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保险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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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工程保险论文范文

工程保险是指对建筑安装工程及其人员和设施、设备因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造成财产损失、人身伤害以及第三者责任进行赔偿的保险。它起源于19世纪的英国，是随工业革命应运而生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欧洲大规模重建中得以迅速发展。工程保险体系与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减少了工程风险的不确定性，保障工程项目的财务稳定性，并通过保险公司的介入提供专业风险管理服务而消除一直困扰工程建设的工程质量、工期保证、支付信用等诸多问题，对规范和约束建筑市场主体行为，自觉维护建筑市场秩序，按市场经济规律、规则办事均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初在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和“三资”建设项目中，工程保险作为工程建设项目管理的国际惯例之一被引入中国，工程保险在中国得以认同和发展。当前，随着我国正式加入WTO，我国经济正处于高速发展和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时期，每年用于基本建设投资总规模达4万亿元之巨，引进外资也在数百亿元之多。其面临的风险是巨大的，大力发展工程保险已成为当务之急。但是由于工程建设具有投资大、工期长、参与方多、质量要求高、不确定性强的特点，且工程保险本身又涉及国家政策法规和承保的保险公司，这就要求工程保险品种的建立必然要兼顾建设程序和不同利益主体。因此，为满足不同的参与方在不同阶段的不同利益需求，设计花色品种齐全、系统、全面、科学的工程保险险种，至关重要。

一、国外工程保险通常的险种设置

工程保险主要分为强制性保险和自愿性保险。

（一）强制性保险

这是按照国家的有关法律规定，工程项目当事人必须投保的险种。主要险种有：

1.建筑工程一切险。这是对工程项目提供全面保障的险种。它既对施工期间的工程本身、施工机械、建筑设备所遭受的损失予以保险，也对因施工给第三者造成的人身、财产伤害承担赔偿责任（第三者责任险是建筑工程一切险的附加险）。被保险人包括业主、承包商、分包商、咨询工程师以及贷款的银行等。如果被保险人不止一家，则各家接受赔偿的权利以不超过对保险标的的可保利益为限。

这一险种主要适用于房屋工程和公共工程。其承保范围包括自然灾害、意外事故以及人为过失。被保险人因违章建造或故意破坏、设计错误、战争原因所造成的损失，以及保单中规定应由被保险人自行承担的免赔额等除外。保险期自工程开工或首批投保项目的材料、设备运至工程现场之日起生效，到工程竣工验收合格或保单开列的终止日期结束。

2.安装工程一切险。此险种适用于以安装工程为主体的工程项目（土建部分不足总价20％的，按安装工程一切险投保；超过50％的，按建筑工程一切险投保；在20％~50％之间的，按附带安装工程险的建筑工程一切险投保），亦附第三者责任险。其保险期自工程开工或首批投保项目所用材料运至工程现场之日起生效，到安装完毕通过验收或保单开列的终止日期结束。

建筑工程一切险和安装工程一切硷，实质上都是对业主的财产进行保险，保险费均计人工程成本，最终由业主承担。

3.雇主责任险和人身意外伤害险。雇主责任险，是雇主为其雇员办理的保险，以保障雇员在受雇期间因工作而遭受意外，导致伤亡或患有职业病后，将获得医疗费用、伤亡赔偿、工伤假期工资、康复费用以及必要的诉讼费用等。多数国家雇主责任险的特点是：伤害损失由雇主负担，而不以雇主是否有过失为前提；赔付金额不基于实际损失，而是依据实际需要；对饬残死亡的赔付以年金形式代替一次性抚恤金；法律强制雇主对雇员可能遭受的伤害投保，不因雇主破产或停业而受影响。

人身意外伤害险与雇主责任险的保险标的相同，但两者之间又有区别：雇主责任险由雇主为雇员投保，保费由雇主承担；人身意外伤害险的投保人可以是雇主，也可以是雇员本人。

4.十年责任险和两年责任险。此险种均属于工程质量保险，主要是针对工程建成后使用周期长、承包商流动性大的特点而设立，为合理使用年限内工程本身及其他有关人身财产提供保障。

5.职业责任险。在国外，建筑师、结构工程师、咨询工程师等专业人士均要购买职业责任险（亦称专业责任保险、职业赔偿保险或业务过失责任保险），对因他们的失误或疏忽而给业主或承包商造成的损失，将由保险公司负责赔偿。如美国，凡需要承担职业责任的有关人员，如不参加保险，就不允许开业。

职业责任保险可分普通职业责任保险和个人职业责任保险。前者由单位投保，以在投保单位工作的个人为保障对象；后者由个人投保，以保障投保人自己的职业责任风险。

6.机动车辆险。该险的标的，除了机动车本身外，还包括第三者责任险。承包商必须为事故发生率高的运输车辆进行保险。

（二）自愿性保险。

自愿保险与强制保险相对应，是指投保人根据自己的需要自愿参加的保险。在自愿保险中，赔付范围以及保险条件等均由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根据订立的保险合同加以确定。它的主要险种有：国际货物运输险，境内货物运输险，政治风险保险，汇率风脸保险，等等。本文不再详述。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国际上工程保险的险种设置科学、系统、规范、完整，而且保险程序明确，责任清晰；业已发展和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全面、完整的工程保险体制与体系。

二、国内工程保险险种设置现状及存在问题

目前，我国正在施行的工程保险的险种主要有：建筑工程一切险、安装工程一切险以及建筑职工意外伤害险三个险种。从工程保险险种设置本身来看，还存在以下具体问题：

1.保险险种设置空缺断档。工程保险依附于工程本身，工程是分阶段按顺序进行的，客观上要求工程保险必须要依据工程本身分段的特点进行设置。由于现阶段只是在工程施工阶段设置了三个险种，其他阶段均未设置相应的保险险种，而且保险条款尚不很完备，因此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2.保险责任不清，易产生纠纷。保险组织关系较为复杂，有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投保人付保费，保险人负责赔付损失，受益人获赔偿。工程项目由于主体众多，当前险种单一，每一险种内涉及的被保险人过多、合同条款过于笼统，当灾害发生时，就会产生责任难以界定、当事人相互推诿扯皮现象，给索赔及赔付工作带来不应有的复杂与繁琐，因而影响投保人对工程保险的认可和信任，最终影响投保率。

3.投保金额、保险费、保险费率难以厘定。由于险种设计不尽合理，使设置指标过于笼统、庞大、复杂，搜集记录、总结经验与统计数据难以获得和进行分析，与之对应的模型、公式无法确定、定型、定量，从而使保险费率与实际应该发生值偏差，结果会影响投保人和保险人投保、承保的积极性。

三、根据国情，设计具有我国工程保险特色的险种

现行的工程保险险种设置基本上属于引进国外成熟的保险险种，在实践中的确起到了一定的积极示范作用。但从长远角度着眼，工程保险险种设置既要参照国外已有的先进成熟的经验，又要符合我国现阶段工程建设领域改革发展的现实，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工程保险险种设置体系。现阶段要缩小每一设置险种的参与人数，明确险种具体内容，缩短保期来应对目前的现实，以期避免损失、减少事故的发生。同时，加快人才的培养和市场的培育，加强法制和配套建设，尽快与国际工程保险市场接轨，使整个工程保险事业健康、快速发展。

（一）应遵循的原则。

设立工程险种，笔者认为首先要遵循以下几条原则：

1.工程保险险种的设计应坚持系统、全面的观点，按工程的特点分阶段设险。工程项目从决策立项、勘察、设计、招标、签订合同、施工、竣工投产全过程具有明显的分阶段性，且每一阶段都有自己的主要工作内容和重点，各阶段既相互区别又密不可分有机地构成一个工程项目的整体。在项目整个运作过程中，各参与主体也是分阶段按合同区间分段介入的，因此，在设置工程保险险种时应注意这一特点。

2.工程保险险种设计应针对其特殊性，易于责权区分界定，便于赔付与索赔的具体操作。工程保险承保的风险具有特殊性表现在：（1）工程保险既承保被保险人财产损失的风险，也承保被保险人责任风险；（2）承保的风险标的中大部分处于裸风险中，对于抵御风险的能力大大低于普通财产保险的标的；（3）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始终处于工程保险险种的设置充分考虑这一特殊性，使每一个险种所包含的内容都应十分明确具体，合同条款都应清晰明了，责任易于区分，权利简单明了。且工程施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各种风险因素错综复杂，使风险程度加大。

当风险发生后，处理索赔和赔付时不扯皮，按事先的约定处理好赔付工作，真正发挥了工程保险的积极作用。这样，投保方得到了相应补偿，使工程得以顺利进行；保险人也因赔付的顺利得当，而获得良好的信誉。

3.工程保险险种的设计要考虑便于保险指标体系的设置和数学模型的建立，便于保险额、保费的科学统计、测算和厘定。工程保险金额的计算及保险费率的厘定一直是困扰工程保险发展的瓶颈问题。保额过大，保费过高，加大工程成本和投保者的经济负担，影响投保积极性；相反，如果保额和保费太低，保险公司无利可图，必然会影响保险人从事风险业务管理积极性，被保险人的利益也无法得到保障，也就更谈不到土程保险的健康发展。所以，根据工程项目所处的地区环境特点、投融资渠道、材料价格供应、工程的类型、业主及承包商的信誉、承保年限及工程风险等因素，合理确定工程保险的指标体系，建立科学又切合实际的数学模型，得出适当的保险金额和保险费率，以期获得双赢效果。

4.工程保险险种的设置应力求每一险种所涉及的当事人少，保期易于划分。工程建设过程中涉及主体较多，均可能对工程项目拥有保险的可保利益，成为被保险人。工程保险的保险期限一般是根据工期确定的，往往是几年，甚至十几年。保限的起止点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保险单的规定和工程的具体情况确定的。工程保险的保险金额在保险期限内是随着工程建设的进度增长的。所以，在险种设置过程中一定要兼顾这一实际，力求每一险种涉及人少，保期划分清楚。

（二）我国现阶段工程保险险种设置。

按照建设部、财政部、国家计委、中国保监会的《关于在我国建立工程风险管理制度的若干意见》中“开发险种、分类实施、积极稳妥地推行工程保险制度”的要求和以上险种设置的原则，笔者考虑目前我国工程保险险种应在工程决策阶段设置：工程咨询决策险；工程设计阶段设置：工程勘察、设计责任险；工程招标阶段设置：招标保证险；工程施工阶段设置：建筑工程保险，安装工程保险，施工人员人身意外伤害险，监理人员执业责任险；在工程竣工投产阶段设置：工程质量保修责任险。以上工程保险的险种设计均为强制性保险险种。这样设置险种，使工程全过程都置身于保险之中，确保各参与方均有自己投保的险种，并责权明确，简便易行，充分保障各阶段各方的权益，真正起到工程保险的作用。

1.决策责任险。该险种属于职业责任险，用以保证前期工作的科学性。保险的目的在于加强咨询单位自身的内部约束力，并依靠保险公司相应的风险管理来进行外部制约。

这一险种的投保人是工程咨询单位，被保险人是工程咨询单位和工程业主。保险范围应是：由于咨询单位自身原因，造成业主决策失误而给项目带来损失，应予以相应赔偿。但因工程咨询单位是以从业人员的智能和技术为业主提供技术服务的，一般资产资金较少无力赔付，必须借助保险予以保证。其保险期限通常为项目的建设期；保险金额应为项目投资估算金额；保险费率也可通过经验数据来确定。另外由于雇主责任造成的风险可以免赔或反赔，以维护咨询者的声誉。

