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文化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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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盐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花瑶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村庄规划
1花瑶民族概况
在湖南湘西南崇山峻岭间,隆回县境最北面,平均海拔1300m的虎形山上隐居着一支不足六千人的瑶族分支——花瑶,因其服饰独特,色彩艳丽,特别是女性挑花技术异常精湛,故称为“花瑶”。千百年来,他们独自居住在封闭的大山里,过着自给自足、与世无争的生活,他们敬奉古树和巨石,穿着花样艳丽的服饰,有着奇特狂野的婚俗。
花瑶有着独具特色的三大传统节日“讨念拜”和两次“讨僚皈”通称“赶苗”,将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
花瑶的婚俗,当属世界上最古老、最具个性的婚俗之一,媒人公的提亲到完婚,需历经一连串古老的繁缛礼仪,最具撩人心扉的当属婚俗活动中的“打泥巴”“炒茅壳里”和“打蹈”,这圣洁而疯狂的三步曲。
花瑶挑花和呜哇山歌已被列为湖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花瑶挑花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瑶家山民祖祖辈辈都和寨子里的古树、山石长久相依,在他们心中,这些古树、山石饱吸天地灵气,早已是神,他们深信是这无数的树神、石神常年为他们镇守寨子,保佑家人,他们有着“砍树宁砍人”的传统。
2花瑶民族文化面临的危机
2.1信息社会与花瑶民族文化
在当今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日渐频繁,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日渐增多,人们之间不再仅仅是面对面的口头交流,他们可以通过Email、手机等各种方式与任何人进行交流,对于那些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而言,其特有的民族语言交流范围逐渐缩小,对于年青新一代来说,也难以用其民族语言顺畅地进行交流,其民族语言正面临灭亡之危机,同样,其民族服饰、民族风情等也面临这样的处境。
2.2生产方式、生活态度的转变与传统的生活习俗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正悄然地发生改变,随着经济的发展,花瑶人不再仅仅从事传统的农耕,他们正逐步向金银花种植与加工、花瑶旅游特色产品、特色饮食及旅游服务等多元化的生产方式转变,舞蹈中花瑶人传统耕作的场景在现实生活中正逐渐减少。现代化的电器、交通工具、生活方式正逐渐进入花瑶平常人家,传统的吊脚楼正慢慢地被钢筋砼楼房所代替,昔日三五成群、家长里短的交往被人“机”对话所代替,传统居住模式、生活习俗正悄然地变化着。
2.3民族文化的传承后继乏人
花瑶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其民族文化的传承只有通过口语传述和风俗沿袭,可以说,在花瑶里,年老的长者,他们是花瑶的瑰宝,而花瑶年青一代,外出打工闯天下,受外界影响较大,同时,也受自身经济的影响,对本民族的东西不再那么的感兴趣,不愿将大部分精力专注此事,民族文化面临失传的危险。
3花瑶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的几点思考
隆回县花瑶民俗村作为花瑶民族文化风情保留比较完好的村庄,受外界的影响较小,其村庄内随处可见衣着颜色鲜丽、民族服饰的妇女们或三五成群的聊家长或独座门前干着农活。如何将花瑶民族文化、生活习俗完整地保留和传承,使花瑶民族充满生气与活力,更具有生命力,是当地政府考虑的一个问题,更是社会各界对花瑶民族文化所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同时,也是本次规划所考虑的主要问题
3.1加大政府的投入和扶持力度
政府应加大对花瑶最基本的民族文化投入,成立专门的机构,负责收集、整理花瑶的民族文化,聘请花瑶年老的长者和民间艺人,开办培训班,免费培养乡土艺术人才,组建花瑶民族艺术团,初步建立一些公平演出的市场网络,有力地推动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
3.2加大花瑶民族文化的研究和宣传力度,提升花瑶人对本民族优秀文化的自识自尊意识
组织专门机构加大对花瑶民族文化的研究,在不影响民族文化真实性的基础上,大力挖掘民族文化及特色产品,将各类特色产品进一步包装推向市场,以做大做强花瑶特色产业,不断提升花瑶民族的活力和生命力。同时,加强民族文化宣传和再教育,让花瑶人在世代相传的民俗文化活动中感受到独特文化的情致和魅力,感受到传统文化与他们生活密不可分,提高对本民族优秀文化的自识自重自尊意识,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花瑶民族受到外来文化的侵蚀。
3.3大力支持花瑶各项民俗活动,培育花瑶民族文化生境
保护和传承各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就是要保证这些文化艺术赖以生长和发展的土壤和环境,将各种民俗活动、乡土艺术融入到花瑶人日常生活中,成为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同时,政府加大对各项民俗活动的推动和支持,有力地促进各种传统民俗活动的恢复、发展和繁荣。活着的民俗活动就是民族文化传承的根本,有了民俗活动这块土壤和平台,文化传人就有了大显身手的天地,民间歌舞艺术就有了发展传承的条件,才能滋养出优秀的民间文化传人和精英。
4花瑶民族文化规划保护措施
4.1划定花瑶民族文化保护区范围,严格控制其各项建设
规划根据花瑶民族分布特征及其生态环境的完整性、历史文化与社会的连续性,确定花瑶民族文化保护区范围及协调区范围。
花瑶民族文化保护区范围:花瑶古寨、虎形山村、富寨、水洞坪等花瑶居住地比较集中的区域。
规划控制措施:严格保护虎形山花瑶民族独特的文化资源、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保持花瑶文化风情的原真性和景观的完整性,严禁在该区域内建设建筑风格不一致、性质不相符的项目和任何形式的开山、采矿、滥砍滥伐等活动。严格保护花瑶民族风情、民俗文化习俗,严格保护其居住地和居住方式、人口分布,严格保护其生产、生活习惯与其生存环境。
花瑶民族文化协调区范围:虎形山乡花瑶民族文化保护区以外及小沙江镇部分用地。
规划控制措施:该区域的建设应与花瑶民族文化、自然生态系统相衔接。严格控制各种有污染的开发建设,保持花瑶民族文化景观的可持续性及统一性。
4.2建立花瑶民族风情园
规划利用虎形山花瑶民俗村便利的交通、优良的地理位置,设置花瑶民俗风情园。内设各种花瑶研究机构、民俗活动表演及培训场所、挑花作坊、民族特色产品、饮食一条街及特色旅馆,集中体现花瑶民族独特的文化历史和民俗风情,园区为集花瑶民族文化的研、学、演、庆、游为一体,做到保护与开发的有机结合。
4.3保护和尊重花瑶人们的生产方式与生活习俗,营造花瑶民族文化生境
耕田与种植金银花为花瑶人传统的生产方式,规划将现有的梯田结合景观,进一步的整修,在保护耕地这一基本属性的前提下,形成亮丽的梯田景观。在延续其传统的生活习俗下,规划在花瑶居住集中地设置小型生活休闲广场,增加花瑶人们之间交流和活动,保持其花瑶人生产、生活的原真性,为其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提供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和环境。
4.4传统花瑶集居地的保护和整治
对于相对成组成院的花瑶集居地,他们依山就势、层层叠叠,周边分布了大量的古树、巨石。规划保护其现有的布局格局,以改善其交通、方便生活为原则,利用现有空地,拆除部分破旧的附属房,引入一条宽4m的小路,满足消防要求,也便于其生活出入,适应现代化的生活需求。同时,在集聚地的中心地段结合古树,开辟一个小型的生活休闲广场,为花瑶人提供一个交流休闲活动的场所。
4.5传统居住建筑的保护与整治
吊脚楼为花瑶人居住的传统建筑,其充分地利用现有地形有效地解决了山地建筑底层潮湿的问题,随着时代的进步,现代化的生活家具进入花瑶平常人家,其居住建筑也在不断变化,出现了砖砼楼房和砖木形式的吊脚楼。为此,规划本着保护其吊脚楼的传统形式,提高吊脚楼的生命力,将吊脚楼底层支撑柱采用砼结构,外砌当地石块,保护其自然古朴的风格,同时,底层敞开,作为家禽及农具房。二、三楼厨卫采用砼混结构,外墙采用木材加以包装,其余均为木结构,既保留其吊脚楼的传统风格,又适用现代化的生活要求。
4.6虎形山路商业街的立面整治
虎形山路两侧为村内主要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其建筑大部分为2~3层的砖混楼,与花瑶古寨的风貌形成了强烈冲突,为此,对其传统建筑的形式进一步研究,以坡屋顶、木结构、窗花、檐口等花瑶建筑特色为元素,对沿街建筑进行全面整修,保持花瑶古寨风貌的协调。
4.7古树、巨石的保护
划定古树、巨石保护范围,禁止作为其他用地,设置其标识牌,介绍其名称和巨石美好的传说,加强宣传与教育。
5结束语
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和历史,民族文化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促进社会和谐、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动力,在社会文化变迁相当剧烈、全球经济一体化潮流席卷世界的今天,规划师们运用其规划技术和措施,合理地进行各项建设用地的空间布局,提出各种民族文化的保护和整治措施,以文化来指导规划,以规划来保护各种文化,使民族文化得以保护和传承。
参考文献:
第2篇：盐文化论文范文
（一）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化必须始终站在时代前列。新的知识经济时代，信息化大爆炸，一定的网络舆论表现出特定利益的反应，当前舆情传播进入“麦克风时代”，即在互联网络中任何一个群体都可以在网络上大胆地获取自身利益，成为舆情表达主体。在当今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相对集中，价值信息时代的特征日益明显，中国化的建立必须在符合国家社会发展的要求的同时，积极站在时代前沿，站在社会核心中国化研究的前沿，树立为社会服务的理念，不断引领社会发展，不断更新中国化，更加深入突出强调对真善美的探索，在中国化中注入社会公民对社会文明传承和社会建设的重要责任。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化的改变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要保持与时展同步、与社会进步的要求同步、与社会公民的健康发展同步。
（二）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化的培育需要正确的、科学的、先进的理念来统筹和引导。新时代背景下，群众广泛的参与性和互动性将给社会公民群体的教育带来新的挑战和压力。在此背景下，社会公民群体将接受各种各样现实生活中可能看不见、摸不着、感受不到的社会转型期的不良影响和反映，容易迷失方向，失去正确的价值判断。因此，通过正确的、科学的、先进的理念来引导社会公民是十分关键和必要的，这也是中国化实现转变的核心和关键。因此，新时代背景下，对于中国化研究中的两个问题，要运用正确的手段，树立素质化、国际化、个性化的先进的中国化研究培养目标，积极应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保持中国化教育沿着健康可持续进步的方向发展。
二、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化研究中两个问题的实现路径
（一）要在科学、合理、健康的路径下实现中国化健康发展。当前社会出现很多怪现象，如果这些不健康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继续在社会公民群体中传播，将十分不利于中国化的形成和发展。这种世俗化的价值体系一旦在社会公民中形成固定的关系观念，在日后的工作学习生活中，社会公民群体的个体发展将寄托在一种错误的方向引导上，对国家、社会和个人都十分不利。同时，这个问题将会引起许多连锁反应，导致社会公民群体向着错误方向迈进。在此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中国化的培育需要跟现实生活相衔接，需要更有驾驭性和实效性，使中国化研究中的两个问题朝着正确的、健康的、科学的方向发展。
（二）要在具有时代感、特色感和自由平等的空间中提升对中国化研究中两个问题的意识。新时代背景下，社会公民的各种中国化和潜在的意识容易被虚拟的环境所误导，导致一些公民的道德意识和责任感明显减弱，丧失对中国化的正确判断。这不仅对社会公民群体的思想教育产生了影响，也对中国化发展的进一步确立带来巨大影响。因此，要在客观条件下对中国化进行改造和再认识，要通过不断发展完善，使中国化建立在一个富有时代特色的、成熟的氛围之中。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化的特点和内容应十分鲜明和丰富，建立的方式方法和手段也应是多层次、多角度、多形式的。
（三）要在追求真善美的价值尺度下引导形成中国化问题的价值取向。社会公民作为社会群体中的一员，作为人类社会未来健康发展的推进者，他们的发展与国家社会和人类的明天息息相关。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化的培育应该融入人类未来的发展、国家社会的未来发展过程，注重提高人们的知识技能，不断培养人们的正确价值观和对真善美的追求，培养人们对人类未来最高尚的追求，使人们增强全球意识，提升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向着正确的价值取向努力，为未来社会发展、人类进步贡献力量。因此，新时代背景下，正确的中国化的建立关乎社会公民的长远健康和全面发展，关乎社会公民群体的价值判断，也是武装和提升社会公民的必要途径，是未来整个社会发展、整个国家和民族未来发展的关键所在。
第3篇：盐文化论文范文
光谱技术是现代物理中有效测定物质组成和含量的方法，该方法在物理学，考古学等领域都有极大的运用，而将其利用到临床，也能发展出一套完善的物质检测技术。光谱分析技术是临床生物化学检验最常用的技术。该技术主要是利用物质对特定的光谱具有吸收或者发射或者散射的能力，来通过检测光谱对物质的种类和含量进行分析。按照物质发射光谱的能力进行临床检验的方法有火焰光度法、原子发射光谱法和荧光光谱法，分别检验特定物质发射的光谱来确定该物质的种类和量，其中火焰分析法，利用物质被电弧或者火花的作用，产生高温气态时变成等离子体，检测其激发的光谱，来确定物质组分和含量。按照物质吸收光谱的能力构建的检验方法是最为常见的光谱分析法，主要分为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红外光谱法和紫外可见光分光光度法，该类方法需发射特定的光线对相关物质进行照射，获取其吸收光谱数据，再确定物质种类和数量。按照散射光谱分析的方法主要有比浊法。
