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经济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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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投资经济论文范文

1）它没能直接反应出投资的规模，只是用资金的形式予以体现。而资金有是企业的最为宝贵的资源，对企业的投资是否能取得应有的效用并不能直接反映。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一般都采用增量投资分析或者净现值指数的方式解决实际中的优先问题。

2）在进行石油勘探开发投资经济评价时，如果采用NPV，由于折现因子的存在，使得油田越早投产NPV值就越大，就会在一些类型的油气开采中，由于想获得较好或者较高的收益而加快开发的现象。进而导致了破坏性开采的情况增多，而使得油田的最终收益降低。因而，政府需要运用科学完善的石油开采制度，如稳产期的增加税收，在开采中后期减免税收的办法，以促使石油开采企业合理高效利用地下资源，最大限度地保证油田的开发。

二、内部收益率(IRR)

内部收益率也是石油勘探开发投资经济评价中的重要指标，在评价中也最为常用。它主要是针对NPV=0的情况。内部收益率能直接反应出投资者的效益，因此，也可以认为是盈利率或者回报收益率。这种评价方式被用于石油勘探开发投资经济评价中的缺陷主要有两个：

1）只有一个解的情况，针对净现金流量来说，为序列正负号只变化一次的项目。即使序列正负号多次改变，也是只有一个解的情况，如果出现两个以上解的情况，就不是内部收益率计算范畴。之所以会出现正负号的改变，是由于投资过程的不连续，而石油的勘探开采涉及的投资量很大，如果只对一次投资进行考虑，就不能客观地反应被评价区域的经济效益。如果对多次的投资都予以考虑则内部收益率的结果可能很多，但就真实的内部收益率来说，其结果都不是正确的。

2）在对内部收益率进行计算的过程中，含着一个假定情况，即由此项目获得的纯收益可以用来继续投资，继续投资的收益率和项目的内部收益率相等。在油田寿命枯竭，项目停止开发时，按照内部收益率来计算，就是投资未来值的累加等于收益未来值的累加，由于条件的制约，收回来的投资不可能在进行同样地理条件的含油气项目的投资中，因此，石油勘探开发投资的经济评价指标中，内部收益率评价方式并不适合，只能作为辅指标来参与评价。

三、基准折现率

基准折现率，是投资者对于投资所获得的最低回报率。由于在企业间存在的风险以及目标不同，折现率也会多种多样。由于项目的不同，在风险上也有很大差别。因此，在对不同项目进行经济评价时，需要采用的基准折现率也会不同。

四、指标计算问题

各种经济评价的指标，都是在项目寿命时间内对现金流进行计算得到的。因此，对现金流量进行科学合理的预测决定了经济评价的正确与客观。因为是种预测，因此，就有可能存在一定的与实际不符的情况，特别在对现金流的描述中。因此，更应该尽最大可能减少预测中的偏差，尽可能与实际相符。

五、结语

第2篇：投资经济论文范文

2012年与2006年相比，总体来说江西省各地级市都有较快的发展.除了南昌第一位与抚州最后一位一直没有变化外，其余城市都有排名均有浮动变化，说明各地级市竞争激烈，相互追赶，综合得分整体处于上升趋势.南昌排名第一得分有所下降，作为省会城市的首位度有所降低，说明其他地级市发展追赶速度快，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有所减小，区域内不平衡发展有所改善.表3中表明，2006年在11个地级市中综合得分从高到低的排序分别是：南昌>上饶>新余>九江>萍乡>鹰潭>赣州>景德镇>宜春>吉安>抚州.其中有前4个城市的综合得分是大于0的，说明其投资环境在总体的平均水平之上，也说明江西省的总体投资环境欠佳.从地域分布上来看，这4个城市以省会南昌为中心，环绕鄱阳湖而成，具有良好的区位条件.其余的城市得分均小于0，远离省会中心，区域位置欠佳.这说明南昌作为全省省会同时也是中心城市，中心性作用突显；城市之间的差距较大，如第一的南昌（1.362525）和最后的抚州（-0.53731）.在2009年，整体综合得分有所提高，说明江西省整体投资环境有明显的提升；且南昌与最后的抚州和第二的新余之间的差距在缩小，中心性略有下降.到了2012年，整体得分进一步提高，第一位南昌与最后一位的抚州的差距进一步缩小，第二位新余总分越来越接近第一位，说明南昌市的中心性有所降低，整体投资环境有了较大的提升；也表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所成就，地区间的不平衡发展有所改善[8].

2类型划分

从表3中可以看出各地级市投资环境的显著差异.总体上可以看作是省级中心城市和地区性中心城市两种.根据这些差异，可以将江西11个地级市详细划分为3个类型.1）实力型.这主要指南昌市.江西省是典型的单核结构的省份，南昌是江西省的省会，同时也是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各主成分的值都较高，尤其在经济和社会服务等核心因子上的比重最大，整体综合水平最高，说明南昌的中心作用突显，具有较强的实力，是区域经济的增长极，对全省的经济发展起着带动作用.2）活力型.包括新余、九江、萍乡、鹰潭、景德镇、上饶这6个地级市.这几个城市有一定的经济社会基础，是江西省除南昌市外经济最活跃的地区，是全省经济的增长点.近年来经济发展尤为迅速，有某些地方特色的产业优势和良好的区位条件，交通通达性高，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很大.3）潜力型.主要指赣州、吉安、宜春、抚州4个地级市.这4个城市经济发展特色不鲜明、比较优势不明显制约了投资环境的提升.经济基础落后，社会服务配套不足，各城市的发展问题不尽相同.但这几个地级市面积大，人口多，有极大的提升空间，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和人才，发挥后发优势，是这些城市极大的潜力.

3优化建议城市投资环境的比较分析

最终都要落实到实际的规划建议和优化方向上.各地级市应结合发展现状和提升潜力，维持和增强自身优势，努力克服自身劣势和短板，大力改善各地级市的投资环境，促进江西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9-10].

3.1实力型城市

南昌作为省级中心城市，综合得分均为第一，但同时还应看到，南昌虽然一直是综合得分第一，但与第二的差距在缩短，说明南昌的中心性降低，首位度下降，对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在减弱.因此，南昌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和改善：一是南昌应加大市政建设力度，打造一个适合百万以上人口生活的现代化大都市，改善公共交通条件，建设公交专用道路和地铁，完善基础设施，改善城市空气质量，建设便捷、高效、绿色的城市环境.二是南昌应加快内涵发展的步伐，完善法制体系，健全金融法规，支持工业园区和创意产业的发展；同时注重新农村经济建设，使农村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点.三是加快南昌东西南北开放的步伐，形成全方位的开放格局.利用交通优势，强化南昌作为全省的物流、人流、信息流的中心地位，发挥其应有的中心性作用，促进且带动区域经济协调、快速发展.

3.2活力型城市

活力型城市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在城市发展的某些方面有突出表现，某几个因子的得分超过南昌市，位于全省第一位.交通通讯条件较好，拥有自身特色的主导产业和良好的区位条件.活力型城市在经济生活因子（F1）、交通运输因子（F3）上有着较高的得分，而在社会服务因子（F2）与生态环保因子（F4）得分明显较低.因而，在今后的发展中应做到：一是进一步强化自身经济优势，依托便捷的交通区位条件，促进产业更新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二是着力改善城市的社会服务和自然生态环境，加大城市建设投入，构建良好的城市环境和社会氛围来吸引更多投资.三是政府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进一步促进经济社会转型升级，释放经济活力；加大招商引资的扶持力度，吸引更多高水平投资落户当地.

3.3潜力型城市

这类城市的发展瓶颈主要有：投资环境基础相对薄弱，在江西省内没有突出优势，内部差距较大，综合能力弱.基础设施落后、自然区位条件较差、工业结构比较单一是制约这些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缺少主导产业，工业化水平低使得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缓慢.在主要的生活经济因子（F1）、通讯与社会服务因子（F2）、生态环保因子（F4）上得分均较低，排名并未有明显的变化，甚至略有下降.但同时也要看到在发展速度（F5）上有着较高的得分表现，说明这一类型城市发展速度较快，具有进一步发展的潜力.今后潜力型城市的主要发展方向有：一是保护自然生态环境，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发展旅游等服务业，在不破环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二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总体提高人民生活、社会服务与城市建设水平，提升城市形象.三是立足当地特色，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发挥地区中心城市作用，加强与周边县市的联系，形成经济发展的向心力.四是转变发展角度，立足自身优势，挖掘土地、人口、资源及生态潜力，积极对接经济发达地区，打造区域性中心城市，实现后发赶超.

