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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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文化产业化范文

作为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一个分支，幽默文化产业的发展相对来说较为落后，一般来说，要形成产业，最基本的两个因素是：产品和市场。让幽默文化成为一种产业发展下去，优秀的产品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相声或小品的产生，它可以首先通过舞台艺术表现出来，再用电视或网络等形式展现到观众面前，还可以制成相应的影碟，书籍进行销售，等等，将一种艺术以市场化的形式运作，形成规模化，进而实现产业化，而对于我国的幽默文化产业来说，现今的基本情况是：市场有，但产品相对缺失。

幽默文化存在于各个地区、各个阶层当中，因为幽默是作为一种大众文化而存在的，人们需要它来消遣和娱乐，来调节压力和充实生活，因此幽默文化有着惊人的市场潜力，但是，我们发现，当前国内的幽默文化从一定程度上讲只能当做是一种产品，而非一种产业。幽默类电视、电影、书籍、音像制品、舞台艺术、戏剧艺术、网络文学等等仍无法形成一种向上发展的态势。以电视媒体为例，曾经，一部《武林外传》笑遍大江南北，现在，打开电视，我们看到的依然还是那部《武林外传》；而我们在电视上基本能看到的相声、小品，除了郭德纲的“草根相声”略有新作外，基本上都是往年春节晚会上的节目，产品的匮乏由此可见一斑。

幽默文化产品的匮乏，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缺乏有效产出机制。诸如我国传统的相声小品艺术，多数是通过“学徒式”的模式来培养后继人才，像赵本山与范伟，而规模化产业化的培养模式并不多见，最多是戏剧类院校里的某些课程，但也相对属于边缘类课程，其效果甚微。二是缺乏创意。艺术讲究新颖、创意，好的作品必须有好的创意来支撑，来吸引观众和消费者，但目前总的来说，幽默文化产品的推陈出新步伐缓慢。试想，一个笑话第一次看，笑了；第二次看，勉强笑了；第三次看，想笑都笑不出来了，更何况连年累月重复播放一部电视剧、几个相声小品呢。三是缺乏有效的组织和资源整合，幽默文化产出公司、企业等主体的基本状况均是各自为营，无法让各自的资源有效地整合在一起，无法形成发展的合力，其结果是无法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规模化产业化。

让幽默文化真正成为一种产业，首先，要改变传统培养模式，实行市场化培养。市场化是产业化的前提，没有市场，无法形成产业，而培养模式的市场化运作，有助于大规模培养一批高质量、优秀的幽默文化人才。有人才了，就不怕没有作品。

第2篇：文化产业化范文

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是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和其它方面创新的核心和灵魂，是推动人类创新活动的巨大精神力量。因此，人类的一切创新活动总是首先把创新的关节点放在理论创新上。人类实践活动这一特点，决定了理论的指导地位。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在文化产业化的发展上没有创新的理论，就没有创新的实践，从而也没有创新的成果。人类的一切创新实践活动，都源于创新理论的创立和指导。

伴随2008北京奥运的申办成功，中国文化逐渐成为了世界文化多元格局中的一极。中国文化产业的飞速发展，文化产业化进程的不断递进，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既有机遇又有挑战。如何审时度势，把现实的挑战变成潜在的机遇，使我国文化产业跃上一个新台阶，这既是适应世界潮流的迫切需要，也是增强文化竞争力的必然要求，更是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的重要保证，要求我们在新时期要不断创新文化理论，创新内容要提升到新高度。文化产业的根在于人民群众对文化的消费需求。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人民群众对文化的消费需求是与人们收入成正比的，中国目前年人均GDP近2800美元，处于精神消费的临界点上，这充分说明，连云港的文化产业发展正当其时，且市场潜力巨大。一个地方的文化资源不在其多，而贵在其用——用最有限的人力、最科学的手段发挥出最大的价值。

目前连云港市经济快速发展，文化市场处于初期阶段，市委市政府提出了振兴连云港的“跨越式发展战略”，连云港文化产业化发展也进入了跨越式发展阶段，此时，我们要与时俱进敢于开拓创新，在面对待高端文化项目各方面运作经验不足时，我认为我们有必要主动出击“先拿进来才能掏出去”构筑文化高地（这里的“拿进来”指的是引进连云港境外高端的优秀项目，学习运作经验；“掏出去”指的是文化系统运用已磨练成熟的运作方式对连云港市文化事业、产业进行建设）。“拿进来”？拿些什么？我认为我们可以去拿别人已经运作成功，有长期制作经验的文化艺术作品，当然这些作品要在很大的成份上适合连云港，可以在连云港成功的运作。“拿进来”，不是指一味的去照搬，也不是“拿来”就功德圆满了。而应该是因地制宜的将这些作品与我内部的资源进行整合、优化、运作，我们在整合、优化、运作的同时吸收外来文艺作品的精髓，包括大型活动的商业运作经验，现场筹备调度经验，策划与创新的意识，舞台美术经验、也包括大量的外来资金。我市的文化市场是需要培育的，在“出去拿”的过程中也是我们以逸待劳的去培育文化市场的过程，是促进我市文化产业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文化系统自身壮大的重要举措，为“掏出去”积累大量的运作经验、宣传平台、合作渠道、外部资金，所以只有“拿得进来”才能更好的“掏得出去”。

当然，文化市场初期阶段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对中低端项目和对初期市场的培养，我觉得我们有必要设立“五万元项目计划”——此计划以连云港的中低端市场为目标，所策划的项目针对连云港中小型商业促销、开业庆典、企业宣传等以不超过五万元的费用承接，进一步满足连云港经济发展中部分中小型企业的宣传需求，收拢连云港市场中零散的文化资金，对文化产业化进程的原始资本充分积累，建立良好的服务机制和从而拓展更多市场。“五万元项目计划”不是计划经济体制在新时期的复辟，而是针对现有连云港当地文化市场迈出的重要一步。五万元是一个坎是连云港目前大部分客户大约可以承受的坎，“五万元项目计划”更多的是遵循市场规律的同时以小项目吸引客户用小项目吸收资金。“五万元项目计划”是一个套餐式的文化快餐，它整合文化资源从中低端着手，以更迅速、更直观、更便捷的套餐式文化产品展现给客户，供他们选择。

在我市文化产业发展面临巨大发展机遇的同时，同样也存在着严峻的挑战。只有观念的解放与创新，树立全新的文化产业意识，是发展文化产业、提高文化竞争力的前提保证。只有文化体制和机制的改革创新，是发展文化产业、提高文化竞争力的根本动力。发展文化产业必须做好战略定位，做好文化产业化的发展创新的理论，从而取得更好的成果。

