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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前现代性的理解
对于中国近代文学的前现代性,它代表着时代的发展进程,它是时间概念的一种,它强调一种前瞻、顺应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与神话色彩的轮回或者往复循环的无心注意是相反的,是不可逆的。它是以时代的进步为主线,根据当前社会发展的进程,对未来的展望及规划。将现代动力与前现代性含义紧密结合起来[3]。例如在长篇小说《老残游记》的文章中就曾这样描写,“在茫茫的大海上,东边有一只轮船随波出没,西边有一只帆船在洪波巨浪中颠簸。帆船身长二十三四丈,却满身千疮百孔。船上有八枝桅杆,前后六枝挂着旧帆,只有两枝新桅杆,挂着一扇簇新的帆,一扇半新不旧的帆。”作者刘鹗将旧中国比作为这一艘旧帆船,并将这艘旧帆船和轮船对比,展示了作者对新事物,现代动力及机械动力期盼,强烈对比后的思想超越,这就是现代政治文化动力发展的结晶。
2、近现代文学的解析
对近代文学研究的前提就要先了解近代文学中文学创作的主要影响因素,这些因素各有不同并且涉及方面很广。第一,对于文学创作的主要影响因素有自然及社会方面的因素,例如在地域上,不同的地域文化和社会风貌呈现出来的文学特点也不尽相同,在近代文学创作过程中,就出现了一地狱为特色的重要作家群体,并且在近代文学发展的历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4]。如果这些作家在相同的社会人文背景、自然社会背景下,根据他们创作的相同点与不同点考察他们对近代文学发展的重要历史意义,对近代文学发展的重要意义。论证他们在历史的舞台上发展的历史意义,这是很有意义的。第二、个人信仰、社会信仰及学术多样化的出现 ,同样也影响着文学的创作,例如在宗教政策的影响下,宗教谁赢时代的发展有更广阔的发展,儒家思想以往的大一统思想地位也不在,西方商业文化及草原的游牧民族文化以其政治经济方面强有力的地位,对社会各界个个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被人们看作为神明的教条和信仰备受冲击,在社会价值观、人生价值观、道德观念等方面及一些镌刻在人们内心的安土重迁、重农抑商等观念都拥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辉煌的大汉朝代丢失了统治天下的地位,以及和大汉文化相应的神圣至尊的东西也收到冲击。顺应时代的潮流,再到元代社会的发展以往的社会便得到了开放,汉代大一统的地位不复存在。例如在文学创作中,可以讲皇帝的形象适度的丑化,来顺应时展中文学内容及形式的变更。因为作家对近代文学的的研究是自主的,所以才出现了遍地开花的现象。对文学流派、社团、现象等展开研究。沿用以往的笔记式或序跋等,及专着、文学史等新形式等方面,他们所做的研究已经覆盖了近代文学的各个部分。
关键词:日语;语言文学;家园意识分析
中国与日本是隔海相望的友好近邻,两国的文化具有深层的底蕴与广泛的共同点。日本文化一直受到中国历史文化的熏陶及影响,从而保留了很多中国历史传统文化中的固有印记。但随着日本明治维新的开展,日本文化开始受西方思潮的影响,因此带有明显的西方文化特点。在一定时期内,日本还存在本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现象,两种文化最终融合形成了日本先进的社会主流文化。通过对日语语言文学的艺术特点及发展规律进行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国内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演变过程,进而完善我国的日语语言文学研究来了理论体系。
一.日语语言文学的主要特点
1.1日语语言文学中具有明显的语言标记
研究日语语言文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日语语言文学在很多方面都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因此带有中国传统文化鲜明的特点及固有的印记。日本自从明治维新以来开始打破闭关锁国的局面,西方文化开始涌入日本,进而对日本的语言文学发展带来了重大的影响。日本的文字虽然与中国有很多共同点,但日语的发音及拼写规律与汉语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日语语言文学便带有鲜明的印记[1]。日语语言文学的发展史并不是简单新陈代谢的过程,而是新旧文化不断交替融汇的过程。
1.2强烈的社会特征是日语语言文学的又一特点
不管是早期日本的作品还是日本的近现代作品,都在文学中表现出了强烈的社会性,这是日语语言文学的一个重大特点。日本的近现代文学作品,都会集中地展示日本历史发展每个阶段的社会现状,及表达对未来的向往与憧憬。由于受日本地域的影响,日本的文学作品与时代的变迁息息相关。日本的文学作品呈现出了城市化的倾向,一般是以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京都为时代背景。直到日本进入江户时代,日本的武士开始成为新的贵族,进而登上历史舞台,武士中的一些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便带动了国内文学创作中心的转移。
1.3日语语言文学中常常饱含浓厚的家园意识
纵观日本文化的发展进程,日本非常重视家庭,他们认为家庭是促进社会发展、稳定的重要因素,也是维系情感的重要纽带[2]。因此,在很多日本的早期创作作品中,都会蕴含浓厚的家园意识。特别是以表达离愁别绪及思乡为主要情感的抒情诗歌,这些作品将作者对家庭的眷恋、对亲人的思念充分地展现出来。特别是在日本近代以来,由于日本国民受到战争的袭扰及摧残,家园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进而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就将日本人民对家园的深深眷恋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由此可见,在日语语言文学中,有许多作品都以家园为题材,进而赋予了日语语言文学创作的主要特点。
二.日语语言文学中家园意识分析
2.1家园具有安宁的象征意义
正像前文所说的那样,家园是日语语言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重要题材。无论是早期日本的文学作品,还是日本近现代的创作作品,家园始终被文学家赋予了安宁的象征。这种安宁不仅仅是对生活的安宁,更是内心深处的那片宁静。日本在近代以来,它的社会发展历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黑船来航事件,佩里叩关以来,日本的闭关锁国局面被打破。日本的农耕文明开始被西方先进文明所侵袭,进而使得社会发展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从而导致了农耕文化给日本国民所带来的安全感及安宁感意识被完全打破[3]。等到了二十世纪,日本军国主义的崛起给世界人民带来了重大的灾难,也给日本本国带来了严重的浩劫。因此,日本人民对家园的安宁有着前所未有的渴望,这可以从这一时代的文学作品中得到体现。
2.2家园在日语语言文学中有缩小的意识特点
缩小意识是日语语言文学中的一个典型特点,日本文学家善于将很多大的事件、认识及观念通过一些特殊手法来把它们缩小到家园之中,通过以小见大的方式来表达作者对社会及人生的感触。在日本文学家的笔下,所写的家庭饱含着无限的亲情,是日本人民内心最美好的象征。
三.结语
家园意识是日语语言文学创作的重要特征,可以将日本人民对美好家园的追求与向往表现出来。所以,我国在研究日语语言文学时,要从作品创作的家园意识出发,进而不断完善我国对日语语言文学的研究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王正鸿.论日语语言文学中的家园意识[J].时代教育,2013,17:131.
[2]蔡啸.日语语言文学中的家园意识探究[J].金田,2014,02:317.
