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育学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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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语文教育学论文范文

众所周知，语言文字既是人们交际的工具，也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载体；而“文化”不是别的，正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最主要的标志，是民族内部各类人群不可缺的粘结剂。著名作家余光中说得好：“中文乃一切中国人心灵之所托。只要中文长在，必然汉魂不朽。”(1)著名教育家于漪则说得更加直白和干脆：“梁衡同志说民族文化是民族之根，我认为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之根，也就是‘根之根’。”(2)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提高中小学生（特别是九年义务制学生）的语文水平，确实是关系到一代又一代国民能否具有高素质——牢牢把握民族‘根之根’的重大问题！

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中学语文教学的情况很不理想，可以用四个字加以概括：“高耗低效”。早在1978年，吕叔湘先生就大声疾呼改变语文教学的少慢差费现象，他严肃指出：中小学生学了十年语文，花了2700课时，几乎占了全部课时的三分之一，结果语文仍不过关。从那时以后，又过去了许多年，可是语文教学的情况仍未基本改观，1987年5月，国家教委曾委托华东师范大学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次语文水平的调查，结果表明经过10年教改的阅读教学，基本上没有取得明显进步(3)。最近又在报上见到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例子：在某所高校，一屋子大学生居然不会写“钥匙”二字。对此，连著名红学家周汝昌也不由得痛切陈词：“钥匙之为物，体不甚巨，量不太重，而丢了它就麻烦大了。”“我愧非教育专家，自己拿不出办法。但还想请专家们多动动脑筋，把语文教学如何在重视上再重视，提高上再提高，改革上再改革（改进、改善、改正错误认识和错误教法）。”(4)

有人也许会问：这些年来语文教学不是进行了许多改革吗？不是总结了很多教学经验吗？对此得作具体分析。一方面，语文教育界固然出现了于漪、钱梦龙、宁鸿彬等优秀教师，取得了许多突出的成就，但另方面改革中也不乏形式主义和繁琐哲学的东西，诚如张志公先生所说：“再有，就是这个‘论’那个‘论’，这个‘性’那个‘性’，不可胜数。”“现在的问题是，这种‘论’，那种‘性’患多不患少，教师们应接不暇。”(5)张志公先生的本意自然不是反对进行理论研究，而是感到语文教改中不着边际、经不起实践检验的高谈空论太多了，为此，他又恳切地要求大家好好研究：“中学语文教学如何往前走？我们喊了多年‘教改’‘教改’，改了些什么？改向何处？”(6)

如今尊敬的张志公先生已驾鹤西归，怎样不辜负这位教育前辈的嘱托和期待？看来，只有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认真下一番正本清源、去伪存真的功夫，才能走出误区——切实改变语文教改中的种种形式主义倾向，进而踏上教学改革的康庄大道。

误区之一：片面理解知识和能力的关系

中学语文教学的一个重要误区是：没有辩证地如实地理解语文知识和语文能力的关系。

怎样提高学生的语文水平？一个现成的习惯的答案是：把学生学到的语文知识转化为能力。

乍听这番回答似乎无可非议，学习其他学科不正是遵循“知识转化为能力”的普遍规律吗？学习语文又怎能例外？但若深入思考，此种回答就大可商榷了，须知在语文教学中，知识和能力的关系，要远比其他学科来得复杂，我们平常爱说语文学科的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表现在这里。

究竟应该怎样把握语文知识和语文能力的关系？笔者认为有必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达到共识：

一、学习本民族语言并非从零开始，很多情况下常常表现为“能力在先，知识在后”

学习母语和学习外语迥然不同，不是一无所有，不是从零开始。每个人从牙牙学语起，就一直在母语的环境中模仿着，学习着，这就决定了母语的知识和能力的关系有其独特的表现。按照语言学理论，人们学习母语可分为两个过程：一是儿童时期在不知不觉中自发地学得的过程，语言学家把“这种无明确目标的、自发的掌握语言的过程称为‘语言习得’。”(7)需要补充的是，这种过程可以伴随一个人的终身，不少成年人有较强的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但你若是问他们究竟学习了哪些语文知识？他们很可能答不上来，这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另一种过程是有目标有步骤地掌握语言的过程，语言学家称之为“语言学得”。凡是一个人从上学读书，开始接触语文课本，接受老师的讲授和指点起，就开始了“语言学得”的过程。当然，有目标有步骤地学习语言文字的途径是多方面的，并不限于上语文课一种。另外，即使开始了“语言学得”的过程，也并不排斥在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习得”，对此不能截然分割，作简单机械的理解。

明确了“语言习得”和“语言学得”的区分，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探讨语文知识和能力的关系了。不妨说，在“语言习得”过程中，“能力在先，知识在后”是普遍规律。就拿幼儿园儿童来说，别看他们年龄小，他们已经会说不少互相连贯的话，具有相当可观的口头表达能力了。这种能力是如何形成的？当然是不断模仿和实践的结果，而不是先学习知识再转化为能力的结果。他们拿着苹果，会说它像自己的脸庞，吃着月饼，会说它像天上的月亮，这说明他们已经开始学习打比方了，此时有无必要告诉他们有关比喻的定义？我看是大可不必的。

有人也许会问：你举出的是儿童的例子，如果是中学生，情况就会不一样吧？我们说，中学生、成年人当然不同于儿童，但正像我们上面说过的，不能把“语言习得”和“语言学得”截然分开，前者可以伴随一个人的终身，就此而言，“能力在先，知识在后”可说是人们学习语言的普遍规律。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只有在日常的不间断的“语言习得”的过程中积累、熟悉了大量的语言材料，到一定的时候传授给他们语文知识，后者才会发生良好的作用，也就是说这样的“语言学得”过程才会是切实有效的。就象儿童们先学会了打比方，等到年龄稍长，有实际必要的时候再告诉他们有关比喻的知识，才能事半功倍，否则一切知识的传授都会变成水中之月，镜中之形，一旦转过身去，就会白费精力，一无所有！

二、学习语文知识只是手段，提高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才是目的

章熊在《语文教学沉思录》(8)中发表过一番精辟的见解：“准确地说，语文课所涉及的，不是‘语言’，而是‘语言的运用’。没有注意到二者的区分，是当前语文教学的弊病之一。”（着重号是原文就有的）这番话值得广大语文教师三思。想想吧，我们如果把学习母语所遇到的问题和语言学所研究的问题简单地等同起来，如果要学生像研究语言学一样来学习语文，那就会产生一系列的弊病：（一）就教学内容而言，势必把语文知识不断地深化、细化、系统化，结果导致学生无所适从，负担过重。（二）从教学方法来说，因为不少语文知识如专门的术语、概念、规则等都是学生未曾听说过的，势必导致教师满堂灌输，学生被动听课。（三）从教学目的来说，很容易产生本末颠倒、主次易位的结果。教师在课堂上传播必要的知识和概念，本应该紧紧依附于课文的语言材料，始终着眼于提高学生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但由于教师的认识发生了偏差，结果让学生围着这些知识、概念打转，把好端端的课文丢在一旁，而把语文知识上升成为学习的目的和中心，这就难免失之毫厘，差以千里了。常见的语文教学的通病正是如此，有一位中学语文教师作了如此深刻而形象的概括：“现在的小学语文教学，教‘春天来了，燕子飞回来了’，其实即使不教，孩子们也会说这句话。到了三年级四年级，就教他们：‘春天’是‘主语’，‘燕子’也是‘主语’；‘来了’和‘飞回来了’是‘谓语’。到了初中，要告诉他们，这是一个复句。到了高中，他们知道了，尽管是个复句，但它是‘并列关系’、‘承接关系’还是‘因果关系’，还可以商榷……”(9)请看，这种教法不正是主次颠倒、把手段当成目的的典型表现吗？笔者当然不是笼统地反对讲授有关主语、谓语、简单句、复句等语文知识，问题是在此时此地（而不是彼时彼地——非讲这些语文知识不可的时候），如此纠缠于复句的性质有无必要？对于提高学生的语文水平又有什么作用？把这些要商榷的内容留给语言学家去研究不是更好吗？

三、知识要求分门别类，能力重在综合运用

语文知识包括的范围很广，如要认真研究，必然要求分门别类，条分缕析，不能亦此亦彼，忽此忽彼，混沌一片，不明所以，不管是研究语音学、文字学、语法学，还是研究修辞学、文章学、逻辑学，尽皆如此，概莫能外。但一旦谈到学生的语文学习，情况就不同了，我们并不要求学生成为精通各类语文知识的专家，只是希望他们切实提高语言文字的运用能力，而运用语言文字的特点就在于综合性，哪怕是简单的一句话，写下的几行文字，都会包含各种不同的语文知识在内。这就在语文教学中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学生既然不可能先分门别类地学完文字学、语法学、修辞学、逻辑学等系统知识，然后才开始执笔作文，开口讲话，那又该怎样将这些自成系统的语文知识有效地渗透在语言的综合运用中去呢？全面地回答这个问题是一个庞大的学术研究课题，本文只想简单地谈两点看法：（一）必须坚持语言运用的综合性特点（幼儿识字情况有些特殊，此处不赘），引导学生好好熟读课文，不断积累语言材料，学习时重在整体感悟，力求融会贯通。任何语文知识的讲授都不应该和上述学习、运用语言的过程、规律相悖离。（二）要把语文知识从各自的系统中分解出来，根据提高学生运用语言文字能力的要求，重新进行排列、组合、交织和渗透，同时教师在讲授知识时要贯彻精要、易懂、有用的原则，注意和学生的语言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切忌分门别类，求多求全。遗憾的是有些语文教师不懂得或不愿理会知识的系统性和能力的综合性这二者之间的现实矛盾，常常对前者情有独钟，误把知识的系统性当成了教学的科学性，以致在课堂上不讲比喻则罢，一讲就是明喻、暗喻、借喻、博喻、互喻等一大套，不讲论证则罢，一讲就是归纳论证、排比论证、递进论证、正反论证、因果论证……据说这还不算多，有一本“教学指导书”竟然列出了十一种论证方法要学生掌握，照我们看，即使是精于议论文写作的名家大师也未必会把这些条条框框藏于胸中，又怎能如此要求莘莘学子！这显然是看错了对象，把学生当成了研究修辞学、文章学的特殊群体，把有关修辞学、文章学等专门知识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学课堂上去了，如此这般，学生怎能不畏而却步？日积月累，语文教学又怎么会不“高耗低效”？

还应该谈谈当前语文界的一个热门话题：“语感教学”。不少语文教育前辈对“语感”作过扼要的叙述，如叶圣陶先生说：“文字语言的训练，我以为最要紧的是训练语感，就是对于语言的锐敏的感觉。”(10)吕叔湘先生说：“语文教学的首要任务就是培养学生各方面的语感能力。”(11)有些教师大概鉴于语文教学效果不理想，因此把目光转移到“语感”问题，进而提出“语感教学是语文教学的突破口(12)”等口号。这些教师的想法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是要正确把握“语感”的精神实质。照笔者看来，所谓“语感”，乃是指对语言文字的直觉感受能力，它是一种悟性——一种渗透了理性的感性，一种经过长期的渐进的训练以后迅速作出的直接反应。究其实，“语感”的核心仍然离不开语言运用的“综合性”。不能设想，一个只掌握了若干语文知识而缺少语言综合训练的人会具有较强的“语感”。要把叶圣陶等前辈有关“语感”的教导付诸实施，就得做到：（一）紧扣语文的“综合性”特点，使学生积累尽可能多的语言材料；（二）语文知识的讲解要精到，易学，紧密结合学生运用语言的实践；（三）在培养学生“语感”的时候，要善于从感性上升到理性，譬如学生听到别人所说的话，凭自己的“语感”觉得不怎么通顺（这种直觉是很可贵的，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培养起来的），这时就得引导学生好好想一想：为什么不通？是语法上不通，还是逻辑混乱？或是语法、逻辑都对却不那么符合情理？（这种理性的点拨虽然不必长篇大论，却是极其必要的，也是衡量教师本身语言功底的一个标志。）

