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学和经济学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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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财政学和经济学范文

【关键词】信息技术 语文教学 整合 教学设计

语文特级教师于漪老师说：“课堂不是教师演讲的地方，而是学生学习的地方，教师指导、点拨，让学生作学习的主人。”由此可见，课堂中更应注重让学生自己去读教材，查阅资料，去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而让学生真正掌握学习的自，提高学习语文的效率，我认为加强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的整合无疑是一条双赢的必由之路。以下浅谈我在语文教学实践中的一些认识和想法。

一、“整合”不等同于“混合”

融入了信息技术的语文教学，在传统的教学结构学生、教师、文本三个要素外增加了教学媒体这一要素，但是四个要素不是简单的相加拼凑，而是互为辩证的关系。而在我们的课堂上有这样的一些现象：有些老师在课堂中使用信息技术仅仅是用来取代小黑板，展示几个词语，代替语文书，出示几幅插图，课堂还是以教师的教授为主，听的还是学生，无疑这样的“整合”只是“凑合”，我们教师只是穿着“新鞋子”走传统教学的老路罢了。

为了集中学生的注意力，将文本中的逐句逐段、课文插图、课后练习一一打入课件中，让学生一味的盯着大屏幕展开教学，一节课下来学生连课本都不必带。如此依赖，不仅老师制作得累，学生40分钟盯着大屏幕也累呀。要知道教学中从来就是没有惟一的教学媒体。

我们认为信息技术与语文课程的整合，重要的是以信息技术为基础构建新的语文教学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信息技术不只是一种辅助工具，而将与文本融为一体，成为基本的知识载体、教学媒介和交流工具。在网络教学中，学生可在计算机上，进行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在他们面前展开的将是一个广阔无垠的知识世界。他们可以自己动手，查找资料，自己探索，解惑创新；合作研讨，共享成功。教师和学生在不同的层面上操作，发挥不同的作用。教师可以为学生学习的主题进行设定，对网络资源进行整理，对学生的探索过程进行了解，适时加以引导，帮助释疑解难，对学生的学习成果进行评价。

二、发挥信息优势，创设情境，激发兴趣

运用现代教育技术辅助语文教学，把多媒体手段引入课堂，使抽象的化为形象，静态的变为动态，使“黑白”世界变得有声有色。尤其是语文课堂，学习内容情景交融，授课老师妙语连珠，加上多种媒体出奇制胜，使得教学变得生动活泼，多姿多彩。

比如发挥音乐、图片优势，来渲染情境，打破课堂教学的时空限制，引发联想和想象，给学生展现一个更为广阔、丰富的空间，给语文课注入活力。例如，教学苏轼的《水调歌头》一课，我首先用课件出示中秋图――古人把酒赏月的画面，引导、启发学生想象画面内容，描述图意，激发对作品的幻想。这时，再配以邓丽君那甜美 《明月几时有》，课堂气氛空前活跃，教学效果得以明显提高。

三、努力优化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整合中的教学设计

1、深挖教材，精心设计教学课件。

通过深挖教材，精心设计教学课件，把语文知识所涉及的有着极大时间和空间跨度的内容，通过实物演示、动画模拟、情境再现等手段，在几分钟，甚至几秒钟之内展示到学生眼前。但这些内容不能只顾形式上的热热闹闹，必须服务于教学目标的达成，解决重难点，要根据课文的教学需要，遵循语文学习的规律，选择相应的信息资料，采取相宜的策略，通过适当的途径，运用有效的形式，让学生学得活，学得好，获益多。

2、要充分体现语文学科教学的个性特征。

语文教学主要的方法就是听、说、读、写，它注重的是学生对文字的理解和感悟及积累。所以在整合过程中不能忽视对学生语文基础和语文基本素养的训练和培养。例如，如课堂教学中的朗读训练是语文学科教学最重要的个性特征，信息技术的参与可以为朗读增添色彩，如配乐、配画朗读，让朗读更具艺术美感，但这不能代替学习者自身参与的朗读实践活动；在上网收集资料的同时，要指导学生如何通过阅读筛选适合自己需要的资料；不要一味追求电脑键盘输入，因为写一手漂亮的汉字，热爱祖国的语言和文字却又是语文教学中非常重要的任务；在网上与人交流的同时，还要学会口语交际等等。在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教学的整合中，我们的实践应做到使它姓“语”，使它永葆“语文味”。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充分体现语文及语文学科的个性特征。

3、找准信息技术与语文教学的“结合点”

信息技术与语文教学的成功“整合”，不是简单的拼凑，它与语文教学紧密融合在一起，如盐溶于水，水渗于土壤，无迹、无痕，浑然天成。如果语文学科原有的东西纹丝不动，肯定只能和信息技术勉强掺合在一起；如果使用信息技术时不考虑语文教学的特点，就会成为勉强贴上去的负担。因此，在上这类课时，一定要找准信息技术与语文教学的“结合点”，考虑好该在什么时候使用信息技术，怎样使用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四、“授人以渔”――培养学生在语文学习中运用信息技术的能力

第2篇：财政学和经济学范文

（东北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中国内部控制研究中心，辽宁 大连 116025）

摘 要：财经院校管理类专业基础课由于是不同教学单位开设的，容易产生授课内容重复的问题.本文以《金融学》和《财务管理》课程为例，在阐述两门课程整合的必要性的基础上，分析整合方案应考虑的因素，并根据专业基础课设置原则，给出了三个解决方案，并基于知识完整性，针对每一种方案给出了具体的应对措施.

关键词 ：专业基础课；金融学；财务管理；整合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60X（2015）04-0254-03

基金项目：本项目为东北财经大学校级教改课题《管理类专业基础课授课内容重复的整合研究》的研究成果

近几年，教育部不断地对高等学校教学计划改革提出政策性规定，比如，学分不断降低，这样的改革对于学生来说有利有弊，好处是学生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拓展授课以外的能力和素质的提升，有利于培养综合性人才；弊端是对于没有学习规划的学生来说可能造成知识摄取不足，限制了知识面的扩展.为了弥补这样的弊端，高等院校应该合理设计专业基础课，尽量在有限学分的前提下，给学生充分补给基础知识，为其专业课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然而，很多财经院校设置专业基础课时常常会有授课内容重复的现象，如果重复的课程不是来源于同一个教学单位，那么授课老师之间就可能缺乏对于授课内容的沟通，可能会导致重复或衔接问题.本文以财经院校管理类专业专业基础课《金融学》和《财务管理》课程为例，分析两门课程授课内容重复的整合问题.

1 《财务管理》和《金融学》两门课程整合的必要性

《财务管理》和《金融学》是分别隶属于管理类和经济类的两门课程，但其授课内容却有很大的重复性，以我校会计学系列教材《财务管理》（刘淑莲主编）和金融学系列教材《金融学教程》（苏平贵主编）为例，《财务管理》教材共14章，《金融学教程》教材也共14章，从其目录标题看，共有9章是完全重复，其余的章节有部分重复，也就是说，两门课程至少有70%以上的内容是重复的.目前，我校管理类专业同时开设了这两门专业基础课，根据2010级的教学计划，我校共有17个管理类专业同时在大学二年级开设了财务管理和金融学课程，其中，劳动保障、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财务管理是方案内学科基础选修课，金融学是学科基础必修课；管理科学和工程管理专业的金融学是选修课，财务管理是学科基础必修课；其余的12个专业（电子商务、旅游、资产评估、日会、注会、会计学、加会、财务管理、物流管理、人力资源、市场营销、工商管理）的财务管理和金融学都是学科基础必修课.这意味着我校有12个管理类专业的学生因为教学计划安排而导致财务管理和金融学的重复学习.只有5个专业的学生可以通过选课来避免财务管理和金融学的重复学习，然而这些学生极有可能因为不了解课程的内容而同时对两门课进行了选修.由此可见，我校目前管理类专业同时开设财务管理和金融学势必造成授课内容重复，浪费了教学资源，同时也降低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影响教学质量.

管理类专业同时开设《财务管理》和《金融学》课程造成重复授课不光是我校的问题，外校同样存在这样的情况.以山西财经大学为例，工商管理专业、物流管理专业、市场营销专业、管理科学专业、工程管理专业、项目管理专业等管理类专业都同时开设了《财务管理》和《金融学》课程.

管理类专业学生开设《财务管理》和《金融学》课程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掌握一定的理财知识和了解金融市场环境知识，以培养适应经济型社会需求的管理类人才.《财务管理》以讲授公司理财知识为主，简单介绍了金融市场环境知识.《金融学》对金融市场环境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同时也大量介绍了理财知识.这就使得两门课程产生了大量的授课内容重复.根据学分制的教学制度，在总学分一定的情况下，如何取舍这两门课程，或者如何很好地整合这两门课程，思考这两个问题，有利于重新修订或调整管理类专业学生的教学计划，提高教学质量，优化教学资源配置.

2 设计管理类专业《财务管理》和《金融学》课程整合方案应考虑的因素

2.1 体现课程基础性的特征

专业基础课是为学生学习专业课奠定必要基础的课程，是学生掌握专业知识技能必修的重要课程.不同的专业有各自的一门或多门专业基础课，同一门课程也可能成为多门专业课的专业基础课.作为财经院校的管理类专业学生，了解理财知识和金融市场的知识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所有管理活动都是为了提高价值，而在现今的商品经济社会里，金融市场是与个人生活和企业经营不可脱离的平台.但管理类专业的学生将来的主要就业岗位又不专门是公司财务和股票投资，因此，对于管理类专业的学生开设的专业基础课应该包含理财和金融市场的基础知识.

2.2 扩展知识面

比较宽厚的专业基础，有利于学生的专业学习和毕业后适应社会发展与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专业基础课的设置除了要突出财经院校的特征之外，还要能够扩展学生的知识面.除了介绍理财知识和金融市场的基础知识外，还可以介绍一些与企业经营和个人生活息息相关的财经类知识，比如货币的供需与定价、风险管理等基础知识，以扩展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2.3 教学资源分配

学校在设置课程时往往会考虑到教学资源分配问题，这不仅关系到教师资源的合理分配，也关系到学生知识体系的完整性问题.《财务管理》通常是财务系（或者会计系）开设的课程，《金融学》是金融系开设的课程，在设计管理类专业开设的《财务管理》和《金融学》课程整合方案时，要注意这样的问题：如果保留《财务管理》，金融系需要开设什么样的课程能够给学生介绍金融方面的知识；如果保留《金融学》，财务系需要开设什么样的课程能够给学生介绍财务方面的知识；如果这两门课程都删除，那么哪门课程能够补充理财和金融市场知识，这个教学任务应该由哪个系来承担.

