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学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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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大众传播学范文

该建筑的突出特色,就是设计师使用了纯粹的现代语言,营造出了一个轻松、调皮的“加利福尼亚州”风情。这种jole de vlvre式的现代主义(在色彩,用料和节点方面)长期以来一直是CulverCity公司的标志。这一点,主设计师StevenEhrIich指出,该设施带来了“凤凰城新兴的市中心区炫目的色彩和生活”。

该建筑大部分楼层为克朗凯特学院使用,包括大礼堂,教室,计算机实验室等。该城市及其生活建议的制作室设在六楼,包括一个控制室、线性编辑室和包含新闻主播台的新闻完成编辑室。学校使用这些设备广播自办的“克朗凯特新闻观察”节目。本地的公共电视台――KAET第8频道也在其设在六楼的工作室传输节目。

该学校的核心场所就是通畅的阶梯式的第一修正论坛(the FirstAmendment Forum)。该空间既是班级之间学生的一个非正式的聚会场所,也是一个演讲厅。该论坛命名为“第一修正(the First Amendment)”因源于美国宪法而获得一致通过。

该建筑的框架是经济实惠的,的结构混凝土柱纵向分布着30英尺的方形网格,楼板为预应力混凝土。从外部可以看出,这些混凝土柱拔地而起,通过不同层级向上伸展,直至最终消失在最高端。

该项目各表面及其所需材料,都是根据各个内部空间的职能精密计算出来的。建筑中向外延伸的部分与建筑本身融为一体,环绕建筑的三个楼层可为三个楼层的外部平台提供遮荫。同时,该建筑还从整个建筑入口处的第三层外挑出一个大型空间。作为学院的“前廊”,这个空间昭示了走向中央大道,轻轨文娱空间和泰勒步行街的城市姿态。大型的滚动电子显示屏向行人和进入学院的学生播放着新闻和学院当天发生的事情。

墙体的垂直和水平方向设计了相同材质的狭长的玻璃矩阵。例如,垂直方向的窗户用波纹金属板纵向接缝,而水平方向的窗户一般都用砌体和金属板水平接缝。室外的遮阳设备安装在建筑的水平方向,就效用而言,他们降低了等同于索诺拉沙漠的严重热负荷(凤凰城夏季气温超过43℃/110°F之间)。

第2篇：大众传播学范文

关键词：大型无动力船舶 港内拖带 阻力

广州中船龙穴造船基地是国务院2006年9月常务会议原则通过《船舶工业中长期发展规划》中的三大造船基地之一，自2010年该基地修船船坞投产以来，共有700多艘次需要引航的船舶进出该厂，其中部分大型无动力船舶或海洋工程设施，需要拖带进厂。由于广州港出海航道长，航道转向点多、航道宽度窄，碍航物多，部分航段水流复杂，通航密度大，给大型无动力船舶拖带作业带来一定的难度。本人通过对这些大型无动力船舶或设施（船型资料如表1所示）的拖带作业实际操纵体会，结合有关拖带作业的理论知识，总结出有关大型无动力船舶或设施在狭窄水域或港内拖带的操纵方法及注意事项，供同行探讨。

1.拖带方案的制定

在港内拖带时，根据不同的操作环境及拖轮的性能特点，使用拖轮的方式大致可以分为：吊拖、傍拖、顶推、作舵使用及其四种方式的组合使用。大型无动力船舶或设施拖带开始之前，拖带引航员应根据拖带船舶吨位的大小和所经水域的通航环境，制定比较详细的拖带方案。

1 . 1大型无动力船舶拖带常见四种拖轮配置方案

1.1.1侧挎式拖带

在船舶的同一舷（一般为下风舷或左舷）配备主、副拖轮各一条，主拖轮为拖带作业提供主要的拖力，进车和倒车时控制被拖船舶的动态，带缆的方式一般采用头缆和尾缆，缆绳要有足够的强度。副拖轮一般系在与主拖同舷船首，协助控制被拖船舶的航向及提供部分动力，同时可以协助拖带船队望。

1 . 1 . 2双拖轮推进式拖带

在被拖船的左右舷船尾各配备一条全回转式拖轮，拖轮尽可能带在离船尾近一些，以便转向时效果更佳，带缆方式采用头缆和尾缆，以便控制航向、制动，同时为拖带提供拖力。转向时，通过一舷的拖轮进车，另一舷的拖轮待命来达到其效果。

1.1.3吊拖加单傍拖方式

2.航道概况

中船龙穴岛修造船基地大型拖带船舶进口需经过的航道依次为：广州港出海航道大濠水道、伶仃航道和中船龙穴修造船基地进港支航道，全程约36海里，如表2所示。

广州港41#、42#灯浮至珠江口航道有效底宽为243米，设计底标为-17.0米，其中13#、14#至23#、24#浮筒之间航道底宽为365米，作为伶仃航道的应急避让区；中船龙穴造船基地支航道设计底宽250m，底标高-8.5m，边坡1：7，航道长3.1海里。

3 . 2富裕水深的控制

“MV/LEA”轮拖带时最大吃水6.4m，依据拖航速度6Kn的下沉量、风、流、浪等对拖航影响，估算保留0.8m的水深富余量，整个拖带所经航道有效宽度内，均能满足其要求。3 . 3航道宽度的估算

由于“MV/LEA”轮进港拖航过程左右均有拖轮旁拖，其航迹带宽一般不会超过4倍船宽232米，其拖带所经历的航道宽度，可完全满足其宽度。

3 . 4拖航方案

（1）拖航方式：吊拖与旁拖相结合。主拖船：M/V MAERSK SEARCHER 18250BHP，取得适拖证书（主拖船由船东负责，从启航锚地（马来西亚）到桂山锚地不解拖，直接拖航至广州龙穴修船基地）；正船尾巴拿马孔吊拖一条龙“拖10”（5000HP 全旋回拖轮），船舶左傍拖“龙拖8”（4000HP 全旋回拖轮），右舷傍拖“龙拖6”（4000HP 全旋回拖轮），另一条“龙拖9”（3400HP全旋回拖轮）作为机动，以防意外时能随机应变（如下图所示）； 650米，最大宽度约78米，最大高度62米，最大吃水6.4米；

（3）拖航计划：5月3日11：00时桂山蜘蛛岛南上引航员和工作人员并起拖，经大濠水道第三分航通道、第五分航通道、伶仃航道，1300时过马友石灯船，1430时过13、14# 灯浮，1730时过42#灯浮，1800到龙穴岛船厂；

（4）预测拖航速度：约6节，拖航距离约36海里，全程需约6.5个小时；

（5）整个拖航过程在视线良好的白天进行，风力小于5级。3.5安全措施

（1）由海事相关部门组织召开通航专家咨询会，对拖带的可行性进行论证，并组织港口调度、港口集团、引航、协助拖轮、船厂、船舶、所经航段辖区海事处等相关方召开拖航前宣贯会，讨论拖航实施方案的具体细节，明确各自工作职责。

（2）各协作方应认真落实航前部署的具体安全拖航方案，听从统一指挥，密切配合，各司其职，同时在拖航中，发现有不利于安全拖航的动向，应及时向现场指挥者报告，以便采取适当措施予以调整，保证航行安全。

（3）指派经验丰富的适任引航员负责引领，指定一名主引引航员，其他人员听其调派；拖航中，各相关方应使所有的通信设备处于良好的状态，保持通信联络畅通。

（4）海事部门实施交通管制，全程单向通航，派出巡逻艇清道，并航行通告。

（5）协助拖航的拖轮指派有经验的船长实施拖带，并保持拖带过程中在驾驶台操纵。

（7）各协助拖轮配备足够数量和强度的拖缆；

（8）中船龙穴造船厂配备具有专业知识的系缆人员，以满足带拖需要。3.6应急措施

（1）拖航中如强雷暴等恶劣天气和其他特殊情况，应及时向管理部门申请适当的安全水域锚泊，并及时通报周边有关船舶，协调好避让行动。

（2）拖航中各拖轮注意拖缆的状态、受力情况，避免超负荷使用，同时加强对拖缆的检查，特别是缆绳与船舶构件之间的摩擦情况，可采取铺垫、包扎、涂抹黄油等办法减轻磨损程度。一旦断缆，将在其他拖轮的共同协助下重新系带备用拖缆，或选择适合水域停泊再行处理。