第3篇：文化产业化范文

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乡文化建设的差距日益拉大，乡村文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文化产品及其文化服务虽然在各级政府和文化部门的艰苦努力下有所改变，但尚未从根本上按照和谐社会的要求，全面协调发展，乡村文化建设在整体上滞后于农村经济发展，是不争的事实。一些地区在推进城乡一体化或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也因考量指标的影响而忽视乡村文化的建设，有的地方甚至只字不提乡村文化与城乡一体化的内在联系。我认为，没有文化全面渗透、全面支撑的城乡一体化是片面的、蹩脚的一体化。不能从思想文化上关心农民的精神需求，关注农民知识文化素质的提高，关切农民的文化承传与创造，是难以从农民的心性发展上表达社会的文化关怀和文化责任的。一方面，社会文化成果享有的不平等，必然进一步扩大城乡差别，造成乡村新的知识贫困、科技贫困、智力贫困；另一方面，乡村所蕴含的巨大而丰富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资源将会被忽略而失去文化魅力。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不是集中在城市(城市是现代文明的典型代表)，而是体现在乡村。现代城市加速扩张的危机日益明显，“城市病”日趋严重，向自然回归、远离都市、重返乡村，已成为当今世界城市发展的一个趋势。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加速发展乡村文化不仅是解决城乡矛盾的路径之一，而且是保证民族文化在全球化浪潮中不致泯灭的战略举措。

怎样发展乡村文化?完全依靠政府加大投入，像城市文化建设那样修建图书馆、群艺馆、大剧院、电影院等，在现阶段是很难做到的。最近，我们在成都一些乡镇调查发现，为精简机构裁员，不少乡镇文化站被合并，文化站工作人员也被裁了，公共文化事业设施不够健全，有的镇电影院成了危房。我们相信，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在完善城市公共文化设施的同时，国家将会加大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彻底改善和提高农民的文化生活质量。但在目前国家对农村文化建设投入较少的情况下，我认为，绝不能“等靠要”，而应抓住国家加速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机遇，积极推动乡村文化走上产业化道路，利用乡村文化资源优势，改变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格局，把丰富多彩的乡村文化资源转变为文化资本。乡村文化产业化将会改变传统第一产业(种植业、畜牧业等)的经营观念和产业格局，扩展农民职业内涵，农民不仅可以耕田种地，而且可以从事文化旅游、文化服务、民间工艺加工、民俗风情演展等第三产业，使农民的社会身份发生深刻变化。这不仅可以丰富乡村文化生活，提高农民劳动素质，调整和优化乡村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增强乡村市场竞争力，而且将会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和谐社会的全面发展。

文化产业在乡村的发展和壮大，是富有超前战略意识的举措。中国乡村文化资源异常丰富，从总体上审视，是尚未开垦的处女地。承载千百年历史文化积淀的乡村文化，显示出无比诱人的文化韵味。它与现代城市文化形成了强烈反差和对比。这正是乡村文化吸引城市市民和异地游人的地方。如果我们在地域性、个别性、差别化方面整合乡村文化资源，予以优化配置，就能形成市场竞争力和文化竞争力，打造出独特文化品牌。

中国乡村的历史变迁、历史人物、神话传统、民间故事、民间艺术、民间工艺、能工巧匠、竞技游艺、民俗风情、村寨文化、园林艺术、民居艺术、古镇风貌、祠堂庙宇、乡村教育、风味餐饮、生活智慧等等，保存着中国农业文明的文化因子，展现出极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文化价值和文化魅力。我们在发展乡村文化产业时，首先应对这些资源进行盘点梳理，摸清家底，做到资源清楚，然后按照优先发展原则，对具有浓厚文化特色的资源进行产业转化；对一般性的具有生长可能性的文化资源维持伏，不宜匆忙开发；而对那些非转化资源予以有力保护，绝不能破坏性开发，以确保乡村人文生态的平衡。对这三种资源分门别类和科学开发，有利于乡村文化事业的建设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有利于乡村文化产业持续健康推进，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和发扬。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现代传媒信息、现代生活方式不断进入乡村，农村和小城镇民风的民俗正在逐渐消逝。这一方面，让农民享受到了现代物质文明成果，是全社会整体进步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乡村特色文化也会因民俗风情的失落失传而失去独有的文化意味。因此，我们在发展乡村文化产业时，应有意识地对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民俗风情进行现代性改造，吸收传统民俗文化中科学有益的养料，培育村民们的文承传意识，开展民俗风情演艺，吸引社会公众前来参与体验。在这一过程中，绝不能把农村落后现状等同于原生态文化，把原汁原味当作文化底蕴而不按照现代人的心性需求和审美观念来加以改良改革。因此，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不是和盘托出某种文化资源，而是按照现代产业生产要求和规律，根据文化消费市场的变化，精心呵护乡村文化，精心打造乡村文化，精心发展和丰富乡村文化。

乡村文化产业要立足市场、走进消费，面临着多样化的路径选择。一是可以通过特色乡村文化旅游来推出文化产品(这与交通状况密切相关)，吸引城市和外地游客前来感受独有的淳朴的乡村生活风味；二是可以通过体验经济来多样化展现乡村文化的参与互动魅力，将乡村生产、生活、民俗、农舍、休闲、养生、田野等系统链接，打造乡村文化产业链条；三是开发乡村石器、木器、竹器、藤器、草编、剪纸、泥塑、砖雕等土特名优工艺品，组织农民进行特色文化产品加工生产和经营；四是组织乡村歌舞、乡村竞技、乡村风情、乡村婚俗、乡村观光、乡村耕织、乡村喂养等表演和竞赛活动，提供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文化服务；五是开展乡村休闲娱乐、地方风味餐饮、感受乡村生活等活动，为城市老年人、为国外旅游者提供居家式服务和自助式生活服务；六是开展乡村文化历史文化展览，生动系统地反映农耕文化、游牧文化、渔猎文化的特色和历史，开辟针对中小学学生的乡村文化教育基地，等等。这些经营方式，仅是乡村文化产业的基本模式，在实践过程中，应鼓励和支持乡村文化产业运营创新。因此，我们的创意、策划、咨询机构和文化艺术专家应重视乡村的建设，走进田野，走进村寨，提供智力支持，帮助和扶持乡村文化产业的项目定位、产业布局、经营管理和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站在城乡统筹发展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高度，科学发展乡村文化产业。

第4篇：文化产业化范文

[关键词] 邯郸 太极拳 文化产业化 对策研究

邯郸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古城，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太极文化是邯郸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邯郸是杨式、武式太极拳的中兴发祥地。迄今为止太极拳在邯郸得到了较好地推广和普及，拥有了数以万计的太极拳爱好者，为太极文化产业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为了弘扬太极文化，提高邯郸的知名度，构建和谐邯郸，已先后在邯郸和永年举办了十一届国际太极流大会。

一、邯郸太极拳及其文化传播推广的方法与途径

1.传统的传播方法。创建了150多所太极拳学校，90多个协会组织，420多个辅导站点，他们主要是以传授和学习杨式、武式太极拳为主，具有一定的传播、推广、普及和辐射的功能。

