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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证券市场;风险分析;基本框架
一、证券市场风险的内涵
防范、化解风险是我国证券监管的长期任务。加入WTO后,我国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将会提高。外国资本虽不能直接购买A股,但可通过证券公司等间接进入资本市场。这一方面给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带来机遇,另一方面也使我国证券风险监管面临更严峻的挑战。防范、化解风险也就变得更加重要。要防范化解风险,管理者必须要有科学的行为依据,这就需要管理者首先认清什么是管理层需要关注的风险,风险反映在哪些方面,并应建立一套科学的潜在风险分析评估体系,以实施长期监测。本文从风险的定义、内涵入手,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试图提供构建风险分析的基本思路和框架。证券市场风险作为一种风险,其内涵首先是由风险的内涵所赋予的。风险的内涵在于它是在一定时间内,由风险因素、风险事故和风险结果递进联系而呈现的可能性。证券市场风险的内涵在于它是在一定时间内,以相应的风险因素为必要条件,以相应的风险事故为充分条件,有关经济主体承受相应的风险结果的可能性。(一)证券市场风险因素证券市场风险因素是证券市场风险事故(证券市场价格非理性巨幅波动)赖以发生的客观条件。无论何种风险,其风险结果都是直接由风险事故的发生所导致的,证券市场风险也不例外。然而任何风险事故都只有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通过一定的诱因才能发生。这种客观条件和诱因都是风险因素。证券市场是一个涉及筹资者(政府、企业、机构)、证券商、证券专业服务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资产评估事务所)、证券交易所、投资者(个体投资者、机构投资者)等代表不同利益主体的复杂系统。系统内各主体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筹资者通过证券商向投资者发行股票、债券,筹集资金,同时,也可在证券市场上通过实施配股方案,再次筹得资金。投资者可以在一级市场上从证券商手中买入股票、债券,也可直接进入二级市场买卖、炒作,以获取红利和差价。证券商是联接筹资者和投资人的桥梁和纽带,在一级市场的发行、申购和二级市场的、委托交易中,起着不可缺少的中介作用,同时券商作为机构投资者又可直接进入市场进行操作。因此筹资者、投资者、证券商是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和操纵者,其利益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任一主体行为的不规范,都会引发风险事故。同时,证券市场系统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系统外部环境如国家政治、政策、经济形势等因素的变化,也会对系统产生影响,所以,证券市场风险的形成有来自系统内部的原因,也有来自系统外的原因,它是系统内部和系统外部诸多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我们将这些因素按照其对市场的影响范围具体划分为系统因素和非系统因素。由政治、经济、社会、心理等因素造成,对市场整体发生影响的风险因素,称为系统因素。具体包括市场行为风险因素、政策和制度风险因素、利率风险因素、汇率风险因素、通胀风险因素和政治风险因素等。非系统因素对市场整体影响不大,只影响某种或某类证券的价格。这种风险因素主要来自上市公司本身,具体包括公司财务风险因素、违约风险因素、流动风险因素和偶然事件风险因素等。(二)证券市场风险事故。证券市场风险因素是客观存在的,他们无时不刻不在影响和决定着市场的风险程度。如果这些因素正常地合理地发挥着调节证券价格的作用,那么市场将按照它必然的规律运行。问题是,在我国这样一个成长期很短,发育很不成熟的市场,随时都会有风险因素的非正常的、非合理的变异(如投资者对市场的心理预期,心理预期是一风险因素,理性的心理预期将会对市场正常地发挥作用,非理性预期则是心理预期这一风险因素的非正常非合理变异;又如,证券法规、制度是一风险因素,健全规范的法规制度可以起到抑制风险的作用,而不健全不规范的法规制度则是制度风险因素的非正常非合理的变异),一种非正常非合理变异了的风险因素在时间上的累积或者多种变异了的风险因素聚积,必将产生风险事故。证券市场的风险事故由变异风险因素引起,是导致风险结果的直接原因。在证券市场中,变异风险因素累积和聚积达到一定程度时,将引起证券市场价格非理性巨幅波动,即证券市场价格波动偏离其正常、合理范围或某种正常状态,这种非理性波动(或称价格波动偏离)必将导致证券资产虚假增值随后迅速贬值(向上偏离时)或大幅度贬值随后迅速增值(向下偏离时),从而对投资者、企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可以看出,证券市场价格非理性波动(或价格波动偏离)是由风险因素引起的,并且是导致风险结果的原因,它是证券市场风险事故。(三)证券市场风险结果证券市场风险结果是由证券市场风险事故给证券市场主体带来的直接影响。根据前面的定义,由证券市场风险事故给证券市场带来的直接影响是:证券资产迅速贬值(股灾),各经济主体(投资者、筹资者、国家)蒙受损失。这里,损失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损失,不仅包括有形损失如投资者资产价值损失,而且包括无形损失如投资者信心丧失;企业融资面临困难;经济发展遭受重创。证券市场风险结果一旦造成,对经济的破坏性和对投资者的打击很大。从证券监管角度,它是需要防范的。
二、我国证券市场风险分析的基本框架构建
上述分析表明,风险因素是风险结果发生的必要条件,而风险事故则是风险结果发生的充分条件。这也就是说,风险结果的发生必然要受到风险因素的作用,但并不是所有的风险因素都会产生我们所指的风险,只有那些变异了的风险因素产生的风险事故才最终会导致风险的发生(风险结果)。比如利率变动,证券市场价格随之相应变化,可以看着这是证券市场价格对利率这一风险因素作出的正常反应,是利率杠杆作用下证券市场的必然运行规律,而不是宏观管理意义上需要加以控制的风险。只有当市场对利率的反应超过合理限度,利率这一风险因素才会通过市场交易人行为的变异产生风险事故———市场价格波动与经济波动不协调,最终导致市场风险发生(风险结果)。可以看出,风险事故是联接风险因素和风险结果的桥梁和媒介,它潜伏在市场中,风险事故一旦显露,说明市场存在着变异了的风险因素,危机的种子已经埋伏。因而,从控制防范化解风险的目的出发,对证券市场风险进行分析、监测,就是要分析、监测风险事故是否已经显露,市场是否有变异了的风险因素存在。通过改变风险因素变异的条件和性质,达到防范、化解风险目的。在证券市场中,变异了的风险因素单个作用或综合作用产生的风险事故是市场价格非理性波动,即价格波动偏离正常、合理价格或正常运行状态。价格波动偏离程度大,表明市场中非理性变异因素聚积的能量大,市场发生倒塌的可能性即市场潜在风险程度大。对于价格偏离,投资者的理解和证券监管者的理解是会有差异的,投资者关注的是实际价格(或收益)对预期价格(收益)的偏离,关心的是现实的偏离方向是否会带来资金损失(或机会成本);而证券监管者关心的是证券市场是否健康理性,市场价格是否在一个合理范围内波动,因此,他所关注的是证券价格波动是否偏离正常、合理价格或正常运行状态。正常、合理价格或正常的价格运行状态应具有下列特征:第一,证券价格充分反映有关信息。按照Fama的有效市场理论,如果价格充分反映有关信息,则市场是高效率的,当前定价是合理的。如果市场是低效的(证券市场低效的三个特征:价格变化的非随机性、对信息延迟或过度反应、公司业绩与其市场表现异向变动),则表明市场定价或定价机制是不合理的。从价格变化的非随机性特征来看,如果市场价格变化是非随机的,则市场是非有效市场,说明过去的价格变动和预期之外的价格震荡对价格的未来变化有强烈的影响,价格波动在很大程度上由过去价格震荡和过去误差所决定。那么,投资者(投机者)能够基于对过去价格变动的分析获取超额利润,从而这种不合理的定价机制使得投机成为一种可取的市场策略。从价格对信息延迟或过度反应特征来看,延迟反应说明新信息没有及时反映到当前价格中去,当前价格是不合理的;过度反应说明价格对信息的反应大大偏离了新信息所决定的正常价位,则当前价格可能高估或低估。从市场异向变动特征来看,市场回报(或价格)与公司业绩逆向变动,说明市场定价中非经济因素所起的作用远远大于经济因素所起的作用,市场定价有误。市场低效所造成的这种不合理的市场价格可以看作是对充分准确反映信息的合理价格的一种偏离,其市场低效程度越强(如同时具有三个特征),表明这种偏离程度越大,则市场潜在风险越大。第二,证券价格变化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变化相协调。证券市场价格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协调”是指证券市场价格波动与经济波动之间的一种变化规律,即证券市场价格波动会受到现实经济的制约并将伴随着经济的波动而波动的这样一种长期稳定的动态关系。证券市场价格波动的宏观经济决定理论告诉我们,如果经济变量(经济杠杆)对证券市场正常地发挥作用,如果市场交易者按照对宏观经济的理性预期做出行为决策,那么证券市场价格走势必然与宏观经济走势紧密相联,证券市场价格走势也将是正常的和理性的。这也就是说,如果证券价格走势和波动周期与经济景气变化相互协调,说明证券价格趋势和波动周期的形成有着经济背景的支持,从二者关系方面(当然这不是唯一的评价方面)可以认为证券市场是健康的和理性的;反之,如果二者的关系严重背离,可能预示市场潜伏着问题和危机(风险)。由于证券市场风险结果从本质上讲直接由风险事故:价格波动偏离正常合理价格引起,而这种偏离实际上表现为价格对其价值(或均衡价格)的偏离,对充分正确反映有关信息的合理价格的偏离,对宏观经济的背离。因此,对证券市场风险的分析可以通过价格偏离价值(或均衡价格)的测量和分析,市场效率的分析、价格变化与经济景气变化关系的分析,以从多角度多层次考察市场价格是否偏离以及偏离的程度(市场中非理性波动是否存在,是否有可能引发更大的波动)。其中,市场价格偏离价值(均衡价格)的分析,侧重从市场内在价值角度分析市场潜在风险,是认识市场潜在风险的起点,它可以通过构造价格偏离度、市盈率偏离度、市场VaR值等指标进行分析。市场效率的分析和价格变化与经济景气变化关系的分析是对市场潜在风险的进一步分析和认识。市场效率分析侧重从信息有效性角度通过分析检验证券市场的低效特征揭示市场潜在风险,可以采用游程检验、自相关系数检验等方法分析检验价格变化的随机性;采用超常收益(CAR)分析法对我国证券市场是否过度反映进行分析检验;应用聚类分析法对公司业绩与其市场表现异向变动进行分析。证券市场价格波动与经济波动关系分析将证券市场放在经济大背景下考察市场的潜在风险,可以应用相关分析、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虚拟变量回归、SWARCH模型等方面分别从趋势(牛市、熊市)和周期两个层次对二者关系进行分析,以从二者关系角度揭示市场潜在风险。上述三方面的分析构成潜在风险分析的基本内容。