（3）拖航中若遇意外或不可抗力的情况导致搁浅时，及时报告管理部门，通报动态，迅速检查搁浅情况，确定脱浅方案，必要时申请外部救援。

3 . 7拖航实施

3.7.1带拖缆

按照预定的拖航方案，给各协助的拖轮带缆（由于该轮从马来西亚拖带至珠江口一直由MAERSK SEARCHER轮主拖，故只需给协助的副拖带缆）。首先给正船尾的吊拖 的“龙拖10”带缆，它可以协助“MV/LEA”轮控速和抑制偏转，其他两条拖轮可以一边航行一边带缆。左右两舷傍拖的“龙拖8”和“龙拖6”尽可能往船尾带，协助转向时以便获得更大的转船力矩。在带缆时除要注意拖带船队的安全，还需要考虑带缆人员的安全。

3.7.2起拖

起拖时，拖缆应确定已固定好，方可先以微速前进，当观察到拖缆刚有张力时即停车，在保持拖缆有一定的悬垂量过程中使被拖船逐步加速，如此反复进行直到被拖船（“MV/LEA”轮）有前进速度，方可逐渐增加速度。主拖轮主机转速应隔一段时间增加几转，分几段时间增加至所需的转数。

3.7.3航行

拖带时应严格执行《珠江口水域船舶定线制（试行）》、《珠江口水域船舶报告制（试行）》、《国际海上碰规则》、《珠江口水域船舶安全航行规定》和其他有关安全航行规章，谨慎驾驶，加强了望，使用安全航速，及时修正风流压差，合理利用拖轮保持拖带船队航行在预定航道中。

拖航中，应随时注意拖船与被拖船（“MV/LEA”轮）的动态，并根据风、浪和流对其影响情况，及时调整拖速、拖缆长度，克服或减少偏荡的影响，防止发生拖缆绷断，提高拖航稳定性。

3.7.4转向

拖航中转向时，应按两船（主拖与被拖）的总长加拖缆长度来考虑旋回圈大小，避免大角度改向。如需改向，应分若干次来进行，最好每次转5～10°，防止拖缆张力不稳定。拖船每次改向前需待被拖船已驶入拖船现在的航线之后，才可以采取新的改向措施，应避免一次性转20及以上的航向。

3.7.5降速

主拖在拖航中的减速、停车和解拖应逐渐进行，使拖缆张力逐渐下降，可利用协作拖轮往后拖来控制被拖船船速。主拖停车拖缆张力逐渐减小后，由于被拖船排水量很大可能冲向主拖船，此时，主拖船应微速前进，待张力减小后再停车。

3.7.6抑制偏转

拖航中发生偏荡现象，应根据风、浪和流对其影响情况，及时调整拖速、拖缆长度，克服或减少偏荡的影响，也可通过船尾的吊拖拖轮帮助被拖船控制偏荡，防止发生拖缆绷断，提高拖航稳定性。

3.7.7风、流压差

在拖带的过程中要，应随时掌握船位，密切关注风、流压对拖带船位的影响。由于被拖船有一定的追随性，主拖船在航行时要提前对被拖船的船位有一定的预判，留足足够的风、流压差，特别是在横流较强的航段，如大濠水道定线制浮筒至马友石灯船航道、伶仃7#灯浮至14#灯浮、23#灯浮至30#灯浮及龙穴船厂附近等。如有导航软件，可利用拖带船的矢量线来预判船位。

4.结束语

大型无动力船舶港内拖带虽然存在一定的风险，但只要操作者通过一定的理论分析，掌握其拖带特性，做好相应的安全措施和应急预案，谨慎操作，安全是能够得到保障的。由于各个港口的环境不同，其拖带操作方法也存在一定的差别，需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拖带方案。

参考文献：

[1]中国船级社.海上拖航指南.人民交通出版社.2011.

[2]交通运输部.海港总平面设计规范（JTJ211-99）及局部修订，2008.

[3]李昌伟.无动力船舶港内拖带关键技术研究.2010.

[4]池立波.无动力或舵设备故障的船舶在港内的拖带.航海技术，2011.

[5]陆志材.船舶操纵.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06.

[6]詹海东，陆，刘荣康，黄翔.超大型无动力船舶黄浦江内拖航的论证及实操.中国航海，2008.

第3篇：大众传播学范文

在全球化的今天，多种文化交流和文化渗透日渐紧密，文化侵略的威胁也日益加大。在多种文化渗入的途径中，最主要的是网络传播，而参与者中大学生占据了绝大部分，像二次元、弹幕等网络热词都是由大学生群体带入现实世界的。在看似大力传播外来文化的表面下，一股传承传统文化之风也在大学生中悄然而生。大学里的各种社团和相关组织应运而生，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每个传统文化爱好者都用尽全力去传播和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大学生是国家未来建设的主力军，肩负着建设祖国和弘扬传统文化的重任。

一、汉服之美

汉服是传统文化的代表，传统服饰之美在《左传》中有记载：“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中国自古就被称为“衣冠上国，礼仪之邦”。

目前，各大高校都有规模不一的汉服协会或汉服爱好者自发组织的汉服活动。汉服文化正在各地大学生中蓬勃发展，并呈现出多元化、多层次的实践形态。在汉服的爱好者中，高校团体已经构成了绝对的主体，并且以女性、汉族青年为主，文化层次普遍较高。其主要目的是：服饰文化与传统礼仪的传播、普及与传承；汉服文化的创新与发展；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深化。例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学院新国学社举办了女子汉服成人礼仪式，将女子成人礼的笄礼展示在人们面前，笄者首次出场时身着采衣，梳丫髻，由赞者为其梳头。正宾走到笄者面前，高声吟诵祝辞，然后为笄者加笄，接着复位，此为初加；笄者更换与头上发笄相配套的素衣襦裙后再次出场，正宾再颂祝词，赞者将木质发笄取下，正宾加金属发钗，此为二加；当换好红色裙裾后，此时受礼者第三次出场，赞者为笄者去发钗，正宾为笄者加钗冠，然后复位。赞者帮笄者正冠，此为三加。完成这些礼仪后，方成年。学生在仪式中穿插了汉服舞蹈、舞剑表演、民乐合奏和话剧表演等内容，向观众传达了传统的汉服文化，“我愿重回汉唐，再奏角徽宫商。着我汉家衣裳，兴我礼仪之邦”。汉服这一关键词已经深入每位大学生的心中，大学生成为传播汉服文化、礼仪文化的重要力量。

大学生中“h服文化”的兴起不是偶然的，因为在全球化的持续推进中，大学生群体激发出对民族认同的觉醒，大学里来自五湖四海的学子汇聚一起，面对少数民族学生，汉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和国家意识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增强。另外，服饰作为最直观的标志，更容易成为流行时尚的标志，更加有益于传统服饰文化的传播。为此，高校要准确研判“汉服协会”中的不同诉求，并加之以正确的引导，继续传承弘扬传统文化。

二、“中国风”音乐

提到“中国风”，人们最耳熟能详的便是“中国风音乐”，从周杰伦到王力宏，再从陶吹叫磲浴U庑昀矗“中国风”歌曲传遍了大街小巷，街上白发苍苍的老人甚至都知道周杰伦的存在，还会打趣来一句半句从孙子那里听来的“发如雪”。越来越多的音乐创作者为迎合大众审美，不断创作新歌曲，使“中国风”这种音乐成为大众娱乐的首选并传播至今。“中国风”音乐的绝大部分传播都依靠大学生群体，从综合性院校到艺术类院校，学生乐队、校园歌手、毕业晚会都会有“中国风”音乐。当“中国风”的音乐风格逐渐升级演变成为一场社会热潮时，“中国风”音乐所包含的文化意蕴便成为一道待解的文化难题。人们喜欢“中国风”音乐的原因已不限于音乐的悠扬，中国诗词的美学意味与古典音乐、流行音乐的结合，以及在表情达意上的美学效果，令聆听者沉醉于中国风歌曲整体的含蓄、忧愁、优雅的意蕴中。