3 管理类专业《财务管理》和《金融学》课程整合的方案设计

针对上述问题，财经类院校管理类专业本科教育的专业基础课应该凸显财经特征，因此，关于《财务管理》和《金融学》两门课程的设置有三种可能：一是保留《财务管理》课程，舍掉《金融学》；二是保留《金融学》，舍掉《财务管理》；三是同时保留《财务管理》和《金融学》，并协调两门课程的授课内容，凸显两门课程各自的特点.

3.1 保留《财务管理》，舍掉《金融学》

表1列示了中国校友会网最新编制完成的《2014中国大学评价研究报告》中除东北财经大学外，排名前5名财经类院校的管理类专业基础课的设置情况，由于各个学校教学计划设计不同，所以有的学校也叫“学科公共课”.从表1可以看出，基于财经类院校的特点，各财经类院校管理类专业的课程设置中都有“财务管理”课程，主要是因为管理类专业的学生主要是学习企业中某一方面的管理技能，而财务管理是企业基于价值管理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管理内容之一，因此，为了扩展学生的知识面，《财务管理》课程成了各财经院校管理类专业必开的课程.

如果保留《财务管理》课程，基于知识完整性，替代《金融学》可以开设的金融类课程应具备以下特点：（1）详细介绍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类型；（2）介绍金融市场参与要素；（3）介绍金融市场工具的流通和定价机制.基于上述考虑，可以选择的课程有：货币银行学、金融市场学等.

3.2 保留《金融学》，舍弃《财务管理》

如保留《金融学》课程，基于知识的完整性，替代《财务管理》可以开设的包含理财知识的财务类课程很难在同一门课程中找到，往往会在《管理会计》和《财务分析》中涉及到部分理财知识，由于学分的限制和基础性要求，这两门课都是专业必修课，不适合作为专业基础课开设.那么替代《财务管理》的课程就需要在别的教学单位寻找，比如：投资学等.

3.3 同时保留《财务管理》和《金融学》并予以协调

如果同时保留《财务管理》和《金融学》这两门课程，就需要将教学内容进行整合，教师需要对教学内容进行协调，避免出现重复的授课内容.本文认为，基于专业基础课54学分的要求，《财务管理》和《金融学》的教学大纲至少要包括表2的内容.基于两门课程内容的整合，需要针对管理类专业编写配套教材，这样才能够避免教学资源的浪费.

4 结束语

财经院校的管理类专业的学生在学习专业必修课之前，需要充分了解理财和金融市场知识，这些知识应该在专业基础课中进行设置.目前，管理类专业主要是设置《财务管理》讲授理财知识，设置《金融学》讲授金融市场知识，但由于这两门课分别开设在财务系和金融系，授课教师在授课时存在授课内容沟通障碍，导致这两门课的授课内容存在很大重复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文根据专业基础课设置原则，给出了三个解决方案：保留《财务管理》，舍去《金融学》；保留《金融学》，舍去《财务管理》；同时保留这两门课程.并基于知识完整性，针对每一种方案给出了具体的应对措施.

参考文献：

（1）杨琴军，陈龙清，季华.浅谈专业基础课教学改革与学生能力培养的整合[J].中国林业教育，2006（3）：14-17.

（2）赵冬梅.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财务管理教学改革研究[J].财会通讯（综合版），2009（8）：34-36.

第3篇：财政学和经济学范文

    一、引言

    近些年来,国内某些学者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而以“财政学”(Public Finance)和“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公共部门经济学”(Public Sectors Economics)等名称命名的译着和着作很多。国内的一些学者,如陈共、平新乔、张馨、高培勇、郭庆旺、杨志勇、华民等都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等学科之间的关系有比较深刻的分析。从国际上看,关于两者关系及其发展趋势的论述比较详细的主要有《公共经济学手册》第一卷,由《国际税收和财政》杂志在 1994年发起的一次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未来发展趋势的特刊及由《公共经济学杂志》在2002年的一次纪念其创刊而由一些顶尖级的经济学家关于公共经济学发展的总结分析。此外,由于引进的西方文献越来越多,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前景的认识也逐渐深入。

    二、问卷的评介与分析

    本人于2005年元旦前后向全球部分大学的从事财政学或公共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经济学家就“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为主题进行了全球性网络调查。我的问题是:“您如何看待财政学(Public Finance)和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前景?”。本次调查受到来自这些经济学家的数十份电子邮件。这些邮件反映了他们对我所做的调查课题的认识。本文就是选取了部分代表性的经济学家的回信(见附录①)和一些经济学家发表的论文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和发展趋势进行了简要的评介。

    詹姆斯?波特巴教授认为,财政学主要是与税收及其相关问题等筹集收入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在税收方面,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了大量的与支出政策相关的问题。他认为,医疗保健和医疗援助以及残疾人保险和失业保险都是属于公共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也是他感兴趣的问题,但这些问题不属于财政学的领域。

    他附件的文章中研究了公共经济学30年(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末)的发展演变、取得的成就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公共经济学是研究政府经济角色的一门学问。因为这一角色在不断地变化着,所以公共经济学也成为一个持续演变的领域。一些核心问题被持续关注,例如对不同商品的税率结构应该如何设置;而还有一些问题,例如对发达国家老龄人口社会保障体系如何进行改革才是最优等等,最近才成为研究的中心。经济学其他一些分支领域的理论与实证进展为公共经济学提供了新的视野,推动了对其中一些长期存在问题的研究。反之,这一领域出现的问题又推动了新的理论与应用研究。

    近30年是公共经济学迅速发展的一个时期。理论和经验上的重要新成果大大提高了我们对诸如各个税种的效率和归宿这样的核心问题的理解,以及对社会保障项目的经济效应以及最优的制度安排的认识。在公共经济学相关经济理论以及支持复杂政策评价的实证分析等两个方面也都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在过去的30年间,公共经济学的各个不同部分的进展有快有慢。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主要的研究进展是经济理论在次优税制设计问题上的应用。在70年代晚期以及80年代,家庭和企业数据库的出现促成了人们对税收激励以及其他因素如何影响经济人行为问题的探索。继而公共经济学的经验研究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很多应用计量经济学家也把他们的研究兴趣转向公共财政问题。90年代,实证政治经济学和相关领域的迅速扩张尤为显着。

    公共经济学中的很多应用研究越来越深入,这促使了这一领域里几个二级专门学科的兴起,诸如老年经济学以及教育经济学。这些领域中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不仅关注那些广布于公共经济学范围内的问题,而且也利用其他分支领域发展起来的真知灼见和方法技巧,例如医疗经济学、人口学以及劳动经济学等。

    波特巴认为,过去30年发展变化的重大成果有以下几个方面:所得课税对家庭行为的影响;社会保险项目的激励效应;资本所得税的效率和归宿;赤字和跨期财政政策;财政支出的实证政治经济学;最优所得税和税种的设计以及转移支付等。未来有前途的发展领域则包括了:环境经济学和最适次优政策;老龄经济学;私有化和政府的范围;开放经济中的税收和支出政策;最适社会保险项目的设计;征税与家庭和企业的行为;在生命周期视角中的税收和支出项目以及国防经济学等。

    罗宾?鲍德威认为,“公共经济学”这个词语是在20世纪70年代被采纳来取代财政学的,这是因为财政学这个词语似乎是太狭窄了。特别是,许多学者认为财政学太多地集中在筹集收入(税收),而公共经济学则是一个范围更加广泛的词语。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包括了政府在税收、支出、社会保险和管制等所有的制定政策问题。人们认为财政学这个词语太狭窄了而不能代表本领域的更广范围的研究对象。然而,这两个词语现在都被使用着。他猜测这大概是英语的一般常见问题,有很多词语都有大致相同的意思。

    拉本德拉?扎哈认为,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有相当大的部分是重叠的。但是,财政学的研究范围是太狭窄了。财政学几乎是完全研究政府预算的操作(尤其是税收和支出),而公共经济学涉及的更多的是公共部门对经济的干预,它包括了诸如管制和稳定等方面的问题。

    财政学权威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的《财政理论与实践》是全球各个大学本科生普遍使用的教材,是财政学的经典着作。马斯格雷夫1959年出版的《财政学原理》提出的财政“稳定宏观经济、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的三职能说成为后凯恩斯经济学政府干预经济的代表观点,是现代财政学的奠基之作。他在回信中指出,他写的《财政理论与实践》是30年前完成的着作,他尽管已经94岁高龄,仍然关注财政学的发展变化。他称,他非常后悔看到了财政体制所发生的显着转变。他那一代人还认为财政的建设性和积极作用是对市场的必要补充,应该尽可能少的干预市场。但是,马斯格雷夫一直坚持不懈地认为,公共物品、公正和有效的税制以及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稳定和增长中的经济作用是在财政学中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基本观点。他认为,“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显然是有着明显差异的。财政学仅涉及到公共政策的财政工具;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了贸易政策、反托拉斯政策和各种形式的管制等所有的工具。他也注意到,许多问题可能是需要许多工具才能解决的,所以,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可能不存在显着的差异。同时,还有通过共同的预算政策将一串财政工具合并起来的情况。   马丁?费尔德斯坦称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出现了转型。他认为自己当初入门学习的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学原理》(1959)开启了财政学的新纪元,但是,计量经济学研究方面论述的不足反映了当时该领域的研究状况。同样,马斯格雷夫只是讨论了政府支出的一般原则,其经典着作没有论及政府支出的具体方面,而这也就成为以往30年中公共经济学研究的课题。在论文中,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是交替使用的。

    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财政学理论方面的这些发展其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们在许多重要的财政学问题上,对庞大的专业思想体系进行了分类。尽管它们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是表明了一些早期观点的各种错误,提供了基本的分析见解。第二,他们吸引了一代优秀的大学生转向公共经济学领域;其中大部分学生并没有继续理论研究,而是完善了财政学理论基础,这种新理论的严谨性对他们的实证研究是有益的。   

