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的含义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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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区治理的含义范文

关键词：社区；社区民间组织；社区建设

中图分类号：D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6-0219-02

社区和社区民间组织，是社会学和公共管理学等研究领域重要的概念。社区，英语里叫“Community”，是个含义非常丰富的用语，既可指带有行政管理属性的一定的地理区域，也可有文化含义和表述。现在国际通用的社区概念，一般既包含地理上实际存在的人群集中居住的街区，也常用来指具有某种同类文化社会属性的人群的聚集地或共同体，如独身者社区、艺术家社区等，有时还可以用作虚拟的空间，如网络社区、游戏社区等等。在中国，社区一词一般强调行政管理属性，多用于地理概念，指的是现实生活中人群居住生活的街区或居民住宅区。

社区，最早是作为社会学概念提出使用的。在西方最早使用社区概念的是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1887年滕尼斯在《社区与社会》一书中认为，“社区”是指那些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同质人口组成的关系亲密、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抚、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共同体。滕尼斯最初是把“社区”作为一个同“（现代）社会”相对的概念提出来的，对其内涵做了实际的限定，他所指的“社区”主要是传统的农村村庄，强调的是传统社会里民众间那种密切休戚与共的社会关系。正是由于滕尼斯“社区”概念最初的局限性，使“社区”概念的界定在学术界一百多年来一直存在着歧义和纷争，滕尼斯后不断有学者对社区概念进行发展诠释，有的从社会互动、有的从文化理论、有的从空间理论等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研究场域来界定社区，形成了形形的社区概念。1955年，美国社会学家乔治・希勒里统计总结了95种社区定义；到1981年时，美籍社会学家杨庆统计发现，有关社区的定义已经增加到140多种 [1]。不同人对社区概念有不同的强调和使用，如滕尼斯最初主要是从人际关系角度来强调“社区”社会的特征和使用这一概念的，韦伯强调“共同体”（即社区）中参与者社会行为取向具有共同的主观感情基础 [2]，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则认为“社区”作为居民划定地理界限的居住区，应当以一个固定的位置和居民之间的相互社会作用为主要特征[3]。可以说，后来不断发展的社区概念含义已与滕尼斯最初的社区用语相去甚远。

社区作为有一定地理范畴的居民居住区，其目的是使居民形成一种与居住其间的小区相关的共同认同，大家拥有某些共同利益和需求，通过发展一种团结互助、彼此合作的关系，在自愿的基础上力争实现和满足大家一些共同的利益和需求。所以从功能定位上讲，社区主要是社会自治单位。中国负责基层社区建设工作的民政部门曾明确中国基层社区主要的职能目标定位为以服务居民为目的的自我管理的组织。2000年《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文件把社区定义为“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但有西方学者认为，严格真正自治意义上的社区在目前中国还不存在[4]。从社会学上来讲，社区一般包含三个方面内容：（1）一定的空间，这个空间拥有一定数量的居民；（2）一定的社会关系，即行为者在有限空间内的各种社会关系；（3）一种功能机制，即相互邻里、有共同利益的居民如何进行决策和行动。现实生活中的社区通常由五个要素构成：（1）一定数量的人口。一定数量的人口是构成社区的主体。（2）特定地理区域。特定的区域是社区得以存在的依托。（3）相对完备的生活设施。相对完备的生活设施是人群得以聚居的物质基础。（4）居民对社区感情上的认同。社区居民对自己生活居住的社区感情和心理上的认同，是社区存续的情感基础。（5）有特色的社区文化 [5]。当前中国城市社区主要有以下类型：（1）老住宅区。这类住宅区以前往往从属于“单位”，如一些破产改制的国有企事业单位等。（2）开发商兴建的商品房住宅小区。（3）其他混合组成的小区。

民间组织，国际通行的称呼是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简称NGO），即非政府组织，民间组织是中国的叫法。民间组织一般具有志愿性、非营利性、民间性、自治性等特点，非营利性是其本质属性，所以也叫非营利组织。中国政府最初使用社团、社会中介组织等称谓，后来发展到使用民间组织这一正式概念。在中国当前，官方规定的民间组织形态有三类：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在中国，民间组织的行政主管部门是民政部及县以上各级民政部门，目前中国对民间组织官方实行的统一管理方式是双重管理体制。

社区民间组织是民间组织中的一部分，其含义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广义的社区间组织泛指在社区地域范围内开展活动的各种民间组织，包括社区内民间组织和在社区活动或活动涉及到社区领域的民间组织；狭义的社区民间组织则是指在限定的街道、社区内成立的，以满足社区居民不同需求为目的的，从事经济、科技、教育、文化、体育、环保、慈善等活动的民间组织。广义的社区民间组织概念几乎可以泛指各种城市民间组织，因为几乎所有城市民间组织的活动都会直接或间接涉及到社区（或社区居民）。

社区民间组织作为民间组织的组成部分，除具有非营利性、民间性、自治性、志愿性等民间组织的共同属性外，还具有以下一些特点：一是鲜明的社区性，即社区民间组织产生于社区，服务于社区，活动于社区，具有鲜明的社区性。二是一般规模较小。社区民间组织一般是由本社区的居民或单位组成，其本身往往对成员人数、组织机构没有特定要求，对活动资金要求不多。三是影响相对小。基于社区民间组织的上述两个特点，其影响相对于全国性或其他地方性较大的民间组织来说较小，一般只及于本社区。四是整体数量庞大。关于社区民间组织的准确数量，中国目前还没有进行过全国范围的调查，没有正式的统计数字。根据民政部《2009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的统计数据，截至2009年底，全国登记注册的民间组织数量约43.1万个，其中社团23.9万，民办非企业单位19万，基金会1 843家 [6]。但据有关专家估计，在中国未正式登记注册的“非法”民间组织数量惊人，远远大于官方统计数字。从社区民间组织的自身属性和其现实状况来看，可判断未经登记注册的社区民间组织数量会更大。根据上述分析，可以说中国整个社区民间组织数量会非常庞大[7]。

社区民间组织一般可按照服务性、群众性和专业性来划分，目前中国城市社区民间组织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社区民间社团。这是由社区居民自愿组成并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的社团组织。按其功能又可分为利益维护类、情趣文体类和公益类等不同的形式。比如权益类社区民间社团有业主委员会、社区法律援助中心、社区妇女儿童保护协会等组织，这类组织的目的主要在于表达和维护社区内某一类成员的合法权益；情趣文体类社区社团如文体协会、书画协会、摄影协会、社区票友队、健身武术队、老年文艺表演队等；公益类社区社团主要包括社区志愿者协会等。二是社区民办非营利服务组织和机构。社区民办非营利服务机构是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满足社区居民特定需要的非营利机构。目前中国的社区民办非营利组织主要有社区托老所、社区敬老院、社区公共活动场馆、社区公益服务中心、社区公益服务站等组织形式；其他还有为社区一些特殊群体如残疾人、优抚对象、“低保”家庭等提供服务的民间组织等。随着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和居民需要日益多元化的发展，社区民办非营利组织将进一步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并根据社区居民的服务需求自主开展服务和运营 [8]。

社区是当代城市的基本结构，社区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近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带来中国社会深刻转型和经济社会形势快速发展，社区逐渐成为城市生活和城市管理的主要载体，成为城市居民安身立命的大本营；人们对社区的要求越来越高，对社区越来越依赖。伴随中国城市社区的快速发展，中国的社区民间组织也迅速发展壮大，整体数量快速增加，日益成为中国城市居民社会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成为和谐社区建设和发展中不可忽视的力量。社区要和谐，首先要考虑居民的需求是否得到满足，生活是否方便。社区民间组织因为具有社区性、民间性、公益性、非营利性、志愿性、自治性等特点，可以承担社区某些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提供良好服务，满足居民需要。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社区建设和民间组织发展经验表明，社区民间组织在满足社区居民的多样需求、缓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社区自治等方面具有一些独特的优势。这些优势使社区民间组织在满足居民日益个性化的需求、提供公共服务、参与社区治理、促进社区建设等方面可发挥重要的作用，成为政府社会管理的重要帮手，是和谐社区建设不可或缺的一支力量。

当前，中国正努力构建“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管理体制格局，在政府职能转变、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服务功能社区化、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口老龄化趋势越来越重等大背景下，社区民间组织应当积极参与社区公共治理，提供服务，满足社区居民需要，促进和谐社区建设。

参考文献：

[1]吴亦明.现代社区工作:一个专业社会工作的领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7.

[2]马克斯・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胡景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62.

[3]Parsons，Talcott，The Principal Structures of Community: A Sociological View，Community.New York，1959:S.152-179.

[4]托马斯・海贝勒，君特・舒耕德.从群众到公民:中国的政治参与[M].张文红，译.上海:中央编译出社，2009:51-54.

[5]赵秀池，谭善勇.住宅小区与大型商厦物业管理[M].上海: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133-134.

[6]2009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EB/OL].http:mca.省略/article/zwgk/mzyw/201006/20100600080798.shtml.

第2篇：社区治理的含义范文

关键词:准公共产品;公共池塘资源;治理;农村社区公共产品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9-0284-04

传统上对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及治理①的研究,基本上是沿着界定(私有)产权基础上市场化供给方向发展。近年来,虽然逐渐注意到了多元化供给的重要性,但是囿于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局限,在把握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产权属性和结合我国农村社会因素研究上仍显不足,没有能真正解决农民偏好显示的问题。另外,由于对治理问题研究的缺乏,在实践中出现了大量公共产品的浪费及闲置的现象,农村公共事业没有得到可持续发展。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完善了准公共产品理论,结合社会资本因素的集体行动及制度供给理论给我们提供了研究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及治理新的视角。

本文首先介绍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及其对准公共产品的完善,其次简要回顾目前国内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研究的不足之处,最后借鉴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提出我国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治理研究中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的内容及方向。

一、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与准公共产品理论的完善

公共产品(Public Goods)是指具有消费或使用上的非竞争性和受益上的非排他性的产品。公共产品可分为纯公共产品(Pure Public Goods)和准公共产品(Quasi Public Goods)。纯公共品是严格具备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此外,纯公共产品还具有非分割性,它的消费是在保持其完整性的前提下,由众多的消费者共同享用的,如国防就是典型的纯公共产品。大多数公共产品为准公共产品,这类产品通常只具备上述两个特性的一个,而另一个则表现为不充分。一般认为,准公共产品包括“俱乐部产品(Club Goods)”和“公共资源(产品)”②两大类。前者如教育、卫生等,后者如公共矿山、渔场等。布坎南(1965)提出了拥挤成本的概念来区分“纯公共产品”与“非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他认为,不存在纯公共物品到纯私人物品的泾渭分明的界限,俱乐部产品是可以适应从纯公共物品和纯私人产品之间的连续体上的任意一点,只要排他机制的成本低于获取的收益,通过某些技术设计或制度设置就能够实现公共物品消费的排他性,从而能够以私人的、自愿的方式提供公共物品,“在纯公共产品与纯私人物品之间架起了桥梁”[1]。后来的学者对俱乐部产品的供给、定价及成员的数量等方面加以深入的研究,但在集体行动形成及公共产品治理方面没能展开研究。

