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垃圾分类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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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北京垃圾分类范文

近日，广州市通过了《广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暂行规定》，将于4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是国内首个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规章。据悉，《暂行规定》在条件成熟后可考虑上升为地方性法规。按照计划，今年广州的垃圾分类率力争达到50%，2012年将建立完善的垃圾分类收集处理系统；市民只需从最基本的干、湿垃圾分类做起……以此为标志，广州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步入了规范化、法制化新阶段，迈出了破解“垃圾围城”困局的重要一步。

《广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暂行规定》确定了“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分步实施”的垃圾分类工作原则，先将餐厨垃圾分类出来，然后逐步对其他垃圾进行进一步细分。今年，广州市将重点加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人员的业务培训，年内将组织3~4期生活垃圾分类管理人员、物业管理人员、垃圾分类指导员、志愿者进行业务培训，让他们成为生活垃圾分类的先行者和推动者。

与之相比，北京市在2010年上半年已正式启动垃圾分类，今年50%城镇常住人口将实现垃圾分类达标。在此基础上，由环保公益人士“驴屎蛋”黄小山提出的《“绿房子”工程固体废物处理与资源循环利用体系》方案有望在北京进行试点。近日，北京市市政市容委邀“驴屎蛋”就其方案进行共同商讨。方案建议，在居民家门口设立一个全覆盖的、全系统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平台，集垃圾分类收集、废品收购、厨余餐厨垃圾脱水并油水分离等功能于一身。市市政市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绿房子”设计方案与正在试点的垃圾分类并不冲突。方案细化后将择机选取几个小区试点，成功后还会进一步扩大范围。作为全国首批垃圾分类试点城市之一，上海市从今年开始也将在全市18个街镇的1000个小区试点更为简易的垃圾分类法。

成都市城市管理局2月22日也表示，继去年在万科金色家园启动首个试点后，今年成都将在中心城区全面推广垃圾分类试点。同时，二三圈层郊区将升级农村垃圾集中清运体系，增加垃圾分类收集环节。据悉，国家发改委等组织的“十二五”垃圾处理规划正在编制当中，已配出多个小组到全国不同省市进行调研。

第2篇：北京垃圾分类范文

北京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博士，2012年荣获北京市科协第十三届青年学术演讲比赛二等奖

数据显示，北京生活垃圾产量随着人口的增加，正以每人8％的速率在递增，专家预测，四年后，北京的垃圾将出现无法处理的局面，届时会形成“垃圾围城”的状况。这在北京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博士张帅看来，并非危言耸听。

“垃圾减量势在必行。但如何实现垃圾减量呢？业界已经基本达成了共识，那就是推行垃圾分类，从源头上减少垃圾的产生。”张帅说。

早在1996年，北京就引用了垃圾分类的概念，并在西城区开始试点，成为第一个垃圾分类试点的城市。但16年过去了，依然没有太大的效果。对北京下一步如何进行垃圾分类，张帅采用了“SWOT的分析”方法进行了分析。

所谓“SWOT的分析”，是一种简单而有效的情报学分析方法，它采用定性的方法，分别对企业组织或者研究对象、内部优势、劣势、机遇与威胁进行分析，从而指导战略的制定、执行和检验。

张帅说，北京垃圾分类的优势在于，无论是在硬件设施、资金投入上，还是在宣传力度方面，北京都做了很大的努力。但其劣势首先在于垃圾分类的标准不够细化。

“北京大部分地区只将垃圾分为3类，分别是可回收垃圾、处理垃圾以及其他垃圾，而新加坡将垃圾分为了7类，德国则分得更详细，将垃圾分为了9类。国内像山东也将垃圾分为了9类，南京、杭州、广州、上海均将垃圾分为了4类。”

在张帅看来，我国没有专门针对垃圾分类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所以使得垃圾分类在执行力度上大打折扣。“监督体系也尚未完全建立，如果在您投放分类垃圾时，旁边站三四个戴着红袖章的人亲自监督您、指导您，我想垃圾分类也不是什么难事。”

“另外，奖惩机制也有待完善。”张帅说，“大家很可能已经发现了，没有人因为垃圾分类而受奖，也没有人因为垃圾分类而受罚，如果非要说有人因此受益的话，那一定是从垃圾桶里拣垃圾的大妈，她们战斗在垃圾分类的第一线。”

张帅认为，目前垃圾分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国家有导向、北京有战略、科技做后盾。但是，面临机遇的同时也将面临挑战。

首先最严重的，就是国民分类意识普遍薄弱。“一位人大中文系的教授在与我谈垃圾分类时说，他知道垃圾分类确实好，也想把垃圾分类，但他确实不会如何分类。这让我意识到，国民的分类意识确实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第二是管理部门与执法部门的分离。北京市所有垃圾分类的管理办法，都是由北京市市政管委制定的，而执行是由北京市城管局负责的。“就像白天不懂夜的黑，北京市市政管委怎么能了解到北京市城管在执法时所遇到的伤悲呢？”

第3篇：北京垃圾分类范文

2009年,北京市城八区垃圾产生总量首次实现负增长,郊区县的垃圾产生总量增长率比2008年明显下降。

“着意味着北京垃圾产生量的增幅得到了控制。”一位接近北京市政府的环境专家告诉《财经国家周刊》,垃圾“减量”,与北京市多年来加强垃圾处理工作制度建设,着力推动垃圾减量化、资源化的改革有关。

2006年以来,北京市陆续出台了《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北京市“十一五”时期固体废弃物处理规划》《北京市“十一五”时期环卫专业规划》等制度和规划,力推生活垃圾的“减量”。

前端分类探索

“如果遵循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走综合处理路线,前端就要多给些资源。”长期关注北京垃圾问题的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史博士毛达告诉《财经国家周刊》,任何末端处理设施都要考虑进入成分,堆肥要有机物,焚烧要高热值,对前端分类有所要求才能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宣武区建功南里是北京市最早的垃圾分类试点。小区的工作人员宋师傅透露,他每天上午和下午对混合垃圾进行两次人工分拣,分出厨余垃圾和可回收垃圾。由于混装,塑料包装等可回收垃圾很难有效分拣,很大一部分生活垃圾仍然混合进入垃圾楼,然后被送往马家楼转运站。

