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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非法行医未能根本遏制
非法行医首先以无证行医最为常见,主要是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黑诊所”的诊疗活动,与无行医资格的游医、假医,以及借助虚假宣传招摇撞骗,或打着医学科研、包治神效等幌子误导和欺骗患者的诊疗活动;其次是医疗机构聘用非卫生技术人员行医,或者出租、承包科室,超出许可登记范围执业,利用B超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及选择性别地进行终止妊娠手术等行为。非法行医未能从根本上遏制,还与一些群众就医安全意识不强,加上科普知识缺乏,贪图方便、省钱、省事,特意到非法行医处就诊或自愿接受其治疗存在直接关系。监督机构在处罚取缔中就常因为法不责众而不了了之。统计显示,近十年来全国各县乡镇共取缔无证行医达25.1万户次,吊销医师个人行医证照1110张,有3201户的医疗执业许可证被吊销。值得注意的是,基层非法行医行列中还包括一些由于制度变革未及时规范的无证诊所与行医人员。此类诊所与人员又分为两类,一类是1994年原卫生部颁布实施《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前已取得卫生行政部门登记许可证照者,由于《条例》未对他们如何有效衔接过渡作出明确规定,《条例》实施后又因其本身年龄大、文化程度低等原因至今仍未取得执业资格,从而导致一直处于无证行医状态。另一类是随着城镇化改革的加快,近些年来许多地方的村子改为居民区,原已取得医疗执业资格的乡村医生,必需按照在城镇实行的《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申领新证,不再适用《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而这些村改居后的乡村医生,大多也受年龄与文化程度限制很难考领医师资格证书,因此也无法取得执业许可证。结果,这些诊所和人员都变成无证行医。而他们实际上长期就在本地行医为生,得到当地群众的认可,加上当地医疗卫生服务的需要,要加以取缔都比较困难,进行也有难度。事实上他们与社会上到处流窜的非法行医者有所区别,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如何处置还待进一步研究。但无论怎么说,非法行医的泛滥,特别是那些招摇撞骗的江湖郎中到处流窜,近些年来已引起社会公愤。一是它威胁着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由于大多数都没有行医资质,没有专项技术设备,缺乏医疗防范意识和急救措施,以及药品来源不明和质量低劣,导致医疗事故频发,对就诊者造成伤害,甚至给患者造成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二是它扰乱了正常的医疗市场秩序。非法行医者常常以营利为目的,随便设点开设诊疗科目。这些行医点虽然投资少,条件差,设施简陋,却收益快,可以逃避卫生执法人员的检查,迅速挤占医疗服务市场,造成卫生市场的不对称性,扰乱医疗服务市场管理秩序。三是它增加医疗纠纷概率和影响社会稳定。非法行医者往往无法保证医疗质量,误诊、漏诊经常发生,常常延误疾病的最佳治疗时机,从而导致严重后果,造成医患冲突频频出现,并由于缺乏有效监管,一旦发生事故纠纷,往往溜得很快,采取逃跑与躲避的方式,极易引发。
2.虚假医疗广告监控不力
虚假医疗广告泛滥,是长期以来公众对有些媒体与医疗机构罔顾社会公德的一大不满。由于受经济利益的驱使,这一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现象几度泛滥成灾,甚至像鱼鳞片一般贴满大街小巷与居民住房的楼房门壁。后来虽然几经惩罚打击有所收敛,但时下仍不时有医疗单位与一些媒体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置国家法律法规和道德准则于不顾而见诸报刊电视,引诱病急乱投医者上钩。比如,福州市卫生监督所联合工商部门曾对医疗广告市场进行过一次较大规模的整治,共监督检查医疗广告52件,其中违规的达39件,占75%。违规广告行为主要表现有:未经批准擅自刊登,擅自变更医疗广告证明内容,夸大宣传药品或疗法的功能、疗效,文句中出现根本不存在或不可能做到的医效,如“祖传秘方”,“药到病除”,“名医传授”,“治愈各种疑难杂症”等用语,或者出现“XX博士、专家”等医学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头衔。时下,随着人们经济收入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爱美之心趋于普遍,一些行医者则开始做起非法医学美容、美体服务牟取暴利的美梦而进行虚假宣传,在一些媒体上明目张胆地自吹自擂,误导消费,这是基层卫生行政监督值得警惕的又一个新动向。
二、监督不到位的主要原因在于体制本身还不健全
从实际情况看,基层医疗卫生行政监督中存在的上述问题,都无不与监督体制存在漏洞缺失有关。
1.相关法律法规仍有缺失
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各领域开始全面改革开放以来,新出台的医疗卫生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相当多,但由于新情况不断出现,以及时间跨度大等原因,导致其中有些法规变得相对滞后,相互难以衔接,甚至出现矛盾,不能切实解决医疗卫生服务行业冒出的新问题,难以对一些违法违规行为起到规范作用。例如,《条例》是1994年颁布的,其中有些内容就与后来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如向社会开放的部队医疗机构监管职权的归属问题,医疗机构区域设置规划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危重病人因某种原因拒绝抢救的医院法律责任问题等,《条例》当时都没有作出明确规定。还如,《条例》的某些条款与后来新的一些相关法律规定衔接不紧,如医疗机构的犯罪行为与《刑法》的规定不太一致,《条例》规定的卫生技术人员与《执业医师法》中关于医师执业资格的规定存在矛盾,医疗广告与药品宣传广告的专门法规与《药品管理法》和《广告法》之间有的条款前后不对应等等。此外,近些年来的一些新形式的卫生医疗活动,法规上尚存在空白,无法可依。如社会上以义诊、体检、免费体检等名目,从事医疗活动、推销药品及各种治疗仪器械等现象,就找不到明确的法律规定。又如,《执业医师法》到底适用不适用无医师执业证书人员,《条例》中的“医疗机构”究竟怎么界定,以及这两个法规在取缔、打击非法(无证)行医行为时调整范围怎么认定等,在执法过程中也都争议很大。再如,在《执业医师法》《条例》及其《实施细则》中,均未对被卫生监督机构没收后的药品器械的保存处置作出相应规定。因此,尽快填补或完善有关法规,也是当前加强医疗卫生行政监督的一大迫切需要。
2.机构与职能尚未理顺
