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的哲学基础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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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中医学的哲学基础范文

关键词：变译；伦理；中国哲学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变译伦理系统建构研究”（项目编号：19BYY114）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19Q13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胡德香，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研究、翻译批评及文化研究。杨荣广，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伦理学、翻译史。

一、引言

2018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哲学大会围绕“学以成人”（LearningtoBeHuman）主题，开展了以多元、包容、和谐为目标的研讨会。此次研讨会以全球化语境下多元复杂的生活世界为背景，就如何处理现实世界中“以文化与民族之间的利益和价值冲突为基本底色”①的各种关系提供了丰富思考，体现出高度的哲学反思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下，一切研究说到底是对人的研究，即便是高度科学化、技术化的病毒研究，也离不开对人的考量，揭开技术面纱，其背后潜藏的也是人的管理和智慧，依靠的也是人性的力量。科学技术尚且存在伦理价值问题，更何况与人类生活世界密切相关的翻译实践。因此，从哲学视角反思翻译当中的伦理问题就显得非常迫切而意义非凡了。

如果文明之间的交往注定是合作接纳与冲突相克共生的话，作为沟通桥梁的翻译不可避免地需要面对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和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伦理”的本意是指“人与人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伦理学”是研究“行为准则和人与人之间的义务的学说”（见《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896页）。翻译在本质上涉及的也是以文本和语言为介质的人与人关系，各种关系最终体现为译者决策中所需要考虑的面向各个翻译主体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如何处理翻译中的各种关系，也就成了翻译伦理关注的问题。中国哲学所主张的道德观念、行事准则、为人态度以及教育原则等，对翻译伦理研究颇有启迪。本文结合近年翻译界对伦理和译者行为的研究，拟从变译基本概念出发，运用传统儒道哲学及《论语》《道德经》等关于伦理的经典观点，从跨学科视角探讨变译的伦理基础、价值属性、多元功能等多方面问题。

二、何为变译伦理？

首先，什么是变译？变译由中国学者黄忠廉提出，是“译者根据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采用增、减、编、述、缩、并、改、仿等变通手段摄取原作有关内容的翻译活动”（黄忠廉19）。变译作为一种特殊的翻译行为一直客观存在，变译理论作为对变译现象的理性思考从其诞生之日起也始终在翻译理论史的長河中时时闪现，并在当下翻译市场化和职业化的大背景下进一步深化发展。然而，现有研究多基于变译过程分析，描述译者的翻译策略和方法，缺乏对变译行为价值合理性的考量，而变译的核心理论，只有究其哲学及精神基础，方可得出该理论的核心价值取向与思想轨迹。有鉴于此，本文将围绕变译的特点，探讨变译伦理的本质属性、规范及内在理路等。凡事皆有理据，变译的理据除了语言学、翻译学等理论支撑外，还在于其背后的社会伦理或心理基础。要谈变译伦理，需从翻译伦理说起。

英文的translationethics译成汉语是“翻译伦理”，意思是关于何为“好/善”的翻译的观念、信仰和规则。正因为此，切斯特曼（AndrewChesterman）（443）指出“翻译伦理就是一系列大家接受的关于应该如何翻译的原则，以及由此产生的关于译文应该如何规范的问题”。换言之，对翻译伦理的探讨需要研究翻译活动的一系列思想源泉、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从翻译过程或文本出发，探讨译者所遵循的原则、策略和方法，由此得出翻译活动的一些标准和规范，并以此为准绳对其他翻译进行评价和判断。比如译文应该忠实于什么？原文及作者？还是译文与读者？抑或委托人？赞助人？当不同文化差异导致冲突的时候，译文应该忠实于谁？等等，类似这些问题的回答都关乎译者的意识形态或思想观念。

中国传统哲学的道家和儒家思想对人伦关系的阐述主要围绕的就是人生、人性与人心。《道德经》说：“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天地之所以能长久，原因就在于它们的存在不是为了自己。同理，翻译能够亘古不变，是因为其目的不是为了译文本身，而是为了原文生命的延续，从这一点上看，西方本雅明的翻译本质与道家思想殊途同归，即认为翻译是为了让“原作的生命之花在译作中得到最繁盛的开放”（胡德香70），使原作获得新的生命。而如何让翻译之生命延续，则取决于人，即译者。《论语》有言：“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孔子教给我们观察人的方法，不仅看其行为和表面，还要看其动机与居心，看其安于什么，不安于什么，如此“其人之人格与心地，将无遁形”（钱穆33）。“孔德之容，惟道是从”，老子认为的崇高道德就是遵循道。所谓道者，即为人心，此处的人心不过是种种记忆思想之集合，是译者掌握的全部精神世界。儒学大师梁簌溟认为，“凡是一个伦理学派或一个伦理思想家，都有他的一种心理学为其基础”（梁簌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7），钱穆也说“一切人文演进，皆由这个心发源。”在钱穆的世界里，“文化即是人生”，“研究文化则是一种哲学”（朱人求12）人文研究离不开对人心的研究，这个心即是精神。变译伦理所包含的人心即是由翻译活动参与者，包括译者、出版者、读者、评论者等构成的全部精神。

由此可见，翻译伦理也是翻译心理，是探究“翻译行为的源泉究竟是什么”这一命题，反映的是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人与世界的关系。作为翻译伦理子系统的变译伦理，其基础就是变译心理，也就是如何处理变译中的各种关系。

汉语当中对“伦理”一词的理解，与“道德”通常并列使用，几乎等同于道德。《现代汉语词典》“道德”的解释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见《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281页），按中国传统哲学观念，“道德”意为社会中“能以彼此相安共处的一种路道”，此“路道取得公认和共信便成为当时当地的礼俗。凡行事合于礼俗，就为其社会所崇奖而称之为道德；反之，则认为不道德而受排斥”（梁簌溟，《人心与人生》202）。借用到翻译中来，就是译者按照一定准则通过一定的方法，对文本进行改变以期合乎读者的阅读习惯或审美要求。变译伦理的核心就在于，变译行为是否合乎社会的礼俗或准则，而社会礼俗准则的关键则在人心。

翻译之变是不可避免的现实，但是因何而变与如何变通则取决于译者的心理。这一点与西方学者的思想也不谋而合。切斯特曼强调伦理问题即是译者的责任心问题，认为译者的忠诚既不是针对原语文化，也不是译入语文化，而是跨文化交流涉及到的各方，一旦决定接受翻译项目，或承诺出版某种译作，译者就应该保证实现跨文化关系中稳定的互利互惠关系（Chesterman167-168）。简言之，译者伦理是对整个翻译职业而言，忠诚的是某种超越文本的精神层面的东西。译者所付出的努力与翻译结果产生的价值是成正比的，而译作的价值除去直接的经济收益，最终就是其对跨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对双方利益以及为增进社会幸福做出的贡献。

从这个角度说，判断译者翻译行为是否合乎伦理的标准不在于是否忠实于文本，而在于译者的翻译行为是否能够增进跨文化交际双方的整体利益。

三、中国哲学视角之变译伦理内涵

国学大师辜鸿铭认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个特征就是“精深、博大和淳朴（depth，broadnessandsimplicity）”，“中国人是用心生活的人（theylivewhollyalifeoftheheart）”，“中国语言也是用心的语言（alanguageoftheheart）”（辜鸿铭6-14）。哲学家冯友兰认为，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是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是哲学的而不是宗教的，“未来的世界人类将要以哲学代宗教，这是与中国传统相合的”（冯友兰3-5）。《论语》的“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奠定了儒家为人行事的基本准则，即注重仁德，讲究忠信。

一切行为皆离不开人的心理活动。梁簌溟指出人类社会的心理学基础不在理智、不在本能，而在人心，人心与人类生命是统一的，“要从生活来看生命，来说生命，而离开人的种种活动表现又无生活可言；这些活动表现于外的，总不过一则是偏动的本能，二则是偏静的理智罢了”（梁簌溟《人心与人生》13）。该见解用于解释翻译中的变译及其背后的原因是非常恰当的，变译伦理也在人心。翻译取决于译者心，翻译伦理就是对译者的心理研究，译者的心，不过是种种关于翻译的记忆和思想之集合。

