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法解释制度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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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税法解释制度范文

    国际税收协调是指相关国家或地区为了建立共同市场，实现经济一体化，消除税收上对商品、资金、技术、劳务、人员自由流动的障碍，采取措施使集团内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税收政策、税收制度（如税种、税率）互相接近或统一，以减轻彼此之间的冲突和摩擦的行为。[1]国际税收协调是国际经济一体化，国际税收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现实背景下，加强国际合作，增进全球整体利益的必然选择。

    目前国际税收协调主要有三种形式：WTO框架下的国际税收协调、国际税收协定约束下的国际税收协调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下的国际税收协调。区域经济体一体化下的税收协调是目前最高水平的国际税收协调（将来的发展方向是全球性的国际税收协调），而欧盟则代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高水平，因此，研究欧盟的国际税收协调对于各国发展国际税收协调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欧盟（包括作为前身的欧共体）的税收协调主要包括对关税、增值税、消费税和个别财产税的协调，另外也包括对所得税领域的协调。关税领域的协调是欧盟税收协调的主要内容，并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其关税协调主要包括对内关税协调和对外关税协调两个方面。根据1957年《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罗马条约》）第9条的规定，欧盟的关税协调采取的是关税同盟的形式，即建立一个各成员国统一的关税，一方面完全废止成员国相互之间涉及一切商品交换的进口税与出口税，另一方面，在同第三方国家的相互关系上，采取共同的关税税率。在增值税和消费税领域则是根据共同体条约第90—93条禁止采用歧视性国内税保护国产品的相关规定来达到协调的目的。欧共体于1977年5月提出了统一增值税计税依据的意见。1996年7月又公布了新的增值税方案，基本内容为实行单一征税地和单一税率。关于统一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和适用税率的问题，已由欧共体在80年代分批陆续协调完成。[2]但增值税与消费税领域的一体化程度远不及关税领域，欧盟15国仍根据各自的国内法征收。在所得税领域，欧盟各国税法的差异仍很大，依然阻碍成员国间服务、资本和人员的自由流动。在所得税领域的协调主要是根据欧共体法第293条关于消除双重征税的规定，以及第94条关于理事会可以颁布协调成员国法律、法规或行政措施的指令的规定，通过颁布指令的方式来进行所得税领域的协调。目前所颁布的指令主要包括成员国主管机构在直接税领域相互协助的指令、关于公司合并的指令和关于母子公司的指令。另外，在1990年7月，共同体还通过了《消除关联企业利润调整中的双重征税的公约》（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Double Taxation in Connection with the Adjustment of Profits of Associated Enterprises），也称为《仲裁公约》以避免一个共同体成员国的税务当局根据正常交易原则（arm‘s length pricing principle）对在另一成员国的关联企业的利润进行调整时所可能导致的双重征税。

    欧盟的税收协调对于欧盟内部商品、资本、人员的自由流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有力地促进了欧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对于全球性的国际税收协调也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二、欧洲法院在税收协调中的作用

    在欧盟的税收协调中，欧洲法院起到了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欧洲法院（Court of Justice）设在卢森堡，是欧盟的司法机构，其基本职能是：对欧盟法律作出解释，监督和保证各成员国的法律与欧盟的法律相一致，监督和保证欧盟的组织机构和官员遵守欧盟条约所规定的法律，同时，为各成员国的法律机构执行欧盟的法律法规提供指导和帮助。[3]由于各成员国都有自己的法律制度和运作方式，特别是欧盟包括了西方两大法系的主要代表国家：英国、法国和德国，因此，统一执行欧共体和欧盟的法律法规是一个缓慢而困难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欧洲法院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欧洲法院的职权可以归纳为两个：诉讼管辖权和先行裁决权。其所管辖的诉讼形态包括成员国之间的诉讼、成员国与委员会、理事会之间的诉讼、委员会与理事会之间的诉讼和个人与共同体（欧盟）之间的诉讼等，诉讼的形式主要包括撤销之诉（Action for Annulment）、不作为之诉（Action Against Failure to Act）、违约之诉（Plea of Illegality）和关于非契约性责任（Non-contractual Liability）与罚款抗辩之诉（Action Against Penalties）。先行裁决权是基于欧盟法律的解释与适用相分离的原则所设计的制度，也就是在某些方面，欧盟法的解释权归于欧洲法院，而其适用权则归于成员国法院。当成员国法院发生的诉讼与欧盟法的解释或者效力有争议时，可以由条约所规定的人向欧洲法院申请裁决，以确保欧盟法在各成员国的统一解释和适用。[4]依据《罗马条约》第177条规定，欧洲法院对于下列事项有权进行先行裁决：对本条约的解释；对共同体机关制定的法令效力的解释；根据理事会制定的法令而设置的机关章程中已规定其宗旨的章程的解释。

    欧洲法院对欧盟（共同体）税收协调所起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大的方面：一是通过判例确立了欧盟法的直接效力原则和最高效力原则。直接效力原则，是指共同体法律规范能够直接为个人创设可在成员国法院执行的权利。共同体条约所规范的是国家行为，所设定的是国家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共同体条约中找不到直接效力原则的依据，这一原则是通过欧洲法院判例确定的。[5]

    在Van Gend en Loose案[6]中，欧洲法院第一次阐述了直接效力原则的含义。认为，共同体创立了新的国际法律秩序，成员国的主权因此受到限制。该法律秩序的主体不仅包括成员国，还有成员国国民。独立于成员国立法的共同体法不仅为个人施加义务，还为个人创设权利。这些权利不仅产生于共同体条约的字面上，还存在于条约所明确施加于个人、成员国、共同体机构的义务中。[7]在该案之后，欧洲法院还通过一系列案例发展了直接效力原则和条约条文具备直接效力的条件。

    最高效力原则是指共同体法的效力优于共同体成员国的国内法。最高效力原则在Van Gend en Loose一案中就已经被提出，欧洲法院认为，共同体创立了新的国际法秩序，成员国的主权因此受到限制，成员国不能通过国内法来改变共同体法。在Flaminio Costa v. ENEL案[8]中，欧洲法院指出，共同体条约创立了新的法律秩序，也是成员国法律制度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成员国法院在诉讼中有义务适用共同体法。当成员国法与共同体法不符时，共同体法优先，不论国内法是在共同体条约生效之前或之后颁布的。总体来说，共同体法的最高效力是无条件的和绝对的。共同体条约、二级立法（规则、指令、决定）、共同体法的一般原则、共同体与第三方签订的国际协定，不论它们是否有直接效力，都优先于成员国国内法而适用。[9]

    欧洲法院所确立的这两个基本原则，为欧盟进行税收协调奠定了法律基础。欧洲法院在欧盟税收协调中所起的第二个大的作用就是在关税、增值税、消费税和所得税协调方面所起的作用。

    欧盟关税协调的依据主要是共同体条约第23条和第25条，第23条规定建立关税同盟，适用于所有货物，第25条强调“禁止在成员国之间征收进口关税和与关税具有相同作用的捐税。这种禁止也应适用于具有财政性质的关税。”这里的“货物”、“关税”以及“捐税”的具体含义是由法院通过判例予以明确的。在Commission v. Italy案[10]中，意大利对文物出口征收关税，并认为文物不属于“货物”。欧洲法院认为，“货物”应理解为可用金钱标明价值并用于商业交易的物品，文物具有这样的特征，属于货物。在Sociaal Fonds voor de Diamantarbeiders v. SACh. Brachfeld & Sons案[11]中，比利时要求进口钻石缴纳相当于其价值0.33%的款项到一个为工人设立的社会基金中。欧洲法院认为，虽然该基金的目的既不是为财政获取收入，也不是保护国内产业，但这并不能使其规避第25条的管辖，其对进口货物征收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

    在禁止征收关税或类似税收问题上，也存在例外，包括（1）成员国为进口国提供服务而就此收费；（2）作为成员国国内法的一般制度，对进口产品和国产品基于相同的标准都征收的税费；（3）履行共同体法所施加的检验义务而就此征收税费。[12]欧洲法院虽然原则上同意这些例外，但在审查时非常严格。在Bresciani v. Ammisintrazione Italiana delle Finanze案[13]中，意大利对进口的生牛皮实施强制卫生检验并为此收费。欧洲法院认为，成员国政府实施卫生检验是为了公众利益，不是为进口商提供服务。在Commission v， Germany案[14]中，德国政府对进口的活动物收费，这种收费是为了弥补履行共同体第81/389号指令下检验义务的成本。欧洲法院认为，该案中的收费是履行共同体法施加于成员国义务的经济性补偿，不能视为与关税具有相同作用的捐税。法院判断问题的关键所在是看其是否阻碍了商品在共同体内的自由流动。

    共同体条约第90条还禁止成员国采取歧视性的国内税保护国产品，其目的是为了防止第23—25条的规定被成员国的歧视性国内税所破坏，因为歧视性国内税同样可以增加进口商品的成本，从而达到和征收关税相同的效果。第90条的规定是这样的：“成员国不得直接或者间接对其他成员国的产品征收任何超过对类似国产品直接或间接征收的国内税。成员国不得对其他成员国的产品征收任何具有间接保护其他产品作用的国内税。”在Firma Frucht Gmbh v. Hauptzollamt Munchen案[15]中，欧洲法院对“类似”（similarity）产品解释为，属于财政、关税或统计上的相同分类的产品。在Amministrazione delle Finanze v. Essevi SpA and Carlo Salengo案[16]中，意大利政府对一种酒给予税收优惠，但其条件是该酒在生产过程中应当能在意大利境内检验。这样，意大利境外生产的酒由于不能满足这一条件而不能享受税收优惠，欧洲法院认为这种做法是歧视性的，违反了第90条的规定。在Commission v. Kingdom of Denmark案[17]中，丹麦法律对白兰地酒（Aquavit）和其他酒采用不同的从量税率。由于Aquavit酒的销量远较其他酒大，而且该酒大部分为丹麦生产，因此，欧洲法院认为Aquavit酒和“其他酒”属于竞争产品，丹麦的税收安排具有歧视和保护作用。

    欧洲法院在所得税领域的协调方面所起的作用更加明显。由于共同体条约缺乏协调成员国税法的直接和具体的规定，因此，欧洲法院就借助于共同体条约关于服务、人员和资本自由流动的规定和原则来消除成员国内直接税法对共同市场的阻碍。其核心在于消除对成员国国民国籍的歧视。[18]共同体条约第39、43、48、49、56条分别规定了人员、开业、服务和资本等方面的自由流动和限制禁止。Commission v. France案[19]是欧洲法院处理的第一个所得税案件。欧共体委员会认为，法国不给予另一成员国的保险公司在法国的分支机构以股东归集抵免（avoir fiscal）优惠的做法违反第52条。欧洲法院认为法国税法的规定构成了在其他成员国注册的保险公司开业自由的限制，违反了第52条的规定。在Finanzamt Koln-Altstadt v. Schumacker案[20]中，欧洲法院认为，在另一成员国居住的该国居民，在一成员国工作并获得其几乎全部所得，但在其居住国没有足够所得使其个人和家庭情况为居住国考虑，如果工作国对其征收比从事相同工作的居民为重的税收，就为第48条所禁止。在Wielockx v. Inspecteur der Directe Belastingen案[21]中，欧洲法院认为，尽管直接税的调整属于成员国的权限，但这种权限的行使应不违背共同体法并避免任何形式的基于国籍的歧视。由此可见，欧盟成员国之间的所得税远没有统一，当前仍然主要借助四大自由来逐步消除这方面的障碍。在这一过程中，欧洲法院显然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三、对我国的启示