2电化学分析技术
化学电池可将化学能转化为电能，而在检验物质组分时，电能的量可以逆向地确定化学物质的种类和含量，利用该思想的检验方法即为电化学分析技术。电化学技术利用了物质的电性质来获取其组成成分和含量大小，物质的电化学性质有电流、电导、电阻等，通过检测这些性质，可以较为精确地获取物质的含量和种类，在精确度上，可以非常的高，同时使用仪器和检测方法简单。电化学检验通常会用待检测的溶液构成一个化学电池，检测该电池的电性质，即可确定物质量。以待检测液浓度在实验条件下的电性质进行分析的方法是最普通的电化学检验法，该类方法有电位分析法，电阻分析法，库伦分析法和伏安特性分析法。第二类方法是对待检测液进行滴定分析，以在突变时对物理量的变化进行分析，常见的有电位滴定、电导滴定、电流滴定。第三类方法是将待测液中的某成分通过电极转换为固相，由电极上析出固体的质量来分析组成成分的量，该法为电解分析法。目前较为常用的是离子选择电位分析法，该方法利用了电极的电位和待检测液中物质活性的区别进行检测，该方法灵敏度较高，操作简单，但是运行成本较高。电化学方法对离子层次的物质定量分析有较强的效果。
3生物芯片技术
前述的方法都是传统的临床检验，基于个体待检测数据，获取疾病的信息，而在未来，生理信息的检测数据量越来越大，尤其在人类基因组计划出现之后，大规模高通量的基因检测的需求摆在科学工作者和临床医生面前，传统仪器昂贵而单一，无法进行大规模的数据检测和收集，同时，需要经验丰富的人员对数据进行分析，也极大影响了大规模高通量的生物化学检测[3]。生物芯片技术是近年来新出现的检测方法，该方法结合了生物科学的大分子反应和集成电路、微流控方面的技术，将分子化学的反应集成到芯片上，进行分析，可以实现高速大容量的检测分析，生物芯片可以分为基因芯片，蛋白质芯片，细胞芯片和组织芯片，该方法的大规模检测能力十分突出。生物芯片将大量的大分子集成固化到芯片表面，形成一定排列，然后让待检测物通过芯片，对排列产生的信息进行分析，可以迅速获取物质种类和量，生物芯片目前得到最多利用的地方在基因检测上，生物芯片高通量大规模的特点对基因检测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生物芯片为生物化学检测走出单一的分子组分检测，提供了一条新路，在基因遗传领域，即时检测也成为可能。
4总结
第4篇：盐文化论文范文
在《演化的意识胚释义》一文中，我们把“意识胚”界定为以脑活动为生理基础的意识本体的存在，明确了对它的研究要从两个角度进行：一是从神经生物学的角度探索其结构功能的奥秘；二是在内外关系的整体中思考和把握意识之产生与演变。
使脑活动超越其生理属性而构成意识的本体基础之关键是：脑活动总是处在内外关系的建构过程中。因此，“脑活动如何在内外关系的建构中演变成为意识本体基础的存在？”，这一问题也就成了探讨意识胚演化的中心问题。
一、意识胚演化的起点：先天能力
将不同的意识事件放在演化的时间进程上考察，不难发现意识的结构与功能经历着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生成过程。个体意识胚是在借助生物遗传渠道得来的潜能素质系统的基础上综合后天因素形成的。在人的本质属性中复合着先天属性与社会属性。
1、首先，我们在观念上肯定先天综合能力的存在。这种能力的出现在时间上先于经验，而且从逻辑上看，先天综合能力构成经验形成，更一般地，意识胚演化的基础。先天能力的出现并不需要求助于经验的解释，反倒需要用它解释经验。但要对“先天”做更准确的描述，解答“什么是先天性能力？哪些能力是先天存在的？这些能力的存在状态怎样？它又以怎样的方式参与后天经验的构成？”等问题，还有许多要做的工作。从心理发生的角度看，应该把“先天能力”限定为：意识胚活动的早期就可以或者实际表现出的某种能力（可以通过行为观察等方法发现这种能力的存在）。比如说空间能力：当一个尚不具备行走和语言的能力的婴儿要求大人抱他上街时，它能用手准确指向街的“抽象”方向，而不是指向每次都要实际经历的向左转、向右转的环节。（如果按他指的方向走直线，恐怕需要跳窗。）这说明他的大脑已经对走过的路线进行了某种抽象的计算。无独有偶的是，对蜜蜂、蚂蚁的实验观察也发现了这种空间计算能力。这似乎说明空间能力是先天的。在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理论体系中，也的确把“空间”（以及“时间”，诸“范畴”等）归结为先验的。但是，严格地看来，这样的归类未免失之简单化。人的空间能力并不是先天完善的。实际上，远比这样的婴儿大几岁的孩子还不能正确地区分左右，表现为对q与p的识别与书写混淆，常常把2写成其镜像的形状等。
与唯心主义的看法不同，我们认为空间确实是物质基本的存在方式，但与庸俗的唯物主义的观点相区别，物体在空间中的存在本身并不意味着神经系统先验地具备识别这种空间的能力。空间能力的发展必须依赖后天的经验过程完善。
2、每一种意识机能的出现都总是以前一阶段发展起来的机制为先导的。事实上，也只有以已经初步形成的系统化水平为基础，才可能使新的意识成分一经产生就立即被赋予内外关系的含义。对意识起源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要追问“认识的起点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但是，正如同“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从来便难有一个确切的解答，逆着演化进程向上追溯，也难以为意识找到一个绝对可靠的开端。
3、先天综合能力是由基因表达所控制的神经系统结构功能分化的结果。分化产生了包括非条件反射在内的各种先天能力的存在，这些能力的存在为经验的生成准备了生理基础。即使刚出生，尚未通过其感官接触世界的婴儿，其大脑也已经通过生理上的分化为意识的产生准备了生理机制的前提。如果把先天能力的产生放在生物进化的大背景下，我们说，意识胚的结构、功能是生物进化、社会历史及个体后天行为履践三重作用的结果。而生物演化与人类历史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既通过遗传物质的改变和积累塑造人的潜能素质结构（新近的研究表明大脑基因处在加速进化过程中，这种加速拉大了人种之间智力水平的差异）；也通过外显的社会生活方式、习俗、文化传统的塑造影响个体意识。在学习人类文明成果的过程中，各种意识机能不断丰富和完善。从这个意义上讲，个体意识胚的演化既是种系发展的自然延续，也是带有社会实践色彩的接受历史文化熏陶的“人化”过程。个体意识胚是在借助生物遗传渠道得来的潜能素质系统的基础上综合后天因素形成的。作为生物进化的产物,意识胚似乎先验地具备与人体的生理环境及外在环境契合的潜能。
意识活动既有其隶属于不同个体的个性特点，也有其类的共同性。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处在共时与历时关系中的各种意识成份间的相互作用与不同个体意识间的相互作用是内在同构的。
4、对意识胚的演化过程的研究必须自觉克服遗传决定论的影响。遗传决定论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如，天赋论的观点，认为心理发展是遗传因素自我表露的过程,人脑严格受遗传物质的控制,按照固有的程序与阶段逐渐成熟；如，先验论的观点，把认识看成是主体内部生成的结构强加于客体的过程。遗传决定论的观点从根本上否认外在因素对意识本体建构过程的影响，这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同时，这种观点也缺乏生理发育的或者心理发展方面的证据。实际上，单纯依赖包蕴在遗传物质中的结构程序很难应付后天遇到的复杂环境。人的先天能力有很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不仅仅表现在肌体发育不成熟，更重要的在于意识胚本身的结构功能是不完善的。先天能力的表现常常只能应付简单的情境，能力是不稳定、摇摆的，还需要在学习中完善。对意识胚的演化而言，最重要的先验能力恐怕就是学习和发展的能力。
5、意识发展实际上是遗传因素与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意识胚的演化是在先天人脑提供的质料的基础上，通过实践活动不断丰富、发展自身的过程。生物遗传因素与环境因素对心理发展的作用体现了可能性与现实性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实现着不同机能的各种意识胚结构的存在并不是先天就存在的。具体的意识机能只能在一定的外部环境条件下才能发生。缺乏与之匹配的环境条件,实践活动难以展开,相应的能力便至多是潜伏在脑中的生理存在。从这个意义上看，意识胚内在的结构提供了演化的可能性,却不能从根本上决定这一进程。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必须依赖环境条件。
另一方面，环境对意识的影响必须通过意识胚的内在机制或能力结构才能发生作用。虽然意识经验的过去并不必然地决定其未来，但我们又总是不可避免地带着某种先入之见来观察和思考世界的。
6、主体意识和能力是从先天能力的综合性方面开始萌芽的，但不能假定意识胚的演化起源于一个有完整自我意识的主体。意识胚的演化进程不是在主体内部结构中预先决定了的：儿童早期的活动显示出在主体和客体之间没有分化的特点：既不能在活动中区分想望的东西和外部给与的东西，也缺乏稳定的自我意识特征。各种活动最初是自发地、孤立地进行，活动之间还没有整体地彼此协调，因而基本上是无意识水平的。同时，由于缺乏规则和客观条件的制约，各种活动通常以自己的感官或行动为中心，似乎主体认为自己处于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的中心，把自发产生的想法当成了普遍的规范到处引用，具有自我中心色彩。
尽管内在与外在都对统一的生理基础产生影响，但真正意义上的主体是在经验了内外关系中的冲突和挫折，通过意识胚调节自己的活动方式，从心理上祛除自我中心的蒙昧和从规范上祛除自我中心的主观随意性之后才出现的。真正意义上的主体能以不同的方式区别对待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体与自发产生的各种主观意向。
与那种手段和目的尚未分化的杂乱无章的活动比较，真正的主体将对客体的认识、运动程序的编制、手段、目的等方面协调起来，代表着一种新的活动方式。主体把自己看作是处于时空关系和因果关系中的客体世界的一员，在内外关系意义上对其自身进行调节。主体所有的态度、思想、行为的变化都应在意识的内外关系的背景下理解。
个体接受历史文化影响的“人化”过程要广泛地借助第二信号系统，借助皮层联合区的活动自发地,或自觉地整合各种因素,并把意志、目的实现在实践过程中。这样，意识层次的活动便在广泛的脑活动中产生主导性影响，体现出意识胚的主体性特点。
二、早期经验与意识胚编码机制的形成
1、大量的意识功能是在环境中随着活动的展开而分化出来的。观察表明，初生的婴儿还处在无外无内，无物无我的混沌状态。它并不能仅凭视觉就能看到了那个离我多远，什么形状、什么颜色的物体。对他而言，所有的世界只是这样或那样的刺激。如果说对成熟意识，刺激是代表着某种对象，意识胚的反应是特定的有针对性的，那么在最初的经验中，由于缺乏视觉编码机制的支持，缺乏区分快慢反应的机制基础，刺激的影响更多地具泛经验特征。婴儿最初的行为只是一种由刺激直接引发的反应。较为鲜艳、突出的、新异的刺激（而不是代表某种物体的刺激形式）容易诱导婴儿的行为。
、神经生物学对动物神经发育的“敏感期”研究表明，如果在发育初期的一段时间内，缺乏相关刺激的诱导，可能造成视听觉编码机制对常态的严重偏离，而且这种偏离是以后的经验所无法补救的。在这个阶段，环境刺激的主要作用是推动与编码相关的各种要素的平衡分布。基于动物学实验，我们进一步推测：如果在人的早期经验中缺乏某种因素，也会使编码机制偏离常态——比如造成色盲，或者空间透视能力的缺失。有文献报道：从小生活在丛林中和圆形建筑中的人群（注意把他们的生活环境与现代人所熟悉的建筑、道路的方正结构进行比较），其视觉的空间透视能力、距离感较差。同样也可以设想，让一个现代人到丛林中生活会比自小生活在山林中的人更容易失去空间判断能力。所以，教育心理学一般强调给予婴幼儿的刺激应该是丰富多彩的。丰富多彩而又相对宽松平和的环境显然更有利于神经布线结构的优化,有利于形成多元的智力结构。
缺乏知觉编码机制的支持使意识胚早期活动并非建立在知觉与对象严格的对应关系的基础上。而意识胚第一阶段的演化成果，主要是在的视听觉通道、感觉区和运动区形成稳定的可重复使用并具有一定拓展能力的编码机制。这个阶段与主观努力没有什么关系，而是以神经系统的发育、分化为主导，带有很强的生理决定论色彩。但，在这个阶段外在刺激的影响同样必不可少。
由于不可逆转的基因的表达过程的深刻影响,演化的进程是不可逆转的。
3、在儿童成长的某个阶段，会自然地只专心于某一项事物而拒绝接受其它事物．或者毫无理由地对某种行为产生强烈的兴趣而不厌其烦地重复，一直到突然爆发某种新的机能。心理学家也把这些阶段们称为心理上的敏感期。在敏感期内，把握适当的时机给儿童以必要的引导和帮助，往往会产生事半功倍的教育效果。儿童在敏感期内的许多表现又与顿悟的创造性思维过程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比如只对特定类型信息敏感，多角度、重复性地针对同一主题展开活动，在不定的时刻豁然开朗等），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把创造性思维称为“童真的思维”。对创造性思维的诱导要抛开习惯性思维的消极影响。
4、意识胚演化的第一阶段为神经机制的平衡过程所推动，这个过程表现为以下几个阶段的循环：。首先是刺激引起原始意识胚活动的不平衡——随着相关的对该刺激的视觉经验的形成，最初引起强烈兴趣的刺激不再是新异的，造成暂时的平衡态——一种新的刺激类型加入引发新的不平衡的——产生新的视觉经验。在特定阶段上，视觉机制究竟对哪一种刺激敏感，这并不具有必然性，但最后形成的视觉编码机制却不受形成过程细节的影响。随着经验的累积，视觉最终发展到能对各种刺激同时性地发生反应，并依据刺激本身的特点编码信息。（这种情况如同初到一个陌生的房间，我们的视觉实际是对房间各处的信息随机地采样，但我们对房间所形成的整体印象却是一致的。）这样，意识胚的活动由只能注意对比强烈的刺激，逐步过渡到对各种信息刺激进行综合反应。在这个过程中，对对象的识别也由模糊逐步清晰。
编码机制的出现使感知觉成为可能，而从此以后经感觉通道进入意识中心的将不再是简单刺激，实际上是为视象、知觉、知识等概念所反映的意识胚本体存在，而意识胚对外在的反应也转为针对刺激所反映的对象。
三、感性活动与动作思维
1、对于最初既无所谓主体也无所谓客体，而能在其中孕育主、客二分的意识胚结构功能的演化，我们确实需要寻找一个内在与外在的联结点。尽管人们常常把感知觉作为认识世界的开端，但考虑到知觉部分地依赖于整体活动，我们宁可认为一开始起中介作用的是可塑性要大得多的活动本身。活动本身广泛地包括着感知觉、行为、主体意识等方面。在活动中，意识胚调动起所有的能动性与世界进行广泛的接触，促使各种要素在观念中构成相互协调的时间关系、空间关系、因果关系及内外在关系等的整体。活动本身推动了包括感知觉编码机制的形成和行为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意识胚机制的演化。