为调整垃圾处理结构,改变过于依赖垃圾填埋的处理方式,北京从2004年开始陆续投资建设一批垃圾分类处理设施,引入新兴技术产业提高垃圾专业化处理能力。

在北京马家楼转运站,混合生活垃圾由一组机械设备进行自动分选。

北京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委托北京环境卫生科学研究所进行的调研结果显示,北京城八区的垃圾成分中,厨余垃圾占63.39%,这个比例是欧美国家和日本的2倍以上。

马家楼分拣出的塑料以每吨200元的价格卖给企业,用于制作集装箱的托盘等低附加值产品。“高质量的塑料可以卖到700到800元。”转运站站长石贵祥介绍说,风选的塑料里常常混杂了同样轻薄的纸、树叶等其他成分。“这个价格是亏本的,至少卖到400元才能平衡这部分设备运行成本,但政府要求回收利用达到一定比例。”

处理结构调整

事实上,根据垃圾体积和重量进行的物理分类效率有限,这些分拣出的塑料只占垃圾中塑料总量的很小一部分。

在北京南宫堆肥厂,不少一次性筷子、纸杯、电池、化妆品瓶子等,经过马家楼的机器筛分之后仍然和有机物混在一起。反复分选和堆放降解成为堆肥厂的重要工作。好氧堆肥可降解掉约一半的有机物,产生近20%的有机肥,用于园林绿地,改良土壤。剩下一部分不适合堆肥的垃圾再送到安定填埋场进行填埋。

由北京环卫集团一清分公司运行管理的小武基垃圾分选转运站,是北京市东南地区垃圾处理系统的核心,其分选处理线每天可以消纳近2000吨垃圾。一清分公司总经理陈永生告诉记者,2008年公司在小武基上马了世界最先进的“光谱分选”处理线,不仅可以区分不同颜色的塑料袋,还可以把瓶子分出瓶盖、瓶身和商标来,垃圾处理效率和质量都大大提高。

第4篇：北京垃圾分类范文

垃圾与城市的矛盾正在加剧,垃圾处理的“中国式出路”在哪里？

按2008年年鉴统计,2007年全国655个设市城市的垃圾总量达1.25亿吨,这样的数字每年还在以8％-10％的速度增长,其增速堪与GDP增速比肩。上海比全国的情况略低,2007年的增长率是6.7％。

然而,多数城市的垃圾处理能力并没有跟上垃圾的增速,年鉴统计表明,全国垃圾总量约有四成未经集中处理,它们只是从城市人的眼前消失,被简单填埋或堆放在郊区、甚至农村。

北京市市政管委主任陈永称:“北京的填埋场都是超负荷运行,四年多不到五年垃圾就无处可填了。”他甚至担忧:“北京的垃圾危机可能会很快出现”。

面对已经逼近的中国城市垃圾危机,中国科学院环境科学研究所专家赵章元也担忧:“没地埋了,矛盾会变得越来越尖锐。”

这不是危言耸听

垃圾处理者们的担忧并非是危言耸听。意大利已出了先例。

2007年以来,意大利南部城市那不勒斯爆发了“垃圾危机”,街头垃圾成堆,有些学校因为老鼠横行而停课,旅馆客房入住率明显下降。人们愤而放火,焚烧垃圾。暴力冲突造成数十人受伤。

这几乎是“现代城市垃圾病”的一次预演。

1983年,北京曾搞过一次航空遥感观测,发现在当时规划区7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大于16平方米的固体废弃物堆共有4699堆,占地9300亩,平均每平方公里有6堆多。有农业肥料堆、生活垃圾堆、混合垃圾堆和工业废渣等――垃圾包围北京。

后来兴建的一批处理设施,在城市的快速膨胀中,迅速陷入超负荷运转的窘境。

北京市市政管委主任陈永对媒体表示:北京市的垃圾年增长率达8％,现有的垃圾处理设施全部超负荷运行,全市垃圾日产量为1.84万吨,垃圾处理设施日处理能力为1.04万吨,超负荷率达到67％。

陈永承认:“恰恰是因为这种超负荷造成现在填埋场周边的群众意见非常大,污染控制难度也非常大,包括对地下水的污染都会存在潜在危机。”因此,北京市将在年内将陆续启动包括昌平东小口、六里屯等在内多项垃圾处理厂的建设。

城市化加速垃圾危机

垃圾越来越多,正在将我们包围起来。这是大城市共有的问题。2005年9月,上海市市容管理局的数据显示,全市平均日产生活垃圾1.5万吨左右,高峰时达2万吨,每年以5％左右的速度在增长。并且约有36.6％的垃圾因处置能力不足,只能简单填埋。2002年,全市共有220处简易堆放点,其中10亩以上的“垃圾山”就有9座。

预计到2010年以后,上海每天的垃圾将超过2万吨大关。

在重庆,面积为35公顷的长生桥垃圾填埋场将在15年内填满,比预期提早两年。

目前,中国城市人均日产垃圾约1公斤,垃圾人均年产量达440公斤。600座城市目前已堆放或填埋各类垃圾80亿吨,有2/3的城市被垃圾群包围。全国的垃圾产量达到了1.8亿吨,每年以8％-10％的速度增长,与GDP增速相匹敌。

这样的增速不难理解,在瓶装水、独立包装、过度消费、一次性用品都成为习惯的今天,日常生活产生的垃圾,已经不是几年前、十几年前的生活方式所能比拟。

在中国,垃圾填埋场占地大约5万公顷。

以上海的江桥焚烧厂和六里屯焚烧厂为例,规划之初,周围都是农田,而高歌猛进的城市化不到十年内就把城区和居民住宅推到了它们的眼前。

在身陷垃圾困境的那不勒斯,11年前关闭的垃圾处理厂附近建起了住宅,现在政府试图重启,马上遭到居民的强烈反对。

身陷六里屯垃圾填埋场环境争议的某北京官员曾经哀叹:“你看看,海淀区哪里还能摆得下一个垃圾场?”

上海市环境学校教育培训中心主任陈建昌这样形容城市垃圾处理的处境:“一个垃圾厂的建设周期大概1-2年,当年不投入,接下来两年的垃圾出路就成问题。”

城市的迅速扩容,使得环境记者冯永锋发出这样的疑问:“到底是垃圾在向人类进攻,还是人类首先向垃圾发动了进攻?是城市扩张侵占了垃圾的地盘,让垃圾开始丧失它的‘栖息地’,还是垃圾想侵占城市的地盘,要求城市放弃人类的栖息地?”