戏曲作为我国传统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受我国人民喜爱。但是，其受众基本上是戏曲从业者或者一些年龄较大的人，戏曲对于大学生的吸引力还是相对较弱的。在流行音乐中借鉴和吸收戏曲元素，对追求创新品位的年轻人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例如王力宏的《盖世英雄》中，将欧美流行音乐元素R&B与我国传统京剧相结合，以传统戏曲为主体，充分利用国外流行音乐元素，为华语流行歌曲赋予了全新的生命力。“中国风"”音乐的意义不是歌曲创作者的，而是歌曲收听者的传播。大学生在流行音乐的受众中最积极、最主动。人们可以对大学生群体进行研究，以“中国风”音乐为切入对象，考察了其对“中国风”音乐的认知、行为和态度，分析如何利用“中国风”音乐来传承中国传统音乐。

三、影视作品

影视产业作为文化产业的一部分，对于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有着五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孕育着宝贵的历史魂魄和思想精髓。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为影视作品的生产提供了不竭的题材。在影视作品的受众群体中，大学生仍占有极大的比例，所以当今的影视作品多是迎合年轻人的审美需求而创作的。所以，现在无论是电影、电视、还是综艺选秀，受众群体都呈现出年轻化趋势。这些作品的创作者大都为年轻一代，他们了解青年群体的需求，创作出有针对性的作品。同时，新生代的创作者受当下的社会文化环境影响，在自己的作品中，都赋予了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例如，最近热播的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电视剧改编自大热同名小说，在播出之前就有一定的受众群体。电视剧一经播出，便登上微博话题榜，大家津津乐道剧中的人物、剧情等，同时也充斥着各类对上古神话的安利与解疑，在网络平台上传播传统文化，更有甚者截外网评论来抒写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赞叹之情。虽然它是纯虚构的小说，但是其中的天族、翼族、鲛人族也是基于上古神话和山海经神兽的描绘，上下三界、四海八荒也符合道家的天地之分，剧中的神仙异兽也源于道家学派。诸如此类的影视作品还有很多，如备受大众好评的《琅琊榜》《芈月传》《汉武大帝》等历史题材电视剧，利用当红实力演员与影视作品相结合的手法，吸引大量观众了解历史文化、服饰文化等。除此之外，还有综艺节目，如《我们穿越吧》，更是在各个方面展现出中国历史的丰富内涵，综艺桥段与现实历史的结合，录制场地的全古代化，使参与嘉宾身临其境，更加真实地传播优秀文化。这些影视作品背后的年轻制作者功不可没。影视作品既是一种媒介符号，也是一种文化符号，它的后现代性决定了它是最典型的现代文化艺术形态，所以影视作品被赋予了传播传统文化的重任。而这些重任背后是一代又一代学子的推陈出新、不断探索，力求用一种最喜闻乐见的方式更大范围地传承优秀文化。

第4篇：大众传播学范文

作为传播学批判学派的主要流派之一，传播政治经济学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西方文化思想为理论基础，在广阔的历史、经济和社会背景下，分析媒介和传播系统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关注传播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对社会的影响，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权力机构对传播活动的控制。传播政治经济学起源于北美，后在北美、欧洲、南美等地蓬勃发展，并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传入中国大陆。经过二十多年的借鉴和发展，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从单纯的理论引介逐渐向产业分析、社会发展分析等多领域扩展，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

但由于该领域的研究者数量有限且研究主题较为分散，这些理论成果无法建构起一个完整而集中的体系，因而，本文选取了中国大陆新闻传播类期刊自1998年至2013年有代表性的30余篇论文，在“本体研究”“产业研究”和“社会发展研究”的框架下，以作者为单位进行综述，试图对该领域理论成果的总体情况做出梳理和勾勒。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本体研究

（一）西方溯源

1.理论引介：起源、发展与反思

传播学作为一门外来学科，其在中国的发展是从西方书籍的翻译和学科理论的引介开始的。相较于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在中国的盛行，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其书籍翻译和理论引介相对较少。

李琨是最早关注该学派的学者之一，他指出，传播媒介向新型大工业的发展、国家政权的参与以及世界范围内的传播的不平等和“文化帝国主义”现象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形成的重要原因，也是其研究焦点；宏观的研究方法、批判性和对现实的关注是其研究特点；在建立世界信息新秩序的竞争中，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我国把握宏观形势、维护国家利益和推动全人类发展具有重大意义[1]。

郭镇之梳理了传播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宏观的、历史的、能动的和辩证的），并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了简要介绍[2]。

刘晓红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初创期，由于研究取向和批判立场与美国当时的学术环境和政治气氛相冲突，该学派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蓬勃发展时期，北美研究硕果累累的同时，欧洲、南美等地也出现了该学派的研究者；反思拓展时期，在结合世界大众传播发展的新形势下深入思考以往的研究课题的同时，反思自身的理论发展并尝试借鉴其他传播批判研究的成果和方法，探索新的研究方向[3]。

曹晋和赵月枝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指向及其从北美到欧洲的发展脉络，阐述了该学派的人文关怀，即一方面猛烈抨击全球传播产业彻底商业化造成的若干不良后果，另一方面积极投入到媒介改革的社会运动中[4]。

陈世华的研究集中于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他指出，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路径， 和西方的批判旨趣，加拿大多伦多学派的技术批判，社会学思想传统和北美新闻传播研究是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渊源；“我们不自由的传播”是其理论精髓[5-6]。

2.奠基者思想研究：身体力行，将理论成果运用于社会实践

达拉斯?斯迈思和赫伯特?席勒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开创者，以丰富的研究成果为该学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我国学者集中对这两位先驱的生平和传播思想进行了研究。

郭镇之认为达拉斯?斯迈思不仅是一位倾向于的学者，而且是一位将理论研究成果运用于社会实践的身体力行者。其代表性的观点有“受众商品论”“依附理论”等；其实践贡献体现在积极参与并影响了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运动，并始终关注传播领域的公共利益和公共控制[7]。

郭镇之还对赫伯特?席勒的生平、著述进行了研究，认为他不仅是积极活动型的学者，而且是以学术成果影响传播实践的典范。他的著作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世界传播秩序的讨论和对新秩序的呼吁，影响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政策和实践[8]。

陈世华在新媒体时代对赫伯特?席勒的传播思想进行了重读，深入细致的分析了他关于“复合媒体和媒介帝国主义”“思想管理者和信息劳动力”“传播与文化宰制”“信息传播与社会危机”的批判思想[9]。

3.同其他流派的比较分析：结构功能主义学派与文化研究学派

传播学研究中，结构功能主义学派、批判学派和文化研究学派间的差异、对抗、借鉴是学者们关注的又一内容。

杨茵娟分析了结构功能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与当时美国社会背景、历史状况及主流社会思潮间的关系，回顾了每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探讨了每个学派存在的缺陷，并寻求三个学派之间对话与沟通的空间[10]。

刘晓红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关系的演变，指出二者的关系经历了短暂共处、尖锐对抗、沟通和借鉴三个不同时期，并分析了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互相借鉴的前提[11]。

黄典林认为，以往对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诸种分歧的讨论多停留在表象的差异，要理解这些分歧需要从根源上把握哲学观的差异。实现两者整合的可能途径是从中间温和立场的交叉地带寻求共识[12]。

（二）本土化进程

1.理论框架体系的建构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舶来品在我国的发展时间较短，目前仍处于向国外学习借鉴的阶段，其本土化的理论框架体系的建构很少，且主要出现在对国外理论进行引介的文章中，如上文所述的李琨、郭镇之等人的文章。

国外，尤其是北美、欧洲的理论框架体系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察研究基础之上的，有些甚至带有美国中心主义思想，因而生搬硬套并不能解释和解决我国的问题。下一阶段我们有必要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理论框架体系，在此基础上解读我国丰富而复杂的传播实践。

