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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郦食其传》:“郦生自匿监门,待主然后出,犹不免鼎镬。”由此亦可知鼎的体积之大。“鼎镬”之刑又言“汤镬”、“镬烹”,如《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贾有汤镬之罪,请自屏于胡貉之地,唯君生死之。”《汉书•刑法志》:“陵夷至于战国,……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颠、抽肋、镬烹之刑。”二是用来盛放煮好的肉食,叫“升鼎”或“正鼎”。三是在肉食中放有佐料的鼎,叫“羞鼎”或“陪鼎”。升鼎太牢九鼎、七鼎,配羞鼎三;升鼎少牢五鼎,配羞鼎二;升鼎少牢三鼎或一鼎,配羞鼎一。《仪礼•聘礼》:“宰夫朝服设飧: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东,鼎七。”又“饔,饪一牢,鼎九,设于西阶前;陪鼎当内廉,东面北上,上当碑,南陈。”《左传•昭公五年》:“宴有好货,飧有陪鼎,入有郊劳,出有赠贿,礼之至也。”“鼎”的第二个用途是作为礼器,置于宗庙,用来铭功记德。《礼记•祭统》:“夫鼎有铭,铭者,自铭也。自铭,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铭者,论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又《曾子问》:“曾子问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陈,笾豆既设,不得成礼,废者几?’”相传夏禹铸九鼎,“贡金九牧,铸鼎象物。”以后“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又因“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左传•宣公三年》)文献记载说明了夏、商、周几个王朝政权的更替,是以夺得了前代的鼎为象征的。因为鼎是传国之重器,于是后代便以“鼎”来指代王位或国家政权。唐李庾《东都赋》:“权与势移,运随鼎去,从古如斯,谓之何如?”用“鼎命”来指帝位,《宋书•长沙景王道怜传》:“时齐王辅政,四海属心,秉知鼎命有在,密怀异图。”用“鼎运”来指国运,《宋书•武帝纪》:“魏武直以兵威服众,故能坐移天历,鼎运虽改,而民未忘汉。”《旧唐书•音乐志•享太庙乐章》:“基我鼎运,于万斯年。”“鼎祚”亦言国运,《宋书•谢灵运传》:“至如昏祲蔽景,鼎祚倾基,黍离有叹,鸿雁无期。”《晋书•汝南王亮等传序》:“光武雄略纬天,慷慨下国,……休祉盛于两京,鼎祚隆于四百。”“鼎业”则指帝王之业,《梁书•武帝纪》:“三光再沉,七庙如缀,鼎业既移,含识知泯。”
到了春秋时期,周天子权势式微,秦、齐、楚三个大国都曾图谋夺取九鼎,以继承周天子之位。《左传•宣公三年》:“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魉,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三代以九鼎为传国之宝,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有取周室而代之之意。后遂以“问鼎”为图谋篡夺王位。《晋书•王敦传》:“有问鼎之心,帝畏而恶之。”又《赫连勃勃载记》:“自皇晋失统,神器南移,群雄岳峙,人怀问鼎。”
在等级森严的中国封建社会,尤其是商周时期,鼎成了统治阶级等级制度的标志。最明显的是西周的列鼎制度。严格的列鼎指的是一组鼎形制和纹饰相同或相近,大小依次递减。陕西宝鸡竹园沟西周墓出土的五件圆鼎即属于严格的列鼎。据文献记载,西周天子用九鼎,分别盛放牛、羊、豕、鱼、腊、肠胃、肤、鲜鱼、鲜腊。诸侯用七鼎,与天子比,无鲜鱼、鲜腊。卿大夫用五鼎,分别盛放羊、豕、鱼、腊、肤。士用三鼎,盛放豕、鱼、腊,也有用一鼎的,只盛放豕。(《公羊传•桓公二年》何休注:“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也。”)迄今为止,出土九鼎的西周墓尚未发现,出土七鼎成列的有河南上村岭虢太子墓,出土五鼎成列的有陕西宝鸡茹家庄一号墓,出土三鼎成列的有长安普渡村西周墓,出土一鼎的有陕西岐山贺家村五号墓等。到了东周以后,礼崩乐坏,列鼎制度便渐趋消亡。如春秋晚期寿县蔡侯墓使用了九个鼎,这是诸侯僭越了天子之礼。这一时期甚至一些平民百姓墓葬内也有用仿铜陶鼎来随葬的。
由于“鼎”的形制特点及其在礼器中的地位,使之产生了诸多引申义,并组成许多新词。因为鼎为国家之重器,有三足,故以之比喻三公、宰辅、重臣之位,《后汉书•陈球传》:“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鼎臣”指三公重臣,《晋书•汝南王亮等传序》:“纵令天子暗劣,鼎臣奢放,虽或颠沛,未至土崩。”又称“鼎辅”,《后汉书•朱浮传》:“即位以来,不用旧典,信刺举之官,黜鼎辅之任。”《三国志•魏书•崔琰传》:“琰从弟林,少无名望,虽姻族犹多轻之,而琰常曰:‘此所谓大器晚成者也,终必远至。’琢郡孙礼、卢毓始入军府,琰又名之曰:‘孙疏亮亢烈,刚简能断;卢清警明理,百炼不消;皆公才也。’后林、礼、毓咸至鼎辅。”又称“鼎司”,《后汉书•谢夷吾传》:“诚社稷之元龟,大汉之栋甍。宜当拔擢,使登鼎司。”
首先,中西方饮食文化之间最大差异是对于营养和美味观念的不同。中国传统美食在烹饪过程中一般会经过长时间的油炸或炖煮,这样使得食材当中的营养成分遭到破坏,造成营养流失。这样的烹饪方法会造就中国传统美食丰富的口感、多样的色泽、已经变化多端的香味,但不可忽视的是营养的流失。西方饮食文化注重食材营养搭配,西方饮食最大原则就是营养。西方饮食将蛋白质、维生素、脂肪等营养合理搭配,使得这些营养成分能够充分吸收。但是西方饮食文化对于菜的色、香、味等考虑较少,口感变化单一。总的来说西方饮食文化注重饮食营养,但轻口感、色泽等。
其次,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请客吃放时,菜的数量越多、质量越好、食材越珍贵,才能体现主人的慷慨与热情,至于客人能够吃完这些饭菜确不会考虑。相反,如果饭菜恰好够吃,主人将被视作为小气。因此,在传统中国饭桌上普遍存在铺张浪费情况。这也从侧面反映中国的民俗民情,我们在饮食方面是需要努力改进的,特别是中国人的爱面子、讲排场这种不好的习惯,但这种不好的习惯似乎是很难改变的。
然而,在西方饮食文化当中则十分重视节俭,在盛大的宴会当中也就五六道菜而已,其中上菜也就二三道而已,其他则是陪衬。在平时请客吃饭更是讲究够吃就好。因此,可以看出在西方饮食文化十分重视节俭,不讲排场。这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优秀文化传统。再有,中西方饮食文化上别一个大区别在于就餐方式的不同。在中国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人们喜欢坐在一起吃饭,这样才能体现团结、友好的用餐气氛。但是在西方,无论是宴请还是平时一般都采用分餐纸,一人一份,各吃各的。文化的差异造成了这一区别。在中国文化当中认为共餐制能够营造一种和谐的就餐氛围,人们通过敬酒等方式,沟通情感、增进友谊,因此,在中国共餐制已经成为中国饮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方饮食文化则讲究分餐制,各自点菜,各自享受,能够很好的体现节俭用餐的特点,保证了每餐都吃完,而且还有益于身体健康。
2结束语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开放的中国已经融入到了全球经济和文化当中,不同的饮食文化已经成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因素,随着中西方饮食文化的碰撞,中西方饮食文化一直被人们广泛关注。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悠久和多元的民族文化以及地域风情养成中我国丰富多样的饮食文化及其特点,中国饮食具有较强的季节特点,不同的季节做不同特色的菜品,中国饮食上讲究医食结合。西方饮食文化经过长期的积累和演化形成很多不同地域和文化特点的饮食文化,其中有意大利菜、俄罗斯菜、法国菜、美国菜等几个主流菜系。
唐朝初期,由于隋末战乱带来的破坏,洛阳原来的三个商业市场已荡然无存,重建洛阳三个贸易市场,前后费时七十余年,武则天改国号周即位洛阳后,又从关中迁来数十万百姓以充实洛阳,其中工商户甚多。从此,洛阳的商业进入了空前繁荣时期。三个商业贸易市场的占地面积虽然比隋时减少了一坊之地,但其繁荣程度并不亚于隋代,到唐代后期,洛阳的商业已逐渐发展到市外里坊街巷,甚至形成了新的商业区,出现了众多商店。表明当时洛阳的商业已进入鼎盛时期。商业网点分散到各个里坊,更方便了居民百姓。据《洛阳市志》商业卷记载,当时已有专门卖菜的豪华摊位,蔬菜供应极为充足,有的甚至客人到了才到市场买菜。
