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变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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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中国的变化范文

2008年8月8日的晚上第29届奥运会开幕了。它让许多外国人大开眼界。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这次奥运会的筹办，北京花了大量的心血从体育馆到任何一个关于奥运的地方都认认真真的把它们做完善，不会输给任何一届奥运会。人们也积极的参加活动，志愿者更是数不胜数，老年人也学英语，好给外国人指指路，各个举办城市也是努力做到最好，不给祖国丢脸。

通过这次奥运会，中国充分向世界展示它的强大，告诉世界：中国不像以前了！1949年前的中国，整天有战争，反抗日本、反抗、抗美援朝，人民死伤无数。但是今天，我们的经济腾飞、科技发达，不像以前。全中国人民也是合家欢乐，遵守“八荣八耻”和“七不”争做文明的市民。

2009已经来了，又是一年过去了。2010年我们上海将举办世博会，又会是一个热闹的日子，我们会让外国人再次竖起大拇指！经历怎么多的念年头，中国有了许多的留学生，外国人也络绎不绝地来到中国的各个地方学习。

祖国将迎来60岁的生日，这说明从党建立以来，祖国经历了60年的风风雨雨，让我们在这祝福它吧，伟大的祖国！

第2篇：中国的变化范文

1国际气候谈判的路径和轨迹

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1994年3月21日正式生效，20年来国际气候谈判形成了以《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巴厘路线图》、《哥本哈根协议》和《坎昆协议》为代表的成果，这个阶段见证了不同缔约方力量的消长、谈判集团的“碎片化”和国际减排机制的“退化”。2012年底达成的德班增强行动平台（以下简称德班平台），在某种意义上希望“拨乱反正”，使气候变化谈判回归到应有的轨迹上。

1.1议定书确立了发达国家“自上而下”强制减排机制，谈判集团逐步“碎片化”

议定书落实了公约“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它规定附件I缔约方的二氧化碳（CO2）等6种温室气体的年均排放量在2008年到2012年承诺期内必须比1990 年降低至少5%。议定书还参考了各国的不同能力和国情差异，为附件I名单中的不同国家或区域一体化组织设置了有差别的减排承诺，以整体实现上述5%的减排目标。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在议定书下不需承担此类强制性的减排目标，但附件I国家可以通过“清洁发展机制（CDM）”以资金和技术支持在发展中国家开展项目级别的合作减排。议定书标志着在公约框架下正式形成了发达国家“自上而下”（首先制订总量控制目标，之后在附件I缔约方进行分解）、发展中国家不承担强制减排义务的温室气体减排机制。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四次缔约方大会（COP4）上，一直以整体出现的发展中国家集团出现分化：环境脆弱、易受气候变化影响，自身排放量很小的小岛屿国家联盟（AOSIS）提出愿意自愿承担减排目标。这一分化对后续谈判的影响越来越严重，直接削弱了发展中国家整体谈判实力。随着谈判的不断进展和关注角度、立场的不同，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小集团”越来越多，2012年达到14个之多；两个传统阵营之外更出现了“环境整体性”和“卡塔赫纳”两个“跨阵营”集团，谈判集团呈现“碎片化”趋势。

1.2《巴厘路线图》坚持已有减排机制但发展中国家的义务有所增加

进入21世纪之后，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实力和排放开始快速上升，不满议定书的发达国家极力转嫁责任开始呼吁新的减排安排。2007年底在巴厘会议（COP13）上通过的巴厘路线图是20年谈判的一个转折点。整体上，巴厘路线图延续了公约和议定书精神，尤其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既响应IPCC第四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要求全球立即行动起来大幅度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呼吁，也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缔约方之间有区别的义务性质和履约方式定下了总体基调。但是，巴厘路线图要求发展中国家采取“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实”（MRV）的适当国家行动（NAMAs）以减缓温室气体排放，非附件I国家的履约义务开始增加。

1.3哥本哈根协议使现有减排机制面临挑战

虽然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哥本哈根协议不仅首次在公约文件中认可了2℃度全球目标，更隐晦地提出了一个“统一的减排机制”，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自主提出减排/减缓目标，但对发达国家实施类似于议定书下的“三可”制度，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国际磋商和分析”。这种新的“自下而上的减排保证”（pledge）+“统一核查机制”（review）的全球减排机制逐渐显现，原有的发达国家“自上而下”、发展中国家自愿承诺的减排机制受到很大挑战并开始动摇。随后的《坎昆协议》将《哥本哈根协议》内容部分正式化，正式承认了2℃全球目标，2012-2020年间的减排安排框架基本尘埃落定。

1.4德班平台直指2020年后全球气候治理新安排

2011年公约大会通过德班平台，2012年多哈气候变化大会结束了历时五年的“巴厘路线图”谈判，从法律上确定了《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公约长期合作特设工作组结束谈判，德班平台工作计划。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进程在多哈实现了平稳过渡。从2013年起国际气候谈判将转入到以“德班平台”为主的“一轨谈判”，目标是到2015年底形成适用于所有缔约方的“议定书（protocol，法律约束力强）”、“其他法律文件（legal instrument，法律约束力未知但应该弱于前者）”或“经同意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成果（agreed outcome with legal force，法律约束力最弱）”，2020年生效实施[1]，气候变化谈判由此进入转折期。

2未来国际气候机制走向分析

为构建新的全球气候治理框架，将温升幅度控制在2℃之内，在过去20年谈判经验基础上，随着研究和谈判的进展，不同的设想纷纷出现。总体而言，这些构想可以大体划分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类以及两类之间的某种过渡形式。

2.1“自上而下”机制与“自下而上”机制

“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用来涵盖一系列不同的国际气候政策构想。从理论上讲，严格的“自上而下”机制应包含很强的全球协调性、得到普遍认可和追求的总体目标、分阶段目标和时间进程表、共同遵守的规 则机制（如市场机制）、严格的进度报告和核查机制以及遵约机制；“自下而上”机制则相反，没有或很少涉及到全球协调（或者所谓的协调仅局限在少数国家），各国自行安排相关行动，进展情况由国内核查制度来确定而不接受国际核查，也没有国际遵约机制约束[2-3]。总体而言，《京都议定书》是“自上而下”机制的代表（虽然它的覆盖面一直备受争议），而《哥本哈根》以及《坎昆协议》所确定的“减排保证”+“审评”的机制是一种近似的“自下而上”机制。

议定书为发达国家缔约方规定了一定时间段内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总体减排目标和国别减排责任，并通过市场机制的介入降低减排成本。此外，议定书为发达国家缔约方制定了严格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报告和核查制度以及相应的遵约机制[4]。

美国在哥本哈根会议提出的“减排保证”+“审评”的机制主张各国自主提出减缓目标和行动，接受略有不同的核查机制，无国际遵约机制。至于所达成协议的法律约束力，美国强调“对称性”（legal symmetry），即最不发达国家之外的国家都应该接受相同的约束力[5]。此外，美国一直努力将气候变化纳入公约外多边机制对话之中，并倡导建立了“主要经济体能源与气候论坛（MEF）”、八国集团（G8）、20国集团（G20）、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国际海事组织（IMO）、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气候与清洁空气联盟等国际集团和组织也纷纷涉及气候变化议题，通过集团共同立场或国际组织决议对联合国框架下的气候变化机制形成影响[6]。通过这些公约外机制发挥影响和作用，也是“自下而上”机制的重要内容。

2.2主要缔约方关于“2015年协议”的总体立场动态

2013年4月德班平台第二次会议之前，各缔约方应主席要求就谈判内容提交提案。根据这些提案，主要缔约方对“2015年协议”的立场如下：

欧盟：以气候变化进程引领者自居的欧盟一直倡导建立覆盖所有缔约方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统一减排框架”[7]，并将其作为接受议定书二期的首要条件[8]。德班平台达成后，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压力下，以欧盟为主的部分发达国家接受了议定书二期，使议定书在法律上延续下去。2013年3月以来，欧盟开始就2020年后国际气候制度广泛征求意见。在欧盟提案中[9]，欧盟重申2015年达成的协议成果应该是一个覆盖100%排放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议定书，同时，最不发达国家（LDCs）、小岛屿国家联盟、独立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联盟（AILAC）等众多集团与欧盟一样，支持制定新的议定书，甚至强调其在覆盖范围、减排强度、实施力度上均要超过《京都议定书》。此外，欧盟也认可各缔约方的减排承诺应该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确定，有所区别的“光谱式”（spectrum）多元化国家减排承诺是可以考虑的。

美国：一如既往，美国反对“自上而下”的减排安排，提倡“自下而上”的“光谱式”多元化国家减排许诺结构，同时，美国提出了“轴辐式协议（从中心向外辐射状，hubspokes）”概念[10]，即构建一个所有缔约方参与的、相对恒定的、包括关键设计要素的“轴协议”（hub agreement），围绕这一作为核心的“轴协议”，就细节问题达成一系列具体、可实施、不一定所有缔约方参与、便于修改的“辐决定”（spoke decisions），共同构成一揽子协议体系。“轴决定”强调国内的地区、企业、NGO等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国际减排合作，并高度重视公约外多边机制的作用。“辐决定”游历于公约之外，既不要求所有缔约方参与，也不需要遵守公约原则，其参与行为体可以是主权国家之外的行为主体，实施内容也可以和现有的各种公约外机制紧密结合。

因此，未来减排机制的设计方面，欧美之间的根本分歧依然存在。欧盟以达到2℃温控目标为前提，提出自上而下分配减排任务，强调全经济范围和全体国家的参与，希望通过强有力的体制约束达到目标。而美国则提出减缓需要加强现实世界的力度（promote realworld ambition），2℃温控目标仅能作为参考而不具有强制力，减缓仍应建立在各国自愿性贡献上。围绕这一问题的讨论将成为下阶段谈判的主线之一。然而，这种分歧并不影响欧美在针对发展中国家时的“联合一致”，如强调全体缔约方、不区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二分法”等，矛头直指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排放大国。此外，澳大利亚提出了具有三层结构的新协定，中心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辅以各种有或没有法律约束力的补充性条款和制度，并将国家时间表作为附录，该方案在某种意义上结合了欧美的主要观点，有可能弥补欧美之间的分歧，值得进一步关注。同时，立场相近发展中国家（LMDC）也在众多问题上保持了相对一致，正在成为气候谈判中一股重要力量。