2.理论研究的发展

陈卫星论述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使用的重要概念“文化工业”向“文化产业”的转型过程，并分析了这一概念改变所带来的理论方法的充实和对新信息传播技术的产业化过程的新视角、新理论启发和实践形态[13]。高亢思考了新媒体环境下“受众商品论”的作用机理，指出了受众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形成机制，受众商品剩余价值的衍生途径以及商品化过程中“广告商在场”身份的演变[14]。谢进川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实践性进行考察，分析了20世纪以来的媒体改革运动，指出其关注重点在于媒体改革运动的总体性新主张和未来发展可能之探索，而对新媒体关注较少；其对自我起点的过度强调延误了社会实践性的进一步展开；其对优势力量间的演化关系缺乏关注；对新兴转型国家的传播转型研究有待加强[15]。

综上可知，我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本体研究方面的重心仍停留在对这一学派整体情况的认知和国外理论框架体系的引介方面，结合本国国情的理论研究仅取得了零星的研究成果，完整的学科体系尚未建立。且在引介国外理论时偏重北美理论的介绍，相对忽视了欧洲、拉美等地的理论发展，未能展示出世界范围内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全貌。

二、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研究

（一）我国传媒业现状分析及发展建议

目前我国占主导地位的媒介研究往往局限于从内容、形式等层面在媒体行业内进行对策性研究，而忽视了媒体所处的宏观政治经济结构及其影响。传播政治经济学以开阔的理论视野为媒介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批判视角，一些学者从这一视角出发，对我国传媒业现状及发展趋势做出了深刻的分析。

黄清源从微博商品化的运营模式着手分析，发现资本和权力对微博的控制力量仍在维系。但是，微博的技术特性使得这种社会媒体能够对既有控制进行消解，为公众享有更广泛的知情权和更广阔的自由表达提供可能，进而对公共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16]。

蔡骐、谢莹阐述了网络恶搞文化中受众主体性所受到的结构限制，他们认为，在经济主导的现代消费社会，技术提供的解放性遭遇社会结构的制约性，能动的主体难逃商品化命运[17]。

刘燕南和文卫华从受众权益角度分析了电视互动节目中的“三次售卖”现象，他们认为今天的互动类节目在传统的媒介、受众、广告商的三角关系中挤进了一个新的利益体――服务提供商。媒体通过与服务商一同分享观众参与的利润，实现了由“二次售卖”到“三次售卖”的进化[18]。

罗锋审视了我国的出版贸易逆差，认为应将其置于世界政治经济框架内进行考察，它的形成缘于“中心―边缘”的世界结构体系，要想转变出版贸易逆差，必须努力重构政治经济与信息传播新秩序[19]。

胡冀青和汪睿对新闻专业主义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媒体企业经营管理的理念与方式，但为了掩盖其高度功利性的实际功能，它通常被标榜为新闻业的职业操守和最高信仰。当代公民新闻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挑战实际是对传统的新闻管理模式的挑战[20]。

曹晋和杨琪对版权文化进行分析，对版权贸易的商品经济力量如何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以及如何阻止知识产权的资本扩张进行了探讨[21]。

黄典林解读了“限娱令”背后的政治经济张力，认为“限娱令”和其他类似的政策举措及其导致的产业实践的调整和社会影响，都可以看作是当前传媒制度安排中，媒体事业属性所定义的政治功能和社会效益与传媒运营方式的市场化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冲动这两种具有不同倾向的力量之间冲突关系的一种呈现[22]。

（二）国际视域下的传媒业发展研究

宋晶以中国和印度两个第三世界国家对社会冲突的媒体再现为例，考察了不同媒介体制下政治制度和市场驱动如何错综复杂地影响媒介产制和媒介内容[23]。赵月枝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广播电视宏观管理中以市场化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的原因、过程、影响以及市场化与公众利益、传播系统民主化的关系[24]。冯建三引述和讨论了韩国和委内瑞拉的另类传播现象，并强调了对另类媒介的兴起、运作条件及脉络、成就与局限进行评估的重要意义[25]。吴晓迪研究了美国广播电视业所有权集中化的现象，分析了这一现象的逻辑、冲突及后果，并审视了其对我国的启示[26]。

由上述分析可知，我国学者较多的运用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审视国内传媒业的发展状况，而对国际形势关注较少。并且国内的产业研究只是蜻蜓点水式的局限于某一个案或个别领域，虽有少数鞭辟入里的分析，但大多是搬用国外理论的泛泛而谈，缺少对我国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及社会权力关系的深入研究。

三、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社会发展研究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追求社会公正和公平的道德哲学，其目标是“挑战不平等的社会权力关系，深化民主和提高人类的解放程度”[27]。因而，它不仅关注传媒业自身的结构和历史，并且将视野扩展到了全球化、公民权利等社会议题。王殿英认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正在侵蚀公民权利的完整性，阻碍公民权利的实现：媒介私有化限制了公民传播权资源；媒介市场化使市场理论取代公共利益；媒介自由化导致媒介垄断；媒介全球化侵害了落后民族国家的国家利益和公民权利[28]。刘晓红从主体、载体和范围、内涵等各方面介绍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话语中的“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并分析了媒介私有化对公共领域的威胁[29]。蔡骐从传播政治经济的核心概念“权力”出发，指出追求利润的本性决定了大众媒介必然从自身利益出发周旋于政治与经济的权力体系中。媒介不可能在与政府、企业的关系上保持中立或是超越社会利益的冲突。新型传播技术与政治经济基础权力相结合，将对现代社会人的精神进行更为巧妙的操纵和控制。由此，受众作为公民的权利正在步步流逝[30]。赵月枝和罗伯特?A?汉凯特从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视角探讨了媒体全球化和媒体民主化的发展过程、不同国家背景下的表现及存在的悖论、问题和矛盾[31]。

四、总 结

第5篇：大众传播学范文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 传播 国际交流生 新模式 四个维度

从2008年气势恢宏的北京奥运会，到2010年锐意进取的上海世博会，中国的整体形象在全世界范围内已俨然大幅提高。除了经济上等硬件实力的突飞猛进，中国的传统文化亦受到空前瞩目。因此，探索一种传播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新模式尤为值得我们思考。对此，我们从不同层面与阶段解读使国际友人体验、认同并融入我国传统文化的新模式，这主要囊括四个阶段：引导-桥梁-启示-延续；同时，我们亦从四个维度去做深层次的拓展，即视觉-行为-共鸣-理念。借助这样纵向与横向的双重模式，我们构建出了极具特色与富有成效的传统文化推广与传承的新模式。

一、引导—视觉：可视的思维

王建伟曾表示：人们在“看”，更是在“思考”，视觉实则是思维的另一种模式。这是指导我们在向国际交流生传播中国传统文化项目中的理论基础，也启发了我们在这该阶段中需努力的方向和达成的效果。

作为践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新模式的第一步，我们希望通过带领这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国际交流生观赏我国历史悠久、极具代表性的建筑，从而感受到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其中，七宝古镇则是相当契合我们想法的一种体验形式。在七宝古镇中，沿水酒肆、旧式茶楼、石桥、凉亭、长廊曲径、牌坊、钟楼、碑廊一应俱全，无一不展现了浓厚的文化底蕴和中国特色。而于外国友人而言，这一切的视觉体验是新奇却极富冲击力的，结合我们从文化角度的叙述与解读，不仅向他们呈现了一种画面，一番印象，更触发了一轮思考。

二、桥梁—行为： 实践的传递

在该阶段，我们通过开展各类动手实践活动，让这些交流生们亲身实践，从中体悟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我们可以请会写书法的同学，一笔一划地带领外国学生感受书法的魅力。简单的讲，书法可以认为是用毛笔蘸墨在宣纸上写汉字的艺术。这种艺术不仅能让国际交流生在挥毫间感受汉字的力量，更能够让他们从中领会“中庸之道”。另外，我们还能根据节日的需要，在端午节教他们如何包粽子，在包粽子期间必定会引起他们对于这项传统习俗的好奇，也由此可以循序渐进地向他们讲述端午节的由来。一边是热火朝天地包着粽子，一边又是津津有味地听着屈原的故事，这样的“动静结合”更能让故事的内涵渗透进留学生的心里，同时体会到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这类“行为的传递”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让模仿者在反复体会、自行摸索的过程中接收到更多的讯息，并通过身体力行后的收获更易铭记并留存。