2、最初的行为只是一种本能性质的反射。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针对具体对象的的感。在感性活动中已经孕育着思维的萌芽，而思维的原始形态应该追溯到一种部分地带有自主活动特征，并且能从多角度综合处理信息的过程。这种思维形态实际上就是动作思维。研究表明在种系或个体的思维发展中，最初产生的就是动作思维或者直观行动思维。动作思维的基本特征是思维的直接性和行动性。这时，思维的产生、过程和结果直接与当前感知到的对象相联系，问题和问题的解决不是凭借表象与概念，而是借助实际动作和想象的推动。动作思维的自主性部分地由行为过程的自主性来维持，思维在动作中进行，动作停止，思维即终止。同时，自主活动的意识胚本体也把行为引起的视角的变化，物移的变化进行综合，使其超出当下刺激的给予。动作思维凭借对物体的直观感知和自身的动作来“思考”外界事物。动作思维与感知觉编码相互促进，推动知觉稳定的编码机制和刺激与表象之间的对应关系的建立。
随着感性活动的发展，本体成份的分化加剧。尤其是以语言为代表的第二信号系统的广泛使用，不仅使意识胚发展了借助语言进行概括、比较的能力，而且使第二信号系统调节感知觉与反应之间联结的作用得到加强，思维逐渐发展到可以借助语言自主进行。在语言使用中建立起的守恒，使个体能够借助概念对物体特征进行概括。这样，以已有表象为基础，在相对成熟的意识中，思维可以不必依赖运动而借助于感知觉表象和语词概念认识事物。思维也就开始了向具体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过渡。
思维的初级形式由各种意义下的联想组成，可以用联想的规律进行描述。联想有多种形式：比如，由一种对象、情景的出现激活表征另外的对象和情景；对一种行为模式，解答方法的反观激活另外一种程式，等等。参照感知觉情景选择相应的行为，本质上也是一种联想。联想中的发散与聚合效应使解决问题的过程表现为在情境和反应之间的“试错”过程和通过情境改组产生“顿悟”的过程。先天已有的刺激——反应联结,是教育和后天学习的起点,而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学生保持或消除某些联结,改变和利用另一些联结。
3、人的高级心理机能最初表现在实际活动中，以对实物的操作和游戏中个体之间的分工、合作的形式出现。只有在日常生活、游戏、劳动和学习中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因而使本体的各种操作性活动具备了稳定性、守恒性、可逆性的基础后，内在与外在的关系才逐步内化成自主的智力活动。
四、从历史的观点和结构的观点看意识胚机制的演化。
1、用历史的观点或结构观点考察意识机能会得到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结论。一方面，从历史的观点看，各种意识成分的产生归于个体在生活、学习及在语言使用中形成的经验。——如果个体没有对狗及用“狗”指示那种四足动物的经验,人们怎么能对狗形成正确的识别呢?凭借记忆,过去发生的意识事件影响当前,并为各种成分打上意义的烙印,使行为成为有目的。（当然，狭隘经验论的观点企图通过历史地描绘某个信念的起源来代替理性的证明，则是完全错误的。）传统经验主义虽把认识的起源归为经验的积累，但对于经验的获得本身又常常以“事实本就如此，我理应认为它是如此”为借口，忽视探讨经验获得过程的意义，其实质是把认识看作是为客体预先存在的特性所决定的过程。从意识本体存在的独立性方面考虑，意识胚的演化进程既不是为客体所决定，也并非为意识胚的内部结构所决定——各种认识起因于一个主动的、能动的建构过程。失去了这样的建构过程，各种本体成分也就失去了其意义解释。本体成分的建构把客体结合到内外关系的广阔背景中，使认识不断得到补充和完善。
另一方面，在结构主义看来，外在因素必须通过意识胚的内在机制才能产生影响。意识机能的实现依赖于大脑的内部复杂联系的多层次网络系统。认识对象只有通过主体的加工改造,通过意识胚内部结构的中介作用才能被认识和把握。。各种经验的作用必须依赖先于特定经验的结构框架：既然个体意识并不先天地具有支配、使用语言的能力，那么没有意识结构的高度复杂化与分化,没有一定的积累与训练,单向度的演化过程也就无从谈起。结构不仅是人们在一定的认识水平上理解、把握对象的依据和模式,是人们思维能力的反映,也是对主体的需要和目的的反映。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机能到高级机能,由直接的感知到间接的虚拟表明意识演化是总结经验的结构完善过程。
一定的思想内容、知识成份按照某种需要、目的组织起来,并以某种标准进行修正和评价,便形成一种思维结构。当然，在意识的表象之下运行的意识胚结构可能是隐含的，但我们可以通过对意识结果和过程的反思窥见活动结构，重组和超越这些结构。静态地看，结构上的差异是功能上，包括个体性格、思维特点等方面差异的基础。意识本体结构的系统性差异决定着人们如何感知外来信息，充当着对信息进行选择和筛选的内在参照。
意识胚的结构生成大致有两种方式：一是先积累局部知识,然后在这些知识的基础上形成和掌握结构性的东西。二是先自上而下地掌握结构框架,然后在生活、学习过程中向这个框架填充一些具体内容。
2、意识本体为适应新环境不断发展，分生出实现着多元功能的结构体系。在一定的功能框架的支持下，新的刺激可能被同化到已有的结构中，产生与经验相同或相似的反应，但也可能出现已有结构并不能有效地同化新信息的情况。此时，推动了最初的结构生成的各种“调节因素”发生作用，引起结构的重组，促进意识胚结构布局的分化（这中间当然包括分生出一些既有所继承而呈现出部分新特征的亚结构），调整原有的布局或建立新的布局。新的思维结构一旦形成,进而会对原有的知识内容进行划分和重组,构成新的基础,反过来制约和限制思维方式。因此，意识胚的演化不仅能表现为对经验的引用,又可表现为对经验的超越。通过意识胚不断适应新环境和任务要求时的同化和顺应作用，意识胚的演化表现为一个结构、功能分化的过程。
小结
综上所述，个体意识胚的演化大致可分成三个阶段来认识：第一阶段是先天潜能素质系统的展开过程。在这一阶段外在刺激借助神经系统生理发育的力量，促进了感知觉编码的平衡机制，主体意识初步萌芽。第二阶段为感性活动阶段。感性活动阶段的认知表现为模拟编码和形象思维。个体行为直接地针对实物对象展开，主体意识初步确立。在意识胚演化的第三个阶段，第二信号系统的广泛使用催生了理性思维能力的发展。符号编码出现并深刻改变着意识活动方式，抽象思维得到长足的发展，主体意识不断完善。
在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意识胚分化出以主体性活动为中心的各功能区分层活动、分工合作的功能构筑。而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的活动促进了脑功能的侧化。一般来说，这三个阶段是循序出现的，后一个阶段的出现要以前一阶段的能力积淀为基础。这三个阶段之间并没有绝对的时间界限。而且，后一阶段的出现又总是能包容前一阶段形成的功能机制。
参考文献：
1、神经生物学——从神经元到脑（美）J.G.尼克尔斯等著杨雄里等译科学出版社2003.4
2、认知心理学第四版（英）M.W.艾森克等著高定国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8
3、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李秀林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3
第5篇：盐文化论文范文
积极发展文化产业，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综合国力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改善，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出现了很大变化，用于文化教育、文化消费的支出越来越多，对文化产品的要求也愈来愈高，精神文化需求也日益多样化。然而，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相比，我国目前的文化产品的生产能力还存在很大差距，这些问题迫切需要通过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等途径加以解决。
文化产业就是在文化与经济的相互交融大潮中崛起的，它的崛起对现代经济发展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积极发展文化产业，确实是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客观需要。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如果说农业经济时代的发展依靠的是自然力，工业社会的发展依赖的是资源、资本和技术，那么，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的来临，经济增长模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知识和信息即“文化力”取代资源、资本和技术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构成了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经济学家约瑟夫•奈认为：“在信息时代，资本、自然资源，甚至土地不见得是财富。今天投资驱动型（investmentdriven）经济已经走到尽头，我们必须转向创新驱动型（innovationdriven）经济与知识驱动型经济的领域。它需要新思维、新知识来推动。”经济学家米切尔·J·沃尔夫则在《娱乐经济》中指出：“文化、娱乐——而不是那些看上去更实在的汽车制造、钢铁、金融服务业——正在迅速成为新的全球经济增长的驱动轮”。可以肯定，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文化产业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还会日益增大，文化产业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会愈益凸显。因此，我们必须跟上世界经济和文化的步伐，大力发展我国的文化产业。
现代经济是一种“高技术”与“高文化”联姻的知识经济，更是一种高度“人文化”的经济，从产品设计到生产流程设计，从企业的战略管理到品牌形象管理，从对客户需求的全面的人文化服务到对企业团队精神的全面文化建设，无不充满了现代人文精神。传统的“人文科学”已经通过“人文设计”渗透到经济生活的各个角落，我们甚至已经找不到没有文化标记的产品、不借助文化影响的销售、不体验文化意义的消费。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经济已经开始在总体上以“文化意义”为基础了，现代经济活动、社会活动与文化活动的界限已经不那么清楚了，现代文化产业越来越成为以知识为基础的信息服务业的主体。
现代文化产业强调“在世性与神性追求的双赢”，这首先是指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同时，突出物质产品和服务的“人性化”与“个性化”特点、提高物质产品的文化品位和精神含量；其次则是强调经济发展中的“人文关怀”与“和谐理念”，反对因单方面发展经济而破坏人类的自然生存环境和损害弱势国家与群体的利益，反对掠夺性开发、提倡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第三是强调经济发展中的文化份量和本土文化特色，提倡保持文化的生态平衡，反对为了暂时的经济利益而损害文化的保存和发展，防范民族国家在现代化过程的短视行为和负面效应。“在世性与神性追求的双赢”，其主旨在于破除物质与精神的隔膜、协调现世与未来的关系、平衡人类行为与自然演化的冲突，走出经济或物质中心主义，走出人类中心主义，最终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与人类精神不断升华之间的和谐共存。
文化产业是在文化与经济的相互交融中崛起的，我们应该将文化积淀与文化资源不断转化为富有吸引力和感染力的文化产品、转化为富有商业价值的文化精品，把文化资源优势尽快转化为经济优势，从而使我们民族由文化大国向文化强国过渡。我们应该积极发展文化产业，努力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这不仅是我们社会主义小康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也是使中华民族文化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并为未来世界文化的形成与繁荣做出应有贡献的根本。在目前的文化交流中，出现了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的文化对历史短暂的文化的交流逆差，譬如美国文化的强势输出导致包括中华文化在内的历史悠久的文化在交流上出现了暂时的逆差。这种情况在中国入世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将变得愈发严重。这说明，文化资源的优势并不能自然地转化为经济的强势。这其中有许多规律性的东西还需要深入地研究，我们应该采取一切有效措施尽快扭转这种状况。
二
文化从非产业化的社会活动向产业化的经济资源转化，这是现代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特征，对整个经济计划和管理提出了新的问题。作为世贸组织的成员，中国政府应该将自己放在文化全面开放的交往平台上，按照世贸规则调整和重构中国的交往理念、制度形态和法律文化，提高中国文化的核心竞争力；用竞争促发展的眼光和文化生态主义的思想范式充分发挥“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后发优势，为经济全球化下的中国文化建设与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强大的制度原动力与思想智性支撑。
所谓文化的全面开放，首先是强调“地球村”理念下积极的文化交往与对话，学人之长、为我所用，不断实现外来先进文化的本土化；其次是适时适机地挖掘民族文化资源，在强大的外部文化参照下，不断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文化的全球化趋势、世界文化市场的全面开放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没有文化的开放与融入，要使中国经济完全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中来是不可能的，况且，封闭与保护对任何国家与民族来说都是暂时现象。
