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主要内容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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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意识形态主要内容范文

［关键词］美国中国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特点

［作者简介］周素勤（1977- ），女，河南漯河人，重庆三峡学院政法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重庆 404100）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新形势下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研究”（项目批准号：12YJC710087）、重庆三峡学院2011年度第一批教授（博士）科研资助计划项目“中美高校意识形态教育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1ZZ-01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40-05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4）17-0116-02

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即通过教化或教育把占社会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转化为人们所接受的思想观念，从而唤起人们强烈的聚合心理，并将这种聚合心理上升为共同信念和奋斗目标。①对国民尤其是青少年学生进行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是当今世界各国整合社会各方力量、提高国民向心力的重要手段。虽然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存在根本差异，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本质也大相径庭，但美国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一些具体做法对于优化新形势下我国高校的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美国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特点

1.美国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内容与时俱进。以人文主义思想为基础、以确保个性发展和个体利益为核心价值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美国人普遍认同并内化为价值判断和为人处世的标准，这也正是美国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主要内容。美国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内容丰富，并能够根据美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不断进行调整和更新。独立战争到南北战争期间，美国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主要致力于培养大学生的“美国意识”以及进行广泛的废奴宣传工作。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则主要是激起大学生对美国参战的支持以及鼓舞士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冷战期间，美国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主要是进行教育和宣传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冷战结束后，随着国内外局势的不断演变，美国继续适时地调整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内容，以最大限度地为国家、社会服务。

2.美国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方法灵活多样。美国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倡导并遵循个性化原则，在尊重个性、促进学生个性发展的的基础上进行集体主义精神的引导。这样的教育理念贯穿于美国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全过程，同时也决定了其教育方法的灵活多样。一方面，美国始终坚持使用公开的、直接的教育方法，通过公民教育、历史教育、政治法律教育等课程向学生灌输资产阶级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等。另一方面，美国开始侧重采用隐蔽性、渗透性极强的感染启发法、心理咨询法、参观考察法等，引导学生自我感知、自我意识、自我教育。此外，美国高校从“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教育理念出发，针对学生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各种思想、道德问题设置情境，让学生“设身处地”进行情感体验、获得经验认知，并在生动的情景与平等的交流中获得正确的观点和方法，增强分析和解决相关问题的能力。

3.美国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载体多元化。第一，利用总统竞选等政治活动对大学生进行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工作。第二，借助宗教活动对大学生进行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工作。美国政府十分注重实现宗教与政治的结合、宗教与教育的结合，其密布全国的宗教组织通过开展各类宗教活动进行国家意识与民族精神的教育，巧妙而隐蔽地把国民的转化为对国家的热爱和对政府的顺从。在美国，有的大学还设有教士、牧师办公室，随时接待学生，还有专职牧师负责向外国留学生传教。②第三，通过参加唱国歌、向国旗和纪念碑敬礼等日常公民教育活动灌输爱国主义思想。第四，通过参观各种各样的纪念馆、博物馆、国家公园、展览馆、历史遗迹、名人故居等场所，增强大学生的爱国情与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第五，通过创造机会让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慈善工作等来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4.美国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阵地网络化。美国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非常注重整体性和系统性，不仅着力抓好学校这一主阵地的建设工作，还努力调动政府、家庭、社会、大众传媒以及各种政党、宗教团体积极参与，已经形成了一个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的教育网络。政府着力将报纸、书籍、电影、电视、互联网等大众传媒打造为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有力工具，通过它们宣传官方的政治道德信息以影响公民的政治倾向、价值取向与生活方式等，从而强化了受教育者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与内化。

二、美国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对我国的启示

1.突出政治性，理直气壮地开展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全面发展的建设人才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主阵地。然而，目前仍有一些人对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颇有微词，认为这是无聊的、无用的、无需学习的课程。之所以如此，除了受社会转型期大环境的影响以及把思想政治理论课看作纯粹的政治课而否认其科学性外，经常被人挂在嘴边的理由就是认为美国大学没有思想政治课，但美国却是当今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美国虽然标榜和鼓吹思想多元化，事实上却固守资产阶级思想一元化且意识形态化趋势日益凸显。因此，我国高校也必须理直气壮地开展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旗帜鲜明地反对“意识形态终结论”“意识形态淡化论”等思想。

2.与时俱进，不断优化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内容。美国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内容丰富且不断根据形势变化和社会需要进行调整和更新，我国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也应在掌握意识形态发展、传播规律的前提下，与时俱进，不断优化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内容。这是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对高校学生吸引力的关键所在。这既需要我们坚持理论的一元指导地位，提高其同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较量的能力，也需要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立足于当前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充分考虑大学生的个性、特点和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际，积极借鉴其他意识形态中的合理因素，使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保持足够的开放性和时代性。

3.以学生为本，加强受教育者的参与性。与美国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肯定个性、尊重个性发展，注重发挥学生的积极能动性相比，我国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更偏重于教育的系统性和知识的传播性，教学方法仍以灌输为主。其结果是，课堂教学往往沦为教师单方发送信息的“独角戏”，学生则只是信息的“接收器”而已。因此，应当在不断优化教学内容的前提下，以学生为本，尊重学生的个性特点和接受能力，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教学过程和校内外实践活动并为其创造条件，让学生在亲身体验中更好地了解国情、社情，感受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魅力并提高认同度。

4.加强渗透性，注重运用隐性教育方法。相比较而言，美国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偏重于隐性教育手段，我国则主要采用显性教育方法。思想政治理论课多采用直白式的灌输，媒体上也是铺天盖地的宣传说教，而让大学生通过各种形式的实践活动去体验、提高的隐性教育却非常薄弱，教育效果自然是难如人意。这就需要我们花大力气改进教育方法，加强渗透性。思想政治理论课在继续采用灌输式理论教育方法的同时，积极采用心理暗示、感染启发、参观调研等隐性教育方法；要将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目标渗透到专业课教学、教学管理和日常服务中，渗透到媒体宣传和社会环境中。

5.坚持系统性，打造“五位一体”的教育网络。引导大学生认同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并成为其行动向导是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主要任务。这一目标的实现，单靠高校自身的努力根本无法完成，还需要政府、家庭、社会等各方面的通力合作。就当前我国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工作来说，家庭、社区和大众传媒等社会力量还未发挥应该发挥的作用。美国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阵地网络化的经验启示我们，党和政府必须加强领导，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构建包括政府、家庭、学校、社会和大学生个人在内的综合性立体化教育网络，形成合力，提高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工作的实效性。

［注释］

①李飒.中美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比较研究［DB/OL］./KCMS/detail/detail.aspx?QueryID=2&CurRec=1&recid=&filename=2008028698.nh&

第2篇：意识形态主要内容范文

摘 要 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无论从哲学层面看,还是从现实层面看,都有其必要性。在新形势下,我们既要坚持经典作家关于意识形态的“灌输”理论,同时,又要运用各种传媒手段以灵活的方式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搞好意识形态建设这项工作,对于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主流意识形态 必要性 策略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观念的集合,自提出以来,一直众说纷纭。意识形态,尤其是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最终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是对经济基础的反应,它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1]。”就我国而言,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涵盖了指导下的各种政治法律思想、哲学宗教观点等,是广大人民群众世界观、价值观的体现。

一、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必要性

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作为一项系统的工程,无论从哲学层面还是从现实层面看,都有其必要性。

1.从哲学层面上讲,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

马克思认为物质第一性,意识是第二性的,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同时,他又指出,“物质生存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除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生存方式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作用[2]。”因而,主流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同样具有反作用。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成败关系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各个方面。列宁也曾经这样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3]。”只有搞好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只有以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来引导广大群众,以正确的理论来武装人民大众,才能广泛激发他们的积极性,从而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2.从现实层面上讲,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是基于国内外形势的考虑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随着近几年开放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在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的情况下,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并没有与其同步发展,很多封建残留思想依然充斥在社会的不少角落。与此同时,各种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也纷纷涌入国内,给人的思想造成了一定的混乱。

从国内范围来看,最近几年来,由于各种封建腐朽思想沉渣泛起,混淆了人们的视听,从而影响社会的稳定,使我们不得不正视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工作。诚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在中国社会转型期中,各种思想流派、学说观点纷纷浮现了出来,最终表现为社会转型期中的意识形态冲突[4]。”但关键是我们如何化解这些冲突,而做好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工作不失为一种良策。

从国际范围上看,“随着当代资本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西方国家的文化日益成熟,其影响力也日益增强,少数西方国家借经济全球化之机,向别国强制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和社会政治制度,给发展中国家造成很大的冲击和负面影响[5]。”无论是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还是伊拉克战争,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与伊斯兰文明自己建的冲突,而斗争的结果则以资本主义制度的文化的胜利而告终。就当前我国而言,西方国家没有停止对我国的“西化”图谋。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加快了分化中国的步伐,利用人权、宗教等问题粗鲁地干涉我国内政,向中国传播其资产阶级价值观,推销其所谓的民主模式。因此,只有做好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工作,用科学的思想观念充实人们的头脑,才能有效地抵制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政策。

二、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策略

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关系着国家的安全以及社会的稳定,关系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要分层次、有步骤地进行。

1.以“灌输”理论为主线统领意识形态建设

“灌输”理论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一种重要方法,同时也是意识形态建设的有效途径之一。列宁曾这样指出,“既然谈不到由工人群众在其运动进程中自己创立的独立的思想体系。那么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的思想体系,而且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的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6]。)因而,必须积极地抢占意识形态这块领地,否则,资产阶级的思想就会入侵。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意识必须灌输到工人群众中去,而且,“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7]。”尽管我国当前所处的状况与列宁时期的苏俄有很大的不同,有一点却是不容置疑的,即都面临着外部资本主义国家的渗透和瓦解。因此,对人民大众进行社会主义意识的灌输不但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是非常紧迫的。