关键词:圣经;文学价值;西方文;影响
一、 对《圣经》作为西方文学创作源泉的原因分析
《圣经》,西方文学的创作的基本母题,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与文化价值。《圣经》中表述了人间的是非曲直和过失罪恶,都充分反映出了人类内心的悲喜哀愁与理想,使人类更深入的探索人生命运与人生价值的哲理。《圣经》中运用的语言简洁、明快,极具感染力,易于接受;而且其中涉及到的体裁纷繁众多,包括神话故事、寓言故事、传说散文、杂文、诗歌、小说等;此外还包括演讲、书信等内容;《圣经》的内容中一般都蕴含着和平民主、公平正义的思想观念,这也是十几个世纪以来文学家能够借鉴它的创作题材的原因所在。而且,《圣经》在其叙述的结构、文章的体裁、文体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其中运用的修辞手法等多方面都具有着较高成就,同时也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其中的文学贡献更是为后世的作家提高道德信仰和信仰熏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圣经》的文化价值在西方文学作品中体现
《圣经》作为经典之作,对西方的文学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圣经》中所包含的一些神话故事、寓言故事、传说散文、杂文、诗歌、小说等作品,都可以说是文学方面比较成熟和突出的的文学典范。《圣经》中所蕴含的思想文化、名言警句也是充分体现了西方文学各方面的语言文学特点。
(一)《圣经》的文化价值在西方文学作品《神曲》中的体现
但丁作为意大利的著名诗人,在中世纪末期所创作的作品《神曲》中,冲破了传统教学的呆板束缚,沉重的打击了中世纪所倡导的世界观,充分展现了新时代的思想光环――人文主义。而其中的一些思想文化都是在《圣经》中得到的启示,由西方国家历史上对《神曲》高度定位,以及视《神曲》为精神食粮的表现,都可见《圣经》文化价值的充分体现。《神曲》独特的创作时期,以及独特的创作背景,都是由于这部作品是创作于但丁被流放期间,它所采用的是中世纪较为流行的梦幻文学方式,但丁根据自己梦游三界时的所见所闻及所感,创作出了一部可以分为《地狱》、《炼狱》与《天堂》三部分的叙事长诗。而在《神曲》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但丁对《旧约》与《新约》中的启示、说教、福音、象征等内容都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以及自己据此的感想。从寓意上讲,《神曲》所采用由地狱至炼狱,再到天堂的整个过程,与《圣经》之中神学宣扬的人所具有的精神道德都是相互契合的,而整个的作品所蕴含的思想文化与《圣经》中所讲的神学理论是相通的。
(二)《圣经》的文化价值在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体现
莎士比亚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戏剧家、作家,一直竭力在生活中和作品中宣扬《圣经》中所体现的博爱与人爱的崇高基督精神。虽然,莎士比亚是一名作家,但是同时作为思想家的他能够对《圣经》的内容能够熟练掌握运用。这些都充分体现在《罗密欧与朱丽叶》这部早期悲剧的作品中,通过详细的阅读,我们可以从中找到与《圣经》相似的原型人物,比如说,劳伦斯神父就是《圣经》的基督精神的博爱的化身,剧中两仇家能够言归于好,正是通过神父的竭力劝说之下才得以实现的,这种体现理解与宽恕的基督精神正是《圣经》文化在剧作中的真实写照。而另一部巨作《哈姆雷特》中更是多次引用《圣经》的一部戏剧。据官方的专业有效统计,莎士比亚的每部戏剧对《圣经》的引用都要多达14次,更不用说其中对基督精神的充分体现。尽管莎士比亚剧中所描述的人物大多都是要受尽磨难,甚至失去生命,但是,在利己主义盛行、泛滥的环境下,它所包含的博爱与仁爱的思想都体现出了作家对剧作中所有人物的美好期望和坚定信念。而且,莎士比亚在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和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具有强烈的想要重新创建理想社会的人际关系的美好愿望。
(三)《圣经》的文化价值在清教徒文学中的体现
资产阶级革命在17世纪的英国“清教革命”外衣下爆发了,清教徒文学也应运而生。清教徒文学产生的独特历史背景,致使清教徒大多以《圣经》为思想武器,以圣经的基督精神在人们心中的崇高位置为基础进行革命观点的宣扬,其中主要的代表人物当属约翰弥尔顿。弥尔顿创作的《力士参孙》、《失乐园》与《复乐园》的作品中大多都是以《圣经》作为创作源泉。《力士参孙》出自旧约,这部巨作中所描述的故事是参孙把大柱撼倒的复仇故事,反映出了参孙在复仇过程中自己纠结而痛苦的内心世界,从中体现出参孙视死如归崇高的人格精神。其中“撒旦反叛”的故事取材于新约、“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的故事出自于旧约。在撒旦反叛这个故事中,撒旦所进行的法抗的行为得到了高度的赞美,而弥尔顿笔下的上帝却被形容成为暴君,作品中对上帝进行歌颂的诗句相对于其他的描述显得极其苍白无力。相反的,对于反抗者撒旦的描述却是充满激情和热情。因为作品中作者塑造的撒旦的形象,淋漓尽致的体现出了清教徒在这独特历史背景下坚持进行革命的思想。这些长诗都成分体现了《圣经》的文化价值,同时《圣经》也是这些文学作品的创作源泉,巧妙的借助了文学创作的寓意与象征手法,在这独特的时代背景下充分表现出了中世纪独有的时代精神风貌。
(四)《圣经》的文化价值在启蒙文学中的体现。
回顾整个西方历史,封建思想迷信的破除要归功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这次运动使当时受蒙昧的思想受到了启迪,同时对启蒙思想的广泛宣扬,促进了启蒙文学的产生,启蒙文学产生后,由于广为接受使用,便迅速成为西方文学的发展主流。这个时期,西方涌现出很多作家、诗人和戏剧家。这个时期伟大诗人拜伦创作了诗剧《该隐》,该诗剧的创作源泉是《创世纪》之中“该隐杀弟”这则故事。而德国大作家歌德就其本身来讲,是反对宗教主义的,但是他的作品《浮士德》却借用《旧约》中的故事“天上序幕”,这其中就体现出了歌德人生观中的进步与积极的进取精神方面。在浮士德作品中的最后的一幕,歌德受到《圣经》的启示,经结局中的恶魔的失败归功于天使使用的爱火,从而使浮士德的灵魂得到了救赎与拯救。歌德在作品中人物名字的更改更是体现了辨证、善恶的哲学思想。
(五)《圣经》的文化价值在近代文学中的体现
圣经的广泛影响并不只是存在于我们所周知的著名文学作品中,在近代西方的众多文学家中,不论是否信奉基督教,他们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基督教博爱思想的痕迹。典型例子有丹麦的安徒生童话,法国作家雨果创作的《悲惨世界》与《巴黎圣母院》等。这些作品中都充分的体现了基督教所倡导的博爱、仁爱的高尚基督精神,体现了人们高尚宝贵的精神。
参考文献:
关键词:课程设置;教学内容体系;世界文学史
1997年国家教育部进行学科调整,将中国语言文学之下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合并为二级学科后,许多学者和高校纷纷开始新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取得了很大成效,出现了好些优秀教材。但这一学科从课程设置到教学内容体系的形成也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探讨。其中,有两个突出的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如何适应文科专业课程体系的整体改革,将有限的教学资源进行整合,最大限度加以利用。二是如何通过极其有限的专业授课时数,让这门囊括了全球范围、知识信息量非常大的学科教学效果达到最优化,
为解决上述问题,我们首先从课程体系建设入手,将“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学科知识分解成不同层次进行教学。整体课程体系由三个学习阶段组成:第一阶段为“外国文学作品选”,以讲解外国文学经典为主。致力于学生艺术审美能力和人文素质的培养。该课程适用于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对外汉语专业、新闻专业等基础课程,在大学低年级开设。第二阶段的“外国文学史”课程主要适用于汉语言文学、对外汉语专业,在大学高年级开设。这一阶段主要体现本学科知识的系统性,启迪学生的专业兴趣,拓展学生的学术视野。第三阶段是在专业基础课的基础上,再开设专业选修课:如“比较文学”、“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东方文学专题研究”、“近现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略”等,专业选修课可根据学校师资特点和优势,灵活开设。其主要目的是进一步提高学生理性思维水平,进行一定的学术训练,在专业选修课中一般将“比较文学”作为必选课。因为虽然外国文学史的教学必须运用比较的方法,但比较的方法并不等于比较文学课程。“比较文学”作为一门课程,更偏重于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的系统介绍,同时对比较文学的典型个案进行分析研究。这三个阶段的课程讲授的内容和知识体系各个不同,各有侧重,但有一个总体的目标,就是通过学习,让学生具备文化创新能力,为从事现代文化工作打下坚实基础。同时提高人文素养,培养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精神。
依据上述课程体系,我们需要打破过去将文学史和作品解读一锅烩的教学内容体系,重构上述三级课程体系中每一门课程的教学内容体系。其中难度最大的是“外国文学史”。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外国文学教材越编越厚,所涉及的知识面越来越宽,对知识点的罗列愈来愈多。绝大多数评论,对教材的这种变化给予充分的肯定甚至高度的赞赏,以“既……又……”这样的句式来概括之,以示教材涉及知识的全面甚至无所不包。但笔者认为,这种趋势并不值得倡导,因为所有的教材都面临对知识信息的筛选问题,落实在课程的教学中更是如此。教学内容体系无论如何不可能囊括学科涉及的方方面面的知识,必须通过一定的价值观为学科知识进行定位,确立在教学体系中有效的知识。而且,还须进一步对知识运用到教学中的“度、位、量”,进行提示说明,才能体现教学内容体系对学生学习的指导性作用。
目前在“外国文学史”这一学科的教学过程中,许多老师经过教学改革实践,基本上在两个问题上达成共识:一是外国文学史中必须运用比较的方法进行知识组合;二是要破除过去教材编写和课堂讲授中的“西方中心论”,东、西方文学应该并举,同时得到重视。根据这些共识,现有的教材编写在知识内容的更新和东、西方文学结构体例上有重大突破。特别是大量引进了中、西方文学交流等“影响研究”方面的内容。但在实际的教学中,却仍然沿袭着两种基本教学模式:一是将东、西方文学分离,用大概2/3的时间讲授西方文学,用1/3的课时讲授东方文学,或者因课时的原因,干脆在必修课中省略东方文学,而将东方文学作为选修课。二是虽然同时讲授东西方文学,但东、西方文学实际上是互不相干的两张“皮”;或者将“世界文学史”讲成“中西比较文学”。
为避免上述两种模式的缺陷,已有学者呼吁:“应站在人类总体文学的高度,通过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文化传统的比照,寻找在文学中蕴藉的人类文化本源,探讨世界文学发展的共同规律和总体特征,描绘出人类总体文学的基本构架。”应当说,上述见解描绘出了学科建设的理想状态。但这些有益的见解如何落实到具体的教学内容体系中去呢?