目前全国承担医疗卫生监督职能的主体有两种,一种是卫生行政部门,由卫生厅(局)的医政部门直接进行监督管理,另一种是移交或部分委托给专门的卫生监督机构。例如对医疗市场的执法监督移交给卫生监督机构,而医疗机构设置审批和校验工作仍留在卫生行政部门。不同的省市主体不同,同一省市的县区也不尽相同。体制的不统一,执法分散,使监督有时无法有效统一实施,监管效率变低,力度减弱,效果转差。机构与职能没有理顺,也使得卫生监督在日常工作中与公安、工商、药监等部门的综合执法、联合执法协调变难。在实际生活中,医疗卫生行为常常涉及房屋出租、流动人员管理,及计划生育、医疗广告、药品管理、医疗纠纷等问题,甚至涉嫌非法行医罪的立案查处等,都与这些部门的履行监管职责有关。如果本系统自身都不统一,政出多门,各自为政,那与其他部门密切配合就会变得更加困难。我国目前专门从事卫生行政监督工作的人员共有以下三种身份:第一种,实行公务员管理,约占3.3%;第二种,参照公务员管理,约占16.3%;其余绝大部分属于事业单位编制。卫生监督人员身份的多样化,反映了卫生行政监督机构的性质和地位不统一,难以制订统一的法律法规,也表现了卫生监督体制改革的不彻底。当然,把其中大量人员列为事业编制,从政府精简机构的角度考虑有道理,但对于卫生行政监督而言,如果长期名份不全或没有名份,肯定会给工作带来不利影响。众所周知,我们的医院多数是公办,如果对他们实施监督的不是行政部门及其公职人员,就有“名不正,言不顺”之嫌,工作也较难开展。同时,在实施卫生监督执法过程中由于身份不明确,权威性必然受影响,乃至引起暴力抗法。
3.队伍和人员数量素量缺保证
由于对卫生行政监督的机构和人员编制没有统一规定,这一方面基层存在的第一个普遍问题就是执法力量不足。据笔者统计,目前全国卫生行政监督人员虽然达94000多人,但越往任务更为具体艰巨的基层人数反而越少。以福建而例,目前省卫生监督所编制80人,在编70人;南平市50人,在编42人;到了延平区这一级,编制反倒仅18人,因人手不够,只好聘请4个兼职人员。据此可以看出,越是基层缺编越明显。基层直接面对成千上万个监督对象,五花八门的医疗活动,监督执法任务十分繁重,不仅要承担县(市、区)乡(镇)村(居)的医疗卫生监督工作,而且还要承担传染病和其它卫生监督工作。在人员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要使监督工作的质量有保证,就需要每名监督人员付出更大努力。实际上由于人手紧,基层很多卫生监督机构长年疲于应付,难以积极有效地对越来越多的行医人员与频繁的行医活动实施严格监督,与政府和社会的要求也就常存差距。根据《卫生监督体系建设与发展研究报告》测算,按照履行职责的需要,基层卫生监督人员与实际需要之间普遍存在34%以上的缺口。尤其在当前需要集中力量切实整治医疗卫生服务秩序之际,人员数量不足显得尤为突出。若不能得到及时解决,监督不力,监督覆盖率低,监督质量不高就难以避免。基层卫监队伍人员存在的再一个问题是素质整体不高。基层医疗卫生行政监督始于改革开放以后,起步晚,起点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各县区卫生执法监督所成立以前,公共卫生监督执法由各地防疫部门承担,医疗卫生监督执法没有专门的执法队伍,职责主要由各地卫生行政部门医政科承担。此后按上级要求实行机构改革以后,各地刚成立的卫生监督所为解决工作人员问题,采取权宜之计,一部分人直接从原卫生防疫站划转过来,但他们以前从事的都是公共卫生监督执法工作,对医疗卫生监督比较陌生。另外,则降低准入门槛,放宽录用要求,从外单位调入或从社会录用。由于这一历史原因,迄今为止,基层卫生监督队伍总体上学历层次偏低,知识结构不合理,专业人才缺乏,能力素质普遍有待提高。不少人是改革之初涌入卫生监督执法队伍的,甚至是无大学学历、无职称、无专业技术的“三无”人员。据统计,2008年时县级卫生监督员中曾有43.3%仅是中专或高中学历。少数学历高知能强的年轻人由于社会地位不高、收入少而外流,呈现人才流失的“剪刀差”趋势,使队伍构成更不合理。加上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工作没有到位,外出学习机会偏少,即使没有流出,也是知识更新慢,观念陈旧,工作在低水平重复。工作人员知识能力这种结构显然很不适应新形势下医疗卫生行政监督的需要。
4.经费投入不足
基层卫生行政监督目前存在的又一突出问题是财政投入不足。卫生行政监督属于纯公共产品,理应全部由公共财政埋单。但基层各地政府的财政投入普遍偏少,使执法监督工作连必备的交通、采证等物力配备都存在缺口,直接导致监督频次不够,覆盖面不广,监督质量得不到保证。另一方面,也使得卫生监督人员的劳动价值得不到应有体现,有的地方甚至连人员工资都没有保障。为弥补经费困难,有的县区只好巧立名目,靠行政收费来补充。据权威人士调查,长期以来基层政府对卫生监督的筹资职能严重缺位,由财政完全提供经费的仅占所调查机构总数的18.2%,有35.8%的基层政府只承担卫生监督活动所需经费开支的50%,有0.5%的机构国家财政完全没有投入。即使在能够完全承担的地方,其投入也离切实履行监督职能的需要有较大差距。有学者调查温州市卫生监督机构财政情况后指出,目前卫生监督机构的预算外收入占到其全部收入的30.46%(审批、监测、培训、体检、检验、罚返等),地市级卫生监督机构财政拨款的87%用于人员和社保经费,县市级则超出100%,几乎没有任何业务经费。经费缺乏保障,导致很多基层所站平时要用较多精力搞创收来维持业务工作开展和职工福利待遇,不能认真全面地开展监督活动,有时连正常的监督行动都顾不上。当然,不可否认,卫生监督体制还不健全也不排除其他一些社会不良因素的影响。比如,由于医政监督工作所管理的对象绝大部分是本系统的单位和人员,关系网错综复杂,人情压力重重,在监督中有的人难以突破“关系网”、“人情网”的压力,认为走走过场、摆摆样子就行了,不必动真格。于是,实施约束、申诫或处罚,有时表面看非常严厉,力度很大,处罚金额不小,但随着工作的难度的增加,被监督者抵触情绪趋大,“雷声大雨声小”、“君子动口不动手”等现象也就随之出现。开始时是声势浩大,声色俱厉,到后来则虎头蛇尾,一切好商量,随意性变大,个人感彩渐浓。变成执法虽严效果却差,影响监督的公信度与有效性。
三、福建省南平延平区的实证分析
延平区医疗卫生行政监督虽然与全国一样已大体走上轨道,并颇有成效,但存在问题及成因也十分明显,较有代表性。
1.监管的体制性矛盾突出
自2010年开始到现在,南平市的10个县(市、区)中只有1个将医疗机构行政许可和卫生监督执法全部移交卫生监督所,有4个只是将医疗卫生监督执法移交给卫生监督所,有2个只将打击非法行医专项整治工作移交给卫生监督所,其余的3个县(市、区)则仍全部留在卫生局。这种不一致的情况使各县(市、区)执法主体多元化,执法主体与执法队伍分离,执法模式不统一,常导致卫生监督职能时有交叉,执法机构不一,执法尺度不一,工作要求不一,办事效率不高,难以有效地集中力量统一行动,以争取更为有效的监督效果。在延平区,由于对区内卫生机构的管理职能权限大多仍保留在区卫生局手中,如医疗机构的设置和许可审批注册、登记等,所以,区卫生监督所为了监督的权威性,在监督中便多以其名义行使职能。这样,监与管脱节,关系变得十分不顺,监督显得缺乏力度,无法从源头上控制医疗卫生事故苗头。卫生局对医疗卫生活动既管理又监督,实则是自管自监,“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监督执法也就势必“打折扣”。如在对一些医疗卫生行为实施监督时,有的医务人员就认为都是一个系统的,何必那么较真。还如,对监督执法人员提出的意见,有的医务人员就不够重视,能应付就应付。结果,都使得有关卫生法律法规在本系统医疗机构贯彻不到位,难落实。
2.监督执法主体力量薄弱