    欧洲法院在欧盟税收协调中所发挥的作用说明了，税收协调并不仅仅是政府及其税务主管当局的事情，各国法院在税收协调中也能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税收协调只是税收法治建设中的一个很小的方面，在整个税收法治建设中法院所起的作用更是不容忽视。欧洲法院之所以能在税收协调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性条件就是欧洲各国法院在税法实施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法院在税法的贯彻执行、税法的完善和税收法治建设的进程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对我国而言，研究欧洲法院在税收协调中所发挥作用的意义，就不是简单地说，应当发挥法院在我国税收协调中的作用，而是要从根本上提高我国法院在税收执行、税收司法、税法的完善以及税收法治建设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在我国目前的税收法治建设中，法院的作用似乎被忽视了，税收司法已经成为一个被遗忘的角落。税法的解释与适用似乎仅仅是税务机关的事情，而税法也似乎很难进入法院的视野之中，税法的可诉性问题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在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税务诉讼都是非常重要的诉讼，在把税务诉讼归入行政诉讼的国家，也是占据行政诉讼案件比重非常大的诉讼。[22]更有众多的国家专门设置了解决税务案件的税务法庭、税务法院等。而在我国，税务案件的数量还很少，而且绝大多数都是简单的行政案件，真正具有“法律味”的案件很少，具有示范意义的典型案例更是凤毛麟角。法院在我国的税收法治建设中基本上被搁置了。而发达国家税收法治建设的实践充分表明，不充分发挥法院的作用，要想实现税收法治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国法院在税收法治建设中的被动地位主要是由以下几个因素造成的：

    （1）缺乏真正的司法审查制度，我国目前的行政诉讼制度只能对规章及其以下的抽象性文件进行审查，而且只有不予适用的权力而没有撤销的权力。我国法院在法律解释中的地位也非常弱，特别是税法领域，法院几乎没有进行什么解释工作。[23]欧洲法院之所以能在税收协调中发挥那么大的作用，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具有解释法律和监督法律统一实施的职权。欧洲法院有权审查各成员国法律是否违反欧盟法，对于违反欧盟法的成员国法律可以拒绝适用，从而间接废止了相关成员国的法律。其实，如果我国法院能充分利用目前的行政诉讼制度也能对我国税收法治建设的进程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比如，法院在行政诉讼中有权审查规章及其以下的规范性文件，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大量的规范性文件都属于规章或者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因此，法院都有权予以审查，并决定是否违反法律、法规，如认为违反，就可以不予适用，从而对税法的修改和完善起到推动作用。但目前尚未有法院否定国家税务总局规范性法律文件效力的判决，可见，法院尚不敢挑战国家税务总局的权威。

    （2）缺乏专业的税务法官，法院处理税务案件的能力不足。税法是专业性和技术性很强的部门法，没有经过专门的税法训练很难胜任处理税务案件的工作。[24] 我国目前的法官大多都没有专门学过税法，即使在本科学过一点税法的基础知识，也是非常有限的。因此，法院在处理税务案件的过程中往往求助于税务部门的解释也就不足为怪了。对税法一知半解的法官如何敢挑战国家税务总局的权威？提高法官税法素质的重要途径就是设置税务法庭，培养专门的税务法官。有了专门的税务法庭对税法的立法、执法和守法进行最后的监督，相信一定会促进我国税收立法（包括国家税务总局的立法）、税收执法的水平不断提高，也一定会对我国税收法治建设做出重要的贡献。[25]

    （3）税收宪法、税收基本法的缺失。欧洲法院之所以能在税收协调中发挥重要作用，另一个重要条件是欧盟法或共同体法的存在，而且它们的效力是高于各成员国的国内法的。而我国税法领域缺乏一个高层次的法律，在宪法中只有一条涉及到税收的条款，而且是规定人民纳税义务的条款，宪法没有赋予法院进行司法审查的依据。除此之外，我国也没有税收基本法或税法通则，税法领域的法律目前只有四部，[26]《税收征管法》在某种意义上起到了一点税收基本法的作用，但远远不够，而且税收征管法是定位于税务机关征税的法律，而不是定位于法院监督税务机关征税的法律，税收征管法也很难为法院的司法审查提供依据。在缺乏足够依据的情况下，法院不敢对税务部门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予以审查也就不足为怪了。扭转目前的状况必须进行税收立宪，[27]将税收法定主义明确规定在宪法之中，同时通过加快税收立法步伐，尽快制定税收领域的几部主要税法，为法院的司法审查提供依据，推动中国的税法建设和税务行政尽快步入法治化的轨道。

    将来随着我国加快国际税收协调的步伐，我国所签订的双边税收协定会越来越多，我国税务主管当局与其他国家的税务主管当局之间的税务合作也会越来越深入，单边预约定价（APA）和双边预约定价也会越来越频繁，相应的，国际性的税务纠纷也会越来越多，这些纠纷的一部分将有可能进入司法解决的轨道。因此，我国法院在将来的国际税收协调中也是大有作为的，但这种大有作为必须以我国法院在我国国内税收法治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提高为前提，就目前我国法院处理税务案件的水平来说，即使有国际税收协调中的案件进入法院，法院恐怕也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甚至难以胜任处理案件的需要。因此，当务之急是尽快提高法院在税收法治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让法院成为推动我国税收法治建设的中坚力量，而不是一个旁观者。  

    「注释

    [1]参见苑新丽：《国际税收协调的发展趋势》，载《财经问题研究》002年第10期。

    [2]参见葛惟熹主编：《国际税收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482—491页。

    [3]参见张荐华：《欧洲一体化与欧盟的经济社会政策》，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4页。

    [4]参见朱淑娣主编：《欧盟经济行政法通论》，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第61—64页。

    [5]See Pavlos Eleftheriadis， The Direct Effect of Community Law： Conceptual Issues， Yearbook of European Law 1996 （10） ，p205. [6]Case 26/62， NV Algemene Transporten Expeditie Onderneming van Gend en Loose v. Nederlandse Administratie der Belastingen [1963 ] ECR 1. [7]译文参见张智勇：《国际税法》，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56页。

    [8]Case 6/64， [1964 ] ECR 585. [9]See Alisa Kaczoroska （edited）， European Law： 150 Leading Cases， Old Bailey Press 2000， p130. [10]Case 7/68， ECR [1968 ] 423. [11]Case 2 and 3/69， ECR [1969 ] 211. [12]参见张智勇：《国际税法》，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69页。

    [13]Case 87/75， ECR [1976 ] 129. [14]Case 18/87， ECR [1988 ] 5247. [15]Case 27/67， ECR [1968 ] 327. [16]Case 142 and 143/80， ECR [1981] 1413. [17]Case 171/78， ECR [1980] 447. [18]参见张智勇：《国际税法》，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88页。

    [19]Case 270/83， ECR [1986] 285. [20]Case C-279/93， ECR [1995] I-225. [21]Case C-80/94， ECR [1995] I 2493. [22]比如台湾地区，行政诉讼百分之六十以上为税务案件。参见葛克昌：《行政程序与纳税人基本权》，（台）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4页。

    [23]我国台湾地区大法官会议近十年来所解释的案件，以税法案件为最多，所占比例还有逐渐升高的趋势。参见葛克昌：《税法基本问题（财政宪法篇）》，（台）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58页。

    [24]台湾著名税法学家葛克昌先生认为，财税法庭的设置是财税法改革的当务之急。参见葛克昌：《税法基本问题（财政宪法篇）》，（台）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15页。

    [25]关于设立税务法庭的设想，参见翟继光：《试论税务法庭在我国的设立》，载《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26]即《税收征管法》、《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和《农业税条例》。

第2篇：税法解释制度范文

一、电网企业职工福利费税前扣除的范围税法与会计的差异分析

（一）企业所得税方面的规定

《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08》对职工福利费范围的解释是：“职工福利费，主要包括职工因公负伤赴外地就医路费、职工生活困难补助、未实行医疗统筹企业职工医疗费用，以及按规定发生的其他职工福利支出。”而财企［2009］242号文对企业职工福利费的解释是：“企业职工福利费是指企业为职工提供的除职工工资、奖金、津贴、纳入工资总额管理的补贴、职工教育经费、社会保险费和补充养老保险费（年金）、补充医疗保险费及住房公积金以外的福利待遇支出，包括发放给职工或为职工支付的以下各项现金补贴和非货币性集体福利……”。该文同时还从五个方面对职工福利费做了较为具体的解释。从表面上看，《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08》与财企［2009］242号文对职工福利费的文字解释不同，实际上并不矛盾，仅是从不同角度或口径对同一问题的描述，本质完全一致。

（二）会计制度方面的规定

国税函［2009］3号文对《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四十条规定的企业职工福利费包含的内容从三个方面分别做了较为详细的解释：（一）尚未实行分离办社会职能的企业，其内设福利部门所发生的设备、设施和人员费用，包括职工食堂、职工浴室、理发室等。（二）为职工卫生保健、生活、住房、交通等所发放的各项补贴和非货币利，包括企业向职工发放的因公外地就医费用、未实行医疗统筹企业职工医疗费用等。（三）按照其他规定发生的其他职工福利费，包括丧葬补助费、抚恤费、安家费、探亲假路费等。由此可见，国税函［2009］3号文规定的职工福利费税前扣除范围与《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08》和财企［2009］242号文界定的会计核算范围存在明显差异，且税法界定的范围比会计角度界定的范围要明确和具体。

所以，电网企业涉及到职工福利费税前扣除问题时，只要是实际发生的符合国税函［2009］3号文规定范围且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14%的应直接列作职工福利费支出，用足税收政策。但必须指出的是，国税函［2009］3号文所列举的职工福利费的内容究竟是全列举还是非全列举的问题未能明确。如果是全列举，则该文没有列举的但按会计准则、制度及财政部文件规定应该作为职工福利费核算的支出，或者即使从情理上分析可以作为职工福利费支出，且为超过工资总额14%的部分也都不能在税前扣除。如国税函［2009］3号文没有列举许多企业都存在逢年过节给职工发放各种货币利和非货币利，或者平时以各种名目为职工提供的衣、食、住、行、玩乐、健康等福利待遇。而如果是非全列举，则没有列举的但按会计准则、制度及财政部文件规定应该作为职工福利费的支出，以及从情理上分析应该作为职工福利费的其它相关支出是否可以税前扣除？具体又该如何把握？对此，还有待税务部门予以明确。笔者认为，在没有明确之前，一般情况下，电网企业涉及到职工福利费税前扣除时，只能按国税函［2009］3号文规定的列支范围和标准判断是否应属于税法口径的职工福利费，避免产生不必要的矛盾。