既然人心存在偏动的本能，译者在翻译的时候自然会做出调整变动，然而，偏静的理智又告诉人们必须遵循原文，忠实于作者，这一动一静之间的拉锯，构成了译文的面貌。很难说哪个译者或译作完全保留了原文、完全忠实于作者，即便主观上愿意如此，在客观实践中也可能是另外做法。此种现象在古今中外的翻译实践中可谓数见不鲜。严复首推的信达雅，其中心点是对原文的忠实。然而，他自己的翻译却是“不忠实”的，这一点他本人也承认“取便发挥，实非正法”且告诫读者不要向他学习，“勿以是书为口实也”（严复136）。此处无意分析严复作出这种选择的原因和动机及其翻译的好坏，只欲说明译者心理与行为上的矛盾。类似的译者不计其数。林纾虽然宣称自己的翻譯之讹，原因“均出不知”，不懂原文，错在助手，而实际他是“明知故犯”，“手痒难熬”，随意发挥之处不胜枚举。像他那样“把翻译变成借体寄生的、东鳞西爪的写作的人在各国翻译史上都找得到例子”（钱钟书87）。这些现象与中国哲学的理想人格“内圣外王”十分吻合。中国哲学的精神既是入世，也是出世的，人们在日常行为中努力做到“入世”，注重社会和人伦道德；但心灵上追求的是“出世”的超越境界（冯友兰6-8）。落到翻译上，就是对忠实心向往之，而行动上的变译则属社会需要和人伦道德作用的结果。

根据儒道哲学对文化、人生及人心的论点，可以得出对变译伦理的认识：首先，变译伦理是一种哲学理念与存在，是植根于“道法自然”的传统中国精神。老子所言“反者道之动”说明万事万物的自然规律，物极必反，事物不会朝着一个方向发展。翻译当中的转化与改变是客观规律，也是道的作用。不仅译者面对原文时要变，成品之后的译文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需要改变，这也是为什么每隔数年就需修订或重译的原因。“变以致用”是变译伦理的价值诉求。众所周知，翻译中的绝对忠实既不可能，也没必要完全做到。同时，也不存在绝对脱离原文的流畅译文。正因有了各种变通，才使林纾那样的翻译“起一些抗腐作用，林译因此而可以免于全被淘汰”（钱钟书89）。傅雷的译作几乎全都经过反复多次的修改，因为“十八世纪人士的谈话，与现代的中国话往往格调不合，顾了这个顾不了那个，要把原作神味与中文的流利漂亮结合，绝不是一蹴即成的事”（傅雷47）。由此可见，变者，译之所倚也。

其次，变译伦理是一套关于译者之心的哲学理念与存在，是超越一般策略、方法、准则、规范等的学说，而非具体针对某些作品、某个译者，甚至某一类型的翻译。译者之心是超越个体、本质上存在的共通共有的东西，因为种种的记忆思想，都需依赖或运用语言文字而完成。语言文字不是某社团和个人私有的，人心也有一定共性而非个人所私有。任何人只要掌握了社会人群里所公认且共用的那套语言文字，他便能接受社会人群里的种种记忆和思想。无论是博学的译者还是初级译者，都具备一定关于翻译的种种集体记忆和思想，从而形成了他独具个性的心理，而这些共通共有的东西就构成了我们开展翻译、审视译文、评价译者等一系列活动的价值基础。中国译者的心理本质上包涵儒道各家学说的核心价值观，如仁、义、礼、智、信，真、善、美，“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等等。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历代翻译家的实践和认识中得到印证。正是这些深深植根于译者之心的思想观念和文化记忆构成了译者之心并引导着译者的选择和决策。

第三，变译伦理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是围绕翻译中的“形”和“神”的取舍及平衡问题的探讨。因此，变译伦理既是认知，也是行为。纵观中西翻译史上对忠实通顺、直译意译、准确性可接受性的争论，都可以归结到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形神问题。以儒道为代表的思想体系强调宇宙的阴阳平衡，万物周而复始，老庄哲学中涉及形神关系的论述很多，如《文子·下德》中引老子语曰：“太上养神，其次养形。”《淮南子·原道训》中说：“以神为主者，形从而利；以形为制者，神从而害。”都表示了以神为主，以形为辅，神贵于形的观念。同时也指出了形神一致，不可分割的联系②。翻译史上无论是严复的“信达雅”、马建忠的“善译”，还是林语堂的“忠实通顺和美”的标准，及至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境”说，都体现出中国译者意识和行为上对传统文化崇尚的美、和谐、神韵的追求。正如古人云：“凡事既尽其美，必有其韵”；“韵者，美之极”（罗新璋11）。这些论述中的“神韵”体现了传统哲学的“以神为主”，大多翻译实践的成功，在于深得原文之神，同时能够将原文之艺术变成译文当中的艺术。

四、哲学审美视角之变译伦理外延

《道德经》的“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强调心灵保持虚和静的至极笃定状态，不受外界影响，日常行为中需遵循相对恒定的伦理与准则。由此而产生的中国哲学传统有虚实相生的特点，即冯友兰所说的“为学、为道”的区别，前者指“增加积极的知识”，是“实”的一面；后者指“提高心灵的境界”，是“虚”的一面，而“哲学属于为道的范畴”（冯友兰5）。这为变译伦理奠定了认知纲领。从哲学层面来看，“变译”更多属于“为道”范畴，其意义不单是为实践做参照。同样，变译伦理命题的提出不能说仅仅是为翻译实践做评判标准，也不能以此为批评的具体依据，而是为更好地理解变译乃至翻译本质，进一步剖析译者行为事实和行为目的之间的关系，从哲学视角拓展本土翻译研究的理论价值。

变译伦理对于译者和翻译过程而言，取决于译者心；对译作阅读的读者和评论者而言，则在于读者心、论者心。人们经常会把翻译伦理与价值、好坏等概念相联系。符合一定伦理规范的被认为是好的、成功的翻译，反之则被认为是不成功甚至是坏的翻译。例如，我们在评价译作时，会冠以“某时代译者普遍拥有的价值观念”，“某原语或目的语文化所持有的观念”等说辞，翻译是一系列行为，这一系列行为可以通过其翻译策略来进行描述，策略又是一套准则规范控制的，准则规范又是从特定人群喜欢的文化基因凝聚而成的。准则规范和策略的取舍背后蕴含着价值的取舍。

《文心雕龙》所言“文辞气力，通变则久”就是指文章需变通，才能流传。翻译的功能既是传播，也离不开具体操作上的变通。历代翻译家之所以名垂千古，正是因為他们善用变译之手段，达到翻译目的的。严复的翻译追求信达雅，但若仅用他提出的信来审视他的翻译实践，不考虑时间、语境及各种关系，对翻译妄加批评，总体上是有失公允的。“严复所关注的并不是翻译本身，也不是原著，而是经由翻译输入的思想怎样可以对中国读者产生作用”（王宏志94）。严复虽“非正法”的变译是“更宏观的翻译手段”，是“特定条件下特定程度上的最具特效的方法”（黄忠廉64），可见，读者、社会现实等效用方面，包含经济性和可接受性等，都是其实践的原则取向。需从变译结果看伦理，从伦理推断翻译过程。从虚实相生来看，译者心理伦理为虚，译文效果为实，需抓大放小，必须是伦理评判加实际译文评判，不可偏废。一味的伦理关照或译文评价，都不足以反映译文的全貌。也正因为此，法国翻译理论家贝尔曼提出伦理原则和诗学原则共同作为翻译批评的原则。“虚实相生”也是我国古典美学一个极其重要的观念，经过理论家的阐述与发展，逐渐形成了“神韵”“意境”等重要思想。如果说中国哲学强调的是人心，是天人合一的整体与融合；而西方则更注重物我两分的关系。诺德及功能学派将翻译的忠实fidelity改为忠诚loyalty，其实就是将人与文本之间的关系转变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前者强调对原文的忠实，后者注重翻译目的或功能的达成。切斯特曼区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两种，都包含着伦理价值的取舍，评价翻译，是看完成任务的好坏？是否达到委托人的目的？实现译文在目标语文化的功能作用？这些判断都过于具体，变译伦理总体上关注是否弘扬了一定时期一定人群认可的价值观念。