笔者认为在外国文学课程讲授中,应该着重于整个世界文学总体发展的文学路径的描述,就像绘制文学地图一样,在各民族文学总体特征的比较、概括中,注重不同的文学形态的类型划分和对比,注重不同民族文化心理对文学作品表现内容和方式的制约。通过深入研究,尽量廓清世界文化发展总体线索。不仅做到东、西方文学并举,更重要的是,以比较的方法,打通东西方文学的共时性联系和差异,以宏观的视野,引发学生对人类文学发展的关注与思考,
因此,需要大胆调整世界文学史的分期,打破外国文学对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的陈旧分类法,以崭新的理念和逻辑框架对外国文学知识元素进行重组和定位。在教学内容体系中,世界文学史分期不一定完全以社会形态和阶级属性线索作为标准,且宜粗不宜细。可以将东、西方文学放在同一时空中进行比较,把整个世界文学史参照历史分期划分为四个时期:上古文学、中古文学、近代文学(17――19世纪)、现代文学(20世纪文学)。对过去划分比较混乱的中古文学和近代文学大刀阔斧地进行重新整理、分类、合并。将中古东、西方文学的下限统一划在16世纪末。以便将中古时期的东方文学和西方文学放在同一时限下考察研究。将17世纪到19世纪东、西方文学统一合并为近代文学。这种划分, 目的是为了更连贯地理清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发生、发展与文化、文学发展进程之间的联系,在世界文化总体格局下,考察东、西方文学的总体规律。这样的教学内容体系避免了对外国文学支离破碎的讲授,让学生形成宏观文化视野,并对世界文学的演进过程作规律性的把握。
除了对世界文学史分期进行调整外,对每一时期中东、西方文学现象作共时性的比较考察。例如古代文学时期,我们不一定为了证明教学体系的博大厚重,就一定要从几大文明古国所有文化现象说起。可以直接从文学起源及最早的文学要样式入手,以口头文学的主要样式:神话、诗歌、戏剧发展过程为线索,在文学样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以东、西方文学都存在的典型样式进行比较研究,比如神话,我们可以将埃及、巴比伦、印度、希伯来、古希腊神话进行总体研究,既总结出各民族神话的共性,又寻求制约着不同体系的神话的思维模式和文化心理。同时从希伯宋文化与巴比伦文化之间
的血缘传承和变异中,比较巴比伦神话与希伯莱神话相似的基因以及变异,而史诗和戏剧,则同时以希腊史诗、戏剧和印度史诗、戏剧及其他民族早期史诗相比较,或以“平行研究”,或以“影响研究”来了解世界史诗文学存在的不同形态。这样的比较有利于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思维定势。说明东、西方文学之间,并非是截然划分,互不相干的文学形态,而一开始就是互相影响、互相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
在处理史诗问题时,由于过去的教材和教学内容体系都预设了古希腊史诗的标杆作用,一直以来,学者们费尽心机去阐释中国为什么缺乏史诗性作品。其实,站在世界文学这一整体的角度,这个问题也可以倒过来问,为什么西方缺乏中国那样的抒情性短诗?在诗歌起源、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东、西方民族特性的不同,出现了哪些典型的诗歌形态?在这样视角的提问下,就可以认定古希腊的叙事性史诗和中国的抒情性短诗分属于的不同典型的诗歌形态,而且各自成为自己民族文学的源泉。这样,中国的《诗经》和荷马史诗,就无所谓优劣,都有了存在的合理性和典范性。
这里涉及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这一学科疆界的新问题,即在外国文学教学中,中国文学作为比较对象和世界文学史的对象,是否应该进入该课程?如果要进入,应放在什么样的位置讲授?笔者的看法是:从世界文学总体发展格局中,对于世界文学多元存在和发展,中国文学对此起到过什么样的重要作用,做出过什么样的贡献,在哪些方面具有典范性?如果关涉上述问题,中国文学现象就可以进入世界文学,如果与上述问题没有联系,则不必在世界文学的知识框架中涉及中国文学。不然就很可能就将世界文学史讲成了中、西比较文学。
另外,中古时期是世界格局变化最剧烈、最动荡的时期,也是文学从思想内容到表现形态变化最难以捉摸的时期。几乎所有的文学史,都将文艺复兴运动从中古时期分离出去, 自成一体,其依据是以社会性质和阶级属性,来强调人文主义文学作为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形成的划时代意义。但这样却完全割裂了宗教文学与人文主义文学之间的联系,将西方从宗教改革运动中滋生的人文主义文学的演化过程,分离成静态孤立的现象。这样便无法从纵向发展的角度讲清文学与其他意识形态领域的密切关系,也割裂了一些文学类型之间的有机联系,如英雄史诗、骑士文学共同的基督教色彩。事实上,基督教文化内部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信仰与理性、神性与人性之间此起彼落的矛盾张力。西方人文主义文学的兴起,不应视做完全是与宗教文学的对立,而是基督教文学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人文主义文学对“人性”的大力张扬,实际上也是在基督教信仰的笼罩下展开的。从这一角度,我们就能顺理成章地阐释《神曲》作为基督教文学的经典之作的价值意义,而不会有“落后的基督教因素和先进的人文主义思想的矛盾对立”之迷惑。因此不宜将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作为不同质的文学,硬性划分出去。
一般的文学史还将中古东方文学延续至19世纪,给人的印象是东方文学辉煌一段时期后,就进入漫漫的落后时期。由于中古西方文学与东方文学在时间划分上的不一致,就无法在一个时空的横向比较中,把握其世界文学的基本格局和总体特征。从实际教学效果来看,整个东方文学从14世纪到18世纪几乎完全缺席、失语,形成教学和研究的空白。因此,将东、西方文学的下限统一到16世纪之后,有利于在世界整体格局中把握其内在联系。
应当说,在中古时期,世界三大宗教先后确立、发展和扩张,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与政治形成或者是政教合一、或者是政教分离的紧密关系。东、西方的主要地区,以三大宗教为纽带,大致形成了三大文化圈。因此,当时东、西方文学中不管是哪一种类型,都呈现出深厚的宗教色彩,这是中古世界文学的总体特色之一。
同时,随着三大宗教的发展和扩张,在三大文化圈之间,形成剧烈的冲撞,特别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更是战争不断,基督教文化圈的扩张带来东、西方文学剧烈的震荡,在此过程中,基督教世界虽然多次进行,以武力征服了东方,给东方人民巨大的灾难,但东方文化反过来给西方文化以极大的刺激。文艺复兴运动的产生其实包含着大量的东方因素。碰撞过程中的交融也就包含着东学西渐和西学东渐的过程。不同文化圈的东、西方文学交流与影响也前所未有地处于活跃状态。相同的文化圈内,不同民族文学的影响、交融也同样如此。如在佛教文化圈内,虽然佛教在印度本土逐步衰落,但它播散到亚洲各民族之后,与本土文化融合,又产生变异。从这个角度认识当时的很多具体作品,我们也许可以重新发掘《堂吉诃德》、《源式物语》、《一千零一夜》、《西游记》这些作为世界经典著作的跨文化价值。因此,东方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具有先导性质,而且在彼此的渗透、融合中,促使西方文学从内容到表现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中古世界文学的总体特色之二。
17世纪之后,西方基督教文学中理性与情感因素,越出宗教藩篱,轮番主宰文坛,成为近代社会主导性趋势,也成为文学的主旋律。这一趋势在历经18世纪之后,在19世纪达到了高峰,之后的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则又有一次大回旋和反拨。在此运动过程中,宗教的躯壳褪尽脱落了,但基督教信仰中“神秘”和“爱”却一直融铸成西方文化之魂,成为文学表现的最高境界。
近代文学时期,可以吸收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不以国别文学为主要线索,而从文化圈理论入手,找到这一阶段文学史构架的基本思路。文化圈的碰撞,不仅是中古时期的文化特征,也是近现代甚至当今时代的文化特征。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政治、军事、扩张,以西方传教士为先头队伍的西学东渐形成强大的文化扩张态势。大量珍贵的文物和文献资料通过各种途径流到了西方,许多实用技术也被西方吸收运用。凭借殖民扩张的强势,西方文学确实前所未有地影响了东方文学。但即便如此,东方和西方的关系也并非仅仅是冲击与回应模式。“东学西渐”的状况仍大量存在。东方文学作为与西方文学形态迥异的独特类型,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如果我们承认西方文学在表现人的本能欲望和心理深度方面,有东方文学无法企及的先天优势,那么,东方文学在意蕴、哲思表现方面,在感性与理性完美结合方面、与西方文学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泰戈尔、纪伯伦、曹雪芹、川端康成等人的创作,从世界艺术水准和体现东方美学的最高境界而言,并不亚于托尔斯泰、乔依斯、爱略特等文学大师的创造价值。因此,在教学中,如何重点选择联结东、西文学的典型个案,将能够联结东、西方文学的重大文学现象和重要作家作为教学重点,是有效整合东、西方文学的关键,比如日本文学在西方文学和亚洲文学中发挥的“桥梁”作用。还有在传统和现代剧烈冲突中探索前进的阿拉伯地区文学。
一、本土文化由来