目前延平区辖区人口约50万,属于监督对象的医疗机构共有292个,其中医院2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站)18家,乡镇卫生14家,村卫生所230家,个体诊所及其它医疗机构27家。同时,全区的医疗卫生、传染病卫生、饮用水卫生、职业卫生和放射卫生等也离不开相应的监管。而区卫生监督所目前在岗的18人中女性占17个,其中有医学预防本科学历的仅1人,护理专业专科毕业的1人,其余皆为中专以下非专业学历人员。面对需要实施有效监督的大量机构和人员,卫监所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执法水平时常有点跟不上;加上体制不顺,以及知识更新机会少,经费不足,监督手段落后,完成各项监督任务就经常显得吃力繁重。无可否认,延平区的医疗卫生行政监督有时难以到位也存在一些客观原因。例如,监管对象多数分散在偏僻的农村,且多路途较远,以及乡镇卫生院普遍“缺医少护”,常不得不使用一些非卫技人员,有时默认超许可诊疗活动,监督中出现疏漏等就在所难免。还比如,现在的一些无证诊所流动性极大.一般都隐藏于城乡结合部和乡村及居民区的楼院内,非法执业者又多为外来流动人口,居无定所,来去无踪。为逃避执法部门的打击,他们往往采用“游击战术”,经常在住处附近变更诊疗场所,且诊疗场所与药品存放处也不在同一地点,这也给卫生监督执法人员查处带来一定的难度,当卫生执法人员离开现场后,他们又照旧行医,无法加以取缔。
四、加强基层医疗卫生行政监督的对策思考
为了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深化基层医疗卫生监督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其相关法律法规与执法监督体系,加强对医疗机构及其医疗服务质量、合理用药以及医疗广告等实施的有效监管,显然势在必行,十分迫切。
1.规范监督责任,理顺监督职能
实践说明,基层医疗卫生行政监督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缺位、错位和越位现象,原因之一是执行主体不一致,上下工作不对口,信息沟通不畅。因此,首先应该进一步明确卫生行政部门和卫生行政监督机构各自的职能,统一实行管监分离,政事分开,各司其职,将卫生监督所作为卫生行政部门内的一个职能机构,或者作为单列的行政机构。今后我国事业单位改革的一个方向,就是要把完全承担行政职能的单位转为行政机构。这样,既有利于切实解决执法主体不清、职能交叉等问题,也有利于卫生行政部门抓好行业管理,真正当好“裁判员”,提高行政效率。如果再继续什么“委托执法”,显然无益于减少行政管理重复运转环节及消除多头执法等弊端,也不符合事业体制改革的趋势。理顺了机构和职能的关系,监督人员目前存在的身份混乱问题,就可名正言顺地加以统一,即宜于一律转为行政编制,人员实行公务员管理。改制后由于同样都由财政开支,不但不会增加财政负担,还有利于整合卫生资源和转变行政职能,提高行政监督效率。现代西方发达国家行政管理改革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将政府的决策与执行职能逐步分开,缩小政府组成部门及其决策人员的规模,适当扩大行政执行人员规模,进而提高行政决策科学性,加强专业监督力度。
2.加强队伍建设,提高人员素质
基层的卫生监督工作也要靠人来做。建设一支能适应医疗卫生市场需要的结构合理、素质过硬、业务精湛、廉洁自律、秉公执法和办事高效的监督执法队伍,是搞好基层医疗卫生监督工作和保障人民健康的关健。因此,首先应该满足监督人员数量的合理需要,参照原卫生部关于按“辖区每万名常住人口配备1-1.5名卫生监督员的标准,测算所需卫生监督执法人员编制”的规定,配足配齐工作人员。其次要调整卫生监督队伍结构,增加临床医学、法律学、公共卫生管理学等相关专业的人员,让熟悉医疗流程、懂得医疗市场管理的专业人员从事医疗卫生监督工作,提高监督效率。为此,一要严格把好入口关,聘用人员时应严格按照原卫生部《关于卫生监督体系建设的若干规定》,把“遵守法律和职业道德”、”具备卫生监督相关的专业和法律知识”、“经过卫生监督员岗位培训并考试合格”、“新录用人员应具有大专以上学历”五个条件作为标准,公平竞争,择优录取,配齐配强队伍,从源头上为建立负责任、有活力的卫生监督队伍奠定基础,尽快适应当前形势和任务需要。二要重视培训轮训。基层医疗卫生行政监督涉及面广,专业性强,即使接受过高学历教育,随着医疗知识和技术的丰富与发展也会老化。所以,为适应卫生行政监督工作的新要求,要通过各种形式,认真实施原卫生部《2005—2010年全国卫生监督员教育培训规划》,及时让他们得到继续教育,提高整体素质就显得必不可少。培训轮训的内容应该重在实际工作需要,首先是加强医疗卫生法律法规的学习,提高依法监督能力;其次是充实医政管理专业知识,真正成为医政执法监督工作的行家里手;同时重视进行“廉洁勤政、执法为民”的教育,提升职业道德境界。
3.规范执法行为,增强内部协调
与其他行政工作一样,加强内部管理也是保证基层医疗卫生行政监督公正与效率的重要手段。为此,也应当按照原卫生部印发的《全国卫生监督机构工作规范》、《关于卫生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若干规定》等一系列文件规定,建立明确的责任制,认真履行职责,做到任务明确,责任到人。主要是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和工作程序;完善制约机制,建立关健岗位轮换和执法回避制度;公开办事程序和办事结果,接受社会监督;强化服务意识,保护和尊重监督对象的合法权益;大力推进监督执法考核和过错责任追究,不断规范卫生监督执法行为,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此外,由于基层医疗卫生监督在针对具体事情或问题时多涉及到多个部门,如医疗机构进行上环、取环、结扎、人流等项目时涉及到计生部门监管,药品、医疗器械等使用时涉及到药监部门监督,医疗广告时涉及到工商部门监管,非法行医罪查处时涉及到公安部门监控等,所以,要取得实效并非只靠卫生行政监督一家机构就能凑效,更需要相关部门的密切配合。这就需要加强各个相关部门的联系协作,建立信息共享,探索协调新方法。如铲除非法行医这颗毒瘤,卫生行政监督机构固然责无旁贷,但如无公安、药监、工商、监察、科技等部门配合,就很难取得效果。特别在开展一些大规模或重大的打击非法行医行动中,不仅要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制订联席会议制度,开展联合执法;而且要加强与基层政府、派出所、村(居)委会、城管等部门的联系,如严格出租屋管理,严禁屋主租借场地给他人从事非法行医活动等,才能有效化解监督人员孤军独进的困境,提高监控效率,使非法行医无藏身之地。
4.增加财政投入,提供必要保障
基层医疗卫生行政监督是纯公共服务,需要公共财政保障其有效运作。因此基层政府都应当按照原卫生部《关于卫生监督体系建设的若干规定》,提供“卫生监督机构履行卫生监督管理职责所需的一切经费,包括人员经费、公务费、业务费和发展建设支出”,按照财政部、国家计委、原卫生部《关于卫生事业补助政策的意见》(财社12000217号),在政府预算中根据其需要加以合理安排,保证其履行职责拥有必要经费。为了使财政投入得到保障,还应该通过立法形式在法律法规上得以固定,以防止这一方面的投入出现非常规形态变化。同时,基层卫生行政监督机构也应当按时积极向同级政府汇报说明工作需要,争取财政全额预算安排的主动权。财政保障的一个重要体现是物力保障。针对目前基层卫生监督机构普遍存在建设面积不达标,快速检测设备数量不足,执法取证工具和办公设备性能陈旧,信息网络建设落后等严重影响监督监测质量和执法公正性权威性的现象,基层政府也有责任按照原卫生部关于《卫生监督机构建设指导意见》规定的配置标准,积极提供监督执法办公用房、执法车辆,以及取证与快速检验的设备、通讯工具、防护装备、网络建设等基础设施,为卫生监督和综合执法提供物质保障,从根本上解决“收费养人”问题。