2.勘察、设计责任险。该险种属于职业责任险。工程勘察设计是工程质量的根本，虽然在工程实施前，勘察结果、设计方案或图纸都应交付业主审核批准，但由于业主不具备审核能力，常常任凭勘察、设计师“解释和说明”作出有关决定。如果勘察有误，设计出现错误，轻则返工修复，重则可能导致工程毁损。虽然勘察、设计师要为其错误承担法律和民事责任，但这不能完全抵消业主遭受的损失。，特别是勘察地质情况不实，设计师对基础设计资料掌握不准，作出的施工方案设计无法实施，到施工时临时修改，从而导致工程延误，给业主造成重大损失。

这一险种的投保人是工程勘察、设计人（单位），被保险人是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工程业主。保险范围应是由于勘察、设计人员由于疏忽或过失而引发的工程质量事故给业主和工程造成损失或费用，应予赔偿；但因工程勘察、设计单位财力有限，要通过保险来转嫁风险。其保险期限与保险金额可参照决策责任险的办法。

3.投标保证险。招标人一般要求投标人在投标的同时，提供银行担保或投标保证险保单。保证投标人中标后履行签订合同义务，否则，由银行或保险公司赔偿招标人因此受到的经济损失。其保险金额、费率可由招标人自定或按惯例执行。

4.建筑工程保险（附第三者责任险）。它是针对工程项目施工阶段，即对工程项目本身、施工机具或工地设备所遭受的损失或意外予以赔偿，也对因施工而给第三者造成的物资损失或人员伤亡承担赔偿责任。

它与现行的“建筑工程一切险”相比较有所不同：从被保险人来看，它不包括监理工程师及与工程有密切关系的单位或个人（如贷款银行或投资人）的投保内容；从保险内容和保险范围来看，比建筑工程一切险要小。它的好处是使保险责任内容更具体、更明确，保险费模型与费率的量化定型更容易。

（1）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建筑工程保险多数由承包商负责投保，如果承包因故未办理或拒绝办理投保，业主可代为其投保，费用由承包商承担。如果有分包工程，总包商未曾就分包部分购买保险的话，分包商应办理其承包部分的保险。

被保险人主要包括：业主或工程所有人，总承包商，分包商。

（2）责任范围。工程实体本身即实施的全部工程（全部存放于工地的为施工所必须的材料），包括安装工程的建筑项目，如果建筑部分占主导地位（材料设备价格或安装费用低于整个工程造价的50％，应投保建筑工程险，反之，应投保安装工程险）；施工用设施和设备；施工机具；场地清理费；第三者责任险；工地内现有的建筑物；由被保险人看管或监护的停放与工地的财产等。

（3）保险期限。建筑工程保险自工程开工之日或开工之前、工程用料卸放于工地之日开始生效，两者以先发生者为准。保险终止日应为工程竣工验收之日或者保单上列出的终止日，同样，两者也以先发生者为准。

（4）保险金额。建筑工程保险金额按照不同的保险标的确定：合同标的工程的保险金额，包括建筑所需材料设备费、施工费、运杂费、保险费、税款等；施工机具和设备及临时工程；场地清理费；第三者责任的投保金等。

5.安装工程保险（附第三者责任险）。它属于技术险种，主要适用于安装工程的各种机器、设备、储油罐、钢结构、起重机、吊车以及饮食机械工程因素的各种建造工程。

（1）投保人与被保险人。投保人应该是承包商，业主只是在承包商未投保的情况下代其投保，费用由承包商承担。

被保险人：业主或工程所有人、制造商或供应商、待安装构件的买主。

（2）责任范围。凡属安装工程合同内要求安装的机器、设备、装置、材料以及相应的临时设施；承包商为安装工程所使用的机器设备；在安装工程项目内的土木建筑工程，不超过总价20％（如厂房、仓库、宿舍等），按安装工程保险投保，介于20％和50％之间，按建筑险投保，超过50％，则买建筑工程保险；场地清理费；业主或承包商在工地上的其他财产。

（3）保险期限。安装工程保险在保单列明前提下，自投保工程动工日或第一批被保险项目被卸到施工地点时，保险责任即行开始。

（4）保险金额。安装工程保险的保险金额包括物质损失和第三者责任的大部分。如果投保的安装工程包括土建部分，其保额应为安装完成时的总价值（包括运费、安装费、关税等），若不包括土建部分，则设备购货合同价和安装合同价加各种费用之和为保额；安装建筑用机器、设备、装置应按安装价值确定保额。第三者责任的赔偿限额按危险程度由保险双方商定。通常对物质标的的部分的保额先按安装工程完工时的估定总价值暂定，到工程完工时再根据最后建成价格调整。

保险应当自批准开工之日起至合同竣工之日止，因故推延工期的，必须办理保险顺延手续。

6.工程监理责任险。它属于职业责任险，是为工程监理单位因工作失误或者疏忽而设立的保险。对于投保单位，因其工作失误或者疏忽而给业主或者承包商等造成的损失，将由保险公司负责赔偿。目的是要通过研究制定科学合理的职业责任保险条款，促进工程监理单位加强内部管理，开展培训和工程风险咨询，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努力提高服务水平。

职业责任险可分为年保和单项工程投保。年保是指对投保单位在保险期限内所有完成监理的工程，在一年内的保险期内，因监理原因发生的损失负责赔偿；单项工程投保是指对所投保的单项工程在规定年限内因监理原因发生的损失负责赔偿。监理的投保方式可按年保，也可按单项工程投保。

7.建筑职工意外伤害保险。这是《建筑法》明确规定的一种强制保险，承包商必须为从事危险建筑安装作业的职工办理意外伤害保险所支付的保险费。其法定的投保人是承包商，也可以由承包商委托该项目经理部代办。被保险人应当是施工现场上的作业人员及其管理人员。保险期限应当自批准开工之日起至合同竣工之日止。因故推迟工期的，必须办理保险顺延手续。实行建筑职工意外伤害保险，应当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和奖优罚劣的原则，根据企业的安全事故频率实行固定费率和浮动费率，并将意外伤害保险同建筑安全生产管理有机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减少伤亡事故的发生。保险金额以被保险人的估计，在本保险有效期限内职工的工资、加班费、奖金及其他津贴的总数。意外伤害保险费应列入直接工程费的现场管理费中，计入工程成本。

第2篇：工程保险论文范文

原告陈文某

被告中国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漳平支公司

1998年11月29日，原告陈某（投保人）为妻子游某（被保险人）与被告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漳平市支公司（保险人）签订了一份《重大疾病终身保险合同》（98版），交费期20年，缴费方式为处每年交费928元，保险金额20000元。合同还对责任免除条款作了约定，其中第四项“被保险人在本合同生效（或复效）之日起二年内自杀”作为保险人（即被告）不负保险责任一项条款，另外合同还对首期后保险费的缴付、宽限期间及合同效力中止、合同效力恢复作了约定说明。同时双方还签署了一份客户保障声明书，其中声明“业务员已对您（投保人）如实讲解了保险条款，您对保险条款中列明的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规定已完全了解。”

1998年11月30日原告依合同交付了首期保险费，于2000年1月5日交纳第二期保费。在合同约定第三期保费交纳时间到达时及宽限期间内，原告因客观原因，未按期交第三期保费，造成该保险合同效力中止。2001年7月26日原告向被告申请保单复效，被告于当日同意复效，当日原告向被告补交了第三期保费及逾期利息。

2002年9月16日被保险人游某因家庭问题于凌晨在家中自杀身亡。2002年9月23日原告向被告申请理赔，要求给付游某的死亡保险金。被告认为游某的自杀发生在保单复效之日起二年内，根据重大疾病终身保险条款规定，本案不属保险责任。故被告于2002年11月18日向原告发出拒赔通知书，不同意给付死亡保险金，只同意给付退费金3712元，保险合同效力终止。原告以被告对免责条款未对其履行告知义务，该免责条款对原告不具有法律效力为由。于2002年12月23日向漳平市人民法院，要求被告给付游某的死亡保险金6万元及利息。

二、分歧：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围绕案件定性形成二种意见：

第一意见认为：1、该保险合同条款中“在合同生效”之后另有括号内注明“或复效”三个字，不合法律规定，不具有法律效力……2、漳平寿险公司在履行保险合同时，对“被保险人在本合同生效（或复效）之日起二年内自杀”的免责条款的解释条款未尽明确告知义务，故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第二意见认为，被告有提供了投保单及告知事项和客户保障声明书，其中内容均有告知说明，且原告也认可了通过签名形式来明确免责条款的内容，故可认定被告对免责条款已向原告履行了告知义务，其责任免除条款有效。另外《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属任意性条款，保险人是否赔偿取决于双方对合同的约定，现该合同条款第五条第一款第四项“被保险人在本合同生效（或复效）之日起二年内自杀”作为免责条款，把生效之日二年内与复效之日二年内作为并列情形予以约定，即把被保险人在复效之日起二年内自杀作为保险人的除外责任，是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因此该条款是有效条款。笔者赞同第二意见。

三、评议

本案存在两个争议焦点：1、保险公司是否尽了告知义务？2、保险条款第五条第一款第四项“被保险人在本合同生效（或复效）之日起二年内自杀”中的“复效之日起二年内自杀”的免责条款是否有效？

对于第一个焦点，保险公司是否尽了告知义务？

由于投保人与保险公司在订立合同时，已签署一份客户保障声明书，其中声明“业务员已对您（投保人）如实讲解了保险条款，您对保险条款中列明的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规定已完全了解。”这表明双方在订立合同时，保险人是通过书面方式履行了对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告知义务，且投保人也认可了通过签名形式来明确表示自己了解免责条款的内容。保险公司的告知行为符合《保险法》第十八条规定：“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中的法定义务。

有人认为单凭一份客户保障声明书无法说明保险公司是如何履行告知义务？笔者认为“如何履行告知义务”是一个客观事实发生的过程，该客观事实的发生过程是双方当事人对订立合同蹉商的过程。而蹉商主要以口头方式进行，且双方的蹉商过程也是双方认知过程，认知过程是人对事物的理性认识。当保险公司告知合同条款及免责条款时，投保人能否理解只能通过疑问方式提出，由保险公司用口头予以解答的形式表现出来。双方当事人对蹉商过程可以通过录音、录像形式予以定格，作为将来发生争议的证据来使用。由于法官在审理案件不可能对所有客观事实都能查清，只能知道以现有证据形式表现的法律事实。本案的法律事实是以双方订立的保险合同条款和客户保障声明书予以体现。双方通过订立合同和签署声明书来表明事实发生的结果。现被告举证证明其以书面形式履行了告知义务，履行了法律规定的举证义务，如果投保人认为未尽明确的说明告知义务，就应提供如音像资料、证人证言等证据来证明。而投保人在法庭上未提出上述证据，因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本案不存在因保险公司未履行告知义务而导致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的情形。

