象”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它是诗歌中最为常见的一种表达形式，与修辞中的“隐喻”也是相通的。黑格尔认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关于美的定义与诗的意象理论也是相通的。除了诗歌，还有小说和散文也常用意象的手法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寄意于物，用常见的事物来表达自己深深的情感，能够引起世人的共鸣，使原本平实的语言变得欲说还休、婉转流畅，给人无尽的想象空间，“此处无声胜有声”“立象以尽意”，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二、文学意象表达的作用

（一）寄情于物

很多时候，作者表达内容却不平铺直叙地道出，而是将其蕴含在某一事物之中，利用事物的特征来表达和升华自己的思想或情感。比如在中国古诗中，莲花有“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之语，表达莲花的高洁之姿，不被世俗所困扰。在以后的作品中，凡是出现莲花的词句，多数都是赞扬其高贵品质，或者用其比喻行为高洁之人。我们需要更高的思想境界来净化心灵，思想就成为被寄情之物。

（二）主题朦胧

意象这种写作手法，带来的一个效果是，能够使作者所表达的思想主题朦胧多义，意旨深远。比如中国的诗词中常出现爱情之意，最常见的比喻就是大雁和鸳鸯，这是因为大雁是忠贞之鸟，如果雌雄大雁有一只死去，另外一只必然不会苟活于世，也一定会以同样的方式陪伴伴侣。而鸳鸯更是因为雌雄鸟儿形影不离常伴左右而著名，成为文学作品赞扬爱情和长久的载体。这样的主题，即使没有明确提出，也能让读者简单明了地理解内涵意义，取得良好的表达效果。

（三）文字意象

在言论不能自由的年代，很多文人将想要表达的深意藏在文字之中，这样既可以抒发心中的愤懑和不满，又能以文会友。尤其在中国古代朝代更迭频繁的时期，用意象的手法可以巧妙地将思想深藏于文字之中，起到了婉转和回旋的作用。

三、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象

（一）中国诗歌中的意象

在中国的现代诗中，意象手法使用非常频繁，很多时候是受中国古代诗歌中意象论的影响。“意象”一词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意”是心意 ，“象”是物象，想要表达“象”，“物”是必不可少的一环。中国传统诗论实指寓情于景、以景托情、情景交融的艺术处理技巧。诗歌创作过程是就是一个将“物”重新创造的过程，作者认为单纯的抒情不能够全部表达自己的情感，就将情感寄托在景色和物品上面，读者在看到相同的景色和物品的时候就能引起共鸣，好像对作者当时的所思所感还原了一样，对作者和作品就理解得更加透彻了。

意象是一个在中国现代文学诗歌中具有核心地位的诗学范畴，是现代诗歌创作中的本体性因素之一，也是诗歌与其他文学样式不同的独特的呈现手法。例如在卞之琳的名篇《断章》中，前两句诗句“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表达的含义是“你”和看风景的人为彼此眼中的风景，有了彼此风景的含义，才能将“看”与“被看”这种行为活化。我们每个人每天的行为在彼此的眼中都是活的，都是有灵性有生命的，每天我们都装饰着别人的生活，别人也在装饰着我们的生活，我们为别人的生活平添了美好的色彩，别人也为我们的生活平添了五彩缤纷的颜色，相互带来愉悦。心理学认为我们每天看到别人表现出来的样子，就是我们自己的样子。高兴时看到别人也是高兴的，伤心难过时看到别人也是伤感的。有的时候我们讨厌别人的样子，那是因为我们身上也有一样或者相似的特质。只有我们学会了宽容和感恩，那样的特质被我们包容下来了，我们才会成为更好的自己。这就是诗歌中意象的深意，在平凡的世界中寻找更美好的自己。

诗的后两句“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讲述的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在风景中，人与自然是共存的，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明月和人相互辉映，代表着人和自然的和谐共存，人看到了明月，感受到了其光洁，对明月照射的月光感到感激，对明月的装饰感到惊喜，人对于自然万物对自己的关照感到了无比的荣幸。相反，明月对人的窗户进行装饰，把无微不至的关心带给人类，让自己的光芒对人类进行呵护和关照。诗中表达了人和自然要和谐共存，彼此呵护感恩。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像一个人装饰了别人的梦一样，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我们对别人有一点好，就希望别人对我们有一点好，我们对别人的行为感恩，我们就是别人生活中最美丽的风景，相反，别人对我们的行为感恩，我们也就是他们生活中的风景。这两句诗深刻地表达了诗人完成由人与人彼此互为风景到人与人相互感激，揭示了人与自然不可分割，人与人更要相互依存的道理，这是从诗论到哲理的升华。