由此可见，只有联系语言综合性的特点，才能领会“语感”的精髓，舍此而另搞一套，另砌炉灶，去搞谁也说不清的“语感实践”、“语感机制”等，恐怕难免南辕北辙，适得其反。

四、对各类知识应区别对待，不宜一概而论

张志公先生早在十年前与《语文学习》编者谈话中就指出：“知识与能力，何者在前，何者在后，并不是都一样的。有的知识可以立即转化为能力，有的知识多少天、多少个月、多少年才能转化为能力，而且有的知识可以化为能力，有的好象不能转化，不能一概而论。”这番话十分重要，它告诉我们：“知识”和“能力”二者并不是如响应声，如影随形，始终存在着完全对应的关系，下面对此再作一些补充。

有一类知识是基本的，如字的形、声、义，应该随时点拨，要求学生认真记住。

有一类知识技能性较强，如按部首查词典，不必多讲，但要学生反复练习，逐渐熟练。

有一类知识弹性很大，回旋余地很广，如造句时要求词语搭配得当，笼统地讲，讲不了多少，但若联系到语言实践，可说是层出不穷，变化莫测，有时连著名作家也会出现搭配不当的现象，如《北京人》原稿中有这样一处文字：“江泰（口里叼着一个烟斗，冒出缕缕的浓烟。）……”修改稿中删去了“烟”的修饰语“浓”字，因为“缕缕”多半表示细长的意思，和“浓”字搭配不当，所以应删去。象这类知识，教师不必抽象地空讲，而应选择典型例句，适当讲解，让学生举一反三，了解用词造句的奥妙细微之处，象上举作品中这个例子，就是颇富启发性的。

有一类知识理论性较强，如修辞中什么叫比喻、象征等，就要从学生的水平出发，深入浅出，即既要讲准确，又不能太繁杂太深奥。其实，古人也有这方面的例子，如古人讲“赋比兴”的“比”，常常援引朱熹的说法：“以彼物比此物也。”倘按现代语言学观点分析，此话在逻辑上犯了“同义反复”的错误，讲了等于没讲，但既然古人都能理解朱熹所说的是什么意思，这就够了，何必非要扭住详尽的抽象的定义不放？

有一类知识不必记住，让学生学以备查，日后到需要时再去查阅有关的书籍即可，如干支、职官等古代文化史知识，典型、意境等文艺理论知识，教师不必多讲，让学生有些粗浅的了解就可以了。

在区别对待语文知识时，我们还应该懂得以下两点：（一）语言知识有很强的实践性，不少语言现象是约定俗成的，很难完全用纯而又纯的理论、条条去概括，如汉语中数量词的运用就是如此。人们常说汉语数词多用“三”、“九”等词，这自然不错，但成语中不也有“说一不二”、“朝三暮四”、“学富五车”吗？又该如何解释呢？笔者有一次与外国留学生聊天，问他们汉语中什么最难学？他们的回答大出我的意料之外，说是量词最难学。不过仔细想想也对，量词的形成虽然有一定的规则（如与衡量的对象的形状有关），但这些规则并不是万能和囊括无遗的，为什么我们说“一头马”而不说“一头狗”？说“一张纸”而不说“一片纸”。（我们不也有“纸片”这样的词语吗？）总之，明白了语言的实践性和约定俗成的特点，我们就不会过分迷信于理论，就会花大力气抓好实实在在的语言训练。

（二）按理说，语言知识是从语言运用中抽取出来的带有规律性的认识，学习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加自觉有效地掌握各种语言现象。但世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有时候这种“抽取”即理论概括未必科学，未必经得起语言实践的检验，张志公先生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实事求是地说，到现在为止，恐怕还没有任何一部是真正的汉语的汉语法”，中学语法难教的“根本原因在于语法系统无论哪个流派哪个学派都是从西方引进的。”(13)这类现象是否只限于语法学？不一定。总之，明白了这一切，我们就可以更好地以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为依归，在知识的海洋中自由遨游，主动拣取，而大可不必因为自己不是“学者”、“专家”，就对有些“知识、理论、专著”诚惶诚恐，忙不迭地贩卖给学生。

误区之二：忽视了习惯的中介作用

提到习惯，人们并不陌生，不管是生活习惯，还是学习习惯，人们经常谈到，也有督促和要求，为什么这里还要用整整一节的篇幅来谈论它呢？

现实情况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近年来论语文教学的专著出了不少，但其中以足够的篇幅论述语文学习习惯的并不多见；语文教师们平时谈论教学改革，可能是对“一分为二”作了简单的狭隘的理解，常常在“知识”和“能力”这二者之间兜圈子，独独忘了培养习惯的重要性；更多的人（包括家长和学生本身）尽管也笼统地知道要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但究竟应培养哪些习惯以及这些习惯的实际意义何在，却不甚了了……

笔者认为，尽管“习惯”既非“知识”，亦非“能力”，却是“知识”转化为“能力”的重要中介，是学生们主动提高语言能力的内在动力和可靠保证，不妨先从一个例子谈起——

六十年代初期，叶圣陶先生曾到上海召开过一次小型的语文教师座谈会，笔者有幸与会聆听叶老谈话。叶老谈着谈着，顺手拿起一本教科书朗读起来，与众不同的是他竟然连文中所有的标点符号都一起读了出来，与会的七、八位教师莫不面面相觑，不明其所以然。只见叶老微微一笑，随即谈了他的主张，大意是：现代印在纸上的文章都是有标点符号的，但一旦读了出来，除了少数问号、感叹号等易于为听众所察觉外，多数是听不出来的，教师在课堂上不妨有选择地把一些精彩的段落连同标点符号一起读出来，这样做有助于培养学生使用标点符号的习惯。此话一出，大家才恍然大悟，茅塞顿开。

三十多年过去了，可我仍未忘记叶老慈祥的笑容和恳切的教诲，后来我又读到了叶老一些相关的教导：“其二，是关于语文教学的任务：教语文是帮助学生养成使用语文的良好习惯。”“教是为了不教。”(14)更感到获益匪浅。写到这里，顺便谈一点想法，像叶老这样眼睛向下，真正从莘莘学子学习语文的现实状况出发，总结出一些带规律性的理论，才谈得上“真性情”、“真学问”，才是教育大家的风范。遗憾的是当前语文教育界的学风和文风并不那么正，有的坐而论道，不着边际，有的堆砌术语，晦涩难解，还有人如于漪老师在一次讲话中所说：“现在搞科研、写论文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即用贴外国标签的办法，仿佛写文章是为了替外国人的观点提供一点例证，结果是搬用外国名词讲了一通中国人听不懂的话！”两相对照，真令人感慨系之！

回过头来，再联系叶老在座谈会上朗读课文的例子，我们认为至少可以得到如下几点启示：

第一，要把培养良好的语文学习习惯提到“语文教学任务”的高度来认识，予以足够的重视。

第二，为了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教师本身要以身作则，带头实行。

第三，学习习惯不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必须从实际出发，提出明确的要求，采取有力的措施。

明确这几点以后，再来看看习惯所具有的“中介”作用和“保证”作用。

语文学习中有些要求，如单以“知识”角度而言，难度并不大，但如要使之转化为“能力”，却非得经过良好习惯的“中介”不可，譬如写文章要做到句逗分明、段落分明，谁不知道不赞成呢？什么地方该用逗号，什么地方该用句号，写到哪里该另起一段，并不是什么复杂难解的语文知识，要不了几分钟即可讲完，可是不少学生从小学读到中学毕业，不写作文（也包括平时的书信、通知等说明文字）则罢，一写就是一逗到底，只在最后用上一个句号；一段到底，眉毛胡子一大把，令人难以卒读。有些教师对此并不着急，以为学生反正已经懂得了分清句逗和区分段落的知识，只要以后正式考试作文时能照着办就是了。殊不知学生作文时区分段落和分清句逗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不断理清思路、使自己的思考和表达具有严密的层次感和逻辑性的过程。如果平时学生不养成这方面的良好习惯，久而久之，必然会削弱自己缜密的思维能力，这样，学生光在道理上懂得分段、标点等知识又有何用？我们前头提到的习惯的“中介”作用，其真实的含义即在于此。

还应该强调指出，“习惯”不同于“知识”和“能力”。知识不讲就成空白，能力不会就是不会，习惯却永远不会是空白，永远在起作用，不是对学习起良好的推动作用，就是起负面的消极作用。而一旦消极的不良习惯形成以后，很可能伴随终身，贻害无穷！所有教师对此不能不高度重视，严肃对待。

叶老多次强调指出：“教是为了不教。”如何贯彻这一主张？我看关键就在于教师执教过程中有意识地养成学生良好的习惯，使之终身受用。同样，目前有些教师提倡“大语文教育观”，认为“语文学习的外延和生活的外延相等。”我认为教师在课堂之外指导学生学习语文，也应以培养习惯为主，这比单纯地传授一些知识不知要好上多少倍，譬如遇到不懂的字（词）就查词典、写文章以前先拟提纲、阅读范文随时圈点等习惯，对学习语文所起的作用不管怎么估计都不会高。有时一些良好习惯的形成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成为日后自觉地推动学习的内在动力，钱梦龙老师就曾叙述过自己读书时的体会：“我遇到了一位极好的国文老师”，“喜欢用评点法，让我们在书上圈圈点点，并在书眉上写下自己的感受”，这样做，“不仅提高了我学习国文的趣味，而且锻炼了阅读、思考的能力，对写作也产生了有益的影响。”钱梦龙老师动情地说，他今天的读写能力，“寻根溯源，就是在那时打下的基础。”(15)即此一例，就可看出良好习惯的影响是如何既深且巨了。再联系叶老把培养习惯看作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等言论，我们当能更加深刻地理解这个问题的紧迫性。