垃圾处理的“日本经验”

2005年正式投产的重庆同兴垃圾发电厂的困扰,颇具代表性。

因为没有分类,剩菜剩饭、蔬果菜皮和各种生活垃圾混杂在一起,含水量很高,直接影响了热值。每公斤燃烧后产生的热量只有800大卡左右。利用每吨生活垃圾所发的电量,只有230度左右。在一些实现了分类的国家,垃圾焚烧产生的热量可达3000大卡以上,每吨垃圾可发电1000度左右。两者相差3倍。

这也是一些学者和民间力量反对普及垃圾焚烧的重要理由之一。

陈建昌表示:不分类而直接焚烧,直接的结果是“渣多,设备损耗厉害”。

分类不充分,是中国垃圾的致命症结。

长三角循环经济技术研究院院长、嘉兴学院副院长兼中国循环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杜欢政对记者说:在垃圾分类的问题上,日本进行了十年的全民教育,年年讲,月月讲。法律制度加宣传教育,通过学校环境教育,用小学生来教育大人,这才有今天的局面。

一个可乐瓶被弃的过程,让他印象深刻―― 一主妇用完以后,拿清水洗干净,把外表的塑料膜剥下来,再和盖子分开,三样东西分清楚,攒到一定数量再交出去。“中国的妇女很多都有工作,不大可能做到这样,但基本分类是可以达到的。”

只有从源头减量、分类,才能真正解决垃圾问题。这已成共识。日本正在开始的垃圾收费制度,以中国的视角观之,意味着高昂到无法负担的管理成本。

垃圾处理的“中国式出路”

环保组织北京地球村,从1998年开始推动绿色社区、垃圾分类。其发起人廖晓义认为,到了强调“家庭责任”的时候了。一个家庭,如果设立三个垃圾桶,一个装易腐烂的厨余垃圾或者有机物垃圾；第二个装一般垃圾；第三个装可回收垃圾。她强调:“只需动手,钱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今的中国人变懒了。”

除此之外,“没有强大的官方力量注入进来,是不可能成功的”。终端和其他环节的不匹配,使得垃圾分类遭遇尴尬。“垃圾焚烧厂建设动辄涉及数亿投资,但垃圾分类上的投入,可能只是千万计。”

曾有一位美国专家告诫廖晓义,不要轻易去碰这种工作,他们已经搞了三十几年了,分类率才达到30％。

《光明日报》记者冯永锋曾经探访“中国第一个绿色社区”――北京宣武区建功南里,这个由宣武区环卫局和北京地球村在1998年共同选定的试点,曾经接待二十几家外国高级官员及无数媒体的小区,在冯永锋的眼中,效果有限,因为居民的参与有限,关键人物是来自河北张家口的农民宋万吉夫妇――“专门的保洁员进行辅的二次分类”。

上海市自1996年启动垃圾分类工作,分类标准几度更替之后,确定为现在的四色垃圾桶,并据此建立了分类收运体系(不同类别的垃圾由不同企业、以不同的时间周期来转运),在全市1400多个小区推行了试点。2009年2月,上海市废弃物管理处在小区中开展评优,发现分类成效最明显的小区,居民的参与度并不显著,很多是依靠保洁员的“二次分拣”,他们每天的工作、生活场所,是小区里人们躲着走的垃圾箱房。他们像宋万吉一样,手工分类的一大动力,是可以将其中一些卖给收废品的。

无数个宋万吉,以及活跃在城市各个角落的拾荒、废品收购大军,是垃圾在中国的另一大特色。据杜欢政估算,这支队伍约有2000万之众。他们实际上建立起了巨大的分类回收网络,中国由此堪称再生资源利用大国。

但他们常年处于灰色状态。在北京,“四川人只捡垃圾,不收废品；河南人只收废品,不捡垃圾；江苏人只搞地沟油,半夜进城；河北人不进城,只能在城乡接合部接应。”庞大的回收再生体系,靠这样的江湖法则维系着。

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高级工程师王维平说:2007年北京一年回收废旧物资800多万吨,此外产生垃圾700万吨。“废品回收功不可没,但要规范发展。”

宋万吉的工作,使建功南里的厨余垃圾处理机还在运行。他把居民扔出来的“剩饭剩菜”倒进去,在添加菌种的作用下,机器搅拌发酵,将垃圾变成有机肥,用于小区绿化。

这样的机器,2001年也曾经被推广到上海的众多社区。企业刚开始赠送菌种,后来环卫局出钱购买。进口菌种太贵,国产的又不稳定,分解不彻底,肥料量不多,销售不畅,“热闹了几个月”,大量闲置了。这让上海市废弃管理处的总工程师张志强感到惋惜。

目前上海已经和正在兴建的三座垃圾综合处理厂,处理规模也在2000吨左右。

杜欢政表示:除了堆肥,以垃圾为原料加工工业酒精的技术已经出现。

在台湾,民间团体主妇联盟发动妇女们进行厨余垃圾的堆肥或收集。主妇们将瓜果菜皮切成小块,放入集中的容器统一收集。随着垃圾的有效减量,众多焚烧炉无料可烧,陷入尴尬。

知名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在2008年下半年成立了固体废弃物小组,小组负责人张伯驹表示:他们正在六里屯环境争议的社区,着手发起生活垃圾减量、分类的活动。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他们计划通过专家网络和垃圾处理企业,实现一个完整的垃圾分类处理链条,而不再重复过去“分类止于垃圾桶”的尴尬。

第5篇：北京垃圾分类范文

关键词:垃圾治理;焚烧;分类;管理;技术

中图分类号:X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4-0087-01

北京的垃圾问题着实严重,日产垃圾1.84万吨。而垃圾无害处理设施总设计日处理能力才为1.04万吨,实际日处理量为1.74万吨,可见设施超负荷率高达67%,使得现有垃圾处理等长期处于超负荷运转,按照这样的填埋量和处理速度,仅仅4年内,现有垃圾场将被全部填满。