2.3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决定公约下的“自上而下”机制应发挥主导作用

气候变化是全球问题，必须由全球行动来解决。已有科学认知告诉我们全球长期浓度目标越低，越要求更快的减排速度和更广泛的参与，而且越早行动相应的减排代价就越低[11]。尽管尚存不确定性，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认为总体上实现2℃温升目标很可能要求本世纪末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450ppmCO2当量上下，相应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尽快达到峰值并持续下降。“自下而上”的松散机制远远不能保证此目标的实现。议定书二期所覆盖的排放量占2010年附件I缔约方排放量的35%（全球总量的14%），锁定的减限排承诺相比1990年降低18%-19%，远远低于IPCC所提出附件I缔约方到2020年整体减排25%-40%的目标；即使考虑其它附件1缔约方和非附件I缔约方的自主减缓目标和行动，到2020年，距离实现2℃目标要求的差距仍有80-130亿t CO2当量[12]。这种趋势如果不能及时得到扭转，全球升温将超过4℃[13]，人类可能面临不能承受的灾难性后果。如果我们认真对待2℃共识，那么一个强有力的“自上而下”机制才能为所有国家提供足够的互信并激励尽早开展实质性减排 活动。

实际上“自上而下”机制（京都议定书）在过去20年取得了不容忽视的减排成效，引领了世界低碳发展潮流。首先，议定书激励、加速了承诺强制目标国家的低碳产业和市场机制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新能源技术成为经济危机中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扩大就业的新领域。欧盟2009年通过了“Directive 20-20-20”，第一次为可再生能源发展确定了强制国别目标； 议定书所确定的灵活机制为欧盟排放权交易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国际法律依据，同样在议定书下承诺减限排目标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也都在排放权交易、碳税等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和尝试。第二，议定书促进了减缓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截止2013年6月，在CDM执行理事会注册的CDM项目超过7 000个，签发的经核证的排放量（CERs）近13-6亿t CO2当量。欧盟成员国投资了超过50%的CDM项目，日本投资的项目个数超过10%。一些CDM项目在促进发展中国家农村脱贫、改善室内空气质量、提高农民健康水平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第三，大多数承诺强制目标国家的国内整体排放都出现了明显下降，完成京都目标没有悬念。以欧盟为例，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渗入欧盟社会经济发展全局之中，2011年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已经比1990年下降17%，人均排放也在逐年下降。通过履行国际承诺，这些国家的低碳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其他发达国家缔约方通过参加灵活机制也基本能完成目标，而从来没有批准议定书的美国和退出议定书的加拿大，其2011年排放分别比1990年上升8.4%和17.4%。

2.4德班平台谈判下的其他关键问题

除关于德班谈判成果框架、原则和减缓这一系列焦点问题外，适应、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等议题作为发展中国家一直以来的重大关切，是共区原则的具体体现之一，也是目前谈判的关键问题。很多发达国家将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统一归为实施手段，以此形式与减缓、适应等问题并列，其旨在把资金和技术转让问题作为一般性实施手段，而弱化其作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主要支持承诺的实质。同时，发达国家强调私营部门在提供资金支持和技术转让方面的重要作用，希望将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义务转化成市场化行为，从而使发达国家免于承担其责任义务。在2013年4月的波恩会议上，几乎所有缔约方都不否认适应是“2015年协议”的重要内容，发展中国家认为适应行动应在现有适应机制基础上继续加强，继应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损失与危害问题在多哈会议突然升温以后，这一议题依然是波恩会议的重点之一，这一问题对推动发达国家承担历史责任和维护发展中国家团结具有重要意义。发达国家做出的到2020年每年动员1000亿的长期资金承诺依然没有见到任何具体计划，相反，OECD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OECD国家用于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额呈现下降趋势[14]，绿色气候基金依然面临无米之炊。德班会议初步建立了以技术执行委员会和气候技术中心为基础的技术机制，在多哈会议上技术机制谈判模糊触及知识产权问题，部分发展中国家表示满意。波恩会议尚未就德班平台下的技术转让进行进一步谈判，但可以想象随着新技术机制在2013年全面实施，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中的知识产权问题将更加复杂，发展中国家对该问题的谈判诉求仍将长期存在，发达国家的立场和态度也很难妥协。

3中国的战略选择

在公约谈判进行的20年中，中国的经济总量增长到世界第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更快速上升到世界第一的位置，2011年我国CO2排放占全球28.6%， 已经超过欧美之和[15]；1990-2011年我国的CO2排放增量占全球增量的比例超过60%，人均排放已接近部分发达国家。随着这种结构性力量的增强，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别是气候公约谈判中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6]。

在公约谈判中，中美欧仍是决定未来谈判走向的三股重要力量，任何二者的联手都会对谈判格局带来极为重大的影响。对2015年协议的内容和形式，欧美之间的分歧越来越明显：欧盟虽然暂时同意从“自下而上”的“自主许诺+审评”模式入手，逐渐按照一定的标准提高各国减排力度，但其实际上追逐的仍是通过公约体制最终实现“自上而下”全球统一行动机制，这与美国的“去中心化”或“虚中心化”的松散机制立场仍有本质性不同。中国虽然还没有很明确地表示立场，但在避免国际气候变化机制对国家发展造成硬性约束这一点看，中美态度比较接近，这也成为奥巴马政府推崇气候领域“中美共治”的原因之一。

2013年4月在美国的倡议下中美签署《中美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认识到“气候变化危害和全球应对努力的不足”，中美两国应“采取强有力的国内适当行动，包括大规模的合作行动”，并承诺将在2013年建立气候变化工作组。美国在中国外交战略中始终居于首要位置，将气候变化纳入中美整体外交中是完全有必要和有意义的。但是由于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维护发展中国家阵营的团结不仅在气候变化领域，在整个中国的外交战略上同样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另一方面，从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和世界低碳发展趋势看，欧盟倡导“自上而下”的全球治理模式（议定书模式扩大化）也值得中国认真思考。

中国还没有将发展战略与气候变化大背景和全球经济技术发展大趋势密切联系起来。全社会对低碳发展的紧迫性认识不足，共识不够，对绿色低碳发展的内容和道路没有透彻了解和深入分析，“低碳”这个概念远远没有纳入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许多地方打着“低碳”的旗号，走的仍是“高碳”的老路。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以外促内应成为推动我国发展模式转型的巨大动力[17]。党的十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美丽中国”，还应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引导下逐步为全球环境保护做出与大国地位和形象相称的贡献。

4结论

第3篇：中国的变化范文

一、发展中国家食品出口的新特征

（一）加工食品出口总量增加，比重显著

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加工食品出口占世界食品出口总量的比重从1980年的44％上升到2006年的63％左右，在发达国家比重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加工食品出口占世界食品出口的比重从1980年的32％增长到2006年的51％（图1）。以中国为例，1989年中国加工食品占整个食品贸易份额的50.7%，2002年这一比重达到66%。从1990-2002年，中国加工食品贸易年均增长率为8%。

（二）人造食品出口比重显著上升

在加工食品中，人造食品出口的扩张惊人。传统食品出口比重从1980年的16%下降到2006年的不足10%，与发达国家相比（从1980年的15%下降到2006年的7%），发展中国家传统食品出口比重下降趋势表现更明显（从1980年30%到2006年的10%）。而人造食品出口占世界食品出口总量的比重2006年同1980年相比增长了1.2倍，1981-2006年发展中国家人造食品出口平均增长了15.3%，而发达国家仅为7.6%。

（三）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受益程度存在差异

尽管发展中国家加工食品出口已经持续增长，但并非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能从中受益。大体而言，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中高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的加工食品出口增长比低收入国家更快。据统计，发展中国家食品出口总量的90%是由中高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贡献的，这些国家加工食品出口总量占食品出口总量的一半以上。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中低收入国家加工食品出口的快速增长，使中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在加工食品出口中的贡献开始减少。总体来说，1980-2006年加工食品出口的年增长率中低收入国家为10%，高收入国家为11.2%，低收入国家为7.1%。

中高收入国家中，表现突出的是智利、马来群岛、毛里求斯、阿曼和塞舌尔，特别是阿曼和塞舌尔，加工食品总量占食品出口的总量已近100%。在中低收入国家中，阿尔及利亚、玻利维亚、中国、巴拉圭、秘鲁和叙利亚尤为突出。这些国家的年增长率超过10%，加工食品占出口总量的份额已经超过了过去30年的总和（中国、秘鲁除外）。在其他中低收入国家如哥伦比亚、萨尔瓦多、斐济岛、危地马拉等，加工食品出口占出口总量也比较高，这些国家加工食品的增长率比其他食品（包括未加工食品）增长率更高，一些国家（如圭亚那、巴拉圭）人造食品领域的增长甚至高于加工食品。

（四）发展中国家加工食品出口增长的地区差异

按照地区来说，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食品出口增长发展最快。在过去的30年中，亚洲和拉丁美洲加工食品出口占发展中国家加工食品出口的比重维持在40%左右，相对稳定，中东地区加工食品出口贡献最低，仅占2%左右，非洲和欧洲约为15%和10%左右。亚洲地区中，尽管东南亚地区的加工食品出口贡献度最高，但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已呈降低的走势。2006年，东南亚加工食品出口占发展中国家加工食品出口总量的比重下降到25%（1985年该比重为30%）。与此同时，东亚的比重从14%增长到了29%，东亚的加工食品出口贡献度也相应提高。南亚的加工食品出口份额在过去的30年是相对稳定的，但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呈显著下降趋势。

（五）发展中国家加工食品进口也呈现增长趋势

发展中国家加工食品出口的主要出口目的地是发达国家。在发达国家之中，G3（欧盟、日本、美国）的进口量占发展中国家加工食品出口总量的50%以上。但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起，G3市场的重要性开始下降，发展中国家市场重要性上升，成为发展中国家加工食品出口的更主要目的地。1990-2006年，发展中国家加工食品出口的比重增长接近1倍，而G3市场份额却下降了10%。拉丁美洲、亚洲和欧洲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加工食品产品的主要进口国（地区），2006年这三个市场份额合计占发展中国家加工食品出口总量的25%。非洲和中东市场虽有微量增长，但仍不到发展中国家加工食品出口总量的5%。印尼部分加工食品的进口增长迅速，由于本国新鲜水果和蔬菜（FFV）的附加值低、基础设施差以及标准匮乏等原因，大部分印尼零售商更偏好直接进口FFV产品。在印尼超市里，大约80%的水果和约20%的蔬菜来源于进口。