三、启示—共鸣： 人文的感悟

在第三阶段，我们主要是通过一些人文的展览来引起交流生的共鸣。例如在上海城市规划馆，国际交流生在这里能够从这一个小小的展馆之中窥视上海的变化，乃至中国的变化。在那里不仅能回顾远久的过去，还给人们呈现一个快速发展中的上海，这不但体现出了中国的飞速变化、祖国的腾飞之势，更是展现了为之奋斗过的人们一滴滴的血汗。交流生们可以从“城市、人、环境、发展”这四个角度来细细咀嚼这整座城市，从而对这座城市的过去、现在、未来有个系统、全面的感知与了解，通过生动的画面、高科技的手段以及最与时俱进的信息，丰富了作为一个外国人脑海中对于我们城市，乃至对中国的单一、片面的了解。要了解一个城市，必定要去当地的博物馆转转，让交流生的思维得到进一步的开阔，在这些带有厚重历史感的事物面前会引起思想的共鸣，从而让他们获得对于中国文化的启示。

四、延续—文化： 观念的养成

就微观层面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中起着统领作用的核心价值观是和谐。而在与国际交流生，尤其是来自欧美文化的友人交流后，亦感受到他们是如何讲求生活的平衡。因此，如何延续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国际友人的文化传播与渗透，于他们而言，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则是文化理念与价值观的养成。然而，考虑到文化并非朝夕之间可以习得，故我们安排了典型代表传统文化理念的活动形式，以期使国际友人感同身受中华民族的文化理念与价值观。

结 语

传统与新兴，在此项目中恰如其分地融合在了一起，也正是这种融合，给了我们项目的特色一个得以多方面彰显的立足点。作为90后的孩子，新兴一代的骄子，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就与各种新潮文化、外来文化以及网络虚拟文化紧密接触，在这个对传统文化淡漠的时代，年轻一辈对我们祖国几千年来沉淀下来的文化瑰宝更是知之甚少。然而，我们清醒认识到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与传播中国文化的必要性，毅然扛起被遗忘已久的传统文化的大旗，并承担起文化传播的重要历史担子。

【参考文献】

［1］艾鱼，冯念康. 七宝古镇[J].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

［2］王建伟. 视觉抽象——一种认识事物的方法[J]. 艺术教育，2012（7）.

第6篇：大众传播学范文

关键词：学习共同体；教育传播；传播模式；课堂教学

一、传统课堂传播模式的弊端

传统的课堂传播模式脱胎于大众传播学。在传播学中，一个基本的传播过程包括传播者、受传者、信息、媒介和反馈五大要素。以往对教育传播学的研究更多的是同化大众传播学的研究成果，将大众传播学的模式直接运用到教育传播中，传播者变为教师，受传者是学生，教师讲授内容即传播信息，而教具及其他教学条件则构成传播媒介。大众传播模式生长于“老三论”：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的土壤里，带有较强的信息灌输色彩。与大众传播行为相比，教学过程并不是简单的信息流动与控制，课堂上信息的有效传播并不完全等价于知识的形成。

1.传统课堂传播模式忽视了知识的复杂性

Per Flensburg 从信息技术的视角详细分析了知识与信息的区别与联系，并给出了公式性表述：①数据流+格式=数据；②数据+结构=信息；③信息+元数据=内容；④内容+上下文或者语境=知识。从知识由内容和上下文或语境两部分组成，可以看出，知识的获得既需要向学习者呈现内容，亦需要学习者完成对所学内容的语境的建构。大众传播行为的传播对象往往停留在“内容”的层面上，而教育的特殊性对教育传播的结果有明确要求，教育传播的目的并非学生获得传播内容而是在“内容”的基础上形成知识。

2.传统课堂传播模式不利于知识生成

从大众传播脱生而来的教育传播，潜意识地在传播模式上继承了大众传播的“单向化”。单向化的传播模式导致课堂上传播行为的单一化，即只有教师向学生的传播。在课堂传播环境中的所有个体被分为两方：一方是教师，另一方是学生。教师向所有学生传播信息和知识，学生与教师建立单一的反馈关系。首先，这种反馈的力度和频率是很难保证的；其次，学生与学生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和交流，造成了学生间的相对孤立；第三，单向化传播的课堂天然地将教师和学生划为两方，正体现了大众传播的一大缺点：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的分离性。

二、学习共同体理念下的课堂传播模式

1.学习共同体

目前，对学习共同体的概念，学术界尚未有统一的认识，普遍认为学习共同体由稳定的学习者及指导者，包括教师、专家、辅导者等要素组成。学习共同体有以下特点：

（1）一些个体因为某个既定的学习目标或者某个共同的学习兴趣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团体或社区

（2）在这个团体中，每个成员都参与到共同目标的学习中，成员间共享话语权，通过思考、探索、会话、协作来完成目标

这个团体的学习进度不是整齐划一的，单个成员对共同的学习任务都具有独立的思考和探索，并且在共同任务之外成员又可以具有各自不同的兴趣点和学习方向。无论是共同探索的成果还是个别成员独立思考的成果都在团体内进行传播和共享。

（3）学习共同体内的成员对共同学习任务的理解和背景知识必然是不同的

在自发形成的共同体中，学习者有高、低级之分，层次较高的学习者自然获得较多的话语权；教师的角色转变为共同体殊的助学者。无论在何种学习共同体内，话语权都不会被独享。

2.学习共同体理念下的课堂传播模式

学习共同体理念坚持学习过程中每个学习者的参与、活动、反思、会话、协作等行为，话语权在成员间共享，从形式上打破了传统课堂中的单向性传播，提高了学习者的参与度和对学习共同体的归属感，客观上解决了传统课堂传播局限于信息传播的缺点，有利于学习者对知识的建构和生成，从而实现真正的知识传播。

（1）在该模式下，课堂中的传播行为不再单一

话语权从教师的掌控中独立出来在成员中传递，教师作为助学者维持其传递秩序。

（2）传播行为中的角色发生变化，传播者变为当时话语人，受传者变为其他共同体成员

教师和学生不再固定作为传播者和受传者，提高了学生对学习的参与度和对课堂的归属感。同时，传播不再局限于教师和学生之间，而是发生在所有共同体成员之间。

（3）解放话语权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机

在高参与度和归属感的环境下，对话和思考的活动性增加，课堂中发生的不仅仅是浅层的信息的传递和接收，更易于知识在整个共同体内的产生和建构。

由于笔者能力有限，该模式仅是一种初级探索，文中难免有错误之处。同时，本文仅从传播行为角度对课堂教学传播模式进行了简单构建，尚未较深入地涉及该传播系统中各要素间的影响关系，其在传播行为前、中、后的状态变化以及传播效果的检测等等，有待后续研究。

参考文献：

第7篇：大众传播学范文

关键词：衡阳渔鼓；大学；传播；推广

中图分类号：J63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1-0184-02

渔鼓起源，可以上溯至唐代的道情，即道士为传道或化募时所唱的歌曲。渔鼓袭用道情的形式，演变而为富有娱乐性、知识性的说唱艺术。渔鼓，又称道筒、竹琴。流行于湖北、湖南、山东、广西等地区，宋代已出现。渔鼓用竹筒制作，演奏时，左手竖抱渔鼓，右手击拍鼓面。

衡阳渔鼓是流行于湖南衡阳和湖北天门等地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因其独具特色的伴奏乐器是渔鼓而得名。它的历史悠久，属于别具一格的地方曲艺。 在衡阳县乃至全国都曾经流传甚广。它的有些曲目至今仍经久流传。但令人痛心的是，这一独特的艺术种类如今却一步步地陷入沉寂，濒临失传，它的发展与传承是非常艰难的。这一曲艺形式濒临灭绝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传承队伍严重老化。很多掌握这一艺术形式的艺人都是老艺人，而现代的年轻人对这一曲艺又不喜欢学习。