培养习惯既然如此重要，广大教师也不否认这一点，为什么在实际的教学工作中仍然收效甚微呢？恕笔者直言，症结在于不少教师本身就没有养成良好的习惯，对不良习惯漠然置之，并无切肤之痛。有一个典型的例子颇能说明问题，六十年代初笔者在上海一所重点中学担任语文教研组长，有一次华东师大中文系应届毕业生来校实习，我发现有二、三位实习生课堂教学语言不流畅，带有不少“这个、那个”等口头禅，由于我过去也有这方面的问题，以后花了好大气力才改正，所以当即向他们指出：不许在上课时出现口头禅，否则将影响实习的成绩考核。当时这几位实习教师思想不通，认为在“语文教学法”一类书籍中固然提到教学语言要干净、有感情，但并未规定不许讲口头禅，再说自己讲口头禅已成习惯，一时间如何改变得了？我回答他们说尽管自己没有学过很多教育学、心理学专著，但教学实践告诉我，教师在课堂上不断地“这个、那个”，一是必然使学生感到疲劳、厌倦，二是也表明自己的思想没有高度集中——“头脑”管不住“嘴巴”，久而久之，必然影响自己的思维和表达能力。这几位实习老师后来照我的意见做了，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有趣的是实习结束以后，我接到了其中一位实习生的来信，提到他此次学习的最大收获是改变了动不动就讲口头禅的习惯！这封来信使我思考了很久，是啊，师范大学学生的知识要考核，能力要评估，唯独习惯无人过问。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看到这样一本“语文教学法”专著，其中以足够的篇幅对各类习惯的作用详加剖析，并以实际的调查数据使人们一目了然呢？什么时候我们能够看到更多更好的教学经验总结，像福州一中陈日亮老师那样“以自己听、说、读、写的方法习惯认真指导学生”(16)，开展“得法（指导学生掌握科学的读书方法）养习（训练良好的读写习惯）”的教改试验呢？

误区之三：机械理解语文教学的“序”

语文教学有没有“序”？如何看待语文教学的“序”？这是一个长期以来困扰着语文教师的主要问题。

对此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见解。有些人认为语文和数理化不同，语文教材前后的连贯性不强，教学中的随意性较大，学生多学几课少学几课没有关系，因此无序可谈。大多数教师认为语文教学同样有序可寻，应该努力克服教学的无序状态，有些教师还围绕“系统化”、“序列化”进行了探索，如陆继椿老师的“一课一得，得得相连”的教学方法，魏书生老师绘制的“语文知识树”，就是两个突出的例子。

“序”是各门学科的科学性的必然要求和外在表现。语文教学从根本上来说，当然也应遵照“循序前进”的原则，问题是语文教学的“序”有其特殊性，这个特殊性就是大体须有，具体则无。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仍然会使我们走入误区。

一、语文教学的“序”不是简单地呈现为直线发展的形式

数理化教学的“序”表现为“甲乙丙丁”这样不断递进和发展的形式。一般来说，“难”（丙、丁）包含了“易”（甲、乙），“后者”（丙、丁）包含了“前者”（甲、乙）。会解代数二次方程的，肯定会解一次方程，会乘除的肯定会加减。学习语文就不同了，它需要时时回顾，不断反复，据专家统计，小学一年级学生所识的字，大约近40％要回生，除少数外，大部分要在二年级返熟；小学二年级所识的字将近20％要回生，大部分要在三年级返熟。这就说明小学生认识了新的字，不等于记住了以前认过的字，“后者”并不一定包容“前者”。又如中学生写作文，一般来说，先练习记叙文，其次练习说明文，最后练习议论文，但能否说到了练习议论文阶段，写记叙文就不成问题了？不，还得时时回过去练习记叙文，否则就不可能写出“夹叙夹议”的好文章。再如写说明文是否一定比写议论文容易，也不尽然。凡此种种，说明语文学习的“序”大体须有——否则就会陷入完全的“无序状态”，但具体则无——不是呈现为直线的形状。那种“一课一得，得得相连”的“直线”般的教学模式恐怕是并不科学的。

二、不能用知识的“序”代替能力的“序”。

六十年代初期语文教育界提倡“落实双基”。从不要把语文课上成政治课来说，这一主张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也有局限性，就是把语文教学看成是先讲授“基础知识”再来进行“基本训练”的过程。其实，语文课要训练的是“能力”而非单纯的“知识”。此中道理前头已作了详尽阐述，此处不赘。遗憾的是，“知识”的系统性对教师的“诱惑力”很大，稍不注意，就会轻车熟路，逐点讲来，至于如何由浅入深地排列能力训练的“序”，那就顾不上了。举例来说，你要是翻开一本修辞学论著，可以在目录页上发现几十个“辞格”一字儿排开，煞是壮观，要是逐项讲授，该是何等系统而又方便！可惜那是知识传授的“序”，不能照搬，只得另作安排：（1）有些辞格如回文、顶针等，用得并不普遍，可以略而不提。（2）设问、排比等辞格在课文中用得很多，但可以结合“句式”进行讲授，不必单独进行。（3）比喻、象征等辞格，使用既广，把握又难，就得作为重点内容，不过这中间仍有区别，以先讲“比喻”为宜，因为象征从广义上来说也是一种比喻。此外还有第4、第5等点可谈，总之必须结合学生的语言实践，按照能力的难与易、简与繁作出新的组合和排列。语文教学（包括辞格教学）的专家之所以不同于语言学家（包括修辞学家），不也由此可见端倪吗？

三、以“读”为本安排教学的“序”。

语文能力可以分解为“听、说、读、写”四项，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训练学生的语言能力时如何处理好这四者的关系？我认为应以“读”为本，带动其他几项，做到有机结合。值得注意的是，五十年代提“听说读写”，到了1986年国家教委颁发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前后的顺序改为“读写听说”。可以断言，这一变化反映了语文学习的内在规律，并不是任意安排的，目前那种不重视阅读，只搞大量书面练习和“题海战术”的做法，显然是和语文教学的“序”相悖离的。至于“读写听说”之间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那就说来话长，无法展开了。

误区之四：片面追求新奇的“教学模式”

近年来，好几位语文教学前辈提出要反对教学中的形式主义，刘国正先生向笔者说：“语文教学要返朴归真。”张志公先生说得更加尖锐：“目前，新花样，新术语，华而不实的玩意儿，患多不患少；新方法，可操作的，行之有效的，患少不患多。要总结出这可操作的，有实效的方法，提高教学效率。(17)”

凡是成功的“教学模式”，都是优秀教师们长期教学经验的积累和升华，是他们“高素质”、“厚功底”的综合体现。不少语文教师反映那些优秀教师的课确实上得好，但自己学不了，其原因盖在于此。至于功力不够而又急于构建新的“教学模式”，或是满足于堆砌一些“新术语”，那就不可取了。

“学不了”怎么办？通常的回答是“提高自己的素质”。这样回答自然没有错，问题是提高素质是漫长的过程，当前怎么办？少数语文教师全面提高素质以后，也许可以成为又一批“教学新星”，但大多数教师怎么办？看到这里，大家也许会感到张志公先生主张多研究“可操作的、有实效的办法”是多么切合实际了。

照我看来，语文教学中求“新”求“异”固然很重要，求“同”或者说得确切一点“同中求异”，也不能缺少。语文学习是有内在规律的，“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古往今来，大体如此，这就是“同”，当然，时展了，要学习的课程很多，读上“百遍”已不可能，得再研究一下，这就是“异”。又如古代启蒙时学习“对对子”，既生动又有效，可让儿童逐渐了解词性和词义，三味书屋的塾师提出“独角兽”，少年鲁迅立刻对之以“比目鱼”，何等的聪慧机智！对于这种“行之有效”的作法，我们在教学中不也可以作一番“同中求异”的改造和发展吗？此外，古人和今人在“读写听说”方面摸索了很多“可操作”的作法，均值得我们认真借鉴、发展和改造。

总而言之，与其眼睛向上，急于求成，构建“整套”的“全新”的“教学模式”，还不如脚踏实地，逐项进行，围绕一些“可操作的作法”共同研究，彼此揣摩。没有疑问，这种研究和揣摩不是你攻倒我，我否定你，而是“同中求异”——不断的积累、充实、补充。相信这样坚持下去是会有收获的，不知语文教育界人士以为如何？

注：

(1)《语文学习》1995年第1期封二题字。

(2)《上海教育学院院报》第128期。梁衡同志的说法参见梁衡：《语言文字是民族生命的一部分》，载《语文学习》1996年第2期。

(3)转引自权曙明：《阅读教学的观察与思考》，《语文学习》1996年第6期。

(4)《会写“钥匙”的大学生……》，《光明日报》1997年8月6日。

(5)、(6)《迫切需要研究一些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中学语文教学》1997年第1期。

(7)章熊：《我们是怎样学习语言的》，《中文自修》1997年第2期。

(8)《中学语文教学》1997年第2期。

(9)吴非：《天空只能是“蓝蓝的”吗？》、《新民晚报》1996年5月4日。

(10)《叶圣陶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11)《学习语法培养语感——访吕叔湘先生》，《语文学习》1985年第1期。

(12)见王尊政：《漫谈语感教学（上）》，《中学语文教学》1993年第10期。

(13)《答＜语文建设＞记者问》，《语文建设》1995年第2期。

(14)《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15)《从我学语文的经历说开去》，《文汇报》1992年4月10日。

第2篇：语文教育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新课标；语文教师；基本素养

2013年10月22日，北京市教育考试院公布中高考改革方案。自2016年起，语文中考分值由120增至150，高考语文分值由150增至180。作为我国的首都，北京是教育改革的先行者和示范者，其公布的最新中高考改革方案表明，汉语作为我国的母语，将受到更进一步的重视。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中学语文课程对学生的语文水平有了更深层次的要求，随之而来的，是对中学语文教师素养的更高要求。新的课程标准要求对学生进行有计划、多层次的培养。具体说来，不仅要培养学生获取知识的能力，使学生获得知识，还要注重获得的过程和方法，使学生形成正面的情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作为一名课程改革背景下的语文老师，肩上的责任无疑更加重大，专业素养的要求也更高。

一、要有扎实的专业基本功

扎实的专业基本功，是对教师素养的基本要求。要给学生一滴水，老师自身必须要有一缸水。随着学生受教育程度的深入，教师必须丰富自身学养，增强专业基本功。著名特级教师于漪曾提出，教师必须“胸中有书，目中有人”。“胸中有书”化自成语“胸有成竹”。只有“胸有成竹”，在画竹的过程中才能驾轻就熟。只有“胸中有书”，才能在教学的过程中，调动自身知识储备，充实课堂内容。“胸中有书”是教师素养的基本要求。作为中学语文教师，必须要博学多闻、学养丰富，有能对课文进行解读再创造的真才实学，同时能对这种真才实学加以运用才能叫做“胸中有书”。

博学多闻，学养丰富。语文作为传承中国文化的重要学科，有很强的综合性。中学语文课本中收录了多种文体，如文言文、诗歌、议论文、散文、说明文、新闻等。这些文体对历史故事、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地理知识、新闻传媒等均有涉猎。可见，语文教学是对多种知识的综合学习，是复杂的。语文的综合性，要求语文教育者不仅要有相关的专业知识，还必须具备广博的文化基础，包括呈现在教材中的历史、科学知识，蕴含在教育教学中的教育学知识和心理学知识。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要想做一名好的语文老师，博学多闻、学养丰富是最基本的要求。教师的知识面越宽，学养越丰富，教学内容才能更充实，教师才能厚积薄发，游刃有余的驾驭课堂。

对文本的解读与再创造能力。对文本的解读与再创造能力，是中学语文教师应具有的基本能力之一。语文教育以文本为依托，有文本必有文本解读。教师的文本解读与再创造能力，关乎平常教学。只有具备对课本进行解读与再创造的能力，才能对中学语文课本进行知识的重新架构，将课本进行知识的自我重组，最终并入教育者的知识体系。这样，在讲课的过程中，教育者才能明确课程内容，既不偏离教学目标，又有教育者的个性解读与自我特色。传统的中学语文教学，教师常常采取一定的套路。如通过什么方法描写了什么景物，歌颂了什么精神，表达了什么感情……，这是一种极端不正确的做法，教育者根本没有对文本进行解读与再创造，而是一刀切、模式化。根本不可能实现“真正让学生喜欢语文，享受语文激励心智发育的喜悦，同时又能够为他们一生的发展打好底子。”①的目标。