4结论与展望

第3篇：投资经济论文范文

（一）金融危机与企业融资金融危机主要从供给端对银行信贷产生影响，银行的资产流动性下降以及经营绩效降低，都促使其通过储存流动性，减少贷款规模的方式来降低经营风险。为了缓解融资约束，企业开始选择其他融资方式来为公司正常经营提供资金支持，主要包括现金储备、公司债券融资和贸易融资三个方面。Campello等人将企业按照融资约束的程度进行分组，对来自美国、欧洲和亚洲的1050家公司的CFOS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发现，面临融资约束的公司会计划削减自身的研发、薪酬和资本支出，并采取多种手段进行现金储备。具体来说，为预防将来可能出现的信贷紧缩局面，面临融资约束的企业会通过加速提取银行信贷余额和降低股利分配比例等方式储存流动性，提升企业应对宏观经济波动等风险的能力，未受到融资约束的企业则没有上述行为。Kahle和Stulz将企业按照与银行有无关联进行分组，实证检验企业各种融资手段在金融危机期间的变化。研究发现，在危机第一年，各类企业的债券发行规模都有所扩张，2008年9月之后，债券融资和股票融资规模均大幅降低，而与银行关联较多的企业的现金储备则在整个危机期间显著上升。金融危机主要对银行信贷供给端产生影响，这会降低企业从银行获取贷款的能力，干扰企业的正常经营，为了满足企业必要的资金需求，债券融资成为企业融资的重要选择之一。

Polak等人认为2007—2009年的金融危机促使企业将注意力从盈利水平转移到企业现金储备和流动性上，公司债券在企业融资方式中的地位显著提高，发行债券成为维持公司流动性、控制公司风险的战略选择。Dick－Nielsen等人以不同信用评级债券为例，指出金融危机期间公司债券对企业融资具有重要作用，认为信用评级较高的公司的债券流动性更好，AAA评级债券需求升高的主要原因在于银行借贷规模缩减所造成的系统流动性不足。此外，Dick－Nielsen等人进一步对比了金融机构发行的债券和非金融机构发行的债券，发现金融机构发行的债券明显缺乏流动性。在金融危机期间，企业面临融资约束，企业之间的贸易融资作为缓解融资约束的另外一种替代选择，其重要性日益体现。Garcia－Appendini和Montoriol－Garriga在银行信贷紧缩和非金融机构的外部融资能力受到限制的背景下，实证检验了非金融机构在金融危机期间为企业提供资金的重要性。将企业按外部融资的依赖水平进行分组，发现企业之间的贸易融资在金融危机期间有所上升，融资约束较小的企业为面临融资约束的企业提供流动性。融资约束企业在金融危机期间贸易融资上升的主要目的是补偿其在银行借款方面的不足，为了促进经济快速增长，政府应该采取政策规范贸易融资。与前者的研究相类似，Coulibaly等人在外部资本市场融资能力下降的背景下，研究了贸易融资对企业经营的重要作用，利用亚洲六个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中国台湾、泰国）的宏观数据探求企业销售额下降的原因，发现拥有较多贸易融资的企业销售额下降较少，贸易融资对于企业经营的重要性愈加明显。进一步地，Coulibaly等人将企业分成国内市场导向和出口导向两类，发现出口导向型企业贸易融资较少，其销售收入下滑幅度相应也较大。

（二）金融危机与企业投资在金融危机期间，出于谨慎性动机，银行会选择降低贷款比例，提高资产流动性，企业相对较难从银行取得贷款。在此背景下，企业投资在金融危机期间有下降趋势，现金储备、债务融资和信用额度等因素与其投资的关系受到国外学者的重视。Campello等人采用调查问卷法证实，近90％受到融资约束企业的首席财务官（CFO）声称企业的投资计划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而超过半数的企业强制取消了既定投资项目。Duchin等人则通过实证检验的方法，将企业按照融资约束进行细分，讨论金融危机期间企业现金储备与投资的关系。他们的研究发现，金融危机主要是从供给端影响非金融机构从外部资本市场获得融资的能力，控制行业和时间变量后，公司投资在金融危机开始时的下降幅度达到了6.4％。值得注意的是，拥有较少现金储备和高额净短期负债的企业投资下降幅度最大。在进一步研究中，Duchin等人又将样本研究区间扩展到2009年3月31日，发现随着金融危机对企业需求端的影响开始显现，公司投资依然保持下降的趋势，但此时现金储备对企业投资的影响不再显著，说明随着投资需求的下降，融资约束的存在对企业经营的影响开始下降。Almeida等人利用金融危机提供的自然实验的机会，研究信贷紧缩背景下企业经营行为的变化，按照债务的期限结构将企业分为在金融危机期间需要进行再融资和没有再融资两组，发现相较于在金融危机期间没有再融资的企业来说，需要在金融危机期间再融资企业的投资多下降了2.5%，而债务期限结构以短期借款为主的企业在金融危机期间投资下降的幅度更大。

Anand等人解释了流动性管理与企业投资之间的关系，指出金融危机造成了市场流动性不足，这种流动性紧缩局面延续了较长一段时间，由于买方投资者承担了更大的流动性风险，机构投资者倾向于在金融危机期间撤销大部分风险投资，这一经营策略延续到了金融危机后很长一段时间，所以，机构投资者通过交易控制长期市场秩序失衡的能力较难迅速恢复。Campello等人则将关注焦点放到了金融危机期间企业如何管理流动性这一问题上，通过将公司内部流动性、外部资金和公司决策三者相结合，发现金融危机期间，对没有出现现金流短缺的企业来说，较高的信贷额度往往意味着更大规模的资本支出，而面临融资约束的企业则会谨慎权衡储蓄和投资行为，信贷额度的存在有利于弱化金融危机对公司投资的影响。与前述研究类似，Campello等人又以欧洲地区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发现金融危机期间公司信贷额度并没有枯竭，银行信贷可以为面临融资约束的公司提供流动性，进而对其投资行为进行支持。值得注意的是，Chen等人分析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变化，发现在整个样本期间内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有下滑的趋势，尤其是在近几年，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几乎消失，这一现象在金融危机期间依然存在，而研发费用和现金储备的变化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上述现象。因此，他们指出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并不是度量融资约束的合理变量，未来研究中对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消失这一现象的解释将有利于深化对公司投资行为的认识。除了企业的现金储备、债务融资、信用额度等因素与企业投资规模的变化相关以外，企业的会计稳健性也会对企业投资规模产生影响，会计稳健性越高，则企业就更有潜力提升自身债务融资能力，提高投资水平。Watts和Zuo实证检验了美国2983家非金融机构的会计报表对于企业价值的影响，认为金融危机期间会计稳健性主要通过改善企业借贷能力和制约投资机会两个渠道来提升公司价值，企业的会计稳健性越高，金融危机对公司股票收益率的消极影响就越小，企业越有可能取得更多银行贷款以扩大投资。

二、中国情境下金融危机与公司财务未来研究展望

国外有关金融危机微观经济后果的讨论为中国开展金融危机的相关研究提供了理论参考和经验借鉴，但是考虑到中国特殊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尚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将金融危机微观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与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相结合，有可能取得不同于国外的研究结论。中国在金融危机期间的宏观经济政策、中国转轨经济的特殊发展阶段和尚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以及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和“国进民退”等现象，都为我们研究中国制度背景下金融危机对公司财务行为的影响提供了崭新的视角，这不仅有利于扩展国内公司财务领域的相关研究，更是对国外金融危机微观经济后果研究的重要补充。基于此，我们提出了中国情境下金融危机与公司财务领域的相关研究建议。

（一）基于中国的制度背景，研究金融危机期间企业的公司治理行为中国正处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阶段，法律和制度环境尚不完善，企业组织结构、公司治理水平存在较大改善空间。尤其是受到中国传统的家族文化的影响，企业的经营决策更多地依靠管理者的个人权威，这一方面会造成企业财务信息披露水平较差，另一方面也使得公司管理层和投资者对企业日常经营的监督不足。金融危机爆发后，大量企业面临经营困境，因此，研究特殊事件冲击对企业公司治理行为的影响将会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在未来的研究中建议着重关注以下几个问题：（1）盈余管理。金融危机导致大部分企业陷入亏损困境，基于自身利益考虑，企业管理层是否会借金融危机的机会进行盈余管理操纵，在金融危机期间影响企业盈余管理的因素是什么，这有可能成为研究中国金融危机背景下公司治理行为的重要方面。（2）管理层激励。企业“问题”一直是公司治理领域研究的重点，金融危机期间，企业是否会通过管理层激励来摆脱经营困境，对企业管理层激励的方式和效果的研究应该成为探讨金融危机微观经济后果的重要研究话题。

（二）基于金融危机的冲击，观察企业理财行为的变化在金融危机期间，企业的外部融资能力受到限制，企业的理财行为也相应地发生变化。尤其是在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企业的产权性质存在国有和民营的差别，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经营目标、财务决策等会存在一定的差异，以此为基础，对金融危机期间企业理财行为的研究也成为一个重要的方向。在未来的研究中，建议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1）资本结构。在金融危机期间由于外部融资能力受到限制，企业是否会选择其他的替代融资方式来满足资金要求，实证检验企业在金融危机期间资本结构的变化，能为观察特殊事件对企业理财行为的影响提供经验借鉴。（2）投资效率。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了国内经济的快速复苏，以此为背景，讨论企业在金融危机期间的投资效率是衡量政府经济刺激政策效果的关键指标。（3）多元化与并购。金融危机期间，企业海外并购成为公司理财行为的一个热点，中国企业相对良好的经营状况和充沛的现金储备，为企业实现跨国经营战略和提升国际竞争力提供了机遇，企业并购与经营多元化将会成为金融危机微观经济后果研究的重要领域。