5.依靠群众,发挥社会监督威力
现状一:据不完全统计,黄山市中心城区及辖区内的各区县近十年来,建成了大大小小商业住宅区大约在317个,还有拆迁安置区和单位企业自建住宅区等,这些区建成后,形成了新的人群居住群体,并打破了原有行政区划范围,营造了新的居住环境,改善了居民的居住条件。现行的住宅区比原来的行政村规模、居住户数和人口都要大,在第一轮基层医改中,所有行政村都建有村卫生室,但现在的新建住宅区,数量之多、规模增大,而基本的医疗卫生设施却没有纳入总体规划之中,致使在新环境中生活的居民,缺少最基本的,最便捷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资源,往往一有病痛或是一些中老年人的慢病患者,只能往大医院跑,进而造成综合性医院出现了人满为患的状况,这样就形成了新的就医难问题。现状二:截止2013年底,黄山市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有26万,占全市总人口17%,而城市老年人口占全市老年人27%。这些老年人绝大部分都居住在社区或新建小区,这部分老年人中又有相当一部分人与慢性病或老年病相随,平时就需要医疗卫生保健;此外,还有15%左右儿童,他们需要日常的医疗卫生保健服务,而现在的新建住宅区里没有为他们提供基本医疗卫生保健服务。他们期盼能建立区域内的医疗卫生保健网络,为他们提供最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现状三:据统计,黄山市2013年心脑血管病死亡人数为719人,肿瘤死亡1337人,高血压死亡474人,呼吸系统疾病死亡568人,此外还有大量高血糖、高血脂、脂肪肝等慢性病患者,而这些人群又是当前公共卫生均等化服务的重点对象,每年都需要进行跟踪服务,建立完整的健康和疾病监测档案。由于现行的城市人口聚集,大量的新建住宅区投入使用,原有的居民进行了一轮大迁徙,给基层公共卫生服务机构开展工作带来了困难,老年人、慢病患者和居民健康档案建档不全,档案完整性差,有些档案成摆设或死档,不能为现住居民提供有效的基础健康资料,这也预示着新居民区医疗卫生保健网络建设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2建立城市住宅区基本医疗保健服务网络的基础
2.1黄山市经过十多年的基层医改,已经积累了一整套的管理经验,制定了一系列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政策,特别是建立了惠顾群众的医疗卫生保健保障机制建立。解决了广大群众基本医疗卫生保健需求。
2.2国家和各级政府已经出台了相关的政策保障。国务院《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及实施方案》国发[2012]11号中指出的:“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实践,是建设现代国家、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举措,是贯穿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综合改革”。加快新建住宅区医疗卫生保健网络建设是遵循“保基本、强基层、建制度”基本原则,为进一步提高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真正使社区卫生服务网络发挥作用。2.3黄山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建立,并培养了一大批社区医疗卫生保健的专业人员-全科医生,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向基层延伸,就可以发挥他们的专业优势和作用,即可解决目前新建社区卫生保健网络缺乏问题,又可最大限度发挥全科医生的作用。
3建议
医用卫生材料的数字化管理的首要工作就是实现医疗器械的标准化管理。在标准化管理过程中,主数据贯穿始终,是后续卫生材料管理的基础,一般涉及到卫生材料主数据、供应商主数据、价格主数据等。
(一)卫生材料信息标准化标准化编码是实施信息化的基础,具有重要的社会效益及经济意义。医用卫生材料的标准化编码,不仅应用在生产、购进、质量验收、储存、出库、发放及应用等环节,而且对正规化管理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此外标准化编码还可以提高职能部门的质量监督,起着产品身份证的作用。因此,通过统一分类编码,可从制度上建立起一套对产品质量全程跟踪和追究的模式。规范卫生材料主数据编码规则,明晰界定物资的分类原则,既要符合医院财务统计需要,又要适应实物管理需要,更要考虑国家、军队等相关部门的审计要求。在医用器材的分类中,要参照《医疗器械分类规则》(局令第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行业标准WS/T118-1999《全国卫生行业医疗器械、仪器设备(商品、物资)分类与代码》、总后勤部医用耗材的分类标准等分类的规则和方法。同时要对卫生材料编码的长度进行统一,便于使用和查询。通常卫生材料可以细分为五类进行编码,即普通耗材、特殊耗材、器械、试剂和杂品。
(二)供应商信息标准化供应商主数据是采购业务的基础数据,记录供应商基本信息,如公司名称、地址、联系人、付款条件等。对供应商信息进行标准化编码,需统一供应商的编码格式,定义供应商分类原则,统一定义长度,满足系统管理要求,供应商资质文档也应纳入系统管理。供应商信息的标准化编码,不但有利于卫生材料的统一管理,使其工作流程化、系统化,同时也能够严格控制供应商的资质,确保该类物资的安全性、有效性,避免医疗纠纷隐患。
(三)价格信息标准化价格主数据记录了供应商的历史供货信息,包含价格条款、供货方式、交货期、结算方式等。它既是供应商评估的有力依据,也是指导采购工作的重要参考。为了加强价格管理,可建立一套价格工具记录管理采购价格信息,以反映卫生材料价格变化趋势,同时从系统层面加强对采购价格的监控,特别是首次卫生材料采购。此外,要严格规范价格主数据的申报、创建、修改、使用以及有效时间,以确保价格信息的标准化和统一化。
二、卫生材料流程闭环管理数字化
卫生材料的数字化管理可解决供应链管理中的诸多问题,概括而言,一是在规范管理的前提下,其是实现医院全成本核算的业务基础,有助于建立全要素、全过程核算体系;二是可从财务预算控制、采购审批控制、库存成本等角度实现业务过程的可控性,从院科两级实现业务数据透明可视;三是可实现核算数据的及时性、准确性、完整性,为院长决策系统提供全面的决策依据。此外,在供应链方面可形成从采购计划供应商采购订单验货单应付账款卫生材料请领单费用计价财务支付的全流程闭环式可控管理体系。卫生材料管理过程涵盖计划、审核、采购(入库)、出库、消耗、报废(退换)、盘点等环节,其应包括的模块及功能流程详见表1。
三、卫生材料的数字化管理实效
医用卫生材料的数字化管理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步骤实施,其具体流程、工作要点及实施效果概述如下:
(一)库存清查盘点通过库存盘点,将卫生材料的价值、库存、出库量、购入时间、使用年限、规格型号、存放地点、管理人员等信息梳理清楚,为数字化管理的实施奠定坚实的数据基础。
(二)重新建账,设定基数在物资库存盘点的基础上重新建立符合数字化管理流程的账目,同时摒弃历史账目中的诸多安全隐患,如账目不清、账物不符、权责不清、管理混乱等问题。
