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主义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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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专业主义范文

一、证券新闻的功能和特点

证券新闻是对证券市场上新近发生、变动的事实的报道，从内涵上看，与其他新闻品种相比，每时每刻都在变动和变化的证券市场，决定了传播信息是证券新闻报道的最基本功能③。这就要求证券新闻报道必须严格遵守新闻的基本价值规律。

证券新闻不仅包括宏观经济层面对证券市场的影响，相关政策法规解读；中观层面大盘行情指数涨跌变动，个股板块涨落；还包括微观层面的上市公司新闻，证券产品新闻及股民新闻等。因此，证券新闻还有连接宏观经济政策、中观市场和微观上市公司、股民的桥梁功能。

证券市场每天都要产生出大量的信息④，没有哪一类新闻能像证券新闻那样与受众有着切身的利益关系。在证券市场上，准确的信息获取时机和速度，往往关乎投资者的财富增值还是减值。

上述功能决定了证券新闻采编更要符合新闻操作的基本规律和体现新闻价值要素。同时证券新闻更为特殊和专业，对市民报采编人员的财经、证券专业知识要求更高。此外，由于证券新闻关乎每一个股民的证券财富状况，对证券新闻的准确性、客观性、服务性等要求更高。

二、市民报证券新闻采编的优势和不足

随着中国股民群体的扩大，证券新闻成为占有率急剧扩大的新闻品种。大体上，证券新闻市场的媒体可以分为专业财经证券媒体和市民报两种类型。前者以《中国证券报》等全国性专业证券媒体，及新浪财经、和讯网等专业网络财经证券媒体为代表。

《中国证券报》等专业证券媒体，专注于证券领域，拥有丰富的新闻资源和专业编辑记者，为读者提供权威证券政策变动、上市公司表现，市场运行和个股表现等信息，具有更深、更透、更准的报道特点。新浪财经等网络证券新闻报道，不仅包罗各地传统媒体的重要报道，而且其报道形式丰富，兼具网络媒体的及时性、海量信息、较强互动性和易检索的特点⑤。

与上述专业媒体相比，市民报证券新闻采编，存在着对宏观证券政策和发展趋势视野不够宽阔，专业的证券编辑记者缺乏，以及采编上力量和报道范围有限等不足。

但市民报以最广大的普通市民――股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读者对象，紧密联系本地证券市场和本地上市公司，传播手段和内容具有鲜明的市民性和广泛的实用性。因此，以本地市民的证券信息需求为基础，以通俗化的语言和活泼的新闻采编形式来吸引读者，帮助读者了解证券市场和各类证券理财产品，做实用性的服务。这些正是市民报在证券新闻采编方面显著的优势。

三、采编理念：专业主义、市民主义、实用主义

中国证券市场的活跃带动了证券新闻市场的扩大。虽然此前绝大部分市民报都有相应的证券新闻版或者财经新闻版面，但基本上以刊载证券市场行情或者转载全国性媒体的证券新闻报道为主，缺少专业证券采编人员，缺乏新闻原创，忽略证券新闻版面规划，采编理念相对保守和落后。

通过以上的分析提出以下三个采编理念。

（1）专业主义―真实、准确、客观

新闻专业主义是当今新闻界普遍认可的一种新闻操作理念。其涵义可以概括为⑥：新闻媒介和新闻从业者所追求的一种职业理想和操作理念，包括真实、客观、公正地报道新闻，以服务公众为中心目标等。其核心的理念之一是客观新闻学⑦。

相对于其他新闻品种，市民报证券新闻的专业主义要求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⒈真实。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我国的证券新闻报道，信息的真实度不尽如人意，信息污染与信息误导现象较严重，有些证券新闻报道简单甚至充当一些造势者的传声筒，传播一些干扰股市的不实信息⑧。

真实性是证券新闻报道理念中最基本的部分。证券新闻较之其他新闻品种而言，更能直接影响人们的判断和决策，凡有关市场或公司基本面重大变化的消息均会引起投资者的敏感⑨。作为传播证券信息主渠道的新闻媒体，面对不同信息来源时，要坚守应有的理性和冷静，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等监管当局的信息披露制度，特别是涉及公司盈亏、股权变动这些足以直接影响股票价格波动的信息时，一定要认真核实信息的来源，确保新闻的真实性。

⒉准确。所谓准确就是市民报采编人员在操作证券新闻时，要考虑各种因素，找出复杂事件背后准确的原因。同时，证券新闻中充斥各种术语和大量数字，也要求采编人员力求准确，以免误导股民，造成损失。

证券市场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场所，一个新闻事件的发生，可能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采编人员在进行证券新闻操作时，要撇开复杂的现象，运用专业知识和新闻敏感找出事件背后的准确原因，服务于受众的证券投资活动。

同时，证券新闻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如果采编人员缺乏良好的证券专业知识储备，采编过程中就难以把握题材，容易出错。经常使用的专业性强的术语和大量的数字，如不加以改造置换，传播效果肯定不佳。这就要求采编人员准确领会证券新闻中的专业性问题，并想方设法将艰涩难读的专业性节点，置换转化为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物和景致。将专业性内容通俗化、生活化，可以降低阅读门槛，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方便读者理解⑩。

⒊客观。新闻专业主义一个重要的理念就是新闻报道活动服务于全体人民，而非某一利益团体。它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对新闻客观性的信念。

中国股民中绝大多数是中小散户投资者，他们对证券市场了解不多，有的甚至一无所知，是在所谓的“赚钱”示范效应下匆匆入市。市民报证券新闻的读者绝大多数就是这些投资者。这些投资者迫切需要有人指点迷津，点股成“金”。市民报作为他们可以信赖的大众媒体，往往成为其证券操作的信息来源。市民报坚持客观性原则，就是要立足广大股民读者利益，一方面在报道证券新闻时坚守新闻客观性的底线，同时，要鉴别形形的咨询机构，以及素质参差不齐的 “股评家”、“分析师”，以免这些机构误导读者，甚至借市民报的平台干出违背职业操守和法律法规，甚至为某些机构和庄家做“托”等行为。

坚持专业主义理念，要求采编人员一方面恪守新闻职业道德，坚守新闻采编基本价值规律，另一方面不断加强对财经知识和证券知识的学习和实践，成为“专家型”记者编辑。

（2）市民主义―让证券新闻“软”起来

市民报证券新闻操作必须坚持专业主义，但同时，必须考虑最广大的普通股民读者的特点和要求，使证券新闻“软”起来，贴近市民读者需求和口味，把可读性作为首要诉求。这就是市民主义操作理念。

第2篇：专业主义范文

如果把新闻看成文学作品，文学作品的读者可以成为新闻传播的受众，那么接受美学研究法中对于读者的高度重视折射出受众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重要地位。

新闻的价值是否由受众决定。接受美学认为，文学作品并非是给定的客观认识对象，它也只有在读者能动的阅读活动中才能获得现实的生命，变成活生生的艺术。文学历史是文学被读者接受的历史，决定文学作品历史地位和价值的主要因素是读者的接受意识。新闻作品与文学作品一样是文字产品，但是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它的价值决定因素是重要性、显著性、新鲜性、接近性、趣味性。然而，判断以上五个特性的标准又是依据什么呢?重要性是对谁重要?显著性是跟谁比显著?新鲜性为什么强调新鲜?接近性又是接近的准?趣味性是满足谁的趣味?广大的匿名的受众!这样，问题就陷人了窘境。

接受美学之所以把文学作品的生命赋予读者，因其有一个“审美空间”。新闻作品毕竟和文学作品还是不一样的，它具有客观的纪实性，不像文学那样运用各种修辞以隐晦。要依赖读者的“审美翻译”，而是致力于直白陈述。事实永远只有一个，新闻的主要功能就是告知，新闻就是要把这个事实告知广大受众。那么，广大受众为什么要接受这个事实?如何才能更好地接受这个事实?这就是新闻价值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新闻的价值是其为更清楚地传达一个事实而具有的优越性。

受众因素只是一个很片面的参照因素，以其为指导精神，定会歪曲新闻的价值内涵。打一个比方，扇子的主要功能是为了扇风，但考虑到销售市场，很有可能会在扇子上做很多修饰，你能说买扇者是为了买那些修饰?然而现在的市场经济下，包装艺术确实会让人产生买椟还珠之情，那我们只能说商家又生产了另一种商品，这种商品对消费者是具有使用价值的。

新闻的产生是否是受众的创造。接受美学认为，读者的能动作用不仅表现在能够影响甚至决定文学作品在不同时期的评价和地位，而且还表现在它能够间接地影响文字的生产，接受过程是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反作用。

在接受美学中，伊塞尔借用了科学哲学家波普尔和社会学家长尔麦恩海姆的“期待视野”概念。如果把原有作者的“期待视野”与作品出现后读者的理解之间的不一致称为“审美距离”，姚斯认为“审美距离”决定着文学作品的艺术特性。所以，在文学作品创作的过程中，作者为了扩大这种距离，会极力揣摩读者的“期待视野”，在作者的头脑里始终有一个“隐含的读者”。

受众对于新闻的产生的影响又有多少呢?首先，真实是新闻的第一生命，新闻的产生是对客观事实的忠实记录。其次，受众作为新闻传播活动的接受者和参与者，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具有积极的能动作用。施拉姆曾指出，受众参与传播，犹如在自助餐厅里就餐，媒介只是在为受众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饭菜，至于受众吃不吃、吃什么、吃多少，媒介无能为力。而为了让受众“吃”并且“多吃”，媒介从受众角度出发，力求提供“适销对路”的信息产品、对受众无原则的“有求必应”、将“受众本位”绝对化为“纯粹满足受众需要，一味争取受众市场”的思想是幼稚的。

新闻专业主义中考虑受众的“接受”与否

就新闻传播的历史事实来看，“传播者本位”长期占据主导的地位。但是，当新闻传播媒介越来越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对象、越来越依赖广大接受者的选择而求得生存和发展的时候，以传播者为本位的观念和实际的做法就很难顺利地运行了。随着新闻事业的发展，其行业性、专业性理论体系逐步完善，新闻专业主义理论的提出貌似使得“传播者本位”的意识回升。

新闻专业主义是美国政党报纸解体之后在新闻同行中发展起来的“公共服务”的一种信念，它最突出的特点，是相信可以从非党派、非团体的立场客观地报道新闻事实。我们应理解到新闻专业主义的目标是服务于全体人民，而不是某一利益团体的科学内涵。

