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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认真组织学习,深刻领会全会精神
海林市第四次党代会、四届二次全会暨经济工作会议、农村工作会议等重要会议相继召开后,市发改局高度重视会议精神传达、落实,利用2月28日—3月2日三个半天的时间组织了全体机关干部进行学习,集中学习了《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开创加快海林振兴崛起的新局面》、《政府工作报告》、《赴江浙沪招商学习考察报告》和市委《情况通报》等资料。为加深对市情的认识和市委、市政府决策的理解,还组织全局到开发区进行了实地参观。在学习中,全体干部职工围绕全会精神,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为重点,积极讨论、踊跃发言。通过学习,全局上下进一步深入、准确地理解马里书记讲话精神,领会了全会的精神实质,深刻认识到海林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和存在的差距,认识到“慢发展就是落后,小进步就是退步”,认识到我市正处于“前有标兵、后有追兵”的严竣形势。更加体会到市委、市政府提出今后五年奋斗目标和举措符合实际,顺应民意。经过学习讨论,面对新挑战、新形势,全体干部表示要将全会精神同我局实际工作相结合起来,思想再解放、观念再更新、转变作风、尽职尽责,增强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和紧迫感,以全新面貌投入到各自的工作中去。
二、认真查找不足、剖析存在问题
在讨论过程中,对照全会工作要求,认真比差距、查不足、找问题。通过认真查找,存在的差距和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思想解放程度不够宽;二是职责意识不够强;三是创新发展思路不够多。针对存在的差距和不足,全局进行了认真分析,切实提出有效办法,扎实整改。一是进一步解放思想,只要有利于海林发展、财政增收、人员就业的项目就要上、资金就要引,不能按部就班,按图索骥,充分发挥全局的集体智慧,围绕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工作,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二是进一步加强责任意识、服务意识和忧患意识,增强紧迫感,牢固树立时间观念、效率观念、质量观念,特事急事不过夜、项目备案不过天。三是进一步创新工作思路,实施全员抓招商、全员抓项目,突出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两项重点工作,组成对外招商和大项目筹办专门队伍,担负起全市及本局承担的工作任务。同时,按照责任分工各部要积极联系各局与其开展同步招商、同步创意项目、同步争取资金。
关键词:自然保护区;生态文明;生态价值;陕西长青自然保护区
中图分类号:S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374(2009)10-0134-02
所谓自然保护区就是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建立的以保护野生动植物、生态系统、地质构造以及水源地等自然综合体为核心的自然区域,在这块区域内人的各种活动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以使这一区域保持自然状况。自然保护区不仅是一个国家的自然综合体的陈列馆,野生动植物的基因库,而且也是维护环境安全的主力军。
一、建立自然保护区的重要作用及价值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人为的过度乱砍滥伐,森林植被遭破坏,水土流失严重,珍稀野生动物濒临灭绝等人类一系列野蛮方式的结果――森林植被的大面积破坏,许多稀有物种濒危,自然景观遭到毁坏,而当人类所做的一系列违背自然发展规律的事情时,尚未意识到威胁的脚步已经逼近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
建立自然保护区不仅是一个国家保护自然的重要措施,而且具有世界意义,已被视为全人类的宝贵财富。世界各国对自然保护区的建设都非常重视,往往以自然保护区的数量和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比,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的自然保护事业、科教文化事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自然保护区承担着保存自然的天然本底,为人类评价自己的行为对环境的影响提供“参考系”;保护各种珍稀濒危物种及其他生物物种;为科研、教育提供条件、场所等重要任务。可以说,自然保护区是野生动植物的家园,是物种基因的宝库,是生态旅游的胜地,也是天然食品的净土,更是自然知识的天然课堂。建立自然保护区的价值主要包括生态价值、美学价值、旅游价值、科研价值等。
(一)生态价值
建立自然保护区可以积极保护生态平衡,有利于加强研究合理的生态平衡和对人类环境的保护,可以使生态系统保持在原始状态或接近原始状态,消除人类的破坏和干扰。自然保护区保护了天然植被及其组成的生态系统,在改善环境、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生态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典型性。陕西长青自然保护区位于秦岭山脉中段南坡的洋县境内,地处汉江之流酉水河的源头。长青自然保护区在陕西省地貌区划中,属于秦岭山地区、秦岭南坡中山亚区。区内地貌类型比较复杂,中、小型地貌甚为发育。地貌类型可分为山岭系统和沟谷系统。而随着海拔高度的增加,各地段地貌类型组合又各具特色:海拔1500m以下,以峡谷峰岭为主;海拔1500~2000m之间,以宽谷深切河床及浑圆状山头与缓梁地貌为主;海拔2000m以上,以宽谷峰地貌为主,山上有原始的巴山冷杉、太白红杉、牛皮桦、红桦、青e、油松、铁杉、高山柏、槭树类、小\类、凤仙花类、忍冬类、卫矛类、竹类等植物树木,共同构成了典型的生态景观。