(三)创建卫生材料主数据库和供应商主数据库通过卫生材料主数据标准化的编码管理,可以实现卫生材料的统一分类、统一管理,提高收费、消耗、库存和统计信息的准确性。建立统一的供应商主数据库,实现从供应商的资质准入、维护到供应商评估等有效的监管,最大可能地保障医院的利益。
(四)实施流程管理,配套管理制度实现从科室需求、计划采购到患者消耗的全供应链管理,从而更好地改进质量和保障效能,优化流程,有效堵漏管理缺口。
(五)库存物资结构策略调整进行库存的全面控制,加快库存的流通、减少库存占用和资金占用,尽可能达到零库存的要求。
(六)职能划分,明确职责通过“全院总账——卫生材料库——临床库房”的三级管理,使得各个科室的职能划分明确,责任清晰,极大提高卫生材料管理的安全性。
(七)优化管理流程、服务流程、使用流程设计通过各级流程的最优化设计,能够使得各卫生材料各级管理便捷,流程合理,提高管理效率,实现卫生材料的数字化管理。
论文关键词:农村,卫生资源,配置
1引言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社会城乡“二元”结构的特征,包括医疗资源在内的各种社会资源享有与分配存在着严重不平衡,致使城乡差距日益增大。虽然近年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形成了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对减轻农民因疾病带来的经济负担、提高农民健康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当前我国卫生资源配置的城乡差距仍然过大。如何缩小城乡卫生差距,合理配置城乡医疗卫生资源,实现城乡卫生的均衡发展,让农民也能享受到和城镇居民同样的优质医疗卫生服务,全面提高我国农村居民健康保障水平和生活质量,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之一。
2卫生资源配置的内涵
卫生资源是社会在提供医疗卫生服务过程中占用或消耗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总称。卫生资源配置是指卫生资源在卫生行业(或部门)内的分配和转移(流动)。其有两层含义:一是卫生资源的分配,称为初配置,其特点是卫生资源的增量分配;二是卫生资源的流动,称为再配置,其特点是卫生资源的存量调整。卫生资源配置的内容主要有卫生机构的设置、医院床位、卫生人力、卫生设备和卫生经费配置等5个方面。
3安徽省农村卫生资源配置的现状
近年来,安徽省政府为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农村卫生服务体系,优化农村卫生资源配置,提高其效率和效益,满足农村居民多层次的健康需求,提高农村居民健康水平,不断加强对农村地区卫生资源的投入,使得农村卫生资源配置方面有了显著改善,农村卫生资源总量不断增长。2005—2009年,乡村医生和卫生员数量共增加0.2万人;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人数持续增长毕业论文ppt,已由2005年的614万人,增加到2009年的4651.7万人,增加了4037.7万人;截止到2009年末,新农合参合率已达到93.57%,有效地减轻了农民就医的经济负担,改善了农民的就医状况,提高了农民健康水平。
在村卫生室总量方面则呈递减趋势,且减幅比较明显。2005—2009年间村卫生室数量由2.3万个,下降到1.9万个,共减少0.4万个。究其原因在于近年来在优化农村卫生资源配置方面,安徽省坚持“控制总量、盘活存量、优化增量、提高质量”的原则,结合各地的乡镇区划的调整、交通条件的改善和农村卫生资源的现状,调整农村医疗卫生资源的布局,对原有的村卫生诊所进行了整合中国。并按照《安徽省农村医疗卫生机构设置指导意见》的要求,原则上一个行政村设置一所村卫生室。卫生院所在地的行政村可以不设卫生室,人口少的邻近行政村也可以联合设置卫生室。因此,近年来在村卫生室总量方面有所下降(见表1)。
表1 2005—2009年安徽省农村卫生资源配置情况
年份
村卫生室
(万个))
乡村医生和卫生员
(万人)
农村有医疗点的村
占总村数的比例(%)
参加新农合人数
(万人)
参合率(%)
2005
2.3
4.7
95
614
—
2006
2.2
4.6
96
1384.8
—
2007
2.1
4.4
96
3602
85.7
2008
1.9
5
96
4523.9
90.12
2009
1.9
4.9
96
4651.7
关键词:医疗需求;影响因素;医疗服务
中图分类号:R197.1文献标识码:A
我国农村医疗需求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通过对医疗需求进行分析,可以有效地促进农村居民医疗需求,也可以为国家采取各种措施提供一定的现实依据。本文对农村医疗需求影响因素进行综述,以提高对于农村医疗需求的了解。刘天锡等人通过专题调查研究,在《宁夏居民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研究》一文中详细说明了宁夏居民医疗需求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宁夏居民较过去5年,医疗卫生需求量增加,说明随着卫生事业的快速发展和经济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人们健康意识的总体水平也较过去明显提高。农村居民医疗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
一、内部因素
(一)个性特征。马晓荣对健康需求的实证研究得出了农村居民健康需求的影响因素有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等。而医疗需求与健康状况具有最直接的关系,因此将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等个性特征认为是影响农村居民医疗需求的内在原因。
另外,健康价值观也是影响农村医疗需求的一个方面。健康价值观,简言之便是对待健康所持的观点。农村居民的经济收入比较低,某些农村居民的生活甚至处在贫困中,长期处在这种贫困状态影响了人们的社会和心理特征的发展,这些特征包括相信命运、不能持续地维持满意的生活、健康价值观低下(认为得病不是异常情况)。
(二)收入状况。不同经济水平地区居民医疗需要存在明显差异。低经济水平地区居民医疗需要更高,但由于低经济水平地区居民的收入普遍不高,支付能力有限,他们的医疗需求反而较低,即表现为“高需要,低需求”。任苒、张琳等在2001年对辽宁农村医疗保健需要、需求和利用进行样本调查。调查的结论得出,不同经济水平地区居民医疗服务需求有所不同,低经济水平地区居民需求较低。调查针对三类地区,其中第三类地区经济水平最低,一类和二类经济水平相差不大。三类地区中,第三类地区住院率最低,这是与医疗需要的指标分析结果相悖的;门诊需求中,需求最高的是经济发达地区。这种医疗的“高需要、低需求”现象与国际上一些同类研究的结果是一致的。从门诊和住院医疗服务需求结果的一致性中基本可以确认,由于支付能力的有限,经济水平低的地区居民的医疗需求受到了抑制。另外,根据张娜的硕士论文中对江苏省淮安市C区X镇进行调查发现,X镇村民大病医疗费用(包括药费、治疗费、交通费等在内)平均额在1万元左右,相当于一个3口之家1年纯收入的总额。家庭经济水平较差的只能选择到县区医院看大病,家庭经济水平较好的才有能力到市省一级医院看大病,大病的支出是普通农村家庭难以承担的。
收入状况对于医疗需求的影响是直接的,收入状况低的居民由于支付能力有限,他们的医疗需求相对较低。
二、外部因素