哈丁(1968)提出“公地悲剧”,使得公共资源问题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公地悲剧”指“在一个有限的世界里,每一个人都被锁进一个强迫他无限增加其牲畜量的系统里。在一个相信公地自由使用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所有人都争先恐后地涌入追求的结果是注定毁灭。公地自由使用带来了所有人的毁灭。”[2]“公地悲剧”反映了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和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危害,再加上传统的集体行动理论没能解决“集体行动困境”,因此,对解决“公地悲剧”问题,要么建立私人产权,要么交与政府管理。由于人们对政府管理公共资源似乎注定会出现严重的问题与近乎疯狂的寻租行为深信不疑,因此,经济学家们(尤其产权经济学家)异口同声的政策建议是“建立私人产权”。但是,后来有学者对此提出了批评。如Quiggin(1988)[3]和Swaney(1990)[4]等人认为,哈丁以后的许多人虽然把公共产权(Common Property)看作由一群所有者拥有、每个人可以自由使用,但这与开放性资源(Open-Access)含义几乎相同,而现实经济中的公共产权却并非如此。开放性资源(或自由准入)指任何人都可以不被限制地开发使用的资源;而公共产权指一群所有者或使用者共同分享资源的各项(使用)权利,它限制谁使用、何时和怎样使用,通过一定的社会控制机制赋予权利和实施义务。容易引起“公地悲剧”的仅仅是“开放性资源”。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中译本,2000)的公共池塘资源①自主治理理论使得公共资源问题研究得到迅猛发展,完善了准公共产品理论。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理论的中心内容是研究“一群相互依赖的委托人如何才能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从而能够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形态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5]其内容包括:(1)集体行动理论。奥斯特罗姆认为传统的集体行动理论只是一些使用假设的特殊模型,而非一般理论。当特定环境接近于模型的原有假设时,这些模型可以成功地预测人们所采取的策略及其结果,但是,当现实环境超出了假设范围,它们就无法预测结果了。传统模型的前提假设主要有两个:一是个体之间沟通困难或者无沟通;二是个人无改变规则的能力。这适用于一些大规模的公共事物治理,因为个体在这样的环境中经常是彼此独立行动、缺乏沟通以及个体改变现有结构需要高成本,但是对于彼此十分了解、经常沟通并且建立了信任和依赖感的小规模的公共事物治理并不适用。(2)自主治理的制度供给、可信承诺、互相监督。奥斯特罗姆在多中心理论的基础之上,提出理性个人策略选择的4个内部变量: 预期收益、预期成本、内部规范和贴现率。她认为,在一个自主治理的群体当中,解决制度供给、可信承诺、互相监督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综合使用政府、市场以及社区自主治理等多种类型的制度安排,这有利于增加信息、改变激励、加强监督和规则的服从。(3)社会资本理论。她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互动模式的共享知识,理解,规范,规则和期望,个人组成的群体利用这种模式来完成经常性活动。” [6]她认为,能否解决集体行动困境,不仅在于个人和制度本身,还取决于双方联系的媒介――社会资本。在奥斯特罗姆看来,当成员面对集体行动困境时,仅有意识形态和习俗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规则体系、制度这些形式的社会资本的有效运作,否则搭便车或机会主义行为难以避免。

二、国内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治理研究简述

我国学界对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概念并没有统一的界定。林万龙(2002)把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定义为:“在乡或村的范围内提供为乡村社区农民(或其中一部分)所消费的带有公共产品性质(消费和收益难以完全排他)的产品或服务,包括农村小型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技术信息服务和农村基础教育等[7]。李建(2007)认为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就是指在一定的农村区域内具有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的产品和服务[8]。王书军(2008)把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界定为在乡村范围内消费和收益难以完全排他的并和农民生产和生活直接利益攸关的,并为农民集体参与分享的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9]。尽管表述不尽相同,一般认为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属准公共产品范畴,但除具有一般准公共产品的特征外,还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我国农村地区范围广大,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小聚居为主,因此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在供给上具有分散性;不同地区的农业生产生活存在很大的差异,同时各地农村发展水平也不尽相同,因此在相应的公共产品需求偏好上呈现多样性与层次性。另外,在农村社区范围内,人数相对有限、成员相对稳定,是个”熟人社会“,同一社区的居民在公共产品的需求和受益方面一般都具有一定的同质性。

国内对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研究,一般是借鉴主流西方公共产品理论,在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在供给(包括主体、筹资方式、规模、结构、机制和效应)、需求(需求层次、偏好显示、参与意愿、影响因素以及考虑到需求的供给效率)和供给与体制关系(财政体制与供给、地方治理体制与供给)等方面都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其总体思路是除少量具备纯公共产品性质的农村公共产品可以完全由政府提供外,大量具有准公共产品性质的农村社区公共产品都可以通过市场化(或私有化)的方式来解决。但是仍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一是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产权问题,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产权模糊不清不能为多元化供给或治理提供理论基础;二是农民对社区公共产品需求偏好显示问题仍然没能有效解决;三是没能结合我国农村社会特殊性进行研究。

从供给(尤其是筹资)角度来研究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固然重要,但是这种静态的视角也会对管理、维护、监督和制度供给等问题有所忽略,难以促进农村公共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随着公共资源治理理论的引进,以及对西方企业治理理论的借鉴,近年来有学者逐渐从治理角度来研究农村社区公共产品问题,也注意到了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多元化治理特别是由农民自主治理的重要性,对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政府(集权)治理、市场治理、公私合营(PPP)②和自主治理都有相应的研究,在促进农民自主治理的基础上多元化治理上基本取得一致的意见。但是也还存在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一是农民组成自治组织进行自主治理的”集体行动困境“问题;二是我国农村社会特殊性问题仍然没能有效地纳入理论分析的范围。

三、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与我国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治理的研究

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与公共池塘资源同属准公共产品范畴。为弥补当前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治理研究的不足,我们需要借鉴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探讨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包括自主治理在内的多元化治理,以促进我国农村公共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

1.理性农民假设与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产权属性。这是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治理研究的理论前提。(1)关于农民是否理性仍然存在争议,但是如果从方法论意义上来看,理性农民的假设是恰当的,它是保证理论逻辑推理上的“内在一致性”的基础。如果一个理论假设过于符合现实,就难以保证理论逻辑推理上的“内在一致性”,甚至难以建立相应的理论。至于理论在经验检验上“外在在一致性”问题,可以引入更多的限制性条件(比如把量化的社会资本因素作为理论模型的变量),从而使理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2)关于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产权属性。绝大多数西方学者认为,公共产权难以排他而无法解决外部性及“搭便车”问题,因而需要界定公共产品的(私有)产权以实现公共产品的市场化供给(或治理)。正如前文所述,有学者对此提出批评,公共产权不见得就是那么没有效率。更为重要的是,要在明确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公共产权属性的基础上,探讨农村公共产品公共产权与其他形式产权混合并存的可行性及实现方式。这是农民自主治理研究中重要的理论基础。

2.社会资本与农民集体行动的形成。社会资本原本是社会学和公共政策学的理论,经阿罗(Arrow)、斯蒂格利茨(Stiglitz)、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等人引入到经济学中来。中国各地农村的社会情况千差万别,我们可以用社会资本作为反映各地农村实际的变量引入理论分析中来。在操作上,可以对某个农村社区按照与组织联系(与参与社团比较接近) 、集体行动、参与公共事务、社会支持、社会凝聚力、归属感、信任和互惠等维度[10]设计调查问卷,选择典型地区进行调查,分析调查数据,测量评估社会资本状况。在取得社会资本数据的基础上,内化为博弈或计量模型的变量进行模型分析,使得对农民集体行动形成的模型分析与实际更加符合。

3.农民对社区公共产品自主治理的经验研究。大量的经验研究是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治理是否具备较强解释力的关键。我们可以对国内外成功及失败的治理案例分析,归纳有效治理的若干原则、条件与方式。目前国内学者主要的案例研究是在农村小型水利设施治理方面,可以对相关案例用奥斯特罗姆的8项原则进行检验。①另外,可以对我国目前通过“一事一议”方式进行的村级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进行分析。针对存在的问题(事难议、议难决、决难行),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运用不同理论分析可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是本质上是强制性制度本身的问题)。根本是要变强制性的制度安排为农民的自主治理。

4.农民组成自治组织对社区公共产品自主治理的制度研究。农民自主治理包含农民如何组成自治组织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制度变迁问题。借鉴诺思及奥斯特罗姆等人的理论,我们可以从这几方面展开研究:第一,农民自主治理的诱因: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市场方式和社会方式供给的缺失和剩余索取权的获得。第二,推动农民自主治理的主体:理性农民及乡村精英的作用;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作用。第三,社会资本在农民自主治理形成中的作用:减少”搭便车“现象及对农民组成自治组织的激励作用。第四,农民自治组织的形式:探讨法人型或挂靠在具有法人性质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民自治组织的可能性。第五,农民自主治理的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其一,预期收益。包括:(1)影响因素:占用者人数、公共产品规模、市场条件、体制环境、所使用的现行规则、所提出的规则等;(2)收益范围:对获得剩余索取权、规模效应、风险的降低及对公共产品的管理与维护效果等方面进行量化评估。其二,预期成本。包括(1)学习、规划、设计成本及量化评估;(2)实施成本及量化评估;(3)监督成本及量化评估。

参考文献:

[1] James M. Buchanan, An Economic Theory of Clubs, Economica, New Series, Vol. 32, No. 125.(Feb, 1965):1-14.

[2] Hardin. Garrett.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J].Science 162(1968):124-148.

[3] Quiggin. John. Private and Common Property Rights in the Economics the Environment[J].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Vol.XXII,No.4(Dec,1988):1071-1087.

[4] Swaney. James. A Common property, reciprocity, and community [J].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Vol.24, No. 2(June,1990):451-462.

[5]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9-12.

[6]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167-173.

[7] 林万龙.乡村社区公共产品的制度外筹资:历史、现状及改革[J].中国农村经济,2002,(7):27-35.

[8] 李建.农村公共品三维复合属性的新考察[J].改革,2007,(6):69-72.

[9] 王书军.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及困境缓解:剖析河北一个村庄[J].改革,2008,(1):148-153.

[10] 桂勇,黄荣贵.社区社会资本测量:一项基于经验数据的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8,(3):56-60.