2.在社会各界中开展太极拳活动。2005年开始，邯郸就把太极拳纳入学校体育工作的重要内容，并作为年终体卫工作考核的重要依据， 2006年，对全市20余家企业32个市直机关进行了太极拳骨干的培训，组织了200余名太极拳骨干进入社区，有20余个单位300余名干部职工参加了太极拳比赛，形成了良好的习练太极拳氛围。

3.各级各类的太极拳表演和比赛。早在1950年杨式太极拳拳师傅钟之组织了一支30人的永年太极拳表演队，并一直活跃在学校、企业单位进行演出。1998年邯郸太极拳参加了天安门万人表演、天坛表演等。

4.媒体的宣传与推广。近年来，随着太极拳向世界各地的大面积普及，邯郸设立了“邯郸太极网站”、“永年太极网站”，通过网站及时太极信息、宣传赛事消息以及各种太极品牌产品，变太极联谊网络为市场信息库，为邯郸对外开放和招商引资服务，创办了《太极》杂志，在海外也拥有大量读者，编撰出版了《永年太极拳志》。

二、邯郸太极产业化发展现状分析

邯郸太极拳历经150多年，在国内外已经辐射70多个国家和地区,练习者惠及亿万人，给邯郸太极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太极拳、武术学校相继产生,目前邯郸已建立150多所太极学校,但规模和档次较低,多为个人筹资兴办,学校的稳定性较差,就邯郸现在的太极拳学校、馆的现状来看,规模、数量和辐射能力都不能满足太极文化和产业化快速发展的需要；虽然太极产业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但他们以家族式经营管理为主，力量分散，各行其是，尚有许多不足，显然这种家族式的经营模式无法满足太极产业化的需要；太极产业缺乏资本和复合型人才的参与；太极拳和旅游联合使旅游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

三、邯郸太极文化产业化的优势

1.邯郸拥有较好的太极场馆、历史古迹。目前邯郸拥有“太极广场”、“太极武馆”、“太极园”等许多大型场馆，为太极拳习练者提供了较好的场所。目前，邯郸市拥有古迹1500多处，其中国家重点保护单位9处，省级保护单位74处，是全国文物大市，其中有许多罕见的不可再生资源。

2.邯郸拥有较深厚的太极群众基础。据资料显示，目前邯郸习练太极拳人数15万人之多，注册拳师300多名，常年在国内外授拳的拳师30多名， 2001年由30个协会组织1300会员，到2006年发展为90多个协会组织，420个辅导站点15000个会员，这一庞大的太极群体资源，孕育者巨大的商机，为太极市场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条件。

3.邯郸拥有得天独厚的太极旅游资源。为了充分挖掘邯郸永年古城独特的太极旅游资源，市委、市政府先后投资1.5亿元对古城进行了综合开发，修复了宗师故居、墓地、太极园、太极广场等。

4.邯郸拥有丰富、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邯郸是中国历史名城之一，拥有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有7300年前的磁山文化、春秋战国时的赵文化、汉末的曹魏文化、唐宋的梦文化、北齐的建筑雕刻文化、以及陶瓷文化和闻名全国的太极文化。

5.邯郸拥有便利的交通和较发达的经济水平。邯郸市地处河北省南部，分别于河南、山西、山东交界，具有极其便利的交通条件，位于太行山山区与华北平原过渡地带，形成独特的地形地貌条件，有京广铁路贯穿于市区，京深铁路从地区经过，邯郸的钢铁、煤炭、建材、电力等工业发达较久，经济比较发达。

四、对策

1.太极拳产业的发展应吸引更多的经费投入，尤其是吸引外资，为自身的发展提供营养，增强自身的发展意识，采取一定的措施，积极开拓，开发挖掘竞赛表演市场，尝试走职业化道路。

2.加大对人文景观的建设和开发力度，使凌乱、散点的景区形成显形景观群落，为众多的海内外游客创造一个集休闲、娱乐、健身于一体的旅游环境，利用自身的交通、经济便利条件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塑造自己的金牌产品，起到龙头作用，逐步把太极旅游业带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3.积极开展与外界太极拳产业集团合作，利用他们的市场优势、网络等形式，开拓国际太极拳产业市场，通过巨大的传媒网络向世界宣传太极拳，有助于推动太极拳产业市场的培育和发展。

4.抓住机遇，利用现有的人力、物力，努力拓宽培训市场，打造一支结构合理、理论水平高、实践能力强，能够科学管理太极拳活动，比较成熟的社会体育管理指导员队伍，提高场地、器材的利用率，努力培植社区市场，利用培训、服务、指导等各种方式开拓社区市场，为太极文化产业化可持续性发展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第5篇：文化产业化范文

多元化（Pluralism）与多样性（persity）这两个英文中完全不同的词，在中文中常常被并用、混用乃至误用。本文试图深入分析这两个概念，其目的并非想厘清它们在语言修辞层面上的语义歧义，而是希望对当前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文化产业化的政策选择进行一些思考。

多样性（persity）一词，在生物学或文化人类学中十分常见。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作为一种现实，通常是由特定的历史地理环境所造成，并随着全球各地人们交往活动的增多，交往速度的增快，即传播活动的迅速拓展，而日益为人们所感受和了解。这两者之间时有冲突：人类具有超强的传播和扩散能力，可以借助于各种知识和技能的传递所引起的科技进步，不断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其后果经常是各种大规模的人类活动破坏了生态，过度消耗了环境资源，从而使地球上的生物多样性遭受难以逆转的破坏。然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也可以被看作是与文化多样性的丧失的互动过程，因为对生态环境的改变常常也意味着对当地人的生活环境的改变，从而最终导致他们核心生活方式的改变。[1]