(一)农村的医疗卫生服务。农村的医疗卫生服务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公共卫生服务,包括健康教育,对各处传染病、地方病的控制与预防,公共卫生建设以及妇幼保健等;二是基本医疗,是指能够保证农民基本健康的、多发病的诊断、治疗,也包括门诊和住院服务;三是超出基本医疗范围的更高层次的医疗服务。这里谈到的是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第二个层次――基本医疗,即讨论农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对于农村居民医疗需求的影响。我国的农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影响农村居民医疗需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农村基层医疗机构服务水平。农村基层医疗机构服务水平低使得农村居民医疗需求降低。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都有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但是相应配套的医疗设备不够完备,不能全面满足农村居民看病的需要,阻碍了农村居民的医疗需求的增加。以安徽省16个“新农合”试点县为例,尽管在乡镇卫生院就医可比乡外就医多报销20%的医疗费用,但由于乡镇卫生院服务水平太低,60%的农户不得不选择在费用更高的县及县以上的大医院就医。
2、农村医疗人才。农村医疗人才匮乏,无法满足农村居民医疗需求。据统计,我国农村乡镇卫生院技术人员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不足10%,而高中及以下学历的不足50%,和城市医院人才构成形成鲜明对比。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及个体乡村医生是满足农村居民医疗需求的重要卫生资源,但是他们所受到的专业训练不够,专业素质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提高他们的整体专业素质水平是满足农村居民医疗需求的重要保障。张娜的调查还发现,X镇的医护人员技术水平较低,目前X镇基本上一个村庄有5~7名乡村医生,但受过正规医学教育的不足30%,另外全镇取得医师主治以上技术职称的仅有4~5人。镇卫生院的医护人员中,近80%中专学历及以下,大学毕业者很少,并且有一定技术的医护人员流失严重。
3、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价格。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价格水平过高也影响着农村居民的医疗需求。医疗卫生服务价格包括药品价格以及看病医疗费用,两者的过快增长,使得农村居民对健康需求降低。农村地区的信息来源有限,对药品的价格水平了解不多,使得某些不法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等卫生服务站以及药店抬高药价获取利益。药价抬高,一方面使农村居民蒙受损失;另一方面压抑了农村居民的医疗需求。现在农村居民存在的“看病难,看病贵”、“因病致贫”等现象的本质也就是价格问题。激发农村居民的医疗需求,将“高需要”转化为“高需求”的出发点便是控制医疗服务的价格。
4、农村居民对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信任和满意度。农村居民对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信任和满意度不够高也是影响农村居民医疗需求的一个因素。农村居民对医生的信任度和满意度取决于医生的医术水平,尤其是他们对突发性疾病或者对大病的处理水平。农村居民对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和乡村医生的信任度不够,认为他们的资质或者专业技术水平不高,对他们的医术水平持怀疑态度,以至于有病不去就医或者大病选择市级以上的医院,这些都影响了他们的医疗需求。
(二)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对与农村医疗需求的影响尤为巨大。农村医疗保障体系主要包括农村医疗救助、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1、农村医疗救助。农村医疗救助是影响农村医疗需求的重要因素,它的逻辑起点是使属于脆弱人群的贫困农户不丧失重要的资产――劳动力,主要针对没有能力参加社会医疗保险的老龄者、失业者、残疾者以及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贫困者,对其实施的医疗费用减免,保障其最低医疗需求。农村医疗救助内容涉及门诊、治疗、住院、手术等;救助方式以减免医疗费为主,还包括慈善医院、临时救助,以及与医疗保险制度的结合等。农村医疗救助计划对农村医疗需求具有一定的影响,它使得农村居民由于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价格影响的医疗需求得到释放,使得农村居民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由于收入状况不好导致医疗需求低的状况,使他们能够获得必需的医疗卫生服务。
2、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2003年的《意见》指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指由各级政府引导,农村居民参加、集体扶持、财政资助相结合,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村居民互助共济的基本医疗制度。它是由政府资助、个人缴费和集体扶持相结合的一种筹资机制,并以县为单位管理由政府主导来组织推动,重点解决农民患大病而出现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是一项农民的初级医疗保障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广大农村正处于推行阶段,以大病统筹为主,主要在于解决农村居民“看病贵”、“因病致贫”的问题,它较传统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具有众多突出特点,比如稳定的筹资机制、高效监管机制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与农村居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它运行的好坏将会直接影响到农村居民的医疗需求。
(作者单位:重庆大学建设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刘天锡等.宁夏居民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研究[J].中华医院管理杂志,2001.7.
[2]马晓荣.我国农村居民健康需求的实证研究[D].南京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8.