（三）金融危机与企业外部联系中国制度背景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国转轨经济特殊发展阶段和传统东方文化的“关系”的概念。在从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政府依然在资源配置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此，很多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积极营造各类外部联系，以求为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所以，将企业的外部联系纳入到金融危机微观经济后果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金融危机与企业外部联系的研究应着重观察以下两点：（1）政治联系。中国的制度、法律环境尚不完善，政治联系的存在会为企业提权保护、融资便利和税收优惠等优势，将政治联系纳入到金融危机研究中，观察政治联系与企业投融资规模和投资效率的关系，是对现有政治联系相关研究的重要扩展。（2）银企联系。银企联系也是企业外部联系的重要形式，金融危机期间，政府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了银行信贷额度的快速上升，观察银企联系对企业获取银行贷款和企业投资的影响，应成为未来研究的重要方面。

第4篇：投资经济论文范文

我国的投资银行业务监管模式是采用外国现行的监管模式，这也是一种集中型的监管模式，可以为投资银行业务开展提供良好的管理。但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投资银行业务监管方面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影响了投资银行业务的开展，也影响了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性。

1.现行的监管发展模式没有明确的定位。当前世界的投资银行的发展模式主要有三种：附属全能银行模式、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和独立发展模式，这种不同的模式也造成监管模式的多样化，我国的大多数投资银行是以证券公司或者金融机构附属部门的形式存在，并没有主流的发展模式，这一切都表明我国的投资银行的发展模式依然处在探索的阶段，在一些规章制度方面没有完备的发展模式。当前金融市场的开放性不断的增强，对于我国的投资银行专业化水平和市场占有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我国的市场经济模式逐渐的完善，投资银行业务的发展也对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战略转变产生重要的影响。

2.业务范围窄，创新能力差。当前国外的商业银行业务开展广泛，其业务创新性较强，但是，我国银行投资业务范围窄，创新不足，也是制约我国金融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投资银行从事的业务主要有证券承销和经纪，各个商业银行的金融业务没有太大的差别，通过调查结果显示，只有部分较大规模的银行开展了财务顾问、并购重组、风险投资、资产证券化等业务，但是，在业务的开展过程当中，存在着业务经验不足、业务信誉和创新能力不足等诸多的问题，这也和我国的投资银行开展业务的时期比较短有关，但是，也反映出了其和外国投资银行之间存在的差距。

3.监管方面存在着未能覆盖的灰色地带。当前我国的金融监管机构跟不上金融发展的脚步，在监管方面还存在着比较多的灰色地带，例如：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是负责投资银行的监管机构，但是，其监管权限只限于商业银行，不能够对整个的金融行业进行统筹的监管，从而造成了金融行业的不稳定性，尤其是在经济极度扩展的时期，投资银行的部分业务更是处于无人监管的局面，这种宽松的监管环境，造成了投资银行为了追求过度的经济效益，而忽视了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同时金融创新也给业务的监管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业务的创新造成了金融业务操作变得越来越复杂，监管机构和商业银行的高层机构也很难全面的预测出其业务开展所带来的金融风险。此外投资银行的证券业务和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以及保险公司的业务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形成了风险相互承担的局面，一旦爆发经济危机，就会造成了风险的扩大化，从而加重了经济危机的危害性，造成不可预估的严重损失。

二、我国投资银行的监管趋势和建议

1.投资银行经营模式的选择。对于投资银行而言，选择合适的经营模式是至关重要的，通过美国的投资银行调查结果显示，混合经营的模式并没有显示出其应有的优势，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的投资银行纷纷转型，以缓解投资的流动性不足，对于投资银行而言纠正金融交易过度放大的杠杆率才是避免出现金融危机的关键所在。否则，投行转变为银行控股公司并产生关联交易，会蕴藏更大的危害。根据我国的金融发展现状，对于经营模式的选择要吸收外国金融危机的教训，同时结合我国的历史背景和社会信用状况，选择符合中国国情的经营模式。中国的投资银行在开展业务的时候，可以在集团综合法人分业模式下进行，探讨分析有利于提高效率的经营模式，同时要注意经营模式的抗风险能力。此外在综合经营的过程之中，要加强对于商业银行的审查监管，对于其信用衍生产品也要强调其资本约束，避免在开展业务的过程当中出现道德风险，在金融衍生产品的的推行之中，要秉承透明的原则，让客户充分的了解到产品的信息情况，限制衍生产品的杠杆率并纳入资本充足率监管；还应该控制投资银行的规模，对大金融机构也不宜放松风险控制和杠杆率约束。

2.在风险的转嫁中控制和管理风险。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对于投资银行的业务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最重要的是避免投资银行为了追求经济效益，而过度的扩张其业务，要加强对于金融机构流动性的监管。因此，要关注储蓄率对于经济和金融的基础性作用，金融行业的发展以及其新产品、新业务的创新要在实体经济的基础上进行，避免出现在发展金融业的同时忽视了实体经济的重要性。此外严格的风险管理是金融市场健康运行的基础和关键，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要灵活的进行风险转移，可以把金融风险由商业银行转移到投资银行上，从而把金融风险的危害性降到最低，这就需要国家政府部门、金融机构、投资银行等建立健全、完善的风险评估机制，增强对于风险的识别和评估机制，控制风险的过度扩张。

3.加强信息的披露、规范银行的金融创新。金融创新并不能够把风险完全的消除，而是把风险从不同的投资者之间进行分散和转移，降低风险的破坏性，因此，金融创新并不能够降低整个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因此，要加强市场信息的披露，降低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性，尤其是要规范银行的金融创新，规范和改善投资银行的业务模式，提高产品的信息透明度。此外还要对金融创新过程之中的利益共同体加强监管，避免出现道德风险问题，同时，还需要建立健全、完善的创新产品的透明度监管标准，提高整体市场的透明度，加强系统性风险的披露，防治潜在的风险通过金融创新进行转移。

4.建立良好的竞争环境，促进行业的整合。当前我国的法律针对投资银行并没有设立专门的法律法规，从而造成了行业规范的空白，因此一旦出现任何的问题，并没有可以供参考的法律依据。此外很多现行的法律法规对于投资银行的业务发展依旧存在着比较多的制约，尤其是在对投资银行的违规和处罚方面并没有形成明确的界定，这种法规的不规范和滞后现象，给金融监管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不利于我国投资银行形成有序的竞争环境。因此，建立健全、完善的法律体系可以为投资银行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也有助于其提升自身的实力，当前我国的投资银行整体资金实力都比较弱，因此，应当加强其行业内部的整合，积极鼓励投资银行业内部兼并重组扩大实力。

三、结语

第5篇：投资经济论文范文

一、地区经济一体化对国际分工的影响

国际分工是产生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因，国际贸易又进一步加深国际分工，解释贸易的理论都是以阐释分工为基础的，贸易理论的发展主要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比较利益理论。李嘉图认为，各国应致力于生产其相对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产品，并以之出口换取其相对具有较低劳动生产率的产品；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则表明，商品价格差异是贸易的基础，要素价格差异是产品价格差异的根源，各国应出口密集地使用本国丰富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商品，并以之出口换取密集地使用本国所稀缺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二是新贸易理论。以克鲁格曼、赫尔普曼等人为代表的国际经济学家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动因之一，但该理论仅解释了要素禀赋具有差异国家之间的产业间贸易，而现实中有相当一部分贸易是发生在经济特征相似国家之间的贸易，新贸易理论从两个方面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其一是着眼于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化，以边际成本递减作为生产分工与集中的理由，其二是用不完全竞争及其市场细分策略来解释这类贸易与国际分工，说明规模收益只要超过运输成本，生产应有集中化的趋势，并且市场规模越大、“学习曲线”效应越明显的行业，成本就会越低，以此为基础的生产分工与选址，不再决定于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而是历史因素与政府政策等因素作用的结果。

从以上理论出发，分析经济一体化在贸易流向与产业组织结构两方面对分工的影响，可以发现具有以下几方面明显的效应：第一，市场规模效应。一体化以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壁垒降低，因而无论从市场范围还是消费者效应来说，都有效地扩大了市场的规模，相似要素可以更密集地使用，按照一国都趋向于出口在本国市场上占有较大份额产品的原理（克鲁格曼、赫尔普曼，1985），一体化区域将具有增加对区外出口的倾向。第二，市场竞争效应。贸易壁垒降低将导致区内市场竞争激化，减少寡头垄断，降低区内市场细分的程度，可以强制地带来经济效率的调整。第三，规模经济与专业化分工的效应。市场规模扩大以后，企业可以通过做大规模降低成本，一些厂商能够从事更多的工厂专业化分工，减少每个工厂生产的产品种类，降低服务成本，增强出口与区域内进口替代的能力。以上三方面都将增加一体化区域的区位优势，增加一体化区域内部分国家的竞争优势，引起区内投资格局的调整与区外对区内投资的增加。