二是稀有性。植物种类丰富,有国家I级重点保护植物红豆杉,II级重点保护植物有秦岭冷杉、大果青e、太白红杉、连香树、水青树、野大豆、水曲柳、香果树。有国家重点保护动物39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大熊猫、金丝猴和羚牛。
三是多样性。保护区分布有野生种子植物135科、603属、1556种,分别占秦岭种子植物总科数的88.2%,总属数的61.3%,总种数的60.0%。有药用植物426种、淀粉和糖类植物100种、观赏植物312种、纤维植物72种、鞣料植物52种、油料和芳香植物187种。有蕨类植物18科、35属、61种;有大型真菌4纲、10目、39科、98属、192种;有野生脊椎动物311种,隶属29目78科213属,占陕西省脊椎动物总数739种的42.1%。
(二)美学价值
1.活力美。生命力的光辉和韵律充满美学特征,植物的生态美体现在永不衰竭地利用太阳能、转化太阳能维持自己的生命,养育所有的动物,维持生态系统的运转,使整个大自然充满生机,显示出生命活力之美。
2.创造美。生态美是生命与环境共同进化中创造出来的。人类具有创造力,当人的创造力违背生态规律,这种创造力就变成破坏力,面对现在地球的环境创伤,人类应积极寻求人类与自然的创造合力,恢复、重建和繁荣地球的生态美。
3.和谐美。生态美的和谐指的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生命与环境之间相互支持,互惠共生所展现出来的美学特征。当人们欣赏热带森林时,人本身就是热带森林系统的一部分,森林除了给人带来众多生物组成的繁荣外貌的美学享受,也给人带来呼吸必不可少的氧气。生物与环境相互依存的和谐之美,使人在感悟自然中得到心灵上的美学享受。
(三)旅游价值
生态旅游已成为世界各国发展旅游业,促进社会、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比起目前其他的资源利用形式,生态旅游带来的负面影响较小,所能提供的保护与发展结合的机会却最大,它是目前旅游发展方向的最佳选择。
生态旅游是一种强调当地资源保育的旅游形式,从永续发展的观点来看,生态旅游对环境的正面效应是十分明显的。生态旅游活动对环境的冲击可减到最小程度,它既不损坏自然环境,又能保证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
生态旅游的环境效应主要有:生态旅游有助于培育人们热爱自然的环境意识,加大全社会的环保力度;生态旅游有助于人们回归自然,体验自然,欣赏自然的能力和水平,有助于提高和丰富生态知识;生态旅游有助于提高相关学科的研究水平,有助于发现新物种,加深人们对自然生态规律的认识;生态旅游有助于协调社会发展与保护环境之间的矛盾,是自然保护区实施环境产业的重要渠道和有效形式,是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的最佳结合。
(四)科研价值
1.有助于加强生物物种的研究和利用物种资源。由于人类活动的范围日益增大,不少物种在未被充分认识之前消失了,这给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科学研究表明:每灭绝一种植物,就会有10~20种依附于该种植物的动物随之消失。
2.可以深刻地了解生物间的制约关系。生物在演化过程中,形成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内在联系。这种关系反映在食物链的组成上,构成一个地区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只有人类准确地认识这种关系,才可能更好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才是自然保护区重要目的之一。
3.自然保护区是天然的科学实验基地。自然保护区保存了大量的物种和丰富多彩的生态系统、生物群落及其生存的环境,这就为科学研究提供良好的基础。同时,也是普及科学知识,进行教学实习的天然课堂。
此外大自然是最原始、最古老的东西,没有被雕饰过的痕迹,人们往往更喜欢纯大自然的东西。社会的进步越快,城市化程度越高,人们与大自然接触机会就越少,他们便会迫切的需要有一个自然的环境。自然保护区正好为人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享受大自然的机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是未来人类文明进步、繁荣的基础,是达到社会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谐稳定的前提。
二、站在生态文明的高度来认识自然保护区的重要性
“5・12”汶川特大地震,山崩地裂,致使我国的四川、陕西、甘肃等地的山体滑坡,道路阻断,输电线路、供水管线损毁,大量房屋倒塌,众多人员伤亡,灾情极为严重。我们要痛定思痛,要用宏观的长远的眼光来开展生态评估,弄清造成严重损失的多重原因,弄清潜在的危险性。有了这样的思想认识,我们的自然保护工作才能做得更周密更精确,甚至做得更细致更完美。
要站在有利于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有利于人居环境优化,要站在生态文明的高度来认识自然保护区的重要性。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应该被看作是环境保护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项基础建设工作,建立一个较为完备的自然保护区体系对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生态环境的破坏,生态系统的失衡,影响着人类赖以生存的天然环境。人类破坏自然最终受到惩罚的命运不可避免,而破坏的结果将使天然环境越来越少,人类生存的空间也越来越狭窄。人类要想不断进步、发展,必需正确认识自然与人类的关系,认清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珍惜每个自然保护区带给我们的自然资源。
三、自然保护区的现状