（二）中国小说中的意象

在中国的小说里，用意象来表达小说蕴含的深意的情况也不少见。小说的故事性和讲述性非常强，是一种平铺直叙的文体，人们往往被它的情节所吸引，迫切地想要知道小说的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作家为了更形象地表达故事背后的深意，往往利用一些象征性的事物来表达小说人物的情感变化和情节起伏，给读者营造或紧张或放松、或或低迷的情感基调，这就是用意象来表达更深的情感。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在《红高粱》中对颜色的描写运用就是典型的意象表达方法，莫言为了表达其故事情节的深意，主要利用了红色和绿色来表达不同的意象群。其中，红色最能表现高密东北乡祖先奔放自由的生命意识，小说中高粱红成了血海，赋予了高粱以生命的色彩，高粱成为了一种奔放自由的生命象征。同时，奶奶要嫁与疯麻子的情景更是利用红色渲染到了极致，奶奶宁死不从，不愿放弃自由的天空，表达了奶奶刚烈的性格，也是代表高密东北乡人豪爽的敢爱敢恨的性格。同时，在爷爷的抗日情节里，“血红”更是代表了顽强向上的生命力，他们浴血奋战抗击侵略者的英勇气概在“红”的主题中被蒙上了悲壮的气概，表现了英雄人民的铮铮铁骨，又渲染了场面的悲惨，小说读起来既悲愤又感人，给人以勃勃生机。“红色”表达了作者对人类顽强意志之召唤，他们没有被当地的所谓文明奴化，而是从骨子里迸发出顽强的民族精神和强悍的生命意识，莫言就是用这一团团火一样的红色，展示了生命的顽强、抗日的坚决和奋进的情感，使红色的意象群成为了《红高粱》的精髓，其中表达的历史与深意也成为了这部小说能红遍世界的重要原因。

（三）中国散文中的意象

散文作为一种写法比较随性的文体形式，遵循的是“形散神不散”的宗旨，这种文体形式将生活素材和人生经验转化为富有艺术质感和具有鲜活灵动情节的“美文”，不但需要作家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和感悟，还需要巧妙的立意构思和谋篇布局。跟诗歌的意象概念相比，散文的意象往往借助于记叙与描写结合的手段，构成一种虽然零散但是又个中有深意的画面感，思路也更加平缓和连贯。

作家朱自清先生的名篇《匆匆》中，意象的表达就十分明显。文章开头的燕子在杨柳和桃花之间来去往返的景象，都是代表时间匆匆溜走的意象，表达了作者对时间溜走的感叹和惋惜。后来的“小屋里射进两三方斜斜的太阳”，作者随着太阳悄悄地挪移，然后日子随着水盆、饭碗、双眼等事物之间匆匆流转，作者对于时间飞逝的无奈和难过，就剩下了人世间的徘徊和匆匆，这样的感叹在人生中非常常见，没有人能够留住时间。每个人来到这个人世只有一生，这一生中我们裸来，也必将会不带有一片云彩地离去，没有人能留下痕迹，诗人在感叹了岁月匆匆之后，能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的毕竟是少数人物，我们都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努力为自己的人生增添色彩，不要白白度过这美好而又珍贵的时光。

结语

综上所述，“意象”这个概念在中国文学中运用得非常广泛，就是因为利用了意象，文学作品才具有了深刻的哲理性、完备的象征性、辛辣的荒诞讽刺和无尽的求解。可以说，意象在中国文学中是不容忽视的一股力量，在未来的文学评论探索的道路上，也必将充当不可替代的角色。语

参考文献

[1]童庆炳.文学概论[J].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04）.

[2]杨光锷.诗歌形象的雏形――意象[J].汉诗评论，2005（06）.