接受美学最明显的缺点，就是在讨论读者研究的重要性时，对创作与接受的关系没有进行充分的论证，以致给人造成忽视创作与作品研究的印象，反映到新闻传播活动中。即是传者对受众辩证关系的真空。其实，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下也考虑读者的“接受与否”。

第3篇：专业主义范文

当河南电视台记者曹爱文在落水少女报道现场，趴在女孩子身上做人工呼吸，经过多次努力失败后，无奈地哭了的时候，她被誉为年度“最美丽的女记者”；同样是面临悲剧事件，《东南快报》记者却在现场等待拍摄一组市民骑车栽倒在水坑中的场景，而没有预告行人躲避危险，被部分公众指责“良心何在”。

两个案例，一褒一贬，个中折射出公众评判的一种标准――新闻从业者面对职业责任与社会公德冲突之时，应该舍弃前者，追求后者。因此，两个事件引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对突发的悲剧性新闻事件，新闻记者是否只能介入其中，参与救助，而不可以超乎其外，客观记录？新闻记者与新闻现场的距离应该如何保持？

墨菲的选择与苦恼：新闻专业主义标准与记者现场角色非常要求

摄影记者最容易陷入这种困境，因为他们的反应是迅速的，他们的记录是真实与最具冲击力的。美国《俄勒冈报》摄影记者威廉・墨菲就遭遇了这个问题。一次，他经过哥伦比亚河上的一座大桥时，看到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在栏杆附近扭打，他本能地抓起相机并拍下了那个男子跳河自杀的照片。他的选择备受争议并被别人看成冷酷、不关心他人的人，但他的选择不是冲动、盲目的，他有着自己的理由。

⒈新闻专业主义――“我做了职业训练要我做的事”

作为西方新闻业界的一种新闻理念，新闻专业主义是新闻从业者职业原则的内化形式，要求真实、客观、公正、全面地报道新闻。新闻工作的目的之一是“提供不偏不倚的综合信息，它识别、解释、相互冲突的观点”①。在解释自己的行为时候，墨菲说“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够怎么做。我是一名摄影师，我做了职业训练要我做的事。我做了我能做的一切”②。他面临困境时，秉承了专业主义的实践要求，把同情心置于其次。

有学者认为，专业主义在话语实践中往往会呈现出碎片和局域状态。所谓碎片呈现，就是说“在不同语境被共同强调的只是操作技能和表现手段上的专业水准以及实践中的专业伦理”，但那些“涉及到媒体的社会功能和角色，新闻从业者的社会角色和责任，新闻生活中的社会控制”③的专业主义的其他成分或被扭曲，或被忽略。在专业主义的实践话语中，墨菲遵循了“操作技能和表现手段上的专业水准”，却忽略了“新闻从业者的社会角色和责任” 成分。从这方面来看，墨菲承受职责应该归于对专业主义的理解偏颇，而非“无情”。

⒉对记者的非对等要求――“为什么其他人没有停车呢”

其实，墨菲只是把“实践中的专业伦理”与同情心放在其次，而非缺乏同情心。在十英尺之外，他只能叫唤着，担心冲上去更会促使那家伙跳河，于是他举起了相机，并请求围观的一个女子去叫警察，而那个女子却一直在观看自杀场景。照片中还有一个细节，一个无动于衷的骑车者根本就没有停车。

笔者无从知晓围观的女子与路过的男子何许职业，如同无从知晓曹爱文救助落水女子现场的那些围观者做什么一样；笔者没有听到一致指责围观的女子与路过的男子的声音，如同未有听到赞扬曹爱文救助落水女子现场的那些围观者一样。在“水坑”报道中，漠视的不仅仅是记者，那么多水坑，过往路人与路政人员或许也都在忽视。

如果说墨菲对专业主义话语的实践是碎片的，受到一定的质疑是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大家都在场的时候，为什么偏偏指责记者？社会公众是对旁观者冷漠的无视，还是对在场的新闻从业者的要求过于苛刻？看来在于后者，因为在那种场合，社会公众普遍抵制新闻记者的现场作业，认为在新闻职业与同情道德共同在场的情况下，牺牲的应该是前者。如果你不是记者，或者在那种场合隐蔽记者的身份，或者由一个非记者职业的路人记录现场，一切质疑都将弱化。

显然，这一切存在着双重标准的预设，即对现场的记者与现场的普通公众，施行着不同要求，认为在政府职能人员赶到之前，同情救助者、道德承担者的角色都应由记者去扮演，最低的底线也是记者放下职业角色，“不可记录”。

新闻工作的职业性问题：专业主义与同情心的博弈

新闻工作是不是一门职业，这或许是一个伪问题，但是在西方社会却成了媒介争论的一个焦点，具体结论不是本文需要解决的内容，但是他们论辩中所涉及到的说法，对于理解记者紧急现场作业的尴尬与矛盾，很有意义。

哥伦比亚大学的卡雷认为理应提供服务的新闻工作不是一门职业，有一点原因，“如果新闻工作是一门职业，那么，其从业人员逐渐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越来越多地考虑自己的既得利益和自我保护机制，很少考虑他们对公众所负的责任”。梅里尔赞同以上说法，称新闻工作将“变成一个单一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专业主义的团体，缺乏外向开明的服务方向”④。两位学者的担忧，反映出新闻工作者如果一直追求职业利益的最大化，可能会忽视公众利益，甚至不顾社会公德，缺乏同情心。

同情心原则要求记者和经历苦痛事件的当事人打成一片，以深刻的洞察力采访他们，满怀同情地描述他们的处境，甚至不惜一己之力帮助他们。在实践中，许多新闻工作者把同情心当做客观报道的死对头，认为记者是新闻报道事件的观察者和中立者，而非参与者，其责任就是给公众通报信息，否则新闻工作的职业性地位将遭到质疑。

那么，面对社会悲剧新闻事件时，专业主义与同情心之间如何协调呢？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道德同情应当优先，记者首先是人类的一分子而其次才是新闻记者。国内部分学者普遍从道义论与功利主义两个角度提出了看法，认为应该不留余地地服从基本的社会道义，挽救损失，并在选择的过程中，选择带来收益最大的那一种。

“没人愿意要一个顺从讨好、逃避争论、听任恶行大行其道的新闻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富有同情心、尊重公众和避免无谓伤害的新闻界”⑤。基于此，我们应该在专业主义与同情心之间作一个合理的抉择，社会公众给新闻从业者多一些理解与支持，新闻从业者对社会公众对多一些关怀和承担。

两点提议：遵循平衡和谐理念与发扬团体组织精神

综上，记者在遭遇悲剧性事件尴尬或不被认可的原因有三：一是对专业主义认识狭隘；二是专业主义技术层面的可控与道义伦理方面的难以把握；三是紧急现场作业让记者成为另外的“焦点”，社会道德不容彼时的“现场记录”。如何才能够跨越这种被认可的艰难，获得社会道德舆论的好评呢？

⒈遵循平衡和谐理念

在这种情况下，突围的路径早已不仅仅只从新闻从业者的社会道德一方面来要求，应该着眼于在场记者、职业角色与社会公德三个角度，笔者在此试着建构一种三角模型来分析。

如（右图）封闭的三角模式牵涉在场记者（P）、职业角色（A）、社会公德（B）三方面，其中涉及的不同态度导致不同的平衡与和谐关系，达成了积极的平衡和谐即能够获得社会认可。

一是职业角色与社会公德可以兼顾：⒈ P对A、B都不予关注，形成消极的平衡和谐；⒉ P对A、B都加以关注，形成积极的平衡和谐；⒊ P关注A、忽视B，或者关注B、忽视A，破坏了三角平衡和谐，前者执着于职业精神，后者注重人的社会性与公德思想。

二是职业角色与社会公德不得兼顾：⒈ P对A、B都不予关注，形成消极的平衡和谐；⒉ P对A、B都加以关注，难以实现，破坏了三角平衡和谐；⒊ P关注A、忽视B，或者关注B、忽视A，形成了消极的平衡和谐，A、B或执着于职业精神，或注重人的社会性与公德思想。

⒉发扬团体组织精神

半个世纪前，在把中国与西方、印度比较之后，梁漱溟认为集团生活要有三个条件：“（一）要有一种组织，而不仅是一种关系之存在。组织之特征，在有范围（不能无边界）和主脑（需要中枢机关）。（二）其范围超于家族，且亦不依家族为其组织之出发点。――多半依于地域，或职业。或，或其他。（三）在其范围内，每个人都感受一点拘束，而且时时有着切身利害关系”⑥。

新闻从业者隶属于其专业组织，应该遵循职业纪律与职业道德；新闻从业者又隶属于一个整体的社会，应该遵循社会道德与社会法规。他们都必须坚持在特定的集团生活。记者内部的组织团体应该注重职业素养的培训，记者与非记者组成的团体应该发挥协调与共同作业的团体观念，而非相互指责。

在面临职业需求与社会道德相冲突时，即集团生活发生碰撞时应该怎么处理呢？

正如梁漱溟所言，“……关于团体一面，可以约举为四点：第一、公共观念；第二、纪律习惯；第三、组织能力；第四、法治精神。这四点亦可总括以‘公德’一词称之。公德，就是人类为营造团体生活所必须的那些品德”⑦。因此，在践行专业理念的同时，新闻工作者必须要有团体与公德的一面，从这四点去努力，富有同情心地提供信息与观念，服务社会大众。

具体说来，公共观念，就是要树立为公众服务的理想，社会利益优先；纪律习惯，就是要服从社会基本纪律和工作纪律要求，不能够因为一己私利而弃前者于不顾；组织能力，即发挥团体的向心作用，“耐烦商量着向前进行的精神”⑧。在面对突发事件时，新闻从业者应该有效地发挥身边临时的大众群体的作用，这些彼此互不相识、临时组成的“偶然群体”作用的发挥就依赖临场的动员与组织，不像长期、亲密、有归属感的那些“基本群体”可以有一定的群体观念与实践标准⑨，同时，社会应该将责任分担由在场的公众一起来执行；最后是法治精神，不能为了情面原因而牺牲法律，突发现场需要借助法律与职能部门解决，而非错位地把解决问题的主要责任都推向新闻从业者，记者不必承受如此之重，记录是他们的本职。

新闻职业的特殊性带来了一个专业主义与道德同情心的争议，如果这种道德同情心被认为是专业主义的应有之义，这个问题便迎刃而解，但是现实的实践与理论对专业主义的道德认识主要是为公众提供服务，对公众负责，而对现场紧急情况的处理没有明确规定，这样就形成了本文所说的被认可的一种艰难。