陕西长青自然保护区由于独特的地域环境和气候条件,蕴藏着多种野生动植物资源,可以说是我国目前建立野生动植物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之一。但一些不法之徒,受利益驱使,乱砍滥伐现象屡犯不止。一些利欲熏心的人捕杀动物而获取高额利润,严重破坏了当地自然生态环境的平衡与发展。还有一些人错误地认为自然环境的好坏与我们所处的环境无关,即使自然环境遭到破坏,也不会对人类社会带来严重影响。恰恰是这样一种错误观念,纵容了一些人违背自然发展规律,为谋求一己私利,恶意破坏自然环境,射杀珍稀动物等犯罪行为,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造成大量物种缺失,甚至灭绝,更为严重的是破坏了自然原始的生态状态。
人类在破坏环境的同时,也同样遭到大自然对人类的严厉惩罚。全球正面临着资源严重浪费、生态遭受破坏、环境不断恶化、全球气候变暖、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等一系列严重问题。当自然生态环境面对各种危机的时候,提倡生态文明就显得尤为重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任务迫在眉睫。
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做好自然保护区工作
1.大力弘扬生态文明,牢固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理念。要深刻反思经济快速发展、高强度建设,忽视生态文明建设给人类带来严重生态危机的思维定式,在不断总结、重构与升华中,真正理解弘扬生态文明的实践意义,从而自觉地实现科学发展,构建、保护美丽家园。
2.大力倡导绿色生活,努力推进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要以节能、降耗、减排为目标,以管理和技术为手段,按照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原则组织生产过程。还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进行科学合理的生活消费,把关注森林、植树造林、保护野生动植物,维护国土生态安全作为一项长期的任务持之以恒地抓下去,让人们真正生活在青山绿水、蓝天白云、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环境之中。
3.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突出生态文明建设的落实。以绿色智慧谋划发展之路,研究制定城区发展规划,优化产业经济结构,体现节约、集约用地,推进治污保洁,优化规划布局,拓宽可持续发展的空间,以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城区品位。
4.充分利用各级各宣传阵地,让全社会每个成员都自觉承担生态责任和生态义务。自然保护区是活的自然博物馆,要在学校、社区、工厂、机关单位开展各种各样的倡导生态文明、保护美丽家园活动。如向社区居民和外来人员宣传《森林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周边社区居民在保护区内毁林开荒,确保环境保护法》、《自然保护区条例》、《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讲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价值及意义,提高人们自然生态保护意识,提高全民自觉参与环保的积极性,提高全民的生态文明素质,化解社会矛盾,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的境界。
五、结语
如今,我国已建立了大大小小若干个保护区,自然保护区的发展,并不只是划定一个范围、一小块区域来界定,而是小到街道、附近的公园,我们周围的树林、花草、即使没有被圈定范围的区域,只要是绿色植物,国家规定保护的动物,我们都应珍惜,小心呵护。要从小培养孩子对大自然的热爱,亲身感受大自然环境,感受一草一木带来的乐趣,让孩子们切实感受到大自然对人类生存的重要意义。如果人人都能从自己周围做起,爱护我们身边的一草一木,爱护我们的自然保护区,建设好我们的美好家园,这是我们维护人类和谐生态环境的基础。
蓝天白云,青山绿水。让我们大家珍惜大自然带给我们的美好,爱护人类的生存环境,热爱我们的自然保护区。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构建和谐的人与自然的生态环境,为建立和谐稳定的美丽家园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
[1]李战刚,任毅,王学杰.陕西长青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综合科学考察报告[R].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
[2]刘诗峰,张坚.佛坪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研究与保护[M].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关键词】生态适应;文化变迁;生态移民
【作 者】祁进玉,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人类学博士。北京,100081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9)01-0047-006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Research:China’s experience of 30 years
Qi Jinyu