关于文化本土化创新的说法并不是现在才有,我们国家对于本土化创新问题的关注起源很早,中国近代本土文化的发展过程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从佛学的输入,到西方精神文化的崛起,再到思想的反思,尽管有大量的西方文化的融合和输入,但中国近代本土文化还是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化,遵循了本土化的原则,从而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基本形成了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多样化的文学发展格局。(吴立保,2010)然而随着近年来全球化的发展和扩张,文化国际化又一次开始冲击着我国的文化和文学领域。面对着强势的西方文化的冲击和渗透,中国的本土文化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香港大学甘阳教授在很多讲话中指明,中国本土文化需要不断地创新,但是又无创新的出路。在不清楚自己的根在何方的情况之下也没有全面融合西方文化进来。对于中国本土文化的发展,最首要的是解决“知根、植根、育根”的问题,而后才是谋求最大的发展。如若“不知根”,就谈不上什么“植根、育根”的后话。(吴立保,2010)因此中国文化的本土化又一次成为了影响现代文明发展的核心问题。关于本土化的理解,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赵飞等(2011)指出,所谓本土化即是指本民族的、传统的、现实的东西。中国文化的本土化创新不仅要吸收外来的优秀人文传统和文化,更要对中国自身的人文传统和文化加以发扬和创新。顾明远(2011)也提出文化的最大特性是民族性。但文化不是静止不动的,它也是发展的,随着文化的长河不断向前迈进,总会有一些与时代、与社会脱节的内容被淘汰出局,同时也会有新的文化内容被融合进来,在这个优胜劣汰的过程中,吸收国内外优秀的民族文化内容到本民族文化之中才是文化事业发展的根本所在。文化的发展除了包罗万象的内容之外还有时代性和发展性的内容,对于外面的元素不是全盘地吸收,而是采取带有批判性的接纳方式,在保持原有的本民族文化特色基础上,吸收有利于自我文化发展的外来精华。文化的本土化就是一个保持原有特色的过程。文化本土化的过程,是一个民族在转型期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一个共性的问题,并不是单对某一民族而存在的,是文化交融的思想观。(吴立保,2010)因此文化本土化在我国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势在必行,而高等教育则肩负着实现文化本土化的重要使命。
二、中国本土文化中的关系体现
目前,很过国内外的学者都明确指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会在新的世纪里发挥巨大的作用。英国著名学者汤因比在《展望21世纪》中对中国传统文化打了一个比喻,阐明中国的传统儒家和墨家文化理念之中的仁爱、兼爱等重要学说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源泉,也是改变目前社会歪风邪气的一剂良药。我国的著名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早就提出了“东学西渐”的观点,指明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发展的重要影响作用。可是从现实情况来看,很多事情并不与预测的一致。在中西方文化交流和融合的过程中,中国源远流长的古老文化并没有被展现出来,那些蕴藏在文化之下的表现中华民族精神素养和人格的东西有很大部分被埋没掉,这种现象被称之为“中国文化失语症”。(吕吉瑛,2006)要想改变这种现状,首当其冲的就是改革一些中国文学作品中的关系思想。中国近代文学作品本土化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国文化关系的建构必须自觉地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
在刘震云的很多作品中展现给世人的主要是中国本土文化背后的人民精神现实。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集体中,每个人都有自己应尽的义务。团队相对于个人在受到法律约束的同时要做好对每个成员的保护。中国本土文化都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不管是谁,他生活在一个集体当中,却很难感受到自己在这个团体里应尽的职责和义务,反而由于受到社会上各种因素的影响而过于注重自我利益,变得患得患失,相互猜忌。在《新兵连》这部作品中,就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很好的诠解。新兵努力上进表现本是一种良好的夙愿表达,但是那些所谓的“骨干”名额毕竟有限,战友之间就变成互相阻碍发展的对手。在作品《塔铺》里,主人公的父亲为了给即将参加高考的儿子找到一本参考书而步行上百公里,这种博大的父爱不得不让人为之动容。借来的书说好要在第10天的时候归还,可是为了让儿子多看一些,却编了一个在路上把书弄丢了的谎言,从这个事情看,老父亲对儿子是无私的,但是对外人这种做法却显出自私的一面。
三、中国本土文化中的“权力”
刘震云小说作品中对于权力文化的展现主要是以乡村故事作为切入点的。《头人》里的申村和《故乡天下黄花》的马村,还有《故乡相处流传》《故乡天下花朵》的河南延津,都是典型代表。这些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流露出来的都是“本土权力”的化身。权力是凌驾于个体之上来支配个体命运的。农民既是权力的受害者,又在内心对权力有着无比的渴望和憧憬。刘震云从作品中指给世人的权力不单单只停留在表面的叙述上,很多时候都是通过对农民精神层面的挖掘来发人深思,让读者对权力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思考。
面世于1989年的作品《头人》描述的就是在一个叫“申村”的小地方,历经半个多世纪,村里面7个“头人”来回更换的故事。“申村”本是一块盐碱地,寸草难生,很多人搬迁到这里都是依靠在这片土地上刮盐卖盐为生,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多逐渐发展成为了一个村庄。最开始,这个小乡村还不在意谁是头人,谁来主导和统治这个村落的问题,只是在每年要往县里上缴田赋时才选出一个代表作为头人,去挨家挨户收田赋。后来乡里的火夫传授了如何当村长之后这个被选举出来的头人才懂得如何去利用手中的权力让人支锅烙饼吃,而那些治理村落的方式无外乎“染头”“封井”两种方法。这种村落治理的模式一直沿袭着,也约束了申村后面历任村长。不管是在民国时,还是在解放以后,村里一直延续着这种方式。这种自然衍生的行为规范着村民的生活,也决定了权力文化加以口耳相传的经验成为了乡土社会里基本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当这种本土化形成之后,权力就成为大多数人追求的最终目标。为了竞选上村长,争权者开始托关系、送礼,最后演变成雇佣土匪绑票杀人。所有行为愈演愈烈,也把人们对权力的追求与渴望推向了顶峰。很多村民在这种本土文化的演变中失去了自己的意识与思想,随着一代代政权变更,一代代人的更替,不管政治话语如何变换都难以改变在人民头脑中形成的那些固有信仰。
《故乡天下黄花》这部作品可以当成是《头人》的延续和发展。刘震云在这部作品中用了更多的笔墨更生动形象地说明了农民在精神上所受到的荼毒之深,危害之广。从表面上看这部作品主要叙述了中国历史长河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包括家族矛盾,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等,实则作家想展现的是诸多矛盾之下形形的人物,这些人实则都是权力的奴隶。
四、中国本土文化的反思
当我们言说“贴近本土”“贴近本土人的思维”的时候,我们可能仅仅是在展示以及复制一种“中心一边睡”的学术霸权,在一定意义上是西方想象中的他者的建构。这种建构集中反映在中国本土文化运动的主旨中。为了这一主旨,本土文化的概念得到了发展。这种主旨的精髓虽然意在摆脱西方文化霸权的控制,但是本土文化运动中或许并不可能真正揭示本土人的思维结构,因为这种结构只存在于研究者的头脑中,而非存留在被研究者的头脑中。结果如一些本土学者所感叹的那样,在没有文学作品中的意识形态背景而盲目地倡导本土文化的时候,最终仍是不能够实现中国本土文化的真正繁荣,而只能够是一种虚假的“泡沫繁荣的状态”。对于现实的本土社会剧烈的结构转型及其后果,文学作品只能是处于“无语或失语状态”。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化的本土化最终也只能成为本土社会重新分配资源的依据,而无勋于对当地人生活的促进。
五、结语
本土化这一概念是相对于国际化而提出的,两者之间不是矛盾的对立面。文化的发展必须朝着国际化的方向迈进,同时还要兼容自身的民族本土化特色。(顾明远,2011)在开放多元的社会,文学作品的本土化肯定要从自身的主体性出发,兼具全球视野。(吴立保,2010)中国本土文化建设也应在全球视野的指导下,在发扬本民族文化优势的前提下,做到洋为中用,从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使得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走出国门,以文化为媒介,向世界展示出中国人深厚的文化修养和文化素质,为推进世界文化发展的多元性和多样性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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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卢焱.权力意识:刘震云小说的“精髓”[J].焦作工学院学报,1997(05).
[4] 郝艳君.是小说,也是哲学[J].吕梁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01).
[5] 刘倩.论刘震云写实小说的反讽特色[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05(02).
[6] 卢焱.略论刘震云中篇小说的审美指向[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03).