Research on the public pond resource self-governance theory and the rural community public goods governance in our country

HUANG Yong-xin,LI Juan

(Economy college,Capital nationality university,Beijing 100000,China)

第3篇：社区治理的含义范文

1、在熟悉这个梗的网友眼里，含义有点类似于“分享你刚编的故事”。这个梗的起因是由于网易云的评论区经常出现一些抑郁的矫情文学，其中许多被怀疑是编造的，让旁观群众深感不适，于是一个高度概括其含义的谐音应运而生。

2、针对“网抑云”现象，8月3日，网易云音乐称已推出“云村评论治愈计划”，邀请心理专家、万名心理专业志愿者加入“云村治愈所”，万名乐评达人组成云村乐评团发起乐评征集大赛；同时升级《云村公约》治理虚假编造内容，规范乐评礼仪，为真正有需要的用户提供专业帮助。

3、对此，网易云音乐推出三大举措，共建温暖向上的社区文化。举措一，“云村治愈所”招募万名心理专业村民、上线“抱抱”彩蛋，鼓励和尊重真实情绪表达；举措二，对恶意行为说“不”，升级《云村公约》，加大虚假编造、谩骂攻击内容清理力度；举措三，招募万人乐评团，发起评论征集大赛，鼓励有爱、有趣、有料的乐评。

4、网易云音乐表示，“网抑云”式内容虽然只占了平台内容生态中很小的一个比例，却也精准地反映了今年以来大众心理的情绪。接下来，网易云音乐将联合管理部门、专业机构、专业心理专家等，发起“云村治愈所”守护者计划，加强主流价值引领，守护年轻人身心健康，为真正有需要群体提供更加专业的帮助。

（来源：文章屋网 ）

第4篇：社区治理的含义范文

一、村级治理的困境:社区社会资本缺失

集体行动困境日益成为村级治理的普遍困境。由于干群之间、村民之间缺乏基于相互认同而形成的基本的信任、团结与合作,在村级治理活动中,更多的是猜测、质疑甚至暴力。集体的规模越大,信念、价值理念更为多元化,就难以达成合作,促成共同利益。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看,村级治理的困境中所体现出来的是社区社会资本缺失。本文中所讨论的社区社会资本可以这样界定:嵌入于社区治理网络并能提升社区治理绩效的资源,是社区治理主体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开展经常性活动的互动中所形成的共享知识、理解、规范、规则、信任和期望。我们调查小组在T村作深入访谈时,S书记讲起的有关T村村级治理遭遇困境的两个案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案例1:村级企业转制与干群矛盾。1996年,村里的联营企业由于受宏观经济影响面临的形势也非常严峻。有一些行业不景气联营企业面临一年亏损50万元的可能。在这样的背景下,村委会经过反复讨论后作出决定,将原有的一些低利亏损企业置换出去,盘活资产,以赢得日后的发展。企业转制使得当时有200多名(占全村劳动力的近三分之一)村民失去了工作。村民不理解企业为啥要卖给私人?企业为什么要转制?村民骂村干部是在“卖家当”,肥了干部,便宜了老板,而村民却丢掉了饭碗。因此对村干部意见很大,一度干群矛盾尖锐,群众上访不断。一些人天天到村里要求解决工作问题,情绪激动,和村干部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甚至出现了扯破衣服、掀翻桌子等过激行为。村干部的情绪也很激动,认为辛辛苦苦为村里企业找出路,村民不理解,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也受到了很大的挫伤。

案例2:“箱子田”引发的筑路风波。“要致富,先修路”。这正是T村遭遇的难题。T村的土地是“箱子田”,随着经济的发展,“箱子田”制约T村经济发展。T村想引进外资,但好几个外商看了都摇头走了。村级经济发展的瓶颈如何突破?村两委考虑设法利用312国道交通便捷的优势,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促进村级经济发展。要利用312国道交通便捷的优势,就必须筑一条连接312国道和村工业园区的道路。而“箱子田”的T村从哪里获得这条路?通过村党总支的不懈努力,几经周折后终于同邻村达成协议,置换了20亩土地,规划了村里连接312国道的对外通道。由于当时村里财力有限,新路的建设只能分期实施,最初筑的是石子路。改道和筑石子路影响了村民的生活,村民意见很大。有的村民甚至认为村干部热衷筑路的目的是为自己捞好处。因此,曾连续三次把新建的围墙。村干部感到委屈和苦闷,自己在辛辛苦苦为村里想办法谋利益,但为什么不能得到村民的理解和支持?

二、沟通与信任:走出村级治理的困境

哈丁的“公用地的悲剧”讲述了公共草地上牧民过度放牧摧毁大家都赖以生存的整个草场的困境。最终大家都受罪。这种悲剧形成的核心是缺乏信任和沟通。在村级治理过程中,信任和沟通也是培育社区社会资本的重要路径。

1.公民参与:促成沟通与信任。安斯坦(ArnstEin)认为参与式治理是决策机会的再分配,使那些无资产者可以加入现行的政治及经济运作过程,从而争取有机会决定资源的分配、资讯的分配、政策的制订、服务的运行和利益的分布。联合国的普及参与研究计划(PopularResearchProject)认为参与式治理使那些没有控制力的人走在一起去增强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力。就村民参与的内涵而言,有广义与狭义的理解。狭义的村民参与主要指村民参与投票选举的活动,这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项重要指标。广义上村民参与还包括对于村民公共利益、村庄公共事务管理等方面的参与。本文所讨论的村民参与是基于广义的理解与运用,指村庄社区村民参与村庄社区事务,从而推动村庄社区发展和治理绩效的提高。主要包括村庄社区层面上的政治参与、村庄社区公共管理中的参与、村庄社区村规民约性制度的制定与执行。村民参与是村庄社区建设的内源性动力,其参与的规模、程序和制度化水平与村庄社区的整体发展具有直接的关联性。

村民参与对于矫正政府、村委会与村民之间的矛盾,促进相互沟通与信任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村民参与进行有效沟通信息,上情下达,下情上达,不但有利于村级治理充分体现民意,沿着正确的方向进行,还起到“安全阀”的功能,保证村庄共同体的稳定。反之,当村委会违背民意,村民对村委会怀有明显的不信任感与离异感时,村委会与村民之间的关系将日趋紧张。如果村委会没有足够的能力消解,很容易选择强烈压制村民参与的策略,这种做法在短时期内可能有效,但这只不过是假象。村民参与一旦压抑超过一定的限度,村委会与村民之间关系的紧张程度将达到新的水平。

村民参与对于促进共同信念和价值理念的认同也具有重要作用。它促使村民理解、配合和支持村级治理,降低村级治理,减少村级治理失误。日益多元化、碎片化的社会,分歧和冲突的特征日渐明显,各种意见和观点不断碰撞也是正常的。如果矛盾涉及的是群体性的,当这种不满和怨恨缺乏适当而有效的途径而以非常态方式释放时,就会以强烈的社会冲突、暴力等形式表现出来。研究表明:村民参与能加强村民对政府、村委会、政策的信心和信任,村民会予以执行上的方便和合作。村民参与有助于激发村民对村级治理行为的认同感和接受性。还有助于政府、村委会等改变过去自上而下的单一视角,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双重视角,从而真正保护村民的公共权利。

2.公民参与的治理网络。社会资本的研究始于社会网络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的中心概念与社会资本研究所关心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交叉的。社会网络分析强调社会实体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之间的模式和含义。帕特南在他的社会资本概念中也强调网络,但他称之为公民参与网络,公民参与网络在帕特南的社会资本概念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帕特南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网络形式:水平网络(将平等地位和权力的主体联系在一起)和垂直网络(将在等级和依赖不对称关系中的不平等主体联系起来)。帕特南认为,公民参与网络代表的是稠密的和水平社会联系而且对整个社会有极其有益的附带效益。而垂直网络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解决集体行动问题。帕特南认为:公民参与网络增加了人们在任何单独交易中进行欺骗的潜在成本;公民参与网络培育了强大的互惠规范;公民参与网络促进了交往,促进了有关个人品行的信息之流通;公民参与网络体现的是以往合作的成功,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具有文化内涵的模板,未来的合作在此之上进行。我们调研组对于T村的调研发现,T村在村级治理过程中构建了一张村级治理网络,即村民参与的网络。T村的村民委员会以及村民管理小组、老龄协会、群众自治性管理部门、联合工会、妇女代表会等覆盖全村的治理网络中遍布了“帕特南式的社会资本”。

(1)村民小组:最小的村务管理单位。村民小组具有熟人社会的特点。30户~50户的范围也使村民具备共同交往和熟识的能力。村民管理小组作为最小的村务管理单位,成为T村村民参与村级治理的最基层的一条途径。村民管理小组在组织村民活动、关心群众生活、解决内部矛盾等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村民小组类似熟人社会,它的成员在规范和文化方面具有同质性。成员之间联系越密切,对外联络越广泛,彼此的信任度会越高,社会资本的存量会越大。

(2)村民代表:村两委到村民的桥梁。T村建立的由村两委到村民代表再到村民的联系渠道,使村民代表成为党总支、村委会联系村民的桥梁。村民代表由村民选举产生,每个村民代表联系3名~7名村民。村民代表会议原则上每季度召开一次,会前7天~10天发议题预告,由村民代表向被代表的村民征询意见和建议,并整理汇总,带到代表会上陈述和表决。会议的决定再由代表反馈给村民。这样一种模式一改过去往往由几个村干部决定村里事情的局面。这一治理沟通网的建立,促进了决策透明公开。并且,村民代表是村民自己选出来的,具有较高的认同度和信任度。

(3)群众自治性管理部门和岗位:长效管理机制的基础。为了使基层自治组织运行更加规范,T村设立了许多群众自治性管理部门,同时相应地设置了自治管理的岗位。对于这些岗位,T村都明确了岗位职责,并在年末对相关人员进行考核,考核结果向广大村民公开。“创建卫生村长效管理制度”是T村的一项特色制度。这项制度涉及的管理人员众多,如村级保洁员、村民管理小组组长、环卫清洁员、河道保洁员、绿化管理员等,多方面管理者共同协作,且每一个环节都责罚明确。

此外,老龄协会、联合工会、妇女代表会以及活跃在T村的各支志愿者服务队,也是实现村民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重要渠道。

3.参与网络:培育社会资本的重要路径。首先,村民参与网络强化了村民共同体意识。共同体意识是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直接动力来源。由于地理条件的特殊性,村民仍具有强烈的本地感以及村庄共同体中地域性的村组认同。村民(包括新村民)追求村庄的身份认同。乡村社会网络仍然维持着家乡观念下的反哺意识,地域性的村组认同,退休人员的人格魅力,村庄中互惠与惩罚机制,这些都是村级治理所依赖的社会资本。

其次,村民参与网络培养了生机勃勃的普遍化互惠惯例,即我现在这样诚恳地对你,希望你或者其他人能够相应地回报我。一个依赖普遍性互惠的社会比一个没有信任的社会更有效率。村民参与网络增加了交易中背信弃义的成本,有利于克服机会主义,从而使互利互惠的规范更加牢固。

第三,让村民在网络参与中直接受益。网络参与也需要投资,如时间、财力、知识、信息等的投入,但它也能形成如就业、收入、保障、信息、知识、能力提升、心理满足等利益。村民在网络参与中直接受益,成为村民进一步参与的直接动力。

第四,通过村民参与活动实现村民意识的社会化。社区角色社会化使每个社区成员都获得适合自己身份、地位的社会角色,每一角色都有其权利义务及行为规范。关于社会化这一概念有不同的说法,本文这里所谈及的社会化主要是指个体形成某一特定村庄社区所要求的参与村级治理的态度和行为的过程。

第五,村民参与网络在体现过去合作成功的同时,也为将来的合作树立了摹本。社会资本存量有自我强化和积累的倾向,基于一次成功合作所建立起的联系和信任会促进未来其他不相关的任务时的合作。广泛的村民参与网络为成功的合作以及社会资本的积累构建了基础。

第六,村民参与的网络具有促进协调和沟通的作用,并且通过村民参与网络放大了其他个人值得信任的信息。密集的互动联系容易产生公共舆论和其他有助于形成培养声誉的方式。

三、参与式治理与社会资本的培育

传统的乡土社会中“信任”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以宗法家族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这个人文生态圈是传统社会人们得以正常生活之必要前提,地域性和血缘宗族性是它的两个显著特点。这种信任是一种特殊信任,以交往关系为基础的的信任,属于典型的关系性社会资本。凭借的是交往主体间的特殊关系而认定交往对方身上价值的至上性,具有着较强的同质性。20世纪50年代,在其《乡土中国》一书中讨论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时提出“差序格局”理论。“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改革开放之后二十多年的市场化逻辑以及城郊村民的大量流动,对于城郊村民价值观念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当代的中国城郊村庄正在日益原子化,“流动的村庄”取代了传统意义上封闭的城郊村庄共同体。城郊村庄由原来的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转变的过程之中,原有理想类型意义上的传统中国村庄正在经历一个历史未有之大变局。在现代乡土社会中,信任关系、社会资本是如何获得与维持的呢?