所谓“后发优势”，是指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上的后发国家可能通过产业政策的调整，越来越与先进国家处于同样的发展起点上。我们应该在这种思路下重新理解中国这样的“后发现代化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意义，尤其是在中国已经走完五年的WTO过渡期以后，通过产业政策的调整，为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准确定位，合理安排我们有限的社会经济资源。作为世贸组织的正式成员，中国政府将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办事，遵守多边贸易原则，实行市场准入，增加贸易政策和管理的透明度，对外国公司和企业实行国民待遇、执行非歧视政策；中国政府必将改革一切与世贸组织原则不相适应的规章制度和交往理念，立足于制度创新，在世贸规则这个新的平台上整合与确立自己的文化管理理念和文化产业政策，即：站在历史、现实和未来的三维空间所构筑的文化平台上，全方位推进中国的文化产业化过程，实施全方位的文化开放政策。只有在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制定清楚了，文化产业发展起来了，所谓的“后发优势”才有可能发挥出来。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与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实力的巨大落差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这包括生产总值、市场占有量、产业结构、研发投资、科技含量、产品与服务质量等的落差。有差距并不可怕，关键在于对待差距的“态度”是什么。因此，中国发展文化产业应该着力提高其核心竞争力，而非加强政策性保护；我们应该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用发展着的指导新的文化建设与经济实践。
积极发展文化产业，就必须不断进行观念创新：
第一，要改变“中国是一个资源贫乏国家”的传统观念。仅从自然资源的角度看，中国是一个人均占有资源极度贫乏的国家，但是如果从人文资源的角度看，中国却具有五千年不间断发展的文明及其丰富的文化遗存和极具特色的文化风俗，这些文化资源将会越来越具有经济开发的价值。仅以旅游业为例，中国的历史文化古迹越来越成为国际性的旅游吸引物，其潜在价值无法估量。在“文化经济”时代，中国将再一次有资格成为“资源大国”。
第二，要改变单纯从“物质生产”角度评价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传统习惯。因为仅仅从物质产品总量的角度已经无法估价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准。就一些传统产而言，特别是已经出现生产能力过剩的产业，应该以“下游化”的观点重新设计未来的发展，而对于那些代表发展方向的高科技产业，应该逐渐转变为以文化内容作为其价值主体来加以估价。
第三，要改变对文化创作、传播、接受活动的“非生产性”的看法。由于许多产业越来越依靠文化符号为其生产附加价值，文化活动从创作、制作、传播到接受都已经具有越来越大的经济价值，其依赖国家支持的“事业”性质将越来越淡化。
第四，要彻底改变以前在文化认识上的单一的“意识形态观念”，真正确立新型的“文化经济”理念。对文化产品的属性，要从承认单一的精神品性转变为承认精神品性和商品品性两种属性；对文化的功能，要从强调单一的意识形态转变为强调意识形态功能和经济功能两者兼备。与此同时，也要注意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文化完全市场化的误区。发展文化产业毫无疑问地要立足于市场，生产文化产品和提供文化服务的许多行业要参与市场竞争、接受市场选择，但是由于市场固有的局限性，并不是所有的市场需求都是合理的；因此，积极发展文化产业的同时，必须处理好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关系，文化中那一部分无法、也不能完全推向市场的文化事业，如义务教育、学术研究、文学艺术、图书馆、博物馆等等，不能简单地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道路。国家要支持和保障文化公益事业，加大对科研机构、艺术院团、重要文化遗产和文化项目的扶持力度；要通过制定文化产业政策，健全文化市场体系，完善文化市场管理机制，促进文化产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的提高，在始终把社会效益与社会全面进步放到首位的前提下，努力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的最佳结合。
第五，发展文化产业要摆正一个观念，即：我们不应该将文化装到产业的平台上去就以为是在搞文化产业了，而是要用产业的手段来经营文化，这才是正确的文化产业运作方式；说到底，这是一个以文化为主的产业平台，而不是一个以产业为主的文化平台。
第6篇：盐文化论文范文
徽文化积淀深厚,普通旅游者对很多徽州文化旅游景点捉摸不透,走马观花看“热闹”,看不出多少“门道”。导游员作为传播文化的大使和桥梁,应该对徽州文化系列景点了如指掌,并能以科学为依据,就每一景物娓娓道来,经得起旅游者的“追根溯源”,既不走“神话加传说”的老路,也不只重视其娱乐功能而忽视其教育和文化功能,徽文化旅游资源的讲解离不开对徽文化的涵义、精神内涵、现代价值的准确把握。
(一)徽文化的涵义
徽州文化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以徽州地缘为纽带,以程朱“理学”思想为核心内容,产生于徽州,以明、清最为鼎盛和典型的影响遍及全国并流传于今且保存较为完整的中国历史文化,是古徽州一府六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它以徽商的发展为经济基础,内容涉及徽州土地制度、徽商贸易、徽州宗族、徽州历史、徽州人物、徽州教育、徽州科技、新安理学、新安医学、徽州朴学、徽州戏曲、新安画派、徽派篆刻、徽派版画、徽派建筑、徽州工艺、徽州刻书、徽州文献、徽州文书、徽州村落、徽州民俗、徽州方言、徽菜、徽州宗教、徽州地理、徽州动植物资源等方方面面[1]。
导游认识徽文化,还要意识到徽文化不是单一的徽州地域文化,它是中原文化的移植;是中华多种文化在徽州这一特定地域的汇合和凝聚,它既有徽州区域文化的特征,又兼有中华传统文化的特征。它的内核应是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文化,所以徽文化也可以说是“以徽州为中心的积淀和融会于徽州土地上的中华传统文化之精华”。
(二)徽文化的精神内涵
要想向游客讲清楚徽文化,导游首先必须明确徽文化的内涵是什么?怎么概括和表述?其价值是什么?
关于徽文化的精神内涵,国内学术界众说纷纭,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徽文化精神给予不同的阐述。徽文化的重要特点是它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浓缩和汇聚,含有中华文化的一个标本和缩影。正因为它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有机部分,始终受到这个大系统制度文化的制约和支配,所以它具有两个鲜明特征:一方面是徽文化之最具代表意义的徽商,他们身上的“徽骆驼精神”是中华民族顽强的原始生命力和勇于开拓创新精神的一个生动体现。以徽商为代表的“徽骆驼精神”向世界表明中华民族并不乏开放、进取精神和冲破“停滞不变的社会”的能力。中华民族有能力创造历史,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这是徽文化精神的核心与动力,是最有价值的,是徽文化的精华。另一方面是徽州作为“程朱桑梓”,程朱理学成为徽文化的指导思想,使徽文化深深打下了封建文化的烙印,这是需要坚决摒弃的。
(三)徽文化的教育功能
徽州文化博大精深,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物质遗产,但其中无形的精神财富更应得到今人的珍视。导游在向旅游者介绍徽州文化时应明确:徽文化的讲解应当是有关徽文化的解说和其现代价值的传播,其目的是发挥徽文化的旅游教育功能而非徽文化中封建礼教的传播,导游应从以下几方面认识徽文化的教育功能。
1.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教育意识
导游在讲解中要弘扬徽州文化尊师重教的传统,徽州对教育的极端重视,恪守古训: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重文兴教蔚然成风。所谓“儿孙不读书,养了一窝猪”,在徽州即使是穷乡僻壤,也“莫不有师有学,有书史之藏”、“虽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因此,造就了科举场上的空前盛况,其中有“兄弟九进士、四尚书者,一榜十九进士者”,有“一科同郡两元”者,更有备受称颂的“同胞翰林”及“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2]。
2.爱国爱家、勤劳忍耐、和睦邻里的人文精神
徽州人远祖多从中原迁来,长期受中原儒学文化熏陶,特别是程朱理学深入人心的浸润教化,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徽文化精神,深深蕴藏着的爱国爱家、勤劳忍耐、和睦邻里的人文精神,是徽文化精神的精华。在徽文化的导游讲解中,导游还要把诚、信之类儒商准则介绍给客人,弘扬徽州孝悌仁爱、急公好义的传统,使其在构建诚信友爱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
3.自强不息、百折不挠、开拓进取的“徽骆驼精神”
导游在徽文化讲解中离不开徽商,讲徽文化精神不能不说“徽骆驼精神”。“徽骆驼精神”就是矢志千里,吃苦耐劳的精神。徽商在商海中善于把握商机,权衡大道;在竞争中“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徽商贾而好儒,在经营活动中重视人文精神理性地追求,自奉俭约,却能慷慨地将财富奉献社会,他们大多在致富后重视文化建设,捐资兴学,刻书藏书,培养子弟读书入仕;他们大多能热心公益,济困扶危,助饷赈灾,修桥铺路,急公好义……导游讲解徽商,弘扬“徽骆驼精神”中蕴含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使旅游者在旅游中受到影响和感染,进入人性升华的境界,使旅游的教育功能达到极高境界。
4.徽州文化崇尚自然、注重环保的精神
旅游教育的功能之一,就是要让旅游者从行为上成为自觉维护旅游环境、遵守旅游规范、坚持文明旅游的表率。导游在徽文化的讲解中,导游引领旅游者去欣赏徽州村落和民居建筑的选址和布局;引导旅游者去发现古村落的选址和布局具有周密地观察自然和利用自然,依山傍水、随坡就势的特点。导游借此向旅游者介绍徽州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观念和环保意识,在古徽州的官府碑文和民间族规家法中都有许多禁止乱砍滥伐、开山凿石、破坏水土的环境保护的内容,启示旅游者在旅游和以后的生活中应当认识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以和善、友爱的态度对待自然万物;反对一味地向自然界索取,反对片面地利用自然与征服自然,对于促进人和自然的和谐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二、正确运用徽文化的导游讲解原则
虽然导游讲解的方法千差万别,各人在运用时又千变万化,然而,各种方法和技巧有其内在的基本规律,徽文化导游在导游活动中也必须遵循如下三个原则:
(一)客观现实为依托的原则
徽文化导游在进行导游讲解时,无论采用何种方法或技巧,都必须以客观存在的景观为依托,传递正确的徽文化,切忌张冠李戴,杜撰史实。
(二)针对性原则
导游人员的服务对象复杂,层次悬殊,审美情趣各不相同。因此,要根据不同对象的具体情况,在接待方式、服务形式、导游内容、语言运用、讲解的方式方法上应该有所不同。
(三)灵活性原则
导游讲解贵在灵活,妙在变化,不同景点的美学特征千差万别,大自然又千变万化,游览时的气氛、游客的情绪也随时变化,徽文化导游必须灵活地选择导游知识,采用切合实际的方式进行导游讲解。
三、创新徽文化的导游讲解手段
导游员在领悟了徽文化的内涵和把握其现代价值的基础上,要使游客更好更深入地了解徽州文化,导游员还要善于根据徽文化的特点从以下几方面创新传统的导游讲解技巧:
(一)善于确定专题
徽文化博大精深,内容包罗万象,要针对不同的旅游动机、不同期望值、不同特点的旅游群体或个体,选好徽文化导游专题。如徽商创业发迹专题、徽州民俗风情专题、徽派古建专题、徽州文房四宝专题,而不同的专题又需不同文化重点。例如,对于古建筑考察旅游团,首选是黟县宏村的承志堂。就规模、布局、结构、设施、装饰艺术综合评价,承志堂不仅是徽州古民居中最恢弘、华美的徽派建筑,而且堪称中国古民居中的精华和瑰宝。其建筑、布局、雕刻集中展示了大盐商汪宝贵“官运亨通”、“财源广进”、“贵富延绵”和“读书进仕”的全部内涵和思想。
(二)善于挖掘徽文化内涵
对于选中的题目,导游人员要善于挖掘其内部深层次的徽文化内涵。比如,在宏村承志堂中门西侧边门的上方,精雕有一个硕大的“商”字形图案,许多人须从“商”字下走入。为什么在这儿刻一个“商”字,很多旅游者可能很难理解。其实,屋主汪定贵于清道光年间外出经商,后以贬运海盐为主业,短短几年一跃而成为徽商中屈指可数的巨富,但是,“富而不贵”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实乃不孝,汪定贵在盐业发财后,花钱捐了个“五品同知”官衔。汪定贵虽然经商发了财,而且捐了官,但经商在古代仍是一种划分在九流之外的贱业,这使得主人心里忿忿不平,于是想出此策,意思是说从边门出入的人,不管你从事何种职业,到我家来,都要从我“商人”的脚下过,可以看出房屋主人的矛盾心理。
(三)善于因人(时、地)而异
导游对徽文化的讲解贵在灵活,妙在变化,不同景点的美学特征千差万别,导游人员的服务对象复杂,层次悬殊,审美情趣各不相同,大自然又千变万化、阴晴不定,游览时的气氛、游客的情绪也随时变化[3],徽文化导游必须根据季节的变化,时间、对象的不同,灵活地选择导游知识,采用切合实际的方式进行导游讲解。
(四)善于借题发挥
徽州文化积淀深厚,导游在讲解中对于所见景物,如果就事论事,泛泛而谈,徽文化的潜在价值是很难发挥出来的。导游要准确把握徽文化导游的切入点,善于借题发挥是讲解的关键。在黄山市及其周边地区,成百上千的徽州古村落是徽文化的“天然”博物馆,是形象化、可观性的徽文化,导游在讲解中要善于借助这些向客人讲解徽州文化,多角度、多方面的展示其文化内涵。从而让客人去认识了解徽文化。
徽文化博大精深,要想更好地传播徽文化,导游人员还要勤于学习和思考,善于创新,把徽文化讲深讲透。
参考文献:
[1]高寿仙.徽州文化[M].吉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2-13,182-211.