从全国范围看,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统计数据,2008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为1.54亿吨,垃圾处理量为1.34亿吨。也就是说,全国城市一年约有2000万吨垃圾没有被处理掉。由此可见,填埋等传统手段已经是末端治理。参照国外的情况,减量才是根本。例如日本在推行垃圾减量化措施后,垃圾总量降低几乎50%,垃圾问题得到很大的解决。由此可见,垃圾减量,分类资源化才是关键。在我国,垃圾分类已经提出来很久了,公众对于这个概念的认识度很高,这是实际操作中经常发生混淆。从技术上来说,工业化分类已经可以很好的对垃圾进行处置和归类,但是由于投资很大的缘故,普及面还不够大,成为垃圾减量的一个障碍。

北京目前已经将增能力、调结构、促减量作为解决垃圾问题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从目前情形看来,放在第一位的仍然是“增能力”,毕竟北京面对4年后填埋方法的废弃。然而,无论从管理到投资都已经开始倾向于促减量的目标。

垃圾的填埋处理需要大量占地,焚烧又因为毒副作用而争议颇大。到底怎样的处理方式可以避免现在的捉襟见肘呢?专家提出,运用工业化的技术对垃圾进行工程化处理,主要就是填埋,焚烧,堆肥等方式,具体仍需依据当地情况。而焚烧作为一种手段,也许不是最好的,但是在大城市,由于土地缺稀,焚烧可以节省将近90%的土地。对于大气的污染也远远低于填埋处理方式,使城市的主要处理手段。有人认为焚烧是讲固体污染转化为气体污染,其实焚烧技术的核心和主题投资都集中于烟气净化上,这样就有效的控制了空气污染。

现在有些公众仍然认为焚烧一定会致癌,其实,从技术角度上讲,焚烧已经可以达到对环境安全无害的程度。1992年之前,一些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还未被识别时,的确存在焚烧气体有毒的问题,但是在一些致癌物质的毒副作用被发现之后,中国引进了国外的先进技术,将这个问题已近很好的控制在安全范围中了。

关于垃圾焚烧安全性问题的更重要的一点说明是,垃圾处理主管部门迄今为止还没有出台关于垃圾焚烧厂的操作运行规范、监督处罚制度等。企业都是追求经济利润的,有时为了节省成本,必要的设备没有安装,或是零件得不到及时的更新,耗材超负荷使用或是以次充好,运行的安全成为隐患。可以说,垃圾焚烧的不足之处主要是因为规范,监管的缺失。

那么,北京的城市垃圾治理又该在技术,机制,和理念上有怎样的突破呢?有什么是需要从国外借鉴的呢?

垃圾问题是各国普遍存在,所以相对的技术上的更新也比较迅速。而北京,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不是因为资金,技术,而主要是因为垃圾的管理理念。比如说,去年开始北京政府投入百亿元资金处理垃圾,然而95%的资金投向最终还是在末端治理,相对于发达国家90%的资金在减量和资源化的管理上,我国的垃圾问题显得处于被动和末端。

北京市政府垃圾处理主管官员谈及垃圾全程管理问题时,也认为北京还处于生产不考虑废弃的阶段。垃圾管理实际上是结合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但是目前的垃圾管理还仅仅停留在末端治理,前端的工作,比如法律制度、产业政策、消费导向等,都没有将产品生命周期考虑进去,工作远远没有到位。

垃圾管理现代化的主要标志是“综合管理”,而综合管理的核心又包括:

(1)对策由被动转化为主动;

(2)政府各部门通力合作;

(3)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实施管理。

垃圾是社会物流的最末端,所以垃圾问题的解决必须从社会物流的源头开始,从资源开发到生产,流通消费,废气等全过程控制和管理。要实现全过程管理,就要求所有的部门合作,一起解决垃圾管理的社会问题。同时加大宣传教育,政策引导,法律约束,经济激励等手段,从各个角度,有效地达到垃圾管理,保护生态环境,为发展把握契机。

参考文献

[1]郭怀成,尚金城,张天柱.环境规划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邵敏,赵美萍.环境化学[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第6篇：北京垃圾分类范文

关键词：生活垃圾；产业化；垃圾处理

中图分类号：X3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74（2013）36-0080-02

现在，北京市生活垃圾处理的主要负责人依旧是政府，中国许多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的相关事宜同样都是政府负责的，缺乏相关的企业进入这个市场，无法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推动该行业的发展，所以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方面的市场化水平偏低。而政府治理城市生活垃圾没有有效的市场运营体系，机构内部动力不足，工程与管理能力等往往保持原地踏步的情形，导致垃圾处理出现了分工与职责模糊不清等状况，阻碍了垃圾处理率的上升。城市生活垃圾一直由政府进行统一治理，导致这一产业竞争体系不健全、风险感知不足、投资方式单调、市场化程度低。

如今，由于北京市市属环卫事业单位改制后，并没有在生活垃圾处理方面形成一个竞争的格局，这对于北京市垃圾处理行业的发展极为不利，导致北京市生活垃圾处理行业实力不足，很难满足市场经济繁荣的要求。北京属于人居数达千万以上的大都市，每日制造的生活垃圾大部分都被运进了填埋厂，都采用填埋手段进行生活垃圾的处置。城市生活垃圾的填埋，除了会对土壤、水体与空气造成污染，某些有机垃圾发酵释放的气体还会导致爆炸事件，对附近景观同样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破损。若防渗举措有所疏忽，就会出现渗出液污染问题。缺乏有效的竞争环境，使此行业技术实力的停滞不前，对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手段不够环保，最终破坏了环境，约束了北京生活垃圾处理水平的提高。

要形成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行业的规模化，重点是需要找出引导水平高的垃圾处理龙头企业。北京生活垃圾处理行业整体规模过小，只有政府投入的北京环卫集团和各区所属的环卫中心具备了一定的规模，相关的个体公司则为数不多。已经上市的垃圾处理公司的规模效益严重不足，找不出这一行业中具备实力的龙头企业。北京上市的垃圾处理龙头企业没有达到应有的规模标准，其应对风险的水平偏低，对小企业的引导水平较低，不易彻底地实现龙头企业的引导作用以及对行业成长的辅助与推进效应，不能实现企业振兴、富足一区人民、创建新经济增长点的意义。国际上城市生活垃圾处理事业的各种经验告诉我们，创建一种新的行业，引导水平高的龙头企业会为行业的成长带来一定的积极影响。因为垃圾处理产业投入多、创建时间久、收益小，而且政府为相关的产业与经济的激励机制少，国际投资方不易对此行业实施投入建设和运作管理。北京生活垃圾处理的完善进程跟不上城市经济繁荣的步伐，若要激发企业家对此行业的投资积极性，一定要为投资方提供相应的效益，让企业家尝到甜头。所以，政府在税收、市场发展与贷款等事项上需设立一系列有效的支持机制，通过这些机制吸引更多的企业进入这一行业，促进该行业的发展，从而达到激励各界人士对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行业进行投资的目的。