（六）发展中国家加工食品出口的主要产品结构特征

从产品结构看，发展中国家加工食品出口的主要产品为加工鱼肉、加工水果和肉类产品。20世纪80年代早期，鱼类加工产品（占发展中国家加工食品出口的18%）与肉类产品比重相比并不高，但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其重要性越来越明显。2006年，鱼类加工和水果加工产品占发展中国家加工食品出口总量的比重分别为23%和21%，主要出口国为中国、智利和泰国，中国鱼类加工产品出口占发展中国家鱼类加工出口总量的份额达25%以上，泰国和智利分别为15%和9%。由于全球经济放缓使消费偏好向比鱼类更加便宜的肉类产品转变，导致鱼类加工产品的贡献度下降，肉类加工产品出口贡献度上升。出口国中，巴西的肉类产品出口占发展中国家肉类出口总量的近一半左右，其次是中国（10%）和波兰（9%）。

二、影响发展中国家食品出口的一般因素

不同的国家食品出口的影响因素各不相同，综合起来，主要集中于以下几方面：

（一）贸易政策制度的影响

一个国家的贸易政策制度是影响食品出口结构变化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贸易自由化鼓励生产者以出口代替在国内市场的销售。1986-1994年的乌拉圭回合谈判之后，包括加工食品在内的农产品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已经明显下降。2003年，世界贸易组织（WTO）提议加工食品关税税率至少要下降到13%，发达国家基本上达到了这个税率。以2005年加工食品进口关税为例，美国为10.2%，欧盟为13.2%，日本为16%；而发展中国家的税率仍然较高，其中中国为27.8%，墨西哥为30.7%，印度则高达32.6%。2004年，由世界贸易组织常务委员会通过的计算关税的公式构架被最终采用，为发展中国家进入发达国家市场提供了更好的机会。

（二）规模经济与先进技术的影响

伴随着消费量和生产量的增长，食品生产成本也在攀升，规模经济与先进技术是加工食品成本的重要决定因素。要降低成本，促进加工食品的出口增长，发展中国家首先要依靠国内市场发展规模经济。而对于那些高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而言，除了规模经济外，还可依靠采用先进食品生产技术来降低生产成本，在此方面发达国家的做法值得借鉴。丹麦是世界最大的猪肉出口国，猪肉产量只占世界总量的2%，出口量却占世界出口总量的17%，其养猪总量的85%用于出口。丹麦的人工成本在世界上是最高的，养猪业面临的挑战就是通过如何革新、自动化以及进入外国的食品加工市场，如波兰和西欧的市场，来降低生产成本的。

（三）支持加工食品出口的其他政策措施

包括为所有加工食品相关产业供应链提供财政支持的功能完备的金融市场（DC），使食品出口公司能更好地规避管理风险和保证运输、原材料和商品、技术扩散的良好财政支持，公路、铁路、港口、通信、能源系统、终端市场、仓储和工艺设备的基础设施（INFRA）的支持。我国为把马铃薯加工产业打造成覆盖亚太、拉美、非洲地区的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国家采取有效措施，从财政、税务、金融等各方面，切实加大了扶持力度。对目前已普遍实行的“农业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资补贴”、“农机补贴”等惠农政策，明确规定将马铃薯纳入覆盖范围，享受粮食作物应有的待遇，从而促进了其出口利润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四）生态环境破坏的影响

随着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大气污染所带来的损害如毒雾酸雨等现象极其广泛，对农作物的损害尤为显著。化肥、农药以及生活中大量化学制品的使用，工业生产排出的废水，生活污水和农业退水，已成为今天的主要污染源。近几年来我国各沿海省市时常发生因食用织纹螺引起的中毒事件，如2007年，北京、浙江、福建等省相继发生了食用织纹螺中毒事件。20世纪90年代以来，因贝毒问题，我国贝类产品被禁止进入欧盟市场，出口贝类产品因为贝毒问题而被退货的事件常有发生。

（五）食品安全标准的影响

目前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面对发达国家日益严格的食品安全标准。在实践中，食品安全标准的存在使发展中国家通常处于不利境地，由此而引发的争议不断上升。从1995到2003年，SPS措施争议案提到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案例由200项增加到近千项，发展中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的应对能力受到极大的挑战。即使在市场真正开放的情况下，许多发展中国家出口者也会由于食品安全标准的限制没有能无法获得较高的收益。

三、促进中国食品出口发展的应对之策

中国是食品进出口大国，多年来食品贸易不断扩大。2009年我国出口食品342.9亿美元，食品出口额列前十位的品种分别为：水产品及其制品、蔬菜及其制品、罐头、食品添加剂、粮食制品、果汁及饮料、干果及坚果、谷物及制品、调味品和豆类等，主要出口国为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经济较发达地区。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在食品出口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的距离还相当大，随着国外在食品安全方面设置技术限制的持续升级，与欧美等国的互认问题增加了新的贸易障碍。为极大地促进我国食品的出口，提高其国际竞争力，对于食品出口问题务必积极应对。

（一）提升出口食品的加工深度

以通过加强加工食品新品种的研发和技术创新，适应国际市场加工食品出口不断增长及消费多样化的需要，提高我国出口食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为目标，高起点做好食品深度开发的发展规划，根据空间、区域、行业、产品等诸多方面因素，确定优先支持的企业项目。以技术和产业支撑形成从粗到细、从低到高的产品链，延长产业链条，提升中国出口食品的增值水平和总体知名度，进而不断提高出口创汇利润。

（二）密切关注和研究新标准的最新发展动态

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出口企业等应加强相互间的沟通合作，深入研究国际新标准的内容和要求，充分发挥政府部门、行业协会、新闻媒体以及国外客户的作用，通过培训、研讨会等各种有效途径向相关出口企业进行全面的宣传指导。通过制定和完善食品质量安全标准，建立包括食品种植养殖、养殖饲料、加工、包装、运输、仓储、贸易、卫生安全检测及管理等科学、规范、完整的全过程质量安全保证体系，确保食品全过程的卫生控制与管理符合新标准的要求。出口企业应结合自身实际，提前按新标准要求进行自查和整改，并制定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做到有的放矢，及早应对，主动规避和防范风险。

（三）强化出口食品的安全监管

加强出口食品的源头监管，重点对企业加工所用的原辅料、添加剂等实行备案管理，强化企业的溯源体系，对原辅料采购、运输、生产加工等环节进行全面检查，实行生产全过程监督管理势在必行。同时，要建立风险分析制度，提升检验检疫工作的有效性，及时掌握出口动物产品质量动态和变化趋势，加强对不合格产品的风险分析和后续监管力度，加强口岸查验和对出口食品生产企业的技术指导和法规标准咨询。

（四）加大力度拓展出口市场

在巩固做大传统出口市场的基础上，应大力开拓澳洲、南美、中东、俄罗斯等新兴食品市场，通过实行多元化的市场战略来规避出口市场波动的风险。同时，加强开拓市场的能力，逐步开发一些具有潜力的出口市场，如中亚等地，根据其经济特点和消费者的偏好及风俗习惯，对产品和市场进行准确定位，从而扩大市场的覆盖率和占有率。

第4篇：中国的变化范文

关键词: 金融开放 国际资本流入直接投资 证券投资资本与金融项目

中图分类号: F830.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6-1770(2008)07-028-04

中国逐步开放的资本市场与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吸引大量国际资本从经历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的资本外逃到重新回归中国。 据统计，2001年-2007年中国国际资本流入年平均增长率为33%,中国已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资本流入国。然而2001-2007年流入中国的国际资本的数量、期限、投资区域等结构特征与2001年之前相比发生了一定变化。重新审视分析国际资本新的结构特征与影响因素，对我们合理引导资本流入，充分有效地利用国际资本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国际资本流动理论综述

国际资本流动（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指资本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国际资本流动包括国际资本流入和国际资本流出两个方面，两者在一定时期内所形成的差额称为资本流入或资本流出净额，国际资本流动反映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资本和金融账户中。根据时间的长短，国际资本流动可以分为长期资本与短期资本流动，根据资本流动的方式，国际资本流动可以分为外国直接投资、国际证券投资和国际借贷，而国际证券投资包括股权证券投资与债权证券投资。

从19世纪初期，各国经济学家对国际资本流动理论一直进行着持续、深入的研究，如俄林（B.G.Ohlin）的 “购买力”观点，金德尔伯格的汇率变动与短期资本流动的理论，纳克斯（Rsgnar Nurkse）的“差异的收益率决定国际资本流动”的观点，托宾（J.Tobin）和马柯维茨（H.Markowitz）的资产组合理论等，这些国际资本流动理论说明了国际金融市场上资本流动的导向是金融市场反映出来的汇率波动、利率差异以及证券收益率差异，资本总是通过国际金融市场的中介作用从收益低的地方向收益率高的地方、从收益率低的金融商品向收益率高的金融商品流动，从而达到世界范围内的资源最佳配置。

我国国际收支中的资本和金融项目只有在1982－1984年我国刚刚改革和对外开放、1997－2000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两个阶段出现大的逆差，属于国际资本的净流出状态，而在其他很长时间我国都处于国际资本净流入的过程。我国的经济学者根据国际资本流动理论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对2001年前即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国际资本流入的特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国际资本流入的数量看，以外商直接投资（FDI）占主导地位,对外借款处于辅助,而证券投资占第三（宋小梅, 1997）。从国际资本流入的区位看，FDI流入中约四分之一流向了以广东和福建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和以江苏、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邱禹嘉，2006）。国际资本流入的行业结构主要集中在加工制造业、养殖业、餐饮业。从流入我国资本的期限结构来看,长期资本流入比重大于短期资本流入。长期债务所占比重较大，短期外债所占比重较小，而其中官方债务保持较大比重（湖国亮 1999）。

二、国际资本流入中国的结构性变化分析

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不断降低的资本市场准入限制与良好的经济发展状态极大地增强了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国际资本在经历了1997-2001年间的资本外逃之后，又大量进入我国，截至2007年6月份,我国国际资本流入44681.3亿美元, 约为2001年的4.5倍。然而2001年之后的我国国际资本流入在结构特征上发生了变化。