从贸易对分工的影响来看，传统贸易理论与新贸易理论的分析有三个共同点：一是产品都是由一国国内的企业生产的；二是贸易保护的对象都是一国的产业、产品及其生产的企业；三是要素在地区间不流动。但如果以跨国公司的跨国一体化经营为分析背景，以上三点结论就需要重新推敲，国内有学者将跨国公司内中间产品的贸易、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贸易与投资的融合概括为贸易投资一体化现象（张二震、马野青，2002），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我们认为，分析贸易投资一体化对国际分工的影响，可以以要素的跨国流动与各国同类要素的异质性为基础，当跨国公司实行跨国一体化经营时，跨国公司的管理、技术以及品牌都可以成为投入的要素，地区经济一体化降低了贸易壁垒，有利于要素与中间产品的国际流动，从而推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依据各国的要素差异进行不同的价值增值环节的选点布局，一国科技型、管理型以及高素质劳动力较多，将有利于价值增值环节大的生产投资与研发机构的建立，低素质低技术的劳动力较多，将有利于一般加工型生产环节的建立。贸易投资一体化使产品乃至产业失去了国家的界限，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不能再说是由中国制造的，但国际分工仍存在，不过分工不以产品、产业为标志，而以国家之间的要素差异为标志，以要素创造的价值增幅为标志。以这种分工为基础的贸易，结果不是要素价格的均等化，而是其差距的扩大，如跨国公司专门将技术研究与开发中心、价值增幅大的生产环节放在本国，而把生产的组装等劳动密集型工序放在中国，或仅建立适应中国市场的技术应用中心，中国将专门成为成熟技术的生产加工基地，长期下去中国的知识型管理型人才收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越来越大，造成人才培养的困难与人才的流失，进而掉入要素低水平成长的贸易陷阱。

对一体化国家而言，区域经济一体化扩大了区域内的市场，降低了区域内同类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增加了同类生产要素尤其是知识型管理型人才的聚集，这都将增加区内的区位优势，提高以贸易投资一体化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层次。但对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而言，跨国公司的生产选址将非常重要，使价值增值幅度大的生产环节落址于本国，通过对知识型人才的需求来实现本国有竞争力要素的持续增长，将成为各国贸易保护的新目的。吸引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不仅要有量，而且还要有质。

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效应，国际经济学界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前，分析总是以一体化对新贸易格局的影响作为基础，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后，随着新贸易理论的创立，市场结构、产业组织的理论被植入国际贸易的分析，因而投资效应的分析就以产业组织的行为分析作为基础，贸易投资一体化基础上的贸易与投资行为主要还是以寡占反映战略为主，在方法上仍属产业组织的行为分析，下面我们以这两个阶段为界分而述之。

二、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跨地区跨集团的直接投资以及跨国公司的战略联盟策略，从根本上来说将成为打破地区封锁抑制排他性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当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从以降低成本为目标的要素寻找型向市场开拓型转变后，国际贸易的作用将是长期的基础性的。从贸易的角度分析一体化对投资的影响，出发点是一体化对资源配置的经济效率与福利的影响，理论基础基于比较利益之上的专业分工，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部门间或产业间的区域内部贸易的增长，市场规模以及规模经济都成为一体化收益的主要来源，经济特征相似的国家都可以在专业化分工中收益，从与一体化之外的国家贸易条件的改变中获益。分析一体化对贸易的影响，主要采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考虑关税、配额和其他贸易障碍降低后对相对价格的影响以及价格对贸易商行为的影响。由于影响相对价格的行为因素很多，如政策、收入等，因而不联系具体产业与产品是很难下具体结论的，但总体的分析可以提供基本的分析方法与思路。

美国经济学家J·瓦伊纳于1950年提出了“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这两个基本概念，用以反映贸易对一体化的反应，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66)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投资转移”与“投资创造”，用以反映外部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对区域一体化贸易流向的反应，由此奠定了这一领域的基本分析框架。

金德尔伯格认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经营战略表明，一体化组织的贸易流向对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和流量产生影响，形成投资创造效应与投资转移效应。投资创造是由贸易转移引起的，一般而言，关税水平越高的国家，一体化后贸易转移效应越大，该国将从成员国进口成本更高的产品，消费者获得价格相对较低的产品，但国家失去部分甚至全部关税收入。如中日组成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中国可能以从日本进口汽车来代替从世界其他地区的进口，但别国厂商自不会坐以待毙，中国厂商也不能面对新格局而束手无策，由此形成的区外非成员国对一体化区域内的直接投资和区域内成员国之间的直接投资的增加即为投资创造，区外的跨国公司在一体化内部建立“避税工厂”(Tariff-exemptfactory)，并向一体化市场供货，以维护其原来以出口方式占领的市场份额，同时，由于区域内贸易自由化使市场扩大与需求增加，为厂商带来了新的市场机会，一体化内外的跨国公司互相竞争以追求潜在的规模经济效益，也会增加在区域内的直接投资。

投资转移是由贸易创造引起的扩大了的外国直接投资，贸易创造的产生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成员国的数量，数量越大，表明市场越大；平均关税水平的降低程度，平均关税水平越是降低，同盟越可能趋向贸易创造；成员国经济的竞争程度，受保护的同类企业的单位生产成本差异越大，贸易创造效应越大。贸易创造的产生来源于规模经济与专业分工，为从一体化经济中获取规模经济和专业分工的收益，需要进行生产的重组，由此引起区域内直接投资布局的调整与资源的重新配置以及区外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产生投资转移。

投资创造与投资转移根源于一体化的规模效应与市场统一效应，相对于区外国家而言，一体化内部的总收益无疑是提高的，尤其是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对发展工业的偏好，其收益更具有长期意义，但对一体化内不同的国家而言，其收益是不对等的，模型分析表明(PeterRobson,1998)，一体化区域内产业在国与国之间转移是必然的，甚至存在产业全部向一国偏转的可能，因而认真研究一体化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优势及产业分工趋向，制定适当的补偿机制就成为一体化的重要制度内容。

三、从产业组织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由于生产全球化的发展以及跨国公司为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而进行的跨国投资战略调整，建立在地理意义上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概念的界限已变得模糊起来，因而以地理概念为基础的金德尔伯格的二分法就难以反映外国直接投资之间的全部复杂问题，随着新贸易理论的兴起，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以占领市场为导向的寡占反映战略就成为解释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

这种方法着眼于一体化从哪些方面影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其分析一般以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依据，该理论认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取决于以下三个要素的组合：第一，所有权优势。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应具有某种垄断优势，以抵消在陌生环境中经营所需增加的额外成本，一般业主的无形资产与规模经济都可能体现特定的所有权优势，其内容主要包括研究与开发能力、管理能力、获取信息能力、营销技巧、特殊的组织结构以及进入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市场的便利条件等。第二，内部化优势。制度学派认为企业作为一种科层组织，与外部市场相比具有减少交易成本的优越性，根据邓宁的分析，国际市场的失效主要有两类，一是结构性失效，如贸易壁垒的存在与无形资产的溢出效应影响外部市场的形成和发育；二是交易性失效，如交易渠道不畅及国际市场经营风险过高都将提高交易的机会成本，交易成本提高促使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将外部市场内部化。第三，区位优势。区位优势来自东道国特定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如自然资源的禀赋、社会文化、法律、政治和制度环境，以及政府通过立法或行政政策所提供的优越条件等，这些因素不是跨国公司特有的，但跨国公司可以不断适应它，利用它。

将以上三个方面结合起来可以合理清楚地解释国际生产的组织形式，所有权优势决定了“谁”来生产，内部化优势决定了“怎样”生产，区位优势决定了“在哪里”生产。而一体化从规模性、结构性与交易性三个方面增强了区域内国家在以上三个方面的优势。贸易壁垒的降低尤其是专用性资产、中间产品及要素流动壁垒的降低，提高了跨国公司内部化的能力，一体化后的区域市场是一个多民族、多国家的市场，具有文化、政策等多方面的差异性与复杂性，为区域内的跨国公司提供了国际经营的学习机会与条件，使一部分区位优势转化为所有权优势(MiraWilkins,1991)，一体化最为突出的还在于它凸显了区域市场的区位优势，拓宽了市场的范围，加大了经济的总体规模，提高了经济的抗震性，能使经济周期的波幅减少，周期拉长，降低了国际贸易中的许多不确定性，对于一体化的小国来说，生产的种类可以减少，规模可以加大，生产的某种地理分工变得更自然，一体化产生的规模经济尤其有利于那些在大工厂中应用的重要生产要素，如某些类型的技术和管理人员，这也成为跨国公司对区内投资的重要原因。

将直接投资的增长与企业的战略对策结合的分析认为主要有四种形式的战略投资对策(Yannoponlos,1990):(1)防御性进口替资，也叫“桥头堡投资”或“跳越关税”的投资，是外部企业对一体化贸易转移效应的一种对策，反映了一个企业为维持在一体化经济中的市场份额从以贸易为基础的战略向以投资为基础的战略的转变；(2)进攻性进口替资，亦称出口导向投资，它以一体化对竞争效率、收入水平、增长和创新的影响为依据，投资的动机在于利用地区一体化所造成的市场扩大和需求增大的势头，是企业抢占市场进一步扩大在该地区的市场份额的一种战略投资；(3)重组投资，又叫合理化投资，即生产经营的布局按一体化后更自然的区位优势重新组织所进行的投资，因为贸易壁垒消除以后，各成员国的比较优势成为资源重新配置的主要依据，生产活动将向成本较低的地区集中；(4)寡占反映投资，指当地企业面对外部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进入该地区，为保持自身的竞争力和市场份额，也必须通过做大规模进行回应，从而刺激其通过直接投资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