唐代洛阳的商业,除有三个规模宏大、店肆罗列的市场和其他零星店以外,还有一个极为豪华的商业特别交易地区,就是北市以南、洛河以北、漕渠新潭附进的承福里、玉鸡里、铜驼里、上林里、温雒里。该地区为“天下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填满河路,商旅贸易,车马填塞”之地。漕渠和新潭一带商旅贸易之所以如此繁盛,是因为这里是全国水运交汇的中心。同时,全国各地的富商大贾以及沿丝绸之路从事商贸活动的中外商人,都要到这里来推销货物和采购商品。当时长安中央政府机构所需之货物及贡赋,大多也要在这里卸船而后转旱路运往长安。因而这里成了全国以至国际商品采购和销售的集散中心,成为丝绸之路的东方起讫点。
许多外域蔬菜及香料等都通过各地贸易商的往来传入洛阳。早在汉代以后,我国就不断引进外域蔬菜,比如胡芹、黄瓜、茄子,都属于引进品种。隋唐时期,外域蔬菜仍在增加,如《酉阳杂俎》卷一二九记载茄子“有新罗种者,色稍白,形如鸡卵”,这是朝鲜人培育出的新式物种,唐时传入我国。《新唐书》卷二二一《西域传》记载贞观二十一年,泥婆罗遣使者献波菜、浑提葱。菠菜在汉朝由西域传入我国,唐朝时又传入了最新品种。另如莴苣,隋朝时开始引种,《清异录》卷上说隋人用重金买得菜种,因此当时称它为千金菜。
《全唐诗》卷二二一杜甫有诗云:“既雨已秋,堂下理小畦。隔种一两席许莴苣,向二旬矣。”诗中又提到“苣兮蔬之常”,这说明莴苣当时已成为唐朝人的家常蔬菜。唐朝人还不断搜求外域香料,并借用于本土烹饪之中。如南洋岛国出产的胡椒就成为风靡唐代的辛香调味品。看来唐朝人在饭食烹饪中使用胡椒与现代情况已大体相同。总的来说,商业贸易的极度繁荣,使洛阳成为当时的贸易中心,大大提高了当地的经济水平和人们的消费水平,作为人们生活水平重要标志之一的饮食也就相应的发展起来了。
作者:杨丽单位:洛阳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中国股市不平凡的十年是在巨大的理论争议和现实波动中发展起来的。从早期“股份制是私有化”的政治观点之争,到今天中国的资本市场是否像“老鼠会和赌场”的文化歧见,这种风风雨雨始终与中国资本市场的高速扩容相伴随。如果说,前者是主张和反对建立资本市场的两种力量之争,这已在“摸着石头过河”和不辩解、不争论的指导思想下,回避了意识形态方面很多矛盾和干扰,我们已建成了初具规模的资本市场。那么后者则主要是在主张培育发展中国资本市场的实践中,如何使中国的资本市场得以健康发展而产生的不同观点,尽管其都主张规范发展资本市场,但路径的不同往往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事实上,我国资本市场理论的研究始终落后于资本市场发展的实践,不仅对资本市场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没有论证清楚并广为宣传,而且对资本市场的许多概念和技术层面的资本运作分析技术也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培训和普及环境。令人遗憾的是,我们采用了回避争议和矛盾的做法,这些资本市场的重大理论问题始终。没有突破,人们普遍还在资本市场就是赌场,要么跟庄搞投机,要么随机撞大运的投资理念中徘徊。
概括起来,中国股市有三个没底:
1.上市公司造假没底
上市公司造假既有资本经济作为股权虚拟经济监管难度大的原因,也是我国特殊国情下的一股独大所致。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发展的基石,上市公司质量的真、假、优、劣是决定中国资本市场是投资场所还是赌场的关键。正确投资观应是建立在投资人对上市公司的理性判断并作出相应用脚投票选择基础上,来促使上市公司以自身价值提高给投资人带来良好投资回报的投资机制。它是投资人对投资对象在“蛋糕做大”基础上来实现投资人投资收益的体现,而绝不仅仅是在二级市场上机构和中小投资人之间利益分配的“零和游戏”。但中国的上市公司到底还有多少个银广厦、吉林通海、蓝田股份,人们心里没底。
2.政策没底
我国资本市场政策市特征明显,这是新兴转轨市场的必然现象。因此,政策决定股市,是把政策作为一个长期的调控手段来炫耀,使中国的股市处于一涨就怕、一怕就打、一打就跌、一跌也怕、一怕又托、一托又涨的恶性循环。最终是政府调控股市,形成典型的政策市。而人们却看不见那只“看得见的手”,人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想干什么。
3.股市理论的探讨没底
中国股市到底是赌场、老鼠会,人们置身其中是在撞大运、尔虞我诈的场所,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我国的经济中承担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这个市场的基本功能,这个市场培育的投资人在市场经济中究竟发挥着何种作用,都亟待理论的证明。而资本市场监管的各种政策的出台,也是建立在正确的股市理论的基础上。但目前我们的股市理论体系极不清晰和完善。
解决三个没底的核心是探讨并完善股市的基本理论。基础理论问题对上可以影响政策,影响决策者那只“手”;对下则可动摇资本市场投资人的信念和信心。因此,在这三个没底当中,对我国股市基本理论的探讨最为重要。
研究我国的股市基本理论,当务之急是要解决两大问题。第一是在社会主义资本经济条件下,股市的基本功能探讨,使人们对资本市场首先有一个认识上的突破。第二是股市新文化和股权新文化的建立。解决这两个问题,不仅能教育股民建立正确投资观,更重要的是让决策者和监管部门都能正确认识资本市场的本质和基本功能。在转轨特征明显的中国股市的监管上,有效地发挥那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
2、股市基本功能探讨
我国股市的每一次波动,都跟股市的基本理论不清、扰乱人们的思想密切相关。十年来,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迅速,但资本市场理论的研究却严重落后于实践。股市大讨论虽然目前暂时处于平息状态,但是只要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理论问题,一旦市场发生波动,否定我国股市的声音,像赌场论、老鼠会论就仍会冒出来。这些理论在特殊时期,都和资本市场发展和政策的制定密切相关,监管政策直接受资本市场理论的影响。继续采取回避态度,不论证清楚这些问题,势必对我国资本市场今后的发展产生不良的结果。
股市的基础理论研究应从股市的基本功能探讨入手,我认为有以下四个功能:
1.资源优化配置功能
股市的资源配置功能体现在两个环节上:其一,一级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就中国的实情说,股市资源的配置过程主要是在一级市场通过IPO方式完成的。股市筹集的资金进入到企业,上市公司之所以能筹资,能被市场认知,在于它能提供被投资者认知的产品和劳务,在于它能生产社会需要的紧俏、盈利的产品。其二,二级市场再融资的配置功能,主要是通过上市公司的增发和配股来实现的。上市公司的持续融资功能就是社会资源再配置功能的体现,当然,二级市场的再配置同样是向高质量的上市公司倾斜。上市公司的资本优化是社会资源配置优化的前提。
所以,股市的资源优化配置功能与上市公司的质量及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密切相关。如果上市公司质量低劣,信息披露虚假,就会丧失这一功能,导致股市堕落为赌场。
2.晴雨表功能
资本市场不仅是一个资本和物的生产要素的配置场所,而且是一个国家乃至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信息的集散地,股票二级市场的价格与这些信息的质量正相关。因此,不仅股民而且一般民众,不仅企业家而且政治家,不仅国内各界而且国际各方,只要和所在国的利益相关,都会关注这个市场。而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环境的变化也同样会最先从这一市场反映出来。因此,资本市场更是一个信息场。在市场经济崇尚资本至上的旗帜下,资本的选择是最敏感的。在市场经济推崇公平、公正、公开的交易准则下,这一信息的反映在理论上说也是最公平、最准确的。因此,资本市场的风向标和晴雨表功能从表象上看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进行交易、判断重要的参照系,而从实质上看则反映的是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稳定和发展。它是中国了解世界和世界了解中国的最重要窗口。