[2]徽州文化[EB/OL]./article/huixueyanjiu/2008-05-28.
[3]杜炜,张建梅.导游业务[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20-223.
第7篇：盐文化论文范文
近年来，本市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统筹城乡发展，在推进农村全面发展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在农村和谐文化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1.本市历届党委、政府十分重视农村和谐文化建设。几年来，全市文化建设出现了以城促乡、以市带乡、城乡协调发展的可喜局面。一是市域文化建设率先取得了新进展。2005年获得了省级“文化先进市”的称号。二是民族民间文化和历史文化保护取得了新成效。经过几年的努力，共普查公布了省级民族民间保护名录4项、市级41项。三是群众性文化活动呈现出群星璀璨的良好态势。几年来，群众性文化活动方兴未艾，近三年参与的群众就达12多万人次，开展重大节庆活动150场，组织民族民间艺术活动1l场，举办各类文艺展览26场，免费放映电影440多场。同时，在全市广大农村依托老年协会等群众性组织，群众自发组织的文艺活动更是开展得有声有色，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老年表演队在自娱自乐的同时，发挥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作用。四是不断推出文艺精品，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推出的《华溪春潮》、《丽州之夏》、《企业职工艺术节》、《新永康人》等大型载体和《十八蝴碟》、《九狮图》等一些精品剧目，为本市赢得了荣誉，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五是农村文化基础设施不断得到改善。
2.实施新农村文明创建工程，和谐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具体到农村就是提高农民群众思想道德水平。一是以新农村建设为抓手，2005年推出的“十个示范，百村整治”新农村建设取得突破，新一轮的新农村建设快速推进，已不断提高农民思想道德觉悟和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推动小康文明村创建，促进和谐乡村建设取得十分明显的成效，走在了全省的前列。二是以“三清四改”为重点全市卫生大整治，并建立长效保洁机制，农村的文明整洁水平大大提高。三是农村文化活动设施迅速增加，有30％的农村修建了室内外活动场地，文化活动红红火火。几年来，全市有近350个村的村容村貌、农户家庭面貌、农村经济和社会文化事业有了极大的变化，农民的收入大幅增加，产业结构的调整趋于合理，学校、卫生所(室)和文化室等社会文化事业发展较快，促进了村里道德体系的建立完善和社会风气的好转，走出了一条以文明创建促进思想道德和谐的新路子。
二、和谐文化建设的主要启示
和谐文化融思想观念、理想信仰、社会风尚、行为规范、价值取向为一体。农村的和谐文化建设，无论是从农民本身，还是从农村社会来看，它所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它在思想政治、人文精神和社会价值等三个方面，给我们在新农村建设中进一步推进农村和谐文化建设以诸多启示。
一是在政治思想层面要突出先进文化的本质。农村的和谐文化建设要取得实质性成效，必须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进行，要符合“三个代表”的要求。本市实施“文化名市”战略和“文明创建”、“生态村庄”工程，推进农村和谐文化建设，就是用先进文化引领农村和谐发展的具体体现，是先进文化的本质所决定的。
二是在人文精神层面要突出文明健康向上的特征。生活在农村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交相发展的新时代农民，无论文化积淀如何，都应该有具备自身特点的符合历史前进和社会进步潮流的人文精神追求，都应该表现出人类美好的精神品质和精神风貌。
三是在社会价值观体系层面突出个体发展与社会、自然和谐发展的共同理想。重建新时期农村社会的价值观体系是文化建设的核心，也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只有形成了符合当今农村发展要求的社会价值观体系并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农村文化建设才能在新农村建设中起到引导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作用，达到促进社会进化和社会教化的目的。
三、努力推进农村和谐文化建设
1.抓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形成构建和谐文化的思想共识。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广大农民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重点抓好三项教育：一是开展坚持共同理想教育。二是开展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教育。三是开展思想道德教育。通过坚持不懈地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培养造就一代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讲道德、有觉悟的社会主义新型农民，推动形成诚信友爱、融洽和睦的人际关系，积极培育农村文明道德新风尚。
2.实施农村文化建设工程，努力改变农村文化建设落后的面貌。发展农村和谐文化重在建设。我市制定和实施的农村文化建设工程的目标任务：就是以建设和谐农村文化为总目标，以“村庄整治”工程为助推，以创建省、市“东海文化明珠”、“文化示范村”为龙头、广泛实施农村文化建设工程。到2010年，全市90％的乡镇和行政村完成文化建设任务。基本实现乡镇、街道有比较完善文化站，村村有基本文体设施，构建覆盖全市农村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形成农村文化体育队伍不断壮大，农村文体活动丰富多彩；群众参与文体活动蔚然成风，农村文化呈现健康向上、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使广大农民群众充分享受文化发展成果。
3.加强考核，严格奖惩。要建立科学的经济、文化体制考核机制，把农村文化建设工作作为市、乡镇、村领导班子考核的重要内容。要把农村文化建设工作列入新农村建设、村庄整治和文明单位创建的重要内容进行考核，未完成文化建设基础工程的村不能通过考评验收。健全制度，长效管理，要制订一套能切实保证各级文化阵地正常开展活动的管理制度，并落实专人负责，提高文化阵地的利用率。市、乡镇要经常组织开展辖区内乡镇、行政村参加的文体活动和对外文体交流活动，提高农民群众参与文体活动的积极性，宣传文化部门要加强业务培训和指导，帮助基层培养业务骨干，丰富农民群众业余文化生活。
总之，农村和谐文化建设关系广大农村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我们应充分借鉴已有的做法和经验，既立足理论探讨，又立足实践总结；既立足时代特征，又立足地方特点。在新农村建设中，因地制宜地抓好全市农村和谐文化建设，使建设和谐文化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第8篇：盐文化论文范文
文化建筑最大的特点就是公众性，随着经济的飞跃式发展，富足的生活使人们更加重视精神上的愉悦和生活品质的提高，对各种文化活动的热衷成为一种典型的社会现象，城市的文化色彩在市民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随着文化建筑功能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其对城市的空间环境产生新的重大的影响，文化建筑在城市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社区文化建筑应定位于对居民开放的服务性质建筑，其发展也会带动社区文化的发展。它不但丰富了城市的市民生活，而且提高了城市的文化品位，同时有助于提高城市的整体素质，改变城市形象，进一步推动城市经济建设的发展，吸引投资和增加凝聚力。
2项目概况
“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一条湘江将长沙城隔成“西文东市”两番不同的特色。而作为长沙的西大门，岳麓区已发展成科教大区和长沙的文化名片。岳麓区高等院校云集，科研院所遍布，人文历史悠久。
岳麓文化艺术产业园以岳麓区政府为主，联合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及省内外知名文化企业共同开发建设，充分发挥岳麓区湖湘文化深厚底蕴和岳麓山大学城教育文化科技资源优势，依托“山、水、洲、城”的自然资源，创新“区校合作”模式，合力打造一个富有湖湘文化气息的文化艺术产业基地。
桔子洲街道位于大学城的中心地段，从溁湾镇到岳麓渔场，形成了以湖南师大、湖南大学、中南大学为代表的大学城产业链。在1.5km2的范围内，有210所画室和近100个音乐、舞蹈、播音、体育等特长培训班。每年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专业学子有4.5万余人，他们在这里求学，他们在这里消费，他们在这里发展。师大、中南、湖大一带的麓山脚下成为湖南艺术家的一个集中活动区域。
锦绣潇湘文化艺术中心作为文化产业园的重点项目更是受到社会关注。项目占地约15亩，总建筑面积约27090m2。项目交通便利，与南面的城市道路阜埠河路通过规划的24m绿化带相连，景观环境优越，离湘江风光带仅百米之遥，有8路公共交通直达市区的各个方向。艺术中心集艺术交流、展示、交易、培训为一体，建成之后对于促进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提升区域形象必将起到积极作用。（图1、图2）
3“艺术的盒子”——形式与功能的重新诠释
当代社会，设计行业的发展，不管是“功能”还是“形式”，都经历了一种从物质性到非物质性的过程，即功能与形式的脱离。这也是以灵活性对抗复杂性，由形式激发功能的过程。设计领域越来越追求“一种无目的性的、不可预料的和无法准确测定的抒情价值和种种能引起诗意反应的物品”，设计过程与艺术创造过程越来越相似。
锦绣潇湘文化艺术中心建筑造型是按功能分区，在用地范围等外部条件限定下的理性分析思考所激发出来的灵感，形成一组具有独特流畅外形的“艺术盒子”的叠加。随着视点的转换达到不一样的效果，其本身就是一项层次丰富的造型艺术作品，通过其自身的艺术形象来唤起人们的思想感情上的共鸣，是灵感和热情的激发容器，体现了无拘无束的生活精神。
“艺术盒子”错落地叠加更突出其艺术感与趣味性。叠——人上架人，物上叠物，相环相扣，相行相错，或同或异，妙趣自出。（图3）叠加作为一种最简单的砌筑手段，便捷、实用、稳定，其中均蕴含着奇妙的艺术法则。单纯、韵律、平衡、变化、动感。
同时“艺术盒子”的叠加，突出了独立单元+自由组合的特色。该艺术中心主体功能为艺术家创作室、设计师工作室、工作坊、艺术品展示区、展销及艺术培训区。鉴于艺术活动的相对自由属性，其建筑空间形态的相对多变、灵活、可塑是十分重要的。既要保持整体的自由开放形态，同时又要尽量保证个体的相对独立，提供其个性化活动的可能。所以采取独立单元组合形式，可同时满足与兼顾这种既矛盾又共生的需求。
选择基本单元以叠合形式构成，我们关注：
⑴基本单元具有相同或相似结构形态。
⑵规律或规律中有变化的组合形式（渐变或变异）
所以，变化与不一的功能其实均可以在制约中进行，或曰在“盒子”中进行，正所谓“规则中有变化、变化中有规则”。所以，绮丽纷繁景象还原后其本原往往是最简单模式组合而已，只是我们熟视无睹罢了。
4技术表现与形象“自由化”
文化建筑的技术表现不应是单纯地为了表现高技术，更重要的是考虑人的因素，关注人的情感、心理领域，探索高新技术在人类心理领域的认同。多数情况下，新技术主要是在应用在建筑的结构上，但技术的表现也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外观、表面、其至建筑的细部，而且这些因素常表现为自发的产物。只有把技术表现的内涵加以扩展，才能实现建筑的人性化和情感化。
形象“自由化”意指建筑形象的非物质化倾向，体现了一种模糊、轻盈、塑性、空无的形象。在高度发达的技术条件下，建筑师的创造力不再受原来的美学法则束缚，建筑几乎已经没有实现不了的形式，不再拘泥于规正、方整的形象，而以更自由的形象出现。建筑师在创作过程中很大程度上是要打破那种传统的，人们头脑里固有的一些东西，而且并不一定带有强烈的目的性。总之建筑师不再创造那种一望即知的建筑形象，像后现代的美术作品一样，更重要的是表达建筑师在创作过程中对建筑倾注的情感因素，而人们更能从中体会朦胧的美感。
本项目通过叠加、错位、悬挑等处理手法，既体现了建筑的技术表现，同时外挂采用铝条和玻璃条的随机组合，形成时尚的数码语言，与造型结合构成了一个面向城市的醒目标志，带动周边领域的活力。铝板和玻璃因不同的反射度等物理特性，随着季节气候以及时间的不同，光在建筑上绘制出一幅色彩和图案不断变幻的流动画面，每时每刻都呈现出不同的表情。富有特色的形象给人们带来强烈的不同的视觉和心理感受。（图4）
5休闲化、交流空间的增加以及与环境的融合
休闲是文化活动的基础，二者从来就交融在一起。作为当代的文化活动的载体--文化建筑更体现这一特色。在当今社会，博物馆、影剧院、展览馆已成为公众假期休闲的重要场所。这对文化建筑的社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样的公共场所担负着越来越重的提供大众交流和休闲活动可能性的任务。它从一个文化教育场所变成了一个“具有多重职责的社会中心”。