    公共经济学方面实证研究的发展将过去30年的研究与以往所有研究区别开来。20世纪60年.代后期与20世纪70年代早期出现了高速计算机、可以依赖的经济计量软件和可读大量数据的机器。这些发展,复杂的经济计量技术和标准装备的大学生对公共经济学实证研究的革命都是关键性的。对税收的计量分析研究成果等实证研究深化了我们关于税收对个人风险影响、税收对公司融资政策的影响以及在经济增长背景下分析税收问题的意义的理解。

    财政学研究这种演变的第二个主要方面,一直就是扩大研究主题的范围,它涵盖了政府支出和税收。研究焦点的转移无疑是因为受到政府支出大量增加的刺激。财政学领域因此从研究为基本的政府服务融资的税收转变到公共经济学领域,看到了更宽范围内政府支出的效果。政府支出增加的大部分是为了社会保险项目,公共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正好与之呼应。社会保障养老金、事业保险、工人的补偿金、老年保健医疗和穷人医疗补助计划的增加给理论和实证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20世纪70年代,对稳定政策的分析已主要转向宏观领域,更加强调金融政策,而不仅仅研究通过改变预算赤字和盈余的财政刺激的各种变量。然而,财政学研究如何利用税收规定(如投资税收抵免和折旧扣除)以反周期的方式来刺激企业投资。财政联邦主义也成为了公共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即分析这些政府如何选择它们的税收政策和支出政策,更高一级的政府政策(包括地区财政补贴和匹配财政补贴)如何影响这些选择,以及税收和支出方面形成的地区间差异如何影响私人部门的为政府计划的效果。

第4篇：财政学和经济学范文

一、财政活动和财政思想的广泛存在

分配活动是与人类的生产活动相伴随的。从原始社会末期开始，便出现了剩余产品的分配问题，也同时产生了财政活动以及支配财政活动的财政思想。这样，生产关系中的一部分变成了财政关系。

财政关系在出现了货币、国家之后，逐渐发展成为各种财政范畴、财政政策与财政理论。

西方最早对财政问题作专题研究的人当数奴隶社会古希腊的思想家色诺分（公元前430—354或355年）。他在《论希腊雅典联盟的收入》专论中，第一次提出了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概念，详细研究了国家财政收入来源和财政支出项目，并对收入和支出进行了分类，还有创见地提出了增加财政收入的政策主张。古希腊的另一位思想家与科学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年），对财政问题的研究也很深入。他认为国家机关、法官、军队等开支，都是靠行使国家权力从各盟邦中以缴纳和贡赋而征收来的，战争是获得财富的来源之一。亚里士多德还提出了财务的概念，并对财务进行了分类研究。

由此可见，财政活动和财政思想早已广泛存在。进入封建社会后，财政活动已被国家拓展为众多的财政范畴，税收、公债、货币发行、关税等手段被广泛应用。思想家们也把注意力集中在财政经济问题上，提出了许多有关国家财政活动的观点和主张。如意大利的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年）、弗拉契斯科。彼得拉尔卡（1304—1374年）、法国的波丁（1530—1596年）等人，都在税收制度、公债性质、关税作用等方面，确立了自己的理论成就。

然而，由于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活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尚未达到建立专门经济学的发展水平，国家财政与王室收入没有分开，生产力落后，产业单一，商品货币关系没有扩展到主要生产和消费领域，财政学不可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财政学的诞生，只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后的事情。

二、现代财政学的诞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从奠定基础的15世纪最后30多年的资本主义萌芽算起，到19世纪初欧美各国先后完成产业革命为止，经历了350年左右的时间。在历史长河的这一阶段，伴随着资本原始积累、封建制度灭亡、资产阶级政权建立、产业革命等一系列社会经济的变革，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财政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具备了理论积累及实践积累等条件，财政学的诞生，已是水到渠成。

在经济思想发展史上第一次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理论探讨的是重商主义者。重商主义于15世纪末最初出现在贸易量较大的意大利和英国，16—17世纪流行于欧洲大多数国家。15—16世纪的英国，在资本主义生长过程中，对积累货币和扩大市场有着强烈的要求。要满足这种要求，当时最现实的办法就是扩大出口，以贸易顺差达到货币积累和扩大海外市场的目的。如何才能做到扩大出口？国家干预是一种较好的政策选择。英国的斯泰福（1554—1612年）、托马斯。曼（1571—1641年）等人主张通过国家财政对出口的奖励政策来实现。这便是重商主义的代表观点——贸易差额理论与国家干预主张。这种理论和主张虽然强调了国家财政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作用，突出了财政的地位，但它考察的重点只在于流通领域。到了17世纪中叶，当工业资本的发展超过商业资本的时候，这种理论便失去了对经济的指导意义，特别是国家干预的主张不合时宜，财政的作用和地位不被人们所重视。虽然如此，重商主义的贸易差额论与国家干预主张，连同它在财政支出、税收原则、国家公债等问题上的研究成果一起，为现代财政学的诞生作了充分的理论积累，也为国家财政实践活动的发展拓宽了道路。

为现代财政学奠定科学基础的第一人，当是英国学者威廉。配第（1623—1687年）。威廉。配第的财政理论贡献是多方面的。他针对当时英国财政经济的混乱局面，提出了全局性的理财观点，认为要从国家的人口、产业、财富等基本情况出发，推算出财政收入总量，再据以确定财政支出项目和数额，主张缩减非生产性支出，增加生产性支出。他还对税收原则、具体的税收制度设计等多方面提出了政策主张。他对商品的价值量作了正确的分析，认为商品的自然价格决定于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认为劳动和土地是一切财富的根源，初步建立了劳动价值理论。配第认为，不管课征到哪种所得或收入上的税收，其税负最终都要落到土地和劳动上面，这就在实质上已经触及到了剩余价值问题，找到了税收和剩余价值的本质联系，为财政的分配理论奠定了科学基础。

继英国学者的研究之后探讨财政收入源泉的经济学派应数德国的重农学派。布阿吉尔贝尔（1646—1714年）、魁奈（1694—1774年）等人对财政与经济的关系有着较深刻的认识。布阿吉尔贝尔认为，流通领域并不创造财富，只有农业生产才是财富的源泉。农业和畜牧业是国家的两个“”，它们完全可以代替秘鲁的银矿。只有农业发展了，才有商业的发展，才有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才有国家财政和国民收入的增加。魁奈认为，只有农业才能创造出总产量超过生产费用的“纯产品”，即剩余价值，而土地所有者是唯一占有纯产品的阶级。如果国家财政收入短缺，便只能提高地租税的税率，对土地所有者课以重税。

无论是威廉。配第，还是重农学派，他们虽然探究了财政分配的实质和财政收入的源泉，但由于他们理论自身的缺陷，更由于他们对财政地位与作用的认识局限与矛盾，建立现代财政学理论体系的客观过程并没有完成。威廉。配第没有完全摆脱重商主义理论的影响，错误地把苛重的税收与不公平的税负归罪于统治者的“无知”，认为只要减轻和公平税负，国家财政状况就可以好转。重农学派对财政与经济两者关系的认识也仅仅局限于农业生产，不能说明工业生产、流通领域里的财政分配关系。在经济学中全面研究和阐述财政分配关系以及财政诸范畴，完成现代财政学理论体系建立过程的是英国学者亚当。斯密（1723—1790年）和他1776年出版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18世纪的英国，已出现从手工生产过渡到机器大生产的趋势，英国资本主义进入了工业革命时期。作为新兴资产阶级在理论上的代言人，亚当。斯密强烈地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要求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受任何阻碍和干扰。他认为，政府的活动不创造物质财富，属于非生产性劳动。从而，国家的财政支出是社会财富的一种虚费，它严重妨碍资本的积累和国民财富的增长。为了从根本上说明国家财政对资本积累的影响，斯密研究了国民经济各方面的活动和联系，探讨了财政收支规模，阐述了国家职能，比较正确地说明了财富的本质和成因，论证了财政是对社会财富的分配，并认定了生产对分配、经济对财政的决定作用。斯密还指出了财政分配与国家的本质联系，把财政看成是国家或政府的活动，把财政支出看作是社会的一种消费，从而把财政确认为是一个与国家相联系的经济范畴。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五篇“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中，亚当。斯密比较系统地论述了财政收入、财政支出、税收、公债等财政范畴，提出了税收原则，规范了税收分类，讨论了税收转嫁，批判了国家公债，分析了财政收入来源和财政支出用途，使第五篇实际上成了财政学理论的专篇。

由此可见，亚当。斯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但完成了财政本质、财富源泉、国家、生产、经济、分配、贸易、消费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制约关系这些财政学基本理论体系的构建工作，而且还完成了收入、支出、税收、公债等财政范畴的确认工作。同时，斯密还通过他提出的一系列税收政策、公债政策、关税政策、支出政策等操作性主张将理论和实践统一了起来，使得财政学在事实上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至此，现代财政学的诞生，万事俱备，只等一声呼唤。

三、财政学名称的独立使用

财政学这个新生儿呱呱堕地，即财政学名称的首先提出或命名，由德国学者抢了头功。德国旧历史学派学者卡尔。劳（1792—1870年）在其1826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第一版中，明确提出了财政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的条件已经成熟，应该给这门独立的经济学科新分枝冠以财政学名称。以后在其1828年出版的《国民经济政策原则》一书中，卡尔。劳再次论及财政学独立的问题，他把政治经济学划分为三个部分，并主张将第三部分命名为财政学。此后他身体力行，于1832年出版了书名为《财政学基本原理》的专著。在这本著作中，卡尔。劳确定了财政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了财政学的概念，强调财政学的应用科学性，论述了财政学与政治经济学、国家经济政策等范畴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卡尔。劳的许多观点虽然偏离了亚当。斯密的理论论述，但他毕竟使财政学脱离了政治经济学母体，并成为一门自成体系的独立学科。这里要说明的是，在卡尔。劳之前，也有不少学者论述过要把财政学独立出来的问题，如格莱弗。苏登、褚苏甫、曼斯科、肖恩等人。特别是曼斯科和肖恩，前者在1830年出版了《财政学教科书》，后者于1832年出版了《财政学原理》，但他们都没有系统完备的理论体系，在学术界的影响也远不如卡尔。劳，因此没有引起理论界的重视和认可。卡尔。劳的《财政学基本原理》出版以后，财政学首先在德国，随后在欧洲其它各国被确认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在经济理论界迅速掀起了一股研究财政学的热潮。这股热潮在19世纪80年代达到了顶峰，1883年出版了瓦格纳（1835—1917年）四卷本《财政学》巨著，1888年出版了第一本财政论文集，即列鲁阿的《财政科学论文集》。斯泰因（1815—1890年）、谢夫勒（1831—1903年）和瓦格纳被誉为19世纪后半叶创建德国财政学黄金时代的三大巨星。