（一） 国际资本数量结构的变化

1.外商直接投资在资本流入总量中的比重下降，间接投资比重上升，外商直接投资不再是我国国际资本流入的绝对主力，间接投资中的对外借款和贸易信贷成为国际资本的最大输入口。

外商FDI与国际资本流入总量的缺口在逐渐扩大(如图一所示)，直接投资性资本流入在我国资本流入总量的占比显著下降，2001年、2002年外商FDI在资本流入总量中的比重达到47.07%和41.1%，2004年开始下降到20%以下，2007年上半年仅占到资本流入总量的14.03%（如表二），利用直接投资已经不再是我国引入国际资本的惟一途径。而在2001年前，外国直接投资占国际资本流入的绝对主导地位。

在间接投资中，从2003年开始，以“证券投资”和“对外借款和贸易信贷”方式流入的资本总量和占比显著上升。证券投资由2002年的1.77%上升到2006年6.56%，对外借款和贸易信贷在我国资本流入中的比重从2002年开始超过外商FDI，2004年达到61.44%，2006更是达到76.62%，在2001-2006年通过对外借款和贸易信贷方式流入我国的国际资本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10%，对外举债成为国际资本流入我国的最主要的方式。

2. 在证券投资中，国际股权投资比重与国际债券投资比重有较大差距，而且二者间的差距有加大趋势。

2001年前，通过国际股权与债券投资的证券投资方式进入我国的资本流量少，但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逐步开放，对我国股权与债券投资的数量在增大，而且股权投资的资本流量大大超过债券投资，且近几年差距有加大趋势（如图二所示）。2001年国际债券投资资本流入为14.86亿美元，在证券投资资本流入量中的比重达到64%,但从2002年开始国际债券投资迅速下跌，仅为0.23亿美元，只占证券投资的1%,而国际股权投资资本流入从2001年的8.49亿美元激增到22.49亿美元，占证券投资的99%, 2003-2005年通过股权投资方式进入我国的资本在国际证券投资中的比重均在80%以上，甚至在2006年、2007年上半年流入我国的证券投资资本全部采用股权投资方式，分别为428.6亿美元和102．52亿美元，而2003-2007年上半年债券投资平均比重仅约为9%。

（二） 国际资本期限结构的变化

1.流入我国的投机性短期资本有增多趋势，短期资本流动呈现波动性

短期资本即通常所谓的“热钱”,是指期限在1年以内的资本借助于一定的信用工具（包括短期政府债券、商业票据、银行承兑汇票、银行活期存款凭单、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等）来实现在国际间的转移。通常具有较高的流动性和保密性,追求高收益承担高风险。基于海关数据的统计方法，粗略计算短期资本的公式是：短期资本＝当年新增外汇储备－当年贸易顺差－当年外商直接投资－当年外债增加额。由于短期资本的高投机与逐利性,在一定时期内短期资本呈现波动性与不规律性。

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国短期资本流出达到顶峰(1998年其流出额达最高值,为838.65亿美元) ，2001―2003年国际短期资本流向发生逆转, 净流向由流出逐渐转为流入中国，2003年此类资本净流入额为48.30亿美元,2004年达到580.38亿美元（如表三），获利的国际短期资本在2005、2006年大规模流出中国，但我国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国际短期资本在2007年再次涌入，短期资本由2006年净流出899.5亿美元，迅速飚升至2007年6月的净流入2618.42亿美元（如表三），波动幅度达将近400%,是2004年短期资本流入量的4.5倍。从总量上看流入我国的短期资本有增多的趋势，所呈现的大进大出的上下波动(如图三所示),充分体现了短期资本的逐利性。

2.从外债的期限结构看，中长期债务余额比较稳定，而短期债务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

近年来我国的外债多来源于贸易信贷负债，而非政府与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贸易信贷负债绝大部分属于短期债务，因此在我国的外债结构中，短期外债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2001-2007年短期外债平均增长率达到15%。2001年我国短期外债只占我国外债总额的35.32%,此后短期外债逐步增长，2005年首次超过中长期债务余额,达到 1561.4亿美元，在外债总额中占比达到55.56%，2006年末短期外债余额为1836.28亿美元，比2005年增加274.85亿美元，增长17.60％, 高于总体外债增长水平。2007年短期外债继续增长，在外债总额的比例达到56.4％（如表四）。

（三） 国际资本行业结构的变化

1.制造业的国际资本流入出现拐点

外商来华投资的领域逐步多样化。虽然制造业仍是国际资本投资的主要产业, 但制造业资本流入出现拐点，吸收外资占比下降,增速减缓。

2001-2007年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年平均额为387.21亿美元,占外资在我国实际直接投资总额的平均比重为66%，但从2005年开始制造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开始下降，由2004年的430.17亿美元下降到424.53亿美元， 2006年下降到400.77亿美元，2007年虽比2006年略有增长但仍低于2005年的外资流入水平（如表五），因此从吸收国际资本总量上看2005年出现了制造业吸收外资下降的拐点。另外，从制造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及图形结构上看（如图四），2004年、2005年国际资本流入制造业的比重基本持平，分别为71%与70%，2006年下降到64%，2007年进一步下降到55%，制造业在2005年出现了资本流入下降的拐点。

2.服务业吸收外资快速增长，服务业中以银行、保险为主的金融服务业和房地产业成为外资流入的重中之重，房地产业已经跃升为外商投资的第二大行业。

2005年以后服务业吸收的国际资本迅速发展，由2005年的149.14亿美元上升到2006年的199.15亿美元（如表七），增速达到34%，2007年更是一跃达到309.9亿美元，同2006年相比增长率达到56%。从图形结构上看（如图四所示），服务业在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在2005年后同样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2005年服务业所占比重为25%，2006年上升到32%，2007年更是达到41%。

以银行、保险为主的金融业与房地产业成为外资流入的热点领域。2005年金融部门吸收外资流入123亿美元，是2001年的351倍,占当年服务业吸收外资的16.99%,2006年金融业国际资本流入达到67.4亿美元,占当年服务业国际资本流入的33.84%（如图五所示）,仅中国工商银行吸收的战略投资者的国际直接投资就达到46亿美元。2001年我国仅有7家外国银行分行，2007年末,在华外资法人银行达到26家(下设分行及分支机构125家,支行160家)，外国银行分行117家，在华外资银行总资产达到1714.63亿美元，占全国金融机构总资产的2.4%。2007年外资保险公司由2001年的3家发展到的43 家，财产与人寿原保险保费收入也由2001年的28.9亿元达到42亿元，在我国保费总收入的比重达到5.9%。

房地产业已经跃升为仅次于制造业的第二大外商投资行业。2001-2007年外商房地产业年平均投资额达到75亿美元，在流入服务业的国际资本中44%以上的资本涌入房地产业（如图五所示）。2005年后，外商投资开发经营境内房地产增长进一步加快，境外机构和个人购买境内商品房更加活跃，房地产业在服务业流入的国际资本中所占比重呈进一步加速上升趋势（如图五所示）。2006年房地产业吸收外资达82.3亿美元，同比增长51.9%；新设外资房地产企业1180家，同比增长25.40%；2007年房地产吸收外资更是达到170.6亿美元，比2006年增长107%。

（四）国际资本流入区域结构的变化

流入我国的国际资本呈现明显的不平衡性。根据商务部的划分标准，按照地理区位将我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地区，东部地区仍然是我国国际资本流入最多的区域，在外商直接投资中的平均比重将近达到85%（如图六所示），江苏、广东、上海、浙江和北京5个地区的外资流入金额合计保持在占全国的七成左右。为引导外商投资中西部地区，早在1995年我国及各级地方政府就相继出台了一些诸如税收优惠、放宽行业限制等投资鼓励政策，但中、西部地区所吸收的外资在外商投资中的比重不仅未见明显上升，持续保持较低比重，而且呈下降的趋势。中部地区吸收外资平均占比仅为8.6%，西部地区还不到4%，2004年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为66.8亿美元，占当年外商直接投资的11.02%，此后缩减为2006年的39.22亿美元，占比下降到5.65%，2007年这一比例虽略有上升，但也仅为7.52%，东西部国际资本流入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如图六所示）。

（五）国际资本来源地结构的变化

2001-2007年中国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分别稳居对华投资的第一、二位，其次是日本、美国、韩国和新加坡，虽然几十年来这几个国家的投资排名互有高下，但可以确定流入中国的大额直接投资不是主要来源于西方发达工业国家，而是多集中在亚洲经济体。根据商务部统计，截止2007年上半年，外国来华直接投资资本金来源前十位国家/地区（以实际投入外资金额计）依次为：中国香港（105.39亿美元）、英属维尔京群岛（75.93亿美元）、韩国（18.73亿美元）、日本（18.07亿美元）、新加坡（12.78亿美元）、美国（12.57亿美元）、开曼群岛（11.55亿美元）、萨摩亚（8.38亿美元）、中国台湾（6.87亿美元）、毛里求斯（5.5亿美元），前十位国家/地区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86.48％。中国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等自由港来华直接投资继续保持增长态势。

三、影响中国国际资本流入结构变化的原因分析

（一）人民币升值与加息的预期

从短期来看,人民币预期升值率的变动是中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决定因素。中国经常账户和资本与金融账户的双顺差使得国内外汇市场外汇供给持续大于需求，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2005年7月后中国汇率改革步伐加快,名义汇率在波动中不断升值,但是人民币升值后,中国的贸易顺差不但没有减少,反而不断扩大。我国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加之美国、日本等国的频频施压，人民币升值预期不断增强，短期资本仍将持续不断地流入中国。同时，国际收支顺差的必然结果是外汇储备急剧增长，如果人民银行对新增加的外汇储备进行冲销操作,那么货币供给的增加将导致信贷规模的进一步扩张和通货膨胀的加剧,为了防止经济过热与货币流动性的扩大,中央银行还会不断调高人民币基准利率, 这样就会在人民币预期升值的基础上,又会进一步产生人民币加息的预期,而这两个预期都会进一步鼓励热钱流入。