英文名称:Hospital Administration Journal of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主管单位:总后勤部卫生部
主办单位:第二军医大学
出版周期:月刊
出版地址:上海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8-9985
国内刊号:31-1826/R
邮发代号:4-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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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时间: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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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联众卫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9月,设立在杭州市高新开发区内。公司办公场地2300多平方米,研发设备、检测设施齐全,具有独立开发国家级医疗卫生软件的能力,并在北京、辽宁、江苏、安徽等地设立众多分支机构。公司是国内一流的医疗卫生行业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和服务商,长期致力于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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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建立了完善的管理制度,在质量管理与产品质量保障体系等方面均严格按照现代企业的管理办法,并将总的质量目标细化到每个岗位,实行岗位的质量目标责任制。公司制订了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根据公司的规模、人员能力、产品及过程特点,编制了相应的文件,使质量管理体系有效运行;树立以用户为关注焦点,理解并满足用户及其他相关方面当前和未来的需求和期望,赢得用户的满意和信任,保证质量管理体系的有效建立、实施并持续完善。
公司长期致力于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多年来自行研发、推广、应用管理软件产品。产品在投放市场使用后均受到广大用户和政府主管部门的高度评价。多个项目列为国家课题 ,电子病历信息系统V2.0被列入国家火炬计划项目 ,其中68项软件产品获得了国家版权局颁发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证书。24项软件产品登记证书,一项专利,发表了数十篇有关论文,10余项软件产品陆续获得国家级优秀产品称号。
关键词:科技资源整合;医疗卫生;资源配置
中图分类号:F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74(2009)01-0025-02
医学科技资源的整合是创造医学科技成果,推动整个医学科技事业发展的关键要素。针对北京市医疗卫生科技资源特点,加快资源整合对促进北京市医学领域的科技发展,满足首都医疗卫生事业有重要意义。根据我们长期参加北京医疗卫生领域科技管理的实践和经验,结合北京地区医疗卫生资源特点,我们对北京地区医疗卫生科技资源整合模式进行了分析和探索。
一、北京地区医疗卫生科技资源整合的主要影响因素
北京地区科技资源的密集程度国内仅有,国外也罕见。但是医学科研成果及竞争力与国外同行比较仍处于明显劣势,北京地区医学科研资源的配置效率有待提高。北京市经济发展迅猛,科研投资规模扩大,北京地区医疗科技资源的配置存在着巨大的空间。北京地区医疗卫生科技资源整合需要解决和关注的三个问题:
1.条块分割,行政隶属关系复杂。北京地区43家医学科研机构,从隶属关系看分别隶属为卫生部、北京市卫生局、国家和地方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和中国中医科学院,此外,清华、北大、首都医科大学等大学掌握大量的医疗卫生科技资源,总体来说隶属关系上类别层次较多,给整合资源带来一定难度,加上信息渠道不畅,出现大量科研项目重复立项、科技资源投入效率低下、科技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
2.中央与地方医疗卫生科技资源缺乏有效整合。三甲医院是北京医疗卫生领域的主要科研力量。北京地区三甲医院共有62所,其中隶属于北京市的28家,占总数的45%,隶属于中央的34家,占总数的55%。中央机构实力雄厚,整合中央资源为地方服务意义重大。大量中央科技资源从事基础研究,而地方卫生科技资源配置关注的是科研成果应用,提升科研对医疗卫生公共服务的支撑能力,提升区域内居民的健康水平是地方科技发展的核心目标。因此,应从北京地区医疗卫生科技发展需要出发,有效地配置中央在京科技资源,使其在科研链条发挥应有作用。
3.医学科研机构之间没有形成有效的科技合作机制。各个机构之间没有形成横向和纵向的联系,不能在业务上优势互补,更没有形成集群优势和集群效应。科技资源共享意识不强,缺乏科技资源共享机制,无法有效对临床资源中的信息资源和病例资源进行整合,整合专家资源也是北京地区医疗卫生科技资源整合面临的主要问题。
二、政府主导的医疗卫生科技资源整合可行性及三种模式
当前,医疗卫生领域属于公益服务,大部分医疗卫生领域的科技活动属于公益产品,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科技资源配置中发挥主要作用。地方科技主管部门,是科技资源整合的实践者和决策者,在区域科技发展中担负重要责任,在科技资源整合过程中发挥全方位的作用,主要在三个层次上发挥作用:资源整合战略规划者、组织协调者和具体操作者。具体发挥三方面作用:
1.政府医疗卫生科技资源整合战略模式,战略层面的导向作用。政府作为战略层面资源整合决策者,它对资源整合的范围更大,它不仅可以对本地区市属资源进行协调和整合,而且可以对北京地区其他外部的资源进行整合,这足以体现战略层的重要价值。整合更具有深度,通过制定科技发展战略规划,引导科技投入的方向,整合优质资源解决社会重大问题。在北京市科委制定《北京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中提出健康市民专项的实施将把更多的资源从项目转到专项,形成以专项为基点的科技计划管理格局,有效地调动科技存量资源和增量资源。
2.政府医疗卫生科技资源整合协调模式,协调作用。政府作为协调者,通过与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协调,通过一定的协调机制,实现对资源的跨部门和组织协调,在协调的过程中资源整合效果得到突出体现,有助于切实解决一项重大社会问题。在科技促进市民健康方面,通过支持卫生局等主管部门承担或参与重大项目,从立项到成果转化的全过程中充分协调卫生主管部门,实现科技解决社会重大问题的目标。这种模式在不破坏传统科技体制基本模式的情况下,有计划地与中央科研机构、各主管部门同理合作,实现科技资源合理配置。
3.政府医疗卫生科技资源整合组织模式,组织资源整合。政府的科技主管部门也可以作为资源整合的操作者,运用项目、政策、机构、经费等手段,整合科技资源。(1)在整合方式上,发挥市属医疗卫生领域科研机构的平台作用,通过项目促进市属医疗卫生领域科研机构的发展,使其成为汇集资源、推进地方科技发展规划的主要力量。(2)通过项目组织方式创新,促进各医院之间、医院与大学和国有研究机构之间的资源整合。在项目组织过程中,科技主管部门作为项目组织者,通过重大项目组织引导北京地区各类资源汇聚和整合,如2002年北京市科委资助的肝炎的重大项目,以佑安医院为主要负责方,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就探索出了一套非常行之有效的资源共享模式,在实践中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三、政府主导的医疗卫生科技资源整合措施及其建议
北京市地方政府可以利用区位优势、构建复杂和多层次科技计划体系,完善科技计划制定程序及项目管理方式整合本地区的科技资源。
1.构建复杂和多层次科技计划体系,充分利用国家科技资源。构建复合型科技计划体系就是在总的科技计划下设各类子计划,各个子计划在总科技计划指导下完成。通过设立基金计划作好与国家科技计划衔接。吸引国家科研成果落地北京,基金计划可以分为种子基金和果子基金,引导吸引优质资源。