单纯从原有物种多样性的保存或原有文化多样性的延续来看，传播显然并不是一个有利因素。它可能造成外来物种的入侵，或者强化了物种竞争，使强者更强，弱者衰亡。自然界如此，文化发展同样如此，欧洲人占领美洲，促成了当地土著文化的式微即为一例。[2]人类学家蔡华多年来潜心研究中国的纳人文化，认为这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一个有力证明。[3]然而在谈到纳人的未来时，蔡教授却担心这个不到三万人的文化也许最终会毁于艾滋病，或者像其他许多少数民族文化一样，年轻人为现代文明所吸引而“集体出走”或“背叛”。在漫长的生物进化的自然过程中，确实存在着多元竞争，适者生存的法则。大量的物种由于各种原因消失了，同时出现了新的、更能适应环境变化的物种。但是人类的在这方面的破坏力远远超过自然，人类活动所导致的物种消失远远大于以往。即使不考虑类似原教旨主义的生态保护理论，[4]而仅从自私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角度看，大量物种的消失也依然是真正的遗憾：或者我们没来得及在物种消失之前发现其可用之处，或者大量物种消失所导致的生态环境的恶化最终危及了人类的生活质量。在文化多样性问题上，我们也同样观察到了弱肉强食法则的作用，而弱势文化的迅速消亡对所谓强势文化的负面影响也与上述自然界中的例子相差无几。因此，我们在谈论多样性问题的时候，不仅仅是在描述一种状态，而更重要地是强调对多样性的关注、发现、保护和再创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文化多样性是当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是自己一切工作的出发点。[5]作为人类共同遗产的文化多样性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它对于人类就如同生物多样性对于自然界那样是必不可少的。[6]1998年斯德哥尔摩“文化发展政策政府间会议”的报告中也规定了尊重各种文化的义务和各种文化被其他文化尊重的权利。[7]在文化多样性问题上，我们显然不能接受文化专制主义要求边缘文化适应主导文化的立场，也不应简单地采取文化相对主义容忍但漠不关心的态度，而应当如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Clifford Geertz）所说：“并不是我们必须互相爱对方，或者争个你死我活……而是我们必须互相了解，并以这种知识与对方生活在地球上……我们必须学会领会那些我们不能接受的东西。正是在这方面，加强我们的想象力，领会我们所面对的世界；使用这种多样性，利用对多样性的研究。”[8]

多元共存被联合国确认为处理文化多样性的新的合适立场。多元化（Pluralism）首先是一个政治学名词，它意味着多种利益集团、政治力量、决策中心的共存与相互制衡。多元化之所以产生，首先是因为没有一个压倒一切其他力量的绝对权威；其次是因为存在着鼓励多种权力参与竞争的机制。多元化即多元共存，所表达的不仅是差异，还包括接触、卷入和参与。[9]多元共存很清楚地避开了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它不是容忍和漠不关心，也不是实质上同化少数民族文化或把少数民族文化拖入“主流”文化的托词。创造性的多元共存包括多种文化群体积极的和动态的共存，把当地社会环境和公共活动领域相结合，允许创造性地接触和转变。[10]显然，多元化和多样性都强调了差异性的必要和权利。但多样性更表现出对文化历史性差异的尊重、关注和保护，而多元化或曰多元共存则带有未来眼光，强调在一个共同的世界中，不同文化依靠其自身的竞争力，接触、卷入和参与与其它文化的共同竞争，争取成为未来多元共存世界中的文化一元。多样性意味着一切文化形式，例如像纳人那样奇特的文化形式。而多元化作为一种理想，并没有保证所有文化的安然无恙，而是期待着文化本身的竞争力，或者某些促进接触和参与的机制的建立。

就目前来看，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借助于媒介技术的强大支持，由西方文化工业所造就的文化产品和文化表现形式无疑是相当具有竞争性的。在此背景下，中国目前正在大力推进文化产业化。有著名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应该并行不悖。[11]还有学者认为，“文化产业化与文化多样化不是对立的、冲突的关系，而是并存、互补和互动的关系。”[12]对此，笔者想提出几点不同看法，以深化讨论。

首先，与文化产业化相伴随的是文化工业的概念。这一概念虽然没有进入文化的范畴，但却进入了文化多样性的范畴，并有了一个国际性的标准。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4年7月草拟的《保护文化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文化”指某一社会或某一社会群体所具有的一整套独特的精神、物质、智力和情感特征，除了艺术和文学以外，还包括生活方式、聚居方式、价值体系、传统和信仰。“文化多样性”指社会和社会群体借以表现其文化的多种不同方式。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的文化表现形式各不相同。由此产生了人类各民族和各社会在其特性和文化表现形式上的独特性和多元性。文化多样性不仅表现为人类文化遗产以不同的形式得到保护、弘扬和传承，而且还表现为世界各地随时都在以各种方式生产、传播、销售和消费的文化产品与服务所生成的文化表现形式的丰富多彩。术语“文化产业”指产生上述文化产品与服务的产业。[13]

文化产业或曰文化工业这个概念，在上世纪70年代比较集中地出现在一些国际文件中时，就引起了一些西欧学者的重视，并进行了被称之为“大众传播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14]尽管欧洲委员会的专家和顾问们很早就确认“今天的文化普及是通过‘文化工业’的中介”，但文化工业从概念创造、编辑、推广、扩散到销售给消费者等不同阶段，都越来越和国际市场相联系，带有浓厚的商业色彩，并非常典型地体现出市场高度发育的语境中文化的角色与表现形式。虽然“文化工业”在工作组织形式、产品形态和内容的构成特点、制度背景、以及对产品和服务的不同受众进行不同定位等方面体现出一定的多样性，但其实质都是通过文化产品投资来实现资本的盈利。这个概念使它事实上忽视了非西方世界中更具普遍性的现象，即诸多后发达国家的文化传统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并非以“产品与服务”的形式存在。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些区域传统的文化活动（包括文化内容以及艺术表现形式）未能像少数后工业国家那样，充分地以“产品和服务”的形式存在并且传播，文化多样性才成为一种现实的忧虑。[15]

据报道，素有“中国戏曲艺术摇篮”之乡美誉的山西曾经拥有52个地方小剧种，但目前，除四大梆子外，仅剩下28种。一些极具地方特色的小剧种已成为戏曲史料，有的甚至没有留下任何录音录像资料。在西藏，被誉为“东方荷马史诗”的《格萨尔王》，已经到了差不多人亡歌息的地步。曾是指定迎请班禅时跳谐钦舞的村子之一康马县郎巴村，会跳这种舞的只剩下几位老艺人。在四川，曾经是长江魂魄的川江号子，如今几成落寞的千古绝唱。[16]事实上，大量民间的、地方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表现形式，在未及成为具有商业价值的可流通的“产品与服务”之前就几近湮灭。或许及时进行文化产业化改造是保持维护文化多样性的一种方式，如以丽江古乐的开发为代表的各种传统文化的开发利用。但是不是能够对所有传统文化都能实现盈利性的商业开发？即便可以，这种开发是否真正有利于文化传统的保护？这些都是尚未解决的问题。人类文化最核心的存在方式是文明代际传播的自然延续过程，是文化社会属性的体现。而文化产业的概念突出强调的是文化的商品属性或曰利用价值。从文化工业的角度界定文化，事实上夸大了大规模生产、复制与扩散活动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意义和作用，无助于提升文化活动的精神价值，更无助于保护与促进文化多样性的目标。因此，在联合国《文化多样性公约》草案中也“注意到信息与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推动了全球化进程，这些进程为加强各种文化之间的互动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但同时也对多样性构成威胁，并有可能造成文化表现形式的贫乏。[17]