不同的人对文本的解读往往会有出入，文本的解读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在教育的过程中，教育者可选择一定的角度，设法调动学生积极性，使学生的语言和思维双管齐下。”②可见，教师可通过对文本的解读与再创造，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让经典在课堂中重现，引发学生的探讨，活跃课堂氛围，增强教学效果。

中学语文教师要想练好基本功，做到“胸中有书”，绝非易事，这不仅要求教师要博学多闻，对其他学科知识广泛涉猎，而且还要有文本解读与再创造的能力，可以从适当的角度切入，对文本进行自我架构。这既是对教育者专业素养的要求，也是对教育者教育教学能力的要求。

二、关注学生学习情况，对学生进行爱的教育

爱的教育，是特级教师李镇西的观点，从教师的角度说来，就是要关注学生，热爱学生。关注学生，才能从根本上了解学情，对学生学习上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并加以解决，拉近老师和学生的距离。关爱学生，才能让老师在和学生交流的过程中得到学生的真正认可，从而创造良好的尊师爱生的学习氛围，让学生在关爱中学习，在学习中快乐。

对于爱学生，许多教育工作者都有深刻的体会和看法。于漪老师认为，作为教育者，不仅要胸中有书，还要目中有人。目中有人，即发自内心的对学生进行爱与尊重。于漪老师将教师比作导演，学生比作演员，一部影视剧最终效果如何看的还是演员。教师只是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学生才是学习的主体，教育者在教学的过程中必须注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从根本上理解尊重学生，将学生放在眼里、心里，才能引起学生情感上的共鸣。于漪老师曾这样总结：不要成为教书匠，要成为教育家，成为教育专家。③

热爱学生，是教师职业道德的集中体现，也是师德修养的根本内容。学生是有情感体验的综合个体，尊重他们，热爱他们，是从情感上对他们进行感化和造就。当教育者怀着对学生深切的爱进行教学时，学生在情感上必定更加容易产生共鸣，也就更加容易创造教育的奇迹。

对学生从根本上进行尊重是“目中有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教师要想赢得学生的尊重，首先就得尊重学生。《教育学》明确指出：“尊重学生”“要尊重每一个学生”。④作为一名新时代的教育者，我们应身体力行，从小事做起，把尊重学生落到实处，用心倾听学生的发言，理解学生，鼓励学生，尊重学生人格。让学生在爱的环境中快乐成长，并养成自觉尊重他人的良好习惯。“教书要符合育人的伟大目标，老师要站在育人的时代制高点上，时刻想着培养的是明日的建设者，是21世纪的人。”⑤可见，教育者首要的目标是育人，是把学生培养为尊重他人、关爱他人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三、对语文教育怀有真正的热情

爱一行干一行是在众多行为个体择业时的一个标准，其实也是对从业者的一种内在感情认可的要求。具体到教师这一职业，是要教育者满怀对教育事业的激情，进行内在的生命教学，孜孜不倦，诲人不倦。许多教育者，几十年如一日，始终充满激情的坚守教师岗位，用心追求教育的真谛，力图优化课堂教学，使教育制度更加完善。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真正的教育者心中怀有对教育事业的真正热爱。因此，从根本上对教育事业怀有责任心，使命感，“心中有情”，也是对教师素养的要求之一。

心中充满对语文教育的热情，才有前进的动力，才有成为优秀语文教育者的可能。语文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它要求语文教育者要有不断钻研的精神。心中充满着对语文教育的热爱和传承中国文化的伟大使命感，才能不断充实自我，使自己博学多闻。心中对教育充满激情，才能深入探究，对前人解读了千百回的文本进行重读和自我创造，让经典在不一样的解读中重生。心中充满对语文教育的热爱十分重要，它是教育者在整个教育事业中必须有的重要素养，有了对语文教育充满激情的前提，才有了博学多闻，胸中有书，尊重和爱护学生的后续。

作为新课程改革下的语文教师，必须具有扎实的专业基本功、能够对学生进行深入了解，从根本上关爱学生。同时还要发自内心的热爱教育行业，充满神圣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总结起来，即是要：“胸中有书，目中有人，心中有情”。教育者只有无限提升自己，将三者相结合，才有成为一名优秀的语文教师的可能。中学语文教师责任重大，任务艰巨，因而更应加强自我素养的培养，提升教学能力，优化课堂教学，让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承。

注解：

① 见《温儒敏论语文教育》第1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8版

② ③⑤见《于漪文集第2卷》第52-53页，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8版

④ 见《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07

参考文献：

[1] 温儒敏.温儒敏论语文教育[M].北京大学出版社

[2] 于漪.于漪文集[M].山东教育出版社

[3]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M].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第3篇：语文教育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对话 对话理论 语文阅读教学

伴随着《新课标》的颁布与实施，近些年来，作为一个新的教学理论，“对话”理论已逐步渗透到语文阅读教学中来。而伴随着不断深入的课程改革形势，这一新的理论在教学当中如何应用和实施也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以下简称“新课标”）提出：“语文教学应在师生平等对话的过程中进行”，“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把对话理论引进语文教学能够为语文阅读教学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和更多的研究空间。这一理论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投身其中，进行不断的探索和研究。不过我们也要看到这一理论指导下的阅读教学目前尚未成熟，我们还要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探索、实践、总结和完善。基于此，本文试图从文献研究和调查的角度，通过梳理相关的对话理论，反思传统阅读教学的不足，总结出对话理论在语文阅读教学中实施的现状及误区，并积极探索在教学中真正实现“对话”的有效途径。为了完成这篇论文我对国内现有的有关对话理论和语文阅读教学的文献进行了阅读、筛选、分析和归纳，梳理并评价了此类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一.对话理论的概念及历史发展

1.对话的概念

一般来说，“对话”可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对话被认为是与独白相对应的一种语言形态，属于纯粹的语言学现象。广义的对话事实上己经完全超越了原始的以口语交流为特征的纯粹的语言学意义，在现实生活中具有社会和文化的深广意义。系统地来说，作为一种相处原则，对话往往与尊重、平等、民主、坦诚、包容联系在一起；作为一种交往策略，对话往往与共同参与、主动介系在一起，即通过敞开、接纳、回应、碰撞、沟通、协作、交流、互动等，达成视界的融合，实现共同的理想。对话作为关系思维的表征，既可以发生在人与人之间，也可以发生在人与文本之间。

2.对话理论的历史发展

作为一种重要的活动形式，对话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以及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论语》可以称之为孔子的“教育”对话录，而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被认为是一种政治对话。俄国文艺理论家巴赫金，被认为是“对话”理论的鼻祖，他认为，人类只有依托语言或话语才能生存、思考与交流。

二.语文阅读教学当中“对话”理论的研究现状

1.对话理论的理论探索简况：

为了实现和传统阅读理论相结合的目的，随着对阅读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语文教育界引入了“接受美学”、“主体间性”、“对话理论”等西方阅读理论，为举步维艰的语文阅读教学改革注入新的活力。学者王荣生发表《的“对话理论”》一文，详细解读了“新课标”中的“对话理论”，提出它混合了“阅读对话理论”和“教学对话理论”两个命题的观点。并在文中细致地分析了两个命题，强调维护学生“倾听”权和“言说”权的重要性。此文得到相当的认同，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俞学雷在《阅读教学的主体间性论》一文中深入地阐述了对话理论的重要概念之一――主体间性。他指出阅读教学是一种带有文学解释性质的主体间性对话，主要体现在学生阅读过程中的文体改写，包括文本预读（生本对话）、文本续读（师生对话）和文本改写。史绍典在《中学语文教学参考》上发表《“对话”细说》一文，从与一线教师的谈话中明确了什么是“对话”；探讨了对话机制的建构，对话的问题等，这对实施阅读教学的对话提供了很多值得借鉴的建议。

2.对话理论的实践探索现状

课改至今，“对话理论”己逐渐为人们接受并付诸于课堂教学实践。在教学中，研究者和教师关注的焦点是教师的地位与作用和对文本的解读。吴礼明等《关于“对话”的对话》一文指出当前对话教学存在两个弊端，一是认为师生之间不可能平等；二是认为提倡对话就是让教师放弃引导。李镇西则在《共享：师生关系新境界》一文中提出“共享式”的师生关系新模式，教师发挥着“精神指导”和“人格引领”的作用，与学生在对话中互相影响，补充、促进。王尚文在《“对话型”语文教学策略》一文中探讨了要引导学生在读写听说的活动中树立对话的态度；基本的对话规则是对话得以进行的不可或缺的条件；有效对话也离不开知识的支持；教师要有意识地与学生共享阅读成果等问题。韩雪屏借鉴中外有关接受美学的论述，撰文―《阅读教学中的多重对话》指出要与文本―作者进行有效的对话，需要从两个切口入手：一是发现文本的创作空白，主要类型有预设，角色、省略、隐蔽、中断、冗余、陌生化、隐喻化等；一是寻找生成意义的对话策略，主要有形成期待、还原语境、补足填充，联想触发、追本溯源、汇聚比较、动态积储等。

总之，引入语文阅读教学的对话理论为阅读教学改革提供了一个亮点，它需要在一个本土化、实践化的过程中进行不断的完善。只有通过实践才能逐步显现出那些潜在问题和现实困难。所以，作为研究者、实践者，不仅应该关注对话理论在纯理论方面的发展，更应该关注具有可操作性的实践理论的出现。

三.对话型语文阅读教学的策略

为达到确保对话型阅读教学的顺利开展的目的，研究者总结出如下教学策略：

教师要善于营造一种民主、平等、真诚、信任的对话氛围，强化平等对话的主人意识；教师要善于提出适当的对话话题，丰富平等对话资本，激发平等对话欲望；教师要善于动员学生全体参与，确保对话的中心为每一个学生个人，促进所有学生的共同发展；教师要善于在“对话式”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性，以个性特征作为对话教学的突破口；实施“对话式”语文教学必须改革评价机制以三维目标的实现作为阅读对话教学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

以上教学策略从出发点来看都是一致的，都是从教学对话的角度来谈，提供了建设性的意见。侧重从阅读对话角度来总结对话策略的，主要有韩雪屏教授的《阅读教学中的多重对话》，它是这样表述的：1.形成期待；2.还原与填补；3.探源与汇聚；4.颠覆与重建；5.借鉴与反拨；6.读以致用。王尚文教授也注重对学生“指点听说读写的门径”。应该说，综合以上两方面策略来进行对话型语文阅读教学，才可能是清晰、有效的。

四.对话型语文阅读教学的教学模式

关于对话型语文阅读教学的教学模式，也是研究热议的话题，但对这一新模式的探索决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尤其是在关于对话教学的理论剖析尚不够深入透彻的前提下，就显得任重而道远。