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如政策导市,机构操作,在某些特定的时期,大盘和个股会走出和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形势不相吻合的走势,但从长期看,在正常的形势下,股市是具有晴雨表功能的,股市价格与其价值在长期走势上应该是一致的。它与赌场的靠赌运和赌技好坏决定输赢是完全不同的。
3.价值发现功能
首先,价值发现功能是指在资本市场上一只股票的现实和潜在的价值,而从社会的角度说,它所表现的是一家上市公司为社会和股东现实和未来的贡献度。这一功能和企业真实的信息反馈和评价密切相关。人们通过股市所反映出的综合信息进行判断和投资,指导着价格方向,进而引导资源的分配。
其次,这种价值发现使人们能够看到某一行业、某一企业的内在价值,使人们对未来做出理性判断。这种发现一定要符合一定客观规律,所以它能推出一个概念,并且引导市场,人们承认这个概念,用超过人们现实中比用简单的成本价值要高的潜力判断去看待它,人们在股市中趋利避害的本能以及这种发现和投资人的利益相关性,决定了这个发现的过程是理性的,它标志着一个社会的理性经济走向。
第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体趋利避害的无形之手引导整个市场经济的规律向前发展,因此要普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一致的思想,市场经济承认以单一个体为本源的自然发展,倡导个体和总体利益的一致性,其奥妙在于私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只要具备社会要求的理性和道德,遵守法律,恪守诚信,社会的总体利益就会得到同步放大。
4.股市的增值功能
股市的增值功能主要体现在股票的增值功能上。股票有三种价格,即票面价格,账面价格和交易价格,在论证股票的增值功能时,票面价格无意义,交易价格不能自身证明,唯有论证账面价格最能说明问题。股票的账面价格又被人们称为股票的含金量,一个公司的总体含金量是通过其所有者权益(净资产)反映的,而净资产是由股本、公积金、未分利润组成的。股份公司的分配制度决定了其年度利润分配,必须要先完成盈余公积金的提取,而这一基金的提取又决定了上市公司每股净资产含量的提高,这决定了股票有内在增值功能。如果我们把公积金的提取当作股票增值功能的内生变量,那么上市公司通过增发和配股所导致的每股净资产的增值功能,则是外生变量。这两个变量从财务分析上能直观看到股票的本金是可以增长的事实,股票的账面价格可以从一元涨到五元,正是源于这一机理。而股票账面价格增长导致的本金的增长是其他金融资产如储蓄、债券所不具备的。而账面价格的增长则是直接导致股票交易价格上升的合理因素之一。论证股票的增值功能是我们解开资本市场作为虚拟经济的表现形式是否应该成为我国下一步改革开放主战场的关键所在。唯有论证这一功能,资本市场才能实现上市公司赢、投资人赢、市场赢的三赢局面。反之,人们就会把资本市场与赌场的“零和游戏”联系在一起,只是像赌场一样财富在参与各方之间的简单重新分配,是股民之间左兜和右兜的财富搬家,而这一过程由于造假和不规范,又充满了尔虞我诈。
资本市场具备增值功能是和赌场最重要的区别。只有论证这一功能的存在,投资人才会摒弃撞大运,学会判断和分析作理性的投资人。当然,创造三赢局面的基础是上市公司的业绩,在真实的基础上,企业的效益上升,直接带来股价的上升,才能带来资本市场的真实繁荣和投资人的获利,而上市公司也才能实现再融资和持续发展。
3、股市新文化的建立
(一)股市旧文化批判
在中国的传统上历来对股市就存有偏见,这种偏见加上我国90年代股市发展初期大量借鉴海外资本市场,特别是由于翻译文字的原因,主要是来自台湾的股市用语,而台湾的股市用语大都是从赌场术语衍生来的。由于我们没有能够进行批判吸收和投资者教育的主渠道引导,及时纠正那些不健康的、有明显误导的股市赌场语言,使其在二级市场股评家的口中大行其道,如庄家、筹码、发牌、跟庄、出局、庄家洗筹、与庄共舞等近20种赌场语言,这些语言极不准确,如庄家一词,庄家(Banker)在赌场里是指开局设赌者(通常只有赌场才具备这一资格),与闲家(Player)对赌,而把这一术语引入股市中,只有在深沪交易所作为实体也下场参与股票买卖与投资人对博时才成立。而把它用在即使是在主观和客观上会操纵股价的机构投资人和大户身上也是极不准确的。在西方国家的资本市场中并无庄家一词,那些违规的机构和大户往往被称作违规操纵股价者,还有一类则是合规的维护一只股票流动性和股价稳定性的机构——做市商(MarketMaker)。而我们由于没弄明白庄家的含义,把机构和大户都当作庄,似乎是股股有庄,跟庄成风,无庄不成市。但事实上,只要中国的交易所不下场对博,我国资本市场和西方国家一样,根本就就有庄家,有的只是那些违规操纵股份的机构。
显然,股市旧文化是导致中国资本市场不能健康发展和中小投资人不能建立正确投资观的重要原因。我们必须彻底摒弃从台湾引进的股市旧文化理论,首先从净化股市语言入手。废止庄家之类的赌场用语,而用机构违规者和价格操纵者取而代之,使资本市场和赌场区分开,一扫投资人“跟庄”的赌场风气。在中国证券市场开展股市,把投资者教育扎扎实实的搞起来。
(二)股市文化与股权文化的关系
当前中国资本市场正在探讨股权文化,股权文化的核心是通过诚信文化培育有良好道德素质和专业技术水平的职业经理人队伍,来保护价小投资人的利益,形成良好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和组织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说,股权文化是股市文化的重要内容。开展股市不仅要和投资者教育联系起来,也要和股权文化基本理论的探讨联系起来。当前由于上市公司造假现象严重,我们迫切需要在中国的资本市场开展诚信运动,开展股权文化的目的是树立上市公司经营者从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考虑企业的利益最大化。
如果说股权文化是从公司的角度考虑文化和诚信问题,那么股市文化则是从资本市场的角度考虑文化和诚信问题;如果说股权文化是强调经理人的道德水平的提高,那么股市文化则涉及到监管部门、中介机构、上市公司、投资人等方方面面文化和道德素养的提高。
中国资本市场的当务之急是解决股市的新文化,解决了股市的新文化问题,股权文化的探讨就会迎刃而解。
(三)股市新文化的内涵
在中国资本市场开展股市,形成中国的股市新文化。具体包括三个方面:
1.思想建设——正确的投资现
开展投资人教育,建立股民的神圣使命感和通过市场“看不见的手”承认人们在追逐自身盈利动机的驱使下,作出市场短线品种的选择,而这一过程也正是增加社会共同财富,推进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过程。这是一个投资人从传统的劳动参与到个人物化劳动——所形成的资本参与的进程,充分调动投资人对国家建设事业的参与意识,使参与者的盈利动机与国家经济的发展有机统一,这是对传统上以牺牲奉献来促进国家利益发展的重要补充。因此在这一过程中,投资人应该引以为荣,并值得人们赞誉。应该从正面去倡导这种投资者的道德与使命,而那种认为投资股市发不义之财的偏见必须被摒弃。
2.文化建设——科学侑专业知识的投资理念
在正确投资观的指引下,必须普及股市运作的科学专业知识和法律意识,提高投资者的专业素质,形成科学的投资理念,具体包括:(1)作理智的投资人,正确认识资本市场的风险防范;(2)学会对上市公司质量判断的基本知识,科学选股,不盲目跟风,实现资本市场价值与价格一致,作理性投资人;(3)熟悉资本市场的法规政策,对各种证券欺诈、操纵市场等违规行为能够防范,增强自我保护;放弃“跟庄”心态,开展股市的。社会要提高不诚信的成本,只有提高投资人本身的素质及理念。
通过投资人正确投资规和科学投资理念的建立,使之放弃撞大运和赌及跟庄共舞的心态,要从根本上学习财务知识,客观分析股票,这是我国资本市场真正走上成熟、健康之路的根本保证,也是当前证券监管部门开展投资者教育的重要工作内容。