对翻译伦理的考查不能一概而论，一蹴而就，需从文化上全面分析，如对翻译原文的选择也是有价值取舍的，二十世纪以前的翻译材料多是外国传教士选择的关于宗教题材的作品或小说，不是因为其文学价值被译介，而是为其教化作用。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需要，加上个人趣味、意识形态的改变以及越来越多的接触机会，更多西方的文学作品被逐步翻译成汉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翻译伦理应该注重境遇性。“好”与“不好”是相对的，对翻译伦理的考察也需要结合具体的历史语境、翻译观念、对象文本、翻译目的等作考察。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伦理本身也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需要在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加以考察，进而也就为变译伦理提供了衍生的空间。

变译伦理的客观存在并不导致随意篡改原文、译无标准可循的结果。无论理解存在多少的差异，无论读者怎样发挥主动性，原文文本是存在一定意义内核的，译者必须首先培养对原文的欣赏能力、再现能力，然后才学习节译、重写、改写等技巧，再学习解构方法，挑战权威，颠覆原文。倘若译者尚未弄懂原文的核心含义，就按自己理解或想象的意思去译，若是有意为之，那不如自己原创；若硬要用创造性叛逆为自己辩解，则难免被人识破而被诟病，这一点应该是翻译人的价值共识。当然，某些译者的创造性改写或有意识误译则另当别论。

其实，西方现代心理学和社会学也想努力逐步摆脱过分强调个体与竞争特性，而更趋向靠近儒家的理想，认为理想的社会活动是“在合作基础上建立的融洽的有机体”（Bodde72-73）。这是西方学者深入研究中国思想体系后得出的结论，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二十世纪后半叶至今的翻译研究转变，更多学者转向更为广阔的历史文化领域，认为翻译“既是政治和诗学问题，也是美学与伦理问题”（Bassnet19-20）；另有人指出，翻译伦理涉及到广泛的社会历史背景，其重点在于对人的研究而非文本，人是复杂的个体，很多问题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问题（Pym6-7）。可见，无论翻译研究作何转向，对相关文本、社会背景、译者行为及心理的研究将会得到日益突出的关注，从而为变译伦理提供更为丰富的现实注脚。

五、结语

第2篇：中医学的哲学基础范文

一、中医学的哲学问题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中宝贵的文化形式，是中国科学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国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医学的进步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有过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坚实的本体论基础而持久的影响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理路，“儒必通医”就是最好的说明。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

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第3篇：中医学的哲学基础范文

一是保持中医学理论的原汁原味，不与西医学相融合。以匡萃璋先生的“两种牛不人工授精论”为代表。强调建立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心，中医学有自己的原理，即整体论，认为目前应强传统之体，宏中医之用。

二是强调以现代科学研究中医中药，使中医中药脱离其传统理论，成为世界公认的科学。部分西医学习中医的专家及中医学习西医的人员，持此种观点。引以为荣的代表成果如日本的小柴胡汤制剂获得美国FDA认证。此观点遭到传统中医学者的抵制，认为似乎是“废医存药”之风重来。但因研究药剂有客观的经济效益，目前此风难止。

三是主张在保持中医学特色的基础上发展创新，即强调充分继承挖掘中医学的传统理论，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与创新。只要研究的核心、本质是中医学的，所用的方法既可以是传统的思辨，也可以是现代科学的调研、分析、实证。我认为这是中医学发展的正确方向。下面谈谈我对中医学理论发展目标及创新思路的理解。

1中医学理论的创新目标

中医学理论发展的总体目标，一般说来是实现中医学理论的现代化。要实现中医学理论的现代化，以下5个方面的分目标必须优先实现。

1.1中医学理论范畴中基本概念的规范化

中医学基本概念的规范化，是指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的基本概念的内涵是确切的，外延是清楚的，表述是统一的，没有概念的泛化或歧义。中医学基本概念的规范化，有利于中医学的发展，有利于中医学的对外交流，有利于提升中医学在世界上的地位，也与中医学作为一门医学科学的身份相符。

目前的实际情况是，虽然对中医学基本概念的规范化做了一些相应的工作，如正在建立中医学名词术语及其英译的国家标准，但尚有大量问题需要解决，如:①精与气概念的混用；②精、气与古代哲学范畴中关于宇宙本原的精、气概念的混淆;③阴虚与精虚、血虚、津液不足分不清，阳虚与气虚难区别，并出现气阴两虚与气阳两亏等有悖逻辑的术语；④脏腑之精、脏腑之气、脏腑之阴、脏腑之阳的内涵不清，关系不明等。

中医学某些基本概念的内涵不清，其原因有多种。而解决的办法，应是调动全国的中医学基础、文献学科的专家和中医临床学家来共同研究，在调查大量的有关文献和临床资料之后，共同讨论确定。

当然，中医学基本概念的规范化，不是限制人们的思维，而是在培养我们的学生时，有一个规范的说法;在编写教科书时，有一个可遵循或参照的标准；在对外交流时，有一个可让国外友人容易理解的相对规范的表述。

1.2证候概念的规范化及诊断标准的确定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诊治特色，证候也就成为中医学基础和应用研究的核心问题。近几年对证候的研究，包括对证候诊断标准的研究和证候内在机制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问题是:①证候的概念内涵至今不甚明确，某些中医专家，甚至《中医内科学》教科书中，仍然将证候规定为“症状和脉象”与现行的《中医基础理论》和《中医诊断学》教科书中的表述不符。②证候的分类仍然有待改进，证候分类的层次应该清晰，从类证（如虚证、实证、热证、寒证、表证、里证、阴证、阳证等八纲证，太阳、少阳等六经证，卫、气、营、血证，上焦、中焦、下焦证等)到一个实施治疗的具体证候，一般都有几个层次。③某些中医证候诊断术语概念不清。一是由于中医学某些基本概念内涵不清而导致的证候诊断术语不确切和不规范，如上面提到的气阴两虚、气阳两亏等;二是由于中医学理论发展的滞后而出现的概念内涵不清的证候诊断术语，如脾虚、肾虚、肝虚、心虚等等。④证候的诊断标准应该统一规范，但现在仍处于研究的初级阶段。⑤证候的诊断以症状、体征和行为异常的描述为主，微观指标在辨证中仍然难起作用。

解决证候概念的规范化和确立证候的诊断标准，应是中医学理论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虽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布了中医药行业标准“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并组织起草了国家标准中的“中医临床诊疗术语”但尚需不断地改进、发展和完善，以增强其科学性和权威性。

1.3将中医学的相关概念独立于古代哲学概念并确立其自然科学的属性

确立中医学的自然科学属性（并不否定其人文社科属性),有利于中医学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发展，有利于将中医学的某些概念与古代哲学的相关概念分开，成为中医学自身的概念。

如精、气、神的概念，在古代哲学范畴中与在中医学中是有严格区别的；中医学的生命本原说与古代哲学的生命本原说也是不同的；中医学的精气概念及其生命本原说、中医学的天人相应说，都具有自然科学属性，都可以以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逐渐揭示其内涵。

1.4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密切结合

中医学理论要达到现代化的目标，理论创新必须要与临床实践相结合。新理论、新假说的诞生一般都在实践过程中，或在临床实践经验的积累过程中，或在实验研究积累的过程中，或在文献研究的分析过程中。就中医学来说，临床实践过程对于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是不可或缺的。因此，理论创新不仅仅是基础学科的事情，也是临床学科的事情。只有理论学科与临床学科的专家联手协作，才有可能发现新的规律，构建新的假说。“脏腑一精气一阴阳”理论体系的构建，就是理论研究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的结果。

因此，要求临床学家要有深厚的理论功底理论学家要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技能。中医学理论要创新，要现代化，必须造就一大批理论与临床兼通的专家。

1.5传统理论的改造与新理论体系的构建

传统理论的改造和新理论体系的构建，标志着中医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传统理论的改造，多是建立在否定某些传统理论的基础上，操作起来较为困难，且难以得到公认。

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医基础理论》中，对某些传统理论作了改造，如：①三焦是六腑之一，是人体上中下三个部位的划分，还是温病辨证纲领的问题;②膀胱是盛尿的脏腑还是藏津液的脏腑的问题；③主管人的心理情志活动的脏腑是心，是脑，还是肝的问题;④脏腑的功能是以脏腑的结构为基础还是以脏腑之精气阴阳为基础的问题；⑤正气与邪气的概念问题;⑥阴阳失调与调整阴阳的概念问题。诸如此类问题，均是中医学理论中较难处理的问题，也是临床实践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我们在“脏腑气血阴阳”理论基础上，进一步研宄而构建的“脏腑一精气一阴阳”理论体系，是在发掘《内经》传统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与传统理论相统一，但与后世的脏腑气血理论有某些冲突，也属于对传统理论的改造。