还需特别说明的是，对于国税函［2009］3号文已经明确规定应属于职工福利费范围的支出，在进行涉税处理时必须列入职工福利费的范畴，而不应再按照会计处理方法或以往的习惯方法列入其他范围。如对国税函［2009］3号文已经明确规定的“供暖费补贴”、“职工防暑降温费”等，即使电网企业已经按照会计准则或会计制度的规定将这两项费用直接计入了生产成本或管理费用，但在电网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应按照税法规定调整到职工福利费中列支（即纳税调整），与发生的其它职工福利费合计数受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14%的总额控制。另外，尽管国税函［2009］3号文规定了福利部门发生的福利费包括了“内设福利部门所发生的设备、设施和人员费用”，但对“设备、设施”所发生费用的范围究竟如何理解该文未作详细解释。如对福利部门所使用房屋计提的折旧、发生的清理损失等是否属于福利费范围问题，实务中也存在理解和执行不一的问题，国税函［2009］3号文未予以明确。而财企［2009］242号文明确职工福利费包括“计提福利部门设备、设施的折旧”。所以笔者认为，在税法对该问题没有明确之前，电网企业可先按照财企［2009］242号文规定的范围理解并执行，还需税务部门尽快予以明确，免得日常实务中执行出现差异。

第3篇：税法解释制度范文

[关键词]双基四实 教学方法 高职教育 中国税制

[中图分类号] G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4）01-0088-03

强化高等职业教育的应用性，强调高职教育教学方法的实践性，这既是高职教育教学特色的基本保证，也是培养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的内在要求。为此，笔者通过多年高职教育的浸染体验和亲身实践教学方法的探究，在吸收他人先进教学方法的基础上，首创了“双基四实”牵引教学法，这种教学方法在教学环节上强调“实”字当头，以“实例”为始、“实务”为重、“实用”为主、“实效”为本，实现基础知识的牢固掌握和基本技能的灵活运用。

一、“双基四实”牵引教学法基本原理

“双基四实”牵引教学法的基本原理（见图1）是通过选取与课程内容密切相关的教学实例（并不仅仅穿插几个案例），通过“实例、实务、实用、实效”的牵引，巧妙设计教学任务和教学路径，将实例所要揭示的内容于适时融入的提问、讨论等互动方式中层层展开，充分调动学生积极参与，激发学生求知欲望。然后再通过实务和习题加以验证和巩固，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增强解决问题的成就感。“双基四实”牵引教学过程是一个环环相扣的统一整体，整个过程呈逻辑性递进式地周而复始。

（一）实例牵引——激活问题

实例牵引就是以实例导入来激活教学内容。教学中的实例应紧扣教学目的、教学内容及重点难点，并具有真实性、新颖性和吸引力。实例牵引包括收集实例、提炼实例、设计教案三个环节。

（二）实务牵引——阐释基础

实务牵引是指以实务来加强基础知识的讲解。实务牵引主要强调“三多”，即授课教师对课程的基础知识进行精确细致的“多讲”，教学中进行多种方式提问的“多问”，强求学生参与到基础知识融通到实例中的“多思”。

（三）实用牵引——培养技能

实用牵引是指结合实例和实务，体现互动性，着重基本技能的培养，把学业与就业、创业紧密结合，突出教学的实用性，注重职业素质的培养，努力使学生通过实训教学获得就业的技能。

（四）实效牵引——检验总结

实效牵引是指通过总结，检验教学效果如何。总结分三个层次，即授课教师对阶段性授课内容和对实例教学情况得失进行总结；同行（教学团队）通过研讨、公开课、互相听课等方式对一段时期的教学情况进行总结；由学生对教学情况进行评价总结。通过总结，完善“双基四实”牵引教学法，提升教学效果。[1]

二、“双基四实”牵引教学法适用于《中国税制》的教学

《中国税制》是一门系统反映税收政策、制度和管理内容的课程，由税收基本理论和现行税制两部分组成，是一门兼有专业性、实践性、技术性、时效性于一体的多重复合型财经类课程。[2]而运用“双基四实”牵引教学法来教授《中国税制》这门课程，正是以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为核心，通过双向交流机制的构建，体现了教学相长，变“赶鸭子上架驱动式”的教学方式为“牵着牛鼻子牵引式”的教学方法，让学生能通过“四实”的牵引，自我思考、互相讨论和交流，强化以实例说税，以实务强化实践操作性，逐渐将实用与实效落到实处，全方位地掌握我国现行税制及其基本原理。

三、基于“双基四实”牵引教学法下的《中国税制》第一讲教学范例

第一步：拟定教学方案和教学设计

教师在课前要结合学生已有的知识体系和认知习惯，并应用“双基四实”牵引教学法，对《中国税制》第一讲（2课时）的教学内容进行总体实施方案（见表1）的安排和缜密的教学设计（见图2）。

表1 《中国税制》第一讲教学的总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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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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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基于“双基四实”牵引教学法下的教学设计

第二步：基于“双基四实”牵引教学法下的具体教学示例

1.实例牵引、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一般，针对开篇之说，主要是从日常生活中的感性认识逐渐向课程教学牵引，然后，再重点地进行专业术语的解释，最后对疑难点和易混点进行分析、澄清。

师：何为“税”？如何看待“税”？平时了解到哪些“税”？等等（不要求学生准确作答，学生可凭自己的直觉和生活中的所见所闻，了解多少就回答多少）。

学生：税就是钱，就是交钱给国家；知道的税有增值税、个人所得税（学生根据自己的认识给出五花八门的回答）……税务局是收税的；我们学生不用交税，只有那些经商的老板们才用交税……

对这些回答，教师暂不置可否，不予评价，并鼓励学生多说，对学生的认识多加肯定。然后对学生的认识总结出两点：一是学生对税或多或少有一定的认识；二是说明税与我们密切相关，比如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离不开税收，就老百姓而言，我们的吃（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穿（增值税、消费税）、住（房产税、契税、印花税）、用（增值税、营业税）、行（车辆购置税、车船税）都有税收的影子。可以说，税收已经深入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

师：从另一层面也说明学习税是“有用的”。因此，同学们要有税方面的知识，下面我们就来一起学习本学期的税收知识。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法制经济也将得到完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学习相关税制就有了深远的意义。

下面再看两个实例，牵引学生对“税”的学习兴趣。

实例1：从造字角度看如何直观解释“税”？

教师启发学生“税”是由“禾”和“兑”组成，“禾”和“兑”分别代表什么呢？学生自然会联想到“禾”代表禾苗，“兑”表示兑换。然后进一步追问学生禾苗要兑换什么？为什么要去兑换？学生回答后，教师可进一步补充或解释。

师：“禾”代表禾苗，代表农民种的庄稼，农民将粮食（因为我国古代是以农业为主，以上交的粮食作为农业税）交给国家，这样就可兑换出“和平的环境、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安宁的生活等”。

实例2：现在还有很多词语都与古代的财税历史文化有关（举例：“敲竹杠”——在中国古代，为了不使盐税流失，国家对盐实行专卖。但有些人动歪脑筋，把竹杠节头打通，把盐藏在里面，偷偷摸摸贩卖私盐。当时国家缉私人员就先拿木棍敲一敲竹杠，听听是实心还是空心，这就是“敲竹杠”的来历）。

教师利用幻灯片的形式将我国近年（期）的有关税收情况给学生浏览一下，并进行简单分析，让学生明白，学习《中国税制》不仅是要学习税收的计缴与征管，还需要会应用分析。

实例3：我国税收收入情况及2012年税收收入增长的结构性分析（资料来源于国家税务总局网站），这部分内容可作为课外阅读材料提供给学生。

2.实务牵引，详解本节课的知识点，并融合于实用牵引和实效牵引之中

师：通过上面的实例牵引后，进入实务牵引阶段，进行本节课知识点的介绍，本节内容偏向于概念的阐释和辨析，重点要解决税收、税法、税制三个基本概念及相互间的关系。下面是授课内容提要。

一、税收（通过开篇实例牵引，学生对税收已有了一定的认识，可给出税收的含义，然后解释）

（一）税收的含义理解

税收是国家实现其职能的需要，凭借其政治权力，按照预先规定的标准，强制地、无偿地征收货币或者实物的一种特定分配。（含义的表述不是唯一的）

含义理解（依据上述概念填出关键词，并设置5个实务问题）

实务问题1：税收的职能怎么理解？税收与国家有着怎样的关系？

1.税收是以（国家）存在为前提的，是国家实现职能的（物质）基础。（解释税收与国家的关系，即国家的产生就需要税收的产生，将来国家消亡了，税收也就跟着消亡，税收与国家相伴而生；税收具有财政职能、经济职能及监督经济活动职能，这也解释了“国家为什么需要税收”的问题，也是对“税”字兑换的进一步理解）

实务问题2：国家凭什么收税？

2.国家征税的依据是（ ）。（政治权力是唯一依据）

实务问题3：纳税人纳税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3.税收是国家取得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税收的分配对象是（ ）。（财政收入通常有税、费、利、（债）；（v+m）构成分配对象）

实务问题4：税收征收涉及两方，这两方是何种关系？

4.在征税过程中形成一定的（ ）关系。（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实务问题5：税收的特征是什么？

5.税收的形式特征：（这是税收区别于其他如金融、国债、规费等经济术语的本质所在，只要具备这三个特征，就一定是税收，这三个特征中有一个不满足，都不能称之为“税收”）

强制性——凭借政治权力；无偿性——不支付任何报酬；固定性——预先规定的标准。

（二）税收的产生

1.税收的产生条件

经济条件：剩余价值产生；政治条件：国家的产生。

2.我国税收产生的过程（参看教材）

二、税法

税法是国家制定的用以调整国家与纳税人之间在征纳税方面权利与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三、税制

税收制度的简称，是国家各种税收法令和征收办法的总称。税制既是国家向纳税人征税的法律依据和税收工作的规程，又是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的法定准则。狭义上指各种税法法律、税收条例、实施细则、征收管理办法等。广义上包括税收法律制度，税收管理体制，税务机构和人员制度，税收征收管理制度，税收计划、会计、统计工作制度。

（一）联系

税收与税法紧密联系，密不可分，相互依赖，不可分割。（如何体现二者间的紧密联系？采用对对联的方式来描述，提供上联：有税必有法，如何对出下联呢？启发：“有”对“无”，“税”对“法”无法不成税）

（二）区别

1.表现方式不同：税法是税收的法律（表现形式），税收则是税法所确定的（具体内容）。

2.体现关系不同：税法体现的是国家与纳税人之间在征纳税方面（权利与义务）的关系，税收体现的是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分配）关系。

3.所属范畴不同：税法是法律制度，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税收是经济活动，属于经济基础范畴。