1.重建信任:基于相互认同而积累的信任。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保罗?怀特利提出的“社会资本创造的可供选择的模型”对我们分析这个问题颇有启示。他考察了三种解释模型:一是社会资本由个体的人格特征所创造。这些人格特征主要是由家庭内部的社会化过程形成的,尽管它受到志愿性组织内部个体之间互动的影响;二是社会资本由个体关于规范的信仰和道德密码创造。这些信仰和道德密码尽管也许会受到志愿性组织的影响,但从根本上说,它们是从早年生活中习得的一组内化了的价值观;三是社会资本是由“想象的”社群的成员身份创造的。

所谓“想象的”社群,指那种个体认同的、但从未在面对面的基础上实际互动过的社群。

第5篇：社区治理的含义范文

一、管理与服务的概念

(一)管理的定义

管理最直接的含义就是管辖与治理，管理加身于物业，仿佛物业服务企业的性质是管辖小区、治理业务的。在管理学中，管理是指通过信息获取、决策、计划、住址、领导、控制和创新等职能的发挥来分配、协调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一切可以调用的资源，以实现单独个人无法实现的目标，而在物业服务行业中，管理更多的诗体现物业企业与房屋、设施、场地等“人与物的关系”。当然，在不同的领域，人民对管理的认识、理解不同，将管理引入物业服务行业时，就变成了物业管理，其含义是指业主通过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由业主和物业服务公司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签约，对房屋及配套实施设备和相关场地进行维修、养护、管理，维护物业管理区域内的环境卫生和相关秩序的活动。

(二)服务的定义

服务可以理解为一种“商品”，是为了满足他人的需要而提供的一种有形或无形活动。服务加身于物业，表明了物业企业存在的价值是为了满足业主的需求，其性质是为业主提供服务。在服务学中，服务是指现代专业劳动分工的背景下提供信息和劳动的产业。从这个意义上看，物业服务行业无疑是属于服务行业的，而它又不同于一般商业行业，其主要产品是小区内的公共物品(如：电、水、交通等)。服务又被赋予了新的职能，物业服务是指物业企业为了保持物业和公共设施完好，环境整洁优美、和谐的公共秩序，物业使用安全，向业主或使用人提供一种服务的活动。

二、服务与管理的关系

一套楼房从开始施工到最后的竣工，直至交付业主手中，最后物业公司进行管理，这一条龙的工程中都穿插着服务。对于物业公司来讲，不是他们服务什么，业主就要接受什么，而是业主要求得到什么样的服务，物业公司就要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可以假想一下，如果拥有一套质量和布局都很满意的住房，但是管理跟服务却让人感觉很不舒服那还能住下去吗?很多物业公司都向客户承诺过“要让每位住户很满意”，其实这里面包含着物业公司服务的全部内容。这就要求物业公司不仅要在服务人员的文化素养、素质及道德情操和服务观念能积极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服务就很难做到位。因此，“要让每位住户很满意”不仅要喊在口号里而且还要把其融人到管理中，做到言行举止间都能感觉到。这样，服务效应在物业管理中才会变得日益明显。

三、物业管理服务的本质是“以人为本”

物业管理的对象不仅仅是小区内的住房及配套设施，更重要的服务对象是人。据统计，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是在家里度过，尤其是小区。因此，房屋的建设部门不但要为住户提供设计设立、质量优良的室内空间，而且还要为住户提供优美的环境、自然、亲和的外部空间。在小区的整体规划中不仅要设计体现人格建筑的品味、人性与自然建筑的和谐一致，而且还要不断地设计出建筑文化与人们精神内涵的和谐统一。这就是物业管理中提到的“以人为本”的硬件基础。最重要的是这些硬件的建筑要从住房的设计到施工的过程中，物业管理就应该提前介入、同步跟进，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使用时所造成的遗憾。具体涉及到“如何实施以人为本的管理”时，关键取决于对物业管理服务的定位及对“以人为本”的内涵所挖掘的广度和深度的了解，还有对物业服务人员的综合素质还有较高的要求。这就需要物业管理服务的内容不断更新与深化，服务水平与服务质量的不断提高。为此，物业管理公司应成立专门部门，研究不同住户的服务需求和心理诉求，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物业管理的服务内容更加贴近住户。

除此之外，物业管理公司还需要对社区文化有详细、精心的策划，使用户主动参加这些社区活动，通过参加活动让他们社区责任感不断地增强，并融洽了住宅区内的邻里关系。其实能达到这种效果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可以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社区文化活动，能够把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素质、不同爱好的住户组织起来，再通过物业管理公司员工自编自导自演将住户融人进去，组织成健康、积极向上、催人奋进、丰富多彩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住户。这样做不仅拉近了物业管理人员和住户的距离，而且还形成了一种互相理解、融洽、和睦的社区气氛；再者，能够营造出一种现代精神文明的环境，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给每位住户愉悦的享受；最后，住户也为有这样的居住环境而自豪。为此，这种“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不仅要根植于物业管理人员的服务意识中，而且还要通过物业服务人员的潜移默化和在言谈举止中的影响，带动住户爱护社区的一草一木为己任。

四、物业管理的本质应体现为高质量的服务

客户花钱将住房买到，想得到舒适的环境也不足为过，除了要在物质上享受外还要在精神上得到满足，要住的安全、舒适和如意。很多客户买房不只是要漂亮的楼房建筑、住房面积的大小、内室空间是否合理，更注重的是环境、管理和服务。一般住房的拥有期限是5O年到7O年，这样日复一日的长期服务，需要物业服务是多层次、全方位的。比如：以深圳为例，在深圳的住宅小区里，大区一般达到一万户，居住人口达到三万多人；中等的也有两千到三千户，居住人口达到一万多；另外小区内还有银行、菜市场、邮局、学校、派出所等相关的配套设施；这样来看，一个小区就相当于一个小社会，包含着人们生活所需的方方面面，如果哪个小细节没有服务到位都会出问题。因此，物业管理是一项长期而且富有挑战性的工作。面对不同用户的不同生活习惯、不同的文化层次等，要求物业服务不能是单一的遵循同一种固定的管理服务模式，而必须是动态的，可变动的，并且可塑性很强的模式。物业管理人员就应该有较高的服务意识和文化素质来适应住户。因此，从业人员应不断研究与提高物业管理的服务质量和标准，研究住户所需的高层次、高品味、高需求服务，以及住户的心理需求，才能达到完善物业管理服务的目的。

第6篇：社区治理的含义范文

曝露出来的问题是：董事会长期由“门外汉”把持，董事经由合作集团的会员选举产生，但缺乏专业技能，整个组织由外行领导内行，决策效率低下；仅有唯一一名独立董事；董事会的选举存在着政治干预，由于合作社的背景，合作集团的一些政客性会员将不合格的牧师选举出来担任董事会主席；董事会缺乏危机情景意识，集团旗下的合作银行由于之前的过度收购，近年来巨额亏损。

让人失望的Co-op小店

2009年8月我作为国家留学基金访问学者初到英伦，租住在诺丁汉大学Jubilee校区附近的P&J 旅馆。P&J是英国经典的家庭式旅馆，每天提供丰盛的英式早餐，但每天的中餐和晚餐就得自己解决。于是我就到学校附近的一家便利店购买面包、罐头、牛奶等充饥。Jubilee校区附近的便利店是一家标志为英国合作集团（Co-op）的小店，虽店面狭小，但商品琳琅满目。

异国超市的面包、牛奶等丰富商品，以及那些标明 Co-op的专有品牌肉制品、鱼制品等产品，特别是buyone get one free（买一赠一）、special offer（特别优惠）等优惠营销策略，让初来乍到的我十分欣喜。因为它离学校非常近，而且附近有邮局、理发店等，俨然是一个小商业中心了。要知道，在英国一般中等城市中的小镇，有几个小店集中在一起，就足以构成商业中心。我以为，自己会是Co-op的常客了，今后会经常光顾这家小店。

但当我2010年1月末结束访问学者生活时才发现，对于这家Co-operative小店的光顾主要就停留在了最初的一两周内。在英国的整个大半年时间里，我主要都去城里的Tesco（国内翻译为“乐购”）、城郊的Sainsbury（未进入中国）等两家大型超市购买饮食和日常生活用品。为什么我会舍近求远呢？比较了Co-op与Sainsbury、Tesco等大型超市，我发现在竞争中Co-op处于下方。

首先，Co-op大都店面小，定位于便利店，就产品的丰富程度而言根本无法与大型超市竞争。其次，Co-op的商品仅部分拥有自己品牌（大概一半左右，这些商品来自会员），而Sainsbury、Tesco也都发展有自己的品牌。Co-op搞的一些买一赠一活动的商品，基本是临近到期而被迫给予优惠的快速消费品，说明它的商品流转不畅、库存周期长。

再者，由于Co-op是合作经济，拥有大量的农村社员，如果结合地利（离居民社区近），提供一些生鲜产品（如蔬菜等农副产品，要知道，英国城市和城镇都是没有菜市场的，这一点和中国不同），它是否能有优势呢？Jubilee校区附近的这家Co-op便利店，它确实有一些青椒、土豆、西兰花等蔬菜。可是就在这个小商业中心，在Co-op便利店的边上，存在着一个家庭式经营的农副产品小店，专卖各类蔬菜、鸡蛋、水果等。一位老父亲带着两个女儿，每天笑容满面地进货、卖货、收银，并和顾客寒暄。从产品的丰富和新鲜度来看，这个小店远超过隔壁的Co-op。这样，在生鲜农副产品的竞争中，Co-op与家庭小店相比又落后了。

当然，必须说明特别重要的一点是，Co-op在价格上与Tesco、Sainsbury相比没有竞争力，它大部分商品比大型超市贵。对于存在消费预算约束的人（比如我，还有留学生们），是宁愿坐车去城里或城郊的大超市，也不愿享受Co-op“地利”的。当然，我们也并非Co-op的会员，不会享有它的积点或者银行贷款、保险等其他服务，也不持有它的信用卡，这样就更不会考虑在Co-op店里消费了。

合作社经济的先天病

在对英国合作集团治理失败的讨论中，长期研究合作经济的英国Stirling大学教授Johnston Birchall认为：合作社经济天然就被人们认为是难以治理的，以至于若普通公司发生亏损，人们会询问企业亏损的原因是什么？而若合作经济发生了亏损，人们就会对合作经济本身的合理性和生存的可能性提出质疑。

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合作经济的基本特征，它们是：由会员选举产生董事会；一人一票制；会员对企业经营决策有影响力。

Birchall教授认为，合作经济存在优点：考虑客户和消费者、生产者的利益，有立足长远的价值取向，但是董事会缺乏资源，并且企业效率低下。而普通公司制私有经济的优点是：决策和执行效率高，利润动机明确，董事会拥有丰富的资源，但是缺乏对社会和消费者需求的了解。二者各俱千秋。