三、结论
总之,我们认为证券市场中的风险因素可能正常地起作用,也可能非正常地起作用(风险因素变异)。证券市场价格波动并不一定就是监管意义上的风险,变异风险因素引起的市场价格非理性波动才是监管者需要加以关注的风险。非理性波动集中表现为价格波动偏离,偏离包含三个方面:市场价格对其价值(或均衡价格)的严重偏离;对其充分正确反映信息的合理价格的偏离;市场价格走势对宏观经济走势的长期严重背离。因此,通过对这三个大方面的测定与分析,可以认识市场潜在风险的程度。潜在风险程度的测定和分析可以为监管者正确选择干预时机提供依据,更重要的是为发现证券市场中的问题提供信号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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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场细分是各国券商发展的必然趋势
从成熟国家证券业发展的情况来看,随着自由竞争和进入壁垒的降低,金融服务价格下降,证券行业平均利润率下降,导致券商并购和整合力度加大,行业竞争格局向寡头垄断演进,一些券商通过挖掘和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从而获得市场超额利润,券商经营模式的分化现象日益明显。美国券商在业务收费完全自由化后,市场竞争加剧,并促使美国券商不得不为寻找新利润来源而重新调整发展战略,由此便产生了券商经营模式的分化现象。目前,一些世界着名的券商同时出现了两种发展趋势:一方面,为客户提供的金融服务十分广泛,已经拓展至投资、融资、保险以及资产管理、财务顾问等各个领域,同时,这些券商通过设立子公司将风险隔离,有效防范各项业务风险在公司内部扩散并危及整个公司的生存,呈现出多样化、集团化、国际化特征,另一方面,又充分利用其具有的比较优势各有所长地向专业化、差异化、特色化经营方向发展,传统的三大业务也随之出现专业化和细分化趋势。
为数不多的现代化大型投资银行占据证券市场主导地位,成为行业龙头与支柱;摩根斯坦利和高盛长于包销证券,以二级市场自营业务和并购中介业务为主,偏向高风险与高收益的私人资本投资业务;雷曼兄弟公司擅长固定收益证券的交易;所罗门兄弟公司的特长是商业票据发行和债券交易;美林证券的专长则是项目融资、产权交易以及固定收入的资产管理业务和证券经纪业务。即使是以综合服务为主的大型投资银行在业务发展上也各有特色。同时,这种市场细分又使各券商证券研究也形成了不同领域的研究特色。例如,怡富证券、汇丰证券、巴克莱、ING霸菱证券和华宝证券对于蓝筹股的研究遥遥领先;兆富证券、怡富证券、摩根建富等精于研究小型上市公司;而里昂证券、浩威证券和霸菱证券则擅长于研究中国B股市场。他们靠自己的品牌赢得了客户的信赖,也获得了良好的经营效益。
在国外成熟市场上,券商出局现象也时常发生,其关键在于其核心竞争力没有形成或者丧失。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1971-2001年,美国共有299家券商破产,平均每年7家,仅2001年就达12家。在亚洲,香港百富勤、日本三洋证券、山一证券等一大批券商也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后相继被兼并。能够生存下来的券商均具有鲜明的业务特色或经营特色,它们机制灵活、业务特色鲜明、优势突出,实力雄厚。
国际
资本市场发展经验表明,券商要在激烈的竞争中站稳脚跟并持续发展,关键是要通过市场细分,扬长避短,找准自己的定位,打造核心业务,从而实行专业化、特色化经营,以突出某一项业务来发掘新的利润增长点,并在特定领域树立起各自公司的品牌。随着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各券商为求得生存,以客户为导向进行市场细分是一种必然趋势。
二、市场细分是我国券商发展的现实选择
券商发展模式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粗放式经营,一种是细分化经营。我国券商已经历了十几年的发展历程。由于整体上仍处于成长期,在2001年前几乎所有证券业务都有较高的利润率,券商资金利润率在2001年以前在30%以上,大大高于其他行业,因此绝大部分券商均走上了以规模扩张为主的粗放式经营道路。这种模式使绝大多数券商的生存之路维系在股市的系统风险之上。券商之间也未摆脱低水平、低效率的竞争格局,加之长期以来证券市场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因而导致券商之间的非价格竞争较少,各券商没有市场细分,经营范围类似,业务品种趋同,业务结构雷同,所服务的客户及所运用的手段也大致相同,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经营特色,证券业务差别化的影响和作用不明显。
具体来说,传统的投资银行业务基本上只是利用发行通道为企业发行证券。特别是并购重组、资产管理、财务顾问等业务没有得到重视和发展,使得券商广义投行业务的细化程度和差别化程度较低。
经纪业务也是主要依靠交易所的席位为投资者提供交易通道,佣金收入虽然是券商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但“靠天吃饭”,对投资者的市场细分不够,提供投资咨询的层次不够,投资咨询基本只发挥了吸引客户来营业部交易的功能。
资产管理和自营业务前几年是券商重要的收入来源,但没有形成个性化的投资风格和特色。在2001年下半年股市连续下跌,而市场监管趋于严格的情况下,大多数券商的这块业务成了致命伤。
随着证券市场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和证券市场规范化发展进程的加快,证券市场化程度在提高,市场的透明度也在增强,制度保护逐步被削弱,行业进入门槛降低了,新的竞争者的加入使市场竞争进一步激化。适应市场细分需要产生的网络经纪公司、金融财务公司以及合资券商、境外机构投资者等,不仅会分羹券商的传统业务,还在向传统业务的上下游业务渗透,市场的细分和投资者需求的变化,为新的竞争者加入培育了生存的土壤,传统业务的生存发展受到挑战,开拓市场的难度加大,2001年以后券商资金利润率出现大幅度下降。我国证券行业竞争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是证券市场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二是证券服务的竞争正在由硬件服务向软件服务转变;三是证券交易由以营业部为中心向以客户为中心转变;四是竞争方式由资产规模的竞争向高效管理、人力资本的竞争转变;五是竞争领域从传统的通道业务向非通道业务扩散。这表明我国证券市场已由粗放经营时代进入到市场细分时代,要适应这种新的变化,只有按照国际惯例并结合我国国情,依据市场需求勇于创新,不断开拓业务领域,为客户提供差异化、个性化服务,树立专业化、特色化服务优势,争取在部分领域和行业中建立自己的品牌,才能在竞争中取胜。
三、推进我国证券市场细分的条件已经具备
2001年以后,由于我国证券市场持续低迷,我国券商粗放式经营的问题开始暴露并逐渐恶化,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证监会从去年开始首先实行了监管细分,引导券商向差异化方向发展。根据不同风险承受程度和控制能力,将国内券商分成A、B、C、D四类,对不同市场主体实施不同监管方法、给予券商不同的发展空间,为证券市场细分和实现差异化经营创造了条件。
特别是中国证监会对券商引入了风险准备制度,将以净资本为核心的风险控制指标体系分为两个层次:一是规定净资本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及其标准,使公司业务范围与其净资本充足水平相匹配;二是风险准备,即规定券商应根据业务规模计算风险准备,以实现对各项业务规模的间接控制,同时配合对部分高风险业务规模直接控制,建立各项业务规模与净资本水平动态挂钩机制。将净资本和风险准备挂钩以后,会鼓励券商对不同业务进行净资本配置,为券商发展自己主要业务创造空间。比如偏重投行发展的券商,就应适当收缩资产管理和经纪业务,为投行业务配置更多的净资本。在新的机制下,券商的自主性将更强,差异化的优势也会体现得更明显。
中国证券业协会积极协调解决影响证券市场细分化的路障,通过各种途径为券商差异化经营营造良好的环境。
上交所也将个股板块差异化,还将对部分板块放宽涨跌幅限制、推出T+0和权证等措施,积极推动市场细分,为券商差异化经营创造了条件。
主办投行模式的兴起,有利于券商将其主要精力放在项目研究、业务创新等方面,通过进一步细分投资银行市场,形成自己的业务特色,从而确定和发展自己在某些行业和为某种类型客户提供某种投资银行服务上的优势。
经纪业务在佣金自由化、网上交易盛行、通道垄断权丧失等冲击下,一些券商根据自身的特点逐渐在经纪业务上采取特色化的竞争战略,特别是网上交易的兴起,使券商间业务差别化程度迅速提高。
资产管理业务将会更多地从客户交易行为的特点、投资偏好、期望的投资目标等角度出发来对客户进行细分,进行针对性的服务。
风险投资的发展也将促进券商采取差别化发展战略。风险投资是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相结合的产物,无论是在组织设立方式、产品设计、介入风险企业的程度、开展服务的方式等方面都将越来越多地体现出各券商的个性差异。