当然，记者职业的认可受到各方面因素的考验，少数不道德、不作为的记者理当受公众指责。同情心原则也必须建立在一个团体思想与社会公德基础之上，失去了这个基础也就失去了真正的同情心，新闻专业人员也就会为了自身的荣耀与利益而变得自恋、自私、虚伪与自满。

对这种面临悲剧事件记者职业很难被认可的认识，可以丰富我们对新闻采写实践与理论的研究，同时对于我们面临突发性事件处理机制的深入建设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①④埃弗利特・E・丹尼斯、约翰・C・梅里尔：媒介论争――19个重大问题的正反方辩论[M]，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158、156

②⑤罗恩・史密斯，新闻道德评价[M]，新华出版社，2001:337、348

③陆晔、潘忠党：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J]

⑥⑦⑧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A]，梁漱溟学术精华录[C]，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251、255、252

第4篇：专业主义范文

【关键词】新闻专业主义；新闻教育；发展；研究

一、引言

近几年我国新闻专业快速发展，新闻单位的人员变动较为频繁，给新闻专业管理上带来许多新的问题。在全球市场经济化发展的方向下，怎样去管理新闻专业，对新闻专业从业人员的自我定位。新闻工作对社会和经济的功能与作用，新闻从业者对新闻报道的准确性，这些看是简单的问题都是我们需要认真去解决的问题。我国新闻教育专业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新闻教育在新闻从业者中起到什么作用那，新闻教育对新闻专业有多大影响力。新闻工作必须以公众的利益为重，新闻工作者是社会发展的观察者，是社会上的事实报道和跟踪者，新闻工作者以真实的、科学的、理性评价标准来判断事实的真伪。本文通过调查研究和查阅相关文献资料，通过分析新闻从业者对新闻传播教育作用、价值的评价，认真总结和反思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建构的模式，为建构一个清晰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

二、职业理想与新闻教育

职业理想促进新闻从业人员产生从事新闻业的想法，使得新闻教育专业毕业生走向了这些新闻岗位上，通过我们的调查研究显示：大部分新闻教育专业的大学生在高中时候就有从事新闻工作的构想，他们在中学时代就有职业理想，这既是自己人生的职业设计，也是从现实社会中考虑自己以后的就业前景，所以选择了新闻教育专业来学习，并接受新闻教育专业，为以后的工作和时间奠定坚实的基础。本课题的研究主要是通过新闻教育专业背景对新闻专业主义构建的分析，通过调查发现新闻专业的学生大部分是没有在学习中接触到真正的新闻工作内容，那是什么因素影响他们走上了新闻工作岗位那？我们通过对现在在新闻工作岗位上工作的新闻从业者进行访谈，访谈结果显示，大部分从业者是因为自身比较喜欢写作、摄影和编导，这几种因素使得新闻毕业生走向了新闻工作岗位，这也体现出来新闻工作者的兴趣与理想抱负是密切相关的。

三、职业社会功能评价与新闻教育

职业社会功能决定着职业的生存与发展，同时社会的优良效益和社会价值对职业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本文主要是研究新闻从业人员对新闻的社会功能进行详细分析，着重调查了社会功能与新闻教育、新闻从业者的关系，主要是在于对社会团体和政府的作为等进行相关分析。中国的媒介机构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极大的政治权威，并被赋予代表政府监督社会的责任，这些简单的元素影响到从业人员的工作状态。

四、新闻专业化程度评价与新闻教育

一个好的职业评价对于专业发展是很必要的，同样，新闻专业也是需要专业评价和专业训练的。如果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是很有必要进行专业训练和长时间的新闻专业研究才能达到的。然而，我国目前新闻工作者并不是上述讲述的，大多数新闻从业者对我国现有的新闻教育专业不是很认同，对于新闻教育与他专业没有太大的分界，认为自己可以通过较短的时间可以达到专业新闻工作者水平。我们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对新闻专业技能的评价上，大多数被调查的新闻工作者都忽略了专业技能理论学习，大部分新闻工作者比较认同的是党的路线和理论学习，大多数新闻从业者比较认同新闻总署颁发新闻记者证，这可以作为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认同，对新闻工作者以后从事新闻工作起到了一定保障性作用，同时也能对新闻工作起到规范作者用。但是我们对新闻专业的大学生进行访谈，学生对新闻教育专业认同感较低，这可能与新闻教育和中国新闻生态存在一定程度的背离有关，即新闻教育基本上是以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作为主要目的的。

五、结论

新闻从业者对新闻教育并没有给予很高的评价，新闻教育专业对他们从事新闻工作没有太多帮助，他们关心的是新闻务实操作能力。我们研究就是表明，新闻媒体的新闻传播专业训练还不够深入，媒体的社会实践与新闻教育的结合不够密切，应该讲新闻从业者从高校新闻教育中学习专业知识很必要。新闻教育专业同样也存在一定问题，主要体现在新闻专业还不成熟，新闻专业主义还在建构，新闻受到社会、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影响，这些基本问题的发现，就需要我们新闻媒介与高校新闻教育相互联系，让高校为我们定期输送人才，新闻教育对当前新闻传播实践来说很有必要的，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陆晔，潘忠党.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J].新闻学研究，2002，（71）：17-59.

[2]陈力丹.健全有效的传媒自律机制[J].新闻界，2003，（6）：3-6.

[3]郭镇之.舆论监督与西方新闻工作者的专业主义[J].国际新闻界，1999，（5）：32-38.

第5篇：专业主义范文

【关键词】社会结构;大众传媒;身份认同;新闻专业主义;建构

【中图分类号】G206.2【文献标识码】A

引言

改革开放初期开始对传媒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是中国传媒改革进程中的巨大变革,对中国传媒事业进步的意义自不待言。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其局限性日益显露:在传媒的改革实践中,一方面,“事业”的身份要求作为一种传媒体制,规定传媒作为社会事业必须忠实地履行社会服务的职能,在这一过程中既准确传达政府的声音又如实反映公众的需要;另一方面,“企业化管理”的机制也使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伸了进来,在引导媒体获得可观的经济收益的同时,又牵制着媒体新闻传播的走向,或多或少消解着传媒事业的社会服务职能。“企业化”的负面影响是:市民化媒体以市场为指向,在宣传与市场两个价值体系之间打“球”,盲目追求市场影响力,而并不怎么考虑传媒的社会责任;党报、党台面对市民化媒体的市场扩展,或者在坚守原有的价值体系时一步一步收缩着自己既有的影响空间,或者也开始模仿市民化媒体的报道方式,衍生出一种既关注公共服务又关注市场利益的矛盾的新闻价值观,逐渐失去其对原有受众的强大影响力,也没有获得新的市场影响力。与此同时,传媒听任或刻意追求新闻黄色化、娱乐化(当然,在这两类媒体中表现出的程度不一),使得新闻传播活动的品质每况愈下。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学界出现了新闻专业主义缺失的呼声。不仅如此,有学者还认为:“专业主义的议题在中国新闻改革中的出现绝不是研究者们在象牙塔内的遐思,而是改革进一步深入的表现。”他们“由新闻从业者成名的想象切入,考察专业主义在中国的话语实践中正在如何被建构。”经过研究,他们认为:“这种建构通过三类微观机制展开,即正式与非正式成名场域的区分和相互渗透,以强制和‘相互收编’两个相辅相成的方式而发生的权力行使,以及组织、行业、体制内外的互动。这一建构是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改革的重要向面,而不是与改革相剥离的过程。”[1]

这种“正在建构”的当下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话语,当然会不同于典型的西方新闻专业主义话语,也不同于以前的党报新闻话语。尽管对话语实践的考察给我们理解当下中国传媒改革进程中出现的新闻专业主义打开了一扇神秘的窗户,但是,我们依然不能做到管中窥豹。我们还有很多问题要问:当下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形貌?跳出话语实践的层面从社会结构宏观地考察,它又是怎样被建构的?它有怎样的内在结构?中国是否需要新闻专业主义?中国需要怎样的新闻专业主义?它在中国未来的走向将如何?

为了回答这些相关的问题,本文把大众传媒放入社会结构中(事实上大众传媒本来就处于社会结构中)去考察,从结构功能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的视角透视社会传播结构中隐含的某些内在规律,并从社会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的角度切入,考察传媒及其从业者的身份认同的建构和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本文认为:“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使传媒时刻处在意识形态主体与市场主体双重身份的矛盾之中。厘清社会结构中的传媒、政府、公众之间的复杂关系,确立新闻专业主义的合适样貌,对于思考如何深化传媒的体制改革的议题、促进传媒的进一步改革十分重要。

一

美国哲学家、社会学家约翰•杜威这样评说传播:“社会不仅通过传播而存在,而且我们可以正当地说社会存在于传播之中。”杜威认为,“‘公共’、‘社区’和‘传播’这几个词之间不仅只是存在字面上的联系而已。人们凭借它们共享的东西在社区中生活;传播是他们得以拥有共同的东西的方式。他们必须共享的事物……有目标、信仰、抱负、知识,即一种共同的认识……共识需要传播。”[2]

不但如此。传播同样离不开社会。难以想象没有社会怎会有社会传播。因此,一个时期以来,传媒与社会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已经成为众多社会学者和传播学者关注的热点。[3]

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大众传媒,其自身是一个宏大的社会结构,但它又存在于更大的社会结构之中。按照帕森斯的社会体系论的观点,“社会指的是一种相对自足的集体,其成员可以完全居住在社会架构下,并提供足以够满足他们个人的和集体需要的东西。”[4]他以各种功能(AGIL)[5]区分出社会的四种结构或次系统,如下图。其中,“社会共有性”可用另一个词“社会共同体”来表示。而受托系统“系指将文化(如规范、价值观)转移至行动者身上并确保行动者将之内化的方式,来执行模式维持和潜在功能。”[6]其中,模式维持指的是创造并维持个人动机的文化模式必须得到供给、维持并更新;潜在功能指的是系统必须能供给、维持并更新个人动机。[7]大众传媒就是一种典型的受托系统。大众传媒既“将文化(如规范、价值观)转移至行动者身上并确保行动者将之内化”(这里的行动者是社会大众),也影响大众传媒内部的行动者(从业人员)。

帕森斯的社会体系,还不是最大的行动系统。他还开发出了“一般行动体系的结构”(如右图):

其中,行为有机体(behavior organism)是以适应并改变外在世界的方式来处理系统适应功能的一种行动系统。人格体系(personality system)以定义系统目标并策动资源维持目标的方式来执行目标达成的功能。社会体系(social system)以控制体系组成元素的方式来执行整合功能。文化体系(cultural system)提供能鞭策行动者行动的规范和价值观来执行潜在功能。所以,我们可以说,一般行动体系是一种宏观系统,社会体系是一种中观系统。社会体系中的受托系统是一种微观系统。但是如果把大众传媒看成一种微观系统,社会体系中的受托系统则成为一种中观的系统,社会体系成为了一种宏观系统,一般行动体系则是一种巨大的宏观系统。