[3]朱自清.新诗杂话[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第8篇：古代文学评论范文

关键词：山居 诗意 孤寂 理想 坚守

朱英诞的《山居》，为我们呈现了这样一个场景：一个孤独者在旷野中望着远山，漠然地行走着，在与蜂衙对视的片刻中感受到一阵孤寂。走入山中，看到桃花斜出，可是却寻访不到仙人的影子，桃花散发出的清幽香气打湿了孤独者的衣襟。夜幕降临的雨夜中，孤独者听窗外山果的坠落声，遂引起他片片情思。在如此冷寂而又充满诗意的环境中，孤独者想起了青色莲，纵使飘泊寂寞，但应有一种超脱的、不倦的、坚持理想的澄明之心。朱英诞的诗歌《山居》，在延续古典韵味与探求现代性的同时凸显出的是诗意的孤寂中对于理想的坚守。

一.意象孕育下的诗境

清代的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说：“山之精神写不出，以烟霞写之，春之精神写不出，以草树写之。”这就涉及到意象在中国传统诗人诗文中的重要地位，而现代诗中也承继着古代的很多意象，只是在运用古典意象时往往其中孕育新的情绪。

意象作为诗歌的元素，是体现着诗歌生命的基本结构的内核和功能单位。①所以不管是古典诗歌还是现代诗歌，意象都契合着物象和心灵之间的某种隐秘的转化。尤其是对于现代诗歌，意象诗学更是高度地将诗人的生命感悟和艺术技巧融合到一起，让人在“美”中品读诗人的哲思。但是“无论意象结构的关系多么复杂，意象之间必须有它一以贯之的内在意脉的联系，意象的共同旨趣在统一浑融的意境营造。”②所以意境可以说是中国古代艺术最高的审美理想，它与一种生命意识密切相关。因此，赏析《山居》的一个突破口即是意象以及由意象感知意境，进而穿透诗人的内心世界。

《山居》中意象丰富，整体上营造了一种诗意的孤寂之境。

诗第一节中的意象“青天”、“旷野”给人一种孤独空寂的感觉，奠定了诗的情感基调，随后就出现了“孤独者”的形象，望着远山走着，面对蜂衙停留的片刻，是诗人之思。李白在“独酌”中叩问苍天大地，在花间月下的醉影里，找到自己心灵的安栖之地，而孤独者则是“独立”于旷野，在静待中体味心灵的孤独，一如李白“独坐敬亭山”时的感受。“像雪一样”中的“雪”虽为主观臆想的意象，但显出一种冰冷孤寂的意境，把孤独者那种内心漠然的感觉渲染了出来，暗合了诗人的心境。

第二节描写到了山中的桃花斜出，“桃花”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传统意象，有春天、美人、爱情、仙隐、悲情、等意蕴。在此我们可以从虚实两方面来理解，一则指明了时节，另外就是蕴含有一种仙隐的情趣，也正暗合了下句“仙人为什么舍此而去呢？”疑问中有反问，蕴含着一种遗憾，哀叹如此之美景却空幽无人。同时一枝桃花斜出在竹梢之外，化用了叶绍翁的《游园不值》中的“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抒发的情愫不一样，但是那种景色的别致性却是油然而生，孤寂中充满了诗意。“暗香在有无之间打湿了我，如沾衣的密雨，如李花初开”则更具有一种诗意之美。“暗香”不禁会让人想到林逋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和王安石“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虽为咏梅，但桃花也如此，清香飘散，具有清幽香逸的风姿，一种诗意的灵动画面首先就会映入读者的脑海中。这里的“密雨”、“李花”都是想象性的意象，“沾衣的密雨”化用张旭《山中留客》中的“纵使晴明无雨色，如云深处衣沾衣”，空山幽谷，云封雾锁，水气朦胧，花叶露浓，即使天气晴朗，也不免站湿衣服，李花初开悄无声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诗人进入创作境界，在特定审美对象的刺激下，种种不同的感官印象，往往经过内在心理或注意力的转换，不断射向心灵的接受机制。这时，在心灵的光屏上便会出现奇妙的现象。”③诗人运用具象的情景用通感的写法把有无之间沁人的香气赋予了动态之美，体察之精微，描模之细腻。

第三节中写到了岑寂的雨夜，听窗外山果的坠落声的，更是一种诗意的孤寂。“夜”本来就是中国文人笔下常见的审美意象，与“孤独”相通，它在人的视觉中呈现着一个巨大的深不可测的虚空， 在精神上则表现出某种无形的威压，它的安谧常常使人因寄所托，放浪形骸。而“雨”也是惹闲愁的意象，是复杂心境的渲染，“雨生而愁生，雨生而愁涨”。在李商隐笔下雨的朦胧、雨的冷景都融铸了他多愁善感的内心世界，所以两种意象的融合下的“雨夜”则更让“我”凝神静思，听着山果的坠落声陷入复杂的情感之中，同时“山果“之声配以听觉，与之前的嗅觉、触觉融合起来活跃了整个画面。