随着证券行业内并购重组的加速,近年来,我国券商在市场细分和差异化经营方面做了大量尝试。目前,招商、国泰君安等券商集合理财产品规模处于领先地位。中金公司除了发行短期债券集合理财产品之外,还开始介入外汇集合理财产品,中金公司和广发证券迈出了资产证券化业务方面创新的第一步。中小型券商则力争在网上交易、证券自营、企业债承销等方面做出特色。目前,网上交易市场份额主要集中在华泰证券等少数优势券商。在巩固市场占有率的同时,大部分券商也加快了业务差异化竞争的脚步。中信、国泰君安、国信、招商证券等创新类券商基本将业务定位于全面服务型券商。通过便捷的交易通道,标准化的金融产品和覆盖面较广的业务布局为各类客户提供全方位服务,中金公司则将自身业务定位于为高端机构客户服务。中信、国泰君安等老牌券商在债券发行承销业务中巩固了自己的优势,还有一些中小券商在自营业务、投行业务、经纪业务做出了特色,有的券商甚至利用其信托平台开展产业投资。据报道,国海证券、华西证券等券商针对特定地区提供特色服务、形成了地域优势,东吴证券则凭借自己在苏州当地经纪业务的垄断优势,使企业债市场业务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可以说,经过前期监管部门对券商的综合治理,大部分券商通过整改使风险得到释放,一些券商在解决生存问题的同时,在证券市场细分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积累了经验,为推进证券市场细分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四、大力推进市场细分,提高我国券商核心竞争力
一、CAPM的理论意义及作用
(一)CAPM的前提假设
任何经济模型都是对复杂经济问题的有意简化,CAPM也不例外,它的核心假设是将证券市场中所有投资人视为看出初始偏好外都相同的个人,并且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是在Markowitz均值——方差模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它还继承了证券组合理论的假设。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点:证券市场是有效的,即信息完全对称;无风险证券存在,投资者可以自由地按无风险利率借入或贷出资本;投资总风险可以用方差或标准差表示,系统风险可用β系数表示。所有的投资者都是理性的,他们均依据马科威茨证券组合模型进行均值方差分析,作出投资决策;证券加以不征税,也没有交易成本,证券市场是无摩擦的,而现实中往往根据收入的来源(利息、股息和收入等)和金额按政府税率缴税。证券交易要依据交易量的大小和客户的自信交纳手续费、佣金等费用;除了上述这些明确的假设之外。还有如下隐含性假设:每种证券的收益率分布均服从正态分布;交易成本可以忽略不计;每项资产都是无限可分的,这意味着在投资组合中,投资者可持有某种证券的任何一部分。
(二)CAPM理论的内容:
1.CAPM模型的形式。E(Rp)=Rf+β([(RM)-Rf]其中
β=Cov(Ri,Rm)/Var(Rm)
E(Rp)表示投资组合的期望收益率,Rf为无风险报酬率,E(RM)表示市场组合期望收益率,β为某一组合的系统风险系数,CAPM模型主要表示单个证券或投资组合同系统风险收益率之间的关系,也即是单个投资组合的收益率等于无风险收益率与风险溢价的和。
2.理论意义。资本资产定价理论认为,一项投资所要求的必要报酬率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1)无风险报酬率,即将国债投资(或银行存款)视为无风险投资;(2)市场平均报酬率,即整个市场的平均报酬率,如果一项投资所承担的风险与市场平均风险程度相同,该项报酬率与整个市场平均报酬率相同;(3)投资组合的系统风险系数即β系数,是某一投资组合的风险程度与市场证券组合的风险程度之比。CAPM模型说明了单个证券投资组合的期望受益率与相对风险程度间的关系,即任何资产的期望报酬一定等于无风险利率加上一个风险调整后者相对整个市场组合的风险程度越高,需要得到的额外补偿也就越高。这也是资产定价模型(CAPM)的主要结果。
3.CAPM理论的主要作用。CAPM理论是现代金融理论的核心内容,他的作用主要在于:通过预测证券的期望收益率和标准差的定量关系来考虑已经上市的不同证券价格的“合理性”;可以帮助确定准备上市证券的价格;能够估计各种宏观和宏观经济变化对证券价格的影响。
由于CAPM从理论上说明在有效率资产组合中,β描述了任一项资产的系统风险(非系统风险已经在分化中相互抵消掉了),任何其他因素所描述的风险尽为β所包容。并且模型本身要求存在一系列严格的假设条件,所以CAPM模型存在理论上的抽象和对现实经济的简化,与一些实证经验不完全符合,但它仍被推崇为抓住了证券市场本质的经典经济模型。鉴于CAPM的这些优势,虽然我国股市和CAPM的假设条件有相当的差距,但没有必要等到市场发展到某种程度再来研究CAPM在我国的实际应用问题,相反,充分利用CAPM较强的逻辑性、实用性,通过对市场的实证分析和理论研究,有利于发现问题,推动我国股市的发展。
二、CAPM在我国市场的实证研究结论
CAPM理论存在着较为严格的假设前提,并且它将证券市场假设为一个理想的简化的抽象的市场。首先CAPM需要一系列严格的假设,例如市场的有效性,信息的获取时原成本的,每个投资者都是理性的,都按照Markowiz的均值方差模型进行投资决策进行资本配置,不存在资本的介入和贷出限制;再者,CAPM理论将所有的系统风险系数都归于一个(相对风险)因素之中,忽略了其他因素对单个证券受益率的影响;再者,CAPM理论假设市场证券组合中有足够多的证券从而将证券的非系统风险完全抵消掉。面对这些假设和条件,即使是在较为成熟的证券市场中也不可能满足这些条件。因此,在前提条件不能严格满足的条件下,CAPM在各个证券市场的就有适用效果的区别,也即是CAPM的理论指同现实市场的符合程度。同样,在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相对较晚的情况下,我国的证券市场还不成熟,不能满足市场完全有效性的假定,市场上断线投机的目的大于投资的目的,大多数投资者并非理想的理性投资者,投资决策存在盲目性,尤其是断线投资盲目的跟庄。所以CAPM在我国的应用效果将会同实证结果存在更大的差距。CAPM在我国证券市场是否有效一直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从1990年开始。许多国内学者就对CAPM在我国证券市场的实证检验。
在施东辉(1996)所作的实证分析中,发现系统性风险与预期收益呈现出一种负相关的关系,非系统性风险对股票收益有着重要的影响。系统性风险与预期收益不存在明显的线性关系。陈小悦、孙爱军(2000)检验CAPM在中国股市的有效性,结果表明β对中国股市的平均收益不具有解释能力,从而否定了其在中国股市的有效性假设。杨朝军、邢靖(1998)对我国股票市场的价格行为进行了研究。目的是检验风险和收益的关系是否符合CAPM理论。研究结论表明我国股票市场风险和收益关系并不如CAPM理论所预期的那样,系统风险并非是决定收益的惟一因素;并且尚有其他因素影响股票收益率,这些因素是:股本规模、可流通股占总股本的比例、净资产收益率和成交量。各因素对收益影响的重要性随时间而变化。靳云汇、刘霖(2001)中国股票市场CAPM的实证研究表明无论是否存在无风险资产,都不能否定用以代表市场组合的市场综合指数的“均值一方差”有效性。但是,股票收益率不仅与β之外的因子有关,而且与β之间的关系也不是线性的。
诸多的实证研究表明,CAPM模型并不适用于中国的股市,主要原因是股票受益率的解释变量不只限于β还有其他因素。由此,一方面我国证券市场存在着系统性风险偏大的问题,使得CAPM所强调通过多元化投资组合消除非系统性风险来降低风险,无法发挥明显的作用;另一方面,股票的定价与CAPM描述的机制有一定的偏离。我们只能说CAPM目前还不太适用于我国证券市场。
所有关于CAPM模型在我国股市的实证研究表明,CAPM还不适用于我国证券市场,β还不能包含所有影响股票收益率的因素,股票收益率与β的相关性并不显著。
三、CAPM在我国证券市场应用有效性的因素分析
我国证券市场应用CAPM究竟存在哪些方面的限制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首先,在取得合适的、准确的股票收益率和市场收益率这些数据上有难度,降低了CAPM的可操作性;其次,我国证券市场发展时间不长,市场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对于应用CAPM市场条件不够成熟。
(一)我国证券市场本身存在的缺陷
1.非有效市场。CAPM是建立在严格的假设条件之上的,如要求证券市场必须是有效市场便是其中很关键的一项假设。所谓有效市场,指资本市场不存在资本与信息流动的障碍,即没有任何摩擦阻碍投资。潜在的阻碍有税收、交易成本、无风险借入和贷出的利率差等,但这些都在后来的CAPM修正模型中被逐步考虑到,如RenotdF.singer的模型,侧重于讨论存在个人收入税的情况,描述不能以无风险利率借贷时的CAPM的零贝塔模式等。我们在这里针对中国证券市场的特点,可以将目光转到信息公开化程度、股市规模这两方面所存在的问题。
2.信息公开化程度大低。有效市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信息完全公开化,每一位投资者均可以免费得到所有有价值的信息,且市场信息一旦公开,将立即对证券价格产生影响,并很快通过证券价格反映出来,只有这样证券价格才是其价值的真正反映,定价机制不至于被扭曲。在我国,信息披露领域存在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一方面法规不健全,信息披露的条项,内容、时间等技术性缺陷致使信息难以通过正常渠道全面公开;另一方面,一些信息披露责任者对各市场主体弄虚作假,特别是目前一些上市公司为了使本公司股票能顺利上市发行,竟然串通中介机构,过份包装本公司形象,甚至内外串谋炒作本公司股票,误导投资者。在这种情况下,所有投资者并不是公平的获得真实的信息,而那些虚假的信息更是起了误导市场的作用,证券价格发生严重偏离,少数的信息操纵者通过操纵股价来获取超额利润,即信息垄断导致市场垄断。诸多实证研究表明我国证券市场是一个弱势有效市场,信息公开程度太低。