为什么现代财政学的诸多理论范畴和政策实践在英法等国研究深广、发展久远，而作为独立学科体现的财政学专著却在相对落后的德国首先出现？这是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

前面的分析已经说明，现代财政学诞生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逐步建立，商品货币关系的不断发展，要求国民收入、国家收入、生产经营单位收入以及个人收入彻底分离，并以某种规则来规范各收入主体之间的分配关系，处理各收入主体之间的分配矛盾，以利于社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些规则的不断完善使国家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不断发展，财政实践活动也不断丰富和拓展。这是现代财政学产生的经济实践条件。另一个是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以来，几代学人在经济理论方面的不断积累和探新，使政治经济学理论、国家学说理论、收入分配理论、产业发展理论等达到了既能联系统一，又能自成体系的学术高度。这是现代财政学产生的经济理论条件。

具备了经济实践条件和经济理论条件，并不能产生现代财政学。现代财政学的诞生，还必须具备第三个条件。这第三个条件是什么？让我们再深入一步分析。

从15世纪资本原始积累到19世纪末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成为止的大约400年时间里，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一直处于自由竞争的主流状态，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只存在了一个较短的时期。当资产阶级夺取政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之后，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便成为主宰。这种情况，使得国家财政的职能与作用受到很大限制。因此，经济理论界不刻意强调财政的重要性是必然的。在“廉价政府”的背景下，财政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建立，显然缺乏制度的牵引力。德国却不同。德国在17—19世纪中叶，仍处于邦国的封建割据状态在各邦国之内，专制集权是其特征，王室财务与国家财政合二为一，具有典型的封建财政特色。德国早期学者引进英法的重商主义观点和主张，建立了适合自己国情（经济落后，政治封闭割据）的官房学派经济理论，强调的是集中统一。19世纪70年代初，德意志帝国的成立标志着封建邦国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折。当德国刚刚跨入资本主义门槛的时候，西方先进国家早已凭借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将世界瓜分完毕。怎么办？俾斯麦政府只能依靠国家的力量，即集中财力来扶持资本主义的发展，迅速挤进列强的行列。这样，从封建的集中统一转换到资本主义的集中统一，中间并没有经过欧洲其它国家经历过的自由发展时期。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使得德国的财政理论具有了独特的发展动力。无论是斯泰因的再生产财政学，还是谢夫勒的社会有机体财政学，还是瓦格纳的社会政策财政学，都强调了国家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分配中的主导作用，突出了财政的重要地位，强化了财政的职能。

上述分析表明，财政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只能在要求突出财政的重要地位和加强财政职能与作用的国度里诞生。这就是现代财政学产生的第三个条件，即经济制度条件。这也同时回答了财政学专著首先在德国出现的原因。

四、现代财政学诞生的不同理论观点讨论

关于现代财政学的诞生问题，学术界研究并不深入，但有一些不同观点需要加以讨论和说明。

第一个问题是现代财政学内涵指什么？一种观点认为现代财政学就是资本主义财政学，只有资本主义财政的存在，才有资本主义财政学的存在。而资本主义财政是以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为标志的，因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有什么样的国家，就有什么样的财政。按照这种观点，现代财政学的诞生是以资产阶级的第一个政权即1640年建立的英国资产阶级政权为标志的。另一种观点认为现代财政学是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将相当大一部分国民收入进行集中分配而形成的财政分配关系，理由也是因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国家垄断时期的财政才体现现代意义。按照这种观点，现代财政学的诞生是以瓦格纳的四卷本《财政学》为标志的。第三种观点认为，现代财政学就是指财政学，因为资产阶级的财政学理论都是庸俗的再生产理论，只有理论才是科学的真理。按照这种观点，现代财政学的诞生应以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为标志，《哥达纲领批判》指出了初次分配之前的社会六项扣除，这是财政分配理论的科学基础。

上述三种观点和认识都有值得商讨的地方。第一种观点混淆了财政和财政学的界限。不同社会形态有不同性质的财政，这是毫无疑问的，不同的阶级也有不同性质的财政学说，这也是肯定的。但我们讨论现代财政学的诞生问题，是要回答财政学是什么时候，以什么为标志，才从政治经济学中分设独立出来，而不是讨论其性质。显然，用第一本以财政学命名的经济著作出现作为诞生标志是合适的。第二种观点混淆了财政学诞生与财政学发展的界限。作为诞生，只有一次，而作为发展，是有许多阶段的，可以说财政学在某个阶段的发展达到了成熟阶段，或更具现代意义，但无论如何不能以成熟阶段代替出生日。第三种观点混淆了财政的共性和个性，以阶级性代替学术性，其错误是显而易见的。此外，第三种观点还同时混淆了财政学诞生与财政学发展的界限。

第二个问题是要不要研究财政学的诞生问题。这一研究的学术价值何在？有人认为，能不能只讲发展，不讲诞生，因为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是源远流长的，很难以什么标志来划分其存在与不存在。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多少带有一点学术虚无主义的意味。实际上，讲发展就要讲诞生，诞生本身也是一个发展阶段。诞生讲不清楚，发展也自然讲不清楚。不能因为其研究的困难性而放弃某种研究。新晨

也有人认为，研究财政学的诞生问题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也许，这种纯学术性的研究对现实经济发展没什么帮助。但我们认为，其一，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建立在其基础理论之上，基础理论研究的价值是不以现实经济效益为衡量标准的。其二，财政学的诞生对于财政理论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事实上，财政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之后，使财政理论的研究领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宽。德国财政理论就极大地丰富了现代财政学的内容。它们最早探索了财政理论与宪法、财政业务活动与财政实质、国家财政与企业财务、财政中体现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税收自身的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财政结构与经济结构、财政政策与社会政策、财政与经济运行机制、财政与收入的合理分配、财政活动原则、财政支出规律、财政的生产性等等众多的理论问题，开创和深化了财政理论研究领域，拓宽了财政实践活动范围。所有这些，都是在财政学独立之前所无法做到的。可以说，现代财政学的诞生是财政理论发展的一次飞跃。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2.王传纶：《资本主义财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3.（日）坂入长太郎：《欧美财政思想史》中译本，中国财经出版社，1987年版。

第5篇：财政学和经济学范文

关键词：政府经济学；基本问题；教学体会

一、政府经济学及其形成和发展

政府经济学是研究政府经济行为、政府与私人部门之间的经济关系及政府经济活动的特殊规律性的一门科学。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政府经济学是指研究政府经济行为的科学，它既研究政府的自身经济活动，又研究政府对经济的管理行为；狭义的政府经济学是指研究政府的经济管理行为。政府经济行为一般有两类：一类是政府自身的经济行为，如财政活动；一是类政府对经济管理的行为，如宏观管理和微观管理等。政府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应当是政府对经济的管理行为上，这就涉及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一般认为，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发表，标志着经济学和财政学的产生，从此政府经济学逐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了自己关于国民财富的本质和成因的著作，从而创立了财政学。在这以前，全部财政学都纯粹是国家的；国家经济被看作全部国家事务中的一个普通部门，从属于国家本身。”[1]《国富论》的第五篇专门论述了政府财政收入、支出问题，所提出的平等、确实、便利和最少征收费用等赋税原则，至今仍有广泛的影响力。后来卢兹(Lutz，H．L．) 在《公共财政学》（1924）分析了“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差异”问题，首开英美财政学著作分析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相互关系的纪录。斯杜登斯基(Studenski，P)在《公共财政学篇章》（1933）的“公共经济的性质与机制”的一章中，又全面地分析了公共集团性质、公共经济性质、公共经济发展、最高社会利益等问题，使“公共经济”这一思路在财政学中得到进一步体现。可见，政府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与财政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政府经济学是在财政学的基础之上形成的，但它不同于传统的财政学，传统财政学主要研究税收问题，很少对公共支出进行经济分析；应当说公共选择理论的发展对政府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政府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不仅仅包括传统的财政收支，还包括政府规制，所以中央银行、非营利性经济组织等经济主体的活动都被纳入到政府经济学的研究范畴。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着市场经济的变革过程，也就是企业和私人范畴、企业部门逐步形成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公共范畴和政府部门作用不断凸现的过程。30年的市场化改革，导致了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的初步建立，也初步形成了中国的公共经济。中国政府经济学也正在这样的基础之上起步。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借鉴来自西方的公共经济学，来研究中国的政府经济问题。

二、政府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

我们知道，无论是市场行为还是政府行为，都是十分复杂的。由于存在着市场失灵，政府必然、也必须进行经济干预；但政府干预同样存在缺陷。政府经济学就是要回答：政府何时干预？怎样干预？为什么政府应从事这项活动而不从事那项活动？政府从事经济活动的范围、方式、途径和效果是什么？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科学的研究分析。此外，作为一个经济管理组织，“政府”本身就是一个经济活动主体，自然成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

经济学理论认为，每个经济体都必须解决四个基本问题：生产什么？怎么生产？为谁生产？如何决策？和经济学的许多领域一样，政府经济学也是研究这些基本问题的。不同的是经济学侧重私营部门，政府经济学限于政府和其他公共部门，研究如何在公共部门内部做出选择来充分利用有限资源的一门学问，是关于政府的作用、公共部门内部选择范围的限度、政府对私营部门的诸决策的影响程度等的一门学问[2]。即政府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如何在公营和私营部门之间，以及如何在政府部门内部之间分配资源的问题[3]。这里有三个要点：社会资源在公私部门的合理配置问题，即政府干预的限度；政府内部选择以充分利用资源的问题；政府对私营部门决策的方式、效果和影响程度等。