底本丢失。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产生的优秀传统曲目，因缺乏整理、挖掘、提炼和舞台展示而濒于失传。

传承方式单一。衡阳渔鼓演唱的学习只能只能根据文本进行演唱, 这时就需要教师的口口相传, 极大地阻碍了它的发展。

对传统艺术的不够重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人们的生活日益丰富, 休闲娱乐的选择空间越来越广, 传统艺术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此外, 艺人收入微薄, 社会地位不高等问题, 都制约着传统艺术的继承与发展。由于渔鼓流行范围局限, 又缺乏必要的扶植, 以致目前从业演唱者不多。

针对这一现状，对衡阳渔鼓文化的发掘、保护和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渔鼓艺术濒临消亡，抢救工作迫在眉睫。

高校音乐教育对于传播与发扬民族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高校音乐专业的学生又是中坚力量，他们毕业后主要从事的是中小学的音乐教学工作，因此，对大学生进行衡阳渔鼓文化的熏陶与学习， 对将来的渔鼓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领军作用。传统民间艺术作为中华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成为中国大学生艺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学生中开设民间艺术课程, 进行民间艺术教育，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可以培养大学生对美的欣赏和判断能力。其次，可以启发和培养学生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再次, 通过学习本地区、本民族的传统民间艺术, 可以激发大学生对源自民间的艺术形态发生兴趣, 增强对祖国传统艺术的热爱, 唤起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同时把民间艺术引进大学课堂，成为大学生艺术教育的必修课程，从根本上可以为民间艺术注入新的生命力，使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能够通过大学生艺术教育得以继承并发扬光大。最后，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由于种种现实和历史的原因，很多优秀的艺术形态正面临着失传的危险，通过在大学中开展民间艺术教育播撒民间艺术传承的种子。 可以培养学生对祖国传统民间艺术的热爱。培育适宜民间艺术发生和发展的土壤。 抢救、发掘、整理民间流传的各种原生态艺术形式。正是基于以上，开展大学生民间艺术教育的重要意义。立足于本土的衡阳渔鼓民间艺术教育，成为受学生欢迎的传统艺术教育课程的内容之一，成为当代大学生提升审美能力、启发和培养创造能力的最好艺术教育素材。

（一）民族音乐课程设置。我国高师音乐教学内容早已西化,它最突出的表现在《基本乐理》等技术理论课上。师生多不识音乐母语,对民族乐理、乐感、语感、美感、声乐和器乐理论知之甚少。因此, 要在现有基础上大量增加有关民族音乐的课程, 包括《中国乐理》、《中国传统音乐概论》、《民族音乐学概论》、等等。渔鼓是中华民族音乐的瑰宝，可以将其作为民族课程中的一个分支开设，使学生能够更具象的接触、了解、并学习渔鼓文化，为将来教学与传播奠定基础。

（二）编撰民族音乐教材。教材是实现教育目的的重要工具, 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当前, 高师民族音乐课程教材的建设是构建“ 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 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教材的编写过程中, 应广泛收集和利用我

国民族音乐学界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和音乐理论体系的研究成果,来选择内容积极、健康、与学生生活距离接近的衡阳渔鼓乐作品作为音乐教学的补充教材, 既有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 又会使他们感到亲切, 从而减少学生原有的对传统民间音乐不认同的情绪。进行教学。

（三）创建新型的民族音乐教学方法。在《民音》课上应摆“填鸭式”、“灌输式”的教学方法,学生们缺乏个体自主性。所采用的教学方法便是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地位, 让教师与学生成为“交互主体”关系的教学, 极大地激发了学生对学习民族音乐的兴趣,同时,也使课程内容不拘于教材和大纲, 地方民族音乐资源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挖掘。比如，在衡阳渔鼓的曲调不变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变化让学生自由填词，发挥学生的想象力，课下也可以组织渔鼓队让学生表演节目。

（四）民间艺人进课堂。掌握衡阳渔鼓艺术的先辈多是来自于民间，从民间的生产生活中汲取养分，因此，也更具有原汁原味的特色，如何让这些本土化的东西让学生更好更精的吸收，最好的就是将渔鼓艺人请到课堂，让学生亲身感受渔鼓的魅力。所以, 通过音乐教师亲身学习和对民间艺术的了解认知，在课堂上能起到相互配合补充的教学效果。渔鼓乐曲调单一， 节拍韵律简单，如何把握韵味，是很难得。民间艺人亲临课堂, 能让很多学生更真切地感受到民间艺术的纯朴和独特的魅力。在这种互动中，教师、学生、艺人都可以相互促进。

（五）创新题材，加入时尚的元素。社会在发展，文化在更新， 保持不变的题材已经很难适应时代的发展需求。为了适应大学生的精神需求， 可将渔鼓乐的歌词进行重新填词。这种对民间音乐的改革，是传统民间音乐在大学校园进行传承的必要举措。大学生如何不断地实现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的理想追求、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大学生的恋爱观、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中外风俗、服装、明星、时事政治等, 都可以作为渔鼓乐的新型题材。学生在接触、接受渔鼓乐的时候， 会先通过对文字的理解而产生对内容的极大兴趣， 拉近大学生和传统民间音乐的距离，从而在短时间内迅速在校园里流传和推广。

第8篇：大众传播学范文

关键词：传播政治经济学；传播；媒介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9-0015-03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丹·席勒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是研究数字化技术融入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并分析传播产业在信息化全球资本主义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地位[1]。而莫斯可则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对社会关系与传播资源的生产、流通与消费的相互构建的研究，并指出当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全球化领域蔓延、历史研究扩散与新媒体转向等五个趋势[2]。

麦克切斯尼则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基于分析媒介、传播系统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强调经济因素对政治和社会关系的重要作用，并强调结构性因素与劳动环节对传播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影响[3]。具体问题，如赵月枝所言，“传播与跨国媒介集团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中心地位；传播资源的控制问题导致的冲突；劳工对愈加精细的国际传媒分工的后果的干预和妇女及弱势种族对全球传播权力不平等的抗争等等”[4]。

简而言之，传播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是分析政治经济压力与限制对传播与文化实践的影响，以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是如何左右传播的内容与形式的；二是研究传播产业在信息化全球资本主义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上升地位。这种学术视角，正如莫斯可所倡导的，避免了把传播研究孤立于社会情境，而把传播现象置放于具体化的社会历史进程与历史变迁之中，有利于探讨结构力量如何影响传播实践[5]。总之，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审视传播产业如何在社会关系影响下分配传播资源与话语权的研究。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传播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路径，为传播研究增添了新的活力。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自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今，已经历了60多年的发展，成为当前传播学中热门的研究领域之一。尽管被认为存在诸多的盲点和问题，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热潮所产生的影响已经有目共睹。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逐渐进入中国大陆学者的视野，尤其自21世纪以来，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在大陆受到比较多的关注，但相关研究还是零散地分布几个主要的几所大学、几位学者或几所研究机构中，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并没有像功能-经验研究一样占据主流位置。笔者关注的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是如何在中国落脚并发展的？

那么，近年来，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是在什么样的社会——媒介情境中展开的？如何展开的？为什么这样展开？又主要研究了些什么问题？为了有针对性且可控性地回答上述问题，本研究将采用质化的文献研究方法，以最近十多年（1995～2012）为时间范围，主要选择国内核心杂志《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当代传播》等为样本，以他们的论文为考察对象，期望能以此管窥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现状、核心内容与演进，并解读其在批判视角、问题意识以及解决路径等方面的启示。

二、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大陆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开始试行建立报业集团，传媒经济的增长问题引起了比较多的关注。然而，传媒经济的增长，也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如传媒内容的庸俗化、娱乐化和快餐化等。加入WTO后，中国面临由传媒大国向传媒强国转变的历史使命，然而，对外传播的弱势和软实力的缺憾成为中国传媒业不得不面临的突出问题。因此，面对世界传播业的新形势和中国大陆媒介商业化过程中的意识形态与市场力量的影响，大陆传播研究者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中开始思考一些问题。例如，结合媒介文化市场的全球化背景，重新思考了国际信息流动问题，关注传播新技术的社会意义、传播资源的分布、传播的公正与平等。这些情况加速了大陆学者关注传播政治经济学，促进了大陆学者引进和介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如郭镇之等人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积极介绍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研究。为了更好的探视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大陆发展的轨迹与脉络，笔者将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