传媒系统是传递新闻和娱乐等社会信息、文化信息的受托系统。表面上看,它由大众传播者(大众传媒机构及其从业人员)采集和制作信息(讯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递给受众(大众或公众)。于是,循着帕森斯的思路,我们可以用AGIL来架构大众传媒系统:

这一行动结构指向的系统功能是:传播效果。当然,这也不失为一种理解大众传播内在规律的社会学视域的解释框架,但这是一种典型的行为主义的解释框架,仅仅能粗略描述大众传播现象,对于存在于或隐含于传媒系统中的其它真实关系未能做深入的把握。

哈贝马斯在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政治领域和私人领域分离的过程的时候,把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分为如下三个部分:私人领域(市场经济)、公共领域(市民社会)和公共权力领域(政治国家)。美国学者柯亨和阿拉托在哈贝马斯早期关于“公共领域”的研究和后来“交往行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国家一经济一社会”三分法,并认为:市民社会主要是由生活世界的机构或制度组成的。具体来说,它是“介于经济和国家之间的社会相互作用的一个领域,由私人的领域(特别是家庭)、团结的领域(特别是自愿性的团体)、社会运动及大众沟通形式组成”。[8]作为大众沟通的最重要的形式,大众传媒既属于公共领域(市民社会),又与私人领域(市场经济)、公共权力领域(政治国家)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经济权力、政治权力时刻在影响着大众传媒这一“社会行动者”。

就我国的传媒而言,虽然情况略有不同,但政治权力、经济权力依然在起着深层的作用。

一方面,我国的大众传媒作为“事业”,既不是纯粹的政府机构(即不是政治权力的化身),也不是纯粹的民间机构(即不是公众权力的代表)。它是连接政府和民间的桥梁。它既要为社会服务,作为公共服务的机构,又要作为整合社会行为的工具。或者说,它既服务于民间,也服务于政府。于是,我们可以说:我国的大众传媒是在处理与政府、公众的关系中行使社会服务职能。笼统而言,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是代表公众利益的。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中的公众并不是铁板一块的,尽管道义上说他们的政治地位是平等的,但他们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经济地位。他们还分化出更多的社会阶层,有权力精英,有中间阶层,还有巨大的弱势群体。在社会急剧转型的时候,他们之间存在着诸多政治的、经济的利益冲突。为了确保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政府必须协调各方利益。当然,政府得代表广大公众的利益。同样也可以说,政府与公众之间极有可能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大众传媒作为沟通者,遇到利益冲突时,不可能没有倾向性。于是,政治权力的作用在传媒到底是更多地为政府服务还是为公众服务时被显现出来了。另外,传媒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我国传媒实行批准制,在现有政治框架下运行,是维护现存制度的工具,是向社会灌输主流意识形态的主渠道。政治权力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我国的大众传媒作为“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又要承担经济组织的任务。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主要从市场获得经济资源。其中,市民化媒体主要从市场取得资本;党报、党台一边从市场取得资本,一边从政府获得资助(尽管这种资助越来越少)。由于传媒产业的特殊性,除了直接从受众获得报款、收视(听)费以外,按照二次售卖理论,广告的销售实际上也是售卖受众的注意力。所以我国作为“企业化管理”的“事业”的大众传媒也是在处理与政府、公众的关系。而政府对传媒产业的相关规制也是传媒在经济活动中要处理与政府关系的明证。在这里,经济权力又被显现出来。

因此,传媒的运行,是在政治、经济权力体系之中的运行。这种运行结构是一种深层的隐含着的传播结构。我们可以将其架构如下:

传媒系统的这种运行结构(传播结构)可以称为大众传播的社会权力结构。在这一结构中,我们发现:传媒系统的四种功能――A(adaptation,适应)、G(goal attainment,目标达成)、I(integration,整合)、L(latency潜在功能,或pattern maintenance,模式维持),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局面。传媒、政府、公众博弈三方力量的消长,会深刻影响传媒系统的功能,并使作为受托系统的传媒系统对社会产生十分复杂的作用方式,或者说,传媒系统作为社会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对社会的影响呈现复杂的局面。因为本文并不以这一面向为考察对象,这里不再多叙。本文要考察的是一种向内的面向:这种运行结构,是怎样影响传媒内部从业人员的身份认同和传媒的身份认同的建构,并进而影响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的呢?

二

社会结构具有体系性。而且,社会结构并不是静态的。社会结构总是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一方面,这一种社会结构(即社会体系)总是存在于更大的社会结构(社会体系)之中,更大的社会结构(社会体系)之中的各种次结构之间总是处在不断的互动(能量交换)或运行中,并执行AGIL功能;另一方面,这一种社会结构内部也有自己的次结构,并执行AGIL功能。只有各次结构之间形成互动(能量交换),才能形成更大的社会结构。“互动产生社会结构。”这是一个被社会学者公认的准则。

社会结构即社会关系。互动产生关系,关系在互动中运行。于是,互动的关系各方(各结构要素)还会形成一种新的状态:各结构要素相互建构并进而建构出新的更大的社会结构。社会建构主义认为:社会不是被结构的,或者说处在静态的结构之中,而是被建构的。我们认为,结构本身其实也就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结构功能论的社会结构其实与社会建构主义并不矛盾:社会系统是被建构而后出现于结构之中的。

按照社会建构主义的观点,“某些领域的知识是我们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制度的产物,或者相关的社会群体互动和协商的结果。”“温和的社会建构主义观点坚持社会要素形成了世界的解释。激进的社会建构主义则认为,世界或它的某些重要部分,在某种程度上是理论、实践和制度的建构。”[9]

在传媒系统的运行结构(传播结构)中,我们可以看出:政府―传媒之间、公众―传媒之间总是在进行着互动。两两之间其实是在相互地进行“社会地建构”。一方面,政府对传媒的建构力量强大,因为传媒要在政府规制下生存,而传媒只能对政府进言或充当下情上达的通道;并且,公众对传媒的建构力量同样强大,因为在“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状态下,传媒需要通过公众获得自己生存的经济资源,所以,才会有市场化的媒体极端迎合受众的需求的现象――“媚俗”的出现,也才会有一些党报在不进行迎合时出现受众丢失的现象。另一方面,传媒也能通过反映民意,即所谓形成“媒体舆论场”来或多或少影响政府的决策,但这种影响相对政府对传媒的影响而言微乎其微;传媒也能通过传递政府声音――也是用所谓“媒体舆论场”来影响公众,即进行舆论引导,达到社会整合,但我们要清楚的是,在中国国情中,引导的力量看似来自于传媒,但实际来自于传媒与政府的合作。前后两次提及的“媒体舆论场”的不同内涵,显现出政府与公众在传媒中的博弈。

在政府对传媒的建构中,按照有的学者的观点,传媒甘心被政府“收编”。[10]从我国的情况来看,难以用“收编”来简单概括政府与传媒的关系。中国的传媒,要么是党的媒体,像《人民日报》等党报;要么是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媒体,像《工人日报》等。即便是市民化的媒体,也都承担着新闻宣传的任务。中国不存在体制外的媒体。所以,中国传媒与其说被“收编”,不如说是政府的帮手,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和“喉舌”,政府不仅仅向传媒支付政治资源,有时还附带有经济回报(如对党报、党台的拨款,以及免税、减税政策)。

然而,随着“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进程的推进,在公众对传媒的建构中,因为公众力量强大,有些传媒甘心被公众“买获”,公众――受众是作为“市场”(通过付费和阅听广告)而进行“买获”的。

于是,中国便出现了“作为喉舌的媒体”与 “作为市场的媒体”的身份的分裂。“作为喉舌的媒体”为政治经济利益以政府的口吻向公众发言;“作为市场的媒体”为经济利益以公众的趣味向公众献媚。媒体便不再成为自为的媒体。媒体的悖论由此显现出来!因为,现代媒体从诞生开始便体现了言论自由的追求,言论自由是媒体存在的根基,或者说,媒体的独立是媒体生存的法宝。而无论是“作为喉舌的媒体”还是 “作为市场的媒体”,其独立性如何自不待言。

政府对传媒的建构和公众对传媒的建构,这两种建构的方式,不仅影响了传媒的运行,也同样都影响到传媒从业者的身份认同,或者说在同时建构着他们的身份认同。

社会建构主义以建构性对社会建构者和人的社会建构物之间的关系进行描述。“所谓建构性,就是指从发生机制的角度研究社会建构者与社会建构物之间的相互创造关系,认为人与人的生活世界之间的关系是建构性的:人是人的生活世界的社会建构者,人的生活世界是人的社会建构物,人的生活世界也建构着人自身。一句话,社会建构者和社会建构物之间是一个社会建构的循环。”社会建构主义还从社会性的角度理解人、人的生活世界以及人与生活世界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一,建构的主体是社会性的,而非个人性的,即建构者是主体间性的或群体性的;第二,建构过程不仅仅是一个心理过程,更是一个社会过程,其中包括合作、沟通、协商、争论、妥协、折中、共识等;第三,被建构物不仅仅是一个具有逻辑贯通性的真理体系,而且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包括不同建构者不同角度的观察、不同利益的折射、不同目的的追求。“人社会地建构了建构物”,“建构物也在社会地建构人本身,使人具有建构物的本性。”[11]

用社会建构主义的理论来分析传媒从业者的身份认同的建构,我们要明确的是:首先,政府的权力、公众的权力分别是政府人(组织人个人的集合)、公众(个人的集合)建构的;同时政府人(组织人个人的集合)、公众(个人的集合)也被相应权力建构着。其次,建构出来的权力建构着传媒并进而建构着传媒的身份认同和传媒从业人员的身份认同。第三,传媒的身份认同和传媒从业人员的身份认同又反过来对相应权力进行建构。看起来是一种循环,其实是一种在对权力屈服基础上的“共谋”。第四,政府人(组织人个人的集合)对政府权力的建构出自一种政治想象,被建构成一种政治需要,进而形成权力;公众(个人的集合)对市场权力的建构则出自自己对媒介信息的一种需要的想象,进而建构成一种传媒使用的需要,再进而形成权力。这正印证了托马斯(W.I.Thomas)的情景定义(definitionofthesituation)说,即“如果人们将某些情景定义为真,那么这些定义在定义造成的结局中就会变成真。”[12]