汪应禄在《关于构建对话型语文教学模式的思考》一文中提出：新模式有一个源于具体情境又超越生活情境的母语教学环境；新模式有一个高扬民族文化又尊重多样文化的言语对话平台；新模式有一个注重教师引导又强调课堂讨论的课堂运行机制。王旭兰则在《“对话”下的语文课堂教学模式》一文中认为：根据“互动―合作”的理念，可以尝试以下几种模式来构建“对话体”的课堂教学：感悟式、探讨式、综合式。杨生春在《对话式阅读教学的构建》中提出：创设情境，确立话题；阅读理解，自主探究；对话交流，相互切磋；形成认识，拓展运用。对话型语文阅读教学还处于探究阶段，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难免会出现新问题，这也引起了有关研究者的关注。问题诸如：强调文本与读者的对话，什么样的对话才有利于作品意义的建构；鼓励读者的不同读解，如何倾听读者的不同声音；打破课堂的传统有序状态，如何调控课堂组织秩序。以及，对话应建立在“质疑”的基础上，而不是为了对话而对话；“对话理论”混合了阅读对话理论和教学对话理论，应加以区分。还有，当前阅读对话教学中，文本资源浪费现象严重，表现为：对文本的狭隘处理、对文本的冷落、对文本的任意性解读。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对对话理论的进一步认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关于对话型语文阅读教学的研究，各类研究者和教室门都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较多的精力，但目前为止这一研究仍然处于探究阶段，较系统的理论论述和实践探索还不多见。而针对新课标中提出的“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的新理念，更需要进一步从理论高度来澄清，因此也更需要研究者们进一步去探索和实践。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保罗.弗莱雷著.顾建新、赵友华、何曙荣译.被压迫者教育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巴赫金著.白春仁等译.诗学与访谈[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4]史绍典.“对话”细说[J].中学语文教学参考，2005

[5]李维鼎.阅读理论的分歧阅读理解的弹性与阅读教学策略J[].语文学习，2004

[6]王尚文.对话：语文教学的新观念[J].浙江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版），2001

[7]王尚文主编.中学语文教学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8]王旭兰.“对话”下的语文课堂教学模式[J].语文教学通讯，2003

[9]杨生春.对话式阅读教学的构建[J].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

第4篇：语文教育学论文范文

论文摘 要：建构主义已成为我国新课程改革的哲学思想基础。在此背景下，传统的语文课程与教学理论越来越具有反思与重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本文以建构主义理论为哲学依据及指导，拟对语文课程与教学理论进行较为系统的整理研究。

建构主义作为一种思潮与观念，发展到今日已经变成一套融合神经生理学、心理学、哲学、社会学、语言学、人类学以及教育学等相关学科的思潮，它深深地影响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建构主义对教育产生的深远的影响，使其成为面向21世纪科学教育改革的主流理论。

近二十年来，教学所依赖的认识论基础经历了一个从行为主义到建构主义的发展过程，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在社会学科的教学中，更多地倾向于建构主义的理论与方法。知识观影响着人们对教学的根本看法，美国建构主义理论的倡导者杰夫里·舒尔曼指出，建构主义是关于知识本质的一系列相关的理论，这些理论的共同点是，知识是由人创造的并受他们的价值观和文化的影响。而行为主义认为，知识存在并独立于人们之外，因此，教学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向学生灌输前人所建立起来的知识技能体系，由此便发展为一种可测量可控制的线型封闭的课程。建构主义认为，社会学科教学旨在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并在学科领域内外鉴别多种观点，使其形成对社会学科问题及其发生、发展过程的深入理解和树立坚定不移的信仰，当学生对其掌握的有待评论的事实形成自己的解释时，知识便形成了。

本文以建构主义理论为哲学依据及指导，拟对语文课程与教学理论进行较为系统的整理研究。

一、建构主义语文教学与课程性质分析

建构主义知识观，在质疑与否定了现代知识型的客观性、普遍性与中立性后，提出了“从客观性到文化性、从普遍性到境域性、从中立性到价值性”［1］的转型，从而为语文知识的性质提供了建构主义的理论视角。

建构主义知识观认为，知识并不是一劳永逸、永远不变的，知识也并不是对现实的正确表征，不是精确地概括世界的法则，它只是一种解释、假设，会随着人类的进步而不断被“革命”掉，随之出现新的假设。［2］在具体问题中，我们需要结合具体情境对原有的知识进行再加工、再创造。因而课本知识只是一种关于各种现象的较为可靠的更为可能的假设，而不是绝对正确的最终答案，在不同的情况下有其特异性，所以掌握知识并不意味着掌握了规律，而且课本知识只能说是一些信息和符号，只有通过个体的主动建构，才能变成认知结构中的知识。知识不可能以实体的形式存在于具体个体之外，尽管语言符号赋予了知识一定的外在形式。学习者对这些知识的理解只能基于自己的经验背景来建构，所以获得的理解不一定一致。心理学家维特罗克的生成学习模式较好地说明了这种建构过程。他认为，在学习过程中，人脑并不是被动地学习和记录输入的信息，而是主动地对信息进行建构。学习者以长时记忆的内容和倾向为依据，对信息进行主动选择，并进行推断，学习者总是结合已有的经验对事物意义进行理解，需要借助于贮存于长时记忆中的事件和信息加工策略。

所以建构主义语文教学不仅存在着教学与教学对象即知识的关系，还存在着教与学即师生的关系。师与生并不是“主体－客体”关系，而是“主体－主体”关系，这种“主体－主体”关系不构成认识关系，而构成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建构主义认为，一个人的心理是在环境与教育的影响下，在低级心理机能的基础上，逐渐向高级心理功能转化的过程从这一原理出发，“维果茨基给教学下定义，他说：‘儿童的教学可以定义为人为的发展’。儿童通过活动和交往掌握‘精神生产的手段’可以称为广义的教学，然而广义的教学带有自发性质，狭义的教学是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的，维果茨基说：‘作为交际和它的最系统化的形式便是教学。’因此教学创造着儿童的发展。”［3］建构主义的课程观强调用情节真实复杂的故事呈现问题，营造问题解决的环境，以帮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活化知识，变事实性知识为解决问题的工具。它主张用产生于真实背景中的问题启动学生的思维，由此支撑并鼓励学生解决问题的学习、基于案例的学习、拓展性的学习与基于项目的学习，并以此方式参与课程的设计和编制。因此，语文教学活动即为师与生之间的语文交往实践活动。语文课程是学习者通过语文活动实现人的生成的行为，是以言语为对象的人性的智慧教育，即言语智慧教育。

二、建构主义语文课程与教学目标研究

“建构主义学习观强调知识是学习者基于个体体验活动的产物，是在不断变化的社会情境之中形成的。因此学习者是‘活动探究者’、‘意义和知识的建构者’。”［4］石中英也认为：“在知识与认识对象的关系上，知识并不是对认识对象的镜式反映。它是由认识者的认识能力、兴趣乃至利益所选择和建构的结果。敲开了认识者的认识能力、兴趣或利益，就没有认识对象的出现或显现。”［5］这一观点明确地指出了建构主义观念下知识的主动建构特点。在个体进行经验建构的过程中，个体的图式会随着不断扩展的经验而不断进化，所有的知识都是在这种个体与经验世界的对话过程中建构起来的，而这是以个体认知过程为基础的。建构主义认为，学习者并不是空着脑袋走进教室的，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在以前的学习中已经形成了丰富的经验，他们对任何事物都有一些自己的看法，而且，有些问题即使他们还没有接触过，没有现成的经验，但当问题一旦出现在面前时，他们往往也可以基于相关的经验，依靠他们的认知能力，以自己的方式建构对当前事物的理解，因而不同的人看到的是事物的不同方面，不存在惟一的标准的解释。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学习者的合作而使得学生对事物的理解更加丰富和全面。

首先，建构主义不认为知识是绝对的，是先于我们的认识客观存在的。其次，建构主义强调学习是建构意义的过程，离开了个体的主动建构，学习毫无意义可言。“知识”是不能通过教师“导向”学生的，知识是学习者个体内部通过新旧经验的作用建构而成的。

康德强调认知者在知识论中的主体地位，强调认知主体心灵的主动建构作用。康德揭示任何认识都只能是人的认识，也就是人在自身的局限性中认识，人有多大的认识能力，就有多大范围内的认识对象与之相应。他认为，主体不能直接通向外部世界，而只能通过利用内部构建的基本的认知原则(“范畴”)去组织经验，从而发展知识。“康德的‘哥白尼式的哲学革命’集中地体现了主体能动性思想，是哥白尼的日心说启发康德确立了‘对象必须与认识符合’的根本原则，创建了以主体能动性为中心的批判哲学。就像当初哥白尼的‘日心说’起初也是作为假设被提出来的。康德作为假设的先验对象构造理论是这样的：人类的理性具有一些先天的认识形式，人们在认识过程中，就是用这些先天的认识形式去接受和整理感性材料，把那些天然属于人类理性的规律赋予感性材料，使那些本来只是无规律的、偶然的和主观心理上的材料构建成一个具有普遍必然性而存在的经验对象世界，即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自然界。因此康德哲学的价值在于全面提出主体性问题以及他对主体性的主观结构方面的分析。”［6］康德哲学将现象界定为一体界，限定了知识范围，为人的主体性宏扬与自由本质的揭示留下了广阔的余地。而其统一性的理论，则说明一个真正的人或者人的主体性在于人是一个包括美和统率各种自然科学知识的自由的最高统一体。

建构主义的知识观确立了认识主体的知识建构理念，提升了学习者在语文学习中的地位与主动性，强调了知识建构的境域性，为语文教学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建构主义知识观把人作为语文教学的主体，把学生、教师、课程专家、家长尤其是学习者作为是语文教学资源的开发者、实施者和评价者，把语文教学和学习者的“生活经验”联系起来，不仅以他们的“前生活经验”作为语文教学的基础，同时把他们当下的现实生活的体悟过程看作是语文教学的实施过程，以在具体的境域中完成知识的具体化建构。学习者在语文教学中的主体地位的确立，意味着语文教育是着眼于人的语文素养的提升、人的全面发展。学习者是生存于具体环境下的充满感性特征、情感丰富的实实在在的个人，因此应把人的价值的提升、个性的发展作为语文教学的出发点和归宿。

语感能力表现为语文活动主体在多大程度上能把言语纳入到自己的心理图式结构中，而语感能力的培养决定于语文学习者在多大程度上超出言语主体的图式结构的接受范围，使语文活动主体完成言语的建构与超越。因此，语文课程与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语文能力的核心要素是语感，因此语感教学就成为语文课程与教学的核心目的。语文课程与教学的内容研究——传统语文课程与教学重视义理及知识内容的教学，忽略语文课程与教学和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及对学生素质的培养。依据建构主义理论，当今语文课程与教学改革的核心应是语文课程与教学内容的拓宽，根据语文课程与教学内容的组成要素——语文活动主体、语文活动环境、语文活动作品，设计建构主义观念下的语文课程与教学内容：语意教学、语境教学、语体教学。 　三、语文课程与教学的行动研究