总体上前三个诗节，从悬崖间的青天到旷野、远山、桃花、雨夜、山果等，可以看到诗人笔下的意象具有跳跃性，任意的想象切断时空的整体性，违背了物理的时空逻辑，但是内在的诗意审美的逻辑仍是有序而稳定的，整体呈献给人的画面具有孤寂的诗意之美，也暗合了诗人内心的一种诗意的孤寂之感。同时诗节在人称上也存在变化，孤独者（他）——我——你，诗人让人从不同的角度去体验，其实细细品味他们都是一个“我”这个孤独者的集合体，呈现出一种自语体的形式。同时在第三诗节中的疑问句，“仙人为什么舍此而去呢？”“它们仍有着青色的璀璨的背景吗？”穿插在诗句之中，用以表现诗人与自我、与内心的对话。

二.“青色”烘托下的诗心

除了意象与形式上的呈现，色彩的运用也衬托了诗歌的意境与诗人的心境，也化合入了诗歌的生命之中。诗人笔下的青色亦是一种高贵的单纯，和墨一样，既蕴含着丰富的色感，又表现出视觉上的纯净。此诗的主色调就是青色，诗中有三处写到了青，“青天”、“青色”、“青色莲”，其中青色是诗人在雨夜对于坠落山果璀璨背景的遐想，也是诗人对于理想信念的一种哲思。这些青色一方面具有渲染诗境的作用，它属于冷色调，给人一种冷寂之感；另一方面也暗合了诗人的心境。《释名·释采帛》解释“青”曰：青，生也。象物生时色。道家之推崇青色，主要在于其主虚静，青色与人类生存环境中的自然山水、天地河海的青调形成契合，有助于道家妙悟万物之美、大道之真，达到一种心境合一的虚静恬淡境界。同时佛教也推崇青色，常用青莲来形容佛的眼睛，其主要原因和道家是相似的，即青色有助于心境的静默。所以这个从古典和传统中走出来的“青”能表达人澄静的心灵体验和体合万物的生命和谐。这也是诗人在如此孤寂的心境之中仍能够体验万物，冥思人生而坚持自我理想信念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情感的张力

孙书文在界定张力这一由物理学转来的文学批评范畴时说： “凡当至少两种似乎不相容的文学元素构成新的统一体时，各方并不消除对立关系，且在对立状态中互相抗衡、冲击、比较、衬映，使读者的思维不断在各极中往返、游移，在多重观念的影响下产生的立体感受。”④对于最情感化的诗歌，情感的张力总是凸显于文本之中，两种不相容的情感共同构成诗歌的统一体，在对立状态中互相撞击、较量并糅合，最终依靠诗意主旨强劲的一方，实现诗旨的真正意图。

诗人在《山居》中营造的诗境是寂美的，但是意象是充满古典诗意的，呈现出一种清冷但是诗意盎然的山居画面，这是在形象层面的一种诗意的冲突引起的一种张力。而诗中存在的一种深层次的张力，即情感的张力则表现为诗意孤寂冲撞中激起的另一种充分体现诗人心境的开阔与对于理想信念的坚守的力量，这是旨向诗人最终情思之力。其中这种张力最初在“青”色彩的调和中让人感受到，这已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有所论述。而最终的呈现在于最后一诗节中。

“你可是任意的仰望或俯视”，“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这是一种体察万物与穿透世俗的眼界，这正是和看山的眼睛相媲，“山”可以理解为诗人坚持的一种理想信念，这样与第一节中“孤独者走着望着远山”构成了对应，形成了一种回环的结构。并且人在孤寂中应该坚守自己的理想信念，还需要永远放在别处不倦游的心，如天一样阔达。最后的一句赞美“啊美丽的青色莲！”更让人感受到诗人之心如“青莲”般的澄净，能够在冷寂的困顿的人生之路中仍旧保持心灵的高洁，追求理想。这种情感的张力圆融浑然地构成了此诗的魅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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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凯.中国古典诗学在现代诗学中的传承和变异[J].文学评论，2005（1）.