在当今世界中，覆盖范围包括磁带、书籍、电影、广播、电视、报刊、摄影、艺术复制品和广告以及新的视听方面的产品和服务的“文化工业”已经构成国际文化交流的主流，并因其经济地位和文化价值而成为各国外交中的主导因素之一，成为一个国家“软实力”中的一部分。而这种战略考虑显然不能完全用产业、市场规则来计算或主导。法国自1979年以来就试图在重新调整对外关系的设想中掺上“文化工业”的概念，认为文化将和政治经济一样，成为今后国际关系的构成要素。而“没有人不承认法国的文化工业产品在承受着众所周知的扩散不足的痛苦，这是缺乏适应能力的结果。”[18]他们批评法国文化工业生产分散、组织松散、投资能力薄弱，法国文化产品在全世界的经济扩散还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手工阶段，手段陈旧过时，商业上没有利润，文化上没有旨趣，影响范围小等等。因此在各种谈判和宣传中一再强调法国的“文化特殊性”。实际上，所有这些批评都同样可以用来描述中国的文化工业，甚至更有甚之。因为中国的文化产业化程度远远没有达到可以平等参与国际竞争的程度。既然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产业化发展已经成为当今社会文化表现的重要形式，中国就应该加强文化产业化，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趋势，通过产业化的大众文化和真实的民间文化的交换，显示现代文化与伟大传统之间的联系，以开辟一个更为宽广的领域来思考民族身分和民族大众文化的形成，提高本国文化的竞争力，在国际性的接触、参与中努力实现中国文化和世界其它文化的多元共存。

文化产业化发展当然是要面向市场。但是在目前形势下，完全依赖市场，取消国家干预，是否有利于我国文化产业参与全球竞争？美国学者弗里德曼曾指出：“全球化具有其自身的一系列经济规则——这些规则围绕着公司的开放、取消管制和私有化而运行。”[19]这些规则所造成的可见结果是全球媒介市场被规模庞大的跨国商业媒体集团所控制和瓜分，他们具有自我保护能力，一定程度上可以超越国家主权，并限制市场的充分竞争，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产业进入媒体市场举步维艰。研究表明，一些第三世界的观众更喜欢当地节目，但实际播放的大部分电视节目却是美国制造的进口货。因为当地狭小的市场、高制造费用和融资困难使得进口货比购买同质量的当地产品要便宜75%到95%，而且当地的广告商常常更喜欢外国制作的节目。[20]全球传播的商业本质足以使我们看清某些西方发达国家在传播自由的意识形态口号背后毫不掩饰的利益追求。面对这样的国际化发展趋势，我们需要借助国家力量，通过进口限额、补贴补助、区域联盟、节目改编以及其他种种措施，为本国的文化产业化发展创造一定的条件。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政策扶持本国文化产业化发展仅仅是参与国际文化多元共存竞争的一个方面。它虽然重要，但对于保持文化多样性来说显然不够。作为一个文化大国，需要对各种尚未或无法进行产业化的传统文化进行及时的发掘、整理和保护，这既是国家政策公共性而非单纯商业化选择的体现，也是从长远来说增强民族文化生命力，增强国民的文化认同感和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的明智选择。所以，文化产业化是一种潮流、趋势，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积极参与，但又不能完全让文化遵从纯粹自由主义的市场规则。这除了有保护我国文化多样性、提高自己软实力的考虑外，还涉及到一个基本常识：有时暂时缺少市场价值和竞争能力的恰恰是文化中的精华、优雅或微妙之处，因为优美、精致与商业价值本来就不是同一类概念，无法相互衡量、比较、印证。文化间的相互理解与交流谈何容易，对绝大多数西方人来讲，顶级的中国书法作品也不过是鬼画符；中国的旧体诗词他们也无法欣赏。如果按产业化的规则，它们的价值还不如《木兰》动画片。 此外，我们也无法断言文化不应具有教化功能而只是娱乐的工具。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受众或曰顾客需要培养、教育，他们的品位、审美观都不是天生的，而是教育的结果（在中文语境中这正是“化”的原意）。回想上个世纪70年代末国门初开时，电子轻音乐便是时髦的象征。曾几何时，中国“中产阶级”的家长们不是都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学钢琴了吗？文化是需要扶持的，高雅或独特或清新都是有代价的。要维持文化的多样性、弘扬传统文化，都不能斤斤计较一时得失，或完全委诸市场。有时文化的完全产业化就如同让禾苗与野草去公平竞争，其结果可想而知。

文化的发展可以视为一个社会发展的最高形式和最终目标，但是在国际传播的现有态势下，中国文化如何才能继续在世界上保持其永久的魅力而不是沦落为历史的追忆呢？产业化无疑是推动文化发展的一剂良药，但如何更好地利用它，发挥其最大疗效和最小副作用，显然还需要更多的思考和审慎的策略选择。

[注释]

[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关士杰等译：《2000世界文化报告——文化的多样性、冲突与多元共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3页。

[2]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人类文化产生的原动力在于人类天生的创造性及人类群体适应和改变生活条件的能力。文化间的传播、碰撞与交流，也许更有利于激发人的灵感和潜能，从而产生更为丰富多样的文化。

[3]蔡华，北大人类学教授，著有《无父无夫的社会——中国纳人》（A Society without Fathers or Husbands - the Na of China），其所研究的纳人文化通常被称为摩梭人文化，以母系走婚制闻名。对他的工作，法兰西学院社会人类学所创建人列维－斯特劳斯曾无限感慨地说：“现在纳人在人类学典籍中获得了一席之地”。

[4]如法国前高教部长Luc Ferry教授在其《生态新秩序》一书中（Le nouvel ordre écologique， Grasset出版社， 1992）便认为出于人类的利益或审美观所进行的环境保护只是生态主义的最低层次，而真正的生态主义意味着人只是与各种动物、高山、森林、河流等完全平等的一个个体，拥有完全平等而非更高的权利。法国学者Michel Serres更是直接将自己的著作标为《自然契约论》（Le Contrat Naturel，Flammarion出版社，1992年），主张人类与自然界中的其他主体一起签订一份自然契约，互相尊重、互不相扰。

[5]同注1，关士杰等译：《2000世界文化报告——文化的多样性、冲突与多元共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4页。

[6]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保护文化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初稿，第2段，portal.unesco.org/culture/en/file_download.php/5ba882c9bacb1cec731aead224cc9bc1cultpconv_avprorev_ch.pdf

[7]同注1，关士杰等译：《2000世界文化报告——文化的多样性、冲突与多元共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页。

[8]Clifford Geertz， “The Uses of Diversity”， in The 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 p.26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 1986.