对于第二个焦点，保险条款第五条第一款第四项“被保险人在本合同生效（或复效）之日起二年内自杀”中的“复效之日起二年内自杀”的免责条款是否有效？

1、本案合同存在复效情形。

由于本案保险合同的条款同时对首期后保险费的缴付、宽限期间有合同效力中止、合同效力恢复作了约定。所谓的宽限条款是指对到期未支付保险费的投保人，法律上提供一定的宽限期让其补缴保险费，否则合同效力中止。在保险合同中止后，如果投保人希望恢复合同效力，则应在规定的期间内补交保费，则保险单恢复效力，此即复效条款。复效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1、必须由投保人向保险人正式提出申请并达成协议；2、被保险人须符合投保条件，一般要求提供体格检验书或健康证明书；3、被保险人应一次交清失效期间的保险费。复效即指恢复合同效力。本案合同是约定分期支付保费。原告在合同成立时支付了首期保费、第二期保费后，由于在第三期保费交付到达时及约定宽限期60日超过时未及时交付，造成合同中止，后原告向被告申请效力，双方达成了协议，原告补交保险费后，合同效力恢复。因此，本案合同存在复效情形。

2、“复效之日起二年内自杀”的免责条款不存在显失公平、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等情形而导致无效。

第3篇：工程保险论文范文

近年来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快速升级给国际工程承包业带来极大的压力。而国际工程承包项目往往具有投入资金量大、施工周期长、技术含量高、工程管理复杂的特点。国际环境动荡性则使国际工程承包企业承担着越来越大的财务风险，甚至会带来承包项目的亏损。因此，在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下，国际工程承包企业要想继续扩大业务范围，与欧美国家的成熟企业竞争，就必须加强风险管理能力，深入剖析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风险来源和规避措施，并将风险管理思想渗透到企业管理的整个生命周期中，以有力的应对措施将风险转化为机遇。

二、中国国际工程承包企业的财务风险构成因素

对于财务风险定义的解释，可以概括为：由于一些不合理的财务结构或融资不当等因素导致企业丧失正常的账目资金偿还能力，从而使企业投资人的实际投资收益与预期收益呈消极背离的危险。企业财务风险的来源方方面面，大体而言可以概括为企业外部环境的动荡性和企业内部财务管理活动的不确定性，当企业相关决策与企业发展不匹配或不能应对外部环境动荡性时，不当的决策活动则会给企业带来财务风险或直接损失。在财务领域中，财务风险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概念。广义的财务风险可以理解为企业在经营管理活动中，因对各种系统的或者非系统的因素无法预料和控制，企业的实际财务目标与预期的财务目标出现差异，而这样的差异会对企业造成负面的影响甚至有带来损失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即为广义的财务风险。狭义的财务风险也称融资或筹资风险，它的产生是由于企业的负债存在使得企业存在到期无法偿还本金的风险，这是一个相对狭义的概念。本文所探讨的主要是广义的企业财务风险及其构成因素。

（一）外部环境因素

国际工程承包业所面临的市场环境是风云变幻的国际市场，其应对的不仅是来自各个国家的企业的竞争，还要应对难以预测的国际环境。这一市场中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也存在着极大的投入风险。首先，国际工程承包是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活动，国家之间的经济环境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差异巨大，这些都是双方合作的难度和风险；其次，西亚北非等地的政治环境动荡，而我国承揽的很多工程项目处于这些地区，项目进展和人员安全时刻受到威胁，相应的企业财务风险是显而易见的；另外，在国际市场上也常常出现评价标准不一致的情况，这一情况也会增加企业所面临环境的不确定性，进而增加企业风险。

（二）财务管理制度因素

我国国际工程承包企业多数将工作重点放在工程项目的实施上，而在财务管理方面则重视程度不够，这就造成了财务管理制度不完善，流程不规范，监管不严格，人才队伍建设力度不够，财务管理缺乏效率和前瞻性等问题。而财务管理制度是企业应对财务风险的第一道屏障，没有一个稳健运行的财务管理机制，势必会增加企业的财务管理风险。

（三）企业投融资战略因素

1.投资风险

参与国际工程承包的中国企业既有大型垄断央企，也有中小民营企业，大型企业集团往往资金充沛，投融资能力更强，然而一旦决策失误，产生的后果也极大。尤其在对于还未发展成熟的企业来说，内部管理效率低，缺少行业内的领头人物，项目运作也缺乏规范性和科学性，这些都增加了投资风险。另外，我国企业合同管理制度不完善，签订项目合同往往漏洞繁多，这又间接增加了投资风险。同时，有些企业缺乏长期的战略眼光，只为获得当前的既得利益，采取相对高成本和相对低效益的项目开发策略，这种做法不但可能导致预期效益难以实现，而且可能有项目亏损的后果。

2.融资风险

我国国际工程承包企业大多为大规模的集团企业，承揽的工程项目数额大、成本高、需要大额的资金的支持，然而在投融资领域，我国企业才刚刚起步，市场不够活跃，政府的相关政策也不完善，因此融资难度极大。虽然近些年来，我国企业在融资方式与融资渠道上有多层次的进展，但与其他发达国家的成熟企业相比，依然有诸多不足，仍然存在着融资渠道单一，民间资本难以介入，过度依赖银行等问题。这就使得企业资产负债表率增大，进而增加企业的财务风险。

（四）工程项目中的相关因素

1.投标报价风险

在工程项目投标阶段，承包方与发包方都面临诸多不确定情况，在项目初始决策阶段的只能进行工程量的估算和概预算，施工图设计还不完善，而工程量估算的结果往往与未来的实际结果不一致，甚至相去甚远。如果承包商在投标前对工程所在地的相关情况了解不足或没有进行科学合理的工程概算，将导致报价出现疏漏而承担成本增加的风险。

2.资金链断裂风险

随着EPC承包模式逐渐成为主流，承包项目规模不断扩大，承包商不但需要有设计、采购、施工及咨询的全方位能力，同时需要雄厚的资金基础。在这种形式下，业主一般要求总承包商带资承建，一旦发包方不能按时支付工程款或在施工过程中发生工程变更而双方不能就工程量和工程价款达成一致意见时，承包方与业主都会面临不同程度的工期风险和资金风险，尤其对于承包商来说，工程款项往往数额巨大，为了保证工期往往还需继续垫付资金进行工程建设，这对其财务风险管理能力和融资能力都是不小的考验。

3.分包商违约风险

许多总承包商在承揽一个工程项目之后将部分标段分包给专业分包商。部分分包商为了中标而恶意报出低价，而在中标之后则以各种手段寻求工程变更，进而提高工程价款，从而攫取利益。如果总承包商不能妥善处理这类问题，工程可能出现工期延误、工程质量差甚至违约的风险。

（五）人力资源因素

随着我国企业不断走向国际市场，业务范围与业务规模不断扩大，企业急需懂技术、懂管理并擅长外语交流的综合型人才，而人才的缺乏与日益扩大的企业规模不匹配，这就使得很多企业在投融资、工程项目管理、战略管理风诸多方面表现得心有余而力不足。而人才是诸多企业资源中最重要的因素，所有的企业经营内容都由人来完成，如果相关业务领域的人员素质不高，将直接影响业务完成的质量，甚至给企业带来财务风险。我国国际工程承包企业的财务风险管理刚刚起步，大多企业还未把财务管理提升到战略高度，财务管理往往处于被忽视的位置，这就使得本就基础薄弱的财务管理环节存在更多的风险。在现实的工作中，财务管理人员以及上级领导缺少风险管理意识是致使企业遭遇财务风险的关键原因。只有首先将财务风险管理提高到战略高度，积极地培养有前瞻能力的财务管理人才，从而建立起有实力的财务管理团队，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前管理效率低和失误频发的局面。

三、中国国际工程承包企业财务风险控制措施

前文从五个方面阐述了中国国际工程承包企业可能遇到的各方面风险，针对上述主要风险，我国企业可采取以下应对措施。

（一）完善企业内部财务相关管理机制

1.建立企业风险预测机制

企业面临的一切风险首先诱发于外部环境的变动。因此，企业对外部环境的观察与预测尤为重要，是否能准确把握当前乃至未来的市场发展方向以及预测企业风险和可能的市场机遇是企业能否应对危机并保持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环节。对于国际工程承包企业来说，就要透彻地掌握工程所在国的政治环境、法律制度、人文环境，了解当前最先进的技术水平，熟知最成熟的企业管理与项目管理方法。只有有效地预测了风险，才能相应地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2.完善企业财务管理机制

财务管理机制是企业管理机制的基本环节和重要环节。要做好企业的财务风险管理，首先要夯实企业的财务管理制度，从而提高企业的财务管理实力，以便在风险来临时从容应对。对于我国企业来说，应首先强化财务管理意识，规范财务管理制度，细化财务管理流程，明确财务管理中的相关责任，进而在井然有序的财务管理流程中继续构建财务的战略管理能力。

（二）加强企业融资能力，完善企业投融资机制

我国企业应加强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联系，通过增强企业的获利、偿债、履约、经营、发展等一系列综合能力来提高信用等级，并通过良好的声誉不断拓宽融资渠道。同时，要深入研究金融政策，在最大程度上利用政策支持，科学合理地制定融资计划，控制资金流速，结合合同管理有效地进行资金使用、资金结算和资金回收等。

（三）加强企业人才培养机制，提高整体人员素质

第4篇：工程保险论文范文

随着“基因检测”技术越来越多地投入临床应用，一个现实问题令人担忧：就是商业保险公司在承保健康保险和人寿保险时，要求投保人提供“基因检测”结果，并将这种基因信息作为评估投保人未来健康状况的依据；对于那些带有“不良”基因的人，保险公司将大幅提高保费，使其无力支付，或干脆拒绝予以承保，以降低未来赔付的机率，形成以基因信息为基础的所谓“基因歧视”（geneticdiscrimination）.[1]在英国，一项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2167名具有某种基因缺陷的保险申请人中，34%在申请保险时遇到了问题，其中4817%被保险公司拒绝承保，4116%被收取了高额保费，4112%被要求进行本来不必要做的体检，2815%遇到了其他问题。而未被保险公司获知有基因缺陷的保险申请人中，遇到问题的只有5%，其中只有4%的人支付了高额保费，只有1%的人被拒绝承保。[2]在美国，一个有20年安全驾驶记录的人突然失去了汽车保险，因为保险公司发现他具有一种影响他肌肉的基因。[3]澳大利亚的一项调查也发现，在105名向保险公司披露“基因检测”结果的投保人之中，有32人被要求支付高额保费，有12人被要求进行进一步的检测，有15人被拒绝承保。其比例远大于那些没有接受过“基因检测”的人。[4]尽管目前保险中的“基因歧视”事件绝对数量并不多，但对保险公司在未来可能会经常使用基因信息进行“基因歧视”的忧虑，却从一开始就引起了社会极大的共鸣。[5]保险中“基因歧视”现象成为各国所共同关心的课题。西方国家也已通过了为数不少的反“基因歧视”的立法。然而，保险公司对这些法律表示强烈不满，各国学者正就是否应当立法制止保险中的“基因歧视”，以及如何立法方面展开激烈的辩论，目前尚远未得出一致结论……中国是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唯一发展中国家。基因科技近年来在我国得到迅速发展，我国自行研制的用于“基因检测”的“基因芯片”不久将投入临床应用。[6]可以预见，当前已经在西方国家发生的“基因歧视”必然也会在我国出现。而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尚在建立之中，全国能够享受公费和疾病补助的人所占比例不足全国人口的15%，[7]而且社会医疗保险只能支付一定限额之下的医疗费用。大多数人必然会寻求商业健康保险作为补充。同时，市场经济给人们带来的不安定感也会激发人们对商业人寿保险的需求。商业健康保险和人寿保险在保障我国人民获得医疗服务和安定生活方面的作用将大大增强。而“基因歧视”可能在未来发生在我国的保险行业，对投保人的利益造成影响。因此，研究保险中“基因歧视”对我国具有现实意义。