关键词:文学教育;高等院校;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6-0102-02
引言
文学教育集人文性、艺术性、教育性以及鉴赏性为一体,对大学生进行文学教育有利于学生培养良好的文学爱好,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就目前状况而言,许多大学生对文学教育的兴趣较低,缺乏主动学习文学的习惯。今天,中国推行素质教育,要求学生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综合性人才。所以,应当做好针对大学生的文学教育工作,帮助学生培养积极合理的文学爱好,使学生能体会到文学的巨大魅力。
一、高校文学教育的现状
第一,高校忽视文学教育。现阶段,部分高校对文学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文学课程较少,无法为学生提供系统全面的文学教育。大多数高校认为,文学教育对学生的就业帮助不大,因此有意降低文学课的数量,从而造成高校文学教育停滞不前的现状。一些高校尚未对文学教育形成科学的认知,对文学教育的教学定位较为模糊,致使文学教育无法引起学生与教师的重视。当代国人提倡实干兴邦,许多人认为错误地认为文学教育只是美好生活的点缀,无法对社会发展产生实质性的帮助。在此背景下,不只是高校不重视文学教育,大部分家长也忽视了文学教育的重要性,不鼓励或不赞成子女报考文学专业[1]。
第二,高校文学教育受网络文学的冲击。21世纪是网络技术发展的黄金时期,现代人的生活已基本离不开互联网。今天,大多数大学生以电子媒体代替纸质图书,热衷于阅读网络小说,吸收“快餐式”的文化。相关调查结果显示,当代大学生对严肃文学的兴趣不高,倾向于阅读休闲娱乐小说。由于文化易被同质化,所以今天的大学校园中流行着网络小说文化,大学生不看小说似乎已跟不上时代潮流[2]。
第三,文学教育的课程设置较落后,学生对课程的兴趣不高。当前,高校的文学教育课程设置较为落后,存在着大量缺陷。首先,高校没有充分保证学生学习文学教育的课程,学生一星期也上不了几节课。大部分高校在大一时给学生安排了文学课程,然而在学生升至大二、大三时便不再安排文学课程,由于文学知识的系统性较强,学习深度与难度较大,课程安排的断档极有可能令学生一无所获。
除此之外,由于大学扩招政策的实行,高校语文课基本采用大班教学模式,教师对学生开展统一化、标准化的教学工作,致使学生参与文学教育的互动性不强、兴趣不高,导致文学教育的质量与效率低下,使得文学教育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逐渐边缘化[3]。
二、文学教育在高校人才培养中的价值
(一)培养学生的“真”
文学的根本是“真”。文学是一门建立在真实生活经历与社会背景上的科学,与文学有关的一切方面都应当体现出真实性。大学生是国家的未来,其必须要能够正确地认识自己、了解社会的真实情况,用自身的真才实学来改造社会、促进国家发展。许多近现代的严肃文学作品都蕴涵了深刻的人生哲理,能能够帮助学生客观地认识身边的事物。
鲁迅先生是近代文学的代表人物,其创作的小说生动现象地反映了“吃人的旧社会”。鲁迅先生采用写实的手法,真实地向人们展现了当时真实的社会,表达了对疾苦民众的同情。通过阅读鲁迅的小说,读者能够真实地感受到旧社会的黑暗。大学生作为未来的社会栋梁,理应担负起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责,通过阅读鲁迅的文章,形成对现实生活的基本认知与感悟,从而以更加积极乐观的心态迎接生活中的困难。大学生尚未步入社会,缺乏足够的社会经验,因此需要让学生形成对社会的正确认知。文学教育是一种赋予学生社会经验的潜移默化的手段,文学作品中的励志故事可以激励学生奋勇前进,勇敢地克服生活中的一切困难[4]。
(二)培养学生的“善”
通常情况下,文学作品具有较强的艺术倾向性,所以文学作品将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汪曾祺先生的《受戒》中描绘了小和尚明海的懵懂爱情,成功地表现出了人性的善良美。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刻画出善良真实的人物形象,为读者呈现出关于善恶的伦理判断。《三字经》曾指出,人之初、性本善,对人性之善做出了总结。每个人心底都有善良的一面,而文字则是发掘人善性的有效因素。
沈从文先生是驰名中外的大文豪,其创作了著名小说《边城》,该部小说耗费了先生大量的心血,先生在小说中表达了自身对“善”的理解,将自己对善的认知浸润在灼热的文字当中。《边城》中的顺顺、老船夫等是典型的善人形象,他们给世界各地的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激励着人们多做善事、争当善人。
梁启超先生在《少年中国说》中指出,少年强则国强。大学生是民族的希望,肩负起传承优秀道德传统、弘扬友善文化的重责。由于大学生的社会阅历较浅、心智尚不成熟,所以容易受到不良风气的影响。现阶段,中国社会的道德风气建设工作不容乐观,如果大学生未坚守住道德底线,失去了诚实友善的优良传统,则将对社会造成巨大的冲击。对大学生开展文学教育工作,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友善意识,教导学生与人为善。大学生的可塑性极强,所以对其进行以“善”为主题的文学教育能够帮助学生增强对社会的信心,让学生成为一个善良、正直的公民。
事实上,一些讽刺小说也能够培养大学生的善心,对高校人才培养工作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莎士比亚是举世闻名的作家,其创作的《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狡诈、刻薄的形象成功激起了读者的愤慨。一些大学生在看完《威尼斯商人》后表示,自己决不愿成为夏洛克那样的吝啬鬼,而要做一个善良、乐于助人的人。高等教育的初衷是培B对社会有用的人,接受了优秀文学教育的大学生将符合“对社会有用之人”这一标准,他们将用自己的善良净化社会风气,帮助人们重拾信仰,积极生活[5]。
(三)培养学生的“美”
文学的极致便是“美”。纵览古今中外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无一例外都散发着美的气息,优秀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对读者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主要是因为这些作品或文字华美、或意境优美隽永,能够给人以感悟,使读者感受到文学美。文学教育能够有效强化学生的审美能力,同时促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与人生观。
优秀的文学作品通常符合大众的审美需求,大学生能够在阅读过程中感受风景文的自然风光,体会唯美的文学意境。当代大学生急需培养正确的审美意识,全面准确地看待人性,文学教育能够帮助大学生实现上述目标,使学生成为审美合格、有担当的人才。
三、发挥文学教育的人才培养作用的措施
(一)高校要重视大学生文学教育工作
某种意义上,文学教育就是人文教育的分支,同时也是当今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代高校应提倡加强对学生的人文教育,培养学生的道德意识与爱国主义情怀,但是部分高校对大学文学教育的忽视导致学生无法接受先进文学作品的熏陶,丧失了许多与文化名人接触的机会,这严重影响了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不利于学生的综合发展。因此,高校应当充分意识到文学教育在高等教育中的巨大价值,为学生合理安排文学教育课程。高校应当要求教师恪尽职责,不断地创新文化教育方法,实现激发学生对文化学习的兴趣的目标。
(二)遏制网络小说文化流行
从广义的角度看,网络小说也是文学的组成成分,大学生阅读网络小说无可厚非,某种意义上也属于接受文学教育,但是应当看到,优质的文学教育能够培养学生的“真善美”,引导学生思考人生、感悟人生,而目前大部分网络小说毫无营养可言,极少部分网络小说的价值观存在问题,学生深陷网络小说中容易影响学业,不利于新时期的人才培养。
高校应当尽量减少同时接受文学教育的学生数量,安排更多的教室供教师授课。高校可以定期组织一些文化交流活动与竞赛,活跃校园文化学习氛围。学校应当重视遏制不良网络小说文化在校园中的流行,禁止学生上课阅读网络小说,要求班主任对沉迷于网络小说中的学生进行教育,力求使其尽快摆脱网络小说,重回正常的生活、学习轨道,将其作为加强人才培养质量的一项重要措施来抓[6]。
(三)优化文学教育课程设置
由于任何学科的知识具有一定的系统性,所以应当保持文学教育课程的连贯性,大一、大二、大三乃至大四都应当设置一定数量的文学课。高校可以提升文学课成绩在学分中的权重,如此能够有效地激起学生学习文学课、自觉接受学校文学教育的积极性,确保充分地发挥出文学教育的人才培养作用。
结语
文学教育是一项古老、富有成效的教育方式,对高等教育的进步产生了推动作用。每一位大学生都应当接受文学教育,文学教育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真善美”,助其树立正确的审美观、价值观与道德观,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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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余聪聪.文学教育:精神立人与生命价值的叩问[J].读写月报,2016,(27).
[4] 张冉冉.试论21世纪的大学文学教育[J].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2016,(3).
【关键词】当代文学 比较文学研究 运用
就大多数情况而言,文学研究就是文学评论,文学研究方法就是文学评论方法。各个学科有着共同的基本的科学的研究方法,而针对具体学科,又都有专业性的研究方法。下面我就简略谈一下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众多专业方法中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运用。