另外，对证候的深化研究，也可能与传统的“异病同治”理论发生冲突。我们经过研究发现，寒饮蕴肺证可出现在哮喘、COPD和肺水肿等疾病中，并且用小青龙汤治疗均有效，但实际上寒饮蕴肺证在上述不同的疾病中应是有区别的，用药自然也应有所区别。至于用何方治疗更为合理，只有通过实验研究去探索。因此，“异病同治”仅仅是说几种不同的疾病出现了一个大致相同的证候，用大致相同的方药可能都有效，而几种不同的疾病出现一个完全相同的证候，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哮喘、COPD、肺水肿等疾病中出现的寒饮蕴肺证，实际上也是一个类证，其在不同的疾病中也存在着差异，这实际上是发展了对“异病同治”的认识。

传统理论改造的目的，是对传统理论的发展和提升，使其科学性更能体现出来。

传统理论的改造与新理论体系的构建，是中医学理论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

2中医学理论创新的思路

2.1明确中医学的学科属性与其现代化的关系

中医学是发祥于中国古代，用以研究人体的生命、健康、疾病的科学。它虽受到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具有一些人文社会科学属性，但仍应归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

医学是一门特殊的学科，既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又具有很强的社会科学属性，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交融的学科。

将中医学的学科属性定位于融入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自然科学，并在整体观的指导下大力发展其属于自然科学的部分，将有助于中医学自身的发展和现代化。

在通过文献整理研究明确了中医学某些范畴的概念内涵的基础上，以科学的实证分析方法研究其理论概念的微观机制，不断创建和发现新的假说，方可使传统的中医学理论体系不断得到发展和更新。同时将其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的部分，尤其是古代哲学的思想和方法加以科学的改造，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并吸收一些新的理论和方法，方可使其更能指导中医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2.2正确认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坚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的思路

继承性研究是一切研究的基础和前提。中医基础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必须坚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走继承与创新并行的发展之路。继承是创新的基础，继承的目的是创新。只有重视继承，才能将中医学的传统理论传承下来，为发展和创新奠定基础；创新是中医学继续发展的需要，是中医学新理论、新观点的产生之源，也是中医学的生命之源。没有继承，中医学的传统理论将得不到延续，也就无从谈创新发展，即便是创新，也不是对中医学理论的创新。但若没有创新，则中医学的传统理论就得不到更新和发展，自然就会变成僵死的东西，因而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因此，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切实操作好中医基础理论的继承工作和在此基础上的创新工作，是关系到中医学前途的重大工程。

2.3科学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医学理论和概念的影响

在中医学理论的继承与创新研究中，要科学地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

我们既要承认精气、阴阳、五行等古代哲学思想 对中医学理论体系建构的影响，又不能把中医学说成是古代哲学的衍生物。

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建立起了重大影响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主要有精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和整体观念等。这些古代哲学思想对中医学基本理论和概念的形成及其理论体系的建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不容置疑的。科学地评价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中医学中的历史地位，对于继承和发展中医学基本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突破，具有重要的意义。

2.4积极推动中医基础理论、基本概念和术语的规范化进程

以明确中医学固有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概念的内涵为中医学理论研究之目标，积极推动中医基础理论、基本概念和术语的规范化进程。

藏象、经络、精神气血津液、病因病机和防治原则等，是中医学固有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概念，应下大功夫对其进行系统性研究，明确其基本内涵。这是中医学理论研究应达到的基本目标。当然，中医学基础理论和概念内涵的确立，应建立在充分掌握和分析有关该理论和概念的几乎所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文献资料掌握得越全面，得出的结论就越可信。但决不是一些文献资料的堆积和列举，而应下一番比较分析的功夫，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从杂乱的材料中归纳能反映该理论和概念之本质的内涵和外延。

如对肺行水理论的研究，首先要明确肺行水理论的基本内涵。经过对文献资料与临床实践的研究分析，发现肺行水概念的内涵主要有两个方面:①通过肺气的宣发和肃降运动，调节肺脏本身水液的输布，这一作用与肺的呼吸功能密切相关;②通过肺气的推动作用，调节肺系统（尤其是皮毛）之水液的代谢，这一作用与肺的呼吸功能一般无明显的相关性。

肺主行水理论内涵的确定，对临床肺疾病的辨证治疗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对有关肺主行水理论的科研设计具有奠定理论基础的作用。

第4篇：中医学的哲学基础范文

1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对中医学的影响

中国长期处于农耕社会，人们的生活离不开土地，知识大都来自直接的感受和领悟。中国的哲学家们将直接认识的东西视为哲学思维的出发点，在一个连续审视过程之中，认识的主体和认识的客体还是浑然一体的，因此中国哲学家的语言往往只作提示而并不明确。中国哲学注重“天人合一”，也就是“形神合一”，这与西方哲学所强调“天人二分”是不同的。儒家主流观点认为天人合一表现为“天人相通”，道家认为道生万物，人应该法道于自然，追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境界。在中国哲学里，主体与客体是一体的，所以中国哲学的语言不是很明晰，它们不表示任何演绎推理的概念。中医学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基础上，没有从自然哲学的母体中独立出来，从而带有传统文化烙印和浓厚的思辨色彩。中医学从诞生开始便具有“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双重属性。西医在古代也曾包容在自然哲学母体之中，随着解剖和实验方法在医学中的应用，西医学逐渐从自然哲学和文化母体中分化出来，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哲学之于医学的作用在于方向性的指导，而不应做具体细节的规定。但是，由于中医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的关系太过密切，导致了中医学中的许多规定是为了迁就哲学而做出的，已经偏离了客观实际。中医学不但将中国古代的精气、阴阳和五行等哲学知识作为理论构建的指导思想，而且直接参与该理论的形成，将这些哲学中的概念、原理、思维方法用于解释各种生命现象，直接将这些哲学中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移植于所构建的医学理论之中，渗透于中医学的所有领域和各个知识层面，与相关的中医学知识融合为一体，成为中医学理论体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学的认识方式和表述有其特殊性，中医学的研究对象包含着主体因素，是从认识主体与客体关系的角度来描述和定义对象的。在唯科学主义者眼里，观察对象是不依赖于主体而独立存在的，在观察过程中必须排除主体对客体的作用和影响。中医学认识对象的时候，不同程度地打上了医者的主观烙印。“象”是中医观察和研究的主要对象，如面象、舌象、脉象等，不同于西医学与主体无关的脏器，中医的“象”是从医生体验的角度来界定的。“体验”和“感悟”是中医思维中重要特征，古代医家均强调“心悟”、“心法”等直觉体验。“医者，意也”，深刻反映了中医的思维特点。中医认识事物的过程实际上是对事物规律性的抽象过程，包含着医生自身的某些素质，如经验、理性认识能力甚至情感因素等内容。总而言之，中医学在观察过程中，过多地渗透了主体的因素。但是，归根到底，这种表述方式是对患者疾病信息的反映，是一种唯物的观点。我们不应该因为其语言表述上带有主观色彩就断然否定其理论的客观本质，就对其科学性产生怀疑。系统化的中医理论是古代医家在当时丰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吸取了当时哲学、思维科学、天文、地理、气象、物候等诸多学科的先进成果，对当时临床实践的一次大的理论总结。它的形成与发展由始至终都贯穿着实践的作用。中医学形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得到继承和发展，从而形成了现在比较系统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的奠基之作《黄帝内经》便体现了这一点。《黄帝内经》的形成，并不是单纯靠人们的想象，而是以实践为基础构建起来的医学理论。通过实践，发现并确定了人体主要生命体征，如心搏、呼吸及神等;通过实践，揭示生命奥秘;通过实践，探求治病规律及方法。