Abstract:The issu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cological balance has been used by Governments,the academia,and various forms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to focus on an academic research topic in recent yea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thropology to study th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the environment and other issues,making the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research has become a high-profile emerging disciplines. This article briefly combed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and its development,focusing on analysis of China’s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achievements and its development trend in nearly 30 years (1978~2008) .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research in China’s development is not yet ripe,therefore the question of subjects’ norms is more prominent,and so,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strengthen construction the norms of disciplines.
Key Words:Ecological adaptation;Cultural Change;Ecological migrants;Ecological harmony;Sustainability
西方真正学科意义上的生态人类学研究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在20世纪70~80年代进入生态人类学研究的发展期,这个领域的研究趋于规范和成熟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生态人类学研究进入我国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本文就近30年来我国的生态人类学研究及其进展加以初步梳理。目前,生态人类学研究在我国发展还不成熟,在学科规范上存在很多问题,应在广泛吸取国外生态人类学理论成果和深入开展本土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中国特色的生态人类学理论框架和典型个案,从术语、概念到方法和学科史形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如此,既利于学术对话和比较研究的进行,也能使生态人类学的中国化有一个理论平台,不断深入,此外,必须要进一步加强学科规范建设。
一、生态人类学:概念及其发展
人们关注人与环境的关系由来已久。人类学的这个研究领域通常被称为“生态人类学”。“生态人类学”一词的使用是1960年以后的事,关于“生态人类学”一词,一般认为是由美国人类学家韦达(Vayda)和拉帕波特(Rappaport)在1968年首次提出的。然而人类生态学研究从法国的马塞尔・莫斯和英国的埃文斯・普里查德就已经开始。莫斯根据民族志的资料指出,爱斯基摩人的社会生活因环境因素分为冬季社会集中期和夏季社会分散期,宗教的、道德的表达方式及其强调程度,顺应社会集团这种集中和分散的集团化原理而变化。普里查德经过实地调查指出,奈尔地区半农半牧的努尔人到了雨季,他们的村落分散在一定的地域之内,到了旱季,许多村落又集中到河川流域。这种游牧生活与他们非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密切相关。因此,重视社会关系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研究,在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了。
生态学是研究动物、植物与其环境之间关系的科学。生态人类学研究人和生态的相互关系,此外,它还要研究观念体系在其中的作用。这一研究领域的形成是基于文化生态学、文化进化论和灵长类社会生态学的发展而初具形态。日本人类学家绫部恒雄说:“综合性地研究人类生活的人类学,大体上可以分为主要研究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文化人类学和主要研究社会和生态学方面的生态人类学。”[1]田中二郎认为,生态人类学研究有别于生态学研究,必须具备这样的观点:要认知动物生态学所顾及不到的观念体系和技术体系。他认为,生态人类学在近20年来进展迅速,但是其基本方法论是对环境影响下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形态的分析。[2]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包括人口结构、社会组织、技术、环境等重要组成要素。为了确保通过直接观察所做的再编排较之民族志的科学性、正确性,在生态人类学研究中重视直接观察和计量。
20世纪20、30年代,在文化生态学研究方面博厄斯所开创的历史特殊论学派在文化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上持“环境可能主义”立场。环境可能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较弱的环境决定论,即环境并不是严格地限制文化的发展。J.H.斯图尔德(Steward)被认为是生态人类学学科的开创者,1955年由他提出的文化生态学被看作是生态人类学理论产生的直接源泉。斯图尔德强调了人类生态学和社会生态学的不同,把说明不同区域的文化特征和探讨这种文化类型起源的学科规定为文化生态学。尽管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虽然有诸多不足之处,也曾遭致批判,如韦达(Vayda)、拉帕波特(Rappaport)、贝内特(J.W.Bennett)、唐纳德・L・哈迪斯蒂(D.L.Hardesty)等人指出斯图尔德文化生态学的严重缺陷,但是由他所倡导的对地域集团的生产形态和生存环境进行细致的研究,后来却成了生态人类学的基本方法论。