我们说,社会主义具有资本主义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处在探索阶段,与资本主义相比,在很多方面并不完善,尤其是在社会主义的改革与发展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良现象。于是,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有了一定的动摇。只有对人们进行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使他们坚定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心,才能防止资产阶级思想的渗透,才能使社会主义意识稳固地占领意识形态的高地。

2.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基础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必须始终坚持以为指导,这是进行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最基本的原则。当然,我们在坚持的同时,也应该用中国化了的理论来武装自己,紧跟时代步伐,做到与时俱进。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概念。这一科学概念的主要内容由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它是当今我国主流价值观的集中概括。

就当前我国而言,由于我国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加之,受改革开放的外部环境的影响,不同行业、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贫富分化日趋明显。人们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不尽相同,表现出一定的层次性。因而,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更是显得十分必要。“一定的意识形态作为系统的理论体系和突出的价值体系,能成为一种巨大的物质力量,激发和动员整个社会成员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并为既定目标不懈奋斗的热情、信心和决心[8]。”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牢固树立这一科学的价值体系,必将极大地激发人民大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

3.以灵活多样的方式推动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意识形态通过一定的媒介才能传播。同样,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也离不开相应的传播媒介。无论是马克思早期用以传播其思想的《莱茵报》,还是俄共的《火星报》,在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随着科技的进步,传播思想的媒介也日益多样化,如广播、电视、网络等等。因而,当前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可在传统方式的基础上,以更加灵活的方式加以开展。

当前,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西化”的形式显得非常隐蔽。它不再是裸的攻击,而是以文化产品的形式,如电视剧、电影等向我们渗透其价值观念。广受青少年追捧的韩剧、日本卡通以及美国大片等它们在给我们带来视觉冲击的同时,也将虚无浪漫主义、个人主义潜移默化地植根于青少年的心中。我们抵制西方的腐朽文化,但可以吸收借鉴其传播的形式。我国的电视、电影产业应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将传播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放在首位,而不是一味地追求所谓的票房率、收视率。因而,我们可以将主流价值观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表现出来,在娱乐的过程中,注入我们的主流价值观因素,这对于树立人们的价值观,尤其是树立广大青少年的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8.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91.

[3]列宁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3.

[4]徐海波.中国社会转型与意识形态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69.

[5]严书翰.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167.

[6]列宁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8.

第3篇：意识形态主要内容范文

关键词：现代性境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型

引言：

在现代性境域下，社会在不断转型，人本性凸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介体，其发展也面临着多方面的困境，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转型势在必行。

1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内涵和特点

1.1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内涵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抓手和教育实践活动顺利开展的重要平台，话语是人际交往中的核心结点，是一种语言符号系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是指高校文化语境和环境中，教育双方需要遵从的一定的话语规律和话语原则，其主要内容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内容，核心环节为话语关系，最终目标是为了实现高校思想政治的顺利开展。

1.2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特点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特点如下：①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内容具有非常明显的意识形态性，话语和意识形态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语言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通常会议一定的意识形态为导向；②话语的目的具有明确的思想构建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对高校学生传输一定的信息，具有构建双方的平等和谐话语关系和实现教育双方交互对话的重任，以确保高校思政政治教育话语的实效性；③话语信息具有非常清楚的学科逻辑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蕴含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重要信息，其中理论体系是最重要的表征形式，其能够揭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和学科的归属以及学术性质，由于学科门类之间具有不同点，因此话语体系之间也有一定的差别；④话语的表述具有与时俱进的特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具有特定的语境，在社会不同进步和进步中，话语也必然会发生变迁。

2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现代转型的思路

2.1整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内容

在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过程中，人们非常倾向于将高校思想政治的意识形式属性看成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实践生长和重要规定，也就是说在实际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是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来引导广大学生认同意识形态，培养学生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将其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意识形态，具有建立各种立场以及维护和改世界的意义。从强烈的意识形态性本质来看，其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目标、地位和本质中均具有重要的体现。因此，在现代性境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要不断创新和整合，在整合过程中要始终坚持理论，将其作为重要的指导思想，同时合理借鉴传统性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积极构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体系，以新媒体、自媒体等作为典型代表，深度整合公共交往话语、生活话语和道德话语等话语内容。

2.2转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方式

在现代化境域下，传统的高校思想政治话语方式也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因此还需要转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方式。在传统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方式中，教育者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知识讲授的主导者，其具有分布话语权利和分布话语资源的重要权利，教育者控制了整个高校思想政治话语教育，但是受教育者对教育者的话语控制并不能释怀，不能体现受教育者的话语自觉性。但是人与人的交往是相互的，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也应该是敞亮的，这才是人类历史文化的核心，而这种高效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支配明显和人类历史文化的核心不相适应，如果继续沿用这种不恰当的话语就会导致人类萎缩，这种传统的话语方式仅仅是将受教育者放置在客置对待，忽视了受教育者的话语积极主动性，容易导致受教育者和教育者之间的话语权悬空化。因此，在现代性境域下，一定要改变这种单向控制式的话语方式，构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交互型交往模式，凸显话语教育模式的双主体发展，促进话语双方的正向话语介入。

2.3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理念

在现代性境域下，传统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理念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因此一定要转变理念，结合现代社会的时代诉求，体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统领性，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能够突出时代的特征和时代的主题。在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时，一定要将现代社会的社会文化和校园文化中的合理诉求融合其中，继续凸显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同时还要不断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生命力和号召力。此外，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念，还要不断延伸话语内涵，拓展话语传播的观念，建立开放、平等和交互的新媒体信息平台，改变传统高校思想政治话语的独白特性。总之，在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一定要跟随者时代的脚步，不断创新理念，充分利用各种新媒体平台影音共融和图文共现来突出高校思想政治话语的时代特征，在高校思想政治话语中融合新媒体话语。

3结语

在现代性境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面临着一定的困境，要想适应时代的发展，就一定要不断整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内容，转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方式，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理念。

参考文献：

[1]王雅琴.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现代性建构[J].绥化学院学报，2013，33（3）：129-132.

第4篇：意识形态主要内容范文

关键词：意识形态目标函数经济决策交易成本

一、背景陈述与问题的提出

从19世纪末开始，川江航运逐步被外国航运公司垄断。1890年，根据《烟台条约增续专条》规定，英商可自备华船或雇佣华船，挂外国国旗进入川江，享有在其他水域和口岸同等的权益；而且这些船只在重庆缴纳一次关税，比华商入口厘金还低。1895年，中日《》规定日本轮船能“从湖北宜昌溯长江以至四川重庆府”，“附搭行客，装运货物”[1]；根据片面最惠国待遇，以英国为首的其他国家也立刻享有了这项特权。在这样的条件下，各国航运公司开始大量进入川江航运市场。到了本世纪最初十年过去的时候，川江航线上的几家主要的航运公司是：英国的太古、怡和，日本的日清，美国的捷江。这些公司凭借技术上和资金上的优势，以及制度上和军事上的特权排挤和控制中国航运公司，谋取垄断利润。无论从厂商数量、资源流通、还是从产品特点和竞争方式来看，这一时期的川江航运市场都接近一个寡头垄断市场，已经基本饱和[2]；在这样一个时候，“没有任何理由要开办一个新的轮船公司——特别是一个中国公司，而却有一切理由不办它。”[3]

令人惊奇的是，民生公司，这个由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创办的航运公司，一无资金优势，二无外国资本或官僚背景，竟在这种情况下入主长江航运市场，并在20年间崛起为中国航运市场上最大的公司，兼并了众多外国航运公司，一度成为中国近代最具实力的企业之一。[4]

据此本文提出如下问题：民生公司为什么能在如此不利的条件下，在外国航运公司垄断的川江航运市场上站住脚跟，并且由一个“不起眼的”小公司发展为近代中国屈指可数的大航运企业？我们发现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试图引入新的变量进入企业目标函数和消费者效用函数，从而解决这个问题。

二、意识形态的经济意义——理论简述

（一）定义——意识形态

我把意识形态（Ideology）定义为：一定的时期一定的人群所共同拥有的对社会环境（某一方面）的共同认识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套非强制性的习惯、准则和行为规范。

一定的时期是意识形态的时间维度（Mannheim，1927），这里强调的是意识形态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特点的社会经济生活的产物，并且随着时间而变化：“当人们的经验与其思想不符时，他们就会改变其意识观点”。在某些特殊时期或特殊环境下，某些意识形态可能会得到强化，某些意识形态可能会被弱化（Olson，1971）。

一定的人群是意识形态的空间纬度，“人群”可大到整个社会，小到交易中的两个人[5]。不同的人群也可以有很多种标准来界定：可以是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不同组织或者不同的社会阶层，如此等等（North，1981）。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较大人群的意识形态对在此范围中较小人群的特殊的意识形态的形成往往有决定性的作用(Olson，1971)。

（二）假说——意识形态的经济意义

据此我们提出本文关于意识形态的4个假说（H1~H4）：

H1意识形态对特定人群中各微观经济主体目标函数的影响[6]

H1-1假定在没有特殊意识形态影响下各微观经济主体的目标函数最大化问题为：

其中Πi2代表由于受特殊时代意识形态影响而被纳入某一特定人群中各微观经济主体的目标函数的特殊经济利益[8]，Πi2实际上有可能为-PΠi1，但是我们将会看到在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它可能会被作为正的因素纳入最大化问题中。ri是一个外生参数，它表示微观经济主体受这种意识形态影响的程度。