混合所有制的新含义

英国合作集团治理危机的爆发和讨论，使得我回想起留学英国的Co-op小店，使得我对英国合作集团失败的根源有一个切身的体会。今天的反思，并非出于对异国往昔逝水年华的流连，而是为了今天国内企业改革道路的思考。

我想起国内对企业改革道路的探索。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在股份制刚刚确立、地位尚未稳定的初期，当时我国城镇和农村曾经出现过股份合作制经济，主要在农村企业和乡镇企业发生过。它的特征是：实行一人一票，出售股份；按股分红，但决策机制是一人一票。这种过渡性质的股份合作制经济，存在不久就让位于一般的股份制，被称为现代企业制度。今天来看，历史上的股份合作制经济和英国合作集团的治理模式是相似的。

当前，在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中，均提出国有企业要建立混合所有制经济，要提倡搞员工持股，中国证监会也在上市公司层面鼓励实施员工持股。但是员工持股中存在的问题不可忽视：员工股东比较短视，比如注重分红、缺乏战略眼光；岗位辞退困难；大量员工股东导致决策效率下降；员工股东选举的董事缺乏外部资源等。这些问题和英国合作集团由会员主导的企业治理，出现的根源是一致的。

因此，当前在探索我国国有企业新公司治理模式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合作所有制在对社区、社会责任的承担，对消费者利益的长远重视等方面的优点，同时不能忽视广泛的员工持股、员工决策可能产生的弊端。

第7篇：社区治理的含义范文

关键词：西方社区报；中国社区报；地域细分；乡镇区县报

中图分类号：g21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3?0195?05

一、西方社区报的产生演变与性质

(一) 西方社区报的产生与缘起

社区报起源于西方，其英文表述为“community newspaper”，可以说它就是专门针对“community”而诞生发行的一种报纸形态。词源构成上，“community”的拉丁语母词“communis”表示“共享”“共同性”及“亲密伙伴”等意思，因此 “community”的基本含义是指共同性的群体。例如韦氏新国际英语辞典中关于“community”的主要释义为——“a body of individuals organized into a unit or manifesting usually with awareness some unifying trait”，翻译成中文大意为：因共同特征形成的个体统一体。韦氏词典对这种“个体统一体”(a body of individuals)的描述很广泛，既包括“united nations(国家联盟)”等大范围共同体，也包括“the people living in particular place(特定地区生活人群)”等小范围共同体，既包括因“given location”(特定地域)形成的有形共同体，也包括因“common interests”(共同兴趣)而形成的无形共同体，①总之剥离具体形态，“community”的基本义项就是“共同体”，日常交际中其所具有的“社团”“社会”“公社”“群落”“界”等其他含义，正是该基本意义的多维表现。那么

“community newspaper”针对怎样的“共同体”呢？

社区报在西方的产生发展当以美国为代表。一般认为，哈里斯17世纪末(1690年)于波士顿创办的《国内外公共事件》是美国最早的印刷报纸，而它同时也是美国的第一份社区报。17世纪初期到18世纪中后期，美国正处于殖民地开发时期，彼时以农村经济为主，英国人创设的乡镇自治成为主要社会生活形态，日常生活圈中人们迫切需要对周边信息有密切的了解与传达，《国内外公共事件》因而主要针对小镇波士顿及附近地区而发行，西方早期的社区报大抵便是诸如此类在各个乡镇流行的小规模印刷品，因此最早被称为“乡村报纸”或“家乡报纸”(country newspaper)；18世纪末，取得独立后的美国进入初步工业化时期，大量乡镇开始转型为近代城镇，自治制度下这些城镇成为美国联邦行政体系及广袤地域生活的基本单元，它们规模不大但相对独立，由于需要本地报纸来维系日常生活，原有的小型报纸继续发展，因此又被称为“小镇报纸”(small town newspaper)或“草根报纸”(grassroots newspaper)，由于多为每周出版一次，故还常被称为“周报”(weekly newspaper)。但19世纪80年代之前，这些只服务于当地的报纸并没有社区报的叫法。

(二) 西方社区报的提出与发展

1887年，德国社会学家f?滕尼斯(tonnes)首次提出“社区”概念(德文为“gemeinschaft”，意即“共

收稿日期：2012?03?12；修回日期：2012?05?02

基金项目：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一般项目(11bxw011)；2011年度湖南省社科规划基金立项项目(11ybb387)

作者简介：钟虎妹(1972?)，女，湖南长沙人，中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报业经营管理、文化产业经营管理.

同体”)，其“社区”特指与近代工业文明的冷漠形成鲜明对照的传统乡镇生活共同体，所谓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等等，在滕尼斯看来，该乡村生活亲切而富有人情味，人们凭借共享的东西一起生活休戚与共，若离开它走进工业城市则如同走进冰冷的异国他乡。②欧美社会学家引进该概念时其英文翻译正是“community”，之后“社区”的含义虽开始复杂化，但就“亲密共同体”而言分歧并不大。此后半个多世纪内，随着公民社会的演进与睦邻运动的推行，滕尼

的“社区”理念得到推广，其地域性与归属感等特征也日益分明。而该时期正好也是欧美国家城市化扩张时期，由于大都市人口日趋分散于郊区及周边市镇，中小城镇逐渐成为欧美国家社会生活的主体，这些中小城镇规模不大但数量众多，因其民主自治气氛及民众归属感浓厚，这些城镇生活中心无疑体现出亲密共同体的特征，上述各种小报正为这种典型的地方小社会服务，因此人们便开始采用“community newspaper”来作为这些报纸的通称，③而其涵盖的种类也从最初的乡村小报扩展成各种地方性的城镇区域报。

需要说明的是，西方社会学中的“社区”概念可包括国家、城市、乡镇乃至街区等不同规模的共同体，但现实管理中它侧重指基层行政区划管理单元。简言之，社区就是“一些人占有一个地理区域”并“共同从事经济和政治等活动”以致“大体形成一个具有某些共同价值标准和相互从属的感情的自治性单位”。[1]由于欧美国家以市镇为基层自治(洲的范围大于县，县的范围大于市镇)，因此社区以郊区和小城镇为主兼顾都市中心区或大片区。这一地方性限定使社区报与面向整个城市、区域或国家的大众化报纸截然分开。 社区报的基本性质

综上所述，西方社区报的名称虽几经曲折，但其发展演变并不复杂，其内在规定一直非常清晰。透过“社区”的具体含义不难界定：西方社区报代表了一切地方性的小众报纸，这种小报的生存全维系于特定的地方生活。在美国，它们伴随小城镇一起成长并成为城镇生活的一部分，城镇众多它们也种类繁多，进而构成美国社会演进中“无报不成镇”的独特景观。换言之，“处所性”是社区报最鲜明的本质规定，独特常新的本地资讯需求与广告需求，使社区报拥有其他报纸难以媲美的生机与活力，社区报因而成为西方国家报业生产经营的普遍方式，其发行量虽至今不过几千几万份且不少是免费的，却始终占据着欧美报纸种类与数量的绝大多数。正因为鲜明的“处所性”特征，西方关于社区报的界定总表现出大同小异，譬如美国全国报业协会定义它是“旨在通过提供新闻和资讯的方式服务并建设本地社区、提高社区居民生活质量、打造社区纽带的报纸”，[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义它为“由社区创办并主要在该社区发行的定期出版物”，[3]学者们则认为它是“任何针对特定都市地区的居民”的报纸。[2]总之，社区报不能等同于大众报纸或主流大报，它只服务于特定或局部区域以满足特定或局部区域日常生活的新闻与资讯需求，为特定区域的目标受众服务并融进当地的生活，是经由西方社区报提炼出来的关于社区报的一般规定，这也正是中国社区报界定自身并有所借鉴发展的主要标尺。

二、我国社区报的兴起及性质

(一) 我国社区报探索概况

社区报在我国于2001年初现端倪，该年《南山日报》声明要成为国内第一份社区媒体，但产生的影响与联动并不大。国内社区报正式出现应从2004年算起。该年《巷报》在长春创刊高调倡议办“社区报”，此后各种定性为社区报的报纸纷纷涌现，诸如《华夏时报》(2004)、《东方新报》(2004)、《宝安日报》(2007)、《新民晚报社区版》(2007)、《广州社区通》(2007)、《南湖晚报社区报》(2010)、《北京社区报》(2010)等，“社区报”开始以一种集体的姿态为国人所瞩目。

笔者将我国社区报的探索分为两大类型：一类以《巷报》、《东方新报》及《华夏时报》等为代表，另一类则以《南山日报》、《宝安日报》及《新民晚报社区版》等为代表，区别两类社区报的关键就在于是否真正践行了社区报的固有要求，其突出问题则在于社区报与都市报是否纠结不清。若按西方社区报的规定，我国的社区报与都市报应是不同的：社区报是面向城市区域的小众化报纸，都市报则是面向整个城市的大众化报纸，第一类社区报大多便是打着社区报旗帜的都市报。《巷报》虽在创刊词中提出要办中国第一张社区报，但实际上并没有针对特定的城市区域受众来办报，只是借社区的名义强调走市场化路线，继而坚持“立足长春市，面向东北三省”，结果一年多以后因同质竞争而停刊；④《东方新报》本是长沙的一份都市报，2004年改版时它决心成为“湖南立足社区、引领时尚的纯市民报”，这一口号本身就含混不清，实际上也是借社区的名义强调新的市场化办报思路，不久也因同质化竞争及资金缺乏而停刊。⑤以上两份所谓的社区报，其夭折的主要原因便是将社区报混同于大众化的都市报或市民报

，之后创刊的《广州社区通》、《南湖晚报社区报》、《北京社区报》等也都有同样的毛病。相比之下《华夏时报》的探索更接近社区报的本质要求。该报曾决心办成“中国第一份商圈社区报”，其“商圈”针对的是北京市朝阳区内一个“3.99平方公里的区域”，该区域是北京市着力打造的城市大商务中心，《华夏时报》锁定该中心及周围金融街等精英聚集区，以此报道反映“写字楼人群的喜怒哀乐、衣食住行”。⑥从立场来看，《华夏时报》更接近社区报的本质规定，然而这一想法并没有在办报过程中贯彻下去，不久其再次改版为财经性的行业大报。

第二类社区报则能摆脱这种影响。应该说《南山日报》是第一份真正履行社区报要求的报纸，它是深圳南山区委机关报为适应市场的自身变革，该报主要针对南山区发行，但2004年因政策原因停刊。之后的2007年，《宝安日报》与《新民晚报社区版》系列报的推出使这一探索出现了转机，真正意义上的社区报在中国的践行获得了初步的成功。《宝安日报》原是深圳市宝安区委的机关报，2003年报刊治散治滥中它曾被划入深圳报业集团，2007年9月《宝安日报》借改版之机提出要办中国最好的社区报，其办报的核心理念是“以本地新闻为王”，基本原则是“立足宝安、宣传宝安、服务宝安”，主要方法则是推行新闻与服务的“本土化”。三年后《宝安日报》的发行与广告均实现了翻番：截至2010年年初，该报由每天4开16版扩展为每天4开32版，发行由4万份扩展到8万份，广告收入由不到1 600万元扩展到超过3 000万元。⑦同年3月，上海《新民晚报社区版?闵行新闻》创刊，这份报纸是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拥有独立刊号且面向闵行区发行的小型报纸，之后《新民晚报社区版》又相继推出《东区资讯》《西区资讯》《北区资讯》《浦东资讯》等针对其他行政区划的系列报纸，这些报纸都是免费发行，一般每周刊发一期，内容以本区的新闻、生活与商品信息为主，广告主要包括适合地方消费的分类广告与直投广告，发行则由小区物业派发或直接投递，至今盈利状况良好。⑧目前两份社区报正积极推动自身的转型升级，其获得发展的这几年也是中国不少报纸曾日觉艰难的时期，剥离所有权与体制等的不同，宝安日报、新民晚报社区报的运作与西方社区报并无二致，即都是对特定地域细分受众的精准把握，该“处所性”使它们得以避开报业竞争与新媒介的冲击而获得突破。