五、税收法律关系

（一）含义：税收法律关系是指税收法律制度所确认和调整的国家与纳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及各级政府之间在税收分配过程中形成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税收法律关系体现为各级征税与纳税人的利益分配关系。

（二）构成：主体——客体——内容

1.主体：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当事人。税收法律关系主体是指税收法律关系中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当事人，分为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

2.客体：主体双方共同指向的标的，客体的具体表现形式为征税对象。

3.内容：主体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

征税方权利：税务管理、税款征收、税务检查、违章处罚。如代位权、税款追征权等。

征税方义务：宣传税法、辅导税法、纳税咨询辅导、出示税务检查证等。

纳税方权利：保密权、延期缴纳税款请求权、延期申报请求权、多缴税款申请退还权等。

纳税方义务：办理税务登记的义务、缴纳税款的义务、接受税务检查的义务、接受违章处理的义务等。

六、小结

本次课是《中国税制》课程的开篇之说，帮助学生对《中国税制》课建立一个全面、初步的认识，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对于整个课程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本节课主要阐释了税收、税法、税制的含义及相互间的关系。通过本节学习，学生能认识到税法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学生们应树立法制的意识和观念，遵纪守法，有了收入就要及时缴税，绝不偷税漏税，做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 参 考 文 献 ]

第4篇：税法解释制度范文

关键词：会计制度 税法 税务风险

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和企业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要求，我国税收制度和会计制度都经历了重大变革，二者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并逐步趋向规范、合理。同时，企业为实现税后利润最大化，在主动调节财务时，采取的行为难免有意或无意地与税法的强制性相悖，继而引发一系列税务风险。因此，有必要在不违背税法和会计制度各自目的、遵循原则的前提下，通过协调尽量减少差异，并采取相应措施防范税务风险。

1.会计制度与税法的差异表现

1.1会计制度与税法遵循原则的差异

（1）重要性原则的差异。会计制度的重要性原则是指在选择会计方法和程序时，应考虑经济业务本身的性质和规模，根据特定的经济业务对经济决策影响的大小，选择合适的会计方法和程序。而税法不承认重要性原则，只要是应纳税收入或不得扣除项目，无论金额大小，均需按规定计算所得。会计制度对以前年度的重大和非重大会计差错给予不同的更正方法，而税法则要求必须严格按税法规定办事，不采用重要性原则。

（2）谨慎性原则的差异。会计准则对谨慎性原则的解释是，在面临不确定性因素时，既不高估资产或收益，也不低估负债或损失。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可以计提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备，以及短期、长期投资减值准备等8项减值准备。企业可以采用成本与市价孰低法，比较期末存货、短期投资、长期投资。相比之下，税法对谨慎性原则的解释更强调防止税收收入的流失。税法仅对坏账准备的计提做出规定而没有对其他7项减值准备做出相应的规定。总之，税法对谨慎性原则基本上持否定态度。

（3）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差异。新会计制度增加了1条原则：企业应当按照交易或事项的经济实质进行会计核算，而不应当仅仅按照它们的法律形式作为会计核算的依据。在售后回购业务的会计核算上，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要求，视同融资进行账务处理。但税法并不承认这种融资，而将其视为销售、购入经济业务分别进行处理，缴纳流转税和所得税。

1.2会计制度和税法在成本费用、收入等各项目规定方面的差异

（1）成本费用差异。企业的成本费用，占用在产成品、产品上的部分，只有销售以后确认销售成本才可以在纳税申报时扣除。税法所成本是指纳税申报已确认的销售商品(包括产品、材料、下脚料、废料和废旧物资等)、提供劳务、转让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包括技术转让)的成本。由此可见，税法所指的销售(营业)成本的概念要大于会计所指的销售成本概念，包括主营业务成本、其他业务成本、营业外支出。此外，会计制度和税法对成本费用的税前扣除条件和限制方面的差异，使得企业面临费用界定不准确、纳税申报时计算错误等方面的税务风险。以捐赠为例，公益性捐赠在税法规定的标准以内准予税前扣除，而非公益性捐赠一律不得扣除。

（2）收入差异。一方面是收入时间确认上，与税法存在差异，如税法要求在取得款项的当天或取得收款证明的当天作为收入确认，而企业往往是按收入的归属期来作为确认时间；另一方面是收入的计量上存在差异，由于会计制度和税法对收入的确认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收入方面会存在遗漏纳税项目、税金计算错误等诸多税务问题。例如在会计实务中，虽然对价外收费作了会计核算，但是未核算其增值税销项税金，从而在纳税申报时易遗漏。

2.会计制度与税法的协调

2.1严格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报告以及处理方法的选择

（1）企业在进行会计核算时，应当按照会计制度及相关准则的规定对各项会计要素进行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会计制度及相关准则规定的确认、计量标准与税法不一致的，不得自行调整会计账簿记录和会计报表相关项目的金额，应采用年终纳税调整方法处理。

（2）企业在计算当期应缴所得税时，应在按照会计制度及相关准则计算的利润总额的基础上，加减会计制度及相关准则与税法规定就某项收益、费用或损失确认和计量等的差异后，调整为应纳税所得额，并据以计算当期应纳所得税。

2.2选择恰当的会计处理方法以协调会计制度与税法的差异

由于会计制度和税法在实际会计核算中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各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以及报告等各个环节的工作都要严格依据规定操作，尽可能针对不同类型的企业选择不同的处理措施，以缩小差异。对于有条件的大企业，可以在会计核算之外增设税务会计核算，以保证经济业务正确核算前提下应纳税款核算的效率和准确性。对于众多的小型企业，可以严格按照税法的规定选择会计处理方法，或者提供可以保持一致的备选方法，如取消8项减值准备和预计负债，实行资产报损和预计负债经税务部门批准后据实入账的方法，这样可以消除时间性差异；对于开办费的摊销期限，除一次性摊销法外，可以增加与税法规定一致即分5年摊销的备选方法，由小型企业视情况自行择定；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和折旧年限，原先的行业会计制度及其他相关制度都有明确规定，但实际执行中大多数小型企业偏向于采用税法规定允许的标准，以避免纳税调整。

3.企业税务风险防范措施

有时候企业的税收信誉与商业信誉联系在一起，这样就会对企业在产品交易、银行贷款等方面产生连锁反应。税务风险还有一些其他的影响，例如由于违法违规可能导致企业一般纳税人资格、开具发票的资格，以及税收优惠享受资格等资格丧失；可能导致企业管理层的人员受到刑事处罚。总之，税务风险对企业的影响非常大，企业必须加强对税务风险的管理，及时防范税务风险，避免发生重大损失。

（1）树立依法纳税的理念，从根本上杜绝税务风险的产生。首先，通过统筹、规划与管理，依法纳税，而非仅仅追求税收利益最大化。另外，对税收筹划进行规范，根据企业具体业务进行税收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审核，避免因税收违法造成税务风险。

（2）规范会计核算，做好纳税调整。很多企业存在会计核算不规范的现象，其中蕴涵着潜在的税务风险。企业应该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财会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规范会计核算，防范税务风险。随着新《企业会计准则》的实施，税法和会计准则的差异之处会不断增加。在纳税申报时，必须进行纳税调整。如纳税申报时，该调整的没有进行调整而造成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税务执法中，最轻的处罚是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而且只要税务机关判断出企业有一点的主观故意，就认定为偷税。因此，在纳税调整问题上，企业应谨防税务风险。

（3）完善企业内部控制，把握会计制度与税法的差异。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在提高管理水平和加强风险意识上下功夫，在严格把握传统的财务内部控制手段的同时，充分运用现代化的先进的技术知识，形成一套可操作的、可控的内部财务报告组织信息系统。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达到降低税务风险的目的。此外，随着企业会计制度、准则的不断发展，以及税收政策的逐步完善，企业会计制度与税法规定的差异将越来越大。企业会计人员只有准确把握这种差异，才能够正确纳税，避免税务风险。

（4）建立税务机关、企业间的沟通渠道。企业要了解最新税收法规，避免误解。同时，应主动加强与税务机关的沟通，争取在税法的理解上与税务机关取得一致。特别是企业在进行如对外投资、涉足新行业、资产处置、重要会计政策等重大事项的时候，应主动向税务机关咨询相关的税务法规，听取来自税务机关的意见和建议，以保证企业依法诚信纳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防范税务风险。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2006[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2]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2007[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3]盖地，肖慧敏.收入确认：税法与会计准则比较[J].财务与会计，2009.2

第5篇：税法解释制度范文

关键词：所得税会计 会计处理 问题 措施

所得税会计属于会计学中一个分支，它将财务会计的理论原则作为基础原则，把会计收益和应税所得间的差异作为核算对象，可以帮助企业找出账目收益和计税基础之间存在的差异，为企业提供有用的信息进行企业决策，从诞生开始一直处在不断地发展研究中，如今已经发展的较为成熟。我国的所得税会计对于市场经济体制之下的我国的经济活动有着很大的影响和作用，但是跟西方的所得税会计成熟体系相比我国的所得税会计还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有待于与解决和完善。

一、我国的所得税会计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所得税会计处于起步发展的阶段，就目前来看对我国的企业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与西方成熟的所得税会计体系相比却有很多地方存在问题。

（一）缺乏独立的处理标准

我国一直以来都存在着一个现象，即财务、税法等法规和会计相交在一起，没有明确的划分。例如在一些企业的财务规定中涉及到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的规定，企业业务招待开支的标准，还有利润分配中“各项税收滞纳金与罚款的支付，被罚没财产的损失”，都不是会计问题，而是税法法规的问题。长期股权投资运用权益法进行核算时也没有进行明确的规定，很多人都对于企业所得税是针对实际获取的股利计征，还是按股权透支比例计算的实际投资收益计征存在疑问。由此可见，将财务、税法、会计搅合在使得财务会计不能起到为企业及社会提供所需的真实可靠的财务信息的作用，而且，也为国家通过税收来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设置了障碍。

（二）计税差异不符合国际要求

我国的应税收益和之间的差异有两种，第一种是时间性差异，第二种是永久性差异。国际上通行的惯例是把时间性差异定为了暂时性差异，另一种则是和我国相同的永久性差异。暂时性差异是指一项负债的税基，或一项资产与其在资产负债表里账面金额间的差额，如果资产负债表中资产的账面金额要比实际资产的计税基础低，那么就被成为递延所得税资产相反则为递延所得税负债。之所以说我国的“时间性差异”没有国际上的“暂时性差异”科学，是因为所有时间性差异都可以看成是暂时性差异，但暂时性差异并不全是时间性差异。

然而我国对于负债和资产之间的抵销也没有明确完善的规定，国际上的会计准则对于这个有明确的规定，即企业若想要抵销当期所得税负债、资产，或是抵销递延所得税负债、资产，一定要满足相关规定条件才可以，在这一点上我国并没有相应的法规进行规定。