H2对特定人群中各经济利益主体预期效用函数的影响

对于需要做出跨时决策的经济主体来说，影响其行为的重要因素是其V-N-M函数。我们以风险厌恶者为例来说明意识形态对各经济利益主体预期效用函数的影响：假定一个原没有受特殊时期特殊意识形态影响的风险厌恶者受到了某种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使他产生某种信仰：在客观概率（ObjectProbability）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他对某个预期（Expectation）的主观概率（SubjectProbability）大大提高了[9]。相对于原来的他，他现在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风险偏好者，甘愿冒风险把自己的一切投入有可能是风险极大的一项“买卖”。

H3意识形态与经济决策主体之间的互动

H1和H2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各利益主体的经济行为：在单人决策的情况下，它可能会使各经济利益主体产生某些“反常”行为，如消费者的消费选择和企业的投资选择可能会偏离通常的最大化目标；在多人交互决策的情况下，由于共同Πi2的存在可能会减小（或扩大）交易各方的机会主义倾向[10]，同时预期效用函数的改变可能会减小（或扩大）主观不确定性（SubjectUncertainty），进而节约（或增加）交易费用(TransactionCost)。最后，同样是由于意识形态影响了个人的预期，可能由此催生某些具有特殊品质的人（如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

H4近代中国爱国主义意识形态

根据H1~H3以及中国近代的实际情况，这里提出关于近代中国爱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假说。我把这一特殊意识形态的时间维度定为1919~1945，空间维度定为整个中华民族[11]。并且，我们把讨论仅局限在经济领域，也就是说只讨论这种意识形态在经济方面的内容而忽略它的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含义。这种意识形态的具体内容定义为如下共识（H4-1,4-2）：

H4-1共同信仰：微观经济主体以很大的主观概率相信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最终能够取得独立并发展壮大——如果多数人都为此努力的话。

H4-2人们相信国家利益和自身利益密切相关，且国家经济利益至上。这一共识以及H4-1共同由于外国的军事和经济侵略而得以强化。这种强化使得国家经济利益（Πi2）以一定的r被纳入单个经济主体的目标函数（Ui）中。

三、实证分析——意识形态的作用与民生公司的发展

（一）爱国主义与民生公司的市场进入决策

这部具体的要解这个问题：在川江航运市场被外国大公司垄断的条件下，中国的航运公司基本不可能生存，民生公司如何作出进入川江航运市场的决策？

没有理由认为民生公司作为一个航运公司进入川江航运市场这一行为在去掉它特殊的意识形态背景之后仍然可以算是理性的行为。因为当时的川江航运市场，正如前面分析的一样，不仅被外国航运公司垄断，而且几乎已经饱和，如果一个新的厂商要选择进入的话，一般情况下它的预期是这样的：一，它可以打败一部分垄断企业，获取一部分市场份额；二，在这个市场上的预期净收益应该大于在其它市场上的预期净收益。其中第一条是第二条的前提条件。而我们已经看到，在近代川江航运市场，这第一个预期是基本上不可能出现的，而民生公司仍选择进入，正体现出意识形态的作用。

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民生公司的目标函数，虽然说它不可能放弃利润最大化的目标（Πi1），但是这中间掺进了其他目标的假设肯定是合理的。可以说，卢作孚创办民生公司的目标不仅在于赚钱，更在于考虑到了国家的行业经济利益这一因素（Πi2），具体地说有两个重要方面：“一个目的是以民生公司为基础，发展行业和民族工业，尽快将国家建设起来；另一个目的是以民生公司为中心，进行现集团生活的第三个试验”[12]。有了这样的目标，无疑增加了决策者进入航运市场的主观预期收益，而由于强烈的民族感情而产生的必须成功的信念有在无形中降低了击败外国轮船公司所需成本的主观预期值（据H2）。

因此可以看出：有近代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背景，民生公司做出进入川江航运市场的决策并不是非理性的行为。从另一个角度说，正是这种意识形态的作用使得民生公司做出这样的决策。

（二）爱国主义与民生公司的崛起

这一部分要回答的问题是：民生公司进入川江航运市场后，在极其艰难市场条件下，它的发展壮大和当时的爱国主义意识形态之间有多大关系？

⒈企业文化的特征和管理费用的降低

根据所谓社团组织性文化的可察觉性特征和这些文化的可塑性特征，可以把企业文化分为两个不同的层次：在较深层次的不易察觉的层面，企业文化代表着基本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是一个人类群体共有的；即便这一群体中成员不断更新，文化也会得到延续和保持。在这一层面，企业文化的可塑性很小，改革难度很大。所以，这一层次的企业文化是整个企业文化的内核，它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企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方式。在较容易察觉的层面，企业文化体现为企业内部成员的行为方式和工作习惯，这一层面的企业文化的可塑性较强，可以在上一层面的企业文化的基础上通过投资建立起来，也可以说是“企业文化内核”的具体化（Jhon•Kotter&James•Lheskett，1997）。

民生公司的企业文化内核便是实业救国和爱国主义思想，这不是通过投资可以塑造的，而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意识形态所决定的，是整个社会的爱国主义思想在民生公司内部的体现。卢作孚指出：“在航业工作，便是救国的企图”。提出用创建先进的现代化的民族航业，以与帝国主义的航运势力相抗衡，不仅是把外国轮船赶出长江，收回内河航行权，而且要使中国迎头赶上工业发达国家，甚至跑到它们的前面去。公司把爱国宣传活动同企业的活动密切联系起来。在公司的船舶舱室和职工宿舍的茶具、卧单上，到处印有“作息均有人群至乐，梦寐毋忘国家大难”之类口号，号召人们关心国家危亡，并发动职工家属订出爱国公约（卢国纪，1984）。实业救国与爱国主义这一内核决定了民生公司企业文化的其他两个重要方面的性质：

一是集团生活思想。这是卢作孚改良社会的试验主要内容之一，是提倡群体合作，互相帮助以成一个最后都不至失败的集团：“个人为事业服务，事业为社会服务；工人的工作是超报酬的，事业的任务是超经济的，而民生公司就是这样一种超个人成功的事业，超赚钱主义的生意。”[13]他要求职工把民生公司当作自己的共同事业；而个人只要忍耐、苦干就能成为时势英雄。这种理想成为职工的行为准则和思想动力。

二是艰苦创业、勤俭朴素的思想。卢作孚非常重视开源节流，培养艰苦奋斗崇勤尚俭的作风：“大胆生产谓之勤，小心享用谓之俭，我们应大胆用现代科学方法生产，现代有什么，我们便要生产什么；但须节省物质上的享用，任何东西我们不能生产，便不要享用。”[14]他用禁令和查禁等办法，要求职工不、不赌、不吸鸦片、不做私生意、不贪污受贿、不拿旅客财物等，以杜绝不良习性，培养职工忠于职守、遵守纪律的精神。同时，注意开展各种文娱活动丰富职工文化生活，提倡同事之间喜庆丧吊不互相馈赠，庆仪从简，以及为结婚青年举办免费集体婚礼等，以倡导新风，逐渐养成一种与其他企业截然不同的风气。

民生公司的企业文化通过卢作孚制定的系统的职工教育体系[15]得以强化，又通过职工之间的交流得以不断流传。这种文化强化了职工的爱国主义意识形态，并使职工对民生公司真正产生了归属感和责任感，进而减少了其机会主义倾向(据H3)，使得管理费用在较大程度上得到降低，提高了公司的运作效率。

例：船上管理——从“三包制”到“四统治”

民生公司创办以前，“三包制”是中国航运界普遍实行的一种管理体制，当时中国“无一非包之船”。它开始于外国在华轮船公司，后来在各中国轮船公司普遍实行：公司将轮船上的驾驶、轮机、事务三个部门分别包给中国买办办理,一切人员的任用都由各部门大买办自行定夺：一船形成三个大的集团。而且“舵工由领江带领，水手由水手长用，理货员由二买办三买办用，茶房由茶房头脑用之类，又为包办中之包办，集团中之集团，甚至有每一小集团又分更小集团之事”。事实证明这种管理制度的效率是非常低下的：大小集团各施其政，无统一管理。承包者可自由掌握月薪开支，所以用人不必求贤，只以薪工低廉为目的。各级头目又层层征收押金，层层以次为奥援，“遂不能指挥管理，最后至于一茶房亦难更换矣”。另外，公司“限定若干金钱包办之”，其他一概不管，更“不问该事件之承包者之盈亏”[16]。承包人为了赚钱，不管航期，滥运私货，任意提高票价，服务质量极差，结果“闹得公司折了本，而买办赚了大钱”[17]。

卢作孚用“四统治”（也称“经理制”）替代了“三包制”，规定：船上一切人员由公司统一任用；船上财务、业务由公司统一掌握；船上材料、油料由公司统一定额配发；船上事务由经理一人总揽，对内向公司负责，对外代表公司[18]。这种管理制度将船上全部权力集中于经理和总公司，在中国航运界引起了轰动，事实证明这提高了船上的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19]，后来民生公司接收或购买的轮船都实行了这一制度，成为民生公司崛起的重要动力之一。

按照分层组织理论（杨小凯，1999），我们可以把一条船看成是一个单向集权分层组织，这种组织的特点是：层次越多，管理的效果越好，但是管理费用也越高；反之，层次越少，则管理费用越小，“但是每个经理直接管理的人越多，管理的质量也越差”[20]。但是在这里的情况却是：“三包制”是一种多层次的管理组织形式，管理费用较高（“公司折了本，买办赚了大钱”），但管理效果却也较差（中国轮船公司服务质量极低）；“四统治”是一种单层的管理组织形式，管理费用较低，但同时管理效果却较好。这种看似与一般原理矛盾的现象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在于意识形态的作用：民生公司的爱国主义企业文化的熏陶，改变了职工的效用函数：职工不仅仅考虑如何才能在劳动既定的前提下使个人收入（Πi1）最大，或者在收入既定的前提下使劳动量最小，他也把公司的发展壮大（Πi2）纳入了自己的效用函数。这种改变大大降低了职工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因此能在管理层次较少的情况下达到较好的管理效果[21]。相反，在其他没有这样统一的意识形态目标的航运公司，由于各管理层次的管理者都最大程度的追求直接私利，因此都以最大程度的机会主义原则行事，这无疑会极大的提高交易费用，降低管理效率，把多层次管理的优势抵消掉。