从产业组织的角度分析一体化对直接投资的效应，最主要在于强调它对工业效率的影响，这可能是比资源配置效应更为重要的一种收益来源，因为从贸易的角度所作的分析是在完全竞争的框架内展开的，而从产业组织的角度所作的分析强调的是以不完全竞争为框架，分析一体化对厂商竞争行为的影响。鉴于一体化后兼并与收购将成为主要的投资方式，因而如何规范本国企业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与垄断行为，就成为新的更重要的课题。

四、启示与结论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参与经济一体化必将有得有失，但一般总是得大于失，这是双赢、多赢的博弈，而非零和博弈，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一体化分工的格局趋向，也是利益分配的重要导向，一国要从一体化中获得有益的分工，就要从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以及竞争性要素的持续增长等几个方面来引导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向，从以上贸易与产业组织两方面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来看，我们认为中国参与经济一体化主要应处理好以下三方面的关系：

1.处理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依照传统贸易理论，中国是简单劳动力要素的供给极其丰富的国家，几乎可以说具有无限供给弹性，因而一体化后，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将有向中国集中的趋向，依照新贸易理论，生产也有向平均成本低的国家集中的趋向。但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向别国开放市场也具有诱人的利益，当中国与东盟拟建立自由贸易区时，日本不无妒忌地宣称，为了享受中国对东盟出口的零关税，日本企业可能进一步向中国投资，为了同样的理由，日本可能将已或拟向东盟的投资转向中国（冯昭奎，2002），其实，中国与东盟都大可不必为此而担心，制造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转移的趋势是存在的，但制造业的产品丰富多彩，千差万别，只要一体化内的商品比要素多，要素价格就有均等化的趋向（赫尔普曼、克鲁格曼，1985），如果其生产全向一国集中，则比较优势的天平将向另一面倾倒，况且生产同样的商品对要素的组合方式仍有差异，可以起到平衡各国生产要素供给的作用，东盟即使生产的种类减少了，但贸易壁垒的降低使中国辽阔无边的市场向他们优惠开放，从美加墨自由贸易区的运转来看，自由贸易的协定尤其有利于小国，因为他们的增长与繁荣有了更多的空间(ShyamalenduSarkar,2001)。对东盟而言，中国是竞争者，也是有利的合作伙伴，其合作的空间将主要在制造业、电子、通讯等产业内部的分工与贸易，由于这些产业的发展取决于最初的生产与更大的市场份额，因此实证分析这些产业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分工布局将对资源的配置起导向作用。

2.处理好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外国跨国公司的关系。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的分析表明，一体化后的市场将成为有实力的跨国公司角逐的场所，其第一阶段的投资将是对资源重新配置、生产合理化布局的反映，第二阶段的投资则是实现企业的快速增长和加强对市场的控制，而兼并和收购当地企业便成为其迅速占领市场的最有效的手段。面临外国跨国公司的竞争，我们在不同的产业市场结构中应有不同的应对之策，具体而言，在规模经济较显著的行业，如汽车、化工、金融、民用飞机等部门，在收入需求弹性较大的部门，如电子通讯、计算机、药品等部门，其产品的技术含量较高，企业兼并的国际化倾向也明显，因而应鼓励国内企业实现并购，形成产业组织的集中化，以大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而在规模经济不明显、生产处于成熟阶段、生产技术已标准化、需求收入弹性较小的部门，如纺织、服装等，应以鼓励竞争为主，制定较严格的反垄断管制，这种按产业结构的差异制定垄断管制的双重标准是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欧盟都采用的方法。

3.处理好具有核心竞争力要素的培养与跨国公司一体化经营的关系。在跨国公司全球一体化经营的战略下，中国既要发挥简单劳动力丰富低廉的比较优势与跨国公司的优势资源相结合，也要发挥中国优秀人才的竞争优势与跨国公司的优势资源相结合，既要有生产加工中心，也要有技术中心。在贸易投资一体化的背景下，要保护本国有竞争力的要素在本国有就业机会，有获取高工资的机会，要力争让跨国公司的价值增值幅度大的生产环节，具有核心创造力的研发活动在中国展开，如法国在药品生产行业就规定在当地建立研究与开发机构是外国投资进入法国市场的先决条件。无论是国内企业还是国外跨国公司，只要能对中国关键的核心生产要素付高额报酬，都应受到鼓励，这是从根本上获取关键产业的自我发展能力，关键要素与技术的持续供给能力，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具有“独立于一体化经济中的能力”。

[1]赫尔普曼，克鲁格曼.市场结构与对外贸易.上海三联书店，1985.

[2]克鲁格曼.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3]张二震，马野青.贸易投资一体化与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创新.福建论坛，2002,(3).

[4]高乐咏.一体化进程中的政府与企业.山西经济出版社，1999.

[5]冯昭奎.10+3：东亚自由贸易区之路.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3).

[6]Kindleberger.c.p.EuropeanIntegrationAndTheInternationalCorporation.

ColumbiaJouralOfWorldBusiness,Vol.1.1996.

[7]PeterRobson.TheEconomicsOfInternationalIntegration.Routledge,1998.

[8]MiraWilkins.TheGrowthOfMultinationals.EdwardElgarPublishingCompany.

1991.

[9]Yannopoulos.G."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EuropeanIntegration".Jounal

OfCommonMarketStudies,Vol.28.1990.

[10]ShyamalenduSarkarAndHongY.Park"ImpactOfTheNorthAmericanFree

第6篇：投资经济论文范文

1、数据来源。为相对全面和科学地分析经济增长的贡献因素，除了选择房地产开发投资数据外，还进一步选取其他两个重要影响因素，即非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和劳动投入量两个变量。70个大中城市房地产开发投资（REI）、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以外的固定资产投资（K）和劳动投入量（L）的面板数据来源是《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统计年鉴》和各个省市统计年鉴，样本期间为1996年至2010年。

2、实证分析。（1）样本分类。采用多指标聚类分析方法对70个大中城市进行分类。多指标聚类分析采取的是离差平方和法，其思想来源于方差分析，先将N个样本各自成一类，然后每次减少一类，每减少一次离差平方和就会增加，选择使类内平方和增加最小的两类合并，直到N个样本聚成一类为止。在城市规模指标的衡量上，选取市辖区人口、GDP和建成区面积作为衡量指标，多指标聚类分析结果见表3。由上表可以看出按照人口规模，经济规模和城市面积将全部70个城市分为三类。其中：第一类城市中的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四个城市其经济总量都在全国城市前列，2009年其市辖区GDP分别位于全国第一、二、三、四位，建成区面积也分列全国第三、一、二、四位，市辖区人口也都在全国城市前列，为超大规模城市；其余城市2009年的市辖区建成区面积大都在330平方公里以上，市辖区人口大都在300万以上，经济总量也大都位居全国前列，属三类城市中的较大规模城市。第二类中的城市大多是省会城市或沿海城市，其最近12年的经济总量以1998年的价格计算均值都在200亿元以上。截止2009年末，市辖区建成区面积大都在150平方公里以上，市辖区人口数量大都在150万以上，无论是其经济总量、人口数量还是其建成区面积都比较大，属三类中的中等规模城市。第三类城市相对于前两类城市来说，其经济实力较弱、建成区面积较小，人口总量较少，多为三线城市，其市辖区人口密度也相对较小，为三类城市中的较小规模城市。（2）模型估计、选择及解释。为消除异方差影响，对GDP、REI、K和L分别取对数，得到lnGDP、lnREI、lnK和lnL，并运用沃尔德（Wald）F检验法对个体效应显著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为：第一类：F=91.32>F(15,173)=1.7245第二类：F=51.54>F(23,261)=1..5708第三类：F=45.062>F(29,237)=1.5023检验结果表明，三类城市的F统计量都大于其在5%时的显著水平，拒绝了所有系数可混合性的零假设，因此，相对于混合效应模型来说，固定效应模型更为合适。为此，通过广义最小二乘法，分别建立三类城市对应的模型。第一类城市中，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0992，除房地产外的其他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1006，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1937。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三者中最低，表明第一类城市的经济增长依赖于房地产投资相对较弱。这或许是因为第一类城市的发展已超越一定阶段，经济中包括技术、人力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含量并不算太高的资本———房地产业投资所发挥的作用。第二类城市中，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1894，除房地产外的其他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05915，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0798。相较于第一类城市和第三类城市，第二类城市中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能力是三类城市中最高的，表明第二类城市的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房地产投资。这或许是第二类城市经济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含量并不算太高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房地产业对其经济促进作用已开始充分发挥，而包括技术、人力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尚未开始发挥。第三类城市中，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1367，除房地产外的其他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1661，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0633。第三类城市中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介于第一类城市和第二类城市之间，表明第三类城市的经济虽较多地依赖房地产投资，但受经济发展程度等诸多因素影响，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尚未完全发挥。这或许暗示，随着第二类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和第三类城市经济的起步，当第二类城市的技术、人力因素等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越含量并不高的资本贡献时，第三类城市的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跃居首位。