（三）制度法规存在问题

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对保证财务为企业提供及时可靠的会计信息，同时为税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通过会计制度和准则提供的信息可以为所得税会计的实施提供好的基础条件，也可以使税法不断地完善让所得税会计的实施有法可依。但是，目前我国少数具体的会计准则只在很小的范围内实施；税法与财务会计体系还没有完全的独立；并且所得税法比较简单使得其刚性较弱，不能自成一体，这些问题都会对财务会计和所得税会计的分离和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

（四）我国所得税会计人员的素质不高

所得税会计和财务会计的分离，客观上增加了税收征管、税款计算和纳税申报的难度，也大大加大了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就目前来看我国会计人员的素质普遍不高，而且会计操作手段也比较落后，这两个问题大大的限制了我国所得税会计独立后的工作能力，很难对所得税会计工作的发展起促进作用。虽然新的税制对纳税制度作了规定，但是我国税务中介机构数量和注册会计师数量非常短缺，纳税制很难大力的发展和实施。

（五）没有明确的表述和目标

我国所得税会计准则的结构虽然与国际准则的构成跟相似，在一些概念和方法的解释说明上却不如国际准则做的好，另外也缺少相应实例的辅助说明。这就导致了会计人员很难对准则进行很好的理解，在进行实际操作时易出现差错和问题，影响了所得税的核算工作。

我国的所得税会计准则主要的目的是要规范企业所得税的核算工作，这个目的在表面看来很容易理解，但是在实际操作时就显得过于笼统了。由于所得税会计的一些基本问题和具体的目标没有表述明确，致使企业在进行所得税会计处理工作时很难进行合理的掌控。因此，我国的所得税会计准则应该向国际上的准则学习，将目标明确制定，以完善所得税会计处理工作。

二、完善所得税会计的必要性

为了发挥会计职能的作用，发挥会计反映、监督、核算的需要，以实现对社会经济活动全方位的监控，这需要所得税会计制度来作为我国会计计法的配套制度。

“两法”统一的趋势需要把所得税会计制度加以完善，进行前置或者并行，“两法”进行统一会使税收优惠、税前费用列支等项目完成统一，这就需要所得税会计制度进行前置或者并行，从而达到配套实施的整体效果。

国家颁布税收征管法加强了税收执法的刚性，这需要建立起包含所得税会计制度在内的相关配套制度，来促进所得税主体税种的形成。

自从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的经济正式与国际经济进接轨了，而我国的会计制度也和国际会计制度接轨了，作为国际会计重要分支的所得税会计也体现出了其越来越突出的国际作用，引起了各个国家的金融界和理论界的重视。

三、完善所得税会计处理工作的措施

（一）增加所得税会计当中的解释说明

详细的解释说明，可以促使会计工作人员更加深入的理解所得税会计准则，从而，在实际工作期间能够更加准确的使用准则，提高会计人员的工作效率。然而，我国所得税会计准则当中解释相对较少，所以，需要增加对会计准则中相关概念的准确的解释说明，而且，要列举相应的实例说明，让准则中规定的内容条款更容易理解把握。

（二）增加所得税会计内容对会计目标的明确规定

当前，我国的会计准则内容里确定的目标既笼统又模糊，导致很多企业在会计处理时缺少了明确的目标作为方向指导。影响所得税会计在会计处理工作中的顺利进行。所以，完善所得税会计处理的工作，应先增加目标明确的规定，从而，可以使会计工作人员在进行会计核算时可以有一个更加明确的目标，充分的认清自身的职责所在，从而保证所得税会计在会计处理工作中的顺利进行。

（三）加强对新准则的学习与工作训练

新旧会计准则之间相比，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会计从业人员对企业的收益与差异的理解，和可算科目与核算方法等都要有思想的转变。要大力的加强会计从业人员对新的所得税会计准则的学习与理解，要使会计人员可以准确熟练的掌握和运用新准则的内容；要加强会计从业人员的工作训练与训练成果检验，确保会计人员在会计处理工作中可以熟练的采用新的会计准则中的新的所得税的核算方法，进行所得税的会计处理。

（四）进一步完善资产与负责抵消的相关规定

我国所得税会计的准则中应该增加当期的所得税资产与当期的所得税的负责与递延的所得税资产与递延的所得税负责的抵消规定。

四、结束语

我国所得税会计的处理方法包括：应付税款法与纳税影响会计法。旧所得税的会计准则规定采用的是利润表债务法来核算所得税，从而推出了新准则，则改为了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方式去核算，所得税会计处理的工作应该根据新准则要求的方法做出相应的改变。现在我国所得税会计处理制制度制定的目标不明确， 解释与明较少，而且， 对于资产与负债抵消的规定也不明确，列表划分不完善也不谨慎。所以，应该进一步完善和制定所得税会计准则，更要加强会计从业人员对新所得税会计准则的学习。

参考文献：

[1]项行茂，曾慧芳.所得税会计处理初探[J].财会通讯，2010

[2]汪伟.所得税会计处理相关问题的思考[J].税务与经济，2006

第6篇：税法解释制度范文

「关键词税收司法独立性行政权滥用「正文

所谓司法，是指国家司法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具体适用法律处理各种案件的专门活动。它的宗旨在于排除法律运行的障碍，消除法律运行被阻碍或切断的现象，以保证法律运行的正常进行，从而使社会保持法律秩序状态。本文中的税收司法，是指行使国家司法权的机关——人民法院在宪法与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按照税法规定的程序，处理有关税收刑事诉讼与税收行政诉讼和税收民事诉讼的活动。

税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属于与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和商法等基本法律部门相并立的经济法部门。所谓经济法，是指调整国家在调控社会经济运行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在政府机关与市场主体之间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是国家干预或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法律表现。一般的讲，税法是调整税收征纳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集中地体现和反映了国家干预或管理特定领域内的社会经济活动。税法调整国家在调控社会经济运行，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过程中税务机关与市场主体之间发生的特定经济关系的过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肯定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障碍，亦即各类案件，比如刑事案件、民事案件及行政案件等。这些案件实质上是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给税法运行设置的种种障碍，这些障碍造成了税法运行的阻滞和税收法律秩序的破坏。司法权的行使正是通过这些案件的审理，来排除税法运行中的障碍，以开通被阻滞的税法运行渠道和弥补被破坏的税收法律秩序。

综观我国税收司法的现实状况，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乃至在我国目前的税收法治建设中，法院的作用似乎被忽视了，税收司法已经成为一个被遗忘的角落①。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税收司法独立性问题

我国宪法虽然赋予了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主体地位，但司法机关特别是地方司法机关却在某些方面相当程度的受制于地方政府。表现在司法机关的经费来源上相当程度依赖当地政府、人员工资上受制于地方财政、人事制度上隶属于地方组织部门及各级人大等等，因而就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大量的涉税案件审理受到当地行政机关的干涉，例如在涉及国有企业偷税、漏税、逃税等问题上，各级行政机关往往认为：国有企业生存能力差，各方面应该给予特别的保护，加之如果对国有企业偷税、漏税、逃税等问题进行判罚，最终实际落实责任的仍然是地方政府的各级财政，追缴的税款又上缴了中央财政，对地方可说是没有任何的好处。基于此，各级行政机关在税收司法活动中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干预着税收司法案件的审理活动，同时对于税收案件的执行干预行为更多，许多国企涉税案件都不同程度存在着执行难问题。

二、税务机关行政权力滥用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宣告判决或者裁定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或者被告改变其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原告同意并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这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行政权力对诉讼权力的干预，但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实践中还存在着大量的税收机关行政权的滥用问题。税务机关依法行使税收征管行政权，对于大量应由司法机关解决的问题，如偷税、漏税、骗税等刑事案件，常常以补税加罚款的形式结案，这样做某种意义上就使其年度纳税任务有了保障。另外也有出于对司法审判机关结果的预期不足，或是出于不愿意让司法权凌驾于行政权之上的想法，对于许多的案件甚至与纳税人讨价还价，最终以和解的方式解决，以罚代刑，其结果不仅又纵容了纳税人的再次犯罪行为，而且给国家的司法造成直接的冲击，其实质必然是导致行政权的滥用和强化。

三、税收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实体法、程序法的障碍

1、《税收征管法》第45条规定了税务机关的税收优先权，但行使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1）税收优先权流于形式，难于付诸实践。虽然《税收征管法》第45条做出了税收一般的优先性规定，但欠缴税款的纳税人在缴纳所欠税款前优先清偿无担保债权或发生在后的抵押权、质权、留置权而致使所欠税款不能足额受偿时，税务机关应如何行使税收优先权，我国现行法律并未做出明确规定。

（2）在财产被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情形下，税收有无优先权？行使优先权该遵循怎样的程序尚未做出明确规定。（3）税务机关能否对担保物权设定在后的抵押权人、质权人、留置权人占有和控制的欠缴税款即纳税人的财产，采取行政强制执行措施来行使税收优先权？

2.税收代位权、撤销权。关于税收代位权和撤销权，《税收征管法》第五十条规定：“欠缴税款的纳税人因怠于行使到期债权，或者放弃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而受让人知道该情形，对国家税收造成损害的，税务机关可以依照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行使代位权、撤销权。税务机关依照前款规定行使代位权、撤销权的，不免除欠缴税款的纳税人尚未履行的纳税义务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代位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由此可见，《税收征管法》第五十条、《合同法》第七十三条和第七十四条构成了税收代位权、撤销权司法保障制度的主要部分，但仍有待完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第二十条规定：“债权人向次债务人提起的代位权诉讼经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代位权成立的，由次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即予消灭。”有疑问的是，如果欠缴税款的纳税人（即《合同法》中所谓“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先于税务机关行使代位权而致税务机关无法行使代位权或虽行使代位权但不足以清偿纳税人所欠税款，法律应如何处理？这一问题的解决正是税收代位权、撤销权司法保障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之处。值得注意的是，《合同法解释》第二十条适用的前提是行使代位权的多个债权人居于平等的债权受偿地位。由于拥有已经公告（公示）的税款的优先权，税务机关与纳税人（即《合同法》中所谓“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非居于平等地位。因此，法律应创设规范：纳税人（即《合同法》中所谓“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在依法行使代位权前，须先行通知税务机关并于一定期限后行使代位权，《合同法解释》第二十条才可适用。创设该规范是税收代位权、撤销权司法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的重要方面。否则，税收代位权、撤销权将遭到严重弱化。

四、税收司法人员现实素质存在的问题

由于经济成分的复杂多样性，尤其在我国已加入WTO的背景下，部分纳税人漏税、偷税、抗税、骗税及避税的手段不仅种类繁多，花样翻新，并且有着向高智能、隐藏性更强等方向发展的趋势，这无疑加大了税收司法人员侦查与破案的难度。同时因为税收案件具有很强的专业性特征，对具体经办案件的司法人员的素质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我国现实司法实践中，各级司法机关里具有既懂法律、经济又懂税务、税收并精通税务会计知识的高素质复合型司法人员少之又少。因此，税收司法人员的现实素质跟不上今后国际国内税收司法工作的高要求，无疑是我国税收司法实践面临的又一个障碍，要突破此困境，势必要加强税收司法人员的综合素质，对其进行全方面的法律、税收、税务会计等方面知识的强化培训，达到税收司法工作所必须的基本素质。