2.消费决策的改变与市场份额的扩大

爱国主义意识形态不仅降低了民生公司的交易费用，而且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扩大了民生公司的市场份额。在爱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消费者会作出特殊的消费选择。据H1-2，爱国主义意识形态会改变消费者的偏好。拿乘坐轮船来说，具有爱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消费者在乘船时同样会追求效用最大化，但此时他考虑的效用不仅仅是乘船的舒适感和速度、安全等因素（Πi1），他会把这艘船是中国公司的还是外国公司的这一因素（Πi2）纳入自己的目标函数。更具体一点说：如果中外两艘船的票价和服务质量完全一样，那么乘坐外国公司得船相对于乘坐民生公司的船会给他带来负效用，这时他肯定会选择乘坐民生公司的船。实际上我们放宽一些条件，即使民生公司的票价在一定程度上高于外国公司的轮船，多数乘船者仍有可能选择民生公司的船：

这一奇迹的创造，还靠了广大爱国人民群众的支持。他们不做不要船票的外国船，不希罕漂亮的阳伞，却坚决要坐民生公司的船。许多旅客，宁肯住下等几天，也要等到民生公司的船才坐。一些爱国的商人，也在这一极端困难的时刻，不去占外国船低运费的便宜，却将他们的货物交给民生公司的轮船运，以行动支持了民生公司。[22]

从另一个角度讲，在垄断厂商的竞争中，产品的质量差别是各厂商争取消费人群、扩大市场份额重要因素。在近代川江航运市场上，由于爱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轮船是否为民族资本经营成为了影响消费者决策的一个重要差别。这一差别并不是民生公司通过投资而形成的，外国公司也不可能通过投资来弥补这一差别，所以，意识形态对于民生公司抢占川江航运市场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结论

一方面，爱国主义意识形态通过影响各微观经济主体的目标函数降低了民生公司的各种交易费用；另一方面，由于这时的爱国主义意识形态不可能不伴随着排外的思想，它也相应的提高了各外国航运公司的各种交易费用[23]。这样，民生公司的运营总成本相对于外国航运公司被大大的降低了。同时，意识形态改变了消费者的偏好，使其作出有利于民生公司（而不利于外国公司）的选择。这无疑是一种独有的优势，因为它是由属于这一时代的中国人的特有的意识形态决定的。

可见，意识形态的作用在于使得民生公司偏离了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其企业行为的收益由社会获得，但是成本却由民生公司承担。更一般的，我们的结论是：某种意识形态可能使为微观经济主体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个体理性，但是同时会造成相应的外部经济，使得共同意识形态群体达到集体理性。从民生公司的例子可以看出，这样的情形可能反而会使“丧失理性”的主体最终收益。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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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平，2000：《文明分岔经济混沌和演化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

4.杨小凯、张永生，1999：《新型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5.Kotter、Lheskett，1997：《企业文化与经营业绩》，华夏出版社，曾中、李晓涛译

6.Mannheim，2001：《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商务印书馆，黎明、李书崇译

7.刘克祥、陈争平，1999：《中国近代经济史简编》，浙江人民出版社

8.聂宝璋，1983：《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

9.樊百川，1985：《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

10.罗中福等，1989：《卢作孚文选》，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1.卢国纪，1984：《我的父亲卢作孚》，重庆出版社

12.隗瀛涛，1990：《四川省文史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

13.Rabin，1996：“PsychologyandEconomics”，Uc-berkeley

14.金铮邓红，1990：“论卢作孚对民生公司的有效管理”，《近代史研究》，1990.3

15.重庆市档案馆藏，全宗号：民生

16.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5：《四川省文史资料》，第二缉：工商史料编

17.0lson，1994：《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三联出版社，陈郁、郭宇峰、李举新译

18.马敏、朱英，2000：《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中外旧约章》第一册，P.616。

[2]这种垄断不是完全市场竞争的产物，而在某种程度上可看作是侵略的副产物；至于“饱和”，卢作孚说道：“在扬子江上初有航业的时候，航业是最时髦的事业……所以行业以极短时间发展到极盛，而且发展到过盛。……大多数限于船本全折……中国籍轮船公司非常危险”（卢作孚，1934，“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

[3]卢作孚，1934，“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公司”。

[4]在不到20年的时间中，发展到共有江海轮148艘，吨位6万多吨；资本增长到上亿元；职工由十几人增长到8000多人；航线从嘉陵江延伸到整个长江，进而向海洋发展，开辟了南北洋航线。同时民生公司还在长江全线和沿海港口及香港设立了分支机构，在国外的河内、纽约、魁北克等地设立了办事处。它在资金、纯益、人数、船舶艘数、船舶吨位数以及航线的延伸方面，都遥遥领先于其它航运公司，成为中国航运界名副其实的龙头企业。(聂宝章，1983)

[5]一个推论是：意识形态可以等同于博弈中的“共同知识”，或者至少是“共同信仰”。

[6]这是行为经济学“socialpreference”模型的一种特殊情况。更一般的模型及实验验证见Rabin，1996。

[7]Ui为各主体的广义经济利益，Πi1是在没有特殊意识形态影响时各主体的经济利益。

[8]这一部分利益可能代表这一人群的整体利益，区别于Πi1。

[9]Rabin&Donoghue,2000

[10]也可以说是缩小（或扩大）了决策者的战略空间。

[11]这里当然不包括在外国侵略中国活动中既得利益的中国人，比如买办阶层和一大部分的官僚阶层。实际上到底有多少中国人是爱国的这一点很难说，但我们根据Bayesianlaw可以相信，爱国者的比例是很大的（一个估计是：如果爱国者比例太小，中国至今也不可能独立）。

[12]卢国纪，《我的父亲卢作孚》P158。

[13]卢作孚，“超个人成功的事业超赚钱主义的生意”，《新世界》85期。

[14]卢作孚，1934，“大胆生产小心享用”。

[15]具体见：卢作孚“一个根本事业怎样着手经营的一个意见”载《卢作孚文选》。

[16]本段以上几处引言均来自《民生股份有限公司十一周年纪念刊》，1937。

[17]卢作孚，《在民生公司八周年纪念大会上的开会词》，《新世界》1933年32期。

[18]重庆市档案馆藏：全宗号民生，卷号37。

[19]一个例子：“在最艰苦的时候，船上和岸上的人员都参加了旅客服务工作，许多轮船上的船员在旅客多的时候主动让出自己的床位给旅客住。”卢国纪，《我的父亲卢作孚》P171。

[20]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153页。

[21]内在的逻辑是：在管理层次既定的前提下，管理效果和被监督者的道德风险系数负相关。

第5篇：意识形态主要内容范文

【关键词】英国文学 叙事体 探索研究

英国文学的起源

英国文学中的史诗是最早的叙事文本，在内容方面多讲述神话故事，例如史诗《贝奥武甫》（Beowulf）。诗中的英雄Beowulf与毒龙战斗，杀巨魔，Beowulf在征服这些自然界恶势力的过程中而牺牲。Beowulf是英国文学神话故事的开端，它的部分情节以及文化背景以北欧为基础，但是在其中夹杂着基督教的故事成分。英国文学史诗中展现了神话故事中人类运用自己的力量战胜大自然的大无畏精神。Beowulf的神话故事对英雄形象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但是Beowulf仍然在英国文学史上属于发展的初期阶段。Beowulf故事更多的是对神话的一种具体描述，但是Beowulf作为英国文学叙事史的重要开端是毋庸置疑的。英国小说在叙事传奇以及史诗发展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变化而发展，因此被后世人广泛称赞以及研究。

英国文学的发展历程

史诗出现之后就是传奇故事，其中尤其以骑士传奇（A Knight's Tale）为主。在英国文学史上，对于骑士的描写以及叙述非常重要，在当时的英国，对骑士的理解类似于我国古代见义勇为的侠士。在史诗逐渐向现阶段的小说题材发展过程中，传奇故事占据着比较重要的地位，传奇故事对于小说的影响远远超过史诗。例如艺术性高的《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这类，在当时的英国传奇故事中，运用的手法是韵文（头韵体诗）。在《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一文中，主要歌颂对高贵妇人的爱以及对领主的忠诚，主要内容是古代亚瑟王坎特伯雷故事集中一个“圆桌骑士”的奇遇。类似于《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这类关于骑士的小说非常多，其主要结构都是在其中穿插了对美好爱情的想象，为后来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传奇故事是在史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并不是根据现有的相关事实进行直接叙述，其主要依靠的是创作传奇故事的作者的想象力以及创造力。上述文体形式通过对现实生活实际的感悟，继而创造出富有生命力的人物形象，使其代表人物的个性更加突出，让文学作品拥有生命力。从上述发展情况来看，一旦把史诗定义为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来进行叙事，那么传奇故事就是在想象中所创造的叙事模式，史诗以及传奇故事的结合成就了我们现阶段所说的小说模式。