文化建筑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为人们提供休闲、交流的场所。文化建筑中的交流空间、共享空间的比重也在不断增大。一些具有历史主义的传统文化建筑的扩建，更主要的也是为了增加原有不敷重荷的公共空间。
现代文化建筑中的许多传统意义上的交通空间，正肩负越来越多交流空间的功能，如广场、楼梯、走廊、坡道、台阶等。交流空间的增加还体现在更多非确定空间的出现。建筑内部的楼梯本身除了满通功能外，又是多向度的空间联系体，不只是空间之间的转换与延伸，更是两层空间对话的中介，一个充满活力的空间。以往的走廊多是单一功能性的通过式空间，因此多只是满足了疏散宽度即可，对空间的连系也是越直接越好。现在走廊往往从房间的一侧脱离成为公共空间，甚至成为人们愿意留连的临时展厅和咖啡座。走廊与楼梯一起成为建筑内部的停顿空间，在原来人们看似无法达到之处架起一座空中桥梁，完成空间的跃迁。坡道在建筑内部也大量地被应用，这更多地体现出空间的连续性并消减建筑人工刻画的痕迹。坡道除了是考虑人性化的无障碍设计外，越来越多地表现了空间渗透和意识诱导的意愿。建筑外部广场设置的大台阶则对人们有着天然的吸引力，人们更愿意在这里驻足、休憩，因此往往成为城市或建筑中最具活力的空间。外部台阶具有无可比拟的对城市空间的开放性和亲和力，因此突显了文化建筑的公众意义。同时中庭、餐厅、咖啡厅这些交流空间在文化建筑中的重要性也越来越突出。本项目在入口空间、楼梯、走廊、交流平台、挑空露台等位置的处理中，尽可能地扩大交流空间，使人们在建筑中的活动本身也成为一种交流体现。（图5）
现代文化建筑的发展也越来越重视与环境的融合，这不仅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城市的空间环境。文化建筑多以一种文雅的姿态与周围城市建筑、街道广场或公园融为一体。设计过程中往往注重在建筑内部引入城市空间，或构造类似城市肌理的群体结构，以此来延续参观者的空间感受，取得与环境的协调。或者抽取周围环境建筑的共有要素语言如色彩、质地、比例、构件等，进行重新阐释和翻译后形成符号，应用到新建筑中去，以取得视觉上的延续和形式上的相似。建筑的空间布局也多采用分散化的方式，顺应地势分布建筑的各个组成空间，利用连廊、庭院等，联系各部分，并做到内外环境渗透。
6小型化与专业化——社区文化建筑发展趋势
目前，城市的文化建筑多是向综合体发展，其往往包括图书馆、展览馆、剧场、教育场所等，有的更包括了商店、旅馆及娱乐设施。而社区文化建筑的发展趋势则应是小型化与专业化。由于人们多元化、个性化的选择需要，以及日常活动范围的限制，相当多的人更愿意在自己喜欢的专业和社区范围内的场所进行交流、探讨，而不选择城市的大型综合文化场所。小型化、专业化趋势的迅速发展，一方面是社会对公众交流意识的日益重视及为提升公共环境品质而做出的选择，像小型的社区中心或文化会馆等。比如欧美的社区中心以及日本社区的公民馆，在社区的文化生活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是一些旅游城市为增加地方特色而设立的一些主题非常鲜明的展览馆等设施，如画廊、手工艺品博物馆、民俗博物馆等等。综上所述，社区文化建筑的发展要进行全面规划，并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在建设中应力戒主观随意和盲目性、不讲科学性，而应合理规划、分级发展。对社区文化建筑来说，小型化、专业化的建筑投资较少，建设周期短，内容也更贴近市民生活。所以我们应结合本地区文化产业特色来发展合适的文化建筑，二者也必将会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参考文献：
[1]王其钧，王谢燕.文化建筑设计.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
[2]高伦.当代文化建筑设计手法研究.硕士论文，天津大学，2001.
[3]章迎庆.当代文化建筑意义的休闲化倾向.华中建筑，2007,10.
第9篇：盐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文化研究学派；文化社会学；符号学；民族志；电视文化
Abstract:paringwithtraditionalempiricalresearch,itre-exploredthecomprehensiverelationandfeasibilityintelevisionproductionandconsumingprocesswithmanysocialfactorasatechniqueandacultureproductionwhichbearsofspecialsignificancewiththeaxesofculture.Inthecultureresearchschool,theresearchesofWilliams,Hall,MorleyandFiskearecomedowninonecontinuouslinebutalsowithnewideasandmadetheprosperousphaseoftelevisioncultureresearchtogether.
Keywords:CultureResearchSchool,CultureSociology,Semeiology,Ethnography,TelevisionCulture
20世纪50年代，电视的出现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影响了他们的休闲活动及对其他媒介的使用。政府、广告商、受众对电视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影响力充满好奇，于是学者们依循北美功能理论之传统，开始对电视的效果进行实证和量化的科学研究。他们运用统计学的方法来测量电视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如电视如何影响政治竞选活动，它所展示的暴力内容会不会影响观众的日常行为，它对儿童与青少年会有什么负面影响，等等。这构成了电视研究早期的经验主义传统，也成了美国电视研究的主流范式。
但是，作为一个必要起点的经验主义传统却并没有穷尽电视研究的全部任务。从研究方法来看，实证的量化方法在分析电视对人们潜移默化的影响时显得无能为力。从研究意图来看，它更多地从维系现存社会秩序的立场出发，来寻求说服及控制大众的手段。这些局限性使得该类研究往往从表面探讨电视现象，回避了更为深入的意识问题，即文化价值问题。与之相较，20世纪60年代在英国兴起的文化研究学派则选取了不同的研究路径。詹姆斯·凯里指出：“文化研究没有试图预测人类的行为，而是试图诊断人类的意义。更明确地说，它试图绕过行为研究那种比较抽象的经验主义以及正规理论那些飘忽不定的建构，从而更深地进入经验世界。”[1]为此，它将电视技术的发明、电视节目的制作及受众的收视行为都放在一种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语境中来考察，引入了符号学、意识形态霸权理论及民族志等诸多理论资源及研究方法，在电视研究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本文依据文化研究学派发展的历史脉络，在该学派中选取了先后从事电视研究的四位代表人物，阐释其对电视研究的主要贡献，并由此展示文化研究学派的研究方法对我们现今电视研究的借鉴意义。
一、雷蒙德·威廉斯：电视技术的文化社会学
文化研究学派早期的代表人物多为新左派成员，深受西方的影响，习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来考察文化现象，关注文化与社会的关系，雷蒙德·威廉斯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威廉斯认为，作为日常意义与价值的文化，是社会关系的总体表现的一部分；因此，文化理论要定义为对一种整体生活方式中的各因素之间关系的研究。[2]这一基本的理论出发点贯穿于他的电视研究中，突出表现为他对科技、社会制度及文化三者之间关系的关注。他把大众传播当作现代社会的重要文化现象来研究，并认为这种社会文化现象不但与先进的传播技术的发明密切相关，而且同科技发明产生及应用的社会历史紧密相连，同社会制度、文化惯例、人类社会变动的政治经济力量、人们使用科技发明的社会意向等紧密相连。[3]这一点，在他的《电视：技术与文化形式》一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将电视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技术加以分析，并且在这一批评维度中审视它的发展、体制、形式与后果。有学者指出，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把技术作为了一种研究电视的范畴，并且认为在技术与文化变迁的关系方面需要一种新的批判性的探究。[4]也正因为如此，这本书被西方学者认为是有影响力的及原创性的，标志着英国电视研究一种新类型的开端。[5]
长期以来，对于电视技术，存在两种传统的论调。第一种观点认为电视技术与历史上其他技术一样，是偶然被发明的，随即对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除了技术的严格内在的发展，没有理由可以解释任何一种发明的产生。因此，在这种视野下，技术是原因，它导致了社会与文化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这种观点隐含了技术决定论的因素。人类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取决于一些技术被发明的偶然性。与之不同，另一种强有力的观点认为，技术并不一定能导致社会与文化的巨大变革，如果一种技术不被社会接纳并运用，那么这种技术并不能产生什么影响，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技术的运用，而不是简单用技术发明就可以解释一切。技术为什么会被接纳和运用，这取决于社会中其他各种因素，因此，这些被运用并产生影响的技术在此是一种后果而不是原因。用威廉斯的话来说，任何特定的技术都可以算是由某个其他方面所决定的社会过程的副产品。[6]这种观点比第一种观点要少了一些技术决定论的色彩，但它把技术边缘化了，技术是一种在边缘被发现的东西，随后被接纳和运用。然而，在威廉斯看来，无论是前者的技术决定论还是后者对技术的边缘化处理，都已经把技术从社会中抽象出来，把研究和发展设想为自我生成的。他认为，发明本身并不能带来文化的变化；要理解任何一种大众传播技术，我们必须将其历史化，我们必须考虑它们在某种具体的社会秩序内与那些具体的利益形式的接合。[7]因此，威廉斯试图对电视勾画一种不同的阐释，使我们不仅看到它的历史，而且更具体地看到它的运用。他认为，这样一种阐释将不同于那种强调偶然性的技术决定论，也就是说，技术应被视为由于一些已在意料中的目的和实践而被寻求和发展的东西。同时，在这种阐释中，对于那些作为已知社会需要的目的和实践而言，技术不是边缘，它就是中心。[8]这样，威廉斯就从两个方面——作为一种技术的电视的社会史和电视技术的运用的社会史——来分析电视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剖析社会力量与技术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
一方面，电视并非单一事件，而是电学、电报、摄影、电影及无线电方面的发明和发展的复合体。这些先行技术本身往往早已被人们发现、发明，但其发展的可能性却总是要等待某一个必要时刻才能被整合进社会系统中。这个时刻就成了技术发展的历史与社会动因。电视技术的实现有赖于这些原本着眼于其他目的、回应其他社会需要所获得的发明。于是，威廉斯断言，绝对不是传播系统的历史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或新的社会状态，而传播系统，包括电视都是后者内在的结果。
另一方面，电视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运用，也不是说一旦有了某种社会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技术就会被找到并发展起来。威廉斯认为，关于技术对需要的反应的问题，主要不在于需要自身，而在于它在现存社会构成中的地位。[9]电视技术的运用针对的是现代城市工业化生活，一种既流动又以住宅为中心的生活方式，相对于人们所普遍认为的扩张了的军事和商业运作等重要刺激，这是一种更为广泛的社会需要。因此，在电视还是一种远不及电影的劣等视觉媒介时，人们就以一种异乎寻常的态度偏爱它，全力支持它的扩张。
在威廉斯看来，电视技术的产生与运用都关系到社会意向的问题。它是否与决策集团的考虑相一致，是否恰当的回应了社会生活趋势，都决定了它能否得到官方许可与赞助，人们的接受与拥护，从而保证其顺利诞生及发展。对电视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技术与社会的复杂关系的分析是威廉斯最具见地的论述。在有关电视技术社会效果的问题上，他旗帜鲜明地与经验主义的大众传播研究划清了界限。他指出，如果媒介——不管是印媒介还是电视——是原因，那么所有通常被人们视为历史的事物就立刻变成了效果。同样，与媒介直接的生理及心理效果相比，那些在其他地方被视为效果，并要接受社会、文化、心理及道德探究的事物就会被认为是不相关的而被排除在外。[10]由此，经验主义效果研究的局限性一目了然。
此外，在技术的基础上威廉斯还探讨广播体制、电视文化形式等其他方面的问题。对于由技术所带来的电视节目的表现形式，威廉斯在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流”(flow)的概念。传统的文学与视觉艺术文本往往是单一的、不连续的，而电视节目的播放所形成的“流”则完全不同，它是由节目、广告以及节目预告等组成的一种混合体。在那儿，一个由不太相关的单元构成的流动系列取代了由定时、有序的单元构成的节目系列，在这其中时间安排尽管存在却不公开，真正的内在结构是公开结构之外的一些东西。[11]在电视节目“流”所展现的世界中，各种事件旋生旋灭,即来即去，充满了变化与杂糅。这在当时代表了一种全新的社会文化体验，展示了电视作为通俗文化载体的特有形式，并且也与今天学者们所关注的后现代性一脉相通。