（二） 美元与人民币利差的波动

2001～2003年6月间由于美联储连续l3次降息，美国联邦基金利率降到了45年来的历史低位(1%)，从而使当时的人民币与美元的利差由负转正，形成一定的利差空间。为获取利差收益，一些国际热钱开始以各种方式流入我国，以投机渔利,所以国际短期资本在这段时期持续流入我国。美国的低利率政策促使美国房贷市场盲目扩张,产生大量的不良贷款,为次级债危机埋下伏笔。自2004年6月以来，美联储开始进入“加息周期”，连续17次提息使利率由1％提高至2006年的5.25％，高利率使美国住房市场泡沫破裂，最终导致次贷危机全面爆发。为应对信贷危机,美国又在2007年9-12月连续三次降息，联邦基金利率由原来的5.25％降到4.75％，而在此阶段我国从紧的货币政策使人民币自2004年起持续加息，2007年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达到4.14%，而人民币持续升值的预期、外汇贮备的进一步累积以及已经提高的CPI指示，又都造成了人民币需要加息的预期，从2001-2007年中美两国的利差呈现出扩大――缩小――扩大的趋势，这种利差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国短期资本流入的扩大，并使短期资本流入出现波动性。

（三）资本与金融项目逐渐开放的趋势

我国持续多年的经常项目与资本与金融项目的双顺差导致外汇储备膨胀，资本管制的逐渐放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释放积聚的外汇储备,在在平衡国内投资与储蓄、国际储备与稳定币值中起着重要作用。

我国资本与金融项目逐渐开放的端倪起始于B股与H股的发行，B股与H股的发行上市成为国际股权资本流入的重要渠道。2002年QFII制度在我国正式推出，此后我国在降低QFII资格门槛，鼓励养老基金、保险基金、共同基金、慈善基金等长期机构投资者加入，完善监管程序等方面进一步完善了QFII制度。作为资本市场开放的新模式，B股、H股与QFII制度的顺利推进，使全球股权资本可以进一步投资于我国证券市场，降低境外机构投资者的准入门槛，鼓励其进行股权与债券投资,加大了国际资本证券投资的流入。

（四） 境内机构尤其是金融机构境外上市规模的扩大

伴随着国有银行和企业股份制改造的不断深入，境外对我国证券投资规模的持续增长，我国企业进入国际资本市场，海外上市的意愿不断增强，企业按照国际规范完善了公司治理结构，提高了知名度和国际竞争力。“中国概念”股票日益引起了国际资本市场的广泛关注,我国境外上市机构数量和筹资规模大幅度迅速增长。2001-2007年我国境外上市机构达到154家，累计筹资总额达6813.9亿元，是2001年前的5倍。在海外上市的企业中，境内金融机构、尤其是境内商业银行在境外上市机构中表现突出。2006年继交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成功发行H股后，中国银行、招商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先后首次公开发行H股，三家合计筹资额占2006年H股筹资总规模的80.96％。国内金融企业境外成功上市，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方式改变了国际资本的投资格局，导致以银行、保险公司等机构为主的国际资本投资快速增长。

（五）房地产、股票虚拟资产投资价值的增加

促进房地产与股票市场的稳步健康发展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股权分制改革的推进，上市公司资金占用的清理，治理结构的完善，我国股票市场逐渐进入价涨量增的牛市，股票价格指数连创新高；人民币的升值、年度增长率达到10%的不断高企的房地产价格促使房地产投资激增，同时为了控制通货膨胀，我国实施了适度从紧的的货币政策，房地产开发商流动资金的短缺也为境外房地产投资资金的流入提供了契机。在资本逐利的本性的驱动下,我国虚拟资产投资价值的增加, 国际资本必然要流入到我国的证券与房地产市场进行投资与投机交易, 利用不断提高的虚拟资产价值牟取价差或长期投资的收益.

（六） 利用离岸金融中心避税

任何国家、地区及城市，凡主要以外币为交易（或存贷）标的，以非本国居民为交易对象，其本地银行与外国银行所形成的银行体系，都可称为离岸金融中心。离岸金融中心是一种自由交易、不受管制自由的国际金融市场。这些自由的金融贸易港，从事批发性银行业务，存贷款金额大，交易对象通常是银行及跨国公司，其业务通常为引进外来资金，再将资金贷给外国，对人们取得的国际资本利得提供免税或低税待遇。在资本流入的来源地结构中，一些小经济体如维津群岛和西萨摩亚群岛对我国的资本流入份额在过去几年有所上升，这些资本流入决大部分实际上是日本、台湾和美国等地的资本通过离岸金融中心的一种借贷套利，这些资本如此流动是为了规避来源地的税收与资本管制。

通过实证分析，与2001年之前的资本流入结构相比，2001-2007年流入的国际资本呈现了以下的变化特点：间接投资与股权投资增多的数量结构、以短期为主的期限结构、以金融、房地产服务业为热点的行业结构、东西部不平衡的区域结构以及亚洲经济体的来源地结构。归根结底影响国际资本流入结构新特征的主要因素在于决定资本利得的关键变量，即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汇率、利率以及资产价值等，对中国国际资本流入结构性变化的分析与国际资本流动理论相符，成为理论研究的有力证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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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商务部. 投资统计. 商务部中国投资指南网站, 2001-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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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高翔.QFll制度:国际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借鉴. 世界经济(J),2001,(1)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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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中国的变化范文

作者简介：李惠民，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气候变化政策。

基金项目：第47批博士后科学基金（编号：20100470304）。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084）

摘要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过程具有明显的自上而下特征，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过程则呈现出自下而上的特点。中美之所以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气候变化政策过程，主要原因在于两国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的不同。中国集中式民主使中央政府具有绝对的政治权威，中央政府的决策能够迅速地传递到各级政府并得以实施。作为一个代议制国家，美国中央政府的决策受各种利益集团的影响较大，立法过程更为复杂和漫长。在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政治锦标赛下，中国的地方政府更关心经济增长；美国的经济已经高度发达，民众对气候变化的关心程度更高，同时，美国的地方政府在环境立法上拥有更多的自，这导致美国的地方政府纷纷出台各自的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美国的应对气候变化政策过程过于缓慢，但自下而上的政策形成体系使地方政府提出的减排目标更适合于自身情况，有助于实现较低的减排成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过程具有高效性，但自上而下的政策形成体系忽视了地区差别，对各地方政府造成了较大的减排压力，从而不得不付出更高的减排成本。

关键词 气候变化；政策过程；温室气体减排

中图分类号 F20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7-0051-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7.009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和美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具有重要地位，其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内政策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2006年，中国“十一五”规划提出了2010年单位GDP能耗较2005年下降20%的战略目标。在随后的两年时间内，通过节能目标责任制将节能目标逐级分解到了省、市、县甚至乡镇，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初步形成了国家的节能管理体系。2009年11月哥本哈根国际气候谈判前夕，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了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能耗目标向碳耗目标的转变，意味着气候变化议题在中国各项政策中优先度的提升。美国方面，尽管2001年布什政府拒绝了《京都议定书》，但国会关于气候变化政策的提案却不断涌现。2007年参议员Lieberman和Warner提出的《美国气候安全法案（America's Climate Security Act）》是第一部在议会委员会层面得到通过的温室气体总量控制和排放交易法案，曾一度引起人们关注，但在2008年6月的最终表决中未获通过。2009年，众议员 Waxman和Markey提出的《2009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American Clean Energy and Security Act of 2009）》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部在众议院通过的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气候变化法案，但该法案目前仍在参议院讨论。国家气候变化政策立法的困难，使美国难以形成国家层面的温室气体减排行动。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的温室气体减排行动得到了快速发展。截至2007年4月，以纽约为首的684个市政府制定了市级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以加州为代表的17个州政府制定了州一级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一些跨州的区域性温室气体减排行动也已展开。制定了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州和市，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53%，温室气体排放占美国2007年总排放的43%［1］。州和市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影响着美国气候变化国家政策的形成。本文主要就中美两国的气候变化政策过程进行比较，并分析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种政策体系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长处与不足，从而为我国气候变化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借鉴。

1 中美两国的碳排放概况

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碳排放量最大的两个国家。1990-2007年，美国能源相关的CO2排放由50.4亿 t上升到60亿 t，2008年略有下降，但仍达58.3亿 t。同期，美国碳排放占世界排放总量的比例由23.2%下降到19.2%左右。1990-2008年，中国的碳排放经历了缓慢增长―缓慢下降―快速增长的三个阶段。1990-1997年，中国的CO2排放由22.9亿 t上升到31.1亿 t，平均每年增加1亿 t左右；1997-2000年，中国在快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了碳排放量的下降，由1997年的31.1亿 t下降到2000年的不到28.7亿 t，平均每年减少近1亿 t；2000年之后，中国的碳排放快速增长，2008年碳排放量达到65.3亿 t，平均每年增加4.6亿 t左右。1990-2008年，中美两国的碳排放占世界总排放的比例由33.8%上升到40.7%。

从人均来看，2006年，中国人均CO2排放量为4.8 t，美国为19.8 t，是中国的4倍多。从累计排放来看，1850-2006年，中国累计排放占世界排放的8.62%，美国为29%，是中国的三倍多。2006年，中国的人均排放和累积排放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从发展阶段上看，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国家，而中国尚处于发展中阶段，2009年，中国人均GDP仅为美国的5.4%左右。

1992年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立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美国作为发达国家，需要承担量化减排义务。2001年美国政府退出《京都议定书》以来，其应对气候变化的消极态度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不需要承担量化减排义务，但由于碳排放量总量较高且增长迅速，近年来中国正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大的减排压力。

数据来源: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International Energy Statistics-Total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from the Consumption of Energy［EB/OL］.［2010-12-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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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Climate Change Policy Processes between China and USA

LI Hui-min MA Li QI Ye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第6篇：中国的变化范文

广播影视对外传播的成就不仅体现在落地的节目和出口的产品上,而且近年来广播影视走出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个变化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在指导方针上从以国内发展为主兼顾国际,向国内国际并重发展转变。中央电视台19套开路电视节目中就有六套国际节目,其中法语国际频道、西班牙语国际频道是近两年开播的,阿拉伯语、俄语国际频道今年开播。地方广电也纷纷利用地缘和语言优势加快走出去步伐。内蒙古电视台节目大量覆盖蒙古国;新疆电台、电视台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土耳其等多个中亚国家落地;南宁电视台与越南国家电视合举办春节晚会;广西电视台与泰国、越南、菲律宾、印尼等国电视合举办“广西电视展播周”,形成了立体式的走出去局面。