陶家俊认为:第一,个体与特定文化的认同,就是个体身份认同。从文化角度讲,在个体认同过程中,文化机构的权力运作促使个体积极或消极地参与文化实践活动,以实现其身份认同。第二,集体身份认同,是指文化主体在两个不同文化群体或亚群体之间进行抉择。因为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这个文化主体须将一种文化视为集体文化自我,而将另一种文化视为他者。第三,自我身份认同(self-identity),强调的是自我的心理和身体体验,以自我为核心,是启蒙哲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关注的对象。第四,社会身份认同(social identity),强调人的社会属性,是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研究的对象。个体身份认同和集体身份认同都可归入社会身份认同,但个体身份认同和集体身份认同也不排斥自我身份认同的心理和身体体验。[13]不管如何对身份认同进行分类,身份认同其实是被“社会地建构”的,都具有社会性。广义地来说,身份认同就是社会身份认同。

由上可知:社会结构中的大众传媒的身份认同和传媒从业者的身份认同,也是一个社会身份认同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建构身份认同的过程,还是一个在社会结构中建构的过程。这种认同,是对权力运行的默许与对权力的申请并行的过程。

三

我们知道,大众传媒是在反抗封建压迫中成长的。传媒独立的诉求因此成为了现代大众传媒的一种天性。为了确保新闻自由,不给人以攻击新闻自由的口实,不滥用新闻自由,经过一代代新闻人的努力,新闻专业主义在上个世纪前期逐渐成熟起来。“专业主义逐步发展成诠释、衡量和评判新闻工作的主导话语,它整合了三个领域的理念,即新闻传媒的社会功能,新闻从业者的使命和社会责任,以及新闻从业者的行为准则”[14]。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理念可以表述为:“第一,报刊的主要功能是传播新闻,同时还要干预和推动社会;第二,在性质上,报刊是一个独立的专业,因此,它必须是自主的,尤其在政治上不依赖任何派别,更不做政府的喉舌(所谓的新闻自由,实际上就是政府不能干涉报纸);第三,报纸的目的是为公众服务,并反映民意;第四,报纸的运转是靠自己的有效经营,尤其是广告收入;第五,报纸的约束机制是法律和职业道德自律,尤其是后者。” [15]

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诞生,“有着特定的语境和历史条件,其中包括市场经济的环境,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liberal democracy),服务行业的专业化,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独立、自主的传媒。”[16]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西方某些先进文化因素也被引进中国。西方新闻专业领域一些有价值的理念随着文化交流的频繁和中国新闻改革的需要而被介绍进来,并逐渐内化成中国新闻工作者的专业行为。但是,“专业主义没有也不可能从西方简单移植到中国,因为中国的历史条件不同。”那么,基于新闻改革而出现的当下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形貌?学者的相关研究显示:“专业主义意识形态在新闻改革过程中既成为‘显题’,又呈碎片和局域状态。”“所谓碎片呈现,就是说在不同语境被共同强调的只是操作技能和表现手段上的专业水准以及实践中的专业伦理,但专业主义的其它成份或被扭曲,或被忽略,尤其是那些涉及到媒体的社会功能和角色,新闻从业者的社会角色和责任,新闻生产中的社会控制的成份。所谓局域呈现,可由两个方面来说。首先,专业主义话语被局限在新闻业务领域,而不被允许作为整合专业社区的意识形态和确立独立专业人格的社会控制模式而发生作用。……其次,专业主义的普适性内涵被赋予了‘中国特色’,因为它在新闻从业者的实践中,被渗入了中国知识分子入世、启迪民智的传统和新闻改革的现实矛盾。”由于“党的新闻事业的原则、市场运作的规律和新闻从业者的专业理念这三者之间有矛盾和张力”,陆晔、潘忠党认为:“有志的新闻从业者可以、越来越敢于、并且可能在市场上实践自己的专业理念。”“新闻专业主义的模式与市场力量的结盟,具有深层变革的意义。这是改革走向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是,市场的诱惑进一步威胁新闻从业者尚未厘清的专业主义理念。”这将是“进一步改革的最大挑战”。[17]

这样的研究结论很具有前瞻性。但是我们要问的是,在传媒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和“事业”类媒体、“企业”类媒体并存的今天,传媒就真的不可以发展新闻专业主义吗?

按照第二部分的分析,社会结构中的大众传媒的身份认同和传媒从业者的身份认同,是对权力运行的默许与对权力的申请并行的过程。这样,被“社会地建构”的传媒无法直接显现出一种专业精神。但是,“社会地建构”从来都是双向的。传媒也可以对政治权力、经济权力进行反向的建构。陆晔、潘忠党有“反向收编”之说,指的是“新闻实践者们也力图将宣传体制的要素吸纳到他们的实践过程和话语中,以增强他们的专业话语在现实中的正当性(legitimacy)和说服力。”[18]反向的建构,会影响到政府、公众的权力的强度。正是在这种“建构”与“反向建构”的过程中,新闻专业主义话语诞生了。用系统结构来表示,如下:

简单来说,就是:在宣传体制和市场体制并行的中国新闻传播领域,同样可以发展新闻专业主义。这种新闻专业主义,是在传媒――政府――公众的权力博弈中出现的。

“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使我国的媒体具有两种身份。它使得传媒从单一的面对政府、向政府负责衍变为同时要处理政府、公众(市场)两方面的关系,进而时刻处在意识形态主体与市场主体双层身份的矛盾之中。以报纸为例,它还分化出以宣传为目标的党报和以赢利为目标的市民报(大众化报纸)。党报在政治话语权上依然占据优势,但并无市场优势;大众化报纸已成为市场主流。进一步来看,在我国,尽管大众化报纸成为市场主流,但市场指向的急功近利使得它并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新闻专业主义。如果说,新闻专业主义话语已经在我国出现的话,也仅仅是一种话语而已。目前存在于我国新闻业界的“新闻专业主义”,是精英主义、专业主义的复合体,精英主义依然是其主流意识形态。因为,这两类媒体的政府指向和公众(市场)指向,使其在建构自己的新闻专业主义的过程中分别呈现为政治精英主义和市场精英主义意识。所以,才出现了近年来党报和市民报竟相争夺“主流报纸”身份的笑话!传媒的社会责任或被丢弃不顾,或被不当地表述。当前,只有新闻专业主义得以充分地发展起来,传媒才能真实地履行社会责任。

而专业主义的建构,必须依靠对媒体与政府、媒体与公众的关系进行协调。但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课题。因为媒体、政府、公众时刻在进行着博弈:(1)公众和国家都对媒体申述着自己的要求;媒体需要同时满足公众和政府的要求。(2)公众和政府在利益上相互制约;当公众和政府的利益不一致的时候,媒体将无所适从。从媒体的角度,我们还可以分析到:(1)由于现代的媒体需要靠市场来维持自己的生存与发展,而公众就是受众市场,因此,媒体――尤其是市民化的媒体往往会更多地考虑公众的需要,而不会更多地顾及到政府的利益;(2)如果是政府控制的媒体,则会更多地考虑宣传目标的需要,不管公众是如何需要新闻信息,它总会照样传播观念信息。从这两个角度来说,传媒的新闻专业主义难以充分地发展,社会责任也很难确保履行到位。

但是,当政府、公众、媒体之间形成一种相互宽容的关系的时候,传媒或许可以寻找到建构新闻专业主义的契机,并进而忠实地履行其社会责任。这就需要:(1)政府放松对媒体的管制,但媒体自觉服从政府利益,并从政府取得一定的利益――这种利益从根本上说是公众利益,因为传媒是一种公共空间,需要政府把从资本获得的利润那里征得的税收转化一部分用于给媒体的投资以使这一种公众利益获得确保,而这于政府实现有效的民意沟通和实现有效的社会管理也是居功莫大的;(2)公众不再是作为主要市场而对媒体形成经济压力,媒体履行公共服务的职能,并能从公众取得一定的利益回报;(3)有一种机制保证公众和政府对媒体的监管。

在此基础上,在传媒、政府、公众的良性互动中,或许能发展出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新闻专业主义,它能有助于规范传媒、政府、公众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为正在寻求进一步改革的中国传媒确定历史方位。果真如此,新闻学建构新闻专业主义也就具有了现实意义。

尽管我们已经给出“怎样建构新闻专业主义”的模型,并做出了基本分析,但是,对于“中国应当建构怎样的新闻专业主义?”这样的问题,笔者感到难以给出明确的答案。答案需要传媒在实践中获得,还得假以时日。中国的传媒实践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启示:南方日报的“高度决定影响力”,显现的就是党报如何在现有传播体制内平衡政府和公众的利益,专业地提供新闻,并干预社会;一些市民报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和从事舆论监督的传播行为也显现了独特的新闻价值判断。如果要试着给出回答,对比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五条基本理念(见本部分第一段),最不同的会是第二条,对此,我们的回答是:“在性质上,报刊是一个独立的专业,因此,它必须是自主的,不屈服于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从大局上服从于国家与公众的根本利益。”

但是,对于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完整表述,还需要进行艰巨的理论总结。

结语

回到本文“引言”提出的问题。通过分析,我们的结论如下。

1.当下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形貌?回答:它主要是作为一种话语被呈现。它借用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在新闻传播实践中“呈碎片和局域状态”。还没有形成符合中国传播实践的成熟形态。

2.跳出话语实践的层面从社会结构宏观地考察,它又是怎样被建构的?回答:在传媒――政府――公众的传播结构作用下,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建构了传媒的身份认同和传媒从业者的身份认同。在改革进程中的传媒因为传播事业发展的需要,在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引进中,向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实行了反向的建构,进而建构出当下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

3.中国是否需要新闻专业主义?回答:中国当然需要新闻专业主义。新闻专业主义是人类新闻传播活动创造的共同财富。在新闻改革进程中的中国传媒,需要新闻专业主义为其引领出路。

4.中国需要怎样的新闻专业主义?它在中国未来的走向将如何?回答:在现阶段,中国并不需要完全西方化的新闻专业主义,需要的是紧密结合中国传媒实践的新闻专业主义。它是在宣传体制和市场体制并存的传播体制内的新闻专业主义。迅速超越既有的传播体制,只会使得新闻专业主义成为空中楼阁。也许在未来,当传播体制衍变为真正的新闻传播体制的时候,它会建构为一种不同的样式。

注释:

[1]陆晔、潘忠党. 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J].新闻学研究(台湾政治大学),2002年第4期.

[2]Dewey, John(1916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P 5-6.转引自:张咏华.传播基础结构、社区归属感与和谐社会构建:论美国南加州大学大型研究项目《传媒转型》及其对我们的启示[J].新闻与传播研究,第12卷第2期,P11-16.