文化进化论是20世纪20年代左右从美国发展起来的一种学说。主要代表人物有M.P.萨林斯和E.塞维斯强调的“特殊进化论”、斯图尔德的“多线进化论”、L.A.怀特的“一般进化论”等文化进化论的各种流派,从各自的研究视角探讨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文化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对现代生态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支撑。
关于灵长类与生态人类学研究,在欧美发端于C.R.卡彭特(Carpenter)对豪埃猿的研究,从1960年开始,多博和R・李根据狒狒的研究,对非洲的布须曼人进行了研究。
在20世纪60~70年代,生态人类学逐渐产生生态系统途径和民族生态学两种研究路径。1963年,克利福德・格尔茨的《农业过密化》成为生态人类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他首次明确提出在文化人类学研究中运用生态系统方法。生态人类学采用了生物学中的生态系统概念形成了生态系统途径,在物质交换系统中,人类、其他的生命体及非生命物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民族生态学是认知人类学的一个亚领域,它以结构语言学为手段去了解当地人对周围环境的感知,从而得到当地人所具有的世界观,并得出如下结论:环境也是文化建构的产物。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生态人类学的发展趋势:反对极端的文化相对论和生态人类学学科体系的建立与不断完善。有研究者认为,在不远的将来,生态人类学不会再是凯・米尔顿所说的“一种观点”,而是一门真正成熟的学科。[3]
二、生态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
生态人类学研究进入我国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这一时期伊始,我国的生态人类学研究处于“补课”阶段,主要侧重于对国外的相关理论的翻译和介绍工作,引进和译介的国外生态人类学经典著作,包括:科兹洛夫《民族生态学研究的主要问题》(1984)[4]、美国学者内亭的《文化生态学与生态人类学》(1985)[5]、绫部恒雄的《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1986)[6]、田中二郎的《生态人类学――生态与人类文化的关系》(1988)、斯图尔德的《文化变迁的理论》(1989)[7]、哈里斯:《文化唯物主义》(1989)[8]克利福德・格尔兹的《地方性知识》(2000)[9]、唐纳德・哈迪斯蒂的《生态人类学》(2002)[10]、大柳太郎(2006)[11]等。
我国本土人类学的两本奠基之作:的《江村经济》和林耀华的《金翼》,都以生态环境作为研究的背景,也可谓生态人类学研究的发端。但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态人类学研究,则要归于美国学者哈里斯明确地把、张之毅的禄村调查视为中国生态人类学研究的范例。[12]然而,真正学科意义上的我国生态人类学研究的进展,则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学术界开始从生态人类学的学科属性和概念界定、内涵及其外延等充分加以探讨,并就该研究领域的本土化加以尝试,并取得了一些研究进展。
1993年,宋蜀华教授撰文介绍了生态民族学,指出它是民族学(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是从生态学角度研究民族共同体及其文化与其所处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的学科,亦即研究族体与生态环境相互影响的特点、方式及规律,并寻求合理地利用和改造生态环境的方式。它的研究领域包括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习俗信仰、行为及道德标准等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因素与生态环境的关系。”[13]1996年,宋蜀华教授又提出“生态文化区”的概念,将中华民族划分出八个主要生态文化区,指出“生态环境对民族的发展繁荣和民族文化具有长期的作用和影响”。[14]可以说,我国的生态人类学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尚处于引介国外相关理论和本土化探索的初期阶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然也给我国的生态人类学研究提供了的足够的发展空间。
三、当前中国生态人类学的主要研究取向与发展趋势
(1)生态人类学的本土化研究
我国生态人类学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是近年来学科研究发展较为迅速、在该领域的研究中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国内的一些学者将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与格尔兹的“地方性知识”结合起来,认定任何一个民族的地方性知识都必定隐含着对当地生态维护极其有效的生态智慧和生存技能,各民族的这些智慧与技能对生态环境的维护具有直接的利用价值,发掘和利用这样的生态智慧和技能就能救治生态灾变。