[9]Diana Eck，“合众为一：一个新美国”，选自Humanities，9月/10月，2002年。转引自《交流杂志》usembassy-china.org.cn/jiaoliu/jl0304/hehe.html

[10]同注1，关士杰等译：《2000世界文化报告——文化的多样性、冲突与多元共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5页。

[11]葛剑雄：“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应该并行不悖”， 中评网，2005年3月23日，17:16:30， special. Dayoo.com

[12]熊澄宇：“文化产业化与文化多样化”，在2004北京论坛上的发言，另见中国网，china.org.cn/chinese/zhuanti/beijingforum/651987.htm

[13]同注6，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保护文化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初稿，第2段，portal.unesco.org/culture/en/file_download.php/5ba882c9bacb1cec731aead224cc9bc1cultpconv_avprorev_ch.pdf

第39-42页。

[14]【法】阿芒马特拉著，陈卫星译：《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0月，第211页。

[15]傅谨：“《文化多样性公约》与中国的国家立场”，《博览群书》2004年第10期。

[16]《音乐周报》，2005年7月1日，第24期，总1100号，头版。

[17]同注6，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保护文化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初稿，第2段，portal.unesco.org/culture/en/file_download.php/5ba882c9bacb1cec731aead224cc9bc1cultpconv_avprorev_ch.pdf

第12段。

[18]同注14，【法】阿芒马特拉著，陈卫星译：《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0月，第212页。

第6篇：文化产业化范文

一方面是世界经济步履蹒跚，一方面是文化产业朝气蓬勃，人们似乎从苹果的发展轨迹中看到了另一片曙光。

去年5月16日落幕的第七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以总成交额达1 245.49亿元、比上一届增加156.93亿元、同比增长14.42%的喜人业绩向世人昭示了文化产业的欣欣向荣。今天的文化产业正在形成一种开放的发展格局，已不再只是文化人、文化单位的产业，更不再只是文化部门的独角戏，文化正在向产业融合，形成文化产业化；而产业也正在向文化延伸，与文化融合，形成产业文化化，以增加企业产品及服务的文化含量，提高其文化内涵和文化附加值，创造精神文化的新元素，提升其品牌的影响力，满足用户文化情感需求。

据统计，全世界文化创意产业每天创造的产值达200多亿美元，并以5%左右的速度递增。文化创意产业正在成为21世纪全球最具有商业价值和文化内涵的朝阳产业。以去年11月份在北京举行的文博会为标志，文化创意产业展现出了规模化、集群化的发展态势，并以文化与科技融合、文化与产业融合而呈现出无限可能和巨大魅力，体现出中国文化市场的巨大商机和发展空间。

难怪，世界诸多国家和地区文化创意都是由文化产业化与产业文化化同时推动的，他们对文化产业化和产业文化化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英国政府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就意识到文化创意产业应成为英国经济新的增长点，选定出出版、电视广播、电影录像、互动休闲软件、时尚设计、软件和计算机服务等13个领域作为创意行业，在政策上给予很大支持。经过10多年发展，创意产业已经成为英国仅次于金融服务的第二大产业，不但创造出超过7%的国内生产总值，而且增速快于其他产业。

美国作为文化产业强国，文化产业约占GDP的25%，全世界56%的广播和有线电视收入、85%的收费电视收入、55%的电影票房都来自美国。仅2009年，美国文化产业就创造产值2 784亿美元。美国非文化的产业，对自身的文化化与投资文化产业上的热情与效果令世人刮目。

韩国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提出了“文化立国”战略，确定将低消耗、无污染、立足于创新创意的文化产业作为21世纪国家经济发展支柱加以扶持。2010年韩国文化产业规模为72.58万亿韩元（约合650亿美元），约占当年GDP的6.2％，其产业的文化内涵与市场份额不可低估。

日本打造“酷日本”国家品牌，通过树立日本国家品牌和宣传日本软实力，提升日本各种产品的品牌和文化含量。2007年5月，日本政府出台《日本文化产业战略》，鼓励企业在文化产业方面“走出去”，同时对知识产权保护、文化产业国际标准、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为文化产业保驾护航。

法国以时尚产业化为龙头，涉及服装、皮具、香水、化妆品、珠宝等多个领域，基本涵盖了人们穿衣打扮和身体护理的所有相关产业。法国的时尚业工会组织为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法国时尚而不遗余力，他们为设计师提供反仿冒保护，并组织各种展览。时尚产业形成集群效应，集群内的各个品牌形成互助的合作关系，从而提升专业化水准，吸引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投资。法国大型奢侈品集团将法国时尚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技巧巧妙融合，令法国时尚产业引领全球时尚发展。

第7篇：文化产业化范文

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应如何界定，区别和联系又在哪里？理论界对此有了初步的探讨，表述大致是相同的。简单地讲，文化事业是公益性文化或非经营性文化；文化产业即非公益性文化或非经营性文化。两者共同点是，提供的都是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两者的区别在于：一是建设投入的资金来源不同，文化事业单位主要依靠政府扶持、社会赞助；文化产业单位则主要面向市场，吸纳社会投资，依法经营，自我积累，自我发展。二是运作的方式不同，文化事业单位主要向社会提供公益性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文化产业单位则是“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以批量生产为特征，以市场营销为手段。以此来分析，档案事业理应归属于文化事业，而不能归属于文化产业。

目前，在认识档案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关系上，出现了一些偏差。如有的同志以档案部门中存在某些市场运作的经营性活动、有偿服务项目为由，认为档案事业是文化产业，这似有以偏概全之嫌。因为这些经营活动较之整个档案事业来说，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作为档案事业的主体部分，各级综合档案馆的建设必须以政府投资为主，必须以公益性文化服务为主。因而部分经营性活动并不能改变档案事业归属于文化事业的性质。

当然，档案事业不归属于文化产业，并不等于档案部门不要发展产业化的文化经营活动，向社会提供有偿的文化服务。恰恰相反，应该以创新的思维积极探索开发档案文化产品和开展档案文化产品的经营服务。

第一，要确立正确的档案文化产品开发服务产业化意识。开展档案文化产品的经营性活动，不是一种小打小闹的创收谋略，主要目的不在于增加档案人员的收入，也无法做到“以档养档”，而是为了档案事业的可持续性发展，为了提升城市的文明程度，为了满足市民日益增长的对档案文化的需求。定位于公益性科普教育基地的上海科技馆正在探索市场化之路，该馆领导对此表示，为的是“两条腿走路”。政府每年对科技馆都有一定额度的财政拨款，而科技馆的实际运营成本却要大大“超支”。科技馆迈出一条腿探索市场化之路，说到底还是为了科普事业的可持续发展。这种思维值得各级综合档案馆思考。

第二，要找准培植经营性档案文化服务的切入点。我国文化产业从整体上来说还处于起步阶段，经营性档案文化产品的开发服务更是处于初始状态。因而找准培植的切入点甚为重要。这个切入点应该具有可行性和发展性。根据这一要求，可选择以下几个方面作为切入点：