[3]例如:美国社会学家兼传播学者鲍尔―洛基奇从其深厚的社会学学科背景出发,在其学术研究生涯中始终秉承社会学重视社区和社会结构研究以及个人与群体的关系研究的传统。1976年,他和社会学家兼传播学者梅尔文•德福勒在论文《大众传媒效果的依赖模式》( A Dependency Model of Mass Media effects)中首次提出“媒介系统依赖论”( Media System Dependency Theory),试图从媒介-受众-社会的关系中去寻找对于大众传播社会影响力的解释。近年来,她又针对网络化时代的传媒现实和社会现实而围绕传播系统和社区归属(感)的关系展开了大型实证研究。参见张咏华.传播基础结构、社区归属感与和谐社会构建:论美国南加州大学大型研究项目《传媒转型》及其对我们的启示[J].新闻与传播研究,第12卷第2期,P11-16.

[4][美]乔治•瑞泽尔.当代社会学理论及其古典根源[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P73.

[5]帕森斯认为:所有系统都有四种功能:A(adaptation,适应)、G(goal attainment,目标达成)、I(integration,整合)、L(latency潜在功能,或pattern maintenance,模式维持)。参见[美]乔治•瑞泽尔.当代社会学理论及其古典根源[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P67-69.

[6][美]乔治•瑞泽尔.同注4,P74.

[7][美]乔治•瑞泽尔.同注4,P69.

[8]高峰.社会结构分化与当代社会学取向[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P37-42.

[9]Robert Audi(edited)(1999).The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855. 转引自刘保.作为一种范式的建构主义[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P49.

[10]“所谓‘收编’,是这样一个过程,即权力中心将‘异类’话语和实践纳入主导意识形态和权力体系,使之正当化(legitimate)和常规化(routinized),并以此将之驯化为现存体制之一部分。”“虽然‘收编’是社会控制的手段,但毕竟与‘强制’不同。收编’本身不具有强制性,它诉诸诱惑与常规。”参见陆晔、潘忠党. 同注1.

[11]刘保.作为一种范式的建构主义[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P51-54.

[12][美]乔治•瑞泽尔.同注4,P50.

[13]陶家俊.身份认同导论. 外国文学[J]. 2004年第2期,P37-44.

[14]陆晔、潘忠党. 同注1.

[15]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P32.

[16]陆晔、潘忠党. 同注1.

第6篇：专业主义范文

1、把句中的表语转换为不同的修饰语。例如：

Weak: The trees are bare. The grass is brown. The landscape seems drab. Revision:The brown grass and bare trees form a drab landscape. (转换为前置定语)

2、将作表语用的形容词或名词变为行为动词。例如：

1) Weak: The team members are good players.

Revision: The team members play well.

3、在以“here”或“there”开头的句子中，把“be”动词后的名词代词变成改写句的主语。例如：

1) Weak: There is no opportunity for promotion.

Revision: No opportunity for promotion exists.

二、多用语意具体的动词，保持句意简洁明了。例如：

1、Poor: My supervisor went past my desk.

Better: My supervisor sauntered (=walked slowly) past my desk.

2、Poor: She is a careful shopper.

Better: She compares prices and quality.

三、尽量运用主动语态。例如：

1、Weak: The organization has been supported by charity.

Better: Charity has supported the organization.

2、Weak: The biscuits were stacked on a plate.

Better: Mother stacked the biscuits on a plate.

四、防止使用语意冗长累赘的词语。例如：

1、Wordy: My little sister has a preference for chocolate milk.

Improved: My little sister prefers chocolate milk.

2、Wordy: We are in receipt of your letter and intend to follow your recommendations.

Improved: We have received your letter and intended to follow your recommendation.

3、Redundant: We had a serious crisis at school yesterday when our chemistry laboratory caught fire.

Improved: We had a crisis at school yesterday when our chemistry laboratory caught fire.

4、Redundant: My sister and I bought the same, identical dress in different stores.

Improved: My sister and I bought the same dress in different stores.

五、杜绝滥用陈旧词语或难懂的专业术语。例如：

1、Weak: They will not agree to his proposals in any shape or form.

Improved: They will not agree to any of his proposals.

第7篇：专业主义范文

诺基亚是家老公司，创建于1865年，曾经生产纸浆、橡胶、轮胎、电缆、电子产品包括模拟信号的手机等。但它却是GSM的数码通讯体系的手机开发的先驱，从而赶上了行业的黄金发展时代。

而诺基亚在1992年做出一个战略决策，这对公司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在当时CEo Joma Ollila主持下，公司决定专注于电讯业务，此后逐步卖掉了非相关的橡胶、电缆和电子等业务。公司也进入高增长期，并一举成为了全球性跨国企业。其中，它也因误判市场前景而跌过跟头。如没有投入折叠式手机的开发，当摩托罗拉手机成为时尚时，它的业务受到了冲击。然而，当苹果把世界带进了触摸屏时代，诺基亚才真正是面对生存危机，因为无法及时推出有竞争性的产品。

那到底什么是诺基亚危机的根本原因？各路专家和学者都很容易解释，当然是因为它丧失了创新能力——躺在功劳簿上不思进取，高管人员又因成功而求稳怕犯错，从而没有把握住机遇，等等。这种以成功而孕育失败的例子并不鲜有，如摩托罗拉因模拟技术的成功从而没有赶上数码技术的头班车，索尼也因为Walkerman的成功而在MP3上开发滞后……今天，创新之重要已成为社会共识，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公司在此栽跟头，使伟大和荣耀成为过去式？

以我之见，众多公司是败在为一些时尚理论所误导。凯恩斯曾说过：“经济学家与政治哲学家的想法，无论正确与否，所产生之影响都远超乎我们的想象。”在企业管理中有个为专家名人多次强调的理念：“专注于你的核心业务（Focus On your core busincss）。”此观点很容易为人接受，以他们的直觉和习惯：因为公司资源及个人精力、能力都有限，为求卓越，就得专注于本行，以己之长去竞争。在现实中也有很多如此成功的例子。诺基亚也是因专注从而登峰造极，成为行业第一名。但它又为什么会有今天的灭顶之灾，我们又可从中获取什么样启示？

首先，世界大势是行业不断走向成熟，竞争愈加激烈，由此各家产品都不断完善成熟，行业也会产生一批天才精英，他们都在积极寻求创新以求企业发展。而任何一项重大突破，所带来的是行业格局的改变——但这种突破越来越困难了。

第8篇：专业主义范文

要]历史经验表明，实现产业转移、技术转移和自主创新的有机耦合，是成功承接产业转移的关键。目前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产业技术现状不容乐观，特别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很低，产业不具有竞争优势。结合国外承接产业转移的经验教训，皖江城市带建设的逻辑思路是：从组织机制、投入机制和转化机制三大方面实现技术转移和自主创新的耦合，选择合适的发展战略，确立企业的自主创新主体地位，培育创新型的产业集群，组建广泛的区域协同创新联盟，搭建区域创新的服务平台，构建区域创新的政府支持体系，从而促进皖江城市带产业创新升级。

[关键词]皖江城市带；产业转移；技术转移；自主创新；耦合

[中图分类号]F061.5；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3）01-0061-06

围绕承接产业转移，研究皖江城市带经济发展战略，对于安徽省实施跨越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承接产业转移最终能否成功，关键取决于产业的承接、对接、转化和创新能力。从历史经验来看，无论是美国承接英国的产业转移，日本承接美国的产业转移，还是亚洲“四小龙”承接美日等国产业转移，其成功经验无不是强调技术转移中推进自主创新。我国东部地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经验也警示我们必须要注重产业转移、技术转移和自主创新的有机耦合。所以对于皖江示范区而言，要紧紧抓住国际国内产业转移的重大机遇，优化技术转移体系，加大自主创新力度，实现产业承接、技术转移和自主创新的高度融合，从而促进示范区产业创新升级和安徽省经济快速发展。

一、皖江城市带产业技术现状分析

1.　传统产业比重过大，高新技术产业规模偏小

近年来，安徽省高新技术产业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2011年，安徽省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值8，330.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5%，其中皖江城市带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大约占据了全省88%的份额。但是，从总体来看，皖江城市带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占安徽省GDP的比重仅为9.5%左右，传统产业仍占90%以上①。从高新技术龙头骨干企业的数量和规模来看，2011年安徽省高新技术企业1，335家，营业总收入亿元以上的551家，其中营业总收入过10亿元的83家企业几乎都集中在皖江城市带，仅占总数的4.64%，呈现出数量少、规模小的特点。

2.　自主创新能力低

纵向比较，皖江城市带的高新技术产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从总体来看主导力不强，数量不多；横向比较，则与发达地区和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依然很大。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是重要原因[1]。《安徽省科技统计公报2011》显示，2010年皖江城市带研发经费投入占该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1.48%，投入小，持续创新能力不强。同时，皖江城市带产学研互动性不强，多数企业研发投入低，主要从事组装加工，低附加值产品比重高，精深加工少。

3.　产业发展不具备规模竞争优势

2010年，我国汽车产销量均突破1，800万，据世界第一，2011年继续居全球第一。而10年前，我国汽车年产量仅仅只有300多万辆。规模的扩张，带来的是我国汽车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但是皖江城市带的集群式经济组织大多由“小而全”的企业构成，大多数企业都没达到最低经济规模的要求。以皖江城市带18家特色产业基地（其中国家级6家）为例，2010年实现营业总收入2，881亿元，利税总额267.6亿元，但是所有基地的企业总数却达到了3，932家，上述两项指标的单个企业平均数为0.73亿元和0.068亿元。可以看出，单个企业的经济规模很小。同时，由于行业协调与指导的缺失，产业布局分散、产业集中度低的矛盾突出。此外，皖江示范区内大多数企业群体之间竞争多，相互联系配合少；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高，精深加工、高附加值的产品较少；品牌建设意识缺乏，整体竞争力不足。

4.　资源环境压力逐渐增大

皖江示范区建设必须立足于可持续发展，　走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科技含量高、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的新型工业化道路[2]。但是，皖江城市带工业化水平不高，产业结构层次相对较低，能源、原材料等传统工业、资源型工业占据了主要份额，总体上来看污染问题形势严峻，经济发展面临的环境压力很大。巢湖流域严重的水污染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现实情况。资源环境的压力，势必会对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带来不利影响和制约。