二十世纪,是整个世界在各民族及其文化的急剧碰撞、交流中走向对话和交流的重要历史阶段,而二十一世纪是全球化的世纪,尤其经济全球化更促使各民族文化跨出国门,世界文化交流更是频繁。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文学作为一种“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在文学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代社会,受到众多研究者的强烈关注。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不少学者在比较文学的研究框架中,还运用心理学、文化学、形式分析等多种方法,使文学比较研究深入全面。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四种类型:最早的源于法国的“影响研究”,继而又有美国首倡的“平行研究”,苏联创造的“历史类型学研究”,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主要运用“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阐发研究”这三种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研究中“影响研究”的法国学派注重国别影响,也就是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学影响,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来印证有关“影响”的假设,凸显作家作品之间的精神联系。某个作家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对外国作家及其作品有所了解,并且自己在写作中可能受到他们的影响,如鲁迅的有些小说就是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在内容和形式上体现出了和传统小说不同之处。这种研究方法目的在于寻找作家作品跨文化相互影响的规律,研究作家接受外来影响与个性创造的辨证关系,影响发生的原因、条件以及变化过程。“比较学者们对影响所作的界说大都强调它的外来性和隐含性。”在当代文学研究中,题材处理、主题原型、艺术风格、技巧等艺术创造的范围内都可以运用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展开研究和比较。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很多作家受西方文学的影响,王蒙是比较突出的一位。我们都知道,王蒙作品中的幽默是一种“中西合璧”式的幽默,他从西方的“黑色幽默”里吸取了“浓缩的荒诞性”和“黑色的”戏剧性。并且我们知道,王蒙在十七年的创作中,在作品的结构方面独树一帜地采用意识流动结构法,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他的这种写法与西方的现代派的表现手法有着深刻的联系,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方面,运用“影响研究”的方法研究西方文化对王蒙创作的影响。这方面论著如《论王蒙小说的文学空间》李珠鲁(韩国仁济大学中文系)就重点考察了王蒙小说所展现的文学空间形态及其性质,探讨王蒙在艺术创作中如何运用现代主义的意识流交错手法来结构作品,强调了西方意识流手法对王蒙小说创作的影响。再如许子东《当代小说探索与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就探讨了西方文学流派对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影响,《沈从文与精神分析学说》注重研究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的影响。当然,影响都是相互的,在看到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学影响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影响,要找到文化影响对作家作品影响的普遍规律。在当代文学中这样的影响俯首皆是,我们要用发现的眼光更深入研究当代文学。
美国学派提倡的平行比较方法研究,提倡文学跨国界“共时性”研究,是“将那些相似、类似、卓然可比,但是并没有直接关系的两个民族(或几个民族)文学,两个(或多个)不同民族的作家,两部(或多部)属于不同民族文学的作品加以比较,研究其异同,并导出有益的结论。”也就是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比较方法。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和影响的文学现象进行跨文化的对比研究,将不同的文学现象贯穿起来,揭示它们之间的逻辑和理论联系,以探索世界文学创作的共通规律。平行比较方法包括两种类别的研究,一是探讨作品的类同,一是探讨作品的对比。它并不是将两种文学简单地相比,而是在主题、题材、类型诸方面建立比较关系:以文学作品的主题为中心,考察同一主题在不同国家的文学里表现的异同点;以题材为中心,分析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文学中的不同处理;按照文学的不同类型进行分类比较,如风格比较、情节技巧比较、人物形象比较等等。如《〈天龙八部〉的原型分析(从〈俄狄浦斯王〉谈起)》,这两个作品乍看上去毫不相干,但作者通过深入研究从作品表层的巨大差异中找出了它们之间深刻的内在一致性。《不同国土上的荒野:中西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不同语境》、《廖辉英〈盲点〉与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母亲角色》等,都为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和有效的研究方法。对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也可以采用这种比较分析的方法。 转贴于
在运用平行比较方法时,对比研究注重在某类现象的比较中寻找差异时,较多采用演绎思维方式,如对中西文学中吝啬鬼形象的比较研究;类同研究在差异中寻找共同点时,则更多使用归纳思维方式,从个别中见一般,分析文学的社会、历史土壤和文化条件的研究,如《〈莫须有先生传〉与〈堂吉坷德〉之比较研究》。平行比较研究方法拓展了文学研究的领域,让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在更广大的空间中来研究文学,是大有裨益的。
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也就是用西方的理论阐发中国文学。这种研究方法在近十几年受到学者相当的重视,并作出了相当的成绩。比如用精神分析法来分析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形象,可以更加透彻地看到狂人的无意识行为中隐藏的心理动机,能够更好地理解狂人形象,进而为理解作品找到突破口。《艺术心理与政治心理的冲突——矛盾小说理性化倾斜的心理学阐释》运用荣格的心理学理论分析矛盾的小说创作,可以说是另辟蹊径,从非传统研究方法中挖掘出作品更多的内容,让我们看到了作品内容的更多层次。二十世纪西方在文学理论方面大有收获,文学的各个环节,不管是作家、作品、读者还是文学创作过程,都有一系列的理论,这些理论传到中国,对当代文学的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如结构主义理论,新批评理论、存在主义理论、女权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等,我们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可以运用这些理论来寻找与当代文学的契合点,用它们的理论来分析文学作品,可以融会贯通,更加细致地解剖作品。《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对比研究》就是运用女权主义的理论来分析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异同。《须一瓜小说中的荒诞性》则是从存在主义的理论出发,看到须一瓜作品中的荒诞的性质。当然,不管我们运用什么理论去阐述文学作品,研究之前都要对一种理论模式做分析和选择。另外我们还可以在寻找文学创作与历史、宗教的联系中,加深对文学的认识,如当代作家的宗教信仰对创作的影响,当代作家创作与佛教、道教文化的关系等。如贾平凹、孙犁等作家作品中传递出浓重的道家文化,就可以研究他们的创作与道家文化影响的关系等。
我们对中外的文学作品、作家进行比较研究,同时我们也不要忽略了在历史纵向范围内的对比研究,可以探讨中国古代、近代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可以将不同时期的作家的创作行为及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如《张爱玲、王安忆小说创作中的市民意识比较》《异中有同的两种中国味:观照赵树理和汪曾祺》等,可以加深我们对作品的理解,加深对文学的认识。
总的说来,新时期文学的比较研究,是一个容易出新的批评领域。借鉴新观念、新方法,剖析比较研究对象,作出新颖而深入的发现、体现出鲜明的当代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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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朱水涌.叙事与对话——比较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
一、论文的书写格式规范化要求
论文本身由论文题目、作者、中文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等几部分组成。
1.论文题目:简明、确切地表述研究的对象和内容,一般不超过25个字,可分两行书写。
2.作者:处于论文题目正下方,须写明院系、专业、年级、班别、学号、姓名。
3.摘要:摘要应反映文章的主要观点,重点表述研究内容及结论,必须重点突出、文字简练,中文摘要字数不超过300字。
4.关键词:要符合学科分类及专业术语的通用性,并注意与国际惯例一致,中文关键词限制在3~8个。
5.正文:论文的主体。论文须符合学术论文的格式,正文要标明各级标题,设计合理,文稿中应采用规范化名词术语。
6.参考文献:必须是本人真正阅读过的,应选用公开发表的资料。以近期发表的学术期刊文献为主,图书类文献不能过多,且要与论文内容直接相关,参考文献应按文中引用出现的顺序列全。
二、论文的排版格式规范化要求
1.版面尺寸:a4(210×297毫米)。
2.装订位置:左面竖装,装订位置距左边界0毫米。
3.版芯位置(正文位置):按照a4纸张默认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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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论文题目:三号黑体,居中。
6.作者:论文题目下隔一行,居中,采用小四号仿宋体,
7.中文摘要和中文关键词:用五号仿宋体、两端对齐方式排列。
8.正文文本:宋体小四号、标准字间距、行间距为1.25倍行距、所有标点符号采用宋体全角、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采用半角的要求排版,采用多级符号版式。如:一级标题用阿拉伯数字(1、2、3……)标引,采用四号黑体并缩进4个字符排列;二级标题缩进4个字符并用阿拉伯数字(1.1、1.2、1.3……)标引,字体采用小四号黑体。
9.文中图表:所涉及到的全部图、表,不论计算机绘制还是手工绘制,都应规范化,符号、代号符合国家标准,字体大小与正文协调,手工绘制的要用绘图笔,图表名称和编号准确无误。
10.参考文献:位于正文结尾后下隔2行,“参考文献”四字左对齐,采用宋体小四号加粗;具体参考文献目录按五号宋体、靠左对齐、阿拉伯数字标引序号([1]、[2]……)的方式排列。
三、论文书写、排版、打印规范化要求样式
论文题目(采用三号黑体,居中)
(隔一行)
(仿宋体小四号,居中)院系专业名称年级班别学号学生姓名
(隔一行)
中文摘要:(仿宋体五号)关于高等教育改革体制问题的思想观念问题,……。
关键词:(仿宋体五号)
(隔一行)
(正文用宋体小四号)当前,在教学领域中,……。
1教学思想(黑体四号,左对齐)
1.1有关关系的处理(黑体小四号,缩进4个字符)
(正文用宋体小四号)在知识传授与能力和素质培养的关系上,树立注重素质教育,融传授知识、培养