注 释

①王泽龙.中国现代诗歌意象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

②王泽龙.古代诗歌意象艺术略论[J].文学评论，2005，（3）

③姜耕玉.论诗歌中的联觉意象

第9篇：古代文学评论范文

关键词: 文学史 现代文学 新文学 当代文学

相信对于每一个文学研究者来说,文学史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对文学的理解,大多是从文学史著作中来的。“形式纷繁的文学史已经组成一个庞大的家族体系,这个体系通常被视为文学学科的重要基石,许多人对于文学史具有一种特殊的好感:文学史意味着某种坚硬的、无可辩驳的事实描述,在他们心目中,文学史是文学知识的集大成。因此,文学史甚至如同某种有效的证书:文学史的写作标志了一个成熟的学术阶段――标志写作者业已可能纵论和总结一个学科积累的全部资料”。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于文学史的研究越来越多。

一、“现代文学”取代“新文学”

我们都知道今天所使用的“现代文学”的前身是“新文学”。“新文学”诞生于五四时期,从1922年写作《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开始,新文学史的写作一直持续到了50年代中期,出现过《中国新文学大系》和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等具有范式意义的文学史著作。不过随着时间的发展,“新文学”之“新”显然已经难以“新”下去了,“新文学”并不能指代五四以后所有的文学现象,而只是指某种“文学”。随着历史观的改变,作为“历史”的一部分的“文学史”的观念也必然会随之改变。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重新确立了历史的分期,将中国近代史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旧民主主义阶段(1840―1919)、新民主主义阶段(1919―1949)与社会主义阶段(1949以后)。他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的概念。“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不仅确立了新的历史分期和性质,而且确立了“新文学”的性质。以务实为开端的“新文学”必然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学,其指导思想必然是无产阶级思想,即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就是说“新文学”是“”的反映,那么,在“”被“社会主义革命”取代之后,“新文学”将会被什么文学取代呢?当然是建立在“社会主义革命”基础上的更新型的文学,这个更新的文学也就是“当代文学”。“当代文学”的出现,意味着“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新文学”不能再称之为“新”文学了,它针对“旧民主主义”文学来说确实是“新”的,但是在更新的“新文学”面前却是“旧”的。于是,文学史家用“现代文学”取代了“新文学”这个概念,用“当代文学”来指称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

二、“当代文学”的出现

“现代文学”的出现即意味着“新文学”的死亡,因为更新的文学――“当代文学”出现了,“现代文学”要想存在就需要有个更新的文学来确立自己的主体性,如是“当代文学”被创制出来了。

早在8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分歧问题就一直备受学术界的关注,不少学者认为“当代文学”的历史已经超过了“现代文学”,再叫“当代文学”有些名副其实了,因此主张把80年代以前的“当代文学”并入“现代文学”,让“当代文学”专门研究当下的文学现象,专作文学批评。这种说法听起来很有道理,其实存在很多问题。在他们眼中,“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和“现代”、“当代”这样一些概念都是客观的、不需质疑的,是能够自我说明的,“现代”和“当代”之间的界限也是清晰的。可是这种起点、这种界限到底存在吗?如果以线性的历史观念来看,古代、近代、现代与当代确实是有不同的起点的,但也只有在线性的历史进程中,我们才能找到这种起点。王德威曾经说过:“一味按照时间直线进行表来探勘中国文学的进展,或追问我们何时才能‘现代’起来,其实是画地自限的(文学)历史观。”再者从学科史的角度来看,这些概念产生于特定的时空,具有特定的历史含义的范畴,它们本身就是被建构出来的,用来说明特定的关系。因此,“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在线性的时间进程中的这种划分受到了不少学者的质疑,是否应该打破这种惯性的文学史秩序成为了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三、“没有‘当代文学’,何来‘现代文学’?”