二、结论及建议

第7篇：投资经济论文范文

关键词：风险投资经济增长格兰杰因果检验

经验和统计资料表明，风险投资的发展对就业、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等具有重要贡献，特别是在风险投资业比较发达的美国。风险投资加速了高技术的产业化和商业化进程，促成了新兴产业的成长和发达，并因此而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娱乐和社会交往方式。本文拟以美国为例，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回归等计量方法对美国风险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提出发展我国风险投资的政策建议。

一、美国风险投资发展概况

美国现代意义上的风险投资源于1946年“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AmericanResearchandDevelopmentCorporation，简称ARD）的成立，标志着风险投资进入组织化和制度化发展的新阶段。1958年，为了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美国国会通过了《小企业投资法》（SBIA），授权中小企业管理局制订和实施中小企业投资公司计划，通过设立政府风险基金，引导和促进更多的民间资金进入风险资本市场，支持企业的早期发展并帮助创建新的企业。在该计划的鼓励下，中小企业投资基金发展迅速。从1959年到1963年的5年时间内，全美就有692家中小企业投资公司在中小企业管理局登记注册，资金总规模4.64亿美元，其中公开募集的投资公司47家，募集资金3.5亿美元。

然而，由于存在一些内在不足，中小企业投资基金经过一段时间的快速发展以后很快就陷入了困境。到1977年，全美风险投资总额仅5000万美元。为了挽救毫无生气的风险投资行业，美国国会在1978年至1981年4年间连续通过了6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法案，分别是：1978年的收入法案，将资本增值税从原来的49.5%下降到28%；1979年的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案（ERISA）谨慎人条款，修正了1974年制订的退休收入保障法案中有关投资指南的规定；1980年的《小企业投资促进法》，将风险投资公司重新划归为商业性开发公司；1980年的退休收入保障法案安全港条款规定，消除了其接受退休基金作为有限合伙人时所承担的巨大风险；1981年的经济复苏税务法案，进一步将资本增值税从28%降到20%；1981年的《激励股票期权法》，允许股票期权的持有者在行权以后再交税，并降低了税费标准等。正是这一系列法律与政策上的调整为美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加之受70年代末风险基金投资于苹果、英特尔和联邦快递等获得了不菲业绩的激励，从80年代初开始，美国风险投资业步入复苏和快速增长时期。

1990和1991年，美国经济全面衰退，社会对风险资本需求明显减弱，大量机构投资者的资产也频频出现质量问题。但随着1992年美国经济逐步复苏并进入一个持续稳定增长时期，加上1992年以来美国政府对50年代确立的“小企业投资公司计划”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有效地实现了小企业投资公司的复兴，经济的持续景气和企业股票上市的热潮再次推动美国风险投资业的持续增长。1992年，美国会通过《小企业股权投资促进法》，除解决了小企业投资公司计划的一些结构性问题外，还提出了“参与证券计划”，即小企业管理局以政府信用基础，为那些从事股权类投资的小企业投资公司公开发行长期债券提供担保，而且长期债券自然产生的定期利息也由小企业管理局代为支付，从而大大改进了小企业投资公司的投资方式。美国风险投资协会（NationalVentureCapitalAssociation，NVCA）的统计结果表明，到2000年，美国风险投资额达到1048.274亿美元的历史记录，创造了430万个就业机会，7360亿美元的国民收入，分别占全美就业机会的3.3%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7.4%。1999年，美国风险投资的平均收益率曾经达到165.3%的历史记录。但2001年以后，由于新经济泡沫破灭，美国风险投资的发展再次进入低谷，2003年后回升迹象向好。

二、美国风险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检验

为了充分说明风险投资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本文以美国为例，选择了美国1990年至2003年14年的风险投资额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情况来论证分析。我们首先检验两个经济时间序列是否存在伪相关问题，因为通过大量的实证分析表明，经济意义上几乎没有联系的序列却可能计算出较大的相关系数，这对我们的实际研究结果是毫无意义的。本文采用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法来检验X对Y的解释程度（其中Y代表国民生产总值，X代表风险投资）。

表1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原假设F统计P值

Y不是X的格兰杰成因1.326190.38306

X不是Y的格兰杰成因2.067790.24719

注：以上分析用EVIEWS3.1软件计算得出。

可见，对于X不是Y的格兰杰成因的原假设，拒绝它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只有0.25，表明X不是Y的格兰杰成因的概率较小，拒绝原假设，表明至少在95%的置信水平下，可以认为X是Y的格兰杰成因。同样对于Y不是X的格兰杰成因的检验概率只有0.38，也拒绝原假设，表明至少在95%的置信水平下可以认为Y也是X的格兰杰成因。通过分析得出，序列X和Y都能提高彼此的被解释程度，风险投资业和国民经济发展有相互反馈关系，风险投资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国民经济的发展又为风险投资业的繁荣创造了条件。

我们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反映国民经济发展水平，风险投资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可以列出其线性模型式表示如下:Y=AX+B，式中:Y——国内生产总值(GDP)，X——风险投资额，A、B——待估计的系数。将美国1990年至2003年风险投资额和国内生产总值28个样本在Eviews软件上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进行运算，估计结论为Y=0.158804X+14.41221，其中R2=0.818469，相关系数r=0.8824，T统计值为62.5209。从估计结论可以看出，风险投资业的发展与国民经济的增长有严格的正相关，两者相关的概率达到0.88。通过回归方程粗略看出风险投资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率，风险投资每增加1%，国民生产总值增加0.16%，拟合系数R2为0.818469，回归效果较好，T值显著性通过检验。除了定性分析外，西方学者对风险投资的作用也进行了大量定性研究，具体来讲，风险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表现在多个方面：（一）风险投资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根据美国风险投资协会（NVCA）研究报告，风险投资支持的企业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且保持着一个稳定的增长率。在对美国风险资本经济影响的7次年度调查中发现，创业企业在第一个营业年度平均拥有员工21人，到第八个营业年度平均员工达到184人，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一般企业。另据一份对500家受风险资本支持的创业企业的调查显示，1991-1995年，这些企业提供的就业机会每年以34%的速度增长。与此同时，财富500强企业每年以4%的速度在减少工作职位。[③]通过调查得知，在就业增长较快的主要行业中，几乎都得到了风险投资直接或间接的支持。当然，不同的行业在创造就业机会上又会有所不同，计算机软件行业可以说是一枝独秀，由风险投资支持的软件企业雇用了88%的软件工作人员。

（二）风险投资拉动销售收入的增长。风险投资支持的各个行业中的企业在拉动企业销售收入增长方面明显优异于缺乏风险资本支持的企业。1975-1995年的20年间，美国最成功的24家生物科技和信息技术公司的营业额增长了100倍，而这些企业绝大多数都曾经得到过风险资本的支持。特别明显的是软件行业，通过对2000-2003年美国软件行业销售的调查，风险资本支持的软件行业产值增长达到31%，而与此相对应的整个软件行业的增长率却只有5%。在某些风险投资特别青睐的高技术行业，风险资本的支持更是明显，而这些行业的销售收入增长也非常迅速。

（三）风险投资促进高技术产业的兴旺。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产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高新技术发展的高创新性、知识密集性、高风险性等决定了高新技术产业很难像其它一般成熟产业一样从传统融资渠道获得资金。在这种情况下，风险投资应运而生。风险投资对R&D成果的转化进行投入，提高了成果的转化率。支持创业成功，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在科技成果、创业人才以及资金的混合体中，风险资本投资是关键的一分子，正是这种混合体促进了新兴产业的发展。仅1987年至1996年，美国风险资本家向包括计算机硬件、计算机软件及服务、通讯等在内的信息技术产业投资就从21亿美元增加到1996年的48亿美元，年均增长7%，信息技术产业的总产值从2175亿美元增加到4445亿美元，年均增长6.5%。

三、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业的政策建议

我国的风险投资目前虽有一个旺盛的发展格局，但并没有真正形成一个产业，主要有两个方面的障碍：宏观方面存在风险投资发展的制度障碍，具体表现在缺乏有效地推出渠道和退出制度、现行法律和政策不配套所形成的制度缺陷、政府定位不准、参与方式不当等；微观方面缺少风险投资对高技术产业支持的动力机制和运行机制，主要表现在高技术产业的高风险性和低成功率、缺乏真正的风险投资家、单一的风险投资企业制度等。认识到风险投资对经济发展、高技术产业的重大贡献，发展我国的风险投资业势在必行。