「注释

①翟继光，《欧洲法院在税收协调中的作用及对我国的启示》，中国财税法网

「参考资料

1、范立新：《关于税收司法改革思路的设想》，载《财经问题研究》，2002年第9期。

第7篇：税法解释制度范文

关键词：偷税罪、立法缺陷、修改建议

税收是国家组织财政收入、进行经济建设资金的重要资金来源，是促进社会发展、调整物质财富分配的重要经济杠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税收在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然而，一段时间以来，偷税行为日益猖獗，不仅严重破坏了税收征管秩序，而且给国家造成了大量的税款流失。虽然偷税已经成为目前经济活动中较为常见的一种违法行为，但是因偷税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却不多见。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部分税收征管人员以罚代刑、执法不力以外，我国刑法关于偷税罪的规定过于原则及其与税法和税收征管实践衔接上的不严密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为此，笔者在对偷税罪的认定和处理方面进行分析和探讨的基础上，对偷税罪存在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问题简略阐述自己的观点，以供参考

一、我国刑法关于偷税罪的处理和认定

刑法第201条第1款规定：“纳税人采取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帐凭证，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的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10％以上不满30％并且偷税数额在1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或者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税数额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30％以上并且偷税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偷税数额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

根据刑法第204条第2款的规定，纳税人缴纳税款后，采取假报出口或者其他欺骗手段，骗取所缴纳的税款，未超过缴纳税款部分，也按偷税罪定罪处罚；骗取税款超过所缴纳的税款部分，依照骗取出口退税罪的规定处罚。

以上规定表明， 偷税罪，是指纳税人或扣缴义务人采取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帐凭证，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的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或者已扣、已收税款，偷税数额较大或者情节严重的行为。

二、我国偷税罪立法方面存在的缺陷

1、数额加比例标准缺乏严密性，导致出现空白地带，司法实践难以准确操作

现行刑法在认定偷税罪时采取的主要是比例加数额标准，即是以偷税的数额及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比例作为定罪的标准，这是刑法中唯一采取此类标准的罪名。在偷税罪中，刑法对于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30%以上且在1万元以上但又不足10万元时，或者纳税人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10%以上不满30%且偷税数额在 10万元以上时的偷税行为，都没有作出明文的规定。其结果是出现了定罪上的空白地带，导致司法实践中会出现依法无据的情形。

按现行标准势必会造成大额纳税人偷税数额巨大但因比例不够而不能定罪，小额纳税人偷税数额不太大但因比例高则被定罪，甚至达到加重量刑的情形。这种将大额纳税人与小额纳税人区别对待的做法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对小额纳税人来说是不公平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也包括违法处罚时的平等。同样的违法犯罪行为应受同样的处罚，就犯罪而言，处罚只能因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不同而不同。虽然大额纳税人上缴的税款多，对国家贡献大，但不能因此而放宽对大额纳税人的定罪标准。

以偷税比例作为判定标准还会为个别行政执法、司法人员徇私枉法提供机会。刑法没有明确规定偷税数额和应纳税额的计算期间，以及应纳税额的计算方法等问题，导致采取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税额相加方法，就必然产生罪与非罪不同的两种认定结果现行比例加数额标准。

2、叙明式罪状容易产生疏漏，不能与税收征管很好衔接

我国刑法对偷税罪采用了叙明式罪状的方式。笔者认为，这种方式虽然具有“明示其一，排除其它”的功能，有助于贯彻罪刑法定的原则，但其也具有很大的缺陷，尤其是用于经济犯罪的立法。这是因为：

（1） 叙明式罪状容易产生疏漏，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在经济飞速发展和世界科技突飞猛进的今天，纳税人偷税的手段是多种多样、推陈出新的。无论罗列多少偷税方式，也无法涵盖偷税之全部外延，容易产生疏漏。如果仅对犯罪手段作列举式的规定，将会使那些虽出自相同的犯罪目的并都发生了税款流失后果的偷税行为，但由于采用了不同表现形式而受到不同性质的处罚。其结果，肯定会出现大量新型偷税案件得不到应有的刑事制裁，税收制度与刑法的相关规定严重脱节的矛盾将更加突出。

（2）采取这种方式易与税法不协调。税收法律制度，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社会经济体制的不断变化，随着税收制度和征收制度的不断变化而发展变化的；其他与税收相关的财务会计制度也在不断变化之中，如目前的会计电算化和电子报税等就是以前没有的。所以在税收制度和税收征管制度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完全从税收征管形式的角度限定偷税方式是不可能的……

3、“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纳税申报” 的立法规定不严谨，容易产生歧义。

在理解“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纳税申报”这一偷税方式时，应当理解为“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与“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是并列关系。但从字面上和逻辑上来看，理解为“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是“拒不申报”和“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的前提条件也是行的通的。这样一来，虚假申报也必须经税务机关通知后才有可能构成偷税罪。这显然与立法者的原意是相悖的，但这种歧义却是由于立法时的表述不严谨所致。

另一方面，这一规定还混淆了纳税申报义务和纳税义务的界限。纳税申报和纳税两个概念的含义是有区别的。纳税申报是指纳税人依照税法的规定，向征税机关提交有关纳税事项的书面报告的一种法定行为。在纳税申报期间，无论有无应税收入、所得、其他应税项目或者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项目，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均应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申报事宜。纳税义务是以应税事实的实际发生为产生前提，而纳税申报则是政府对税收的一种管理方式，并不以应税事实的发生为产生前提。例如，自行申报纳税人在未发生应税事实的情况下亦应申报，即零申报。可见，违反了纳税申报义务并不一定就会违反纳税义务。再者，偷税罪的行为本质在于欺诈性，表现为隐蔽性和非公开性。而“拒不申报”则是对税务机关管理权的公然抗拒，表现为公开性，这与偷税行为理所当然具有的欺诈性、隐蔽性截然相反，不符合偷税罪本质特征的要求。

三、我国偷税罪的立法修改建议

1、采取列举加概括方式规定偷税行为方式

既然叙明罪状所采取的完全列举方式存在诸多弊端，就应当进行相应的修改。考虑到经济生活的多变性以及税收法律的发展性，从增强刑法与税收法律制度的协调性、以及刑法自身的周延性、功能性角度，应该采取空白罪状与叙明罪状之长处，在对偷税行为手段进行列举的同时，概括性规定“兜底条款”以保持刑法的稳定性与周延性。这样一来，既顾及到了现实存在的各种偷税行为，又为将来可能出现的新的偷税行为方式能够得到法律的惩处留下了空间。

2、取消比例加数额的确认标准，实行单一的数额标准

偷税罪是经济犯罪，通常是通过对其犯罪结果的量化、数额化来衡量其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因此，偷税数额是衡量和判断偷税行为社会危害性的最重要标准之一。所以在刑法规定尚不完善的情况，可以考虑以偷税数额作为考查其社会危害性的标准。因为，如果以偷税数额作为认定偷税罪的标准，在查处偷税过程中，就只存在偷税数额的认定，从而避免了偷税比例的计算。另外，由于没有比例标准，而偷税数额又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因此减少了纳税人规避税法的空间；对司法机关而言，可以更高效率地查处偷税犯罪。

3、取消“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的规定

由于该条规定可能产生歧义理解，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偷税中抗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进行了解释：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已经依法办理登记或者扣缴税款登记的；依法不需要办理税收登记、扣缴登记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经税务机关依法通知其申报的；尚未依法办理税务登记、扣缴款登记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经税务机关依法书面通知其申报的。

如前所述，“拒不申报”是对税务机关管理权的公然抗拒，表现为公开性，这与偷税行为所具有的欺诈性、隐蔽性的本质特征全然不符。且纳税申报和纳税是有着不同含义的两个概念，违反了纳税申报义务并不一定就会违反纳税义务。

所以，笔者认为上述司法解释中关于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的解释有扩大解释之嫌，建议无论办理纳税登记与否，对于一般性的不申报行为，经查实达到偷税数额标准的行为可以以偷税罪处罚，但是如果确经纳税机关书面通知而拒不申报，情节严重的，应该通过修改抗税罪的罪状以抗税罪来处罚。

参考文献

1、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刘剑文主编：《财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3、张守文著：《税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吴亚荣主编：《中国税收犯罪通论》，中国税务出版社1999年版

5、陈兴良著：《规范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1版

6、刘世春编著：《偷税与反偷税最新案例》，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2年版

7、周洪波：《偷税罪立法的几个问题》，法制日报2004年4月8日第10版

第8篇：税法解释制度范文

税法[1]教学除了基本的计算、解题及如何适用税法外，更应强调现行税收[2]法制设计与立法目的之分析。面对多如牛毛的法令，税法教学与研究应如何因应呢？是以立法引导教学，并与现行法令保持高度一致，抑或发现并检讨现行法制之缺失及矛盾，进而提出完善之建言？兹以税收代位权及撤销权的规定为例进一步说明：

为防止欠缴纳税款的纳税人，以积极或消极方式诈害国家税收债权之实现，在债权平等保护原则之法理考量下，若无其它相关机制来解决此类诈害国家税收债权之行为，[3]则将私法制度中关于代位权与撤销权规定移植至税收征管法上确有实际之需要。故新《税收征管法》第五十条规定第一款规定：“欠缴税款的纳税人因怠于行使到期债权，或者放弃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而受让人知道该情形，对国家税收造成损害的，税务机关可以依照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行使代位权、撤销权。”但税务机关可以直接适用《合同法》第七十三条及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行使代位权及撤销权吗？按“适用者，法律明定关于某事项之法规，以应用于该事项之谓。准用者，法律明定某一事项，适用于其类似事项之规定之谓。但准用不能完全适用被准用之法条，仅在性质许可之范围内，变通适用。”[4]换言之，适用乃由法律直接对某一情形作出了预设，在现实中遇到这种情形时对法律的直接使用；而准用是通过法律的规定，某些情况应该比照对类似情况的法条规定来适用。而《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明确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它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因此，合同法关于代位权及撤销权的规定自然也仅适用于保全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及其它组织之间的债权。故在《税收征管法》中直接规定“依照合同法”，这是与《合同法》第七十三条及第七十四条相互矛盾的，可是说一字之差，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立法者岂能不谨慎？

由于目前尚未能论证代位权及撤销权是公、私法间共通之法理，故不能基于法秩序统一规范性，主张税收债权可以直接适用私法上关于撤销权及代位权之规定。那我们在立法上该如何设计呢？关于移植私法上代位权与撤销权于税收债权的立法模式向有两种主张，第一种立法模式是直接在税收征管法上规定税收代位权及撤销权的构成要件、行使方式及其效力等等；而第二种立法模式则在税收征管法规定税收代权及撤销权参照（比照或准用）《合同法》上关于代位权及撤销权的规定。就立法技术而言，第二种显较简单并节省立法成本。然若现行法没有税收代位权及撤销权规定，是否可类推适用《合同法》上关于代位权与撤销权规定补充此一法律上之空白呢？以及税收法定原则是否容许类推适用私法规定呢？诸此等等，实为税法教学与研究时不能漠视与忽略的课题。