3.证券流通比例较低。根据CAPM的假设,每一个投资者都具有完全相同的预期且按照马克威茨方法来选择一种组合,那么当市场达到均衡时,市场组合应是一个马克威茨有效组合。因此我们所选取的代表市场收益率的股票价格指数应符合这样两个特征:所包含的股票占有市场价值相当大的份额,并要按照股票市场价格的价值平均加权法编制。现在普遍采用的上证和深证综合指数都是依据在交易所上市的所有股票价格按加权平均法编制的,表面上似乎较好地反映了市场证券组合的特征。但问题在于,股票发行量中的国家股和法人股约占总股本的70%—80%,却不能上市流通,将它们计入权数范围内,所编制的指数只能反映潜在的流通市场,而不能反映流通现实市场股价的真实状况。将之作为市场组合收益率的代表,显然存在不合理性,而这将有待于国家股,法人股成为真正上市流通的股票后,才能得到对CAPM更具适用性的市场指数。
4.投资者结构畸形,投资观念不成熟。CAPM假定所有投资者都运用马克威茨投资组合理论分析、处理信息,从而采取同样的投资态度在此基础上再考察证券的定价机制。因此,投资者的决策的科学性和严密性是CAPM对现实市场有较强适用性的一项前提。首先分析一下我国投资者的构成情况。1998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布的统计资料显示,在上海证券登记公司开户的1988.64万个投资者中,个人投资者多达1982.48万个,而属于机构开户的投资者仅有6016万个,个人投资者与机构投资者之比为322:1.2.可以说,中国股市实际上是以个人投资者为主体的股市,且大多数个人投资者素质普遍较低,经验不足,尤其缺少专业方面的知识。从全国所有证券交易网公布的信息和行情所揭示的市场情况也可以体现出他们入市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多数做短线炒作投机。那么要求这些投资者对预期收益率、标准差、证券之间的协方差有相同的理解显然是不太现实的。即使是机构投资者,名副其实的也为数极少。这些所谓的机构大户只能在股市上凭借其资金充足、信息灵通等优势进行短线投机,并不是凭借专业投资家的素质来实施理性的、科学的操作。
(二)CAPM的假设在我国证券市场不能成立
1.证券收益率服从正态分布的假设基本不成立。多数统计数据表明:各种证券收益率并不一定服从正态分布。但是,由于投资的计划期一般比较短(如一个月),在此期间股票价格波动有限,因此短期内股票收益服从正态分布的假设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计划期为一年或更长时间,这时股票收益分布确实可能出现偏移。幸好我们使用模型的正态分布假设是关于股票组合的。而不是单个股票,由于多种股票的收益的分布偏移会彼此抵消,根据中心极限定理,组合收益的概率分布还是接近于正态分布的。这时就要求我们使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时,所选股票的数目应尽可能地多,并尽可能选相关程度低的股票,以在统计上符合中心极限定理的要求。
2.无证券交易成本的假设在我国根本不成立。我国证券市场的交易费用和印花税,买进卖出一次高达1.5%,相当于一年银行的定期存款利息。费用是成熟证券市场(如香港、美国)的3—4倍。这也要求我们的管理层能从长期发展考虑,降低交易费用和印花税。以便达到活跃市场、发展机构投资者的目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我国的证券市场中CAPM的这些前提假设都不能完全满足,这就造成了CAPM模型在我国证券市场的使用环境受到限制:再者我国的证券市场的系统性风险过大无法使非系统风险通过资产组合多元化来完全分散风险;此外模型在使用过程中样本数据的选取难以满足模型的要求。从而得出变量的值同理论要求有所偏差,进一步加大了模型的误差,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得CAPM模型在我国证券市场的应用效果受到限制。但这并不排斥CAPM理论的逻辑性、所以在实际应用中应该充分考虑到变量取值的误差和应用CAPM在各种限制条件下的各种修正模型。
四、改进的措施和改进模型的应用
CAPM模型的提出是对现实证券市场的一种简单的抽象,但它是研究问题的基础。在目前我国的证券市场许多条件都不能满足其严格的假设前提的条件下,必须对CAPM的应用做出相应的改进,实际上自CAPM模型问世以来,许多金融学家都致力于对它的发展和修正,以使其更加符合现实的需要。一般来说,有两种扩展模型的方向,一是放松模型所设定的一些假设。二是考虑证券投资者面临的除不确定收益以外的其他风险。这里只讨论前一种情况,也即是BMelt的零β模型,考虑有借入限制的CAPM模型。在没有元风险借贷假设之下,提出更加普遍的CAPM形式,即Black版本:
关键词:量价关系;Granger检验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2-0-01
一、收益率的基本统计特征
本文选取2006年至2013年期间的每日收盘价做为基础数据。股票市场指数日收益率(%)的计算采用对数收盘指数之差,计算公式为:
其中R为收益率,与分别为当期与前一期指数。
统计结果如下:
收益率基本统计特征
成交量序列的Jarque-Bera统计量表明,每个序列都不是正态分布的。从峰度来看,每个时段的峰度都大于3,表明具有“尖峰厚尾”。从收益率的偏度来看,整体上看偏度为负。基本上同西方成熟证券市场收益率统计特征一致。
二、收益率序列相关性检验与平稳性检验
对日收益率序列进行相关检验后发现,收益率序列的自相关系数很小,最大的也不足0.1,而大部分时间上在置信区间内0附近上下跳跃,所以收益率序列均不存在明显的短期相关性。
单位根检验法是现代时间序列分析中检验平稳性的有效方法,近年来在实证金融分析中被广泛采用,因此在本文中主要用ADF检验法来检验收益率和成交量序列的平稳性。下表为收益率序列ADF检验的结果。结果表明(ADF值=-3.4412),在1%显著性水平下,ADF统计量均拒绝原假设。说明各个期间收益率序列均不存在单位根,序列是平稳的。
三、成交量序列的处理
本节主要对交易量数据做处理,将交易量分解为预期交易量和非预期交易量,然后分别考察各个交易量的基本统计特征,最后检验其平稳性。
以前的研究表明成交量序列既含有线性趋势又含有非线性趋势chen(2001)在剔除成交量的时间趋势时也都采用Gallant的假定,用含有二次时间趋势项的模型回归了成交量序列。我们继续用Chen的办法。假定我国股市的成交量同时含有线形和非线性趋势。对成交量做如下回归:
其中为沪深两市原始(对数)成交量序列,t为线性时间趋势,t2为非线性时间趋势。对上式进行最小二乘法(OLS)回归后,残差估计值便是剔除了时间趋势后的成交量序列,简称“去势成交量”,记为。
去势成交量虽然为平稳序列但是存在高度自相关,为了剔除这种相关性,用自回归移动模型ARMA(p,q)对其进行回归。模型如下:
(3-3)
由于定义去势成交量为原始成交量的回归残差,故其均值为0,因此模型中不含常数项。上式的残差估计值不仅不含时间趋势,而且也剔除了序列相关性。
因此将其作为非预期成交量,记为。同时记作为预期成交量。 由于以往研究表明主要由决定,所以采用ARMA(1,0)对去势成交量进行回归。结果为:系数=0.912771、T值=84.51822、R2=0.834618、DW值=2.349909。模型中各项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同时方程的拟合程度较高,方程的残差序列均不存在序列相关。
根据定义,方程的残差估计值为非预期成交量。即。根据对数成交量,非预期成交量,可以计算出预期成交量。具体计算过程通过Eviews5.0软件实现。对各类成交量分别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各类成交量都为平稳过程。
四、成交量与股价变动的动态因果关系分析
本节主要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来分析成交量与股价变动的动态因果关系。它是由Granger(1969)提出,Sims(1972)推广的如何检验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方法。Granger解决了X是否引起Y的问题,主要看现在的Y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被过去的X解释,加入X的滞后值是否使解释程度提高。如果X在Y的预测中有帮助,或者X与Y的相关系数在统计上显著时,就可以说“Y是由X Granger引起的”。
沪市各个时期的原始成交量,预期成交量,非预期成交量与收益率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下表:
沪市量价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从以上计量结果可以看出沪市中收益率即股价变动具有绝对解释作用,而在成交量方面,仅仅非预期成交量对收益率具有比较弱的解释作用。并且在各个时期预期成交量对收益率影响都比较小的情况下,牛市中的预期成交量对收益率的影响相对来说要逊于熊市。
五、上海证券市场的量价关系总结
通过对原始成交量,预期成交量,非预期成交量与收益率在各个时间段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我们发现原始成交量与预期成交量无论在哪个时期对收益率都没有解释作用,但是非预期成交量对收益率的解释作用相对来说要好于前两者。但是收益率对三种类型的交易量都具有完全的解释作用。“量在价先”并不适合上海证券市场上。这是由多方面决定的,首先中国特有的“政策市”和监管方面的缺陷,造成一部分先知先觉者在消息披露之前进行操作,由于投资者大部分为普通民众,没有畅通的信息渠道,不能充分获得有效信息。而中国股市明显属于资金推动型,不同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价值推动型市场。并且广大投资者没有科学的投资理念,仅仅为了短期的波动,频繁进出,追求消息,跟风操作。“羊群效应”的作用恰恰让占股市投资者中绝大部分的普通投资者在那些先知先觉者的价格指引下进行延时的交易。
值得一提的是,大多数投资者相信的技术分析是基于“量在价先”的前提下,但是通过分析我们知道量对价的解释作用比较小,这样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技术分析在中国股市上的作用。通常利用技术分析来描述和解释已经产生的行情具有很好的效果,但是对于行情的预测却不尽人意。这也说明了技术分析的滞后性与有限的实用性。
参考文献:
[1]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Eviews应用与实例[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关键词】 产权 产权交易 资本市场 市场结构 交易方式