所谓导向性迷误,就是当前很多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均注重制度导向而缺乏人性导向来促进教师整体师德水平的提高,结果却无济于事甚至隐性生恶。就当前各类学校师德建设的实际情况来看,加强制度建设已成为一种“共识”。诚然,制度建设是一种现代社会文明的标志,在任何单位和团体里,制度建设都应该成为一种现代化的普遍文明追求;但是,诚如本文前面所述,道德本身是一种存在于人们心中的内在意识,属于人们的动机领域,而制度则是一种外在的约束规范。严格地说,道德和制度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运用制度来促进道德建设,难免有“文不对题”之嫌。笔者不否定制度的重要作用,也不否定制度对于有效限制人们作恶所产生的积极效用。实际上,用制度来主导人们为善、践行道德,这本身有悖于道德发展的规律。师德的建设同样如此,如果我们过多地重视制度规范,试图以制度规范去主导教师成为具备高尚师德的人,最终的效果可能微乎其微,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能还滋生了教师表面为善而内心却生恶或难以脱恶的严重后果。这也许是当今教师队伍中出现某些“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恶劣分子的重要原因之一。要解决这类迷误,像前面第二点一样,笔者认为应该重点不在于制度导向,而是应该转向于启发和教育教师去认识师德本身的普遍法则,去营造一种尊重师德普遍法则的良好氛围,而不是硬梆梆地规定教师这样那样去“践行师德”,否则就难免会产生适得其反的结果。以上所列的当前三类常见的师德建设迷误,很多时候交织在一起,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遗忘了道德本身,不同程度地偏离了道德发展的轨道和规律,甚至走向了反面。
二、师德建设的出路
其一,注重师德发展的文化环境塑造。我们知道,师德作为人类社会道德体系的一种特殊类型,它的发展首先也必然符合人类道德发展的基本规律。那么,什么是人类道德发展的基本规律呢?诚然,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但其中仍然有一些共同的“本质”可循。众所周知,按照的唯物史观立场,道德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上层建筑,是一种和时代、环境相适应的产物,是对一定现实生产关系的反映。这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3]434马克思强调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作为人类道德观念产生的根基,放在当下的时代,尤其是中国的现实社会中,同样起作用。教师作为我国工人阶级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的道德观念理应反映我国当代社会主义的基本生产关系。相对于普通社会公民和职业角色的道德来说,教师道德(师德)又具有比普通公民和职业角色更高的要求,其主要体现在师德本身应该具有强烈的“为人师表、行为世范”之“示范性”作用上。很显然,真正的“示范性”必须体现在动机和行为的一致性上面,只有这种“示范性”才是真诚的,也只有这种“示范性”才可能长效。那么,作为教师本身应该具有的“示范性”之内涵又具有哪些方面呢?笔者认为,至少应该具有“知识之渊博、精神之高尚和行为之得体”三个方面。以上所述的这些方面的素质,理应成为师德之“示范性”的根本元素。如果仅有知识之渊博,就只是一个“学人”;如果仅有精神之高尚,就只是一个“仁人”;而如果仅有行为之得体,就只是一个“行人”。而真正的“师者”、“人师”,则三个方面素质缺一不可。诚然,这些师德素质的养成和铸就,关键在于教师主体的内在努力;但是也不能忽视教师生活、工作和成长环境影响,尤其是文化环境的影响。这里所说的文化环境,主要是指教师作为师者的工作要求、行为导向、精神诉求等方面面临的具体境遇。一是学校应该创造充分的自由学习和研究的环境,不应过多给教师制定各种细化的统一约束机制,从而让教师们愿意潜心研究和学习、享受知识带来的乐趣;二是学校的环境也应该允许教师在法定的范围内充分享有教书育人的自由,这种自由主要体现在允许教师们个性的存在,而不应以一种“一刀切”的方式来统一“规范”和要求教师,从而让教师享受教学创造的乐趣;三是学校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聚居地”,应该营造一种知识分子“精神家园”的整体氛围,而不应过多地引入各种商业项目,从而让教师们在其中找到满足各种精神诉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能够享受精神盛宴的乐趣。以上这些就是本文所言的文化环境,虽然表面上和师德并无关系,但是实质上能够促进教师道德的萌芽和成长。因为师德作为一种内在的“自由性”道德规范,其萌芽和成长更多依靠的是宽松自由的文化土壤,过多的外在“压制”,很可能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反观中外历史事实,我们也同样看到一个现象———即“重压之下无道德”,至少没有真正的道德,充其量也只是行为和动机深度分裂的“伪道德”。
其二,注重师德发展的社会舆论引导。如果说师德发展的文化环境创设任务主要由学校来承担,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环境———社会舆论环境,则是在更大的范围内,需要由全社会来完成。客观而言,当前形势下,师德较之以往,似乎有“往下走”的趋势,这当然需要整个教师群体来进行反思,教育主管部门也需要对此有所反思。笔者认为,社会也应该对此有所反思,尤其是整个社会舆论应该对此负有一定的责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取得了一系列的辉煌成绩,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整个国家的教育事业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社会对于教师的种种苛责也由此增多,尤其是对于某些有师德“失范”行为的教师,社会的苛责尤为强烈。以至于当下社会对教师群体似乎都具有了道德上的偏见,更为严重的是,一些社会媒体因为个别的师德失范行为而无限放大,似乎这些个别的失范行为对于整个教师群体来说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此,笔者并没有为某些教师道德失范行为开脱之意,而是要强调一点,任何的教师个体,其本身也是一个生活于具体社会环境的“血肉”个体,其自身也有常人所具备的普通情感、欲望等。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任何教师个体都并非是仅仅具有高尚“神性”而没有普通“人性”的“圣人”。也正是这个原因,社会在对待教师时,不应该预设教师本身就是“圣人”这一前提,而应该从教师作为一个社会个体、一个社会职业的现实出发,正确地看待某些教师道德失范的现象。在分析某些教师道德“失范”的案例时,应该首先秉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对特例的情况不应该将之“扩大化”,更不应该动不动就给整个教师群体带上某些特殊的“标签”。反观当下的社会,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一方面对某些个体教师师德“失范”行为进行不公正、不客观的分析,并因此对整个教师群体带上“抹黑”性标签的事则常有发生。在媒体的某种不恰当“曝光”下,大量的社会普通民众则一哄而上,似乎在“分享”某些个别行为带来的恶俗“盛宴”,大有“里应外合”之势,不达淋漓畅快之目的决不罢休。试想,在这种恶性的社会舆论氛围之中,原本确是“圣洁”的师德能够顺利地生根发芽和成长吗?此境之下,所有教师,作为个人和群体都在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面对社会、面对普通民众,这已是“扭曲”了的心灵,何来生发“圣洁”的道德之美?在整个社会的“恶意”关注下,教师群体的精神幸福已经丧失殆尽。试想,一个没有精神幸福的群体怎么可能在内心生发真正的“道德崇高感”之美呢?对于职业幸福,马克思曾经这样强调过:“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人的本性是这样的: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4]459试想,当同时代的人沉浸在“以恶为乐”、“以丑为美”的大气氛中时,又怎么可能生发社会职业人的正常的道德感、正常的幸福美之总体呢?教师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其正常的师德发展也同样遵循这样的社会规律。简言之,没有美的社会、没有美的社会舆论,美的师德难以生根发芽。
一、企业本性概说
企业的发展,从原始作坊到跨国集团经历了几千年,几千年的尘埃将企业的本性重重覆盖。为获得真实的认识,我们从企业最原始,最简单的形态来分析:
当原始群落形成后,人们劳动以"规模"进引,三五成群的狩猎,三五成堆的加工,形成了"规模经营",因此,人类社会最早的"企业"不是一种独立社会之外,或者与社会对立的利益团体,而是完全融于社会,包含于社会之中,与社会完全一致的功能性组织,即为社会发展起到独特作用(提供物质力)的部门。他们之间表现的是高度的克已奉公的牺牲精神和和谐一致的合作品格,因而这种企业才是真正的企业,企业的真实本性便是如此,也应该如此。