从叙事的方面来看，小说的出现始终是来源于生活的，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加上小说作者自己的创造而推进故事的发展。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小说是史诗以及传奇故事发展后期的一种叙事题材。小说既肩负着对内在生活情感的表达，又肩负着对生活艺术的创造。小说在人物的塑造方面远远超过史诗的描述；在合理设置情节方面，小说又是在传奇故事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综上所述，小说无法完成史诗的艺术创造与使命，出现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史诗具有特殊的叙事模式以及审美情趣。小说的主要叙事依靠的是生活化的演绎，相对于史诗以及传奇故事而言是另外一种叙事文学。在我们对英国文学史的研究探索中，主要针对英国文学作家进行研究，根据其主要写作特点以及心理历程进行研究分析。

英国文学作家的叙事模式研究

1.Satter的意识形态以及伦理叙事

Satter的文学创作被分为两个阶段：其一，伦理叙事阶段；其二，意识形态叙事阶段。Satter在经历二战时期后，把战争以及战后社会的冲突阶段详细地描写出来，让其文学作品以及风格充满着强烈的个人主义，继而导致脱离了现阶段社会所实践的文学伦理观念。在早期，Satter采取的是伦理的叙事模式，在本质上来说，伦理叙事模式主要是通过作家的叙事话语形式来展示作品中人物的道德情感状况。伦理叙事的宗旨是围绕着某种伦理的具体要求下的动态展现，在叙事的过程中，构建出伦理文本。简而言之，伦理叙事在互动的情况下，阐述了伦理之间的关系，详细地将伦理关系解释出来。Satter在早期阶段是出于个人的创作需求，将文学作品当成是伦理诉求的主要对象。英国文学作家Satter利用意识形态以及伦理叙事在英国文学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在Satter的伦理叙事中，主要描述的是当时英国文学所盛行的形而上学理论。Satter自己称自己为形而上学作家，从上述角度来看，Satter在伦理叙事方面的研究造诣非常高，是其他学者所不可比拟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英国文学在整体上的发展掺杂了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价值观等情感道德方面的内容，对于与社会意识形态以及文学方面的形态有着相互融合的趋势，逐渐成为了当时英国文学的主要叙事模式。

Satter小说中所应用的技巧是针对社会中的某个人，在生活中所遇到的具体事件。Satter的伦理叙事与马丁学者的早期结构主义学说非常相似，主要关注文学语言的形式问题，比较少提到历史领域的研究范围。在Satter文学发展的后期阶段，意识到了道德观念。在Satter的意识里，文学作品与社会的政治性密切相关，自己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发挥出自己的创作水平。在后期的意识形态叙事过程中，Satter意识到了所谓的意识形态叙事本质，即为控制好叙事主体的意识形态，在叙述的过程中保持着自己的立场以及看法。上述风格的出现，其主要原因是因为Satter在二战后意识到了介入文学的相关意识不可或缺。在介入文学观念的引导下，Satter的文学意识逐渐向阶级斗争发展，在政治方面的意识非常强烈，在小说的技巧方面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Satter的主要叙事风格也逐渐向不同社会阶层中的关系转变，Satter的意识形态叙事具备了文学的批判特点。

2.马克・科里（Mark Corey）的结构叙事学研究

在英国文学的历史发展进程中，Mark Corey是顶梁柱之一。在Mark Corey的叙事研究理论中，主要侧重点是多元价值不会代替标准价值。英国叙事文学是在1960年开始逐渐发展壮大的，英国叙事文学主要通过叙事的时间以及叙事的结构两个方面进行发展研究，在当时的英国文学发展历程中，诸多学者都认为从叙事的时间以及叙事的结构两个方面进行研究是准确的。但是，根据相关研究发现英国的主流叙事文学中，对于其主要叙事规律很难发展其中的关键点，因此后结构主义的叙事学延伸发展而来。后结构主义的诞生意味着英国文学的传统嬗变，从上述角度来看静态的叙事模式已经不能够适应时代的发展。

结束语

英国文学叙事模式的主要特点经历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叙事阶段：英国文学首先从简单直白的史诗表达进而转变到传奇故事中的虚拟表达，在最后的发展阶段中，将史诗以及传奇故事有机结合起来形成现阶段我们所说的小说题材，在结合的过程中使英国文学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模式。通过对英国文学叙事模式的相关研究，研究结果发现叙事模式在文学的发展历程中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让我们从中找寻到文学的发展方向。从英国文学叙事模式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现阶段生活以及社会的弊端，利用更加快捷方便的模式来研究英国文学。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英国文学经历了1000多年的发展历程，诸多文学发展形势在历史的舞台中都发挥出夺目的光彩。在现阶段的艺术青年来看，从对诸多前辈的学习中可以获得更多的文化积淀，以自己的语言风格来对英国文学叙事模式进行研究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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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眉：《英国文学的叙事模式综述研究》，《语文建设》2015年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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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平功：《文化研究语境中的英国文学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6期。

第6篇：意识形态主要内容范文

[关键词]保罗・安德森；电影；叙事模式

一直以来，叙事及相关模式都是电影研究的基础问题。巴赞曾经明言，电影艺术就是将充满文学色彩的语言和情节转化成为影像叙事的艺术。无论是“叙事学考古”还是心理学追溯，都清楚地表明，一部电影之所以能够成功，其核心在于善于利用影像媒介“讲”故事，即善用与观者“共同的符号代码”，此中的“讲”或“代码”就是叙事模式的指称。

保罗・安德森是近年来广受欢迎的英国导演，其执导的《生化危机》《格斗之王》等片备受追捧，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他的电影，一方面，在形式特征上有着极其显著的商业化操作，重视场面、技术等因素；另外一方面，其影像实践展示了“细密的叙事模式”，合理运用叙事学框架的讲述策略，也正是其影片在叙事结构上密切地响应着“模式召唤”，才更加保障了影像的效果。因此，抓住保罗・安德森的电影叙述模式特征就基本能够掌握其影片的灵魂，本文试就此展开论述。

一、叙事语法的创造与凌厉酷炫的节奏

电影的商业属性决定了影片必然在叙事的方式上朝着戏剧化的进程发展，从而形成某种常规形态的故事或情节框架，以迎合社会大众心理上躲避现实的需要和观影期待，造就“梦幻电影”，宣泄和抚慰其精神上的烦恼和忧愁。保罗・安德森的作品，所择取的就是典型的商业化叙事策略，具有“情节至上”的倾向。不论是早期稍显稚嫩的《格斗之王》，还是后来爆得大名的《生化危机》，尽管内容不同、评价不一，但其叙事方式都呈现一致性的常规化，即寻求大众喜闻乐见的故事和题材作为主要内容，趋近“好莱坞化”的叙事趣味和套路，运用各类富有刺激性的情节框架来迎合观者，以娱乐而非美感创造和艺术欣赏为主要目的。与这一故事框架相适应和互为辅助的，是镜头上刻意展现的视觉效果，显示出戏剧常规化和凌厉酷炫的叙事节奏。

先说叙事“语法”的创造。在“情节至上”“梦幻电影”观念的支配下，安德森作品的故事框架大体遵循经典的叙事系统，追求常规化，力求好看刺激。《生化危机・终章》是典型的剧作架构样本，故事情节依靠李昂和海伦米娜、皮斯和克里、杰科和雪莉，还有艾达等四条主线展开，人物关系的搭配、悬念的制造方式、空间结构的设置、场景的调度等都不无常规化的模式；《死亡飞车》的故事框架几乎就是标准化的古典戏剧三一律重现，在同一个时间点（三天）、同一空间（荒凉废墟上的监狱）、讲述一个中心冲突（主人公杰什和邪恶的监狱长）；《异形大战铁血战士》陈述情节的开端、进展、、沿续、结尾，都是常规化下的严谨叙事，且是闭合性的逻辑关系设置，并不追求此类电影偶尔为之的所谓开放式结局，全部的冲突、矛盾的解决和呈现，虽有细节意外，但绝对又是情理之中……常规化框架叙事套路，使得故事编排富有戏剧性，情节完整有序、线索明晰，刻意编排得跌宕刺激或是曲折离奇，目的在于打造规范性“叙事语法”，满足观者力求适意、窥探神话和梦幻的心理期待。

再说凌厉酷炫的叙事节奏。即镜头节奏设置上超载式的强烈视觉轰炸，形成紧张刺激的叙事。因为常规化叙事系统其叙事节奏和心理节奏都较为快速，为呈现更大化的效果，叙事节奏的安排也必然需要非常注重细节的强化和凸显，透过密集化的叠加剪辑，使得每一帧画面都能负载超量的、丰富的视觉信息，不断地刺激观者的视觉神经传输，铺展意念化、个性化的视像叙事表达。保罗・安德森电影大都是这样的叙事理念和镜头哲学的产物。《庞贝末日》《生化危机》《格斗之王》《魔屋幻象》在镜头节奏上的设置完全亦步亦趋好莱坞化叙事系统中的“形式主义”或“技术主义”，剪辑连续，画面流畅自然，用光和构图考究，尽量抹去切换，造就镜头节奏、叙事感觉的凌厉酷炫，扣人心弦、波谲云诡，和大众的观影需求合拍。再如《黑洞表面》的结尾，当贾斯汀等三人在亚空间驾驶飞船到达顶点那一幕，镜头叙事突然切入近摄，庞大的物体猛然而降，铺满整个画面，声效震耳欲聋，犹如自由落体般的失重感，翻转的扭结强度之高、视觉冲击力之巨大，银幕前的观者似乎心脏都要被震慑而出。保罗・安德森致力于一切“造型”为“叙事”服务，并将二者完美协调地结合，从而维持观众心里的认同感。