我国的产权市场是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转型的特定制度环境下,为适应国有企业改革与重组的需要,在各地地方政府组织下形成的一种资本市场的特殊制度安排。从1988年5月武汉成立第一家企业产权交易――武汉市企业兼并市场事务所市场至今,我国的产权市场已经在实践中走过了20年的风雨历程,产权市场从最初作为国有企业资产股份制改造的一种尝试,发展到如今为股权交易、技术产权交易、国有金融资产交易、土地使用权交易、矿产经营权交易、私募基金交易等多品种、多形式的交易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平台。产权市场的资本化、市场化和信息化程度大幅提升,其资本市场的属性日趋明显。现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产权市场的发展现状进行具体分析。
一、我国产权市场交易总量分析
市场交易总量反映了市场的发展程度,我国产权交易市场二十年的发展历程虽然跌宕起伏,但总体上表现出稳步增长的态势,特别是进入2003年,产权交易市场进入全面发展时期,呈现出一片繁荣,交易总额不断上升,如表1所示。
(数据来源:中国产权市场年鉴2008,中国产权市场发展研究网。)
第一,最近五年来,成交金额从2003年的939.9亿元增长为2007年3512.88亿元,翻了约四倍。从增长速度来看,在产权市场恢复发展的前三年里,增长速度较快,2004年的成交金额同比增长了103.62%,但最近两年里速度趋于稳定,基本保持在10%的增长速度。第二,从平均每宗交易的成交金额来看,产权交易的交易规模成逐年扩大的趋势。2007年单宗交易平均成交金额为9.82万元,是2003年的两倍多。出现上述发展趋势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对于产权交易的需求巨大增长,我国相关政策的出台,要求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提出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必须进场交易。强烈的刺激了产权交易市场的发展。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也纷纷颁布了鼓励本地资本市场发展的政策,也使得产权交易市场提升到了空前未有的地位。到各地产权交易市场挂牌出售资产(股权)、企业数量成倍增长,因而2004年产权交易成交金额成倍增长,增长速度高达103.62%。2006年和2007年产权市场发展速度相对平稳。
二、我国产权交易市场结构分析
目前,我国有两百多家规模不等的产权交易机构。从产权市场份额分布情况来看,各地区产权市场的发展状况与该地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以2007年为例,我国产权交易列前五名的产权交易机构分别是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北京产权交易所、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广州产权交易所以及天津产权交易中心。这五家交易机构在2007年的总成交金额占到了全国总量的74.99%,前十名的交易所成交量占全国总额的84.87%,见表2。剩下的两百多家产权交易机构仅仅构成了15.13%的市场份额。
(数据来源:中国产权市场年鉴2008。)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各地产权交易市场的发育程度和产权交易机构运作状况差异巨大。首先,产权市场存在着“东强西弱”的格局。2007年东部地区集中了全部产权交易成交金额的73.3%,中部地区只占了20.4%,而广大西部地区的产权成交金额才占到总额的6.3%[4]。产权交易地域集中程度相当高,这种集中性一方面来自于中心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优势,同时也反映出成熟产权交易市场的运作经验在增强,信息聚集和辐射力不断扩大,规模优势不断增强。而广大西部地区的产权市场功能还未充分发挥出来。其次,历年累计交易额排前的产权交易机构均为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市场发展相对较快,成熟度较高。我国产权交易市场从开始建立起就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产权交易机构的设立没有一个统一的或可以参考的标准。有些地方不顾自身条件的不足,不考虑本地区经济的发展状况,盲目的设立机构。这就形成了许多地区产权市场“有场无市”的尴尬局面, 不能形成有效规模和市场竞争力。据统计,在调查的77家产权交易机构中,2007年成交金额达到100亿元的机构有6家,平均成交量为427.04亿元,成交金额在10-100亿元的机构有24家,平均成交金额为24.96亿元,1-10亿元的机构33家,平均成交金额只有4.63亿元,而成交量在1亿元以下的还有13家交易机构,平均成交量只有5千万元,约占前六家平均成交量的0.1%。再次,从表2可以看出,有些产权交易机构与所在省市的交易额有所差别。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各省市的交易机构不只一家,另一个就是异地交易导致的。从产权交易地域来看,2007年我国产权交易仍然以本地交易为主,但异地交易和境外交易也均有上升的趋势。通过产权交易的区域合作,以业务比较活跃的产权交易机构为主体,吸收合并区域内其他产权交易所,建立区域产权交易所。我国目前已经形成的区域市场有长江流域产权交易共同市场,北方产权交易共同市场,黄河流域产权交易共同市场,西部产权交易共同市场和泛珠江三角产权交易共同市场五家区域市场。区域市场的建立使得市场上异地并购逐渐活跃。
如表3所示,2007年本地交易占全部成交金额的79.08%,同比增长了0.05%;而异地交易金额增长了0.45%,
(数据来源:中国产权市场年鉴2008。)
三、我国产权交易标的属性及交易方式分析
从产权交易的标的属性来看,国有产权依然占有大部分市场,但相比以前,占比明显下降。非国有产权的交易比重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2007年国有产权交易金额占比59.08%,同比下降了17.18%,非国有产权交易金额占比由2006年的23.74%增长为40.92,见表4。我国民营企业最近几年发展迅速,许多企业纷纷通过产权市场寻求投资者。一直以来,各级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尤其是对民营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十分有限,现有的信用担保服务机构也远不能满足他们的担保需求,民营企业普遍存在贷款难、担保难的现象。而证券市场对民营企业的开放度极低,进入门槛高,市场容量有限,于是,许多民营企业只能另谋渠道。而产权市场正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投融资平台。民营企业同样可以参与国企改组改造,可以盘活国有资产,安置企业职工,降低国企转制成本,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实现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而有利于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可以看出,产权交易市场再也不是国有产权独舞的局面,非国有产权的加入,使得市场更加活跃。
(数据来源:中国产权市场年鉴2008。)
从产权交易方式来看,目前产权交易可分为协议、竞价、拍卖、招标转让等交易方式。产权交易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更高的资本溢价,而不同的交易方式会带来不同的资本溢价。产权市场刚建立初期,市场上交易方式比较单一,以协议转让为主要方式,绝大多数国有产权转让是由交易双方一对一谈判进行的。据相关数据显示,在统计的90多家产权交易机构中,到2003年为止,有招标转让记录的仅10家,交易额总和不过28.6亿元,有拍卖转让记录的28家,总拍卖金额124.5亿元,在历年交易总额6722.5亿元中所占比例分别仅有0.43%,1.85%。时隔五年之后,我国产权交易方式上也呈现了多样化的趋势。2007年,我国采取协议转让的产权交易宗数占52.29%,同比下降了8.77%,而采取拍卖转让的交易上升了6.66个百分点,占总成交宗数的16.93%,见表5所示。相比协议这种交易方式,竞价、招标以及拍卖这几种交易方式更体现透明度和公平性,有利于国有资产最大限度的保值增值,使得产权市场价格发现功能充分发挥。
(数据来源:中国产权市场年鉴2008。)
四、结论
综上所述,我国产权交易市场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产权市场交易规模不断扩大,交易总额逐年攀升;第二,产权交易机构发展迅速,为了使产权信息更加流畅,交易规则更加统一,我国形成了诸多区域产权市场;第三,各地区产权市场发展不平衡,西部地区发展相对缓慢;第四,交易对象多元化,我国产权交易市场由建立初期专门为公有制企业服务转向了对各类所有制企业开放;第五,交易方式多样化,产权市场上交易方式逐渐摆脱单一化,竞价、招标、拍卖转让这些更高效的交易方式被看好。
我国产权交易市场已经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阶段,构建起了一个提高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大平台,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重新认识到了产权交易市场其独有的作用及其不可替代性,成为了我国资本市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 王嘉骊:中国产权交易市场研究[D].清华大学,2005.
[2] 邬琼华:我国产权交易市场发展问题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06.