二、承接产业转移的经验教训

从自主创新和技术转移的视角分析，在承接产业转移中一般存在着两大误区：一是想当然的认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会自然而然地推动我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以为可以生产高新技术产品就等于拥有了高新技术；二是重视技术引进和外资引进，忽视技术学习和自主创新。拉美国家在产业承接中却被动的迎合产业转移，放弃自身产业结构调整的主动权，忽视技术学习和自主创新，以致陷入发展困境。而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则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积极进行技术学习，实现了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飞跃，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

1.　拉美教训

受到发展经济学的结构变动模型和线性发展理论的影响，20　世纪50　年代中期起，许多拉美国家大力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以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取代了原先的初级产品出口为主的工业发展战略。各国政府纷纷集中优势的资源、要素，采取扶持“幼稚工业”的产业倾斜政策，出台优惠政策吸引国外资本投资本国制造业，大力发展重工业和制造业，工业年均增长8%以上，国民经济年均增长6.5%。20世纪60年代，拉美各国的经济全面腾飞，除个别国家外，拉美主要国家人均GDP一举从400多美元提升到1，000美元，个别国家甚至达到1，500美元左右，创造了被人们普遍赞誉的“拉美奇迹”。但是，以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国家为代表的拉美国家直到现在，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美元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被视为遭遇“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并且看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拉美国家面临的困境，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技术学习和自主创新的视角来看，拉美国家普遍缺乏技术学习和自主创新，则是其致命的失误。拉美国家在教育和科研领域缺少巨额长期投资使得科技创新难以进行。总体上说，拉美国家历来不够重视技术研发和创新，主要依赖于引进外国技术。一直以来，拉美国家都没有意识到知识及创新的重要性，他们试图依赖市场来完成技术发展和结构升级。然而事实证明，贸易自由化和放松管制并没有带来经济的大发展，却破坏了当地生产活动中通过“干中学”积累技术能力的机制，错过了抓住知识经济的机会，结构升级也非常缓慢，甚至停止不前。值得注意的是，在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进口替代时期，拉美国家也曾经试图通过贸易保护的工业化来改变自身一味依赖自然资源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转化，改变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不利地位。但20　世纪70　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却放弃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外国资本和市场的力量使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又重新走向了静态比较优势的发展道路。拉美的发展模式仅仅依靠非熟练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基本放弃了国内技术能力和本土基础性R&D努力等“知识密集型”的活动[3]。

所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并购浪潮和大量的FDI涌入使得拉丁美洲地区主要作为两种角色参与世界经济：一是日益成为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工业产品（钢铁、纸浆、铜和蔬菜、油等）的供给者；二是在装配线工业模式下利用非熟练劳动力为发达国家生产廉价商品。所以目前在拉丁美洲就出现了两种难以改变的支配性的国际专业化形态：南椎地带国家专业化于自然资源加工工业，而墨西哥和小的中美洲国家则从事装配线制造业，所有这些在国际生产供给链上都是低附加值的生产活动。拉美国家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充分说明了作“初始”的技术学习能力、技术吸收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极端重要性。

2.　日韩经验

1968年，日本GDP总量达到1，000亿美元，在经济规模上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在此后不到10年的时间里，日本人均GDP继续高速增长，并基本保持了社会稳定，平稳度过了中等收入陷阱。而韩国的人均GDP则在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优先发展科学技术，高度重视自主创新能力培养，促进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转型是日本和韩国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共同做法。

20　世纪60　年代，日本大力实施“技术立国”战略，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20　世纪80年代，日本开始将那些比较优势快速递减和逐步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向外转移，对东亚地区、东南亚及我国沿海地区展开垂直梯度的直接投资，不断提高其国际分工地位，逐步建立了基于新应用、新技术的新的比较优势，有效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转化，实现了比较优势基础上的赶超发展。如1957年～1990年间，技术进步因素对日本经济增长贡献率达46%②。　“技术立国”以及21世纪的“知识产权立国”战略使日本成为东亚地区工业化的先行国和经济发展大国。

1982年，韩国正式提出“科技立国”战略。该战略明确提出，要利用先进技术改造原有产业，大力促进从轻工业向重化工业再向电子工业和高技术工业的转型，降低对国外技术的依存度。韩国一直把基础研究视为整个国家技术的源泉，依靠科技创新促进产业升级，提升高附加值产业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成功实现了经济赶超和发展跨越③。进入20　世纪90　年代，韩国为了降低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度，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科技立国”战略，开始大力发展本国的高新技术产业，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进入21世纪，为了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格局，韩国提出了“第二次科技立国”战略，核心内容就是要实现从“引进、模仿”创新向“创造性、自主性”创新的转变。2011年年初，韩国知识经济部公布了2020年产业技术创新战略思路，提出要实现从“快速跟踪”战略到“领跑者”战略的转变，并实施“独一”未来成长战略。作为“科技立国”战略的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以来韩国大幅度增加了对R&D的投资，反映了政府政策从促进轻工业、传统工业到关注重工业、技术型工业，再到发展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重大转变④。

三、技术转移与自主创新的耦合机制

耦合是物理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体系或两种运动形式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以至联合起来的现象，是在各子系统间的良性互动下，相互依赖、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动态关联关系[4]。本文认为技术转移与自主创新是相互耦合的关系。这里耦合的含义是指技术转移与自主创新不仅仅是静态的交叉重叠的关系，而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互相渗透、互相制约的关系，二者应当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二者相得益彰的作用，从而更好地为承接产业的目标服务。

技术转移包括很多方面，自主创新内同样也具有丰富的内容，实现二者的有效耦合必然要涉及很多方面的因素，但是这些因素对实现二者的有效藕合的作用却不尽一致。本文仅针对二者耦合过程中的典型的、有代表意义的方面展开研究，将二者的耦合机制归纳如下三个方面（见图1）：

1．　组织机制

这是技术转移与自主创新宏观外部的耦合域。这里的“组织”的含义是多方面的，既包括狭义的创新网络的“组织”，又包括形成这个网络组织的制度，其中制度又包括创新的文化氛围和激励创新的政府政策。

（1）创新的网络结构。高等院校和有关科研单位是知识创新的主体，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在技术创新中的主要作用之一是“技术转移”。一般来说，企业研究机构、大学科研机构、政府研究机构、非营利研究机构等是创新的生产网络；教育系统、培训机构，技术咨询服务系统等是创新的传播网络；企业、政府等是创新的传播网络。

（2）创新文化。创新文化是指与创新相关的文化形态。它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文化对创新的作用；二是如何营造一种有利于创新的文化氛围。对于某一地区而言，积极培育有利于创新的文化氛围尤其重要。同一个地区的企业在互相学习、竞争的过程中使得创新的意识和理念不断渗透到企业组织机构、管理模式、企业文化的各个方面，从而催生区域内的创新文化氛围。对单个企业来说创新是一种典型的具有外部经济性的行为，即在创新过程中，企业所得的收益小于整个社会所得的收益[6]。同时，企业和区域内高校、科研院所通过产学研的合作，在区域内相对信赖的气氛中交流和分享技术，互相激励，共同创新，共同追求创新带来的经济效益。这就形成了区域内部互相带动的创新文化。

（3）政府激励创新的制度供给和政策支持。区域创新体系对发展区域经济、提高区域收入的重要性会促使区域政府重视对技术转移和自主创新的激励新的制度供给和政策支持。政府通过制度创新、体制建设，消除区域创新体系的制度障碍，打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在税收优惠、人才引进、市场建设、基础设施、服务质量等方面提供优惠政策。同时，政府可以集中技术转移和科技开发中心构建有效科技创新平台，形成技术转移与自主创新互动发展的有效机制，实现经济与科技互动的良好局面。

2．　投入机制

（1）人力资本投资。研究表明，跨国公司总是倾向于把技术转移到人力资本积累相对丰裕国家和地区。而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一方面决定各国的技术能力，因为先进技术和新产品的研发依赖于各国高素质的科研人员；另一方面人力资本水平决定先进技术在实际生产过程中的生产效率，因为先进技术毕竟需要相应素质的普通劳动者与之相匹配[7]。要通过增加基础性人力资本投资、培育研发性人力资本、注重生产性人力资本累积等途径，积极承接国内外先进技术转移，不断提高区域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2）R&D经费投入。经费投入是确保区域R&D活动的前提。技术转移和自主创新的R&D经费都倚赖政府投入、企业投入、科研机构投入、风险投资、银行借贷的多元化、多渠道的社会投入。特别是金融机构参与到区域创新体系中，为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提供广泛的融资渠道，通过金融机构的市场化运作，为创新活动的各个环节提供可靠的资金保障。

3．　转化机制

（1）企业载体。企业在开放型市场经济条件下成为了市场竞争的主体。作为决策主体、投入主体、利益主体和风险承担主体，企业在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推动技术创新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8]。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企业在较短的时间内还难以成为技术创新主体，高校和有关科研机构必须继续担任技术创新的中坚角色，加强核心技术和竞争前的共性关键技术研究，以帮助企业尽快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2）服务平台。科技中介组织主要为科技成果的需求方和供应方搭建沟通的桥梁，协助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之间，高校和科研机构之间进行科技成果的交流与转让，消除科技成果向市场转化中由于主体间缺乏知识和技术流动的平台而产生的诸多障碍。行业协会、中介型服务组织（如市场调查、技术咨询、资产评估、会计、法律、职工培训机构等）以及提供研究开发和技术支持的机构，是提供创新的孵化平台。

四、皖江城市带产业转移、技术转移、自主创新耦合的对策建议

1．　确立企业的自主创新主体地位

在因地制宜推动区域创新体系建设过程中，要强调自主创新的主体是企业，产业竞争领域的研发活动应由企业来承担，并把企业的技术需求作为各类科技计划项目的主要来源[9]。因此，应将确立和形成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作为自主创新的突破口，引导企业成为新技术的主要创造者，科技成果的吸纳者，创新人才和创新资金的投入者，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拥有者，产业发展先导技术的引领者。要继续深化企业制度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公司治理结构，进而确立和形成以企业为主的区域创新体系，从体制上让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10]。

2.　培育创新型的产业集群

目前，皖江城市带的家电产业集群（以合肥、芜湖、滁州为主）、汽车及零配件产业集群和工程机械产业集群（以合肥、芜湖为主）、轻纺产业集群（以安庆、芜湖为主）、冶金产业集群（以马鞍山、铜陵为主）、化工产业集群（以沿江石化和精细化工为主）和建材产业集群（以芜湖为主）已经初具规模，部分产业集群的比较优势非常明显。但许多产业集群的层次较低，创新性不强，高新技术产业规模还非常小。所以，皖江城市带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必须要充分发挥现有产业集群的比较优势，从内部自我深化和外部资源利用两个方面升级产业集群，发展创新型产业集群。一是过生产技术升级、产品升级等途径，实现产业价值链低端到高端的]进；二是使本地产业集群融入外部先进生产网络，并与之建立纵向的差异化分工联系，从而促进集群内企业的技术水平、产品质量与生产能力的提升。