二、现行立法的失误：违背保险法的公平精神和最大诚信原则

目前，已有5个欧洲国家和美国的20多个州通过了禁止或限制保险公司在承保过程中使用基因信息的立法。其立法的初衷自然是为了保护那些具有基因缺陷的人，使他们能以可以承受的保费获得商业性健康保险和人寿保险。但是，仔细分析许多立法的内容却不难发现，它们与传统保险法所一直遵循的公平精神和最大诚信原则是相悖的。

“公平”是保险法的基本精神。“公平”的基本要求是风险和保费相适应。保费既不能过低，导致保险人无力支付索赔；也不能过高，使投保者望而却步。为此保险人必须较为准确地计算风险发生的概率和损失率。这意味着保险人还要做到对相同的风险单位应当采用相同的保险费率；不同的风险单位应采用不同的保险费率。[8]对于发生概率极高的“劣质风险”，保险公司可以拒绝承保。这样，对于具有不同风险的被保险人也才是公平的。这就是保险学中的“保费负担公平原则”和“风险选择原则”。[9]因此，“区别对待”是商业保险的应有之义。

也正因为如此，一些国家的反歧视法明确规定商业保险中的“歧视”不构成“非法歧视”。例如，澳大利亚1992年《（反）残疾人歧视法》（DisabilityDiscriminationAct）在规定了禁止歧视残疾人的一般原则之后，又专门规定，在提供人寿保险、意外事故保险和其他保险时“歧视”残疾人“不是非法行为”，但条件是这种“歧视”必须以实际的统计数据为基础，或在缺乏实际统计数据时根据其他相关因素合理地做出“歧视决定”。[10]这就意味着如果统计数据表明某种残疾确实会导致残疾人过早死亡或发病率提高，则保险公司对残疾人提高保费或拒绝承保并不构成法律所禁止的歧视行为。

要做到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以及在被保险人之间的这种公平，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保险人能够获得与风险有关的一切信息。只有充分掌握影响风险发生和风险大小的各类信息，保险人才有可能对风险发生概率和损失率进行较为准确的计算，并在此基础上对风险进行分类定级，适用不同的费率。然而，这些为计算风险所需的信息却完全掌握在投保人手中，除非其予以披露，保险人无从知晓。为了维护保险的公平精神，投保人在投保时，必须诚实信用，向保险人如实披露与风险有关的情况。这在保险法上被称为“最大诚信原则”。虽然各国对披露范围的规定有所不同，但均要求投保人如实回答保险人有关风险情况的询问。[11]如果投保人隐瞒或虚构了对于保险人决定是否承保具有关键作用的风险情况，会直接导致合同法上的后果：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或不支付约定的保费。因此，在投保健康险和人寿险时，投保人必须向保险公司如实陈述有关自己健康风险的情况，包括年龄、疾病情况、过去的病史等。而保险公司的精算师则需要根据过去具有不同健康状况的投保人的索赔记录，将每个人的健康风险转化成以数字表示的索赔率，以此制定保费标准。如果保险公司认为投保人的健康风险大于正常情况，就会按照增加的风险程度相应地提高保费；当保险公司认为投保人的健康风险大到无法接受的程度（如几乎可以百分之百地断定必然患上需要巨额赔付的重大疾病），则有可能拒绝承保，或将这种风险导致的保险事件列入“除外条款”，即在其发生时不承担赔付责任。正因为如此，投保人如实披露信息对于保险公司决定是否承保和收取保费数额是非常关键的。

虽然许多基因信息并不能科学地反映一个人未来的风险状况。但确有部分基因信息能够准确地预测某人必然在未来患上某种疾病，或是有较大的患病可能性。西方人群中较常见的“舞蹈症基因”是这种情况的典型代表。具有“舞蹈症基因”的人最终会患上“舞蹈症”这种绝症而死亡。在这种情况下，就风险评估而言，“舞蹈症基因”的基因检测结果与艾滋病病毒检测结果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区别。按照欧洲《关于人权与生物医学的公约》以及比利时、挪威、奥地利等国和大多数美国各州的立法，保险公司被禁止使用这一类型的基因信息来评估投保人未来的健康风险。投保人即使明知自己有这种基因，也不必如实向保险公司披露。这种立法必然导致商业保险机制所一直遵循的、并为各国保险法所一致承认的基本原则-按照投保人风险大小收取保费的公平精神被打破，从而导致两个方面的后果：

一是对保险公司不公平。由于保险公司不能客观地评估投保人的健康风险，其收取的保费必然低于按风险状况应当收取的数额。仍以“舞蹈症基因”为例，任何一家商业保险公司如果被告之投保人具有“舞蹈症基因”，绝不会以普通保费承保其健康险和人寿险，因为普通保费不足以反映投保人巨大的风险状况。而一旦法律强行禁止保险公司根据基因信息决定是否承保和保费数额，商业保险公司就不得不以普通保费承保，这对保险公司而言显然是不公平的。在保险公司尚不知道投保人具有“舞蹈症基因”这一情况，而投保人自己知道的情况下，如果法律规定保险公司不得询问和索取投保人的基因信息（如奥地利立法规定），则投保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会多购买保险，从而形成“逆向选择”。

二是对其他具有同等健康风险，但不具有基因缺陷的投保人不公平。一个被查出有“舞蹈症基因”的人与一个携带艾滋病病毒的人具有同等的健康风险，因为“舞蹈症基因”和艾滋病病毒都预示着他们在未来若干年内会因绝症死亡。然而，根据目前大多数立法，保险公司不得以投保人具有“舞蹈症基因”而拒绝承保或提高保费，因此具有“舞蹈症基因”的人仅支付普通保费就可以获得保险。然而，没有法律规定保险公司不得进行“艾滋病歧视”，保险公司因此可以合法地根据某人艾滋病检查呈阳性这一信息认定其健康风险极大，而拒绝承保或收取高额费。在后一种情况下，具有艾滋病病毒的被保险人实际上是用高额保费补贴了具有“舞蹈症基因”的被保险人。如果有较多数量的、已经知道自己具有基因缺陷的人进行投保，而保险公司又被禁止询问他们的基因情况，保险公司为了避免遭受“逆向选择”带来的损失，必然会普遍提高保费。这样，承保具有基因风险的被保险人的成本，实际上被转嫁到了其他被保险人身上。因此，法律在力图消灭一种歧视的同时，又人为地创造了新的“歧视”-对不具有基因缺陷的投保人的“歧视”。

有的学者提出，基因疾病与普通疾病有所不同。普通疾病多与人的生活方式或自主行为有关，是人可以控制的。与此相反的观点是，基因完全是天生的，在人的行为控制领域之外。个人可以戒烟或改变饮食习惯，却无法改变自己的基因。按照通常的伦理准则，人是不应当为自己无力控制和改变的东西遭受惩罚的。而保险公司依据基因信息这种投保人无法控制的因素提高保费是不合理的。[12]而且，由于基因特征会遗传，具有基因缺陷的人下一代也可能具有同样的基因缺陷，又将被迫支付高额保费，或无法获得保险。这显然是不公平的。[13]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然而放在商业人寿保险和健康保险机制中去考察，却是难以成立的。如上所述，商业保险遵循公平精神。具体体现为保费应与风险的发生概率和损失率相适应。换言之，风险大小是确定保费多少的唯一因素。至于风险发生的原因是人为活动的结果还是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与保险公司评估风险大小并无关系。此外，从实践来看，基因疾病以外的许多普通疾病也并不是由人的自主行为或生活方式造成的。如空气污染、被动吸烟、意外伤害等超出个人控制能力的因素均可以导致疾病。即使在基因科技发展起来之前，商业健康和人寿保险公司依然会要求投保人披露这些疾病情况作为评估风险的依据，而绝不会过问或考虑得病的原因。

有的学者还认为，唯有禁止保险公司使用基因信息才能维持社会正义，防止出现“基因无产阶级”；[14]以“基因检测”结果作为承保的依据还会使那些最需要保险的人无法得到保险。通过对少数人的歧视，而使大多数人享受较低的保费是一种“社会性的不负责任的行为”。[15]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难以自圆其说。如果承认商业保险市场有存在必要，商业保险机制就应当得以维护。禁止保险公司使用那些能够准确预测未来风险的基因信息是违背商业保险机制的。如前所述，它的必然结果就是导致具有非基因风险的投保人对具有基因风险的投保人进行补贴，这是违反公平精神的。而且，这些学者的理由完全可以被用来支持禁止保险公司使用其他任何类型的医疗信息。患有肝炎、胆结石、肺炎等其他疾病而被迫支付高额保费的人可以说“肝炎歧视”造成了“肝炎无产阶级”、“胆结石歧视”造成了“胆结石无产阶级”、“肺炎歧视”造成了“肺炎无产阶级”？？。那些已经患有严重疾病的人应当比仅具有基因缺陷，但尚未实际患上疾病的人更需要保险来支付医疗费用，然而他们却难以获得和健康人相同的低廉保费。[16]这样所有的商业性保险行为都是“社会性的不负责的行为”了。而要解决这种内在矛盾的唯一方法，就是彻底废除商业保险机制，由非市场性的社会保险体制来承保一切种类的风险。而这种选择显然是不现实的。

三、立法的任务：防止对基因信息的不科学使用

那么，“基因歧视”是否就是完全合理的，不需要任何立法来应对呢？首先需要思考的一个现象是：保险公司对具有不同健康风险的投保者进行“区别对待”的情况早已有之。例如一个吸烟者和不吸烟者缴纳的保费就会不同。那么，为什么社会公众对保险公司使用基因信息评估健康风险这种新出现的“区别对待”形式会有如此巨大的强烈反应呢？笔者认为，这固然与人们担心自己具有基因缺陷、无力购买保险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基因信息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导致保险公司滥用、误用基因信息对健康风险做出错误评估的可能性极大。