比较文学论文范文欣赏:浅探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与文学变异
摘要:形象学研究一直未能合理地解释两个本质性的问题,一是文本意义上的他国形象与现实社会、历史文献有异;二是接受过程中读者所还原的形象与作家所塑造的形象有异。本文认为形象在塑造、传递过程中产生了多重变异现象,变异的深层原因是不同文化语境的影响与制约。
关键词:形象学;法国学派;集体想象物;文学变异
传统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形象学发展于1880年代的欧陆诸国,由卡雷创立,经巴柔、莫哈、基亚等人的不断努力,当代已成为比较文学领域颇具扩张力的学科。然而,传统的形象学研究局限于历史研究方法,一味强调事实关系,囿于文本,繁琐考证,将鲜活的文学文本当做纯粹的历史文献,忽视文学形象的美学价值,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狭隘民族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等,都限制了形象学研究的发展。
事实上,外国文学作品中的形象不只是文本意义上的形象,它是作家主体情感与思想的混合物,也是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反映,是一种文化形象,代表了一国对另一国的态度和看法。异国形象的建构包含了作者对异国文化的总体认识,同时在潜意识中又代表一个群体对异国文化的精神观照,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言说。另一方面,形象本身与形象建构,也透露出作家和本国人的心态,“他者”形象是反观“自我”形象的一面镜子。正如当代文艺理论家佛克马所指出的那样,“赫胥黎的《海岛》中对东方的描写受到赛义德的批评,因为这部作品所表现的东方实际上是构想出的东方。”
一集体想象物如何实证
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在形象学研究上是求“同”的,其基本方法是实证,本文认为形象学是“异”的研究,异国形象是想象,是集体想象物,image就是somethingimagined,所以形象学研究就是辩“异”。具体问题有三个:一是描述形象之“异”的具体表现。文学作品中的他国人物形象,相对于“原型”有什么不同的特点。二是考察“异”是如何发生的。形象的生成、传递、接受是一个多重变异的过程,作家是如何塑造的,读者是如何解读、还原的。三是思考“异”何以会发生,集体是如何想象的,深层的文化原因何在。
早期的形象学研究即已包含了变异的因子,正如后来巴柔所说:“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并非现实的复制品(或相似物),它是按照注视者文化中的接受程序而重组、重写的,这些模式和程式均先存于形象。”这里的“重组”、“重写”意味着这种形象是一种变异的形象,这是从实证研究求“真”的现象考证向理性主义求“异”的本质探求作出的可贵努力。形象是对文化现实的描述,是情感与思想的混合物,一切形象都是个人或集体通过言说、书写而制作、描述出来的,但这种描述并不遵循真实的原则,即并不会或不能忠实地描绘现实中客观存在的那个“他者”。
作家对文学形象的创造与读者的接受,不可避免会产生二度变异,所以运用实证的方法很难对形象学进行研究。形象学研究的实质就是变异,法国学派在最早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就已提到文学作品中的“他国形象”问题,证明他们早已涉足非实证性变异学领域的研究,只是自己还未察觉,因而也没能从学科理论的高度加以总结。
正如山人画笔下怒目圆睁的鸟是对自然鸟的变异,“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是观众对艺术形象接受、还原的变异,他国人物形象的创造与接受,正是这样一个多重变异的过程,其学理性亦可以从保尔・利科等人的想象理论中找到理论根据。保尔・利科将休谟那种把想象物归诸感知的理论命名为“再现式想象”,将萨特那种认为想象物“基本上根据缺席和不在场来构思”的理论命名为“创造性想象”。
巴柔认为:“他者形象是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认识的总和。”所以形象学所关注的是文学和文化互动中生成的形象,要全面、深入地理解和阐释他者形象,就必须将其置于扩展了的社会、历史、文化等领域去考察,扩大的“新的视域要求研究者不仅考虑到文学文本,其生产及传播条件,而且要考虑到人们写作、思想、生活所使用的一切文化材料”。
新批评的那种将文本作为完全独立的对象进行研究的文本分析法则因此而受到质疑,因为这种形象不仅是作家个人呕心沥血的产物,而且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阐释和想象,它要求研究者的重心不再局限于文本、修辞、话语,而要将他者形象纳入到总体分析的框架之中,既考察文学文本中他者形象生产、传播、接受的条件,又将这种文学形象与同时代的报刊、影视及其他媒介的描述进行比较,这种比较会使更多的材料和证据加入到接受的文学研究视野中来,从而使文学研究与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民俗学、人类学等领域交汇,通过跨学科的研究将其联系起来。通过对这种联系的探究,研究者可以发现作家与集体想象物之间种种密切而又复杂的关系。
考察他者形象与他者现实之间的关系,重点应在于注视者,在于注视者一方的文化模式,因为变异是肯定的,当下我们应该关注的是作家这一创造主体,是如何接收、注视、创作、塑造异国异族形象的,作家的潜意识中集体是如何想象他国想象的,如近代“西方人的话语表现了西方对东方文化的漠视,贬低和拒斥,欧洲中心主义通过把欧洲以外的世界再现为愚昧、落后、懒惰,成为东方的同义词,因而需要欧洲的介入而界定为落后的从而服务于殖民主义事业”。其次是关注自我形象与他者形象之间的互动关系。所以,形象学讨论的重点自然不是异国形象描写的真实抑或失实,而是考辨作家何以塑造出那样的形象,追溯异域形象作为一种知识与想象体系在当时的语境下是如何生成的。
异国形象与现实中的异国之间,他者形象的真实程度并不能决定这一形象的审美价值。考察他者形象与他者现实之间关系的重点在于对注视者一方文化模式的产生、发展、传播与影响的探寻。席勒创作的《杜兰朵》中,“杜兰朵对于自由、压迫、自我价值等观念的认识,就那个时代的中国而言,不仅作为一个女人的意见,即使作为一个男人的意见也是不可思议的”。因而,“作为理解《杜兰朵》的历史背景的应是欧洲思想史,而不是历史上的中国。”
二形象传递中的变异机制
法国学者梵・第根认为:“比较文学的对象是本质地研究各国文学作品的相互关系。”他认为比较文学的特质就是要把尽可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归纳在一起,使“比较”二字摆脱美学的含义,获得一个科学的含义。法国学派的主要理论家马・法・基亚称:“比较文学并非比较。比较文学实际只是一种被误称了的科学方法,正确的定义应该是:国际文学关系史。”卡雷也指出比较文学是实证性的关系研究:“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它研究拜伦与普希金、歌德与卡莱尔、瓦尔特・司各特与维尼之间,在属于一种以上文学背景的不同作品、不同构思以及不同作家的生平之间所曾存在过的跨国度的精神交往与实际联系。”从形象学的各要素分析,它主要是指一部作品、一种文学中表现出的他国形象。“他国形象是一种社会集体想象物。”
然而,文学形象的传递是非常复杂的,宏观来看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变异(literaryvariation),一是作家创作时与原型的变异;二是读者接受、还原时与文本形象的变异。就文本而言,又有语言层面的变异,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翻译过程中的变异,在1930年代,为了便于国人接受,“milkyway”被译为“银河”,而不是“牛奶路”、“神奶路”,就是明证。也有文学层面的变异,不同的作家写作同一题材的作品,主题、手法各异。具体而言,形象的变异现象发生在四个层面。
一是文字层面的变异。
属于翻译学或译介学研究的范畴,在进行研究时将文学的变异现象作为首要的研究对象,把注意力从语词翻译研究转向语词的变异本身。我国翻译界曾有这样一个特例,不懂外文的林纾竟然成为一代翻译大家,康有为在《琴南先生写万木草堂图题诗见赠赋谢》中赞其“译才并世数严林”,钱钟书也著文《林译小说研究》探讨林纾的翻译问题。
从翻译技术层面看,林译小说许多都走了样,甚至可以说很多地方是选译、节译,或者随意删改,更有甚者,写人写景的许多地方都有想象的成分。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个现象?这就是文学变异的问题,为了照顾中国读者阅读小说的习惯,译者不得已而为之,将外国人的名字归化,去掉大量的景物描写、心理描写部分,以突出故事情节,将外国的现代语言换成简明、雅洁的中国文言。
文艺理论家敏泽先生认为,美国的意象派诗人庞德的意象诗是从中国学过去的:“当时的西方意象派诗人们掀起了学习和翻译中国古典诗歌的热潮,他们在研究和翻译汉诗的过程中对中国古典诗歌意象的丰富性、含蓄性、生动性、鲜明的形象性和动态美赞叹不已,而他们对中国古典诗歌意象的研究和翻译也在客观上促进了西方意象主义的发展。”
赵毅衡先生在《远游的诗神》中也提到了意象诗的源流问题,认为“庞德是新诗运动中的大诗人,他是先接触日本徘句,然后转向中国诗的。观察这个变化过程,对于考察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新诗运动的影响是很有意义的”。庞德从汉字中受到启发,认为一个汉字就是一个意象,如东方的“东”由一个“日”和一个“木”组成,以太阳挂在树梢上指称方位,这种由象形到抽象再还原为情景的语意现象,其深处有一个形象的文字层面和文学层面的变异问题。
二是文学作品中他国形象的变异。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比较文学形象学,从形象产生到还原有一个变异的过程,我们应从文化或文学的深层次人手,分析其规律。比如我们考察中国近现代文学作品中的“洋人”形象时会发现,其形象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流变,(一)近代文学作品中的洋人形象特点是“奇”、“怪”,深层理由是长期闭关锁国造成了国人无知、恐惧的心理,表现为对洋人形象丑化、妖魔化。(二)现代文学作品中洋人形象的演变情况是,大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相对于“原型”大多“变”、“异”,深层的文化原因是“师夷长技”的学生心态,手法大多是将之美化、乌托邦化;港、台作品中的“洋人”形象相对“本”、“真”,因为作家身处殖民主义环境,可以近距离地观察、书写。
三是相同的文学主题和文类在不同的语境下发生变异的问题。
中西小说写作目的不同,所以叙事模式亦不同,西方小说治目宜阅读,中国小说治耳宜讲说;西方小说常鸿篇巨制,动辄万字,而中国古典小说多为章回体,更像连续剧。
四是文化语境不同造成的接受方面的变异。
由于文化模式的不同造成文学现象在跨越文化集团时,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过滤背景下的误读现象,比如《格列佛游记》是饱寓讽刺和批判的文学杰作,英国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读了不下六次,他说:“如果要我开一份书目,列出哪怕其他书都被毁坏时也要保留的六本书,我一定会把《格列佛游记》列入其中。”可是谁会想到该书在世界各国的流传中却成了受妇孺喜爱的、单纯的少儿读物。唐朝僧入寒山的诗在中国实在没有多少人知道,可是在1950年代的美国,他确是反主流文化青年们的偶像。而三仙姑的形象在性格外向、好表现的美国人看来可不像在中国这么负面。