(二) 我国社区报兴起原因

深圳与上海社区报的的成功昭示了社区报在中国的可能性与可行性，但相比于西方社区报的成熟，我国社区报仍处于引进与摸索阶段，表面看来似乎还带有某种炒作嫌疑。稍加梳理不难发现其兴起的必然性及制约因素，这包括多方面的条件，既有社会改革、经济转型、新闻变革、传媒竞争等客观因素，也有业界学界的认识与探索等主观因素。综合而言可从两个方面来分析。国社区报的兴起植根于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城市的繁荣与发达决定了报纸的繁盛与多样，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2年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中国的城市也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城市规模的扩大与人口的增多，使城市经济与城市生活不断丰富壮大，这给社区报的出现提供了基本的社会物质基础。与此同时，随着城市的发展，“国家一元化”社会结构逐渐解体，“单位”的退出使基层治理成为日益紧迫的话题，“社区建设”开始成为国人的共识，而这便为社区报的兴起提供了最初的心理准备。2000年，民政部在其文件中曾指出，我国的“社区”乃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⑨该界定与西方的“community”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在现实指代上却有巨大的差异。在我国，“社区”本是引进的概念(，1930)，西方文化中“社区”一词的多元含义多少影响着人们宽泛地来看待社区，而国家权力对“社区”又有明确界定，就后者而言我国的“社区”虽也专指基层治理单元，但与西方基层治理单元的市镇不同，我国的“社区”专指城镇生活中最细微的“街道办事处”或“经过规模调整的居民委员会辖区”。⑩以上认识的广义与狭义便导致了国人对“社区报”理解的各种偏颇。譬如，由于“社区”特指居委会、街道办，人们既能将其理解为面向所有街道与居委会的报纸，又能将其理解为面向某个街道或居委会的报纸，前者使社区报等同于都市报，后者使社区报等同于内部宣传文件；同理，由于“社区”可以指代一切共同体，人们自然也能将面向整

城市或某个领域的都市报或行业报看做社区报了。

其次，我国社区报的兴起取决于中国报业演进的内在逻辑。这主要源自两股动力：一是十六大以来“三贴近”新闻理念的倡导，二是传媒竞争加剧背景下报业的突围。“三贴近”是中央在新形势下对新闻宣传工作提出的总原则与总要求，也是21世纪我国媒体提升传播力与影响力的基本方法，而“三贴近”的实质就是贴近民生，坚持“三贴近”就是坚持深入普通民众的生存空间，通过报道普通人的生活与故事提高新闻报道的效果及舆论引导，兴起中的“社区”自然成为最主要的阵地与窗口，“社区新闻”便以更直观更贴切的内容成为新的报道热点。就如大家看到的，过去几年来党报及都市报纷纷开辟“社区”类专版专刊，同时组织记者参与社区日常事务管理(通常为街道办或居委会管理)，这些“社区版”、“社区行”在业内外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这就为社区报的产生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形式准备。另一方面，人们的眼光和思路之所以聚焦到社区报也是基于报业竞争的刚性需求。2003年以后，经由治散治滥的中国报业面对市场竞争已无路可退，新媒介的迅速崛起更使其生存情势日益严峻，差异化生存成为报业摆脱困境日益有效的方法，社区新闻或社区报道正提供了难得的差异化途径。以上两种力量兴起并叠加在一起，它们前后呼应此起彼伏，共同推动着中国报业革新暗潮涌动。在此裹挟下，一些业界人士或专家学者主动向西方学习借鉴，“社区报”便应时而生了，然而由于城市发展的有限以及对社区与社区报理解的歧义，其兴起更多的是激情与尝试，注定要经历一个由喧嚣嘈杂到沉淀净化的时期。

作为地域细分的产物，社区报并非西方报业的专利，实则是报业发展的普遍性规律。我国社区报的兴起当然不是偶然现象，它昭示了中国报业产业化发展一定阶段后所蕴藏的强烈诉求，即报业自身的市场突破，全球化与城市化背景下这种突破必将聚焦于地域细分。其兴起说明了我国报业新的价值创造方式已在一些地区萌芽壮大，其含混则说明了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尚不完全具备，它有待于更深入蓬勃的城市建设与报业发展，也依赖于人们更自觉的思索辨析与更坚定的身体力行，条件一旦完善中国社区报必将雨后春笋般涌现。

(三) 我国社区报的基本性质

社区报在我国的探索践行不过七八年的时间且数量不多，但已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至少它们唤起了人们的关注与思考，《宝安日报》与《新民晚报社区版》的初步成功更提供了中国社区报生存发展的条件模式与运作模式。综观我国社区报的探索践行，其步步演进的轨迹不难显现：先是报纸的社区版，继而为都市报化社区报，再进为城市区域化社区报。显然，目前中国社区报有两种界定：精确意义的社区报只指城市区域报，模糊意义上的社区报则指所有以“社区”为对象的报纸，既包括城市区域报，也包括都市报、行业报、生活服务报等。笔者主张前一种观点，即中国社区报应是地域细分报纸，它随着城镇特定区域的繁盛而产生并壮大，作为一种国有地方小型报纸，其与西方社区报在性质与形态上已表现出了相同与不同。

第一，同西方社区报一样，中国社区报要以发达的城市生活为依托，要能独立发行。发达的城市生活才有可能形成报业的区域受众与区域需求，社区报才真正具备生存的外部土壤与现实条件。我国社区报的早期探索中，长春和长沙的城市化程度都不太高，由于区域共同体难以形成，社区报的发展便受到根本束缚；而深圳和上海则是现代化程度都很高的大城市，2007年两市基本实现城乡一体化，两大城市各自的区域经济都非常强大，常住人口都是动辄几百万，正因局部地区的相对独立才需要区域性报纸来服务日常生活，这与西方社区报的发生原理并无不同。独立发行意味着拥有专门刊号，它是报纸占据细分市场的重要条件，也是市场体制下报纸独立运营的前提与基础，因此诸如党报都市报附有的社区版或专刊等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社区报。

第二，与西方社区报类似，中国社区报应以国家管理基层行政区划为主要服务对象。就产生演变來看，社区报的范围既不能等同于大城市也不能等同于小街道，它应是国家意志、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社会条件等综合形成的自然性共同生活体，而这主要经由国家基层行政区划管理得以生成，欧美国家的市镇与我国的区县等便是，其上的州郡或城市规模往往超过自然共同体边界，其下的街区、居委会、住宅小区等则难以

达到自然共同体规模，因此中西社区报既不能是大都市报，也不能是小街区报，而应是基层行政区划报或具备相似规模的其他区域报。就此而言西方社区报主要是市镇类报，而我国社区报主要是区县类报，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春泉镇《春泉希望行动报》之类的市镇级社区报，在我国正相当于《宝安日报》之类发达城市的区县级报，相应地，西方的社区报伴随市镇成长历史悠久，而我国的社区报则往往可由区县级报重新创刊而设立。 西方社区报不同，中国社区报受到的束缚更多。西方社区报由家族掌控或集团股份所有，其产生发展完全是资本和市场的作用，报纸的创办与运作比较自由灵活；而中国的报纸都归国家所有，都要接受党的领导，都必须拥有国家批准的刊号，报业准入退出机制也日益严格，因此我国的社区报不是说办就办的，它主要将以党报集团下属的区县子报形态出现。区县报原是国内四级(中央、省、市、区县)报业体系中面对基层的那一级报纸，本具有一定的社区报优势(当然区县机关报与区县社区报有实质不同)，但2003年以后区县级报基本取消，地方性报纸已不可能再独立获取刊号，集团化是我国新闻出版业发展的战略方向，鉴于很多区县级报当时或后来被划拨入报业集团或出版集团，这些集团便成为社区报最可靠的母体，象《宝安日报》依托深圳报业集团以及《新民晚报社区版》系列社区报借助高层母报来获得独立发行权，实是中国社区报将来合情合理的选择。

此外，西方社区报是从农村包围城市，我国社区报则是从城市包围农村，西方社区报服务于当地信息与生活需求，我国社区报则还担当着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当地人民心声统一起来的重任。总之中西社区报的不同形态与格局取决于各自社会体制及报业发展的不同性质与路径，然而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社区报的精髓都在于对地域分众市场的准确把握，这是泛传播时代报业的必然选择。未来中国社区报的演进应是社区报一般规定与中国报业本土创新的有机结合，也是传统媒介与新媒介不断融合的新的表现，丰富与精彩将慢慢呈现。

注释：

① 参见韦氏词典（第3版）未缩减版电子词典的释义，网上查找软件为“merriam-webster’s unabridged dictionary”。

② 见滕尼斯《社区与社会》一书。引自于文波城市社区规划理论与方法研究[d]. 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③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新闻学院ken byerly 教授1961年出版community journalism一书，关于社区新闻、社区媒体等相对贴切的专业词汇开始为人们所接受。

④ 参见谢薇娜，孙琪琰。中国第一张社区报为何兵败长春[j]. 传媒观察，2006，4。

⑤ 综合东方新报百度百科：baike.baidu.com/view/2813396. htm，2011年7月15日查询；新华网“改扩版后东方新报全新启航”，hn.xinhuanet.com/cmjj/2004-04/19/ content_1999844.htm，2011年7月15日查询。

⑥ 参见姚娜. 华夏时报：定位决定生存[j]. 传媒观察，2004，8。

⑦ 参见卞灏澜. 在服务中与社区和谐共进—宝安日报在纸媒困境下的新尝试[j]. 新闻与写作，2010，1.

⑧ 参见王安琪. 探寻上海社区报的成长地图一上海社区报现状、问题及发展建议[j]. 中州大学学报2010，4.

⑨ 参见《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对我国“社区”的权威界定—“城市社区是指聚居在城市中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我国城市社区的范围一般指经过社区体制改革后做了规模调整的居民委员会辖区”。

⑩ 参见《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中对我国“社区”的界定。

参考文献：

[1] 朱毅. 城市社区管理理论与实践研究[d]. 武汉: 武汉理工大学硕士论文, 2005.

[2] 张志安, 黄卫. 社区报的定位及经营策略[j]. 新闻记者, 2004, (10): 52.