关于生产什么，在私人部门，生产什么由人们的消费偏好决定，通过市场价格信号引导企业进行生产选择。政府部门的生产选择就没有这么简单了，它涉及三个方面的选择：首先，决策主体的选择――即由谁、通过什么机制来决定生产什么。不同的主体的选择不同，政府内部经济主体有三类：一是“非市场主体”，如国防，生产什么的问题完全决定于“公共选择”的结果；二是对于“市场主体”，如国有企业，生产什么的问题应该由市场价格信号来决定；三是对于“准市场主体”，如教育，生产什么的问题由“公共选择”和市场价格信号共同决定。在现实中，三种不同的部门可以有不同的融合方式，加上政府部门可以与私人部门结合，这些情况都增加了政府部门生产选择的复杂性。其次，产品的选择――公共部门生产什么具体产品。不同的产品选择不同。政府部门生产的产品包括公共品、准公共产品等，如国防、公共安全、教育、公共交通等，不同产品的不同生产选择途径与不同的生产主体的不同生产选择途径相似。一般来说，不同的产品不一定对应不同的生产主体。最后，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比重的选择――大炮与黄油的选择：整个社会资源中应该用多少生产公共产品即由政府提供的产品、服务和劳务；用多少来生产私人产品即由市场提供的产品、服务和劳务。

如果把社会产品简单划分为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这里的公共产品简单定义为政府提供的任何产品和劳务，在社会资源确定的情况下，公共产品的生产与私人产品生产之间存在相互替代关系。在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进行的选择是一个公共选择问题而不是市场问题。这种选择的结果对社会经济政治格局有时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如在战争时期公共产品的生产大大超过私人产品的生产。在某些高福利国家，公共产品的产量较大，而在一些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国家，公共产品的产量可能极小。

关于怎样生产，即所生产的物品是相互竞争的企业在利润最大化原则的驱动下，通过技术选择来确定。在这个问题上，政府部门的选择同样是复杂的。首先，生产主体选择――政府内部的市场主体国营企业、非市场主体如教育部门、还是由私人企业来生产。政府部门必须选择生产主体，在西方国家，对于公共品，政府可以选择由政府的“非市场主体”部门生产，也可以选择由政府的“市场主体”部门生产，甚至可以由私人部门生产，如US军备私人订购为主；对于准公共品也有类似的生产选择问题，如教育。有些公共品或准公共品为符合社会价值原则必须由政府的“非市场主体”部门提供，如国防、公共安全和制性的义务教育。这种生产主体的选择同样可以极大地影响社会的整体经济效益。其次，生产技术选择――管理方式和激励机制的选择。同私人部门一样，政府部门也必须选择生产技术。这里牵涉到政府部门或国有企业的效率问题与激励机制问题。一方面，政府部门所提供的公共产品的价值由于缺乏市场价格而难以估计，尤其是政府部门提供的服务；另一方面，政府部门或国有企业的目标实际上是综合目标，如果像私人企业那样用单一目标衡量是不准确的。这样，政府部门所选择的生产技术或管理方式就不能保证是经济意义上最有效的。而最重要，也是最复杂和难以处理的是激励机制问题。最后，生产方式的选择。政府部门还可间接影响私人部门生产方式的选择。政府可以通过税目和税率的结构变化影响私人企业生产方式的选择。政府可以制订劳动法、环境保护法、反托拉斯等法规，制定产业政策，进行价格补贴等等方式影响私人企业生产方式的选择。

关于为谁生产，这是一个分配问题，即经济活动的收益如何在社会成员中进行分配的问题。政府关于税收或福利计划的决定，就确定了不同的个人须支付收入的多少。同样地，政府也要确定什么公共品应该生产，哪些集团从这一公共品的生产中将会得利。即收益的分配取决于经济主体对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的贡献。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观点，在私人部门，收入的分配是由各生产要素的边际贡献所确定。各个经济主体的收入由他所提供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和他所拥有的该要素的数量共同决定。政府部门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纠正私人部门的这一分配方式与社会公平原则之间存在的偏差。除此之外，政府部门生产的产品也存在合理分配问题。对于绝大多数公共产品来说，分配实际是个“公共选择”问题。原因在于，除了极少数公共产品，如国防和公共安全，可以绝对平等地消费外，大部分公共产品只为一部分人提供着便利。这些公共产品，政府在决定生产的同时实际上即决定了它的分配。如政府决定在哪里建高速公路，实际意味着政府决定将该公共产品的分配给了主要使用该公路的消费者。政府部门生产的公共产品的分配除了遵循大多数人受益的原则外，主要受不同的利益集团所支配。由于公共产品的生产必须耗费社会资源，公共产品分配的不公意味着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而公共产品的消费是不需要付出经济代价的；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公共产品分配的不公可能比私人部门收入分配不公在社会公平原则上来看更为恶劣。并且，由于公共产品的消费是不需要付出经济代价的，这可导致对公共产品的滥用。因此公共部门的分配复杂的多，如失业救济、贫困救济，取决于许多标准和因素。

关于公共选择，这是政府经济学而不是经济学其他分支所特别关心的领域，它是政府经济学的一个特殊主题。什么是公共选择呢？公共选择就是指一个社会共同决定作出的各种选择。一般经济学侧重于个人如何决定消费，厂商如何决定生产，价格体系如何工作运行才能保证消费者的需求能由生产者提供，而政府经济学中涉及的公共选择问题却要复杂的多。这是因为，一方面，个人的偏好不同，对事物的理解、判断和价值观也不同；另一方面，不同的公共产品有不同的受益人，不同的政策会给不同的人带来不同的好处，人们的利益会发生冲突。所以，这一切就使得公共选择比个人决策的困难程度和复杂程度要大得多。政府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要研究在民主社会中公共选择是如何作出的。

三、政府经济学的学科特点及教学建议

政府经济学是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的一门专业必修课。政府经济学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运用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研究国家和公共组织如何进行有效管理的学科体系，是一门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的应用性学科，也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的边缘学科。根据几年来对这门课程的教学实践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他们的学习意识，启发学生，能够使学生全面了解政府经济学的基本知识，系统掌握政府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熟悉我国政府现行的各项财政及宏观经济管理制度，把握政府经济制度改革的现状、问题和发展趋势，使学生具有运用所学知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其次，以课堂讲授为主，充分利用主教材、辅助教材、期刊、课件等多种媒体教材，教学过程中要联系当前经济形势，充分利用案例帮助学生掌握重要概念和理解现实问题，并对重点、难点进行答疑、辅导。

最后，政府经济学课程教学讲授可以不追求体系的严谨和内容的面面俱到，但一定要有选择地介绍一些政府经济学前沿理论并结合西方政府管理经验对我国政府管理和政府改革中的现实热点问题让学生进行研讨。力求充分运用各学科的研究成果，鼓励同学从多角度观察和分析问题，引导同学在所学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对政府经济行为进行较为具体和深入的讨论，培养学生运用理论工具独立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改变单纯的老师直授教学模式，鼓励学生参与，加强师生的互动。较为务实、实践性较强的措施有：推动课堂教学的多样化，形成以老师直授、案例教学和情景模拟等课堂教学模式，通过老师直授积累基础知识，通过案例教学和情景模拟增强学生的创新能力，思维能力等；延伸课堂教学，实行论文写作和经典导读。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75页。

第6篇：财政学和经济学范文

我认为，古今中外，财政就是国家财政、政府财政，因其天然具有公共属性，所以也是公共财政，它们是同义的。但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演进，不同的国家财政又会有不同的模式（类型）。现在大家所说的“公共财政”一词是从西方引进的，把它作为国家财政在西方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模式，突出它是一种市场型财政，却又有着特殊的意义。

“公共财政”一词是英文PublicFinance的直译。《美国传统辞典》对Finance有两种解释：一是指资金或其他财产的管理科学，二是指对资金、银行业、投资和信贷的管理。一般的英汉辞典则通常把Finance译为金融、融资或财务。因此，如果Finance一词单独使用，那么它的主要意思可以理解为我们通常所说的财务管理，而这种财务管理既可以发生在私人部门，如家庭、企业、银行的资金管理：也可以发生在公共部门，主要是政府部门的资金管理。在Finance一词前加上限定词Public，此时的Finance就超越了“私人性”，而具有特定的“公共性”。可见，单从字面上理解，PublicFinance指的就是公共的或公共部门的财务管理。由于国家（或政府）是整个社会经济中最为主要、对社会公众有着最为广泛、持久而深刻影响的公共部门，因此，用PublicFinance来代表国家（或政府）的分配行为或收支活动，是容易为人们所接受的。所以，应当把PublicFinance译为“财政”，因为财政就是指国家（或政府）的分配行为或收支活动。我于1987年在把马斯格雷夫（Musgrave，R．A．）的PublicFinanceInTheoryandPractice编译为《美国财政理论与实践》一书时，就把PublicFinance译为“财政”。也正因如此，假如把PublicFinance直译为“公共财政”，有的学者认为那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

不过，人们会问，如果PublicFinance是专指国家（或政府）的财政活动的话，那么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在Finance的前面用Government加以限定，却偏偏要冠以Public一词呢？据张馨同志的考证，PublicFinance一词一直到1892年才被英国的巴斯塔布尔（Bastable，C．F．）首次用来概括“财政（学）”这一范畴。而在PublicFinance被广泛采用的前后，财政（学）被冠以GovernmentFinance的不在少数，而且迄今为止仍然有之。这样，如果把PublicFinance和GovernmentFinance放在一起进行比较，那么将PublicFinance译为公共财政（学），用以特指市场型的财政，以突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或政府）财政活动的公共性，不失为一个贴切的译法，足可以接受的。

有的学者提出，自从1959年马斯格雷夫出版了被奉为经典著作的《财政学原理：公共经济研究》首次引入了公共经济（PublicEconomy）的概念，特别是1964年和1965年分别以法文和英文出版的《公共经济学基础：国家经济作用理论概念》和《公共经济学》，直接以公共经济学（PublicEconomics）为书名。自此以后，多数财政学著作把PublicFinance或GovernmentFinance改称为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部门经济学（PublicSectorEconomics）。而这种改名，绝不仅仅是单纯意义上的名字的改换，而是研究的范围、领域、方法、指导思想、所要说明的问题等等都有实质性的变化。照此说来，与西方国家财政学的发展现状相比较，“公共财政”的提法多少显得有些“滞后”了。