随着私有制产生,人们的独立性增强,利益独占欲上升,企业的本性也开始异化,企业老板受到熏陶,除了迫不得已的交税外,已基本独立于社会之外,把社会各色人等作为剥削、占有的对象,社会共同利益被置之度外,唯一的目的就是攫取利润,手段不强、社会后果不负。这种企业本性的异化程度随历史发展不断加剧,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时发展到顶峰。
资本积累完成后,企业主像饿狼吃饱了肉一样,露出几许平静和满足,并有了示爱的欲望。到了20世纪初,经济发展,产品相当丰富,人类第一次有了选择的余地。企业被选择便处于被动地位。企业要生存,企业老板们就不可能无限制的剥削,损害他人,否则损害的只是自己,客观现实迫使企业开始自我反省,重新认识企业的真实本性,并逐渐回到自己的正确位置。
到了现代社会,出现了一种一心想赚钱反而赚不到钱的奇怪现象。很多人为之不明。这就把企业的社会性和经济性提上日程。企业的立足点不同,产生的效果就迥然不同,其实企业的社会性和经济性并不矛盾,一个企业要尽心尽力的做出贡献后,社会自然对企业有相应的回报,这种回报不是简单相加的效果,而是超值的效果,所以企业的社会性和经济性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并以社会性为主,经济性为辅,经济性是社会性的延伸功能,并为社会性所制约。
二、企业文化的概说
许多人对企业文化感到模模糊糊,似是而非,感觉这也是那也是,到底怎么讲,这里对企业文化作简单介绍:
(一)企业文化的内涵和表现形式
企业文化即企业一切经营活动的思想核心理论基点,与人类行为的理念是哲学一样,企业的文化理念亦即企业的经营哲学思想,企业活动从事什么,禁止什么,什么时候做,什么时候不做,走这个方向而不走那个方向,都是有个想法的,有大想法,有小想法,一时之念长期之思,而企业一贯性活动必定是在一个长期形成的较深层的想法支配下进行的,不可能是盲目从事,即使是盲目行事也有一种文化理念支配,不要正确的文化理念就是盲目从事的文化,长期形成而深层的那个想法就是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主要有:①企业哲学②企业精神③企业目标④企业道德⑤企业风尚⑥企业民主⑦企业形象⑧企业价值观⑨企业素质⑩企业行为规范等。
(二)企业文化的功能:
1、导向功能。它指明企业的发展方向,把企业职工引导到企业所确定的企业目标上来。企业提倡什么,崇尚什么,职工的注意力必然转向什么,企业文化越强有力,越用不着巨细无遗的详 尽的规章制度。
2、提升功能。先进的文化理念可提高企业形象的美感度,增加品牌的附加值。万宝路的文化比登喜路明显高出一筹,万宝路立意于一种人格力量和一种人类审美的局面,而登喜路仅仅着眼于烟的口味,固而万宝路的形象价值是登喜路的几十倍。
3、凝聚功能。被企业员工认同的企业文化,如同一面大旗,使员工自觉簇拥其周围,并吸引后者跟入,同时对企业合作伙伴和消费者产生吸引力。
4、激励功能。崇高的文化会产生一种巨大的推力,让企业职工有盼头,有奔头,让企业外部的合作者产生合作的动力,对消费者激发其信心。
5、稳定功能。正确的文化存在着一种同化力量,对一些消极的"亚理念"起着消弱、改造的功能,从而使正确理念"一统天下",企业处于有序状态,以利平稳而有力的运行。
三、企业形象定位
企业形象是消费者和社会公众对企业,企业行为,企业的各种活动成果所给予的整体评价与一般认定。在实际操作中,企业形象设计是CI总体性工作,它是CI三大系统一致性目标和共同结晶,而企业形象定位是关于企业形象设计的前提性工作,在企业形象确定后马上就进入了企业形象定位价段。以正确的企业文化为标准,为企业总体形象在社会中谋取一个最佳位置,然后将这种企业社会形象视觉化,并通过企业行为加以具体表现塑造。所谓企业形象定位,即根据社会发展趋势,把握竞争对手实情,依照消费者需求,确定本企业独特而富于竞争力的形象,并契入社会一个最佳位置。
企业形象即社会对企业印象的总和,企业形象的分类很多,我们根据企业实情和实用出发,将欲推向社会形象从纵向角度来进行划分:
1、原形象。即企业最本质现象,或者说企业欲给大众最根本的印象是什么,就是从企业正确的本性出发,将企业真实性质传达给社会,即要告诉社会,本企业是服务社会,服务大众的亲善性企业。
2、基本形象。即社会企业最基本或一般性印象,当大众都知道企业是为自已服务的,就会产生好感和依赖感。这种好感和依赖感是一种综合性,概括性的感受,即企业给社会基本形象,基本形象是派出的原形象,原形象是基本形象的高度浓缩,二者关系密切,有时可合为一体,有时可互换
3、辅助形象。即对企业各个方面的具体印象。一个企业由许多要素组成的,一个企业形象亦是由许多方面组成的。如技术形象、销售形象和视觉形象等。技术形象又包含产品质量技术实力,人才素质等,销售形象包括价格、售点、服务、市场调查等。视觉形象有标志,名称、代表色、广告口号、广告音乐等。消费者从这些具体的细节中来感受,认识企业,久而久之形成总体企业形象。
辅助形象对基本形象和原形象的分解细说,基本形象、原形象是对辅助形象的概括和总和,从这三个层次来把握,企业的社会形象是怎样的,根据市场调查分析也就可制定相应的形象定位。
四、企业哲学思想
涉及哲学范畴,必须提出这个领域最基本的问题,或说必须明确根本的原则。市场最基本的问题是什么?是企业和顾客的关系。企业与竞争者是不是市场哲学的基本问题呢?不是,因为当有了市场需求时才有生产者,生产者开始只有一家,以后逐渐增多,当供不应求时,只有生产者没有竞争者,当供大于求时,生产者之间变成了竞争对手。不同的竞争都属于一个范畴-生产者,不同的竞争者共有一个共同的依存对象-消费者,没有消费者,所有的竞争者都随之消失。因而市场哲学的基本问题只有一个-企业和顾客的关系,对于这个哲学问题的观点,对二者认识关系的结果,就是企业的哲学思想。
哲学道理是枯燥而浅显,难的不在于认识理解,而在于承认和运用,因为顾客至上,就意味着自己是子民,那么自己的言行举止必须有规有矩,必须取悦顾客。现在都拿的是国家的钱,都是主人翁,谁比谁差,谁愿低三下四低眉颔首?"作践"自己多难受啊,于是谁都明白顾客至上的道理,但谁都不能做。可以说中国百分之百的企业都理解这个理,但理睬这个理的人不到一半,能够真正做到的又不到一半的一半,做得实在好的企业实在数不出几家。现代企业中还有种典型的表现就是主体意识中心论和客体意识中心论,对各行业对这两种意识论的运用不尽相同,对于不需要售后服务的企业,也切不可偏离客体意识中心论,因为企业抓哲学的精典就是企业和顾客的关系学,一切不承认顾客决定企业,或承认而不运用这一原理都将犯原则性、战略性错误。企业哲学我们无法说得很精彩,只有靠人做才能做得很精彩。
五、企业精神和企业口号
企业精神是企业行为实质或企业行为本质特征与企业风貌意思一致。与企业面貌、企业风尚、企业时尚有一定联系,此二者体现都是企业行为的本质特征。企业口号即体现企业精神,鼓舞员工士气的警句短语,企业精神极为相似,都是对内部员工发生作用的,一般不直接针对消费者。一个企业总有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这种精神有的是大家心中有数,有的是口头流传,有的形成文字固定下来,因为企业精神只有一种,而表达形式都是多种多样,当全体认定这种企业精神后,便形成了共同的行为特征。如有许多企业的精神是团结、求实、拼搏、创新等。这些都是企业整体行为的本质特征,当企业精神形成后,领导者认为其十分重要,以鼓舞斗志,激发士气,增强凝聚力,并将企业精神书写在公司内外醒目之处,有的要求朗诵,这种书写出来的朗朗上口的企业精神便是企业口号。因而企业精神和企业口号有时完全一样,可以合二为一。
但他们又有一定的区别。企业精神具有稳定性、内隐性,长效性等特点。即一种企业精神是在一种较长时间内形成的,一旦形成便发挥作用,消除它亦需一定时间。企业口号具有阶段性、外显性、时效性等特点,即一个口号由于是为鼓舞士气而设计的,因而根据企业所处不同时期,不同任务而提出不同口号。总之,企业口号一般是企业精神的直接体现,有时二者完全一致,有时语句不同,企业口号间接体现企业精神,企业精神是内容,企业口号是表现形式。
六、企业道德
企业道德是企业行为规范,是企业文化的重要内容。是企业价值观功能发挥的必然效果,具有积极的示范效益和强烈的感染力。
第一,职业神圣无比,懈怠就是缺德。这份职业使你能够安身立命,还能养家糊口,还改善了你生存的社会环境,乃命所依,神圣无比,不可能有任何懈怠,必须恭恭敬敬的对待职业,做得一丝不苟。如果亵渎神圣的职业,就是戏弄自己的生命,就缺乏人性,更缺乏良心了。
【关键词】时装画;人体
一、人体在时装画中的地位
时装画是目前服装设计专业所开设的专业必修课程之一,它也是整个服装设计的入门课程,是衔接时装设计师与工艺师、消费者的桥梁。时装画是以时装为表现主体,展示人体着装后的效果、气氛,并具有一定艺术性、工艺技术性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画种。