[关键词]权证;标的资产;指数;关联性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26-0054-04
1 引 言
2005年8月,随着我国第一只股权分置改革中的对价权证――宝钢认购权证正式发行上市,国内权证市场重新启动,并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到2010年12月,沪深两市上市交易的(包括到期和未到期的)权证数目虽然只有54只,远远低于世界其他权证市场的权证数量,但是从交易量来看,中国权证市场已经跻身为世界上成交最活跃、规模最大的三大权证市场之一,权证也成为投资者关注的焦点,成为仅次于股票、基金之外的第三大金融产品。
权证在迅猛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如南航创设风波、末日轮爆炒等诸多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势必会影响其标的股票市场的价格和流动性等情况。由于认股权证是基于标的股票的一种金融产品,与标的股票之间是衍生的关系,因此权证市场和股票市场必然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系统地探讨权证市场价格及风险的变化以及与标的股票市场之间的相互影响,不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可以为监管层提供基于微观结构层面的政策建议,可以促进我国权证市场的发展,同样这也有助于证券市场的发展,也是为下一步备兑权证等其他金融衍生品的推出做铺垫性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这里将实证研究这些权证的收益、波动性和股票指数之间是否存在联动关系,来论证作为期权类衍生工具的这些权证的属性,即考察它们是否具有部分普通股票的性质。
2 研究方法
研究权证收益首先要考虑的是收益的时间序列是否平稳,此外,收益的时间序列研究不需要预设定价模型,而常见的权证定价误差的研究必须首先假设某一定价模型是合理的。因此,在本研究中,我们分析权证的收益行为而非定价误差。为了帮助理解权证在非完全市场的收益行为,我们首先推导期权在标准Black-Scholes 模型的收益行为,然后我们提出中国权证市场收益和波动性的研究假设。
3 实证分析
3.1 样本选取
这里选取的是2008年、2009年和2010年到期的18只权证,数据来自北京聚源锐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省略),入选样本权证及其标的股票见表1。
3.3 对实证分析结果的解释
表2和表3分别列出了对式(8)的回归分析结果。
从表2中可以看出,对所有的认购权证来说,b是正值,且在统计上显著。因此,认购权证具有期权类衍生工具的特征。对22 只认购权证中的12只,市场收益的估计系数g是正值且显著不等于零。因此,认购权证在一定程度上又具有普通股票的属性。
从表3中可以看出,对认沽权证而言,3 只权证的b估计值中只有1 个是正值且不显著。因此,与认购权证相反,认沽权证几乎不具有期权类衍生工具的属性,市场收益估计系数g皆为负值(2 只权证的g估计值在统计上显著)。这表明认沽权证更多表现得像普通股票,并且是负贝塔值的股票。
4 结论及启示
4.1 研究结论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沪深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认购权证和认沽权证都与股票指数有联动关系,它们都具有部分普通股票的性质,其中,认购权证兼具期权类衍生工具和普通股票的属性,而认沽权证则更像普通股票而非衍生工具。
4.2 给我们的启示
我们的研究结果对我国的权证投资者和衍生产品市场监管有重要的启示。我国的权证,尤其是认沽权证,作为期权类衍生工具的属性其实非常有限,因此,不能成为投资者用来对冲或管理风险的工具。由于无法通过权证和标的资产之间的套利来决定权证价格,因此认沽权证只能是纯粹的投机工具,并且很可能成为狂热投机的目标。
我国的衍生产品市场监管机构和政府建立权证市场并且鼓励权证交易的初衷是希望权证能成为投资者用来对冲股票价格风险的一种衍生工具,同时考虑到股票市场上有着类似卖空限制等严格的限制,希望通过权证的引入提高股票定价效率。但是有悖于监管者的初衷,我国权证尤其是认沽权证并不具有衍生工具属性,且正是由于卖空限制使得权证不能成为管理风险的一种工具。
因此,在一个禁止标的股票卖空的市场中,本研究对我国衍生产品市场监管者的直接启示就是:废止认沽权证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在引入像期权、指数期货这样的金融衍生工具的同时,如何建立有序且高效率的股票卖空机制是摆在监管者面前最艰巨、最重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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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充分披露的界定
管理当局有动机隐瞒不利的信息,尽管投资者一般都会注意到这种可能,但他们不了解所隐瞒信息的具体性质,所以相对于较充分披露的情形而言,投资者无法区分不同普通股之间的质量差异,结果证券价格也将无法充分反映这种差异,这就可能导致较低质量的股票以高于充分披露情形下的价格出售,而较高质量的股票则恰好相反,着名的逆向选择现象就会出现。这种以“劣驱良”为特征的逆向选择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对于一级市场来说,会导致有限的认购资金不能流向高质量的企业,造成融资效率的损失。对于二级市场来说,则使股价不能反映公司的真实经营状况,证券市场无法有效运转。这时,会计应通过向投资者充分披露相关、可靠、透明和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信息,削弱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消极影响,提供一种平等的交易环境。
1.充分披露与相关性
按照FASB的定义,相关性是“导致决策差别的能力”。充分披露并不意味着事无巨细、盲目披露,我们需要披露的内容可以限于与决策相关的信息。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已退休主席雷·J·格雷夫斯曾在《财务披露:何时不再越多越好》一文中说到:“对于财务披露来说,虽然确认某些新的发展领域或不确定领域经常需要增加披露,但对于披露标准的偏见必须在根本上从过多的披露转变为集中且与决策直接相关的披露。” FASB第二号概念公告也指出:“不相关的信息为取得它而耗费的精力等于白费。”就我们现在的财务报告来看,在总体上,对绝大多数用户是相关的,但仍然存在着许多具备相关性的信息没有在财务报表中确认,甚至被管理当局故意隐瞒,而有些不具备相关性的信息未从财务报告中删减等问题。
2.充分披露与可靠性
可靠性要求所有表内确认或表外披露的信息要考虑是否如实反映,是否可以证实,是否充分地。公允地表达。充分披露是可靠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充分披露力求减少内部信息,提高信息的透明度,从而有力地保护了负于信息劣势的投资人和其他外部信息使用者。1994年,美国证券管理者理事会发表的“美国充分和么允披露框架”曾强调指出:“在一个自由市场中,有效资本分配需要向那些提供资本的人们充分而公允地披露,这种帮助是保护投资人的保证。因此,它促进投资人的信任和市场的流动性与有效性。”同时,充分披露必须以可靠性为基础,没有可靠性作保障的信息披露越多,管理当局操纵的虚假欺骗信息也会越多,最终必然误导信息使用者的决策。FASB曾警告过:“散发不可靠的、有可能引起误解的信息,从长远来看,对一切有关各方面都不利。” (SFAC No1,par.110)
3.充分披露与透明度
1996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了关于IASC “核心准则”的声明,在该声明中SEC提出3项评价“核心准则”的要素,其中第二项为“高质量”,SEC对“高质量”的具体解释是可比性、透明度和充分披露。这之后透明度被SEC及其主席Arthur levitt作为一个核心概念加以应用。现在我国会计界也开始关注这一概念。狭义的理解把透明度同充分披露视为同义词,从广义上看,透明度则是一个含义广泛、要求很高的质量概念,由中立性、清晰性、完整性、充分披露、实质重开形式以及可比性构成,建立在决策有用性的各种质量特征基础上。透明度高的信息,必须有足够的有用的信息含量。披露不足是不具备透明度的一个重要标志。在现有确认和计量框架下,要增加会计信息的透明度,一个可行的选择应当是披露更多的信息即充分披露。
4.充分披露与成本效益原则
成本效益原则是一个普遍性的限制条件。提供一项信息,只有利用它所带来的效益高于取得它月花费的成本时才是合理的。信息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商品,它的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是不同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成本。财务报表使用者一般不需要为使用这些信息而直接支付费用,因此即使社会成本高于所增加的有用性价值,他们仍然可以发现信息是有用的。会计信息披露的成本主要包括信息处理和提供的直接成本及信息提供给企业带来的不利是响,这些成本中有些是可以计量的,有些却难以估计和觉察。会计信息披露的效益一方面在于提高了企业的市场地位和管理当局的声誉,另一方面在于为企业外部用户减少了环境状态的不确定性,降低了决策的经济成本和风险。但这些信息披露所带来的效益难以用货币计量,因而效益大于成本对企业信息披露的充分性难以形成严格约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企业对成本和利益的均衡。
二、亟待增加的信息披露
建立在以上信息质量特征基础上的财务信息披露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它可以是基本财务报表、附表、报表附注及赢利预测等。因为证券市场被认为是足够灵敏的,它能够对不同来源的各种公开信息作出反映,所以披露的形式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所披露的经济实质内容。现在上市公司的财务信息普遍存在着“披露不足”的问题,需要重点强调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衍生金融工具信息
衍生金融工具连连创新,既给资本市场带来了繁荣与发展,同时蕴藏着巨大的风险,可能给当事者带来灾难性后果。衍生金融工具的披露应本着充分揭示的原则,尽可能地满足报表使用者的信息需 求,以避免给投资者带来不必要的损失。现代会计 理论难以对衍生金融工具进行计量和解释,从而难 以将其纳入财务报表体系内。对衍生的披露首先应 改进现行会计报表的结构,使报表使用者能够直接读取有关金融工具的信息。其次,新增“衍生金融工具明细表”,详细列明企业所持有的各种衍生金融工具的情况,以供投资者作出判断。最后,衍生金融工具的结构灵活复杂,在表内无法反映出全部信息,所以应该加强行生金融工具表外披露内容。表外披露的内容至少应该包含以下几个部分:明细表中未能列出的特殊的合同条款和条件;核算所采用的会计方法和会计政策;与衍生金融工具相关的风险,包括利率风险、汇率风险、信用风险、流通风险等内容。
2.关税方交易信息
对财务报表使用者来说,关联交易具有很强的敏感度。这是因为,一方面,它经常成为公司操纵利润、隐瞒真实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它具有隐蔽性,尤其是间接关联更加如此。同时,我国证券市场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还很不规范、很不完整。往往避重就轻、含混其辞,使信息使用者无法确定此项交易对公司整体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从而加大了投资和信贷的风险。正是由于以上原因,使得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充分披露成为财务报表使用者的迫切要求。按照我国会计准则要求,关联交易时应当在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关联交易的性质、交易类型及交易要素。交易要素包括:交易的金额或比例、未结算项目的金额或比例及定价政策。