建构主义认为知识建构是一种社会建构，知识建构过程应该是一种群体活动，学校即为学习共同体，教学过程中鼓励学习者之间的合作、协商。建构主义知识观认为经验是有机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杜威把它称为“交互作用”（transaction）。“社会不仅通过交往、通过沟通继续生存，而且简直可以说，社会在交往中、在沟通中生存。在‘共同的’（Common）、‘共同体’（Community）、‘交往’（Communication）这些词之间不仅有字面上的联系。人们因为有共同的东西而生活在一个共同体内；而交往乃是他们达到占有共同的东西的方式。为了形成一个共同体或社会，他们必须共同具备的东西是目的、信仰、期望、知识——一种共同的理解——即社会学家所说的‘志趣相投’。这些东西不能像砖块那样，从一个人传递给另一个人；也不能像人们用切成小块分享一个馅饼的办法给人分享。保证人们参与共同理解的交往，可以促成相同的情感和理智倾向——对期望和要求做出反应的相同的方法。”［7］

在语文教学中，合作学习、对话交流是一种行进的教学理念。学生在小组或团队中为了完成共同的任务，在明确责任分工的同时加强互学习，以做到在意识到“我”的同时，也意识到“你”的存在。依照建构主义中知识的建构性和社会性观点来看，开展语文综合性学习、课外活动、研究性学习就显得极为重要。在“学习者共同体”中，学习者要协商与合作，尤其在语文阅读教学中，根据维果茨基“最近发展区”理论，每个共同体、共同体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最近发展区”，它们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而且，学生的“最近发展区”满足后，就要建立新的“发展区”。这种迂回交错的发展中的合作，能够使学生在他们的智能所能达到的“最近发展区”中达成共同的理解。

四、语文课程与教学的评价研究——“以学为主”教学评价

建构主义重视学生认知建构的个体差异及对多样人的发展类型评价，即应构建以“自主、合作、探究”为特征的开放式语文课程与教学质性评价体系。质性评价，“其优点是：第一，着眼于学生的整体发展，兼顾认知、情意、技能的整体的学习评价；第二，适应学生的个别肯定个人的努力进步与整体成就，呈现个别化的学习进程；第三，师生共同参与评价内容的设计、作品选择标准及档案评价标准，激发学生自我反思、自我督导、自我评价的主动学习的潜能；第四，建立相关资源库，达成资源共享的目的，提升学生沟通、合作、表达及组织能力。档案袋评价有可能使教学真正成为一种激荡师生智慧的艺术，是我们的新课程所需要的。”［8］注重从学生的“参与状态”、“交往状态”、“思维状态”和“语文素养的达成状态”，从这四方面评价学生的语文学习状况。

建构主义知识观强调知识的文化性、境域性和价值性，语文教学不能把知识作为预先决定了的东西教给学生，而应该重视探索知识的“过程”。目前的语文教学就必须实现由重“结果”向重“过程”的转移，要重视引导学生对知识形成过程的认识和理解。科学知识型的量化评价显然已经不适应建构主义的语文教学活动，而质性评价则为建构主义语文教学提供了相应的评价方法。评价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和相应的方式方法对对象进行价值判断的活动。“标准”是理念即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方式方法由“标准”的内容决定，直接关系到执行“标准”的质量。评价的目标是要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发展，所以它的直接目的应该是通过检验改进教与学，改进课程设计，而不仅仅是考察学生学习达到目标的程度，更不能过分强调评价的甄别和选拔功能。因此，建构主义知识观下新的语文评价即过程评价，重视定性评价即质性评价，它要求实施语文评价应注意评价主体多元性，即教师评价、学生自我评价、同学互评和家长参与相结合，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评价学生语文学习成绩状况应该依据过程记载和考试结果作客观描述，还要在描述的基础上提出进一步学习的建议，对学生的评价语言应以激励、表扬、认同、理解等积极评价为主，真正体现与反映建构主义的教育与教学理念。

总之，建构主义为语文教学提供了良好的理念，也为语文教改指出了努力的方向提出了方式，并将引领语文教学改革走向深入。

注释：

[1][5][7]石中英：《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3-155页，第82页，第76页。

[2]陈琦，张建伟：《建构主义学习观要义评析》，华东师大学报（教育科学版），1998年，第1期，第61-68页。

[3]Wertsch J.V.：《Vygotsky and the social formation of mind》，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aaapress1985，P92.

第5篇：语文教育学论文范文

“商谈伦理学”为社会和谐提供了一种手段:言语交往。其实，这种手段是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中延伸而出的。在这一理论中，交往成为社会成员的重要行为方式，语言则被视为重要的交往路径［3］。哈贝马斯为交往行为制定了一套“语言的有效性要求”:正确性、真实性和真诚性［4］。这套规则在“商谈伦理学”中同样被延续下来。在哈贝马斯看来，要为社会成员提供能被认可的道德规范也是需要语言的，而且这些语言必须遵守“语言有效性要求”，这是社会成员获得道德规范的前提条件，也是成员间相互理解的一条可行性路径。具体而言，“正确性”原则指的是言语者需要运用恰当合理的语法来进行句子陈述，句子和交流过程中不要出现语法错误、歧义等现象，它是语言交流的最基本条件。比如，“这位是英雄的母亲”就存在歧义:一是指这位———英雄的母亲(母亲是英雄);二是指这位英雄的———母亲(母亲之子是英雄)。“商谈伦理学”的基本前提是“商谈”，如果商谈的语法都出现了错误，那么何谈构建统一的道德规范呢?“真实性”原则要求言语者具备真实地描述一个客观事物或现象的能力。比如，描述一个苹果的形状，介绍亚里士多德的生平，阐释国学教育的内容等。在“商谈伦理学”中真实地表达客观现实是十分重要的，一方面它使得商谈双方得以更好、更客观地相互理解，另一方面只有真实地理解了对方的需要才能建立起为大多数人认可的道德标准。“真诚性”不同于“正确性”和“真实性”的地方在于，它不仅是对言语者的要求，也是对听者的要求，即在交流过程中，言语者和听者都需具备真诚的态度，以便使自己获得对方的信任。“商谈伦理学”认为建立一套可为社会成员接受的道德规范，缺乏真诚是不可能完成的。由此可以看出，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不仅为一个理论的成熟提供了学理依据和实践基础，而且为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具体的可执行策略。而这两条对于我国国学教育有深远的意义。一方面，它为国学以及国学教育提供了理论前提与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它也为国学教育的具体操作提供了可行性言语方案。

二、“生活世界”之于国学教育的作用

哈贝马斯强调了“生活世界”在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意义:第一，它是“商谈伦理学”的前提与主线;第二，它为一个理论提供了脉络走向。“文化上的释古与创新，都与当时的社会组织结构相关联，……换言之，文化思考是与社会结构连贯在一起的，非抽象地、概念地谈道德与价值。”［5］所以说，文化要传承就需要进行合理教育，而“生活世界”对于我国国学教育的作用正是围绕这两方面展开的。首先，国学的发展本身就需要承接地气，这个地气就是国学的“生活世界”;其次，我国国学教育的走向要以满足“生活世界”中的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需求为目标。在讨论“生活世界”之于国学以及国学教育意义之前，我们需要了解的是，国学的“生活世界”究竟指的是什么。在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中，人类及其相互关系只能在其中得以完成，它其实就是人与人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一个网络，只是这个网络涵盖了社会的各个层面。那么国学教育存续的生活世界又是什么呢?国学教育究其根本，是一个社会性问题，是以人为核心建立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心灵和谐关系的网络。这个网络就是生活世界，只有在这个生活世界中，我国传统文化才能得以延续和发展。围绕这一思路，我们会发现，“生活世界”之于国学以及国学教育的作用主要是为了表现两个特性:一是需要“国学”尤其是国学教育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即“强实践性”;二是需要“国学”及国学教育涵盖范围广，国学要满足存续于“生活世界”中各类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需求，这是一种“广对象性”特征。

(一)“强实践性”是国学以及国学教育发展的最终归宿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一个理论若要发展就必须从实际出发，不具现实可操作性的理论通常很少能够对政治决策产生作用。比如，墨家的“兼爱”理念想法很好，它为全社会成员谋福利，但是这种无差别的“兼爱”却不符合当时封建社会现实情况，所以并不为统治者接受，最终早早没落。而我国国学要想得到发展、要想重新获得社会成员的认可，就必须以实践为前提，看看国学在我国当今的市场在哪里、具体应用模式是什么。就我国当前的情况来看，我国国学或者国学教育的实践和市场应当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国学的市场是要平衡我国市场经济下的“重利”思想。这是因为，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重利”成为一些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想法，随之而来产生了许多问题，比如商人唯利是图、公务员以权谋利等，“毒馒头”“地沟油”“假酒”等案件也层出不穷。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淡泊名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思想就会对这些不好的思想起到抑制和引导作用。第二，国学教育的市场是沿袭着国学的市场而来的，只有加大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和传承，才能够使得这些优秀思想得到更多地认可和普及;而且国学教育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十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才能够完善和发展。这与我国“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思想相吻合，只不过应当称为“百年树思想”。

(二)“广对象性”是国学以及国学教育推进的根本依据

“广对象性”指的是价值理论所对应的受众群体需广，它包括两个含义:其一，这个价值理论需要涵盖当前情形下的大多数民众;其二，这个价值理论所涵盖的民众范围愈广则其存在时间愈长［6］。举例而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便只符合广对象性的第一个特征却不符合其第二个特征。它之所以被奉为封建时期的圭臬，一个重要原由在于它宣扬读书人、士的重要性，这种理念不仅符合当时统治阶级的利益，还为一些贫穷的有识之士提供了向上的门路，故此其受众群体颇为广泛，成为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价值观念;但由于它只宣扬士而轻视其他阶级，所以其对象覆盖范围是有限的，随着时间的发展，这种局限性会愈加明显，便不能成为适应社会发展的价值观念了。这种只强调一些人利益的观念并不能代表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故此只能存在于特殊的社会历史之中了。国学及与之相应的教育也应当以符合这两个含义为目标来设定具体措施:首先，它的服务对象一定要广，不仅包括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还要使绝大多数人认同并遵循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一种价值观的传承与发扬。其次，要达到这个目的，国学教育就不能仅仅局限在高校教育或者课堂教育上了，而应当采用多种教育形式，比如广告、影视等，还可以在各个单位开展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竞赛活动等方式来进行。据上可知，从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中可以挖掘出“强实践性”和“广对象性”这两个重要特征，它们对国学教育的启示性意义在于强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引导性作用。也就是说，国学以及国学教育的受众群体同样应当是社会全体成员，而非仅仅是高级知识分子或无产阶级;而且这一价值理念不能仅停留在口号上，更要融入社会实践之中，将传统优秀理念贯穿至社会的每个领域。

三、国学教育中的三种语言路径

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为社会交往提供的手段是言语交往，并为其设定了一套具体施行措施“语言有效性要求”:正确性、真实性和真诚性。这一理念在国学教育中同样适用，传统文化作为人类历史活动的积淀，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完全破除的［7］，如何传承就需要教育工作者的努力了。教育是社会交往的一种，在整个教育过程中语言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如果在国学教育中遵循“语言有效性要求”，则有利于国学更好地推进、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弘扬。

(一)正确性是国学教育表述的基础要求

语言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口头语言、情绪语言，也可以是体态语言、书面语言。而“正确性”要求更多指的是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它要求语言文法的恰当与用语的准确。国学教育中的“正确性”要求，也更多集中在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两个方面。在进行传统文化的宣传与发展时，首先需要保证的是所宣传思想的正确性，包括思想形态要紧跟党的领导、要与基本国情相一致，即这种思想是积极向上的。其次，在进行具体的宣传教育时，用语也需准确。比如要对《诗经》进行讲解与分析时，就需了解它是自西汉后才被称为《诗经》的，先秦时还被称为《诗》或《诗三百》，如果说错了就会闹笑话，更起不到教育的作用。