时装画表现的是服装的美感和服装在人体上穿着的预期效果,深入掌握人体、人体与服装的关系是时装画成功的基础。人体是表现时装效果的重要载体,服装是以人体为基础进行造型的,通常被人们称为“人的第二层皮肤”,服装设计要依赖人体穿着和展示才能得到完成,同时设计还要受到人体结构的限制,因此,人体是服装设计紧紧围绕的核心,这也决定了在时装画表现中人体教学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
二、从时装画的特殊性强调以人体为主线
时装画特殊性表现为主体是时装,区别与其他艺术形式。脱离这一点,便难以称之为时装画。而时装画的内容是表现或预视时装穿在人体之上的一种效果、一种精神、一种着装后的气氛。而它的中心点又围绕在人体上。两者缺一不可。
时装画还具有另一个特殊性,即工艺技术性。时装画的工艺技术性,是指作为时装设计专业基础的时装画不能摆脱以人为基础并受时装制作工艺制约的特性,即在表现过程中,需要考虑时装完成后,穿着于人体之上的时装效果和满足工艺制作的基本条件。wWW.133229.Com也就是说从事服装设计行业者必需要熟悉人体,以人体为中心进行设计。
正是由于其特殊性,因此对该课程的教学,需要以人体为主线来研究和探索。
三、人体在时装画表现中的重要性
时装画课程的教学目标是要求学生掌握服装绘画的基本技巧,培养学生对时装画的认识和兴趣,旨在提高学生的时装绘画能力。按照教学内容和基本要求可分为时装画概述、时装画人体、时装画法、时装画的艺术表现、时装画与鉴赏五个章节。那么其中服装画人体这一章节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只有将服装人体的基础牢固后才能更好地延伸其相关内容。
服装画人体这一章节主要掌握以下四个方面:一、人体结构;二、人体比例;三、重心平衡;四、从人体到着衣的画法、脸部结构的画法,四肢结构与表现。其中人体结构主要可分为躯干(包括头、颈、胸腔、盆腔、腰)、四肢、手脚、五官及发型等部位。我们将人体大形归纳成我们熟悉的形状便与掌握和记忆:1、头——蛋形2、颈——圆柱体3、肩胛——楔形4、肋骨骨架——梯形盒状体5、肘部——球形关节6、上臂——圆柱体7、骨盆——梯形盒状体8、前臂——圆锥体9、大腿——圆锥体10、手——菱形11、小腿——圆锥体12、脚——锥形。其中躯干和四肢的表现是人体中最主要的部分,因为服装主要依附其上进行表现,但不能因此忽略手脚和五官的描绘。时装画初学者往往受到一些时装画大师作品的影响,例如一些国外大师的作品中对五官和手脚的描绘少或者省略。于是就加以模仿,刻意省略。在这里需指出,时装画大师是具有相当牢固的基础后形成自身的绘画风格,擅长于省略或概括,并不是说手脚和五官的表现不需要或不重要。只有在牢固掌握人体各个部位基本表现手法的基础上进行简略,才能表现出纯熟高雅的风格,反之则只会弄巧成拙。
人体中手脚、五官及发型等的表示不仅不能忽视,有时候还应该作为主要设计因素表现。服装设计这一专业不仅包括服装的设计,还有服装配饰设计及整体造型设计等局部细节设计,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才能完整表现整体的设计。在表现时装设计效果图时,不仅要表现服装这一主要元素,而且还有脚饰(鞋、袜等)、手饰(戒指、手链、彩绘等)、妆饰(同服饰相协调的妆型)、发饰(头花、帽子、发型等)等辅助元素,将主要元素和辅助元素完美的结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时装设计表现。从这点来讲,时装画中人体的表现具有重要意义,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注意认真讲解。
参考文献
[1](美)billthames著,白湘文、赵惠群编译.美国时装画技法.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1
[2](美国)史蒂文·斯堤贝尔曼著,余玉霞译.美国经典时装画技法(提高篇).中国纺织出版社,2003;
[3]庞绮.时装画教程.江西美术出版社,2007;
鲜花在园林中的配置不能产生色彩不协调,即要考虑选择适合的鲜花色彩形态来衬托园林周围环境、地理位置、场景氛围等要素,如果选择不当就易给人以整体不协调的色彩视觉感受,无法体会园林所要表达的主题。鲜花与园林在色彩上,还要讲求对比色彩搭配,以呈现新鲜跳跃的动态效果[1]。
2基于季相相宜的关系
城市园林在整体上往往随四季变化而作出相应的调整,鲜花也就要与园林季相变化相适宜,力争月月有鲜花应景。比如在春季,鲜花就要与园林整体色态合理搭配,体现出春意盎然,万物复苏的环境效果;在夏季,城市园林主要是给人以阴凉浓郁的感受,这时鲜花的选取就应该偏于喜阴类。处理好鲜花与园林的季相关系,可以激发人们对美好的向往与生命的思考。
3鲜花在城市园林绿化中的应用
3.1花坛的应用
在城市园林绿化中,花坛一般设置地点是广场中央或出入口、道路两侧或中央、建筑物出入口等,因为这些地方是人群进出、聚集的重要位置,能够更好地起到花坛的园林效果。通常花坛都会选用植株低矮、花期集中、株丛紧密、花色艳丽的鲜花进行布置,主要是为了突出花坛色彩鲜艳、轮廓整齐的作用。花坛类型较多,主要是根据使用鲜花种类不同而分类,常见的有草花花坛、混合花坛、灌木花坛等。布置花坛的鲜花材料主要以1~2年生鲜花为主,如万寿菊、三色堇等。
3.2花丛、花群的应用
这类鲜花应用,主要是体现园林景观的自然随和性。将自然风景中野生鲜花散生于草坪山坡的景观借用于园林造景之中。通常布置于开阔的草坪周围,在林缘、树丛、树群与草坪之间起联系和过渡作用[2]。花丛、花群的适用范围较广,还可以布置在自然曲线型道路的转折点,从而产生移步换景的作用,对小型院落、小园路等也能起到良好的点缀效果。布置花丛及花群的鲜花材料主要以1~2年生鲜花或者球根、宿根鲜花,如、仙客来、唐菖蒲等。
3.3水体景观的应用
城市园林绿化,不仅包括陆地鲜花造景,还需要一定的水体景观,如水池、湖面就需要鲜花进行点缀,体现自然美态。随着园林技术工艺的进步,水体景观形式也逐渐多种多样,出现了创造涧、跌水、瀑布等水景,进一步丰富了鲜花在其中的应用,通过对不同水生鲜花的布置,营造成一个个水景园、沼泽园。布置水景的水生鲜花主要有荷花、睡莲、浮萍、千屈菜等。
4结语
在我们电视界,电视传播以画面为主的观念贯穿于80年代,而且一直影响到90年代。“画面为主论”是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它源于情节性电影观念。电影艺术大师伊文思说过,“画面是电影的主体,解说词只是加强画面效果”。[1]伊文思这句话,不仅对中国电影学术界,而且对中国电视学术界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它是电视“画面崇拜”的理论依据。“一幅画就是一个完整的传播”,这一称颂画面魅力的名言,成为电视“画面崇拜”的旗帜。1991年初,当时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的洪民生在第三次全国电视音乐交流会上的讲话重申了电视传播“以画面为主,声音加以配合”的观点,[2]电视“以画面为主论”有了官方的权威的定论。
电视“以画面为主论”,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北京广播学院教授朱光烈1990年《对一个定论的异议——电视传播中语言与画面功能的比较研究》,[3]提出电视传播是以语言为主的,1991年中央电视台在舟山召开声画关系研讨会,对朱光烈的观点进行了激烈的批评。1991年,林杰谋发表《厚此薄彼的比较方法不可取——与朱光烈同志商榷》一文,批评朱光烈“厚此薄彼”、“厚语言”、“薄画面”。此后,“主画论”者和“主声论”者各执一端,时有争论。主流电视学术界也以“声画结合”论取代了“画面为主”论。
1997年8月,暨南大学教授黄匡宇《电视新闻:用语言叙述、用画面证实》(载《现代传播1997年4期),该文的核心观点是“电视新闻语言符号的双主体构成”,不料却引起“声画结合”论者的反驳。1998年4月,《现代传播》第2期发表马莉的《电视声画不再分离——兼与黄匡宇先生商榷》、杨竞的《略论电视新闻中的声画同构》,以“声画结合”观点驳斥黄匡宇的双主体论。1999年,朱光烈在《现代传播》上发表长篇论文《“声画结合”论批判》,从12个方面向“声画结合”论开火,提出“语言是构成电视传播的基础”,“声画结合论不具有普遍意义,不具有理论品格”。2000年1期的《南方电视学刊》刊出凌燕的文章《强化画面意识,实现声画的最优化结合——兼与朱光烈、黄匡宇先生商榷》一文,也以“声画结合”作出回应。
电视声画关系引发的争论,其实是两种电视观念的碰撞,争论的双方各执一端,多陈其理。其中也有“调和论”、“声画结合”即“主画论”者意识到画面的缺陷后推出的调和论,“双主体论”也是“主声论”者推出的调和论。但这两种调和论都未跳出“以谁为主”的思维框架,似乎都不能令争论双方信服,反而引发对方更为激烈的批评,这其中原因到底何在?