基因信息与其他普通医疗信息的根本区别在于：它反映的不是一个人过去或现在的疾病或身体状况，而是“预示”未来的健康情况。换言之，投保人即使具有基因缺陷，在申请保险时身体却可能完全健康，过去也没有得过较大疾病。更重要的是，基因与疾病的关系绝非病毒和疾病的关系那样确定和明显。迄今为止，只有少数基因疾病被证明是由单独一种基因缺陷直接引起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基因疾病发生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往往是基因缺陷与环境、饮食和生活习惯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哮喘、癫痫、精神分裂症，以及部分关节炎、肺气肿和癌症等常见疾病就是如此。[17]即使基因检测揭示一个人具有与某种疾病有关系的基因缺陷，也并不能说明此人一定会患上这种基因疾病，而只是反映了此人对这种基因疾病具有一种先天性的“倾向性”。例如，研究发现：如果控制胆固醇的基因具有缺陷，一个人得冠心病的可能性就比其他人大。但是，精神紧张、肥胖、抽烟和缺乏锻炼等因素却是决定具有这种基因缺陷的人是否会得冠心病的关键性因素。②因此通过基因检测发现一个人具有这种基因缺陷，虽然具有提醒被检测者注意保持良好生活方式的作用，却很难准确预测他是否会在未来患上冠心病的可能性。由于现代基因科技起步时间并不长，对于大多数基因缺陷，目前甚至无法科学地预测它们转化为实际基因疾病的概率。由于对临床病例的研究也才刚刚起步，因此也缺乏具有说服力的统计资料来计算这一概率。“澳大利亚人类基因协会”为此指出：当前对于大多数“基因检测”而言，还缺乏足够的科学数据使其能够作为可靠的风险评估依据。[[18]

在前文引所述的英国学者所做的有关人寿保险公司进行“基因歧视”的调查报告中，研究者调查了三种根本不可能具有“基因风险”的保险申请人：“隐性”基因缺陷携带者、亲属具有基因缺陷，但本人没有这种基因缺陷的人，以及孩子被查出有基因疾病，但本人没有基因缺陷的人。这三种人要么本人根本没有基因缺陷，要么所具有的缺陷基因为隐性基因，终身不会影响本人身体健康，因此都不可能构成保险意义上的特殊健康风险。按照保险公司所称的公平原则，他们不会被收取高额保费或被拒绝承保。然而调查结果却恰恰相反。在543名属于上述三类不可能具有“基因风险”的投保人之中，有71人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占13%，其比例远远大于一般投保人遇到问题的比例-5%.其中有25人被拒绝承保，有33人被收取了高额保费。[19]显然，这71人遭到了不公平的“基因歧视”。说它“不公平”，是因为它没有建立在保险公司声称的保费与风险相一致的公平原则上。这充分说明基于基因信息的复杂性，保险公司极有可能在不能正确解读基因信息的情况下，错误地评估投保人的健康风险，从而形成不公平的“基因歧视”。

因此，立法的任务，并不是禁止保险公司使用那些能够准确反映投保人健康风险的基因信息，而是防止保险公司不科学地使用基因信息，以致于错误地判断投保人的健康风险、不公平地收取过高的保费。

四、对我国未来立法的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建议我国未来的立法遵循一个基本原则：只有在某种基因缺陷必然能够导致某种疾病，或是能够预测投保人很有可能患上这种疾病，而且这种可能性，已经被医疗统计数据所证实、能够用以计算风险发生概率的情况下，保险公司才能要求投保人披露这种基因信息，并用于进行风险评估。因为只有这样，基因缺陷的存在才能够反映投保人的健康风险，保险公司据此评估投保人的健康风险并收取相应的保费才符合公平精神。

那么，法律应当如何确保以上原则得以实行呢？立法者在试图将它转化为具体立法时，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如何判断某种基因缺陷已被“科学证据和统计数据证明能够预测风险”？这个标准谁由来制定？第二、如何判断保险公司使用了与未来风险无关的基因信息？

对于第一个问题，是否能够允许商业保险公司自己来决定哪些基因信息能够科学地预测风险？商业健康保险和人寿保险公司百余年来都是自己单独，或通过行业协会制定标准、决定使用何种医疗信息的。那么，这一自律性质的做法是否也应在基因科技时代继续得到延续呢？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过去保险公司自行制定的标准之所以能够为社会所接受，是因为在“前基因科技时代”，保险公司用以判断投保人风险的依据只有普通医疗信息，而这些医疗信息绝大多数都是有关于投保人过去和目前健康和疾病状况的。它们本身确实能够反映投保人的健康风险，是普通医疗信息自身的性质决定了保险公司从技术上不太可能制定出不公平的信息使用标准。然而，基因信息反映的并不是投保人过去和目前的健康和疾病状况，而是对某种疾病的“倾向性”。对于不同的基因缺陷，这种“倾向性”变成现实性的条件、可能和机率都不大相同。面对这种不确定性，保险公司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有可能尽量扩大使用基因信息的范围，将那些在科学上和统计上尚无确实证据证明与疾病有确定联系的基因缺陷也作为评估风险的因素。而且，要制定使用基因信息的标准，需要现代医学和基因科技的各种技术手段，以及相关领域的专家。保险业显然不具备这种条件。

因此，笔者认为，为了保证保险公司科学和公平地使用基因信息，这一标准应当由政府组织专门的委员会加以制定。这一委员会应当由医生、基因专家、保险公司代表和普通公众代表组成，其职责是根据基因医学研究成果、病例资料和最新发展，制定出一张保险公司可以使用的基因缺陷列表。列表中的基因缺陷已在科学上和统计上被证明必然导致某种疾病或能够较准确地说明患病率。列表应当根据基因科技的发展而不断更新，可以加入新的基因缺陷，也可能删除过去被认为与疾病有确定联系，但后来被证实联系性不大的基因缺陷。保险公司应当只被允许使用列表中的基因缺陷进行风险评估。

对于第二个问题，即如何判断保险公司使用了与未来风险无关的基因信息，实际上是一个程序法上的问题。如果保险公司运用“安全策略”，在某种基因缺陷与疾病之间的关系尚未得到证明的情况下，就以投保人具有这种基因缺陷为根据提高保费或拒绝承保，就违反了公平精神。在澳大利亚等国，由于相关反歧视法中明确规定承保决定必须以实际统计数据为根据，投保人可以。直接以保险

公司违反反歧视法为由。而在其他国家，投保人也可以根据一般的侵权法提讼。然而，根据侵权法和诉讼法原理，被侵权人-投保人应当负责举证证明保险公司的歧视是建立在误用基因信息基础上的。然而，投保人要履行这一举证责任却非常困难。因为保险公司的风险评估和决策过程完全不为投保人所知。投保人很难知道保险公司是否从其医疗记录和其他渠道获得了自己的基因信息，更难以提供证据证明特定的基因缺陷与疾病之间缺乏确定的联系、不足以使保险公司合理地根据这种基因缺陷评估风险。

因此，从保护投保人利益的角度出发，需要有一系列制度安排来确保保险公司只使用由专门委员许可的基因信息进行承保。首先，保险公司在做出提高保费或拒绝承保的决定时，应当有义务向投保人说明原因，使投保人充分知情。这样一方面可以提高保险公司决定的透明度，增加公众对保险公司依法承保的信心，但更重要的是让投保人能够监督保险公司的决定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如果投保人发现保险公司表面上是以其他理由做出不利于自己的决定，而真正原因是自己具有某种基因缺陷，投保人就可以从法律上质疑保险公司的决定。笔者认为，我国未来的立法应当规定信息披露的原则，而保险业的自治组织或监管机构应当制定信息披露的标准，以真正保证投保人的知情权。例如，保险公司的说明不能过于专业化，应当让一般公众能够理解；同时也不能过于简单，使投保人无从知晓保险公司决定的真正依据。其次，应当规定“举证责任倒置”，即由保险公司举证证明自己是使用规定的信息进行风险评估的。保险公司应证明：投保人具有某种基因缺陷，而且这种作为承保决定根据的基因缺陷是专门委员会许可使用的。如果保险公司无法举出这样的证据，只能推定不利于投保人的决定缺乏合法依据。最后，赋予上述制定标准的专门委员会以调查权也是十分必要的。与基因有关的承保过程有着极强的专业性，涉及复杂的基因知识。如果完全依赖民事诉讼、由法院解决，会在实际中造成诸多困难，而且诉讼时间可能会拖得较长。而由专业人士组成的专门业委员会对保险公司的承保决定是否有合理依据进行调查就会容易得多。因此，可以考虑赋予专门委员会以受理投保人投诉、进行调查和做出裁决的权力。保险公司如不服专业委员会的决定可以向法院提讼。这样的机制能够极大地便利投保人进行投诉，并通过对各种案例的裁决逐步发展起一套保险业必须遵循的标准。（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学院）

参考文献：

[1][2][3][4][5]MarkA.Hall，GeneticPrivacyLawsandPatients‘FearofDiscriminationbyHealthInsurers：theViewfromGeneticCounselors，JournalofLaw，MedicineandEthics，Vol.28p.245（2000）InstituteofActuariesofAustralia’ssubmissiontotheAustralianLawReformCommission（2001）KourtneyL.Pickens，Don‘tJudgeMebyMyGenes：ASurveyofFederalGeneticDiscriminationLegislation，TulsaLawJournal，Vol.34，161（1998）LawrenceLow，GeneticDiscriminationinLifeInsurance：EmpiricalEvidencefromaCrossSectionalSurveyofGeneticSupportGroupsintheUnitedKingdom，BritishMedicalJournal，Vol317，p.1632（1998）国外的健康保险分为医疗保险和残疾收入保险两类，承保由于疾病或意外事故所致的医疗费用和收入损失。其中医疗保险一般包括普通医疗保险、住院保险、手术保险和特种疾病保险等。但我国的健康保险范围较窄，只承保因疾病、分娩或因此残疾而导致的费用，并不包括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也不承保因疾病或意外伤害导致的收入损失。见刘冬姣：《人身保险》，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年版，第189～192页；张洪涛：《中国人身保险制度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年版，第41页。许谨良、魏巧琴：《人身保险原理和实务》，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7页。

[6][7][8][9][10]（Australia）DisabilityDiscriminationAct1992，Section24.张念：《保险学原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5～91页。庹国柱：《保险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1999版，第94页。张洪涛：《中国人身保险制度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年版，第41页。见“新浪网”转载“新华网”报导《上海基因芯片技术研究获得重要成果》，http：///o/2002-07-31/1231129301.shtml

[11]如《德国保险契约法》第16条规定：“要保人所知悉且对于危险承担系重要的情况，应于契约订立时通知保险人。对于保险契约或其约定内容订立的决定产生影响的危险情况系重要者，经保险人明确地以书面询问的情况，若有疑义时，视为重要者。”

第5篇：工程保险论文范文

1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帐户的管理现状与出现的问题

1.1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帐户的管理现状

1.1.1个人帐户记入金额除个人自己缴费的2%外,再从单位缴费中划拨一部分,单位缴费剩余部分用于建立医保统筹基金,而统筹基金的筹资水平又关系到报销比例多少问题。这就是说,单位缴费划入个人帐户的钱与统筹基金报销比例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个人帐户划入比例增大就会削弱统筹基金的共济保障作用。以张家口市直医保为例,为解决统筹基金不足,在2006年就将个人帐户划入比例统一下调了0.5个百分点,个人帐户划入比例变为2.4%—2.8%;