我们主张税法教学与研究除了基本的法令适用问题外，似应进一步论拓展至立法论的层次，以及当法律出现空白之情形时，如何在不违背税收法定原则下进行税法上的漏洞填补，并思考设计出妥适的法制规范。而在思考税收立法论上，自改革开放以来，税收立法基本上采取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模式，而最近有实务界人士提出立法从严，宜细不宜粗的思路，[5]究竟何者为宜呢？我们认为两者虽各有其考量，但恐有过于极端之嫌。我们不妨分为二层次来看此问题：第一，法律并非万能，而是具有内在不完备性，而该等不完备性常肇因于现实经济与社会体制之考量，税收立法当然也不例外，故首先应为有无立法必要之辩论，这远比宜粗或宜细之争更重要，否则一但立法却又执行不了，岂不伤害政府威信与法律的尊严？；第二，宜粗或宜细两种模式的检验标准究竟为何，到底税收立法要细到如何程度才是合理呢？这是税法学教学研究应该进一步思考之处。我们主张不论是宜粗或宜细的立法似应调合社会经济之实际需求，以呈现税法的特殊性质为首要考量，[6]当然这只是勾勒出一个大方向，至于实际操作标准有待实务立法经验不断的累积。

学术与实践经常存在一定之距离，然学术最好走在实践之前并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如此税法教学与研究方不致沦为立法的附庸，也能与实际生活紧密连接一起，并可维持其学术的客观性，并进一步提升税法学教育的质与量。

二、税法学研究对话机制之建立

税收不仅是一种财政手段，课税与征收之依据及方法更涉及经济资源之分配、重分配及社会阶层之流动，动辄影响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因此根据财政、经济、社会等不同观点，税收理论所讨论的中心议题或是对话内容也将随之不同。[7]税法学研究的主轴课题、研究范畴及研究方法究竟为何呢？这些都是日后对话内容的重要部份。诚如学者所言“对于税法做体系的、理论的研究为目的之独立的学术领域，称为税法学。税法学把握课税的法律秩序，依据宪法、基本人权、课税权力的分配比较衡量税法规定，并依法律的授权规定衡量法规性命令。税法学的主要课题乃是将此类法规要素加以体系化，进行税法的方法训练以及正确术语的操作（符合量能课税的公平征税），纳税人的权利保护及税捐罚则的体系建立及其合理化，并致力于研究正当的课税。此外，税法学也应当理解税法的制度沿革，以求从中了解现行税法规定。”[8]另学者亦认为税法学研究方法主要有两个路径：一为透过具体税法制度，一为透过税法与其它相关学科（其它部门法、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会计学、财政学、历史学、公共选择理论、博弈论）之关系，该学者较倾向于后者。并认为税法学也与宪法、行政法、民商法、刑事法、法理学甚至诉讼法等各部门法具有交错的关系，在理论上应采交叉研究方法，才能对税法学研究范畴建立一套完整的体系。[9]也有学者主张综合运用法学方法论与非法学方法论来指导一个学科的研究与发展，重要的是合适的方法与方法的不断创新，以避免主观臆测与盲人摸象的情况发生。[10]

完整的税法学教学及研究，除单纯探讨税法之本质及内容外，税法学关于税法规范意义、税法正当性来源、税收权力分配的机制，甚至税法规范的哲学基础也应纳入深化税法学教学与研究理论的范畴。此外，税法学之教学与研究更应兼顾税法制度设计之思维及时空背景与历史沿革，以及经济效率理论及社会公平理论于税法学中之应用，同时应建立税法与相关法律体系之位阶及部门法间之整合与适用。然而回顾目前为数不少的税法学研究文献，税法学跨学科整合之研究仍付之阙如，纵有跨学科之研究，其对话主轴亦不甚明确，各说各话彼此间缺乏交集，甚至缺乏有力的论证过程。换句话说，今后税法学教学与研究主轴应致力于透过税法学的研究是否能促进生活中所需求法规范的完善，并经由一定的机制和程序的形成作用，来进一步有效规范国家权力（税收立法、税收行政、税收司法等等）运作，进而更加厘清国家与人民之关系，以达到实现税收正义，促进整体社会的发展之目标。

单从税法与相关法律体系之整合与适用观之，我们认为税法与宪法的整合研究对税法学理论的深入甚具关键作用，[11]虽然面对现阶段立法的不完备以及违宪审查机制尚未确立的处境，税法

与宪法的对话有实际之困难，而又这涉及根本政治体制问题，并非尽靠学者争论就能解决。然而税法学发展必须意识到纳税义务是一个宪法层次问题，特别是在城乡法律二元化体系下，更须有一个统一宪法意识与以打破这种计画经济体制下残余的弊病，建立一个温暖而富有人性的税收法律制度。市场经济主体只要负担不违反宪法规范的纳税义务，则其在经济上的自由与权利都应该获得宪法的尊重与保障。纳税不只是依法律，更不得违反宪法理念，这才是真正的实现依法治国，提倡多年的依法治税方能真正落实。否则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进行立法修补，并无法真正解决问题，税法学的教学似应有此体认。我们认为从宪法高度对税法进行较深入的教学及研究似应成为今后主流趋势，而这只是一种研究路径，并不影响税法学本身地位。另外税法学论著投稿国外主要期刊少之又少，今后如何思索从我们所在社会中产生切实的问题意识，避免自我封闭，以提升国际学术对话，此有待法学家及实务家针对共同感兴趣的议题不断进行对话，并作进一步的学术规划安排。

除建立学术论辩的对话平台，并扩展税法学的研究基础外，另一个应纳入税法学教学与研究的对话平台乃税法学理论与实务的对话，透过理论与实务之比较与分析，始能厘清问题之所在，并提出更符合事实之解决方案。从法律发展的比较史观之，正如学者所言：“英美的依法行政，其一切系由下而上的措施，与欧陆依法行政系由上而下的方略，有极大的差距；英美一切由基层做起，所以，人民对于法规之认知非常透彻，当然其规范性、公信力与执行力也因而提升；而欧陆则长期承受君主专制之传统，特别强调高层的以身作则，或制定法律以规范人民行止，其结果并不理想。”[12]税法学研究更应思考如何建构社会基层主体意识的税法规范，由下而上审视政府税收立法、税收行政及税收司法的权力运作。并注意基层反应与需要，例如为因应税法的变化所实施的新会计准则，是否须与企业协商，以及在什么阶段进行？关键是如何将利益团体的游说公开制度化，避免规则的制定过程垄断在少数利益团体参与中，以及大量税收行政法规是否已突破或改变税收法律规范的效力等等？

另就有关税收立法实务之研究观之，我们也注意到不少的研究文献，往往是一些法条形式的、机械式的表面上移植，而忽略更趋周密符合学理的税收立法技术分析，另外对于税收立法如何移植以及税收立法公平性的评估也甚少着墨。若再加上现在关于税收立法草案都是较保密而不透明的，甚至且连事后的立法理由及立法过程会议记录亦无法透过公开程序获得，更加阻碍了学术理论与立法实务的对话。今后若能进一步加强税法学理论与实务间之对话，对于进一步提升税法学教学与研究品质将有相当助益。

三、建构体系化的税法学教学与研究

“法规范并非是不相关的平行并存，其间有各种脉络关联，也就是这些规范都受到特定指导性法律思想、原则或一般价值标准的支配。体系化主要作用在于诸多规范的各种价值决定得藉此法律思想得以正当化、一体化，并可避免其彼此间的矛盾。”[13]体系化是法学研究重要任务之一，而体系化对税法教学与研究更是有必要性，“法律教育不在于提供给决问题的技术，而在于对基本概念和原理的教导。法律教育所要求的内容并不是对实际情况的分析而是对法律组成部分的分析。法律学校并不是职业训练学校而是将法律当作一门科学来教导的文化机构”[14]特别是在现行粗线条税收立法及内外有别[15]的税收立法状态下进行体系化的税法教学与研究，更是具有指导立法实践的意义，并可达到获得税法解释所必要的取向标准、发现及填补税法漏洞、维持税法秩序的一贯性及审视税法上赋予税务机关的行政裁量权等功能。[16]学者也体认到税法学须从理论化、体系化着手，认为税法做为一门学科研究是有其必要的体系，而体系的内容是变动的，需结合历史背景来观察。[17]关于形成税法学体系化的方法，不妨利用编纂概念、利用类型（模块）、利用法律原则、利用功能概念来进行体系化的建构。[18]对于税法学如何加以体系化，学者们侧重的角度不一，试述如下：

学者有将税法体系[19]研究区分为税收实体关系、税收征纳关系、税收处罚关系及税收救济关系四大系统来探讨，[20]试图建构以税收请求权为基础的税法体系，并发展出可检验性的可操作性规范。税收实体关系主要是分析何种纳税客体应按照何种基础归属于何纳税主体，探讨税收请求权是否有效成立。伴随着税收请求权的合法有效成立，在税收征纳过程中我们则进行当事人所应承担的义务种类与义务合理界限之探讨。如当事人未履行其义务，则应该课予哪些处罚，处罚界限为何，并经由相当性衡量以防止公权力遭滥用，并避免发生超过期待可能性之情形。最后当事人若对税收构成要件或征纳过程中产生的关于纳税义务之有无、内容、范围、征管以及处罚方面争议有不服时，如何合理分配当事人在救济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则为税捐救济的处理范围。

另有学者从税收的目的论出发，[21]将税法体系主要分为财政收入目的的税法（财政收入为主要目的）与管制诱导目的税法（财政收入为附带目的），两者区别实益在于其所适用的合宪性审查标准不同。财政收入目的税法主要以量能课税原则为合宪性审查标准，课税乃基于平等原则，其衡量标准专以纳税人之负担能力而非以国家财政需要为依据。而管制诱导目的税法则以比例原则及权衡理论为重心，禁止无正当理由的差别待遇。另有学者提出税捐基本权概念，探讨课税权的宪法界限，建构以税捐基本权为中心的税法体系，并以宪法税概念及税捐正义作为整个税法体系的合宪性审查标准，以求得国权与人权平衡之价值判断。[22]

税收法令只是现实立法下的产物，体系化的税法学应当贯彻自身的价值追求，换言之，法的本质不在于意志而在于规律。今后更应重视找寻经济发展的规律，以法学的角度来提炼税收具体制度的共同原理，以免坠入纯粹的注释法学而不自知。而体系化研究方法有助于总结过去，演进新知，不只说明了新知产生的过程（归纳），并指出法律发展的演进性。[23]一言以蔽之，税法学理论应当有前瞻性，并注意探求税法的普遍性与规律性，而不能跟在并不尽人如意的现实立法背后，进行简单的反应和诠释，而这与体系化的税法学教学与研究是不可分的。