3.全面收益报告
传统的收益确定模式以历史成本计量为基础,遵循实现——配比原则。“未实现”的价值变动迟迟不能在收益表中得到充分披露,已确认的末实现收益则绕过收益表直接进入资产负债表,这种做法不仅使当期收益不够全面,没有为使用者提供进行经济决策有用的全部信息,而为管理当局操纵收益敞开了方便之门。鉴于传统收益表的严重缺陷,西方一些国家在传统收益表外增加一张“第四财务报表”或“第二业绩报表”-一全面收益报告,用来报告全部的财务业绩的做法正在成为一种潮流。我国证券市场收益操纵现象严重,信息披露的不充分加大了投资者判断收益持续性的难度,全面收益报告呼之欲出。全面收益报告把绕过利润表而在资产负债表中直接确认的未实现收益项目集中起来,夫 通过恰当分类向财务报表使用者提供了更全面有用的业绩信息,进一步体现公允与充分披露的原则。
4.分部报告
跨行业、跨地区的集团化公司,往往横跨几个性质、风险、获利能力迥异的产业和市场,房 时还面临着分部所在国的政策风险和政治风险,合并报表隐匿了跨行业、跨地区经营的重要信息,使信息使用者不能了解公司在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盈利水平、增长趋势和风险情况,混淆了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从而导致了投资者对分部报告信息的客观需求。中国证监会在其的《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的附件《会计报表明注指引》中规定了公司应按行业类别披露两年期比较分部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和营业毛利的数据,以真实、充分、公允地反映各业务部门所形成的较为详细、具体的会计信息。通过分部报告所提供的这些会计信息,可以更好地把握企业的经营业绩,评估企业风险回报,为企业投资者、债权人提供更为有用的信息。
5.中期报告
【摘要】经济转型与新兴市场的宏观背景决定了我国审计市场的发展必然伴随着迅速的制度变更,该特征是理解与此相关所有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我国区别于成熟审计市场的另一显著特征在于高度竞争的市场结构,该结构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其变化趋势则与制度变迁条件下的市场发展相联系。从理论角度看,高度竞争的市场结构并不必然会对审计质量供给产生影响。
【关键词】证券审计市场;制度变迁;竞争性市场结构;审计质量
要把握我国证券审计市场的基本特征,就必须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宏观制度背景有一个深入的了解。任何抛开我国特殊制度背景及其现状而对我国证券审计市场特征的认识都只具有阶段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市场的发展必将丧失其适用性和原有意义。由于我国证券审计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植根于我国经济转型和新兴市场的总体背景之下,因此,理解我国证券审计市场的基本特征必须由此入手。将经济转型理解为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新兴市场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制度的匮乏是一种普遍现象,因此,我国证券审计市场最为显著的基本特征在于其发展必然伴随着更为迅速的制度变更,这也是理解我国证券审计市场需求和供给等相关问题的出发点。
一、政府主导的改革路径与制度变迁条件下的市场发展
尽管我国注册会计师制度恢复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但是早期注册会计师的业务主要以三资企业为主,业务范围涉及验资、查账、所得税申报以及外汇收支报告等(杨时展,1995)。直到1990年和1991年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继成立,在创造了公众投资者对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需求的同时,我国证券审计市场才开始形成。显然,这与西方发达国家证券审计市场近百年的发展历史无法相提并论。与我国大多数行业的市场化发展轨迹类似,政府主导型的经济改革过程决定了我国证券审计市场在发展初期其主导力量也必然来自于政府的行政力量(谢德仁和陈武朝,1999;易琮,2002;韩洪灵,2006)。
谢德仁和陈武朝(1999)较早对我国注册会计师制度恢复以来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注册会计师职业服务市场状况进行了考察,他们认为,我国审计市场发展早期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审计市场的非市场自然细分(行政细分)所导致的无序化问题。这种无序化的行政细分则是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的惯性使然,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门在注册会计师服务市场的行政细分中都扮演了一定的角色,由于职业服务需求本身就是由政府创造出来的,因而政府也就是最重要的需求者。尽管他们观察到市场的自然细分一定程度上在当时我国注册会计师职业服务市场是存在的,一些具有较好的自我约束机制的会计师事务所建立起了自己的职业声誉并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但是无疑市场的行政细分抑制了竞争并造成了审计市场的无序化发展。在该研究的基础上,陈武朝和郑军(2001)指出在我国审计市场中,政府部门是审计市场的最大需求者,但这种非市场化的需求和行政细分的结果决定了其不存在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而多数会计报表使用者尚未真正关心审计质量,因而亦不存在高质量审计需求。由此带来的消极影响是会计师事务所较少或基本不靠质量而是靠其他手段去争取客户,同时亦助长了地方保护和行业垄断。以上研究结论对我国审计市场问题的后续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尽管路径依赖决定了上述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会继续存在,但是,笔者认为上述研究结论显然不能应用于当前与审计市场有关问题的分析。考虑我国转型经济的基本特征,无疑我国审计市场的行政性细分是市场化发展初期过渡性制度安排的结果,而实践证明这种制度安排显然是缺乏效率的。1995年6月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和中国注册审计师协会实现联合。1997年8月全行业开展了大规模的清理整顿工作,到1999年底,共依法撤销事务所638家,撤销滥设的分支机构1474家。1998年启动的脱钩改制工作则使会计师事务所成为真正独立的公司法人,从体制上保证了注册会计师职业的独立性,1998年年底首批具有证券执业资格的103家会计师事务所完成了脱钩工作。2000年,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中国税务管理中心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合并,最终由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统一管理。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以上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发展过程可以理解为市场化发展初期制度的匮乏以及过渡性制度安排在市场发展过程中向规范的制度安排迅速演进的过程,也正是谢德仁和陈武朝(1999)研究中所谓的“基础设施”从缺乏或者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过程。
我国的经济转型主要是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行政力量主导应当指的是政府是规则或者制度的制定者,他既非“运动员”亦非“裁判员”,而是基础设施的提供者。从这一层意义上讲,在我国经济转型背景下证券审计市场发展的初期,行政力量主导并没有问题。据此,笔者并不认同如果存在大量、有效的市场需求,我国注册会计师制度的发展将会自动选择独立化、职业化的发展道路,并将事务所脱钩改制理解为政府无奈选择结果的观点(如刘峰和林斌,2000)。因为本质上讲独立审计是市场经济的产物(Watts&Zimmerman,1986),而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事实就已经决定了,在我国经济转型的初期,在相关市场还没有形成或者有效运转的情况下,不可能存在大量、有效的对独立审计的市场需求。因此脱钩改制不是政府的无奈选择,而是其培育市场微观主体,创造公平市场环境的必然之举。
二、制度变迁与竞争性市场结构:从无序向有序的转变
与发达成熟证券审计市场所普遍具有的寡占特征不同,我国证券审计市场具有较高程度的竞争性,这可以视作我国区别于发达证券审计市场的又一基本特征。李树华(2000)最早对此进行了研究,他发现我国证券市场的集中度与国际趋势存在着巨大反差,1993年至1996年按客户家数计算“十大”的市场份额分别为51%、48%、44%和35%,市场集中度较低并呈现出显著的逐年下降趋势,此外我国“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在各年间的排名很不稳定,研究结论认为我国证券审计市场仍然是一个过度竞争和不稳定的市场。此后的研究者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对后期我国审计市场的结构变化进行了考察。
吴溪(2001)对我国1997年至1999年的证券审计市场进行了考察,三年间按照股本总额计算的“十大”市场份额分别为44.41%、38.75%和34.93%,仍然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不过对于审计意见的考察结果研究表明,在这三年间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在总体上是逐年提高的,并且规模越大的事务所独立性越强。研究结论指出2000年我国证券审计市场发生的政府诱致性合并重组有利于我国审计市场的良性发展。易琮(2002)直接使用业务收入数据对1998年至2000年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事务所的市场集中度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全行业前“”事务所的各年市场份额分别为42.35%、48.07%和53.47%,表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她认为行业集中度的提高正说明行业制度变迁(脱钩改制和全行业规模化)对市场结构的变化发挥了作用。余玉苗(2001)、夏冬林和林震昃(2003)则同时对我国证券审计市场2000年的市场集中情况进行了考察,前者按照客户家数计算的“十大”市场份额为31%,后者按照事务所业务收入计算的“十大”市场份额则达到了49.46%,差异来自于比较基准的不同。笔者对股权分置改革前我国证券审计市场2002年至2004年的市场集中情况进行了统计,如表1PanelA所示,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证券审计市场几乎全部为“(或五大、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垄断,英国的审计市场集中度最高,达到了100%,日本为最低也达到了80%以上。与此相反,如PanelB所示,在2002年至2004年期间我国审计市场中前“十大”(前“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市场集中度,按客户家数计算仅为25%(11%),按照客户资产总额计算则为48%(33%),按照客户销售收入总额计算则为53%(39%)。Herfindahl指数也显示我国证券审计市场具有较高的竞争性程度,根据客户家数计算,我国证券审计市场约有50家同等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而按照客户资产总额、销售收入总额计算,则分别为22家和15家。PanelC反映了国际“四大”中国所的市场份额情况。在2002年至2004年期间国际“四大”所审计的A股上市公司仍不足10%并有下降的趋势。不过按照客户资产总额、客户销售收入总额计算,国际在“四大”的市场份额有较大程度的提高,分别达到34%和38%,表明国际“四大”在大客户市场具有竞争优势。