(二)真实性是国学教育表达的客观条件

“真实性”原则也更多集中于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两个方面。在国学教育中，“真实性”指的是教育者应当具备客观描述一个国学或传统知识的能力。比如，正确描述“孝”的含义，在一些封建卫道士眼中的“孝”是“顺”，无论父母的决定是否正确都一概听之、任之;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一贯“听妈妈的话”并不是真正的“孝”，只有从实际出发，真正地为父母考虑才是“孝”。而国学教育者在进行国学教育时也需要具有这样的辨析能力，剔除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取其精华。

(三)真诚性是国学教育实现的情感要件

第6篇：语文教育学论文范文

（一）个性教育是现代语文教学的必然要求

反思我们的教改历程，我们不能不对语文教学的取向重新进行评估、判断和认识，为什么于漪、魏书生等先进教法在一窝蜂地普及或推广之后难以见到满园春色的景象？刻鹄不成反类骛的现象比比皆是？其原因就是追随者忽视了个性建设，在模仿中丧失了自身特点，同时也脱离了学生这一教学主体的个性差异，那种不能透彻领会其先进教法之实质而亦步亦趋的“死学”是难以收到预期效果的，“一切的美与成功都建立在个性之上”这一点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认识。确立教育个性化理念，是打破僵化教学模式的有效手段。教育个性化，是指培养人的个性化，也就是要重视教育对发展完整的个性的作用。语文学科实施个性化教育，是素质教育观所要求的目标之一，我们的目标是既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双要发展学生个性二者是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关系，这种平衡的教学观应该得到大力提倡，这是历史和时代的双重要求，也是我们不可推却的责任。

语文学科实施个性教育，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语文对于培养热爱祖国语言文学，热爱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情感，培养对于祖国传统文化的尊重，热爱及择优承传的心理意识具有独到的作用。课本中大量富有个性的作家写出的富有个性特色的作品，必将对学生的个性产生深刻而持久的影响，我们相当多的因学偏爱某种风格的文学作品实质上也是这种影响打下的烙印，这个烙印甚至可以影响其生活情趣的取向及个性的形成，所谓潜移默化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再有，语文教师本身的个性色彩，也更直观地给学生以直接的影响。

（二）发掘教材个性、展示教师个性、发展学生个性是语文个性教育的基本构架。

个性是一个人独特的心理特征的总和。个性意味着独特性，积极有益的美好的个性特征是创造性的内在依据，在同等条件下，个性越鲜明，创造力就越强，因此，个性教育是培养创造力的素质教育不可偏废的必然内容之一。语文个性教育是指语文教育能够突显作者、教师、学生的个性并能有效培养受教育者个性的全部教学内容，包括教学方式、方法及艺术，甚至也包括教学结果及其评价。语文个性教育的主要环节一般表现在三个方面：课文展示的作者的个性，需要足够的发掘；教师教学的个性，需要长久地锤炼；学生学习的个性，需要爱护地培育。课文多是文质兼美的佳作，它们千姿百态各具神韵风采，同时也是作者的独特创造力的载体之一。如果说课本是展示精美作品的展台，那么众多文学作品便是一朵朵各具姿韵的奇葩。这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个性美的世界，不同作家就表现出不同的个性色彩，确是文如其人。鲁迅语言的幽默、犀利、深刻，嘻笑怒骂皆成文章；朱自清的语言优美、清丽、隽永；老舍的语言精确、鲜明、风趣；茅盾的语言峻峭明快，刚键而柔婉；巴金的语言绮丽多情；杨朔的语言清新醇厚；刘白羽的语言热情妙肖；赵树理的语言朴实通俗。等等，都在一定意义上鲜明地显示了作者的个性，常说“风格就是人”这就是对个性风采的实质性概括。所有这些，是个性培养的最生动也最具典范意义的教材。

教师的教学也是一种富于个性特征的创造性劳动。由于师出多门，相互各自生活于不同的历炼环境等不同，教师的思想认识、气质性格、知识结构，品质修养等必然不同，因而在教学中总会表现他自己的精神风貌，表现出他对教学内容、教育对象的独特感受，认识和情感。有的巧于设疑；有的逻辑严密；有的风趣幽默；有的激情横溢。个性不同的教师，即使教学内容相同，教学条件相似，他们的教学也会各具不同的特色。教师在教学上表现出鲜明的个性色彩是教学走向成熟的标志。个性化教学应该教如其人，教师应追求把自己的良好品质，广博的知识展现于三尺讲台上。教师合乎教学现实的个性表现，会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这直接影响教学效果，对学生个性表现，会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这直接影响教学效果，对学生个性心理品质的发展，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只有个性才能塑造个性，只有性格才能培养出性格，在教学中教师应追求自己的风格，充分显示自由创造力，潜心锤炼和展示自己的教学方法、风格、节奏。在填鸭式满堂灌的教学方式下，只能培养学生的被动人格；在机械复制的教育方式下，只能形成模式化标准化的人格；在分解主义教育方式下，只能培养出片面发展的人格。很难相信，个人一面、千口一词、规范化、公式化、雷同化的东西能培养出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个性。

还应当看到，个性教育在某种意义上讲追求的是求异标新。求异思维是创造思维的核心，是一种从多角度、多起点、多层次来思考问题的方法，二OOO年的高考作文题正是本着这一思想来设计的。要培养发展受教育者做个性，就必须把求异思维结合到具体的教学中去，在教学中追求多向性、独创性、灵活性。多向性是就广度而言，要求思路宽广辐射，多方求索，不拘一格；独创性就其深度而言，要不落俗套，独僻蹊径；灵活性是指灵活度、要求活泼多度，善于应变。培养学生的求异思维，首先应从灵活性入手训练，启发思维，引导思维换象，促成其思维多向发展；进而达到独创性。比如在作文教学中，让学生对同一题目同一素材同一体载的作文，从不同角度、不同立意、不同取材、不同构思、不同风格、不同手法等去进行写作。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培养出个性，进而也就造就了受教育者善于创造未来的个性潜质。在个性教育中，虽然学生依然是受教育者，但他们仍然是教育主体，他们应该有更多的更好的条件和机会表现出千差万别的个性，作为教师应该为他们营造出具有现代特质的个性支撑面和发挥创造力的天地，仍以作文教学为例，应该张扬个性，爆发创造力，鼓励学生写其感受，写其实理解和情感，鼓励表现自我。同时，我们应该承认差别，重视差别，这才是个性教育。针对学生不同的个性涵养及语文技能的不同层次的实际情况及不同要求，创造各种条件允许学生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当然这里不能忽视教师做引导和促动作用。这样才能使学生真正成为有个性和特点的有用人才。

第7篇：语文教育学论文范文

美国教育学家卢布姆说：“目标是预定的教学成果”叶圣陶先生也说过：“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使受教育者能自己解决问题。教，就是为了不教。”这就是说，教学目标就是教师所预期的学生达到的某种程度和变化。它是教学大纲要求在教学中的具体化，是评估教学质量的依据，是素质教育中学生应达到的水平标准。而目标教学，就是将教学目标贯串于教学的全过程，充分调动师生的积极性，为实现教学目标而共同努力。语文课的目标教学，就是语文教师根据语文教学大纲的要求和课文的实际内容，制订出严密的教学目标并付诸教学实践以期达到预期效果的教学。

与其他课程的目标教学一样，语文课的目标教学必须解决识记、理解、运用、分析、综合、评价六个层次的教学目标。为此，教学实践中各阶段应做到：

课前要做好目标展示与自达。这是调动师生双边积极性以期共同为达标而努力的重要一环。所谓目标展示，就是课前对学生布置预习内容时，把所需掌握的有关内容和要求，如文章的作者、出处、时代背景、生字新词、语法修辞等，告诉学生，以便学生在预习时做到心中有数。所谓自达即学生按所定目标进行预习，通过自学课文，查阅工具书和借助已有的旧知识，解决识记、理解和一般运用这几个低层次的目标。目标展示与自达，对于培养学生良好的自学兴趣和提高学生独立阅读理解的能力，是一种极好的方法。笔者在教学实践中深深感到，在对学生的问卷中发现，学生对教师的上课表示满意，教师在课堂上对学生的提问、检测等都不错，但在关键性的高考中，语文成绩并不理想，特别是阅读分析题的失分情况更加严重，这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学生的独立理解能力差。因此，语文课目标教学的第一步，首先应解决学生自学兴趣和自达的问题。让学生通过预习自学，自己发现问题，并加以识记、理解，进而运用。只有这样，预习才算是达到了预期目标。而这个目标的实现，就为教师在导读讲授中把主要精力和时间放在重点、难点和较高层次的教学目标的研讨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换句话说，目标展示后学生能够自达，那么，目标教学的第一步，就是成功的，反之，就是失败的。

课间是协同实现目标教学的中心环节。课堂教学是教学的主要形式，教学质量的高低优劣，取决于课堂教学。因此，课堂教学必须目标明确。就语文课而言，所教授的内容必须符合教学大纲的要求，什么是重点，什么是难点，双基怎样，特色如何等等，教师都必须心中有数。只有这样，在实施目标教学时才能讲有依据，授有章程，循序渐进，得心应手，经过师生的双边努力，教学目标才有可能在最大程度上得以实现。诚然，课堂教学还必须教法得当，设疑、点拨、诱发、拓展都要恰到好处，在注意纵横联系，前后贯通。如“咽”字，在课文中就有多种读音和多种意义：(1)yān，如把握命运的咽喉；(2)yàn，如狼吞虎咽；(3)yè，如哽咽悲伤。只有这样纵横联系，紧靠课文前后贯通，学生才能得到综合性的提高。也只有这样散发性与综合性的反复练习，目标教学才能得以实现。否则，要提高语文成绩，那只能是一句空话。此外，课堂教学不管是授课还是板书，语言都应精炼、准确，富于条理性和启发性，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如上面所举到的“咽”字，若归纳则为：用作名词谈yān；用作动词读yàn；形容哭泣读yè。这样的概括，学生定能心领神会了。又如教授古代文化常识的农历的干支纪年法与公历换算时，更应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如已知1968年是农历戊申年，以此推算，1898年和1993年是农历什么年？象这样的题，除了要求学生必须熟记十天干、十二地支外，还必须教会学生，在已知年份的基础上，年份增加的，天干地支纪年换算向右推；年份减少的，向左推。这样，1898年向左推70年，而实际上六十甲子轮回转，所以只须向左推10年即可，则得出1898年为农历戊戌年。而1993年，是在1968年的基础上向右推25年，实际上天干向右5位，地支只须向右1位，则得癸酉年。经过这样画龙点睛的概括性总结解释，再让学生自己动手练一练，“换算”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样的教学，学生学得活记得牢，趣味无穷，以后不管遇到怎样的变换，学生都可以毫不费劲地解决问题了。