应该说,电视声画关系的争论,推动了电视学术研究的进展。“主画论”和“主声论”者都有充分的理由证明自己的观点,反驳对方的观点。电视界长期以来存在重画面、轻声音、重视觉元素、轻听觉元素的现象,“主声论”者对“主画论”的诘难,打破了这种平衡,却不能解释引发争论的原因。
电视声画关系的争论,说到底是电视叙事艺术符号系统内在机制造成的。从系统论的视点看,电视叙事符号系统本质上是一个自组织系统,它以自身的内部矛盾为依据,通过与外部环境的适当交流而自发地为自己开辟道路。这就是电视叙事符号系统的内在机制,它在形式上表现为互斥、互补和整合。它调节电视叙事符号系统的内部矛盾和发展运动,随着时代的衍变,打破元初的和谐,使之经过重新建构,达到新的平衡,沿着“有序——无序——新的有序”的历程前进。
电视是一门晚近诞生的新兴艺术,它同其他艺术形式相比,是地地道道的晚辈,显得年轻而稚嫩。电视在构建自己的符号体系过程中,有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那就是无论是画面系统还是声音系统,都从其他艺术形式汲取了养料,甚至可以说是从其他艺术形式脱胎而来。它难以割断同其他艺术形式的联系。
有一个不容忽视实际情况是,早期的电视人要么是广播界人士,要么是电影界人士,在构建电视符号系统过程中,大家一开始就注意到了电视与广播的区别,“听广播”、“看电视”,便是这种区别的最直观的显现。广播只能诉诸人们的听觉,而电视不仅诉诸人们的听觉,更重要的是诉诸人们的视觉。看到了这一区别,人们理所当然地作出判断:广播主要依靠有声语言,而电视主要依靠画面语言。人们致力于电视画面符号的研究在情理之中,而电视画面系统的构建完全建立在电影画面的基础上,因为电视同电影区分的只能是物质手段、成像原理、镜头运用的不同而并无本体上的符号的质的区别,它所运用的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同电影完全相同。人们以电影画面模式来研究电视,认为屏幕上存在没有声音的画面,却不可能存在不见画面的声音,由此推出“无声的画面,仍然可以成为电视艺术作品,而无画面的声音,则根本与电视绝缘”,“没有了画面,就没有了电视”[4]的结论。这是典型的“主画论”。“主画论”在电视符号系统建立之初以及之后较长的时间,居于主导地位,使得电视符号系统成为一个稳态系统。
由于“主画论”的盛行,电视界较长时期重画面、轻声音,重视觉元素,轻听觉元素。结果是:纪实性的电视艺术作品没有同期声,没有真实的环境音响和真人的原腔原调;电视剧几乎都是后期配音,对口型、补台词。重者,口型对不上;轻者,体型对不上、气质对不上、情感对不上、气氛对不上,百片同调,多剧同腔,移花接木。更有甚者,有人试图以画面取代声音甚至文字语言的功能,美国人施瓦兹尼就曾说,“电视使得人类社会进入脱离文字的时代”,“主画论”走向了“画面崇拜”,暴露出许多问题。
然而,电视符号系统一经建立,便具有了系统的内在机制,电视声音系统的功能画面无论如何取代不了。电视声音系统在电视画面系统侵入自己的功能时,其内在机制便会自发地摄取负熵、排除正熵,以维持系统内部的稳定有序状态。这一维持的机制就是前文提及的“互斥机制”,就是说,电视声音系统与画面系统彼此之间互相对立、相互排斥、互相斗争。这种“互斥”的内在机制在系统外的表现就是“主声论”的崛起。
电视声音符号系统的构建一方面移植了广播艺术声音,另一方面亦受到电影声音的渗透,其运用的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同广播和电影并无二致。在电视符号系统构建之初,因有广播艺术声音的完整移植,电视声音系统处在有序状态,其互斥的内在机制并未发挥作用。国内电视学术界普遍认为“电视是广播的延伸”,“广播电视”经常并举,可见电视声音系统对广播声音系统的完整移植。然而,当电视画面系统功能不断地侵入声音系统,产生较大范围的互切边缘区域后,电视声音系统的互斥机制便产生了作用,具体表现就是以朱光烈为代表的“主声论”者向“主画论”发起诘难。声画关系的论争,打破了元初的和谐,直接将电视叙事符号系统导入一种无序状态。
必须看到,电视叙事符号系统中声音和画面的互斥性,仅仅是其内在机制的一个方面,也不是电视声画关系的实质。声音和画面同属电视叙事符号的两大系统,其相互之间的对立、排斥是电视符号系统内部的矛盾斗争。“主画论”和“主声论”都同样从“以谁为主”的问题出发,具有片面强调某一方面的偏差,将电视符号系统中声音和画面的互斥机制给予过度强化。电视叙事声画两大系统的关系的根本出发点是如何配置并发挥电视的声画功能,而不是“以谁为主”,突出或者削弱声音或画面的功能,因此,声音和画面关系的实质,不是声画的互相排斥,而是声画的互相补充。电视叙事符号系统的都存在这种互补的机制。
按照系统论的观点,我们把电视符号系统看作是一个恒久不息、变化前进的开放系统,“开放系统被定义为这样一种系统:它通过输入和输出组建和破坏自身物质成分的行为,同环境不断地进行物质交换。”[5]电视声音和画面系统正是通过与外部环境(指其他艺术形式或声画之间)的物质交流,保持自身的结构,并取得进一步发展的。这种交流的机制,就是互补机制,它指电视声音和画面对外部环境之间同时共存,互相联系,互相补充,各以对方为依存条件,一旦丧失了对方就丧失了自身。
电视叙事声音和画面的互补机制取决于它们各自承担着的不同的电视的功能,它们各自承担的功能的融合才构成电视叙事的符号系统。电视画面和声音各自功能的负载并不意味着它们处于封闭状态,恰恰相反,这两大系统都处于开放状态。一方面,电视声音和画面各自都从相邻艺术和相关范围汲取营养。从认识论的角度看,电视声音和画面符号的构建,独立品格的形成是一个过程,是从较低水平的有序向较高水平的有序上升的流转不息、生气勃勃的过程。在这两种有序状态之间,电视声音和画面以其互补机制,通过与外部环境(其他艺术形式)的交叉与联系,刺激与反应、“同化”与“顺应”,打破旧的有序,导问新的无序状态。这是电视声音和画面互补机制表现出来的独具特征的形式。电视叙事艺术晚出,电视画面从电影画面汲取营养,电视声音从广播声音延伸,形成一种元初的有序。随着互补机制的形成,电视声音和画面均需脱离母体,进而建构自己的独立品格。因而,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人们致力于电视声画两大符号系统的构建,努力寻电视艺术的“个性”,终于为自己争得“第九艺术”的地位。
电视艺术地位一经确立,其互补机制便日益强化。电视不断地同其他艺术形式交流,从而打破元初的和谐,导向新的无序状态。在90年代以后,许多艺术形式与电视联姻,交叉渗透,电视诗歌、电视散文、电视小品、电视舞蹈、电视音乐,等等,莫不反映出电视互补机制的强大作用。正是这种交叉与联系,使得电视声音和画面两大系统内部发生不平衡状态,尽管其互斥机制可以排除正熵以维持有序,但交叉与联系的广泛使得电视声画外部环境的干扰加强,正熵激增,元初的和谐被打破,电视声画走向了新的无序状态。
另一方面,电视不同于其他艺术形式(除电影外)大多的一种符号体系作为要素,电视以声音和画面两大体系构成其符号系统。声音和画面在与外部环境交流的同时,互相之间亦不断地进行交流,这种交流是以声画各自负载的功能为交换内容的。交流的结果便是声音和画面在功能上产生了互切形式,出现了中间环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过:“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过渡。”中间环节的产生并非互相排斥而是相互交流的结果。因此,电视声音和画面的交流应该是一种互补关系,而非对立关系。这是声音和画面关系的实质。