1.1.2个人帐户记入金额以个人自己缴费的2%为主,长期以来有相当一部分人的个人帐户出现较大结余,而另一部分人,尤其老年人和患慢特病人员个人帐户上的资金很少,入不敷出。有钱的人不看病,没钱的人看不起病,个人帐户对支付门诊费用起不了什么作用,造成了事实上的不平等,更加重了职工对医保制度的不理解;

1.1.3近几年以来,关于医保卡刷买日用品的问题屡见报端,用医保卡换现金的情况也屡见不鲜,虽然社保部门严格禁止刷医保卡购买日用品,但一些医保定点药店仍然变着花样打医保卡的主意,骗保行为依然我行我素。这显然都是个人帐户惹的祸,不仅没有抵制医院的医疗费增长,而且还造成个人帐户的更大浪费。而有的地方采取的开放式管理方式,“取消医保对个人帐户的限制,将个人帐户资金放在参保人员个人名义开设的存折里,参保人员上银行就能取出现金买药或看病”的方式,更与个人帐户的建立初衷相悖,个人帐户名存实亡。

1.2.2个人帐户里的沉淀资金越积越多,社保部门要像银行一样,不仅为职工建立个人帐户信息,更要保证个人帐户资金安全准确,不能出错。这就要求社保部门要建立先进的计算机网络信息系统进行实时管理,做好医保数据的异地存储备份,定期对设备进行维护、更新,对软件进行优化、升级,这就会发生相当高的管理成本。2007年9月西安市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曾发生过网络系统问题,导致部分职工医保卡个人帐户资金丢失或增加,给当地参保职工带来不小的恐慌;

1.2.3社保部门医保信息系统与定点医院收费系统需要通过接口软件进行数据交换,医院须设立医保专用窗口。使用医保卡在定点医院门诊交费,其实是通过IC卡读卡器“读出医保卡个人信息数据送往医保系统确认,医保系统返回个人基本信息,医院收费系统据此进行收费;医院收费系统需将收费明细项目、金额传送给医保系统,医保系统根据医保政策及病人的基本信息,计算出个人帐户支付金额、个人现金支付金额等数据,并将其返回给医院收费系统,医院收费系统据此打印发票并写入医保卡”的数据读写过程,而这个数据处理过程,势必延长医院收费系统的打印发票时间,容易引起病号排长队等候交费,造成参保人看病难的情况发生;

1.2.4医保卡个人帐户的设立直接导致医保定点药店的产生。药店竞争本来就比较激烈,利润又比较低,为了争取到定点药店的资格,每个药店需要先配备好系统、微机、打印机及网络费、材料费等,白增加六七千元的负担,所以只好想方设法从医保卡上牟利了,出现主动配合医保卡持有人变相销售生活用品、保健用品、医保卡换现金等情况,而医保部门对他们的监管又力不从心。

1.2.5个人帐户里的资金归职工个人所有,这就要求参保职工须加强对自己医保卡的管理,防范医保卡个人帐户被冒用。然而在现实使用过程中,给医保卡设置密码以后,会遇到很多问题,比如延长了患者在医院的交费等候时间;而密码遗忘则须出示身份证到医保中心办理密码更改手续,这势必又会影响患者及时就医就诊问题。而大部分老年群体以及突发疾病等人群为使用医保卡方便,干脆不设置密码,这大大增加了医保卡遗失后个人帐户被人冒用的风险。

2针对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帐户存在问题的对策与建议

实践证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帐户的管理现状已经与建立初衷相悖。权衡利弊,针对暴露出的问题,在不增加企业和个人负担的情况下,笔者建议取消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帐户设置。而取消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帐户设置的对策,可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好处:

(1)职工个人不缴费或发放现金,不仅有利于增强个人医疗消费约束意识,减少医疗资源的浪费;更有利于个人进行了多元化理财,确保个人资产保值增值,从而承担起个人的养老和医疗问题;

(2)若实施单建统筹基金不降低单位缴费比例,单位缴费全部进入社会统筹基金,用于医疗保险住院病人和门诊慢特病患者的报销补助,更能体现统筹基金的共济保障作用;而若降低单位缴费比例,则可降低企业社保费用支出,提高企业的参保积极性。张家口市直医保对困难企业就实行单建统筹基金政策,单位缴费比例由实行统帐结合的6.5%下调为4%,大大提高了困难企业的参保率,体现了社会保险的广覆盖原则;

(3)一座中等城市一般要设立一二十所定点医院和近百所定点药店,取消个人帐户后就不用再设立定点药店,社保部门则可将有限的人力物力全部用于定点医院的监管上,提高定点医院服务质量,更好地为参保职工服务;

(4)社保部门可以清除医保信息系统中大量个人帐户充值和消费记录,提高医保信息系统运转效率;定点医院取消医保卡门诊刷卡程序,可以大大提高定点医院收费系统运行效率。这样可以缓解一下当前医、患、保三者的对立矛盾。

第6篇：工程保险论文范文

(1)机械化程度高。乳化炸药现场混装车装药与其它装药方式相比较，操作简单，机械化程度高，现场使用混装车提供的动力装药，大大减少人工劳动强度。

(2)可靠的安全性。与传统人工装药相比较，由于装在混装车罐体内的乳胶基质在和敏化剂混合前不具备雷管感度，普通雷管无法引爆，所以使装药现场的安全性大大提高，具有可靠的安全性。

(3)装药效率高。大直径炮孔100~240kg/min，中小直径炮孔15~160kg/min，因而缩短炮孔装药及填塞时间,提高爆破作业效率。在台阶爆破中还可实行预装药，减少爆破次数，提高安全性，增加钻机、铲装机械的作业时间，提高产能。

(4)与包装产品不同，散装产品的炮孔装填流畅均匀，不会发生像手工装药那样药卷卡孔现象，减少殉爆风险，能保证爆轰波的稳定传爆。

(5)爆破效果好。炸药各组份的比例实现了智能化控制，比例非常准确，实现了孔底装药，炸药和炮孔的耦合性好，提高了装药密度，并且在同一炮孔内可装填不同密度、不同种类的炸药，使炸药能量得以充分发挥，降低了大块率，克服了根底，爆破效果令人满意。

(6)特别适用于水孔。在水孔装药中装填效果好，因装药最初从孔底开始，有效的将水孔中的水排出，能按爆破设计要求保证装药到位，提高了爆破效果。

(7)装药量误差小。采用计算机技术，计量精确度大幅提高。

二注意事项

由于爆破作业其他工序技术相对成熟和使用时间长，各工种人员掌握程度良好，现对乳化炸药现场混装车提出几点注意事项：

(1)操作人员应熟练掌握混装炸药车的各种操作程序，并经培训合格后持证上岗。

(2)每次出车前，对车辆各主要部件要进行检查和维护，各部件必须运转正常，并配齐消防器具，一切正常后方可出车。

(3)上料前检查各料仓容器是否干净，不得混有其它杂物。

(4)定期清洗各系统的过滤器，检查输送料管是否畅通，往车上上料时，不得超过指定的物料量，并使三个料仓的料比例相当。

(5)上料完毕后，对计量控制系统要按配方分别进行标定至合格。

(6)混装车开往施工现场时，车上应有明显标志，要有专人押车，不允许无关人员乘坐。

(7)混装车到达施工现场时，首先应与现场爆破指挥人员取得联系，确定好停车位置。

(8)混装车在爆破现场作业时，必须听从现场负责人的统一指挥，行走对位时不准压、刮、碰坏现场爆破器材。

(9)输药管要对准炮孔，并注意炸药质量，发现异常时要及时进行调整，同时保证装药量的准确性。

(10)装药过程中，如果发现螺旋堵塞或添加泵停转时，应及时停止装药，待处理完毕后再进行装药。

(11)装药结束后，把输药管中剩余药以补药的方式吹入最后一个炮孔中并把车上的残药用干的工具清理干净；关闭所有开关、阀门，最后将装药车开离施工爆破现场。

(12)装药车行驶速度:能见度好时不超过40km/h；扬尘、起雾、等能见度低时应在确保安全前提下控制速度，一般情况下车速减半；两车之间行车距离：在平坦的道路不宜小于50m，上山或下山不宜于200m。

三应用案例

河南舞钢经山寺露天铁矿采矿工程本工程位于河南省舞钢市和页县境内，距舞钢市15公里，矿区均有准轨铁路和高等级公路相通，交通十分便利。矿区面积6.31km2，矿石核定储量19712万吨。矿区开采C14、C13、C12矿层组，可采矿体走向为东西，走向长度1200m。业主单位实行规模开采，合理开发，充分利用资源和保护矿产资源，最终形成采选总规模300万吨/年。本程是个负挖爆破开采工程，地质条件十分复杂，矿石品位低、埋藏分布很不规则，要求开采出来的矿石级配非常严格，爆破开采难度很大。工程中的剥离、采矿工程均由我公司施工总承包，经过精心布置，科学规划剥离区域和水平，采用先进的中深孔爆破技术，使用现场乳化炸药混装车装药，爆破方量和经济效益大大提高，取得合理的采剥比，满足了业主矿产供应量，获得了业主方的高度好评。

四效益分析

混装车制乳化炸药不需要包装，乳胶生产和现场装药作业生产只需6人，比使用成品2#岩石乳化炸药减少16人，按每人每吨人工费6元计算，混装车制乳化炸药降低了生产成本96元，而且混装车制乳化炸药较2#岩石乳化炸药节省包装材料(如Ф90规格每吨节约417.70元，Ф110规格每吨节约396.06元)，按每年生产1000吨混装车制乳化炸药，平均每吨节省406.88元，一年可新增利润40.688万元；现场装药车装药速率为50~240kg/min，装药效率大幅度提高；应用混装药车后，爆破孔网参数得到进一步优化，如某硫铁矿中深孔爆破中原来的孔网参数8.5×4.5m优化为10.0×5.0m(其中爆破台阶高度15m，炮孔直径150mm)，爆破开采每立方米矿岩穿孔成本由原来的0.95元降低到0.71元，按其年产200万立方米矿计，年节约穿孔成本48万元。同时是全耦合装药，与使用成品乳化炸药(直径140mm的炮孔装直径110mm的药卷)不耦合装药相比，增大了装药密度，炸药单位体积威力大，提高了炸药的能量利用率，爆破块度合理，有利于挖装和机械破碎。

五结论

(1)乳化炸药现场混装车在中深孔台阶爆破工程中，具安全、高效、环保等优点，应用前景广泛。

(2)每次爆破前，技术人员要准确计算当天炸药总量，及时与混装车人员沟通联系，准备好相应量半成品材料，确保不浪费；检查所有钻孔深度，是否符合设计方案参数，不合格者要求重新加深或回填，同时准确计算每孔装药量，告知混装车现场操作人员，要求他们心中有数，不得超过计算药量，避免出现因孔内存在裂隙或溶洞超量装药，而发生爆破意外事故。现场工程技术人员做好监督装药工作。