2西方文化、西方哲学对西医学的影响

古希腊是西方哲学的发源地，以商业为其经济基础，希腊爱琴海地区，航海条件优越。数学和数理运算成为商业往来的核算工具，商人强调独立自主的能力和创新的精神。因而西方的世界观强调不依附于他人，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注重理性思维，借助于逻辑推理的形式来把握世界。西方哲学认为“心物二分”，强调主体和个体的独立性和二元性，笛卡尔哲学提出精神界和物质界是2个平等而又彼此独立的世界，认为精神界和物质界是可以分割开来的。黑格尔说过思维和存在的对立是近代哲学的出发点。这一理论推广而来，西方哲学将主体和客体对立开来，形成身心、主客的理念，坚信人是世界的最高力量，个体的发展是最终的目的。与东方哲学相反，西方哲学强调人定胜天或控制自然。西医学深受西方哲学影响，其实验充分运用了理化、数学的方法，重视逻辑推理和分析证明。而对于人体的认识，从系统、器官、组织的研究逐步深入细胞、分子、基因等细微结构，同时对各种结构都有其理化性质的描述和精确定量的数学刻划。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注重体验、直觉和悟性，这种思维方式是立体的、混沌的、意象的和体验的。天人二分则是以理性的方式、明确的概念和严密的逻辑来探究客观事物中的本质规律，因此这种思维是“线性的”、“量化的”、“严密的”和“理性的”。虽然西医理论的构建过程也是在其哲学思想支配下完成的，但是就西医学理论的构建而言，哲学仅仅作为指导思想，指引着医学科学家沿着正确的轨道，完成其科学研究，构建其相关理论。哲学的概念及原理不直接参与西医学理论的构建，更不会将相关的哲学概念及其理论作为医学理论的组成部分。

第5篇：中医学的哲学基础范文

【关键词】： 中国古代四学 中医 思维

【分类号】：R2-03

【正文快照】：

中医学是植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沃土之上的参天大树,中国古代哲学对于中医学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和指导作用,对于中医思维的形成更是有“水土”之功。中国古代哲学是以“易”为源头,以儒、释、道为核心。下面仅就此“四学”谈一下笔者对于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医学思维渊源的认识

【共引文献】

1 杨玥;周桂桐;;申时治疗肝病理论探讨[J];安徽中医学院学报;2010年02期

2 张光霁;关于中医病因学说中若干病因概念的商榷[J];浙江中医学院学报;2004年04期

3 周福生,许仕杰,黄纯美,周颖瑜;运用“周易思维”升华中医理论[J];浙江中医学院学报;2005年01期

4 徐静;孙英霞;;孰主神明之结[J];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08年03期

5 李慧;郑小伟;叶忠伟;李莉;;保肾汤防治大鼠高脂血症致肾脏损害的实验研究[J];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10年02期

6 林卫红;武百强;;中医音乐疗法治疗肺癌术后患者不良情绪的护理观察[J];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12年03期

7 汪晓阳;王灵钧;;常用跌打损伤中草药中锌元素含量测定及特征研究[J];搏击(体育论坛);2011年03期

8 孔令彪;江琪;李颖;陈阳;;对卫气司开阖功能的理解[J];北京中医药;2010年11期

第6篇：中医学的哲学基础范文

【摘要】 中医学属于自然哲学，其思维模式、方法论和真理观与中医学生自小接受的辨证唯物主义观念之间存在深刻的冲突；现行的中医教育沿用了西医的模式，学生缺失了中医最宝贵的经验传承和临证体会，结果是中医教育培养了一批自己的掘墓人。中医要走有中医特色的教育路线，以循证为基础，诠释中医，理解中医，因材施教，培养师古不泥古的创新型中医人才。

【关键词】 中医学； 教育； 诠释

2005年中医药专业统招生12.6万，在校生接近39万，毕业人数7万多，仅博士毕业生就有近千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数据）。中医教育扩大规模，培养了大批高学历的现代中医，但临证水平与学术造诣上却鲜见道高识远者，即便博士毕业，与孔伯华、施今墨、焦树德和邓铁涛等人比起来也是天壤之别，高学历庸医是中医教育的一种现象。

1 当代中医学子的困惑与迷失

中医学形成于秦汉之际，属于自然哲学范畴，它善于用哲学的概念和理论来推演医学的现象和结论，而这大大异趣于与当今中医学生的思维模式和知识结构。

1.1 落后的理论降低学习兴趣中医学的基石是元气论和阴阳五行学说。《素问·宝命全形论》曰：“人以天地之气生，……天地合气，命之曰人”，元气论奠定了中医唯物特性的自然观和生命观；“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素问·天元纪大论》），五行阴阳确立了中医具有辨证思维的方法论。

然而中医理论毕竟产生于二千多年前，元气论缺少对内涵的明确界定，五行学说为追求形式的对称和完美，有严重的形而上学倾向。这样一种自然哲学理论与当代学生的辨证唯物主义思维大相径庭，中医学理论上的落后，导致中医学生自觉低人一等；理论中的糟粕部分经常使中医学生成为讽刺挖苦，甚至口诛笔伐的对象，学生失去了对所学学科的兴趣，自然难以学好中医。

1.2 先验的理论导致方法论困惑《灵枢·邪客》曰：“天有五音，人有五脏。天有六律，人有六腑……此人与天地相应者也”。因此，以取象比类、推演络绎法构建的中医理论体系不过是将自然哲学的普遍命题的大票面钞票兑换成接近事实的细致分析的小零钱：首先确立一个先验的理论框架，如五行学说，依此对事物表面现象进行抽取，合则取之，不合则视而不见，然后加以间接的逻辑推理和演绎，从而使中医理论具备了先验现象学的一些原则或特征，如形式性、观念性、现象性和规定性等。

衡量一种理论的科学地位的标准是它的可证伪性或可反驳性或可检验性（波普），而中医学的先验理论具有先成性和圆融自足特点，既难以被证实，也无法被证伪：如藏象学说，证实只能是进一步证明了五行学说的生克之间关系的合理性，大多属于同义反复；而对藏象学说的证伪实质是对生活经验的否定，有谁能证实水不能克火吗？这样，中医学拒绝了自己的自然科学属性，拒绝被还原，而中医学生已经习惯于应用还原的方法来分析问题，思维模式的差异和方法论的困惑导致学生对学科失去自信，甚至产生逆反厌学心理，中医教育自然事倍功半。

1.3 实用理性导致真理观的迷失中医学的核心是临床效验。除了疗效能够看到，药方能够理解以外，中医理论性的东西与现代科学几乎没有相容性和通约性。中医理论成为经验的附属，如藏象，不是主观与客观的符合，而是实用性的工具，用来解释和说明经验与经验之间的关系，将诊断、用药、疗效圆满地联系起来。

中医理论因而缺乏主体性和真理性，理论的真实仅表现在它联络经验过程的适用性、有效性和有用性上，这种实用理性与实事求是的原则相悖，与科学的精神背道而驰，在中学时曾被反复批驳过，真理观的迷茫导致对中医学科本质属性的困惑，不信中医谈何学好中医。

2 与现代教育体系的冲突

中医学具有文化、技艺的特征，而我们却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来实施教育，二者之间的冲突与紧张可能正是中医教育现状的原因。

2.1 课程设置让经验的临床体系缺少经验在先验的理论框架下，是基于疗效的、具体的、经验主义的临床体系，而临床经验的积累要靠多临床，多看病，多接触病人，所谓“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然而中医教育受困于西方医学的理论藩篱，盲目地削中医之足，以适西医之履：中医院校学生超过70％的时间在学习理论，剩下的临床时间里，有接近一半时间在西医医院，而即使在中医院里，也是在病房学习如何用西医处置病人，真正的中医临证可谓少之又少。这种课程设置模式无视中医学是门经验医学的事实，抛弃了中医药学几千年来传承的传统，如吕炳奎先生所说“让牧师领导和尚”，其结果只能是中医教育的每况愈下和中医特色的逐渐消亡，这又如何能培养高水准的中医呢？

2.2 授课方式使直觉的学习模式没有直觉“人与天地相应也”体现了中医天人合一的思想，这种思维注重直观、直觉和顿悟，顿悟需要长期的经验和体会，在此基础上实现思维的跃迁和理论的突破，这需要中医教育能够“传道、授业和解惑”。传何道？辨证之道；授何业？临证之业；惑何来？自临证来。然而现行的中医教育，更多的是在传道，也就是以讲述理论为主的“赶”鸭、“填”鸭、“烤”（考）鸭式教学。学生只是在课堂上对一大堆似是而非的名词绕来绕去，没有临床时间，教师无业可授，学生无惑可解，不能在从体验中学习，不能在顿悟中升华。