（一）营造我国风险投资业发展的制度环境。Bygrave和Timmons（1992）对美国风险投资的外部环境进行了全面的审视和考察。他们指出，风险投资业的内核由资本、人、产品和服务市场以及支撑组织构成。风险投资所处的外部环境主要包括政府环境、文化环境、智力支持、地区差异等。在营造我国风险投资业发展的制度环境中，政府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政府要采取倾斜政策对风险投资业进行扶植，如对风险投资企业进行税收减免和政府补贴、优先采购国内高科技创业企业的产品、以出口信贷方式积极支持高科技创业企业开拓和占领国际市场等；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为风险投资有效的退出创造有利条件；充分利用科研机构、大学、专业人才的智力支撑作用，进行全方位的合作；改变凭关系进行投资的行为，由市场来决定投资的去向等。

（二）风险投资的产业化、市场化和我国高技术产业的产业化、商业化紧密联系。风险投资产业化、市场化过程，客观上能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风险投资在投资运作上一定要面向市场，按市场需求选择创业企业和创业投资项目，同时按市场经济的运作方式建立风险投资市场中介服务体系等。风险投资和高技术产业的产业化和商业化紧密联系，可以促进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从而带动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比如受市场影响，出现热门行业投资过度，而一些有前途的技术得不到足够的资本，风险投资企业在进行投资时可以通过合理分析受资行业的结构，对受资行业的投资进行平衡。另外，风险投资业和高技术产业的紧密结合可以加快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步伐和推动国民经济增长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

（三）构建我国风险投资对高技术产业支持的有效模式。风险投资和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环境、文化环境、智力支持、资源、市场等因素的正式和非正式约束。根据这些因素，我们从生态学发展的角度来构建一个风险投资发展对高技术产业支持的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金融支持、技术专长、知识等各个要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并循环反复。风险投资对高技术产业的支持不仅仅局限在资金的投入上，风险投资家往往还肩负着为风险企业输入管理技能、知识经验、市场资讯资源、为企业提供增值服务等重任，同时通过高技术产业投资的平台和科研机构、大学保持紧密联系，获得源源不断的智力资本支撑，促进知识、经验、人才等合理流动，及时了解技术、科研成果的最新动态从而进行新一轮的投资。

参考文献：

1.AndrewL.Zacharakis.Thedevelopmentofventurecapital-backedinternetcompanies，JournalofBusinessVenturing18(2003).

2.VentureImpact2004venturecapitalbenefitstotheU.S.Economy，GlobalinsightstudybyContentFirst,NVCA.

第8篇：投资经济论文范文

摘要：人力资本的概念及其理论研究已经有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人力资本必须经过投资才能形成。人力资本投资的主体有政府、企业和个人。本文是从个人的角度，从经济学和财务学的视角来分析人力资本投资的两方面的决策，并提出决策时应充分考虑影响投资收益率的风险因素，试图比较全面地分析个人人力资本投资，对本领域的理论研究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人力资本投资决策风险

一、人力资本的概念

“人力资本”最初被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在研究美国经济中物质资本存量与产出差距在不断加大，出现巨额余值时使用，并由此产生了人力资本理论。舒尔茨及以后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人力资本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形成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在随后的近半个世纪在西方发达国家牢固树立起了“人力资源是第一资产”的理念，并掀起了人力资本研究的热潮。

人力资本是与物质资本相对的一个概念,是指通过人力投资形成的、体现了个体或群体的知识、技术、能力等，并能够为其带来长期收入来源的生产能力。

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资本化了的人力资源。马克思曾指出，资本的本质属性在于对利润的不懈追求，人力资本既然属于资本化形态，当然就不例外了。无论个人还是企业都希望能在将来获得回报（如通过增加收入或提高公司的生产力）。

本文主要讨论通过正规教育（学校教育）形成的个人人力资本投资的决策问题。

二、人力资本投资决策：

（一）、是否继续投资的决策：

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形式是教育，因而有必要分析教育投资的成本与收益。

下图显示了学校教育投资的可能分析。一个人面临两种选择：需要S年全日制学校教育，在完成后如果就业，会有年收Ws,直到退休年龄，比如65岁。更一般地说，年龄T。学校教育有直接成本如学费、书本费等K。另一选择是不接受学校教育，直接工作，可赚得工资W0，（从决策开始到退休年龄T）。

这里有一个假设前提：没有能力限制，没有退学风险，收入在整个工作年限内不变。工作经验与决策无关，没有失业风险（见图1）。

假设投资成本（或教育成本）包括直接成本K和机会成本W0（可能赚得的工资）。而放弃的收益即机会成本是成本中较大的组成部分，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两种方案中整个生命周期贴现收入，选择贴现收入较高的方案。我们还可以将不接受学校教育的收入从接受教育的收入中减去，如果结果为正，可以预测该个体会选择投资于学校教育。在第一个S年，每年的差距为-K-W0，

该个体必须付出学费和书本费等K，并且不能享有收入W0，因此，每年的W0为机会成本，即由于选择了教育而放弃的收入。W0+K为每年的投资成本。从整个生命周期看，贴现后收入为图中的B+C，在S年之后，两种收入流改变：获取Ws（超过不接受教育的收入W0）。差额Ws-W0为教育带来的利得。较高的年收入是由于学校教育。同样考虑折现，可以发现贡献于整个生命周期的收益差额为A。

如果由教育决策带来的终生净收入为正数，或所得利益（Ws-W0，从年龄S到年龄T，贴现后）大于投资成本（W0+K，从年龄0到年龄S，贴现后），那么该个体会选择学校教育。如果人们可以以市场同期利率进行借贷，则该市场利率为折现率。

这个非常简单的模型有以下几个结论：如果符合以下条件，则参加学校教育的人数会增加（虽然每种条件的影响大小可能不同）：（1）未来收益增加，即工资奖金对那些已经完成其学校教育的人来说增加了。（2）直接教育成本减少，比如学校降低学费或政府增加教育补贴。（3）贴现率降低。由于未来工资收益相对于以前工作阶段中的成本增加了，或者说对那些着眼于未来利益而非当前利益的人来说，贴现率较低会使人们倾向于学校教育。（4）教育筹资变得容易。如银行更愿意贷款并且降低利率甚至提供免费的奖学金。

进一步分析，如果给定受教育的年数，与工资增加Ws-W0相对应的年回报率（学校教育的回报率）是投资决策中必须知道的一个重要指标。由于每增加一年的教育会产生一定收入百分比的增长，这个增长的百分比则是教育的回报（Mincer，1974）。为了计算它，理论上必须知道某人实现的收入并等到退休。

关于是否投资教育或继续投资教育已经有许多公式化研究，美国人口经济学家恩格尔曼认为，人力投资的时间比较长，难以根据已知的投资期限来计算投入量与收入量，为此，他把投资期限限定在一个时期（例如13年），而把收益扩展到其他时期带来的收入，用来分析教育（正规学校教育）投资的收益率。公式为式中，C表示受过第13年教育的直接费用，W0表示受过第13年教育而放弃的收入，Xi表示受过12年教育的人的收入，Yi表示受过13年教育的人的收入，n表示受了13年教育之后可以赚取收入的总年数，r表示第13年教育的收益率，i表示观察的年份。根据这个公式，利用所要求的资料可以计算出教育投资的收益率，个人就可根据对投资与收益的分析，做出是否继续投资教育的决策。决策基本原则是,预期收益流量（流入量）之和不能小于人力资本投资流量(流出量)之和，否则，人们就不愿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即受过13年教育的人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不能低于受过12年教育的人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否则，人们只进行12年教育投资，而不选择13年教育投资。

（二）最佳投资的决策：

由于学校教育具有连续性，有的个体获得比其他人更多的学校教育，在做出最佳投资决策时，我们必须分析学校教育的最佳长度。受教育每增加一年，就会增加生命周期的收入，但并不稳定。在最初的几年，如果一个人继续增加教育年份，生命周期收入的增长幅度会增加，但以后年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投入学校教育的边际收益递减的情况（Yoram，1975）。对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YoramBen-Porah公式化了教育投资过程并描述了其主要决定因素。在他的模型中，个人通过已有的人力资本和他自己的时间、其他市场资源相结合来达到产出（人力资本积累）的增加。Yoram最佳资本积累的模型是个人人力资本生产函数：Qt表示个人在时期t人力资本的总投资；Kt表示个人在时期t初始人力资本存量；St表示个人在时期t内贡献于存量Q的时间（Q：人力资本存量总增加）；Xt表示积累人力资本（生产中）购买的商品和劳务。如果初始人力资本较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个人首先会进一步增加人力资本存量，也就是说，全部时间都花在学校教育上。在完成全日制教育后，会在接下来的工作中继续他的在职培训（on-the-jobtraining）。参数B是由Becker在1975年运用同一生产函数时增加上去的，它表示“有限的个人体力和智力”，使Yoram的规模报酬递减的假设合理化。原因是（1）随着个人在增加其人力资本累计的过程中，成本增加。（2）个人生命是有限的，随着受教育时间的不断付出，工作年限会缩短，这减少了获得利益的时间，结果最终是收益的增长幅度减少。而且个人继续延长其受教育时间，增加的教育年限的成本是增加的，一个简单的原因是：机会成本增加了。接受学校教育的时间越长，在同等教育水平下获得的工资越高，同时也意味着更大的花费（见图2）。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学校教育年限不断延长，边际收益（每延长一年增加的收益）会下降而边际成本会上升。受教育的最佳年限出现在边际成本线与边际收益线相交的那一点。如果教育年限超过S*，则产生的额外成本要大于额外的收益，此时再选择学校教育从经济上来看是不理性的。