有学者提出，威廉斯对大众传播的讨论至少在两个层面上是可取的。第一，他将电视的发展描述为一个复杂而不连续的过程。第二，他将政治经济学和文化内容之间的各个层次联系起来，将对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发展为对霸权和具有破裂形式的意识的研究。[12]文化研究学派的另一位主将霍尔就深受其影响，坚持把电视放在一种整体的、历史的、动态的社会语境中来考察，对其进行意识形态批判和电视节目的编码解码分析。
二、斯图尔特·霍尔：电视的符号学与文化霸权
霍尔是当代从文化研究视角研究大众传播及通俗文化的大师级人物。他针对隐藏于量化或实证研究方法背后关于社会运行、个人行为的理论假设来批判主流传播研究，主张从文化与权力的关系出发来研究传播现象。他曾指出，用最简单的方式来描绘，从“主流”到“批判”视角的变动，就是从“行为的”到“意识形态的”视角的转变。[13]因此，他的诠释框架以马克思经济政治文化结构之间的关系为核心，并借鉴了阿尔图塞、葛兰西等人对传统的修正，以及民族志、语言学、符号学等多种研究方法。
具体来看，一方面，根据语言学、符号学的观点，符号具有某种物质实在性（如词语、手势、图像等），可以通过感官来体验，但是其魅力并不在于符号本身，而在于它的意义。由于作为一个“物”的符号同时具有其自身之外的隐喻意义，因此可被用来产生一个由相互关联的意义构成的系统。[14]也就是说，符号可以与意义形成共鸣。霍尔因此认为，事物本身并没有意义，而是存在这么一些表征系统，通过概念和符号构成了意义。意义生产依靠于诠释的实践，而诠释又靠我们积极使用符码——编码，将事物编入符码——以及靠另一端的人们对意义进行翻译或解码来维持。[15]于是，他将电视视为整个表征系统的一部分，而这些传播实践的“客体”则是意义与讯息，其形式为特定类型的符号载体，它们像任何形式的传播或语言一样，在一种话语的语义链中通过符码的运作而组织起来。[16]
另一方面，受葛兰西霸权理论的影响，对于传媒，霍尔又从了解社会统治秩序、国家形成及维系的过程来理解其角色并对其进行意识形态批判。霸权理论认为，统治阶级并非通简单地通过对被统治阶级实行高压政策来维系权力的统治地位，他们还会努力制造一些有利于其统治的共识，建立自身的文化霸权。在文化分析中，这一概念就被用来说明日常意义、表征以及行为是如何被组织及理解，借此使得统治集团的利益成为一种似乎自然的、无可争辩的普遍利益，并宣称是为了所有人。[17]宗教、教育、大众传播、文学艺术、娱乐、工会等都是争取这样一种共识的工具。因此，电视也就不仅仅是在传递信息与娱乐，而且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它一边生产并强化着主流意识形态，一边收编其他群体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批判的观点就是要解构电视媒体如何塑造“有利于统治权力结构”的共识及价值体系，比如现行的政治体制、男性中心的价值体系、种族歧视等等。
霍尔对这两种理论资源的吸收完美地结合于其《电视话语的编码解码》一文中，它详尽地分析了承载着意识形态的电视话语的意义流通过程，以及在解读环节中受众与主导意义结构争夺霸权的实践。
符号和符号被组成符码或语言的方式，是任何传播研究的基础。[18]霍尔由此进行分析，在电视话语的“意义”流通之前，先要将原始事件编码成电视符号。在符号学家罗兰·巴特看来，某个符号或符号系统对现实进行意指时，包括了两个意指序列（ordersofsignification）：直接意指（denotation）序列，指符号与其所指对象间的简单关系；引申意指（connotation）与神话（myth）序列，此时符号的引申意义用来代表文化或文化使用者的价值系统。因此，电视制作的视觉符号和听觉符号也会涉及到两个层次的意义，即明确的意义层次——它再现事件现场的种种影像和音响，以及隐含的意义层次——传媒的立场以及传播的目的，等等。引申意义与神话得以协调地结合为一个整体，表明了某种潜在的、微妙的组织原则——意识形态的存在。因此，在电视符号隐含的意义层次，往往也就是意识形态话语介入最活跃的层次，主流文化的“文化霸权”隐而不彰地附着其中，期待借此温和的方式得到被统治阶级、集团的“自由赞同”。如此一来，行为主义之传媒信息是社会现实的记录的命题就受到了认为传媒过程具有意识形态转化的特性这一重新定义的挑战。[19]
如果说揭示出电视传播内容的意识形态本质展示了文化研究学派的锐利与深刻，那么把电视机构生产出来的产品当作一个意义开放的文本，研究其在流通、消费阶段的诸种可能，则显示了文化研究学派视野的开阔及对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强调。
由于各种事物——世上的物、人、事——本身并没有任何固定的、最终的或真正的意义。是我们——在社会中，在人类文化中——使事物有意义，对其指意，因而从一个文化或时期到另一个文化或时期，意义常常会发生变化。[20]也就是说，这个意义从来就不只是关于其自身的，而且是涉及到文化过程和文化关系的。每一个符号都加入了一个我们称之为文化的意义之网。电视文本的流通过程就不再是“发送者——信息——接收者”这种线性模式可以解释的。电视信息的生产和接收虽然相互联系，但并不同一，整个流通过程由于符号身后文化规则的介入而各环节相对独立，上一环节不能完全保证下一环节的情况。如果受众的文化规则与电视文本制作者相对应，意义的流通则得以圆满完成。若双方文化规则不对应，则受众不仅会对符号的明确意义层次产生误读，甚至有可能对其隐含的意义层次产生对抗解读。因此编码与解码的文化规则不仅仅是理解符号表面意义的能力问题，而且牵涉到了文化惯例、社会背景、当前利益等诸多方面。
霍尔由此意识到，无论制作者如何精心，解码始终是一个复杂的实践过程。于是，他提出了三种受众解读立场：倾向式解读，受众从信息所提示的预想性意义来理解，编码与解码互相和谐；协商式解读，受众一方面承认支配意识形态的权威，另一方面强调自身的特定情况，受众与支配意识形态处于一种矛盾的商议过程；对抗式解读，受众有可能完全理解话语赋予的字面和引申意义的曲折变化，但以一种全然相反的方式去解码信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背景，读出新的含义。[21]其中后两种解读方式的提出无疑显示了文化研究在力图摆脱阿尔图塞结构主义思想的影响，并开始导入葛兰西霸权理论。他们不再认为文本结构将主导受众讯息接收的结果，而是认为意识形态与被统治者的社会经验之间存在着持续不断的矛盾，其交汇处就是一个意识形态进行斗争的场所，受众成为不断抗争的积极主体。
符号学与文化霸权理论贯穿于霍尔电视编码解码理论的始终，它改变了实证主义研究对信息传递者与受众关系的线性理解，认为意义不是传者“传递”的，而是受众“生产”的。这种视角的转变不仅仅意味着发现了积极“生产”意义的受众，而且把受众纳入到了主体间传播关系之中，揭示了阐释过程中所隐含的社会经济关系。[22]从此受众研究不能仅仅关注于观众消费节目的情况，还要说明观众是如何解读节目的意义的，霍尔的研究成为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研究受众接受行为的理论背景。此后，文化研究敞开了关于电视受众主动性的研究的大门，一种新范式的受众研究兴起并迅速扩展开来。这其中，又以戴维·莫利的《〈全国〉观众》和《家庭电视》研究最为典型。
三、戴维·莫利：电视观众的民族志研究
莫利之前的文化研究学派学者包括霍尔在内对电视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对电视文本结构的分析，媒介掌控受众的力量得到强调。作为霍尔的学生，莫利受三种解读方式的启发，考虑将分析的重点从文本转向受众。他指出，“文本的意义必须放置在特定的环境中考察，然后想一想，它接触了哪些其他话语，并再评量，这些接触又会如何重新结构该文本的意义，以及那些话语的意义。”这样，“受众具有哪些话语能力（知识、偏见、抵抗等等），他或她又如何运用这些能力理解文本，决定了文本意义的建构方式。”[23]由此，他指出问题在于我们如何能够发展出一种分析模式，它能将对理解收视实践的关注与对理解在具体语境中解读特定节目素材的关注结合起来。[24]莫利不仅有这样的构想，而且身体力行，在20世纪80年代，他先后出版了《〈全国〉观众》与《家庭电视》，采用民族志研究方法将霍尔的受众解读模式应用于经验性研究。
民族志原本是人类学的一种研究方法，学者们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在一种比较自然的环境中了解并描述某一文化或族群中人们的日常生活。早在1957年著述《识字的用途》时，英国文化研究学者理查德·霍加特就采用了民族志的方法。后继者们纷纷效法将之运用于研究特殊群体文化，民族志的传统因此在文化研究学派中沿袭下来。之所以要将其移植到传媒研究，是因为文化研究学派的学者希望突破经验学派传统的以统计方法为基础的量化调查，发展出一种更为有效的质化研究方法，同时这种方法也可以有效地弥补符号学和结构主义方法对文本主导意义的高估及对受众解读的忽视。我们知道，传统量化研究将传播内容等同于事实资料的讯息，将受众当作某一客观的社会类别的代表，从其社会文化系统、日常的生活情境中抽离出来，来调查阅读率和收视率，或设计问卷（多为封闭式问题）向受众提问，再统计各类数据以获知受众的反应。这些调查统计尽管可以做到非常详细，但由于方法本身的限制，对于研究对象实际生活状况的把握是不全面的。比如，我们可以统计出有多少人在看一个电视节目，但事实上这些人对同样的内容的反应可能是完全不同的，而这一点比抽象的人数更为重要。而且民族志研究也已经展示，文化形式有着联系的原则，反对对一个业已建构的理论的样本，仅仅努力去挖掘一些在方法上不加思考的数据。[25]此外，文化研究中曾一度盛行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它关注传播中意义的建构方式，认为有可能直接从受众的社会位置推论出他可能的解读方式，这种想法会导致忽视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其他因素的作用。事实上，受众对文本意义的解读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是一种独特的实践活动，必须通过深入接触才能把握，而这方面民族志研究方法具有难以替代的长处，因此，有学者早已指出，“民族志研究方法最主要的好处在于它超越文本来理解受众做出了何种解读”。[26]它主张以“深描”来掌握社会群体与文化的复杂性，并把受众的解读活动从文本结构的小范围还原到社会历史的大语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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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利首次采用民族志方法对BBC晚间新闻节目《全国》的观众进行研究时，它是在一种团体的情境下进行的重点访谈，主要想了解不同观众接触节目文本时所拥有的诠释符码将如何决定观众的解读。民族志方法摈弃了问卷式的封闭式提问，研究者们并不在乎花上几个小时与采访对象东拉西扯，他们认为只有在这种罗嗦冗长的交谈中，才能真正了解受众复杂的解读情况，才能了解受众到底会使用什么样的话语来形容自己的收视或阅读感觉，而通过分析受众使用的这些话语，哪怕只是“呀”、“哦”这样的语气词，往往也能追根到它们背后的社会权力因素。因此，莫利的这项研究在最初几个阶段的访问中并没有预设方向，而是先通过交谈了解受众对一个节目评价的参照物是什么，通常使用什么样的词汇，此后才开始有关于《全国》的话题。最后，参考其根据各个不同层面的因素所做的事先设计，结合访谈记录，莫利得出结论：首先，客观的社会人口学变项——年龄、性别、种族以及阶级，“文化架构与认同”的程度（即个人所处的社会部门以及所从属的不同的亚文化，使得他对某些特定的语言和规则的熟悉程度不同，对某些话语把握的深浅程度也不同），还有较难设计却十分明显的个人特质都会影响到受众的解读。其次，不能简单的将社会变项当作决定解码的因素。“问题总是社会位置加上特定的话语位置，然后才会造成特殊的解读方式”。[27]话语是理解一个重要的社会经验区域的社会性的定位方式。[28]人们分别拥有着自身的话语，他们背后的结构性因素融合其中，告诉他们如何理解自己的社会经验。在观看节目时，人们是根据其话语来理解文本，意义的建构也因此而不同。
除了特定的话语，受众接受文本时的情境对于其解读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全国〉观众》之后，莫利的《家庭电视》就转向了这一领域。哈默斯利和阿特金森曾对民族志方法有过经典描述，“研究者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参与到人们的生活中，观看发生了什么，聆听他们说了些什么，并就问题提问。”[29]莫利的这项研究就是沿着这一思路前行的。它强调自然环境中受众的电视收视实践。在这次研究中，莫利继续采用民族志方法。相对于前一次研究，这次研究被认为是采用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志，重点考察家庭生活中权力的运作（尤其是性别）对电视收视实践的影响。在该项研究中，莫利选取了18个家庭作为样本，研究者们亲自走进这些家庭中进行访问。访问对象既包括父母也包括小孩，一般持续一至二小时。为了留有空间进行思考、提问，整个访谈过程并没有结构化。而且，由于有其他家庭成员在场，以及对采访对象有着繁复的质询方式，莫利非常自信能获得真实的情况。通过这样一种参与观察加访谈的形式，莫利了解到男女在家庭中的社会角色是不同的。家庭对于男性来说是休闲场所，对于女性来说则是工作场所。正是有了这种由性别关系所建构的家庭环境，才产生了各种不同类型的收视经验。这也正如特纳所指出，莫利的研究引导我们关注那些生产出受众的社会力量，有效地让我们离开对文本及受众的审视，走向一个更为宽广的对日常生活的实践及话语的研究。[30]
由上观之，不难发现文化研究正是凭借民族志方法有效地发掘了受众解读文本的复杂性和创造性，开创了考察电视观众主动性的新格局。而在关于受众的能动性这一点上，文化研究另一位代表人物约翰·费斯克似乎走得更远。
四、约翰·费斯克：走向的电视文化理论