一是档案会展服务。会展经济正成为城市经济中一个闪亮的增长点。仅据上海市外经贸委的统计，2002年上海举办了262个展览，直接收入18亿元，成交金额550亿元，会展业产生的相关经济带动效益超过200亿元，观众总数近500万人次。上海市档案局馆也开始尝试市场运作的方式举办档案展览。“2002年国际档案信息化暨现代办公技术与设备展览会”，从寻找合作伙伴到展览策划、宣传、招商、广告、讲座等都按市场方式运作。诚然，档案部门不可能经常举办这类设备技术展览，档案部门更大的优势在于档案的人文资源及以此开发制作的档案展览。即便是以社会教育为宗旨的展览，也并非一概不能开展经营性活动，特别是在增加展览的附加值方面。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的做法即是一例。该陵园变消极等待参观者为主动走出去宣传，制作和组织了《红岩魂》和《红岩魂形象报告会》，在全国巡演，并由此开发面向社会的展览服务等业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二是档案中介服务。我国档案中介服务虽然起步不晚，但总体上存在规模小，层次低，科技含量少，行政色彩比较浓的状况，尚未形成面向社会的开放型、市场化的中介服务体系。档案中介服务业要真正成为经营性的档案文化服务业，就要改变以上的状况。当然，这种状况的改变绝非可以一蹴而就。目前可行的是要做大三块，即做大档案咨询、档案培训和档案寄存服务。做大档案咨询服务，应该注重开掘咨询的内涵，提升服务的科技含量，在论证、评估上做大文章。在这方面已创建十年的上海档案咨询服务中心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该中心为上海地铁总公司、苏州河综合整治工程、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大剧院等单位的档案管理和建设提供了咨询论证工作，内容涉及馆库布局、设备配置、管理体制、制度建设、文件归档、开发利用和工程项目文件形成积累、档案验收等各个方面。该中心在市场运作中注重创建品牌，规范管理，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咨询服务项目合同总额达到638多万元，连续被评为“上海市优秀咨询企业”。当然，档案咨询业要进一步做大做好，取得跨越式发展，只有走规模化、产业化发展之路。对知识和技能的需求，催生并壮大了一个新的经济门类―――培训经济。截止2002年底，上海拥有各类各级非公有制创办的教育培训机构就已达1800多个。档案培训，历来是档案部门经营性活动比重最大的一块。在行政的适当干预下，档案培训能经久不衰。要做大档案培训业，增强档案培训的活力，除了依托行政的优势外，还应拓展社会化市场化发展的渠道，拓展培训生源，拓展培训课程，使培训的对象、内容不局限于档案系统和纯档案业务，使档案培训取得更为良好的社会影响和稳定的投资回报。档案寄存服务起步不久，但已显现出十分诱人的前景。打造品牌，扩大宣传，应该列入创办之初的工作要旨。

三是档案技术服务。档案部门依托自身的技术优势、技术人才、技术设施，运用经营手段开展档案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已有了一定的实践基础。例如，根据上海市档案馆研制的“档案库房温湿度自动控制系统”开发的产品，被上海市经委列为2000年度上海市新产品，已在上海和河南、海南、深圳等省市的29个档案馆、室应用；该馆研制的“真空冲氮杀虫灭菌档案消毒容器”已在黑龙江、新疆、江苏、福建、广东、海南等省市和上海地区45个档案馆、室应用。但目前这种经营活动还停留在档案馆技术部门的一项辅工作范围，离自我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经济实体的形成还有很大的距离。

四是档案文化产品开发服务。近年来，档案部门对档案文化产品的开发表现出很大的热情，各地档案馆利用档案文化资源，制作了电视片，拍摄了电视剧，出版了图册，但大都未走市场运作之路，投资回报率较低，社会认知度较低。档案文化产品的开发和服务引入市场机制，不仅是要赚取一定的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可以以市场作定位，以市民为视角，来整合配置档案资源，选准开发的项目，扩大产品的经营，使档案文化产品具有经典性和社会性，能够拥有广大读者。

第三，要加强经营性档案文化服务的管理。要营造良好的经营性档案文化服务的法制环境，制定相应的配套政策。特别是档案中介服务，目前已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态势，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繁荣和规范档案中介服务市场，需要法规政策起积极的保障推进作用。要理顺经营性档案文化服务的体制。目前，由于经营性档案文化服务的规模较小，大多还没形成经济实体，只是档案馆等事业单位的一些经营性活动。应该积极创造条件，扩大经营规模和市场份额，促进经济实体的形成，以使“政企分开”。要培养和引进一批善于经营档案文化产品的专门人才。

第8篇：文化产业化范文

1、转变观念，提升思想认识的高度。首先要转变“重经济轻文化”的观念，树立文化经济并重思想。通过宣传，进一步提高各级各部门的思想认识，形成关注、重视、支持文化产业的浓厚氛围，要把文化产业发展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摆上重要位置抓落实。其二要转变“文化只有投入没有产出”的观念。要正确树立文化也能挣赚的观念，发展文化产业就是发展生产力。按照大文化产业的要求，把文化产业的统计纳入全县国民经济统计范畴，建立健全文化产业统计制度，从总体上把文化产业在县域经济中的比重和贡献率。其三要更新“等靠要”的观念，强化自立自强意识。发展文化产业不能一味的等国家给项目，靠财政投入。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创新融资形式，拓宽融资渠道，做大文化产业蛋糕。

2、要创新思路，加大体制改革的力度。一是建立大文化的管理机制。以我县为例，文化产业管理有文化、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旅游等部门，职能交叉，政出多头，不利于大文化产业管理机制的形成。因此，建议深化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建立统一的大文化产业宏观管理体制。二是转变职能。文化行政与文化事业、文化企业严格区别。文化行政的职能由管文化、办文化混合向管文化转变，通过制订文化产业政策、文化产业措施实施宏观管理。管理手段由单一依据行政手段向以行政、税收、财政、科技多种手段相结合转变。三是加快文化事业单位改革。按照区别对待的原则，一方面加大投入，强化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职能。另一方面深化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的改革。建议重点要抓好县级电影公司、县级剧院的改革改制，按照国家文体制改革的政策，通过财政引导、个人参与、民营入股等多种融资形成开发现存的有形资产，增强电影公司活力，提高电影市场竞争力。县剧院要通过改革创新，充分盘活现存资源，增强自身造血功能。

3、加强资源整合，提高文化资源的产业化程度。现在县域文化资源分散广、数量多、类型杂，绝大部分是“原材料”，不能直接进入市场消费，要实行产业化，对各类资源进行疏理、整合，初步包装是前提条件。首先要对县域文化资源、文化人才进行全面搜集、普查，对文化资源现状有准确全面把握，建立文化资源库。其次，要对文化资源实行初步加工，进行产业化分析，产业化评估，产业化包装，产业化整理，建立文化产业项目中心，并与招商引资项目库统一对外推荐。其三，要把文化资源与旅游资源实现对接。旅游产业在规划、开发、实施等各个环节，吸收文化资源，注入文化因子，彰显文化特色，实现文化与旅游的良性互动。