（一）引入期：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世纪之交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传播学研究发展迅速，西方传播理论及思想大批被引介到中国，大陆出现了大量有关传播学的译著和论文等。但传播研究发展的初期，主要还是以功能——经验主义研究为主，西方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流派——批判学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不被重视。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批判学派逐渐被大陆学者所重视，一批有关批判学派的译著和介绍性论文相继出现，如《文化民粹主义》、《文化研究读本》和《传播政治经济学》等被引介到中国。可以说，传播政治经济学被大陆学者所关注的时间，几乎是整个批判学派被关注的时间，也就是20世纪90代中后期。在这一时期，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相继引入中国，其中主要的译作有：H·席勒的《思想管理者》、文森特·莫斯可的《传播政治经济学》、阿芒·马特拉著《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麦克切斯尼等人的《全球媒体》等。

纵观传播政治经济学引入期的研究，主要以介绍性文章和译著为主。总体而言，对西方传播政治学研究的思想脉络还缺乏系统的认识，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立场、观点和主要论题缺乏较好地把握，其中的大部分研究还是以总体性、概括性与描述性为主，这一时期的研究相对较零散，缺乏集中的主题和线索。尽管如此，这些研究还是对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有重要的启蒙作用，初步勾勒出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地形图。但是，这一时期有关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探讨哪些具体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明确。

在这一时期，一些引入和推动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学者不能不被提到，如赵月枝、王怡红、陈卫星、胡正荣等人，他们（她们）为中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引入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如加拿大华人传播学者赵月枝，可以说是将传播政治经济学带入中国的启蒙性学者（尽管她并不愿意把自己归类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她关注意识形态力量和市场力量对中国媒介行业的双重影响，以及媒介在中国民主化历程中的角色，专注于中国传播产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她在国际传播领域提出的“跨文化政治经济学”等理论具有较强的创造性，其成果被国际传播学界和汉学界权威广泛认可。还有如郭镇之等人，在传播政治经济引入期，利用在国外进修的机会，考察了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撰写了一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介绍性文章，对国内了解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起到重要作用。

（二）成长与反思期：21世纪初至今

传播政治经济学在成长发展过程中，不仅受到政治、文化和社会环境所限制，而且遇到来自功能——经验研究的阻力，正如奠基人斯麦兹在描述他教授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情况时指出，“由于我采取了批判的视角，我相当的孤立。”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通过迅速发展的传播产业，极大地加速了与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融合。随着国内传媒机制改革和传媒产业的迅速发展，有的学者从跨文化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考察了这场变革的根本特点，并讨论了跨国资本和国内力量从结构上重塑中国传播体系的具体方式，以及由此带来有关传播权利的包容和排除模式的新变化。甚至探讨了这种融合的政治与社会意义，指出潜在的矛盾与冲突的来源以及中国正在形成的传播秩序面临的挑战[6]。

有的研究者较系统地研究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北美传统，指出北美流派有着鲜明的特色，认为该学术流派相对集中和紧凑，他们之间的学术传承大多是父子、师生、同事、夫妻，体现了一个较为单纯的谱系[7]。

有的研究者则用传播政治经济学框架分析了版权文化，指出版权贸易的商品经济力量是如何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并且对如何阻止知识产权的资本扩张进行了探讨[8]。有研究者则对广告进行传播政治经济学分析，认为政治经济学分析是广告传播研究的重要理论取向，并指出这种理论取向遵循的并非是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而是批判的政治经济学[9]。有研究者则以文化研究的理论发展为参照，探讨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关系的演变[10]。后来有研究者则进一步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联系与区别，认为以往的两者关系研究，还停留在表层上，需从根源上把握两者哲学观的差异，实现两者的整合[11]。陈世华的后续研究则将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精髓概括为“我们不自由的传播”，着重分析了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如何运用政治经济的路径分析传播工业的“不自由”[12]。

最近重庆卫视的改革引起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者的浓烈兴趣，如吕新雨针对重庆卫视的改革，指出希望打破官方、民间、学界和政界之类二元对立的僵化立场，希望借此推动由此生发的一系列涉及中国电视公共化改革的重要议题[13]。赵月枝则以重庆卫视的去商业化改革和“红色文化”建设尝试为契机，讨论了社会主义媒体公共性和文化建设的问题[14]。2012年，政治化与社会转型等话题引发部分学者的讨论，如李彬和黄卫星等人探讨了社会转型、去政治化、再政治化等话题，并结合赵月枝的传播思想展开了分析论述[15]。

三、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脉络反思

通过对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目前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还停留在初级阶段。总体而言，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起步较晚，发展受多重束缚，研究群体和研究力量分布零散，与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相比，研究水平和层次还较低。

从研究种群来看，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引入与推进，主要得益于几位女性学者，如赵月枝、郭镇之、吕新雨和曹晋等人，特别是赵月枝的启蒙和推介，较大程度上成了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风向标。从这些研究者的横向联系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她们大都保持比较好的私人联系和友谊。目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传承与发展大都基于这样的基础来进行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传承呈现较单一的路径，跨界和跨领域的多重合作非常有限，研究者的互动与合作较大局限于“圈内”的同事或朋友。当然，其他研究者的努力也不可忽视，如陈世华、刘晓红等人的相关研究，他们对传播政治经济学有较长时间的关注。

从研究者所属机构来看，主要有两支代表性力量，一支为北广系（现为中国传媒大学），如郭镇之（后调入清华大学）、陈卫星等人；另一支为复旦系，如曹晋、吕新雨等人。深入分析这些力量的构成，我们会发现，他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中介，那就是加拿大华人传播学者赵月枝。赵月枝早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后出国深造，已成为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传承人，她常在大陆往来，推介传播政治经济学，与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等机构保持了密切的互动联系。

从已有研究问题的深度与广度来看，大陆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已经有一定的反思与问题意识，从早期的单纯引介和翻译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著作，步入反思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主要观点和主要学术脉络的阶段，甚至开始借助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想资源，分析与探讨中国本土的实际问题，如重庆卫视的改革风潮等。但是问题的深度与广度，受多了多重因素的制约，有研究者自身的学术积累的原因，也有政治、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议题有待进一步敞开和深入。

回顾已有的相关文献，大陆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在较长一段时间中关注西方传播政治经济的概念、历史与主要学术脉络，并在这方面有较多的引进与介绍。对本土问题的探究则主要集中在电视和广告研究方面。然而，检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大陆新闻与传播的相关研究，如探讨传媒公共性、传媒集团化与新闻改革等方面内容，其实已蕴含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与思考，只是在研究路径与框架上并没有突出传播政治经济的观点罢了。追踪至今，我们不难发现，任何时期传播领域的变迁，不管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否被提出和推崇，但随着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嵌入传播活动的行进中，我们都不可忽视政治和经济等因素渗入传播过程的影响。因此，传播政治经济学无可避免地充当一种分析视角，在这种过程中扮演阐释传播与社会变迁的重要角色。

总之，回顾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已有的研究，可以发现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大陆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虽已引起了诸多研究者的关注，但实际的发展受多重因素的影响。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资源需要进一步挖掘，本土的问题则更需具体的关怀。正如传播学者潘忠党（虽然他有一定的经验主义取向）所言，“无论我们采纳什么取向、运用什么方法，我们都得将分析的目光投向我们所身处的现实，都要考察对现实经过独立思考后而提出的问题，都要就这些问题展开系统的经验观察，并且采取理论的资源——我们批判的武器——分析这些观察，以期对所提问题作出解答，并同时都要对自己所采用的批判的武器展开批判”[16]。对此，我们应该有所反思。

参考文献：

[1] Schiller，Dan.（1999）.Digital capitalism. Cambridge，MA：MIT Press.

[2] Mosco，Vincent.（2008）.Current trend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Global Media Journal-Canadian Edition， No.1.