三形象研究要走中国化之路
我国的形象学研究要走学科本土化之路,需要克服学术上的殖民心态。形象学是法国人所创,然而其中的文化沙文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倾向和过分强调考据而忽视美学思考的弊病显然是存在的,中国学者应勇于推陈出新,不能老跟在西方学者后面学步,比起西方的“中国人形象”研究,如果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作品中的西方人――“洋人”形象,很显然,我们具有文献方面的优势,事实上其结论也应该是更有理据的。
多年来,比较文学研究已经打通了比较文化的学术通道,架起了文化交流的桥梁,开展了以对话、沟通,尊重、理解、共建人类多元文化为宗旨的各种学术活动。19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的理论著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能从时代的全球化和文化转型的新角度,在融合多元文化视野的基础上创建比较文学学科的新未来,也反映了中国学者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第三阶段的地位、作用和走向的看法。
中国学者摆脱比较文学的传统观念,冲破比较文学“欧洲中心论”的藩篱,不断更新比较文学的观念、方法,以新观念、新眼光,通过跨学科、跨文化、跨民族、跨语言的文学研究,开展与世界各国、各民族多元文化的对话,促进互识、互补,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和理解,以期改进人类文化生态和人文环境,共建全球的多元文学和文化。
形象学研究所涉及的内容复杂多样,学科的发展与深化呼唤理论的思维,比如学科的本土化问题。面对新世纪的形象学研究,中国学者要有为世界文学研究作出自己的贡献、力争学术独立的勇气。有理由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挖掘到中国古今文论中有关形象学研究的理论资料。同时,我们的优势在于中国近现代文学史料的丰富,应该扬长避短,着眼于国内的文献,不能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搞外国文学中的中国人形象研究。
二是研究视野的问题,我们的研究应该更开阔一些,形象研究至少有五个方面的内容值得探讨:
(一)外国文学作品中的外国人形象,如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犹太人形象、《简・爱》中的南美人形象,欧美人长于此项;(二)外国文学中的中国人形象,如赛珍珠作品中的中国农民形象,这方面的工作汉学家做得比较多;
(三)中国文学作品中的外国人形象,这方面的研究应该是我们的主战场,如留学生散文中的导师形象,客观地说,外国人做这方面的研究,但无论在史料占有,抑或是文本解读上,都不可能赶得上我们;
(四)华人自塑形象,如老舍《二马》中的马氏父子、曹桂林《北京人在纽约》中的王启明等人,张艺谋电影中的近代国人形象等;
(五)外国人的自塑形象,如美国人写的《丑陋的美国人》,日本人写的《丑陋的日本人》等。
三是学科发展的综合性问题,形象学涉及的领域众多,其研究必然是多指向、多维度和多领域的,与其他学科和领域有着剪不断的关系。形象学研究可以根据学科的需要与心理学、历史学、文化地理学、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结合,拓宽新的形象研究领域,展现新的生命力。
形象学研究尚有一些关乎学科发展的问题,如仍然局限于影响研究。本文认为,学科建设目前有“三个转向”和“一个注意”的工作要做:
(一)转向对“主体”的研究。理解异族与认识自我是密不可分的,一国作家塑造的异国形象,是将异国作为一个他者来看待的,这个他者是认识自我、反观自我的一面镜子,研究他者是有意义的,而审视自我、发现自我、建构自我更有意义。
(二)转向总体分析。文学作品所包含、传播的文学形象与历史、社会、文化语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形象研究不能够将文本阅读简单化,不能局限于文本研究文学形象。形象研究必须考察一个民族对异国看法的总和,即由感知、阅读,加上想象而得到的有关异国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等各个层面的看法的总和。形象是情感和思想的混合物。比如要想更深刻地理解俄罗斯文学,首先就一定要了解、熟悉并领会他们的文化和信仰,研究具体的作家、作品更是如此,否则,我们的视野将会很狭窄,论断亦将不免偏狭。
关键词: 《雪国》 语言 哀与美
川端康成(1899―1972),日本近代著名作家,1968年,凭借《雪国》、《千只鹤》和《古都》这三部著作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从而声誉鹊起,享尽文坛盛赞。他也是亚洲继泰戈尔之后第二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雪国》是日本作家川端康成文学生命中的一座金字塔,被奉为“日本近代文学史上抒情文学的顶峰”①。
川端康成在艺术创作上毕生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美。他曾说过:“所谓风雅,就是发现存在的美,感觉已经发现的美,创造有所感觉的美。”②《雪国》这部小说就很好地体现了川端在艺术美方面的追求和成就。在总体风格上给人最大的感受就是淡淡的哀愁,温柔的伤感。哀与美相辅相成,紧密相联。笔者试从语言方面具体剖析《雪国》之哀与美相交融的艺术倾向。
他的语言哀美的特质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体现:
一、色彩的运用
很多作家都注意使用色彩来表现感情和思想,川端康成对色彩力的表现也很到位。在《雪国》里,我们感到川端康成不仅是一位伟大的作家,而且是一位造诣深厚的画家,他常用细腻而又独特的色彩来描绘带有强烈感彩的世界,敏锐地感觉实与虚的契合,颇具印象派画家对色彩运用的灵气,又兼具水墨画大师渲染景象时的朦胧感和意境感。
《雪国》的基调是白色,在白色的基础上作者加以其他颜色的描绘,显示出作者对色彩的独特敏感度。川端康成尤其喜欢用对比的方法来表现人的情思。他喜欢用“红”与“白”的对比来表现美丽和纯洁,如“岛村朝她那边望了一眼,倏地缩起脖子,镜里闪烁的白光是雪色,雪色上反映出姑娘绯红的面颊。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洁净,说不出的美。”③这是晨镜之驹子的美丽。作者站在一个独特的角度,在有限的镜面之中勾画出一个蕴含无限的世界,白色的雪与姑娘绯红的面颊相映成趣,并使人物的美与环境的美重叠起来,并且相互映衬、烘托,让人叹为观止。可谓巧夺天工,此词只应天上有。他还喜欢用“黑”与“白”来表现孤寂、辽远,如:“尽管山色如墨,不知怎的,却分明映出莹白的雪色。这不免让人感到远山寂寂,一片空灵。”④色彩的巧妙运用有助于表达作品的象征意味,或梦幻,或寂寞,不经意间就为我们构成了一个虚幻的意境,犹如在翻阅一本大师的画册。
二、中西合璧式创作手法的运用
在艺术追求上,川端康成既受日本古典文学的熏陶,又受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他一直在努力探索东西结合的表现手法。《雪国》里所采用的艺术手法是丰富多彩的,简单来说就是中西合璧。其中,既有川端赖以起家的新感觉派手法,又有30年代末在日本兴起的意识流、内心独白、象征等西方现代派手法。
所谓新感觉派是日本20年代兴起的文学流派,它是作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对立面而产生的,试图以崭新的艺术手法进行创作。这一派的作家在西方现代派文艺影响下,认为一战以后,物质文明迅速发展,人们要靠视觉、听觉等多种感觉来认识世界、表现世界。因此他们主张追求新的感觉和新的感受事物的方法,强调主观和直觉,追求新表现。该派的代表人物就是横光利一、川端康成等。
1924年,川端康成与横光利一等人共同创办《文艺时代》,标志着新感觉派的诞生。川端康成非常擅长运用联想、意识流、瞬间感受等表现手法,从而来捕捉客观事物给人物主体留下的瞬间意象或感觉。川端康成自己也曾说过:“我的文学,只是所谓感觉的东西。”⑤在这一方面,《雪国》的开头和结尾最令人称道:
“穿过县境上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夜空下,大地赫然一片莹白……”⑥
“当他挺身站住脚,抬眼一望,银河仿佛哗地一声,向岛村的心头倾泻。”⑦
但川端康成的新感觉手法还融合了自己的感受,是与日本传统美学相融合后的手法,所以川端康成后来也别称为新感觉派中的异端分子。
川端康成深受“意识流”的影响,他曾反复地阅读过意识流经典作家乔伊斯的原文作品,并加以模仿。他在《枕草子》中写道:“我想随着联想的浮动和流驶写下去,随着写作,再不断地引出联想,使它奔涌如泉。”⑧他在日本文学传统的基础上,灵活地应用意识流,使二者融为一体。法国作家福楼拜曾说:“爱玛就是我。”无独有偶,川端康成也说:“与其说我是岛村,毋宁说我是驹子。”⑨《雪国》中,川端康成在很多地方运用了意识流的手法,如文本并不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按部就班地描写,常常随着岛村的思想跳跃而跳跃。在人物塑造上也较多地使用了内心独白的手法,尤其以岛村的内心独白见长,这也是非常符合岛村的人物身份的。
更有日本文学的传统艺术手法,如写景的时候就多少借鉴了日本俳句的韵律。使景物描写更加诗意绵长而又有节奏感。
总之,川端康成在力求保持日本传统美的基础上,成功借鉴了西方新感觉派的创作手法,在东西文化的交合点上,走出了自己的路。
三、空白的艺术
空白本是绘画艺术的一种表现手法,它指的是画家在画中留下空白,让欣赏者借助联想、想象去补充,从而领悟作者的思想感情。西方心理学有所谓的完形心理即格式塔心理,都涉及到巧用空白艺术来增强表现力的问题。同样,文学作品中的空白艺术也是这个道理。“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就是对文学空白艺术的最好诠释。
艺术空白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雪国》中就留下了很多艺术空白给读者以想象和回味。作品注重表现人物细腻的感情和瞬间的感受,却没有什么大的生活场面和事件。比如对于叶子,通过岛村我们知道了她的美丽、她的声音,但对其具体身世却知之不多。但借助联想,我们对叶子的影像又很熟悉,在空白之外是盈盈的充实。整部作品犹如一幅淡雅、幽远的水墨画,最好的是那没有画出来的部分,令人感觉飘渺虚幻、空灵隽永而又回味无穷。这就是空白的艺术。
每一种艺术形式都有其根本的艺术材料,文学则是语言的艺术。在大师的笔下,文字不再单调和枯燥,它们往往像精灵一样活跃在文学的世界里,神奇般地拥有美术的色泽和光线、音乐的旋律和节奏、舞蹈的动作和优美。川端康成深谙语言的魅力,对于自己作品里的文学语言要求极为严格。据说他每写完一章都要反复琢磨,甚至大幅度删除,直至满意为止。在《雪国》里,川端康成的语言天赋和技巧得到了充分展示,忧郁感伤、孤独虚无,充溢着隐隐的、淡淡的、纤细哀愁的美,就仿若行云流水,迤逦游行。
注释:
①③④⑥⑦⑨川端康成《雪国》,摘自文洁若主编《世界中篇小说经典》,春风文艺出版社,1996.9,第一版:511,520,536,512,619,7.
②丁武君.川端康成创作中色彩的表现模式及其象征性.外国文学研究,199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