第9篇：文化产业化范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产业品牌化

1 邳州非遗产业化的自身条件

1.1 邳州非遗文化自身的价值

邳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即具有文教价值和经济价值。一方面，邳州每一项非遗技艺都经历了历史沉淀，无形中已经化为邳州丰厚的文教资产，另一方面，文教资产在历史的沉淀过程中又衍生经济价值，它能够更好地保护和发展邳州的文教价值。两者互利共生，相辅相成。

1.2 邳州非遗开发的法律支持、政策扶持

非遗产业化一直是广受争议的焦点，因此在邳州非遗产业化措施实施之前，要制定相对完善的法律基础，权威性的制度保护措施，以保证非遗产业化中生产、销售过程的通畅化，让非遗产业可持续发展，实现保护和发展双管齐下，利益最大化的效果。

1.3 邳州非遗的核心要素及市场化运作

邳州非遗产业化的最K目的是为了非遗文化的可持续发展，给非遗传承人或非遗的相关群体带来现实的经济收益。要达到这样的成果，一方面要抓住非遗传承的核心要素――非遗传承人，让社会和政府同时对传承人进行辅佐保护，使非遗传承人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另一方面，在市场化经济体制下，邳州应加快非遗产业链的建设，立足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开发，模仿高校非遗“三位一体”教学模式，将传承人、非遗生产基地、市场化三方面有机结合，形成邳州非遗产业化的独特体系。

2 邳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的难言之隐

2.1 传承人的局限

时代在飞速发展，众多邳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从手艺人变成了“守艺人”，他们未来得及与时代共进退，只单单用自己的手艺养活自己，面对产业化的冲击，他们没有积极应对，而采取一种偏激的保守措施，不肯接受非遗工艺的产业化发展，存在自我封闭的局限。

若想打破该局限，最为关键的是让传人主动迎合社会的新变化，做出适当的改变，使其手艺能够在新时代里能够继续为时代所接受。在守护中求发展，才是民俗文化正确传承方式。另一方面，传承人的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都处在较低范围，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传承人的传承行为，阻碍了邳州非遗的多元发展。

2.2 非遗文化背后的利益纷争

目前，邳州部分非遗工艺的发展如火如荼，但非遗发展背后的利益纠纷仍不容乐观。部分非遗技艺者为争得传承人的头衔而费心思，只为了当地政府给予的补助资金，非遗技艺传承者的素质问题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一些企业盗用非遗传承人的作品，赚取金钱，不理会传承人的权益，不给予传承人补偿，忽视利益的合理分配问题，致使当地非遗传承和发展进度缓慢。

2.3 传统思想与产业化根深蒂固的矛盾

产业化是对于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其先进的工艺完全服务于资本。老手艺人坚守的是原始而纯粹的手艺，是最根本的文化内涵。面对机器，面对产业化，手艺人选择大都是拒之门外。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传承脆弱、非物质形态流变或无形、表现形式个性独特、传播扩散呈现民族地域等特点，因而决定了其不能完全像工业化产品一样无限制地规模化、批量化、标准化生产，而更有一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无法进行产业化，即使对其产业化也会前景暗淡、步履维艰且负面效果较大。

3 邳州非遗产业化品牌发展的对策

信息化社会的快速发展，让邳州非遗文化的发展逐渐走向劣势，邳州非遗的产业化应运而生，如何打造别具特色的邳州非遗文化品牌，让更多的人了解、保护和传承邳州非遗，成为邳州非遗文化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

3.1 充分利用现有媒体资源，加大对邳州非遗文化的宣传力度

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让媒体的消息传播成为主力，借助媒体宣传邳州非遗产业，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而我们需要建立起集文化与技术于一体的邳州非遗宣传方案，将邳州非遗文化的共性与个性集中体现，打造邳州非遗文化的特有品牌，营造邳州的非遗文化发展氛围，实现非遗发展与宣传的一体化效果。

3.2 深入对邳州非遗历史背景的挖掘，创作“新非遗”，培养“新传人”

每一项邳州非遗工艺都是历史积淀而来，它们发展至今的背后都有其独特的魅力故事。我们将这些背后的故事挖掘出来，在此基础上，结合现代社会的审美观念，创作最具邳州非遗特色的文化产品，不断开拓邳州的非遗品牌类型，提高邳州非遗的含金量，将邳州非遗产业做大做好做强，让非遗文化保持活态传承。除此之外，我们还应积极发展新生力量作为邳州非遗文化的新一代传承人，鼓励他们个性发展，将本土化与个性化相结合，创作邳州“新非遗”。

3.3 建设及完善市场化经济体制建设，筛选邳州适合开发的非遗项目

邳州非遗的市场化经济体制建设，需要政府及文化部门的共同努力，在法律法规及相关制度建设过程的同时，还应设立非遗产业化所需的督查小组、审核部门，确保邳州非遗产业的市场化发展合理有序。另一方面，利润的合理分配问题也亟待解决，传承人、企业和政府应在三方利益协调合理化的情况下，再进行市场的发展，以免日后的冲突加剧。

市场化的发展要选取邳州合适的非遗工艺，不能一概而论，囫囵吞枣，降低邳州非遗产业化的效率，破坏邳州非遗工艺的本土化发展。

3.4 重视非遗传承人

目前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与非遗文化有关的活动层出不穷，参加活动的经费也大相庭径，这对有心将非遗文化传承下去的传承人来说，成了最实际的困难。邳州想要将非遗工艺产业化，就必须重视对传承人的经济支持，拨发专款，解决传承人面临的现实“危机”。另外，在获知相关活动开办时邀请相关非遗传承人，让传承人有更多机会对外交流，丰富其作品的形式与内涵；将传承人引入邳州高校，并颁发相关职位证书，让传承人进校园，把非遗文化带给高校学子，培养传承新生源，提升传承人的社会地位。

针对邳州思想保守的非遗传承人，应派遣相关从业人员对其劝解，解放思想，对于一些文化程度不高的传承人要致力于提升他们的素质，让他们理解非遗产业化的原因，积极投身到邳州的文化建设中。

4 结语

邳州传统民俗文化不胜枚举、形色多样，许多传统手艺人在文化传承的路上，举步维艰，传统传承方式的局限变得显而易见。顺应时代潮流，做出适当改变以寻求突破，将邳州非遗文化产业品牌化创新，不但可以促进邳州经济文化建设的发展，还可以帮助非物质文化遗产焕然新机，协同好地方经济与文化的双重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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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辛儒；王释云.《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内涵解读与策略探析》[J]；中国集体经济，2010年01期.

[3]冯骥才.《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遭受第二轮破坏》[N].新华每日讯，2013-06-21.

[4]鲍展斌；黄亚男.新农村建设中非遗产业化与生产性保护问题探讨――以宁波市为例 [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29（01）：100-105。

[5]闫玮.洛阳非遗产业化开发的条件及开发模式研究[J].区域经济市场，2014，124（07）：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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