二、叙事形式元素与现代人的情绪焦虑

保罗・安德森电影数量众多，故事多面，情节各异，题材上含混笼统，难以归类，但是在叙事模式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具体表现在叙事形态和叙事结构，尤其是叙事形式元素和情感体验的雷同化，即付诸惊险的形式表达和现代性的焦虑心理。具体而言，叙事模式或情节架构呈现不约而同的趋向性：叙事的主角一般都是普通人，他们在常态化生活中或猛然遭遇大变故，陷入被残杀和迫害的境况中，为此展开自救或者拯救他人。暴力、死亡、抗争、杀害构成了故事的要素，而罪行、惩罚、拯救、困惑、救赎则被编织成为迷惘的心理标志或道德困境。保罗・安德森作品最为显著的核心模式、叙事艺术即在于此，举凡《生化危机》系列或《死亡飞车》《异形大战铁血战士》《黑洞表面》《格斗之王》等片，都是保罗・安德森借助混杂的叙事成规和通俗化的影像外观，负载自身的技艺和观念，使得其作品成为商业体制下努力实现个人风格的典型范例。

一方面，择取惊险刺激等叙事元素建构其影片的核心模式。他的作品取材广阔，但几乎都有着类似的主旨和一贯的风格。表现人物总是存在于一个突然而降的交织着危机和暴力的罗网之中，观者始终伴随着主角们一同面临险境，并最终体验脱险的快意。《格斗游戏》里的人类突然遭遇魔界的侵袭，将迎来灭顶之灾，三位正义的勇士自告奋勇抗击，并最终在公主的协助之下胜利凯旋还归世界太平；《黑洞表面》是一个科学探险的故事，探寻宇宙边界的太空船神秘消失，被困在宇宙空间之中，威尔博士和两名探险家奉命前去拯救，在混沌和恐怖之中展开了惊险的搏杀；《生化危机》则借助病毒突然在世界蔓延的故事框架，展现了以爱丽丝等人为主的救援小组和“丧尸”们抗争并阻止病毒扩散的惊险、恐怖历程……伴随着类型化的叙事模式，视听呈现也几乎步骤统一的夸张、恐怖、悬疑，如破除镜头的客观叙事、交杂很多主观镜头的介入、视角奇异的“无人称视点”等，加之以惊悚的声效和快捷的剪接，致使影像的视听形式往往可以引发观者神经质的心理反应。

另一方面，拨开元素的“面纱”，不难发现其真正目的是渲染现代人的焦虑感。在叙事的主题和叙事氛围的刻画上，安德森的作品几乎都将矛盾冲突来源放置在现代科技异化或者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和压力上。《生化危机》系列是科技病变题材，弥漫于银幕的是生化病毒蔓延下的全球危机，丧尸成群。呈现的基本问题是现代社会的恐惧和焦虑，不无对现代道德观念、现存社会秩序或科技至上信条的直接质疑；《魔屋幻象》借助建筑师在伦敦客居遭遇灵异事件的故事外壳，极致化地呈现人类处境的恐怖、荒诞和心理幽暗的面相……并且均巧妙地借助影像技术的特技，强化、丰富了画面声效，蒙太奇的力度、感染深度，完美地体现现代人内心的惶惑不安、怀疑，甚至是恐惧感的一面。

三、叙事深层话语及其商业意识形态

电影制作的过程，就是叙事策略不断择取的过程。保罗・安德森的作品，在叙事整体系统上屈从于商业性操作和好莱坞化的基调，其“深层叙事模式”择取了向大众文化和主流社会价值系统妥协的策略，故而呈现显著的大众话语及其商业意识形态特征，付诸大众心理诉求通道，并与主流价值或商业形态构建起潜藏的沟通渠道，以谋求消费市场的成功。纵观保罗・安德森影片，无论是《生化危机》《格斗之王》《异形大战铁血战士》《死亡飞车》等“极端现代叙事”，还是《庞贝末日》《三个火》等“古典叙事重现”，其模式都是“好莱坞化的”影像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导演自身不断强化文化认同和审美生产的构建史。保罗・安德森影片的成功，不可忽视的核心就在于深谙这套叙事策略，熟练操纵此叙事模式。

首先，深层叙事迎合大众审美体系，展现底层文化形态的消费满足。影像生产和叙事呈现，包括叙事模式差异最大的《三个火》，其明显的共同特征是追求教化性、象征性的影像书写，尽力向消费、感官、人性人情方向用力，从而和大众话语空间中的单一化的叙事视角、戏剧化的叙事结构、平面性的视听营造相应和。《生化危机之惩罚》《生化危机之启示录》等讲述的都是主角爱丽丝阻止红皇后的肆虐、克服病毒弥漫的超玄幻故事，场景是在光影旖旎、高楼耸立的现代都市，充斥银幕的是人与人之间在特定环境背景下的斗争生存之相的隐喻表达，是对都市人的刻画和对现代社会、大众思想的整体描摹，使得观者陶醉于社会群体和个体心理影像写照的乐趣之中；《魔屋幻象》《格斗之王》《死亡飞车》则更加介入贴合大众话语，对大众文化中反复呈现并具有特定意涵的典型空间和事物媒介，诸如飞车、暴力、鲜血、太空人、魔怪、酒吧、高楼等，特意做视觉传达，当爱丽丝徘徊于蜂窝内部横陈的丧尸，迈克惶惶步入右边敞亮的房间，威尔博士最终被幻觉摧毁陷入狂杀时，大众话语变奏与社会文化语境之间已经达成融合。

其次，商业意识形态的渗透。鲍德里亚曾认为，电影的意识形态表达，弥漫于现今一切商业性操作的影视镜像之中，成为当下很多电影支配性的深层结构和模式法则。保罗・安德森的影片就是时代叙事氛围熏染下的典型产物。他特别注重透过富有个性化的叙事风格将商业意识形态具象化。《兵人》《魔屋幻象》诸片虽内容众多、范围宽泛，但其深层次的叙事轴心不外乎个人主义、人道主义、民主制度，反复呈现救世主意识和英雄主义气质，建立起独特的商业、政治意识形态的“共鸣叙事”；再典型如《生化危机》系列，也有着很强的商业叙事诉求，通过揭示现代科技和人类的“异化状态”，探讨影像中常见的西方式的勇气、牺牲、国家观念，本身并不具备多少原创性，但当爱丽丝等四条主线出现时，单线条的摧毁画面立刻转化为人道主题和人性的多侧面探寻，使得特殊的拯救使命更加深层次地指向个体的意义和价值质询。叙事本身展现了导演保罗・安德森意图运用人道主义文化背景，将西方价值叙事转换成为影像叙事，建立起混杂西方观念和商业逻辑的意识形态景观。

四、结语

电影的本体不在于影像，而在于叙事。任何一部电影，无论有着怎样的艺术因素和叙事架构，都无法脱离某种叙事模式的左右。而叙事模式就是其电影的“深层语法”。作为个例探究，保罗・安德森的影片可以充分地说明这一点。简而言之，就是在叙事的架构上呈现常规化的套路和凌厉酷炫的节奏，在叙事形式和表征上又掺杂惊险元素和焦虑情绪，而深层意蕴上则潜藏着大众话语及其商业意识形态，并在此基础上，糅合而为自身的本体特征。安德森影像实践的成功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在于谙熟这套叙事模式的合理运用。

[参考文献]

[1] 李显杰.当代叙事学与电影叙事理论[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06）.

[2] 穆德远.美国商业类型片与电影摄影[J].电影艺术，2000（01）.

[3] 姚辰.《生化危机》系列电影的剧情场景、角色创作研究[J].电影文学，2012（05）.

第7篇：意识形态主要内容范文

    [论文内容提要]本文在分析中国软力量的基础上,探讨国家软力量发展与党报实现社会功能之间的关系,从而找寻一条通过成功地改革党报来提升国家软力量的新途径。

    哈佛大学着名学者约瑟夫·奈最先提出“软力量”一说。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力量不仅是指军事、经济等“硬力量”,也包括“软力量”,即精神、文化、制度、舆论等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就美国而言,民主的旗帜、人权的口号、以好莱坞为代表的娱乐文化和以麦当劳为典型的商业文化构成其软力量的主要内容。与硬力量相比,软力量更具隐蔽性和渗透性,它不仅使美国能够获取丰厚的经济利益,还可使之博得道德与正义的美誉。当然,硬力量是基础,没有硬力量的支持,软力量难以施展,但软力量可以使硬力量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软力量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一旦产生预期的目的和效果,其收益是长期且稳定的。所以,对于国家来说,软力量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当下中国的硬力量发展不是很充分,且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这就决定了国家应更加重视软力量的发展,以弥补硬力量的欠缺。同时,软力量的发展更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而全球正迎来信息时代,大众传媒在现实世界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媒体本身就是软力量,其发展有助于软力量的发展。党报是我国的主流媒体,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力。目前,党报正积极思考转型期的改革策略,探索一条更加科学、成熟的发展之路,需要我们在认真分析我国软力量的前提下,将软力量发展纳入转型期党报改革体系中,或者说,转型期党报改革应考虑到软力量发展因素,这无疑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软力量分析

    中华文明历经5000年的历史沧桑而血脉不断,这足已说明它具有强盛的生命力。虽然自近代以来,受到了西方文明的强有力挑战,但它在艰难中仍曲折前行,并借鉴吸取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来发展壮大自己。这也是中华文明开放性的体现。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实力明显提升,中华文明的影响力也大大增加。但实事求是地说,中国软力量有自身优势,但也存在不足。

    首先,我们分析中国软力量的优势所在:

    1、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中国文化的发展,离不开深厚的历史文化沉淀,或者说,深厚的历史文化沉淀筑就了中国文化牢固的根基。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也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从这点来说,中国文化不仅是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其影响力是世界性的。另外,我国是多民族国家,民族文化、民间文化可谓根深叶茂、多彩多姿,这不但丰富了我国文化资源,也突出了我国文化特色。这一切都使中国文化产生了恒久魅力。