应该肯定，西方财政理论的研究的确在近几十年来已经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但也应当看到，尽管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部门经济学对政府与经济活动之间关系的研究，已经扩展、突破了原有的内容和方法，但是，对国家（或政府）的分配行为或收支活动的分析，仍然是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部门经济学中最具份量的组成部分，而这也正是不少财政经济学著作相继改名之后，却仍有许多著作使用PublicFinance的原因，此其一。其二，“公共财政”一词的提出和兴起，是在我国历经多年的财政经济改革，在原有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财税体制已经发生了深刻变革之后，试图对逐步走向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财政模式及其特征进行理论概括的产物。在我国财政改革与财政理论发展的现实情况下，提出“公共财政”一词，并将其作为国家财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模式（类型），的确有助于标识我国财政职能转化的方向，有利于财政定位，是有着特殊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的。

近几年来，张馨同志撰写、出版了《公共财政论纲》等专著，发表了许多论述公共财政的文章，在财政本质与财政模式（类型）的关系问题上有了新的突破，对国家分配论的继承与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受到了学术界与政府部门的肯定和重视。对此，我感到十分高兴。我曾于1999年3月6日在《中国财经报》发表《我所理解的“公共财政”一文，正式提出“为公共财政叫好”。总之，对于“公共财政’这一提法，我是持赞成态度的。

二、公共财政与国家财政的关系

我之所以对“公共财政”范畴及其原理加以肯定，是因为它从经济体制的角度出发，正确把握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模式（类型）及其涵义、特征。不过，尽管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体制，并无姓“资”姓“社”之分，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这就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公共财政可以作为我国财政改革的一个主要模式；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这一经济体制是以社会主义为方向并将其作为社会经济制度基础的，这就决定了对我国财政模式的把握不能不顾及我国的社会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因此，公共财政作为对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模式（类型）的一种理论概括，固然不失其积极意义，但它作为我国财政改革的目标模式，却是失之片面的。

那么，哪个概念才能正确把握我国财政改革的现状及其目标呢？我认为，从现实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角度考虑，还是要强调“国家财政”一词。一方面，国家与财政有着天然的联系，没有无国家的财政，也没有任何财政可以离开国家而存在，国家财政作为一个一般范畴，可以涵盖公共财政范畴。这样，在总括我国财政的基本特征的同时，不至于因为强调国家财政，而忽视对构建公共财政框架的倡导；也不至于因为倡导建立公共财政，而脱离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现实。另一方面，和公共财政的提法相似，使用“国家财政”一词，虽然看似有同义重复之虞——财政本来就是指国家的分配行为或收支活动，在财政前面加上“国家”二字是缺乏必要的，然而，使用“国家财政”一词却有助于反映我国财政经济改革过程中的两个重要事实：第一，我国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主要是由政府自身主动推进的，对财政改革来说同样如此；第二，多年以来，我国财政一直存在“两个比重”偏低的情况，需要通过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权威对这种局面加以改观，以“建立稳固、平衡和强大的国家财政”（总书记为《领导干部知识读本》一书所作的批语）。由此可见，在现实情况下，使用古今中外都存在的“国家财政”这个“财政一般”范畴，还有其特定的时代内涵。

在说明了坚持“国家财政”范畴的必要性之后，这里还有必要对公共财政与国家财政之间的关系作进一步的辨析。前面已经提到，国家财政与财政是一致的，财政就是国家财政，国家财政也就是财政；而公共财政特指市场型的财政，因此，国家财政包含公共财政，公共财政是财政或国家财政的从属概念或者说是子概念。一般说来，公共财政以弥补市场失灵为出发点，集中于从事非营利性的公共服务活动；但由于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有制经济居于主体地位，现实中存在着的数量巨大的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本运营，以及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国情，导致了在公共财政之外，还必须有一块活跃于经营性、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财政。而公共财政与国有资本财政这两个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的有机统一体，就构成了我国国家财政的现实模式，所即谓的“双重结构（或双元）财政”（其中以公共财政模式为主）。

“国家财政”范畴的使用，引发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概括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模式（类型—）？张馨同志提出，人类历史所存在的经济体制有三种类型：自然经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与之相适应，从财政活动的目的出发，国家（或政府）的财政活动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家计财政、公共财政和国家财政。用“家计财政”来概括自然经济型财政的提法是否恰当，这里暂不讨论；但是用“国家财政”来概括计划型财政，我认为是欠妥的。张馨同志指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只是国家和政府的行政附属物，个人只是企业或单位的行政附属物，整个社会以国家和政府为中心形成一个大企业，企业和个人的活动只是服从于和围绕着国家与政府的经济计划来开展，从而财政也只是服从于和围绕着国家的需要而活动的，这就具有了“国家”财政的性质。应当说，张馨同志对计划经济中的财政活动的总体状况的分析和判断大体是正确的，值得商榷的是用“国家财政”来概括计划型的财政这一做法。我认为，财政与国家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这一观念已经是深入人心的了，再用古今中外皆有的“国家财政”这样一个带有“财政一般”意义的范畴来界定带有特定含义的计划型财政，很容易导致概念使用上的混乱和人们的误解。比如，人们在否定计划型财政时，就会把“国家财政”这个“财政一般”也一并否定掉了。

此外，拘泥于从财政目的的角度划分财政类型，会在逻辑上产生这样的问题：既然家计财政服从于领主或君主的（私人）需要，公共财政服从于公共需要，而国家财政服从于国家需要，要么，国家是公共性质的还是私人性质的？如果说国家需要是公共需要，那么国家财政与公共财政又有什么区别：如果说国家需要是私人需要，那么是国家财政好像与家计财政又没什么两样。而如果这两种说法都不成立，那么国家就该是公共性与私人性的混合体了。依据的国家观，国家财政的确兼有公共性和私人性的成分，但是，按照同样的逻辑，那么公共财政、家计财政又何尝不同时具有公共性和私人性呢？而无论答案如何，都将有违按照同一标准对财政模式（类型）进行划分的初衷。

因此，我认为，不妨根据计划经济下的财政大包大揽的特性，用“大一统财政”来概括计划型财政或许会更加合适些。

三、公共财政论的引进与本土化问题

我一向主张，对待，既要坚持，又要发展。既反对“僵化论”，又反对“过时论”。对待西方的东西，必须学习、分析、吸收、借鉴。既反对“排斥论”，又反对“照搬论”。早在80年代，我就率先编译了马斯格雷夫的《美国财政理论与实践》，撰写并出版了《比较财政学》、《国际税收导论》和《财政学原理》等著作，为引进、吸收、借鉴西方财政理论做了一些工作。我认为，从财政活动的起因、客体、目的、模式和决策等五个角度看，西方财政理论是由市场失灵论、公共产品论、公共需要论、公共财政论和公共选择论等共同组成的。这些理论先后被引进我国，并得以论述和宣传。但近几年来，大家都集中到“公共财政论”这一提法上来，把公共财政论作为西方财政理论的总称或代称。

公共财政论是根植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土壤之上的财政经济学说。公共财政论的引进在我国已经有一段较长的历史，但是，它在我国的真正崛起和本土化却是1990年代以后的事情。之所以如此，其主要是受学说生存与发展的现实土壤决定的。

第7篇：财政学和经济学范文

关键词：问题设计；教学模式；“财政学”；独立院校

一、独立院校“财政学”课程传统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

“财政学”作为财经类专业的必修课程之一，有着理论化程度高且实际应用性强的鲜明特点，对于提高学生理论分析能力和经济学综合素质有着重要的作用。但传统的教学模式存在着诸如强调记忆理论知识、课堂氛围枯燥、理论与实践脱节等诸多问题。一是课程过于注重理论。从学科内容来看，作为一门综合性基础课程，“财政学”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偏重分析性思维的培养，难以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二是课堂少互动。从教学模式来看，传统教学以教师为中心，多教师单向传输而少学生间、师生间的多向互动，学生被动接受、单纯记忆，这种教学模式无法帮助学生形成问题思维能力。三是考核内容多靠记忆。从课程设置来看，作为一门对理论及实务均有着较高要求的综合性课程，对学生的考核、教师的评估多以考试结果为主要依据，成绩导向必然使得老师过于强调理论知识学习，学生单纯记忆教材知识点，最终导致所学理论与实践脱节，难以形成解决问题多能力。四是教学缺少特点。“财政学”课程的传统教学模式忽略了独立院校与普通高等院校教学之间的差异，忽略了“财政学”专业与“非财政学”专业教学的差异。

第8篇：财政学和经济学范文

关键词：PPP；公共经济学；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

中图分类号：F81；F0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60(2011)03―0079―07

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变化与发展相适应，西方公共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描述为：财政学一公共财政学一公共经济学。虽然学科体系和内容均有较大变化，但核心理论体系仍然相对稳定。20世纪90年代，随着新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席卷全球，公私伙伴关系理论以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和创新的公共产品供给模式被学术界广泛认可。本文从公共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即政府与市场关系、公共产品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等三个方面探究公私伙伴关系(PPP)理论对公共经济学的融合与发展。

一、公私伙伴关系的一般理论

1　公私伙伴关系概念

公私伙伴关系(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简称PPP)有着多种定义，不同机构和研究者赋予其不同的概念外延与内涵。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OECD)定义PPP为，政府与私人伙伴(包括运行者和融资者)之间建立的一种协议，该协议以政府向私人伙伴进行大量风险转移与私人伙伴追求利益目标结盟的方式供给服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6)认为，PPP指一种私人部门替代政府部门供给基础设施资产和服务的合约安排。PPP具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服务的私人部门供给；二是大量风险由政府转移给私人部门。欧洲委员会(EC，2004)认为，公私伙伴关系术语不是定义在集团水平，它是一种在政府当局和商界之间的合作形式，用以供给基础设施的融资、建设、创新、管理和维修等。标准普尔(sP，2005)认为，PPP是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长期合约关系的媒介，包括风险分担和多部门之间的专有技术人才和融资共享，从而达到理想的政策结果。欧洲投资银行(EIB，2004)认为，PPP是组成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问关系的专业术语，目的在于引入私人部门的资源和专业技术，以帮助提供公共资产和服务。因此，PPP是一种从松散的、非正式的和战略的伙伴关系，到一个宽范围的工作合作安排，是集设计、建造、融资和运行(DBFO)于一体的服务合约和正式的合资公司。