在与高年资中医交谈的过程中，很多人提到，年轻时更信赖西医，然而随着从医时间的延长，到四五十岁时，又回归了中医，这种回归本身也是对现行中医教育的否定。

2.3 评价模式让临床医学偏离临床中医学是一门临床医学，自古以来的中医大家都是临床大家，包括上面提到的名医。然而，依据现行的教育模式，中医教育培养的高层次人才，如博士、硕士要毕业，不是看他有没有学会看病，而是看他有没有做出高水平的实验，发表高水平的论文。于是，中医的硕士、博士不管愿意与否，都要泡在实验室，用分子生物学的手段来解释中医药的分子机理；不管能否，都要从基因、蛋白质水平来介说中医，其结果是中医教育与中医临床两张皮，临床医学的学习偏离临床，怎能不培养出高学历庸医呢？

3 认识中医，走中医特色的教育之路

从根本上变革中医的属性无异于把中医连根拔起，可行的办法是，认识中医，抛弃僵化的中医的教育模式，走一条有中医特色的教育路线。

3.1 基于证据的循证教育循证医学强调临床研究证据、临床经验、病人选择三者的有机结合，要求“医生对病人的诊治决策应该建立在最佳研究证据、临床经验和病人的选择三方面恰当结合的基础之上”，与中医的辨证论治思想不谋而合。循证医学重视“病的人”，同时注重与多因素疾病相关的老龄人口养生保健，及人们日益增多的保健需求，体现了天人合一思想。

中医学是循证医学，因此，中医教育需要循证的中医教育。循证的中医教育从传播中医知识转变为临床学习，由知识的被动吸收者转变为学习的设计者和主动者；变死学为巧学，在有限的时间内，以临床问题为基础，掌握最有用的知识，获取最惬当的经验；从被动接受转为主动求索，改变学习过程中的被动地位，发挥求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获取知识转变为探究知识、从短期的“充电”转变为终身教育［1］。在循证中医教育中，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主动进行医学实践，激发内在兴趣，避免填鸭式的被动接受中医理论的旧模式，培养临床思维能力，变革旧的中医医学教育体系，对于建立中医临床思维及服务模式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3.2 基于理解的诠释学教育中医学不能以一种对象化的眼光打量外物，缺乏对概念和功能的精确界说和细密分辨，阻碍了现代科学技术向中医学科的渗透和对中医研究的支持；中医学又是非逻辑的，没能发展逻辑学来超越经验的观念，影响了中医由横向向纵向、由宏观向微观的发展，故而中医科学化进程中的证实多是同义反复，而一旦与经典不合，又是“皮里春秋”的缄口不语。因此中医教育不能进行还原论的分析，更多的应该是从说明到解释，从理解到顿悟，走诠释学的教育路线。

狄尔泰认为解释学可以作为一切人文科学的基础，中医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因此“理解”是学习中医的手段。我们对于中医的理解的深度，取决于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切身体验”或体会中医学的深层积淀。

理解中医，就要回归中医。首先要原初资料，目的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然后“返朴归真”，通过语义澄清、脉络分析、前后文意的贯通、时代背景的考察等，“客观忠实地”了解并诠释原典；随后跳出文本本身，进入“历史意识”的领域，通过“交互主体性”进行教和学的对话，这样教员的视界不断与学生的视界交流，不断生成、扩大和丰富，两者的视界从差异走向融合［2］，为我们对中医学产生新的理解、新的思想蕴涵提供可能；穿透原有思想结构的表层，追究古代医家本来应当说些什么；思考古代医家现在必须说出什么，从批判的继承者转变成为创造的发展者。

3.3 基于传承的创新教育中医是一门经验医学，临证的体验和领悟是学习中医学的重要途径，中医几千年来传统的教育方法——师带徒的传承方式，对于中医临床技能的继承和传统文化的传承，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有助于突破王叔和所谓的“心中了了，指下难明”，是学习中医的正道之一。

然而传统传承多是父以授子、师以传弟，可能会导致“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结果是固守成规、举世同风。因此，传承教育不应是为“传”而“承”，为“授”而“受”，而应为“立”而“承”，为“创”而“受”，没有创新和发展的继承是没有生命力的。这就要求新的传承教育，一是“宗经”，二是创新，在继承的基础上开创自己的新路，才会学有所成［3］。

创新的传承方式的最大特点是因材施教，是个性化培养。画家陈丹青先生说：“艺术教育是非功利的，非程序化的，是具体而细微的，随时随地在每位学生，每一个阶段，甚至每件作品中寻求当下的沟通、指涉、领悟。师生双方应以无休止的追问精神，探讨画布上、观念上、感觉上、甚至心理上的种种问题”，对于中医教育颇有启发。然而现在可能没有足够多的导师支持师承制教育，因此前期的基础课应以课堂教育为主，后期的临床课实行导师制，主要在临床进行。山东中医药大学的“传统型中医”班，每周至少有两个半天到医院临床实践，授课也更多地采用师傅带徒的形式，值得借鉴。

4 结语

医者意也。中医理论既是人文的、直觉的、注重效验的，又是宏观的、模糊的、偏重个体的，实践性很强。“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中医学的源头就在临床，因此中医教育就是以临床为基础，从循证开始，通过“传道、授业、解惑”的诠释过程来理解中医，通过个性化培养，使学生受到真正鲜活、灵动的中医教育，培养“师古而不泥古”的创新型中医人才。

参考文献

1］李静，李幼平.循证医学与医学教育［J］. 辽宁医学杂志，2001，15（5）:245.

第7篇：中医学的哲学基础范文

一、整体的思维。传统中医学以“天人合一”的哲学世界观为基础，以整体的思维方式去把握整个世界，所谓“人身小宇宙，宇宙大人身”。传统中医学认为，人生活在自然和社会环境中，人体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必然会受到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的影响。传统中医学追求的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处。例如，望闻问切是中医全面系统了解病情的手段，通过表面现象认识事物内部的本质，体现了整体的全面的哲学思想。中医治病的思路就是从整体出发，调动人体自身的抗病机制对抗疾病。中医给予病人更多的时间和关注，它治病重在整个人体而不是人体的某个部分。因此，中医学在讨论生命、健康、疾病等重大问题时，不仅着眼于人体自身，而且更注意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对人体的各种影响。“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事”。与现代的医学模式相比较，传统中医学更早地从宏观上勾画了“生物-心理-社会”的生物医学模式，并且给这一现代医学模式增添了新的内容-天人一体观。

二、个体化的思维。个体化思维是传统中医学的独有特点，辨证论治是传统中医学的精髓，它决定了传统中医学是一门个体化的医学。辩证的证其实包括了两个含义：一是症状，一个是证型。就一个病人而言，很多症状可以归纳为一个证型，但不是一个证型能包含这个病人所有的症状。虽然相同的疾病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具体到人表现出来的症状却是不尽相同。传统中医学追求的是疾病与个体体质综合所表现出来的个体化差异，所谓的“一人一方”。例如，四君子汤、五味异功散、六君子汤、香砂六君子汤治疗的病症大致相同，后三个方子都是在四君子汤得基础上加味而成。但针对湿聚的轻重程度不一样，病人表现出的症状不完全相同，所以选方也有相应的差别。四君子汤最平和，脾虚就有湿，四君子汤用茯苓来健脾利湿。若湿邪较重，胃脘不适，舌苔厚，就非四君子汤所能奏效，就要在四君子汤得基础上加上陈皮，即五味异功散。若湿邪进一步加重，胃脘胀，舌苔厚腻，痰多，就要在五味异功散的基础上加半夏，为六君子汤才是药证相符。若湿邪夹杂寒邪，胃脘胀痛，舌苔厚腻，痰多，呕逆，泻泄，这时非六君子汤所能及，而要用香砂六君子汤。可见，同一种病，同一个证型，病情轻重程度不一样，所用的药物也不一样。病重药轻达不到治疗效果，病轻药重则损伤正气。中医异病同治，同病异治的思维方式，反映了中医个体化思维的特征。中医重视个体化差异，集中表达了中医以人为本的思想。