一个行业的投入与产出只有做到平衡或者有利可图，才能够吸引企业进入这个行业，同时保证相关企业继续提供优质的服务，城市垃圾处理也是如此，研究表明，只有在城市生活垃圾所包含的可利用成分超过40%的前提下，垃圾分类回收的投入及收益才会保持平衡。然而北京市生活垃圾所包含的可用成分低于30%，造成分类回收开支过高的结果，目前为止，北京市还未建立一套健全的分类治理设施，不能对已经分类回收了的不同城市生活垃圾实施分类处置等，这些因素使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置制度形同虚设，事实上依旧是由收集后的生活垃圾中筛选出可用成分。在如今分选水平低的条件下，没有建立一套完整的分选机制，也没有创新出一种智能化的分选机器，这就需要消耗许多人力、物力及资金，所以筛选垃圾中的可用成分在这个过程中成本较大、技术不足，阻碍了北京市垃圾处理产业化的进一步发展。

第7篇：北京垃圾分类范文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垃圾分类治理直接关乎农村生态平衡与村民根本福祉，是开展“美丽乡村”建设、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是进一步提升农村群众生活水平和质量的紧迫任务。虽然垃圾分类治理已获得社会各界的关注，但治理效果有待提升。据调查，农村平均每人每天生产0．8kg生活垃圾，全国农村一年的生活垃圾生产量接近3亿吨，而我国农村农业部数据显示，全国近1/4农村生活垃圾未获收集和处理。可见农村生活垃圾数量多且未完全处理，已成为中国首要农村环境污染源，将严重影响美丽乡村的建成。

为更好地治理生活垃圾，政府部门多措并举，出台多项垃圾治理相关文件。2011年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公布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以地方性法规形式确立了对生活垃圾的治理;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为改善城乡环境，促进资源回收利用提供了明确的制度保障;2019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9部门印发了《关于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在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启动生活垃圾分类;2019年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对原有条例进行修订，修订后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加强了生活垃圾管理，对改善城乡环境，保障人体健康提出更高要求;2021年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印发的《2021年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实效综合考评办法》，为推进属地责任落实而建立垃圾分类实效考评机制。

同时，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作为重要议题，也引起多位学者关注。贾亚娟等学者从供给主体出发，根据陕西省定点区域调查，综合评价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效果;韩智勇、蒋培等学者也日益关注相关问题，并从农村垃圾的产量、物理特性及农民行为的角度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问题进行了研究;学者向玉琼等从社会资本重构与政策执行有效性方面探究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优化路径。

总的来说，随着政策的不断出台，规章制度更加完善，但相关政策多倾向于城市生活垃圾治理，忽视了城市和农村的差异性，适用于城市垃圾治理的方案在农村垃圾治理中效果不佳。目前还没有以农村为主体的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法律法规作为参考，导致地方政府在农村推行生活垃圾治理时，缺少学习借鉴的文本，难以提出有价值并符合当地情况的策略，这也导致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相对来说起步较晚。而农村垃圾分类又尚处于较新的研究领域，现有文献在模式研究和优化路径方面还有较大的扩展空间。

基于此，本文在借鉴已有文献资料和相关报道基础上，研究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面临的困境和障碍，总结新型农村垃圾分类的模式，比较分析不同模式的成效和不足，为更好地治理农村生活垃圾，建设美丽乡村提出政策建议。

二、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现实困境

(一)政府层面困境

1．治理理念错位。在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对于治理方式探究不足，与其他公共事务处理方式混淆，采取“一刀切”的方法，过度干预村民在参与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事务中的主体性。一方面直接将城市垃圾治理政策使用到农村，没有考虑到农村差异化问题，另一方面，部分地方政府未能有效掌握垃圾分类的“内在原因”，仍然秉持长期以来的“惯性思维”，农村公共事务依然简单依赖“政府+村干部”完成，没有引入足够的市场化机制。

2．治理方式错误。从多地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情况来看，大部分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没有从农村实际情况出发，重“治”不重“用”。农村自身的生态环境系统往往可以分解一部分农村生活垃圾，对于可分解部分，再次循环使用的效果远远大于治理效果，而对于工业介入下产生的塑料袋、矿泉水瓶、塑料包装等难以降解的垃圾才是治理的重点。但有些地方政府为了保持政绩需求，需要立竿见影的效果，直接形式化地进行治理，或者“一股脑”全部处理，严重不符农村生态规律，往往无法产生持久作用。由此可见，树立正确的治理理念，借鉴治用结合的方法，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会产生持久而正面的效果。

3．财政保障不足。“美丽乡村是昂贵的”，当下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资金来源，大部分源于政府专项财政拨款，村委会与村民的支出力度较小。由于环境治理是一项长期且持久的过程，对于一些急需政绩的政府来说，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难度大，效果不明显，因此忽略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重要意义。同时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中，前期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中期需要高昂的费用进行运营，后期还需要注入大笔资金进行维护，持久的资金保障尤为重要。环境保护投资大，见效慢，无法产生高昂经济利益，在多重压力下与政府其他需要解决的问题相比，财政拨款往往不愿意向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中倾斜。

(二)村民层面困境

1．环保理念不足。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作为一项持久的农村公共事务，垃圾治理的主体应是村民。就目前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出现的问题来看，大部分村民的思想还是将垃圾分类作为“配合”政府工作的“任务”，村民没有认识到治理垃圾关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其自身不仅是垃圾治理的践行者，更应当承担主体责任，同时村民受教育程度相对来说较低，环保理念和环保认知多有不足，意识无法正确指导实践，导致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面临推行难、治理效果差的问题。

2．弱集体性活动。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村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不断发生变化。个体不需要通过集体力量来生存，使得农村社会有机体不断瓦解，村民之间联系越来越少，乡村公共性不断淡化，集体行动力也逐步减弱，在此基础上，村民开始“隔离化”生存，不断成为独立的个体，原子化分布现象在乡村中愈发明显。这种情况下，农村公共事务开展的基础变得较为薄弱，对于政府和村干部下达的指令，弱集体活动性成为一大阻碍。