2　公私伙伴关系的特征

笔者认为，经合组织对PPP的界定具有普适性。虽然不同的PPP界定在内涵和外延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本质特征却是共同的。

(1)改善激励效率。PPP模式对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均能够产生良好的激励效果。就公共部门而言，伙伴关系是其熟知私人部门并与之互动的媒介。因此，公共人能够从私人部门获得更多先进的管理技能和专业技术，伙伴关系使政府有更多机会接近顾客(公民)或者其它的特殊服务接受者，这样，政府能够有效抉择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Allen，1999)。对于私人部门，公私伙伴关系的风险分担机制激励其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并据此获得投资收益。而且，私人行动者常常不受官僚红头文件的约束并相对独立于政治干预，能灵活执行计划，工作更有弹性和效率(Alien，1999)。

(2)低成本提供基础设施和服务。私人部门是规模经济的，其基础设施建设企业可能遍布全球，因而，他们的建设和管理成本较低。相反，政府在投资管理方面相对弱势，尤其缺乏技术管理专家。在项目建设中，私人部门极力追求优良的成本收益运行方案，如改变项目规格或者运用新技术、创新良好的项目管理技能以及保持适度的企业规模等以降低成本(Dosi，1988)。而且，私人部门还通过雇佣非联盟劳动力从而降低工资成本(Hundley，1991；Gregory，et al，1999)。事实上，PPP模式的成本优势乃制度使然。据研究，美国公共服务外购比传统公共部门供给节约成本10％～40％。英国和意大利的合同外包成本节约也达到20％(Domberger，et al，1997)。

(3)公共部门获得使用私人资源的权利。PPP模式为政府提供使用私人资源如专门技术、专利技术和资本的机会(Seader，2002)，从而弥补公共资源不足的缺陷。私人部门拥有诸多的技术优势，实验室的研究成果大大加快了世界的改革与创新进程，尤其在信息和通讯等高科技领域更为明显。相反，作为“通才的政府”本身不能创新技术，而且它也不可能在所有领域引领发展。同样，伙伴关系也为私人资本进入公共服务领域起到了推进器的作用。在公共融资不足的情况下，伙伴关系能够正常运行项目，政府也因此能够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

(4)实现多重政治利益。私人部门可以协助政治家实现丰富的政治利益。如针对敏感的政治问题，因政党的领导关系不能够或不便于直接承担项目，PPP可以在不引起异议的情况下实现政治利益。鉴于私人部门处理问题弹性的优势，政治家常常会选择依靠私人伙伴巧妙而适度地运作相关事务(Seader，2002)。还有一项政治利益是，PPP项目使得政府大大减少资本支出并将资本项目在政府预算平衡表外处理(Marlow，et al，1989；Joulfaian，et al，1991)。政府认为，私人部门运行基础设施，需要收入以弥补成本、偿还债务或者获得利润，因此，对使用者收费在政治上是可行的，并降低了政府净支出。

(5)分担风险。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进行风险分担能有效地阻止政府失效。伙伴关系能够有效地将特殊风险配置给适合管理风险的伙伴，因此整体失效的可能性大大减弱(Allen，1999；Seader，2002；Skelcher，2005)。同时，伙伴关系为公共部门接近私人部门的专门技术提供了机会。而仅从风险角度考虑，私人伙伴必须保证其引入技术的效率性，这必将减少公共部门因研究、创新和执行所带来的成本风险。而且，伙伴关系合约签订以后，私人部门会尽力压缩建造和运行成本，从而减少了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的融资风险。另外，有些项目私人伙伴直接与市场签订合约，公共伙伴甚至脱离市场风险(Seader，2002)。

二、PPP主义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新认识

二战以后，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理论日益盛行，并成为新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政府大规模介入经济领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资本主义经济近30年的持续“繁荣”。然而，20世纪60年代末，西方国家的“滞胀”危机引发人们对国家干预主义的重新思考。人们发现，与市场一样，政府干预也会失效，表现在委托失效和懈怠失效两个方面。前者是政府在比较优势里的积极行为，包括对必需品分配的

国有零售商业、国有矿业和制造业以及出口商品垄断权的国有企业的无效委托等；后者是政府在相对优势领域的懈怠行为，如交通和通信设施的退化，既有基础设施的年久失修和在信用配给中主张名义利率低于通货膨胀率等。政府失效的原因有：

第一，政府政策的低效率(Skelcher，2005)。主要体现在：首先，行政困难。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发现它们不能很好地履行其职责，行政困难重重，如缺乏训练有素的人才、资本和技术等。其次，决策者不能成为工作的内行。多数政策既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技术专家作出的，而是由政治家作出的，他们却不具有做出好的决策的专长。而且，政治家们关注其政治生涯，将不得不寻求政治支持并承受着政治压力，他们的决定受到不同利益集团和政治权威的压力。因而，许多公共政策是政治和效率折衷的产物。再次，公仆是自利的。官僚热衷于政治生存、晋升或其它奖励，努力实现最大化个人收益或增加集团利益。极端情况下，公共雇员可能陷人非法管理，如寻租、行贿受贿、追逐私利等。

第二，政府工作机构的低效率。政府失败说认为政府机构低效率的原因在于：(1)缺乏竞争压力。公务人员的选用及其工作内容缺乏竞争性。他们以非竞争的方式被任用，并从事着垄断性质的公共服务。(2)控制成本的积极性有限。由于产权约束不力，官员花费纳税人的钱无需担心成本问题。为追求选票和政绩，尽量满足来自各方面的要求，结果公共产品超量供给。(3)有效监督虚置。由于被监管者提供给监管者加工后的信息甚至虚假信息，监管者难以获得系统的真实信息，导致信息不对称，很难达到有效监管的目的。

第三，政府规模倾向膨胀。政府机构、人员和支出膨胀是政府发展的不二法则。政府均具有无限扩大的冲动，主要通过增加人员来扩大机构规模、增加机构层次、提高机构级别，最终达到扩大权力、提高待遇的目的。人员、机构的扩张必然带来财政支出的扩张。而政府行为的非成本核算性，易导致政府预算的扩张。

第四，政府官员的寻租活动。政府权力对市场交易活动的介入，导致资源的无效配置和分配格局的扭曲，产生寻租活动中资源的浪费、经济寻租引起的政治寻租资源的浪费和寻租成功后所损失的社会效率，必然导致总的社会福利下降。

PPP主义认为，市场、政府和第三部门失效都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们在资源配置方面又有着各自的优势。因而，它们必须进行合作，并形成一定的制度规范。

一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多维复合的。公共财政强调政府和市场分别作用于不同领域，市场有效的领域，政府决不应该进入，而市场无效又是需要的，政府一定去做。PPP理论也认可政府与市场的职能边界，但并不认为边界之外就是，市场失效领域政府不一定能够做得更好，相反，政府失效比比皆是。PPP提倡政府与市场职能边界在清晰基础上的适当模糊，尤其轻资产所有权关系，视双方或多方合作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常态(唐祥来，2009)。

二是放松市场规制，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政府对市场实施过多的经济性规制，导致大量的效率损失。经济性规制膨胀不仅引发“寻租行为”，导致资源浪费，还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通过技术和组织创新提高生产效率的动力，不可避免地导致被规制企业的低效。同时，大量市场管理机构会加重政府财政负担。而消费者是企业“寻租”成本的最终承担者，过多的经济性规制必然导致社会福利受损。

三是提高公共支出效率需要通过竞争和激励得以实现。公共支出效率的低下严重阻碍着政府为社会提供满意的公共服务，因此，社会公众进一步约束公共支出的范围，致使公共支出更加不足。PPP理论提倡在基础设施建设等准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引入私人资本，以弥补公共支出的不足，同时又能达到增加和优化公共服务的目的。PPP模式中，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合作与监督、激励与竞争并存，且私人部门充分发挥其建设与经营高效的优势，实现提高公共支出效率的目的。

四是政府与市场的交易是实现公共服务最佳供给的重要前提。传统的公共部门供给公共产品，内部存在弱的市场交易性，而当发生政府官员的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交换时，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公共利益受损和腐败的产生。以政府购买方式实现公共产品供给，将产品生产交给了经营管理专家――市场，基本上实现了社会分工的合理配置，但信息不对称和政府与市场交易成本的提升，未能实现公共支出效率的提高。PPP模式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组合为一个统一体，将政府与市场的外部交易转化为内部交易，信息不充分问题得到了很大缓解，同时，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既排斥又相容，实现PPP项目动力稳态。

三、公私伙伴关系理论与公共产品理论

萨缪尔森的《公共支出的纯理论》是公共产品理论建立的重要标志。公共产品论的引人，使财政学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明确了政府与市场的资源配置分工，形成了彼此的职责边界。早期公共产品理论的核心，强调公共产品由政府提供。20世纪70年代，随着科斯对灯塔问题的分析，私人供给公共产品问题得到重视。80年代起，人们对于私人供给公共产品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大大拓宽了传统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也使得人们重新审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PPP理论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公共产品理论(唐祥来，2005)：

1　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创新

20世纪90年代以前①，公共产品供给主体是单一的，主要采用的是政府和市场的两分法，尽管第三部门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但人们主要还是聚焦于政府和市场，尤其是政府和市场职能边界的划分更是受到广泛关注。

PPP主义认为，政府与市场之间存在着诸多的合作空间，特别是在准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多主体供给不仅能够解决公共财政支出不足的矛盾，更在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合作形成一个准市场，变供给主体之间的市场交易为内部交易，降低交易成本，克服信息不对称问题。依据主体合作类型将PPP主体分为：政府(公共部门)与市场伙伴关系、政府(公共部门)与第三部门伙伴关系、不同政府伙伴关系以及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之间的伙伴关系等。这是一种创新型的双主体或多主体公共产品供给机制。

2　放松所有权约束，强调服务供给效果

传统公共财政强调明晰政府与市场的职能边界，通常情况下，政府供给的公共产品多半是公共产权。PPP理论则以服务为中心，以社会公众对服务需求满足程度为宗旨，不过分追求资产所有权关系的明晰，而是以资产所有权关系形式对服务正面或负面影响为选择标准，注重产权对于公私伙伴服务供给的激励作用。长期以来，人们将产权问题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作用不切实际地扩大化，以致产权关系成了争论的焦点和判断政策与制度是否优劣的分水岭。事实上，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公营还是私营，而在于垄断还是竞争。在提供低成本、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方面，竞争往往优于垄断(萨瓦斯，2002)。PPP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合同出租，政府不必花费公共支出去交换私人部门的服务，而是以特许或其它的方式吸引私人部门直接参与提供公共服务。公私伙伴关系，既引入社会资源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又借助