    2、高素质的新闻队伍。文化发挥影响,需要一定的载体,而新闻媒介就是快捷有效的载体。中国的新闻媒介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自觉地宣扬主流文化、抵制低级趣味。这就有效地控制了庸俗无聊的低级文化和金钱至上的商业文化,成功地传播了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严肃的高雅文化,表达了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和国家的发展方向,并深刻地揭示了人生的意义之所在。所以,党领导下的新闻队伍有利于软力量的发展。

    3、中国政府对软硬力量的相辅相成地发展有清醒的认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着力发展硬力量。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硬力量显着增强,硬力量的发展为发展软力量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党和政府在保持经济发展的前提下,更加重视对国家软力量的提升。对内,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完善制度、发展民主、尊重人权、重视教育、倡导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对外,中国政府勇于承担国际责任,成为负责任、讲道义的大国,而且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传播中华文明。这些政策与措施将会促进软力量的发展。

    中国的软力量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尚有不足,主要原因如下:

    1、国民经济需进一步发展。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稳步、持续发展,但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基数大,贫富差距明显。只有在经济进一步发展、教育科研投入进一步增加、国民素质全面提高时,我国软力量才能充分发展。

    2、意识形态影响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文化交流。意识形态是社会政治集团在其政治实践中形成的,旨在认识、实现、保护、增进其自身利益。不同意识形态的集团或国家具有不同的认知体系和价值体系,这也决定了它们思想和行为准则的不同。我国和西方国家遵循不同的意识形态,这从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两者间的文化交流和价值认同。

    3、部分人对西方文明过分膜拜,对传统文化未充分重视。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在硬力量上处于强势地位,其软力量也通过遍布世界的贸易网络和覆盖全球的电波信号渗透到不发达国家社会生活中,使这些国家的人民逐渐认可了西方文明(包括物质文明),导致对本国传统文化的漠视。我国也在某种程度上存在这样的现象,崇洋媚外、自卑自轻思想占据一小部分人的思想,过分膜拜西方文化、理论和制度,而对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没有足够重视,对中国具体国情缺乏深刻认识。

    4、新闻媒介不够发达,中国的声音不够响亮。近年来,我国的新闻传媒取得了长足发展,组建了一些实力强劲的传媒集团。但我们的新闻业不论是实力还是影响力,与西方的跨国传媒集团还有很大差距。因此,我们媒体的声音在世界舆论中还不够响亮。

    由此可见,处于转型期的党报应抓住自身改革的契机,做好舆论导向,构建和谐社会,并着力于软力量的发展。

    二、党报改革与软力量发展

    党报改革要着力于国家软力量的发展,是源于媒体的社会责任。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变动的社会转型期,党报必定要担负增强国家软力量的社会责任。而且,新闻媒体本身就是软力量,属于战略性资源。“所谓战略性资源,是指媒体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政治多极化进程中,不仅在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作用,而且在参与国际竞争,维护国家文化主权和文化信息安全方面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所以,党报理应将软力量发展因素纳入其改革进程中。

    1、积极探索经济报道策略。在新闻报道中,经济报道所占的比重很大,而且目前我国经济结构处于调整期,因而经济报道既要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宏观经济决策,又应为企业和个人提供微观经济决策的信息。在经济报道中既要谈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也要谈目前经济发展中还存在着城乡差别、地区差异等,以便对经济发展做出正确导向。另外,在一些敏感问题上,经济报道还要注重报道策略。如近两年对铁矿石进口的报道,因报道时机不当,使我国企业在贸易谈 判中陷入被动局面。因此,党报的经济报道要从国家利益的高度来审视对外经济交往,要树立国家利益观和竞争情报观,要寻找经济新闻的真实性与报道时机、尺度之间的契合点。从报道手法来说,经济报道要拒绝冰冷数字的堆砌,要彰显人文关怀,关注公众利益;在写作时要通俗易懂、深入浅出。

    2、主动阐述我国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及文化。我国的意识形态与西方国家不同,这会影响中、西间的国际交流。但我们不能因此而不谈或“淡化”意识形态,“而是如何使我国的意识形态既符合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政治传统,为中国民众所广泛认同和接受,同时又要与时俱进,适应世界发展潮流,使意识形态在我国的对外交往中发挥积极作用。”所以,我们的党报要积极主动地向西方国家及人民阐述我们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文化,让他们更多地了解中国,促进两国及两国间人民的交流。当然,党报的对外宣传,要坚持“以我为主”的原则,但要考虑受众意识,不适合刊登“宣传味”浓厚的文章,而要从细节人手,用细节化的语言讲述身边的故事,这样才有触动心弦的真实质感与穿透力。这些都是有利于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有效传播手段。

第8篇：意识形态主要内容范文

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变革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3）23-0168-02

一、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遇到新的挑战

进入21世纪，在世界多极化、思想多元化形势下，中国正面临着新机遇和新挑战，伴随着这一过程的是大众文化及大众媒体在国际及国内社会中的日益活跃，在当代的发展也面临了新的挑战与问题。进一步探索的当展，有利于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同时，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如何应对新的发展形势等相关现实问题，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为应对新形势下高校理论教育遇到的新挑战，应采取以下措施。

1.必须加强理论创新

第一，坚持用发展的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大力推进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切实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统领力；第二，必须在推进理论武装和理论教育的实践过程中，努力创新方式方法，提高针对性和实效性，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第三，坚持以文化人，努力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渗透到精神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和传播中，坚持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融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全过程；第四，注重实践养成，努力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融入人们的日常行为准则，在平时的生活点滴中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先进性、科学性作用；第五，创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表达方式，探索用亲切的话语体系阐述的真理。

2.必须适应新的变化

国际环境的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实践与生活方式的变化，对大学生的影响深刻。现代大学生越来越具有独立思考的意识，他们更加希望在社会生活中获得平等、公正的对待，以及具有平等、通畅地表达自己观点和思想的途径；他们的自主、自立意识更强；伴随着大众文化及大众媒体在国际及国内社会中的日益活跃，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提出了新的课题。大学生日益形成了把全面提高自身的整体素质、尤其是能力发展作为自我发展观的核心内容的思想观念；他们更加关注自身个性发展和个性展示；他们的参政议政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增强；他们日益习惯于从全球和人类的角度看问题。

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实践与生活方式的变化对大学生的影响的消极方面也是不容忽视的。比如，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成为相当一部分大学生的主导价值观；市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使部分大学生的拜金主义思想意识有所增长，等等。面对这些新的变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努力实现五个转变：从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变，从教学体系向认知体系的转变，从认知体系向观念体系的转变，从书本语言向大众语言的转变，从知识传授者向灵魂工程师的转变，一言以蔽之，即内容体系、知识体系、观念体系、话语体系、角色体系的转变。

二、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模式变革

1.树立研究型的教学理念

要坚持知识教育、能力教育和价值观教育三者相统一，实现以知识教育为依托，以能力教育为主要内容，落实价值观教育，强化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思想道德教育主渠道的功能。应该始终贯穿五种意识，即问题意识、探讨意识、开放意识、创新意识、能力培养意识。研究型的教学理念强调在教学的内容设置上处理好以下五个关系：学科体系和教学体系的关系；理论的系统性和针对性的关系；思想性和知识性的关系；稳定性与前瞻性的关系；严谨性和可读性的关系。在教学模式上，可以设置研究型的专题教学，在教学方法上必须做到以问题破题，突出重点，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启发式教学，既为学生提供分析问题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又为他们留下思考问题的空间。

2.尝试课题制的教学模式

所谓课题制教学理念，就是教师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中的理论重点、难点问题，以及与所学政治理论密切相关的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热点、焦点问题，作为学生学习研究课题。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和优长，自行挑选研究课题，以课题为纽带组成课题组，在教师指导下，结合课程学习开展研究。贯彻这种教学概念，教师首先要提出课题研究指南，为学生提供选题范围。然后，指导学生选题，并把全班学生按选题的类型组成课题组，通过指导学生撰写开题报告，培养他们的探索创新精神和研究能力。进而，进一步指导学生撰写研究报告或研究论文。引导学生正确看待社会现实问题、增强社会责任感，最后是对学生研究成果的考评与应用。专家认为，课题制教学理念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深化对所学理论的理解；有利于激发学生兴趣，培养学生团队精神；有利于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为今后的毕业论文打基础。

3.运用引导型的教学方法

引导型教学理念认为，“思政课”的教学要通过创造有利的小环境，把学生吸引到教学中来，通过更新教学方法来引导和提高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兴趣。思想政治教学工作者应该注意从学生关心的现实问题入手进行备课，把问题设计好，使问题有理论含量，有现实感，有一定的深度，问题设计要给学生留有讨论和争论的空间，使师生间形成良好的互动和交流。教育者一定要明确，教学目的不是把学生培养成为理论家，而是要使学生在掌握一些理论观点的基础上，能够对现实问题做一些分析，作出正确的判断，这样才能抓住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才能有好的效果。

4.开展互动型的课堂教学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不同于其它的课程，应该由单纯的教师授业解惑向师生互动、共同探讨疑难问题的“互动式教学”方式转型。具体而言，在课堂上可以组织“师生对话研讨”，以30人以下的学生自然班为单位，在教师的主持下对理论问题、社会现实问题和学生思想实际中的重大问题进行师生对话、研讨，以达到消除学生的逆反心理、引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培养学生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目的。“师生对话研讨”对提高教师水平具有积极意义：可以促进理论水平提高；可以推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增长；可以加强语言表达技巧的精粹；可以提升教师形象和人格魅力，等等