(三)社会层面困境

1．基础设施建设覆盖率低。不同于城市人口聚集性居住特点，农村人口居住地点较为分散，并且居住范围较广，距离问题使得垃圾场、垃圾转运站、堆肥房等基础设施无法覆盖全部村民的居住范围，在进行垃圾运输与垃圾处理方面，不仅产生了高昂的运营费用，对于监管和治理来说也增加了一部分管理费用。

2．社会关注度不足。城市在社会进程中高速发展，资源、人口都不断向城市涌入，城市开始显得异常拥挤，“城市病”和环境污染也不断加重，国家与公众的治理关注点逐渐投向城市中;新媒体时代的快速发展，乡村在银幕上一直处于“田园牧歌”的形象，对农村生活和环境有着“山清水秀”的定式思维;部分城市居民没有农村生活经历，认识不到目前农村出现了严重的垃圾污染情况，在多重原因下，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问题一直处于关注度较低的状态，社会层面也忽视了农村的环保情况。

三、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运行模式

基于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问题，笔者根据多位学者对其的研究，以及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模式的了解，将目前较为有效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模式分为了四种类型。

(一)模式一:政府+村集体+村民

此模式通过点到面的方式，形成以政府引导、村民主导的自主供给模式。以北京市延庆区大庄科乡为例，以“建立台账+严格考核+以奖代补”的形式进行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将垃圾分为三类:厨余垃圾、灰土垃圾和其他垃圾，政府统一发放三色垃圾箱，分类进行投放，对于厨余垃圾和灰土垃圾，村民可以采用沤肥和填土的方式进行处理，其余垃圾统一回收，有专门分拣员进行分拣，再将其中可回收垃圾卖给专门回收的企业获取一定的资金，也实现了垃圾的循环利用，而对于一些不可回收的垃圾，建造了区卫生填埋场，进行统一填埋。特别是“白色垃圾”的回收，采用“换购”的形式，政府与村集体对村民分拣出来的塑料袋等白色垃圾，根据数量进行兑换。由于乡村中村民闲暇时间多，村经济水平较为落后，以兑换为主的奖励机制有着明显的效果，甚至一些村民不仅开始收集自家白色垃圾，还会主动去田地和道路上收集。这种以政府为主导的模式还有着明确自上而下的监督考核机制，区级环境监督员对下属街道和乡镇进行监督与考核，乡级环境监督员对村“两委”和分类运输及保洁员进行管理、监督和考核，村干部在布置任务中对村民进行考核，层层规范监督考核制度为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提供了稳定的制度保障。

但目前就此模式来看，在分类端的成效较为明显，但运输端和分类处理环节还存在一定的问题，政府和村集体无法保证有效的分类运输及后期的垃圾处理情况，并且对后期垃圾处理形式也无法把控，没有实现规模化的链条来进行末端垃圾处理。

(二)模式二:政府+村集体

通过政府为主导，村集体参与决策的政府供给模式。目前安康市某村主要采用县政府主导，镇政府和村集体共同参与决策的模式探索垃圾分类方法，政府与村集体共同商议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相关规章制度与管理机制，对于垃圾分类的宣传，以政府为主导进行，村集体组织农户进行学习，同时政府出资建设“阳光堆肥房”，农户只需要将垃圾分为“可堆肥”与“不可堆肥”两种，将“可堆肥”垃圾送往“阳光堆肥房”，“不可堆肥”垃圾放置到村集中垃圾场，集中收集并运输至统一地点，由于村集体有资源性经济收入，垃圾运输费用由村集体负担，同时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也由政府和村集体共同进行监管。在政府+村集体模式中，与政府+村集体+村民模式最大的区别则体现在村民的参与度中，村民作为治理主体中的一员，参与治理的分类、捡拾、监督与被考核环节，深层次的参与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并在参与的过程中主动性较强，而政府+村集体模式村民参与感低，仅在分类端进行“可堆肥”与“不可堆肥”垃圾分类，积极性也不高。

由于有些可回收垃圾属于不可堆肥垃圾，这部分垃圾可以再次循环利用，部分村民将可以变卖和循环使用的垃圾收集起来，而其他所剩下的垃圾不再进行“可堆肥”与“不可堆肥”分类，直接混合送入集中垃圾场，使“阳光堆肥房”收效甚微，而政府和村集体对于垃圾分类和分类回收的情况，在监管上需要花费大量的财力物力去监督，管理成本较高。

(三)模式三:政府+市场

引入委托机制，以购买服务为主导的市场供给模式。政企合作不断成为政府处理公共事务的重要方式，但委托机制下，委托方和方的目标、利益诉求不同，容易出现信息不对称问题。北京市密云区北庄镇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中，采用政府引导+企业市场化运作的方式，较好的规避了这个情况。一方面在监督管理方面，专门成立了生态环境保护中心，负责全镇的环保问题，镇政府设立公益岗供村民当选生态环境管护员，参与到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中，并引入私营企业———北京隆盛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购买服务，委托参与运营。另一方面对于信息不对称问题，北庄镇采用多重监督管理方式进行:对于作为购买方的政府而言，以生态环境保护中心对北京隆盛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的工作进行考核，考核结果直接影响其单位收益，同时也对村“两委”和村干部的工作进行政绩考核，其考核结果与绩效挂钩;作为方的北京隆盛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对其下属的垃圾分拣员、运输员、管理员进行业绩考核。与此同时，镇政府、北京隆盛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村“两委”共同监督生态环境保护中心的工作;镇政府和北京隆盛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共同监督分拣员和运输员的工作;生态环境管护员和村“两委”共同监督村民生活垃圾分类情况。这种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模式为政府购买服务提供了保障，有效规避了诉求不同产生的分歧，解决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相关难题，同时环保业绩也不断提高北京隆盛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的知名度，为打开新市场奠定了基础。

委托模式下，便会滋生形式主义的出现，由于政府无法全程参与分类、运输及最终的垃圾处理，监管难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此外，垃圾治理问题属于社会问题，见效慢也无法获取高额的经济利润，多数企业不愿意涉足此领域。