[3] Robert， Mcchesney （2000），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and the Future of the Field. Media， Culture & Society，No.1.

[4] 曹晋，赵月枝.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脉络与人文关怀[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

[5] （加）文森特·莫斯可著.胡正荣译.传播：在政治和经济的张力下[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6] 赵月枝.中国传播产业与入世：一种跨文化政治经济学视角[J].中国传媒报告，2005（3）.

[7] 陈世华.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文，2010.

[8] 曹晋，杨琪.传播政治经济学框架中的版权文化[J].编辑学报，2009（3）.

[9] 张殿元.政治经济学批判：广告传播研究的另类视角[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1）.

[10] 刘晓红.共处·对抗·借鉴——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关系的演变[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1）.

[11] 黄典林.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分岐与整合[J].国际新闻界，2009（8）.

[12] 陈世华.“我们不自由的传播”：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精髓[J].国际新闻界，2012（1）.

[13] 吕新雨.政府补贴、市场社会主义与中国电视的“公共性”——重庆卫视改革刍议[J].开放时代，2011（9）.

[14] 赵月枝.构建社会主义媒体的公共性和文化自主性？重庆卫视改革引发的思考[J].新闻大学（秋季号），2011.

第9篇：大众传播学范文

关键词 传播学 专业 定位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The Mistakes of Communication Professional Orientation in Domestic Colleges

WU Xiaoling

(College of Arts and Communication,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31)

Abstract The lack of positioning awareness, the educational ideas of journalism followed, som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follow suit so that neither the implemen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professional journalism and other related professional and effective segmentation, differen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did not achieve the necessary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professional segment. Communication, journalism and other related professional and cross professional overlap between the differen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f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 in a certain degree of homogeneity tend to weaken the independence of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 and academic value,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communication and exacerbate the news media specialty employment market saturation, resulting in waste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Key words communication; professional; positioning

在国内的高等教育中，传播学专业是一个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的专业。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将新闻传播学提升为一级学科，下设新闻学、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明确了传播学专业在研究生教育中的地位；1998年，教育部颁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将新闻传播学列为一级学科，下设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编辑出版学4个本科专业，后增设传播学、媒体创意等专业，逐渐明确了传播学专业在本科教育中的地位。在迄今为止的十余年间，传播学教育在我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仍存在专业定位不清、课程体系陈旧、教材水平不高、师资力量不配套、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脱节等问题。

所谓定位，就是确认某一事物在特定环境中的独特位置或形象。定位这一概念在市场营销领域使用频率较高。市场定位的根本目标是寻找不同于竞争者的优势特征并进一步确立这种优势特征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地位，通常要包括目标市场细分和目标市场选择两个方面，是市场营销的重要环节。

高等教育中的学科定位虽然不能简单套用市场定位的做法，但其基本理念具有启发性。诸如：只要有竞争就应该有定位，定位是达成目标的重要环节；确立不同于竞争者的优势是定位的一般做法；定位需要随竞争者和社会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对照目前国内高校传播学专业的办学情况，能够更清晰地发现将市场定位的基本理念引入传播学专业建设的必要。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传播学专业已成为热门专业之一，出现了一定的饱和度，传播学专业和新闻学等相关专业、传播学专业内部形成了一定竞争；与此同时，传播格局和社会需求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相关高校如果要将传播学专业办出特色办出优势，就必须对变化中的传播格局、其他相同和相关专业、社会需求等因素进行跟踪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适当调整自己的专业定位。这对于传播学专业领域的跟随者显得更为迫切。

传播学专业的快速发展为其奠定了规模基础，但质的提升却是一个更为紧迫的任务。反观目前国内高校的办学情况，发现部分高校的传播学专业定位主要存在如下两个问题。

其一，在传播学与相关专业之间，未厘清传播学专业和新闻学、大众传播学等专业的关系，用办新闻学或大众传播学的思路来办传播学，导致传播学教育与新闻学教育的过度交叉重合，或将传播学简化成大众传播学，未实现传播学专业和新闻学等相关专业的有效区隔。

在国内，新闻学比传播学起步早得多，积累了较丰富的办学经验和一定的社会认同，师资力量较丰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传播学专业的开办和发展提供经验和人才支持，但客观上也可能使传播学专业过多地沿袭新闻学专业的办学思路，加上国内学术界对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的各持己见，从而导致传播学专业的定位不清、目标不明。“对于起步较晚的中国传播学而言，传播学与新闻学边界的模糊不清，核心理念与学术立场的模棱两可，使当前中国的传播学教育尚处于思考与探索阶段，未能确立明确的教育目标，形成鲜明的教学特色。”①

不少高校院系在设计传播学专业课程体系之初会将传播学专业视作新闻学专业的“扩展版”，新闻史、新闻理论、新闻采、写、编、评和广告学、广播电视新闻学、编辑出版学的部分主干课加上传播史、传播理论、传播学研究方法，便构成了传播学专业的专业课。在这种情况下，传播学专业似乎成了以新闻学为核心而涵盖面更广的大众传播学，而本来在传播学专业中具有重要地位的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跨文化传播、政治传播等课程反而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在课程体系中要么没有体现，要么仅有一两门概论课一带而过，从而导致传播学教育与新闻学教育的过度交叉重合。“目前中国绝大多数新闻与传播学院都开设了传播学的相关课程，如传播学概论、大众传播学等等。但总体而言，新闻学与传播学在课程设置与教育理念上并无太大区别。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本质差异也未能在各阶段的教育中得以体现。在本科教育阶段，传播学课程数量较少，大多作为实务类课程的补充，以概论性课程为主。”②

其二，在传播学专业内部，部分高校的传播学专业未实现与其他高校传播传播学专业的必要区隔，存在同质化的现象。

查阅各高校关于传播学专业的描述，会发现其中不少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如：面向现代化，适应社会和市场的需求，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培养具备传播学、新闻学的知识与能力，能够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新闻、广告、公关传播的复合型人才。看起来都对，但在这样大同小异的官样描述中，我们看不到鲜明的教学特色和明确的教学目标。

定位意识的缺乏、定位策略的失误，导致传播学专业与新闻学等相关专业的过度交叉重合和各高校传播学专业之间的同质化倾向，其不良后果已经开始逐渐显现。第一，作为后起之秀的传播学专业没有实现与新闻学等相关专业的有效区隔，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传播学专业的独立性和学科价值，不利于传播学教育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引发对本科阶段开设传播学专业的质疑。“教学上从一开始招生到四年的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直至毕业去向，几乎与新闻学专业没什么两样，导致师生与用人单位一片困惑，越来越多的人士甚至质疑：照这种路子走下去，本科生阶段还有必要设置传播学专业吗？”③第二，加剧了新闻传播类专业毕业生就业市场的饱和度，在一定程度上误导学生的职业规划和就业，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在传播学专业开办之前，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在就业市场上已日趋饱和。如果其后开办的传播学专业是对新闻学专业的简单重复或扩展，难免使学生在职业规划和就业的时候仍然将注意力集中在电视、报纸、杂志、广播等传统大众传播领域中，而对本来有较大需求的群体传播、组织传播等领域重视不够，从而导致传播学专业和新闻学专业的低水平竞争，加剧就业市场的饱和度。

与国内传播学专业根植于报学―新闻学的发展背景不同，国外传播学专业则较多地从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中吸收营养，从创立之初就与新闻学专业有较清晰的分野，并在各自的领域中拓展空间、形成核心竞争力。比如美国，其“传播学教育已经基本摆脱了与新闻学教育的胶着关系，建立了以社会学为依托，在加强社会科学理论素质的培养的同时，又注重实际业务技能培养的教育模式。”④美国的经验对于国内后起的的传播学专业建设颇有启发意义，值得我们借鉴。

本文为2009年西南交通大学教育研究基金重点项目“基于理工科背景的传播学专业定位与课程体系建构”的研究成果

注释

① 石义彬.关于中国传播学教育的几个问题.新闻大学,2008.2:52.

② 石义彬.关于中国传播学教育的几个问题.新闻大学,2008.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