二是在工作目标上从介绍中国向对世界发出中国的声音转变。随着走出去的发展壮大,中国广播影视已经超越“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的既定目标,不再是简单地介绍中国,而是积极参与国际新闻事件的报道,在国际传媒中发出中国的声音,使中国广播电视成为“全球的触角、中国的眼光、世界的窗口”,成为全球倾听中国、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在近年来世界发生的重大事件中,随处都可以看到中国记者的身影,听到中国的观点和声音。

三是在发展标准上从简单学习、模仿国外媒体向建设国际一流媒体转变。以中央三台为代表的广播电视媒体,正在大幅提升全球传播力,致力建成国际领先的现代传播体系,使中央三台在传播上能够与美欧形成鼎立局面,在影响上能够与时代华纳、新闻集团等跨国媒体集团相比拼,将我们的图象、声音、文字、信息更广泛地传播到世界各地。目前,CCTV-9正在稳步向中国特色的国际化电视频道迈进,CCTV-4已经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中文频道。

四是在走出去的形式上已从单项发展到多项。现在的走出去不仅仅是在国外落地覆盖,还通过购买国外电台电视台播出资源、销售广播影视节目、到国外举办广播影视节展、与国外合办晚会或项目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地对外展示中国形象,传播中华文化,扩大中国在世界的影响。购买国外电台电视台的频道频率和时段是近年来走出去的一种崭新形式,运用这些播出和覆盖渠道传播中华文化、礼仪、历史、风土人情、发展成就和产品品牌等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面向国外销售广播影视节目进一步扩大了中华文化对海外的影响。2008年全国各影视机构仅通过参加国际电视节展,就向国外销售电视剧一千多万美元。电视剧《李小龙传奇》远销到欧洲、北美洲、亚洲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尚未开播就靠销售国外版权收回了全部投资;纪录片《故宫》被翻译成六种语言在100多个国家签约出售,发行超过15万套,创中国纪录片海外销售新高;动画影片《三国》现已销往24个国家和地区,收入超过一亿元。浙江卫视《我爱记歌词》等节目播出版权也成功卖到了国外。

五是在运作方式上从免费赠送向付费收看转变。中国卫星长城平台全球付费用户突破10万户,总收入接近2亿元人民币,其中美国平台7.4万户,加拿大平台1.5万户,是北美规模最大、节目最多、订户最广的中文卫星电视服务平台,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些都表明,广播影视走出去正在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同时,也要看到,我国媒体对外传播的实际与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实力、与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要求、与发达国家媒体的实力和影响力之间还有很大差距。目前,我国的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三位,正逐步由世界大国走向世界强国的行列,但我国媒体在国际舆论中的影响力仍然偏弱,“硬实力”和“软实力”失衡。我国文化产业正在快速发展,文化产品日益丰富,迫切需要走出国门,拓展海外市场,但和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超”相比,中国的对外文化贸易则是严重“入超”,进口与出口仍然是6:1的比例,存在着严重的“文化赤字”。我国传媒在海外的规模、实力和影响力还不大,世界500强企业中,有八家传媒企业,但没有一家属于中国。这些都要求我国广播影视必须适应世界传媒发展的趋势,在“苦练内功”的同时,进一步扩大“走出去”,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不断增强实力,提高竞争力,建立与我国国家地位和综合国力相匹配的广播影视国际传播力,努力实现“成为世界重要一极”的目标。

第7篇：中国的变化范文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 传播策略 “中国制造” 软实力

2009年11月23日起，一则由商务部牵头，中国商务广告协会、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中国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商会、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等4家商会联合制作的为时30秒的中国制造广告在美国最大有线电视集团―――美国有线视新闻网（CNN）播出。这则广告的播出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长期以来，中国以“世界工厂”著称，为全世界提供价廉物美的商品，然而中国制造的品牌形象却一直不佳。这其中有经济和文化的原因，也和我们国家长期忽视跨文化传播有关。跨文化传播是指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及个人的信息交流和传播活动。在全球化时代，跨文化传播与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有着重要关系。

一、“中国制造”和软实力

“软实力”（Soft Power）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小约瑟夫・奈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概念，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在内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随后，约瑟夫将软实力定义为“当一个国家使得其它国家以其预期目标为目标时的同化权力”。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已经成为经济总量世界排名第二的国家。2011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组织欧盟发生债务危机，甚至希望中国去“救济”。但与此同时，中国的软实力并没有随着硬实力的上升而同步上升。来自各个方面的杂音越来越多，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投资和援助被形容成“新殖民主义”；西方国家消费者一边享受着廉价的中国制造产品，一边谈论着中国，中国企业在国外的正常收购活动不断遭到官方的阻扰。中国文化虽然在一直持续不懈地努力对外传播，但是并未能在世界上成功宣传中国的价值体系。美国人制作的《功夫熊猫2》继续在中国市场大受欢迎，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为了打入美国市场启用了好莱坞明星，但仍然被美国右翼报纸质疑为“帮助政府洗脑”。

另外一方面，由于少数不合格产品，“中国制造”被贴上了质量差、恶性竞争等标签。金融危机后，世界主要国家都陷入经济衰退，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中国制造”更被当作是抢消费国就业机会的倾销品。

传播离不开大众传媒，大众媒介是伴随着现代印刷术和资本主义工业化在西方国家率先发展起来的。在传媒技术、手段和传播策略方面，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有一定差距。中国的对外传播做得远远不如西方发达国家，虽然，越来越多外国人来到中国，但是最快捷的传播手段还是大众媒介。而目前世界上掌握话语权的中国媒体的确比较少，加上大财团掌握的西方主流媒体出于政治和经济目的，有意无意的引导，西方人很容易把中国的发展，和超级霸权、军事扩张联系起来。可以说，中国制造的不佳形象，与此也有莫大关系。

二、跨文化传播和软实力

回顾跨文化传播历史，我们发现目前世界上的跨文化传播现状，并不是从传播各方平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跨文化传播概念是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于20世纪50年代第一次提出的。跨文化传播指的是来自不同背景、不同文化、有着不同历史的个人、群体或者组织之间进行的交流活动 。

跨文化传播是一个古老的现象。我国在历史上就有很多成功的跨文化传播的例子。比如说郑和下西洋，丝绸之路等等。虽然说，人类历史上很早就有了跨文化传播，但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为大规模的跨文化交流提供了突破的契机。可紧接着的，却是西方国家对亚非拉长达几个世纪的殖民。因此，人类大规模的跨文化交流首先是建立在殖民的基础上的。

这样的跨文化交流的文化成果更多体现在“东方主义”上，东方主义原意是指西方对近及远东社会文化、语言及人文的研究，著名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爱德华・萨义德1978年出版了他具有争议的著作《东方学》，他对东方主义提出了强有力的批评。萨义德批评道，东方主义旨在为东西建立一个明显的分野，从而突出西方文化的优越性。有学者总结萨义德的观点：“在这种方式中，东方成为了欧洲物质文明和文化的内在组成部分，是欧洲自我得以建立的它者。”

“二战”以后，殖民地纷纷独立，诞生了许多新兴民族国家，“文化传播”逐渐取代“文化殖民”作为研究跨文化交流行为的视角。1990年冷战结束，但世界并没有太平，反而陷入更复杂的宗教和民族冲突，上世纪90年代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这其实也是站在东方主义立场上阐发的理论。也因此，“文明冲突论”预言了若干年后的“9・11”事件，但并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跨文化传播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问题，跨文化传播策略也上升为国家的一种生存战略。

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这一概念的时候，并未明确将跨文化传播实力列为“软实力”的组成部分，但毫无疑问，现代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效果，让它成为一个国家对外进行大规模文化与意识形态输出的不二之选。随着网络社交工具的发展，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甚至计划通过twitter等影响他国的政局，这在2011年初的阿拉伯之春中已经有所体现。因此，跨文化传播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跨文化传播现状不容乐观。首先作为跨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我国文化产业和世界发达国家差距较大。近年来，美国包括影视、音像制品、图书出版在内的视听文化产品出口规模己经超过航天工业出口规模，跃居其出口贸易的首位。好莱坞大片更是长期独占世界电影市场一半以上份额。

三、“中国制造”的意味

金融危机为我国调整跨文化传播策略提供了契机，从本文开头所说的那则“中国制造”广告就可以看出一二。

通过观看视频，可以发现这则30秒的广告围绕“中国制造，世界合作”这一中心主题，强调中国企业为生产高质量的产品，正不断与海外各国公司加强合作。

清晨跑步的运动员所穿的运动鞋是“中国制造”，但是“综合了美国的运动科技”；日常家庭中所用的冰箱印着“中国制造”的标签，但是融合了欧洲风尚，为您储存美味的食品。一个类似iPod的MP3播放器上用英文标注“在中国制造，但我们使用来自硅谷的软件”。就连法国顶级模特儿所穿的知名品牌服装也由“中国制造”，而广告最后出现的飞机画面，是融合全球各地工程师的结晶，更是展现了“世界合作”这一理念。

我们可以发现，该广告的高明之处在于，寻找一个能被世界共同接受的利益点。共同的利益诉求，是跨文化传播沟通的基础。广告的诉求十分明确，也就是如何打破全球贸易壁垒。此外，该广告运用了本土符号，演员全部是西方人，广告通过展现西方人的日常生活场景，配上动感的西方慢摇滚音乐，仿佛就是西方人自己制作的广告一样。广告播出后，总部设在香港的“Media”杂志网站就该广告发起了投票，喜欢这则广告的人数超过了80%。路透社、法新社、洛杉矶时报等国际媒体均作了报道，尽管这些媒体对广告的创意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或褒或贬的解读，但对广告本身没有什么质疑。虽然这则广告也有不足，但这则广告意味着，中国政府和企业思维的转变，开始重视国际公关的作用。

四、我国跨文化传播的策略调整

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一书中说，“罗马文化高于周边文化，文化优越性使得罗马帝国的使命感成为合情合理，也加强了帝国的力量。”英国在其经济强盛时期，不仅把欧洲文化推向全世界，更是把英语传播成了世界语言。龙应台在2010年8月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主题是文明的力量，她认为这比GDP更有说服力。回溯中国历史上的唐宋两个朝代，一个是军事强大疆域广阔，一个是疆域狭小军事上懦弱，但强大的文化使得现在人们提到中华文明，仍先想到的是唐诗宋词。一个失去了文化支撑的国家，要成为世界强国，是很难想象的。