因此，S*为最佳投资点。在此点上，投资者可获得最高的收益率，即内部收益率（IRR），是投资成本现值与投资收益现值相等时的贴现率（即教育投资的净现值NPV为零时的贴现率），也就是说图1中面积A=B时的贴现率。这个模型也可得出几个预测（允许成本和收益曲线随个体不同而不同）：

（1）边际成本曲线较低的人（总成本线较平坦）选择更多（时间更长）的学校教育投资。如较易获得贷款的人，资金成本较低（筹资费用较少）。如图中A曲线。

（2）边际收益曲线较高的人会选择更多（时间更长）的学校教育投资。比如由于家庭关系网络、有较高的学术理论水平或智商很高而学校教育恰好能与之互补等原因较易在接受教育后找到工作的人。如图中B曲线。

三、人力资本投资决策中的风险因素

简单的模型能反映问题的实质，却容易忽略一些重要的因素，比如风险，下面讨论人力资本投资中的风险因素。

在传统的经济理论中,人力资本投资风险较少被论及。但事实上,有投资就会有风险。与证券市场相同，人力资本市场包含许多资产，即各种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不仅与受教育的时间长度有关，而且与所受教育的种类有关。每个人选择与其未来收入的风险和回报相匹配的资产来获得最优选择。与证券市场不同的是，教育资产市场有几个重要的限制：首先，多样化不可能。第二，任意调整不可能。也就是说，不能通过在金融市场上套利来调整投资。投资于教育是不可撤回的,一旦你持有某种教育，你就不能再出售它。加之投资收益具有很强的滞后性,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有限理性、信息不充分以及市场环境等导致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的不确定性增加。

这些投资风险概括起来说，有市场风险和个别风险。（尽管在有关研究中有关于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区别的描述，但在本文中为了简洁起见，统称为风险。）

（一）、市场风险：影响整个市场上或一个受教育群体内所有投资者的投资回报的不确定因素。

1．未来人力资本市场供需变化

假设每个人都有相同的能力获得在任何教育水平的期望回报，每个人都是理性的投资者，只关心生命周期收益的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会选择有最高净收益（投资收益减去投资成本后的值）的教育。则我们只需观察接受每一种教育的人群。在一种教育下，每个人的净收益都是相同的。这种相同可以通过弹性工资来建立。如果太多的人选择同一种教育，在劳动力市场上会出现供大于求的情况，会使接受这种教育的毕业生的工资下降。相反，如果只有少数人接受这种教育，在劳动力市场上会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短缺会使接受这种教育的毕业生的工资上升。只有当工资产生的终生收益相等时才会出现均衡的态势。

2．市场分割

YumingFu和StuartGabriel研究得出结论：教育投资在私人部门（单位）的回报要高于在国有单位的回报。另外从职业等级上看，存在高等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市场和中初等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市场。由于高等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作岗位对求职者有着较强的专用性人力资本要求，而大学生所具有的人力资本并不会自然保值，如果就业时选择了中初等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市场，其专用性的人力资本就长时期处于闲置状态，最终将逐渐贬值。因此，投资回报中包含了失业风险和由于就业于不利的行业或部门而导致的低收入风险。

此外，还有市场平均工资、流动限制等风险因素。

（二）、个别风险：只影响个体或群体中少数人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的因素。个体在许多方面是不同的，比如智力能力、动机、兴趣等。这些因素使教育回报的估计变得不是很准确。受更多教育者获得较高工资不仅因为他们在学校学到的知识，还由于他们的能力及其他特征。具体地，个别风险有以下：

1.自身认识的不确定性：

个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面临几种不确定性。首先，人力投资者（即潜在的学生）对其所选择的教育本身的信息了解并不充分。比如，许多教育系统在学生步入大学教育之前向学生展示越来越多的选项（如课程、专业等）。而潜在的学生并不知道哪种学科对自己来说是必要的，以及喜欢与否，能否达到学科的要求（智力水平、耐心或能力等）。第二，在完成学科（毕业）后，学生在劳动力市场上同样面临不确定性。即便是接受过职业或专业教育，他仍可能缺乏职业所需的能力或其他要求。而个人并不能明确地知道他相对于职业的真实能力。AdamSmith早在1776年就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他说：“任何特定的个体永远拥有资格于他的工作的可能性在不同的行业中有很大的不同。让你的儿子去当鞋匠的学徒，几乎毫无疑问他会做出一双鞋；但如果送他去学法律，精通法律的可能性与他会在此行业中站得住脚的可能性相比，至少为20比5。”

2.生命风险。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主体的人是有生命周期,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力资本的生产效率将会下降，人力资本受益期也将随之缩短,人力资本投资成本则必须在更短的时期内得到补偿。因此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也随着主体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加大。极端地说,人力资本投资也会随着一个人的生命或工作能力的丧失而全部损失掉。

此外，还有人力资本投资成本中个人承担的份额、个人已有的人力资本存量、时间的投入（总时间=受教育时间+工作时间+用于消费的时间）、机会成本、经验等。

总之，我们在进行个人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时，需要进行是否继续进行教育投资的决策以及最佳投资的决策，在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影响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的风险，能够帮助投资主体做出更客观准确和相关的决策。文章今后努力的方向是如何进一步将风险因素量化，从理论上和实证上更加完善个人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研究。

参考文献：

[1]西奥多•W•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

[2]雅各布•明塞尔,张凤林译.人力资本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第9篇：投资经济论文范文

1 引言

 

本文以《北大中文核心期刊目录2004》中经济刊物的200个标题为基础,根据其结构特征分为词组型标题、分句型标题和提示性标题三大类, 词组型标题可分为偏正词组型标题(82个,占41%),联合词组型标题(53个,占26.5%),动词词组型标题(5个,占2.5%);分句型标题(4 个,2%)可分为陈述句和疑问句;提示性标题可分为含破折号(28个,14%)和冒号(28个,14%)的标题。下文详细分析了其结构特点并提出对应的翻译方法,如直译,意译,增译,减译等。

 

2 对词组型标题的分析

 

词组型标题中的偏正词组型标题可分为以名词为中心和以动词为中心的两种标题。以名词为中心的词组常使用直译法。中英文的修饰语位置不同,中文修饰语常放名词前,而英文修饰语常放中心词后。如:

 

(1)中国经济学的历史转型 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s in China(《经济学动态》,2007, 12)

 

事实上,以动词为中心的偏正词组型标题是由动宾词组演化而来。出现频率较高的动词有“分析”,“研究”,“考略”,“探讨”等,常将其翻译成名词,如:

 

(2)中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研究The Study of the cost of Inflation in China(《经济研究》,2007, 4)

 

但有时也为了简练而不译,如:

 

(3)中国地区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强度差异分析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and Differences of Energy Intensity in China(ibid, 2007, 7)

 

联合词组型标题靠连词“与”“和”连接,英译时采用对应的格式。多数情况下采用直译法,但有动词词组时要英译为名词词组,如:

 

(4)所有制、制度环境与信贷资金配置 Ownership,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Capital Allocation(ibid, 2007, 12)

 

动词词组型标题一般英译为名词词组,出现频率较高的动词有“论”“谈”“评”“议”等,要么不译,要么译为介词on,如:

 

(5)论又好又快发展 On the Development with Better-fast Growth(ibid, 2007, 6)

 

3 对分句型标题的分析

 

此类标题不常出现,可分为陈述句和疑问句,只占2%,一般英译为分句,如:

 

(6)人民币升值是紧缩性的吗?Are Currency Appreciations Contractionary in China? (ibid, 2007, 1)

 

(7)中国为什么拥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 Why Does China Enjoy So Much Better Physical Infrastructure? (ibid, 2007, 3)

 

4 对提示性标题的分析

 

冒号或破折号将标题分为前后两部分,英译时基本上保持原格式,或者符号互换(即原标题为冒号的英译为破折号,反之亦然),或者省略一部分不译,或者省略符号合译,如:

 

(8)中国长期煤炭需求:影响与政策选择 China’s Long-run Coal Demand: Impacts and Policy Choice(ibid, 2007, 2)

 

(9)国有企业改制对就业的影响——来自11个城市的证据The Impact of SOE Reform on Employment: Evidence from 11 Cities(ibid, 2007, 3)

 

(10)地方官员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省长、省委书记交流的证据Local Officials and Economic Growth(ibid, 2007, 9)

 

(11)外商直接投资:垂直型还是水平型?Vertical FDI or Horizontal FDI? (ibid,12)

 

(12)我国利率期限结构动态研究——基于卡尔曼滤波的仿射模型实证 Term Structure of Interest Rate in China with Kalman Filter(《南方经济》, 2006, 12)

 

标题作为经济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深入研究和探讨其特点,寻找不同的翻译方法。本文按标题的结构特点进行分类,提出推荐使用的翻译方法,对其他相关论文标题的翻译具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