目前,在该领域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中,云南大学的尹绍亭[15]、中央民族大学的杨圣敏[16]、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裴盛基、许建初、新疆师范大学的崔延虎、中山大学的麻国庆、吉首大学的杨庭硕、罗康隆[17]、云南民族学院的高立士[18]等人,他们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各自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在我国的生态人类学研究领域,尤其值得加以介绍两位人类学家在生态人类学本土化研究方面所做的努力:尹绍亭教授是中国西南地区研究少数民族刀耕火种最杰出的学者之一,他在这一领域已经有了许多丰硕的成果,其中《一个充满争议的文化生态体系―云南刀耕火种研究》、《森林孕育的农耕文化―云南刀耕火种志》、《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等著作对中国生态人类学的发展都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在他的研究视野中,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众多西南少数民族就是通过他们所经营的刀耕火种农业系统,积累了丰富的地方性知识,在主动调适其生存环境后获得的延续发展。[19]
杨圣敏教授曾经先后20余次赴新疆对维吾尔、塔吉克、塔塔尔、哈萨克等民族进行实地调查,走遍了天山南北的大漠、牧场和高原,做过2500余户,包括13000余人的入户访谈和调查,大量的实践,使他在研究的方法和角度上有很多新的认识。在这方面的研究中,他首先提出了维吾尔等民族的文化是一种干旱区文化的观点,并从历史和生态人类学的角度,探讨论证了这种文化的特点与新疆干旱的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近年来,他进一步在云南、海南岛等多雨地区的民族中进行实地调查与研究,探讨环境与文化之关系。[20]
有研究者对近年来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指出民族学人类学者致力于人类文化与自然环境相互关系的解释,并且创建了文化生态学、生态人类学、民族生态学、人类生态系统等诸多理论流派,应用这些理论研究人类与自然环境的互动过程,这就是人类学生态环境史研究的角度和特色。[21]
(2)环境保护与社区发展――生态移民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生态问题的日趋恶化,无论是人类学家还是生态学家都力图从“文化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中寻找借鉴。在生态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研究中,如何处理好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问题,历来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其中关于生态保护与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研究,也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重点。如何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并举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重点,即发展与保护的关系问题[22],从长远看来,所以进一步加深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关系到国计民生,也有助于生态人类学研究的进展。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既是自然资源相对富集的地区,同时也是生态环境系统相当脆弱的地区。近年来,民族地区为了满足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一些地区对资源的无序、过度等不合理开发,已使那里的环境问题变得日益严峻和突出。有研究者针对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环境管理与治理、新技术支持和文化自救、地方族群生态系统重构与修补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提出相关对策和建议。[23]在生态人类学的区域性研究方面,微观的个案研究较有代表性。有研究者通过对长江流域民族文化形成的自然生态环境以及民族文化系统与环境系统的耦合关系加以探讨,揭示了长江民族文化生态的地域性、开放性、和谐性、节律性和变异性等特征。[24]
生态移民是以保护环境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为目的的有计划、有目的的政府行为,它是一个意义深远的系统工程。关于生态移民、文化适应以及文化生态保护等问题,也是近年来研究的焦点。也有研究者通过实地调查分析牧民定居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认为地方政府制定地区发展计划时需倡导参与式发展、让当地居民受益的理念,并探讨了生态环境保护、水利资金投入和限制当地牲畜数量对于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25]也有研究者认为,生态移民工程不应成为某一地区或某些地区孤立地实行的工程,对一个国家来讲,生态移民工作应该是一个整体性的工作,必须从社会公平和民族平等原则出发,从整个国家的整体角度统筹规划。此外,针对不同的地区情况差异,也有研究者认为要加大针对性的区域生态移民安置的模式研究。[26]
(3)生态适应与文化变迁研究