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受到了威胁。我们在努力发展经济的同时，需要认真研究世界文化格局，根据不同的文化背景选择性地做好跨文化传播工作。

在国际传播层面，过去叫做对外宣传。其实，宣传在英语中是一个带贬义的词汇。把国际传播从对外宣传的误区中拉出来只是往正确方向迈进的第一步，中国的对外传播机构必须谙熟国际传播的策略与技巧，掌握平衡报道的艺术。

中国的国际传播毫无疑问要表达中国的观点，要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作为精髓。怎样让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念为西方受众接受，是改善中国国际传播效果的核心问题。因此，尽快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整合提炼，提炼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将之作为国际传播的指导思想，成为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①约瑟夫・奈 著,门洪华 编:《硬权力与软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97-111

②孙英春:《跨文化传播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

第8篇：中国的变化范文

这也是一个物质丰盛、诗意寡淡的时代，一个盛产亿万富翁、欠缺生活家的时代，一个“有一种毒药叫成功”、而人人饮鸩若渴的时代，一个集体沉迷于高速工作、功利社交、名牌消费的时代。

金钱、物质和流行时尚，并不必然带来理想的生活方式。金钱只能买到山寨版的生活方式，物质缺了文明的后缀则成累赘，流行时尚背后的消费主义带给人的是一次次的自我否定。

我们这份生活方式报告，检视当代中国人的生活面貌，着眼于反拨现代社会以消费为导向所定义的生活方式，探求优化生活方式之道，使现代物质文明更趋于人的文明。

生活方式无标配。生活方式有病得治。在锦衣、美食、豪车、大屋、名牌、盛名、高位、厚禄之外，能于忙碌中保全自我，体会细腻情感，享受心灵自由、品味人情之美，才是生活方式中真正的奢侈。

我们期待的是好社会、好生活和生活得好的中国人。

中国游客正在欧美“扫货”

亚洲人的欧洲情结，以购买其奢侈品为最，开发欧陆风情地产为次。

欧洲正在衰落，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欧美风仍旧是当今时尚主流。

据美国旅游协会统计，中国游客在美国期间的支出平均比其他游客多三分之一。2011年，中国游客在法国的消费退税额占法国全国退税总额的四分之一。2012年伦敦奥运期间中国游客在英国的单笔消费居首位。

中国游客扫货全球，每天有20辆大巴满载中国游客，杀进老佛爷百货。LV推出了“限购令”，每本护照限买1个包。巴黎春天超过10%的销售额来自中国人，平均每个中国游客消费超过1万元。在巴黎戴高乐机场退税时，排队的人大都是中国人。

中国，正超越韩国和日本人成为欧美奢侈品的第一购买群体。

在美英法诸国的打折季，奢侈品店一大早蜂拥而入的人群中中国人越来越多。快时尚代表如Zara或H&M，已将品牌店开遍中国一线城市。中国各大ShoppingMall的货架上则堆满了西式产品……

西方商品是“攻城锤”，攻破中国人的心灵、大脑和胃。跨国公司更像“特洛伊木马”，悄然攻占中国大城市并向各地渗透。

向西，向西，生活榜样一切都指向西方。欧陆风情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指南。

中国人曾欲改变世界，宣称要解放三分之二受苦人。而30年后，被改变的是中国人。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全球化、国际化、现代化，都是西方化吗？

“早知道我就裸着来啦！”在拉斯维加斯的一位中国女游客感叹道。没办法，打折季，两大箱名牌已超重，里面是她狂购的品牌货：她本人的、老公的、七大姑姨的，当然最多的还是小孩的――牌子一代正培养牌子下一代。

在拉斯维加斯折扣店，一条Lee牛仔裤售价26美元，折合人民币180元，国内同类商品则要贵出许多。难怪女士们嚷嚷要“裸着来”呢。可180元在国内也可买到相当不错的裤子。如果你放下身段，在三四线城市会买到国内替代品牌，土是土点儿，但质量差不到哪儿去。

今天，名牌及其偶像化，随之而来的认同感经济正在中国大行其道……

牌子一代在成长。牌子代表他们的生活期望。有时候，我们不能将小白领用一个月薪水买一只包当成简单的虚荣。你知道吗，那是一种励志，先为自己预设了社会地位，然后想方设法去够这个地位。当然有时会采用非常手段，比如认个有钱的“干爹”。

个人需要励志，城市需要励志，国家需要励志。国家层面，中国曾喊出“超英赶美”口号。而今天中国更愿提出“中国道路”，而且我们已经荣升全球GDP老二，只等待着“超美”了――尽管人均GDP只在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100位左右，但曙光就在前头。

中国狂奔在“全球化文化”路上

中国，每个地方每个人都在努力往上奔、往前奔。西方记者会发现，没有一个人群像中国人这样勤力，也没有一座城市像中国城市这样比拼国际大都市。

北上广的官员会在意自己在全球性城市的排名。全球性城市的另一个被用烂的称谓是“国际大都市”。

在以上这些全球化、国际化中有个根本的东西――现代性，表现在生活方式上，就是跨国品牌化。

如果你嫌现代性这类术语太枯燥，不妨看看吃住行游购娱几条线，全球化是如何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饮食上的快餐化，不唯麦当劳、肯德基，一切都要快食还要连锁。欧洲人反而在倡导慢食运动。

中国人有了汽车，有了Townhouse，也有了农家乐，有了有机蔬菜，有了乐活。

中国人有了购物中心，有了名牌店，有了地铁直达，有了周末吃喝玩乐一站式。

中国人有了选秀，有了炒作，有了出名要趁早，有了成功学。中国人有了互联网，于是有了全球视野。

一切都是那么顺理成章。中国人已被一股强大的力量编织进全球体系之中，无论自愿与否。

全球化是个矛盾过程，欲拒还迎，有时还会逆流。中国人是带着愤怒的喜好，或喜好中羡慕嫉妒恨来迎接全球化的。就好比一边看韩剧，一边在骂“棒子”。

全球化的第一方阵，是官员、企业家、知识分子和青年群体，及其形成的亚文化圈。这些亚文化圈可笼统称之为“全球化文化”。

首先是达沃斯文化，近年来，瑞士小镇举办的达沃斯论坛上，频现中国官员的身影，他们甚至成为主角。中国成为近年达沃斯论坛的主题。

其次是国际商务文化或写字楼文化。然后是白领文化，或雅皮文化。有个理论将有无星巴克作为衡量一座城市国际化的指标，不无道理。“国际大都市”文化不只是小资白领，也是市长们追求的目标。

还有国际知识分子文化，以所谓公知为代表。

最后是青年文化，hip-hop或Rap亚文化。从崔健的《一无所有》，到《霹雳舞》，到机器人达人舞，都是一种态度表达。从形式上说，青年文化即美国文化，其中混杂着本土化的反叛与反省，每一国青年都要“我的地盘我做主”。

中国人的消费革命

中国的消费革命被外媒概括为“有钱就要花掉它”。至少西方媒体和咨询公司是这样描述当下中国的。

中国人消费了世界大约四分之一的奢侈品，当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多数中国人还在为自己的社保担忧。但一线城市的新富阶层以及新生代们已迫不及待了。他们要通过消费来体现自己的价值和身份。

在中国，炫耀性消费是吸引客户甚至朋友的必要手段。网络上把这称为“晒”。谁最会晒？但有时一“晒”会晒出毛病来，坑爹或坑干爹，顺便把某个机构拖下水。

据贝恩咨询公司称，给政府官员、情侣、客户的礼物占近25%的销量。因此，皮夹、名片夹、小饰品和手包非常抢手，这类东西比衣物更容易送出去。

消费主义在各国有不同国情，但西方人有完备的社保和商业保险体系。他们的消费主义有牢固的物质基础。而中国则不同，国内有的白领用几乎一个月薪水为自己添置一个名牌包，成为西式消费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中国版，多少带有虚幻的味道。

近年来信用卡发卡量呈几何级数增长。

“一个世界”的营销理论失败

目前我们所谓的时尚，都是指一线城市的时尚。二三四线的生活模板是不足以登上杂志封面的。

全球化的世界体系论认为，世界分工与贸易按中心-半边缘-边缘的层级推进，欧美居于体系的“中心”，一些中等发达程度的国家属于体系的“半边缘”，大批落后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处于体系的“边缘”。“中心”拥有生产和交换的双重优势，对“半边缘”和“边缘”进行经济剥削，维持自己的优越地位，并同时输出高价产品或时尚概念。

生活方式上，欧美是风尚发源国，技术发源国，还有生活方式发源国。

所谓全球化之风的西风东渐，沿海至内陆，县城到乡村，传媒尤其是时尚媒体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时尚媒体开始喜新厌旧，于是我们可怜的读者也喜新厌旧；时尚媒体开始怀旧与复古，于是我们可怜的读者也开始怀旧与复古。因为时尚传媒背后，是强大的全球化推力。

然而，假如商家、品牌和传媒认为用一个策略就能统领全中国一盘棋，那就大错特错了。多年来的营销经验表明，在中国，营销至少是分“四个世界”的，一个北上广深的世界，一个省会和沿海开放城市的世界，一个县城的世界和一个乡镇的世界。事实证明，“一个世界”的营销理论都失败了。

人的优化决定生活方式的优化

所有现代病都是生活方式病。肥胖症、糖尿病、冠心病、脂肪肝、高血压、抑郁症、失眠症、神经官能症，等等，都与生活方式的不当有关。中国引入西方生活，也一并将这些病症引入。

生活方式只是文化的潜表层。我们需要在理念层面进行东方式反省与回归，别想着用传统伦理拯救西方世界，当务之急是先自救吧。

几乎每个中国城市都有座国贸大厦或国际大厦，以显我们走向国际化的雄心壮志。只是市长与市民的国际化之梦往往有不小的距离。

像一座城市一样，生活方式关键也在人。所谓回归人性，就是每人都能找到自己舒服的方式。生活方式是一种引导方式、榜样方式，有时还是一种限定方式甚至压迫方式，但生活方式也是一种反省方式，是一种谈判方式：每个人都需要作出让步。