无论是“主画论”还是“主声论”,看到的都是电视声音和画面内部的互斥机制,强调的都是声音和画面的互相对立,互相排斥和互相矛盾斗争,以为强化某一方面的叙事功能,必然削弱另一方面的叙事功能,这其实都是片面思维的结果。电视声音和画面各自负载了不同的电视叙事功能,声画之间除了相互对立、排斥之外,其本质的关系是互补关系。电视声音和画面的交流,使其功能上产生了互切形式,出现了中间环节。这个中间环节,既非声音在功能上取代了画面,也非画面在功能上取代了声音,而是声音和画面都可以负载或共同负载了某方面的电视功能。就是说,电视声音或画面某一方在某一方面功能的强化,并不能削弱另一方在这方面的功能,而是在这方面出现了边缘区域。由于电视声画互补机制的作用,电视声音和画面不断地与外部环境交流的同时,互相之间亦不断地进行物质交换,这就出现了两种相切的边缘区域:一是电视艺术与其他艺术形式相切的边缘区域,二是电视声音和画面功能上的相切的边缘区域。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电视的互补机制日益强化,这种边缘区域必然走向扩展。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任何试图扭转这一趋势的努力都是白费功夫。实际上,“主声论”和“主画论”的努力都是这种努力,双方都试图准确界定以至强化声音或画面的功能,忽视了声画功能互切的边缘区域扩展的趋势。
在电视声画功能互切的边缘区域扩展面前,发挥作用的应是电视声画的内在的整合机制。从系统论动态原则看,由于电视声画的互补机制的作用,引起了声画内部的变化,发生了不平衡状态,这时就有新的行为,将无序导向新的有序,建立新的平衡,同时又向着比受到干扰以前更加稳定的平衡前进。这就是电视声画的整合机制,即对电视声音和画面的基本属性、基本功能和审美观念的调整和规范。电视声画的内在机制并不允许“边缘”区域的无限扩大,因为“艺术越接近到它的或一界限,就会渐次地消失它的一些本质,而获得界限线那边东西的本质”。[6]这时候,电视声画的整合机制就会自我调节,在旧有本质的基础上,整合相切时产生的特质,从而建立起新的本质,完成更高形态的本体建设。实际上,在电视声画关系争论的同时,这种整合就已经发生,“声画结合”、“声画同构”就是这种整合的表现。或许,“声画结合”、“声画同构”如朱光烈、黄匡宇先生指出的那样,还存在很多理论上的问题和缺陷,但是对电视声画关系的整台却是电视声画内在机制的要求。
笔者认为:对电视声画关系的整合,不仅涉及电视传播的基础,而且涉及电视的本质。我们以叙事理论审视电视声音和画面,并综合争鸣各方的观点,提出以“声画一体”对电视声画关系进行整合。电视声画关系整合表述为:电视传播的声画关系是以语言为基础,以叙事为本质,主要通过声音叙述和表现、画面描写与再现,声画功能互补的声画一体的关系。
首先,电视传播以语言为基础。语言是以“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的资格被归入现象之列的,语言的交际功能显而易见。每一个人都可以体会到在他和其他社会成员接触时,他都要运用语言进行交际,哪怕是极其简单的所谓“寒喧”,也要运用语言来进行。正因为这个缘故,只要有社会生活的存在,只要有人们之间的接触,就要有语言。从人类社会产生的第一天起,就有语言。人类创造了语言,以语言来进行思维和交流。语言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标志。在生命的诞生与终结这一点上,人同其他动物没有区别。然而,人却因其精神的存在可以不死,精神的不死在于语言符号。人肉体消失了,但其精神却被语言符号锁定并流传下来。人类创造了巨大的文明,这个文明离不开语言符号。语言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如朱先烈先生分析的那样,文明社会人的交流,他们的经济、文化、军事、教育、科学等一切社会活动和社会发展,都是借重于语言进行的,文化、教育、科学都是用语言构成的,人类的一切传播都是建立在语言的基础之上的,电视也不例外。语言不仅是电视传播的基础,也是画面解读和阐释的基础。
其次,电视传播以叙事为本质。电视的本质是什么?张锦力在《解密中国电视》中否定了对电视本质从电视定义方面作出的理解,认为“电视的第一本质是对新闻的传播,而不是什么第九艺术,也不是什么画面纪录”。以新闻传媒作为电视的本质,笔者不能苟同。从传播学观点看,电视是视听合一的媒介,视听兼备决定了电视具有极强的形象感、现场感和过程感,由于是电子媒介,电视时效性强,保存性、选择性差,这些是电视传播的特点。认为电视传播的本质是新闻,仅仅看到了电视传播时效强的特点,试图以一个方面的特点概括本质,显然是片面的。仅符号学的观点看,电视声音和画面分别包含了电视传播的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两大系统。符号的基本特征是它的指代性,符号总是代替某一事物,它承载一定的内容(概念、意义),是传播活动的基本要素。符号的基本属性是指代性、社会共有性和发展性。从电视承载的符号看,怎么也难以得出电视传播的本质是新闻的结论。
那么,电视传播的本质是什么?我们从其功能切入看看会得出什么结论。电视属大众传播,查尔斯·莱特认为,大众传播的功能共有四个:监视环境、舆论引导、传承文化、娱乐。胡正荣据此概括为:传播信息、引导舆论、教育大众、提供娱乐。[7]功能决定了电视节目的编排。在大多数的电视节目里,浸透的是叙述。那些电视剧、供电视播放的影片、动作系列片、卡通片、新闻、纪录片等等,都是叙述性文本;那些供消遣娱乐却有着描述、教育或论证之类目的的其他电视节目也往往以叙述作为达到目的一种手段。“惟一的一种贯穿始终都避免叙述的电视节目是那种依自身的交替规则结构十分明显的节目:例如游戏节目,体育锻炼节目、记者招待会、访谈节目、音乐节目、体育竞赛等。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叙述也在悄悄发挥作用。比如说,一场足球比赛就可以看成是一个队胜利和另一个队失败的故事,可由体育竞赛播音员来叙述”。[8]因此,叙述不仅是电视中起主导作用的文本类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叙述结构就像是一座大门或一个栅栏,即使是非叙述性电视节目也必须穿其而过。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是由叙事话语规则构成的世界。由此,我们自然得出电视的本质是叙事。
第三,电视主要通过声音叙述表现、画面描写再现。语言基本上是一个听觉系统,语言的模式是一种时间中的系列运动。在运动中,语言符号主要由声音负载。电视声音是一个时间流程,它在时间中运动,是历时性的。叙述是一个过程,是线性的、流动的,也是历时性的,是时间的艺术。这与电视声音的特质是相同的。因此,电视声音主要承担了电视的叙述表现功能,电视亦主要通过声音(语言)叙述表现。当然,电视并不完全依赖声音叙述表现,画面也可以叙述表现,声音亦并不只是承担叙述表现的功能,它也可以描写再现。
电视画面负载了非语言系统的全部具象性符号。它以流动、动态的空间,通过横向的展示,主要承担电视的描写再现功能。再现是描写性的,共时性的,这与电视画面的特质相一致,因此电视画面主要承担了描写再现功能。电视并非仅仅通过画面描写再现,声音也可以描写再现。画面的叙述和声音的再现就是电视声画互切的边缘区域。
第四,电视声画一体,交相扶持。在视听兼备、有声有形的电视叙事艺术中,画面赋予声音以形态、神韵,声音则回报画面以生命、现实感和生活气息。在电视叙事文本中,声音(语言)历时性地提供事件、人物和背景,画面则共时性地展示这一事件、人物和背景。声音和画面,如骨肉难分,相辅相成,交相扶持,相得益彰,一损俱损,一荣皆荣。因此,我们说电视是声画一体的时空复合艺术。
笔者认为:非要在电视声音和画面中分出以谁为主,无异于非要在人之手足中分出以谁为主。声音和画面各自承担着电视的功能,它们的功能之间可以交叉,但不可能互相替代。强调声画一体,其实就是要充分发挥声音和画面的功能,声画交替扶持,互相补充。有的论者将声画两张皮现象归咎于“声画结合”,“声画同构”,是不够准确的。声画两张皮现象是强调声画互斥机制造成的,无论是以声音为主还是以画面为主,都无法解决两张皮现象,而声画一体,为声音和画面共同完成叙事任务提供了理论支持,更能解决声画两张皮问题。
收稿日期:2001-06-18
【参考文献】
[1]朱光烈.“声画结合”论批判[J].现代传播,1999,(5).
[2]洪民生.繁荣电视音乐,为屏幕增光彩[J].电视研究,1991,(3).
[3]广播电视业务[M].电视业务,1990,(1).
[4]高鑫.电视艺术学[J].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5]贝特朗菲.开放系统模型[J].哲学译丛,1983,(2).
[6]剔林斯基.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M].