三、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师资建设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否能真正达到教学目的，实现教学目标，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研究能力、学术水平的强弱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教师层面讲，要做到“敬业”与“爱岗”兼得，“乐业”与“精业”统一，“师爱”与“责任”结合，“经师”与“人师”并重。优秀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应该具备以下四种素质：较高的理论研究和把研究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的能力；准确、清晰、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一专多通的知识结构和驾驭知识、阐发观点的能力；敏锐地把握学生认知活动的状态和实现灵活应变的教学能力。总之，思想政治教学工作者要“不断学习、明确责任、增强爱心、保持真情、乐于奉献、经常自勉”。

从学校层面来讲，首先要鼓励教师承担教学研究及相关科研项目，提高教师研究能力。鼓励教师进行基础理论研究、难点热点问题研究和教育对象、认知规律研究。其次要创造教师进修条件，提高教师的素质。最后，要建设一支思想业务素质高、梯队结构合理、热爱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师资队伍。合理的团队构成应以中青年骨干教师为主体，老中青结合，由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组成梯次合理的队伍。成员的学历结构、年龄结构、学缘结构、知识结构也要优化、合理。

四、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精品课程建设

精品课程建设要体现现代教育思想，符合科学性、先进性和教育教学的普遍规律，具有鲜明特色，并能恰当运用现代教学技术、方法与手段，教学效果显著，具有示范性和辐射推广作用。

要强化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建设，特别要做好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的工作。首先，教学要坚持教材体系，不能偏离更不能违背教材体系。其次，坚持教材体系，不能照本宣科，从书本到书本。同时，要重视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正确处理单门课程建设与系列课程改革的关系，精品课程的教学内容要先进，要及时反映本学科领域的最新科技成果，还要广泛吸收先进的教学经验，积极整合优秀教改成果，体现新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科技的发展对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

要重视教材建设，使系列教材建设立体化。教材建设是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和教学改革工程的重要内容，也是精品课程建设的重要内容。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材应是系列化的优秀教材，其课程主讲教师可以自行编写、制作相关教材，也可以选用国家级优秀教材和国外高水平原版教材，鼓励建设一体化设计、多种媒体有机结合的立体化系列教材。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6、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项久雨.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第9篇：意识形态主要内容范文

经济学的两个部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都是对于市场经济运行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况，实际上可以称为市场经济学。它揭示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运行的基本机理和规律，并总结各个微观主体之间以及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联系，在数百年的时间里形成了一套很完善精密的理论架构和分析方法。由于经济学是建立在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基础上的理论总结和众多经济学家的智慧结晶，因而可以用来解释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和微观经济现象，可以为进行经济管理方式提供思路，可以为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依据。[1]中国，对源自于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实现了由排斥到选择性接受，再到越来越推崇的态度改变，这个过程在高校的教学过程中表现的尤为明显。作为一门专业基础理论课程，经济学目前基本上我国的大部分高校都受到重视，成为财经类各专业的主干基础课程之一。无论是课程的教学量还是被开设的广泛程度来看，都超过了以往必开的政治经济学，在事实上成为我国高校财经类基础理论教学的主要内容。这些年来经济学课程的广泛普及，对于我国经济学基础知识的推广和提高，对于改变学生的经济学知识结构，提高我国整体经济学认识水准，推动经济学教学水平的整体提高和经济研究内容的扩展，都有着明显的积极意义。作为中国对外开放所引进的新思想和新理论，作为一种完全舶来的事物，经济学没有中国土生土长的土壤和环境，在中国的高校进行课程教学和理论传播需要注意一些问题，尤其是如何确定正确的教学目标，并以相应合理恰当的过程和方式去实现显得非常重要。

二、经济学教学过程要教会学生经济学思维方式

（一）经济学教学目标的设立要避免两个极端

作为一门在高校广泛开设的财经类基础课程，开始课程之初要明确和设定恰当的教学目标，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结合经济学思想体系产生的大环境来考虑。传统中国社会重农抑商思想影响极为深远，没有产生经济学思想和理论的土壤，目前我们讲授的经济学理论完全来自于欧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其数百年的市场经济政策和实践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理论总结和理性分析，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欧美意识形态、经济学基本原理和经济学分析研究方法的综合体。我们的教学目标应该如何设定呢？是将来自欧美的经济学意识形态、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这样的综合体系不加分析鉴别和盘托出？还是有所取舍，择优录用呢？我认为应该注意避免两种极端。作为东方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高校开设来自欧美的经济学综合思想体系，我们毫无疑问应该充分意识到经济学思想中的意识形态色彩。在改革开放之前以及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高校都曾经开设有一些不多的经济学课程，但是当时讲授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强调这是一种为资本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合理性进行辩护的思想体系，被认为是充满辩护性的庸俗的学科，也正是在这种教学思想的指引下，经济学的教学目标成了深刻认识经济学本质，避免被西方腐朽思想侵蚀和演变的批判课，教学过程也变成了对于经济学思想的多角度的批判过程。[3]这种极端156做法显然是应该否定并被摈弃的。如果把经济学仅仅是看成只有经济学基本原理和分析研究方法的纯粹的科学，忽视其包含的意识形态色彩，显然又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有些人认为经济学中的很多微观和宏观理论，描述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经济主体行为总体特点和经济现象的内在一般规律，这些理论就如同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和数学规律，是没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纯粹的科学理论，没有国家界限，没有社会制度界限，虽然产生于欧美，但是在中国一样的有效的。经济学的教学目标的设定应该是教给学生一整套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关系、基本理念和基本分析方法，在这个过程中，不要过多的去批判其不合理的方面和有别于中国实际的情况。过多的对于经济学基本观点和理解的批判会困扰学生的学习，使其对于经济学学习的目的产生怀疑和迷惑。相比较现代宏观经济学而言，经济学微观部分的基本原理还是没有太多意识形态色彩，对于所研究对象的分析也是比较客观比较科学。

（二）经济学教学要以培养学生经济学思维方式为目标

经济学教学的目标设定需要避免过多受意识形态干扰，同时也不能完全忽视中西方经济环境的不同，因此经济学教学目标不在于具体的经济学概念、观点、理论、结论的识记和背诵，而在于培养学生分析经济社会现象的基本方法和能力的掌握，教会学生以经济学思维方式去思考社会经济现象和个体经济行为。经济学如同其他学科一样，有着自己的独特的学科语言和思考方式。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思考社会经济现象和个体经济行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需要用经济学的视角去观察和体验经济社会，按照科学的分析方法抽象出理论，然后运用这些理论去对经济现实进行验证和考察。第二，运用之前从经济社会现实中抽象出来的经济学基本原理和基本理论对于经济社会中的现象提出建议，通过相应渠道影响政府的经济政策，用经济学的原理和理论服务于社会。第三，立足于经济原理和理论，明晰不同经济学派别之间存在分歧的原因。不同经济学派对于相同经济现象会产生有差别甚至是完全不同的经济理解，并提出可能会相反的经济政策，这些都是完全正常的。教会学生用经济学思维方式去思考社会经济现象，能够使学生知道如何去看待经济现实，知道立足经济现象按照什么逻辑得出结论，知道经济现象背后的经济规律和产生原因，也促使学生敢于对经济政策提出不同看法，使得学生能够应用经济原理和经济理论去分析和解决工作生活中的具体经济问题，避免教条式的理解和运用经济理论。[4]教会学生经济学思维方式，既有利于学生对于经济学的学以致用，也有利于经济学思维方式在全社会的推广和普及，有利于全社会经济学素质的提高。

三、经济学思维方式的教学过程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目前经济学教学过程中普遍存在一种重视具体教学内容轻视对于内容的分析的现象，讲解教材上的内容多，联系具体实践少，尤其是联系具体经济实际情况的中国要素更少，大多数案例都是来自于欧美国家。有些教师照本宣科，就教材论教材，甚至完全不做具体分析，纯粹抽象讲解经济学理论，脱离中国经济实际情况。这种情况的存在使得学生没有经济学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切身体会，不利于培养学生对于经济学的学习兴趣，不利于在兴趣的指引下不断钻研经济学原理及对其实际运用。

（一）结合中国实际添加中国要素的重要性

抛开中西方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不同，经济学也是根据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现实总结提炼而成的，其产生和成熟的大背景是欧美国家的经济条件和发展轨迹。而现阶段的中国和西方在很多经济条件方面有所不同。第一，中国属于东方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是遵循科学发展观奋力实现中国梦的初级阶段，这与欧美发达国家在社会基本制度和发展水平上就有着巨大的差异。第二，中国目前正处于市场经济的转轨的过程中，原有的经济制度中的元素还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并发挥着不同程度的影响，由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在某些领域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新旧不同经济体制的矛盾还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继续存在着。第三，中国人口众多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发展起点较低。[5]这就意味着在较长时期内，人口与资源、环境与发展的矛盾都将会持续不断影响着中国的发展模式和道路。有鉴于此我们不能原封不动将产生于欧美的经济学照搬到中国，而必须将其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才能使之更好运用于中国。在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这一点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否则经济学教学极有可能成为脱离中国实际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在经济学的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有些内容可以直接采用，而有些内容因为与中国经济现实出入较大，需要经过改造或者放弃暂时不用。对于利率形成机制的不同造成的影响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经济学中常常将利率设定为一个市场决定的经济变量，由资本市场的卖方和买方根据市场供求共同决定，而中国目前的利率是由央行高度管制的，民间借贷形成的市场利率虽然也有，但是还没有到影响经济发展全局的地步。由于利率形成机制的不同，建立在利率市场化基础上的一些理论就不能用于解释说明中国的现实经济。[6]

（二）结合中国实际添加中国要素的方法和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