课后是目标教学的补救和延伸。课堂教学的结果，如果绝大多数学生都能基本掌握了所授的知识，达到了预定的目标，并顺利地通过了达标测试，那么可以说，目标教学算是成功了。但由于学生素质的差异，学生的领悟程度必然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因此，我们要对那些领悟较差的“后进生”进行填漏补缺，对他们进行个别的或集体的辅导帮助，使他们顺利地达到预定的教学目标。而对于那些尚有余力的“尖子生”，则应指导他们在达标的基础上拓宽加深，以课内学到的知识或规律向课外扩展延伸，去研究解决课外的实际问题。在这方面，我深感我们的语文教师实在做得还不够。不少教师注意了差生的辅导，却忽视了尖子生的再提高，或反之。因此，要想使语文成绩获得大面积的丰收，课后的补救和延伸实在不可或缺。差生辅导好了，我们丰收的面积就扩宽了；尖子生辅导好了，我们的“单产”则更可观。只有这样，语文课的目标教学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语文课才更加显得阿娜多姿，妙趣横生。

第8篇：语文教育学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视域融合　理论基础　语文阅读教学　策略

论文摘要：“视域融合”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提出来的。“视域融合”以解释学原理、接受美学和主体间性的理论为背景，逐渐被应用到后现代的语文教学尤其是阅读教学之中，并对其有着深远的意义。阅读是语文课程中非常重要的学习内容，阅读教学又是语文教学的核心部分。本文概述了“视域融合”理论基础，并探讨这一理论背景下语文阅读教学之对话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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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课标中提倡创造性阅读、个性化阅读和批判性阅读。这种提法可以看出，当代现阶段的语文阅读教学中，不是学生单方面的接受文本的意义，而是更加注重的是学生通过自己的精神世界和文本中折射的精神世界的融合即视野融合，这种融合本身就是一种对话，一种精神世界的对话。视域融合理论的提出，为语文阅读教学的指导有着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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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视域融合的理论基础

在汉语中，视阈指看得见的区域，这个区域包容了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在德文和英文中，视阈和地平线是同一个词（Horizont/horizon），它的范围就是天地的交界之处。比喻义为人的视野，或理解的起点、视角。视域融合这个概念主要是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提出来的，“视域融合”由概念到理论应用在语文阅读教学中是以解释学原理、接受美学和主体间性的理论基础的。

1、“视域融合”的解释学原理

阐释的目的为了更好的达成理解。阐释学源于希腊神话“快速之神”赫尔姆斯的名字。现代阐释学自赫尔姆斯以来，大致经历了有四段，从狄尔泰的“解释学”到佛洛依德的发掘式解释，从伽达默尔的对话解释到解释为文本之间的解释。其中每种阶段的解释中都是以对话为依据的。

伽达默尔继续海德格尔的思考，使用“偏见”一词说明人的历史存在状态，它是与历史融合，伽达默尔称之为“视野”。承认偏见对于理解的影响意味着承认历史是一种“效果”历史，承认历史对我们当前的理解是“有效的”。文本尤其自己的历史视域，当我们阅读文本的时候，往往带着自己由历史给予的视域去理解历史作品时，就会有两种不同的视域。

2、“视域融合”与接受美学

接受美学（Aesthetic of Reception）又称“文学的接受和作用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的联邦德国。接受美学的基本观点是：作品是作品和读者共同创造的，作品的意义是在阅读中建构的。在阅读中，作者通过文本与读者进行对话，从而使文本的潜在意义在读者的建构中表现出来。而读者总是带着自己的情感、思想等价值倾向和知识、阅历等知识储备（期待视野）来阅读文本的，并因此获得对文本的独到理解。姚斯为代表接受美学认为阅读本质上是一种读者和文本是一种主体性对话的关系。伊瑟尔认为文本是一种多层面的结构，具有空白性和未确定性，是一种“召唤结构”，召唤者读者运用自己的思想、经历、知识水平来与其对话。

3、“视域融合”与主体间性理论

“主体间性”理论是20世纪哲学中凸现的重要范畴，这个概念当初是作为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范畴而被提出来的。主体间性教育理论认为，现代教育是主体间性教育，主体间性即师生间的交互关系是现代教育的本质所在；现代教育过程是一种主体间性活动过程，师生间的双向或多向交互活动是现代教育过程的关键所在。主体间性教育理论将目光投射于师生间的交互活动，关注师生间的交互关系。深刻认识师生间的交互关系，也就深刻认识了教育的本质，我们把阅读教学视为在多重对话中达成学生和文本的视野融合，真正体现了教学的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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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视域融合”与语文阅读教学的对话策略

1、学生与文本的视域融合与阅读教学的对话策略

传统的语文教学认为阅读单单是一种接受。但我们知道，文学作品虽然是以一种语言文字符号赋形的物化态的东西，但从根本上的意义来说，“文学创造是以心接物，即作家用心灵关照社会人生，文学解读是以心接心，即读者用心灵关照作家关照过的社会人生。”1这两种“心”都是流动的、隐蔽的，两个心的碰撞和组合，形成另一个世界。因此学生与文本的对话，是一个相互作用，建构意义的过程，是不断深入揭示文本内在意蕴，不断倾听与言说的过程，同时也是对话的过程。阅读作为一种对话，是主体之间交流的一种行为，是作者和读者双向运动的一种反应过程。而阅读教学则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的多重对话，是思想碰撞和心灵交互的过程。 　文本是一个对话系统，为对话提供了平台。文本具有开放性，接受所有的读者进入，并且与之交流，它本身也是一个主体。由于文本本身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东西，本身和读者有一定得历史距离，在阅读的初级阶段，对读者来说会有一定得距离感和生疏感。因此教师在阅读教学的时候，一定起到好的引导学生的作用，让学生们先去接近文本，可以采用：诵读课文，理解内容；然后去思考文本最初的创作意图，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激起学生学习的欲望。

2、有所感悟：师生间的“视域融合”

在教育活动中师生关系是最基本的人际关系。我们应该摒弃传统教育中师生关系中教师是绝对的权威这这一观念，新时期的教育中教师和学生应该是平等的对话者，是相对独立的个体。

被动的交流方式变为主动的互动方式。传统的阅读教学把课文的内容和既定答案视为阅读教学的最大目标，把课本知识等同于学生素质。阅读教学过程中学生只习惯文本的赐予，只擅于别人的阐释赐予。因此，学生渐渐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对于书上写的、权威说的，总想怎么理解它、记住它，不敢质疑它，这是被动的交流方式。那么现代的阅读教学我们要重新定位，即主动的互动方式也是“心灵对话”的方式。这种方式关注学生现实的的经历和体验，更注重读书后的真情实感，达到教师和学生的心灵沟通和人性的沟通。

3、启发思维：生与生的视域融合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对于同一个文本，不同的读者因为其成长背景、生活阅历、知识水平的不同，对文本的理解角度和深度也不尽相同。文本对于每一个读者来说是客观的、开放的。在阅读教学中，学生就是读者，现今的阅读教学更加趋向于开放的对话式的交流，简言之是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这种平等对话关系中，涵盖了师生对话关系，同时也包括了生生对话关系。这种对话不是要求一个学生以自己的标准和规范去要求他人，而是要把自己植入他人的视域中去，从而在对话与交流中向一种更高的普遍性的层次提升，并从中获得一种精神的升华和存在的扩充。

在新课改的今天，我们要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敢于创新的能力为目的；培养学生真正的语文素养，并且要摒弃传统中教师绝对权威的地位和绝对的话语主导权，在师生平等的前提下更好的成为学生的引导者、组织者。阅读与阅读教学是一种多重视域相互融合的过程，而实现多重视域的融合本身就是一种多重的对话，我们更应该立足真正的心灵对话，达到育人的真正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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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2001年.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

［3］ 加达默尔著：《真理与方法》（上卷）［M］，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7月.

［4］ 龙协涛，《文学阅读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 黄志成.被压迫者的教育学——弗莱雷解放教育理论与实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第9篇：语文教育学论文范文

大学生对对待英语学习认为是对高中学习的重复，认为是对应试考试的再次磨砺。在英语学习中不具备用英语猎取信息和知识的意识,因此学生在学习英语上显然缺乏学习动力。刚入学的学生大部分基础都很差：语音、语调带有浓重的当地方言，听说能力差，语法知识掌握的不牢固，词汇量小；对于教学内容的理解，只能掌握一部分，不好意思用英语回答老师的问题，阅读能力较差，甚至连学过的课文也不能准确流利地读下来，学生的自信心不足。对于这些问题，教师应坚持赏识教育，鼓励教育，使学生能增强自尊、树立学习的信心，拥有成就感；优化课堂环境，鼓励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课堂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这对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是至关重要的。在课堂上，教师应采用贴近学生生活的话题提起学生兴趣，鼓励学生讨论，给予学生充分的时间准备和当众开口的机会，并鼓励学生大胆说出来，同时纠正学生发音，教师要对在课堂上讲英语的学生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表扬；同时，通过开展小组活动让学生们大声朗读课文，表演教材中的情景对话，通过整体带动个体，优秀同学带动落后同学，来带动学生参与学习的主动性，学生不仅有了学习的动力，还活跃了课堂气氛；此外，除正常的课堂教学外，教师还要组织一些学生感兴趣的活动，如学唱英文歌曲，播放英文电影、短片，讲故事比赛，组织课前演讲，开设英语角等。这不仅可以给学生创造更多接触和使用英语的机会，而且还可以促进学生学英语的积极性。

二、加大听说技能、特别是实用交际能力的训练，培养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

传统的英语教学法注重对课文和词汇的讲解，而对于训练学生的听说能力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却很少。而学前教育的学生将来就业的方向就是与人沟通交流，而我们的许多学生在使用英语与别人交流时，无法顺利流畅的表达自己的意思，同时也听不懂别人说什么。为了克服这一弱点以及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我们应改变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坚持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转换教师角色，教师由传统的传授者转换成课堂教学的设计师、鼓动者、示范者、鼓动者、辅导者等。课前做3-5分钟的freetalk。这样不仅可以锻炼每个同学的表达能力和组织语言的能力，而且可以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营造愉快和谐的英语口语课堂氛围，加强口语技能的训练；围绕教学目标，结合教材，设定话题，让学生在课堂上反复进行口语练习，掌握就这一话题进行交流时常用的英语表达，提高学生听说能力。

三、培养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和翻译能力

在校期间，学生还要通过英语应用能力的考试，因此为了满足实际应用考试的需要，应加强对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在选择阅读材料时，应首先以教材为主，教师要启发学生把已有知识和所需知识结合起来，使之互为补充，最大限度地提高阅读课的效率。教师和学生都可以对阅读材料提出问题并加以讨论。我们把这一过程分为三个阶段：阅读前、阅读中和阅读后。阅读前师生围绕主题提出一些发散性问题，激活学生的有关背景图式，同时激发他们的认知需求；另一方面，诱导学生根据标题、插图等对语篇的语境、体裁框架、将要讨论的主要内容等做出预测，为下面的推理奠定基础。阅读中的提问和讨论集中在语篇和句法、词汇两个层次上，引导学生以篇章结构知识为基础进行推理，把握语言各层次之间的关系及其方式，探究语篇意义。阅读后即在摄取语篇主要内容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判断、评价性问题，训练学生综合概括和进行独立思考的能力；在进行阅读训练时，同时要求学生掌握一些阅读中经常会接触到的词汇，扩大学生词汇量，帮助提高其阅读应用能力；此外，教师要引导学生有针对性地翻译单元中的文章、例句及课后练习，熟练掌握句子结构的特点，为写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四、强化学生应用写作能力的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