表1的统计结果表明,与发达国家(或地区)成熟审计市场相比,在2002年至2004年,我国证券审计市场仍然表现出较强的竞争性。不过,与上文所提到的相关研究结果比较,这三年间的市场集中度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高,并且时间序列上相对平稳并未出现明显下降的趋势。尽管竞争程度仍然较高,但是以上结果可以说明,我国证券审计市场的发展开始步入相对稳定阶段,市场竞争开始向着较为有序的方向发展。
三、竞争性市场结构与审计质量供给:一个争论
鉴于发达证券审计市场寡占型的市场结构,国内部分研究者将市场集中度的高低与审计质量供给联系起来(如余玉苗,2001;夏冬林和林震昃,2003;刘明辉等,2003),认为我国审计质量不高的原因在于市场较高的竞争程度。但是,笔者认为该观点首先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使是发达市场国家如美国,寡占型的审计市场结构的形成亦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总的来说是市场竞争和选择的结果。而我国目前的审计市场结构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从1997年深圳会计师事务所脱钩改制试点算起,到1999年底全行业完成改制,审计市场才真正走出了行政垄断,开始逐步转向市场化的自由竞争阶段,市场集中度不高是历史造成的现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易琮,2002),并非市场自然演进的结果。
从理论上来讲,国外研究者对于市场集中现象给出了三种解释。其一,Dopuch&Simunic(1980)和DeAngelo(1981)认为大规模事务所的审计质量差异化以及产品高质量的声誉能够解释普遍存在的市场集中现象,我国部分研究者的观点正是基于此。其二,Dopuch&Simunic(1980)以及Danos&Eichenseher(1986)认为是由于审计服务生产的规模经济使得大型会计公司在市场中获得优势地位,从而导致了市场集中现象。其三,Doogar&Easley(1998)通过构建了一个无差异化、纯价格竞争的理论模型考察了市场集中问题,研究结果表明,既不是审计质量差异化也不是规模经济,而是订约活动(Contractingpractices)、客户规模分布(clientsizedistributions)以及事务所生产效率的差异(differencesinauditorproductivity)联合决定了会计师事务所的市场份额。结合上述解释,笔者认为,若将审计质量高低与当前的竞争性市场结构相联系恐难有说服力,同样,若将审计质量差异化与此相联系一样难以得出正确结论。
那么竞争性的审计市场结构对审计质量研究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在西方研究者看来(如Krishnan&Schauer,
2000;Niemi,2004),由于绝大多数关于审计质量的研究均聚焦于寡占型审计市场,在竞争性市场中是否存在审计质量差异化、审计质量差异化沿着何种维度分割、事务所规模是否如寡占型市场一样与审计质量保持正相关的关系,这些都是未有定论的研究课题。此外,Simunic(1980)以及Gist&Michaels
(1995)均认为在寡占型市场中,大型事务所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可能并不必然与提供了更高的审计质量相联系,原因在于费用溢价亦可能代表了大型事务所依靠市场势力所获取的经济租。这使得从供给方考察审计质量陷入尴尬境地,而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应能够较好地避免该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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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明辉,李黎,张羽.我国审计市场集中度与审计质量关系的实证分析[J].会计研究,2003(7):3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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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余玉苗.中国上市公司审计市场结构的初步分析[J].经济评论,2001(3):120-122.
一、我国多层次证券市场的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后,我国多层次证券市场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多层次证券市场的萌芽阶段(1978~1989)
在这一阶段,我国证券市场表现为单一的场外交易市场,虽然交易非常活跃,但是交易极为不规范。上个世纪80年代,国家开始了股份制改革试点工作,并率先在上海、深圳等地展开。1986年9月26日,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宣告营业,从此恢复了我国中断了30多年的证券交易业务,开始上海股票的柜台交易。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也开始相继设立证券公司或交易部进行柜台交易。
(二)多层次证券市场的形成和逐步发展阶段(1990~1998年)
对于场外交易市场发展方面,则在建立统一的区域性证券市场层面上进行了大胆探索。1993年2月开始,山东淄博率先进行实践,随后国内其他许多城市的柜台市场也都迅速发展。但由于各地方政府盲目攀比,建立地方柜台交易市场的发展出现了混乱的状况。从1999年9月开始,地方股权交易系统相继关闭,仅剩上海、深圳等少数产权交易场所正常开展活动。同时,STAQ、NET等场外交易系统也被关闭。在这一阶段,主要是为大型、成熟企业的融资和股权转让提供服务的交易所主板市场逐步形成,并有一定发展,但场外交易市场依旧发展缓慢。
(三)多层次证券市场的进一步规范和发展阶段(1999年至今)
在这个阶段,中国围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进行改革,证券市场的深度和广度也日益拓展和扩大。2001年7月16日,正式开办代办股份转让业务(该股权交易系统简称“老三板”),以解决原STAQ、NET两系统历史遗留的数家公司法人股以及退市后的上市公司股份流通问题。2006年,中关村科技园区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也可以进行代办股份转让(该股权交易系统简称“新三板”)。2012年8月3日,新三板市场非上市股份公司股份转让试点扩大至除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外的其他三个高新技术产业区。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的产生,使我国场外交易市场发展有了标志性的飞跃。同时,进入21世纪以来,在国资委、证监会等政府机构的大力支持下,以及非上市企业股权流动的强烈需求下,产权交易市场再次在全国迅速发展起来。据统计,2007年中国产权市场共计完成产权交易35718宗,同比上涨6.49%;成交金额总计为3512.88亿元,同比上涨9.99%,占当年全国融资总量的6.6%。在二板市场建设方面,2004年6月25日,中小板首只股票———新和成上市,中小企业板诞生。2009年10月30日,首批28家公司股票在中国创业板正式开始上市交易,创业板正式启动。至此,我国二板市场部分的建设得以形成目前的结构。这一阶段内,主板市场继续完善,二板市场和场外交易市场的结构基本确立,我国多层次证券市场整体结构实现较大进步。
二、我国多层次证券市场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二板市场统一性不强,定位尚不清晰
作为为推出创业板而成立的过渡板块,同时随着创业板市场逐渐的发展成熟,二板市场中的中小板已经完成其历史任务。但目前,中小板市场依然独立于创业板市场而单独存在,而且在各项资源和市场发展方面与创业板形成竞争,使得二板市场内容并不统一,从而不利于创业板的发展和成熟。相较于西方较成熟市场的证券市场明显层次划分,我国二板市场和主板市场在上市公司条件的要求方面区别不是很大,缺乏对于上市公司级别的明确筛选,而且,较高的上市条件并不适用于普遍意义上的中小企业,这对于二板市场实现真正的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和股权转让服务的作用影响很大。
(二)场外市场功能存在不足,规范化与集中化有待加强
近年来,在众多非上市企业进行融资和股权流动的巨大需求推动下,我国场外交易市场迅速发展壮大。为解决非上市高新技术企业股权流动和融资需求问题的新三板一推出便受到市场普遍重视和认可,但新三板市场依然存在诸多不足。一方面,新三板参与企业的数量较少,涵盖面范围较窄,对于中小企业的服务作用有限;而且,新三板投资者准入标准较高、交易和竞价制度不完善,融资功能较弱,导致市场活跃度不足,降低了对中小企业的吸引力。目前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区达到88家,发展一个全国集中、功能完善的新三板市场的需求日益迫切。在产权交易市场方面,存在着交易行为不规范,交易质量较低,交易品种单一,交易方式低端,配套服务不足等现象,同时,各产权交易市场监管部门与监管规则不统一,均导致我国产权交易市场体系混乱,规范化与集中化程度有待提升。
(三)各层次市场缺乏联系,转板机制缺失
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的一个突出问题便是各层次市场联系感不强,主要表现为各层次证券市场发行机制相关性和层次性不足、交易制度联系程度较低、退市制度和处罚制度完善性和执行力度不够以及监管部门和监管制度方面不统一。具体而言,在场内市场和场外市场联系方面,缺乏一个适当的转板机制,新三板上的企业即使达到了场内的上市标准,也必须重新申请IPO才能实现在场内市场上市,而没有形成独立的、便捷的新三板挂牌企业转板“绿色通道”,也就使得一些未来可能上市的企业缺乏足够的动力在场外市场挂牌,从而不利于各层次市场的发展和联系的增强。在场内证券市场和场外市场各自内部联系方面,我国的主板市场和二板市场定位差异性不强,使得两个板块市场缺乏足够的内在联系,甚至会在上市公司资源和市场发展方面产生彼此竞争;三板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同样存在着市场定位方面的重叠,而且由于监管部门和监管标准不统一,使得两个市场几乎处于相互隔绝的地位。
三、我国多层次证券市场的改革与完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