约翰•费斯克深受英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影响，又吸纳了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创建了丰富的电视文化理论，他提出的许多观点乃至术语都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比如，他以传统的凯尔特人社会中的吟游诗人作比，提出电视在现代社会中的吟游功能（bardicfunction）。这一概念的提出超越了传统的媒介反映社会的观念，它不仅坚持把媒介的角色定义为语言的操纵者，而且强调其积极的中介角色。它不是简单地复制其所有者的观点或其观众的“经验”，取而代之的是，“吟游的”媒介从它们所表现的社会中获取表意的“原材料”，把它们加工成独特的形式，这些形式看起来是“真实的”或“忠实于生活”，但这并不因为它们果真如此，而是因为吟游诗人的专业声望，以及我们业已与吟游演出联系在一起的那种熟悉与。[31]这一概念大大丰富了人们对电视的理解，今天已广为接纳。
从学术源流上来看，费斯克沿袭了文化研究学派传统的对符号学的青睐，他在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及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电视文本有三种不同的表意层次。在第一个层次，符号是独立自足的，影像即代表了实物，比如一辆汽车的照片就代表着这辆汽车。到了表意的第二个层次，原本简单的意义就被提升到文化的层次上，符号的意义不再单纯来自符号本身，而是来自社会使用及评价能指与所指的方式，比如在现代社会中汽车代表着自由，而一部豪华车往往还代表着财富。也正是在这一层次，费斯克强调了巴特著名的“神话”概念以及引申意指。我们知道，汽车的基本意指或直接意指主要是交通工具，当它被引申为自由或财富的象征时，这些引申意指便构建了一个“神话”。而电视在制造引申意指时其手法与电影类似，一些技术性的手段如镜头的角度、灯光、背景音乐、切入切出的频率都可以构建引申的意义。最后，在第三个层次上，各种神话组合起来，构成我们所说的意识形态。我们知道，引申意指及“神话”并不是某一个人的胡思乱想，它们受制于更深层次的文化，是人们所共享的，比如认为汽车代表着自由或财富也必须大多数人都这么看才行。这时，文化便成了面对、解释、组织外在现实时所采用的大原则，而由此产生的意识形态具有巨大的威力。[32]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费斯克借助于符号学分析工具，把电视文本的解读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他对神话及意识形态的强调也使其理论具有了批判的锋芒。
不过，在费斯克众多的电视文化理论中，最富创见也最有争议的莫过于他对受众从电视文本获取的论述。与以前的文化研究学者不同，费斯克的目的不在于揭示统治者操纵意识形态实践的阴谋，而在于分析受众的创造力与生产力。他曾说过想发展一种关于的社会主义理论，它将其定位在支配结构中，但却是在从属者一边。[33]费斯克显然认为，只有诉诸于“”这样一个精神分析学和美学的概念，才足以确立抵抗性/创造性阅读的地位，才有可能抗衡来自主导意识形态操控的“”和文化工业资本积累的“”。[34]这样一种论，扎根于符号学，受惠于德塞图的抵制理论，并与大众文化的平民主义一脉相通。
根据符号学原理，任何讯息都是多义的，所能产生的意义或诠释总是在一个以上。因此，电视文本的意义应该是开放的，其效果也不是根据刺激—反应模式来发生，而是要通过受众在解读过程中与文本意义进行协商来产生的。费斯克将这样一种观点推至顶峰，认为受众可以自行从文本中建构意义，并从中得到。一个电视文本之所以流行，正是因为它能被不同的受众应用于不同的社会经验，满足不同的心理需求。此时的受众被赋予能力，成为“主动的参与者”，享受到了“语义民主”。[35]他进而还借用巴特的观点——作品只有在被阅读时才成为文本——认为文本根本就是不确定存在的东西，主张“我们可以发展一种符号学民族志，在这里没有文本，没有观众，只有关于生产与传播意义及的过程的事例。”[36]与此同时，受德塞图抵制理论的启发，费斯克认为大众能够用游击战术对抗强势者的战略，偷袭强势者的文本或结构，给自己创造出一个行为的自由空间。在西方社会中，没有权力的人对有权阶级的抵制，无非是两种方式，一是符号的，一是社会的。前者与意义、和社会认同有关，后者与社会经济制度的变更有关。[37]而大众对主导意义的对抗，正是由所驱动的发生在符号领域中的一种反抗。
费斯克将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躲避式的，它们围绕着身体，而且在社会的意义上，倾向于引发冒犯与中伤；另一种是生产诸种意义时所带来的，它们围绕的是社会认同与社会关系，并通过对霸权力量进行符号学意义上的抵抗，而在社会的意义上运作。[38]对前一种的认识常见于对电视娱乐综艺节目的分析中，比如针对处于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观众的智力竞赛节目，就有一种强烈的狂欢性质。节目为这些弱势群体提供了表达他们不被认可的知识、劳动和智力的机会，观众为参赛者的成功喝彩，现场充满欢呼与嘈杂。这种狂欢一方面有对平时被压制的技巧的公开喝彩，另一方面公开的喧闹也使观众得以逃避常规社会秩序所限定的身份和角色，释放自身被压制的情绪。后一种是大众文化在微观政治层面运作的结果。同样一个电视节目，当文本被受众读出与自己更为相关的意义而不仅仅是传播者想传播的意义时，他们是有的，而且是一种生产者的。
费斯克关于电视文化的理论与他所主张的电视的两种经济理论密不可分。费斯克指出，电视节目首先在演播室被生产出来，然后作为商品被卖给经销商；此后，在电视节目被播出时，它又由商品转变为生产者，生产出观众，并把观众作为商品卖给广告商。这二者共同构成了电视的金融经济。而在电视的文化经济中，观众则从商品转变为生产者，为自己生产出属于自己社会经验的意义和，以及逃避权力集团的社会规训所带来的。这样我们可以看出，成了电视文化经济的核心。
费斯克强调的电视文化理论固然使人感到耳目一新，但它也受到了多方面的质疑。有学者指出，他对观众的能动性过于强调，从而忽视了社会经济结构的限定作用；也有学者指出，主导阶层与从属阶层在争夺话语权时所拥有的力量是不同的，民众被欺骗、纵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自己解放自己的可能性。但不管怎么说，费斯克对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文本强大的意识形态权力所持有的保留态度以及对从属群体创造力的肯定，确实使文化研究有效的脱离了精英主义对民众能力潜在的贬抑，在电视文化理论中另辟了一方新天地。
从以上几位学者的电视理论构建中我们可以看到，电视既生产也传播文化经验，文化在受众与荧屏互动时获得意义，但是社会经验与社会关系的语境却存在于荧屏之外。[39]这几位学者虽然理论侧重点各异，但他们都持有一种整体的、文化的研究视角，并对其他各种理论与方法持一种开放的态度。文化研究思潮目前还处于迅猛发展的过程中，相信它还会给我们的电视研究带来新的富有挑战性的学术话语。
注释：
[1]JamesW.Carey,CommunicationasCulture,Routledge,1992,P56。
[2]ChrisBarker,CulturalStudies:TheoryandPractice,SagePublications,2000,P39。
[3]张咏华：《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5页。
[4]JohnCorner,CriticalIdeasinTelevisionStudies,ClarendonPress,1999,P9。
[5]GrameTurner,BritishCulturalStudies:AnIntroduction,Routledge,1998,P57。
[6]雷蒙德·威廉斯：《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陈越译，《世界电影》2000年第二期。
[7]GrameTurner,BritishCulturalStudies:AnIntroduction,Routledge,1998,P59。
[8]雷蒙德·威廉斯：《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陈越译，《世界电影》2000年第二期。
[9]雷蒙德·威廉斯：《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陈越译，《世界电影》2000年第二期。
[10]GrameTurner,BritishCulturalStudies:AnIntroduction,Routledge,1998,P58—59。
[11]JohnCorner,CriticalIdeasinTelevisionStudies,ClarendonPress,1999,P63。
[12]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8—46页。
[13]StuartHall,Therediscoveryof‘ideology’:returnoftherepressedinmediastudies,inMichaelGurevitch,TonyBennett,JamesCurranandJanetWoollacott(ed),Culture,SocietyandtheMedia,London:Methuen&Co.Ltd,1982,P56。
[14]萧俊明：《文化与符号——当代符号性探究探析》，《国外社会科学》2000年第四期。
[15]StuartHall(ed),Representation:CulturalRepresentationsandSignifyingPractices,SagePublicatons,2002,P62。
[16]StuartHall,Encoding,Decoding,inSimonDuring(ed),TheCulturalStudiesReader,Routledge,1999,P508。
[17]JohnHartley,Communication,CulturalandMediaStudies:TheKeyConcepts,Routledge,2002,P99。
[18]约翰·费斯克等：《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第二版），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258页。
[19]ChrisRojec,StuartHall,Polity,2003,P93。
[20]StuartHall(ed),Representation:CulturalRepresentationsandSignifyingPractices,P61。
[21]StuartHall,Encoding,Decoding,inSimonDuring(ed),TheCulturalStudiesReader,P515—517。
[22]单波：《评西方受众理论》，《国外社会科学》二00二年第一期。
[23]DavidMorley著《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台湾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94页。
[24]DavidMorley,ChangingParadigmsinAudienceStudies,EllenSeiter,HansBorchers,GabrieleKreutzner,andEva-MariaWarth,RemoteControl:Television,Audience,andCulturalPower,Routledge,1989,P25。
[25]RogerGrimshaw,DorothyHobson,PaulWillis,IntroductiontoEthnographyattheCenter,inStuartHall,DorothyHobson,AndrewLoweandPaulWillis(ed),Culture,Media,Language,HutchinsonGroupLtd,1981,P74。
[26]NickLacey,MediaInstitutionsAndAudiences:KeyConceptsinMediaStudies,2002,Palgrave,P174。
[27]DavidMorley著冯建三译《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台湾远流出版事业公司，2001年，第184页。
[28]约翰·费斯克：《英国文化研究和电视》，见罗伯特·C·艾伦编：《重组话语频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05页。
[29]ChrisBarker,CulturalStudies:TheoryandPractice,SagePublications,2000.P27。
[30]GrameTurner,BritishCulturalStudies:AnIntroduction,P138。
[31]JohnHartley,Communication,CulturalandMediaStudies:TheKeyConcepts,P16—17。
[32]JohnFiskeandJohnHartley,ReadingTelevision,Methuen,1984,P41—46。
[33]约翰·费斯克：《解读大众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98页。
[34]肖小穗：《传媒批评：揭开公开中立的面纱》，黑龙江出版社，2002年，第110页。
[35]张锦华：《媒介文化、意识形态与女性——理论与实例》，正中书局，1994年，第32页。
[36]IoanDavies,CulturalStudiesandBeyond:FragmentsofEmpire,Routledge,1995,P123。
[37]陆扬、：《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11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