四、总结

关于建立税法学研究成果的客观衡量标准，以及标准之间的顺序及比例为何，本文尚无能力来形成此一学术评价机制，有待更多的学术对话参与形成共识而后确立今后税法学的研究成果衡量机制。毕竟在此一意义上进行的学术对话才有较高的学术可比性与可检验性，并可避免学术垄断现象的发生，进一步形成优质的学术文化世代传承。

以市场角度看，教学与研究也是另一类的市场，但应尽量避免将学术产业化，毕竟学术更有其使命感（非以营利为主要目的应该是最低标准吧）而非如产业的最大利润化，这或许是有志于税法教学研究者应有的体认。本文对如何进一步完善中国税法教学与研究可归纳为下列建议：对立法者保持不卑不亢的心态；开放对话机制的面向及深度；体系化的教学与研究方法。或许本文陈义过高，倘若对提升税法教学与研究能激起更多的火花，则本文目的也

就达到了。

「注释

[1]这里所称的税法，按照2001年修正后的《税收征管法》第三条规定应当只限于法律与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这两种形式，但现实中却存在大量的通知、批复、意见取代法律或行政法规的不健全现象，与依法治国的宪法原则背道而驰。

[2]关于税的名称因不同朝代或翻译用语之故，各有不同的称法，今人主要有称“租”、“税”或“捐”等情形。通说以为经常课征者称税，临时课征者称捐，租为唐初税制名称之一，依土地之面积而课以稻谷，而如今租乃以物赁人而取得价值之意义。而台湾学者多称税捐或租税，考察现行法律用语一律统称“税收”，但关于“收”的解释及法律定位，吾人深感困惑。我们是否有必要重新从法学角度审视“税收”用语甚至提出质疑呢？或许有人以为形式不重要，内容才是重点，但如果是这样，则最基本的文义解释如何达成呢？然为配合现实立法说明之需要及基于行文之方便，本文仍暂以“税收”称之。

[3]由于原《税收征管法》第四十一条只规定纳税人欠缴应纳税款并采取了转移或隐藏财产的手段，造成税务机关无法追缴欠税后果者，税务机关才追究纳税人的法律责任，而对没有采取上述手段的欠税人，法律没有规定其应负的法律责任，致使许多国家税收债权无法实现。

[4]杨与龄：《民法概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

[5]许善达等著：《中国税权研究》，中国税务出版社2003年版，第57页。

[6]税法与其它法律领域比较，由于课税权人居于优越地位故税收正义要求特强烈。

[7]例如，若根据财政立场则应力求税收的充分、确实、以及富有弹性，以满足国家政务支出之需要，所以研究重心似应摆在探讨各种税收如何组合，以达税收增加之最大化。但若站在国民经济之立场，则应力求保护税基，培养负担能力，尽量减轻其对国民经济之压迫，所以需要探讨税收的转嫁、归宿等问题，此时研究方向似应集中在税收的经济分配方面。

[8]Tipke/Lang，Steuerrecht，12.Aufl，S.2.转引自陈清秀：《税法总论》，台湾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2页。

[9]此为2002年张家界税法年会中刘剑文于分组讨论的部分发言内容。

[10]参见张守文：《经济法理论的重构》，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以下。

[11]当税法出现法律漏洞时，学者认为税法中之法律漏洞可否以类推方式与以填补，此非方法论之问题而是宪法问题，亦即平等原则与税收正义问题须由宪法解释方法来解决。即使在没有进行法律漏洞补充情况下，虽然税收系法定之债，应受法定负担事由之拘束，而非受法律条文表面之拘束，方能达公平税收之目的。然税法部分要件用语，事实上难免具有不完整性与开放性，此时不能尽依表面上的条文，须赖背后之宪法规定始能补足完整。参见葛克昌：《税法基本问题》，台湾月旦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26、131页。

[12]城仲模：《行政法之基础理论》（增订新版），台北三民书店1991年版，第891-945页。

[13]KarlLarenz著，陈爱娥译：《法学方法论》，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355页。

[14]M.CappelletiandOthers，“TheItalianLegalSystem”（1967），p.89转引自沈宗灵：《较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3页。

[15]主要体现在内外有别的税收优惠差别待遇上，诸如对所有外商投资企业一体适用的普惠制租税优惠政策外，另有种类繁多针对特定区域或特定项目、特定行业的外商投资企业租税优惠政策（参见《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

[16]陈清秀：《税法总论》，台湾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20-21页。

[17]此为2002年张家界税法年会中刘剑文于分组讨论的部分发言内容。

[18]黄茂荣：《法学方法论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71页以下。

[19]这里的税法体系乃不同于税收实定法的立法体系。

[20]参照黄茂荣以下著作：《税法总论》（第一册），台湾植根法学丛书编辑室2002年版；《税捐法专题研究》（各论部分），台湾植根法学丛书编辑室2001年版；《植根税捐法法规汇编》（一），台湾植根法学丛书编辑室1982年版；《植根税捐法案例体系》（一）至（四），台湾植根法学丛书编辑室1982年版。陈清秀：《税法总论》，台湾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

[21]参照葛克昌以下著作：《税法基本问题》，台湾月旦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版；《所得税与宪法》（增订版），台湾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行政程序与纳税人基本权》，台湾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

第9篇：税法解释制度范文

一、增值税视同销售业务的所得税处理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企业发生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及将货物、财产、劳务用于捐赠、偿债、赞助、集资、广告、样品、职工福利和利润分配等用途的，应当视同销售货物、转让财产和提供劳务。国税总局《关于企业处置资产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8]828号)规定：企业发生处置资产，除将资产转移至境外以外，由于资产所有权属在形式和实质上均不发生改变，可作为内部处置资产，不视同销售确认收入。企业将资产移送他人，因资产所有权属已发生改变而不属于内部处置资产，应按规定视同销售确定收入。根据以上两条规定可知，判断是否确认收入的标准是资产的所有权属形式和实质上是否发生改变，如果不发生改变，则不确认收入，不计征企业所得税，如果发生改变，则确认收入，计征企业所得税。

现行的规定对原内资企业所得税条例的实施细则进行了修改，原实施细则规定：纳税人在基本建设、专项工程及职工福利等方面使用本企业的商品、产品的，均应视同销售，作为收入处理。原税法以独立核算的单位作为纳税人，不具有法人地位但实行独立经济核算的分公司等也要独立计算缴纳所得税。新税法采用的是法人所得税的模式，因而缩小了视同销售的范围，对于货物在同一法人实体内部之间的转移，如用于在建工程、管理部门、分公司等不再作为销售处理。根据新税收法规规定，增值税视同销售的第(3)(4)(5)种情况属于内部处置资产，不确认收入，不计征企业所得税；第(1)(2)以及第(6)到(10)的情况，资产的所有权属发生改变，确认收入，计征企业所得税。

二、增值税视同销售业务的会计处理

增值税视同销售业务的会计处理有两种：一种是确认收入，同时结转成本；一种是不确认收入，直接按成本结转。到底采用何种处理方法，会计准则没有统一的规定，各种业务处理的规定散布于会计准则、应用指南、解释公告等中。对于一些新准则没有详细解释的经济业务，在原准则和制度规定与新准则没有冲突的情况下，笔者认为应该沿用原准则和制度的相关规定与解释。有关会计处理的相关规定如下：

《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应付职工薪酬》应用指南规定，企业以其自产产品作为非货币利发放给职工的，应当根据受益对象，按照该产品的公允价值，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当期损益，同时确认应付职工薪酬。这条规定对应将自产、委托加工的货物发放给职工的情况，确认收入。

《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应用指南规定。具有商业实质且换入或换出资产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如果换出资产为存货，应当作为销售处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以其公允价值确认收入，同时结转相应成本。如果不满足条件，则按成本结转，不确认损益。这条规定对应第(6)条和第(10)条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者购进的货物作为投资和换人其他非货币性资产的情况，确认收入。

《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应用指南规定，债务人以非现金资产存货抵偿债务的，应当作为销售处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规定，以其公允价值确认收入，同时结转相应的成本。这条规定对应第(9)条以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偿债的情况，确认收入。

对于第(4)(5)(7)种情况，由于新准则、应用指南和解释公告等没有对其做出具体的说明，笔者认为应该继续沿用以往的规定，以指导实践的处理：

财政部《关于增值税会计处理的规定》[(93)财会字第83号]规定：企业将自产、委托加丁或购买的货物分配给股东或投资者，应按对外销售进行会计处理。这条规定对应第(7)条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者购进的货物分配给股东或投资者的情况，确认收入。

财政部《企业执行现行会计制度有关问题的解答》[(94)财会字第31号]规定：自产自用的产品在会计处理上应按成本结转，不作为销售处理。财政部《关于自产自用的产品视同销售如何进行会计处理的复函》(财会字[1997]26号)：企业将自己生产的产品用于在建工程、管理部门、非生产性机构、捐赠、赞助、集资、广告样品、职工福利奖励等方面，是一种内部结转关系，不存在销售行为，不符合销售成立的标志；会计上不作销售处理，而按成本转账。这两条规定对应第(4)(5)条将自产或者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集体福利的情况，不确认收入，直接按成本结转。

财政部国税总局《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制度)和相关会计准则有关问题解答(三)》(财会[2003]29号)规定：企业将自产、委托加工的产成品和外购的商品、原材料、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有价证券等用于捐赠，应将捐赠资产的账面价值及应交纳的流转税等相关税费，作为营业外支出处理。这条规定对应第(8)条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者购进的货物无偿赠送其他单位或者个人的情况，不确认收入，直接按成本结转。

对于前三种增值税视同销售的情况：(1)将货物交付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代销；(2)销售代销货物；(3)设有两个以上机构并实行统一核算的纳税人，将货物从一个机构移送其他机构用于销售，但相关机构设在同一县(市)的除外；前两种情况会增加企业的营业利润，增加现金流量，应按《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规定的收入确认条件，在适当的时间确认收入。对于第(3)种情况。由于实行统一核算，从一个机构移送至其他机构不会增加这个会计核算主体的现金流量和营业利润。因此，会计上不应作销售处理，不确认收入。

三、增值税视同销售业务所得税与会计处理比较

增值税视同销售业务会计处理的规定比较复杂，一些规定之间还存在不一致的情况，会计人员操作起来容易混淆。

一是所得税和会计处理一致的情况。对于第(1)到(7)种和第(9)种情况，所得税的处理与会计处理相同。只需要参照所得税的规定来判断。资产的所有权属如果不发生改变，则不确认收入；如果发生改变，则确认收入。

二是所得税和会计处理不一致的情况。对于第(8)种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者购进的货物无偿赠送其他单位或者个人的情况，税法上确认收入，而会计上则按成本结转。对于第(10)种以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换入其他非货币性资产的情况。税法上确认收入，而会计上则需要判断交换是否具有商业实质，公允价值是否能可靠计量，如果满足条件则确认收入，和税法规定一致；如果不满足条件，则按成本结转。实际中的非货币换大多满足这两个条件，所以，真正会计和税法处理不同的就是第(8)种无偿赠送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