三、细致的思维。传统中医学需要细致的思维，细致的思维贯穿在传统中医学的整个诊疗过程中。西医以病为核心，中医以证为核心，证是千变万化的，从而决定了传统中医学思维方式的细致性。传统中医学考虑的问题面面俱到，它不仅要考虑病的方方面面，还要考虑患者的方方面面，所谓“西医治病，中医治人”。在具体的用药上，传统中医学既要考虑药物的性味与归经、作用，又重视组方的原则和配伍的技巧。例如，临床上常见的慢性盆腔炎这个病，西医认为是炎症，治疗以消炎抗菌为主。中医则根据患者以白带多为主症，治以健脾祛湿为主。又考虑到病程迁延，反复发作，每劳累或经期加重的特点，认为与人体气虚有关，佐以补气。再者，慢性盆腔炎一般认为炎症宜清热解毒，但就中医来看，寒凉太过则易戕伐脾胃，“血得热则行，遇寒则凝”。中医的这些考虑，思维方式非常贴近病情。如果中医用简单的思维诊病疗病，只能使中医庸俗化，从而失去中医真正的魅力。

第8篇：中医学的哲学基础范文

1.1培养具有健全人格及创新思维的个性化人才需要通识教育中国自古人文与自然各门学科的知识和智慧相互交融。中医学要取得长足的发展，其人才培养模式不可或缺以文史哲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融入。

1.1.1“人才”应首先是“人”，然后才是“才”成为人才的首要条件是健全的人性，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应具责任感、正直、合作等良好品格，才能担当起科学与文化及社会发展的重任。而品性教育属于以文史哲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1.2培养具创新思维的个性化人才应避免模式化教育尽管现今高等教育改革的理念是倡导“学术研究”和“职业技能培训”的分流，为企业提供大量应用型高技能人才，但现今中医学要实现现代化，对其理论的攻坚仍属现阶段的主要任务。现今对中医学的教育，经验传承早已走在了理论深入研讨的前面。回顾中医学发展史，至明清时期，中医学经验总结早已形成了一部部的全书、类书、丛书，但中医学理论提升却遇到了瓶颈，难以升华，难以与近代自然科学接轨，其直接后果是导致近代中医学出现了生存危机。故而，中医学高等院校教育现今仍然应有别于模式化的职业技术教育，应如浙江省“两会”上代表建议的“鼓励学生在共同基础上，差异性发展，个性化发展”［2］。对此，文史哲等传统思想文化底蕴的倡导，当在学生个性化发展中举足轻重。

1.1.3自然和社科科学各领域均需哲学精神的普照现今，社会、文化、哲学领域学术研究处于倍受冷落、令人尴尬的地位，殊不知，历史上许多大师级的自然科学家，其辉煌成就的取得或提出有价值的预言与其哲学素养是密不可分的:如爱因斯坦曾表示他得益于哲学思索不少于他得益于自然科学训练［3］。诚然，许多具体科学如教育学、历史学、文学及以理论物理学、数学等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各领域，其流光溢彩均得益于哲学精神的普照。中医学是最具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基因传承，且能融自然与人文一体的一门学科。虽然京剧、书画、武术、中医为四大国粹，但只有中医学融儒、释、道、兵、武、艺、天文、历法等人文与自然科学于一炉。由此，中医学术发展及中医学教育均不可或缺文史哲底蕴的铺垫和源头活水的注入。

1.2古代汉语等传统文化功底为中医学子成才之基础现今中医教育界存在着极大的困惑，即:现今中医学科班教育培养的人才，为何还比不上民国时期一些自学成才的中医家，如恽铁樵。其原因现已达成共识，如潘毅教授所云:中国近代在引入西方科学时，对中国优秀本土文化采取了“浮云”化态度［1］。中医学子既缺乏文化积淀，又欠缺中医人应有的思维方式。现今虽有《医古文》课程的开设，但对于高中阶段古典文化底蕴只有幼稚园水平的中医本科学子，仅靠几十节课堂教育是打不通已接近淤阻湮塞的中医学思想文化经脉的。现今的中医学子，即使是本科生，其文化储备中对“《周易》、《道德经》、《孙子兵法》、《论语》等中华文明的精神支柱”［1］也鲜有涉及，从而对“原味中医”看不懂，故潘毅教授著书立说，着眼于中医学子现今的知识结构、认知能力，向中医人渗透、剖析原味中医学理，而这一些在民国时期本是“秀才学医，如菜作齑”，小菜一碟的。中医硕士研究生学子虽然对阴阳五行等学理已初通，但还谈不上游刃有余，研究学术亦经常会碰壁，写作论文说理也难透彻，只好以西医学认识作为论据。当然，西医学研究成果未尝不可作为一种“微观象”来丰富中医学术，但一般硕士生其论文并未使其真正融入中医学乃至系统科学学理中去，拼凑的学术并不是透彻的学术，“半中半西”，并不是“和而不同”的中西医之融通。总而言之，中医学术研究及学术论文写作皆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功底与积淀，其深浅厚薄决定了中医学子将来是否可成为大才。

1.3历史与逻辑的研究方法可使中医学研究更具“景深”历史是一面镜子，与人以借鉴;历史亦是时空之长河，予人以时空的坐标。任何人或事物只有被放在历史的坐标上，才能变得立体起来。中医学的历史是厚重的，任何中医学术研究均不能脱离开历史而投机取巧。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中医临床研究的第一步则是临床文献研究，如青蒿素治疗疟疾和砒霜中提取的三氧化二砷治疗急性早幼粒白血病即是典型的例证。而以临床文献为起始纳入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medicine，EBM)“证据体”的构建过程，则属逻辑研究方法。形式逻辑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所倡导的，尽管原味中医学其础理论最常用的是象思维方法，但作为临床实证研究，遵循逻辑方法是不可或缺的，如同潘毅教授所言:中医是道理合一的医学［1］。

1.4中国古典哲学成就了中医学术及教育的智慧高度潘毅教授认为，中医学不纯粹是一门知识之学，它更接近智慧之学，它的底气、根源或谓“深海下的海床”即是中国古典哲学文化。《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阴阳和”即是中医科学与文化之灵魂，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和”之演示是基源于对中国文化的深彻领悟。中国古代先贤立“道”目的之一是“推天道以明人事”，中医学法之即是“推天道以明医事”。中医学的学理和技术只有在道统领下才有生机与活力。

2结语

第9篇：中医学的哲学基础范文

[关键词] 实体；关系；相互作用；中医学；非实体性思维

[中图分类号] R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2）01（a）-092-02

The non-substantive though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ING Zehui1, WANG Huasheng2

1.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Youjiang Medical College for Nationalities,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Baise 533000, China; 2.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 Youjiang Medical College for Nationalities,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Baise 533000, China

[Abstract] Western medicine grasps the object world by analyzing the various factors of the whole, and recourse the substantive being that decides life state of person. By researching the relations of the various factors in the inside and outside environment of person's vital activit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vestigates the coupling and function of the various factors, and probes the interaction that causes the biological of person. To the substantive thought of Western medicine, it is distinct contrast that the non-substantive though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at pays attention to the relations and interaction of the organism.