(四)模式四:政府+市场+第三方公益机构+村集体+农户

多元共治意味着多方面的共同参与，延安市某村在实行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模式上，通过多主体共同的参与，探索出一条新的治理路径。此模式最大的不同是引入第三方公益机构，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市场、第三方公益机构、村集体和村民共治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模式，并在实施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实施过程主要采用延安市政府主导，镇政府和社区与委托的保洁公司签订合约，政府和社区共同支付保洁公司相关费用，保洁公司则负责对垃圾进行分拣、运输、处理，以公益为主的非营利性企业作为第三方，提供垃圾回收后的兑换服务。在垃圾的具体分类上，将其分为可回收垃圾、不可回收垃圾和有毒有害垃圾，分类方式较为简单，大多数村民可以正确分类，政府还免费为村民提供三色垃圾桶，村民可以将分类后的可回收垃圾送往垃圾回收银行，并且有第三方企业为村民提供可兑换的物资，同时保洁公司与社区之间对于奖惩方案进行决策，对考核优秀的农户进行物质与精神奖励，对考核未通过的农户进行扣分谈话。这种多元化的治理模式不仅减轻了政府的治理难度，保洁公司的效益也大大增加，同时社区和村民也切实享受到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后的良好反馈结果，第三方非盈利企业也通过公益性活动强化了企业责任，获得良好的正面形象。但主体的多元化，使责任归属问题也不断显现，一旦出现问题，“甩锅”“踢皮球”现象严重。

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优化策略

(一)建立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新机制

政策是引导政府工作的指向标，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结构和分类机制完善是目前的重要任务。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失败情况不乏存在着分类结构不明确导致的问题，农村生活垃圾从源头端(分类)－中端(运输)－末端(处理)需要一套系统的运行模式，根据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明确治理主体、健全责任体系、做好工作划分非常有必要。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的同时，要根据农村生产生活方式与经济发展的情况，以不同农村地区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因地制宜为基础，以本地性、便利性、可操性为原则，以垃圾资源化和垃圾减量化为工作重心，推行法律法规与相关制度的健全。

(二)明确主体责任，发挥主体作用，加强深度参与

村民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主动参与性不强、村集体的公共精神欠缺、政府相对经验不足、财政依赖性较强、技术发展与技术使用的不对称等多方面因素导致了主体责任之间的矛盾，严重制约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工作效果。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必须要有一个主要主体支撑，其他主体进行辅助，作为一项公共事务，村民必定是参与的主要支柱，政府要适当减少“大包大揽”的做法，把权力放回村民手中，加强村民参与的主动性与参与深度，培育村民的主体性，并且外部群体进行持久的辅助，更好的实现农村社会自治的可操性和实用性，在农村内部社会建立长久有效的治理机制。

(三)培育公共精神，发挥熟人社会治理优势

农村社会是一个以熟人关系维系的社会，是基于血亲关系建立的生存共同体，在共同利益的主导下将产生公共精神，这种公共精神在熟人社会中的行为会引起他人关注，并且熟人之间会相互影响，基于熟人社会的特点，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中，可以借鉴“规训与惩罚”的方式，如同福柯所言“规训”的控制力量，可作为“纪律”来予以理解。不仅是因为乡土社会是一个“礼治”的社会，礼是乡土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同时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是一个长期且系统的工程，让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成为熟人社会中“礼”的一部分，在“礼治”的约束下，形成相应的纪律，“遵守”纪律的村民可获得对应的精神及物质奖励，“未遵守”纪律的村民，可适当进行纪律上的惩罚，这种惩罚会在熟人社会的“关系化”中不断发酵并逐渐放大，以至于在熟人之间的影响、劝导下，最终回归到纪律中来。在以熟人社会为基础的“礼治”之下，公共精神的培育也不断增强，乡贤共治的促进，使得法治、德治、自治有机融合。

第8篇：北京垃圾分类范文

   做好垃圾分类倡议书    各位居民朋友们：

   近来，各居民小区已陆续配备了四分类垃圾桶（亭）和智能回收设备，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希望广大新居民朋友能够从我做起，积极参与垃圾分类，成为垃圾分类的榜样。在此，我们向您和您的家人发出如下倡议：

   一、争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从即日起，认真学习并掌握垃圾分类基本知识，从源头减量，准确规范投放，“不让垃圾回错家”。

   二、争当垃圾分类的宣传者。在与家人做好垃圾分类的同时，请积极向左邻右舍、朋友同事宣传垃圾分类知识，以身作则带动亲朋好友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形成“我参与、我先行”的新风尚！

   三、争当垃圾分类的监督者。垃圾分类涉及千家万户，关乎城市形象和人居环境，需要社会各方面的监督。请大家主动履行垃圾分类，监督义务和应尽的社会责任，形成人人参与、人人监督的良好局面。

   “垃圾分类一小步，生活文明一大步”，请新居民朋友积极行动起来，共同引领垃圾分类新时尚，共创文明城市，共享优美环境！

   倡议人：xxx

   20xx年x月x日

   做好垃圾分类倡议书    全院广大职工家庭、妇女姐妹们:

   美丽的__是我们共同的家，舒适的生活环境需要你我共同创造!目前，我市生活垃圾每日产量近400吨，它们正以惊人的速度淹没着我们美丽的家园。如果进行科学分类和回收，就能够节省新资源的开采，从而从根本上减少垃圾。为进取响应市委市政府城乡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工作的号召，大力倡导低碳生活，营造礼貌和谐的社会环境，市妇联、市第一人民医院女工委共同向广大家庭和妇女姐妹们发出倡议:

   广大家庭和妇女姐妹们要迅速行动起来，做改善环境的先行者，做保护环境的践行者。要进取发扬主人翁意识，认真实践“可持续发展”生活理念，把节能环保当成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进取参与到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行动中来。要从我做起、从此刻做起、从生活中的点滴小事做起，从机关、家庭、社区做起，从节水、节点、节油、节气做起，共同打造低碳生活。

   我们倡议家庭垃圾分类放置(可回收垃圾、不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我们的口号是:“垃圾分类，从我做起，低碳生活，全民行动”。为更好地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为了我们美丽的家园，请大家进取响应我们的倡议，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吧!从正确分类、投放、处理垃圾开始，让我们的城市更加清洁美丽，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更加幸福完美!