第9篇：中国的变化范文

中国经济现代化水平的国际比较

从国际上通行的指标来看，中国经济的现代化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以人均国民收入为例，2002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首次突破1000美元，但只是日本的1/30。2006年突破2000美元，但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强，仅达美国的1/22，日本的1/19。2007年中国人均GDP达到2460美元，世界排名104，与位于第9的美国（45594美元）、第22的日本(34023美元)相比，无论是数量还是位次都有相当大的差距。而且，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正逐渐扩大。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2007年的0.48，已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在全球127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98位，超过了所有发达国家的水平，仅低于27个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以及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两个亚洲国家。

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是推动经济现代化进程的原动力。因此，经济制度、经济结构、经济载体等指标能突出反映出中国经济现代化水平的差距。表现为：

经济制度方面，市场化程度不高。经济现代化本质上是以土地为轴心的小生产经济向以市场为轴心的大生产经济的变迁过程。所谓市场化，即在开放的市场中，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市场竞争为手段，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市场化一般可用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非国有企业就业人数占城市单位就业人数的比重来衡量，且市场化程度与前者呈反比，与后者成正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走向市场化，财政支出在GDP中的占比由1978年的30.8%降低到2006年的19.2%，而2006年非国有企业就业人数占城市单位就业人数的比重已达77.3%。但是与亚洲其他国家相比，2005年中国的政府消费支出占GDP的13.93%，高于新加坡等国家，市场化水平相对较低。

经济结构方面，工业化程度不高。工业化是经济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工业化通常被定义为第二产业产值在GDP中的比重或者工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2006年，中国这两项指标分别为48.9%、25.2%，比1990年的41.3%、21.4%有较大提高。但与其他国家相比，用工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的占比来定义工业化率，2006年中国25.2%的工业化率要低于德国（30.8%）、日本（28.4%）等国家。

经济载体方面，城市化程度不高。城市是经济现代化得以实现的载体。城市化是指人类经济生活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主要表现为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的城市人口不断增加，由1978年的1.72亿增加到2007年的5.94亿，相应的城市化率由17.92%提高到44.9%。然而，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化程度仍然偏低。2005年中国城市化率为40.4%，既低于全球48.8%的平均水平，也远远不及美国（80.8%）、日本(65.8%)。

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三大瓶颈

通过国际比较可以看出，中国在经过高速增长后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三方面的发展水平却未达到经济现代化的要求，从而制约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对这一矛盾的分析可从制约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瓶颈入手。

市场化的行政瓶颈。政府与市场作为现代市场经济中两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其关系问题也是一个历史性和世界性的命题。哈耶克认为，有些政府行为对于增进市场经济可能是必要的、有益的，但对于与市场经济基本原则相冲突的政府行为，则必须加以排除。否则，市场经济将无从运行。世界银行通过对1951年至1991年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提出“政府应为市场之友”的发展战略，即市场有自己的纪律和规则，政府应该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政府对市场的主要职责是提供合理的政策环境和必要的法规，加强产权和市场纪律。

当前中国已经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却始终是制约市场化改革的关键因素，具体表现在：（1）政府通过控制国企、批租土地、项目审批、价格管制、行政垄断、地域保护等方式掌握过多的资源配置权，在一些重要领域排斥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2）政府介入微观经济领域，使自己在市场参与者和市场监督者之间缺乏准确的定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削弱了政府的市场监管职能。（3）部分政府官员存在追求短期政绩的倾向，不惜以资源、环境为代价实现GDP的高增长，造成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严重阻碍了市场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工业化的金融资源瓶颈。世界工业化进程表明，工业化的实施需要强有力的金融支持，主要体现为金融业对工业企业的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其中，由于中小企业发展在工业化进程中具有决定性作用，其所能获得金融资源的多少对工业化的实现至关重要。以日本为例，在其工业化进程中，日本十分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实施了一系列保护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措施：（1）直接给予中小企业税收、金融等优惠。（2）加强企业债权的流动性，并将技术、市场成长性与经营者能力等非财务性因素列入融资评估指标，确保中小企业融资多元化。（3）建立预防中小企业破产互助基金，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提供再担保。（4）构建包括金融机构、科研机构、行业组织、中小企业基金组织和其他社会中介机构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网络。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截至2006年10月底，全国中小企业4300万户，占企业总数的99.8%，创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58%和税收的50.2%，解决了75%的城市就业人口。中小企业在推动国民经济发展，促进市场繁荣，增加劳动就业，吸引民间资本和优化经济结构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所有制的特殊性，中小企业享有的金融支持始终不及国有企业。截至2006年10月底，主要银行金融机构小企业贷款余额2.68万亿，仅占贷款总额的12.5%。由于无法获得公平、充分的金融资源，中小企业的创立与发展受阻，从而造成工业化水平的滞后。

城市化的人口瓶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1978年至1984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的城市化阶段。第一阶段的城市化带有一定的恢复性，“先进城后建城”的特征明显；1985年至1991年，乡镇企业和城市改革双重推动的城市化阶段。第二阶段主要以沿海地区为主，出现了大量新兴的小城镇；1992年至今，以发展大城市、建立经济开发区为动力的城市化阶段。第三阶段向内地全面展开，城市建设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综观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尽管总体水平逐步提升，但是增速明显放缓，由1996的4.96%降低到2006年的2.09%。城市化进程减缓的主要原因在于：（1）农村人口基数大。由于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村人口数量庞大。1978年为7.90亿人，虽然改革开放后城市化快速发展，但由于基数较大，中国的农村人口到2007年仍然有7.28亿，占全国人口的55.1%。（2）农村人口出生率降低缓慢。长期以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强化了社会保障家庭化和“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特别是在贫困地区的农村，违规超生的现象较为普遍，计划生育政策落实情况较差。因此，虽然总体上中国人口已进入低增长阶段，但是在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村，人口增长速度却没有减缓，甚至有加速增长的趋势。（3）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受到制约。改革开放后的30年，中国农村向城市转移了数亿的剩余劳动力，促进了城市化的大力发展。然而，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土地制度严重制约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首先，城乡隔离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造成城乡居民在社会地位、身份、就业、住房、劳动保障、福利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不平等，加大了农村劳动力在城市的就业成本，使之不能在城市长期稳定地就业，最终只有回流到农村，形成逆向转移。其次，农村土地制度是实行集体所有、家庭联产承包，土地不能自由转让。这使得农民与土地易形成人身依附，并且以家庭为劳动保障单位，因此不利于农业的机械化，不利于城市规模的扩大，不利于农民自身的流动，也不利于“养儿防老”观念的转变。

提升经济现代化水平的三大转变

为市场经济提供制度环境，变“无限政府”为“有限政府”。正确界定政府的角色和职能，关乎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市场化水平的提高。经济理论和各国实践证明，当市场机制不能使资源有效配置时，需要政府予以修正。因此，政府应该充当市场失灵时的“纠错者”，其职能可归结为提高市场效率、维护市场公平、保持市场稳定三个方面。具体而言，政府应改变“驾驭市场”的地位，从各种形式的市场参与者角色中淡出，重在创造和维护一个有效的市场：政府需要提供的是市场经济的各种规则制度，包括各项法律、法规；政府需要调控的是市场经济的宏观领域，如总供给与总需求、再分配关系、城乡和区域平衡；政府需要投入的是市场无法兼顾的领域，如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政府需要干预的是关系社会公众利益的领域，如土地、资源、环境、安全等。

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支持，变“锦上添花”为“雪中送炭”。造成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银行追求经营安全与利益最大化，更倾向于向大企业发放贷款，中小企业通过银行信贷间接融资相对有限；二是我国资本市场层次单一，中小企业板市场与公司债券市场发展滞后，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受阻；三是我国的信用担保体系不完善，中小企业融资服务平台匮乏。

工业化离不开中小企业的发展，为了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可采取如下对策：（1）加强和改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体系。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商业银行应从长远角度发展中小企业客户，建立对应的中小金融机构，开发专门的信贷品种，提供特色的金融服务。此外，政府可设立长期低息贷款专项基金，或建立专门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按一定的要求选择中小企业，提供专项贷款、贴息贷款。（2）发展面向中小企业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中国的中小板市场目前还处于辅助地位，是小规模的初级市场，融资量比较有限。在现阶段，可以引导大企业向配套中小企业投资参股，使大企业在与配套中小企业的产品纽带关系基础上建立资本纽带关系。同时，要积极培育和发展企业债券市场，理顺企业债券发行审核体制，完善债券担保和信用评级制度，积极支持经营效益好、偿还能力强的中小企业通过发行企业债券进行融资。（3）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信用担保机构的介入，有助于分散银行贷款的风险，提高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积极性，但必须确定担保机构和贷款银行之间的风险分担比例。可以效仿英美等国，建立担保机构与商业银行共担风险的机制，并设立担保风险补偿基金以抵御风险。同时，要强化中小企业融资的信用约束，建立健全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实现中小企业信用管理监督社会化。

为农民提供社会保障，变“养儿防老”为“老有所养”。通过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可从根本上改变“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降低农村人口增速，加速推动城市化进程。但目前，资金匮乏是制约农村社保体系建立的首要难题。现阶段农村社保基金的筹资渠道相对单一，主要依靠国家财政和个人缴纳。因此，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关键在于拓宽筹资渠道，解决资金难题。其中，利用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以及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是较为可行的选择。

中国经济规模的快速增长，需要有发达的资本市场与之相适应。近年来，中国的资本市场增长较快，而且在可预计的未来仍会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截至2007年底，沪、深两市总市值达40.8万亿元，上市公司1636家，投资者开户数近1.4亿户。伴随着股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交投的空前活跃，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增长迅速。2007年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达2005亿元，比2006年同期增长10.2倍，总额逼近自1991年开征印花税以来16年的总和（2300亿元）。因此，恰当、适度地将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作为农村社保基金的来源，可为农村社保体系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

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可落实地方政府应有财权，有助于建立国家、集体、个人合理分担的农村社保基金筹资模式。同时，地方政府债券作为一种“银边债券”，适合广大个人投资者的需求，资金供给将会十分充足，而中国20多年的国债发行实践也为地方政府债券的顺利发行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和保证。因此，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筹集农村社保基金既有必要也切实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