3.　组建广泛的区域协同创新联盟

要加强区域技术创新资源的整合，尤其是加强高校、科研单位、企业的联系与合作，建立起自主创新合作的联络网络和常规工作体系[11]。皖江城市带的产业升级，有赖于技术进步，而企业的自主技术创新能力则是技术进步的不竭源泉。随着社会竞争的日益激烈，任何单一企业的技术创新都无法适应技术竞争的需要。对企业层面的实证研究表明，建立技术创新联盟是跨国公司保持持续竞争优势的战略手段[12]。在技术创新联盟的技术研发过程中，可以实现联盟企业成员之间的资源优化配置和优势共享，推动企业的技术水平提升档次，提高企业自主技术创新能力。所以要鼓励皖江城市带各地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与企业加强合作交流，组建专业性区域协同创新联盟，进行联合研发，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着力打破承接产业转移中的技术障碍，实现产业技术创新，全面提升皖江城市带的产业技术水平。

4.　搭建区域创新的服务平台

一是大力发展中介服务机构。要积极引进知名专业中介机构，围绕战略咨询、网络信息服务、高新技术服务、金融创新服务等重点领域，发展一批新兴中介机构，通过规模化、市场化、规范化运作，举办各类贸易和投资洽谈会、展销会、交易会，加强与发达地区的联系和交流，为产业集群创新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二是搭建科技资源共享平台。要充实有网络平台内的信息资源，拓宽网络平台的辐射范围，进一步优化现有科技信息网络平台。建立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的大型科学仪器设备、科技文献等科技资源共享平台，为各类创新主体开展科技创新活动提供服务。三是完善促进科技中介服务组织的政策与法律法规体系。要通过政策和法律法规体系来创造软环境，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和力量，促使他们积极参与科技中介机构的发展，为皖江城市带各类自主创新主体提供服务。四是发挥科技服务类行业协会的作用。要积极组织协会会员开展市场开拓、行业协作、经验交流等活动，努力规范行业协会的行为、提高行业协会的声誉，提升科技中介服务类行业协会的影响力，扩大其覆盖范围，充分发挥科技服务类行业协会在区域创新中的重要作用。

5.　构建区域创新的政府支持体系

皖江城市带各地方政府应积极转变职能，努力提升自身公共服务水平。要积极推进皖江城市带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和跨部门业务协同，促进政务网站群向功能服务型转变，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在皖江示范区总体规划的基础上，各地政府要制定适合地区优势和特点的招商引资目标和政策，有选择地开展招商引资活动，通过产业链招商等形式，引导区外产业集群的转移。要为承接产业转移中的企业自主创新和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中介组织、政府之间的协同创新提供全面的金融、财税、土地、人才等政策支持。

[注　释]

①　根据《安徽省科技统计公报2011》、《2011年安徽省高新技术产业统计公报》中有关数据计算整理。

②　转引自：王春法，《国家创新体系与东亚经济增长前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第232页。

③　在20世纪80年代，韩国在R&D上居于领先地位，韩国工业提供资金的R&D的比率超过台湾3倍、巴西或印度19倍、泰国将近50倍或者墨西哥的380倍（转引自桑加亚·拉尔，2000，第163页）。

④　1981年以来韩国、巴西两国R&D投入强度的]变情况与两国人均GDP]变趋势高度相似：20　世纪80　年代韩国、巴西R&D投入强度起点的差距并不大，但随着韩国"科技立国"战略的确立实施，韩国R&D投入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态势，并于2007年达到3.47%，超过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位于世界前列。长期以来，巴西科技进步与创新不受重视，R&D投入强度始终在1%以下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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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upling　of　Industrial　Transfer，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n　Example　of　Wanjiang　City　Belt

Wang　Xianzhu，　Cheng　Zusong，　Wang　Chuanbin

（School　of　Economics，　Anh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Ma'　anshan　243032，China）

第9篇：专业主义范文

关键词：就业信息 就业互助模式 就业质量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高校的招生规模不断扩大，毕业生人数也是逐年大幅递增，每年都有数百万大学生被推向了激烈竞争的人才市场。而在如今信息爆炸的年代，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就业信息中进行合理的整合，并在就业市场中找准自己的基点，则是每个高校毕业生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如今，高校毕业生的信息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渠道：学校就业指导中心，校内、外招聘会，就业网站等等。目前，无论从就业信息的获取渠道以及就业信息的数量上来说，都是形式多样且数量巨大，完全可以满足高校毕业的信息获取需求。

在如此背景下，如何让学生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并且顺利地获得符合自身需求的就业信息，既能有效提高毕业生的就业率，更能提高就业质量，这样的研究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作为医学大专院校的就业工作者，就如何提高医学大专生的就业质量的问题，不仅需要分析了解大环境大背景，更需要从目前医学类大专生的就业现状入手，找出问题，发挥优势，进而解决问题。

一、医学类大专生的就业现状

1.医疗人才的整体需求层次提高、需求渐趋饱和。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经过多年的人才培养和补充，目前全国范围，特别是城市的医疗人才的层次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不但在从业人员的数量上急剧增长，而且在从业人员的学历和职称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基本上二甲以上医院的应聘要求是研究生起点，一些医技辅助科室也至少是本科起点。

2.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门庭冷落。由于基层医疗卫生的工作条件、工作待遇等问题，很难吸引对于就业期望普遍较高的医学毕业生，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本地生源都不愿回乡就业。虽然一些基层单位开出了优厚的政策，但是考虑到今后的晋升通道和家庭生活，医学毕业生仍然顾虑重重。

3.社会需求与毕业生自身现状的矛盾突出。由于医学职业的特殊要求，要具备独立行医资格必须持有助理执业医师及以上资格证书，而这类的资格考试全国通过率每年基本都只有30%左右。不少医院由于自身发展的需求，想减少在人才培养上的投入，很多招聘限制为具有职业资格的医学从业人员，对于刚走出学校大门的毕业生无疑是十分不利。

4.就业思维落后于时展的脚步。不少学生进入医学类的院校，对于所学的专业有一种无形的优越感，再者家长对于就业的期望过高，希望学生进入大医院工作，能够直接从事临床一线工作，甚至个别在校两年的学生在咨询时还提出今后学校是否分配工作此类问题。这些问题出现有学校教育的问题，但很大程度上显示出学生对于专业前景、就业环境和职业定位的自我认知的缺失，没有认识到他们所受的仍是医学基本教育。

5.对口就业单位面狭窄，信息获取受限。医学生的就业单位一般为各级各类医院及相关医药卫生企业，又以各级医院为主。有些信息以单位-学校的模式进行传递，学校与单位之间往往结成比较固定的就业关系，对于就业信息的开放性来说，相对于其他专业毕业生是比较闭塞，对双方都是不利的。而从双方的人力资源方面考虑，光靠人力和就业部门来扩大就业信息交流面往往显得捉襟见肘。而目前的就业工作中，相当一部分就业信息由学校获取后转发给学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信息的时效性；而学生个人在自主获取就业信息的实践不足，导致信息获取的渠道狭窄，造成获取信息量少，质量基本不高的情况出现；实习期学生分散在各个实习点，互相之间的交流受限，造成就业信息交互受限。

二、如何构建“就业互助模式”

因此在就业信息如此庞大的如今，对于医学大专生来说，如何获得适合自身的就业信息仍然是不易的。以上的分析与总结，促使“就业互助模式”构想的形成，即以学生团队为载体，多渠道获取就业信息，以定期组织人员拜访各地实习和招聘单位，走访工作在医疗卫生单位的校友，定期搜寻网上信息等方式开展。对于获取的信息，学生自主进行初步筛选分类，再提交到学校就业管理部门，最后由学校进行信息的，使有效信息覆盖校内各类需求人群。

“就业互助模式”的推行，还可以充分利用该校实习点多且分布广的特点，以该校2014届毕业生为例，90%的生源来自本省，2013年本省医院实习点为95家，企业为5家，其他医疗卫生单位为29家，分布于9个市，36个区县，基本覆盖浙江省范围。从实习单位入手即可收集大量的一手就业信息，扩大就业信息的收集面。“就业互助模式”的实行，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团队组建。以各实习点学生为人员基础，按照走访单位及人员数量，组建规模为2-3人的团队，团队人员一般为不同专业，根据前期整理的就业单位名单和联系方式，制定详细的走访安排。除了当面拜访外，需定期地进行电话回访，保持信息沟通的持续性。

2.信息获取形式。主要通过参加各地大学生招聘会，拜访各实习单位人事部门及所在地从事医疗卫生工作的校友，联系走访有招聘需求或长期合作单位，定期进行当地媒体招聘信息收集等。

3.拜访单位及人员信息。这部分前期信息主要由学校就业部门及校友会提供，包含各级各类医疗卫生企事业单位，重点联系长期合作、曾经有招聘记录的单位及人员，开拓未有就业记录的单位及人员的联系。

4.信息的筛选及上报。各小组对收集的就业信息做好初步筛选，保留有比较明确招聘细节的信息，并按照就业招聘的专业需求进行归类，最后传输到学校的就业信息管理系统进行审核。

三、“就业互助模式”的优势

1.渠道优势。各个团队学生都可以通过招聘单位、参加各类招聘会等方式，深入各种渠道，获取大量就业信息进行汇总，减少信息死角。

2.人力资源优势。之前学生就业过程中，大多是单枪匹马地进行。通过团队互助后，有专门的小组进行信息的归类整合处理，节省了在信息选择上的时间，大大提高信息的利用率。此外，学校也可以利用在各地实习的学生，协助学校就业部门开展与就业合作单位的关系维护、信息采集等工作，大大节约人力物力成本。

3.地域优势。目前该校的学生来源于浙江各地区，实习点也分布于全省各个县市，信息来源可以满足学生对于特定地区就业信息的需求。

4.学校资源优势。学校与全省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都有良好的联系合作，就业合作单位覆盖全省各医药相关行业，校友遍布全省众多医疗机构，因此在就业信息获取过程中，这些渠道和资源都是就业信息来源的有力保障。

互助就业模式的构想及研究，主要基于大学生在就业过程的主体地位及优势的充分发挥，使就业信息有效地满足学生就业的个性化需求，并让后期的就业更加符合他们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特点。

参考文献

[1]冯亚莉，肖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模式的实践与探索[J].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学报，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