第7篇：工程保险论文范文

[关键词]外来务工人员 社会保险 维权意识 城乡二元结构体制

一、我国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社会保险存在的问题

1.参保人员的维权意识和参保意愿不强

笔者调查发现一个情况,尽管我国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收入不高,甚至其收入大多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但是他们对自己的“工作、收入、生活满意度”还是比较认可的(依据我国2009年国家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相关调查资料统计:约12%左右的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现状表示满意,80%左右的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现状认为还可以,仅有8%的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现状表示不满意)。结合这份调查报告笔者个人判断认为我国城市外来务工人员这种满意度的主要依据是相对于农村收入水平太低来决定的。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出来打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自身的经济收入,并且外来务工人员“平均年龄小、文化程度低”,这两个条件就限制了他们对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了解,加之我国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身份是城市边缘化的身份,并且其收入及自身思想观念让他们常常因为“怕花钱、嫌麻烦”等原因,而对雇主“不与他们签订劳动合同、不为他们缴纳社会保险金”等一系列行为往往听之任之、忍耐克制。这就是导致参保人员的维权意识十分淡薄且参保意愿不强的主要原因。

2.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社会保险立法存在严重缺陷

依据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对此已经可以完全明确“享受社会保险是包括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在内的所有我国公民的合法权利”。但在实际工作中笔者发现我国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社会保险立法存在严重缺陷,包括“法律法规过于陈旧、立法级别较低、法律化程度低、覆盖面小”等等缺陷,并且由于一些社会保险立法相关工作严重滞后导致当外来务工人员社会保险利益受到侵害时,我国相关仲裁机构与人民法院基本处于无法可依的工作状态,总之,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社会保险立法已经不再能够适应我国社会经济生活得实际需要。此外,执法力度弱也是不可忽略的一个方面,在实际工作时,我国的社会保险政策执行监督机构与管理机构之间的关系纠缠不清,严重缺乏对“欠缴社会保险费行为、拖欠保险金行为、非法挪用与挤占保险金行为”等方面的制裁。

二、解决我国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社会保险问题的合理化建议

1.着力提高参保人员的维权意识和参保意愿

笔者个人认为在社会保险问题中政府无疑是起主导作用的,因此提高参保人员的维权意识和参保意愿首先就是要依靠政府加大相应的宣传与教育力度来实施培养的,在以往政府实施的“就业技能培训”主要是帮助城市外来务工人员提高就业能力、自身素质,最终提升其收入,对此笔者认为政府应该在“就业技能培训”的同时进行“法律常识讲座”,这是由于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参保意愿低的主要原因是“收入低与缺乏法律意识”,“就业技能培训”能够提升其收入,“法律常识讲座”则是在提升城市外来务工人员收入的基础上同时让他们法律意识得到增强,意识到自己的社会保障权益是能够受到法律的保护,这是他们的义务也是他们的权益,以往大多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在他们的社会保障权益受到侵害时并不知道如何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而政府通过让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参与法律知识讲座能够最大层面的去为其普及相关知识,增强他们的劳动保险维权意识。

2.健全政策法规,加大执法和监督力度

笔者认为要解决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社会保险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险政策,也就是转变我国社会保险立法滞后的现状,真正做到外来务工人员社会保险利益受到侵害时,我国相关仲裁机构与人民法院有法可依。对此,笔者个人结合个人工作经验认为我国应该具备“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与社会保险法”,对于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社会保险应该有着明确且完善的法律条文,包括“从法律上明确阐明外来务工人员社会保险的重要性”“明确国家、企业和个人在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社会保险问题上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制定统一规范的外来务工人员社会保险缴费标准和范围”等等方面,此外,还应该对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各种具体社会保险险种(如工伤、医疗、养老等)进行立法。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在完善的法律法规背景下让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能否的道有效地保护。在执行发面需要执法机关不受外部任何因素的干扰而变化且适当加大执法力度,保障城市外来务工人员权益的同时让侵犯外来务工人员劳动权益的单位和个人受到应有的惩罚。

3.深化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改革

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在我国有着一个专有名词“农民工”,这个尴尬的称谓让这个在特殊历史时期所特有的群体一直徘徊在城市的边缘。笔者认为只有真正让他们在城市里拥有城镇户籍、固定合法的住所、稳定可靠的生活保障,他们才能真正摆脱这一尴尬称谓与感受,他们的身份转变才能真正和职业相一致,他们的社会保险问题才能真正有保障。我国一直在实施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改革,只有当改革继续深化下去,当逐步实行统一的居民身份管理办法和户籍制度,我国的城市外来务工人员才能真正依靠政策争取个人的身份与各种福利待遇与城镇居民一致。此外,我国相关政府部门应该积极的去关注与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劳动权益相关问题纷争,通过加强监督对外来务工人员及相关用工单位的管理来维持规范的就业市场。劳动监察部门应该加大监察力度,认真规范的监察外来务工人员劳动合同的签订及社会保险办理情况,最大程度的消除就业歧视现象,尤其是对外来务工人员的行业进行重点监察,例如:建筑、餐饮,畅通劳动监察投诉与举报渠道,真正及时、严格处理投诉问题,对违规行为加大处罚力度。

第8篇：工程保险论文范文

[摘要]建设项目的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如何加强建设项目风险管理、降低工程造价、确保建设目标的实现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详细分析了建设项目实施各阶段中建设单位面临的主要风险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设单位的风险防范和抵御措施。

建设单位是工程项目的投资者,在项目建设中,建设单位面临着诸多风险,这些风险都有可能造成经济损失。本论文由整理提供然而,风险是客观存在的,要取得预期的投资效果,建设单位就要善于对风险进行分析,并针对建设项目实施各阶段可能出现的风险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和对策,避免、控制和转移风险,最大限度地减少建设项目目标值与实际值之间的偏离程度,控制资金投入的盲目性和资金浪费,从而起到降低工程造价的作用。

1.项目决策阶段的风险

1.1项目可行性研究不准确

项目可行性研究是建设项目前期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其质量直接影响着项目的投资决策水平。有些建设单位没有经过详细的调查和技术经济分析,在可行性研究报告中人为地压缩项目投资数额,夸大项目的经济效益。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其结果,要么导致在建项目实施过程中,因资金缺口严重而不得不停工缓建;要么在项目完工投产后,因经济效益差,资金不能及时回收,影响项目建设和经济效益,造成经济损失。

1.2建设单位行为不规范

建设单位的行为不规范主要表现在:违反基建程序,工程项目不报建;不遵循工程建设的客观规律,随意变更工程范围,提高工程标准,制定不合理工期;随意支解工程,非法分包等。这些不规范的行为,很可能导致投资难以控制和质量难以保证,而且一经发现,还面临着行政处罚和法律制裁的风险。

1.3设计基础资料不完整

建设单位提供的设计基础资料不完整,很可能造成设计不充分、设计错误或设计进度拖延。拿设计任务书来说,是设计依据的基本条件,目前许多设计任务书条款过于简单,可执行性差,不能为设计阶段提供基本和良好的设计环境,造成设计工作不应有的反复。另外,有些地质、环境资料与现场存在较大差异,导致设计错误,从而造成经济损失。

2.勘察设计阶段的风险

2.1设计单位职业责任

风险设计人员特定的职业要求其承担重大的职业责任风险,这种职业责任风险主要体现在:

(1)设计质量责任。设计质量不高、深度不够或施工设计图纸错、漏、碰、缺,都可能铸成重大责任事故,不仅影响工程质量,也导致工程变更增多,增加项目的投资,给承包商也带来诸多不利影响。

(2)投资控制责任。本论文由整理提供根据设计合同,设计单位应完成项目的设计概算,设计单位应对其完成的设计概算的准确性负责。如果工程实施后实际投资大幅度超出其概算,则造成投资浪费。

(3)设计进度责任。设计单位没有按照设计合同约定的时间完成设计任务,致使工程建设进度和交付使用的时间拖延以及费用的增加。

2.2设计单位和设计人员行为不规范设计单位和设计人员行为不规范主要表现在:采取行贿等非法手段获取设计任务;盲目竞争压价,导致设计粗制滥造;转卖资质,非法转包分包;设计人员不执行国家规范和强制性标准;设计人员向施工单位推荐关系单位的材料和设备;剽窃、抄袭其他设计单位的设计文件等。这些不规范的行为,都给工程质量留下隐患,给建设单位造成风险。

3.招投标阶段的风险

3.1承包商投标报价策略风险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建筑市场上,承包商为了承揽到工程项目,在投标报价时都会采取一些策略,如不平衡报价法、敞口报价法等。这些报价策略都加大了建设单位的管理压力和风险,一旦管理不当就可能会使整个项目蒙受较大的经济损失。

3.2合同风险

一方面,合同客观上就存在着风险,而且从合同条件规定来看,建设单位在合同中应承担的风险比承包商要多。另一方面,由于建设单位的主观原因,如审查不细、把关不严,致使某些合同条款不严谨或有漏洞,实施过程中又常常发生超出预见的情况,给承包商的索赔创造了机会,使工程实际造价远远高于合同价款,从而加大了建设单位的风险。

4.建设实施阶段的风险

4.1承包商(指定分包商)履约不力

承包商(指定分包商)履约不力是常见的。由于承包商(指定分包商)管理不到位、制度不健全、施工技术方案考虑不周等原因,导致出现工程质量低劣、工期滞后的情况,不仅加大工程开支,还会因项目推迟投入运营而影响投资效益,特别是涉及到人员安全事故,其损失和影响更是无法估量。

4.2监理工程师失职主要表现在:由于监理工程师业务水平低、责任心不强造成的过失,给工程造成损失;某些监理工程师缺乏应用的职业道德,如、拿原则做交易,使建设单位蒙受损失。

4.3材料(设备)供应商履约不力

由建设单位指定材料(设备)供应商或由建设单位自行采购时,一方面,由于有关部门对生产厂家缺乏统一、严格的管理,使得劣质建材(设备)充斥市场,严重损害工程质量;另一方面,材料(设备)供应商履约不力或违约、材料(设备)供应不及时,致使工程停工待料,由此导致工程质量差或工程延期,承包商不仅不承担责任,还会向建设单位进行索赔。

4.4异常气候和不可抗力风险

工程项目施工阶段易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异常恶劣的气候条件,会影响正常施工,增加工程投入。由不可抗力引起的风险,如地震、洪水等灾害虽然出现机会较低,但一旦出现,造成的危害是相当严重的.