[3] 胡凯. 中国社区报的现状及其未来[eb/ol]./ media.people.com.cn/gb/22114/136645/158956 / 9525182. html, 2011?07?16.

a contrastive study of western community newspapers and

the chinese community newspapers

zhong humei

(school of literature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as a regional subdivision of the newspapers, community newspaper

第8篇：社区治理的含义范文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对肉食类的需求量逐渐增大，同时，国家政策鼓励畜禽养殖发展（如能繁母猪财政补贴政策），农村畜禽养殖业得到大力发展。在此过程中，文成县的畜禽养殖业也得到迅猛发展，尤其是生猪数量大增。前几年，文成县的生猪养殖业发展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实现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然而，这种无序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给文成县城人民和温州市500万人民饮用水源安全的“大水缸”——珊溪水库重要饮用水源地保护工作提出严峻挑战，对饮用水源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当前，生猪养殖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已成为市收集整理、县两级政府和社会群众关注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笔者对文成县的生猪养殖污染做了一些调查和研究，在此基础上，通过本文展现文成县生猪养殖污染现状，分析当前文成县在生猪养殖业发展过程中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并就污染治理提出肤浅的对策建议。

一、文成县生猪养殖污染现状

（一）生猪养殖的基本情况及分布

文成县地处浙南闽北，是一个以农业为主要支撑的欠发达县。畜禽养殖业作为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在文成县得到快速发展，这其中又以生猪养殖为主。根据笔者调查和农业部门统计的数据，截止2011年底，文成县生猪养殖量110962头，其中母猪存栏数20482头、肉猪26163头，具体情况如下表1：文成县生猪养殖调查统计表。

表1 文成县生猪养殖调查统计表

从表中看出，文成县生猪养殖主要集中在黄坦、南田、大峃、玉壶、百丈漈等5个镇。该5镇生猪98046头，占全县生猪总养殖量的88%，存栏母猪19076头，占全县总量的93%。据统计，全县生猪50头以上的养殖场有567个，其中黄坦镇302个、南田镇99个、玉壶镇41个、百丈漈镇33个、大峃镇32个，该5镇合计507个，占全县生猪50头以上的养殖场89.4%。

（二）文成县生猪养殖污染现状

近年来，文成县生猪养殖业在国家相关政策支持、猪肉市场价格上涨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共同刺激下，在黄坦镇母猪养殖给农民群众带来不菲经济收入的“示范”下，文成县的南田、百丈漈、玉壶、大峃等镇农民群众纷纷加入生猪养殖“大军”，生猪养殖得到快速发展。然而，这种无序发展，养殖污染物未加合理治理，直接排入溪流汇入河道，造成水质不断恶化，导致水体严重富营养化，水体发臭发黑。黄坦坑就是个典型的例子，黄坦镇生猪50头以上的养殖场有302个，每年大量养殖粪便和污水直接或间接排入黄坦坑，在枯水期的时候，整条河流严重污染，黄坦坑地表水水质长期处于劣ⅴ类，对下游珊溪水库饮用水源安全构成严重威胁。2010年5月，珊溪水库就因承包期届满，承包人大量捕食藻类鲢鱼，同时黄坦畜禽养殖污染物大量排放，曾一度出现藻类异常增殖现象。与此类似，南田镇有生猪50头以上的养殖场99个，主要集中在玉泉溪上游的光明村、十源村，该镇大多数养殖场采用传统粗放的养殖模式，有处理设施的也只有单一的沼气池，养殖场普遍采用冲洗栏舍的方式冲洗粪便，养殖废水直接向玉泉溪上游排放，导致玉泉溪上游水体变臭发黑，严重影响农村生产、生活。文成县其余50头以上的养殖场主要分布在玉壶镇金星社区桃坑村，百丈漈镇篁庄社区镇头村、西段村，大峃镇中樟社区的茶龙村和周南社区的中南村。这些珊溪库区养殖场尚有很多未实施雨污分离、干湿分离和建设沼气池、氧化塘、人工湿地等污染治理设施，同时部分已经建设的污染治理设施却没有加以管理或者严重超负荷运载，导致现有的部分设施不能正常运行。

二、文成县生猪养殖业发展过程中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

纵观文成县生猪养殖业发展态势，笔者以为，导致污染产生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农牧脱节，养殖废弃物得不到充分利用

我国传统的养殖业是以家庭分散养殖为主，养殖废物通过周围农田施肥、果蔬施肥以及环境自然消纳，能够保持良性循环。但是，近几年，文成县随着规模化生猪养殖的迅速发展以及向城郊和附近水域转移，造成农牧严重脱节，导致养殖业与种植业分离。养殖者不种地，粪便不能及时消纳，粪便作为一种农业有机肥资源不能及时得到充分利用。同时，农业生产大量使用高效化肥和文成县青壮年劳动力外出经商、务工，导致农业种植者不愿意使用畜禽粪便有机肥，养殖废弃物得不到充分利用，使养殖废弃物处理失去了原来传统的出路，从而出现养殖废弃物堆积和集中排向附近水域，形成养殖污染。

（二）养殖规模远超库区环境容量，引发环境污染问题突出

文成县不少乡镇，大力发展生猪养殖，不讲科学发展和生态发展，只有发展目标，没有总量控制指标，从而步入环境污染、治理无举、发展受阻、民怨沸腾的境地。在局部养殖密度严重超出环境容量的地区，环境污染问题先后引发。如，黄坦镇母猪养殖量远超环境容量， 而引发了下游珊溪水库局部库区藻类异常增殖现象；百丈漈西段村、镇头村以及上游南田镇的五原村局部区域集中养殖超出环境容量，也曾一度出现百丈漈水库部分水陆交界处藻类异常增殖现象。文成县生猪养殖规模远超库区环境容量引发的环境污染问题，正逐步暴露出来。因此，对文成县生猪养殖实行总量控制势在必行。

（三）污染治理经费投入不足，设施单一不配套

文成县从2006年开始逐渐试行建设畜禽养殖污染治理设施，起初是先从1000头以上的规模化养殖场开始修建沼气池，然后逐步向规模小的养殖场开展。但修建沼气池的前期投入较大，而且又难以给养殖业主带来直接经济效益，导致养殖业主：一是不愿投入资金治理污染；二是治污设施建设标准不落实，“小马拉大车”。治污设施建设不搞可行性研究，随意建一个沼气池，从而导致污染物排放量与治污设施处理能力不配套，治污效果差，达不到治污标准，造成大量清洗畜禽体和栏舍场地产生的污水不能有效实施净化处理，更谈不上达标排放，导致直接污染附近水域，大量消耗水体中的溶解氧，使水体变黑发臭，严重危及养殖场周围水体的质量和居民的健康。据统计，在文成县众多养殖户中，以中小养殖户为主，这些养殖户一般都是养殖几十头生猪为主，经济实力有限，仅靠自身投入很难做到污染物达标排放，他们大多没有修建化粪池和沼气池。如百丈漈镇水库周围的西段村、镇头村的养殖户，畜禽粪便只经过畜粪池便直接排放，严重影响天顶湖水库水质，给当地群众安全饮水造成潜在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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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环保意识淡薄

广大农村的基层干部对生猪养殖污染防治的重要性、紧迫性认识不足，防治畜禽污染的措施不到位，导致生猪养殖废弃物污染严重。此外，农村大多数生猪养殖户不懂得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性发展。笔者在基层环保工作时，曾对黄坦镇驮岙村、新康村和南田镇的五源村共3个村40户小型养殖户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对于畜禽养殖废弃物防治的含义，只有12.5%的养殖户比较清楚，65 %的养殖户不够清楚，而有22.5%的养殖户不清楚。可见，广大养殖户的环保意识淡薄和总体素质低下，缺乏遏制环境污染的主观能动性、污染治理经验和防治措施，严重影响了文成县生猪养殖废弃物治理的进程和成效。

三、推进文成县生猪养殖收集整理污染治理的对策建议

珊溪水库是温州500万人民饮用水源的“大水缸”，温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水源地保护工作，现任陈德荣市委书记、陈金彪市长先后来文成县专题督查调研珊溪水库水源保护工作。可见，抓好生猪养殖业污染治理，保护水源地水质，势在必行、刻不容缓。笔者就文成生猪养殖污染产生的原因，提出以下几点对策建议：

（一）积极开展循环利用生猪养殖废物，变废为宝

生猪养殖废物中含有丰富的营养肥料，是一种很好的有机肥，要加以充分的利用，变废为宝。要按照“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和“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的治理原则，全面推广过程控制与末端治理相结合的清洁养殖方式和农牧结合生态型治理模式。如在过程控制中实施“干湿分离、雨污分离”，末端治理通过“果园养殖业”、“畜禽-鱼塘”、“畜禽-沼气-果园”等模式的农牧结合生态型治理模式，积极引导养殖业从传统模式向规模化、集约化转变，推进规模化养殖场和生态养殖小区建设。如黄坦镇占里村沼液利用示范项目和文成县新伟养殖有限公司综合整治项目，充分开展循环利用畜禽养殖废物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占里村沼液利用示范项目主要采取以发展“猪-沼-菜”、“猪-沼-粮”、“猪-沼-苗”、“猪-沼-水生植物”、“猪-沼-竹”的立体循环农业模式整治养殖污染，通过建设氧化塘，种植茭白、聚草等水生植物以及绿化苗木等，变畜禽养殖废物为资源。文成县新伟养殖有限公司用猪粪制造有机肥，粪末和猪尿发酵产生沼气经过压缩进行沼气发电，沼液用于灌溉金银花、蔬菜和养殖水生动植物。

（二）依据环境容量，逐步削减总量，优化发展布局

文成县是珊溪水库重要饮用水源地，根据有关规划，文成县的畜禽养殖为2.26万头生猪当量的环境限制总量，因此，生猪养殖规模远超环境容量。针对文成县养殖总量严重超出环境承载能力，文成县政府早在2006年就颁布了《文成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和限养区划分规定》，但是除了大峃镇、黄坦镇等部分乡镇根据《划分规定》要求分别划定了禁养区、限养区外，大部分乡镇均为明确进行划分。因此，各乡镇要严格按照《划分规定》对禁养区、限养区进行划分，合理控制养殖规模，从根本上解决盲目发展、随意扩张的问题，通过关停拆除禁养区养殖户削减养殖总量，对被关停拆除的养殖户给予适当补偿，同时政府部门应设立专项资金用于补助养殖户转产转业。对于限养区的养殖场，首先，我们要鼓励养殖户转产转业；其次，坚持适度集中养殖与分散养殖相结合优化养殖布局，要以能否消纳所产生的畜禽养殖废物为出发点；第三，因地制宜，适度集中建设生态养殖小区，引导位于溪流附近、建成区、居民集中区等敏感区域内的养殖户进行适度集中，有利于集中处理畜禽废弃物。

（三）加强政府引导，加大对养殖污染治理的财政资金投入

环境保护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政府在重视工业污染治理的同时，也应在养殖污染治理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在发展养殖业的同时应加大对养殖污染治理的财政资金投入。据测算，每头母猪需配套建设3.2m3的沼气池和4.8m2的氧化塘，根据笔者多年基层工作接触估算，建设1m3的沼气池需要约700元，1m2的氧化塘100元，每头母猪仅建设沼气池和氧化塘的污染治理投入约为2720元，因此一个100头母猪养殖场的治污设施投入需27.2万元，这还不包括土地政策处理和排污管网投入，可见养殖污染治理投入的成本很高，而养殖产业本身利润低，治污投入又无法产生经济效益，从大多数中小养殖业主的经济状况看，其抽出资金治污的可能性小。因此，政府应着眼综合、可持续发展需要，加大对养殖污染治理的投入，给予治污设施建设一定的资金支持。如在黄坦镇已开展实施的“雨污分流，干湿分离”污染处理技术改造，养殖户及时清扫干猪粪，由集粪中心统一收集加工成有机肥，政府部门通过生态补偿资金给清扫猪粪的养殖户每吨200元的财政补贴，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此外，政府应该通过产业政策、财税政策、价格政策和补偿机制等多种方式引导养殖业主不断加大治污的投入力度，将养殖污染治理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改造其他农业基础设施等统筹规划，加大对养殖污染的治理力度，使经济发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与环境保护和谐统一。