文化生存是近年学术界较为重点关注的研究内容之一。所谓的文化生存,主要指小民族或者弱势群体在现代化过程中,保持其民族传统的权益战略。一般而言,某一区域的民族传统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历经时间考验形成的适应性关系,也曾确保了当地环境的平衡稳定。有研究者认为,当传统文化受到外来因素冲击,生产方式等发生的变迁往往直接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当前的诸多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常令本土文化处于消亡的边缘。由此,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生存与生态保护绞结在一起,丧失其一也意味着两者共同失败。[27]人类除自身繁衍外,还需要将同自然植被和动物种群相关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累世传递下去。如何重整已经破损的文化生态系统呢?有研究者从广西、云南的两个应用人类学调查个案分析认为:新技术支持和文化自救,对于地方族群生态系统重构与修补,是行之有效的、必要的。[28]也有研究者通过实地调查,对三个傣族文化生态旅游村的“旅游场域”进行分析,比较了三种不同开发模式中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在“旅游场域”中相互作用和相互转换的方式。指出“旅游场域”中的三种资本之间的良性循环,需要两个重要环节:良好的社区参与、良好的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和发展方案。这是保证文化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两个重要条件。[29]
在生态人类学的区域性研究方面,微观的个案研究较有代表性。有研究者通过对长江流域民族文化形成的自然生态环境以及民族文化系统与环境系统的耦合关系加以探讨,揭示了长江民族文化生态的地域性、开放性、和谐性、节律性和变异性等特征。[30]有研究者认为,20世纪中叶以来,鄂伦春族传统生存环境发生急剧变化,狩猎文化的自然进化过程遭致断裂,传统文化所具有的简单文化的特点,束缚了鄂伦春族适应新环境的能力。[31]从目前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可以发现,自然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元凶或前提往往是人类文化多样性遭到破坏。有学者指出,一方土地造就一方文化,一方文化养护着一方的生态环境,并由此为世界生态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做出贡献。各民族必须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发挥各自的潜能。这不仅是文明发展的产物,也是社会文明发展的需要。[32]
有研究者基于近年来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理论进展和作者田野调查资料的分析结果,提出微型社会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概念。研究者认为,微型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由于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除了经济学、生态学、社会学和系统科学等主要学科外,还要求一些直接研究小规模社会的学科的参与,在研究方法上,建立在多学科实地调查和分析基础上的实证研究具有特殊的意义。[32]也有研究者对环境问题的分析应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多学科角度来加以探讨,提出“可持续发展”就是人类应用文化的调适作用,在生态学原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生态文明观。[34]
生态和谐与环境保护潮流虽然是现代化的必然产物,但是生态保护与生态和谐的宗旨,也是我国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粹。有研究者认为,如何弘扬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保护意识将有助于人们重视信仰在环保中的协调作用,恢复生态保护的道德自律。[35]
四、结语
由于生态人类学在我国发展还不成熟,因而在学科规范上问题也很多,所以,必须进一步加强学科规范建设。应在广泛吸取国外生态人类学理论成果和深入开展本土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中国特色的生态人类学理论框架和典型个案,从术语、概念到方法和学科史形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如此,既利于学术对话和比较研究的进行,也能使生态人类学的中国化有一个理论平台,不断深入。
从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以来,在政治民主化、经济一体化及文化多元化的世界性大环境下,我国各民族、各地区现代化进程和社会发展的步伐加快,现代化正在向社会各个领域中不断渗透。目前,我国的生态人类学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相对落后的民族地区,这当然是必要的。但我们也应该关注时代的重大问题,回应现实的需要,把研究视野拓展至中国社会的各个基本层面。所以需要大力拓展我国生态人类学研究领域、进一步规范学科体系建设、完善专业和课程设置,发展和培育我国的生态人类学相关研究。在今后的生态人类学相关研究中,注重反思国家建构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对本土民族文化生存的重要性与当地民族主体性地位忽略的结果,摒弃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陈腐观念,虑及我国多民族国家文化多样性和生态多样性的特点,充分关注我国民族文化与其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的文化适应性,从而以当地民族主体性为出发点,探讨生态、经济与文化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这可能也是今后我国生态人类学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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