价格机制显示真实的需求偏好。此外，PPP实现了充分发挥公私两部门在管理、技术、资金等方面的优势，在各自目标中寻找共识与合作，从而更好地满足社会公从对公共服务的需求。

3　提升公共支出效率

提高公共支出效率是公共管理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其棘手之所在。垄断和委托激励的低效使得政府项目超预算以及政府预算的不断扩张，提高效率对于许多地方政府公共支出而言仍然还是个奢望。PPP从三个方面改善了公共支出效率：一是促进政府预算支出最小化。由于引入私人资本，大大压缩了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众所周知，无论采用何种融资方式建设和运行基础设施，政府或使用者必须为其付费。而通过使用PPP模式，政府可以在长期内摊销成本，而传统公共供给模式的实时付费并不能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二是私人部门以低成本提供服务。私人部门不仅拥有先进技术、建设经验与管理优势，且有充分的激励机制使其生产成本最小化，并压缩成本(唐样来，2009)，因而，公众的付费减少。三是降低公共部门的风险成本。PPP项目涉及建设成本、维护成本和融资成本。私人部门通常同时承接许多相似的项目，可以将风险分散到大量项目中。同时，私人部门拥有多种融资工具和成熟的融资技术，且能顺利地进入市场，将风险配置给相应的团体，定价风险并有效地承担风险。

四、公私伙伴关系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是财政学基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从马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论》到罗森的《公共财政学》．都以较大篇幅论证公共选择问题。他们将公共选择理论的方法论引入到财政学研究领域，对公共财政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引领性作用。布坎南将其概括为两个方面(张馨等，2003)：

第一，公共选择论扩大了财政实证分析的领域。首先，可选择的财政制度在个人选择上，对私人经济中个人和集体行为的现存和潜在的影响；其次，可选择的财政制度在公共选择上，对公共经济中个人和集体行为的现存和潜在的影响；再次，可选择的政治和集体选择制度在公共选择上，对公共经济中个人与集体行为的现存和潜在的影响。

第二，修正了财政学的范围。福利经济学在财政学中的运用，缺乏规范税收理论论述的正统性，而公共选择论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

PPP理论将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和产权理论结合起来，并且将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置于同一个“市场”内，分析他们的行为及其影响。PPP理论主要从三个方面融合了公共选择理论。

其一，以个人主义的方法论为基准，研究个体行为对集体行为的影响效度。基于“国家整体利益观”的虚置，PPP主义认为，人类的所有行为都应该并能够从个人角度去探询其行为动机。在社会管理过程中，包括政府、者、私人企业和社会公众等个体，均有着不同的行为目标并为之努力，而个体行为的集合构成集体行为。PPP主义强调，为达到“一致”的集体行为，对每个个体都必须实施激励政策。因此，需要对传统的行政管理重新构建激励架构。

其二，人都是有理性的利己主义者，其本性及基本动机都是谋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与市场决策的个人一样，参与公共决策的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动机，是以追求自身及其集团的利益最大化为最终目标。PPP主义强调运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自发调节个体的利润空间，针对公共部门失效的弊端，必须对其进行市场化改造。一是把所有可能由私人部门完成的活动和决策都交给私人部门去完成，而且，进一步放松市场规制，完善市场竞争机制，提高公共部门效率；二是在公共部门内部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重建竞争结构和激励结构，打破政府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垄断。以市场竞争的力量来实现有效的公共管理。

其三，社会的一切政治经济行为均为一系列的交易过程与结果。与经济领域里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一样，政治领域的各种活动也是交易的结果。党派和国家各要素之间以及组成集团的个体之间，均为出于自利动机而进行的一系列交易过程。

PPP主义高度赞赏公共选择学派的“政府失败理论”，不仅启发深远并进一步研究解决政府失效的良方，完善并发展了公共选择理论。他们认为，既然存在政府失败，那么市场缺陷就不是将问题转交给政府处理的充分条件，相反，市场的竞争机制倒为克服政府失败提供了可能。PPP主义倡导，以适应市场机制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为基点，压缩政府规模，减少政府的活动范围，并从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等方面对政府进行深层次的改革，实施政府再造。其核心内容是：一方面，在公共管理中积极引入私营部门先进的管理理论、方法、技术和经验，形成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合作伙伴关系；另一方面，积极推进市场化进程，吸引私营企业更多地参与公共事务和公共服务管理中来，使其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第9篇：财政学和经济学范文

2.市场经济下财政存在的必要性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主导作用。市场上的一切经济行为按照价格机制运作。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可以通过供求双方的自发调节，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佳状态，即所谓的“帕累托效率”。问题在于，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毕竟只是一种理论上的状态，在现实生活中完全竞争市场所需的必要条件不可能同时完全具备。而只要缺少一个条件，市场机制在实现资源配置的效率方面就有可能出现运转失灵。导致市场运转失灵的基本原因在于价格信号并非总是能充分地反映社会边际效益和社会边际成本。尤其是共用品的价格市场不能决定，所以只能由政府来为其定价。此外市场还存在着其它一些失灵情况。下面首先来看共用品理论。

（1）共用品理论共用品是市场机制发生失灵的一个重要领域。西方经济学认为经济分为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私人部门提供的产品叫做私用品，公共部门提供的产品叫做共用品。共用品不限于物质产品，更主要的是指各种公共服务，既包括无形资产也包括精神产品。由于私人部门只追求利益及大化，这些产品的公益性较强，所以私人部门一般情况下是无法提供的。

共用品理论对于市场经济下如何提高政府的效率有很重要的意义。它赋予政府提供的共用品以价格。使得等价交换的原则最终适用于共用品，将公共服务与个人纳税等价起来。使得有效利用资源这样一个私人经济原则运用于共用品经济中。

（2）市场失灵的其它方面微观经济领域的失灵一是外部效应。即某些个人或厂商的经济行为影响了他人或厂商。却没有为之承担应有的成本费用或没有获得应有的报酬。由于市场主要以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所以对于带来外部效应的物品或劳务的供给不是过多就是不足。其原因在于私人边际效益同社会边际效益或成本是不一致的，所以政府应当对外部效应进行矫正。二是不完全竞争的存在。不完全竞争是指某些垄断行业的存在阻碍着竞争。当一个企业可以通过减少其所出售的物品的供给量，从而使的物品的出售价格高于该种物品的边际生产成本时，就发生了所谓“垄断”。垄断者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办法是将其产量确定在边际效益等于其私人边际成本的水平上。这会造成社会净效益的损失。如果能通过政府部门的干预，强迫垄断者增加产量，使价格降至同社会边际成本相等的水平，便可因此获得失去的那部分损失。所以政府有责任通过法律和经济手段保护有效竞争，排除垄断对资源有效配置的扭曲。

宏观经济领域的失灵市场机制在实现资源配置方面的失灵，不仅表现在微观经济领域，宏观经济领域同样存在着市场失灵的现象。从微观上考察，资源配置的效率是可以运用帕累托效率准则来评判的。但是，若将该准则推广到宏观，则有些不够用了。宏观经济领域资源配置效率即宏观经济效率的评判，还需要借助于其它的指标。这就是就业、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长。而自发的市场机制并不能自行趋向于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适度的经济增长。市场机制在实现宏观经济水平方面的失灵主要表现在收入分配的不公和经济的波动与失衡。为此，唯有政府担负起对宏观经济的管理职能，经济才有可能获得稳定的增长。

二、财政的本质既然不同社会制度下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有相同之处，那么，从国家对市场经济的角度看，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国情、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财政也是具有共性的。西方经济学中的财政是"publicfinance"，finance本身的含义有许多，可以译为金融、财务、资金，公共的资金即为财政。只是为了与我国的财政作出区别，才将其译为“公共财政”。所以公共财政和国家财政二者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至于社会主义财政支出以前以生产型为主，主要是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及当时的经济体制所决定的。而“publicfinance”作为一种现代财政学也是经历过不同经济阶段的发展而形成的。在早期的资本主义经济中，财政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是较小的，这与那时提倡国家采取自由放任政策是密切相关的。随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和激化，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持经济发展和克服日益频繁的经济危机，同时为了防止社会动荡愈演愈烈，才不得不设法提高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由此而导致财政支出的日益膨胀。应当看到从生产型过渡到现代财政学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正符合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阿道夫。瓦格纳著名的“瓦格纳法则”，即，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公共部门的相对规模也会提高。

西方经济学家将财政学视为一门关于公共部门的政治经济学，旨在描述和分析公共部门的经济活动。他们所说的“公共部门”，指的是与私人部门相区别的另一个经济部门。这里的“公共”，主要就是政府。这对于我们很有借鉴意义。将政府作为一个经济部门，有利于提高政府各项经济行为的效率，按照市场规则来规范政府，同时又加强了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所以研究市场经济下规范的财政理论不必冠以中国两个字，也无须加上社会主义的定语。因为财政是为国家服务的，而经济体制又制约着财政的存在形式，所以不论是任何国家、任何经济体制，它必然要经历市场经济下的财政这一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

三、市场经济下财政职能的界定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首先应以市场对经济的调节为主，以达到资源最充分有效的利用。在市场机制能够完全解决好的领域，政府就没必要再介入。只有当市场发生失灵时政府才应该介入其中，不过政府介入的最终目标仍是为了维护或确保市场的正常运作，使经济中资源配置的效率达到最大化。而政府干预市场最有效的一种手段便是财政。那么财政的职能也应该界定在市场机制失灵的范围内。财政的收支范围是根据政府职能范围而确定的。因此这里实质上界定财政的职能就是确定政府职能范围的大小。它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资源配置职能。也可以称其为提供共用品的职能。因为财政的资源配置职能主要是体现在共用品的提供上。共用品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决定了它不能由私人部门通过市场提供。否则就会发生休谟早在1740年就指出过的所谓“公共的悲剧”。其次财政履行资源配置的职能是由

于外部效应的存在。此外还有不完全竞争状态的存在。当发生这些情况时也有必要通过政府的财政手段对现有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使其实现最大价值和最有效的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