（四）强化宣传教育

首先抓学习。把环境保护法规、知识，尤其是《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畜禽养殖业环境管理技术规范》等纳入基层组织、干部的学习内容，开设环境保护专题讲座，举办畜禽养殖户环境知识培训班等，切实提高基层干部和广大养殖户的环保法规、知识水平。转贴于

其次，抓宣传。充分利用各乡镇、社区的有线电视、广播，开辟环境保护专栏；环保、畜牧、司法、宣传、教育等部门开展环保知识送下乡活动，向广大养殖户发放环境保护宣传资料，播放环境污染案例分析电视片，举办群众参与性强的环保知识竞赛，努力提高广大农民的环保意识。第三，抓引导。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农村环境保护提到议事日程，做到环境保护天天讲、时时讲，切实提高广大基层干部的环境意识，树立起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的思想观念。此外，条件允许的话可以组织基层领导和农民参观生态示范县、生态示范镇或全国环境优美乡镇，交流畜禽养殖废弃物管理经验，激发他们参与养殖废弃物管理的热情。

（五）完善地方法规和标准，依法治污

尽管国家相关部委相继出台了一些有关防治畜禽养殖污染的法规、办法和标准，为畜禽环境污染的治理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法规标准体系不健全、不实用的问题依然存在，应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参照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等，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增强可操作性。一是在国家环保总局制定的《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的基础上，出台符合本地实际的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办法，配套制定一些相应的操作规范，使养殖污染治理做到有法可依；二是加强畜禽环境污染执法队伍建设。推行执法责任制，开展多部门联合执法，使畜禽污染控制逐步走上法制化的轨道。

第9篇：社区治理的含义范文

    一、缘起与内涵

    协作性公共管理理论的生成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学者们从多层面对协作性的基本内涵进行了分析与归纳。

    1.协作性公共管理的缘起

    (1)思想传承:行政协调论的现代生长

    行政协调论是传统行政思想的一个优秀因子,在西方传统行政理论中不乏丰富的行政协调理念。1887年,古德诺在《政治与行政》一书中对威尔逊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法做了进一步阐述,“分权的原则使每种机构只限于行使一种被分开的政府功能。然而,实际的政治需求却要求国家意志的表达和执行之间协调一致。”“法律与执行之间缺乏协调就会导致政治的瘫痪。”[1]12-51为此,他提出通过行政适度集权化和政府体制改革等措施来实现政治与行政的协调。1947年,怀特也在《行政学概论》一书中对行政协调的动因、机构及原则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协调的困难性是行政单位数目的增加”,从而导致“在各个方面的活动中,行政部门之间的相互联系十分困难,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为了实现政府各部门的协调,“应该设置政府委员会以利于行政协调工作的有效开展”。而“协调机关的组织原则是对任何事件均由主管会制定完整的政策,用以领导相关的各部”[2]76-82。佩里?希克斯指出,“政府之间的协作和整合必要性决不是一个新的东西,尽管具体的形式、偏好的工具和特殊的问题已经时过境迁,但政府机构之间的协调、合作和整合,不管是被称作是‘协同的’、‘整体的’,还是‘协调的’、‘整合的’,所有的这些都是政府组织永恒的追求目标。”[3]9因此,协作性公共管理是“传统的合作理论的一种复兴,只不过其内容更加复杂,具有综合性和理论性”[4]。

    (2)理论反思:碎片化治理的根治之道

    碎片化治理是新公共管理改革走向极端的产物。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国家普遍地推行了一场以新公共管理改革为内容的政府再造运动,新公共管理大量借鉴工商企业管理的原则、方法和技术,把传统的官僚制政府改造成小型化和分权化组织结构模式。“新的组织形式以灵活性的日益增强和垂直整合组织结构的解体为特征,合同承包广泛地被采用,大型组织规模大幅小型化,并被分裂为更具自主性的商业单位。”[5]12-13如新西兰除创立国有企业单位外,将剩余的政府部门分割为更小的、更专业的机构,英国也在“下一步改革方案”中建立了大量小型化的执行机构。但随着新公共管理改革的推进,也产生了新公共管理的限度问题,即机构裂化问题[6]。碎片化治理就是机构裂化进一步发展的产物。新公共管理的碎片化治理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转嫁问题,让其他机构来承担代价;互相冲突的项目;导致浪费并使服务使用者感到沮丧;互相冲突的目标;由于缺乏沟通,不同机构或专业缺乏恰当的干预或干预结果不理想;在对需要做出反应时各自为政;公众无法得到服务,或对得到的服务感到困惑,他们常常不知道到哪里去获得恰当的服务;由于没有考虑问题产生的原因,而是强调可得的或固有的一套专业干预,从而导致服务提供或干预的遗漏或差距[7]48。可见碎片化治理的根源在于新公共管理改革不仅没有摈弃传统官僚制功能性组织原则,而且强化了功能性组织设计,从而导致政府机构之间协调和整合问题急剧增加。因此,寻找一种增加协调和合作的治理模式就成为根治碎片化治理的根本出路,协作性公共管理正是对这种理论反思的结果。此外,新公共管理理论将公民当成客户回应,隐含着把公民视为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被动接受者的危险,忽视了政府和公共机构与公民之间开展协作。协作性公共管理则抛弃公民所有权和控制权的概念,以协作为基础,强调加强政府和公共机构与公民以及其他社会参与者之间的协作关系和伙伴关系[8]。

    (3)实践需求:复杂性问题的应对逻辑

    公共服务与公共事务的复杂性是协作性公共管理产生的直接动因。在信息时代或知识经济时代,世界趋向复杂化和多样化,地方政府面对的公共服务需求日趋复杂化和多样化,这在客观上需要跨越功能划分、组织界限甚至地理界限的协作性公共管理活动。奥尔图提出组织间网络管理等跨组织结构普遍存在且可能增加的五个原因。a.是处理艰难或复杂政策的需要。传统社会中官僚制组织形式可以有效解决的那种容易界定、明确的目标和任务的问题已经让位于需要多方共同解决的恶劣问题。b.政府直接干预的局限性促进了基于网络解决方法的增长。c.政治驱动力诱导出需要超越政策目标,使联网成为基本需求。d.实现联系制度化的努力结果。由于二级项目效果的信息不断增多,通过组织之间的特别工作小组和计划团队等制度安排也相应地增多。e.横向规定和交叉法令等在内的命令层次提供的额外压力。因为在许多热点问题中,如经济发展、社会福利等,不同的项目之间具有不同的目的、资金来源、颁布标准及利益相关者,协作与互动沟通势在必行[9]22-23。可见,跨组织结构应对复杂性问题是协作性公共管理产生的现实动因。

    2.协作性公共管理的内涵

    协作是协作性公共管理的一个核心理念,它对于理解协作性公共管理的内涵具有重要的作用。学者们主要从组织间关系、组织结构和集体行动的逻辑三种视角对协作进行了界定[10]104:a.组织间关系视角的协作是指基于特定议题的利益相关者自发组织、参与到同一过程中,采取行动或共同决策。b.组织结构视角的协作主要从结构与功能的角度来定义协作,认为协作过程是松散的、多层网络组织的相关组织领导利益相关者以解决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c.集体行动的逻辑的视角的协作意味着自治的参与者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谈判、共同制定的规则和组织结构来处理相互间的关系,决定和解决共同关注的事务。

    基于协作的协作性公共管理是一个含义十分广泛的概念,大量存在于各种跨组织协作、网络管理和公私伙伴关系等实践之中,学者们从多种视角、多个层次对协作性公共管理的内涵进行了揭示和探究。沃尔特?鲍威尔从官僚制和新公共管理的比较中揭示了协作性公共管理的含义,认为协作性公共管理是一种独特的制度形式,它不同于市场自发性协作和等级制度有意识性管理的诸多过程[11]。罗伯特?阿格拉诺夫和迈克尔?麦圭尔在《协作性公共管理:地方政府新战略》一书中把“协作”作为在政府组织间进行管理的基本描述符号,“它描述了在多组织安排中的促进和运行过程,以解决单个组织不能解决或者不易解决的问题。协作性公共管理的基本特征是纵向和横向活动的复杂结合,其中仅有一些结合可以被认为是协作的,但是所有的结合都是多方参与的。”[9]3-39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和威廉?D?埃格斯则认为协作性公共管理是一种网络化治理模式,它象征着当前改变公共部门形态的四种有影响的发展趋势正在合流:由公私联合提供公共服务的第三方政府;联合政府若干机构提供整体服务的协同政府;基于先进技术用以往不可能的方式与外部伙伴进行适时合作的数字化革命;要求多元化和个性化的消费者需求选择。这四种发展趋势的集合,使网络化治理成为一种公共部门的新形态,“它将第三方政府高水平的公私合作特征与协同政府充沛的网络管理能力结合起来,然后利用技术将网络连接到一起,并在服务运行方案中给予公民更多的选择权。”[12]8-17

    总之,协作性公共管理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官僚制单中心治理和新公共管理分权化治理的地方政府治理理论的新模式①。以公民为中心、多中心安排治理和整合性公共服务是协作性公共管理的三个基本特征。

    二、结构、机制与模式

    在实践中,协作性公共管理可以发生在区域、地方政府和社区管理等多个层次,且横向协作和纵向协作是相互重叠的,协作既可以存在于中央政府层级(如美国联邦系统内)的纵向环境中,也可以存在于参与者是地方政府(代表社区内多种利益)的横向环境里。协作性公共管理形成了独特的结构类型、协作机制和实践模式。

    1.结构类型

    协作性结构可以在政府运作的各种制度和体制环境,即在纵向政府各个层级和公私部门中组织互动的横向环境中产生。在具体运行时,既可以自上而下,也可以自下而上,还可以在自外而内的网络环境里操作[13]。一个公共管理者可能同时涉及跨政府边界、组织边界和部门边界,且负有正式的契约责任,从而很难区分不同环境中的边界,因此,划分协作公共管理的结构类型就具有重要的意义。米尔娜?曼德尔和托迪?斯蒂尔曼根据西方国家治理实践的经验总结了实践中协作公共管理的基本结构类型及功能特征(见表1)。上表从问题导向、对目标的承诺、联系强度、努力宽度、目的的复杂性和努力范围等功能性特征分析了如下五种协作性公共管理的网络类型[14]。

    (1)间歇性协调

    这主要发生在两个或多个组织相互调整、相互适应地完成同一目标的政策和程序中。间歇性协调结构的交互作用一般在较低的层次产生,组织间的承诺也只是保持在目标完成的深度,资源共享也相对较少和低风险。

    (2)临时性工作组

    这是用于完成一个具体的和有限的目标,并随着目标的完成而迅速解体的协作性公共管理结构类型。在这种结构中,资源共享仅仅存在于有限的范围之内。这类型的结构主要包括为具体的问题(如水质量标准、社会关注事件等)而建立起来的讨论潜在性解决办法的各种组织间关系的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