2.开展科技计划前的充分调研工作。区域科技计划直接决定政府科技资源投入方向,在制定科技计划之前应开展充分的科技需求调研。科技管理部门应提高挖掘需求和信息的能力、渠道、网络和工作模式,确保科技需求的把握准确。对本地区医疗卫生领域的主管部门如卫生局、疾病控制中心、人口和计划生育管理委员会等多个部门进行调研、对产业界和学术界进行调研,形成区域科技发展计划。
3.科技资源共享平台建设,提高科技资源配置水平。北京在医疗卫生科技资源的整合和共享方面主要缺乏促进共享的具体法规和运行机制,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资源共享的信息平台,使各种要素在这个平台上自由组合。北京临床医学标本和病例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建设,通过机制创新、法规建设、技术规范制订、资源质量评价和控制及跨部门的协作,整合北京是临床医学标本和病例信息资源,建立权威的、全面开放的医学标本和病例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实现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全面共享,增强北京临床医学科技水平和核心竞争力,提高临床医学科技创新能力和服务能力。
参考文献
10月22日,第三届中国医疗产业发展大会召开,会议公布了首期“华医纵横榜――中国最具影响力医生排行榜”,二级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贵州医科大学校长、贵州省儿童医学中心(设在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主任、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儿科学术带头人何志旭,贵州省人民医院副院长、贵州省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张湘燕,贵州省人民医院肾脏泌尿外科研究所副所长罗光恒入选榜单。
榜单依据科学医生评价体系,结合中华医学会、中国医师学会、中国医院管理学会、国家医学类大学本科教材编委和专家审议推荐,从全国6000多名医生中遴选而出,贵州三位医生的入选填补了贵州在全国性医生排名奖项上的空白,是贵州医疗卫生事业迅猛发展的有力佐证。
有人认为,排行榜的出炉代表着品牌医生时代的到来。在这些上榜医生眼里,品牌医生并不是代表个人,而关乎医疗诚信体系标准的建立,更关乎对薄弱地区医疗学科的“传帮带”。
何志旭:“医”而优则“教”
“卫生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享受国务院津贴专家”“贵州省核心专家”“贵州省十大杰出青年”……现在,何志旭又多了一项荣誉――“中国最具影响力儿科医生”。
长期从事干细胞及血液病基础研究和临床医疗工作的何志旭,曾先后参与国家973、863重大攻关课题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20余项国家及省级科研课题。在国内外学术期刊150余篇,主编或参编教材、专著6部。
他主持研究的项目成功地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人胚胎干细胞系,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拥有该细胞系的国家,为体外构建各种组织器官用于“再生医学”的治疗提供了重要原材料,具有巨大的科学价值;他在国际上首次使用胚胎干细胞来源的树突状细胞成功制备骨髓瘤疫苗,并获得良好的抗肿瘤生物学活性,为大规模制备功能正常的抗肿瘤疫苗开创了一条新的途径……
何志旭的头衔很多:美国血液病学会会员、国际干细胞学会会员、国家863计划生物技术领域专家、贵州省医学会儿科学分会主任委员、贵州省地中海贫血医疗质量控制中心主任……
同时,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贵州医科大学校长,担负让这所有着78年历史的医科大学成为西部一流医科大学,为贵州人民健康事业培养人才的使命。
在推动贵州医科大学学科建设的过程中,何志旭铭记“诚于己、忠于群、敬往思来”的校训,一方面传承历史,在优势重点学科继续保持引领,一方面紧贴时展趋势,紧跟国家和贵州发展需求,不断创新和培育新学科。
贵州基础社区卫生能力薄弱,全科医学人才紧缺,培养全科医学人才是使贵州医疗卫生健康水平提升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一个重要环节。近十年来,贵州医科大学承担了贵州省基层卫生人才能力提升培养计划,累计培训、培养基层卫生人员近10万人次,极大地提高了全省医药卫生人才的能力和水平。
何志旭认为贵州医生入选全国医生排行榜证明了贵州勇于赶超的精神,也坚信在所有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贵州的医疗卫生事业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张湘燕:基层才是主战场
全国卫生系统先进个人、中国呼吸医师奖、全国首届“最美女医师”……多种荣誉加身的张湘燕最在意的是如何让更多基层群众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印江自治县、威宁自治县……为了提高基层医疗技术水平,解决基层“缺医”问题,张湘燕率领省医医疗团队活跃在贵州基层,开展义诊、进行讲座,将优质的人才、技术和新观念传递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2008年率队赴受凝冻灾害最严重的铜仁万山,坚守在临床第一线;2009年除夕夜抢救贵州首例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患者;2010年临危受命抢救贵州首例危重甲型H1N1流感患者……这位纤瘦的女医师创造了多项“贵州记录”,让一个个濒临死亡的患者获得新生,使一个个陷入绝望的家庭看到希望。
“用高尚的医德、博大的情怀、和蔼的态度、精湛的医术治病救人,当好护佑生命的忠诚卫士。”这是张湘燕许下的诺言,经她救治的病人对此感同身受:查房时,她总是对病人笑颜以对,话语温柔,查体听诊时会捂暖双手和听诊器;义诊时,她不顾烈日暴晒,对患者一视同仁,总是最后一个结束问诊;诊疗时,她殚精竭虑为患者找到最合适的诊疗方案,总是耽误吃饭和休息的时间……
对于入选“中国最具影响力医生”排行榜,张湘燕认为这是对贵州医疗学科发展的肯定。“这是整个贵州医疗事业发展的缩影和写照,获奖的不是我个人,而是我身后的团队,说明贵州的医生是有能力进入‘国家队’的。”
为了让贵州的呼吸医疗学科整体、全面发展起来,张湘燕将全部心血投入到医学教育上。在她的努力下,省医呼吸科(呼吸疾病研究所)从一支低学历队伍,发展为拥有17位博士的高层次医疗团队,获得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成为国家呼吸疾病研究中心北方中心协作单位、南方中心核心成员学科,并与贵州多个地区的县级医院建立对口帮扶关系,为基层输送医疗技术和人才。
罗光恒:医德比医技更为重要
结束了一上午紧张又繁忙的门诊工作,罗光恒喝上了今天的第一口水。
41岁的罗光恒是这次入选榜单的三名贵州医生中最年轻的一个,在学科建设上却已硕果累累。
他是贵州省人民医院与上海交通大学泌尿外科研究所联合成立贵州省首个医学博士站后,首名招收的博士后,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参与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贵州省省级基金课题。参与编纂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专著,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获欧洲移植年会“最佳论文”,亚太移植年会一等奖,研究成果获恩德斯医学科技一等奖、华夏医学科技一等奖、贵州省科技成果进步二等奖等多个奖项。
近20年的从医生涯中,罗光恒平均每年的手术在400台以上,谈起自己的专业,他眼睛里放着光。
良性前列腺增生切除术后创面修复、降低良性前列腺增生手术并发症、复杂泌尿学肿瘤治疗……在罗光恒和团队的推动下,省医泌尿科的多项科研成果达到全国领先水平,并逐步渗透到基层医院。
100多年来,医学界普遍认为前列腺切除术后的修复细胞来源于膀胱,罗光恒则提出修复细胞来源于前列腺组织并证实了这一想法,颠覆了医学界长期以来的认知。这一观点的提出为改进手术手法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极大地缩短术后恢复时间、降低手术并发率,给患者带来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