作为现代历史学的一种类型,“文学史”以描述文学发展的历程为目标,是一门有起点、有开端、有源头的学科,是对连续性的描述,对线性发展的重建。在某种意义上,“文学史”已经成为我们了解和认识“文学”的主要方式,我们已经把文学史的内容当成真实的文学与真实的历史。但实际上只要我们是在“文学史”之内思考问题,只要“文学史”仍然是国家教育体制中的一门学科,它就不得不受到各方面制度的制约,它的写作就不可能像想象的那样自由。自然,我们也就不可能通过对“文学史”的学习或者“重写”来接近甚至认清真实的文学与历史。在这一前提下,唯一有效的方法是跳到“文学史”之外思考,或者说,把“文学史”本身当作一个问题来对待。

按照公认的“文学史”的分期,“中国古代文学”指的是先秦至晚清的文学,“中国近代文学”指的是晚清到“五四”的文学,“中国现代文学”指的是“五四”到1949年的文学,“中国当代文学”指的是1949年至今的文学。依据历史发展的顺序,当然是先有“古代文学”,再是“近代文学”,再是“现代文学”,再是“当代文学”。因此在大学的中文系里经常会存在着“厚古薄今”的传统,大家都在无意识中觉得历史越长的越有价值,但是如果我们换个角度,从学科史方面来看这个分期问题,必然会有不同的结论。“没有‘当代文学’,何来‘现代文学’?”这个命题,正是在这一角度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没有‘当代文学’,何来‘现代文学’?”这样的命题可能会让人觉得难以接受,因为它违背了起码的常识,打破了时间的先后顺序和历史的逻辑,但是我们所遵循的这种“常识”和“逻辑”难道就不能怀疑吗?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主要取决于我们是在“文学史”内还是“文学史”外来理解。在“文学史”内,“文学史”反映的是一个线性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这一进程中,历史是不可逆的。当然是先有现代,再有当代。但是当我们跳出“文学史”,站在其外运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来讨论的话,就会发现这些概念都是被建构出来的现代性意识形态范畴,它们之间的分期本身就是一个有待商榷的问题。因此我们不能抽象地讨论“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而是应该弄清二者之间的关系,应该回到这一对概念产生的历史语境中,看看这些概念产生时它们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它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

周兰桂先生认为,几千年的中国文学无外乎两种状态:一种是“自律的文学”,一种是“他律的文学”。所谓“自律”即文学获得了自身的本体自由与审美权力,有一种没有外在强权压制的审美自觉和以抒写个性、性灵为旨趣,以倡导为艺术而艺术的创造自由。同时,文学又自觉履行自身对人生、对社会、对个体的终极关怀。所谓“他律”,即文学部分地失去了本体自由与审美权力,必须服从于某种外力与外在目的的强制与负载。文学被迫为政治、为权力、为帝王、为某种意识形态服务,从而作家部分地失去了他的主体性,文学也部分地失去了它的主体性。回首百年,我们可以看到,现当代中国文学正是在“自律”与“他律”中反复徘徊,疏离又回归。百年中国文学史可谓走过了一条迂回前进的曲线。其间,有不少现象是相映成趣而又发人深思的,将相关的文学现象联系起来相对照,更能让我们看清其本质,看清其在文学发展中的位置。比如问题小说与反思文学、乡土小说与寻根文学、解放区文学与改革开放前的当代文学等。我们看到历史发展的暗合与关联,也看到因时代背景不同造成的文学发展的不同态势。正如郜元宝先生指出的:“如果放在整个现代文学背景中考察就会发现所有这些(当代文学)不过是未曾中断的历史的延续。”

因此,“当代文学”并未与“现代文学”有质的差别,只是文学在发展的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不同表现而已。黄修己先生说过:“我们以前写文学史,只讲新的战胜旧的,取代旧的,这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应该是有的部门新的取代了旧的;有的部门则创造了新品种,推进了文学的现代化,与此后继续存在、发展的旧形式并存,谁也不能取代谁。……新与旧既相颉颃又相渗透,这才是历史的实相。”因此,研究者不抓住决定审美面貌差异性这一最基本因素而去漫论文学的分期和学科差异性显然未见得有多大意义。可以说,尽管中国“现代文学”异同均有,但基本显现形式还是同大于异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现在所进行的理论建构,已不再只是为新的文学的存在进行合法性辩护,而主要是对近百年来中国文学的历史过程进行合乎理性的描述、阐释和判断。时至今日,新世纪以来的文学依然在迂回发展,现当代文学的重要分期依然尚未出现,唯一可资期待的是,中国文学依然“在路上”,中国文学的任务依然是寻找文学。

概而言之,“没有‘当代文学’,何来‘现代文学’?”这个命题对于中国文学研究的意义可能比我们目前所理解的要复杂得多。近年来学术界围绕这种问题及其相关的领域在不同的层面上展开了讨论,而本文在此对这一命题的解读主要目的在于将文学自身作为问题来反思,在于“考掘”出我们自身的问题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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