[Key words] Substance; Relations; Interacti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on-substantive thought

关于中西医学思维的比较研究，理论界大多从思维的方式、方法入手进行。笔者认为，换个研究角度，从中西医学思维的核心理念入手进行，对中医药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例如，何裕民教授在研究中医的整合思维时论及一个研究案例，调查表明，在对回答鸡、牛、草三者之间哪两样东西关系最密切时，有中国文化背景的人绝大多数选牛和草，而有美国文化背景的人却选鸡和牛[1]。笔者认为，前者关注的是牛与草之间关系，是在关系中把握实体，而后者关注的是分类，把握的是实体，是在实体中把握关系，因而中西思维的差异之一是核心理念的差异：关系与实体。

1 西医学的实体性思维

西医学从整体中各要素的分析入手来把握对象世界，本体与现象具有明确的限定性，在研究人的生命活动规律时，总是要追索生命活动背后的最根本的实体性基础。这种基础不论是精神性的还是物质性的，都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实体。

1.1 精神性实体

西医学在它的发展初期和中世纪时期，是将人的生命健康或疾病的状态归结为精神性实体的作用。例如，鬼神致病观念认为，鬼神或他人的灵魂进入肉体就会导致生病。《圣经·出埃及记》说，上帝可使人患麻风和使人痊愈，而其《列王记下》说，天神散布瘟疫，一夜间使亚述人死亡18.5万人。基督教视野中，人生病是上帝对人的惩罚。这种鬼、神、灵魂都是精神性的实体，是异己的实体，治病就在于铲除这种实体，或求上帝的宽恕。

1.2 物质性实体

西医学在它的经验医学、实验医学和生物医学时代，则是寻求人的生命活动的物质性基础。近现代西医学从总体上来说是用观察与实验的方法，以研究机体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特性为基础，来探寻疾病的位置和原因，认为疾病的根源在于物质性实体的异常，疾病是一种客观的实体，是外在的东西，是患者的异己[2]。莫干尼的病灶理念把疾病看成是局部损伤，认为每一种疾病都有它相应的病变部位并在某个器官内。找病灶成为西医诊断的最主要目标。这种找病灶的思想是“西医诊断学以及种种诊断技术和仪器的基础，其影响一直持续至今[3]”。在其后，魏尔啸的细胞病理学确认了疾病的微物质基础。在西医学视野中，无论是组织、器官、细胞、生物大分子，还是基因，都是物质性的实体；无论是细胞免疫系统、体液免疫系统，还是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都是实体性的存在。“本体论的疾病实体观将疾病看成是身体各部分的损伤或器官的障碍[3]”，医学的任务在于清除病灶，消灭病原体，修补损伤，或者置换实体。

西医学的实体性思维，是从研究对象世界入手，分析其组成部分的内部机制，追索决定人的生命状态的实体性存在。即使探讨整体与要素、要素与要素的关系时，西医学的立足点和着眼点仍在于实体，而不在于关系，是以有形宰制无形。

2 中医学的关系性思维

中医学把人与自然看作是有机的整体，不是从整体的各要素的分析入手，而是从整体中各要素的关系入手来把握人的生命活动、内外环境中相互作用的各因素的联结及其功能，并不关注决定这种联系的最终实体。这就形成了中医学源远流长的非实体性的辨证思维传统，与西医学的实体性思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2.1 关系性存在

关系是事物间相互联系的必要因素，不同关系表现着事物的不同联系方式，任何事物都处在和其他事物的一定关系中，只有在与其他事物的关系中，它才能存在和发展。中医学理论框架是建立在关系理念基础上的。因此，对于中医学的许多基本概念、范畴，诸如“阴阳”、“五行”、“经络”、“气血”等的分析，不应把它们作为实体来寻找本质[4]。阴阳理念揭示的是有机体内外环境的对立统一关系、有机体的生理活动和病理变化。五行理念揭示多种元素之间的关系。经络是人体气血运行的通路，美国有一本介绍经络学说的书就叫《没有蜘蛛的蜘蛛网》[5]。这个比喻较为贴切，但仍不准确，因为蜘蛛网仍可理解为一种实体，确切地说，经络是没有蜘蛛的无形的蜘蛛网，因为它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没有独立实体性。正如张其成所说，“经络就是一个关系结构、关系实在”[5]。用西医解剖学方法去追问经络的实体就难免陷入误区。

2.2 关系性疾病

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医学的核心理论，它的中心思想是以对立统一关系来论述医学理论，着眼于有机体内外各因素职司相配的相互关系，这种相互关系构成一定的秩序。阴阳五行关系正常，有机体处于有序状态，表征健康；如关系异常，则有机体处于失序状态，表征疾病。中医的辨证论治观认为，“证”是系统质病，即关系病[7]。因此，调整阴阳，补偏救弊，帮助患者改善内环境，维护阴阳的相对平衡，恢复各要素的正常关系，便成为中医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基于此，中药理论以“君、臣、佐、使”比喻任何一味方剂中各药物的互动关系，表征着各种药物的秩序。

对于关系性存在无法进行实体性诠释或实证。虽然实体、关系、能量、信息等都具有客观实在性，都属于物质范畴，但是关系不同于实体。实体是能够被用感觉器官（或借助于仪器）感知的；而关系却不能被感知，需要运用思维去把握。邱鸿钟[8]认为，中医学理论具有直觉知识的自明性，原初的自明性体验是其后继的认识活动的起点。这就是说，对关系性存在的思维把握主要的是直觉思维。

中医学的关系性思维，同样研究实体，如研究五脏六腑的形态与功能，但对实体的研究是在各实体之间的关系中来研究的，对于实体的界定基于关系理念，对于关系性疾病的治疗在于恢复各实体之间的秩序。

3 中医学追究的终极原因

关系蕴涵着联系，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或现象存在着某种关系，表征它们是相互联系着的，而联系的根本内容就是相互作用。中医学从研究有机体内外环境的关系入手，追寻导致人的各种生命现象产生的相互作用。

相互作用是中医学的关键概念。《易经》以阴阳两爻的感应交织、相互作用展开人与天地的宇宙图式。《黄帝内经》认为，人是天地相互作用的产物，“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黄帝内经》医学理论立论于“人与天地相参”，由此进行取象比类，人与天地的类比被落实到时令节气之上，以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秩序运行着。整体理念揭示了要素与要素、生理与心理、肉体与灵魂、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如脏腑与气血的关系，“气和血运行于周身，营养脏腑、经络、四肢、百骸。因此，气血运行失常必然影响脏腑的生理活动，从而导致脏腑的病变；反之，人体的气血，又是脏腑生理活动的产物，脏腑的病变必然导致气血的运行失常[9]。”阴阳学说揭示了阴阳交感所引发的对立制约、互根互用、消长平衡和相互转化关系。辨证论治是以个体在天、地、人三者相互作用后的反应状态（象）为依据的。辨证时，既须把握各个“证型”的本质特点及其种种表现，更须了解不同“证型”之间的内在联系、相互影响和转化可能[10]。药性理论同样注重相互作用。

相互作用是中医学追究的终极原因。中医学没有西医学思维中的现象与本质的二元对立，它直朝现象本身，运用内景返观、司外揣内等方法，追问导致现象产生的相互作用，而并不特别关注现象背后的本体与本质。恩格斯指出，“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我们不能比对这种相互作用的认识追溯得更远了，因为在这之后没有什么要认识的东西了[11]。”这就是说，在中医学看来，人的生命活动现象，归根结底是内外环境中的各要素相互作用的过程或结果。天人相通是通过气来实现的，气有阴阳，阴阳的相互作用生成了人的生命过程中的健康或疾病状态。用精气的升降出入、阴阳的对立互根、消长转化、五行的类比取象、生克乘侮来说明人体生命过程和疾病的发生，都体现了中医学思维所追寻的终极原因是相互作用。

中医学的非实体性思维是中国古代医家在历史文化条件下对人体关联现象了悟中生成的。中国最初的文明是农业文明，农业经济兴起和繁荣的条件是各要素的综合作用，尤其是水利条件，中国的水利条件与西欧相比尤为艰难，而兴修水利需要不同地域、不同层次、不同部落的人群相互协作。这一特定条件促使中国古代思想家们着重思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哲学家着重思考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伦理秩序和政治秩序。中国文化这种重视关系与相互作用的思维方式在中医学中得以运用和发挥，就着眼于建构有机体内外环境中各要素之间的秩序，确保其处于有序状态。

[参考文献]

[1] 何裕民.重要的是“土壤”,而不是“雨水”——关于整合思维与象思维[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10,31(12):8-9,28.

[2] 张大庆.人道主义的凯歌——科学技术与20世纪的医学[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196.

[3] 张大庆.医学思想史札记之二:西方近代疾病观念的变革[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10,31(4):68-69.

[4] 赵博,马烈光.后现代主义下的中西医比较[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6,12(4):305-308.

[5] 程之范.世界医学史的教学与中西医问题[C]//程之范医史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9.

[6] 张其成.易学与中医[M].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94.

[7] 王淑玲,孙云廷.中医系统论与中药复方研究[J].时珍国医国药,2008, 19(1):212-213.

[8] 邱鸿钟.中医的生活世界观与直觉的明见性[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10,31(7):66-67,80.

[9] 张朝晖,彭娟.浅析脏腑与气血关系在糖尿病伤口治疗中的意义[J].时珍国医国药,2009,20(2):490.

[10] 何裕民.中医学导论[M].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4: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