   倡议人：___

   20__年__月__日

   做好垃圾分类倡议书    亲爱的朋友们：

   北京的雾霾一年比一年严重，相信您对此一定深感头痛吧。我们现在要说的，就是一件与此紧密相关的事情。

   您可能有所不知的是，北京每天的垃圾处理量达1．8万吨，年处理650万吨，每年要因此填埋掉土地近500亩。这个数字还在逐年快速增长。现有的垃圾填埋场将在3—5年内全部填满，而找不到新址可以建设。为此，市政府不得不开始快速投建大型垃圾焚烧厂，来处理处于围城之势的`垃圾。

   而这些烟囱，就如同人类的香烟，将用昂贵的代价使北京这座城市罹患上癌症。

   因为现有垃圾没有分类，成分极其复杂，内有大量有害物质，而且因为大量腐烂有机物而充满水分，热值不高而燃烧不适，且烧后产生大量有毒有害气体与残留物。其中包含大量的世纪之毒二噁英以及重金属，部分进入大气，部分经残渣掩埋后因雨水渗漏进入土壤以及水体。日积月累，我们可预见的是，北京的雾霾将越来越严重而且毒害程度日甚，地下水污染日益严重，土壤污染更进一步地威胁到我们的食物安全。

   按照发达国家以及台湾走过的历史来看，垃圾分类处理是唯一的出路。

   现有的垃圾成分，厨余约占50—60%，可回收物约占20—40%。分类回收利用后，剩余的垃圾只剩下10—30%。这样需要掩埋处理的量大为降低，而且没有腐臭扰民和垃圾渗滤液污染地下水的问题。

   从大自然的智慧我们也可得出，亿万年来，动物和植物死去后没有堆积如山，是因为有微生物将它们分解成为植物可以重新利用的水、二氧化碳和矿物质，重新进入循环体系。

   垃圾分类的意义等同于此。将垃圾按照不同的成分分类，成为可以堆肥的有机物以及可以重新利用的塑料、纸、金属、玻璃等，重新进入社会物质生产中的循环体系，这样来对资源进行循环利用，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美好社会才可能实现。

   垃圾不分类，物质界的循环链条便被中断，资源被快速耗尽，环境日益被严重污染，人类社会无法持续。

   台湾在数十年前，环境状况与我们今天类似，空气、水、土壤被大量污染。通过垃圾分类处理等有效管理措施，台湾的环境已经日益美好，天空重新再现了蓝天白云，河流重新开始变得清澈透明，食物也日益健康纯净。

   日本的家庭垃圾分类手册有厚厚一本书，里面将垃圾可回收物详细分为十几种甚至几十种。但我们只需要做到垃圾分类最基本和最关键的步骤干湿分离，即把厨房中可腐烂的有机物单独存放在一个垃圾桶中，然后单独投放至小区公共场所中专门的厨余回收垃圾桶。其它各类型的垃圾存放至另一个垃圾桶，投放至公共其它垃圾桶。

   这样干湿分离后，厨余垃圾将被单独收集运送至政府投建的堆肥厂，由于质地纯净，可以堆制出优质的有机肥，免于重金属污染的危险，重新回到土地上去肥沃由于常年使用化肥而日益贫瘠的土地。其它垃圾由于没有受到腐烂有机物的污染而相对纯净，可以进一步进行分类，使其中的资源物得到最大程度的回收利用。

   厨余垃圾单独收集投放这样一个小小生活习惯的改变，您就为自己以及子孙后代的环境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让垃圾不再是危害环境的元凶，而成为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资源。

   为了我们自己和孩子未来的天空、水和食物，让我们做好垃圾分类、干湿分离，好吗？

第9篇：北京垃圾分类范文

近日，广州市召开全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再动员大会。会上，广州市市长陈建华直言，广州现在垃圾分类工作的精细化程度还不够，大部分社区的垃圾分类收集容器和设备配置还没有完全到位，许多家庭还没有完全掌握垃圾分类的方法和要求。同时，餐厨垃圾处理设施进步缓慢，但现在由于没有大规模处理设施，离餐厨源头减量和资源化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

陈建华希望用三至五年时间，推动广州垃圾分类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我国城市的垃圾分类工作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2000年原国家建设部更加明确地确定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深圳、杭州、厦门、桂林八个城市作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这些城市的减量化实践亦步步推行，并不断强化垃圾分类减量的推进力度。但是十多年之后，分类减量效果并不如人意。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和自然之友的《2011北京市垃圾真实履历报告》显示，“仅有4.4%的社区做到了居民按标准分类投放。而有41.1%的社区，居民投放垃圾的情况并未发生改变。有50%的社区，尽管已有部分居民进行了分类投放，但另一部分居民仍然混合投放。”

上海在2007年确立了“大分流、小分类”模式，即装修垃圾、单位餐厨垃圾、大件垃圾和绿化枯枝落叶专项分流处理，日常生活垃圾按照场所不同，分别采取不同分类方式。然而，十多年过去了，垃圾分类试点仍在“推进中”，如2012年上海垃圾分类减量的工作目标主要是“试点拓展”，即在巩固2011年1080个试点居住区成效的基础上，将试点范围向学校、机关、集贸市场、企事业单位、公园等1050个各类场所推进。

从全国范围来看，垃圾分类的试点城市如今遍地“开花”，但几乎都还处在探索阶段，会不会“结果”，何时“结果”，均是未知数。坦率地讲，迄今没有一个城市称得上已经具备行之有效的垃圾分类减量的体系。

原因主要在于当前我国垃圾分类减量的经济激励不够明晰，还面临一些问题。比如，政府尽管出台了奖罚分明的强制性分类制度，但如何实施还面临着管理对象众多、分散、监管成本高的难题。已有的对居民个人的经济激励局限于分类行为的奖励，还缺乏与垃圾分类质量与数量的挂钩。同时，政府给予餐厨垃圾、碎玻璃、旧织物等废物的回收再利用企业的补贴制度，存在部分失灵。

城市垃圾，谁能率先“突围”？当务之急是找到垃圾分类减量的最优化路径。

首先，衡量各环节减量的激励作用，对分类垃圾、混合垃圾等实施不同的财政拨款方式。具体到某个城市而言，激励的源头来源于市对区的激励，通过该发散性网络层层传递到各垃圾产生源头，从而实现垃圾的减量化目标。

其次，构建居民和企业的生活垃圾阶梯垃圾收费制度。如，以小区、企业为单位建立垃圾分类质量的梯度价格制度，调动垃圾产生者的分类减量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