5.建设单位的风险防范和抵御措施

5.1加强工程项目的前期评估和可行性研究

在进行工程项目的前期评估和可行性研究时,建设单位应组织有关专家或委托咨询公司,采取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对各种潜在风险发生的机率和可能性进行充分的分析和估量,制定出风险的防范和抵御措施,以使工程项目正常地运转。

5.2严格工程招投标制度,择优选择承包商、监理单位

建设项目实行招投标制度,是提高投资效益、确保工程质量和工期的重要措施。建设单位在招标过程中应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选择施工质量好、信誉高、工期较短、报价合理的承包商,不可片面追求低报价和短工期。选择监理单位时,则应侧重其业务能力、资质业绩等方面,利用监理工程师的业务技能、管理经验处理工程中存在的具体风险,以利于工程顺利的开展。

5.3认真编制合同文件,加强索赔管理

首先,合同条件要严谨,避免疏漏,不给承包商的索赔留有可乘之机。其次,要善于利用合同条款转移风险。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建设单位可以通过责任的明确划分,合理地将风险转移给其他各方。另外,建设单位也应加强索赔管理,包括预防和减少承包商的索赔、正确处理索赔以及建设单位的反索赔。其中,预防和减少索赔,加强反索赔是避免和减少建设单位经济损失的两项重要的措施。

5.4建立健全信用担保制度

(1)建立投标信用担保制度。投标担保是担保人为保障投标人正当从事投标活动而做出的一种承诺。当前宜采用银行保函、担保公司保证书和投标保证金等方式,具体可由招标人在招标文件中规定。

(2)建立履约信用担保制度。履约担保是担保人为保障建筑企业履行承包合同而做出的一种承诺。履约担保可以采用银行保函或担保公司担保书、履约保证金的方式。

5.5办理工程保险及专业责任保险

建设单位应及时办理工程保险或检查督促承包商的工程保险工作,以转移风险。另外,由于监理单位、设计单位的工作失误,本论文由整理提供造成的损失可能是巨大的,而他们的赔偿责任却很小,不足以弥补建设单位的损失。建设单位可以参照国际惯例,要求监理单位和设计单位购买专业责任保险,这样,监理单位和设计单位造成的损失则由保险公司负责赔偿。

6.结束语

建设单位应在项目实施各阶段中加强风险管理,做到事前充分预测和分析,事中积极讨论和调整,事后及时处理和总结,主动采取各种措施来避免、消除和转移风险,从而有效地减少项目建设中的风险费用,真正降低工程造价。

参考文献

[1]卢有杰,卢家仪.项目风险管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

[2]雷胜强.国际工程风险管理与保险[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

第9篇：工程保险论文范文

论文题目：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现状、问题与对策

一、文献综述

1.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现状研究述评

国外对农业保险从农业经济方面的理论研究自上世纪30代就已经开始。Wright和Hewitt(1994)发现，历史上尝试使用私人来承担农业保险多重险的尝试无一幸存。对于农业一切险和多重险的保险，基本上都由政府来直接或间接经营。1970年以后，运用经济理论在解释为什么会出现私人多重险和一切险保险市场的失灵问题时，理论界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讨论，首先，由于农业风险具有系统性风险的性质，其覆盖面和灾害深度较为严重，因此，保险很难克服这方面的困难。其次是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而讨论较多的主要是由于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所引起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KnightandCoble1997)。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表现在农业保险的参与率问题上，国外有很多的实证和计量经济学方面的成果，也存在很多争论。Calvin与Quiggin(1999)发现，农民参与联邦农业保险项目的原因中，风险规避仅仅是一个很小的因素，而主要是为了得到政府的补贴。一些模拟研究结果显示MPCI收益会随着农场位置、作物和区域有显著的差异。其中一些研究表明，MPCI主要是对于所有没有保险的农场或者对于那些风险厌恶的农场主。另外有些研究表明由于MPCI所提供的收益比较小而放弃农业保险。计量经济学分析表明，那些对于保险能够带来的期望收益比较高的农户倾向于购买保险，说明MPCI存在着逆向选择。其他在计量经济学方面研究的方向主要是随着农场规模的增大，农业保险的参与率增加、农场在各种作物和牲畜的管理上分散风险的能力越强，其从MPCI中得到的益处越少，而越倾向于不购买MPCI。随着保险费率的增高，那些农场自然风险或者收入风险变化显著的单位倾向于购买农业保险。1989年美国农业部作了一项全国调查，对没有参加联邦农作物保险的农民，分析了他们之所以不参加保险的原因，并进行排序(WrightandHewitt，1994)，调查发现，前五位原因分别是保障太低、保费太高、更愿意自己承担风险、农场是分散化经营的、拥有其他农作物保险，前五位原因占到总量百分比的84.9%2017届本科毕业论文开题报告2017届本科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可见，国外对于农业保险市场的需求问题主要是从逆向选择这个角度进行分析的。也有Serra和Goodwin等(2003)在对农业保险需求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对于美国农民，随着其初始财富到达一定程度以后的增加，其风险规避减弱，因而购买农业保险的动机降低。

由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农民在生产规模和结构，以及财富存量等方面与中国有着非常大的差异，因此，对于美国农业保险需求问题的研究结果并不完全适合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在这个前提下，中国经济学家在解释农业保险市场失灵以及农业保险需求较低问题上也做了较为系统的理论研究。

2.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述评

我国对农村保险的理论研究起始于1935年的农业保险理论研究，以王世颖(1935)、黄公安(1936)为代表的农业经济学家对当时国外农业保险的运作制度进行了研究，并结合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对中国农业保险的实施意义及模式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开始了农业保险研究的先河。然而，农业保险在1980年代以前的研究由于各种原因而进展缓慢，直到1982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重新开办农业保险业务之后，以郭晓航(1982，1983，1984a，1984b等)、庹国柱(2002等)、李军(1996等)为代表的农业经济学家又开始对农业保险进行系统的研究和分析。国内学者对农业保险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农业风险以及理赔的复杂性(龙文霞、姜俊臣等2003等)、农业发展水平低下以及保险费率高昂与农民收入低下的矛盾(丁少群、庹国柱1994、刘宽1999等)、庹国柱、王国军(2002)从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角度分析，指出大多数农业保险产品尤其是多风险或一切险，不具有私人物品的特征，而具有大部分公共物品的特征；陈潞(2004)从公共经济学角度指出，农业保险是混合产品中具有利益外溢特征的产品，是具有正外部性的产品。另外，李军(1996)、陈潞(2004)在分析农业保险特殊属性的基础上，从供给和需求的正外部性两方面阐述了农业保险市场失灵的原因；外部性三方面的制度供给提出自己的看法；吴晓慧、张巍、刘虹(2006)从“三农”保险市场全局出发，分析了“三农”保险发展的现状和危机，以及由此要导致的政策性保险(郭晓航1986、庹国柱和王国军2002、皮立波、李军2003、杨世法、王荫祥、刘国祯1990、史建民、孟昭智2003、胡亦琴2003等)。

归纳起来，农业保险市场失灵以及农业保险需求不旺盛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1)保险费率过高，农民难以承受；由于农业风险的复杂性以及高成灾率，农业保险费率一般都比较高(比如山西、陕西)；(2)险种设置不能满足农户要求，高端保险产品供过于求，相当多投资型保险在农村保险市场上缺少购买力，而中、低端保险产品的供给又十分短缺(景纬，2006)；(3)认为农户的侥幸心理严重，购买保险的意识不强；(4)农业保险消费过程中的正外部性作用，以至相对于社会最优化的需求不足；(5)在经济发达地区，由于农民收入中源于种植业和养殖业收入的下降，在保障水平不高(低于70%)的情况下，由于这种补偿收入的预期很小，农民没有动力进行保险。这与国外的一些研究成果类似。同时，庹国柱(2002)和刘京生(2000)也分析了农民还可以通过其他传统的风险分散途径，例如，中国农民土地规模的分散化以及种植的多样化等因素，客观上产生了一种内在风险调节和分担机制，同时，农民还可以采取多样化种植及民间借贷等方式分散风险，从而他们对于农业保险的需求将会降低！。

然而对于中国农业保险福利增进问题和农业保险失灵现状进行规范的实证分析的研究目前还较为少见，尤其是从农村保险产品的高、中、低端三个层次对农险的类型进行研究更为少见。本文将在对历史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对农业保险市场失灵问题做系统的理论分析，并提出治理我国农险市场的“双轨式”发展模式。

3.研究方法和预期目标

前期主要搜集相关文献资料，包括学术专著、学术论文以及有关机构的相关资料。利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利用保险学、金融学、制度经济学、法学、信息经济学、博弈论、经济学方法论、计量经济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并有机结合起来，发挥自己的学科优势，力争做到多而全、专而广。并结合我国农村保险机构的具体数据进行分析论证。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坚持理论指导实践的整体方向，使理论最终服务于实践。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角度，从制度、社会、公司、个人四大层面把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恰当地运用于研究之中。

预期可以得出，我国农村保险需求的症结在于农村保险的需求不足、供给更不足，导致了最终的萎缩。从农村保险需求与供给规律找到我国发展农村保险的激励方法与手段，为我国发展农村保险的决策提供理论支持。农村保险，尤其是现代意义上的农村保险制度则是管控农村风险的有力、也是最为有效的手段和方式，而且也符合国际通行的“绿箱”政策。构建现代农村保险制度必须基于政府、保险公司、农户三方行为主体进行考察，三者缺一不可。而农村保险必须努力构建其激励机制，保险公司、政府供给、农户需求。与农险约束机制共同构成供需双方共有的动力机制，切实为我国农村保险的发展和构建提供智力支持。

本课题追求理论创新，体现研究成果的“实、深、新”三个特点。在农村保险研究领域构建一个新的平台，并为农村保险的实际运行建策建言，寻求农村保险发展的“瓶颈”问题解决之道2017届本科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论文。

二、选题背景和选题意义

中国有十三亿多人口，其中近九亿在农村，只有让农村保险发展起来，中国保险业才能真正做大做强。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大工业反哺农村、城市支持农村的力度，并把探索和发展农村保险，改善农村金融服务，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重要内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保险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保险业要主动承担起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任，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保险业要为不同收入层次的农民开展服务，为生产生活提供保险保障，同时也要不断加强对保险理论研究的创新，更好地发挥农村保险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稳定器”和“助推器”作用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三农”问题的复杂性，以及保险经营风险防范的特殊性，农村保险的发展面临着众多困难特别是农村保险的发展更是日趋低糜，使其成为保险业发展中的“钉子工程”。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农村面貌虽然有所变化，农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然而由于自然灾害的困扰，农民的利益得不到相应的保障；另外，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农村人口的养老、失业、教育等方面的经济补偿问题也突现出来，因此，发展农业保险特别是农村保险，建立起稳固的后备保障基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前提，也是保险扶持农村、安定农民和稳定农村的长效机制。

纵上综述，国内外农村保险理论研究都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大多偏重于基本的理论分析，尚未有学者专门对农村保险的福利增进和供求主体进行系统研究，更谈不上深入。而农村保险的发展的根源因素正是基于此的框架设计异常欠缺，最终导致我国农村保险发展举步维艰。我国农村保险制度的构建必须以此为基础，对农村保险供求主体进行系统研究，总结农村保险供求规律及其特征，分析制约农村保险供给的因素分析，并对农村保险市场的治理模式进行系统分析。

三、初步拟定的论文提纲

农村保险与农村保险市场治理刍议

一、农村保险与农业保险

二、发展农业保险对农村生活福利化的影响

(一)农业保险优化和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推动农村产业化发展

(二)农业保险是促进农民增收，保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效措施

(三)农业保险有利于农村综合支持保护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四)农业保险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三、我国农村保险市场失灵分析

(一)农村保险产品供需不平衡是导致农村保险市场失灵的直接原因

1.农村保险市场对中、低端保险产品的需求十分强烈

2.高端保险产品供过于求，中、低端保险产品的供给十分短缺

(二)农村保险“准公共产品”的性质与农村保险的市场失灵

(三)农村保险经营中的道德风险与逆选择

四、我国农村保险市场治理模式选择

(一)在政府政策的支持下，增加农村保险市场上中、低端保险产品的有效供给

(二)坚持市场原则，调整我国对农民救济政策，提高农村保险的风险管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